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共每逢困境打印度
程晓农 今年5月以来，中印之间打破了长达58年的和平状态，再度爆发冲突。如果回溯历史，会发现一个似乎并非偶然的巧合，那就是，中共每逢对外关系紧张和对内经济社会政策失败，就可能与比较弱的邻国爆发冲突，而这个被选择来打击的邻国，两次都是印度。当年毛泽东创造出一套困难处境下中共的基本战略，即“越是犯错越淡定，转移战线求出路”，现在再次看到了这一战略的运用。然而，中共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并没有成果，这次恐怕仍旧如此。 一、两次崛起、两次困境 最近爆发的中印边界冲突，如果就事论事看，似乎只不过是长期以来两国边界纠纷的自然延续。但是，中印边界处于未定状态，已经近百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双方只发生过两次冲突，一次是1962年，一次就是现在；而在这两次冲突之间的58年里，双方曾经维持了近乎一个甲子的和平。既然长达一甲子的和平能够维持，为什么冲突又不可避免？或许，答案就在时间点上。然而，日历上的年份数字，本身什么也说明不了，倒是这两个特定年份的时代背景才能说明原因。 发生中印冲突的两个年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中共遇到前所未有的国内国际困境，而这样的困境又是中共的“崛起”方针的必然产物。1962年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赶超英美和苏联之后彻底失败的时刻；2020年也是中共提出崛起方针、要超越美国后，因美国的反制而陷入内外交困的年份。 这两次崛起的共同特点是，为了实现当局的国际野心，不择手段地推行破坏经济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攻击型政策，最后导致国内经济严重滑坡，同时友邦翻脸，因此陷入内外困境。“大跃进”是试图用农村共产化来加快农业增产，结果导致农业崩盘，饿死数千万农民；而毛泽东1958年发动金门炮战，甚至要求苏联参加由此可能引发的与美国的核大战，这种疯狂的政策导致苏联结束了与中共的蜜月，终止了对华技术援助，中苏、中美关系同时恶化。当下的国内经济困境的根源要追溯到胡温时代，那时开始的营造房地产泡沫方针把中国经济引进了死胡同，因此而积累的问题最近几年陆续显现，经济滑坡成了“新常态”；而超越美国的崛起战略也是从胡温时代开始的，为了崛起，开始了对美国的大规模技术机密盗窃活动，加上长期的巨额对美贸易顺差，以及公然违反国际海洋法、强行在南海的公海海域建造人造岛，试图建成威胁美国的中共核导弹潜艇的“深海堡垒”，川普当局面对中共的种种威胁，采取了反制措施，令中共经济加速下滑，而新冠疫情更是严重恶化了中美关系。 二、越是犯错越淡定，转移战线求出路 如果这种陷入内外困境的情况发生在民主国家，大概率会出现倒阁和追责。但是，在共产党国家，当局从来不会坦诚认错。这样的国家如果处于领袖个人独裁的状况下，处于困境的领袖需要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用对外冲突来唤起民族主义，同时向党内展示他对军队强有力的控制能力，防止潜在的内部挑战者蠢蠢欲动。 当年毛泽东创造出一套困难处境下中共的基本战略，即“越是犯错越淡定，转移战线求出路”。这个所谓的淡定，就是绝不认错；所谓的求出路，就是在内政和对外关系上开辟新的战线，发动新的斗争，于是，就有邻国要倒楣了。这个邻国不能是小国，否则胜之不武，产生不了足够的民族主义煽动力；而中国的周边邻国中，唯一的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就是印度，双方有长期未决的边界问题。于是，制造摩擦，打击印度，就成了中共的选择。但是，中共也有个底线，需要制造冲突，但不宜深入印度内地、侵占其领土，那将造成更严重的国际孤立，就偷鸡不成蚀把米了；也就是说，与印度的冲突，不求夺地赔款，只要能在国内达到转移视线的效果就好。 中印边界长期未经双方勘定，只是画在1英寸等于8英里的地图上；换句话说，这个图上国界线不是以河流或山谷为自然的地理界限区分的，图上的虚线没有精确的经纬度坐标，无法落实到地面上，更谈不上据此竖立界标。因此，实际的边界状况是，双方都有自己的实际控制区，而两边实际控制区之间是双方都不占领的缓冲区。只要有一方在缓冲区做出一些动作，比方设置一些工事或碉堡，就会引发双方摩擦；这时候，只要有一方想动手，冲突马上就会爆发。1962年的中印战争既是如此，今年的中印冲突又是如此。 两次中印冲突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中方利用未决边界的现状，设法制造摩擦；然后调兵遣将，设计冲突方案，突然袭击；之后缩小事态，回到边界原状或适当后撤，恢复和平。每一次冲突，中共为了取得军事上的主动，都是预作准备，突然攻击。下面就来回顾一下这两次冲突的特点。 三、1962年中印战争的胜与败 1962年冬季爆发了中共发动的中印战争。那年的10月20日中共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发起进攻，印军战败；11月16日中共军队又在边界线东段和西段用长途奔袭的战法，对印度驻军实行大包抄，再次歼灭大量印军。军事上中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外交上则面临很大的失败。世界上西方国家、共产党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里，有50个国家公开支持印度；另外还有一大批国家，如埃及、伊拉克、锡兰、尼泊尔、蒙古、阿富汗、柬埔寨等国，虽然保持中立，但进行调和时偏向印度；而公开表态支持或同情中国的国家不多，只剩越南、朝鲜和巴基斯坦，它们各有自己的原因或迫不得已。最主要的是，美、苏两国都坚决支持印度，为其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包括大型运输机、战斗机和直升机。由于中共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而印军获得美、苏提供的大量现代装备后反而实力增强，中共军队再打下去可能就要吃大亏了，所以毛泽东下令全线撤军，放弃了部分进攻前的控制区。 据维基百科介绍，当时在印度的澳大利亚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此人倾向于中共）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这样评论，“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而中共的军旅作家金辉在长篇日记《西藏墨脱的诱惑》中对那段历史作了这样的结论，“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近30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而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 四、2020年的中印冲突 历史从来是现实的镜子，今年冲突再次爆发，冲突地区在中印边界西段靠近尼泊尔的地方。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高海拔、极寒地区，气候恶劣，地形险峻，交通不便，双方都没有居民，也没有可以争夺的资源。过去，边境巡逻人员常在缓冲区面对面地展开横幅，表达各自的边界主张，然后各自走开。近年来印度每年记录了数百次中方跨越实际控制线的事件，中方甚至跨入印方实际控制线地段，安营扎寨，然后对峙数周；不过，这些对峙都没造成人员死亡，也没有斗殴和敌意。 最近，印度巡逻兵在缓冲区里发现中共军队建造的一些建筑物，当印军试图摧毁这些建筑物时，遭到中国巡逻兵的攻击。由于中印双方有非武装协议，即双方为了避免军事冲突，都不携带武器，于是双方军队的冲突就成了徒手打架。5月底的双方冲突中，中共军队打伤72名印军，俘获5人；能一次打伤差不多一个连的印军，可见中共军队出动的兵力可能多达数百人。6月15日晚间再度爆发冲突，持续了数小时，由于中方使用带铁蒺藜的大棒，而徒手的印度官兵措手不及，印军上百人被打中而坠落山下，结果因地形险峻难以及时抢救，至少20人在高寒低温下受伤死亡。 从事先调动优势兵力、准备好攻击型冷兵器这一点来看，今年的中印冲突又是中共有预谋的先发制人、突然袭击。军人不接到命令，不能主动发起大规模攻击；可以说，中共军队这次突然袭击的背后有政府的挑衅型决策，政府想制造摩擦，军人就奉命行事。目前双方暂时脱离冲突现场，但各自都向前线调集大量兵力和重装备。今后局势如何，尚待观察。 前几天连中共官媒都承认，“此次的中印冲突事件前线的技术脱离问题并不难以解决，中印之间有成熟的机制来管控分歧，这也是双方在过去数十年的不间断冲突中未发生死亡案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中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所产生的心理优势依然根深柢固”。中共故意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意图跃然纸上。 五、中共会再次“胜利”？ 中共现在为什么要再度挑起中印边界冲突？其深层原因上面已经分析过；而直接原因可能是，中共在美中冷战开始后感到在国际社会处处受制，其中包括印度拒绝与中共合作，给中共摆脱美国经济压力的尝试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中共就想敲打一下印度，逼印度听话。过去一年多以来，印度拒绝参加日本牵头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又拒不加入中共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简称RCEP）”，印度对中共的不顺从令中共牙痒痒，于是就发生了这次冲突。 这次冲突与1962年的中印战争相比，规模和严重程度小得多，双方还没动用枪炮。但是，其国际影响与1962年相似，中共在这次冲突中同样面临外交上的孤立，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公开就此事件表态支持中共。但是，如今的国际局势已经与1962年大相径庭。首先，联合国已逐渐被反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把持，联合国不但成为中共的舞台，而且成了美国的对头。所以，联合国再也不能主持国际正义，当然也不再是这次中印冲突的有效仲裁者。其次，中共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通过经济利益的诱惑，拉拢了不少国家，因此，中共也不惧怕因此次小规模冲突可能出现新的国际制裁。 而印度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也今非昔比了，仅凭它自己的力量，没有国际声援，也照样可以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反击中共。据德国之声分析，此次边境冲突后，印度将迅速转变外交和经济政策，反制中国。主要可能采用以下方式：1. 拒绝华为5G。2. 抵制中国产品，全印度商人联合会（CAIT）全国秘书马哈将（Ashwani Mahajan）表示，由七千万印度商人组成的全印度商人联合会已决定在全国加强反对抵制中国商品的运动。3. 继续施压中国调查疫情源头。4. 抱团对抗中国。《南华早报》提到，新德里现在可能会考虑调整地缘政治关系；近日与中国的冲突可能会促使印度接受美国的游说，进一步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遏制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和军事活动。5. 扩大国际参与，选任专家进入国际组织，在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中积极参与、争取话语权。6. 增加军力。 中共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没有成果，这次恐怕仍旧如此。 （原载大纪元，2020年06月22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6/21/n1220252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无处不在的“美国乡镇精神” ——漫谈美国的“民治”（上）
何清涟 “要感受美国的美丽富饶，得去那辽阔的乡村；要知道中国的贫困绝望，应该去看中国的农村。” ——本文题记 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中，最让人揪心的是延续了十多年的乡村悲歌：“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落”，无论东西南北中的农村，有几个特点是共同的，村霸横行、黑社会当道；污染严重，垃圾围村；无所事事者日渐增多，聚众赌博成了乡村主要生活模式；道德沦丧，教育等公共事业瘫痪。由于痛感到乡村正在崩坏，以至于“社会各界呼唤重建乡绅制度”，即呼唤回到被中共消灭的乡村自治模式。 托克维尔盛赞的“美国乡镇精神”，指的就是美国的民治。我居住的地方，是一个风景美丽、安祥宁静有序的美国乡镇。考虑到国内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介绍，疏忽的恰好是托克维尔最看重“民治”，因此，我想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中国人从细微处了解美国的自治。 美式民主的精魂：民治 1863年11月，在美国总统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有一段经典名言，其英文原文是：（The government）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will never die），这话被译成中文，是（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不会凋零），最后被提炼成“民有、民治、民享”，虽然远不如英文表述精炼深刻，但是也还算传神。 从政府制度方面来介绍美国政治制度，比如选举制度、三权分立、司法制度、新闻及言论自由的书被译成中文的有不少，但从自治这个角度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根基的书，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著作能够超越两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 与其他论者所不同的是，托克维尔没有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考察民主，而是深入到社会关系、人的思想感情和民情等构成的社会状况来考察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在美国的良性发展依托于一系列自然、政治和社会条件。包括：美国的自然环境、法治和民情。但三因素相比较，最重要的是民情。因为纵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持一个政体。而且民情还能减缓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自托克维尔这本名著问世之后，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政治也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有一点依然未变，即托克维尔赞美有加的“美国的乡镇精神”依然在承托着这个世界超级强国。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只要不将自己封闭在china town（唐人街）里，都会感受到美国“遍地社区”，无数个美丽的乡镇与社区，分布在美国广袤的国土上。只要愿意深入社区生活，都能感受到美国乡镇是一个自由而强大的集体。所有的镇、县都建立在同一原则上：每个人都是和自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最好裁决者，并且是满足自身需求的最合适人选。他们是乡镇（社区）的成员，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有密切关系，义务的履行与权利的行使都同样重要。 这不是高深的民主理论，而是一种民主的践履。我亲身参与过几次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就是美国人对《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践行。但我知道，参与讨论的美国（包括移民），其实大都没有读过那本长达数百页的书，与其说他们是在践行那本书的规则，不如说是那本书的作者将美国乡镇自治的经验及从这一起点出发的各种议事规则加以总结细化，汇集成书。 小镇居民如何拒绝了一所车站 每当我开车路经本镇一个宁静美丽的老人社区，就想起这块地曾经可能遭遇的命运：如果不是本镇居民就自身利益采取集体行动并做出裁决，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嘈杂的货运车站。 我所居住的镇有一块公用荒地，被一家货运企业看中，想在那里建个货运车站。镇政府认为这可以拉抬本镇经济，提高就业率，充实镇财政，于是强调这些好处，希望本镇居民赞成。但建车站必然要修轻轨，铁路沿路经过的几个小区与车站所在小区的居民必然受到噪音影响。于是一些居民开始了解情况，互相串连，交流看法，最后形成一致意见，不同意建车站。中国人看了也许奇怪，区区几位居民，难道就可以让镇政府罢手？这是美国法律赋予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力，20世纪中期，美国人也曾为污染问题深为苦恼，但他们不是坐等政府对此负责，富有自治传统的美国公民开始推动环保的公众参与，在公众压力下，美国于1946年出台《联邦行政程序法》，当事人参与听证制度成为这部法律的核心部分，为后来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奠定了基础。 过了几年，镇政府又提出车站方案，原来的反对者中坚人士当中有好几位已经搬迁，力量需要重新聚集。于是，当年的参与者在Local News（地方小报）上发布消息，标题是《乌云又在我们头顶聚集》，细述此事来龙去脉，号召本镇居民再次集结力量，反对镇政府的决定。经过网上讨论与一次聚会，大家发现，只要那块地空着，镇政府就会时常“惦记”这块地。大家决定讨论如何更好地使用那块荒地，既能让镇政府有一笔财政收入，又能一劳永逸地让车站这块乌云散去。于是关心这件事的行动者再次在Local News发布消息，并特别说明，虽然受影响的只是几个社区与轻轨路经之地，但也请距离车站选址很远的本镇居民参加，共同施加压力。我看到这条消息后，一则想帮助这几个小区的居民否定镇政府方案，二是出于体验“民治”的好奇心，决定参加会议。在会议上有人提出，本镇还欠下建低档住房的一笔公益债，可以使用这块地建设老人公寓折抵。这笔公益债如何欠下的呢？因为新泽西州有个规定，每个社区必须建高中低三档住房，以便各阶层混居，避免穷人区的出现，帮助穷人家的孩子上好学校。美国税制，房地产税是地方税，主要用于教育经费，因此房价高的好社区，教育经费必然充足。按规定，本镇还应该建30多套低档住房。但是，建老人公寓与建低档住房之间可以折算，这当中有套复杂的算法，专业会计师与律师懂这些专业门道。参会人员认为此议甚是合理，一致委托参会者当中的专业人士拟出方案。一个多月之后，一个非常详细可行的方案形成，提交镇政府放在网上公示了三个月，待本镇居民没有异议之后，组织者将此提案交给本镇议会，由议会形成决议，这块地的用途终算获得解决。如今，那块地上已经建起了几十幢漂亮的single house（独栋房，即中国所称“别墅”），花木掩映，各种鸟儿在树丛中跳跃，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和谐。这次参与让我体会到，美国这种当事人参与听证制度形成的决策，比镇政府的决定更符合公众利益。 社区自治：积跬步以至千里 用中国流行的话语来说，这个小镇的居民成功地从事了一次“环境维权”。事实上，美国的环境保护是在民众参与下推动的。中国人大都只知美国蕾切尔·卡逊夫人那本名著《寂静的春天》，以为美国环保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却不知道早在1946年，美国就颁布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奠定了基础，如今早已成为美国乡镇（社区）自治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环境维权已进行了将近20年，2003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与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都规定，地方政府要就环境影响评价发布公告，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设立意见征询阶段，通过听证会等征集公众意见，对意见作出有效反馈，比如在最终的报告书中附具对意见采纳或未采纳的说明。比较之下，会发现大多数条文与美国的相关法律并无太大差别，只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可能是刻意为之），就是环评法规定的意见征询阶段仅为10天（美国各州规定不同，为2个月到半年）。中国人本来就有如一盘散沙、更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这么仓促的时间，就算有热心人，也没有组织利益相关者讨论的时间。 国内不少人认为，社区自治应该在民众有了选举权之后才谈这事，我不认为这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争取社区自治与争取民主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环境生态受破坏非常严重，中国的公众完全可以先行动起来，利用现有的制度，比如上述两部公众参与环评的法规，要求延长征询意见时间，将10天改为60天，从小处入手，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最后通过点滴努力倒逼民主化改革。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6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us-china-20150605/2809994.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1👍 0💬 02017 年中国经济重头戏（1）：货币维稳
何清涟 1月4日，彭博社爆出北京内部消息，称中国已准备汇率风险应对预案，必要时强制结汇。对这消息，我一点也不意外，中国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说穿了，就是货币维稳，关键放在汇率维稳一环。纵观中国政府新年前后所有的应对措施，无非是两大类：一是步步为营加强宣传工作，大打“信心仗”；二是在控制细节上狠下功夫。 货币维稳的关键是汇率维稳 货币维稳的关键是外汇维稳。道理很简单，测量货币稳定主要有两个指标： 一个指标是货币购买力，即所谓通胀率。在中国，这点比较好控制，老百姓的感觉，比如100元人民币几年前能买10斤肉，现在只能买3、4斤这类感觉算不得数，要听政府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用那指数衡量，中国的通胀永远在良性范围。不信请去看政府刚公布的数据：2016年12月，CPI指数比2015年同期只上涨了1.6%，这数字，几乎将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比下去，就连美国也难以交出这么好的成绩单。所谓房价疯涨、人民币贬值等等传说，全都是老百姓的模糊感觉，到底上涨多少，还是政府说了算。 另一个指标是人民币兑美元比率。如今，面对资本外流与人民币压力，中国政府当真是拼了，定下的战略目标是“破七保三”（人民币兑美元暂不破七；外汇储备总额不能低于3万亿）。前一向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在1；6.95以上徘徊，某天报价牌还出现了破七纪录，世界大哗，官方立刻出来声明那是谣言，人民币汇率很稳定，然后又很机智地让汇率反弹了回去，至今还没破七。 北京当然知道仅靠控制下的反弹无法有效提振信心，因为就连本党要员，都在纷纷向外转移资产。最近刚被审判的原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帮助其子通过行贿400多万元骗购外汇4170余万美元并转往境外一案，只是类似情况中的九牛一毛。 本党要员都不相信人民币能够坚挺，工作重心就得放在稳定民众信心上。毕竟官员了解内情更多，不如百姓那么好蒙骗。中国政府在双管齐下： 一是调整汇率指数篮子，让人民币汇率看起来不那么令人悲观。以下简单说明这把戏如何玩：直至2016年12月31日为止，人民币汇率指数篮子中有13种货币，中国央行在制定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即每日中间价）时使用该货币篮子作为依据之一。美元在其中的权重最大，为26.4%，这是过去一年推动人民币币值变化的主导因素。从2017年1月1日起，美元及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如里亚尔和港元）在新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30.5%，低于以前的33%。汇市专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举动可能有助于缓解近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作用有限。 二是官媒与专家齐声同唱“信心歌”。歌词的主旋律是：“中国不缺那几个亿的外汇.，中国外贸年年顺差，现在每个月平均200亿的增加外汇储备，不差那几个美元。限制他们是不让他们炒房价，而且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 世界通用，……” 管控细节无所不至 外汇维稳方面，中国当局深知目前有三个急欲套现的“假想敌”，一是国内企业想将资产置于安全之地，二是国内中产、富豪急于将房产等帝国红利套现保值，三是外资企业要套现抽走资金。对付这三大类套现者，央行各有高招： 对于想借海外投资为名转移资金的企业，国家外汇管理局早就在11月28日推出新规，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帐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原来的报批限度是5000万美元，从新规颁布开始，一直到2017年9月，金额超过1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且不属于中方核心业务的海外并购、以及国企在海外涉及10亿美元以上的房地产投资都将不被批准。 对于想将帝国红利套现的个人，新规则规定：从2017年1月1日起，个人购汇严禁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人寿保险和投资性保险等未开放资本项目。为此特意设置了若干条款限制，比如银行购汇要与实际用途相符，以学费名义申请的，必须提供本人因私护照及有效签证、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学费证明或生活费用证明，才可以购汇；此外，申请表还强调，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个人，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列入“关注名单”，当事人当年及以后两年不享有个人便利化额度。 对于那些想将利润转移出境的外商，从11月底开始，跨国企业500万美元或以上的资金汇出须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此外，跨国企业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与外国附属公司账户之间的资金汇入汇出金额也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表示，如今各公司只能将相当于他们中国资产30%的金额汇出国外。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之前指引下的100%。 如果没有上述三管齐下的管制措施，恐怕现在“破七保三”的目标早就成了泡影，媒体评论也唱不出“中国不缺那几个亿外汇”的“信心歌”。承接2016年经济之势，可以断定，2017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重心在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事关房地产、债务、地方财政），而重中之重乃是外汇维稳。最坏情况下，就会推出本文开头彭博社消息所谈的应急预案，强制结汇。该消息还提到，中国监管部门已经鼓励部分国有企业对经常项目下外汇收入进行结汇。 国际社会的前车之鉴：墨西哥金融危机 外商的钱转不出来，大概早就向其母国政府陈情了。目前最大最强的美国还没完成权力交接，如何表态且看后续。目前，世界主要货币都在贬值，欧盟国家如德国，其实早就实行强制结汇了，储户存在银行美元账户里的美元，却只能按当日汇价提欧元，因此，中国管制外汇也不算是特别个色的事情。 我以前在《中国经济的堡垒战：“保卫外汇储备”》一文中，谈过美国财政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何对中国管制人民币汇率持正面评价。本文分析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全球化浪潮开始后， 1995年墨西哥比索贬值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当时美国政府与IMF在应付这场危机上几乎焦头烂额。 1994年12月圣诞节前四天，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放开汇率，让本国货币自7年以来再度贬值，目标是1个比索相当于5美分。仅仅3天之内，比索贬值15%，与美元的比价更是下跌了30%，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金融恐慌。特别是在纽约华尔街，以及与它们有联系的投资基金机构及私募基金当中，这种恐慌情绪更甚，因为他们曾向墨西哥政府提供贷款，并以股票、债券的形式向这个国家投资500亿美元。 其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及财政部官员全都放弃休假，全力应付这场金融危机。尽管克林顿政府在1月12日宣布与墨西哥的财政双边决定，美国将以高达400亿美元的信贷保障援助墨西哥，没想到这一决定宣布之后，全球陷入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可怕境地：在全世界所有重要的交易所，从新加坡、伦敦直至纽约，几十种货币同时陷入巨大贬值压力之下，人们纷纷抛出债券、股票购买美元。墨西哥耗尽了最后一点外汇储备，哀叹国家就要完了，并再次向美国求助。克林顿政府在得不到国会再次承诺之下，只好拿出应急的总统基金全部家当200亿美元，并再向IMF求援，请他们拿出177亿美元，与美国共同援助墨西哥，这样才算是终止了墨西哥这次地狱之旅，挽救了世界金融市场。 这场危机距今已逾20年，30多岁的青年人早就不记得曾有过这场危机。但经历过那场危机的人还在。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当然也是那场危机的见证者，正因如此，他在美国之音记者问他“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这一问题之时，才会回答说：“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 讲这个20多年前的旧故事，是想说明一点：当年克林顿政府拯救墨西哥之时，竭尽美国与IMF之力，只能筹集不到400亿美元。假如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的货币维稳失败，将如克鲁格曼所言，倾全球之力也无法相救，这就是美国财政部与IMF对中国控制人民币汇率持正面评价的原因。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1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rmb-part1-20170104/366384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曹长青∶「例外」美国与法德俄中日的不同
面对疫情灾难，全球很多国家都把人「囚禁」在家不得随便外出、上班等。对此美国很多人上街抗议，要求解禁，甚至告到法院，指控政府迫使人民在家是剥夺自由、违背宪法。 为什麽世界其它大国的民众，都没像美国人这样强烈反应？这就涉及到美国的独特历史和价值传统，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发明的词和定论∶美国是例外的（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美国的独特性，无国能比。 例外在哪里？主要是美国人更看重自由、更重视个体权利、更抗拒国家干预、更警惕政府权力。这四个「更」把美国和世界分野。一篇短文难尽其详，这里只把美国与法德俄中日等五国做个简单比较，来看「例外」美国的历史和价值取向的独特性。 法国大革命开了暴力先河 我们先来看法国。法国可谓近代暴力的滥觞。那场以断头台为标志的法国大革命，开了以群体名义滥杀无辜、血腥屠杀的先河。法国人当时虽然也喊自由平等博爱，但那是表面，因为大革命的领军者罗伯斯庇尔信奉的是法国极左知识份子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高于一切。什麽是公意？就是谁拿到权力，谁就可以用人民名义、公众利益等口号，做任何事情，包括把任何人送上断头台。後来的共产革命，无论列宁的俄国，毛的中国，还是波尔布特的柬埔寨，都是这种模式，以人民的名义，革命的名义，滥杀无辜。列宁曾说，俄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这种革命的本质是以群体主义（Collectivism）践踏个人，摧毁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建立极权社会。 直到今天，法国知识份子还在纪念（怀念）那场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海湾战争时的法国外交部长，还在其办公室高挂拿破仑画像，而那个自我加冕的皇帝，是靠继承法国大革命那种暴力杀戮而获得权力的。法国的这种群体主义的历史文化至今影响并薰陶著无数左派。 法国德国的直接受害国是俄罗斯 欧洲的另一大国德国，一国就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也与这个国家的知识份子有直接关系。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主要痛批三个祸害人类的知识份子∶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後两位都是德国人。马克思主义毒害世界人所共知，而黑格尔是给马克思主义提供根基的乌托邦空想杂耍者。他的所谓历史决定论、本质论、人类规律等，本质都是群体主义、国家主义，是个体主义的对立面。後来的海德格尔等德国知识份子竟沦落到支持希特勒、参加纳粹，其群体主义思维为第三帝国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凭空而降，而是德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结果。 法德这种历史文化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俄国。在列宁的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知识份子中就已普遍有均贫富、平等至上（而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盲目赞美农民等倾向。当时俄国的两大派知识份子（守旧派和亲西方派）大同小异。守旧派强调斯拉夫主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其实质是民族主义），西化派推崇的是西方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潮（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本质是剥夺个人权利）。这两大派的代表性人物们，很多都会法语和德语，这是当时俄国知识人的时尚，于是他们从法国和德国的文化思想中吸取了群体主义思维，为後来的共产革命提供了思想温床。即使进入21世纪，俄国的民主之路仍步履艰难，这和俄罗斯传统有相当关系。研究俄国的美国资深专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认为，共产革命在俄国历史文化中有深深的根基。 中日都被法德俄群体主义毒害 中国是俄国革命的外部最大受害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不仅因中国与俄国接壤，而且两国都群体主义历史悠久，俄国是沙皇，中国是皇朝。所以中国知识份子与俄国革命一拍即合，因有同样土壤，同样激情有馀、理智（智慧）不足的知识份子群。毛泽东可谓列宁、斯大林的结合体，只不过他的共产革命更血腥、几乎是照搬列宁斯大林，连原创能力都没有。蒋介石虽然反共，但也是国家主义、群体主义思路，虽被更大的独裁者打到台湾，但他到死都是专制。今天中国仍是共产党统治，按派普斯的思路，当然与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苏联，没有十月革命，中国知识份子是不是就一定选择共产主义？没有必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是一个选择，起码可避免血腥的共产统治。 亚洲的日本虽然没被共产统治，并有明治维新的改革，但其历史转折点「脱亚入欧」则有对有错∶福泽谕吉们要脱亚（主要是脱离中国儒家文化）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思路是对的，但「入欧」却入错了，错在没入英美思想体系，却把德国、法国思维模式和体制当作了样板，找错了老师。日本後来侵略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和纳粹德国等结盟成轴心国的情形，是明治维新找错样板的直接结果。也就是说，是明治维新中错误的一面，孕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果。日本当年找的老师德国和法国，在思想领域、文化传统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而不是英美的个人主义，不是把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视为最高价值。後来日本成为民主国家，完全是在美军占领下完成的，是「脱亚入美」，美式宪政民主和个体主义价值造就了今天这个亚洲民主典范的日本。 美国亲英国、拒法国的智慧选择 与上述五国相比，美国没有走过这种群体主义、更没有过暴力和共产统治。这与美国的历史文化有直接关系。美国独立後就有两大政治势力的较量，後来演变成美国现在左、右派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民主党前身的杰佛逊、麦迪森，尤其是《常识》作者潘恩等，非常推崇法国大革命，强调大众民主与平等。麦迪森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攻击，逻辑调子都颇像今天极左的社会主义分子桑德斯。但美国庆幸的是有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等保守派，他们都倾向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绅士淑女文化、宗教信仰、捍卫宪政、程序）。当时领军打赢独立战争的华盛顿总统有巨大声望（杰佛逊们没法相比），再加上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很有干才又非常亲英，所以亲英派占上风，杰佛逊们的法国思路没有多大市场。虽然後来杰佛逊和麦迪森都当上总统，但华盛顿、亚当斯，尤其汉密尔顿帮助建立的资本主义体系架构（股票市场，中央银行，海关，自由经济，强大国防等）都已确立，他们也很难改变。而杰佛逊後来了解到更多法国大革命的残暴，也朝向较温和的麦迪森，不那麽热衷法国了。 对今天这个独特的美国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华盛顿、汉密尔顿，他俩可谓力挽狂澜，在美利坚立国之际，确立以英国为楷模的价值座标。有人说美国历史太短，才二百多年，但其实美国的传统是从历史悠久的英国传承过来（再加上自己的创新）。英国最早（13世纪，中国宋朝时）就有《大宪章》，强调君主立宪，依法治国。後来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个人三大权利、亚当.斯密宣导自由经济等都为美国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宪法的主要精神（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几乎是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权利说。这些奠定了美国人民更看重个人自由、更重视个体权利的历史文化传统。 至今仍令人惊奇的是，刚与英国打了艰难一战获得独立，美国先贤竟要亲英国、拒法国（是法国帮助了美国独立），说明他们对英法两种价值理念的不同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并做出了坚定选择，这是大智慧！这种智慧不仅奠定了伟大美国，也因美国领衔自由世界而造福全人类。有这种美国历史传统（更是价值），才有了美国的例外（独一无二），才有今天美国人对疫情处理的反应跟其它各国不同。 2020年5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0年6月号 2020-06-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4👍 0💬 0中美贸易战：中国将有多少羊毛被剪？
何清涟 最近占据世界各国媒体版面的话题，莫过于中美贸易战。3月22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份针对中国“经济侵略”（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的总统备忘录，在网上掀起万丈波澜，褒贬不一，后果被渲染得很严重。但只要观察到美国工商界的反应，考虑备忘录签署后还有60天磋商期，就会明白其中斡旋空间比较大。 美中两国各自亮出什么牌？ 这份备忘录瞄准的主要是《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关键战略领域。该方案中确定的10个领域是：先进信息技术产品；自动化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现代轨道交通装备；电动和其他新能源车辆；电力装备；农业机械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其他高性能医疗器械等等，涉及年度进口额高达600亿美元。 中国在人工智能、机械化、量子计算机等方面，都与美国产生竞争，涉及到美国的国家与军事安全。鉴于中国在盗窃知识产权方面臭名昭著，美国还加大力度阻止中资进入美国的战略行业，打击中国盗窃知识产权。 中国手中的牌不多，针对美国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北京宣布的报复措施是：将对128种、总计3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包括水果、干果、葡萄酒和猪肉等——2017年中国从美进口的这些产品总值30亿，总盘是美国开出的20分之一。除此之外，中国外交部还声称“将严肃对待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提到 “中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汽车和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威胁将选择波音(Boeing)飞机和美国大豆等作为潜在还击目标。 在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的商品中，大豆在单项产品中居第二位，总值为140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文章认为，大豆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产品，因为美国的大豆产区是摇摆州，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了川普。中国官方也认为，近年来不断被巴西夺走市场份额的美国大豆农场主们尤为担忧。许多美国农业人口已因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受损，即便对华出口额下降10%，也可能给他们带来痛苦。 美国商界的反对声音 川普总统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15天之内列出一份拟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清单，之后将就该清单征求公众意见，并给财政部60天时间制定限制中国以投资方式获取美国技术的具体措施。为减少阻力，美国官员表示，很多消费电子产品都不会被列入清单中，比如iphone。 但是，真正的阻力来自利益相关的各行业协会、巨型跨国公司，比如苹果等依赖中国零部件供应链的厂商，以及在华府势力很大的美国政界以及各种智囊机构的亲中势力。 目前，已有不少美国商界组织以各种形式表示，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将适得其反。美国全国商会（U.S.Chamber of Commerce）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联合会，代表超过300万个企业和地方商会、行业协会。该商会已经发表声明：关税可能会导致破坏性的贸易战，这将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美国政府继续这个计划，美国消费者、企业、农民和大农场主的生活将会面临风险。华南美国商会是美国全国商会会员，旗下有2300多家企业及个人会员，还特别单独发表声明，反对向中国大规模加征关税。先后表态反对的还有美国零售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等。 农业行业组织“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Farmers for Free Trade) 执行总监布雷恩·屈尔(Brian Kuehl)表示，加征关税将会“把一个靶子放在美国农民的背上”，“考虑到中国是美国农民和大型农场主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报复带来的痛可能十分厉害。” 除此之外，反对声音当中还包括不少经济学家，例如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等。 必将出阵的“拥抱熊猫派“ 中国在这60天内，会充分利用多年培养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中关系中的“拥抱熊猫派“，通过各种管道游说白宫。在美国对华外交中，这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是其核心支柱，该委员会的成员大都在美国历届政府中任过要职，卸任公职后，不少人进入各种智囊机构与“K街游说团队”。前国务卿基辛格是其领军人物，他创办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更是大佬云集，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前国务卿伊格柏格等人都在该公司供职。 无论是布什还是奥巴马主掌白宫，“拥抱熊猫派“对美中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经常能扭转美中关系方向。 川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川普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完全是合理的，因为贸易战的始作俑者确实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社会多了一个行为不良的经济伙伴，利用狡猾加无赖的方式钻规则的空子，一点一点地逐步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基于经典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假设建立的WTO规则，完全不能有效惩罚中国践踏秩序的行为。 在川普之前，布什与奥巴马都曾声言要与中国打贸易战，但最后在商界及“拥抱熊猫派”的游说之下都浅尝辄止。川普在签署备忘录的当天发表讲话称，此举是为了兑现他的竞选承诺（让美国重新伟大）。在他看来，全球性产能过剩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而美国希望构建公平、互惠的贸易环境。从川普惩罚性关税的打击的目标来看，他确实在考虑美国的长远利益。 不少中国专家发出疑问：川普的备忘录究竟是谈判策略还是真要打一场贸易战？我认为，川普确实准备打一场很有针对性且讲究策略的对华贸易战，针对中国《中国制造2025》中确定的关键战略领域，目标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但川普讲究技巧： 一、川普“宣战”之时正逢习近平最虚弱之日。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时刚在“两会”期间将中共“家务”表面摆平，接下来对内要应付障碍重重的党政体制重构，对外要应付各种对其“登基称帝”的批判；中美贸易战开启，最高兴的当然是他那些政敌们，这些政敌会利用各种利差消息给他施加压力。已经有人赋予这场贸易战“重大政治任务”，预言贸易战将让北京领教不可承受之重，最后导致中共政权垮台。 二、川普为了朝鲜的无核化，甘冒风险要与金正恩会晤，日期暂定在5月前的某一天，并为此重新任命了国务卿。金正恩是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人，美国政界、舆论都不看好这次“川金会“。川普选在这时对华发起贸易战，给出“60天磋商时间”，目的在于阻止中国背后捣鬼。深谙谈判策略的川普，在签署备忘录之后给出磋商期，既为美中双方避免贸易战升级提供了一个谈判机会，也为“川金会”减少了外部变数。但中国出手更快，3月25日金正恩半秘密出访中国，无异向中国表态，朝鲜无意放弃其与中国的关系。这次会晤增加了金正恩在川金会上的筹码。 这次贸易战开打，结果必是中国忍痛让美国剪点羊毛；但美国也休想完全达到目的。让美国无法达到全部目的之力量，并非中国，而是美国国内的商界与“拥抱熊猫派”。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3月28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7804）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九月九日死亡，毛泽东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1976年9月9日，独裁者毛泽东驾崩。无数中国人感谢有个9月9日，因为正是毛泽东的死亡，历时十年的文革浩劫才能结束，包括中国才恢复大学高考制度，中国社会才结束混乱，重视经济和秩序，并给今天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可能性。 不少痛恨独裁者的人认为，毛泽东在9月9日那天死亡，不是偶然，因为99一十八，毛泽东是因为他的罪恶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虽然“十八层地狱”只是中国民俗的一个说法，但九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却比较特殊，像九重天、九寨沟，九头鸟，九华山，九洲，九品芝麻官等等。九的倍数更被常用，不仅有十八层地狱，还有十八般武器，十八招法等等。在中国三部著名的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就有“三十六计（九的四倍数）”；《西游记》有“孙悟空七十二变（九的八倍数）”；《水浒传》中的农民领袖在梁山泊排座次，排出一百零八将（九的十二倍数）。所以人们说毛泽东九月九日死亡，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还真有不少民间关于九的说法的论证。 但不管民俗说法，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说别的，仅按毛自己的说法来衡量，他也完全是个罪人。毛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国民党，二是发动了文革。我们就按他说的这“两件大事”粗略评估一下∶ 第一，毛的打败国民党，不是好事。国民党既没像共产党那样剥夺全部私有财产，也没有凶残到大规模地整肃、屠杀，更没有推行极为残忍的制度性的全面共产暴政。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余英时的比喻，如果蒋介石是项羽，毛泽东则是刘邦。前者还有一丝贵族气，还有所不为，而后者完全是个流氓，为所欲为。项羽曾致信刘邦，说如不降，则烹他父亲，刘邦则答，他还要分一杯羹（尝尝他父亲的味道）。因而流氓打败贵族掌权，结果就是《流氓治国》。 被视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去世前最后一本著作取名《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则是他研究中国问题的总结。他在书中说，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和毛的革命——“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当时的中国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领导下，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而毛打败了蒋，则是建立了一个比刘邦等任何中国流氓皇帝都更残暴的政权。 第二，毛做的第二个大事文革，连他自己都认为是失败的。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文革造成二百万中国人丧生，七百万人伤残，七万个家庭被毁，是一场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大灾难。 除了对国民党人的残杀，文革中的百万人丧生，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发动的那场大跃进，导致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即使按中国国内学者的评估，至少也有四千万中国人被饿死。而按照西方学者的研究推算，在中共建政后，在毛统治的短短27年间，就造成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死于饥饿，枪杀，迫害等）。它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额。 而对这些历史事实，由于中国仍是毛泽东式的专制统治，政府仍控制着出版、媒体等，不要说根本不被报导，更不允许人们自由讨论和评判。更为荒唐的是，给亿万中国人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毛泽东，至今却仍被视为英雄、伟大领袖，他的遗体还要继续霸占天安门广场，要中国人瞻仰。古往今来的一切独裁者，没有一个像毛泽东这样，还继续统治中国人的心灵。这真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 在毛死后三十多年的今天，到底应怎样评价毛泽东？如果尊重历史，尊重真实，那麽就根本不存在所谓“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就），或“四六开”，而应该是“九九开”——他是一个恶魔，将永远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接受上帝的惩罚！ 2015-09-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曹长青按语批评“焦国标∶挺习总，答客难”
【曹长青按语∶原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当年以一篇《讨伐中宣部》的檄文而出名。现在焦国标却撰文歌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从焦国标的这篇“答辩”文章可看出，他力捧习近平的文章被网友痛斥。“对答”展示出网民的智慧和焦国标的糊涂，已经浆糊到焦糊程度了！网民用常识思考，清清楚楚看到习近平要做“毛泽东二世”的独裁本质。他们的依据是∶习近平上台后更加专制的政策和做法，以及强化党天下的所有讲话。他们质问焦国标对习近平寄托希望（力挺）的根据是什麽？焦国标张口结舌，只能自我调侃有特异gong能——预感。他的特异gong能其实是再典型不过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徵”。在皇帝这个词本身都快成恐龙的时候，焦国标还在期盼“皇恩浩荡”。我想起89年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递状子的镜头。焦国标式的愚昧，成为加固专制城墙的一块砖头，虽然这大概和他的主观愿望正相反。】 焦国标∶挺习总，答客难 7月28日，我在微信和微博里发一帖∶“共产党和整个红二代都是习总的脚手架，他借助脚手架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而不是脚手架本身。这就是我对习总的总判断。数月前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今天特意找出来，题上‘送给习近平主席’。”这是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立案审查周永康案的前一天。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赞的，有骂的。赞的不说了，只说骂的，从中透露出许多问题。有的属于立场问题，有的属于见识问题，有的属于思维方式问题，有的属于国民性的问题，等等。无论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今一并整理出来，与更广泛的朋友们分享∶ 一、关于习打虎的定性 网友∶习近平反腐是内斗，是狗咬狗，是老虎打老虎最后决定谁吃那头猪。 国标∶我不认同此说。第一，便是狗咬狗，也有好狗坏狗之别。王安石，张居正变法都是狗咬狗吗？如果一定要说狗咬狗，那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争总统也是狗咬狗，纽伦堡、东京大审判也是狗咬狗。第二，这种说法看起来反共、反体制很彻底，实际是中共意识形态洗脑的牺牲品，以阶级划线，取代世间还有正邪善恶。习近平是统治阶级头子，周永康也是统治阶级头子，所以他们是狗皮袜子没反正，不可以这样的！ 二、关于我这条帖子的定性 网友∶你发这种帖子，就一个字——舔。 国标∶我写言论二十多年了。我舔过农民，舔过白血病患者，舔过拆迁户，舔过小思怡，舔过美国兵。我也想舔薄大人，舔康师傅，可自始至终没舔过一舌头。我的言论写作史很清白。我的发帖动机很纯正。共产党、红二代和中华民族，三者在习近平心目中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我这个帖子表达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或猜测或期望，有什麽错？ 网友∶你这是抢。 国标∶如果我是抢（gong），那你就是坐壁上观看厮杀鰵现成，就是蹲在峨眉山等著捡桃子，就是等著鹬蚌相争你零风险得利。 网友∶估计2012年那次被关看守所给吓尿了。我最佩服的是许傻子、浦志强，不喜欢无脊椎动物。 国标∶你瞎估计什麽？难道除了吓尿，就不可能有其他原因让我发这条帖子？最佩服许傻子就一定得贬低俺老焦？你不喜欢无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就得死？你知道什麽是脊椎？ 网友∶这个时候，这样的人，说这种话，真是左右不落好。 国标∶我只说自己的真实感觉和判断，不知道什麽是左右。我“这样的人”应该说什麽话？我又是什麽样的人？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正确”，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我反对，公知、异议人士的“政治正确”我也反对。不落好就不说？那是你的生存哲学，不是我的。何况，我相信我会落好。 网友∶第一次看焦先生的微博，你这条帖子不知道是否太过自信。 国标∶这是我的个人判断，与大家分享，无关个人自信不自信。 网友∶焦老师现在风格变了，五毛化了？ 国标∶五毛拥毛，这是五毛的核心特征，我不拥毛。五毛是宣传部系统豢养的，我没拿过宣传部的钱。 网友∶期待越大，失望越大。 国标∶我是判断，不是期待。但也期待。我对周永康十年咋就没这期待呢。 三、关于何时给习掌声 网友∶你这叫好太早，等老习卸任了再给掌声不迟。 国标∶那太晚了。打虎需要掌声，武松也怕孤单，民众的掌声也是打虎将的力量来源。 网友∶等习老大再漂亮地干几票，那时下判断就更保险。 国标∶做一点好事都该给一点掌声，为什麽要欠人家账？ 网友∶王莽未篡位时都说他是好人，袁世凯未称帝以前也可圈可点，你知道老习独揽大权以后什麽样？ 国标∶他独揽大权后什麽样我们就相应做什麽事。他要当皇帝，我们都来做蔡锷。改革家的正确行动应该得到民众即时的掌声慰藉。一把一利索，掌声不拖欠。 网友∶大权独揽后他如果做坏事，先前的掌声不就给错了吗？ 国标∶不要自居姜子牙前看八百年后看八百载。我们每天说那麽多废话，何以此时金口玉言？即时的掌声就是即时的掌声。政治家做事需要即时判断，而不是盖棺定论。 四、关于民间该不该给习掌声 网友∶我等民间，何苦为当道背书？ 国标∶朝野之分不应该割断道义互动，民间与当道只有一个是非。 网友∶习这二年，有何民主自由之丝毫迹像？！ 国标∶你不能寄希望于自秦始皇以来欠下的债他习近平能一天还完。 网友∶先生当年讨伐中宣部，何其壮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国标∶谢谢记得俺陈年旧事。老习是贼？那老周算什麽？ 网友∶国标老弟，即使真如你所愿，习是伟人，也用不著咱们来抬轿子。老习的轿夫多如牛毛，他尿咱们吗？ 国标∶必须老习向咱行贿才肯抬他轿子？美国兵更不尿我，我照样写《致美国兵》。中国农民也不尿我，我写过几十篇尿他们的文章。我从不按尿不尿我的标准写文章。我若认为他是坏人，他尿我我也不尿他。 五、关于习的集权贪权问题 网友∶老习身兼三大主席，党主席，军主席，国主席，还不够，又把十来个小组长全任完，来者不拒，细大不捐，就像老江题字恨不得男女厕所都题喽，实在看不下去。 国标∶我和你完全相反。我看这些特别顺眼，特别提气，特别振奋。他愿揽多少权就说明他愿管多少事，愿担多少责。过去几十年，中国事太多了，就是没人愿管。习愿管，这很好。善哉善哉！梁启超曾经骂过袁世凯（？）万权集于一身，又万事不负责任。习会这样吗？还没看出来。习不是一个耍滑头的人，他什麽事都愿负责任。 六、关于习反腐的目的 网友∶习打虎是为了集权独裁。 国标∶独裁之后呢？为了过瘾做暴君吗？我看他集权是为了做大事，成千古大英雄大豪杰。 网友∶你一厢情愿。 国标∶我宁肯一厢情愿他立志做大英雄大豪杰，也不预先骂他一定成为大坏蛋大独夫大民贼。 网友∶老焦太天真！老习用中共和红二代保红色江山万代传，同普罗大众有屁关系。 国标∶你太世故。不但世故，而且制造冤案。你何以见得老习不是用中共和红二代的力量为中国谋？如此轻率定谳，不怕制造习近平冤案？万一老习是个好人呢？为中国谋并不伤害中共和红二代。相反，如果所谋中共和红二代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相悖，那才是最危险、最有害的选择，难道习不明白吗？ 网友∶习上台凭借的是红二代的出身和势力，他必然为他们谋取世袭的利益。 国标∶问题没这麽简单。欲论红二代，须先弄清谁是红一代。红一代是一群人，更是一个信念。合这个信念的那群人是红一代，不合这个理念的那群人就不是红一代，甚至可能是红一代的叛徒和败类。这个理念是什麽？是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一个比国民党政权更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因此之故，那些说政权交在我们自己儿子手里更放心的人，那些说今后我们这些家庭要确保每家出一个部长的人，不是红一代，而是对红一代的背叛，是红一代的叛徒和败类。试问，习总反腐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辈吗？是为了他的那帮红二代发小们一家保证出一个部长吗？我没看出习总有这个端倪！ 网友∶起码有些红二代试图裹挟习主席为他们看家护院继续保持特权。 国标∶红二代也分两类∶一类陈腐不堪，企图固守世袭特权，一类则坚持父辈的理想主义精神。前者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中国人民的害虫，是红二代中的败类，也是他们父辈的孽子。为这类红二代看家护院，就是与文明、与国族为敌，习总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是非。 网友∶其实仅仅是红一代、红二代、红三代这些词就已经够叫人恶心了，这表明我们被世袭政权所统治，上一代纵然好，下一代就有统治资格吗？就算他们红色后代果然好，我也不要，我宁愿人民选举出一头猪来统治，也不愿意让不经过选举的圣人来统治。 国标∶我十多年前就写过文章抨击国家领导人论代不论届现像。现在不是我们宁愿不宁愿的问题，是讨论现实问题。 网友∶打虎没动一个红色家族，如何取信于民？ 国标∶习总有道德洁癖。他看不上去的，他会动他们的。 七、关于如何看待民主派人士被打压 网友∶许志永还关著，浦志强还关著，刘晓波还关著，很多人都关著，你这帖子要冒很大风险。 国标∶一码是一码。薄熙来也关著，徐才厚也关著，周永康也关著，国家是个杂食性动物，吃荤也吃素，想让它只吃一样，很难。作为民间舆论，官方乱抓人，乱关人，该谴责就谴责；习王打老虎，肃贪官，该掌声就应予以掌声。 网友∶言论自由，天赋人权，民主人士和平推进，习为何打压？ 国标∶数年前我写过一文，说中南海是一个回声定位系统。有些推进，如果动静过大，脚步过快，或轻重缓急不合拍，扰乱了这个回声定位系统，他就无法精确捕捉和应对来自政敌的信息。各种推进的速度和节奏，他都要hold住，否则他就无法做事。 网友∶评老习，无法无视许志永、老浦、高瑜老师的遭遇。 国标∶网上民间舆情，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偏右群体的。这个群体，老习打虎他们不给掌声，许浦高被抓他们给骂声，最近五毛和左翼基本偃旗息鼓，于是剩下的就只有右翼的骂声。这种骂声，等于替薄大人、康师傅解恨出气。如此局面，习做事恐怕只能继续委屈右翼了。 网友∶焦大吧？你被你党妈收拾的还不够！你眼瞎了，这二年你习爹打压的良善之人还少吗？ 国标∶党不是我妈，我没入过党。不是党收拾我，哈哈是我收拾了党。不是吗？要论恨习，你孙子还数不著，康师傅、薄熙来、徐才厚的人那才叫真恨呢。 网友∶焦国标，如果你是写杂文的那个焦国标，那麽我就告诉你，以前老子我很欣赏你的文章，但是现在你在老子心里已经是一条死狗！ 国标∶你欣赏我等于零，你骂我也等于零。我一向举世夸我也是零，举世骂我也是零。我只尊重自己的良心，只说出自己的判断。我无意说服谁。只道真情与实感，任它淹没与流传。 八、关于如何看待习说过的某些话 网友∶习说“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种认识比他的前几任都是倒退。 国标∶你可以不认可他某句话，不可以这句话否整个人。他还与周、薄一起开会坐主席台呢，你能说他们是一丘之貉坐一条板凳穿一条裤子？你不可能指望他上任第一年与第十年说的每句话都逻辑一贯，且经得起每个人推敲。在当下中国，作为政治家，他只可能说此刻安全的话。 九、关于网民对打虎为何吝于掌声 网民∶习王打虎，做得的确不少，可网民为何仍吝于掌声？因为他们没看到与自己有什麽关系也。 国标∶有些民众习惯了站在刑场边上等著吃改革者的人血馒头。 网友∶我看习的中国梦跟中国老百姓的中国梦毛关系都没有！ 国标∶我相信他有真心圆中国人的梦。即便没有，也得给他加上点儿。 网友∶民众被骗怕了。当年对毛也是这麽期望。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国标∶民众应该做出即时判断，是井绳就说它是井绳，是蛇就说它是蛇。 网友∶民众已理智，他们无法再堆彻偶像骗人。 国标∶也有一些民众是怕还乡团。 十、关于为何不启动制度反腐 网友∶现在只是中纪委打虎。永远也打不完。为何不启动制度反腐？ 国标∶不打垮政敌，无法确立制度。 网友∶消灭了政敌，也可能作恶更得心应手。 国标∶那是你的忧虑，未必是习的必然。“试玉要烧三日满”，何不让他独裁一下试试看？ 网友∶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应该有这种防备老习独裁作恶的心理。 国标∶独裁作恶有什麽好？为何一定要假定老习会迷恋这些烂东西？习近平是傻瓜吗？你们才是！他要效法萨达姆、卡扎菲、齐奥塞斯库吗？他们有什麽好效法的？他要效法袁世凯吗？袁世凯有什麽好？况且老习也没有袁克定那样的儿子急著当太子。 网友∶不在制度上改变，都是无源之水。 国标∶先拿人，再改制度。否则，自己先被拿了，改什麽改，像胡赵那样。 网友∶何不启动群众反腐？ 国标∶群众反腐如何操作？如果无人掌控大局，如果全国没一个人事体系支撑，如何保证群众反腐不同于文化大革命？ 十一、关于习下一步会不会启动制度改革 网友∶习拿到绝对权力之后，下一步只会劈向社会，管控将更加严厉。 国标∶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我相信，严厉管控不是习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确保制度改革平安顺利。 网友∶制度改革？谈何容易！ 国标∶难道比拿下薄周徐更难？黑五类摘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废除农业税，废除劳教制度，推到柏林墙，解散苏共，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此前好像都很难，可是改革家一旦去做了，没有一个男儿伸出螳臂阻拦。 十二、关于习近平是不是中国的救世主 网友∶不要把习看成救世主。世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国标∶世界从来就在救世主手里。上帝是最终救世主。华盛顿和林肯是美国的救世主。明治天皇是日本的救世主。也许老习就是中国的救世主。 网友∶打虎打来这麽多钱，税收降了多少？民生福利提升多少？法治的影子看到了吗？ 国标∶政治地位和人身安全都面临严峻挑战，你叫他如何有gong夫降税、提福利、建法治？“想吃葚子也得等到黑。”稍安勿躁，再等等。 网友∶社会发展不是寄望于某个人，而是一个好的体制。 国标∶好体制必有某个推手，必有一个“之父”。平反冤假错案时的胡耀邦，改革开放时的邓小平，还有林肯、华盛顿、明治天皇、蒋经国等等。 网友∶体制不改，制度不改，靠明君是妄想。 国标∶历来，改体制，改制度，都必须有一个明君。“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只不过是《国际歌》里的一句话。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各有其正确的历史节点。 网友∶共产党是一套腐烂不堪的脚手架，习凭借它无法救中国。 国标∶离开这个脚手架，习也就是一个二百来斤的胖子。 网友∶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绝对不是他。 国标∶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未必不是他。橡子要在时间里长成橡树。此刻，你的判断并不比我的更正确。 十三、关于中国会不会出戈尔巴乔夫 网友∶老焦还是不要存在幻想，天朝出不了戈尔巴乔夫。 国标∶戈尔巴乔夫就一定是最好的吗？世间孕育任何可能，不排除有比戈氏更好的可能。戈尔巴乔夫加蒋经国加德克勒克加其他一切解放者，岂不更好？做好事还有嫌好事太大的吗？立gong劳还有嫌gong劳太大的吗？为万世开太平还有嫌万世太长的吗？习老大的志趣一定大于戈尔巴乔夫，大于蒋经国，大于德克勒克，大于三人的总和，而包含所有解放者的元素。 网友∶你这是郭沫若胡吹海煽。 国标∶先把人想成英雄豪杰总比想成市侩恶棍更造就人，高看人总比小看人可取。事实将证明，三个诺贝尔和平奖也未必能承载习老大的历史重量。哈哈，给他这麽高的预期，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残酷，太不近人情。 网友∶你会失望的！权力对来源负责，这是政治常识。 国标∶个别人，个别时候，权力对自己的良心、使命和自我期许负责。不是吗？ 十四、关于我对习近平的正面判断从何而来 网友∶你如此判断习，依据是什麽？ 国标∶习好比一个百元百次方程，我无法给出解此方程的每一个步骤，但我能直达其解。也许这就是特异gong能（笑）。 网友∶习的很多公开讲话都是问题多多，无法叫人看好。 国标∶老毛说他从不看《人民日报》，我也从不凭习的公开讲话判断他。习早年的经历，习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和文风（如写贾大山那篇），北京饭局上听到的习的一些很愣的故事，是我判断他的主要依据。我喜欢他的那种愣劲儿。当下中国，不愣就寸步难行。我编《黑五类忆旧》，创刊号上收有一篇习近平的自述，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早年的故事。文中提到他写了十次申请书才得入党。近年媒体上频见习十写申请旧事，信息源多半是这期创刊号。 网友∶人民日报河南分社社长罗盘刚被抓，网上大小五毛、脑残网评心惊胆寒、惊恐万状，纷纷倒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某更是瞬间变脸，连忙把自己扮演成良知公知，发良知帖子，惹无数网友耻笑、唾弃。极左、五毛最近都在删微博。 国标∶所以我说，你们不要拿老眼光看习总。他裹挟来的风雨，要超过你们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五毛现像，最大的罪恶是败坏了社会道德，他们完全去是非化，去真假化，非常可恨。最近五毛退潮了。五毛是国家的妖孽。国家出了坏人，五毛就是坏人廉价豢养的操控舆论、强奸民意的别动队。 大约半年前，一位国保警官对我说∶“你们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号称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可我看你们实际上比谁都精明，都工于算计。”我很吃惊，反问道∶“你凭什麽这麽说？”他说∶“习近平反腐，这麽大的力度，这麽艰难，可你们不是冷眼旁观，就是指责谩骂，几乎从未听到你们一句肯定的话，难道他反腐与你们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吗？”我答道∶“当然有关系，可这怎麽叫精明？叫工于算计呢？”“因为你们怕万一习总改革失败，你们受牵连。”公安国保系统本是康师傅的人马，原来竟也如此同情和支持习总改革，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向他解释道，其实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对习总的观感，并非怕牵连，实在是不知从何写起。 半年后的今天，借助这个偶发帖子带来的冲击波，借助众网友提出的话题，我总算把自己长期对习的观感和思考理清楚并和盘托出了。也许它有很多问题，正如前面一位网友说的，左右不落好，但它真实，无欺无隐，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水平现在它就这麽高。习近平是当下中国最大一个谜，中西内外都在猜这谜。我的这篇文章，权当特殊历史时期习近平之谜的一个猜谜标本，留给历史，留给未来。当然，它也有现实意义，这是一枚浑圆的、全息的、全角度的、鲜活的习近平之谜猜谜标本，从中可能引发出无限话题。比如虽曰“挺习总”，但实际上究竟是帮忙还是添乱，谁也说不清，只有天知道。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我只能尽心而已。再比如，自由派人士、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反共人士，从中看到的是投靠，是背叛，还是建设，是丰富，也必然各执其词。我的字典里没有“政治正确”，只有一个个具体的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要赶路，你们说去吧。知我罪我，褒我贬我，与我无关。 2014年8月19日星期二北大燕北园 ——原载【看中国】 2015-08-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用笔向中华帝国「开枪」──《中国人本性》序
和台湾朋友交往中了解到，在台独运动中，有两位英雄，都叫「黄文雄」。两人不仅名字一样，年纪也相仿，都近七十。但一个生在新竹，一个是高雄人。 新竹的黄文雄七十年代在美国读博士时，因向访美的蒋经国开了一枪而出名。开枪时他用英文高喊∶「 Let me stand like a man!（让我像男子汉般站起来！）」当时蒋经国的随扈、後出任「台湾省政府政风处长」的王广生，2002年对台湾《商业周刊》说，这个事件促使蒋经国重视并启用台籍精英，并导致李登辉在其晚年获得拔擢。因刺杀事件使蒋经国非常震惊，他问部下∶「为什麽台湾人要杀我？」从此蒋再没出国。 这句「让我像男子汉般站起来」，象徵了台湾人为了自由、尊严、独立而不顾生死的大气凛然与英雄气概！ 高雄的黄文雄，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英雄；或者说，是更典型的「文雄」，因为他是用笔做武器，不断地向专制文化与中国帝国的虚假丑陋「开枪」，为台湾像「男子汉般站立起来」而鸣「文」开道。 新竹的黄文雄，在美国取保候审後藏匿多年，後在台湾政党轮替後，曾出任「国策顾问」，至今仍为人权等奋斗。 高雄的黄文雄，则在早稻田大学获得学位後，四十多年来一直旅居日本，从事教学研究和写作。他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迄今已写出六十多本书，平均每年一本半。更令人瞩目的是，他能在作家如林，竞争激烈的日本，成了一名畅销书作家，在九十年代，他有六本书，八次进入日本全国每周十大畅销书排行榜，对於一个日语并非母语的旅日台湾人来说，的确是了不起的成绩。 近年他最畅销的书是引起争议的《中国入门》，该书因集中火力批判当代中国各种假像，引起日本读者的重视。该书在去年底译成中文时，已经售出了五十万册。无论在日本还是美国，这都是标志作家的成就。 《中国入门》一书的观点，令北京恼怒，中共新华社网站曾刊文批判他，但那些共产党的记者完全不做「家庭作业」，居然把两个黄文雄当成了一个人，混到一起痛批。有兴趣的读者可在新华社网址看到这篇张冠李戴之作。 由於黄文雄的很多著作是论述台湾主体意识，因而台湾人誉他为「台湾主体性思想启蒙大师」。日本PHP文库则把他选入「战後五十年日本言论界最具影响力的五百位名人之一」。 几乎每年都出一本新书的黄文雄，其最新力作就是这本《中国人的本性》。他用大量、翔实的细节资料，勾画出一个当代中国的鸟瞰图，告诉世界读者，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中国官方和台湾统派媒体不愿面对，不敢公开报导，甚至竭力隐瞒、隐藏、隐讳的中国。 这是一个什麽样的中国？黄文雄在书中引述的一句中国流行的顺口溜，精炼、传神地做出了概括∶「一切都假，唯有骗子才是真的。」书中引述的数字触目惊心（中国官方统计）： ──三百万共产党员使用假学历，其中硕士学历 80％造假，大学毕业证书 50％是伪造的。违反党纪者，已近六百万，占中共党员的十分之一。而被中共党员侵吞和转到海外的公款，高达三千亿人民币。 ──中国有各种盗匪一千万人。规模较大的盗窃集团五万个。黑道人数是盗匪的三倍，约三千万人。 ──中国有六百万娼妓，八百万性病患者，吸毒者达四百五十万（超过中国鸦片战争时全国四百万人吸毒的总人数），九十万爱滋病患者（联合国爱滋病预防署预测，到 2010 年，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将达一千万人）。 ──此外，中国还有二千六百万忧郁症患者（忧郁症者自杀比例较高，中国每年自杀人数全球第一，达三十万人），一千六百万精神疾病者（相当整个荷兰的人口，而这还是十二年前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数字），因假药而导致每年有五百万人住院。 黄文雄的这本白描式的作品，用大量具体数据、事实和细节，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虚假、腐败的中国全景图。 为什麽人类社会出现这样一个中国？当然，首先是跟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有直接关系。当今共产党的专制，给各种腐败、不公、不义，提供了条件和保护。正如国民党统治时的台湾，党库通国库，腐败横行，就因为有两蒋专制的保护伞。 为什麽专制制度在中国千年不变？因为背後有专制价值占主导的传统文化在支撑它。共产党在中国建政後，又制造了「党文化」来「相得益『脏』」。 胡适和鲁迅被视为近代中国较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们一个温和，一个激烈，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却非常一致∶胡适强调「全盘西化」，潜台词就是要扬弃中国文化。鲁迅说得更形象和刺激，直指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 鲁迅所以激愤地说它吃人，胡适所以激昂地强调西化，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个人自由、尊严、权利等价值，没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人文理念，更没有宗教信仰等超越的终极关怀。毛泽东虽然发动文化革命，被人视为「扫四旧」，冲击传统文化，但其实只是扫了传统的形式，实质上却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价值，把群体主义、皇权意识、等级观念发展到极致；以革命的名义，更彻底地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 今天中国一切的腐败和道德沦丧，都可以从文革为标志的「党文化」和台湾作家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专著所痛斥的那种「传统文化」中找到端倪和解释。中国历史悠久，沉淀下太多污泥，共产专制半个多世纪则把中国文化中劣质的部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相比之下，台湾是幸运的，结束了专制，走向了民主。但不幸的是，台湾也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太多层面都被毒素侵蚀。表面看，台湾是蓝绿对立，统独之争，但实质上，它是两种价值的选择，是倾向国家至上的群体主义，还是选择尊重个人权利的西方文明。 黄文雄先生的这本书，起码指明了一点∶当今中国的方向，绝对不可取；台湾必须引以为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对了解当今中国，具有教科书的作用。 我和两位黄文雄都没有见过面。虽然我不赞成「暗杀」，但敢对独裁者「开枪」的人，实在是有种！新竹黄文雄当年打蒋经国的那一枪，是千古绝「响」。而旅居日本的高雄人黄文雄，则是一本书一本书地不断「开枪」，打碎虚假中国的外壳，打醒台湾人的幻想。两个黄文雄，都是英雄。 2006年11月底写於纽约 2006-12-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壮士之死与邵阳之殇
异议人士、六四运动时期的邵阳工自联主席李旺阳之死，也许在他与我共有的家乡邵阳市——这座据说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宝庆并未引起多少人关注，但在美国纽约尤其是香港，却有不少与他素昧平生的人在为他抗议，要求追查他死亡的真相。 如果李旺阳地下有知，这或许多少可以告慰他那凄苦飘荡的灵魂。 邵阳市：权力专横与过度贫困化的精神荒漠 离开邵阳已30多年，家乡的一切早已经幻化成天边一缕淡淡的云彩。但李旺阳的非正常死亡却让我心里非常纠结。如果我要说李旺阳的非正常死亡只会发生在邵阳市——这座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贫困化历程后沦为精神荒漠的城市，那肯定不符合事实。因为这种非正常死亡在全国到处都发生过，浙江乐清有钱云会之死，广东乌坎有薛锦波之死。 但钱、薛二位的死均缘于他们与地方当局的现实利益冲突，他们要捍卫所在村庄村民的土地权益。而李旺阳的悲惨命运却肇始于“六四”，这与邵阳官吏完全没有现实的利益冲突。不仅如此，李的妹妹李旺玲竟然因帮助其兄长而被劳教三年。兄妹俩这一遭遇之独特与残忍，又分明与湖南特别是邵阳的政治文化及乡土文化有关，过份贫穷的土地不滋养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邵阳市原来自成体系的工业体系过早衰落——这一过程比国内同类工业城市的衰落大概要早10余年，当地住民因此开始了整体贫困化的向下过程。在源起于“文革”中后期的江湖帮会文化浸染下，斗殴打架成为青年人的日常活动。这些都固化了当地的闭塞与蛮横，也使得当地民风崇尚权力之外还崇尚暴力。 30年间，我曾回乡数次。据了解，除了在毛泽东倡议“三线建设”时迁往邵阳的几个大型国企如一纺机、二纺机、湘印机、中南制药厂等之外，邵阳的工业大多数在80年代中后期就因失去市场而衰落。如果需要我从理论上总结，应该就是：中国的工业产品本来就是以傻大粗与质量低劣为特点，邵阳工业品应该算是其中“佼佼者”。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是短缺经济，产品质量低劣的邵阳工业品也能由政府包销。但在中国由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邵阳产的各种工业品就无法逃脱被淘汰出局的命运。这是全球化过程中落后产业无法逃避的命运，邵阳只不过是早早开始了这一过程。 因此，早在80年代后期，邵阳居民当中就有将近一半成为失业者；青年人如果不离开家乡外出谋生，必然成为新一代失业者。到了九十年代，除了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公共企业，如水厂、电厂、煤气公司，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象话的企业。大学毕业后如果在别处找不到工作，想回邵阳找工作，除了父母拥有权势，平民子弟几乎没有这一可能。我每次回乡，大街上总是垃圾遍地，弥漫在城市上空的异味刺人眼鼻。所到之处，只闻一片麻将声与糊牌的呼叫声，几乎可与西北的猜拳声媲美。原来清澈的邵水河已经干涸见了河底，成了市民倾倒垃圾之地。治安也非常不好，据说有位与邵阳有点瓜葛的港商打算回邵阳投资，结果被一无业青年当作劫财目标，杀死在宾馆。邵阳男子在外娶的媳妇，只要跟着丈夫兴冲冲地回去领教过一次“邵阳风光”的，大都不做二次之想。如果有人再去看望公婆，那一定是给了丈夫天大的面子。愿意将孩子委托给邵阳公婆的，必定是将自己的个人闲暇看得远比孩子重要。 活下去，已经成了这个城市居民的最高愿望。如何有尊严地活下去，这个话题已经淡出他们的生活愿望。逃离邵阳，成为有点思想的邵阳青年的共同愿望。湖南省当局对邵阳行政长官的要求，不出事就算政绩。同情心与体恤他人之心，在这个城市已经渐成稀缺物品。所谓“江湖义气”，其实只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形式而已。 家园的毁灭，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生于这里的人将无家可归。这样的邵阳，离我记忆中的家乡越来越遥远，这一切使我对家乡保持疏离状态。这种疏离，表面上看是出于厌倦，其实于我而言，却是为了给自己心中保留一片家乡梦境的云彩。我刻意忘记邵阳的现实，常用那早已消失的邵阳安慰自己，仿佛那宁静的小巷与帆影点点的资江依旧，庭园中清洌的古井犹在，窗前的石榴树每年仍然在春风里绽放深红的花朵。 李旺阳个人处境之推想 且放下李旺阳多年来的非人待遇不说，就说那死亡现场照片所显示的一切，足以证明李并非自杀身亡。至于那现场为什么伪造得如此拙劣，只能说显示了邵阳恶吏们的专横与他们对权力的高度自信：政府说什么是真相，什么就是真相。不服，牢房伺候。这就是李的妹妹、妹夫与关注者被扣押的原因——在邵阳官吏眼中，没有权力摆不平的事情。 按照一般想象，是越穷的地方，人们的反抗精神越强。但我发现现实并非如此，中国的社会反抗往往多发生于沿海等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如西部省份，因民众在生存资源方面更多地仰赖于政府，反而少有反抗。邵阳虽然非西部地区，但对权力及权力的原始形态——暴力都比较信服，有权且能够在江湖上有“兄弟”帮衬，在邵阳就是老大，可以通吃。这样的人没人敢惹，平民之间的争执多是拳头说话，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这就是有人写了篇《湖南城市十二脸谱，打手邵阳》的原因。 李旺阳是行动人士，“六四”曾短暂地给他提供过昙花一现的舞台。当时邵阳的参与者虽然也还有其他人，但在事情过后或者是重新回归社会，或者是另找生活道路。他不长于思想与写作（因为未看到他有多少作品），这点决定了他对周围的人感染力有限。李旺阳在邵阳能够坚持到今天，完全借助于他性格中不屈的精神，以及他对六四正确性的坚信。据说中国的监狱里贿赂成风，邵阳那些监狱的腐败风气应该更严重，无钱无势的李旺阳入狱之后，与一群在看守们纵容下的刑事犯呆在一起，其遭遇可想而知。他的身体严重残废，应该与在牢狱里受到的非人折磨有关。 从相关信息来看，李旺阳出狱之后，无法再就业。这事对了解邵阳的人来说并不意外，当地失业者人满为患，一个身无长技的健康人在邵阳谋职都很困难，身有残疾且时常被警察“关照”的李旺阳想求职几乎没有可能。他生活无着，很少得到乡亲们的支持，这一遭遇与邵阳的普遍贫穷有关。富足丰裕的社会使人们有余力关心公共事务，但贫困过度的社会则使人冷漠，自身求生存都极为困难，几乎没有余力帮助他人。就算有人经商小有积蓄，亲朋好友间的无度求助也无法应付，不是自身被拖垮，就是亲友之间反目成仇。再加之邵阳市对人的评价系统与官方高度统一，以权势与金钱衡量人的成功，更何况李旺阳坚持的理念是与邵阳人生存完全无关的“六四”旧案。 李旺玲女士对这位已被当地社会抛弃的哥哥倾尽全力照顾，在当地已经属于罕见现象。当地不少老人在瘫痪或者行动不便之后，被子孙弃之于不顾，死时异常凄凉。 中国还有多少个“邵阳”？ 我只能以文字祭奠这位“非正常死亡”的老乡。“六四”壮士非正常死亡这一事实本来已经让我很绝望，但更让我绝望的则是邵阳之殇。这个在共产党执政之前曾经山清水秀、尚称小康的千年古城，已经在一种近于绝望的状态下挣扎了20多年，我至今也看不到它的出路何在。我有时会无端地想，假设人们一觉醒来，中国幸运地进入民主化，我也不知道资源枯竭，无任何支柱产业的邵阳将以何来养活它那几十万素质技能均有待提高的人口？我最后一次回邵阳时，对邵阳父母官咨询的一个问题——“将邵阳市发展成百万人口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所作的回答是：这一百万人当中的70%劳动力年龄人口，至少应该有30万个工作机会吧？否则拥有这么多人口又有何用？ 最可怕的是，全中国不止一个邵阳。前些年，中国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话题是“我的家乡在沦陷”，我当时看了这个话题不由得苦笑，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乡早就先于其他地方沦陷。这些沦陷的地方，将会不断产生李旺阳、钱云会与薛锦波。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0期，2012年6月14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594）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旧曲新唱“十二五”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于18日闭幕。多方翘首期待的“政改”仍然是一句套话，经济方面备受关注的就是审议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由于这个纲要延续的年份将跨越十七大与十八大，因此十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未曾解决的问题将成为胡温政府执政8年的一份经济成就主要清单，“十二五”规划则被宣称为是“对历史发展方位做出判断”的一份蓝图。 一份有着长长阴影的成就清单 十一五期间，中国最值得夸耀的经济成就，当属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所以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就是如何让中国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发展模式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由于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的支撑点主要是土地及资源， 这种快速的GDP增长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掠夺性作用与对人权的漠视之上，因此其经济成就之后无不隐含着巨大的隐忧，十一五期间的情况也未能例外。 因此也留下诸多问题，而且有些是多年未能解决的老问题。如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产业结构仍然处于国际价值的低端，公共服务领域发展滞后（我国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明显偏低，导致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尤其是十一五期间被列为重点发展的城市化，在最近两个月内备受指责，批评者认为未能使农民进城安居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 世界银行（World Bank）对2006年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审查后认为，中国在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几乎未取得进展，在环境方面取得“利弊并存”的进展，而在改善社会服务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十二五期间准备消化的几块“硬骨头” 十二五规划调整发展思路听起来都很正确。比如促进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和谐，树立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空间均衡原则，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切实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这说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的经济环境与市场环境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但面临的困难仍然是：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等口号要从规划变为实践相当困难。 1、经济结构调整 在多块硬骨头当中，经济结构调整将被视为政府要全力以抓的“纲”，因为只有抓好这个“纲”，才能保增长，保就业，提高民众收入才有立足点。过去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为了保持GDP增速，不惜引进大量高污染与高能耗产业，因此，今后结构调整的主要措施就是抑制传统“两高一资”产业的同时，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扩张。国务院今年9月确定了7个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这些产业将在结构调整中得到特殊的机会和资源支持。 但经济结构调整仅有决心是不够的，还需要长期的技术支持。全世界至今也只有日本、南韩、台湾等少数国家与地区成功地实现了从劳密型低端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成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瓶颈。由于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开发的科研成果之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中国的企业普遍疏于研发，满足于引进技术、简单复制。在技术引进方面，中国企业用于引进后消化研发的投资仅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十分之一。在7个所谓战略性产业当中，唯有环保节能属于技术研发要求较低，可以较快产业化。后6个都有赖于长期大规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放，并非三五年内可以收效。在自主研发方面，以利润最为丰厚的汽车行业为例，销售收入中用于技术开发的资金仅为百分之一左右，是工业化国家的十分之一。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可能一下改变的。 2、缩小贫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 改善收入分配一直被列入中国政府的重要工作，但收入分配不公却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已高达0.5。原因也很清晰：中国的政治权力在收入分配中介入的深度与广度过大。比如本世纪以来造成失地农民与城市贫民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征地与拆迁，根源在于中国政府控制着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全部资源，依据这些资源取得的公共产权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成为少数权贵及利益相关者攫取财富的源泉。这种状况并非通过经济规划就能解决，必须通过政府对资源的占有及支配方式的改革才能改善，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将代表人民掌管的资源控制权还给资源所在地人民。从中国政府目前的财政饥渴状态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175元人民币，农村地区为5,153元，城乡收入比为3.33比1，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则是必须推进城市化，让农村过剩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不过，中国从90年代以来的高速工业化进程，都未能使数亿农村劳动力真正进入城市生活，今后经济增速放缓，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更弱，一些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栖息”着大量流动人口，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些复杂且纠结甚多的问题，并非依靠一纸计划就能解决。 定义大而无当的“包容性增长” 比较有意思的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未写进全会公报。因为此词汇据说将取代GDP成为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原则，官方曾作过解释。据释义，“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实现包容性发展，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 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这段释义的前半部分“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听起来有点象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一样飘渺，因为“所有国家和地区”是否受惠得由其它国家说了算。此时此刻不少国家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正在秣兵厉马，货币战硝烟袅袅升起，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也正在构筑。 释义后半部分涉及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已成为改革30余年以来累积的各种社会矛盾中的焦点。可持续发展牵涉到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这一强调多年的老议题，而其实现与否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决心牺牲税源：中央政府必须关闭国企巨头石化等造成高度污染的资源性企业，地方政府则需要关停许多当地视为税收支柱的污染型企业。 联想以往多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十二五规划中许多似曾相识的提法，只能借用一句老话：知易行难，如果规划的情况能落实60％，中国的维稳费用将会大大降低。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0年10月19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10/10/101019\cr\new\economic\plan\_heqinglian.s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曹长青：假博士当真总统是台湾的耻辱
这篇文章—— 李丁园∶宁为良知、公平正义和真理 怎麽看蔡英文的博士论文争议？https://www.peoplenews.tw/news/2a742ce1-6888-4a97-bdd1-26601e0c4f7b 是我看到的对蔡英文论文造假事件最完整的综述；文章作者曾担任“全美台湾同乡会中西部区”理事长，是知名台派。 这里只简评一点：这篇文章作者也是博士，他写道，在美国获得博士时，母亲已过世，父亲因经济原因而无法从台来美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但到电信局打越洋电话告诉他，在家门口放了鞭炮，祝贺儿子获得博士学位。他照了多张戴博士帽的照片，寄给父亲等家人。 另一位台湾人学者、美国北卡大学的台湾人教授凃瑞峰（Jay Tu）也在质疑蔡英文假博士的文章中说，他在美国拿到博士时，家人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看著他戴上博士帽的荣光，然後全家开车去佛州旅行一个月，分享这个值得庆贺的时刻。 众所周知，蔡英文的父亲蔡洁生非常富有，还养了四房太太（类似这种事只见过媒体报导富豪王永庆，养了什麽好几房之类）；蔡洁生的富有甚至在他死後都是招摇的，他的墓地豪华庞大，占地1712平方米！台湾有规定，墓地不得超过8平方米，但蔡父的墓地超标200多倍！ 不是一般的富有。 如果蔡英文真获得了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学位，作为她父亲最疼爱的麽女，又最看重她的学历，那麽对她的毕业典礼，这父亲必定亲自带著蔡英文的生母去伦敦参加。什麽飞机住宿等这点花销，对蔡洁生来说，如同一个铜板。 但蔡英文的父亲没有去伦敦（蔡英文说她获得博士学位的1984年，她父亲66岁，随後又活了22年），她的生母也没去，全家谁都没有去！仅从这一个情形就可判断，蔡英文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所以也就没有她父母亲去参加毕业典礼的事情发生！ 另一件人人都会做的小事——拍毕业照，蔡英文居然也没做。她至今拿不出一张戴博士帽、跟同学们一起参加毕业典礼的照片。这虽是「小事」，但那是十年寒窗苦的回报，是向父母亲友的交代，是一个年轻人事业有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麽看重自己的「博士学位」，一吹再吹，却没给自己拍一张戴博士帽的照片，为什麽？就因为她从没有得到过那个学位。 另外，对于博士论文草稿问题，我问过一些博士朋友，他们说，没有谁会保留几十年前的草稿，因上面改来改去，还会有语法或拼写错误等，就不留著露怯了。既然有修改好的、口试通过後的典藏版论文，谁还留著错漏百出的草稿？如果自认自己将来是伟大人物，草稿要留著进博物馆，那典藏本就更得留著了。而且典藏本按规矩也得印制多本，要给学校图书馆收藏，还要给系主任、指导教授、论文口试委员，甚至给亲朋好友等。而蔡英文居然一本典藏本都拿不出来，却保留了一页页散张的、有白色涂抹液的草稿。这逻辑在哪里？连草稿都能保留，却不保留修改好的正版典藏本，为什麽？再没脑子的人也一目了然吧：因为她压根就没有定稿的博士论文，而草稿无法通过，所以她从来就没获得过博士学位！ 一个35年来靠「假博士」欺世盗名的人，怎配当民主台湾的总统？在专制国家领导人都不敢这麽明目张胆地用假博士欺骗35年！如此天大丑闻被揭发之後，还能硬挺下去，甚至还要继续选总统！如此这般欺骗的胆量，如此这般超人程度的无耻，真可谓前所未闻的惊世骇俗！ 天下没有人认为“必须有博士学位才能当总统”，蔡英文的问题是严重践踏诚信价值，不仅35年来博士造假，且党内初选完全作弊，更用公权力为一系列谎言护航。那些喊没有博士照样可以当总统的人，第一，完全不看重诚信的价值；第二，用这句话证明：他们跟所有质疑蔡英文的人一样，相信蔡英文没有博士学位！ 蔡英文这个令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弥天大谎，欺骗了全台湾一次有情可原，但还能继续骗下去，甚至再骗出个台湾总统，那就不只是蔡英文个人的耻辱，而是民主台湾的奇耻大辱。 那些袒护蔡英文弥天大谎的媒体人、知识人、政客们，是践踏良知、践踏诚信价值、践踏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蔡英文的博士造假事件，将给民主台湾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除、不可原谅的道德污点！ 2019年12月2日于美国 ——原载 （台湾《民报》https://www.peoplenews.tw/news/34bcf0b5-b734-4c07-8a1f-3498b8ab96a3） 2019-12-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奶农倒奶：大自然的终极报复
何清涟 近来，国内中小规模奶牛养殖户倒奶、杀牛现象频发，农业部不得不紧急出面遏制，并于1月8日发文声称要采取措施帮助奶农协调处理卖奶难问题。如果在80年代读过中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会知道，这种将牛奶倒进大海、河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这种“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何会出现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尤其是发生在号称“中国高端乳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背后值得说道的东西太多了。 \外国奶粉为何总是打败中国奶粉？\ 倒奶危机几乎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来临的，因为2014年是“中国乳业市场政策落地最多的一年”，无论是乳业行内专家预测，还是媒体报道，都说中国乳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还有好几年的运势。不料到了第四季度，国内乳业却迎来了“寒冬”之说，奶价从2013年的6元/公斤“跳水”到2014年9月的3.9元/公斤。部分乳企亏损额加大，一些奶农向乳品企业交售鲜奶却遭拒收，最后奶农只能抛弃鲜奶，杀牛关张。就这样，“万恶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现象”居然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 业内人士对此次奶农倒奶的原因多方分析，最终都将矛头指向奶价下调和进口乳制品的增加，导致国产奶粉无法在价格上与外国奶粉竞争。据乳业人士分析，国内奶粉生产成本远高于外国奶粉。新西兰原料奶价格非常低，1吨2.1万或2.2万，而在中国每吨至少3.5万以上；成本和价格悬殊，使得很多中国乳制品企业减少收购国产鲜乳。 市场竞争一是价格的竞争，二是质量的竞争，但这两点恰好是中国国产乳制品的软肋。中国国产乳制品业能做大，主要是依靠政府政策的保护。 \中国奶粉生产有两大先天不足\ 中国对外开放之初，曾成功运用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理论”，引进大量绿地投资，利用中国的土地价格低廉与劳工价格相对便宜的优势，让自己成长为“世界工厂”并长达十年之久。但在发展乳业上，中国却完全没考虑比较成本理论，不顾本国条件，硬用政策喂大国产乳业。 2008年三鹿奶粉殆害结石宝宝一案被揭露出来之后，举国同愤。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中国卫星、航天飞机都上了天，为何就生产不出合格的奶粉？ 在环环追索之下，奶粉生产商指出牛奶不合格是奶农在原料里掺假所致；奶农呼冤，说绝对没掺假，都是饲料惹的祸；饲料问题就引出一个中国政府最不愿意提及的话题，即土地污染。王歧山任副总理时，2011年在出席两会时说过一段著名的话，说以前中国人是吃不饱饭，“结果现在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 导致食品安全的原因很复杂，据专家们指出的原因，我将其总结为一种“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结构。互害过程大致如下： 一是企业本身的责任，如在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食品中加入色素、苏丹红等各种添加剂。 二是食品原料受到污染。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类是生产加工过程中的人为污染，比如蔬菜种植过程中过度投放农药，木耳加工成干货时使用硫酸铜，养殖业大量使用各种抗生素、激素等。日本进口中国的毒饺子事件，就是河北天洋食品厂用来生产饺子的原料含有剧毒农药甲胺磷残留物。第二类则是因土地受到严重污染，生长于其上的农产品含有各种致癌物质。目前中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3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这种重金属污染土地上产出的农产品会形成各种致癌物质。 不少中国奶牛从出生之日始，就食用上述各种原因造成的污染饲料，不可能产出合格的奶。雀巢等外国品牌凡在中国就地生产（即贴牌生产），由于奶源与中国厂商相同，奶粉也有质量问题。 本应成为奶牛乐园的内蒙古大草原，早因过度放牧而严重退化，退化面积高达目前内蒙古退化草地面积已达3867万公顷，占可利用草原的60%以上，鄂尔多斯草原的退化面积更是高达68%以上。 这种在污染土地上依靠人工种植牧草而成长的奶业，本身就先天不足，很难与外国奶粉竞争。 \中国奶制品业：扶不起的“阿斗”\***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给中国乳制品行业带来重创。但中国政府几乎未曾认真反思国产乳业的问题，反而加大扶持国产乳业的政策。两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制定的《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宣布对乳制品生产企业给予金融和财政政策支持，并制定了奶源基地建设扶持政策。此后，每年都有扶持国产乳业的政策出台，全国奶业生产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有专家总结道，从2000年到2013年，以三鹿奶粉事件爆发的2008年为转折点，中国奶类总产量连续跨越了1千万吨、2千万吨、3千万吨的大关，散养户大量退出，产业素质从分散型向规模集约型转变。 针对市场上的问题奶粉和消费者对国产奶粉质量的质疑，中国的政府部门不是加强对本国奶制品企业的质量把关， 反而大抓外国品牌奶粉的质量问题：2008年美赞臣被检出三聚氰胺，2009年多美滋被疑遭受三聚氰胺污染，2011年美素、雅培、多美滋发生活虫事件，2013年新西兰乳品的“肉毒杆菌”事件等等，每次事件都让这些外国奶粉生产厂家付出巨额罚款，并蒙上恶名。到了2013年，为了配合政府倾资300亿推动的乳业重组计划，央视与《人民日报》干脆亲自上阵，发表《贴牌洋奶粉何以大行其道》，称“目前市场上100多个洋奶粉品牌有八成是国内企业‘贴牌’生产，企业花5100元就可贴新西兰奶粉商标，1万多元就可拥有一个原产地新西兰的品牌，……这些‘贴牌’洋奶粉浑水摸鱼，质量没保证”。 在对外国奶粉厂商实施重惩与信誉摧毁这种双管齐下的打击之后，中国奶业迎来了2014年的“黄金发展期”，同年7月，伊利跻身2014全球乳业10强 取得亚洲乳企最高排名，中国媒体宣称“中国将改写全球乳业格局。” 问题在于，政府可以不计成本大力扶持本国产业，却无法改变国内消费者对国产奶粉质量问题的担忧。国产奶粉即使低价营销，也难与外国品牌奶粉一争雌雄，即使外国品牌奶粉频陷质量丑闻，在中国市场上仍然深受欢迎。部分对贴牌生产的外国奶粉产生怀疑的中国人，开始在全球范围采购奶粉，最终形成一条全球搜集奶粉的商业链条（见《奶粉世界地图》），引发多国商家限购。 为保证政治上层的食品安全，中国有食品特供制度。为了保证政治上层能饮上安全的鲜奶，中国大量进口供牛食用的牧草，比如在美国加州大量进口紫苜蓿，由于紫苜蓿需要大量水浇灌，每到天旱，就引起当地激烈争论，反对向中国出口牧草。 综上所述，中国奶农目前的困境，来源于大自然的终极报复：一是中国的环境严重污染，尤其是土地污染与水污染最后必然传导至牧草，由此引起奶粉生产的不安全；二是草原严重退化，导致中国喂养奶牛的生产成本太高。生产成本太高通过政府补贴扶持可以在短时间内与外商竞争，但势难长久维持。所谓奶粉安全问题更是直接影响到消费者信心，不能保证市场占有率的稳定长久。这种由政府扶植起来的行业缺乏竞争力，因此，今后中国奶业的发展，最好还是让市场主导。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月1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111/259367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中国人民有权了解世界如何看待中国
传媒资讯发达到今天这般程度，任何国家的国民想了解世界对本国的看法原本很容易，但由于中国政府顽固地不肯放弃控制舆论这一专制偏好，所以中国人民只知道世界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好，日益繁荣与强大的中国正在国际舞台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海外媒体对中国有什么“负面报导”，一旦动静闹腾大了，中国政府一定将其解释为“国际反华势力抹黑中国之举”。 但无论如何，中国人民有权了解、也应该了解世界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因为这对中国人民自身的发展与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最近，伊普索斯――雷德市场调查公司（Ipsos-Reid）在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做了一项“如何看待中国”的抽样调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该调查显示的结果只有一项可以接受，即有31%的美国人和42%的加拿大人相信，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很快会统治世界。 除了这一项之外，其余结果与中国希望的结果相反：有54%的美国人和40%的加拿大人赞同“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说法；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和50％的加拿大人担心中国会严重威胁本国的就业市场；还有有54%的美国人和45%的加拿大人对中国目前在本国的投资状况感到担忧。调查还显示，有71%的美国人和61%的加拿大人不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加强，会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美加两国多数民众认为，在中国人权纪录恶劣的情况下，不应该扩大对华贸易，因为这会被视为是对中国迫害人权的奖励。 如果说美国早就被中国政府渲染成中国的宿敌，其不友好不言而喻，那最近与中国在军事上有多项合作的俄罗斯对中国应该很友好了吧？但最近圣彼得堡的“反华风波”中，圣彼得堡市民的反华理由还真让中国人无法认真面对。 圣彼得堡与上海早就结为“友好城市”。近日，上海在俄国圣彼得堡市投资十五亿美元，建造一座名为“波罗的海明珠”的中国城。但不料这一房地产计划引起圣彼得堡市民强烈反对，不少居民和政界人士近日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认为曾被彼得大帝做为西化象征、曾经作为俄国沙皇首都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伟大城市冒出个“中国城”，有损历史光辉及城市未来发展。而圣彼得堡市市民们反对的理由不无道理：凡中国人所到之处，往往导致娼妓与毒品泛滥。更有市民公开表示，来的如果是英国人与德国人在圣彼得堡建立居住区可以不在意，但决不欢迎中国人建立中国城。为了阻绝“中国城”，圣彼得堡居民要求举行公投来决定“中国城”的命运。 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亚洲领袖，但很少有人想到中国诸多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真正看法。最近有关中国是否会在吉尔吉斯派驻军队的讨论，以及人权观察指责中国支持缅甸军政权，导致该国人权状况继续恶化等，再次唤起了亚洲邻国对中国在毛泽东统治时期颠覆邻国政权的痛苦记忆。越南、北韩、柬埔寨、缅甸、老挝、阿富汗等许多国家曾经发生与正在发生的各种人权悲剧，有许多与中国政府有关，如当年“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时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与毛泽东的支持直接有关。北韩金正日政权当然被中国政府视为“朋友”，中国当局每抓到北韩的逃亡者，不顾国际社会谴责一律遣送回北韩，丝毫不考虑等待这些被遣返者的命运是死亡。许多与中国男子结婚怀孕的北韩女子被遣返之后也难逃一死，金正日政权的理由是“为了保持民族血缘的纯粹性”，不知中国人看了这类新闻作何感想？ 这些令人伤心的历史与缅甸等国正在发生的人权悲剧，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全然不了解。当中国的年轻人高举“反日”旗帜，宣泄民族主义情感的时候，他们又哪里能够理解那些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政府号称要走向世界，却又顽固地坚持遮蔽人民的视野。而对世界局势及本国与他国的真实关系都缺乏了解的人民，在一个自欺欺人的政府带领下，又如何能够健步走向世界？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6月23日，总9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帮闲时代：新左派对权力的曲意逢迎 ——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之回顾（二）
2012年8月9日是谷开来案件开审之日，虽然有挺薄熙来的左派网民呼吁组团往合肥声援，但从公布的谷开来受审罪名来看，政治权斗与意识形态纷争的色彩从表面上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 由此带出一个问题： 90年代末期开始崛起的新左派，是否会在薄熙来失势之后淡出中国政治舞台？ 我的看法是不会。因为新左派最初是借助于权力的呵护而窜红，直到2010年中国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由一些高官出面否定了“中国模式”之后，这个团队才投靠左派的“精神首都”重庆。老左与新左试图以重庆为基地，实践所谓“社会主义3.0版本”。重庆薄督虽然政治上失利，但中国政治对左派与新左派的政治需要仍然强劲，这种需要就是：资源等财产公有化，政治权力私人化。左派阵营的理论家们炮制的理论正好迎合这种需要。 中国的权势集团为何喜欢新左派？ 法兰克福学派成了欧洲生产“新左派”的梦幻工厂。但这一理论到了中国，除了留下反全球化（美国是全球化的提倡者）与批判资本主义这一特点之外，作为其灵魂的主体精神，即对权力保持距离与批判的态度却完全被抛弃。 21世纪零年代新左派与左派无认是话语权与影响面，都在日益扩大，自由主义也确实在式微。但这不是两者公平较量的结果，而是权力的强干预与利益诱导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台湾《思想》杂志2011年第16期发表了一篇由王超华与陈宜中对大陆知识分子许纪霖的访谈。许纪霖说“我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从理论角度而言，是新左派大胜，自由派大败。为什么这样说？汪晖如今已经国际化了，国外都想听听来自中国的不同 声音。但自由派至今没有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说法。” 我认为这段陈述存在事实上的判断错误。 首先，新左派在理论上全胜，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因为新左派的理论根本不是在争论中壮大的，而是借助于红顶子的介入，利用理论警察扫清对手。每当自由派冒头，当局就用各种方法加以扫除，包括禁言，打压领军人物等等，并为新左派留下充足的批驳自由派的言论空间。许纪霖虽然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但他显然将这一决定性的重要因素做了轻描淡写的“技术处理”。 其次，认为“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理论已经国际化”了，也是误判，夸大了新左派这一书斋理论对社会思潮的实际影响。一方面，许纪霖忽视了新左理论在国际社会也处于比较边缘化的位置；另一方面，汪晖本身的理论主要是译说，用一些理论对中国的现实做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既非他对中国现实有独特的理论解释，也非他对新左理论的创新。欧洲的新左派之所以看重他在中国的介绍，缘于两点，其一是新左理论在西方本来就是边缘化的理论，读者极少，影响不大。其二是他们对新左的中国变种已经抛弃了新左不与权力合作的精华，其“理论”完全迎合权力的政治需要不太了解——关于这一点，2011年5月在台湾已经当面与王、陈两位就此交流过，他们表示过去确实对中国新左派有误解，正在重新审视。 “新左派”奉献的理论成果 新左派这些年的最大成果就是崔之元组织人马翻译的所谓《北京共识》（简介《北京共识》，美国高盛公司顾问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伦敦智库于2004年发表）。该文宣称北京共识（即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发展观）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由于该文作者的特殊身份与伦敦智库的名声，加上译者与鼓吹者的“海归学者”身份，这一套理论还真哄骗了不少年轻人。 当局默许新左派在中国坐大，原因很简单，因为新左派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推行全球化战略引致的，这很符合中国政府的政治需要。新左派从“北京共识”发展出“中国模式”，并试图将其推广至全球。对于“中国模式”，除了新左派自我把玩之外，也还得到委内瑞拉查尔斯这类当年“毛主席的好学生”情意绵绵的吹捧。但实际上，“中国模式”在理论上漏洞百出，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论，还是现实都已经证明这套理论经不住推敲。 学界的批评当然不会让新左派放弃为北京当局重构理论基础的雄心，让新左派不再鼓吹“中国模式”的是他们一意逢迎的中国政府。新左派努力构建的“中国模式”理论，本来是为北京量身定做的逢迎之作，对内用来重构政治合法性，对外用作输出价值观。但由于国际形势变化，美国等国对“中国和平崛起”及“对外输出价值观”的担心一天甚似一天，北京由于“内忧”太重，对外不想再为并无足够能力推行的“中国模式”再启争端。2010年12月7日，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外交部网站上发表了“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中国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继之又有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发表署名文章“被歪曲的中国国家安全形象”，斥责国内有人过高估计自身实力，鼓吹“持剑经商”，“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2011年5月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美，再次强调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只是希望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一从“崛起”到谦辞“候选老大”的急转弯，虽然是缘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妙，但希望与美国修好的想法表露得非常清楚。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发布《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模式”的同时，声明“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会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 人”。 政治嗅觉上，“新左派”倒也不算太笨，他们早就嗅出当局开始对“中国模式”表示冷淡，转身将政治筹码押给了当时被视为中国政坛的明星薄熙来，纷纷去红都重庆朝圣。早在2009年2月，崔之元就在共青团北京市委主管的《文化纵横》发表文章“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高度肯定了以唱红打黑为政治主调的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王绍光在其文章中，将中国这一新时期定位为“社会主义3.0”（Socialism 3.0）时期，称这一时期将成为毛泽东时期的“激进平均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以及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的继承者。新左派们声称，重庆的经验开启了中国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改革的途径。他们希望将重庆塑造为中国经济体系的中心，主要关注消除贫困和振兴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技术。2011年4月30日，新左派的粉丝云集之地乌有之乡红色网友参观重庆公安局举办的打黑除恶展览。人们形容“重庆成为新左派的精神首都”。 在薄熙来从政坛上陨落之后，新左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但他们服务于权力政治的热情丝毫不减，也坚信十八大之后的中国会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无法预测他们将再推出什么“理论”，但我知道，在今日中国“权利”叫板“权力”，“维权”对抗“维稳”的时代潮流中，新左派的政治立场永远是支持掌权者加强维稳。他们对于财产公有，权力私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坏的制度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让权势集团采用他们的谋略，哪怕中国重新回归毛时代的黑暗也在所不计。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4期，2012年7月27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900）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民主是天性还是文化特权？
今年3月下旬，中国官方「新华网」突然转载了一篇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题目是「西方民主并非人类普世价值」。随後中国的各大网站像如获至宝，纷纷转载，因为由美国人说「西方民主」没有「普世价值」，那更有利於对中国民众的洗脑。 但随後就有细心人从美报上查到，该文的原标题是Is Democracy A Natural State Of Mankind?（民主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吗？），根本不是什麽「西方民主并非人类普世价值」，显然是被有意「窜改」了标题。中国官方媒体的胆大包天、随意编造，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篇文章的作者哈克蒂（Tim Hackler，自由撰稿人，曾给两位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做过新闻秘书）却触及一个当今争论的话题，那就是怎样看待民主。哈克蒂的文章开篇就引述了美国先贤杰佛逊和汉密尔顿当年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民主到底是人的本性带来的，还是外部文化决定的。 杰佛逊认为，「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世上的独裁者终将被推翻。」「受过足够教育和具有良好德行的普通人能够明智地自治。」而汉密尔顿则认为「人的本性中就有排斥自治所必需的智慧。」他认为杰佛逊的想法是「异想天开」。 汉密尔顿所以「悲观」，因为他观察到，在美国的选举中，「问题出在人民自己，而不是议员身上」，因民众不管怎样不满，最後还是「再投票给吸引我们最恶劣本性的煽动家」。 杰佛逊却坚信，「自由和民主」终将传播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封信中，还希望美国的民主实验「成为唤起人类的信号」，粉碎那些人生来就是奴隶的思想枷锁，去争取和享受「自由」。 16年前，哈克蒂曾就此争论写过一篇文章，断言「美国和世界反映了两人的观点，但他们的论战并未决出胜负。」但在这次的文章中，哈克蒂做出了「裁判」：现在「汉密尔顿显然占了上风」。哈克蒂的理由是，「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令人对此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中东和非洲的民主无望，因为它没有欧洲的启蒙文化背景。哈克蒂说，很多人都「倾向於汉密尔顿对人性的悲观观点」，并举例说，连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学者普莱特卡（Danielle Pletka）不久前在《纽约时报》也撰文说∶「过去我曾坚信所有渴望自由的人一旦获得自由，就将很好地享用自由。但我错了，自由不是人的本性。」 哈克蒂的观点，在西方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强调只有欧洲文化和历史，才有民主的基因；而只有在这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才可能建立民主。而非洲、中东，以及亚洲儒家社会，因为没有欧洲文化背景，就难有民主。 但事实上，世界民主的发展现状，和哈克蒂等这类学者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今天全球的民主国家，不全都是在欧洲文化背景下产生；而是世界五大洲，到处都有民主的国家。 先看欧洲的原东欧共产国家，它们都曾长期处於以暴力和欺骗为核心的「共产文化」之中，并不是「启蒙文化」，但共产政权被推翻後，全部的东欧国家，不仅都成为了民主国家，并且很多都进行了第三次选举。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只有进行了第二次选举，民主才是真实而趋向稳定的。 美洲的情况更是如此，也都不是欧洲启蒙文化的历史背景，但35个美洲国家，现在除了共产古巴之外，34国都实行了多党选举。如果老独裁者卡斯特罗死後，古巴也走向民主，那麽美洲将步欧洲後尘，成为全球第二个全部国家都实行民选的洲际大陆。 即使在哈克蒂等视为「民主无望」的非洲，也是民主之风劲吹。四月初，在辛巴威独裁者穆加贝败选、并拒绝放权而成为全球媒体焦点之际，被称为「非洲瑞士」的博茨瓦那，则再次权力和平转移。而该国自1966年独立以来，一直都实行定期的民主选举。根据「世界银行」几年前的统计，撒哈拉次大陆的48个非洲国家，已有42个进行了多党自由选举。《南非》杂志发行人马拉拉（Justice Malala）最近在《华尔街日报》 撰文「非洲的民主」说，「不要看低了非洲」。 在亚洲，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背景的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神道教为主的日本，成为亚洲民主之冠。还有南韩、菲律宾、台湾、蒙古，甚至伊斯兰教的印尼，都成为民主国家。尤其儒家文化背景的台湾，最近又成它a第三次权力和平转移，它再次说明不管什麽文化，都无法阻止人们要民主和自由。 世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研究主任普丁顿（Arch Puddington）最近发表了对专著《民主的美名》的书评，和哈克蒂的「悲观」相反，他认为民主「已成为全世界最成左澈~牌」。「自由之家」从1972年开始评全球国家自由度，那年才有44国是「自由的」，现在则扩至90国，增了一倍多。据统计，1800年，全球只有3个民主国家，到1900年，才增至13个；二战结束时，全球民主国家才20个，而今天，则增至120多个，占全球六成以上。 哈克蒂在文章结尾仍悲观地说：「民主是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美国是否能确保民主持续下去？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在於，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上面列举的事实，这些人类民主蓬勃发展的明显「标�摇梗�早就已经给了真实的「答案」。尤其在印尼、印度、孟加拉、土耳其等四国都生活在民选制度下的穆斯林（占全球一半以上），还有那千千万万伊拉克人在按手印投票之後高举的紫色手指，都是在向哈克蒂等西方左派的歧视论说「不」！ 2008年4月12日写於美国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8年4月http://www.watchinese.com/ 2008-05-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不可承受国家之重
巴西在半决赛中被德国7∶1“虐杀”，成为世界杯84年历史上的第一“惨案”——在足球半决赛中，之前没有过如此一面倒的情形，巴西输到惨不忍睹，赛场成“屠场”。 赛前（巴西一路没输过），全世界的体育专家、预言家，甚至巫师，更不要说亿万球迷，没有任何一个人，预测到会是这种局面！说“跌破眼镜”已太轻，简直是全世界都“跌破下巴”。 连狂胜的德国球员都困惑，第一个攻进球的穆勒说，“7∶1实在没有想到”。德国媒体在一片欢呼中也是吃惊∶权威足球杂志《踢球者》首席记者卡尔.维尔德当时发文连说“难以置信！难以置信！”《体育图片报》也是惊呼“简直难以想像”。连《法兰克福汇报》也称之“这是奇迹，一个历史性的夜晚。” 这种震惊遍及世界足坛，因巴西和德国队旗鼓相当，结果却踢成一面倒，“桑巴军团遭德国坦克无情碾碎”。这将载入足球历史∶“德国队将世界杯半决赛变成了训练场，而陪打的竟然是东道主，全世界足球界最著名的巴西。德国队在18分内竟打入4球。” 英国BBC体育主播李纳克（前英格兰前锋）说∶“看足球近半世纪，这是我见证的最惊奇、令人难以置信和困惑的一场比赛。” 按常理，巴西队在自家比赛，得到本国球迷万众欢呼的起劲支持，有“主场优势”。在美国篮球NBA比赛中，这点能看得更清楚，所有球队，都在自家场地赢多输少，就是因为有球迷的欢呼鼓噪，主场球员士气大振。 巴西是足球大国，是夺得世界杯冠军最多的国家（五次）。这次作为东道国，有天时地利人和，怎麽会“输到家了”？ 深究这场惨败，可能问题就出在这个“主场”。上次巴西赢得世界冠军，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这次举国期待重登宝座，又是在自家主办，那种亿众欢呼期待，简直像个巨大罩门，扣在球员头上。 震耳欲聋、近乎歇斯底里的巴西球迷的呐喊狂呼，对巴西球员来说，已不再是什麽“主场优势”，而是“主要压力”。国家，民族，人民，历史┅┅，无数足球之外的概念、期待值，凝结成对巴西球员的“不可承受之重”。 可以想见他们的紧张，打得提心吊胆，踢得心惊肉跳，在这种脆弱不健康的心理下，刚输了一球，就精神崩溃，兵败如山倒┅┅。“国家”罩门落下来，巴西球员全被压垮，集体失准、失态，失语，失去了全部的信心。 对这点德国主教练勒夫看得很清楚，他说，面对巴西主场的球员和球迷如潮激情和高涨情绪，德国队第一步做到了冷静；当巴西被打进第一个球后，有点被打懵了。随后德国连灌4球。原因是巴西队信心崩盘。 其实在赛前，德国著名球星卡恩（电视评论主持人）就指出，巴西一直用国家荣誉等来为球队鼓气，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会造成经受一点挫折后崩溃。结局正是如此。巴西队员的灵活双脚，这次就像被绑上两个沙袋般沉重，一个写著“国家”，一个写著“民族”。这种概念之大，足能使人窒息。桑巴军团实质不是被德国打败的，而是被“国家荣誉”压垮的。 德国球员难道没有为国争光的压力吗？当然会有。但不是在主场，没有现场万众目光的期待（威逼），没有志在必得的重负。德国也曾是群体主义文化主导（否则怎麽有过纳粹），但过去半个多世纪已有相当改观。而巴西（以及整个美洲）群体主义文化仍强势地主导人们的思维；在那种土壤中“国家/民族/人民”等群体概念之花，就会很茂盛。而体育比赛，最应展示的是自由精神，即个体自由。只有在最自由的精神状态下，技术才可能发挥到最好。 你看美国参加奥运的男篮队，打的就是这种心态，每个人打得潇洒自如，非常自我。即使在比分落后要输球的情况下，也没有那种整个美国都在看著我，国家荣誉在此一役的重压。当然美国男篮技高世界，会打得较轻松。但美国男足，这次进入八强后又遭淘汰。他们输了球，在美国也就是一条新闻，绝不会有举国悲伤，更不会群情激昂（这次巴西输球，报道说当晚该国首都有20辆公车被愤怒的球迷焚烧，造成一人死亡）。在美国的健身俱乐部，对电视上播放的各种体育比赛，很多人会扫一眼，但从来看不到任何狂热场面，无论是本地对外地，还是本国对外国。美国人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文化主导的直接结果。 巴西这场超常的惨败，震惊足坛和世界球迷，将会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它不仅涉及足球战术，主场国家压力，可能还有文化哲学问题。 俗语说坏事变好事。这有可能在巴西应验。世界杯惨败，巴西球迷伤心欲绝；但他们输了“面子”，却很可能会赢得“里子”。这个里子，就是关系每个巴西人生活的政治、经济—— 这次巴西举办世界杯，支持民众不到一半，被视为反常，因巴西人狂爱足球。在世界杯开幕前后，巴西各地抗议罢工不断，主要是经济糟糕，民怨沸腾。去年巴西爆发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示威，不满政府的“高税收，低回报，高物价，多贪污”。瑞士银行（UBS）在世界杯开幕前发表的专题报告说，“巴西人对政府的不满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什麽巴西人群情激昂？因为在左派女总统罗塞夫的领导下，该国经济已陷入困境，它损害千家万户的利益。 罗塞夫是民主国家中最知名的左派总统。她原是反政府的游击队长，她家有过四个共产党员（从保加利亚移民来的父亲，两任丈夫，加上她本人）。她创造了比美国奥巴马还引人注目的记录∶从没当选过任何公职（无论乡镇还是市省长，都没竞选过）就一步登天，当上总统。因为她被前任巴西总统卢拉全力拉抬。 罗塞夫全然不懂市场经济，仍是左派的大政府、高税收、高赤字那一套，上任三年半，巴西经济像这场世界杯巴西比分一样坠落，过去三年的平均增长率不到2%（是巴西之前1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一半）。 在巴西经济捉襟见肘之际，罗塞夫政府却为世界杯大手笔投资117亿美元（是上届南非世界杯花费的3倍、德国世界杯的7倍），其中建12个球场就花了35亿美元。巴西有经济学家尖锐批评说，这种花大钱建赛场“将被视为自大、过度乐观、规划不周全和欺骗等劣点的结合体的主要象徵。” 罗塞夫政府估计，世界杯期间巴西能获旅游收益30亿美元。这不是太赔本了吗，巴西为什麽要这麽做？因为今年是选举年，年底选总统（国会议员和州长）。罗塞夫政绩不佳，想通过办世界杯拿冠军激发选民支持热情而连任。按中国政治术语，就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亏的是国家的钱，赢的是个人的总统宝座）。 但人算不如天算。这次世界杯惨败，实在是罗塞夫的不祥之兆，等于给花大钱办世界杯引起的民众不满火上浇油，最后可能怒气体现在选票，把罗塞夫选下台。 《华盛顿邮报》在世界杯开幕前引述上述瑞士银行的报告说，如果巴西队输掉世界杯，会对巴西经济复苏有利。意思是亲商业、信奉市场经济的巴西反对派候选人将增大击败罗塞夫的机会。左派政府下台，结束社会主义政策，巴西的经济有机会触底反弹，才能回到资本主义的正路。所以说，巴西人输掉世界杯，可能因祸得福，赢得家庭经济杯，避虚就实，生活改善，才是真正的幸福。 2014年7月9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难民潮”难倒西方∶德国总理默克尔作秀害世界
目前欧洲的难民潮，根源在于叙利亚战乱，主要是ISIS（伊斯兰国）烧杀掠夺造成。目前2400万人口的叙利亚，已有420万难民。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揽子接收难民政策（开口就说接收80万），更促使叙利亚及其它国家的难民（多数是经济难民）乘机而入，导致欧洲难民潮一发不可收。 “难民”的心理当然可以理解，他们所在的叙利亚等中东和非洲国家，人均收入只有几千美元，而德国、比利时、瑞典等欧洲国家，人均是四万美元以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生活水平高的地方），是自然规律，人之常情。默克尔轻而易举就承诺接收80万难民，等于是邀请更多的难民涌向德国和欧洲国家。 由于德国开了这个口子，导致英法等欧洲其它国家必须跟进，尤其欧盟国家，还被硬性安排接收难民的定额（否则影响他们的欧盟资格）。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欧洲之外的国家，在“默克尔的人道”面前，也得做出姿态，否则就成了“不人道”。 德国总理滥情做秀 所以这个接收叙利亚难民潮，滥觞在德国的滥情做秀总理默克尔。说默克尔滥情，是因为这样大规模地接收难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生难民之源头，只能导致更多的难民涌来。光是叙利亚就有难民420多万，是五个“80万”都接收不过来的。据联合国难民署最近发布的报告，预计2016年全球难民将超过六千万！而德国的全部人口才八千万，难道要每个德国人养活一个难民？ 仅仅是默克尔承诺的那80万，据德国的统计，每年政府就要花销100亿欧元。而且接收的80万难民不是一年就回去了，是要永远留在德国，政府要提供住房、工作培训、学习德语、社会福利等等，起码要五到十年左右，这些难民才可能自食其力工作创业。光是这80万难民，十年就要一千亿欧元！ 而根据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DIW）最近的报告，德国在2015年因接收难民产生的费用约为226亿美元。该所预测，今后三年德国会接收300万难民。这些难民将有5到10年时间才会开始偿还成本。80万难民一年就要226亿美元，300万一年就要700多亿美元。这意味著德国的总开销（10年）将达7000亿美元！而德国的全部外汇存底（截至2014）才是1800亿美元。 默克尔本人和她的政府都不产生钱，最后得是德国人民买单——增税，增加人民的负担！并拖累德国刚刚复苏的经济，最后大家一起受穷。 作为一国总理，默克尔对本国经济和这些道理当然是心知肚明，但为什麽还要这麽做？因为通过这个“人道主义秀”她会获得西方左派媒体的歌颂，甚至获奖！她顶多再做一任总理就走人，那300万难民的庞大经济负担和债务，会是别人承担。而她却获得一生的美名——有同情心，慷慨领袖！这不，美国左媒《时代周刊》已经迫不及待地把她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歌颂她接收难民政策）。明年她还可能抱回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叙利亚难民1%是恐怖分子 默克尔给德国、欧洲及世界造成的问题，绝不仅在经济层面，更严重的是在安全领域。据反恐专家评估，在叙利亚难民中，1%可能是混入的恐怖分子。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攻城占地，当地政府的移民机构也被他们占领，他们很容易做出“护照”。按1%的比例，80万难民中就有8000个圣战分子，那德国和欧洲就等著遭殃吧。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遭袭击，凶手只是兄弟俩（随车臣父母政治庇护而进入美国）。洛杉矶袭击案，凶手是一对夫妇。法国巴黎大屠杀，也只是几个恐怖分子。难民中1%是恐怖分子，就将对欧洲、甚至美国造成潜在的长远危害！ 人类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发动的，祸害全球，罪恶深重！这次，默克尔用“人道”的名义开放叙利亚难民潮，等于开放恐怖分子进入欧洲，（转而）进入美国等西方国家；德国这次是否会在“人道主义”旗帜下，再次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怖主义战争）的重要媒介？不是没有可能。 三类难民，三种应对之道 那麽面对难民，人类就该袖手旁观、置之不顾吗？当然不应该！难民主要分三种，应对措施也应不同∶ 第一，对经济难民，各国都应该拒绝。因为这是无法承受之重。以澳大利亚为例，该国人口2300万，人均收入四万多美元。而附近的马来西亚，人口3000万；印尼更多，人口2.5亿（是澳大利亚的11倍），人均收入才2500美元（是澳洲的15分之一）。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印尼的经济难民要进入澳洲，因为只要进入就能收入剧增。澳大利亚2013年底实施边界管制措施，从海上多次拦截阻止了马来西亚难民船，才没有发生欧洲这种难民潮。如果澳洲总理也像德国默克尔那样“敞开胸怀”接收难民，那半个马来西亚人口可能都会涌进澳洲。 美国更是如此，比邻的拉美国家，人均收入都远低于美国，如果美国不强力制止非法移民，那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将不堪设想（美国境内现已有1100万非法移民）。 第二种是政治难民，各国都应该接收。如审核确实是受到政治迫害，出于人道原则和履行联合国人权公约，各国都有道义责任给予他们庇护。 第三种是战争难民。对这种难民，既不能完全拒绝，也不应全盘接收，而应采取两步措施∶第一，统一设置难民营，临时集中安置，等待导致难民的战争因素解除，再安排他们回到其家园。第二，马上致力解决造成战争难民的根源。在这个问题上，当年科索沃战争的难民处理是一个样板。1999年，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导致200万人口的科索沃有100多万人成为难民，逃到邻国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等。我当时曾到马其顿的难民营采访，目睹漫山遍野的难民营帐蓬，并写了报道（“种族清洗∶20世纪末最大悲剧——科索沃难民采访录”）。 当时西方国家（包括德国），都没有像今天默克尔政府这样一揽子全部接收那些难民，而是在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等设立了庞大的难民营，临时集中管理，然后美国领衔的北约联军强力打击塞尔维亚军队，最后塞军撤出了科索沃，绝大多数的难民都返回了家园（极少数被西方国家接收）。所以，结束战争才是解决与解救战争难民的真正办法。 美国换总统，解决难民潮 但现在无论是德国的默克尔，还是美国的奥巴马，更不要说法国总统奥朗德，全都不致力解决造成叙利亚难民危机的ISIS问题，全都不派兵进入叙利亚铲除那些“圣战野兽”。美国的空中轰炸简直像做秀，一天才有10到20次，而海湾战争时（布什总统），美国对伊拉克的轰炸一天出动二千架次，然后又派地面部队进攻，最后只用100小时地面战，就打败了萨达姆的50万大军。 而现在的伊斯兰国，没有空军，没有海军，甚至连地对空导弹都没有，整个是一批土匪亡命徒。在二战时，美国领衔自由世界打败了精锐的德国军团，击溃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皇军，在今天美军实力跟ISIS相比是牛刀对蚂蚁的情况下，怎麽可能打不败土匪武装的ISIS？最根本原因是奥巴马们根本就不想打，不愿打，不去打！ 默克尔、奥朗德、奥巴马们，不去铲除叙利亚的ISIS，不去扑灭火源，而是高调接收大量叙利亚难民，不仅是政治怯懦，更是政治做秀，结果只能延长叙利亚人民的痛苦。而他们热衷的大量接收难民的政策，更导致西方国家的安全受到致命威胁，因为没人保证恐怖分子不渗透进来。 默克尔的敞开胸怀接收难民的政策，在其党内都备受抨击，但下次德国总理大选要到2017年，所以默克尔的大量接收难民政策一时还无法改变。法国最近的全国13大区选举，奥朗德的左翼社会党是输家，但法国总统大选也要到2017年，奥朗德的败选虽已是大势所趋，但远水不解近渴。只有美国的选举今年11月举行，给人一线希望。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政治现像都是一个党执政两届就被“换党”（只有里根总统深得人心，共和党执政八年后又连任一届），更不要说左翼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把美国内政外交都带入困境，连个政治圈外人的商人川普出来挑战奥巴马，都普遍受选民欢迎，可想而知美国人对无能怯懦的奥巴马政府的厌恶和痛恨。所以，只有10个月后美国选出新的总统，从根本上铲除ISIS，叙利亚难民问题才可能随之解决。 ——原载《看》月刊2016年1月号 2016-01-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公地的悲剧”（二）：以邻为壑的“水战争”
现阶段，中国水的主要矛盾己转移到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方面，北方的缺水叫做“资源性缺水”，南方的缺水是因为污染造成，叫做“水质性缺水”。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 水资源短缺已导致中国国内甚至与周边国家发生多层面的社会冲突，中央政府已经将各省年用水指标作为考核省级大员政绩的一项因素，如实际用水量比指标有所结余，则各省大员的“政绩簿”上可以加分；如果实际用水量超过指标，则可能会影响下一年度该省的年用水量指标分配，同时该省如要申报一些工业项目，也会受到相应的制约。 在国内，水事纠纷主要表现为省与省、地区与地区之间抢水战争频发，以及各地以邻为壑排放污水。在国外，中国筑坝抢水行为，是中国与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紧张的源头之一。中国仗恃上游国家的地理优势，经常罔顾事实地宣布湄公河下游诸国缺水及水生物灭绝、渔民失业与中国筑坝完全无关。但国内水资源冲突与污水跨境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日益激烈，北京政府却无法用这种鸵鸟政策予以回避。 水资源短缺引发长江流域争水事件频频发生，这种事件的背后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从已经发生的纠纷来看，以下几种类型的冲突为常见现象： 1、防洪类型，发生于长江流域等大河区域。民众为防止洪水冲毁耕地，争相修筑水坝，引起纠纷，严重者会发生械斗造成伤亡。 2、水资源利用纠纷。这类纠纷的起因往往是上游县市筑坝拦水，影响下游县市引水灌溉及人畜饮水。 3、水能开发。这类纠纷常见于水坝地址处于两地交界处，因坝址的开发权而产生纠纷。 4、界河采砂纠纷。这类纠纷多发生于两地分界河流地，严重者经常发生纠纷甚至大规模械斗。 上述纠纷近年来逐年剧增。2009年水利部为解决省际之间的水事纠纷，公布《长江流域水量分配方案》计划任务书，其分配原则是，首先保证人畜的生活用水，然后“希望把水分到更有效率的地方”。但是，就在这方案出台之后，次年就发生汉江截流，陕西与湖北激烈争水的情况。国家水利部称自2011年开始，将在五年内将水权细分到县一级，但由于缺水情况极为严重，正如山东省副省长贾万志说的那样，“石油、煤炭没了，可以上外国买，可水一旦缺了，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可以预见，中国国内区域间的“抢水战争”只会越演越烈。 但对中国人来说，最不幸的事情还不是缺水，而是水质的恶化，这恶化不能怨天，只能怨人，因为是中国近30年来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导致水资源丰富的南方人如今陷入水源短缺及农业作物严重污染等问题，无论是号称江南水乡的江浙两省还是“空气中都能拧出水”来的广东，无一幸免。 曾在农业口长期工作过的官员陈锡文曾说，容易引发农民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四方面因素：一是土地征用；二是环境污染；三是移民搬迁；四是集体资产的处置。其中水污染纠纷在环境污染事件当中占60%左右，且呈快速增长趋势：从2006年初国家环保局公布的数据是每两天发生一起水污染事件，到2010年以后每年发生1700多起。有关太湖流域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近年来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跨界水污染包括跨省、跨地级市、跨县、跨乡四个层面，其中，跨县水污染是最基本的层面，而跨省水污染是防治的难点。 今年以来，从南到北，每个月都发生大规模的水污染事件，见诸于报端的大污染事件就有 1月15日广西河池市龙江河的严重镉污染，严重影响沿江居民和下游广西柳州市370万人的饮水安全。2月3日，江苏镇江水污染事件。3月下旬，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化工企业超标排污导致文峪河水污染，致汾阳26个村庄农作物因河水污染颗粒无收。4月中旬，辽宁鞍山市台安县高力房镇的上万民众连续示威及怒砸镇政府，抗议当局以“招商引资”为名，建起的镍盐厂造成严重污染。 我曾多次说过，在环境保护方面，一个现代国家基本设有三道屏障，一是法律，二是企业投产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对企业污染的监测。中国是一个由政府掌控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环保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说明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这种管制能力的危机主要体现为：中共政府既是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订者与环境保护的监督者，但同时又是最大的违法者，环境评估与环境监测已经成为环保部门渔利的一条利益链条，导致环保法律失灵与环境影响评价失灵。作为专司环境保护之责的政府环保部门，几乎处于完全不作为状态，比如2月3日江苏镇江的苯污染事件发生后，当地人凭嗅觉都能闻出苯酚污染自来水有很大的异味，但当地环保局的检测却表明水质达标。 这种以邻为壑的“水战争”，已使中国人的生存意义停留在生存的最低层次上。环保公益广告有句著名的广告词：人类最后一滴干净水，将是人类的眼泪。在了解全球水危机现状之后，由于有加拿大、美国等水资源丰富的国家存在，人类离最后一滴干净水还有较远的距离，倒是我亲爱的同胞离这幅图景不远了：中国人的最后一滴干净水，将是中国人的眼泪。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独立∶西藏人民的梦想
十五年前（1994年），我在《北京之春》发表了题为“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长篇专论，从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和人有追求自由、自治的权利等角度，阐述西藏人民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是合法、合理、合情。 十五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份子关注西藏、为西藏人权呼吁；也有相当一些人走向支持西藏独立。但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近年来却一直强调走中间道路，即不走两极∶放弃西藏独立，也不接受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承认西藏属於中国，但要求高度自治（包括民主选举）。 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藏汉会议”上，达赖喇嘛到会演讲，仍坚持这一路线。西藏流亡政府的民选总理桑东仁波切的讲话，也是强调这一点，仍期待有机会跟中国政府对话，使西藏获得真正自治，达到“双赢”。和以往不同的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从重点在西方、关键点在中国政府（谋求和北京谈判），转向了中国民间；尤其开始重视海外中国知识份子，想通过他们传播西藏的真实。 ●民主和专制能共存、双赢吗？ 我也参加了这次在日内瓦的题为“寻找共同点”的藏汉会议。在桑东仁波切总理致辞後接受自由提问时，就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和“双赢”企图，我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过专制和民主这两种价值，以及其实践，在一个体制下共存过？甚至“双赢”？如果没有，那为什麽桑东仁波切政府在追求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方向？第二∶中间道路有没有限期（deadline）？流亡政府放弃西藏独立的决定，是不是剥夺了六百万西藏人民和他们的後代对国家前途的选择权？ 桑东仁波切曾说，他们谋求的是“在中国宪法精神下的真正自治”。而对於“中国宪法精神”，恰好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去年底在北京记者会上有说明，他说，中国宪法精神就是“三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针对西藏问题）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对於共产党的领导，谁都知道，就是专制统治；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经济往哪个方向走，一切由共产党说了算；而民族区域自治呢，朱维群用“排除法”说，不是联邦制，不是邦联制，也不是香港的一国两制，更不是达赖喇嘛的真正自治，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制。随後朱维群语气蛮横地说，“在中国搞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这个搞法，没有别的搞法，没有别的什麽‘真正的自治’。” ●不能期待“善良的狼” 朱维群还说，我们从来没承认过西藏流亡政府，只是跟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谈的是达赖喇嘛如何“改正错误”，争取我们的“谅解”。表现好，可以让他回来，“最多再加上他身边一些人”也可回来。面对众多外国记者，朱维群毫无最基本外交礼貌地宣称∶过去这些年，中央政府跟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接触，就是谈这些，将来也不会改变！那种霸道，真令人头皮发麻。 我向桑东仁波切总理请教说，共产党已经把话说得这麽清楚，西藏流亡政府还期待跟北京谈什麽？跟共产党的专制要“真正自治”，等於期待有“善良的狼”，“羊狼共存、双赢”。人类有过这种先例吗？ 桑东仁波切回答说，中间路线是经过流亡藏人公投，多数赞成的；并说不久前的流亡藏人代表大会，最後多数仍是支持中间道路，它是民意的体现。 我则提到，流亡藏人只有13万左右，即使全部都同意中间道路，那也不能代表西藏境内六百万藏人的意愿。流亡政府这样做，是不是剥夺了那绝大多数西藏人未来的国家选择权？ ●西藏问题的根本，不是保存宗教文化 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国号、国旗、元首、首都、货币、护照、军队、税收等等。即使清朝後期，以及蒋介石民国时代，西藏也不是它们的一个省；只是五十年代初，被中共军队占领了。 今天，西藏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宗教、文化和环境保护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存亡问题。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备受藏人爱戴。但按照民主原则，不管地位怎样崇高的领袖，都没有权力决定人民的国家选择权。西藏的前途，应该由六百万西藏人民公投决定，而不是由西藏流亡政府的任何官员决定！西藏青年大会副主席葛玛益西和议员葛玛秋培等就曾提过，“我们少数流亡藏人无权否定历史上即为独立国家之人民的恢复独立的权力，我们也没有改变西藏民族後代之前途的权力。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而不是文化、宗教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现在六百万西藏人民正遭受中共的政治专制和殖民统治，无法发出声音。但从西藏境内多次藏人游行示威的口号可以看出，多数西藏人民要的是西藏独立！过去这些年来，我在印度、欧洲、美国等地直接采访过上百名藏人（和藏人群体接触的人数当然多很多倍），我对他们都问过相同的问题∶要自治还是独立。除了达赖喇嘛之外，其他全部都说要西藏独立。我曾当面对达赖喇嘛说，我采访过的全部西藏人都要求独立，只有一个不要独立。他问，是谁？我说，就是你！达赖喇嘛只有用他魅力无穷的哈哈大笑来回答。 ● “有没有可能”和“应不应该” 当然，我完全能理解达赖喇嘛的一片苦衷，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正在被毁灭，汉人大量移民西藏，中共推行汉化政策，希望像内蒙那样解决“西藏问题”（今天内蒙2380万人口中，汉人已占80％！而处於少数的蒙古人，据说四人中已有三个被汉化）。有些支持中间道路的藏人说，中共太强大了，寻求独立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他们的思维也被“汉化”，像工于心计的中国人那样想问题，什麽事都先想到“有没有可能”，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先问“应不应该”。 我在这里要特别重复、重点强调一个中国人和西方人思维的根本不同∶中国人（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人）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可能？而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应不应该？换句话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原则，是理念。而凡事有了理念，坚持原则，不懈奋斗，成奶@定就有可能。所以西方人可以提出“不自由毋宁死”，而不是中国人的“好死不如赖活著”。正是西方人首先想的是“应不应该”，而不是“可不可能”，所以自由和繁荣才最早从西方开始。 ●独立、民族自决，是世界潮流 犹太人复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还不像西藏人这样，一直有自己的家园，而是流散世界，曾长期没有一块安身立命的土地。但他们坚持自己的梦想，经过多年的追求、奋斗，更有流血牺牲，最後终於复国，建立了以色列这个独立的国家。但就在建国次日，周边的五个阿拉伯国家联手入侵，不让它生存。当时这五国有四千万人口，以色列只有60万，刚宣布建国，还没有正规的军队，危在旦夕。但以色列人不是想“有没有可能”，而是想建国“应不应该”。最後选择坚守自己的家园，绝不屈服，全民奋战，终於打败入侵者，保住了这个新兴的国家。 近年获得独立的东帝汶也是坚持了西式的“应不应该”而成央C东帝汶才80万人，不到印尼两亿人口的0.5％。在苏哈托军事政权专制三十多年中，如果按照“可不可能”的思维，那独立就连想都别想。但最後东帝汶人成奶F，因为他们的领袖和人民，坚持的是理念原则，而不是绞尽脑汁琢磨操作上的可能性。 科索沃也是这样，面积才一万多平方公里（原为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只有200万人口，不到塞尔维亚的五分之一，但科索沃人坚持要独立，经过多年的奋斗，最後也梦想成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至上月底，已获得国际上62个国家的外交承认。他们初期的艰难，同样令人感到“不可能”。 联合国刚成立时，全球才50多个国家，现已近200个，等於增加了四倍，说明独立、分离、民族自决，是世界潮流。关键是看这个民族的决心，尤其是其领袖对国家前途的认识是否清晰和坚定。 ●跟流氓论理，是君子的错 今天，任何谋求跟中共要民主、要真正自治，都是与虎谋皮，完全没有可能！至於提什麽中国的宪法精神，即使作为策略，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共产党本身都从来不按自己的宪法行事；宪法是花瓶，你以为那里能长出鲜花，那是你的错。 今天西藏流亡政府应该做的，是认清现实，尊重真实；这个现实就是，中共政权无论如何都不会给藏人真正的自治，这是专制者的本性决定的。不管你怎麽让步、怎麽妥协、怎麽磕头、怎麽恳求，全都没有用！举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达赖喇嘛本人的确是发自内心要放弃独立，他千百次地在西方清楚地表达这种想法，并通过他的代表直接无数次地告诉北京。但中共硬是把“藏独”这顶帽子“钉”在达赖喇嘛头上，然後用其绝对控制的媒体强力宣传，於是十三亿中国人一致认定达赖喇嘛是“藏独”的罪魁祸首，对他痛恨万分。面对中共这种流氓，你要拿它当君子一样去论个理，不是中共的错，是你的错。人家清楚地按独裁者的原则、理论行事；而你原则没有，理念不清，要斗过人家，怎麽有可能？ 那面对如此“强大”的中共独裁政权，西藏流亡政府现在怎麽办？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现在被中共占领了；必须结束共产党在西藏以至整个中国的专制统治，联合所有人，推动中国民主。未来中国民主了，六百万西藏人民用公投决定自己的前途。如果那时（民主）中国能够尊重藏人的选择权，平等对待西藏民族，那麽达赖喇嘛可以提出，希望西藏留在中国，实行高度自治（只能是建议，不能是决定！）以达赖喇嘛在藏人中的崇高声望，多数藏人很可能会听从。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必须尊重全体西藏人民的选择。 ●传播西藏的“两个真实” 今年达赖喇嘛已74岁。他不仅是西藏历史上十四位达赖喇嘛中最长寿者之一（有九位达赖喇嘛寿命不到50岁），更是走向世界，在全球最受欢迎的精神领袖之一。既然过去二十年来致力跟中共谈判的“中间道路”毫无成效（今後也不会有成效，这是必然的），就应该改变策略，把重点放在，向世界传播西藏的两个真实∶西藏历史上是独立国家的真实，多数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真实。由此积攒国际上了解真实的人们支持的力量，同时也促使更多西藏境内的藏人觉醒。把希望放在自己的人民的觉醒上，而不是寄托到中国统治者的开恩上。或者说，不要寄望于统治者的变化，而是依靠人民知道真实後产生的力量。 现在的中间道路明显是走不通的，而向世界传播西藏的两个真实，也不是可以立即见效的。既然都不能获得明显效果，那为什麽不走真实的道路？而且，只有走真实的道路，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结果。一味谋求跟北京谈判的妥协政策，只能自我麻痹，涣散斗志，在给中共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背书”的情况下，误导西藏内部的藏人。导致他们也不了解自己的国家的历史，不敢想像独立的可能，还会产生“沉默螺旋”效应，使他们认为，无论是境内还是海外的藏人，多数都不想独立，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心里想，那就干脆放弃吧。 ●西藏人民的觉醒是关键 至於说强调西藏属於中国，才能获得中国知识份子的支持，那也是本末倒置。因为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是看六百万西藏人民的觉醒程度和抗争的力度。从以色列复国，东帝汶独立，科索沃建国，更不要说当年美国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等等，全部的例子，都是靠本民族的努力，而不是依赖殖民统治者内部的知识份子觉醒。对方民族的知识份子发出良知的声音是宝贵的，但不是关键，更不是“前提条件”。 以达赖喇嘛在当今世界的崇高威望，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关於西藏的“两个真实”，是绝佳的机会。一旦这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如果找到“转世”，还要至少近二十年之後，才会有一个成年的“达赖喇嘛”；更不要说，要达到现在这位达赖喇嘛的全球性声望，岂止是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因为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他的气质、风格、为人的谦恭、对他人关照的细心、孩子气的率真，坦荡的开怀大笑，以及他讲话时特有的劲头等等，都是独特的，无法模仿的。这种世界性声望和爱戴，绝不是将来哪个人叫“达赖喇嘛”就可以达到的。如此可贵的“个人资源”用在“中庸之道”上，实为一大遗憾。 ●藏人心底的呼唤是“独立” 我丝毫不怀疑，在绝大多数西藏人的心中，独立是他们发自心底的梦想。只是由於面对中国恶龙的霸气和暴政，他们不敢发出真正的声音；由於对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巨大尊敬和爱戴，他们以宗教情怀推崇达赖喇嘛的政策。但自由是每一个人心底的渴望，挣脱强权的压迫、建立自己的家园，是古往今来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一路浴血奋战所争取的，西藏人民绝不会例外！ 达赖喇嘛和流亡海外的藏人，如果转向重视多数藏人内心呼唤的“西藏独立”，传播这个真实、这个现实，让世界更清楚这个真实，尤其让每一个藏人知道他并不孤独，让每一个藏人心中的梦想都继续燃烧，这种梦想的燃烧，就是为恢复一个独立的西藏国铺路！无论道路多麽艰难，无论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但这是一条迟早必定要走的路！既然如此，为什麽不从脚下开始？！无论这开始的一步多麽稚嫩，在漫长的复国道路上显得多麽微不足道，但它是通向心底呼唤的道路，通向梦想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在迷失的道路上跑一万米，不如在通向梦想的正确道路上挪一寸。无论任何人，为实现自己梦想所作的每一丝努力，都有潜在的巨大力量∶因为它真实。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追求梦想的结果！西藏人的梦想，也迟早必定会成为人类梦想成真的一部分！ 2009年8月24日於美国 （——原载 《观察》，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1870 ） 2017-10-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7👍 0💬 0宣传机器∶永不停转地灌输——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二
西方将中共的报纸称为“宣传机器”，是很准确的。我们翻开中共的任何一张报纸，都能看到这种特质。 这种宣传性是中共将报纸的角色定性为“党的喉舌和工具”的自然结果。党又通过我们在“报纸角色分析之一”中列举的种种控制手段使这种宣传完全成为可能。 这种宣传性有它历史的原因。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之说，载“道理”，载“王道”，载“霸道”。连康有为、梁啓超这样的大学问家，在中国刚刚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时，也是撰文疾呼，报纸要成为教育人民、鼓吹革新的工具，强调载“西学”以撼国人之旧脑筋。 但中共报纸的宣传性则更多地来自马克思、列宁的办报思想。马克思的《莱茵报》充满革命性和战斗性。而列宁的苏维埃报纸则乾脆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发动民衆推翻旧制的工具。当列宁强调“文学应成为革命的齿轮”时（1950年，《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即已提出了“党报”这种主张。它意味著党排斥一切民间报纸，由党垄断新闻界。 到了毛泽东时代，毛直截了当要求，报纸要成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报纸不仅要成为“机器”，还应是“机枪”。让我们随便翻开一张中共的报纸，看看宣传机器是怎样运转的∶ 一般而言，党报的版面主要由这样三种文字构成∶言论（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述评、思想杂谈、批判文章、时事评述等等），消息（各类新闻）和通讯（包括报告文学、缩写、侧记、特写、特稿等）。 “言论”属“硬性灌输”。它主要传达党的思想、意志、方针、政策，其基调多围绕党的权力要员的讲话和党在某时期的中心工作。它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向读者灌输党的声音，党的要求，硬性统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 “消息”可称为“中性影响”。党报上的消息，大部分的出发点并非是哪里发生了什麽事，经客观报道後，让党根据这些客观情况制定政策或调整方针。恰恰相反，它是以“报喜”的消息来证明党的方针的正确。它的出发点是印证、阐释党的领导有方和“伟大、光荣”。它起的是一种注脚的作用。 党的喉舌用各种“消息”来体现党的合法性、合理性、成功性。“报喜不报忧”成为它主要特徵之一。我们随手翻开最近一张《人民日报》（1991年6月22日）就可窥一斑见全豹。 这张八版的报纸，第一版、第二版除一条“快语新言”的短评外，共有32条消息，全为“喜事”，体现“形势一片大好”。例如这样的标题∶“世界第二座脉冲反应堆在川建成”、“高校党建会在京召开”、“淮一纺织集团産销两旺”、“江西饲料厂靠科技打开局面”、“长城脚下文明村”、“珠海实现以地养地”、“莱州农民培育的系列玉米良种産量创国际先进水平”、“云南农行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苏宁精神使我们醒悟”等等。从这些充溢成就感的标题，人们可以想象到它所编织的“到处莺歌燕舞”的文字内容。 人们长期地生活在这种单一的、舍此无彼的“报喜”消息中，久而久之，就会産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到处欣欣向荣，社会主义制度迸发出无比的优越性，党是那麽正确伟大。这种错觉，正是宣传机器运转的目的。 ●“计划新闻”∶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许多读者感觉周围生活并非报纸所描述的那麽好，而是落後、闭塞，到处是以权谋私、贪官污吏。但报纸上的宣传使他仍希望或认为这是局部的，非主流的。也有一些有良知的记者，他们走乡串户，跑南闯北，发现真实情况是问题成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写出这些阴暗面。自邓小平提出开放改革，以及“真理标准讨论”之後，中国报纸的版面上，报道缺点，“报忧”的文章开始出现并日益增多。现实生活中阴暗面比比皆是，记者俯身可拾。 面对这种情况，长於搞计划经济、计划生育、计划指标的党，马上提出“计划新闻”，即在报纸上，对缺点的报道只能占三成比例，成绩必须保证在七成这一“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政策，并将此作为党的新闻纪律下达各级报纸。 同时，党又强调，凡报道“三分缺点”，其批评稿必须在发表前征得批评物件的党组织的书记过目审阅，书记同意後才能刊出。如果你写了一篇揭露某工厂贪污浪费，産品积压的报道，按上述政策，你必须将这篇“报忧”之作送呈该工厂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审阅同意签字後，才能见报。 可是，又有几个党委书记愿意报纸刊文批评他的下属或他本人的工作呢?这种宣传纪律使“报忧”的稿子见报非常困难。《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刘宾雁，怀有忧国忧民之心，但他的“报忧”稿件无法获得那些被他揭开脓疱的贪官党棍们的签字同意，难以刊出。他只好采用“报告文学”方式。在《人妖之间》和《双鸭山，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两篇报告文学中，他就直接揭露黑龙江省科级以上贪官污吏近二百人，并写出他们真名实姓和种种丑闻劣迹。恼羞成怒的各级党组织到处告他的状，说他不遵守党的新闻纪律，污蔑了党的领导和大好形势。 而在报道国际新闻，尤其是报道西方国家时，这种“计划新闻”又反过来了，变成“三分成绩，七分缺点”，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日薄西山。在党报上，人们看到的是美国的吸毒、枪杀、街头乞丐、经济衰退、钜额赤字和侵略、干扰他国。1989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报道美国人过圣诞节时，仅发表了一篇文章∶“恐怖的圣诞夜”，写纽约在圣诞一天被枪杀多少人。即使是对自己同胞的报道，也是这种手法--台湾总是妓女如林、污染严重、党派倾轧、民不聊生。 这种丑化西方和台湾的宣传报道，就是以彼的“七分缺点”来比我“七分成绩”，以此强化“社会主义就是好”，“只有共产党才能就中国”。 ●雷锋不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通讯，是“软性渗透”。它在中共新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一个报社，看一个记者的能力，主要不是看他的新闻敏感如何，而是看他能否写“大通讯”。 这种“大通讯”新闻体裁是中共独创，在西方新闻传播中找不到相应的概念。这种“大通讯”一般较长，有时一个整版都无法容纳。内容多是写一个人或一群人，如何在党的培育下成为他（们）那个行业的英雄。这些英雄、模范多具有崇高的道德情操，公而忘私的精神世界、坚定的党性原则和舍己为人的共産主义思想境界。他们一经“大通讯”这种报道方式在党报刊出後，党即发号召，组织人们向这种英雄学习、看齐，检讨自己的不足。 党告诉我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这种“大通讯”报道的英雄人物来教育、规范所有中国人，这是党用“党文化”来改造、征服中国人的主要手段之一。 中国是盛産“榜样”的国家，共产党不知树过多少样板。行行业业都有自己的参照比齐的榜样。较为人们熟记的至少有雷锋、王杰、欧阳海、王进喜、焦裕禄、杨育才、张海迪、陈景润、赖宁以及1991年6月才用“大通讯”方式报道出来、随後党下文件号召人民学习的苏宁、曹伟等。 他们舍身救人，有的被手榴弹炸死、被火烧死，有的为工作累死、病死。这样为他人幸福牺牲自己已让人感动，同时他们还有丰富的道德情操让人自惭不如。如雷锋帮军属老大娘不留名姓，苏宁暗中接济一对修鞋的母子。他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令千百万读者感动。每有这种“大通讯”刊出，报社就会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信中表示要向英雄学习，改造自己，走榜样的道路。 正因为这些榜样具有感人的力量和可接受性，“大通讯”才成为党最推崇的宣传报道体裁。因为通过这些道德榜样，可以运载、托寄“党文化”到读者心灵深处。 让我们看看这些榜样们有那些共同之处，党在“托寄”什麽—— 在他们的道德形象的背面，他们都有著为共産主义“来世”而忍受“现世”的精神。在他们的人生字典中，没有对现实世界的批评、不满，更没有反抗。而这种精神世界的获得是以牺牲物质、忍辱负重来兑现的。雷锋的一双袜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苏宁的一个枕头一连用了22年，他牺牲後人们发现，它只是一个包了几条破衣服的包袱。任何追求现世的幸福，追求物质的丰富，都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而扬弃。越穷越革命，越苦越崇高。这其中最主要的特质是，他们都信奉并实践党的利益高於一切的人生理想，为了党的需要，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为了党性，可以牺牲人性、泯灭人性，并把人性作为最丑恶的东西加以“狠斗”。 在报道这些榜样的“大通讯”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她）们的妻子、丈夫、孩子、父母，他们没有个人的“亲情世界”。他们共同的口号是，“我是党的人”，“一生交给党安排”。在最近刊出的两篇“大通讯”中，我们看到，曹伟为了工作，四次推迟婚期（《面对人生的选择-记王杰式的英雄战士曹伟》，《人民日报》1991年6月2日）。在有的通讯中，“英雄”竟在新婚之夜跑进实验室，为党争光，攻克科学难关；有的则置妻子分娩不管，老母病危不顾，坚守革命岗位，毫无“私心杂念”。而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乾脆就没有妻子。 党用这些道德榜样运载了一种“螺丝钉精神”，一种“奴隶文化”。亿万个读者在被榜样崇高的道德情操感动、感染、同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这些道德形象背後的“党文化”“软性渗透”。 这种“大通讯”也是当今中国社会虚僞之风盛行的滥觞之一。在“大通讯”中，榜样个个洁白无暇、光芒四射。他们没半点“私心”，无丝毫“杂念”，没有任何个人卑微的欲望和贪求，其精神世界的丰富、道德情操的崇高使他们象一尊尊“神”。有著七情六欲的亿万普通人，实在是达不到那种高度;硬让人们去向“神”看齐，导致了虚伪。连九岁的小孩子也要从家中偷去一角钱，然後交到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那里，说是从上学路上拾到的。学雷锋，拾金不昧。他从老师那里获得了道德形象的肯定。再“拾”几次，他就可以加入少先队。早晨，为了争当第一个打扫教室卫生的学生，十几岁的孩子争相起早，结果有的要 晨五点赶到学校，才能抢上“第一”。所谓“假积极”，就是人们对这种虚伪现象的概括性新名词。 无论是“硬性灌输”的言论、“中性影响”的消息还是“软性渗透”的通讯，党的目的只有一个，用党的想法改造千百万人，将所有人纳入党文化的范畴，最後成为党的一个部份。这种可怕的党文化工程不停止，报纸作为党的宣传机器，将会永不停地转下去。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1年11月号） 1991-11-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