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与其“辟谣”怪罪，不如反躬自省
最近在国内微博上的一次遭遇，让我深感北京当局仍然保持着“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这一特点。更要命的是，不少自觉充当“思想警察”的人不需要得到命令，就会主动出击。 《纽约时报》11月4日发表了一篇“中国政治精英们的特供中也包括净化后的空气”（The Privileges of China’s Elite Include Purified Air）。“译者”团队很快将其译成中文，我于11月7日做成图文（即“长围脖”）发表于国内微博上。我这样写：“世界上最昂贵的‘公仆’。这样的公仆世上只有和谐中国有。对中国的污染，普通中国人即使羡慕嫉妒恨到极点，也有一点可以聊以自慰，在污染特别严重的时候， 他们呼吸到肺里的空气和那些高干们、权贵们呼吸的并无不同。错了。请看《纽约时报》（中译）：中国政治精英们的特供中也包括净化后的空气。” 结果一天之内被转发2300多次（W友谓之“狂转”）， 这条W博被迅速传播，是因为发表之时正逢新浪微博与各大网站就北京空气污染讨论白热化之际。10月底北京连续几天出现阴霾天气，10月30日这一天，按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公布的数据，北京的空气污染已达到“危害”水平，但北京官方的数据却只是说“轻度”污染。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将使用美使馆数据的APP应用截图发到了微博上。细究之下，人们发现北京环保局使用的监测标准与美国大使馆不同，北京环保部门监测的污染物是PM10，并依此发布报告；而美使馆是按照国际发达国家通用标准，监测的是PM2.5。人们搜寻资料与访问专家的结果，发现就连亚洲邻国日本、泰国、印度等国也都将PM2.5列为检测空气质量的标准。但中国仍然使用PM10标准监测，以此“保证”空气质量。 明白了这个缘由之后，中国各大网站及一些媒体都以各种方式讨论空气污染，潘石屹等几位名人发起了一场网上签名活动。二者目标一致，都是要求有关当局改善检测大气污染的方法。 北京方面仍然不反求诸己，而是诿过于人。北京市环保当局指责美驻华使馆“炒作北京污染指数。”并让一些专家出面论证说明中国使用的标准如何“合理”，美国使馆的数据并不科学，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简直就成了一个中国版“罗生门”。 我在微博上发布《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正好趟了这潭浑水。W友们深感绝望，认为空气特供这是中国历朝皇帝都没有的先例，并对政府部门规避环境污染危害的食品蔬菜特供制度大加抨击，甚至有人“求辟谣”，希望这不是真的。 微博上潜伏的五毛很多，加之去年从南方报系各报直到人民网，都以各种方式披露了中国各地政府、大型国企、银行等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各城郊开辟蔬菜自种基地之事（据说全国共有300多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又提供了许多细节，普通五毛除了骂《纽约时报》居心不良，一时无从置评。这时就有好几位自称公务员或者“与省部级干部有交往”的人出面了，一位叫张毅的新华社记者出面发言，其重点有二：一是称龙永图根本不可能出面为企业代言，二是称99.9%的公务员未能享有任何特供，他认识的许多省部级官员就从未看见过特供品。 对这些人的论点，我写了几个回帖，其中两个比较关键的帖子。一是：“关于特供的问题我向所有反驳者提供一建议：最优方案是彻底否定，不承认其存在。将《南方周末》等报以前的相关报道一律视为造谣；次优方案是声称99.99%的公务员没有享受特供，但这就有了我的关于特供的经济学分析。” 另一个是：“关于特供的经济学分析：经过各位自称公务员及省级干部的座上客论证，公认只有0.01即万分之一的公务员享有特供，即7000人至8000人，除以300个蔬菜食品特供基地，即每个特供基地只供应27人——这是怎样的特供？以天下奉一人？我情愿承认供应8万至80万人。”——中国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及准公务员到底有多少？比较一致的看法是7000万至8000万人，我在此前的帖子里引述过杨继绳的估算，即超过7000万。 但空气特供这篇文章确实触动了中国政府那根“敏感”的神经。11月8日，CCTV评论员刘戈在环球网发文“是谁制造了空气特供？”先批美驻华大使馆的空气关注加入了政治色彩，又批《纽约时报》记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将很普通的空气净化设备硬给“说成了仅为特定人群定制的特殊商品。”作者与北京环保当局一样，不考虑中国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数高达40多万（世界银行报告估算达75万），也无视大气污染近几年来一直是公众投诉的第一重点，一味将空气问题政治化，未脱阴谋论的冷战思维。 如果说刘戈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打算辟谣，但结果适得其反。环球网刘的文章后面只有孤零零的一条评论，是“端谁的碗，看谁的脸。哎！！！”，估计更难听的全部删掉了。腾讯网在该文后面的跟贴几乎全是奚落与嘲笑，如“明明是自己身上长了特权肿瘤，美国人指出来，却硬说那是阶级敌人在造谣！在祸乱扰乱人心！辩解说自己身上长的不过是赘肉而已！”在1900多个表情选择中，1657人对此文表示愤怒，120人表示搞笑，以“高兴”、“感动”与“同情”表示接受的总共才23人。 中国政府是个“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全能政府，最后竟然将本国治理得领导层需要通过空气净化器才能保障空气纯净，需要“特供”才能保障自身的食品安全，且不讨论其置人民生命健康于不顾这一政治道德问题，仅就社会管理能力而言，也实在太成问题。这种情况下，与其疲于奔命地四处“辟谣”，还不如反躬自省，自身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执政能力。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1月1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1/clarify-gosspis/ ）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宣传机器∶永不停转地灌输——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二
西方将中共的报纸称为“宣传机器”，是很准确的。我们翻开中共的任何一张报纸，都能看到这种特质。 这种宣传性是中共将报纸的角色定性为“党的喉舌和工具”的自然结果。党又通过我们在“报纸角色分析之一”中列举的种种控制手段使这种宣传完全成为可能。 这种宣传性有它历史的原因。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之说，载“道理”，载“王道”，载“霸道”。连康有为、梁啓超这样的大学问家，在中国刚刚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时，也是撰文疾呼，报纸要成为教育人民、鼓吹革新的工具，强调载“西学”以撼国人之旧脑筋。 但中共报纸的宣传性则更多地来自马克思、列宁的办报思想。马克思的《莱茵报》充满革命性和战斗性。而列宁的苏维埃报纸则乾脆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发动民衆推翻旧制的工具。当列宁强调“文学应成为革命的齿轮”时（1950年，《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即已提出了“党报”这种主张。它意味著党排斥一切民间报纸，由党垄断新闻界。 到了毛泽东时代，毛直截了当要求，报纸要成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报纸不仅要成为“机器”，还应是“机枪”。让我们随便翻开一张中共的报纸，看看宣传机器是怎样运转的∶ 一般而言，党报的版面主要由这样三种文字构成∶言论（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述评、思想杂谈、批判文章、时事评述等等），消息（各类新闻）和通讯（包括报告文学、缩写、侧记、特写、特稿等）。 “言论”属“硬性灌输”。它主要传达党的思想、意志、方针、政策，其基调多围绕党的权力要员的讲话和党在某时期的中心工作。它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向读者灌输党的声音，党的要求，硬性统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 “消息”可称为“中性影响”。党报上的消息，大部分的出发点并非是哪里发生了什麽事，经客观报道後，让党根据这些客观情况制定政策或调整方针。恰恰相反，它是以“报喜”的消息来证明党的方针的正确。它的出发点是印证、阐释党的领导有方和“伟大、光荣”。它起的是一种注脚的作用。 党的喉舌用各种“消息”来体现党的合法性、合理性、成功性。“报喜不报忧”成为它主要特徵之一。我们随手翻开最近一张《人民日报》（1991年6月22日）就可窥一斑见全豹。 这张八版的报纸，第一版、第二版除一条“快语新言”的短评外，共有32条消息，全为“喜事”，体现“形势一片大好”。例如这样的标题∶“世界第二座脉冲反应堆在川建成”、“高校党建会在京召开”、“淮一纺织集团産销两旺”、“江西饲料厂靠科技打开局面”、“长城脚下文明村”、“珠海实现以地养地”、“莱州农民培育的系列玉米良种産量创国际先进水平”、“云南农行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苏宁精神使我们醒悟”等等。从这些充溢成就感的标题，人们可以想象到它所编织的“到处莺歌燕舞”的文字内容。 人们长期地生活在这种单一的、舍此无彼的“报喜”消息中，久而久之，就会産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到处欣欣向荣，社会主义制度迸发出无比的优越性，党是那麽正确伟大。这种错觉，正是宣传机器运转的目的。 ●“计划新闻”∶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许多读者感觉周围生活并非报纸所描述的那麽好，而是落後、闭塞，到处是以权谋私、贪官污吏。但报纸上的宣传使他仍希望或认为这是局部的，非主流的。也有一些有良知的记者，他们走乡串户，跑南闯北，发现真实情况是问题成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写出这些阴暗面。自邓小平提出开放改革，以及“真理标准讨论”之後，中国报纸的版面上，报道缺点，“报忧”的文章开始出现并日益增多。现实生活中阴暗面比比皆是，记者俯身可拾。 面对这种情况，长於搞计划经济、计划生育、计划指标的党，马上提出“计划新闻”，即在报纸上，对缺点的报道只能占三成比例，成绩必须保证在七成这一“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政策，并将此作为党的新闻纪律下达各级报纸。 同时，党又强调，凡报道“三分缺点”，其批评稿必须在发表前征得批评物件的党组织的书记过目审阅，书记同意後才能刊出。如果你写了一篇揭露某工厂贪污浪费，産品积压的报道，按上述政策，你必须将这篇“报忧”之作送呈该工厂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审阅同意签字後，才能见报。 可是，又有几个党委书记愿意报纸刊文批评他的下属或他本人的工作呢?这种宣传纪律使“报忧”的稿子见报非常困难。《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刘宾雁，怀有忧国忧民之心，但他的“报忧”稿件无法获得那些被他揭开脓疱的贪官党棍们的签字同意，难以刊出。他只好采用“报告文学”方式。在《人妖之间》和《双鸭山，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两篇报告文学中，他就直接揭露黑龙江省科级以上贪官污吏近二百人，并写出他们真名实姓和种种丑闻劣迹。恼羞成怒的各级党组织到处告他的状，说他不遵守党的新闻纪律，污蔑了党的领导和大好形势。 而在报道国际新闻，尤其是报道西方国家时，这种“计划新闻”又反过来了，变成“三分成绩，七分缺点”，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日薄西山。在党报上，人们看到的是美国的吸毒、枪杀、街头乞丐、经济衰退、钜额赤字和侵略、干扰他国。1989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报道美国人过圣诞节时，仅发表了一篇文章∶“恐怖的圣诞夜”，写纽约在圣诞一天被枪杀多少人。即使是对自己同胞的报道，也是这种手法--台湾总是妓女如林、污染严重、党派倾轧、民不聊生。 这种丑化西方和台湾的宣传报道，就是以彼的“七分缺点”来比我“七分成绩”，以此强化“社会主义就是好”，“只有共产党才能就中国”。 ●雷锋不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通讯，是“软性渗透”。它在中共新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一个报社，看一个记者的能力，主要不是看他的新闻敏感如何，而是看他能否写“大通讯”。 这种“大通讯”新闻体裁是中共独创，在西方新闻传播中找不到相应的概念。这种“大通讯”一般较长，有时一个整版都无法容纳。内容多是写一个人或一群人，如何在党的培育下成为他（们）那个行业的英雄。这些英雄、模范多具有崇高的道德情操，公而忘私的精神世界、坚定的党性原则和舍己为人的共産主义思想境界。他们一经“大通讯”这种报道方式在党报刊出後，党即发号召，组织人们向这种英雄学习、看齐，检讨自己的不足。 党告诉我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这种“大通讯”报道的英雄人物来教育、规范所有中国人，这是党用“党文化”来改造、征服中国人的主要手段之一。 中国是盛産“榜样”的国家，共产党不知树过多少样板。行行业业都有自己的参照比齐的榜样。较为人们熟记的至少有雷锋、王杰、欧阳海、王进喜、焦裕禄、杨育才、张海迪、陈景润、赖宁以及1991年6月才用“大通讯”方式报道出来、随後党下文件号召人民学习的苏宁、曹伟等。 他们舍身救人，有的被手榴弹炸死、被火烧死，有的为工作累死、病死。这样为他人幸福牺牲自己已让人感动，同时他们还有丰富的道德情操让人自惭不如。如雷锋帮军属老大娘不留名姓，苏宁暗中接济一对修鞋的母子。他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令千百万读者感动。每有这种“大通讯”刊出，报社就会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信中表示要向英雄学习，改造自己，走榜样的道路。 正因为这些榜样具有感人的力量和可接受性，“大通讯”才成为党最推崇的宣传报道体裁。因为通过这些道德榜样，可以运载、托寄“党文化”到读者心灵深处。 让我们看看这些榜样们有那些共同之处，党在“托寄”什麽—— 在他们的道德形象的背面，他们都有著为共産主义“来世”而忍受“现世”的精神。在他们的人生字典中，没有对现实世界的批评、不满，更没有反抗。而这种精神世界的获得是以牺牲物质、忍辱负重来兑现的。雷锋的一双袜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苏宁的一个枕头一连用了22年，他牺牲後人们发现，它只是一个包了几条破衣服的包袱。任何追求现世的幸福，追求物质的丰富，都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而扬弃。越穷越革命，越苦越崇高。这其中最主要的特质是，他们都信奉并实践党的利益高於一切的人生理想，为了党的需要，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为了党性，可以牺牲人性、泯灭人性，并把人性作为最丑恶的东西加以“狠斗”。 在报道这些榜样的“大通讯”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她）们的妻子、丈夫、孩子、父母，他们没有个人的“亲情世界”。他们共同的口号是，“我是党的人”，“一生交给党安排”。在最近刊出的两篇“大通讯”中，我们看到，曹伟为了工作，四次推迟婚期（《面对人生的选择-记王杰式的英雄战士曹伟》，《人民日报》1991年6月2日）。在有的通讯中，“英雄”竟在新婚之夜跑进实验室，为党争光，攻克科学难关；有的则置妻子分娩不管，老母病危不顾，坚守革命岗位，毫无“私心杂念”。而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乾脆就没有妻子。 党用这些道德榜样运载了一种“螺丝钉精神”，一种“奴隶文化”。亿万个读者在被榜样崇高的道德情操感动、感染、同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这些道德形象背後的“党文化”“软性渗透”。 这种“大通讯”也是当今中国社会虚僞之风盛行的滥觞之一。在“大通讯”中，榜样个个洁白无暇、光芒四射。他们没半点“私心”，无丝毫“杂念”，没有任何个人卑微的欲望和贪求，其精神世界的丰富、道德情操的崇高使他们象一尊尊“神”。有著七情六欲的亿万普通人，实在是达不到那种高度;硬让人们去向“神”看齐，导致了虚伪。连九岁的小孩子也要从家中偷去一角钱，然後交到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那里，说是从上学路上拾到的。学雷锋，拾金不昧。他从老师那里获得了道德形象的肯定。再“拾”几次，他就可以加入少先队。早晨，为了争当第一个打扫教室卫生的学生，十几岁的孩子争相起早，结果有的要 晨五点赶到学校，才能抢上“第一”。所谓“假积极”，就是人们对这种虚伪现象的概括性新名词。 无论是“硬性灌输”的言论、“中性影响”的消息还是“软性渗透”的通讯，党的目的只有一个，用党的想法改造千百万人，将所有人纳入党文化的范畴，最後成为党的一个部份。这种可怕的党文化工程不停止，报纸作为党的宣传机器，将会永不停地转下去。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1年11月号） 1991-11-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知识份子和共产党——比较原苏联东欧与中国的知识份子
二十世纪这最后十年对共产主义来说真是“世纪末”，共产党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所有东欧国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在有70年历史的苏共帝国，仅仅三天，共产党专制就成为历史。但在世界的另一边，却是另一幅景观，中共继续统治著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并且随著所谓的经济腾飞，好像还没有马上寿终正寝的迹象。 很多学者专家撰文探讨，为什麽东欧、俄国的共产党垮台了，而中共仍然存在。这些探讨有的从文化背景，有的从经济因素，有的从统治方式的异同。从这些角度来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一个因素却被忽视了，那就是从知识份子的角度。 ●全面否定共产主义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从知识份子在这两个地区中人口比例大小、知识份子的群体水准、知识份子的独立性等角度来谈，仅仅从有影响的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认识水平来比较，就可以对上面提出的“为什麽”做出基本解答。 在原苏联和东欧，几十年前就有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完全否定，指出共产党是邪恶。这些知识份子不是像中国的知识份子那样，支持党内改革派，而是对整个共产党持谴责的态度。他们也不像中国知识份子那样，否定斯大林、列宁，但肯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全面否定共产主义，从而向人民传递必须结束共产统治的智慧，和必须起来抗争的勇气。人民在这样的思想哺育引导下，才对专制更加痛恨、对自由更加渴望，对共产党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人民才会揭竿而起，一举结束专制，获得自由。 ●吉拉斯∶共产党是压迫人民的新阶级 在共产世界最早发出这种真实声音的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也译为德热拉斯）。五十年代初，吉拉斯是南斯拉夫副总统和“国民议会”议长，是仅次于铁托的掌权者。但他在高官和真理之间，选择了后者，由此他成为东欧共产党国家第一个持不同政见者。1954年，他被撤职。两年后，他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志著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写出了《新阶级》一书，偷运到西方出版。该书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60种文字。在《新阶级》中，吉拉斯指出，共产党已经成为巧取豪夺、压迫人民的新阶级。“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媒体的主人。”1962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评共产主义的著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 吉拉斯官至国家副总统。在共产党国家中，还没有哪一个异议人士当初在统治集团有这麽高的官职。但吉拉斯没有走“改革派”的道路，而是选择了直接挑战共产党专制、全面否定和谴责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这既是他的勇敢，更是他的智慧。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吉拉斯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评论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今年四月吉拉斯因病去世，《纽约时报》的悼词称吉拉斯是“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 ●索尔仁尼琴∶共产主义是暴力加谎言 吉拉斯的思想对东欧以及整个共产世界的知识份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与吉拉斯的观点和做法完全一样，也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谴责批评共产主义。即使在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期间，萨哈罗夫的批评也没有停止。萨哈罗夫的智慧和勇气，使他的名字成为人类良知的象徵。而和萨哈罗夫齐名的另一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1964年就写出《伊凡·丹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他在劳改营的监禁经历，揭露共产党统治的黑暗。他后来写出的控诉共产专制的经典著作《古拉格群岛》，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详细了解到共产党集中营的残忍。“古拉格”三个字，从此成为人类的一个专门词汇，涵指共产专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尔仁尼琴为此遭到当局的迫害。克格勃甚至商讨在他的食物中下毒，来封住他的嘴。西方学者斯凯麦尔（M. Scammell）最近出版了他以刚公开的克格勃档案写就的第二本有关索尔仁尼琴的书∶《索尔仁尼琴档案∶苏联秘密档案揭示的个人与巨石的搏斗》，展示了一个知识份子独力抗争共产专制的智慧与勇气。 1974年，索尔仁尼琴写出了“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该文被成百上千的苏联地下出版物刊载，流传全国。索尔仁尼琴在这篇向苏联知识界和全体同胞发出的宣告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一场暴力加谎言的运动，它“要求我们向谎言低头，每天参与谎言。”“暴力以谎言为盟友，而谎言也只能依存在暴力之中。”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 他呼吁人们“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每一个苏联人，至少可以从自己做起∶“不再写作、签署和印刷任何违背真实的东西；教师、演员、宣传家，不再于私下或当众发表歪曲真理的谈话；不去参加那些被要求去的游行和集会，拒绝举起被给予的横幅和标语；当听到谎言和胡说八道的意识形态宣传时，立即退出会议、集会、演讲、戏剧或电影；只要报刊歪曲报道，对重大事实掩盖就不在该报上发表作品，并拒绝在报摊上购买这种报纸┅┅我们得到解放的最简单、最现成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们所忽略的，那就是，每个人拒绝参与谎言。” 他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他写出这篇文章的当年，被当局强行送上飞机，驱逐出境，从此开始了他在海外流亡20年的生活。美国学者雷尼克（D. Remnick）在1995年10月底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感叹∶“这些有关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档案无可置疑地证明∶在本世纪，没有哪一个有关人类尊严的故事比索尔仁尼琴的更伟大。” ●哈维尔∶戳穿共产谎言，在真实中生活 和索尔仁尼琴一样对共产主义本质有著深刻认识的是捷克总统哈维尔，他也曾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很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的荒谬和邪恶。1978年10月，他发表了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依靠以谎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来维持的。那是“一个充满假像的世界，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假装虔诚和伪造现实的语言。”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即使不去接受谎言，但当他们认可在谎言中生活时，就已经是在确认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这个制度，把自己变成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哈维尔认为，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恐惧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使谎言世界的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因此哈维尔和他的“七七宪章”团体的知识份子朋友们勇敢地喊出了“皇帝没穿新衣”，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昆德拉∶共产世界充斥玩笑、媚俗并剥夺记忆 和哈维尔一样揭露共产主义谎言世界的另一名捷克知识份子是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至今已出版的九本小说和评论集，都贯穿著对共产主义的道义审判。 在昆德拉的笔下，共产主义是一个像恶作剧般随意践踏个人尊严与人生的“玩笑世界”（《玩笑》）。在这种“玩笑世界”，往往是“惩罚先于过错”，“受惩罚的人不知道受惩罚的缘由，其荒谬性叫人无法忍受。”明明是一个“卡夫卡小说的世界”，却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编织成“一曲田园牧歌，每一个人都是这曲辉煌牧歌中的一个音符，而那些拒不做音符的人，被视为只不过是一个小黑点，无足轻重也毫无意义，很容易就可以用手指逮住，压碎，像小虫子一样。”这个世界“让人们以牺牲过去为代价去购买未来。”拒绝的人，就遭到迫害，当局“把他们从国家的记忆中抹去，就像抹掉家庭作业中的一个错误一样。”而“只有把他们变成一个影子之后，才让他们活下去。”（《笑忘书》） 这是一个制造、纵容媚俗的世界，到处洋溢著虚情假意和陈词滥调，“伪真实”以真实自居，渗透生活的每个细节。“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里，所有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是如此。”（《不可承受生命之轻》）这是一个“希望把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机器的世界，在那儿一切都将准确地运转，按照程式表工作，服从于一个无视个人的制度。”（《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是一个给所有人洗脑，让人们失去记忆的世界。极权主义为了长久地奴役人们，采用遗忘的方式，剥夺人们的记忆和良知，剥夺每个人的自我意识。极权统治的最终目标是造就一个“孩儿国”，让人民像孩童那样，天真烂漫地按照规定的节奏跳天使之舞。在这个孩儿国中，任何一个人有记忆、有成年人的感觉，就难免一死。（《笑忘书》） 面对这样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须戳穿谎言，恢复记忆。“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笑忘书》）“媚俗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藏在后面的东西。”（《不可承受生命之轻》） 昆德拉认为，“人们的最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什麽都有了答案，而小说的最智慧之处就在于对什麽都提出问题。”（英文版《笑忘书》附记） 昆德拉的小说、评论，都是在向共产极权统治提出质问。它真像作者所说的，如同一把刀子，划开了共产铁幕，让人们看到了后面的丑陋、肮脏和邪恶，从而唤醒人们起来抗争，结束这种“玩笑、媚俗和剥夺人们记忆”的世界，使人性回归。 在原苏联和东欧，像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和昆德拉这样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的知识份子，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单。正是这样的知识份子，以这样“体制外”的独立思考，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促使了人民的觉醒。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没有突破“体制内改革”的思路 与原苏联和东欧的优秀知识份子相比，中国知识份子表现的却是另一种姿态。1957年吉拉斯在狱中写出否定共产党的《新阶级》一书时，中国正进行“反右”运动。有50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但今天回顾这些“右派份子”的言论，它们几乎都没超出对共产党不满、发牢骚的范畴，而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几乎所有“右派份子”都是抱著向共产党提“意见”，希望“党”能改正缺点，变得更完美一点的愿望。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份子是被迫害的对象，发不出声音。在“四人帮”被打倒、邓小平复出之后，知识份子开始发出声音，但却是一面倒支持邓小平的声音。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的理想是成为邓小平改革派的高参或谋士。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洋溢在一片对邓小平的个人崇拜之中。唯一的例外是青年电工魏京生，他贴出了呼吁人民“警惕邓小平蜕变为独裁者”的大字报，并提出没有政治民主化，四个现代化不可能实现。魏京生因此被判刑15年。那些著名的知识份子们不仅没有声援魏京生，反而认为魏京生的言行激进、不符中国的国情，尤其不满魏京生直言批评了他们热爱的邓小平。 知识份子们不断地在共产党掌权者中寻找并寄托自己的希望，先是邓小平，后来是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希望突破原有理论框框，但他们的最大智慧是用早期的马克思来否定晚期的马克思，或否定斯大林、列宁，而肯定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的知识份子认为共产党是可以改革的，因此支持党内改革派战胜保守派则成了中国知识人的历史使命。很多知识份子都是“现代岳飞”，一心精忠报国。他们只反贪官贪官污吏，但不反皇帝，更谈不上像哈维尔、昆德拉那样否定整个“朝廷”。 即使是1987年初被中共开除党籍的三位知名知识份子，虽然他们当时都是中国最敢言的人，他们的言论对强化民众和学生对政府的不满都有冲击作用，但他们的思想从没有达到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挑战共产专制、否定共产主义的水平。例如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向中国人传递的仍然是这样的信号∶共产党是可以改变的（变好的），只要持“第二种忠诚”的人多起来，只要党能够招贤纳谏、听进逆耳忠言。这样的认识水平，显然与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份子有著相当大的距离，而且是本质上的不同。而另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不同是，《第二种忠诚》发表时，吉拉斯全面否定共产党的著作《新阶级》已发表了近30年。 ●“第二种忠诚”的阴影 这些当年对中国民众有较强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这种认识水平，已决定了后来发生的“八九民运”不可能以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为主要诉求。因此才出现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几个小时请愿的举动，它是按照“第二种忠诚”的思路，希望用“忠诚”和“谏诤”来感动统治者。 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克·赛尔顿（Mark Selden）对此评论说∶“1989年的运动遵循古老的谏诤和对朝廷滥用权威进行有原则的抗议传统，┅┅跟1989年东欧发生的很多运动比较起来，中国学生尽管向党对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却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东德的运动则使不同公民社会的结合跟党和国家对立起来，终于导致推翻了共产党政权。” 八九民运这一致命弱点，主要由于主导中国思想界活动的知识份子，长期以来没有向民众传播必须挑战共产党的统治，推翻共产专制的信息。当知识份子没有这样的智慧时，也就谈不上有领导的勇气。因此人们看到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很多知名知识份子热衷的是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穿梭传话，目的是劝说学生听从政府的旨意，配合改革派在党内的斗争。在人民终于有机会挑战共产专制的时刻，知识份子不仅没有站在人民的前列，而是充当专制政权与挑战者之间的“调解人”。 如果视八九民运为失败，究其主要原因，除了中共的残暴之外，另一个就是知识份子对共产党抱有幻想。而不久前海外一些“知识精英”撰文批评学生当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不撤离，才导致流血，就是在用以攻为守的方式，来掩盖他们没有胆量承认（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上的浅薄和行动上的怯懦。 ●共产党的历史从没有民主自由 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崩溃已无可质疑地证明了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原苏联和东欧知识份子的预见和深刻——只有向民众传播彻底否定共产党的信息，直接指出“皇帝赤身裸体”，才能促成共产党的早日垮台。但这个摆在眼前的、已成为常识的历史事实也没有改变那些对共产党存有幻想的中国“知识精英”。例如一些流亡海外的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今天仍在公开宣称，对当年加入共产党，并不后悔。在中国那样的政治环境，“知识精英”加入共产党是司空见惯的事，人们可以理解。并没人追究你加入共产党的责任，也没人要你“忏悔”。但在“共产党是邪恶”已成为今天任人皆知的常识的情况下，你硬要宣称“不后悔”，则是另一种性质了。它不仅等于说“加入过邪恶不后悔”，同时给人的潜层信息是，当年的共产党是对的。 这些“知识精英们”在公开讲话和文章中，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明了∶我们当年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追求民主自由的。1949年之后，共产党变了，而我们没有变，因此我们今天成了共产党的反对者。任何对中共历史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一个列宁式的主张并实行暴力革命的政党，在它的历史上，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而共产党的历任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这一事实本身已说明即使在它的最高领导核心也从未实行过民主。而中共在“延安整风”时迫害知识份子、杀害作家王实味的残忍做法，在中国都有过公开报道。对这样一个给亿万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共产党犯罪集团，硬要美化、强调它以前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不仅是无视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在向人民传递错误的信号∶既然共产党以前曾经好过，那麽它就有再变好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 “知识精英”们对共产党存在幻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仍然主张马克思主义。一位被纽约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的“中国精英”不久前在荷兰民运会议演讲时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价值的┅┅是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歪嘴大和尚把马克思主义真经念歪了。”当时立刻有人质疑∶“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什麽我们看不到不歪嘴的和尚按原版马克思主义来搞自由民主呢？”这位“精英”无法回答，只好搪塞说∶“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市场，在美国就有一种叫革命书店的，极左、激进。”他并明确声称∶“我自认为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对共产主义信念我至今仍未放弃。”（日本《民主中国》，1995年1月号） 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暴政能够分割开来吗？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共产党宣言》，它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蔓延的滥觞。“知识精英”们这种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分开的想法，实质上是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邪恶运动的认识极为缺乏。而被称为中国青年“四大导师”之一的美学家和另一位学者不久前在美国发表的关于中国前途的“对话”，也主张“经济发展先于个人自由”。这种视群体、国家利益大于个人自由，为了经济发展可以剥夺个人政治权利的思路，与共产党的理论没有区别。当知识份子都在传播这样的信息时，中国人的心中怎麽可能播下否定共产党的种子？当亿万人民没有在心中彻底否定共产党，仍对它充满幻想的时候，“八九民运”凭什麽成gong？（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是“工”字旁加“力”） ●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严格地说，按西方对知识份子的定义，中国大陆五十年代那批文化人都无法算是知识份子。中国新一代的知识份子在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上远比上一代要深刻和勇敢。在新一代知识份子中，刘晓波、胡平是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代表者。刘晓波曾写过多篇激烈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胡平则在七八年北京民主墙时期就发表了《论言论自由》，在海外撰写了很多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是这一代人中较早的觉醒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的新一代知识份子的“深刻”中，仍然有对共产党的幻想。例如刘晓波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起草的著名的《六二绝食宣言》，不仅没有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反而宣称“我们没有敌人”，主张与当局“合作”，要求人民对共产党的专横要有“宽容精神”。本文前面提到的马克·赛尔顿教授对此有准确的评价∶“六二宣言┅┅在实质上是要求协商，远远不是号召分享权力或转移权力，更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统治。对比在1989年秋天在东欧发生的真正的多党政治的强烈要求、打破执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并最后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共产党政府的运动，中国学生的这些要求是太温和了。” 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份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正是这样的思想局限，导致胡平出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主席后，还发表文章宣称，“民联”不是要做反对共产党的激进派，而是谋求与当局“对话”。他并举出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美国激进学生的“对话”来比喻说，我们期望这样的关系。不久前，在一篇批评学生当年没有撤出天安门广场的文章中，他又流露了这种观点，认为学生如果当时撤离天安门广场，就“意味著民运的胜利，由此开启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局面。”（《北京之春》，1995年6月号） 共产政权与学生市民根本不是朝野关系，因为所谓朝野，包含著轮流执政的可能，因而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而共产专制和被压迫的人民从来没有过任何平等。而且一个用坦克屠杀平民的政权与它的挑战者之间怎麽可能会有一种“双方良性互动”呢？这种谋求与共产党“良性互动”的希冀，仍是对共产党存有幻想。正是这种“幻想”，使胡平等一些海外精英至今仍把魏京生当年直接挑战共产党，呼吁人们“警惕邓小平蜕变成独裁者”的勇敢行为视为“激进”、脱离了群众，指责像魏京生那样单枪匹马、不顾策略的激进言行，只能把大众吓得远远躲开，不利于民运。胡平还为此找到论据∶“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但为什麽在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脱离群众”的地方，恰恰群众们一举推翻了共产党统治？对此，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有精辟的解释∶像索尔仁尼琴等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的抗争，“产生于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随者、选民和士兵的数量多少来计算的，因为它是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人权的渴望的层次上。” 也就是说，当有人在谎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一事实时，表面上看是“脱离群众”，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真实的信息是播种到人们渴望真实与尊严的意识深处。在信息传播的一瞬间，对真相的共同领悟已把勇敢的播种者和大众的心联结在一起。人们虽然可能不会马上跟随这位勇敢者，但一旦有机会行动时，人民行动的诉求就会是在推翻整个“新衣皇帝”专制统治这样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了一点衣服的好皇帝。 ●皇帝不会穿上衣服 今天像胡平等新一代知识份子是清楚“皇帝赤身裸体”的。但他们担心的是冒然喊出，对上会惹怒了皇帝，招致镇压牺牲，对下会脱离了群众，形成单枪匹马。他们希冀与“朝廷”“合作”“对话”，达到“朝野双方良性互动”。他们一点点地挪动棋子，希冀在上不惹怒龙颜，下不脱离大众的和平演变中，哄骗或促使皇帝最终能穿上一个裤衩，或完全穿上裤子。 这种策略有两个糟糕的后果∶第一，对于那些看不出来皇帝光著身子的被愚昧的民众，这等于加强他们对“皇帝穿著新衣”的谎言的确信。第二，对于那些已经看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敏锐者，等于暗示和误导他们，皇帝还是有可能穿上衣服的。这种想法的本质，仍是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变化，而不是依靠人民知道真实后产生的力量。更坏的是，它包含著“皇帝会改变”这一根本不存在的历史预设。如果皇帝真的能够穿上衣服，整个“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就毫无意义、也不会存在。 ●比较之后的三点困惑 把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份子与中国的知识份子加以比较，不仅可以看出两者思想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主导思想界活动的知识份子的水平，决定著共产党在中国垮台的时间与速度。也许有人会说，把这些中国知识份子与哈维尔、昆德拉等世界级优秀知识份子放在一起比较是不合适的。是的，这是一个问题。但以什麽为中国知识份子比较的标准呢？难道为了中国的所谓“独特国情”就降低知识份子的标准吗？ 这种比较还是必要的，通过比较，可以使人们发现这之间的差异，也可以启发人们思考∶ 第一，为什麽在俄国和东欧能产生那样出色的知识份子，而中国不产生呢？ 第二，吉拉斯否定共产党的著作《新阶级》至今已发表了近40年，为什麽中国的知识份子就是不肯从那些早已写得明明白白的道理中汲取一点智慧呢？ 第三，俄国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距今已有五、六年了，这些事实本身已完全证实了吉拉斯、哈维尔、昆德拉等知识份子彻底否定共产党的做法是唯一有效的方式，为什麽中国的知识份子至今还要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熟视无睹呢？难道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真的像清朝末年那些“宁可不要脑袋也要辫子”的儒生一样愚顽得不可救药了吗？ （载香港《前哨》1995年11月号，简缩本发表在纽约《世界日报》周刊） 1995-11-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权力独占欲与中国 NGO 的厄运
最近，中国的学术网站“天益”被关，一向远离政治、纯以公益为务的“公盟”也被当局找了一条莫须有的“逃税”罪名，再辅之以其它措施，比如让房东“自愿”出面停止租赁办公室等，逼使“公盟”关门。一场政治迫害演变成“逃税”的违法问题，可谓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的手法发挥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但从中国政府对NGO的政策来看，公盟只是这一茬被割的韭菜中最高的一茬而已，必然还会有NGO继公盟之后成为牺牲者。 中国政府对NGO的防范心理 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机构、大学与研究机构没少从外国拿各种资助，由于那时政府有政治自信，加上中方合作单位均由政府掌控，这些合作项目并未被评估为影响“国家安全”。对于外国资助者来说，它们要进入中国大门，舍此之外别无它法。对于中国官方来说，“用外国人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而且控制权在我方，何乐而不为？ 但从2006年开始，中国开始对外国在华NGO不放心了，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国内群体性事件已逾数万起；二是独联体各国相继发生了“颜色革命”。中国政府担心内外结合，导致政权更替，于是防堵“颜色革命”成了要务。本来在中国就小心翼翼，只敢在环保、爱滋等领域内做点善事的的NGO（外国与中国本土的民间组织都在内）的活动空间就更为逼仄。 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于2006年8月率先发文，表达了官方视外国NGO为异类的观点，中新社将这篇文章加上标题“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广为传播。这篇文章介绍，当时已经有1000家左右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奠定了较稳固的活动基础，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已不容忽视。该文为外国在华NGO总结了四条作用，一是危害国家安全，二是破坏中国政治稳定，三是助长腐败，四是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 NGO在中国的厄运 这篇文章虽然未涉及本国那些草根民间组织，这倒并非作者忽视了它们。只是因为外国NGO有关外交，而外交无小事。至于本国民间组织的生死大权，本来就由政府说了算，无需在打压之前另行造势。 2007年7月6日，《民间》杂志被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列为“非法出版物”强行关闭（据说犯忌之由是该杂志为国内NGO提供了一个信息平台）。几乎同时，以北京为基地的一家外国NGO主办的中文刊物《中国发展简报》也被关闭。由于这一简报在中国已经生存了11年，刊物主办者Nick Young（高飏）一直以“中国政府的好朋友”自况，其生存技巧更是被许多在华NGO奉为圭皋，所以该刊物被关闭之后，在国际社会尤其是NGO同道当中引起强烈反应，与《民间》近乎默默的死亡正好形成强烈对比。 NGO被视为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工具 随后的两三年内，到底有多少NGO死亡？外人无从得知其详。但不许NGO涉足公益事业却是日渐公开化的事情。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内100多家民间组织奔赴四川救灾，为了提高效率，成立了“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但屡遭警察盘问，10天后（5月26日）被迫宣布停止救灾。紧接着，另一家由本土NGO和国际NGO联合组成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也发出自5月31日停止联合救助行动的公告。 目前，中国NGO的厄运远未中止。这只要看看中国政府眼中的NGO是什么就可知大概。江泽民当年“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的提法被奉为圭臬，凡希望通过公益活动践履人权理念的NGO，一律被中国当局视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些奉命文章对此有露骨的阐述。这些文章说，美国的NGO在一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资助各国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反政府活动。二是渗入大众媒体和社科研究机构，影响政权高层决策。 三是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几乎所有非官方的文化交流都被囊括其中。 中国政府不喜欢NGO的真正原因在于其权力独占欲。当年中国共产党通向权力之路的一大法宝，就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一切空隙发展壮大。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共当局在防范民间势力崛起壮大方面既具备丰富经验，且不惜工本地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任何引起当局不安的因素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权力的独占性方面，共产党政权几乎超过了一切专制极权体制。当年纳粹德国尽管控制了一切权力，但至少还未能彻底控制宗教。只有共产党在全面掌控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权力之外，还以世俗权力统管“神的世界”，以至于宗教界人士都套用科、处、局等行政级别――可以说，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就是不容任何社会势力分享其权力。当年外国NGO得以登陆中国，是中国政府基于“经济奇迹”之上的政治自信。目前，经济奇迹已逝，失业者日渐增多，社会反抗渐趋激烈，西藏新疆时有骚乱，政府财政收入这只口袋正在瘪下去。面对此情此势，中国政府越来越缺乏政治自信，对各种与人权、公益沾边的NGO的容忍度也就越来越低。 （原载BBC·点评中国，2009年8月3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8180000/newsid\8181200/8181211.stm）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左倾的伦敦奥运开幕式
从电视上看伦敦奥运开幕式，自然想到四年前的北京奥运。对张艺谋导演的那个开幕式，当时我曾撰文批评，指出虽然它要体现中国的悠久文化和历史，诠释天人合一的哲学，但其不断重复的、整齐划一的大场面背后，宣扬的是群体主义、国家至上，即张艺谋在歌颂秦始皇的电影《英雄》中所推崇的“天下”。那种千方百计展示个体消融在群体中之美，群体在统一指挥下的默契和谐之美，是潜移默化宣扬群体主义的最佳手段之一，而群体主义则是一切极权的基础。 伦敦奥运开幕式，其导演博伊尔显然也想力求表现英国自身历史文化及对世界的贡献等。但是，这场开幕式并不像西方左派媒体歌颂的那麽成gong。首先从形式上来说，就明显沉闷、单调。开始时一伙一伙的人在场地走来走去，或跳舞唱歌，对于高台上的数万观众来说，用那种舞台话剧式的东西，怎麽可能吸引观众。难怪有中国观众在网上表示，看开幕式睡着了。更有人直言，“这是我看过的最糟糕的一场开幕式”。 但形式上的问题还是次要的。伦敦奥运开幕式的真正问题是，导演曲解了英国历史文化，或者说，由于这位导演清晰地把自己的左倾意识形态掺进了奥运开幕式，所以他根本没有通过这个机会表现出英国的真正伟大之处。 伦敦开幕式主要分三阶段诠释英国历史和文化，先是早期英国∶满地绿草，遍地牛羊，田园牧歌般的平静幸福时光；然后工业革命来了，高耸烟囱拔地而起，绿茵被侵蚀取代，在浓浓的黑烟下，满脸煤灰的工人们疲倦地走出厂房，那些西装革履、头戴礼帽的资本家精英，叼着雪茄，得意洋洋，一副贪婪的样子；然后是现代社会，摇滚乐，电脑视频，手机等眼花缭乱的一个骚乱和前景未知的世界。 博伊尔的这三段历史图解，全都有违工业革命的本质真实。首先，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根本不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世界，而是君王专制统治，人民极端贫穷；百姓起义要求公义，遭君王血腥镇压。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Braveheart）就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工业革命本来是英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但在博伊尔导演下，却变成了狄更斯笔下的世界，剥削、贫穷，不平等，社会严重不公。狄更斯用小说家的笔法夸张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片面，却无视了更重要的历史事实∶正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从英国发明的纺织机、蒸汽机等开始，改变了人类，极大推动了世界的繁荣，从整体上提升了人的生活品质（和自由）。没有那场工业革命，今天伦敦开幕式，伊丽莎白女皇恐怕还要做马车来。即使到了美国独立（1776年）时，从英国到美国还只有轮船，单程就需近90天！ 到了“泰坦尼克号”沉没大西洋事件的1912年，也就是距今才100年，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飞机（否则那些乘客都可能获救）。正是工业革命的各种发明、创造，使人类才首次有了机器，厂房，流水线，汽车，尤其是有了电，无线电，电话，然后是超音飞机，宇宙飞船等，再到今天的手机，电脑，互联网等等。可以说，人类今天的一切物质文明，都得益于那场工业革命。 文学家多以悲天悯人、同情底层劳苦大众为天职，他们本能地反资本主义，只看到工业革命的负面，资本主义的代价，却没有认识到这场革命对人类前程的伟大意义。狄更斯没能看到工业革命给人类整体带来的巨变，多少有情可原，但今天不仅看到、享受到、更挖空心思使用现代高科技灯光、色彩、电脑屏幕等制作这场奥运开幕式的博伊尔等，如此贬损工业革命，则明显出于绝大多数西方艺术家都拥抱的左倾意识形态。 奥运开幕式的无需言喻的常规是，尽量不触及政治，尤其不碰争议话题。但博伊尔却刻意违规，把美国的全民医疗保险争论搬到了奥运开幕式。在场地上竟粮\]很多病床，然后医生护士们翩翩起舞，歌颂“全民医疗保险”，并宣扬这是“普世”价值。且不说政府垄断健保，是剥夺民众的选择权，窒息市场经济，而且全民健保也不是英国独有，整个欧洲几乎都这样，北欧的瑞典、挪威，北美的加拿大等比英国更“全民”，政府管的更多。所以把它作为“英国特色”和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实在牵强到可笑了。 但博伊尔导演却对媒体强调，英国全民健保是“值得庆贺的惊奇事情”。所以连英国媒体《Daily Mail》都刊文指出，把那麽多病床搬到开幕式，而且时间那麽长，明显是表达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歌颂勤劳的护士们；实质是“左派宣传”。 美国的媒体更加敏感，《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络版发表题为“伦敦奥运开幕式∶导演要针对美国的全民健保？”指出奥运会的传统是“厌恶争议”，博伊尔的做法“是反常的”。 博伊尔是知名导演，其主要影片是《贫民窟百万富翁》。他可能还是以穷人 Vs.富人的阶级对立思维来导演伦敦开幕式，所以要曲解工业革命，反资本主义，而且直接宣扬左派的环保主义。开幕式安排的奥运旗护送人，居然打破惯例不是优秀的本国运动员，而是左倾组织的代表、“环保分子”、甚至有联合国秘书长这种官僚。博伊尔这些做法都跟大政府思维有关，因为在左派眼里，“联合国”就是世界最大的“政府”（事实上，它什麽都管不成，是最无能、最无用的机构。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过去18个月已杀害一万七千多平民，联合国管了什麽？连个谴责大屠杀的决议都通不过）。 伦敦奥运开幕式的第三部分，主要是摇滚乐，rap music（表演者歪戴个帽子，不断饶舌一个调子）等，简直像劣等街头音乐会。这些更不是英国“独有”和“特色”，不仅所有欧洲国家都有，美国可能有更多这类艺人。而且把《哈利波特》作者和披头士等搬上舞台，的确是英国独有，但那种娱乐儿童和浅薄的大众流行文化，根本不能展示英国真正的优秀。 那英国的真正伟大之处是什麽？且不说在文化上有莎士比亚等无数天才，更有思想上的巨人，影响了美国以至当今的整个世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曾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当代最伟大的事情，是美国的崛起。”而美国所以成为世界唯一超强，很大原因是在英国人“思想的肩膀”上站立起来的。英国的“两个肩膀”，也是英国对世界的两个重大贡献，一是工业革命（促进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物质文明），另一个是英国人最早倡导的“个人权利”意识（并融入英国法律）。英国的国家格言是∶天有上帝，我有权利。英国思想家洛克等的天赋人权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建国先贤。 连最先呼喊美国应独立建国，并为此写了《常识》一书的潘恩，也是英国人。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明显借鉴了早其半年发表的《常识》。而且美国成为最繁荣富裕的国家，也得利于英国人的伟大著作《国富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亚当.史密强调自由经济的《国富论》就发表了，美国建国先贤们熟知这本书的内容，《独立宣言》强调的人的三大权利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原意是指“私有财产权”；后来美国宪法中提到这三大权利时，就直接写的是“生命、自由、私有财产权”。连美国个人今天拥有枪支的权利，也最早来自英国的《权利法案》，那个法案比美国宪法早了一百年！ 所以，如果要把作家、思想家送上奥运开幕式的话，展示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是站在英国人的肩膀上岂不更威风？ 对于博伊尔的左倾，连美国的左倾旗舰《纽约时报》都受不了了。该报记者莱尔（Sarah Lyall）对开幕式的报道，题目就是“五环连绕的开幕式马戏∶古怪的、不害臊的英国”，指出这场开幕式“折射出博伊尔先生深深的左倾敏感”（deeply left-leaning sensibilities） 。 真不知一直坐在台上的英国保守派首相卡梅伦做何感想（英国政府无权干预开幕式内容），但他的同事、保守党议员艾登.伯利（Aiden Burley）在推特上愤怒地写道∶“这是我看过的最左倾的奥运开幕式，甚至超过共产中国的北京奥运开幕式。” 伯利议员没有说错，共产国家的奥运开幕式，人们可以想到它的内容是宣传。相比之下，你简直得感叹，张艺谋比博伊尔含蓄多了，艺术表现力也强多了，要表达的东西也有其完整性和统一性（当然，艺术表现力越强，其宣传效力也越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艺谋远比博伊尔成gong）。而民主英国的奥运开幕式，则是一个表现左派意识形态的大杂烩，对于不了解西方左、右派强烈冲突的全球观众来说，就像一场闹哄哄的露天摇滚音乐会，却远没音乐会那麽过瘾。 但不管左派们如何曲解英国的历史文化，都无法抹杀英国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工业革命奠定了世界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个人权利思想推动了全球的宪政民主，创造了人类的制度文明。 在开幕式的204国代表队进场时，按惯例，作为东道国，英国队最后入场，他们当然得到全场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前导者高举的“Great Britain”（伟大的英国）的牌子时，感到一阵英国人般的激动，想起撒切尔夫人那句话，“在我生活的岁月中，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法都来自全世界说英语的国家。”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革命，都是从欧洲大陆的德国和俄国开始的，而正是英美这两个最重要的英语国家挺身而出，抗衡并击败了左（斯大林）右（希特勒）两股邪恶势力。所以英美的连结，是思想的连结，是价值观的共识。 英国的确是一个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无论今天的英国左派多麽诋毁美国（等于诋毁自己国家对美国的孕育），英美两国都会是抗衡世界邪恶的最亲密的、肩并肩的兄弟和战友，所以看到“Great Britain”的牌子，忍不住在心里喊一声，向伟大的英国人民致敬，愿你们更强大！ 2012年7月28日于美国 2012-07-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缅甸选举给中国的警讯
缅甸25年以来首次民主选举，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民盟”大胜。这场反对党获胜的、具有真正意义的大选，使缅甸成为世界民主大潮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向自由跋涉的又一个里程碑，所以倍受国际瞩目。 在前东欧共产国家实行民选后，欧洲成为第一个所有国家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洲际大陆。在美洲，除共产古巴外，其它34个国家也都实行了多党制。在非洲，尼日利亚今年四月再次成gong地大选，并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其它非洲国家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塞内加尔、马里等等在中国人印像中很落后的国家，也都实行了民主选举。 在中东，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之风劲吹，伊拉克、利比亚、突尼斯、埃及等都结束了独裁统治，光是埃及这个中东最大的国家（八千万人口，相当德国）近年就成gong地举行了四次大选（两次选总统，两次宪法公投）。 缅甸的军政府统治了有近五十年、半个世纪之久，这次人民终于有了投票权，被国际观察员（一万多人）普遍认为基本公平，而且反对党大获全胜，所以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民主自由价值理念的又一个胜利！ 缅甸的选举对中国来说，有比对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意义。缅甸在地理距离上离中国很近，心理上也比中东、非洲等感觉更近，更了解一些。所以，缅甸的选举更会刺激中国人想一下，到底什麽时候才轮到中国？东欧改变了，非洲改变了，拉丁美洲改变了，中东都在改变，连中国旁边那个弹丸之地“不丹王国”都实行了民主大选、政党轮替！全世界还有几个地方没民主？历来以泱泱大国自傲的中国却仍是独裁国家。中国不是最要脸面吗？从国家角度来说，还有什麽比作为一个独裁国家更耻辱的呢？从领导人角度来说，无论哪国元首为了经济利益而用豪华国宴款待中共领导人，还有什麽比作为一个独裁者更令世人蔑视的呢？ 这次缅甸大选，就像当年利比亚变天、乌克兰天鹅绒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一样，再次让中南海的统治者感觉到民主大潮的冲击、民主大潮的势不可挡。 从国情来比较，缅甸的经济远比中国落后，人均收入还不到一千美元，而中国已达五千七百美元。缅甸的手机、电脑等普及率，更是远远低于中国。去过缅甸都知道，那个国家动不动就停电，很多道路都是烂泥路，整体经济和生活水平，都不如中国。但就在那样的国家，早就实行了民主选举；25年前（1990）在缅甸的选举中，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就获胜，只因选举结果不被军政府承认，反对运动遭到镇压。 但这次，军政府已经表示将接受选举结果，军人出身的缅甸总统吴登盛已对昂山素季表示祝贺，承认执政党败选。为什麽军方会有这种变化？促进缅甸民主的主要因素是什麽？ 现在很多媒体评论都在强调缅甸总统吴登盛的开放改革意识，甚至把他称誉为缅甸的戈尔巴乔夫，缅甸的蒋经国等等。这些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缅甸变化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上层，而是人民的反抗，而且是经久不衰、前赴后继、付出巨大牺牲的抗争精神的结果。 早在1990年大选之前，缅甸人民就起来反抗军政府，用选票展示了实力。虽然遭到镇压，大批民运人士被投入监狱（很多都判20年以上徒刑），但缅甸人民没有消沉，反抗仍在继续。在2007年，甚至和尚尼姑等都走向街头抗议，那个满街满地都是身穿红色袈裟的抗议者的场面，经媒体报道传遍世界。 那次僧侣抗议虽然也是遭到镇压（很多人被杀害），但因为寺庙和僧侣在缅甸有很崇高的地位（5500万人口的缅甸，89%信奉佛教），所以那次镇压之后，更激发缅甸人民的愤怒，反抗的火种更加燃烧。是那种不屈不挠的反抗，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同情。 缅甸走向投票选举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外部的声援和对军政府的经济制裁。不仅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缅甸军政府制裁施压，而且联合国近年也参与，要把缅甸军政府头子丹瑞定为“战争罪犯”，控其“反人类罪”。《维基解密》截获的美国驻仰光大使馆传回白宫的情报，丹瑞曾跟一位顾问说，他“不想出现在国际法庭上”。看来他预感到未来被追究审判的可能。 第三个因素才是现任总统吴登盛的政治改革意图。吴登盛的明智为昂山素季政党的选举获胜提供了可能。吴登盛当上总统后（2011年缅甸结束军人执政，出现文官政府），就解除了对昂山素季长达15年之久的软禁，并邀请她共进晚宴，传递了缅甸要进行政治改革的信号。随后昂山素季建议美国方面取消经济制裁；接下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缅甸，被允许到昂山素季住处见面晤谈；然后就是昂山素季被允许出国访问，她访问欧洲国家时，受到近乎国家元首般的接待；尤其是访问泰国时，几十万人欢迎，导致原定稍后的缅甸总统吴登盛的泰国之行只得推迟，因为担心相形见绌，太尴尬。 现在有人担心，虽然吴登盛有改革的胸怀和行动，但他的老长官丹瑞将军（82岁）仍在，军方会放权吗？我认为吴登盛的“改革”很可能是事先得到丹瑞将军支持的，或至少是默许的。因为吴登盛当年的权力来源（出任总统）是丹瑞（丹瑞继奈温将军之后掌权了19年），如果丹瑞完全不同意吴登盛的做法，他有能力换人。如果丹瑞仍执政的话，不见得会像吴登盛走得这样快，但这个大方向，丹瑞应该说是基本同意的。所以未来缅甸的政治发展，不会像很多人担心的，军方不放权，再次否认选举结果，或者发生镇压，政局极为混乱等等。正因为军方早有改革的心理准备，而且自2011年吴登盛出任总统之后就在按部就班地推进改革，所以今天的民主选举，未来的政党和平轮替，政局稳定，都是完全可能的。 缅甸的民主变化给中国人的最大启示之一，是要靠人民的觉醒和抗争，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主动”开恩和变化上。有人会说，那缅甸如果没有吴登盛这样的开明领袖，不把希望寄托在上层的变化，缅甸怎麽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民主选举和变天？但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只有发动启迪人民的觉醒抗争，迫使统治者感到无路可走时，他们才可能会放权，走改革之路。也就是说，那个“开明”的统治者不是你下跪祈求、上书谏言出来的——独裁者从来都不买下跪者的账，而是你坚持抗争，在统治集团挺不住的时候，就会被逼出来一个“开明”的领袖。台湾的民主转型同样，蒋经国的开放党禁报禁，也不是主动开恩，而是反对运动风起云涌，连蒋经国本人都在纽约遇刺，导致他不得不被迫改革。南韩同样，全斗焕也是在全国示威抗议的巨大风潮下，被迫放权、同意选举。虽然台湾、南韩，缅甸等的独裁政权都得到外部国际社会的施压，有一定的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本国人民的抗争。 缅甸的昂山素季等异议领袖，没有唱什麽“我们没有敌人”“和平理性非暴力”等作秀高调。如果独裁者不是敌人，那还需要反抗者吗？另外昂山素季的长年坚持抗争和个人道德操守，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声望，所以缅甸的民运，没有内部激烈的争权夺利，而是更有理想精神。 目前由于缅甸宪法限制，昂山素季无法出任总统，媒体报道说，她说自己的权力会“超于总统之上”，结果遭到广泛批评，认为她违背宪法，破坏民主原则。那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当然，昂山素季这种宣称是不合适的。但说“违宪”就是罔顾现实了。缅甸军政府2008制定的宪法本身就是反民主的，不仅制宪的议员中有四分之一是军政府任命的，而且那个“配偶或子女有外国籍的就不能出任总统或副总统”的规定，几乎就是对著昂山素季一个人来的，就因为她早年到欧洲留学时跟一位英国人结婚，还有了两名外国籍的子女。现在她丈夫已去世多年，她也没有权利要求或强迫子女放弃英国国籍。所以这个宪法规定是完全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的。 昂山素季之所以公开强调她要行使人民（通过选票）赋予的权力，是要提醒那些顽固的将军们，他们不可以把获得绝对多数选票的政党领袖排除在管理国家的决策圈之外，在这一点上她不会妥协。 既然军方同意大选，也事先预料昂山素季的政党将获胜，根据现在公布的结果，昂山素季的政党民盟可能赢得超过80%的选票，在这种情况下，硬是阻扰昂山素季出任总统，缺乏基本的逻辑和道理。现在缅甸总统吴登盛已同意昂山素季提出的见面会谈的要求，所以她是否可做总统的问题会被提到迫切解决的日程。从吴登盛在选前选后的言论来看，这个问题也有可能和平解决。 一般西方分析家认为，军政府的独裁跟共产国家相比，有“潜在朝向民主的有利条件”。也就是说，军政府反而没有共产党那麽残忍，那麽恋权，那麽毫不顾及国家（更别说人民）的利益。比如，当年南韩的全斗焕面对要举办汉城奥运，为了韩国的国家利益，最后宁可接受自己“可能失去权力”的结果，也要为国家著想，同意反对派的要求，而构成全国合办奥运。 今天缅甸的局面等于再次提醒中南海权力者，是走南韩、缅甸的统治者放下屠刀、获得人民可能原谅的机会，还是执迷不悟，继续暴力统治，最后落得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被处决的可能下场。从齐奥塞斯库，到后来的萨达姆、卡扎菲，独裁者们总是觉得他们大权在握，权大气粗，不可一世，但一旦人民揭竿而起，他们都是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最后落个死有余辜的结局。缅甸的选举，不仅给中国人巨大的鼓舞，也是给中南海权力者的一个警讯。 2015年11月12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11-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李光耀时代的结束与中国的尴尬
北京最近又遭遇了一场尴尬：5月9日，在与中美战略会谈同时召开的一次中美智囊研讨会上，北京智囊俞可平表示，中国政府对新加坡模式非常有兴趣，理由是新加坡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治上一党长期执政。但新加坡大选后的政治变局却表明，中共心仪的新加坡模式不再受该国民众欢迎。新加坡首任总理、国父李光耀与二任总理吴作栋5月14日宣布离开内阁，辞去内阁资政一职。他们作出上述宣布是迫于形势，因为他们的人民行动党取得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 李光耀退出政坛，使新加坡选举成为一场没有输家的选举。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热议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由于这“四小龙”当中有仨与华人有关，有人很生动地总结了三地华人政治特色：香港是港英政府治理，有自由无民主；新加坡是威权政治，无自由有形式上的民主；台湾虽然自由民主二者兼有，但草根特色太强。香港由港英政府治理，其经济成就让中国人不便寻找背后的政治原因，但台湾与新加坡经济高速成长的政治动因却是热门话题。因为两地都是华人（或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到了台湾政党第一次轮替以后，北京对台湾民主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学界也不再提“台湾民主化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对“新加坡模式”的讨论。 北京青睐新加坡模式的理由也很充分：新加坡华人占四分之三，其国父时常提及东亚价值观和儒家文化——李光耀崇孔尊儒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曾去过山东泰安与曲阜，当地官员告知，李光耀先生经常到圣人之乡参拜孔圣并朝泰山，有段时间每年都去。2003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创立，与会者一致推举李光耀为首任名誉理事长，这表明国际儒学界对于新加坡成功实践儒家治国之道的赞赏与肯定。 于是国内一些学者尤其是儒学学者认为，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体现的正是儒家治国之道，是中华文明精华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咱们华人与西方文明扦格难入，但与自家祖产儒家文化总能水乳交融吧？ 尽管新加坡经验被解释得天花乱坠，但北京真正感兴趣的却只有一条，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继续保持一党执政。西方社会成天在嚷嚷“经济市场化必然会促进政治民主化”，虽然未成为中国的现实，总不免让北京有点忧患意识，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怎么办？于是如何成功地取法新加坡模式就成了北京心中的头等大事。不断派遣各种官员代表团前往狮城参观学习。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始终在学习，而且形式上学得很认真，如新加坡经济起飞依赖转口贸易，中国则成为“世界工厂”。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政府鼓励外国投资、 提倡出口经济，高速发展电子金融产业；中国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头号引资大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电子产业暴跌，新加坡经济受挫，立刻将推动经济增长的目光转向了旅游服务业，并发挥地理优势，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世界首选的会议地点”。这一招非常成功，7000家跨国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营运中心，其中4000家将管理全球和区域业务的总部设在新加坡。 中国也照猫画虎地大力发展旅游业，几乎每个有点历史来头的县市都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只是效果不佳。 但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政府的廉洁，中国政府几乎未曾学到什么。新加坡执政者在处理政府与资本及人民的关系上做得很不错，在亲商与重民之间实现了平衡。既重视资本的作用，注重发挥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功能，所谓“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的经验。但新加坡政府也很注重民生，从独立以来，政府围绕着“居者有其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社区建设、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义务教育等等。而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成了政治之癌，在资本与人民之间，几乎一边倒地选择了偏向资方，肆意剥夺工人权利，导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受到政府的肆意剥夺。至于社会福利方面，至今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干部享有的特权，民众的福利一直处在待建立过程之中。 北京心仪的新加坡模式，其实早已出现一些问题。尽管人民行动党在掌权的50余年当中，很好地履行了与人民之间的“面包契约”，以经济发展作为确立政治合法性基础并取得选民支持。但新加坡政府的严厉控制舆论，尤其是不允许任何批评李氏父子的言论出现，人民宛如关在金丝笼里的小鸟，生活无忧但却没有言论自由。此外，李光耀俨然一位穿着西装的现代皇帝，隔代指定儿子当接班人这种权力世袭现象，很容易产生利益固化。如此种种，早在民间引起不满。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民心、民意、民情和民气都和以往大不相同。这当然不是新加坡独有的问题，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及参与愿望、网络社交媒体的作用等因素，几乎是今年北非、中东诸国发生变革的共同诱因。北京心仪已久的新加坡模式也不再适应今天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了。从新加坡这次大选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民主理念与民生课题的角力，简单的民生诉求可以转化为对政治制衡理念的追求。新加坡《海峡时报》在政府面前如同婢女，这次大选后，该报前总编辑林廷龙终于敢说出：“我们（国家）尽管已经独立了46年，而今年终于庆祝21岁（投票年龄）生日了。” 北京应该学习的经验其实不是业已成为昨天黄花的新加坡模式。此时此刻，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开始尝试为权力的和平转移构建条件，实现执政党与人民的双赢。无论如何，李光耀等两位资政的辞职虽属情势所迫，但毕竟不失体面，远比本•拉登、穆巴拉克等同代政治强人以荣耀始、以耻辱终，家族财产难以保全的结局要好得多。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5/leekuanyew-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透过柴玲姐妹和在欧洲的姐妹们，上帝在显明什麽？
当柴玲姐妹说“按照圣经的原则，把远志明在1990年秋在普林斯顿强暴我和至今还在撒谎不肯认罪的事情交给教会”的时候， 她是以公开信的方式在她的网站上发表的。估计她对于教会的认识不是特别清楚，尤其是在艰难压力的里面的时候。她的本意，是要主耶稣的教会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远志明是所谓的”牧师”。什麽是主耶稣的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的集合，或者说基督徒的集合，所以教会是全球范围的教会，因为是全球基督徒的集合。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主要是长老和牧者们，如果先考虑语言的缘故，信是应该寄给所有有形的华人教会的牧者长老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然后向别的语言的有形教会通报。有形的教会虽然很多，但因著都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的，就会如同一个教会一样。到底是那些长老和牧者们来处理，就要看神的带领了。无论是谁来处理，做法应该是一样以圣经为标准，不会有什麽不同。具体对于这封信，是由有感动的牧者们（包括远志明的按牧团成员）来处理是比较符合神的意思。 因此，有感动的牧者们邀请王永信牧师（远志明的按牧团成员）来主持处理，是合适不过的。当18位牧者们邀请王永信牧师来监督的时候，“直到2月16日，我们方收到来自这位长辈的电邮回应。回应中说，“按牧团同工们觉得目前已有了调查委员会，则按牧团无需再参与此事”，“本人现已年届九十，在思想与体力方面皆无法挡任‘监督’重任，也请一并见谅。””也就是说，按牧团选择让18位牧者们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来做处理的工作。这也解释了为什麽在调查报告发表后，远志明的按牧团没有公开的回应，实际上是认可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按照圣经的原则，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原则就是，查明实情，靠主断定，无论是哪一方有得罪神得罪人的，都要认罪悔改，与人和好，与神和好，挽回弟兄姐妹。如果不认罪悔改，当被看做是外帮人，就是不信主的人。结果就要向所有基督徒报告，表明是怎样的处理。这不是世界上的定罪，因为不涉及世界上的刑罚。而是在主里面的认罪悔改，因为信主的人，是认罪悔改的人，认自己的罪，罪就得到赦免（约一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认罪悔改，不是仅仅口头上的轻描淡写，而是基于事实上的真诚认罪悔改。教会的处理，只是认定得罪神得罪人的有没有认罪悔改。这需要牧者们从神来的智慧和神的带领。 而且，“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提摩太前书5:19-20） 在调查核实过程中，远志明先生没有回应。选择不理会教会的权柄。 为什麽不回应？恐怕就是不敢回应去面对事实，选择走世界的道路，不顾主的教会，不顾他的朋友，不顾关心他的那些人，不顾自己的Emails，手机，谈话，等等所表明的事实，把头埋进沙堆里，在神州传播协会这个同样选择走世界的道路的网站上欺骗自己，欺骗众人说“我虽然可以默默承受不实的指控，但我不能承认我没有犯过的罪。对于针对我的强奸、诱奸未遂和性侵指控，我一概否认。”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说远志明先生演戏有天分，可惜演得太伟大了啊。要使在主里的人相信你说的话，至少要说说那些证据是怎麽回事吧？因为“作为事件当事人之一的远志明牧师，一直对各项指控证据与证言，采取拒绝回应和保持沉默的态度。但拒绝回应是无法否定这些指控的，保持‘沉默’也不能抹杀证据和事实的存在。” 把头藏起来喊几句口号同样不能抹杀证据和事实的存在！ 远志明先生，如果神向你沉默，你觉得可怕吗？ 远志明先生所在机构神州传播协会威胁要告上法庭，选择走世界的道路。尽管去告吧，不过我们的主耶稣是胜过世界的主。神州传播协会到底在传播什麽，居然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太 10:28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句话你们传过没有？你们认为18位牧者们怕什麽？你们不怕什麽？ 远志明先生的按牧团“觉得目前已有了调查委员会，则按牧团无需再参与此事”。调查你们是无需参与了，不过神恐怕会要你们参与别的事情，是什麽你们也许会知道。 18位牧者们和主的教会应该宣布，远志明先生是不信主的外邦人！并且“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调查报告里列的四个事情，牧者们相信“会给弟兄姊妹带来震惊与伤痛。”。另外带给我的，是惊诧莫名∶远志明先生居然不怕上帝！他还厚著脸皮说是什麽远“牧师”！ “信主”前涉嫌强奸，24年没有解决这件事，“信主”后涉嫌诱奸未遂，┅┅你能相信他是得救的人？我是不相信。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是得救的人吗？ 可是这样的人，居然是“牧师”！ 那麽上帝要告诉我们什麽？或者说，上帝在显明什麽？ 1\. 按牧团按的什麽“牧师”？ 按的是以利的儿子一样的人！（撒上 2:12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我们的按牧团们，要学习什麽？ 2\. 有形的教会们这麽糊涂 是谁把这样的“名牧师”放“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各地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学习什麽？ 3\. 拜的什麽名“牧师”？ 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在拜名“牧师”吗？要不然怎麽会有这麽多的粉？ 4\. 教会在跟谁合作？ 教会要跟“名牧师”合作，去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吗？ 5\. 谁在抢夺神的荣耀？ 真正信主的人，有多少是人能让他/她信的？一个也没有！为什麽说某某带领多少人信主？我们在抢夺神的荣耀！就算是工具，当地教会的工具被使用的更多！ 6\. 谁的价值？ 认罪悔改的人，有宝贝在里面。不认罪悔改的人，有什麽价值？ 参考∶省略。主要内容为∶柴玲和13名华人牧师的信，及后来18名教会牧者的调查报告等资料等。详见∶ 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id=1043666&blog\id=212375#sthash.69xeBYFX.dpuf） 2015年3月19日 读者推荐——原载《万维博客》 2015-03-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施明德千万别「自焚」
在专制的中国，一切都被独裁者垄断，即使想做政治小丑，也没有表演的机会。但在民主的台湾，因为有言论自由等，那些不择手段想出「风头」的家伙，就有了舞台。他们是「有婚礼，要当新娘，有葬礼，要当尸体」，只要能引人注目或上了媒体，就算大功告成了。最近施明德的所谓「百万人倒扁」，就令人不期然想到这种现象。 因为明摆著的，所谓「百万人倒扁」，宋马们早就玩过了，但在立法院根本没有通过。在专制的中国，动不动用「群众运动」进行政治斗争，今天批垮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但在民主的台湾，总统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任何在野党和政治势力，什麽「前主席」或政客，想用大哄大嗡的群众运动把民选总统赶下台，则是直接挑战台湾人民的选择权，更是践踏民主法治的原则。 例如在美国，在野的民主党对布什政府的伊战政策非常不满，如果他们出面「倒布」，可能会得到百万甚至更多连署，毕竟民主党在大选中获得半亿多选票。但无论民主党还是什麽失意政客，都没有出来「倒布」，就因为这不仅不符宪政原则，实际上也无法操作（近半数的人可以投民主党，但却绝不会有很多人参与群众倒阁），人家羞於做政治马戏团的「小丑」。 施明德的「倒扁」，就有明显的政治马戏味道。他要求参加者每人交百元不仅有「敛财」之嫌，那篇「倒扁信」更实在倒胃口：那种自我炫耀、吹嘘（我是「江洋大盗」，我是「重要演员」，我是首任「总召」）和连篇的空话大话，只能让人感叹「过气人物」的自卑。但有人说施明德曾是「勇士」，倒也有几分真，因为他竟敢把这种水准的文字拿出来，可谓「文」胆包天；而《中国时报》则更「勇敢」，竟全然不顾媒体的脸面，把这种烂文字发在头版、头条，足够做新闻课的反面教材，告诉未来的记者们，这张报纸为了意识形态是如何践踏新闻常识的。 其实施明德「倒扁」是虚，出风头是实。这位早已被台湾人淘汰了的政客，真是「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去竞选高雄市长，只得到实在可怜的几千张票（谢长廷获三十八万票），连从没蹲过监狱的张博雅还拿到一万三；去选立委，得票率不到半成，更是悲惨。政客落魄到这种地步还跳出来，就只有马戏娱乐观众的份了。 《联合报》说，施明德可能用激烈手段「倒扁」，不排除在总统府前用汽油桶自焚。施主席是个革命者，而且自称要放弃「温情」。可是这种「激情」实在不值得，因为他在台湾人心里的形象，早已成灰了，再焚一次，岂不是白「焚」呵！ （原载《自由时报》2006年8月14日「曹长青专栏」） 2006-08-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共产党之邪超想像
一生力挺中华民国、坚定反共的美国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有句名言：“20世纪教给我们一件事：共产党永远是共产党；不能对它有幻想。”这位横贯世纪（1994年去世，享年96岁）的美国政治家一生反共，对共产党邪恶有深刻认知。在21世纪的今天，更可看出周以德的真知灼见，因中共建政后，在没有外来侵略的和平时期，竟导致八千万中国人死于迫害、枪杀和人为政策的大饥荒。现在，共产党不仅杀害中国人，甚至用病毒谋害世界，导致全球2亿人感染，400万人丧生！ 虽然中共否认，但各种研究和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来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很可能是中共研制的生物武器。这从几个方面都可看出∶ 第一，全球都在质问，为什麽疫情首发在中国武汉？答案很清楚∶因为中国唯一的最高等级（当然也是最毒的）病毒研究所就在武汉。中国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为什麽疫情在武汉爆发？这就像对地震要找“震源”一样，武汉病毒是疫情爆发地，全球没疑问，被称“武汉病毒”是事实命名。 第二，武毒所在武汉，就证明病毒是从它那出来的吗？至少有两个重要根据∶最早被发现疫情的武汉海鲜市场距离武毒所很近。以前就有中国病毒研究者把实验过的生物等又卖到宠物市场以图利、被抓获判刑，而且发生过多起。所以武汉海鲜市场最早发现的疫情，很可能就是武毒所 露到那里的。其次，据美国掌握的情报，早在2019年11月武汉病毒所就有三名研究人员感染，出现新冠病毒症状被送医，其中一人的妻子因此死亡。这更说明“毒源”就在武毒所！ 第三，中共官方曾强调，病毒来自海鲜市场的蝙蝠。但该市场的蝙蝠数量很有限，而且中国其它地方也有很多蝙蝠，为什麽其它地方的蝙蝠没病毒，只有武汉的有？马来西亚人把蝙蝠作为美食，至今仍在吃，怎麽全世界其它有蝙蝠的地方都没事，偏偏武汉的蝙蝠就有病毒？因为武汉病毒所一直在大量收集和实验蝙蝠，该所主要研究员石正丽曾撰文讲解，怎样从蝙蝠研制出更容易空气中传播的病毒。她在2015年融资计划书中说，要研制适合人际传播的新病毒，理由是由此研发出“疫苗”。但制造这种威胁全人类的剧毒，一旦 露或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美国当时就有200多名科学家反对石正丽们研制动物病毒传给人（spillover potential），认为一旦发生外泄将造成人类大灾难。法国著名病毒专家、巴黎巴士德学院Simon Wain Hobson教授受访《法广》指出∶石正丽一直致力研究“给病毒基因增加新的gong能使它能够直接感染人体细胞，或者使病毒能够直接通过空气传染”，说是要用它研出疫苗，但这是“疯狂的研究，让人类冒著不必要的风险，所以我当初就十分反对。” 第四，国际上很多科学家都指出，新冠病毒不可能是来自动物的自然演变，因这需要经过很多年的蜕变，而新冠病毒的迅速出现和剧毒，显示它是人工产物。这里最重要的证据是，早在疫情大爆发之前，武毒所的石正丽们就宣布已成gong研发出“疫苗”。没有病毒，哪来的疫苗？这个顺序本身更说明，他们先制造出“病毒”，然后又发展出疫苗，毒源就在中国武汉！ 第五，武汉病毒实验室是中国唯一的最高等级（毒性最强）的研究机构，它不隶属武汉，也不归湖北省管辖，而是中国科学院的下属，被称为军方研究基地。国际上很多科学家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中共研制的生物武器。疫情爆发后，中共往武汉病毒所派去“调查组”，组长不是普通科学家，而是中共生物武器专家、解放军少将陈薇。如果武毒所不是研究生物武器的，为什麽要派去“生物武器专家”？如果武毒所不是军方机构，为什麽要派“解放军少将”去？这是清楚的不打自招∶武毒所就是中共军方机构，新冠病毒就是生物武器！否则完全没必要事先人工制造剧毒。 第六，以中共统领全国的独裁体制，又适逢疫情严重态势，陈薇少将率领的调查组进驻武毒所之后，应该在十天半月内就有大致结果，可从进驻至今已一年半，什麽调查结果也没公布。 从基本常识逻辑推断，这不是去调查，而是去毁灭证据！如果“毒源”不是武毒所，陈薇调查组应会第一时间昭告天下，武毒所没有问题，它是安全的；而且它也不是解放军生物武器机构。但这一切都没发生，也是不打自招∶问题就出在武毒所，上级是军方，更上级是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他们是最根本的毒源！ 第七，虽然中共否认武毒所是“毒源”，并咬定新冠病毒来自动物，但国际知名生物学家、病毒专家等，通过研究发现了它的人工痕迹。正如罪犯作案会留下指纹，国际专家对病毒样本研究后发现，有对蝙蝠病毒人工改造留下的“指纹”。发现这种“指纹”的专家来自很多国家，从常识来说，科学家们不可能生活在不同国家、针对同一个事情、不约而同地同时撒谎编造，最可能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同时发现问题所在。就我有限的阅读，就看到有下列各国科学家倾向”新冠病毒是人工产物”∶ 1，美国《生化武器反恐法》起草人Francis Boyle教授； 2，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信息学James Lyons-Weiler教授； 3，法国诺奖得主、病毒专家Luc Montagnier教授； 4，法国生物数学家Jean-Claude Perrez（与Luc教授合作）； 5，德国汉堡大学知名奈米物理学家Roland Wiesendanger教授； 6，俄国顶尖微生物学家Peter Chumakov教授； 7，中国科学家闫丽梦博士（发表多份重量级研究报告）； 8，拥有87项美国专利的世界著名科学家Steven Quay博士； 9，英国伦敦圣乔治大学肿瘤学Angus Dalgleish教授； 10，挪威病毒学家Birger S rensen博士┅┅ 上述英国和挪威两位专家经一年多联手研究后发表报告指出，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实验室制造的。他们研究疫苗时在新冠病毒中发现了“人工痕迹”，该痕迹只能在实验室操作产生。他们特别指出，实验室想通过基因的“逆向工程”掩盖痕迹，使病毒看起来像是从蝙蝠身上演化而来。 川普政府时的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Robert Redfield最近接受CNN采访时说，他现已不担任官职，可自由发表看法了。他认为病毒不可能是由蝙蝠传到人的，因如是动物的，病原体需很长时间演化，也绝不会如此剧毒。他的结论∶新冠病毒是人工制造的，来自武汉实验室。 《华尔街日报》最近报导说，美国知名的设计核子武器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的情报部门去年5月完成了一份机密报告，结论是∶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的实验室。 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长Scott Gottlieb最近证实∶在中国爆发的6次萨斯病毒都是实验室外泄。由此可推断，不仅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之前爆发的萨斯病毒很可能也是。常理是，萨斯怎麽都在中国爆发？那些动物生物仍在，为什麽不再有萨斯了？对萨斯病毒外 ，连中共《人民日报》都报导过，发生在北京和安徽的两个病毒研究所。 通过上面挂一漏万的举证，人们更佩服美国反共议员周以德的名言，决不能相信共产党！人们能相信的是，共产党的邪恶和作孽程度，总是超出人们的想像！善良的中国人，尤其是被洗脑欺骗的国人，总是低估或不愿相信共产党有那麽邪恶。就像不少中国人至今不相信中共活摘法轮gong学员的器官（抱歉本网因技术问题无法显示“工力”字，所以用拼音代替）。多年前我就写过“中国非法器官移植的八大嫌疑”、“法轮gong学员被摘器官是真的吗？”等专文，痛批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现在，中共不仅继续在非法摘取器官，更用病毒蔓延世界，摧毁全球经济、威胁人类生活、更剥夺无数人的生命！ 这样一个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邪恶力量不被结束，不仅是中国人，也是整体人类的耻辱！这次病毒袭击，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被摧残，全球70亿人都遭折磨威胁，甚至几百万人被夺去生命，中共的邪恶更赤裸裸地展露。中共这个最大的人类病毒不摘除，新冠旧冠、各种人工病毒还会出现，思想病毒更会蔓延。所以淫除共产党，是中国人，也是人类的基本目标！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1年7月号 2021-07-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中国海军剑指珍珠港，意欲何为？
程晓农 今年2月，中国海军一支远洋舰队到达中途岛以南海域演习，剑指珍珠港。这可能是太平洋战争过去60多年之后，第一次有外国舰队来到当年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先后偷袭珍珠港和中途岛的作战水域，并展开演练。而这支外国舰队，属于以美国海军为假想敌的中国。这次演习非同寻常，今后浩瀚的太平洋是否仍旧太平值得分析。 一、中国海军追求远洋作战 中共是以陆军打败国军而夺取政权的，其海军则靠苏联帮助建立，过去近60年里经历了岸防海军、近海海军的历史，如今正试图转向远洋海军；其追求远洋作战能力之目的，显然不单纯以近海范围内周边各国海军为军事目标，而是瞄准了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世界现代史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只打过一次大仗，其敌人就是太平洋战争中被歼灭的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如今，又有一支海军似乎愿意充当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略假想敌，那就是中国海军；它正在模仿日本当年联合舰队的某些战前作为，其举动处处看得出这种模仿的影子。 中共海军创建的前10年里，受造舰能力和海军人员的素质限制，基本上是以小炮艇、鱼雷艇、小型巡防舰为主的海岸防卫水面部队。当时，海峡对岸的国军海军虽然也没有巡洋舰以上的大舰，但用驱逐舰与中共弱小的海军对阵，仍占据一定优势。因为国军军舰的炮火射程远大于中共海军小舰小艇的小口径机关炮，所以中共这支海军只能在沿海港口外围对国军海军舰艇采取夜间打了就跑的战术，并不具备威胁性。80年代起，中共逐步建造了越来越多的数千吨级以上的驱逐舰，其海上活动范围逐步扩展到近海水域。 过去几年来，中共开始组建航空母舰舰队及舰载机队，目的显然是追求远洋作战。航空母舰不属于近海作战所必须的装备，因为在近海水域，岸基航空兵同样可以完成舰载航空兵的作战任务；但岸基航空兵受机载油料的限制，作战半径有限，只有航空母舰编队携带的舰载机才能在远洋海域完成战役任务。航母编队的作战对象主要不是地面目标，而是敌方的水面舰队，特别是敌方的航母编队。从这一点来看，中共建设航母舰队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太平洋上唯一的航母舰队—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是中共海军航空兵建设与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的海上战略相同之处。 二、中共的远洋海军缺什么？ 远洋海军基本上是攻击型力量，其攻击力取决于三方面：第一是用于空中、水面和水下立体式打击的各种武器，而航母编队则是执行远洋打击任务的流动海上基地。建成一支能有效作战的航母编队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共可以从二战海军战史回忆中找到一些航母操作管理的片段描述，但美国海军对其中的各项细节和规范完全保密，中共海军没有教科书可直接借鉴，只能慢慢摸索。例如，据《舰船知识》刊登的采访，中共海军的2万吨级“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2004年交付使用时，舰员没有现成的训练教材，只能自行摸索编写出各岗位部署规定和操作要求。此外，舰载机飞行员需要的昼夜起降技术和空中搜索识别能力也只能逐步培养，能达到要求的只是少数有长时间飞行经验的精英飞行员；至于他们的作战能力就更需要反复演练。中共的航母舰队只是在初创时期，一直在训练培养过程中，尚未形成战力。 第二是海上补给能力。从太平洋战争到今天，海战要则中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除了个别国家有核动力航母或潜艇，大部分水面舰只都需要在数千海里的航程中补充燃油，否则军舰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水面舰艇的海上作战能力受制于海上补给能力，作战舰只自身携带的油料不足以完成远洋巡航的单程消耗。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策划了偷袭珍珠港战役计划后，海军军令部质疑的理由之一就是远途航行的海上加油技术未解决；而当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疏于防范的原因也是这一点，而战前联合舰队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共海军不但要有大吨位的补给舰才能携带足够量的油料，还需要各型舰只都具备海上加油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到风高浪大的太平洋上才能练出来。 10年前《美国之音》采访美国国防大学教授伯纳德·科尔时，他表示，中国制造的海上补给船都没超过2万2千吨，而美国同类船只的排水量是4万吨。没有海上补给，如何谈得上远洋舰队？假如某一天中方开始打造多艘海上补给船，那将是中方发展远洋海军的可靠信号。这次中国媒体报道海军舰队赴中途岛海域演习的消息中提到，舰队中包括2019年2月服役的901型综合补给舰“查干湖号”（舷号967），其吨位已达到4.8万吨，不仅可以为驱逐舰加油，也可与航母编队随行为航母加油。这说明，中共海军的远洋补给问题已经解决。 三、中途岛外围演习“反海盗”？ 据官媒报道，这次中共海军舰队属于南部战区（笔者注：其基地很可能是海南的三亚），“这支舰队东出巴士海峡，一路向东，沿北回归线最短航线，在中途岛以南500公里处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若在此处发射巡航导弹，就能够直接威胁到夏威夷”；“战舰目前正处于夏威夷、中途岛、关岛三点之间的太平洋上，这是美国在二战中击退日本海军后掌控的核心海域，而夏威夷又作为第三岛链的关键节点，是通向美国本土的最后屏障。迄今为止，很少有国家以战斗姿态涉足于此。” 官媒报道该舰队在这一海域演习的内容时提到一个奇怪的说法，“演练反海盗”。中共海军舰队“以战斗姿态”在那里活动是实，至于“演练反海盗”就很荒唐了。其一，这一海域是商船横越太平洋的重要航道（即所谓的北半球横越太平洋的南航道），来往民用船舶很多，照道理，外国海军如果不想与商船不断照面，自然是避开这一水域为好。其二，海盗横行的水域是索马里附近的红海和中东地区的亚丁湾，夏威夷、中途岛海域从来没听说过有海盗出没。珍珠港是美国海军第3舰队的基地之一，中途岛、关岛，以及这次中共海军演习海域内的威克岛，都有美军通讯设施和机场，如果有海盗驾船在那里打劫，大概逃不出美国海军的空中打击。所以，“演练反海盗”一说应该是掩盖别的企图。 不过，官媒报道中倒是提供了线索，这支舰队中有一艘815A电子侦察船“天枢星号”。官媒详细介绍如下：“815A是中国最为神秘的电子侦察船，同型舰共有9艘，满排5998吨。船上装有各种电子设备，以搜集敌方电磁信号，进而获取情报。据称，该船密级非常高，除海军高层外其他人无权知晓。同型船曾多次近距监视侦察过美日战舰。” 从“天枢星号”的功能来看，这次演习的任务之一是提升中共远洋海军对美国太平洋舰队攻击力的作战情报业务准备，因为远洋海军的攻击力除了武器系统和补给能力外，第三个因素是电子情报获取能力，即获取敌方岸对舰、（飞）机对舰、岸对（飞）机通讯的电讯情报。这些电子情报对战时掌握敌方动态至关重要，而且只能在和平时期监听截收，以便事后分析规律；一旦进入战时再到战场临时分析破译就来不及了。也可能美国第3舰队此刻正在附近海域演习，是监听截收电子信号的好机会。当年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用过同样的方法，但派的是载有海军情报人员及专用设备的商船，而不是军舰。日本海军1939年得知美国舰队将在夏威夷大规模演习，便把开往美国西海岸装运重油的“石廊号”的航线选在靠近演习海域的地方，让精干的通信情报人员临时搭乘该舰，担负侦收美国舰队电波的任务。 四、求战而不知战 官媒透露了这次海军派舰队赴中途岛海域演练的最终目的：“南部战区的任务是阻援，即迂回至大洋纵深，与北部战区阻援汇合，形成合力，保证台海战场不被外军介入”。这里说的外军自然指美国海军。这个战略设想与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太平洋战争前确定的对美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太平洋战争之前，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坚持的对美战略是，为防止攻占马来亚、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即后来的印度尼西亚）作战过程中，美国太平洋舰队从侧背轰炸日本本土，必须通过袭击珍珠港，一举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最后希望能逼迫美国求和，从而结束战争。这场战争的开场确实造成了美国军事上的失败，但不但没产生美国求和的任何可能，相反却激发了美国国民的战斗意志，最后以大日本帝国的败战和消失为结局。 大日本帝国的教训并不是作战战术上的错误，而是其军事首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战争，他们只是从军人的狭隘眼光出发，把战场胜利当作战争的胜利，把个人认知的国家地位和对外军事行动（包括侵华战争）当作国民和外国必须接受的既定状态。可以说，大日本帝国当年所犯的最大错误是，“求战而不知战”。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中共军方人士中有些鹰派人物也有类似特点。 所谓“求战而不知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把战争和作战混为一谈的军人们只是追求军人取得战场胜利的荣耀，但他们完全不懂，战争的目的绝不是为打仗而打仗，更不是单纯为了鼓动国民拥护当局。战争只是达到政治目的之手段之一。美国军方设有战争学院，向未来的和现任的将军们教授战争学，让他们明白，除了学习战略、战术和战务，还必须深刻地理解，军人不能以把国家拖入战争作为自己的志向。中共的国防大学似乎没有这种思维和认知。比如，若对美国轻启战端，将如何结束或退出战争？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犯的就是这个错误，海军以山本五十六为代表的少数高层欲以战求和，那意味着用政治手段来终止自己发动的战争，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只能不断打下去，最后以彻底战败为结局。 其次，中共的鼓吹战争者不懂，轻启战争不难，要轻松地驾驭战争进程几乎不可能；除非以军事、政治、经济上彻底击败对手为目标而拼到底，那意味着就只有一条路，打下去直到出现你死我活的最终结果。两个大国之间一旦爆发战争，暂且不谈相互毁灭的核战争（那种战争是双灭无胜），仅就常规战争而言，战时状态下双方必然都进入总体战状态。战场初期的胜利，很可能在双方国力比拼下化为乌有；而战争一旦步入自己的轨道，启动战争的决策者就被战争自身逼到死路上去了，战争造成本国的惨重损失使他无法卸责，只能靠维持战时状态的高压勉强应付局面，直到撑不下去的那一天。 最后，中共海军崛起，其祸福难辨。大日本帝国的海军最高层当年做出对美开战决策时，优先考虑的不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是本部门的利益，认为一味阻止战争会妨碍海军获得军费和军工资源，导致海军的地位下降。中共的海军如今已摆脱了共军中长期的“陆军一统天下”这一局面，开始争得与陆军平起平坐的地位。但这一海军崛起的局面靠的是对外“求战”；如果为了海军实力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把“求战”演变成发动世界大战，那必然导致海军自身的毁灭。 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中共海军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理解大日本帝国海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惨痛教训，也不知道其高层是否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但是，从目前中共海军的对外态势上，确实可以看到当年大日本帝国海军的魅影。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2月2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228202012444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51👍 0💬 0On “Occupy Wall Street” and Its implications
Before Oct 15, the world thought “Occupy Wall Street” was the problem of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Beijing in particular saw it as the American people’s opposition to American capitalism, and said explicitly, merrily that this time round it got even with U.S. media which had been reporting for years “negative news” of China. It was after the day the Occupy movement was held in seventy-one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that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ings are not so simple. The theme of the Occupy movement is to oppose such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as unfair financial order, and the wealth gap. Many protesters also called on their government to cut expenditure. To be fair,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not troubled by these problems. It’s only that 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such problems and the measures governments have taken to deal with them varies significantly. The embarrassment of U.S. President Obama Let’s star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said this movement means American capitalism is in trouble. It was wrong. The current proposition of those participated in the movement held is to oppose the “1% fat cats” of the Wall Street, they do not target American capitalism. That protesters think the financial order is imbalanced should be seen as an embarrassment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ecause for a long time, it is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 that has been taking too much care of the low-income and sowed the seeds of imbalance in financial order. Those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U.S. political spectrum would realize that when it comes to economic issues, the Rightists are good at making money (creation of wealth) while the Leftists are good at distributing money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some in the American public blamed it o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yet the experts knew all too well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e crisis was laid not b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but by the preceding Democratic government. At those years, it was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their Congress representatives who, out of the idea “protection of the disadvantaged”, advocated the lending restrictions on the poor be relaxed.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that was approved by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in 1977 and repeatedly modified b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n the 1990s stipulated that credit corporations lik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lower the loan threshold for the low- and medium-income households; it even prescribes the amount of loans to the low-income. In 2005, the Republican majority in the Congress motioned to modify the lending criteria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it met with unanimous opposition from the Democrats. And the first domino that fell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were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both suffered massive losses. In U.S. political spectrum, Barack Obama is without question a Leftist. He himself has been called as “the Black Marx”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belief and gestures in his earlier years. After he assumed the presidency, Barack Obama has been striving to realize his political belief, doing all he could to implement policies that benefit the poor and the disadvantaged: he expanded credit and made much effort to rescue giants of the financial as well as the automotive industries. Most of these policies—from raising the welfare of the low-income to providing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kers—were formulated with the low-income in mind. These people and various disadvantaged groups are chiefly what Barack Obama’s supporters composed of. This time, the “Occupy” activists opposed the financial sector that at one point benefited them have presented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ith a dilemma: as a President, he could not possibly agree with the proposition of these people, who all are all his supporters; but if he explicitly rejects their proposition, he may lose their votes in next year’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ere is the bottom line for the “free lunch” the disadvantaged enjoy? In all societies there are the disadvantaged, but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s behind their existence are different. Inside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faculties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in particular, the Leftists are always the majority, which makes their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s inevitable. But the Left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after all much bett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Europe. Many of the youngsters here change after they started working, they would slowly turn from thinking about the ways to distribute wealth to considering the methods of creating it. In my view, this change is perfectly norm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the world was caught with the Communism pandemic, French Georges Clemenceau had said, “Not to be a Socialist at twenty is proof of want of heart; to be one at thirty is proof of want of head” This was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ne that I believe most people from my generation shared. The disadvanta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exist for reason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hina. They have not been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to stand fairly with others at the same starting point (education opportunity).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ountry that promotes individual freedom and guarantees equal opportunities. Plant a sapping and one would get a big tree in time. This is true not just for the native Americans, but for those immigrants as well—so long as they are diligent, clever, and willing to learn, they could get a better life through hard work. George Soros and Sergey Brin, a co-founder of Google, are both immigrants from Socialist countries when they were adolescents. For this reason, the moral support “Occupy Wall Street” has gaine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far lower than the protesters have hoped for. \[In an act to show their disapproval of this movement,\] some conservatives created a website, “We Are The 53%”, indicating that all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only 53% of the people pay taxes, while many of the protesters are only among those 46% who don’t need to pay taxes. And just like “We Are the 99 Percent”, the website created by the Occupy activists, “We Are The 53%” contains nothing but photos of sympathizers holding up high signs and slogans of support. To the left of the website there are these words: “Those of us who pay for those of you who whine about all of that… or that… or whatever.” And an article entitled “New battle cry: We’re 53 percent” reported this movement in details. I visited that website and found many posts suggesting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make it or not is their own matters, they should not blame it on others. This is the true essence of the “American dream”. One of the supporters recounted his own story: he’s forty-three this year, has been working hard all along. In the past few years he experienced unemployment and loss of home, but he got back on his feet again soon after he got a new job, “I am the 53%!” \[Apart from this website,\] many in the politics are criticizing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New York mayor Michael Bloomberg for one criticized the protesters for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Wall Street is the employment machine and the economic engine for New York and even the wh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also said the protesters have chosen the wrong locatio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s not just on Wall Street alone; and they have used the wrong method, one that would only result in loss of confidence in the market, a worsened economy and a higher unemployment rate. Chen Zhiwu,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Yale University, said simply that the protesters would “eventually be shooting themselves in the foot”. It should be said that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retains more then other countries concepts of free competition, which is the reason “Occupy Wall Street” cannot gain momentum in the United States. Žižek’s problem: trying to lead the way but with no direction This movement’s turning into global protests leaves us with a big question: which direction should the world develop into from now on? The speech by Slavoj Žižek, the leading figure of Post-Marxist thought, precisely showed the difficulty facing this movement. At this stage, the worl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mature capitalist countries (of which European countries are very dissimi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despotic regimes formed by autocratic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that have formal democracy but are plagued with troubles (including SE Asian, Latin American, and Arab countries that are moving toward democracy). Countries of the second category are at present yearning for capitalist civilizations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ose of the third category may need to undergo different levels of secondary democratization. The school of Post-Marxist thought to which Slavoj Žižek belongs is not happy with all three categories of countries. This school inherits mainly the New Leftists’ ideological legacy: critique of capitalism. Žižek is a person who is highly passionate about social movement, a participant rarely seen among intellectuals. His ways of getting involved are not just constantly making criticism of social phenomena, but also taking part in actual political movements. In his speech this time, Žižek made his argument on two fronts: he criticized capital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China, with the belief that China’s communists have become the most unscrupulous of capitalists. Whether or not this way of thinking—blaming all forms of wickedness on capitalism—is appropriate should be discussed in a separate article written specifically for this purpose. This article only introduces briefly the hardship he’s facing in his recent speech delivered in person at the site of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Žižek’s speech was as fanciful and irrelevant as usual. For example, he criticized the organic food for destroying the ecology and he praised the family concept. What he said that was related to the movement was his approval of the movement’s ongoing revelation of all forms of lies underneath the American capitalist society. He urged the protesters not to stop fighting; he urged them to embrace the “Tea Party”, and do not see them as the enemies; and he warned that protesters should be wary of this festival-like atmosphere, do not feel good about it, or the movement may be turned into a simple carnival. “What is truly meaningful is the change after the movement.” He said the reason this movement, though spreading far and wide rapidly, seems stuck in its infancy and could not gain momentum is that “people so often long for something which they don’t truly want. What you long for, don’t be afraid, fight for it bravely.” The only thing that people could clearly grasp was Žižek’s assertion: “The marriage between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has ended. Change is possible.” European Leftists like Žižek have never truly discard the idea of communism. After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e USSR and SE Asia made communism a notorious term, they have had to cut a new path and develop the school of Post-Marxist thought. Listen to Žižek’s speech and one would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capitalism is very bad and need to be changed. And the direction? No idea. And to put it bluntly, what the European Leftist intellectuals enjoy the most is the parliamentary politics cum high welfare, a variation passed on in Europe from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e. what Marx saw as Revisionism). This system of high welfare had at one point allowed Europeans to lead life that was comfortable and easy, but the high tax rate and stagger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 resulted from this is now tormenting Europe to exhaustion. If any political parties or politicians attempt to cut welfare, they would become enemies of the public and lose their votes. This is the reality that European left-wing intellectuals could not face, and as a result, they devise new theories and point their fingers at American capitalism and Chinese socialism. The concept Žižek stated clearly in this speech was: the enemy is American capitalism, and he welcomes all swords and spears that are thrown at it. And what the activists of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essentially hope for is the size of their “free lunch” to continue to become bigger, a demand that they cannot put forward, or the 53% taxpayers would be up against it. And moreover, as much a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ants to serve them, he doesn’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so. The global “Occupy movement” that derives from this contains in it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where should this world be heading to? To put together the pluses of various systems and do away with their minuses is, it seems, beyond the ability humankind now possesses.
何清涟2025-11-09 00:02👍 0💬 0亲共牧师与星云和尚们
南韩牧师韩相烈最近到北韩演讲，歌颂金正日政权，结果返回南韩後被逮捕，因他未经政府允许而去北韩，在那里为共产党做宣传，涉嫌违反《国家保安法》。看到这条新闻，不期然让人想到台湾的星云等政治和尚，他们也是跑到中国朝拜，在那里歌颂共产党，最後也是回到民主台湾。不同的是，台湾没有《国家保安法》，那些为虎作伥的和尚、政客们，不仅逍遥法外，还自我得意。 跟台湾的星云被称为“政治和尚”一样，韩相烈则在南韩被称为“政治牧师”。他是个知名的统派，有强烈的大一统情结，担任“全国统一联合会”的常任委员。他曾因触犯《国家保安法》被判刑过两年半，後被赦免。 这次，韩相烈是先去北京，在那里跟北韩大使馆取得联系，获准後而进入平壤。由於韩相烈是出名的反美、反南韩的统派牧师，所以受到北韩当局的热烈欢迎，如同对待外国元首，在机场被妇女献花，鼓乐齐鸣，列队迎接。一个生活在民主富裕的南韩人，到贫穷而专制的北韩，大唱其赞歌，当然让北韩人大开眼界，惊讶不已。 韩相烈在北韩逗留了七十天，四处演讲、参观，同北韩当局的重要人士会面。他不仅高度赞扬北韩体制，同时批评谴责南韩。在平壤的群众欢迎大会时，韩相烈称北韩的军事独裁统治“不是好战的，而是和平的。”要求南韩政府“不要否定、无视或玷污北韩体制”；同时把民选的南韩政府称为“逆党叛贼”，说首尔 “正把战争引向朝鲜半岛”。 当时正是北韩鱼雷击沉南韩“天安号军舰”的南北韩关系紧张之际，韩相烈却在平壤的记者会上说，“天安舰事件的责任在韩国政府”，甚至公开指控这是韩国政府自编自导的，虽然他拿不出任何证据。他甚至公开吹捧北韩独裁者，说金正日“以他的谦逊、幽默、风趣、智慧以及明朗的微笑，给南方同胞留下深刻印象”。即使北韩派到韩国的特工，在他眼里也是“爱国统一烈士”。 但韩相烈这样夸赞北韩，最後还是选择回到南韩。媒体报导说，韩相烈在北韩成了“万人瞩目的人物”，受到热烈“追捧”，“连他那一身白色牧师服，都成为北韩民众心目中理想的爱国装扮。不少北韩民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很多人都期待一睹他的风采。” 但在北韩这麽受欢迎，为什麽韩相烈还是要回到南韩？为什麽不就永远呆在北韩，成为金正日的臣民，享受他所称之的“美好”呢？因为在他心里，他清清楚楚，南北韩到底哪一边好，哪一边适合他生存。 刻意为共产党张目的“政治牧师”在南韩被逮，已非第一次。一九八九年，韩国政府以同样罪名逮捕了访北韩後回国的文益焕牧师，判刑七年。当年文益焕还受到金正日“接见”，而这次韩相烈虽不断请求，但“金伟大”以身体不好拒绝。实际上是认为他没有当年的文益焕更有利用价值。 这就是统派们的最可耻之处。在台湾，那些星云们，连战们，他们也是清清楚楚，台海两岸哪边好，他们也是绝不放弃民主台湾的护照，但却不断跑到共产党的地盘唱颂歌。但台湾目前的政府，不仅不可能制定《国家安保法》惩罚那些助纣为虐者，而是自己也正越来越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9月6日“曹长青专栏” 2010-09-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谁养活谁，中国人都来想一想
2月中旬以来，中国网络上疯传成都交警大队长吴宇佟的一条雷人语录。在处理一起交通违章的行政复议时，这位吴大队长很神气地对投诉者说：“我叫吴宇佟，你记住。我们这里不是西方，西方的警察是吃纳税人的钱的，纳税人养警察，我告诉你，东方的警察，我也是纳税人，我也交税。我们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交的钱是两个概念，纳税人交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录有这段话的视频在网上登出之后，事件本身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几乎没有人再关心行政复议的由来与这个需要复议的小案件本身，只关心这位吴大队长说的这句话“纳税人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众多网友都对吴的话嗤之以鼻，但也有些网友认为，这位交警大队长与其他中国人一样，从小就接受的党的意识形态教育，而不是公民教育，所以对“纳税人”概念根本就不知道，要怪只能怪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有问题。 确实，吴大队长说中国警察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还真是党努力灌输给全体中国人的一种定见。中共执政以来有几句天天讲、年年讲的套话，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沐浴着党的阳光”， “是党给了你一切，从工作、学习到成长，你的每一步都饱含党的心血”。现实中，中共领导的政府垄断了一切资源，所有人的生存机会都会被归于党的恩赐。农民的地，政府说要收回就收回；城市居民的房子，政府说要拆除就拆除。“党与政府”是全能的。一个人在找工作时，“党与政府”并不负责给某人工作。但如果某人有批评政府言论及“反党行为”，这个人就会成为准异议人士或者异议人士，党与政府立刻可以卡住这个人的胃，让他失去工作；更可怕的是，党与政府可以派国保到异议者亲属所在机构里发出威胁，还可以威胁房东不许将房子租给异议者。总之，党与政府“恩威”所到之处，异议人士深感中国之大、竟无处藏身。 党与政府的能量比神要高，比天还大，“纳税人”的权益无影无踪，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吴大队长等公务员们对自己能端上党与政府恩赐的饭碗，满心都是感激，在“P民”面前不免神气十足。 纳税人的概念在90年代曾经通过各种管道进入国内，但被宣传部门屡屡禁止讨论。目前，高中一年级的政治教科书中专列财政、税收章节，其中有“纳税人”概念，其定义是“纳税人是指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教科书告诫学生，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教师让学生背诵“固定性税收的强制性决定了税收的无偿性，而税收的强制性又是无偿性的保障；税收的无偿性和强制性又决定了税收的固定性”这样的绕口令。学生们通过教科书，知道“依法纳税是公民义务”，偷税、漏税、逃税等行为要绳之以法。可笑的是，中国人虽然在纸上做了一回“公民”，仍然没有获得纸上权利，我仔细翻看了教科书与好几个“精选教案”，其中只字未提纳税人有哪些权利。 西方国家的纳税人都知道，是他们缴纳的税收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支持着政府各机构包括司法、警察等一切公共部门（中国将此叫做“专政机器”）的运转，政府必须为纳税人提供各种必须的公共品，如学校、交通、图书、娱乐等公共设施、义务教育、某种程度的公共医疗、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等等；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群体是为纳税人服务的……，等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最重要的宪政主义税收理念，这一税收理念起源于英国于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该宪章确定了几个重要原则――课税必须经被课税者同意（因此美国加税须经民意代表国会议员们反复讨论并通过后才能付诸实施）；纳税人有监督政府钱袋的权利（政府所有收支都必须向纳税人公开，随时回答纳税人的查询）。 中国主流财税理论正好与自由主义宪政理念相反，“强制性”指政府无需通过纳税人的同意，想加税就加税，想加多少就多少；“无偿性”指政府通过税收所取得的收入，既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因此，政府如何使用财政收入，无需向纳税人公开信息，也无需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正是在这种税收理念指导下，中国政府从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国民公开财政收入的用途。 如果税收只强调强制性与无偿性，就与黑社会收取保护费没什么差别。目前中国启动一步到位的政改几乎无望，但中国至少可以效法英美经验，先想法管住政府的钱袋。英国提供的历史经验是从限制国王的财政权入手限制王权。这一点，100年前的中国人曾经成功地做过尝试：1910年清朝建立资政院，当年就开始审议预算，将朝廷提交的预算额裁减了将近1/4。今天的中国人理应比前辈们做得更好。去年中国有独立候选人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被中国当局想方设法阻止破坏。其实，当局但凡还有点头脑，利用现有制度资源先做些改革，比如让人大代表职业化，使所谓“民意代表”名实相符，理直气壮地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其实于政府于民都有好处。因为让纳税人拥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从质量与种类两方面监督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既可以减少政府部门的乱开支，又可以减轻社会怨恨。这与中共用高压维稳的方式保政权的方式相比，成本小，社会摩擦也会少得多。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2月2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2/taxpayers-i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中共太子党离权力到底有多远？-2012 年中国政局分析（一）
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驻成都领馆事件，让薄熙来长达三年的问鼎之旅进入戏剧化高潮，使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更显扑朔迷离。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制度性资源（党政干部考核与任免）与非制度性资源（父辈家世、官场关系）一直相互为用。要分析最近重庆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先得从这里入手。 在政治权力交接上，即使在共产国家当中，中共的权力交接也很有特点：既不象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推选出继任者，血缘原则在权力交接中基本不起作用；也不象北韩金氏政权那样只认血缘，从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继，或者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离权力最近的“太子党”可以得到种种进入官场的便利与晋升优惠。 这一权力交接模式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毛时期另有特点。邓小平以退休元老的表面身份掌控朝政，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机制。在废掉两任总书记之后，指定江泽民任总书记，为了让他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还隔代指定了胡锦涛在江后接任总书记一职。因为邓氏指定的接班人既非其子女亲属，太子党直接继承父辈权力从制度上看似断了路。邓并不反对高干子弟经商，但地位仅次于邓的陈云却反对，主张从太子党中培养接班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由此中共形成了一明一暗、相辅相成的干部选拔机制。制度化的“明规则”就是邓小平主张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有地方工作经历”，选拔时要经过推荐、考察等一系列程序；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就是高干子弟们在政治晋升上可以优先考虑，但其升迁必须符合“明规则”。 现在回望当年，应该说80年代是中共执政以来对本党、国家与人民最负责任的一段时期。选拔干部的这两套规则在当时还确实使不少不合资格的高干子女无法进入各层级的关键岗位，一批起自底层的平民干部得到升迁。第三、四两代领导人就是这样进入仕途，逐级上升。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曾试行过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第一次实行了党中央委员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北京市效仿中央，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50名北京市委委员，提了55名候选人，其时已为司局级干部的陈元（陈云之子）很不幸地成为落选的五人之一。这个故事当时成为党内民主化的美谈，一些不太了解陈氏父子复杂心情的媒体还登过此事。 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年的考试货真价实，并没有90年代后期那么多腐败，大学也没开始卖文凭。高干子弟要从政，首先就得拿到文凭，否则其仕途之路就可能卡在大学学历这一关上，即不符合“知识化”标准。当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太子党当中，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有这么三颗：刘少奇之子刘源；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习仲勋之子习近平。 刘源仕途是高开低走，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1982年从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开始起跑，短短6年之间历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但1992年刘源的仕途象河流急拐了一道弯，转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此后的升迁就在武警与军界内部穿梭，再也未回地方。一个没有军事经历的人从地方官改为警界及军队任职，等于是为其仕途设置了天花板。其原因成谜。 刘源淡出政坛之后，薄熙来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薄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两年，于1984年从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起步，到1993年成为辽宁省大连市市长，并以城市建设为政绩亮点，成为中国当时最抢眼的政治明星。但从2001年成为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以后，其仕途那种鼓满风帆前进的势头停滞，传闻与辽宁省地方势力矛盾甚多。2004年任商务部长，直至2007年调至重庆任市委书记，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1982年进中央办公厅、再从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一职转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因其进入清华大学之前已经在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做过党支部书记，算是有了基层经历。从1985年开始，此后的任职经历主要在福建。与前两位不同的是，习近平从做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开始，就兼任宁德军分区第一书记，此后随其行政职务的升迁，兼任的军队职务也一直节节升高。从2003年开始任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2007年先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同年转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从上述三位“太子”从政经历可看到：父辈余荫这一非制度化资源起了极大作用。按中共党内干部选拔那一整套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的制度限制，所有人必须熬资格，一级级台阶往上攀爬。没有非制度化资源起作用，上述三位升迁不会如此之快。但如果在“民主推荐”这一关卡了壳，仕途也不会那么顺畅。所以元老们一般都会挑选有自己亲信任职的地方，让“太子”下凡，尽快熬够级别。“太子”如果“亲民”，早早熬够资格，那是皆大欢喜，下边的亲信官员也算是对老上级有了交待。习、薄二人在基层熬级别时，由于为人的不同，风评也有很大差别。薄熙来从任大连市长开始，既喜欢在媒体露面，渲染政绩，还有一些丑闻缠身，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站负责人姜维平就是因匿名在香港媒体上揭露其丑闻而被诬入狱。习近平则绝少在媒体露面，低调实干，在非常复杂、大案迭出的福建竟然能够保全自己，其风评与薄相较有不小差别。到2007年薄至重庆任职、习至上海任职为止，这两位“太子党”政治明星其仕途前景已优劣尽显。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都已了然：从职位安排上看，习近平是做为第五代领导核心加以“培养”的。 正因为在官场升迁，不仅需要打熬资格，前景也不确定，太子党中的多数人并非能在基层受这份苦的主，于是利用父辈权势经商，或是在军队及京城六部谋职，成为太子党的主要出路。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2月1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2/china-politics/）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周美青为何下辈子不嫁马英九——4 之 2
在上篇中，我谈到马英九是不是同性恋，是不是欺骗选民的问题。其实，他的妻子周美青对丈夫的异常情感反应，也是人们认为马英九是同性恋的重要依据之一。 马英九夫妇缺乏亲密感，这在台湾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在上次总统大选时，在最需要表现候选人夫妇的亲密美好、家庭和睦的时候，国民党阵营就楞是找不到几张马英九跟周美青的亲密夫妻照。他们结婚已经几十年了，居然没有亲密照，这是不是有点不合人之常情呢？尤其是马英九从政几十年，哪怕作秀的照片也得有几张吧？可就真是没有。 连中国《南方周末》也报导说∶有岛内政坛帅哥之称的马英九，让许多“女马迷”魂牵梦萦，都想要一亲芳泽，马英九被搂搂抱抱、摸脸、偷亲屡屡出现。但是类似亲密举动，在公开场合中，就算马英九自己送上门，他妻子周美青也会故意闪避。 被自己的丈夫亲昵一下，妻子怎麽会“故意闪避”，不愿接受？除非是感情糟透了。在我读到的名人传记中，只有托尔斯泰，晚年最後一张夫妻合影，妻子要表现亲密，他却扭头不理，还一脸愠怒。因他们夫妇已吵闹了一辈子，到了晚年感情伤透了。托尔斯泰在日记写道∶“再次要求装做恩爱的夫妻合影，我从头到尾感到羞耻。” 马英九跟家人的关系冷淡，他周围的很多朋友知道。据说周美青都从来不进马英九的办公室。媒体报导说，台大哲学系教授林火旺、前台北市民政局长林正修等人都说，过去十年来，也只见过马嫂二次。而且马英九也坦诚，“我们很少全家一起出门。”据马说，至少有十四年没有全家出游了。 马让妻子独守空房 在一次媒体访谈中，周美青告诉记者，身为马英九的太太，最大的感触是“必须自立自强”。为什麽做妻子的要“自立自强”，做丈夫的干什麽去了，怎麽要妻子独顶一片天？周美青则无奈也略带自豪地说∶“我天天在家早就独当一面了。”据马英九自己披露，在萨斯期间，他曾经连续42天没有回家，一直睡在办公室。虽然萨斯防治很重要，作为市长要尽心尽力，但同在一个城市，马英九竟然连续一个多月都不回家睡觉，让妻子独守空房。这不仅是大可不必，也太过分了吧？後来马英九打电话说要回家时，周美青竟说，“你回来干嘛，萨斯未灭，何以家归？”这像是恩爱夫妻之间应该说的话吗？而且“萨斯未灭，何以家归”这种文绉绉的语言，根本不像电话中的口语，是不是记者或马英九本人加上去的？而“你回来干嘛”，恐怕才是周美青的心声！ 马英九夫妇的感情冷淡，从周美青对媒体的不经意抱怨也可看出。有一次周美青接受记者采访，在被问到马英九究竟何处吸引她时，周美青竟回答说，“这个问题能不能省略？因为，实在想不出来。” 哪有做妻子的，说不出丈夫的任何吸引自己之处？难道马英九夫妇是被包办的封建婚姻？尤其是当今政治人物的妻子，居然公开对记者说，“实在想不出来”丈夫的吸引力，甚至要求“省略”这个问题。我很奇怪，为什麽没有记者追问，周美青怎麽会对丈夫如此心灰意冷？是什麽事情伤透了她的心？ 马英九家里到底发生了什麽事？周美青不仅对丈夫心冷，还公开宣称是马英九的“永远反对党”。周美青曾说，“这些年来，我永远是他（马英九）最忠诚的反对党。”甚至还明言∶“马英九从来都不是偶像，他也永远不会是我的偶像。”马英九是政治人物，得到过半台湾民众的认可，当上了总统；做妻子的怎麽对自己的丈夫连最基本的尊敬和欣赏都没有？那种口气中，不仅流露出情感淡漠，甚至有一种蔑视和反感的气息。 马英九在家里没什麽用 2008年的情人节，马英九、周美青夫妻在台中出席活动。主持人问，这麽好的男人到手，快教我们一下！周美青不仅没有说出马英九好在哪里，反而回问记者∶“他好吗？”而马英九就在身边，只有尴尬地笑笑。 周美青不经意抱怨、甚至批评、贬低马英九的话，不时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即使在总统大选前的造势晚会上，上台致辞的周美青，面对台下黑压压的马英九支持者，也不忘抱怨几句丈夫∶“马英九不是一个会关心、体贴别人的人。”是什麽事情，把一个做妻子的煎熬、逼迫到如此地步？ 周美青甚至还曾公开对记者说，“马英九在家里没什麽用。”马英九在政治上再无能，作为丈夫和男人，也不会“在家里没什麽用”吧？周美青怎麽会发出这样的抱怨？而当时就在身边的马英九回应说，“家里有那只马小九（流浪狗），她就不要我了。”而真实情况，到底是谁不要谁的呢？ 政治人物的诚信必须追究 马英九的爱将、曾任台北市新闻处长、对马的生活相当了解的吴育升立委曾在中国《南方周末》上说，“马英九多年来坚持自己熨衣服，每日换的衬衫都亲手熨过。”一般熨衣服这种事，不仅是女人做的家务，也是妻子对丈夫一片爱心的具体表现。也许马英九对自己的衣物有一种女性般的偏爱，也许妻子周美青拒绝给他熨衣服。像诺奖得主索尔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中的那个妻子所说的，“不要用我的钱镶的牙，去跟别人的女人微笑。”台湾《中国时报》前总编辑夏珍也在这家中国周刊上说，“在他（马英九）的生活里，给家人的时间都很少”。 恐怕最能说明马英九夫妇关系的，是周美青的明言，说如果有下辈子，她不再嫁马英九。还发誓说∶下辈子不结婚。马英九要把妻子伤到什麽程度，周美青才会说出这样绝情、绝望的话？ 马英九作为丈夫，到底有什麽让妻子那麽不满意呢？事业上，他是一国的总统，经济上，马英九的政治现金，不知有多少亿，而且马英九形象英俊，还给了她两个漂亮女儿，而且这个事业有成、风度翩翩的丈夫也没有任何男女风流韵事，这是一个多麽标准、难得的“好丈夫”呵。作为妻子，周美青即使不春风得意，也应该有起码满足感吧。那到底是什麽事情，把周美青伤到如此地步，不仅连丈夫的拥抱亲吻都拒绝、躲避，还公开宣称下辈子不嫁马英九，甚至厌恶到下辈子连婚姻都不要了。马英九到底在哪些方面没有尽丈夫的“责任”呢？ 周美青未见得是个好妻子，她也的确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的妻子。但她那些真实的内心表露，那些哀鸣、绝望、抱怨和倾诉，是不是说明那个丈夫的“性倾向”的确有令人质疑之处呢？关於马英九的性倾向问题，我还会在下篇中继续探讨。我对马英九的隐私没有兴趣，但对台湾最关键的政治人物的诚信必须追究。（未完待续） ——原载台湾《当代》月刊2010年10月号 2010-10-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小毛泽东”产生的沃土
――南街村现象分析之二 “南街村神话”的上演，除了王宏斌这些主角之外，还有南街村民这些不可缺少的配角。从1984年“再集体化”，直到将王宏斌奉为“小毛泽东”，再到原谅村官们的腐败，每一场景的上演，配角始终在场，并以“人民”的身份发言――可以说，在构造“神话”与共享“外援”时，南街村民与王宏斌村官集团是利益共谋者，只是各自所获的份额多少不等而已。内部人也有过不满，比如对永动机项目表示反对，但那不是对“南街村模式”的不满，只是对利益再生产方式的不同意见而已。 由于王宏斌不象毛泽东那样拥有枪杆子与国家暴力，村民们与他共襄南街模式之初，应该是自愿选择。所以在南街村神话构建过程中，村民们做出如此选择的心理因素与社会背景，一直是我思考的主题。中国各地除了江浙地区由于明清两代科甲鼎盛，耕读传家甚多，文化根基较厚之外，占人口80％左右的农民的思维水准与南街村民在轩轾之间。因此，思考南街村民对“共产文化”的偏好，对认识中国农民的利益诉求为何有帮助。 考诸南街历史，有两个特点，一是穷，二是一直对共产文化有偏好。一项调查中谈到自1948年初解放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南街都是当地的先进典型：积极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创造过粮食、烟叶亩产超千斤的记录。但却从未摆脱贫穷与落后。1978年全村人均收入仅72元，部分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这两个特点其实有逻辑关联。“穷”决定了对集体主义（共产）的偏好。这一点并非我始自于现在的奇想，当年在写《人口：中国的悬剑》时，我就专门论述了中国的家族本位与穷的关系。因为穷且能力低下，人们对群体的依赖加强，这是从18世纪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诞生之日开始就被反复证明的事实。富人谈共产理想，是因其高尚且具有人类关怀，因为“共产”于他们而言是用自己的财富帮助别人，比如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家欧文就是英国最大纺织厂的经理，他的新拉纳克成为他实践社会改造理论的实验地。而穷人喜欢共产，是因为可以通过共产分享他人的财富，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即此类――人类具有分享他人财富的偏好倒也并非始于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理论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却为用暴力剥夺并分享他人财富提供了一整套理论与道义依据，远较“劫富济贫”这类原始说辞高明得多。 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理论发源于欧洲，却只能在落后国家取得成功的原因，因为落后国家穷人数量庞大，拥护共产的人当然也非常多。就以毛泽东输出革命的重镇东南亚地区为例，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开国后，李光耀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对付背后有中共支持的新加坡左翼运动。而李的办法就是改善民众生活，其中重要一环是推出“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因为“人人皆自购屋，即不会变共党”。这一招很成功，最后成为新加坡经验在一些亚非国家推广。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当年南街村民选择“再集体化”，将承包的土地重新交给集体，其实就缘于穷困与个人能力不足。他们并非不知道为此要付出的代价是向代理人王宏斌们让渡了他们藉由财产支配权所保证的自由。但在基本生存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自由只是奢侈品，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衣食住行等生存保障）才是最重要的。平均素质远高于中国农民的俄罗斯人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为自己选择了新独裁者普京，也是基于这一道理，当然还因为普京承载了他们的大国复兴之梦。 中国的改革，通过“权力市场化”造就了少数暴富者，同时也造就了数量庞大的穷人。当年通过共产之途建立的中共政权如今正在为中国造就新的共产革命之沃土。不同的是，目前穷人要“共产”的伦理依据较当年毛革命时更充分，首先是因为政府至今把持着本应属于他们的土地等资源坚决不放；其次是因为贪官污吏们的财产几乎全部来自于掠夺民财与公共财；更重要的是经过50余年革命意识形态教育，中国底层对阶级斗争理论较之他们的祖辈不知要熟悉多少倍。 只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年共别人的产与如今让别人来共自己的产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原载《华夏电子报》 2008年3月12日，第 234 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共产中国的「卧底鱼」——中共在西方的间谍活动
最近，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萨拉摩斯实验室研究导弹的华裔电脑专家李文和，因涉嫌向中共提供W八八导弹机密，被该实验室解雇，正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就李文和案，美国情报部门向国会递交了长达700页的关於中共窃取美国核武机密的调查报告。虽然该报告至今还没公开，但4月15日的纽约《新闻报》（Newsday）刊出独家报导，据不具名的接触到这份报告的白宫官员私下透露，中共窃取的美国导弹机密，并不仅是目前报导的W八八和中子弹两种，而是多达八种导弹机密。 中共窃取美国核武机密引起美国朝野关注。标�易罡咝挛湃儆�的「普利策奖」，今年把新闻头奖颁给了《纽约时报》发表的中共窃取美国高科技内幕的系列报导。 ●中共间谍数量已超过克格勃高峰期 七十年代末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魏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曾担忧，华盛顿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会使大批中共间谍以留学生和商人身份进入美国。现在看来这个担忧并非多余。据统计，美国有华人160万，另外还有近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访问学者、经商探亲人员及家属约15万人。据1997年10月6日的《新闻透视》（Insight on the News）报导，每年进入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15000人。该报导引述美国反情报分析专家、《中国情报活动》（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一书的作者艾蒂米德斯（Nicholas Eftimiades）的估计，「有几百名中共间谍目前在美国活动」。中共或是在当地华人中发展谍报人员，或是以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商人的名义向美国派遣情报人员。冷战结束後，中国大陆已取代原苏联成为向美国派遣特务最多的国家。这些中共情报人员被美国军事专家称为“红色中国的卧底鱼” 。 1998年3月29日的《苏格兰星期天报》（Scotland on Sunday）引述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舍尔比（Richard Shelby）的话说，「中国正进行科技大跃进，因此搜集情报也在大跃进，尤其在高科技方面。」该报导说，「美国工业安全」机构对1300家美国大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共已成为第一号的经济间谍威胁，然後是俄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和英国。」 该报导还引述美国反情报部门的报导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四百多家在美的中国大陆公司，它们涉嫌为中共国安部或解放军收集美军事科技情报。联邦调查局手里积压等待调查的外国经济间谍案有七百多件。」 《华尔街日报》记者费尔卡（John Fialka）在他的研究中共间谍活动的专著《没有硝烟的战争》（War by Other Means）中评估：「现在中共国安部派遣到美国的间谍数量，已超过冷战时苏联克格勃派遣特务的高峰期。」 中共国家安全部的英文缩写MSS（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现在比原苏联克格勃的英文字头KGB在美国更有名，因为西方媒体上经常有中共间谍的报导。自1979年1月至1998年3月，西方媒体上关於中共间谍的英文报导多达823篇。 ●中共国安部处长俞强声叛逃供出金无怠 在八十年代中期，报导比较多的是轰动一时的中共间谍金无怠案。金无怠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卧底30多年，於1985年底被联邦调查局拘捕。虽然此前联邦调查局已秘密监视金无怠两年之久，但导致金无怠被捕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国安部高级情报官员俞强声叛逃到美国後，供出金无怠为中共特工。俞强声的哥哥是现任中共建设部长俞正声。俞的父亲是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前夫、中共第一任天津市长黄敬。黄敬真名是俞启威，和江青分手後与范谨结婚，生下俞家兄弟。黄敬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曾任北京副市长的范谨也被批斗得九死一生。有专家分析，俞强声叛逃到美国可能和这样的家世有关。 据当时美国检方公布的资料，1922年出生、毕业於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金无怠，1949年就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五十年代初调到中央情报局外围部门「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 （FBIS）工作，一直到退休。 ●卧底30年，中共特工被杀 联邦检察官指控说，在韩战期间，金无怠担任美军翻译时，就向中共提供情报，包括中共志愿军战俘营地的方位等。後来三十多年间，金无怠利用在「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的工作之便，将接触到的内部资料陆续提供给中共方面。金并多次前去香港、澳门、多伦多和北京等地，直接向中共特工部门提供美方的秘密文件、照片和其他情报。检方特别指出，1982年2月金无怠在北京之行中，中共情报部门还将他提升为海外情报分局的副局长。 金无怠案被公开审理，成为当时美国中英媒体的重要新闻。经过近三个月的审理，最後陪审团裁决，检方指控金无怠的17项罪名全部成立。但在陪审团预定判决金无怠刑期的前十天，63岁的金无怠在监狱中突然死亡。狱方说，金无怠把塑料袋套在头上，用一根鞋带系住脖颈自杀身亡。 对於金无怠自杀的说法，一直有人怀疑。一是在狱方严密监视下的金无怠，从哪里获得塑料袋和鞋带；二是用塑料袋套头自杀，据说很难做到，因为窒息过程痛苦而缓慢，会使当事人无法忍受而撕破塑料袋。最近金无怠的遗孀、现居旧金山的周谨予出版了她的书《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当地华文报纸报导说，这本书提出可能是北京特工为了灭口而杀掉了金无怠。曾在韩战时做过美军对中共志愿军心战广播员的周谨予在该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无怠的死「是个谜」。 ●三重「绝望」导致执意自杀 但有更多的人相信金无怠是自杀。理由是金无怠陷入三个绝望的境地： 一是对刑期太长的绝望：美国对间谍罪量刑很重。1986年2月22日（金无怠死亡次日）的《华盛顿邮报》报导，按照金无怠被定罪的间谍、共谋和偷税等17项罪名，「金将面对最高两次终生监禁和另外83年徒刑，以及罚款330万。」这意味著金将蹲死在狱中。 二是金无怠对美方绝望：在联邦调查局拘捕金无怠时，金曾表示，如果他合作交待，能否让他做双料间谍，去刺探中共情报。调查局官员要金先交待，至於他的要求，得请示上级。金无怠可能认为有希望，因此立即承认他是中共间谍，并交待出向中共提供情报的细节，并说中共给他18万美元，存在了香港某银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金有7栋平房（house）和16个公寓；中共给金的情报费有100多万美元）。但美方此後再没提起是否让金做双料间谍的事，而是审理定罪，准备判重刑。金对当初向联邦调查局的交待可能後悔，对美方没接受他的请求而失望。 三是对中共的绝望：金无怠被捕後，一直期待北京方面会出面救他。据报载，金无怠曾给他妻子周谨予捎话，让她到北京去找邓小平，请求邓小平出面和美方交涉，使金获释。金无怠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认为，北京和华盛顿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是功臣之一。因是他把美方准备和北京解冻，想建立外交关系的情报，秘密交给了中共方面。金在被捕後说，「我提供了美国方面愿意修好的情报，毛泽东才做出了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决定。」 但完全出乎金无怠的预料，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同那个人没有关系，美国方面的指控毫无道理。」根本就不承认金无怠是中共的情报人员。可以想见当时金无怠听到此话後的伤心和绝望。他为中共做了30多年的情报人员，最後中共不仅不救他，连他的特工身份都不承认。当时很多人分析说，这是导致金无怠自杀的根本原因。金无怠是用塑料袋套头窒息身亡的，能够忍受那份痛苦而执意做下去，可以想见他一定要死的决心有多大，而促成这个决心的绝望有多深。 ●中共对自己谍报人员的无义世界罕见 中共对自己情报人员的无情、无义，在世界各国中是罕见的。当今世界，不仅中共，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谍报人员。一旦被对方捕获，很多国家都像对待落入敌方的战俘一样，全力营救。因为间谍和士兵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国家服务。前东德、西德之间，就交换过间谍。前苏联和美国也有过这样的交易。如果一个国家遗弃落入对方的间谍人员，不仅违背这个行业的规矩，也使那些为这样的国家做谍报工作的人寒心。 例如，在金无怠被捕获的同一年，以色列间谍坡拉德（Jonathan Pollard）也被美方侦破，但以色列的反应就和北京完全不同。在美国海军反情报处做分析员的美籍犹太人坡拉德，被以向以色列提供美国海军密码情报被判处终身监禁。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柏瑞斯（Shimon Peres）为此向美国正式道歉。而後以色列朝野一直致力於坡拉德的获释。去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东参加和谈时，美国一些犹太人团体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呼吁柯林顿从人道情怀考虑，赦免坡拉德，因为他已服刑十多年，妻子也离婚，本人也已忏悔认错。以色列总理也当面向克林顿呼吁释放坡拉德。以色列民间还有人为营救坡拉德成立了专门的组织。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去年底还给仍在狱中服刑的坡拉德写亲笔信说：「你不是孤军奋战，以色列国将继续做出顽强不懈的努力，直到将你接回家园。」因以色列国议会几年前就通过特别议案，授予坡拉德公民身份。 ●双料间谍再次落网 中共不仅不承认金无怠为自己的情报人员，而且历来不承认自己有间谍。例如，对近年美方捕获的另一个中共间谍吴斌（译音），中共也是不承认。据1994年4月18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报导，1990年以南京大学哲学教授身份进入美国的吴斌，是中共安全部派遣到美国收集军事科技情报的特工。当年33岁的吴斌抵美第二年主动向联邦调查局投案，交待了他是中共间谍，并表示愿意做美方特工，刺探中共情报。在此後的18个月中，联邦调查局付给他25000美元经费。但吴斌却暗中在美窃取用於军事的夜晚激光可视镜，伪报成药品，运给中共情报部门在香港的公司。这些「药品」被美国海关查获後，经陪审团裁定，吴斌以「违反美国武器出口限制法」被判刑10年。吴斌本人也认罪。但中共方面始终不承认吴斌是自己的情报人员。 对最近被美国指控为中共间谍而逮捕的的姚义（译音），北京方面也是默不作声。据1999年3月1日的《纽约时报》报导，持中国大陆护照的姚义在波士顿以加拿大某公司的名义，购买做导弹导引器的器材，准备转手运到中国大陆。《纽约时报》的报导说，如果姚义的罪名成立，这位中共间谍嫌犯将面对最高40年的刑期和100万美元的罚款。 ●民运抓特务，风声鹤唳 研究中共间谍的专家费舍尔说，像吴斌这样的「卧底鱼」已潜入美国的各种领域。1998年3月30日出版的美国《财富》杂�遥‵ortune）报导，一名恐惧家人遭迫害而不敢公开名字的前中共国安部特工接受采访时说，他是在南京的特工学院毕业的。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在美国「认出很多过去在特工学院的同学，从西岸的科技要地矽谷，到东岸的麻省理工学院，甚至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部门。」 1997年10月6日的《新闻透视》报导说，中共情报人员在美国进行「地毯式」的情报搜集，即使大学的博士论文也不放过。「尤其是关於密码分析、雷达和电脑系统控制导引、以及导弹失败和燃料质量等相关博士论文。据美国雷拉克斯（Xerox）属下公司的报告，有人曾通过该公司把一百多部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复印运到中国大陆。」 中共间谍也渗透进海外民运组织。六四屠杀後一个月在洛杉矶召开的「中国民联」代表会议上，民联成员邵华强在会上「倒戈」，坦白他是中共国安部的特工，因为六四屠杀，改变了想法，决心脱离中共。邵华强随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带走。 但在近年海外民运活动中，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即中共特务「过敏症」。经常有人在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就随意猜测某人是特务，甚至用舆论把某些人就定性为中共特务；也有人因派系内斗，没有其他办法打击对方，就做特务指控，背後到联邦调查局举报，希望获得大陆那种「八分钱查半年」的效果，以抹黑对方。民运谍影，扑溯迷离，可是真正的特务一个也没有抓到。这种做法的可怕性是把中共那种「有罪推定」的做法拿到美国这个「无罪推定」的法治国家。 ●中共特工「走向世界」 美国反情报专家认为，红色中国的间谍确实存在，近年在世界各地活动越来越甚。上述《新闻透视》在该期报导中还说，「有一名美国反情报人员，一个人就在日本认出27个中共特工。这些红色中国的间谍，很多以学生身份活动，搜集美军在日本的装备、调动和军力状态等情报。」 同篇报导还援引刚解冻的美国情报资料说，去年在台湾召开的「21世纪世界华侨大会」上，「中共特工人员多达150多名。他们的刺探目标是台湾政府的未来政策走向，尤其是有关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 中共向印度派遣间谍也是公开的秘密。据1998年9月16日法新社电，印度警方在达赖喇嘛居住地达兰萨拉捕获了两名中共特工，他们携带自绘的中印边境安全设施图，和达赖喇嘛住处地形草图。一名负责达赖喇嘛安全的官员对法新社说，「我不排除他们有暗杀达赖喇嘛的阴谋。」这两名中共间谍一名是来自西藏昌都的29岁的藏人群排，另一名是在中共军内受过四年零九个月训练的来自拉萨的30岁的尼玛。 ●落网间谍的两种选择：自杀和坐牢 美国核武被窃案的调查还没有结束。美国军事情报专家认为，金无怠、吴斌和姚义案只是中共间谍在海外活动的「冰山一角」。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共人大会议上，北京决定把军费从去年的基础上提高13％。随著军费大幅调升，情报费用也将增加。因此，中共派到海外的间谍，人数也会更多。 中共总理朱熔基最近访美时再次否认中共窃取美方核武机密。它显示中共将一如既往，如果自己的谍报人员落网，绝不会承认。这等於给所有为中共做谍报的人一个清晰的信号，如果事败，他们绝不会得到中共的救援，只有金无怠那样的选择，要麽自杀，要麽把牢底坐穿。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 1999-04-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美国退出 WHO：全球化 1.0 版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何清涟 最近关于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不断，７月６日，美国国务院向联合国发出通知，称将终止美国在WHO长达72年的成员身份。7月10日，WHO先遣小组前往中国筹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两件事情都不算小事，对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和美国在多边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来说，美国退出WHO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事件；全球疫情远未终结，调查病毒起源本应引起各国关心。但国际社会对两者的反应都相当淡漠，美国终止WHO成员身份这个协议需要明年7月正式生效，今年11月大选结果，才是明年是否退出的关键。关于病毒起源，国际社会厌倦了中国的撒谎与WHO的偏袒中国。 美国退出WHO，利益相关者在意 单个事件看，美国退出缘于WHO失去诚信，美国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6月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公布了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中共及WTO所扮演角色的中期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中共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隐瞒实情并打压披露真相的医生和记者，忽视了《国际卫生条例》中有关在第一时间向WHO通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规定。报告认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知道爆发疫情的几个星期后才将情况公布于众，这种渎职行为给全球造成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 报告还认为，世界卫生组织迎合中共宣传，助长了中共的掩盖行为。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资深委员、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议员科默(James Comer)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他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撒谎，WHO照办，美国人丧生”。 这份报告公布后，世卫组织在6月底更新了有关疫情应对的英文版时间线，承认世卫组织最早是从网上的当地报道得知武汉出现病毒性肺炎病例。 美联社于6月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被广为引用。美联社根据数十场访问和内部文件发现，在整个一月份，WHO公开称赞中国对新的冠状病毒的迅速反应，但“世卫官员私下对中国官方提供的相关信息不足感到不满，声称赞扬中方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WHO相关人员的解释是，他们称赞中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美联社的调查报道为WHO开脱，称相关录音表明，不是像美国总统川普所指控的WHO与中国勾结，而是由于中方向他们提供了法律所要求的最少信息，使得WHO一直处于“黑暗之中”。 美联社这一报告的价值在于证明了WHO确实在中国疫情信息上撒了谎，对于中国与WHO的关系之推测，完全不必认真对待。WTO因为配合中国政府而获得中国几次公开奖赏：3月8日，中国政府宣布向WHO捐款2000万美元；4月23日，中国再次决定向WHO增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５月20日，中国官方机构人口福利基金会引导中国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向世卫组织捐款。 那么，为何国际公共卫生界与联合国对川普总统宣布退出WHO表示不满？原因很简单，川普总统“让美国伟大”落实在外交政策上就是美国优先。从二战之后，一直是美国出钱出力，必要时牺牲本国青年的生命，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这种格局的改变，让搭惯了便车的国际社会极不舒服，美国这些年来先后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退出哪个机构，哪个机构的经费就少了一个主要来源，联合国财政困难几乎成了常态。 美国承担领导责任的实质就是多出经费 美国退出WHO，对这个组织影响巨大，因为美国是WHO的单一最大捐赠者，每年捐款约4.5亿美元，美国退出会使WHO在未来失去上述资金，将令该机构更多地依赖私人捐赠者，例如其第二大捐赠者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这将加速一项转变，即全球卫生依赖于少数亿万富翁捐赠者和慈善机构，而非西方大型政府的纳税人资金。这项转变将使WHO的性质发生改变，而且资金依赖将变得不稳定。 谭德赛作为WHO总干事，为什么会如此轻忽美国的感受？川普总统多次说，我们每年给WHO资助4.5亿，为什么不如中国的4000多万？这事儿，只能说川普总统没想明白：美国给联合国、联合国下属机构的资金再多，也被受益者与世界各国视为理所当然。二战之后，你美国主导创立了联合国，用它来作为贯彻美国国际政策的工具，建立了由美国主导、各国受益的国际秩序。久而久之，世界习惯了由美国出钱出力为世界提供的公共品——国际秩序，无需领情，我相信WHO也是这样看的。在WHO的心目中，美国的4.5亿美元年金与中国的4000万美元年金，都是理所当然的常规例金，只有额外的钱才是WHO可以灵活支用的金库。 如果说这还不够明白，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作为说明：某人去上班途中要经过一地铁出口，那里有位乞丐长年蹲守。这位先生每次从那里过，都要给乞丐的碗中放上一美元，风雨无阻地持续了好些年，乞丐视为每天应得收入，从未表示感谢。但有一天，这位先生出门匆忙，身上忘记带零钱，从那位乞丐面前经过时，没有放钱，结果被乞丐一把抓住：为什么不给钱？——这个故事蕴含的哲理是：当资助他人成了常态，就成了资助者的责任，而非义举。 中国很懂得如何在国际社会撒钱：到非洲，主要让权贵集团受益而非民间；资助国际组织，不多承担规例经费，但愿意非正式地资助，包括资助这些权贵的亲属子弟（例子太多，美国就有，不举了）。比如对谭德赛的政治投资，早在2017年WHO干事长换届选举前就开始了，先是联合非盟，游说一些国家，将谭德赛推上干事长宝座。谭德赛2017年7月1日当选后不久即去北京，北京立即答应捐助2000万美元。 无论华府政治圈是否全部赞成美国退出WHO，此事缘起于WHO在疫情信息公布上处置不当，太多考虑中国的要求，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利益。WHO这种态度后面，金钱起了明显作用，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因为WHO迟迟不宣布全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甚至指责美国等对中国的断航措施，对全球造成的生命、健康、经济损失，WHO必须承担责任并认错。 联合国作为全球化推手的功能受到严重质疑 联合国成立之初，美国希望它成为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协调者，这一功能在战后十年后基本结束；美国转而将联合国作为美国推行国际政策的重要功能性组织。但时过境迁，联合国与创始国美国、英国等日益疏远，反而成了中国施展拳脚的重要舞台。今年联合国75周年庆典，世界各国态度冷淡，原因就在这点。这些，我在《联合国与西方国家日行日远——写于UN75周年生日之际》一文里，谈过中国因素对联合国各组织与政策的影响，不更新，迟早面临生存危机。具体到WHO的情况，从处理埃博拉疫情以来，直至今年处理武汉肺炎疫情，都暴露出WHO的政治性领导组成方式，严重限制了其紧急行动的能力，并经常显示出专业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美国与WHO之间的关系走到今天，并非没有预兆。SARS算是2020年武汉肺炎的预演版。自那以后，美国医学协会（IOM）出版报告，提出了导致传染病卷土重来的八个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该报告指出，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地区。无独有偶的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4年的一份有关2020年世界前景的报告中预测，只有“一种重大全球冲突”的发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即全球瘟疫大流行。报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来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的困扰，全球化将面临政治反噬。如果有什么事情会使全球经济整合脱轨，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致命新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这份报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哈钦斯在最近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在这份报告中所试图提出的观点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时带来了好的与坏的后果”。 武汉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终于让发达国家看到了全球化的黑色版，疫情过后，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面临大逆转。国际社会畏惧美国退出的变化，都希望美国大选结果改变这种美国退出的格局。其实，认真考察联合国近20年作为，无论美国是谁当选，世界想回到2016年以前均无可能，因为全球化1.0的推手与主导者是美国，美国今年遭受来自外部与内部的重创，欧盟也遇到严重问题。所有这些，都注定全球化1.0版结束，未来的2·0版是什么状态，倒还真与美国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7月1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7102020165126.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吴杨踏上阳光之旅——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十
在吴征从天地数码大获全胜的时候，却是杨澜在凤凰卫视最不开心的时候。这时杨澜在凤凰卫视已经工作了两年，实际的工作并不像媒体渲染得那麽“光彩照人”。《经济观察》报道，连杨澜自己都暗示她在凤凰卫视的经历并不愉快；《深圳商报》所属“深圳新闻网”报道，“杨澜显得缺乏新意，她主持的‘百年叱吒风云录’和‘杨澜工作室’两栏节目收视率并不理想。杨澜较为老式的主持风格让观众开始厌倦。”即使被杨澜采访过的香港作家蔡澜也对媒体表示：“作为主持人她还是不够尖锐，像采访余秋雨等一些自大没料的人就太过宽容。” 说杨澜不够尖锐其实也是对她的宽容，从《我问故我在》来看，杨澜采访的三大特点是：第一恭维所有名人，从不挑战任何人；第二跟名人随便聊天，弄不清楚采访目的是什麽；前两点导致了第三点：没内容，从看一篇忘一篇，到看一行忘一行；看完就纳闷，是那些名人们没内容？还是提问者的问题降低了回答者的智商？ 总看大同小异的名人奉承录，观众开始厌倦是自然的。在收视率降低的情况下，与其被要求离开，自然是辞职更能保住面子，况且，她和吴征对“杨澜品牌”已经有了更宏伟的规划。於是，在香港做了两年零三个月的电视主持人之後，杨澜於1999年10月份离开凤凰卫视。 当外界和媒体开始关注杨澜离开凤凰卫视後的下一步走向时，杨澜含蓄地表示工作太累了，要回家休息、相夫教子。但就像香港作家蔡澜所说的，“从聊天中，从她言谈间的反应、她对事务的感受看，我觉得她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有野心并不是坏事，关键是看她用什麽手段实现这个野心。手段是重要的，用什麽手段达到目的最能反映人的本质。任何时候的不择手段行为都只能带来灾难。 杨澜的下一步举动媒体已经有太多的报道，这里不再重复。用一句话简单概括那些媒体的报道就是：“2000年1月，杨澜动用约4,000万港币和高振顺合伙购买了良记（建筑公司）75%的控股权，3月改名为阳光文化网络有限公司。” 在这里读者最关心的，但媒体报道恰恰没有回答的是：杨澜到底哪里来的那麽多钱？“动用”4,000万港币是个莫名其妙的说法，怎麽个“动用”法？没有来源怎麽动用？这4,000万是杨澜钱包里的钱麽？人们通过几年来媒体对杨澜的所用的各种形容词，再加上他有个“美国富豪丈夫”的说法，就有个朦胧的感觉，她是很有钱的，那4,000万就是杨澜钱包里的钱。而杨澜本人则更确认了人们这种感觉。 据天极网综合国内报道消息，杨澜说，“我们投了差不多四千万港币，几乎是我们所有的资本。”她大概也乐见类似这种报道：“国内的人士可能要问，杨澜在收购时出资3,500多万港元，她有这麽多钱吗？其实，吴杨夫妇在天地数码和友利电讯两间公司的股票价值就不止两三亿了。所以，几千万对於他们来说，应该不算大问题。”有这麽回事吗？我们再看一遍吴征杨澜至收购良记为止的的资本积累经过： 吴征杨澜1997年时的资产不足50万美元；1998年5月，吴征就“投”了约4,000万港币（约500万美元）购买了亚视3%股权；且不说吴征这3%的亚视股权是真的还是虚的，是个很值得考察的问题，就算这笔钱是他自己贷款得到，那麽他也根本没有可能在一年多之後就把3%的亚视股权全部变成现款。况且银行贷款也不是吴征的钱，他是需要还银行的；而亚视的股价自98年起根本没有任何升值，如果吴征真的贷了4,000万港币，那麽付利息他正经得赔进去几十万。 1999年2月吴征又借了上千万港币投到天地数码（在Michael Spiessbach的帮助下，从日本东京—东芝投资银行驻香港的分支贷款），虽然天地数码让吴征发了一笔财，但他只有十多个百分点的股份，而天地数码由友利电讯、中国星和中录总社三家合资，注册资金才是3,500万港币。再说，吴征也没有可能在八个月之後全部变成可以动用的现款，更谈不上什麽两、三亿的价值。而且在天地数码之後，吴征还和高振顺一起投了一个叫“网集”的公司。即使吴征交叉用股权换股权，他在2000年1月就挪出4,000万港币的资产额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毕竟时间太短，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实际上，这次购买良记，他们又从1999年贷款给“天地数码”的日本东京—东芝投资银行驻香港的分行贷了一部份款项。但从吴征杨澜已经负债的数额，和他们可能冒的风险上来看不大可能再贷4,000万港币这麽大的数额。 在购买良记之前，杨澜和高振顺合伙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叫做Global Frequent（GF）的私人公司，目的是下一步一起往上市公司注入资金。良记的75%股权就是杨澜和高振顺拥有的这个GF公司花8,600万港元购买；而在GF这个公司里杨澜占55%股权，高振顺占45%股权。即使杨澜贷了3,500或4,000万港币，那麽在这个8,600万的花费里也不够一半，但她为什麽占的股权比高振顺高呢？ 记者就这个问题谘询了对投资比较了解的行家，他们分析，杨澜这55%股权里有一部份可能是从银行贷款，但另一部份有很大可能是靠名声做价，也就是说用名声换股权。因为在购买良记之前，大家都清楚是要建一个电视公司，那麽杨澜自然是这个借壳上市的电视公司的最重要品牌，任何人和她合作就是一本万利，杨澜的名声就是今後的股票价值。所以吴征杨澜不把“杨澜品牌”做价占股权恐怕不大可能。 听到这种分析，记者茅塞顿开，联想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深圳曾经历过的一件类似情形。当年记者所在的《深圳青年报》一直是租用民政局大楼的房间办公。後来报社发展了想自己盖楼，可又没钱，这时候报社就想出了和别人合作盖楼的计划。由於那张报纸当年有了点名气，似乎很有发展前途，所以只要报社出面，就能从市政府拿到地皮。但光有地皮没钱盖楼也没用；这时正好另一公司有钱，但没有能力拿到地皮；於是两家成立了公司联合盖这栋大楼，公司的股份是各占50%，但实际上报社一分钱不出（地皮是政府批的，免费），盖楼的全部费用都由另一公司支付；楼盖好後两家各得一半。可惜後来楼刚打好地基开始盖第一层时，报社就被关闭，後来楼给了谁也不清楚了。 这就是一个空手白捡股份的例子。杨澜的相当一部份股份很可能就是空手靠“品牌”换的。杨澜对外表示自己有这份资产，实际上就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让人们知道她是个很有钱的人；第二，掩饰她需要靠名声换股权。至於别人为什麽肯做这种交换，当然是相信“品牌”会变成股票价值。 高振顺对杨澜这块“宝”也的确没压错。高、杨收购良记完成後，在三个月内他们两分钱收购来的良记股票，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度的将近八毛港币，翻了近40番。这个时候，真正的货币价值就代替了杨澜那些虚的股份。所以，当良记在2000年5月改名为“阳光文化”的时候，杨澜就赤手空拳、靠一个光芒万丈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名声，在不到三个月内摇身成为一个真正拥有八亿多港元资产的公司的主席。这时候支撑起杨澜身价的就是那些实实在在打了八小时工，在媒体的鸣锣开道下，被“阳光”照耀著，去排长队买杨澜股票的成千上万的小股民们手里的真钱。 香港的股市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怎麽别人都没想出这个主意，而让杨澜“首创亚太地区传媒公司借壳上市的成功先河”了呢？在吴征去香港之前，香港就没有任何人比吴征更懂得资本交易市场的传媒界人士？大概是没有过像吴征杨澜这麽精心打造的“品牌”。吴征并不否认他在资本市场的成功是靠“她（杨澜）的品牌效益，或者说是我的品牌效益，我个人在香港也有香港的品牌效益。” 正因为吴征太清楚他和杨澜被媒体充气之後的品牌对他在资本交易中的作用，所以（天极网报道）“对於外界传言，高振顺对阳光的联盟与财力帮助，吴显得不以为然，还说不上谁帮谁呢。”的确，没有杨澜的名声，高振顺去收购良记，他怎麽可能使股票价格冲上云霄？高振顺在港经商几十年，直到和杨澜吴征合作後才名声大振。 等杨澜和高振顺的合作被广为报道，股价飞涨之後，吴征出场了。2000年7月，吴征从友利电讯和天地数码淡出，8月任阳光卫视执行主席。但为什麽一开始不是吴征出场，而是对商务和资本运作根本不懂行的杨澜开路呢？这里面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只有用杨澜的名声才可以把股价哄抬起来；第二，和在天地数码等以前的投资一样，股票都在杨澜名下，用吴征的话说，“我是美国身份，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要不断交税，杨澜交香港税和国内税就可以了。” 吴征杨澜再往下的走向读者就更清楚了，去年9月阳光和新浪交换股份，相互成为对方的最大股东；然後11月阳光文化和四通公司合并成为阳光四通公司；加上四通原有的新浪的股份，阳光四通就成了新浪的最大股东。阳光文化这麽频繁地又和新浪合并，又和四通合并，到底是为什麽？ 国内媒体说，新浪—阳光合作已经让人一头雾水，现在又出来了一个阳光—四通合作，这几家到底什麽关系？到底要干什麽？谁要主宰谁？有人担心“阳光—四通掏空新浪”，还有人提出“新浪谁说了算？”等话题。 其实，阳光—四通联手，虽然成为新浪的最大股东，但并无要主宰新浪的意思。虽然新浪以十万美元的年薪要求吴征每年有一半时间给他们做顾问，但吴征才没有兴趣去管理新浪呢。他当然希望新浪壮大，因为对阳光有好处。但吴征最关注的可不是新浪，也不是四通，而是阳光卫视。为什麽？ 阳光不仅是和新浪、四通交换了股权，在和新浪的交易之前，阳光文化还用换股方式收购了一家叫做Capital Channel的电视节目发行商的全部股权；去年底，在吴征学历事件已经引起关注之後，阳光文化又以换股的方式和北京京文唱片有限公司成立了香港京文国际多媒体有限公司；今年一月，阳光文化再以换股方式收购了一家台湾唱片公司。 公司之间的收购和兼并是要冒风险的，即使大公司收购小公司也都谨慎行事，有谁听说过一个刚刚成立一年多的小公司像阳光文化这麽频繁地和这麽多公司交换股份？奥妙就在这里！ 虽然阳光卫视开播到现在只有一年半，但它的名声早已超过成立了五年多的凤凰卫视，更上了《富比士》杂�遥�有了“世界300最佳小型企业之一”，“大中国地区唯一一个入选‘20个未来之星’的企业”等等头衔。但是没有谁比吴征杨澜更清楚这阳光卫视的名声里面有多大水份，就像没有谁比他俩更清楚他们本人的名声里面有多大水份一样，所以，也没有人比他们俩更清楚，灿烂的阳光下有多少阴影。 正是由於对阳光卫视的绝对不自信，杨澜在去年九月把她在阳光卫视的近30％的股份全部出售给新浪。杨澜和新浪交换的，完全是属於自己名下的股份。这个交换和阳光公司其他股东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阳光垮台、阳光的股票大跌的话，杨澜本人已经逃之夭夭，而阳光公司的其他大股东、小股民则会全部跌进去。 而新浪拿出来和阳光交换的股份则是新浪名下的，是大家的，而不是姜丰年或者茅道林个人名下的股份。这就是为什麽新浪的主要负责人进入了阳光卫视的管理层；而由於阳光拿出来和新浪交换的完全是杨澜个人名下的股份，所以只有吴征进入了新浪管理层。 杨澜把自己在阳光文化中的全部股份如数转给了新浪，脱身甩掉了这个她和丈夫一手创建的公司之後，据国内《数字财务杂�摇繁ǖ溃�“消息一经证实，立即在各界引起轩然大波，关於该交易的疑问一时充斥舆论。”天极网评论说：“杨澜选择全盘清空自己亲手创办的阳光卫视的股份，这种情况在创业者群体中是十分罕见的。”大概是因为很少有创业者像吴杨这麽心虚吧。 既然吴征杨澜自己甩掉了阳光文化的全部股票，那麽他们为什麽还要把阳光公司跟这个合并，跟那个联合呢？这是因为虽然他们自己对阳光没有信心，但他们却要尽最大努力保住阳光，不让阳光垮台。因为阳光卫视垮了，杨澜就垮了，而杨澜一垮，今後的圈钱之路就堵死了。今後无论杨澜个人的节目如何，只要阳光卫视站住脚，杨澜的名声和品牌就还有在资本运作中的效益。 吴征自己似乎并不掩饰他这些不是为了企业发展，而是为了资本炒作进行的购并，他曾在国内的几次谈话中说到，“实际上我们购并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购并从来都是为了资本操作购并而购并。”当然吴征也清楚，光靠虚的炒作，很快就会支撑不住，所以他说，“资本操作虚的当中一定有一个实的。”但他的那些大股东、小股民们，有几个知道吴征杨澜这一连串闪闪发光的企业并购里哪个是虚的呢？吴征杨澜在每一次这种几乎是空手进去的交易中，出来的时候都会有相当一部份变成了真正的现金。 正是由於对阳光卫视根本不自信，所以吴征杨澜必须得趁阳光卫视名声显赫的时候赶紧处理掉它。怎麽处理？就是用换股的方式让别的公司把阳光瓜分掉。阳光和多家联合之後，一损俱损，不仅大大减少了阳光文化自己创业的风险，而且，当阳光卫视有新浪、四通、Capital Channel等等公司支撑著的话，维持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而在这个维持过程中，吴征又可以甩掉和赚进更多的股票。今年一月，天极网曾报道，吴杨正在跟迪斯尼旗下的ABC、DISCOVERY等国外传媒机构进行密切谈判，有可能甩卖阳光、新浪。 至此为止读者们可能清楚了为什麽吴征杨澜那麽精心地打造“吴征、杨澜”这两块品牌。他们靠品牌集资干事业本身或许并不错，吴征说：“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本人或一个好节目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频道品牌。”但关键是你这个品牌得是真的。如果打造这品牌的内容，什麽美国三大台主持人、哥大校董、巴灵顿博士等等，都是假的话，那这漂亮的吴杨大厦就不是建立在大理石上，而是在沙滩之上，谁能保证它哪天不倒塌呢？所以，最清楚其内涵的吴征杨澜恐惧得大厦还没完工，就赶紧往外甩。 在安龙事件中，主管人员清楚安龙大厦要倒塌，却一边欺骗股民和员工、一边大量抛售股票。这种缺德行为遭到美国媒体严厉抨击，并正在被追究法律责任。但安龙是由於没经营好，负责人发现问题先溜之大吉。从人性自私，很少有人能做雷锋的角度去考虑，多少有些可理解之处。 但另一个遭美国媒体痛斥的案例是“环球电讯”（Global Crossing）的创始人和总裁温尼克（Garry Winnick）则更不可原谅。他在18个月内靠吹嘘和拉拢政治名人等等，通过股市炒作给自己带来了60亿美元的资产，成为洛杉矶最富的人。《纽约邮报》的社论说：“比尔．盖次花了12年、温尼克在华尔街的老师花了22年才积累了他们的第一个10亿美元，而温尼克的60亿只花了18个月。”正因为温尼克从一开始就清楚他的公司之“虚”，所以一直在抛售自己公司的股票。到“环球电讯”的股票从最高90多块美元跌了99%，只剩一毛三，不仅类似老布什总统这种大股东栽进去了，小股民们则即使不跳楼，也倾家荡产的时候，温尼克已经潇洒拿著他这几年来悄悄抛股票换来的七亿多美元，隐退到他的豪华别墅里去了。 在环球电讯宣布破产之後，温尼克被美国媒体挖出，他在90年代初曾在华尔街股市欺诈，被审判定罪，坐了三年牢。当年就靠投机发财，出狱後正 上新科技股市的高潮，再次钻了空子，狠狠地敲了股民一笔。像温尼克这种做法也许目前还没有找到违法之处，但即使不违法，他也缺德。所以美国对这种缺德但尚未证实违法的事情，就靠媒体严厉制裁。 不知吴征杨澜在短短的二、三年内积累上亿美元资产的过程接近安龙，还是更像温尼克。一个无法不令人质疑之处是，如果吴征杨澜不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想套钱，为什麽在事业上还没起步、没做什麽努力的时候马上就想溜之大吉？天极网报道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吴征‘投资高手’的形象渐渐成了‘投机高手’”。 吴征杨澜的下一个目标是“融到二十个亿”，他们很有信心，大概是对大陆和香港的股民仍然有把握。《南方日报》说，“如今骗子满天飞，钱投出去收不回来，哭都来不及。”但只要有媒体吹捧，总会刺激不少人掏钱。 无论吴征多麽炫耀他一路资本征战的能耐，从新浪得到的800万美元现金才是他真正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现在吴征杨澜在上海开了名为“高峰俱乐部”（The Summit Club）的豪华餐馆，会员费5,000美元，开始挣他们的第二桶、第三桶金了。吴征多次表示海外华人们对他的追究是出於对他财富的嫉妒，可不知道海外有几个人现在想跟吴征杨澜交换一下位置。这里引用吴征自己的话来结束这组系列报道和评论：“资本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麽吴征杨澜那些用欺骗夸张堆砌的名气资本圈来的金钱资本，到底是能载舟，还是会覆舟呢？ 2002年1-3月（载《多维网》） 2002-02-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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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