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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水平低到令人震惊
马英九当上国民党主席後，就紧锣密鼓地组织什麽「 国民党青年团」（国青团），目前其主要领导人，都是前国民党高官子弟，俨然一副要靠太子党复辟的阵势。在今天的台湾成立这种「国青团」本身就很荒唐，因为在民主国家，政党就是政党，跟本不去弄这类「後备队」性质的东西，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哪可能成立什麽「共和党青年团」「民主党青年团」。而只有独裁的政党，才成立这种组织，像共产党的共青团，国民党的三青团（到台湾後变成「中国青年救国团」），和希特勒的青年团、党卫军等等。 为什麽只有独裁政党才成立这种组织？因为它除了给那个以独裁专制为目的政党输送新鲜血液之外，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负责给青年人洗脑。利用同龄人之间容易沟通，同时对意识形态比较容易狂热的情形，抓紧时机给年轻人洗脑，煽动他们极易著火的情绪，强先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这种要靠给年轻人洗脑来推广其意识形态的做法，只有独裁政党才需要。而做好轮流执政准备的民主政党，靠的是成熟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来赢得执政权，而不是狂热的意识形态。 在国民党的专制历史仍历历在目，独裁形象仍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即使为避嫌，也不应成立这种组织。但国民党不仅大张旗鼓地这样做，更荒唐的是，据北美《世界日报》报导，马英九居然表示，期望「国青团」将来产生一个胡锦涛。 胡锦涛是什麽人？随《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要报纸发行的PARADE杂志最近公布的今年世界十大独裁者中，胡锦涛名列第六，去年排名第四。今天已自称民主政党的国民党，期待青年组织中出现将来的国家元首，用什麽人做比喻也不能用胡锦涛呵！胡是那个用几百枚飞弹瞄准台湾的独裁国家的元首，马英九这麽比喻，和期待国青团出现一个希特勒，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此之前，马英九还表示，如果将来陆委会主委是北京大学或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大陆国台办主任是台大或（台湾）清华毕业，没有什麽不好。这句话的问题还不在於两地的学历是否承认，而是这个国民党主席根本不在乎被中共洗过脑的教育，更承认那个以统战台湾，最後吞并台湾为目的的「国台办」。马英九还曾表示，国民党的最终目标是统一。 为什麽马英九会拿胡锦涛来比喻未来国民党出的国家元首？对国台办那麽友好？为什麽他用「统一」这种帝王将相的态势，而不以人民选择、人民福祉为其党的最终目标？除了表现出国民党还完全没有从独裁心态中脱胎换骨，也展示出这个国民党总统准候选人的水准实在低到没有常识的地步。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6年1月25日「曹长青专栏」） 2006-01-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1👍 0💬 0吴杨踏上阳光之旅——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十
在吴征从天地数码大获全胜的时候，却是杨澜在凤凰卫视最不开心的时候。这时杨澜在凤凰卫视已经工作了两年，实际的工作并不像媒体渲染得那麽“光彩照人”。《经济观察》报道，连杨澜自己都暗示她在凤凰卫视的经历并不愉快；《深圳商报》所属“深圳新闻网”报道，“杨澜显得缺乏新意，她主持的‘百年叱吒风云录’和‘杨澜工作室’两栏节目收视率并不理想。杨澜较为老式的主持风格让观众开始厌倦。”即使被杨澜采访过的香港作家蔡澜也对媒体表示：“作为主持人她还是不够尖锐，像采访余秋雨等一些自大没料的人就太过宽容。” 说杨澜不够尖锐其实也是对她的宽容，从《我问故我在》来看，杨澜采访的三大特点是：第一恭维所有名人，从不挑战任何人；第二跟名人随便聊天，弄不清楚采访目的是什麽；前两点导致了第三点：没内容，从看一篇忘一篇，到看一行忘一行；看完就纳闷，是那些名人们没内容？还是提问者的问题降低了回答者的智商？ 总看大同小异的名人奉承录，观众开始厌倦是自然的。在收视率降低的情况下，与其被要求离开，自然是辞职更能保住面子，况且，她和吴征对“杨澜品牌”已经有了更宏伟的规划。於是，在香港做了两年零三个月的电视主持人之後，杨澜於1999年10月份离开凤凰卫视。 当外界和媒体开始关注杨澜离开凤凰卫视後的下一步走向时，杨澜含蓄地表示工作太累了，要回家休息、相夫教子。但就像香港作家蔡澜所说的，“从聊天中，从她言谈间的反应、她对事务的感受看，我觉得她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有野心并不是坏事，关键是看她用什麽手段实现这个野心。手段是重要的，用什麽手段达到目的最能反映人的本质。任何时候的不择手段行为都只能带来灾难。 杨澜的下一步举动媒体已经有太多的报道，这里不再重复。用一句话简单概括那些媒体的报道就是：“2000年1月，杨澜动用约4,000万港币和高振顺合伙购买了良记（建筑公司）75%的控股权，3月改名为阳光文化网络有限公司。” 在这里读者最关心的，但媒体报道恰恰没有回答的是：杨澜到底哪里来的那麽多钱？“动用”4,000万港币是个莫名其妙的说法，怎麽个“动用”法？没有来源怎麽动用？这4,000万是杨澜钱包里的钱麽？人们通过几年来媒体对杨澜的所用的各种形容词，再加上他有个“美国富豪丈夫”的说法，就有个朦胧的感觉，她是很有钱的，那4,000万就是杨澜钱包里的钱。而杨澜本人则更确认了人们这种感觉。 据天极网综合国内报道消息，杨澜说，“我们投了差不多四千万港币，几乎是我们所有的资本。”她大概也乐见类似这种报道：“国内的人士可能要问，杨澜在收购时出资3,500多万港元，她有这麽多钱吗？其实，吴杨夫妇在天地数码和友利电讯两间公司的股票价值就不止两三亿了。所以，几千万对於他们来说，应该不算大问题。”有这麽回事吗？我们再看一遍吴征杨澜至收购良记为止的的资本积累经过： 吴征杨澜1997年时的资产不足50万美元；1998年5月，吴征就“投”了约4,000万港币（约500万美元）购买了亚视3%股权；且不说吴征这3%的亚视股权是真的还是虚的，是个很值得考察的问题，就算这笔钱是他自己贷款得到，那麽他也根本没有可能在一年多之後就把3%的亚视股权全部变成现款。况且银行贷款也不是吴征的钱，他是需要还银行的；而亚视的股价自98年起根本没有任何升值，如果吴征真的贷了4,000万港币，那麽付利息他正经得赔进去几十万。 1999年2月吴征又借了上千万港币投到天地数码（在Michael Spiessbach的帮助下，从日本东京—东芝投资银行驻香港的分支贷款），虽然天地数码让吴征发了一笔财，但他只有十多个百分点的股份，而天地数码由友利电讯、中国星和中录总社三家合资，注册资金才是3,500万港币。再说，吴征也没有可能在八个月之後全部变成可以动用的现款，更谈不上什麽两、三亿的价值。而且在天地数码之後，吴征还和高振顺一起投了一个叫“网集”的公司。即使吴征交叉用股权换股权，他在2000年1月就挪出4,000万港币的资产额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毕竟时间太短，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实际上，这次购买良记，他们又从1999年贷款给“天地数码”的日本东京—东芝投资银行驻香港的分行贷了一部份款项。但从吴征杨澜已经负债的数额，和他们可能冒的风险上来看不大可能再贷4,000万港币这麽大的数额。 在购买良记之前，杨澜和高振顺合伙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叫做Global Frequent（GF）的私人公司，目的是下一步一起往上市公司注入资金。良记的75%股权就是杨澜和高振顺拥有的这个GF公司花8,600万港元购买；而在GF这个公司里杨澜占55%股权，高振顺占45%股权。即使杨澜贷了3,500或4,000万港币，那麽在这个8,600万的花费里也不够一半，但她为什麽占的股权比高振顺高呢？ 记者就这个问题谘询了对投资比较了解的行家，他们分析，杨澜这55%股权里有一部份可能是从银行贷款，但另一部份有很大可能是靠名声做价，也就是说用名声换股权。因为在购买良记之前，大家都清楚是要建一个电视公司，那麽杨澜自然是这个借壳上市的电视公司的最重要品牌，任何人和她合作就是一本万利，杨澜的名声就是今後的股票价值。所以吴征杨澜不把“杨澜品牌”做价占股权恐怕不大可能。 听到这种分析，记者茅塞顿开，联想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深圳曾经历过的一件类似情形。当年记者所在的《深圳青年报》一直是租用民政局大楼的房间办公。後来报社发展了想自己盖楼，可又没钱，这时候报社就想出了和别人合作盖楼的计划。由於那张报纸当年有了点名气，似乎很有发展前途，所以只要报社出面，就能从市政府拿到地皮。但光有地皮没钱盖楼也没用；这时正好另一公司有钱，但没有能力拿到地皮；於是两家成立了公司联合盖这栋大楼，公司的股份是各占50%，但实际上报社一分钱不出（地皮是政府批的，免费），盖楼的全部费用都由另一公司支付；楼盖好後两家各得一半。可惜後来楼刚打好地基开始盖第一层时，报社就被关闭，後来楼给了谁也不清楚了。 这就是一个空手白捡股份的例子。杨澜的相当一部份股份很可能就是空手靠“品牌”换的。杨澜对外表示自己有这份资产，实际上就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让人们知道她是个很有钱的人；第二，掩饰她需要靠名声换股权。至於别人为什麽肯做这种交换，当然是相信“品牌”会变成股票价值。 高振顺对杨澜这块“宝”也的确没压错。高、杨收购良记完成後，在三个月内他们两分钱收购来的良记股票，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度的将近八毛港币，翻了近40番。这个时候，真正的货币价值就代替了杨澜那些虚的股份。所以，当良记在2000年5月改名为“阳光文化”的时候，杨澜就赤手空拳、靠一个光芒万丈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名声，在不到三个月内摇身成为一个真正拥有八亿多港元资产的公司的主席。这时候支撑起杨澜身价的就是那些实实在在打了八小时工，在媒体的鸣锣开道下，被“阳光”照耀著，去排长队买杨澜股票的成千上万的小股民们手里的真钱。 香港的股市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怎麽别人都没想出这个主意，而让杨澜“首创亚太地区传媒公司借壳上市的成功先河”了呢？在吴征去香港之前，香港就没有任何人比吴征更懂得资本交易市场的传媒界人士？大概是没有过像吴征杨澜这麽精心打造的“品牌”。吴征并不否认他在资本市场的成功是靠“她（杨澜）的品牌效益，或者说是我的品牌效益，我个人在香港也有香港的品牌效益。” 正因为吴征太清楚他和杨澜被媒体充气之後的品牌对他在资本交易中的作用，所以（天极网报道）“对於外界传言，高振顺对阳光的联盟与财力帮助，吴显得不以为然，还说不上谁帮谁呢。”的确，没有杨澜的名声，高振顺去收购良记，他怎麽可能使股票价格冲上云霄？高振顺在港经商几十年，直到和杨澜吴征合作後才名声大振。 等杨澜和高振顺的合作被广为报道，股价飞涨之後，吴征出场了。2000年7月，吴征从友利电讯和天地数码淡出，8月任阳光卫视执行主席。但为什麽一开始不是吴征出场，而是对商务和资本运作根本不懂行的杨澜开路呢？这里面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只有用杨澜的名声才可以把股价哄抬起来；第二，和在天地数码等以前的投资一样，股票都在杨澜名下，用吴征的话说，“我是美国身份，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要不断交税，杨澜交香港税和国内税就可以了。” 吴征杨澜再往下的走向读者就更清楚了，去年9月阳光和新浪交换股份，相互成为对方的最大股东；然後11月阳光文化和四通公司合并成为阳光四通公司；加上四通原有的新浪的股份，阳光四通就成了新浪的最大股东。阳光文化这麽频繁地又和新浪合并，又和四通合并，到底是为什麽？ 国内媒体说，新浪—阳光合作已经让人一头雾水，现在又出来了一个阳光—四通合作，这几家到底什麽关系？到底要干什麽？谁要主宰谁？有人担心“阳光—四通掏空新浪”，还有人提出“新浪谁说了算？”等话题。 其实，阳光—四通联手，虽然成为新浪的最大股东，但并无要主宰新浪的意思。虽然新浪以十万美元的年薪要求吴征每年有一半时间给他们做顾问，但吴征才没有兴趣去管理新浪呢。他当然希望新浪壮大，因为对阳光有好处。但吴征最关注的可不是新浪，也不是四通，而是阳光卫视。为什麽？ 阳光不仅是和新浪、四通交换了股权，在和新浪的交易之前，阳光文化还用换股方式收购了一家叫做Capital Channel的电视节目发行商的全部股权；去年底，在吴征学历事件已经引起关注之後，阳光文化又以换股的方式和北京京文唱片有限公司成立了香港京文国际多媒体有限公司；今年一月，阳光文化再以换股方式收购了一家台湾唱片公司。 公司之间的收购和兼并是要冒风险的，即使大公司收购小公司也都谨慎行事，有谁听说过一个刚刚成立一年多的小公司像阳光文化这麽频繁地和这麽多公司交换股份？奥妙就在这里！ 虽然阳光卫视开播到现在只有一年半，但它的名声早已超过成立了五年多的凤凰卫视，更上了《富比士》杂�遥�有了“世界300最佳小型企业之一”，“大中国地区唯一一个入选‘20个未来之星’的企业”等等头衔。但是没有谁比吴征杨澜更清楚这阳光卫视的名声里面有多大水份，就像没有谁比他俩更清楚他们本人的名声里面有多大水份一样，所以，也没有人比他们俩更清楚，灿烂的阳光下有多少阴影。 正是由於对阳光卫视的绝对不自信，杨澜在去年九月把她在阳光卫视的近30％的股份全部出售给新浪。杨澜和新浪交换的，完全是属於自己名下的股份。这个交换和阳光公司其他股东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阳光垮台、阳光的股票大跌的话，杨澜本人已经逃之夭夭，而阳光公司的其他大股东、小股民则会全部跌进去。 而新浪拿出来和阳光交换的股份则是新浪名下的，是大家的，而不是姜丰年或者茅道林个人名下的股份。这就是为什麽新浪的主要负责人进入了阳光卫视的管理层；而由於阳光拿出来和新浪交换的完全是杨澜个人名下的股份，所以只有吴征进入了新浪管理层。 杨澜把自己在阳光文化中的全部股份如数转给了新浪，脱身甩掉了这个她和丈夫一手创建的公司之後，据国内《数字财务杂�摇繁ǖ溃�“消息一经证实，立即在各界引起轩然大波，关於该交易的疑问一时充斥舆论。”天极网评论说：“杨澜选择全盘清空自己亲手创办的阳光卫视的股份，这种情况在创业者群体中是十分罕见的。”大概是因为很少有创业者像吴杨这麽心虚吧。 既然吴征杨澜自己甩掉了阳光文化的全部股票，那麽他们为什麽还要把阳光公司跟这个合并，跟那个联合呢？这是因为虽然他们自己对阳光没有信心，但他们却要尽最大努力保住阳光，不让阳光垮台。因为阳光卫视垮了，杨澜就垮了，而杨澜一垮，今後的圈钱之路就堵死了。今後无论杨澜个人的节目如何，只要阳光卫视站住脚，杨澜的名声和品牌就还有在资本运作中的效益。 吴征自己似乎并不掩饰他这些不是为了企业发展，而是为了资本炒作进行的购并，他曾在国内的几次谈话中说到，“实际上我们购并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购并从来都是为了资本操作购并而购并。”当然吴征也清楚，光靠虚的炒作，很快就会支撑不住，所以他说，“资本操作虚的当中一定有一个实的。”但他的那些大股东、小股民们，有几个知道吴征杨澜这一连串闪闪发光的企业并购里哪个是虚的呢？吴征杨澜在每一次这种几乎是空手进去的交易中，出来的时候都会有相当一部份变成了真正的现金。 正是由於对阳光卫视根本不自信，所以吴征杨澜必须得趁阳光卫视名声显赫的时候赶紧处理掉它。怎麽处理？就是用换股的方式让别的公司把阳光瓜分掉。阳光和多家联合之後，一损俱损，不仅大大减少了阳光文化自己创业的风险，而且，当阳光卫视有新浪、四通、Capital Channel等等公司支撑著的话，维持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而在这个维持过程中，吴征又可以甩掉和赚进更多的股票。今年一月，天极网曾报道，吴杨正在跟迪斯尼旗下的ABC、DISCOVERY等国外传媒机构进行密切谈判，有可能甩卖阳光、新浪。 至此为止读者们可能清楚了为什麽吴征杨澜那麽精心地打造“吴征、杨澜”这两块品牌。他们靠品牌集资干事业本身或许并不错，吴征说：“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本人或一个好节目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频道品牌。”但关键是你这个品牌得是真的。如果打造这品牌的内容，什麽美国三大台主持人、哥大校董、巴灵顿博士等等，都是假的话，那这漂亮的吴杨大厦就不是建立在大理石上，而是在沙滩之上，谁能保证它哪天不倒塌呢？所以，最清楚其内涵的吴征杨澜恐惧得大厦还没完工，就赶紧往外甩。 在安龙事件中，主管人员清楚安龙大厦要倒塌，却一边欺骗股民和员工、一边大量抛售股票。这种缺德行为遭到美国媒体严厉抨击，并正在被追究法律责任。但安龙是由於没经营好，负责人发现问题先溜之大吉。从人性自私，很少有人能做雷锋的角度去考虑，多少有些可理解之处。 但另一个遭美国媒体痛斥的案例是“环球电讯”（Global Crossing）的创始人和总裁温尼克（Garry Winnick）则更不可原谅。他在18个月内靠吹嘘和拉拢政治名人等等，通过股市炒作给自己带来了60亿美元的资产，成为洛杉矶最富的人。《纽约邮报》的社论说：“比尔．盖次花了12年、温尼克在华尔街的老师花了22年才积累了他们的第一个10亿美元，而温尼克的60亿只花了18个月。”正因为温尼克从一开始就清楚他的公司之“虚”，所以一直在抛售自己公司的股票。到“环球电讯”的股票从最高90多块美元跌了99%，只剩一毛三，不仅类似老布什总统这种大股东栽进去了，小股民们则即使不跳楼，也倾家荡产的时候，温尼克已经潇洒拿著他这几年来悄悄抛股票换来的七亿多美元，隐退到他的豪华别墅里去了。 在环球电讯宣布破产之後，温尼克被美国媒体挖出，他在90年代初曾在华尔街股市欺诈，被审判定罪，坐了三年牢。当年就靠投机发财，出狱後正 上新科技股市的高潮，再次钻了空子，狠狠地敲了股民一笔。像温尼克这种做法也许目前还没有找到违法之处，但即使不违法，他也缺德。所以美国对这种缺德但尚未证实违法的事情，就靠媒体严厉制裁。 不知吴征杨澜在短短的二、三年内积累上亿美元资产的过程接近安龙，还是更像温尼克。一个无法不令人质疑之处是，如果吴征杨澜不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想套钱，为什麽在事业上还没起步、没做什麽努力的时候马上就想溜之大吉？天极网报道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吴征‘投资高手’的形象渐渐成了‘投机高手’”。 吴征杨澜的下一个目标是“融到二十个亿”，他们很有信心，大概是对大陆和香港的股民仍然有把握。《南方日报》说，“如今骗子满天飞，钱投出去收不回来，哭都来不及。”但只要有媒体吹捧，总会刺激不少人掏钱。 无论吴征多麽炫耀他一路资本征战的能耐，从新浪得到的800万美元现金才是他真正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现在吴征杨澜在上海开了名为“高峰俱乐部”（The Summit Club）的豪华餐馆，会员费5,000美元，开始挣他们的第二桶、第三桶金了。吴征多次表示海外华人们对他的追究是出於对他财富的嫉妒，可不知道海外有几个人现在想跟吴征杨澜交换一下位置。这里引用吴征自己的话来结束这组系列报道和评论：“资本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麽吴征杨澜那些用欺骗夸张堆砌的名气资本圈来的金钱资本，到底是能载舟，还是会覆舟呢？ 2002年1-3月（载《多维网》） 2002-02-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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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香港问题的由来及双赢之道
何清涟 这篇文章如果写在8·18香港和平大游行之前，必将成为众矢之的。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指望不被拍板砖，但请自尊自爱的读者看完之后，冷静想想其中道理。毕竟，香港人持续几个月且流了无数汗水与一些鲜血的街头运动，应该收获一些有利于双方的果实——双方斗争的最好结果莫过于此。 香港的失落由丧失四小龙地位开始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直接针对送中法案，但又远不止于此。它是香港人积聚多年的失落与苦恼，历经占中运动的挫败后的一次总爆发。 亲眼目睹过8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之繁荣的人，才会理解香港人的烦恼与痛苦从何而来。四小龙曾经是全世界惊叹的东亚神话，在刚刚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看来，香港、台湾、南韩、新加坡就是富裕与现代化的象征，中国学习的经济样板。随着全球资本1990年代转移至中国，500强纷纷来中国安营扎寨，四小龙地位日渐衰落，其中以香港为最。原因也很简单：香港的繁荣获益于中国毛时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当时，中国需要以香港做为对外沟通的桥梁、转口贸易的中转地，甚至是外部信息的交换站。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香港除了金融方面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外，其他方面的重要性日渐丧失。如今的香港青年一代，大都出生于千禧之际，由于2001年与1997年其间只相差四年，在所有评论中，97回归就成为香港衰落的时间始点。 客观地说，并非只有香港丧失了四小龙的荣耀，在1980-1990年代曾享誉一时的四小龙都有麻烦，共同特点是经济下滑，就业艰难；政治方面的麻烦则各不相同：台湾面临大陆红色渗透与统一的压力；香港的青年高失业率与上升通道逼窄、房价过高等所有的内生与外部压力，最后都转化为港人对北京（内地）的怨恨；韩国的压力则完全来自经济，处境艰困的韩国青年找不到出气口，反对政府成了唯一的泄洪口。 青年失业现象是全球普遍现象 香港媒体的言论空间被挤压，新闻自由日渐丧失，是北京与香港大资本共谋办媒体的结果（我在《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一书有专章论述此问题）；香港法治受到侵蚀，则是北京与建制派共谋的结果。只有一件事情是香港的老问题：香港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现阶段香港的房价居世界第二，香港居，大不易，中产辛苦奋斗一生也难求一套住房，“笼民”的数量高达20万。 放眼世界，不少国家的政府都因青年失业率高与社会上升管道梗阻等社会问题，失去了本国的青年一代，人口高增长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尤甚。但失去的具体原因则因各国政治体制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就造成各国青年一代的抗议方向完全不一致。中东北非国家的青年因此发动了“阿拉伯之春”，结果是“烈焰焚春”（《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沃斯一本战地采访文集，原名是《烈焰焚春：从埃及革命到伊斯兰国，阿拉伯之春後的中东如何坠入人间炼狱》，A Rage for Order: The Middle East in Turmoil, from Tahrir Square to ISIS），各国陷入了比革命前更糟糕悲惨的境地；欧美青年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但抗议方向却有极大差别：欧洲因为已经是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运动失去了方向，成了渲泄式的街头闹腾，典型样本就是法国的“黄背心运动”。面对持续已久的”黄背心”抗议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的新年献辞中警告法国人注意现实：”我们不能只要求少工作，却多挣钱；多减税，却增加开支；不想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却想呼吸更纯净的空气。”在一向拒绝社会主义、被称为“例外”的美国，青年一代当中现在有将近一半人认同社会主义，他们因为学贷与就业压力而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美国现有的20多位总统提名候选人此刻将宝全部押在这批认同社会主义的人士身上，希望依靠他们支持，问鼎白宫。 香港青年失业及生活困境的中国内地因素 香港的问题之由来，香港人其实远比外部人清楚。在今年香港反送中抗议期间，多维新闻网采访了不少建制派成员，他们对香港青年一代的怨气形成之由来非常了解，几乎一致认为如果只将“反送中”游行示威与反修例联系起来，肯定解释不了为什么能弄出这么大的规模，因为它背后有个更大的主题，就是“反中”跟“反特区政府”。 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常务副主席陈志豪在接受多维采访时，总结了两条：一是内地不断向香港移民，每天大概有100多个内地人因为家庭团聚的原因移民到香港。从香港人的角度看，这些人就是来跟他们来争夺资源的，必然会影响到香港人生活，会增加香港住房的压力。二是香港人无法接受内地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认为比较落后、不文明，难看。还有多位受访者谈到同一个老问题：房价太高，香港人终生辛劳工作，难求一套小户型住房。网络上关于香港劏房、棺材房、笼屋现象的视频很多，让人看了绝望。不管香港政治前途如何，这种房地产市场都是产生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 普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却从根子上舒解香港怨恨 香港的社会治理水平在港英时期臻于较高水平，各种人才储备也丰富，完全有能力达成高度自治。香港目前的所有问题，例如青年失业率高、房价奇高、笼屋等不人道住房现象，大陆其实也一样。我在深圳生活过多年，深知大陆的土地财政及房地产开发方式，基本上以香港为摹本，北京等大城市的“蚁族”与香港的“笼民”处境相若，略好一点。北京解决不了本国的高房价、高失业问题，也无法改善蚁族的居住空间，当然也没有能力解决香港这些积年问题。 面对香港人的强烈抗议，北京的高压政策只会激发香港人更深的怨恨与反抗意愿。中国有句老话，用在此时北京处理香港问题时最合适：该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北京早就应该做而一直不肯做的是让香港实施港人一直要求的双普选，也因此让香港所有的社会怨恨都集中于香港与北京及内地的关系之上。即使仅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双赢的选择也是放手让香港普选自治。 普选是否能够解决香港所有的社会问题？没人能够这样保证。但是，香港人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设计选择本港的政治形态与社会政策，他们当然也明白自治的要义就是自我负责。这种自我负责的港人治港自治模式于中央政府而言，虽然不再能事事高度操控香港，但至少可以最大限度止损，香港还是中国领土，但却避免让自己成为香港社会怨恨的目标，进而成为全世界谴责的对象。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8月23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23201915031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国家游戏”曲终人散，公民权利依然渺渺
面对日本“争常”的努力，中国政府巧妙地执导了一场声势浩大、以民族主义为主诉的“国家游戏”，终于迫使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高峰会演说中，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亚洲造成的苦难道歉。但中国政府假作不见的另一事实是：靖国神社目前的香火却比以前更为旺盛。就在小泉宣布将要道歉的同一天（星期五），日本政府总务大臣麻生太郎以单独和不记名的方式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靖国神社今年的春季例行祭奠中唯一参拜的内阁大臣，日本国会80名国会议员也在同一天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这意味着道歉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日本知道，中国这场“国家游戏”的真正导演是政府，“反日游行”让人民表现“爱国热情”，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从“臣民”变成了“公民”。由于臣民只是被利用的政治工具，无需安抚。问题的关键是安抚政府。 这种估计并非是对中国政府与民众的恶意诽谤。因为就在中国民众磨拳擦掌，准备这个星期天再去参加这场“国家游戏”时，没想到政府已经着手收摊。因为中国政府导演这场“国家游戏”的目的只是为了挫败日本“争常”的努力，一旦中国政府认为举办这场“国家游戏”的初步目的已经达到，这场游戏就立即结束――因为被压抑已久的中国民众在激情中宣泄郁闷，随时有可能将这场国家游戏的主题变换到其他方向。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深怀戒惧，于是对国民发出强硬警告，明令不得进一步参与任何反日示威。 中国政府从来不让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这次鼓励公众参与，只是政府执导的“反美反日反台独”的“国家游戏”中需要一些表演者而已。被“党的喉舌”刻意引导的中国民众，做惯了唯唯诺诺的政治侏儒，这次总算是在政府的恩准下，捡到一个机会来表达“忧国忧民”之情，做了一回高尚的“爱国者”。 其实，在公安局的严厉禁令面前，再愚昧再无知的人也应该知道，自己只不过又做了一回政府需要的政治道具，政府只不过将民众当作提线木偶，什么时候让民众按政府节拍跳舞，民众就有机会蹦跳那么几下；什么时候政府叫停，民众就得立即停止，否则就大牢伺候。 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曾获得过举办游行集会表达政治意见或者仅仅只是为了生存权利受到侵犯而申诉的权利？就在政府忙于在全国导演这场“国家游戏”时，中国至少发生了好几起民众反抗事情，如3月30日唐山市开滦马家沟矿的数千工人游行，4月10日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爆发民众大规模抗争事件，4月11日北京市中心爆发大规模退伍军人集体上访事件，4月18日四川省达州市渠江钢铁厂的数百名职工到市政府抗议，等等。上述事件都是民众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权而进行的抗争，但没有一件为政府所容忍。这些民众显然也不关心日本“争常”，因为以他们的生存处境而言，恐怕他们不会将日本当作生存的最大威胁，而只是将他们直接面对的政府与政府支持的势力当作自己生存的最大威胁。 一部“生存之民工”的电视剧真切地反映了中国底层民众生存之艰辛：住的是四处漏风拥挤不堪的简易工棚，吃的是最简陋的饭食；工作环境毫无尊严可言；而血汗工资还常被老板克扣；在追讨自己的工钱时往往被老板利用黑社会手段殴打――尽管导演出于政治考虑，为其中几位民工的生活抹上了一些亮色，但无论如何让人看了都不敢相信这是号称GDP总量世界第二、军备力量直追美国、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民众的生活――可悲的是，这部影片反映的恰好正是数亿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实况。 笔者曾数次访问日本，深知日本文化的特征是决不怜弱惜孤，只以强弱定是非。日本在二战中败于美国，但它从不怨恨美国，因为美国强大，人民与政府关系良好。这次中国政府通过以爱国主义为主诉的“国家游戏”，虽然迫使日本作了口头道歉，但日本骨子里对中国的轻视却不会因此改变。道理很简单：一个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视政府如寇雠的国家，纵使不断扩张军备，炫耀武力，也不会受到国际社会尊重，因为这样的国家人口再多，也不过是一盘散沙；GDP总量再大，生产穷人的速度也远远快于制造富人的速度。这样的国家只不过是个泥足巨人而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4月28日，总85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美国有什麽错？
对於美国即将使用军事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装，无论在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中，都引起很大的争论，其中批评者的一个理由是，这是美国人为自己国家利益的行动。但这个批评根本没有力量，因为任何国家的建立，它对外的第一个最重要职责是保护本国人民的安全，其次是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现在联合国的192个成员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全世界无论大国小国，外交都以本国利益为核心，没有例外。这里唯一需要探究的是，美国对外政策核心中的“国家利益”是和人类的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有一致性，还是有对抗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美国在二战、冷战、冷战後（至今）这三个近代历史时期中的对外政策来看，它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完全在一个轨道上： 二战的历史非常清楚，美国的对外政策首先是为本国安全，结果促进了世界的安全，结束了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在德日意三个“邪恶轴心”侵略屠杀时，正是美国的参战，才扭转了战局。美国为此阵亡了41万官兵，伤残100多万。没有美国的参战、没有美国人的巨大牺牲，整个欧洲都会被纳粹践踏，整个亚洲都会成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奴隶。 仅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後，正是由於日本的入侵，才给了共产党乘机发展、最後夺权政权的的机会；才有了在中共统治下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人类灾难！（《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毛时代的大众死亡”中的统计推算） 据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在其《近代中国的出路》中引述的资料，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2,100万人以上”。按这个比例推算，在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平均每年有262万人伤亡。如果美国晚打败日本四年，就可能还有一千万中国人丧生！正是美国打败了日本，才帮助了中国人结束了被日本殖民、屠杀的历史。 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是遏阻共产苏联的扩张，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主要任务是抵御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这个时期美国也是付出相当的牺牲，仅为抵抗共产北韩、北越就牺牲了近10万人的生命。正是美国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军费，才遏阻了共产主义的蔓延；才促使了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才有了东欧和俄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的今天。 如果今天“华沙条约组织”是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共产苏联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这个世界会是多麽可怕！虽然美国在冷战中为遏阻共产主义建立统一战线，不得已采取联合“小恶”或不民主的国家（包括李承晚、蒋介石、阮文绍、菲律宾的马可斯，以及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等）的策略是否合适，完全可以讨论、质疑、批评，但美国这个时期对外政策的大方向是遏阻共产势力在全球的蔓延，保障自由世界不被其奴役；它和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基本一致。 美国受到最多非议的是後冷战时代的对外军事干预，但从美国对索马里的人道救援、对海地的军事干预（帮助民选总统阿瑞斯蒂复位）、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瑞加（使巴拿马走向民主稳定）、结束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人的屠杀（使穆斯林人为主体的波斯尼亚获得独立和自由）、制止南斯拉夫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使80％为穆斯林人的科索沃获得自治），干预印尼军队对东蒂汶人的屠杀（使东蒂汶获得独立），军事打击伊拉克（使科威特从萨达姆的占领中获得解放）、铲除塔列班政权（使阿富汗人民从炸毁千年佛像的中世纪统治下获得自由）等等，都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美国的军事干预，不是以占领、殖民、掠夺那个国家和土地为目的；第二，美国的军事干预全部都受到那些国家的人民和新政府的欢迎。有人说美国是“新的帝国”，但它和以往的罗马帝国等性质完全不同，因为美国没有在它所干预的任何国家建立殖民地，而是促使那些国家走向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且不说在上述干预中大多数都属於人道干预，美国并没有多少利益可图，即使有，美国这种国家利益，也仍然和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在一个方向。 美国对外政策中，第二个最重要的组成部份，是它极力推销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全球化。市场经济是美式民主的最重要基础，它的根本价值还不在经济层面、平等或繁荣，而是人的自由。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的资本是自己的智慧和创造能力。人和人最基本、最健康、最正当的交往是trade（交易、交换），通过交换，人们可以互享劳动成果，提高生活水准，丰富生命。正是由於智慧的交换，才有了今天巨大的物质文明，所以，自由贸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价值之一。正是为了保护这个价值，美国才致力在全球推广市场经济。 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比过去大幅提高，毫无疑问原因是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自由度远比毛时代大。所以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扩大进出口贸易）而推行全球市场经济的外交政策，同样和人类自由、民主、安全、繁荣的共同价值在一个轨道上；它不仅对美国本身，也对其他国家走向繁荣和稳定有重大益处。今天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当然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 所以说，美国的两个最基本、最重大的外交政策，推广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在保护美国自身利益的同时，都和人类共同的安全、自由、民主价值有一致性。除此之外，美国是全世界最慷慨、最具同情心的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向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总数已超过一万亿美元，是全球捐献最多的国家。 美国政府设有专门的“对外援助署”（USAID）。上星期布希政府提出的2004财政年度预算（从今年10月开始），对外援助的额度，从本年度的245亿美元，增到274亿美元，增幅11.6％。 这还不包括布希在国情谘文中承诺的向非洲提供150亿美元的爱滋病基金。美国下年度的对外援助，主要是对非洲和中亚国家，仅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三个中亚国家获得的援助，就比去年增加了55％，达一亿七千多万美元，仅对阿富汗教育的单项援助，就有一亿四千三百万美元（中国给了阿富汗20万美元援助）。而联合国虽有192个成员国，美国这一个国家一直承担33％的费用，直到前年才减到25％，仍是四分之一。中国承担的联合国费用少於1％。 美国并不是富得有钱没地方花的国家，美国有太多的领域需要资金。仅以纽约为例，很多中国人抱怨，纽约地铁太破旧，远不如上海、香港、台北的地铁乾净、高级。纽约地铁一年收入约20亿美元，上面提到的美国下年度对外援助的274亿美元，就相等於纽约地铁13年的收入，这笔钱可以改造、提升整个纽约市的地铁系统。911後，美国联邦政府给纽约世贸大厦等经济损失的补助款是60亿美元，还不到美国一年对外国经济援助的四分之一，也不到美国向非洲提供爱滋病基金的150亿美元的一半。有不少美国人抱怨，美国为什麽要管非洲的男人们是不是带保险套，这应该由那些国家的政府来管，由联合国救援机构来管（南非现在三分之一的成人男子是爱滋病患者，每6秒钟就发生一起强奸案，但那里的前总统曼德拉却有脸不断发表反美演说，而不致力管好自己的国家）。但这就是美国人的慷慨！它宁可不花钱改造提升纽约的地铁等很多急需资金的项目，而向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即使对独裁者金正日统治的北朝鲜，美国仍是全世界最慷慨的人道援助者。据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上周二给国会外交委员会的报告，自1995年以来，美国向北朝鲜捐助了价值六亿二千万美元的食品，仅去年就提供了价值六千三百万美元的粮食。 美国除了由政府支出的对外援助以外，还有无数民间组织向世界各国提供巨额援助。这和美国人的慈善文化（当然还和捐款额免税）有密切关系。最近几年美国人捐款的数字是：1991年，美国人捐出1,108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亿美元；到1996年，则上升到1,507亿美元；1999年是1,380亿美元；2000年增至2,030亿美元。即使在美国经济衰退、科技股票缩水70％的情况下（54％的美国人拥有股票），2001年美国人的捐款额仍高达2,120亿美元（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2,120亿美元是个多大的数字？中国外汇存底才是2,024亿美元（全球第二，第一是日本）。这就是说，美国人仅仅一年捐出的钱，就比中国这样的大国过去几十年积攒的全部外汇还多。可见这个捐款额度多麽大！我无法查到这个巨额捐款中到底有多少用於援助外国，因为美国数不清的基金会在援助世界上各种项目，从教育，到文学艺术，到妇女儿童健康等等。仅比尔．盖次和他妻子的基金会，就在预防爱滋病、儿童教育和健康、图书领域向全世界（主要是非洲）提供了240亿美元的捐助，这个数字相当於本年度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总额。 那麽美国是不是就美如天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然不是。它首先利己，其次利人。在有牺牲可能的情况下，它是非常不情愿、甚至不可能单纯利人的。例如，二战时，如果美国早一点投入反法西斯的战争，就会早结束邪恶轴心，挽救更多的生命。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的民意调查，高达82％的美国人不愿卷入二战。美国是被炸到自己的珍珠港了，才无法不奋起反抗。这次对阿富汗的战争，也同样是由於911炸到自己土地上、近3000平民的生命消失了，才肯攻击塔利班，才有阿富汗人民得到解放的今天。如果伊拉克的大众毁灭性武器不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今天就更难说服美国人民同意去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因而也就无法有伊拉克人民尽快摆脱独裁奴役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从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精神，还是美国的传统价值、道德准则，对邪恶，美国无法不行动；对苦难，美国无法无动於衷，无论这要面对全世界多少曲解，多少咒骂。 对於美国，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於2001年底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时引述说，“从政治与经济上看，美国的崛起确实是当代最伟大的事，它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历史。”而义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则在上星期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欠美国一笔巨大的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繁荣，我们的民主┅┅美国不仅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民主、自由的保护人┅┅每当我看到美国星条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个国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 2003年2月11日 2003-02-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美中关系回暖无望，缘于战略定位改变
何清涟 川普上任一个多月，外交层面的重点是结束乌战、征关税，除了《美国优先投资备忘录》之外，中国暂时还未成为特别针对的重点。中国方面的分析认为，现在中美之间主要剩下三大需要磋商并解决的问题：芬太尼、贸易逆差与关税。禁毒方面北京已经答应合作；贸易逆差中国也已经表态，希望美国开列出“愿望清单”（希望中国采购什么），中国愿意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关税方面双方进行谈判，中方也做好了有限度加征的准备。这种观点的背后，自然是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双方关系正常化。这说明中方到现在为止，还不愿意接受一点：美中关系改变，缘于两国对彼此战略定位的改变。 对华战略定位变化始于川普1.0 美中关系自克林顿时期开始，曾有一段黄金时期，奥巴马第一任期内达到顶点，标志是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决定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代了原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战略对话”，每年两次，从2009年到2016年，共举办了8轮；2017年1月川普1.0之后，这一对话终止。2019年3月，美国对华贸易战开打，中美关系从此被定位为“全面竞争关系”，同时也不排除贸易等方面的经济合作。 中国始终不接受这一定位。从川普1.0开始，中美关系面临三大难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一是战略定位问题。美方对“竞争”涵义的阐述非常清楚：竞争就是对手，但竞争包括按照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不按规则甚至是破坏规则的不公平竞争。川普的谈话中多次表述，中美之间应努力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外界虽然多次炒作“中美脱钩论”，但我多年观察下来，川普1.0时期，他本人从未说过美国经济要与中国脱钩。即使进入川普2.0时期，尽管国务卿卢比奥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反对中共、古巴、委内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技术与国家安全顾问彼得·蒂尔（帕兰提尔公司董事长）亦极度反共，认为美国科技公司与中国合作是叛国行为，并推动极端的脱钩策略。但在对华外交上他们都遵循川普的意见：重要（甚至全面、危险）的竞争对手，美国可采取一切必要的方式限制中国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降低中国带来的各种风险，但不会脱钩且以两国之间避战为目标。 中国朝野（“野”指学术界的中美关系研究者）都拒绝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尤其反对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认为在竞争与对手之间只能二选一。理由是：美国把寻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即便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收益，但若美方收益小于中方收益，在美国看来就是相对增强了中国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受的，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对中国的限制与打压。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并提出“竞而胜之”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将中美关系看作“零和博弈”，必须分出赢家与输者。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战略定位，以及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认知，不利于构建双边的基本信任，因而不能对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起正面作用。 “战略互信”何时开始变质？ 前述状态实际上是一个战略互信问题，这种战略互信原来奠基于中美之间的默契与国力。在2008-2009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对自身的国力有绝对的自信，中国那时也在奉行“韬光养晦”阶段——美国中国研究圈对这个中国成语的解释很有趣：老虎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收起爪子，闭上嘴巴不露出牙齿。到了美国及西方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五万亿救市曾被欧洲媒体视为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之后，中国开始不再韬光养晦了。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这段回应获中国官媒高调应和，在此后几年内都称中国要从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 如果要找个时间点，这一次就是美中失去战略互信的开始。自那以后，两国都开始针对对方进行战略定位重构。中国方面比较明确，要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服从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奥巴马政府从未正式宣布放弃将中国定为“战略合作伙伴”，但美国战略界开始重新思考对华外交政策，新一代“中国通”就在此时开始崭露头角。这种舆论力量的积累，到川普1.0时期，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全面竞争关系”自然水到渠成。 川普2.0彻底抛弃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模糊 拜登政府终其任期（2021年-2024年），都没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主要是两条，一是表示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以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为目标，承认中共政权维持其合法性；二是保持接触，以防中美关系脱轨。 但中国并不领情，认为美国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理由如下：中国将核心利益概括成三点：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三者密切相关，主权包括主权完整，美国对台湾的干涉行为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现。“发展利益”当中，当然包括区域霸权的发展，尤其是通过中美科技合作获得短期技术进步的发展。 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原则性概括。从奥巴马以来，在关于“美国的核心利益”方面，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看法与政策。根据近几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描述，美国的核心利益可概括为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是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在国际层面是推广美国价值观和维持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但界定虽然清楚，解释却完全因人而异。拜登政府将推广DEI等觉醒政策、开放边境放进1020多万非移（这只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署的登记数字，附注说明实际进入的远高于此数）视为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并视在国际社会推行lgbtqi+价值观为美国的核心利益，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就是盟友与可团结的对象，可以坐上餐桌。对拜登的国内国际政策，除对华政策之外，中国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甚至从未进行官方评价。 川普2.0将MAGA当作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国内要驱逐非法移民，废除DEI；在国外则以关税作为战略工具，无论是盟友还是关系复杂的邻国，以及被宣布为“战略竞争关系”的中国，一律加征关税，谁也别想因认同Woke价值观就坐上美国的餐台享用免费午餐。对中国，川普2.0还通过《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加了特别限制，在所有中国亟需获得的先进生产领域，既堵绝了中资以任何形式来美投资，还堵绝了美资以任何形式到中国投资。 我曾经总结过，自美中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常经历晴天版与阴天版的莫测变幻。自川普1.0以来，美中关系进入阴天版，进入川普2.0时代，暂时看不到阴转晴的可能。因为两国的战略互信瓦解始于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定位，只要双方针对彼此的定位不改变，自然不可能恢复两国战略互信。但有些事情，则不管目前美中关系如何，中国都应该做，那就是两国禁毒合作，因为这至少表明中国还具有起码的国际道德与责任感。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2月2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pinglun/heqinglian/2025/02/28/us-china-relations-strategic-positioning/）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中国宪法是一张废纸
中国人大最近要修宪，引起人们关注。很多人关注，不是宪法究竟要怎麽改，而是中国的宪法改的太频繁。中国迄今已制定过四部宪法；加上这次，改动有三次。全部加起来，等於宪法变动过七次，如果以1949年中共建政算起，50年来平均每七年宪法就变动一次。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这样把宪法当做儿戏。在美国，建国两百年来只有一部宪法，仅是增加了一些修正案。 据报道，这次中国宪法主要会有三个变动，一是把原来宪法中的“私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部分”，改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提高了私营经济的地位。二是把“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变换了词句。三是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加强了江泽民的接班人的合法地位。 但中国人大不管怎麽改宪法，都没有触及中国现行宪法的根本弊端，那就是：一是没有设立裁决违宪的宪法法院；二是没有保障监督违宪的新闻自由。 一部宪法能够真正称得上宪法，必须要有这两个内容，否则就是一纸空文。例如，无论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还是後来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中国都是有宪法的，但中国的宪法不仅保护不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的尊严，连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命都保不住。 我们设想，如果中国当时有新闻自由和宪法法院，可以对毛泽东的违宪行为公开报道，自由批评；同时独立的宪法法院能够对毛泽东的违宪行为给予监督和制裁，那麽不仅刘少奇的命可以保住，毛的文化革命也很难进行下去，中国人就可能避免那场大灾难。 在西方，宪政学者们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都强调，要设置独立的宪法法院，由它来阐述宪法，并裁决违宪行为；同时要绝对保障新闻自由。美国的宪法，其第一条修正案，就斩钉截铁地写道：“国会不得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就是说，美国的立法机构——国会永远都不可以针对新闻制定任何法律，制定就是违宪。没有法，是最大的自由。因此美国的新闻媒体享受著相当大的自由空间。 美国虽然是政治比较稳定的国家，但也多次出现宪政危机。“水门事件”时， 独立检察官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涉案的录音带，被白宫以总统特权拒绝，由此产生宪政危机。最後是由专管解释宪法和监督违宪的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要求尼克松必须交出录音带。此举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 这次克林顿丑闻案，独立检察官要传讯克林顿的助手，白宫也是以总统特权为由拒绝，最後仍是由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作出一致裁决：总统助手必须出庭，否则是违宪。 在宝拉．琼斯女士状告克林顿性骚扰一案时，白宫以克林顿公务繁忙无法出庭为由，要求等总统任期结束後再审理此案。仍是由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全票作出裁决：总统在职期间，也必须为民事诉讼出庭。 美国出现的多次宪政危机都能平安解决，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不仅有宪法，更重要的是，有保证宪法实行的机构最高法院；同时，有监督违宪行为的新闻自由。最高法院和新闻自由，这两者相辅相成，才保障了宪政民主，使宪法不是一纸空文，而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大法，受人敬重。 中国如果不能有新闻自由，不能建立监督违宪的宪法法院，无论怎麽修宪，都将是在一张废纸上改来改去，自欺欺人。 （载香港《争鸣》月刊1999年4月号） 1999-03-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西藏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不仅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对此问题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海内外的中国人，对此看法也相当不同。这种种不同，主要源於人们对西藏历史与现实的了解程度和使用的“价值尺度”。因此，讨论西藏问题，不仅有助於了解西藏的真正历史和现实，更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的自由意志和国土统一；人民选择权利和国家形式；以及民族自决权等重要的价值概念和冲突。对这些价值采取什麽样的取舍，直接影响中国人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进程。 一、西藏历史的真实： 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都声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历史并不是这样，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自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就从农奴制“解放”了，西藏这些年获得巨大进步和繁荣。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藏人这些年在被奴役，被剥夺了基本人权。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哪一种更接近真实呢？ 1、西藏与中国关系的历史轮廓： 让我们从历史书籍上看看西藏与中国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关系。 西元前127年，汉朝初建时，西藏的第一个国王聂赤赞普就登基。随後是几百年的藏内各部落争霸内战。 在中国唐代期间，西藏变得强大。西元七世纪，西藏吐蕃王松赞干布兼并了各部落为统一的国家，并扩展疆土。唐朝曾将文成公主献给松赞干布为妃，谋求两国和好。西藏军队还曾一度攻占了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现西安）。 在中国宋朝末年，西藏也和宋朝一样，被强大的蒙古成吉思汗的铁骑兼并。蒙古人在中原建立了元朝。但在西藏，元世祖忽必烈尊藏人大喇嘛八思巴为整个蒙帝国的最高上师喇嘛，相当於国师，并让他主掌西藏政教权力，蒙古人没有直接统治西藏。 蒙古帝国衰败後，西藏与元朝後的中国明朝几乎没有什麽联系。 中国清朝时，与西藏的关系基本友好。清朝军队曾四次应达赖喇嘛的吁请进藏驱退外部侵略和平息内部叛乱，随後即撤出。清朝末期，西藏曾遭到邻国尼泊尔和英国的侵略。1909年，清朝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後，清军攻进拉萨，占领了西藏。两年後，辛亥革命爆发，驻藏清军分裂成“保皇”和“共和”两派并内讧。藏人乘机起义，击败清军後，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西藏。藏人在大军压境下，派出代表团到北京求和，被迫与北京政权签订了“17条协议”。主要内容是，北京允诺保持西藏一切不变，藏人允许解放军和平进藏。但进藏不久，中共实行社会主义，藏人日益不满。1959年藏民起义，中共称之为“叛乱”，用军队镇压。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近十万藏民逃到印度，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 2、两岸中国政府将西藏视为中国领土的历史根据和历史缺陷 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声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主要根据有五个∶一是中国唐朝时藏王娶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後来在西藏有很大的权势。二是中国元朝时，西藏也被并入蒙古帝国，属元管辖。三是清朝时，多次清军入藏做保护人。四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满清皇帝册封的。五是当年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曾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去拉萨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做床”仪式（即当时五岁的达赖喇嘛被正式确立为西藏最高政教领袖的登基典礼）。 从历史资料和常识角度，这五个“根据”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第一，唐朝的文成公主嫁给藏王松赞干布，是唐朝以婚姻方式谋求两国和好。今人以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献妃来做为西藏自古与中国有关，是中国领土，是非常荒唐的理由。 第二，蒙古成吉思汗的骑兵侵入中原建立了元朝。因它是在中国汉人居住地区建立的政权，中国人将元朝做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但以西藏也被成吉思汗的铁骑侵占，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份，来证明西藏是元朝、即中国的一部份，是说不通的。如果这种道理能够成立，现在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也要起来声称，因为他们的祖先曾征服了西藏和中原，还有俄罗斯的大部份领土，他们对这些领土就有主权。那麽现在的中国就应归属於蒙古共和国。按照这种逻辑，现在的越南、朝鲜都应是中国的领土，因当年都被中国人征服过。这种逻辑显然不通。 第三，清军多次入藏帮助藏人平乱和击退外侵，并不能成为清朝对西藏就拥有主权的理由。如果这种道理成立的话，几年前美军帮助科威特击败伊拉克的侵略，是否就拥有科威特的主权？今天美国等联军进入海地帮助被军人推翻的海地民选总统阿瑞斯蒂恢复职权，是不是美国从此就对海地拥有了主权？ 第四，说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清世祖册封，来证明西藏隶属於清朝，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共建政後研究西藏历史的权威是牙含章，他编著了有关西藏至今十四个达赖喇嘛历史的《达赖喇嘛传》，在此书序言中，这位历史学家写到∶“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於西藏历史的书，既用於驳斥反对派散布的谰言，也用於对广大西藏人民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1\]历史学家应忠於历史真实，但他写书是为了政治需要。但即使在他的书中，也记载著，达赖喇嘛的称号并不是满清皇帝赐封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而是蒙古王俺答汗在大约中国明朝时期赠送给西藏宗教领袖索南嘉措的尊号。\[2\]“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从此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藏人追认前两位佛教领袖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将索南嘉措视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从此按顺序延续使用。\[3\] 满清皇帝是曾给五世达赖喇嘛册封过24个字的尊号，但同时达赖喇嘛也给满清皇帝册封了一大堆尊贵的称呼。\[4\]这种相互册封是当时双方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不存在隶属关系。 第五，从辛亥革命至1950年，这近40年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这期间虽发生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十四世达赖继任等权力转移，但藏人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出的西藏应是中国领土、隶属汉人统治的要求。由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一书，收集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电报等478件\[5\]。我认真阅读了所有这些文件，发现藏人在这期间始终没有同意将西藏归属於中国统治。 两岸中国政府强调说，当年国民政府派专使吴忠信去了拉萨，代表中央政府“察看确定”了灵童，并“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以此证明西藏的从属地位。但从“选编”一书中吴忠信从拉萨与蒋介石的来往电报可以看出，藏人只是为给国民政府面子，让吴见了灵童，并参予了坐床仪式。吴忠信并没有决定十四世达赖喇嘛可否确立的权力。牙含章在《达赖喇嘛传》中对此也写道∶“所谓‘查看’，不过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并无否决之权。”\[6\]在“坐床”仪式上，发生了争执，因吴忠信被安排在并不重要的座位。最後藏人勉强同意给他相当清朝驻藏大臣的座位。牙含章对此写道∶“所谓‘座位’问题，亦不过是给国民党政府争回一点面子，说明吴忠信的身份至少与驻藏人大臣是相等的。”\[7\]吴并没有“主持”坐床登基典礼。 当时的国民党报纸曾刊载了一张达赖喇嘛与吴忠信在一起的照片，做为吴主持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证据，但现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日报》发表的讲话指出，那张照片是登基典礼结束几天後，吴忠信去拜见达赖喇嘛时所拍的。\[8\]我在研读“选编”中的文件时，发现其中有两封电报可以佐证这一点∶例如第439件公函为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拍给在拉萨的吴忠信的电报，电文是说，美国美联社想得到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新闻照片发表，为省时间，让吴将照片直接寄印度一家报纸转美联社。\[9\]吴忠信在回电（第441件公函）中说，因为登基典礼在早晨进行，“不便拍照”。意思是说，他没有登基典礼场面的照片。他在电文中说，他会把其他场面拍的照片寄美联社。\[10\]别的场面会拍照片，恰恰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由特使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特使团”近百人却没拍一张吴忠信主持仪式场面的照片，所谓由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之说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3、西藏作为宗教国家的特殊地位 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认为西藏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主要根据是西藏与其他国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西藏多次得到中国满清皇帝派军进藏平乱和击退外侵。 这种状况的产生缘於西藏特殊的宗教国家性质。 西藏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主要是在满清王朝时期。两者的关系是“施者”和“被施者”的关系。满清皇帝做为施者，用军事力量和每年供奉大量财富使“被施者”达赖喇嘛不仅掌管西藏的政教权力，并成为整个清帝国国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而达赖喇嘛远至蒙古、新疆以及朝鲜、缅甸的宗教影响力，则帮助了满清王朝的稳定。双方处於一种世俗和宗教互益的合作状态。 打一个比喻，双方的关系很像是一个村子和村边山上的和尚庙。这个村的村长做为世俗领袖，掌管著这个村子的权力。很多村民信仰佛教，包括村长也信佛，共同尊奉和尚庙的长者喇嘛为精神领袖。村长并无掌管和尚庙宇的权力。但当有强盗侵入和尚庙，或庙内小和尚造反，长者喇嘛向村长求救时，村长会派乡兵入庙驱敌，帮助恢复秩序後，乡兵即撤离。平时还要做为“施者”向和尚庙提供食物。村长对庙宇长者喇嘛的尊敬和友好关系，使村上的佛教徒更加拥护村长，增加村政权的稳定。庙宇并不需要自备军力，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有危急情况吁请村长派兵保护。庙宇也不需宣布独立，因为它从来都不属於这个村管辖。喇嘛与村长的关系是互助互益。 这种情况也有点像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关系。梵蒂冈虽然座落在意大利，但不是意大利的一个行省，不归意大利政府管辖。但当有人对这一罗马教皇居住圣地进行攻击破坏时，根据教皇的吁请，意大利的军队会去帮助。但绝不会帮助後就一直占领。 这种关系的破裂，一般多出於村长这边的原因。例如庙宇遭祸求救，他置之不理，或他自己动了霸占庙宇之心。庙宇的存在是靠精神力量，没有军力。如果世俗的村落不看重宗教精神，用武力讲话，庙宇一边自然是弱者。如果村长什麽教也不信，不仅霸占庙宇，还要对喇嘛和尚进行社会改造，那这个和尚庙就只有遭殃了。 西藏的这种特殊的宗教国度性质，和与满清王朝的施者与被施者的关系，导致了它没有成为一个与世界各国有著正式外交关系的典型的独立国家。而这一点是造成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错觉之一。 4、西藏不是中华帝国行省的两个证据 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满清皇帝顺治的邀请，1652年到北京访问的礼节上也可以看出，西藏并不从属於满清王朝统治。据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记载，达赖到达京城之前，满清皇帝曾召集满汉大臣，讨论欢迎达赖的礼节。满臣认为，达赖为国师，皇帝应出城亲迎，这样会使信佛教的外蒙归顺。汉臣认为，“皇上是天下国家之主”，亲自出迎，有失身份。最後顺治帝采折衷方法，以“打猎”名义，出城四十里，与达赖“路遇”。\[11\]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不要说没有过皇帝亲自出城迎接自己统治下的人，在清王朝晚期，面对强大的英国派来的使臣，皇帝还坚持要他行跪拜磕头的仪式。对达赖的特殊礼节，可以看出西藏并不是满清王朝的下属。 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如果西藏从属於满清王朝，它就应该像属下行省或其他附属国一样向朝廷“进贡”。但历史上并无这样的记载，反而是满清王朝一直向西藏提供大量贡品。因为满清视佛教为国教，尊达赖喇嘛为最高精神领袖。 5、西藏事实独立的主要根据 近代西藏只与尼泊尔等国一度有外交关系。做为主权国家，西藏除了在正式外交关系上条件不充足外，做为独立国家的其他条件都是具备的。例如在这八个方面∶ 第一，西藏国家元首即达赖喇嘛有自己的产生方式。西藏有自己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内阁。第二，西藏有自己的首都，一直在拉萨。第三，西藏有自己制订的法律。第四，自行税收，印制并发行货币，独立财政。第五，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一直有自己的军队。第六，更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不同於中国汉语的藏语言文字。第七，有以海拔高度为历史界线的自然地域。第八，有一直独立的历史。 三、西藏现实的状况 1、尊重西藏历史 对於西藏的真实历史，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了解得不多。因为两岸政权都主张西藏是中国领土，任何关於西藏独立历史的书籍都难以出版。再加上中国人向来有“大一统”的国家情结，想到西藏，第一个反应是不能独立。中国人的西藏历史知识，基本都是中国官方灌输的知识。 199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西藏问题人权白皮书”，该文引述并围绕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写成∶“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对与不对，要以这个标准来判断。”\[12\] 这种不管“对”与“不对”“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份”是多麽蛮横的逻辑。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种思维代表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想法，即提到西藏，就是不能独立。不管历史事实是怎样，不探究现实状况如何，也不想了解西方藏学学者的研究，更不要说认真倾听藏人的呼声了。 2、正视西藏现实 尊重历史，应该是人们思考西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比这更重要的是要正视西藏在中共统治下的现实和西藏多数人民的意愿。 如果对西藏人民生存现状做一评估，衡量的主要依据应是∶在中共45年的统治下，在政治上，藏人是被解放了，“当家作主”获得自由了，还是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藏人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是被保护，富有了，还是这种权利被剥夺，生活贫穷；在宗教上，信仰选择被尊重了，还是宗教自由被践踏；在人文和生态环境上，西藏的文化和自然环境被保护了，还是被破坏；在种族关系上，藏人做为少数民族被尊重了，还是一直被歧视。 只要人们稍加了解，就会发现，事实是相当令人痛苦与愤怒的。 在政治上，藏人的选择权利完全被剥夺。西藏像整个中国大陆一样，从无人民投票选举，各级政府毫无民意基础。在西藏，最高权力者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1959年所谓“平乱”至今的七任“党委书记”——张国华、曾雍雅、任荣、阴法唐、伍精华、胡锦涛、陈奎元，除伍精华是彝族外，其馀都是汉人。 西藏像整个中国一样，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任何反抗都被中国军队镇压。据现在传到西方的中共西藏军区文件披露，仅在1959年“平乱”中，就有87,000名藏民被“消灭”。\[13\]据曾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班禅喇嘛的统计，当时全藏10-15％的藏民被关进监狱，其中40％死於狱中。\[14\]据国际大赦组织的资料，仅从1987至1992年间，拉萨就发生150多次藏人上街游行遭到镇压事件。\[15\]尤其是在1989年春天，即“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前两个月，中共在拉萨对藏人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并宣布戒严。当时在拉萨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根据现场目击和其他渠道获得的中共官方文件，在海外发表了镇压内幕。据他的统计，当时有400多藏人被屠杀，上千人受伤，3,000多藏民被逮捕。\[16\]其他资料来源说，因此被株连的四万多藏民後来被取消城市户口，赶出拉萨。 达赖喇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的40多年间，有120万藏人死於饥饿和迫害。\[17\]西藏流亡政府对这一数字有详细的分类统计，其中死於狱中17万人；被枪决近16万人；死於战场43万人；死於饥饿34万人；被逼自杀和批斗至死共10万人。整个死亡人数相当於西藏三区——“西藏自治区”和前藏、东藏居住的全部藏人的六分之一，即每六个藏人就有一人因异常原因丧生。\[18\]这种死亡比例在人类近代历史上是罕见的。\[19\] 在经济上，藏人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完全被剥夺。中共强迫藏人进入社会主义的运动，使藏人的生活更加贫穷。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西藏视察。面对藏人生活的极端贫苦，胡耀邦震怒地在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会议上说∶“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仍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随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任荣被免职，阴法唐继任。胡耀邦对西藏的指示是，苦干几年，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恢复到20年前的1959年水平。後来阴法唐在《红旗》杂志上撰文说∶“胡耀邦同志视察西藏时，根据当时西藏的状况指出，西藏的实际情况是贫穷和落後。”\[20\] 近年来，随著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较胡耀邦视察时已有较大改善。但据了解西藏实情的人士说，现在在西藏发财的主要是中国人。因为所有经济活动都要靠“关系”，没有公平竞争。而只有那些汉人才与北京和内地有各种关系和门路。据媒体报道说，在拉萨市最繁荣的“八角街”上，汉人经营的店铺多於藏人的。 在宗教上，藏人遭受的迫害更严重。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至1979年时，西藏境内的6,259座僧侣庙宇被破坏到只剩下8座。原有的59万僧侣，有11万被迫害致死，25万被强迫还俗。在1988年於北京召开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班禅喇嘛对此沈痛地说∶“凡西藏人居住区百分之百的寺庙遭到破坏，幸存的七、八座，没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现在中共对宗教迫害不像当年那样残酷，但藏人仍没有宗教自由。西藏的所有寺庙和僧侣都必须听命於中共统战部和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出家僧侣规定”上这样写著∶“年满18岁以上，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征得父母同意。┅┅入寺後，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清唯心和唯物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而僧侣们对这种剥夺宗教自由的做法稍有不满，就遭到惩罚。尤其对主张西藏独立的藏人，更是残酷镇压。据曾在监狱中亲身经历过虐待的藏民描述，中国军警不仅使用电棍、枪托、铁棍和拳打脚踢，还使用烟头烧，放狗咬，和向尼姑阴道捅警棍等残忍方式逼供。据一位原在西藏曾为公安人员的汉人流亡者指出，“在西藏，警方的酷刑种类有33种之多。”\[21\] 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西方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一致指出，西藏文化和自然资源正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政权用重新划分西藏版图的方式，将西藏原有的东藏和前藏的大部份土地划入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份，并向这些地区大量移入汉人。根据中国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推算，现在居住在西藏三区的汉人已达700万，总数已超过了600万藏人。 即使对西藏情况不了解的人，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就会设身处地地想象到，中共在西藏的专制会怎样黑暗。藏人在被中共专制奴役的同时还忍受著汉人的种族歧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撰文回忆说，他的父母从没有接触过藏人，但当听说他的女朋友是藏族人时，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并要断绝父子关系。他父亲反对的理由是∶藏人不是人，是半个畜生。\[22\]这种结论来自多年受共产党教育的结果。 三、中国人反对西藏人民行使自己权利所反映出的四个价值问题 相当多的中国人既不尊重历史，更无视西藏人民这四十多年的苦难，就是一味反对西藏人民的独立诉求，坚持“大一统”的中国是高於一切的。海峡两岸中国政权反对西藏独立，自然是出於统治者自身利益，而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应无视西藏人民选择独立的权利。 1、统一的概念重要，还是人的自由价值重要？ 有人反对西藏独立的理由是，如果让西藏独立，新疆、内蒙等地都会跟随要独立，大中国就会解体，这个责任谁来负？ 但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人”，还是“国”。是“统一”的价值重要，还是人的自由重要。哪一个是终极价值？换一句话说，是“解体”可怕，还是个人被奴役可怕。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两幅图画∶列宁复活，用武力统一了原属於“大苏联帝国”的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5个国家，恢复了大苏联，实行共产主义统治。全体苏联人被奴役，但国家统一了。另一幅图画是，苏联解体，分成现在的15个国家，大苏联没有了，但人民获得了自由。面对这样两种图画，两种生存方式，人们要选择哪一个？苏联人选择了即使付出“大苏联”解体的代价，也要人的自由。中国人为什麽就一定要选择宁可不自由，也要“大中国”呢？ 边界、国家这些概念，从来就不具有终极价值。1975年欧洲国家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有这样的条款∶所有欧洲国家间的边界变动，如果是和平方式进行，都是可允许的。赫尔辛基协定的主体精神是，边界并不是永恒的，人的自由意愿高於国家、边界等价值。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边界，以及国家形式、社会制度等，都是人创造的，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人的自由与尊严。当它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或与人的需要不相协调时，人们就要将它加以改变，而不是扭曲人的自由去适应它。 有人说，如果这种道理成立的话，那麽广东、四川、上海等中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都要独立怎麽办？问题是，这种假设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一个地方的人民要求独立，一定有一些特殊条件，例如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曾有过独立的历史，以及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等等。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毫无理由地就是要求独立。例如原苏联分成现在的15个国家後，俄罗斯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远超过其他原苏联分出的14个国家，但至今人们没有听说俄罗斯人民还要求再分成几块。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同一的文化，近代历史上也没有分成若干国家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个愿望。 这正如中国东北三省在日本人统治时曾正式建立过“满洲国”，但今天并没有东北人要求“独立”成为一个国家。那种说如果让西藏独立，连广州、青岛、哈尔滨都会独立的假设，正如某些人面对中国大陆难民来美国，就疾呼如果不把他们送回去，中国12亿人都逃来美国怎麽办一样，都是用一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先假设，来剥夺一部份处於弱者地位的人应有的权利。 中国人这种视“国家”重於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传统是相当久远的。整个一部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强调君王、国家、社会等群体价值大於个人自由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老祖宗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传人，精心构筑的中国文化，核心是个人服从群体。 近代中国图新变革的著名知识分子，像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章太炎、梁漱溟等，强调的都是图强变法，使国家强大。很少论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即使像严复这样翻译了穆勒的《自由论》，有意向国人介绍与传播英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仍是把自由主义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不是将自由做为目的。而中共统治这近半个世纪，这种国家价值大於个人，更是被强调到极端地步。中国人深受这种国家强大、祖国利益至上的文化侵蚀。从近年来中国大陆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都可以看到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情绪。例如无论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还是“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的主旋律都是“爱国”。天安门学生领袖向政府的主要诉求是要当局承认这是一场爱国运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呼声是相当微弱的。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旺盛的情况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主张，这种“主义”的本质，仍然是视国家利益大於个体权利，社会秩序高於个人自由的传统中国文化思维。 构成讽刺和让人深思的是，这种“国家强大最重要”的思维在中国蔓延了五千年，但这个国家始终强大不起来。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一批又一批迂腐的知识分子，把价值观念给颠倒了∶强调国家强大，结果是剥夺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国家富强并不应是终极目标。相反，保护个人自由和尊严才是国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国家强大只应该是一个“结果”，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最後结出国家强大的“果”。中国人五千年来本末倒置，结果是国没强大，人的自由也被剥夺。 看重人的自由，不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人能否变成现代人，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国家的关键。 2、由中国十二亿人决定，还是尊重多数藏人的选择？ 有人说，西藏是否独立，不能由藏人自己选择，应该取决於中国大多数人民，即十多亿汉人是不是同意。有人把它含蓄地表达为，要由汉人和藏人共同决定。这种“大多数汉人决定论”，实际上等於剥夺了藏人的选择权利。道理并不复杂，汉人有十亿多，藏人只有六百万。假设汉人人口总数不再增长，藏人以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每年3％的速度增长，也要1,500年後人数与汉人相等。这种由多数汉人决定的观点，实际上等於永远取消了藏人有自己作主的机会。 在西藏问题上，尊重“多数人”的决定，主要是尊重多数藏族人民的意愿。正像“大中国”和“统一”不是终极目标一样，独立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最重要的是尊重大多数西藏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无论他们要选择独立还是选择与中国统一。 1993年美国托管地波多黎各“公民投票”决定该岛是否成为美国第51个州，是相当体现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事例。该岛是否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份，并没有取决於美国50州人民的意愿，而是由岛上的所有居民自由投票决定。如果实行由美国多数人民决定的原则，那麽就没有波多黎各人民的选择馀地，因为岛上的居民只有300万人，而美国本土人口有两亿五千万。 “公民投票自决”的结果，波多黎各多数人民选择保留现状，即不愿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美国政府与人民对这种结果并没干涉，完全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波多黎各多数人民选择了要与美国统一，想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反而并不能自动地成为现实。这一议案要经过美国国会讨论是否批准。美国国会是全国最高立法机构，代表著民意。由它审核，就是由美国多数人民审核。也就是说，当波多黎各选择独立时，由他们自己的多数人民单方面决定。当波多黎各人民选择要与美国统一时，这时需要征得美国人民的同意。 这种事情很像婚姻和家族关系。在美国，如果一方提出离婚，法院即受理，并且可以离成，不需要两方都同意。而当一方提出要复婚时，却必须得到另一方的同意才能“统一”。也就是说，离婚，单方提出就可以；而结婚才需要两方都同意，不能一方坚持要“结”就可以结成。家族关系也是这样，假如在一个有几个兄弟共同生活的大家庭中，如果有一个兄弟要搬出去“独立”生活，这个权利应该属於他本人。但当这个搬出去的兄弟有一天要回来和大家庭“统一”生活在一起时，却要经过多数兄弟的同意。 这些事例和比喻的背後，都体现著这样的观念，即充分尊重人的选择权利，将人的自由意愿视为最高的价值。人类的历史越来越证明著，只要是好的东西，或好的生存方式，是不需要强迫别人接受的。在一个允许人民自由选择的条件下，人们一定最终选择好的。这种选择“好的”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允酗H们有选择“坏的”的权利。 3、西藏独立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吗？ 有些比较现实的中国人强调，如果西藏独立，会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意思是说，中国和印度有过边境战争，现在双方还隔著喜马拉雅山屯兵对视，一旦西藏独立，印度军队和势力就会进入西藏，没有山脉的自然屏障，中国腹地的安全会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 这种设想实际上是漠视了西藏人民追求和平与独立自主的传统和意愿。西藏在近代历史上受过其他国家和清王朝的多次入侵，现在又被中共专制统治。凭什麽说藏人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独立自主後，就一定会甘愿或允钗L度军队入侵或外人统治呢？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十多万藏人难民在印度至今已经流亡了35年，即使居住在印度的国土内他们也没有被印度人统治，西藏流亡政府和它领导的藏人社区一直是独立的。 1987年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23\]其中包括将藏区建成一个非军事区，成为自然环境保护区和旅游区。如果西藏成为一个非军事区，无论对中国或印度的安全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任何一方要攻击对方，都必须先进入西藏，这不仅会受到藏人的抵抗，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中印军队如果冲突，一触即发，中间没有缓冲地带。而一个非军事区的西藏，一个由主张非暴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会对哪个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呢？ 4、离开中国的援助，西藏独立後能够存活吗？ 很多中国人谈起西藏，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不断重复的一个观点，即西藏原来是农奴制度，贫穷落後。这些年经过内地提供的大量人力物力援助，才使藏人生活改善。北京发表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也引用了大量官方数字来说明这一点。以此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 首先，“西藏人权白皮书”的数字的可信是值得怀疑的。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一种数字既不受到新闻舆论的监督，又不允酗ㄕP意见的反驳挑战，它的真实性会有多大呢？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数字都是可信的，那麽一个国家或地区经过四十五年这样漫长的时间段的发展，怎麽可能没有一些进步和生活改善呢？谁能证明由西藏人自己管理自己，其经济发展就一定不比现状好呢？ 第二，没有人否定西藏原来实行农奴制的落後。但可不可以用军事占领方式对一个异族社会强行进行改造？ 中国人谈到农奴制，往往会想到中共当年拍摄的揭露西藏农奴主残忍的电影《农奴》，影片主人公强巴的苦难形象成为旧西藏的象徵。但旧西藏的黑暗实际上是被中共垄断的媒体夸大了的。正如中共夸大旧社会中国的苦难一样，目的是要人们满意当前的生活，不管它多麽贫穷；同时证明共产党现今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人由於长期生活在这种单一的宣传之中，久之，西藏的图像就变成了仅仅是电影《农奴》，藏人都是强巴，而不去追想中共军事占领後对西藏强行社会改造的残酷。 第三，就象“没有共产党，有没有新中国”的问题一样，没有共产党，有没有新西藏？中国大陆45年的惨痛现实已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统治，给中国人带来了多麽深重的苦难。对於西藏也如此，共产党近半个世纪都没有搞好，为什麽还要坚持“党的领导”？而且那种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藏人就无法生存下去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藏族人民的智慧、创造力和人类共同性的贬低，本质上是种族歧视。在印度的藏人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流亡政府，还以全体流亡藏人自由投票的方式产生了保障人民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私有财产的新宪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藏的学者罗勃特·萨尔曼教授（Robert Thurman）评价说∶“达赖喇嘛在印度重建了一个可观的西藏社会，保留了西藏的文化。”\[24\]藏人在印度寄人篱下的情况下都能建立一个独立、富有而民主的社会，为什麽他们在西藏真正当家作主之後这种能力就会消失呢？有人说，西藏没有工业，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这样的地区很难发展。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居民也是游牧民族，人家不是也能生活，并且随著苏联帝国的垮台，蒙古简 F共产主义，人民活得越来越富裕和自由吗！关键是要相信，不管哪一个民族，哪一种肤色，只要人民有自由，就能创造自己的未来。中国人不要总是按著共产党的思路，总想给别人当“大救星”。 四、人的自由是最高的价值 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尊重人的选择权利，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的价值。国家、边界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设置，当它违背了这一初衷时，就要改变它。对这一点，近代西方文明奠基者之一的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三百年前就已精辟阐述。洛克认为，在国家形式和国家法律出现之前，有一种“自然法”，这就是人生下来天赋的自由、平等和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国家和社会法律的制订都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然法”，即人的自由不被他者侵犯。当国家法律和任何社会制度违背了人的“自然法”精神时，就要改变它。面对专制制度，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洛克的这种人民主权、自由至上的理论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笔下体现为《社会契约论》，即政府形式只是人民与国家的一种“契约”，即人民受权政府管理国家事物，多数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後来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论述，都是继续这种将人的自由、尊严、生命视为最高价值的人文精神。 从这种人文精神出发，我们就要尊重西藏人民的自由意志。那就是西藏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社会制度，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形态和生存方式。这个选择权利不属於中国人，只属於西藏人民。中国人民反对中共暴政，是因为这种政权剥夺了人的自由。如果中国人在向共产主义抗争的同时，还坚持对西藏的统治权，即剥夺藏人的选择自由，这是对自由的亵渎。 中国人一向强调民族主义。今天面对西藏问题，中国人真的应该强调一次民族主义了，那就是面对一个十多亿人的大汉民族对一个弱小藏族的长期欺凌和压迫，作为中国人，在西藏人民面前要感到羞楚I尤其中国知识分子，更要为自己在强权施暴面前的沉默，甚至符合中共的宣传而感到羞耻！近代中国曾被外强欺负凌辱，现在却欺辱别的弱小民族。这将成为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历史上永远耻辱的一页。作为中国人，让我们在未来一定会有的审判面前忏悔吧┅┅ 注释∶ 1、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序言，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北京。 2、同1，第21页。 3、同1，第21页。 4、同1，第35页。 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北京。 6、同1，第329页。 7、同1，第330页。 8、《西藏日报》，1989年8月31日。 9、同5，见第439件公函。 10、同5，见第441件公函。 11、同1，第34页。 12、“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见香港《大公报》，1992年9月24日，第8版。 13、见艾夫唐（John F.Avedon）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中文版，台湾慧炬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一九六二年西藏游击队在新疆去拉萨的运输线上伏击了中共军队，击毙了中共西藏西部军分区司令员和参谋人员，并缴获了西藏军区政治部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一书，该书称，“公历1959年3月到10月间，消灭了西藏叛乱分子87,000人”。 14、关於班禅喇嘛的统计数字，见萨泽兰（Daniel Southerland）的“毛时代的大众死亡”专题报道，《华盛顿邮报》，1994年7月17日和18日。 15、见《西藏的真相》中文版，西藏流亡政府外交和新闻部编，达兰萨拉1993年版，第20页。 16、唐达献∶《刺刀直指拉萨——1989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载美国《民主中国》杂志，1990年8月，总第3期，第33页 17、达赖喇嘛於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载日本《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9月号。 18、同15，第19页。 19、据中共国务院发表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提供的数字∶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藏人共有459万。据中共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会会长宦乡在北京评论》1988年2月发表的研究数字∶“西藏民族六百万人口，其中西藏自治区居住两百万，其馀四百万居住在其他省份。”据西藏流亡政府的资料∶西藏总人口为六百万，其中包括被划入青海、云南、四川等省份的原东藏、後藏地区的藏人。 20、见阴法唐的文章，《红旗》杂志，1983年第8期。 21、同15，第21页。 22、见魏京生在狱中给邓小平的信，纽约《北京之春》月刊，1994年2月号，第59页。 23、达赖喇嘛∶“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日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7月号，第33页。 24、Claudia Dreifus∶“访达赖喇嘛”，《纽约时报》杂志，1993年11月28日，第52页。 ——原载纽约《中国之春》月刊1994年11月号；台北《自由时报》1997年3月29日至4月1日连载 2009-03-10 2017-09-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2👍 0💬 0台湾面临的“戴维森窗口”
程晓农 十月上旬中共空军连续数日一共派了1百多架次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和电子侦察机飞临台湾近海，或在台湾南部外海绕行，对台湾实行军事威胁。共军意欲何为？台湾当前面临多大的战争风险？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关心的大问题。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早已不是两岸关系问题了，这种军事威胁同时也是中共对美国的施压手段之一；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并不只是恐吓台湾，同时也在挑战美国。 一、台湾：亚洲的“富尔达缺口” 今年8月底中华民国外交部和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举办了一次美国、日本、韩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16国的政要、学者、专家的线上对谈，即“凯达格兰论坛-2021亚太安全对话”。与会的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提到，台湾现在已经成为亚洲的“富尔达缺口”。亚洲地区的人们对这个概念十分陌生。 富尔达（Fulda）是德国的一个地名，它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一系列山脉当中的隘口，其东北是东德的莱比锡，西南是西德的法兰克福。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如果进攻西欧，必定先打西德，所以美苏冷战的前线国家是西德。美苏冷战时欧洲如果爆发军事冲突，其主要形式是地面战争，双方的交战主力仍然是二战时代传统的陆军、坦克部队和炮兵。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苏联纠集的华沙条约集团分别在西德和东德囤积重兵，彼此对峙。北约预估，苏联集团进攻西德的路线，如果不是地势平坦的北德平原，便是通过富尔达缺口，直指西德的心脏地带法兰克福；若苏联集团和北约组织爆发战争，富尔达缺口最可能遭到苏联坦克部队的突击，因为地理上这是便于坦克部队出击的一条比较平坦的通路。作为应对，那时美军在这一带派驻了美国陆军第5军作重点防守，面对的是苏军驻德集团军群的近卫第8集团军。美苏冷战之后，富尔达缺口便失去了它的战略重要性。 去年以来中共的扩军备战矛头直指美国，双方的新冷战是否也有前线国家呢？实际上，薛瑞福用亚洲的“富尔达缺口”来比喻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指出了台湾已成为中共东向扩张的战略要地。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今后中美军事对峙乃至潜在冲突的主要方式，再也不是美苏冷战时期的地面冲突，而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岛屿争夺战模式，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空降兵为主要手段。由于台湾处于美国防卫东亚地区安全的第一岛链之要害位置，所以它成了21世纪亚洲的“富尔达缺口”。 薛瑞福认为，如果民主国家无法守住台湾，则琉球岛链、宫古海峡、日本和台湾以南地区都受威胁，也会危及第二岛链，因此台湾是确保印太地区整体安全的关键。这是一个对中美军事对峙时代的新认知，日本和澳大利亚现在高度关注台湾的安全，其战略判断的基础就在这里。万一中共占领了台湾，美国依靠第一岛链防卫东亚各国的战略部署就只能被迫退到第二岛链，即从日本到关岛、再到帛琉群岛、最后到澳洲。由于第二岛链的岛屿稀少，各岛之间距离遥远，无法有效地互相支援，防卫困难，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和美国有事” 目前中共已经摆出了对台湾志在必得的姿态，那么日本如何看待这一威胁？今年7月底日本智库东亚情势研究会出版了一本书，《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 》，引起了政策圈的讨论。前日本参议员江口克彦（Katsuhiko Eguchi）组织出版了这本书，他表示，现在大部分台湾和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说，其实大家应该要进一步推想，“台湾有事，也是美国有事”。因为台湾一旦被中国侵略，日本尤其是冲绳群岛自然会被中国控制；以此为立足点，中国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是无限大的。 今年9月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科尔比（Elbridge Colby）出版了他的新书《拒绝的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他认为，中共的亚洲战略是，全力瓦解亚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先用军事力量让不太强大的国家顺从，比如菲律宾、越南，再通过威慑力，慢慢让其他国家向北京靠拢。因此，美国国防战略应该首先针对中国，其次才是欧洲，美国的战略部署和资源分配应该按这个排位决定。 科尔比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来自海洋和航天航空技术，不能打陆战；而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防线的重要一环，这条防线上还聚集了很多国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等。“如果中国拿下台湾，他们的军队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对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进行破坏。” 关岛是美军支援台湾防卫的重要基地，它自身的安全决定了台湾防卫的有效实施。实际上，美国军方早已开始关注位于第二岛链的关岛基地可能面临的威胁。8月13日美国海军研究所网站报道，美国国防部的飞弹防御署主任向国会报告说，美军已经在准备保护关岛不受中国远程飞弹威胁的飞弹防御系统。这个官网10月7日还报道说，美国现任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Kathleen Hicks）最近也表示，中共持续的军事扩张构成了对关岛和夏威夷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她的看法表明，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对于中共从西太平洋地带发起进攻、威胁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海域的扩军备战活动，既高度警惕，又有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战略战术经验，美军很容易识别中国军事扩张的战略意图。 三、“戴维森窗口”：一个美军的新概念 最近中共对台湾不断出动大批量军用飞机实施干扰和威胁，印太地区的相关国家都在高度关注，那么，北京当局究竟可能在什么时候发起对台湾的攻击行动呢？ 今年有一个关键词“窗口期”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开始受到重视，这个词的含义与台湾目前面临的威胁有直接关系。这个“窗口期”在美国的全称是“戴维森窗口”（Davidson Window）。戴维森（Phil Davidson）海军上将原任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今年3月离任前他到参议院作证时表示，研判中国有可能在2027年到2035年试图夺取台湾。这个判断预示着，从现在起5年内是为应对中国可能的军事进攻做准备的“窗口期”。 美国海军研究所的官网报道，10月5日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亚太安全主任克饶宁（Patrick Cronin）谈到日本着手阻止中国对台湾可能的侵略企图时，使用了“戴维森窗口”这个概念。这表明，在华府，“戴维森窗口”这个概念已被军方和部分智库接受并采用，不需要多加解释，大家都懂得它的含义。 中共也接过了这个概念，只是把“戴维森”这个名字拿掉，直接讲“窗口期”。其外宣官媒《多维新闻》10月1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台湾问题解决进入“窗口期”，北京将持续建立对台战略威慑》。这篇文章明确介绍了北京当局企图夺取台湾的战略目的：“中共在台海的长期目的是收复台湾，突破美国第一岛链；中短期目的是构建‘威慑’，保证台海在短期内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与和平’，并最终实现统一，为在2021至2049年这个窗口期内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做准备”；此外，此文还说，“北京正借助台湾议题，‘以打促和’”。 从这段话当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对台战略意图：第一，中共可能暂时保持台海的短期和平，为其夺取台湾做准备，这和美军的研判一致。第二，它如果夺取了台湾，不会就此停步；下一步将突破第一岛链，从台湾出发，进一步向东进军，威胁日本和美国的关岛及夏威夷。第三，中共目前通过对台湾的空中军事威胁，希望造成台湾内部的紧张空气，动摇民心，从而达到顺利占领台湾的目的。《纽约时报》曾援引奥巴马时代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的说法，“台湾已不再是个波及面狭窄的小问题，它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中心舞台——甚至可以说是主线剧情”。 四、谁是新冷战的始作俑者？ 今年以来中共经常“教训”西方国家，“不要有冷战思维”。冷战是红色大国针对民主国家发动的长期威胁；美苏冷战时期还数次发生过红色大国在边缘地带挑起的代理人战争，比如中国参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如此。当中共讲今天的“冷战”时，谁是新冷战的受威胁者，谁是新冷战的发起者？实际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中共正是新冷战的始作俑者。 中共对美国的全面核威胁行动是从2020年初开始的，而中美冷战的源头其实是美中贸易战。中共长期由政府组织策划，有战略目标地大规模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导致美国的巨大经济损失。针对这种敌意行动，2018年3月川普总统发起了美中贸易战，开始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试图逼中共坐到谈判桌上，让中国收回那只做贼的手。中共面对这种压力，既不承认盗窃技术机密的活动，也怕经济上受到制裁，就开始和川普总统软磨硬泡，最后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了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中共很清楚，偷盗技术是红色大国实现技术升级、对抗美国的主要手段。在这方面，中共一直在模仿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技术偷盗战略。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僵化的体制制约了技术创新，导致苏联和美国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尤其在电脑、信息、智能控制等高科技领域，几乎落后一整个时代。苏联为缩小这个差距，专门成立了一个克格勃情报部门“科技理事会”，简称“T局”，从事技术资料盗窃活动，而苏联国内专门翻译偷来的技术文献的人员超过10万。苏联不仅每年节省了数百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甚至提升了军事和工业技术水平。 中共的大规模技术偷盗计划早已成为国家重点项目，它虽然与川普行政当局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却并不打算取消技术偷盗计划。由于中共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来反击川普总统的经济制裁，就开始运用军事威胁对美国施加压力。 2000年上半年，中共部署了一系列公开核威胁美国的行动。这些军事威胁行动包括：1月派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演习，公开摆出威胁珍珠港的姿态；3月宣布强占南海国际海域，用人造岛组成海军基地群，以便把南海变成其威胁美国的带核弹头洲际导弹的核潜艇舰队的“发射阵地”；6月又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完成了对美国全境实行精准核打击的核大战部署。这一系列核威胁的战略目的是，逼美国在经贸问题上让步。这3项行动都由中共的对外宣传媒体《多维新闻》发布，但各国媒体并未翻译转载，这是西方国家各主要媒体的一大过失。而川普总统在任期的最后半年里则对中共采取了军事、政治、反间谍等多方位的反制措施，因此令中共对川普总统恨之入骨。 这种红色大国用公开的核威胁来恐吓美国的做法，与苏联制造的“古巴导弹危机”如出一辙，代表着中共继苏联之后又一次玩弄威胁世界和平的核威胁意图，这不仅仅是冷战思维，更是冷战行动。中共的这些对美国的主动核威胁行动，事实上点燃了中美冷战。 五、台湾成为当前中国对美“间接军事挑战”的主要目标 拜登进入白宫以后，中共数次在美中高层外交官的会谈中明确要求拜登行政当局推翻川普总统时期制裁中国的各项措施，不再追究中共大规模盗取美国技术机密的活动，同时取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中共丝毫不放松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今年上半年双方海军舰队多次在南海和菲律宾海的国际水域对峙。 中共不肯在技术和经贸问题的谈判桌上协商让步，便采用军事威胁来对美国施加压力。直到今年9月9日拜登主动给习近平打电话，并采取了一些缓解双边经济、政治关系的措施，中共开始对应地改变其军事威胁的手法，从出动海军舰队威胁美军，变成了出动空军威胁台湾。这意味着，中共对美国的军事施压手段，似乎从“直接军事挑战”变成了“间接军事挑战”。 所谓的“间接军事挑战”，就是相对降低与美军的直接对抗姿态，但同时保持对美国的压力。其具体做法是，从共军与美军直接军事对峙，变成通过威胁台湾来间接威胁美国；从以中美海军舰队对峙为主，变成以中共的空军与台湾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对抗。这种状况下，台湾就成了中共对美国实行“间接军事挑战”的主要目标。表面上，中共好像是为了“统一”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但这种压力马上就传导到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防务组织上，因此也达到了间接威胁美国的目的。 中共把经济、技术议题与军事威胁捆绑在一起，必然迫使美国高度重视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10月6日拜登派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瑞士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谈了6个小时，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军事威胁和台湾安全问题。 今年8月4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任务是确保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的现状得以保持；他还说，相对于中国的言论，他更担心中国的行动，正是中国的这些行动让他有一种紧迫感，让他相信，必须马上实施“综合威慑”。“综合威慑”旨在融合美军各个领域的能力，包括最先进武器系统和技术、最新的作战理念以及海、陆、空、太空和网络等各军种之间的无缝协同作战等。 10月7日美国海军发布了新的战略指南。美国的海军部长托罗（Del Toro）10月5日晚上在美国海军学院演讲时指出，海军现在面对的威胁是北京夺取台湾。他说：“自苏联战败以来，我们第一次拥有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其海军能力和能力可以与我们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我们自己……我关心的不仅仅是船只和武器。北京在努力获得对其竞争对手的影响力时所做的事情是，它以腐蚀性、榨取性和危险的不负责任的方式利用一切优势。”他指出，“很坦率地讲，目标不是与中国开战。没人希望陷入冲突……遏止他们获取他们所试图获得的包括占领台湾，是我们的最终责任。” 托罗明确表示，中国不仅对美国，而且对美国盟友和伙伴都构成了威胁，甚至还威胁到二战以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整套的国际规范。他特别提到，美国正在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讨论，以找出更紧密合作的方法，共同目标是阻止中共的企图。 美国海军部长的话让笔者想起了1952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原北约组织总司令、二战时的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选后讲过的一句话：“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唯一途径便是制止发生战争”。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18/n13312096.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履险如夷的郭广昌还能平安否？
何清涟 2015年是中国富豪的背运年，不幸运的富豪包括政商们纷纷入狱、自杀，幸运一点的选择了“远遁”海外。在众多的消息中，曾公开声称自己与团队核心成员坚决不拿外国护照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先“失联”、继而被宣布“协助调查”一事尤显瞩目。 郭广昌并购国企履险如夷 郭广昌的事业做得很大，被业界誉为“产业整合的先驱”，意即郭所掌舵的复兴集团，就像中国大陆版的“和记黄埔”。这个复星商业王国覆盖面如此之广，以至于掌门人被有关部门“邀请”去“协助调查”的消息传出，导致“复星系8股停牌，中港26股份受牵连，国药跌6%”。 郭广昌一直是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榜样，即使曾经参与收购20多家国企，也履险如夷。须知这些年让民营企业家痛彻心肺的“十宗罪”当中，侵吞国有资产几乎是所有收购国企的民企难以逃避的一宗主罪，有如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郭有这样一张“国企收购成绩单”，但到今年12月初还平安无事，早就让众多民营企业家们觉得“这位老郭不寻常”。 据媒体总结，复星的秘诀离不开产业整合及收购，参股、控股。资金充足、争取话语权、步步为营，让复星、国资委、企业、职工都得好处等方式是其成功秘诀。早在2003年7月2日，《今日东方》就已发表《民营企业是怎样吞掉国企的：三大收购案例剖析》，文中涉及的南钢、国药，上海友谊集团（与王宗南有交集）均为复星并购杰作。除了强调郭广昌有良好的政商关系之外，对于复星实业——友谊集团——友谊股份——联华超市这条控股链的完成，记者忍不住发表感想：“复星并购友谊股份的程序的复杂性也颇让人觉得犹如‘雾里看花’一样。” 复星2002年介入的上海豫园商城并购案，更是被列为“财经界经典教材”。至今还让人觉得背景甚深，只能一言以概之：在豫园商城改制的列强争夺中，郭广昌几乎是无对手的独家胜出，个中原因当然有内幕。 我本人注意到郭广昌，是因为他对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态度与众不同。从2013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民企参与国企改革，但宗庆后、王健林等人都视若畏途，《混合所有制：民企参股国企的六大风险》一文集中介绍了几位民营企业家对混合所有制的看法，其中提到的主要风险有：国资负责人不需要对资产负责；国有资产流失将是条高压线，会用来对付民企股东；国有股东比民企股东要强势得多，很难合作；如此等等。总之，就是民企不能与国企合作，合作就等于钻进圈套。只有郭广昌的发言《国企改革一定要防止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积极乐观，该文大谈原则：“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就是一点，制定好程序，规范、透明，这个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通过过程正义去解决结果正义的问题”，估计不少人充满好奇地读过这篇充满官话套话的文章，读过之后仍然不得要领。 上海的澎湃新闻很敏锐，12月11日推出《“不恋政治”的郭广昌如何成功投资国企20年》，开篇就说：“郭广昌的失联，让很多民企老板大跌眼镜。关于民企参与国企改革，他们还有太多问题想问。不同的是，过去，他们想知道，郭总为什么总能踩对；而现在，他们想知道，老郭究竟错在哪里”，整篇文章暗示性极强。 郭广昌“助调”的冰山之尖：王宗南 财新网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确已失联》（12月10日）一文中，毫不含糊地指出郭广昌与王宗南一案的联系：“2015年8月，上海市友谊集团原总经理王宗南案宣判， ……在该案判决书中，明确列明了复星集团卷入其中的细节，王宗南曾利用职务便利，为复星集团谋取利益”，“2003年，郭广昌曾以208万余元的低价将两套别墅卖给王宗南父母，经估价，当时上述两套别墅的市场价与实际价格差额合计269万余元。” 涉案金额虽然不大，但对司法机关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寻找到缝隙的突破口，“针大的孔，斗大的风”，就看郭广昌（或者其背后的支持者）是否有能力将这个孔给及时堵上。“协助调查”之意很明显，是要拿郭广昌做为切入口，挖出更大的人物来。 王宗南何许人也？媒体这样形容：“如果你看下王宗南执掌过的百联集团和光明集团旗下的那些公司和产品，你绝对会惊呆。因为你会发现，在上海的衣食出行几乎都被‘王宗南’给包了。”王宗南加上引号，作者许冰清等人想传导的意思很明显：“王宗南”并非个人。 被称为上海“商界教父“的王宗南，自1995年辞去上海市黄浦区副区长一职，出任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及联华超市总经理以来，其功业当中有一样与郭广昌相似：曾三次主导国企重组，其中复星并购友谊-联华案，王宗南与郭广昌有交集。其中还有一个上海立鼎“神秘诞生”。这个上海立鼎公司的主要持股人乃普通市民，王被捕后，有媒体称立鼎法人是王的好友。联想到天津大爆炸后那些公司法人的代人持股现象，恐怕立鼎的水不会太浅。 考虑到王宗南从落马开始，他与前总书记江泽民家族的关系就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郭广昌要向王宗南行贿，说明郭王二人关系中，郭处于弱势。这么大一个并购案，王宗南居然只要了不到300万左右的贿赂，不合中国政商关系常情。 郭广昌的模糊背景轮廓隐现 郭广昌善于大而化之地用“太极、儒、道、佛”等心得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其政商背景虽然被国内媒体广为报道，但细节仍然模糊。如果采用排除法，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相关线索。 郭广昌失联后，国内国外媒体、网站、微博都开始铺陈故事，生出了几个版本。第一个是关于郭与令计划有瓜葛那条，基本可以忽视，因为除了此时冒出的猜测，此前几乎无踪迹可寻。 郭的发祥之地及大本营都在上海，基本可以确定他昔日的成功与今天的罪罚，都与上海有关。第二个版本就是前一向出事的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被疑与郭有关。我上网排查资料并加以比对后，认为可能性小。艾出生于1960年2月，辽宁省辽阳市人，官场起步时间与郭广昌商场起步时间都在1992年左右。郭广昌自1992年出资3.8万元人民币，与三位复旦同学一起创办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6年之间完成从3万到数亿的财富传奇，其时艾还在上海宝钢打拼。等艾2007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之时，郭已经在上海完成数项并购，称富中国。 第三个版本传上海市前人大主任龚学平被中纪委调查，牵出郭广昌，这更是不靠谱，因为龚出身媒体，主要在宣传部门任职，郭的商业帝国里，并无上海媒体。 第四个版本传说郭的后台是李源潮。李源潮“躺枪”的原因出自他与郭广昌的人生拥有两个相同的关键词：复旦大学与共青团系统。李源潮曾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1983年，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向胡耀邦举荐，出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同年晋升为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此后离开上海至团中央任职。郭广昌于1985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在校团委。最大胆的猜想是：在复旦校团委期间，郭可能与李源潮有过工作联系，李出于顾念母校的原因，可能也会有几句慰勉之词。但资助郭广昌在上海打天下，既非李源潮所能，因为上海是“江总书记的后院”。也肯定非李所愿，李那时还在往上走，不会因帮助校友发财而给自己仕途埋下地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 我倾向于财新版本，与王宗南有关，与王宗南有关就是与并购国企有关。澎湃文章在结尾说：“回顾郭广昌和复星的这20多年，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一是郭广昌和复星历经风雨走到今天，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二是在下一阶段国企改革中，复星的经验和教训都将是必读的教科书”，其中“不为人知”四字堪称“春秋笔法”。 郭氏传奇再次证明：代表着光明的励志篇系列（农家子弟成国家领导人、亿万富翁等），说明中国人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代表着黑暗的腐败篇系列，说明中国人生活在“最坏的时代”。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2月1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guoguangchang-20151213/310125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用智慧塑造历史的伟大女性：撒切尔夫人
4月8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辞世。看到这条新闻后，我当即写了一条微博：“惊闻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她是20世纪后期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她以她的明澈智慧，参与了‘推倒柏林墙’的伟大事业，一切从极权政治下获得解放的人应该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的美丽女性。” “明澈、智慧”，这是我多年来一想到撒切尔夫人，就立刻浮现出来的词汇。与男性相比，女性更长于形象思维，更容易被“左倾”等情绪鼓动激荡。整个20世纪产生了永远被阿根廷穷人怀念的庇隆夫人；也产生了不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左派女作家，如波兰共产党员希姆博尔斯卡、奥地利共产党员耶利内克、英国共产党员莱辛等，这些人的成功和声名，均建立于怀抱为底层说话的政治激情之上。但以明澈的理性与智慧，在政治生涯中贯彻自由主义精神的伟大女政治家，却只有撒切尔夫人一人。 面对北京这一极权政治的最后堡垒，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同一时期，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地球上三个最重要的国家执政，又正逢反对共产主义的保罗二世担任罗马教皇，这几个人物风云际会，在某一历史时点上汇合，完全是上帝之手在冥冥中对人类的恩赐。正是在这些历史伟人的共同发力之下，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才能响应里根总统那响彻世纪的呼喊：“Tear down the wall!” 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我永生永世记住了撒切尔夫人的美丽容颜。可以说，如果没有里根，苏联可能依然存在；但里根如果没有撒切尔夫人这位盟友最坚定的支持，可能也会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因为当时另一个欧洲大国——法国的总统密特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正走着与美英两国相反的道路：通过一定程度的国有化、计划化和自治管理对法国经济进行渐进性的结构改革，以建立“民主”、“自由”的“法国式社会主义”。密特朗当年种下的这颗“果实”的酸涩正由今天的欧盟与法国在品尝。 里根先生已经被定位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撒切尔夫人与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国度里获得的评价褒贬各半。戈尔巴乔夫受到批评的原因主要是“葬送了苏联”，近年来俄罗斯人民已经开始理性地看待这位苏共前总书记的历史作为。而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遭受指责，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她与里根共同建立“新美国模式（“盎格鲁一萨克逊”模式）。英国是个左派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撒切尔夫人强硬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好与以福利政策换取社会下层拥护并以此构建选票基础的左派主张相反。 走笔至此，必须介绍一下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之间的友谊。里根入主白宫的8年时间，正好与撒切尔夫人担任11年英国首相的历史轨迹相契合。里根宣誓就任美国第40任总统后，撒切尔夫人是首位前来拜访他的外国领导人。自二战之后，英美两国元首从来不象这两位那样高度契合：政治上，两人都拥有坚定的反共立场，从不放弃打压苏联的任何一个机会，不吝增加军事开支，迫使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并建立起一个坚强而又有限的政府来贯彻这一方针；在经济上，他们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减少税收，放松政府管制、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降低公共开支和福利支出、增强企业竞争自由与贸易自由，同时对工会采取强硬政策。因政治经济理念的高度契合，两人之间建立起和谐而又牢固的关系，携手在大西洋两岸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打击苏联，将自罗斯福与丘吉尔以来的美英关系再次推上新的高峰，并改变了世界。 在2008年欧盟陷入危机之前，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共同力倡的自由主义经济“盎格鲁一萨克逊”模式，可能被欧盟各国的左派政党及知识界贬斥，因为这与欧盟的高福利主张背道而驰。但目前欧盟因高福利而泥足深陷，可能会重新估量撒切尔夫人当年的远见。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二战之后占居主流的凯恩斯主义成为众矢之的，西方世界希望回到“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撒切尔夫人便是“找回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1975年，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大会上抨击工党：“英国，当心啊！这是一条走向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她毫不含糊地阐明以下观点：“一个人有工作的权利、花自己赚来的钱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以及使国家成为仆人而不是主人的权利——这就是英国的传统。”她认为，“大政府”是“滞胀”产生的罪魁祸首，并在执政后“竭力扭转政府职能扩大和社团主义蔓延的势头，颂扬‘小政府’的优点，减少政府在一系列领域的干涉行为，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撒切尔以“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为口号表明自己革新的决心，在英国实行了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私有化运动。 撒切尔主义被概括如下：1、以货币主义代替凯恩斯主义。2，大力推行非国有化政策。3，对英国工会和罢工运动采取针锋相对的正面斗争策略。4，改革税制，降低税率，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做到对纳税人的公平。她要“把英国从一个互相依赖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各自自立的社会”。竞争是社会的天性，有“市场经济”就有“市场社会”，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维持的社会福利，只会增加庸人和懒人的惰性，是一种妨碍竞争的“劫富济贫”的不公正行为。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则进行了一场价值取向相同的“里根革命”。撒切尔夫人的传记作家雨果·扬把她与里根两人之间的关系称作“整个20世纪80年代西方世界最为持久的个人联盟”，而支持这个联盟的共同主张也被人们称作“撒切尔—里根主义”。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里根一撒切尔革命，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新美国模式”诞生了，这一模式在随后的布什政府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执政时期，虽有迂回反复，但总体走势未变，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时至今天，欧盟各国在享受过短暂的民粹主义盛宴之后陷入福利主义的黑洞、且不知何时才能爬出这个陷阱，英美两国也许应该感谢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共同创立的新美国模式。正因为坚持自由主义经济，美国没有滑入福利主义的陷阱，英国境况也比欧盟其他国家好得多。 不少中国人不了解撒切尔夫人的伟大功业，只记得中国官方宣传的那些故事，比如1982年“在香港谈判失败后在人民大会堂前摔了一跤”，“一个民主国家的独裁者”，等等。但世界历史将记住的，是一位终生与共产主义作斗争并反对民粹主义的伟大女性，她的明澈智慧，曾书写了人类历史的重要章节。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4月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4/margaret-thatcher/）
何清涟2025-11-06 09:03👍 0💬 0“中南海占星术”为何长盛不衰？
何清涟 中国二十大前将发生政变的“内部消息”，终于在中共二十大前20天左右达到高峰点：英文自媒体加入传播行列（包括部分西方媒体人），藉此传播工具之力远播五洲；政变成果是习近平被软禁、彭丽媛绝食抗议。但两天之后，被软禁的习近平现身，英文自媒体与传媒人就此偃旗息鼓。原来登载传言的中文媒体开始澄清谣言，这场“习下李上政变”说的马拉松长跑告终。这种“时政分析”，我在十多年前为其起了个名称，谓之“中南海占星术”。在此我先回顾一下以往类似事件，远的不说，还是以习近平任期内的同类事件为例，读者可能相对熟悉一些。 前事未必成后事之师：2015年发生的中南海政变 2015年是习近平接掌中共权力的第三个年头，反腐正在进行时。当时反腐除了习动不了的安全部门之外，党政军警全在扫荡之列，倒下的将军就达上百位之多。杨鲁军在《闽地记事三部曲》之一中以福建省官员的抱怨为例，说明反腐不得官心：“未料到反腐变成‘新常态’，……县里几套班子那是‘人人过关，个个脱光洗澡’，……一些人已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从政选择。这官还有啥当头？没钱收，无美女，连美酒佳肴都禁止，这七品芝麻官不当也罢了……”，作者还说：“我注意到反腐时代官员的动力来源和激励机制问题，靠党旗下的宣誓、靠伟大理想的召唤、靠党性觉悟良心，毕竟与市场经济法则相去太远，……市场经济讲究投入产出、讲究等价交换、讲究世俗意义上的个人成功与幸福……要求基层官员只讲奉献不计所取投身党的事业，就整体和大面而言可能是不现实的，我担心长此以往，中国会出现大规模的基层干部’辞官潮’……” ——这段话很真实地表达了当时官场对习王反腐的怨怼之心。希望结束“永远在路上”的反腐，确是中国官场的普遍心态，因此一些人希望通过“政变”放风吓阻习王二人罢手。至于认为“政变”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契机，则是政治反对阵营一种共同的缥缈期望。 当时，习王反腐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中国庞大的官僚集团头上，再加上习近平打压言论与异议人士，各路人马的反习之心全都调动起来，政变之说蜂起，而且等不到北戴河这一海外中文舆论认定的党内元老每年都要修理训斥习近平的休假聚会时期，在两会期间就已经成为高调，且影响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其中少数半信半疑地看待这种传言，但哈佛教授马若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是认为，被整肃的贪官会联合起来反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以上分析，见本人旧文《浅析“中国即将发生政变”的期望》（2015年3月）。 习被政变的政治传言从未绝迹 从习近平准备连任开始，各种政变传说就流传于世，而且规模远大于2015年。主要原因是2015年那时没有自媒体，虽然有海外媒体很喜欢这种中南海占星术的叙事，但毕竟是媒体，就算不事事讲究新闻五要素这“五个W”（When/Who/Why/Where/What），时常“用据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内部人士透露”，也多少有个限度。如今点击率为王，有听众订阅，就象刘兰芳《说岳》评书一样，听众听的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岳飞，而是听个热闹痛快；又或者类似人们看武侠小说，不在意武侠是否存在，只在意武侠们行走江湖、拳脚上争锋那快意恩仇，当作成年人的童话。 不过，既然挂上中国“时政分析”的名儿，毕竟与说评书有点不同，说者也得不断调整说法，取信于听众。以今年这轮为例，约一个月前，“习下李上”终于调整成“李上习不下”，但这些传言不够惊耸，不足以惊动英文世界。大概在9月24日前后，有人发现习近平神隐了数天，于是大胆推测北京发生政变，政变的军队已经控制北京，这条惊天消息最后被某中文自媒体加以完善丰富了不少细节：习近平被软禁，彭丽媛绝食以抗议。这下英文世界再也坐不住了，我这里立刻有人来电查问此消息是否属实？我告知这是几家中文自媒体的产品，不必认真。但最后传言长了脚，成为五大洲皆知的中国头条社媒新闻，直到习近平与其他常委同框出现，还有人继续分析一些细节，比如李等两常委穿白衣暗示什么之类。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知道，以前用“据传”发的“习下李上政变说”的媒体终于出来澄清。前中央党校教师蔡霞女士的一段话被德国之声、法广引用，算是今年这轮上下说传播者就此事最适当的解释，或许可以为各路传播者提供一个解释标本并安抚受众的情绪。 在9月28日法广《谣传习近平遭软禁的背后》 中有如下一段话：“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说，‘20大之前充满变数，一切皆有可能! 至于哪种可能成真，要到中共20大新常委们站在新闻记者面前，才算尘埃落定”，“传言反映人心，当真就不必了。” 看到这句“传言反映人心，当真就不必了”，我不禁莞尔。在推上转推时顺便周知：各路自媒体的受众们，今后再遇到类似的信息，就当评书听，不必当真。 从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到中南海占星术 早在2012年中共薄熙来事件之后，我就写过一篇“《从“克里姆林宫学”到“中南海占星术”》（2012年9月29日），分析了这种盛行于海外中文媒体上的中共权力斗争传闻，在此概述一下。 “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是对“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戏谑之称。当年苏联号称“铁幕”，与西方基本处于信息隔绝状态，它主要通过观察苏联官方媒体来了解苏共高层的人事变化，并据此来推测苏联的政治动向，尤其是苏共高层权力结构和权力继承的变化。例如，塔图（M. Tatu）曾仔细分析苏共二十一大前后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与表面上排名在他前面的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哥尔内相比，谁的地位更重要（见之于其著作《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 \[ Power in the Kremlin\]）。他的依据是在若干次会议上苏斯洛夫是紧挨着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坐在后者的左边或右边。 在克宫政治动态对外界完全封闭，充满了神秘感的“铁幕”状态下，这样的揣测常常成为媒体跟进分析的参考。但由于资讯太少，“克里姆林宫学”也常常失灵，比如，谁也没能预测出赫鲁晓夫下台。正因为如此，一些苏联观察家就挖苦“克里姆林宫学”的分析，把它说成是“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意思是，这种对苏共高层动态的揣摩无异于占星士的神秘预测。 海外中文媒体上的中共权力斗争“分析”，其实就是脱胎于“克里姆林宫学”的“中南海占星术”，中共政治生态与苏联时期相类，人们分析中南海政治生态，只能象克里姆林宫学一样，根据中国媒体上的信息，比如习近平最近出现的频率、李克强说了什么，然后穿凿附会出许多传说。信息世界从来就是谣言四起，互联网时代加剧了这种状态，这就是中南海占星术能够在海外中文媒体上长盛不衰的原因。 中国有句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提醒世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也许重大的历史事件会是这种状态，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鸦片战争缘起鸦片之害，民国时期“五毒乱中华”之害，让中国现在都还能谈毒色变；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也让中国政府在发钞时有个按钮，太多时还记得按一下停止键。但多数时候并不如此，黑格尔有句名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中国文革的“破四旧”、否定历史、群众运动禁言（取消文化）在另一大国曾出现过，更何况这种于真实社会形势发展无关的谣言传播。更何况，《叫魂》这本书中描绘清中叶一则谣言引发江南数省民变的社会土壤，至今在中国还很肥沃。 笔者认真地“预言”，今年这轮“习下李上说”既非中南海占星术第一次显灵，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消停之后，另外一波新的政治传言必然又起。但愿人们记得“人心所向，不必当真”这剂安慰传播者与受众的万能膏药，任何政治传言，能给人们带来乐子就好。一场网上游乐消停后，另一场开始。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9月2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9292022143802.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06👍 0💬 0中国与全球展开“疫情战”
程晓农 2020年似乎是“世界工厂”失去信心的第一年，也是二十年来中国因外汇紧张而开始减少非必须品进口的外贸收缩转折点，还可能是中国民众告别出国旅游和出国留学的开端。 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目前中国不仅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也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压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说过“在这场冠状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变”，看来此言不假。为什么中国发起“战狼式外交”？它的这一战法能否助其解脱困境？这是西方国家正在关注的问题。 中国突然发起“战狼”外交 BBC中文网今年5月1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疫情之下大行其道的中国“战狼”外交会不会成为新常态》，分析中共最近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发起的“战狼”外交。这篇文章指出，中国外交言论最近呈现的新特征包括：对外界的指责加以直接的言语攻击，而非用理据驳斥或解释；以谤止谤，反击未经证实的言论，要么批评东道国处理疫情不利而将责任推卸给中国，要么扬言可能对东道国实施经济报复。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2月新上任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3月13日在推特上称，“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这一表述至今仍引起广泛争论。另外，3、4月里一批中国驻外大使馆几乎同时开火。比如，中国驻法大使馆发言人斥责法国某养老院在疫情中存在擅离职守，“导致老人饿死、病死”，并刊登一系列文章称，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应对疫情不利。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威胁说，如果该国政府继续推动调查病毒源头，中国民众可能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或者旅游。中国驻巴西大使则针对巴西总统的儿子指责中共“专制政权”的说法，在推特上称他访美后“感染思想病毒”。 就在昨天，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北京给澳大利亚的经济教训，大国的强硬无差别》。该文说，“堪培拉的政界、财经界人士在5月13日前后人心惶惶。该国几家主要谷物生产商听信‘中国正在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传言，沉浸在澳大利亚大麦或遭‘征收高达73.6%反倾销税和6.9%反补贴税’的恐惧中。该国的肉品产业也面临困境：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5月12日确认，中国已暂停从澳方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进口牛肉，其货品案值约数百万澳元……4月中下旬以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外长佩恩（Marise Payne）及内政部长达顿（Peter Dutton）等人先后从4月16日至26日间批评北京，提议派遣‘独立监察人员调查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先在4月23日批评了澳方的‘政治操弄’行为，中国驻澳大使亦在4月28日接受采访时指出，澳方行为伤害中国感情，亦称中国消费者可能拒买澳红酒、牛肉等。至此，澳大利亚的遭遇业已成为北京与堪培拉之间心照不宣的结果。中国动用经济武器并非新闻，近十年来中国这项武器上的应用日臻成熟”。中共最近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威胁，是对BBC指出的“战狼外交”各种手法的一个最新注释。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去年底、今年初武汉疫情从中国向全球扩散，到5月14日为止，已使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434.7万人被感染，近30万人被夺去生命。这一疫情严重威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也给大部分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害和个人财产损失。世界上多个国家就中共在这次疫情扩散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国际伦理方面的种种问题开始追责；而中共则像头孤狼，处境极其孤立，“战狼”外交就是“孤狼”的应对战略。可以说，这场国际追责风暴才刚刚开始。 对中共来说，首当其冲的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这些压力既来自白宫，也来自美国国会、民间、各州检察长及法院。白宫出于外交考虑，保持比较低的姿态，以免把外交渠道堵死；但国会没这个顾忌，日前美国9名共和党参议员推出了《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他们要求，若中国不配合，不全面说明导致新冠病毒爆发的过程，交代疫情的真实来源，就会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中国，制裁手段包括冻结资产、旅游禁令和撤销签证，以及限制中国企业向美国金融机构借贷和禁止中国公司于美国交易所上市等。此外，美国17个州的共和党检察长签署公开信，要求国会就中国在新冠病毒传播中的作用召开听证会，信中指控中国隐瞒了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对美国造成了破坏。 国际压力也同样来自澳大利亚和欧洲。德国和爱沙尼亚5月12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决议版本，德国驻联合国大使赫斯根（Christoph Heusgen）5月12日批评安理会对疫情保持“死寂一般的沉默”；爱沙尼亚驻联合国大使尤尔根森 (Sven Jurgenson)表示，“我们必须从这个僵局中找到出路，安理会未能在这个问题上履行我们的责任，真的是耻辱。”此前，欧盟官员为纪念中欧建交45周年而撰写了文章，中共要删除文中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始于中国并蔓延全球的语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首候选人诺伯特·罗特根（Norbert Röttgen）在Twitter上表示，“对外发表统一的意见很重要，但必须反映欧洲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呼吁20国集团中的债权国停止向低收入国家收取贷款利息，但中国坚持继续向非洲的低收入国家收取商业贷款利息，此举将迫使这些贫穷国家在还债和进口食品和药物等必要物品之间做出选择。中非关系恶化了，“一带一路”计划开始面临危机。加纳财长肯·奥佛里-阿塔(Ken Ofori-Atta)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表示，他认为，中国应该更大力度地削减债务，非洲欠中国的债务超过1450亿美元，其中80亿美元需要今年偿付。他说，这需要得到考虑，因为那简直就是末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中心中非研究所所长德博拉·布劳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在网络杂志《外交官》上撰文提到，中国为非洲49个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提供1520亿美元的上千个贷款项目，但自2000年以来中国在非洲免除的债务只占贷款总量的5%不到。 中共进入“疫情战” 这里说的“疫情战”不是指各国为抗疫所做的努力，而是指各国与中共之间就疫情追责诉求而在国际公共关系领域内正进行着的“战斗”。由于追责的结果可能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全球各国或许会跟进的索赔数额大到中共倾囊难支，因此，中共目前的底线是拒认责任，拒绝赔偿。中共军方人士乔良最近说，各国关于追责和索赔的诉求，“这些都属于异想天开”。 针对中国的全球疫情追责显然已成为一场中共与世界上多个国家之间的“疫情战”。这场“疫情战”是各国度过各自的国内防疫最艰难时刻之后，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一种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疫情战”有四条战线：第一，追源头；第二，查隐瞒；第三，追责任；第四，求索赔。 中共隐瞒疫情真相，其实大部分事实都已公开：先是打压说真话的医生；然后说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人没事；再就是让世界卫生组织表态，不会人传人；最后是宣称，没发病的人感染了也不传染。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掌握的消息显示，疫情爆发后，中国曾在最高层面敦促世界卫生组织推迟发布全球警告。毫无疑问，这些做法都加剧了全球疫情和死亡人数的暴增。 中共为什么不会在国际追责和索赔问题上让步？对它来说，让步或硬扛，反正都是输，让步甚至可能输得更多，因为在追责方面让了步，就直接面临巨额的索赔问题。既然中共艰拒与疫情相关的赔偿，它就一定会在追责问题上顽抗到底。这就是因疫情问题而产生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展现为“疫情战”的原因。中共为了避免全球追责，只能否认隐瞒行为，同时拒绝外来调查。它在“疫情战”当中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尽量回避隐瞒疫情的责任，怒怼任何批评；第二，希望全球忘记中共的专制体制从来隐瞒疫情这一制度特征，想从疫情产生国转换到普通受害国的位置，避免任何关于疫情源头的国际追责。而中共为此发起的“战狼”外交则加重了国际社会的不满，中共的孤狼状态不但难以化解，而且与国际社会呈持续的对抗态势，中共与国际社会以往建立的一些互信及合作空间不断地被压缩。 “躲不过去摆不平，手中无牌只能顶” 我用十四个字来概括中国目前的处境，那就是，“躲不过去摆不平，手中无牌只能顶”。“躲不过去”是指疫情追责躲不过；“摆不平”指的是，靠在各国寻找、拉拢盟友也无法解围，由于疫情追责涉及国际公德、国际诚信和国际伦理，西方政治家和媒体很难站到中共一边；“手中无牌”的含义是，中共也没法用利益交换来封口，因为利益交换要“银子”，而中共现在最缺的就是外汇；“只能顶”就是采用“战狼”外交来应付困局。 虽然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目前仍达3万亿美元，其中可机动使用的不到2千亿。因为中国有高达2万亿美元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债务，再加上属于在华外企随时可撤资的5400亿美元直接投资，3万亿外汇储备当中中共可自主动用的仅有4600亿美元；而这4千多亿美元当中，支付2个月进口所需要的安全外汇存量就高达3千亿美元，剩下的机动外汇只有区区2千亿美元而已；按照美中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中方的美国产品采购承诺，今明两年就会耗尽这些机动外汇。所以，中国表面上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其中85%是向别人借来的，捉襟见肘的困窘一目了然。 中国的外贸顺差历来靠对美贸易，与其他国家的外贸则总体上基本是进出口相抵。随着美国公司在“世界工厂”大量取消订单，目前一半多订单已经取消，今后还有没有订单，已经无法期待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靠出口美国赚取外汇来进口美国产品的路子严重阻断，如果要继续执行美中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规定的进口量，势必动用压箱底的外汇，两年就用光了。这种情况下，美中经贸谈判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变成空中楼阁，名存实亡。而这种局面和疫情战相结合，将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的恶化。 对中国来说，除了货物贸易已经不能再提供外汇净收入，在服务方面还有大量逆差，主要是民航和船舶运输所必须支付的费用，以及国人出国旅游和留学所用外汇。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外汇短缺，最近国内各地开始要求上缴个人护照，甚至包括学生护照，非紧急出境者暂缓办理新护照申请，目的就是减少旅行、留学造成的外汇支出。很明显，今后这方面的管制会越来越紧，很多人恐怕再也不能出国旅游了，留学生需要的学费、生活费外汇也会被管制。 由于国际司法机构的无力和无能，以及各国通过国内司法裁断而有效求偿的难度很大，追责和索赔最后很可能要靠各国政府的行政手段；而这些行政手段的使用，无论是扣押中共官方资产，还是经济制裁措施，中共肯定会强烈反弹，并采取反制手段，因此“疫情战”的可预期走向将呈现出中共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日益紧张。 “疫情战”必然进一步冲击已经被美中贸易战动摇了的以中国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供应链，使得经济全球化从过去三十年的一国化（中国化）变成多元化，而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中国从经济全球化当中被逐步边缘化。2020年似乎是“世界工厂”失去信心的第一年；也是二十年来中国因外汇紧张而开始减少非必须品进口的外贸收缩转折点；还可能是中国民众告别出国旅游和出国留学的开端。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5/15/2020，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why-is-china-engaging-new-wolf-warrior-diplomacy）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从地震救灾看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中国当局在四川汶川地震后所有的应对行动中，最刺眼的莫过于阻止国内民间人士与国际社会NGO参与救灾。5月24日“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遭到警方传讯，5月30日，四川5.12民间 救助服务中心在压力之下宣布停止联合救助行动，由政府之外的组织参与的救灾活动基本停止。 中国政府为何对不由它主导的慈善事业如此不放心？这得从中国畸形发展的国家能力谈起。国家能力包括汲取能力、强制能力、规范能力、保护能力与分配能力等。从近20年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政府主要发展了汲取能力与强制能力，另外三种能力却处于畸形发展或者弱质化状态。 所谓汲取能力主要指征税能力与抽取资源能力。以征税能力为例，中共应该感谢朱镕基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这一制度充分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近十年，中国的GDP总量由1998年的8.44万亿元增至2007年的24.6619万亿元；中国全国财政收入则由1998年的9.876亿元增至2007年的51,304亿元，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远远超过GDP增长幅度。这种超强的资源抽取能力甚至达到反人道的地步，比如近十年各级政府的征地造成近7,000万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所谓分配能力，主要是指对国家资源的分配，以及通过税收、福利制度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能力。中国政府的分配能力显然没有遵循惠及大多数的原则，自2003年至2007年，标志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就一直在0.47-0.458之间徘徊。另一份调查显示，150万个家庭（约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而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杠杆，就是笔者反复谈到过的“权力市场化”，是中国普遍的贪污腐败造成的。 现代国家的规范能力指规范政府、企业及社会成员的行为之能力，保护能力指保护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的人权及合法利益。这两类国家能力主要是通过法律制度与司法系统得以实现。中国政府的立法本身就具有只考虑国家利益、忽视公民权利的禀赋；法律在实践中形同具文，司法系统的犯罪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均表明国家的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严重弱质化。这次地震救灾中的腐败现象与学校校舍的建筑质量就充分证明这点。中国有关建筑工程质量标准的各种条文中，规范发包者与承包者关系、以及工程施工监工验收的程序一样不缺，但最后的结果是不少学校校舍成了豆腐渣工程，受害者连问责都要受到当局严厉打压。 唯一获得中国政府大加涵育与发展的是国家的强制能力。这里且不讨论政府宣称用于对外的军力与政府部门软性的强管制能力，只谈国家暴力，即用于国内管制的警力与“准警力”（不在编制内的保安队伍）。目前中国控制网络言论的有网络警察，用于维护城市秩序的有城管，用于管制政治言论与行动的有“国保”与“国安”，用于对付群体性事件的有庞大的防暴警察队伍。这类强管制能力每年到底用掉纳税人多少钱？很难从统计年鉴里找到精确数字，但它带给民众的震慑力与恐惧感却无处不在，仅仅城管部门每年造成的暴力伤害致死事件就发生多起。 上述分析可以证明中国的国家能力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汲取能力超强导致国富民穷，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沦入生存绝境；分配的偏倚决定了受惠者是权贵精英集团；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的弱质化导致种种不法横行，而国家又不能保护守法者并惩治违法犯罪者。所有这些导致了社会反抗频发，而超强发展的强制能力则将民众的不满与反抗强行压制下去。如此状态之下，中国政府自然有很强的危机感，防堵各类颜色革命就成了当前要务。 可以说，中国当局压制各类NGO参与救灾，原因有二：第一，专制者向来认为施惠于民是自己做为统治者的专利，任何NGO及个人直接赈灾都被其视为是邀买民心的大逆不道之举；第二，中国当局想让全世界明白，中国这块大地上，只有共产党才是这块土地的唯一主人。离开它，任何力量将无所作为。想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就得维护中共的统治权力。 （《华夏电子报》2008年6月5日，第247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网络舆情分析：用税收残害纳税人的新产业
何清涟 中国政府一直深陷入“财政饥渴”当中，2012年以前，每年税收总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政府饥渴；今年总额上升，但由于税收增速下降，政府更感饥渴。于是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节流就是推迟养老金的发放；开源就是决定尽快开征遗产税、房产税等。 中国政府的财政饥渴与“维稳产业”日益庞大有关。这首先体现在维稳新产业不断增加。 \财政饥渴与维稳新产业\ 这个维稳产业的总规模，我一直没法找到相关数据，但今年10月3日，新华网上一篇文章提供了维稳产业一个分支的从业人数，该文的标题是：“网络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万”。 综合相关消息介绍，“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诞生于2008年（我猜想与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工作编织的“六张网”工程有关），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即工青妇等类）职能机构。工作范围与网络评论员即五毛不同，负责“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决策者”。外界认为认为他们是“网络特工”，他们本人否认这点。 这一维稳新行业有几大特点：一是有专业培训，并颁发资格证书，多家中央机构参与了这一培训项目。据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项目于9月份已经启动，对参加培训并通过考试的人，发给“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合格证”；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也参与分润“培训”这块蛋糕，据说“将举行首期舆情分析师培训，培训包括舆情分析和研判方法、舆情危机处理与应对等8门课程”。二是报酬优厚，远远超过五毛。据网易报道“揭秘网络舆情分析师：共分成四级”，最低月薪6000-8000元。如果按照四级的人数与工资取中位数，至少人均10000元月薪，全国每年为这个行业支付工资就高达240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他们使用的软件与设备费用，据说这些费用也相当昂贵：“一般的舆情监测软件，包年的价格从5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这几篇报道富有资料价值，一是给出了具体工作范围，让外界明白除了专事告密的信息员，惯于在网络上搅浑水混淆黑白、“引导舆论”的网络评论员之外，还有这么一个诞生于2008年的新产业；二是给出了从业人员的数据，让外界知道“网络舆情分析”已经成为一个很壮观的行业。 以上产业与人类社会其他产业不同，这些以强化政治控制为目标的行业，其特点是消耗社会财富，却不创造任何价值。在中国，可以说这个行业是用纳税人所交税收供养、却专门用来对付纳税人，包括看起来似乎不纳税的社会底层（这些人不交个人所得税，但通过生活消费品的各种商业税收间接交税）。 \东西厂队伍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 政府为监控舆论及民众思想，监控队伍在不断扩大，“常规产业”已有数量庞大的信息员与网络评论员（俗称五毛）。这些队伍到底有多大？并无全国性的具体数据，但间或透露的局部地区的数据非常惊人。 以充斥全国数千所高等院校的信息员为例。招聘信息员的广告在国内大学网站上随处可见，前两年连工作任务都列明于上。2008年11月20日，西安理工大学校园网上曾有一篇《创建平安校园 优化育人环境 ——我校创建“陕西省平安校园”综述》，称在学生中就确定了2627名安全信息员，此外还在师生员工中发展了65名特别信息员。当时，该校全部在校学生共26000多名，约每10个学生中有一名半职线人。 2010年2月1日，一则在新华网被堂而皇之登出的采访称，内蒙古开鲁县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兴臣同志对记者炫耀，该县通过“三个一工程”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线人网络，可以对任何的异议和反抗都保持“高度敏感”。具体内容是：全局民警及协警人员不分警种、不分岗位，每人在社区村屯、行业单位、复杂场所等布建20名信息员，共10000名；在此基础上，刑侦、经侦、国保、网监、治安及派出所一线实战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5名耳目，共 1000名；刑侦、经侦、国保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4名刑事特情，共100名。刘兴臣开列的线人数量是：由开鲁县公安局掌握的线人高达12093名。该县是个拥有40万人口的县，在这40万人口当中减去约占人口四分之一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等于每25 个成年人口当中至少布有一名“线人”在盯着。 英国《每日电讯报》随即据此消息写了篇文章Chinese police admit enormous number of spies （中国政府养了大批密探），评述这一现象，文中称：“有专家称在中国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或西藏、新疆这类不稳定地区的密探数量还要更多。从开鲁县的密探人数可以推测出中国全国至少有3900万线人，占总人口的3%”，“其他中国城市已经建立了奖励系统。在深圳，有超过18730英镑（约合20万元人民币）在一个月中作为线人举报2000余条犯罪线索的奖励而被发放出去”，即每一条信息100元。 \网络舆情分析产业需要几个产业供养？\ 一个拥有200万从业者、只为政府提供监控服务、仅工薪就需要2400亿元的行业到底要多少个纳税人供养呢？因为各企业上缴税收无法掌握，只能提供几个从业者相等的行业的年产值（或营业额）的数据，以做粗略的参照比较： 效益不太好的中国动漫游戏行业，现约有企业46090个，从业人数约200万人，产值达100亿。效益中等的中国皮具业，企业数量超2.6万家，从业人数超200万人，年总产值接近800亿元。效益较高的中国电子商务行业，该行业从业人员超200万，交易规模达7.85万亿。平均税后利润达到8%-10%即是企业的最佳状态，上述三个行业600万员工，最好的状态下，也只能有5600亿-7000亿利润（事实上不可能这么多），这三个行业的600万员工所创造的全部利润，才能勉强养活这个维稳新产业的200万员工，并支付昂贵的设备费用。 这些维稳产业主要为政府服务，自然由政府买单。据财政部披露，今年预算报告确定的全国财政收入增幅为9.5%，支出增幅为14.1%。在预期支大于收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只好竭泽而渔。有些底层人士认为开征遗产税可用之于补贴底层，这个想法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用于维稳的开支越来越大，例如使用“网络舆情分析师”这类高级密探，一个最低级别的月工资需要若干个网络评论员写1万几千条质量低劣的帖子，自然不可能再有余钱分润给贫困底层。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0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tax-china-20131005/176379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民族冲突可能使中国崩溃解体——访蒙古族学者巴赫
伊宁暴动，北京公车被放置炸弹，藏人要求独立，内蒙骚乱┅┅民族矛盾在中国几乎白刃化。怎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毛病在哪里？ “毛病在於专制统治，和大汉族主义的中国人对其他民族的种族歧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巴赫先生最近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这样概括。 今年42岁的巴赫是一名蒙古族学者，原在新疆社科院历史所专事研究西北民族史，即新疆、内蒙和西藏问题。八年前应丹麦文化部邀请到该国皇家博物馆甄别中国民俗历史资料。随後又在瑞典博物馆和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研究新疆和蒙古史。 ●“东土国”曾统一过新疆 在谈到今年二月的伊宁暴动事件时，巴赫先生感叹地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931年，新疆维吾尔人民就在哈密暴动，成立了“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反抗国民党汉人统治。当地军阀盛世才依靠苏联军队和坦克才把暴动镇压下去。1944年，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和蒙古族等原住民在伊犁武装起义，再次竖起“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旗帜，起义部队统一了除现在乌鲁木齐周围以外的所有土地，一直坚持到1949年。当年底，“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五位主要领袖，在乘坐苏联安排的飞机前往北京谈判途中，飞机坠毁，五位领袖全部身亡。随後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 ●20万新疆人集体大逃亡 中共统治新疆後，向新疆大量移入汉人，并实行军事统治。被新疆人称为“杀人王”的王震成为新疆的土皇帝，他统领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有两百万人，再加上中共在新疆境内驻扎的几十个师，基本都是汉人。大量汉人迁入，再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抢占原住民的土地、草原和私有财产，尤其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政策，使新疆人的生活迅速恶化，新疆也像内地一样出现大饥荒。1962年5月中旬，二、三千伊宁市各族居民走上街头，要求粮食，抗议大量汉人迁入。当游行队伍冲进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大院时，州党委书记兼伊犁军分区司令员张世功接到新疆军区司令王震的命令：“开枪”！在枪弹扫射下，手无寸铁的市民死伤无数，酿成震惊全疆的大血案。而同样的屠杀事件，在新疆塔城地区随後也发生，而且市民死伤情况比伊犁更严重。 血腥屠杀激怒了当地住民，狂怒的人们拿起棍棒、铁锹和猎枪等，冲进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办公大楼，把桌椅门窗砸了个稀巴烂，随後举家逃离新疆。当年在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额敏等边境口岸，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和蒙古族等各族当地居民，骑著马、骆驼，赶著牛羊、坐著马车，人喊马嘶，像决堤洪水，滚滚冲过边界关卡，演出了一场悲壮的现代“出埃及记”。 据中共文件说，逃亡人数有15万到20万。民间说法是70万。几天之内，伊犁、塔城地区十室九空。连被中共曾笼络的少数民族领袖也随民众大逃亡。上至新疆军区副司令马尔戈夫将军、新疆军区副总参谋长租农泰也夫，厅长、州长、地区专员、以及县长、公安局长、医生、教师、宗教人士等等。後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苏联和土耳其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决心解放新疆。 中共诬指这是苏联策动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但一直找不到任何证据。後来把这一事件降级为“伊塔边民外逃事件”，最後含糊地称为“伊塔事件”了之。 ●维吾尔族人要刨王震的坟 王震在新疆滥杀无辜，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当地人说，王震的“将军”名声根本不是在战场上得来的，因为他在战场上从没有什麽建树，而是杀戮新疆老百姓得来的。王震有一次表示他死後要葬在新疆天山上。当地老百姓说：“我们决不让这个屠杀新疆人的异教徒的骨头弄脏了天山的净土，他要葬，我们就刨了他。” 王震在新疆如此杀戮，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上调北京出任农垦部长。屠夫王震离开新疆，但屠杀却没有离开。1969年6月，中共调来另一个军头龙书金出任新疆军区司令。他到任後，为了让新疆人惧怕他，在一天之内就在全新疆范围内以“地方民族主义”的罪名逮捕了一万两千多人，枪毙了37人。新疆维吾尔族著名的翻译家托乎提．库尔班就是被龙书金下令枪杀的。 ●西出阳关无好人 汉人在五十年代初在新疆仅占5％，现在则激增为37％。在新疆目前的1,500万人中，汉人达600万。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新疆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虽然新疆的面积相当於60个江苏省或40个台湾，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中共扶持的全国25个贫困县，有20个在新疆。 巴赫说到这里，引述了1912年的新疆总督杨增新对出塞汉官的评价：“西出阳关无好人。汉人冒著风险到塞外，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不可能不吮吸民脂民膏。”巴赫虽是蒙古族，但出生在新疆伊犁地区，他亲眼目睹了大大小小的“王震们”如何骑在新疆人头上作威作福。他说，被视为肥缺的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工厂学校的职务名额，90％以上被这些大小“王震们”的亲属和汉人所占有。而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只能从事所谓的“自然经济”，即种地、放羊和卖烤肉等。 ●强迫新疆人使用北京时间 大汉族主义对新疆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呈现在各个领域。例如龙书金的打手们当年在批斗不会讲汉话的维吾尔族干部时曾狂喊：“讲人话（即汉语），不许说牲口的话（即当地语言）。”龙书金在干部大会上训话：“什麽新疆时间，难道还想搞独立？老子是玩枪的，不管那麽多，以後一律改成北京时间。”一句话，与北京时差两小时的新疆只得用北京时间。即使现在恢复了新疆时间，但在新疆的汉人们仍顽固地采用北京时间。 巴赫的话使我想起一年多前在《纽约时报》（1995年12月4日）看到的该刊记者迈耶（Karl Meyer）写的编辑笔记“亚洲失落的世界——在中国殖民下的新疆”。迈耶写到，他随二十名旅游者去了新疆，在和田地区，导游告诉他们，全城有18万居民，其中96％是维吾尔族人。但他们参观的工厂，墙上贴的告示都是汉语。而在吐鲁番附近的火车站，几乎全部的指示说明用的是汉语，包括火车时刻表。这位记者感叹地说，对那些要乘火车而不会汉语的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来说，这会多麽不方便。在距离北京2,100英哩的喀什城，迈耶发现，由於时差，到中午时分，天才亮。当地的20万居民，90％是维吾尔族，但被强迫使用北京时间。 ●王震骂胡耀邦是“卖国贼” 七十年代末，杨勇主持新疆工作，提出让原住民高度自治，并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给地方管理。杨勇的温和政策缓和了新疆的民族矛盾。但杨勇调离後，在王震的支持下，新疆又恢复了“生产建设兵团”。因为王震曾大骂说，谁否定兵团，就是对他的否定。兵团恢复後，那些兵团的既得利益者们在乌鲁木齐近郊的五家渠为王震修了一个专用别墅，王震曾去住过一次。王震有个嗜好，喜欢与回族女子过夜。王震的部下们找了一个年轻的回族少妇陪王震睡觉。事後那对年轻夫妇因此离婚。 新疆的又一次转机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和新疆後提出“新疆六条”，让新疆充分自治。但当时身居副总理要职的王震坚决反对，王震仗著在文革中保护过邓小平的特殊关系，以及他和邓小平在民族问题上观点一致，在中央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谁做这样的决定，简直是卖国贼！”结果胡耀邦的“新疆六条”以失败告终。 ●新疆有了电，也有了核污染 新疆人除了深受中国殖民主义的压迫，还遭受著原子辐射的残害。因为中共的几百次核试验几乎都是在新疆境内进行的。1995年8月17日，中共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罗布泊核子基地进行的核试验，震撼规模相当五点六级地震，威力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的10倍。 中共在新疆博斯腾湖畔建造的“马兰核子基地”，距离当地蒙古人居住的和硕县只有10公里。巴赫曾去过这一带考察。“马兰核子基地”是聂荣臻、张爱萍建造的“原子城”，里面修筑了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试验室、营房和四合院。当地的蒙古族居民告诉巴赫说，“这几十年有两个变化，一是有了电，二是有了核污染。” 巴赫在当地发现，在靠近核试验场方向的树木，树叶全部脱光。当地毛发脱落和皮肤病患者很多。由於空气污染，当地的酸雨频率已占总降雨天数的80％。当地人困惑，为什麽老天连续降下黄土，天空总是灰蒙蒙，人也灰头土脸。 博斯腾湖是新疆第一大淡水湖，是附近几万蒙古人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并盛产鱼类。但由於核子辐射，现在鱼肉已不能吃了。附近的库尔勒市以盛产香梨闻名，如今也由於污染严重而停止出口。 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医院的一个院长告诉巴赫，自1964年中共开始核试验以来，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接近试验地区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和汉族人血液病变的数量是一般地区的四至五倍。当地儿童、妇女患白血病、喉癌的人数直线上升，孕妇早产和畸形儿出生率也急剧增加。据最近返乡的一位蒙古喇嘛回到纽约告诉巴赫，他的两个弟弟都死於莫名其妙的病症。当地青年人死亡数量增长之快，令人吃惊。 ●军事镇压解决不了新疆问题 大汉族主义的殖民统治，激起当地人民的不断反抗。自中共建政以来，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暴动在新疆就有11次之多。而小规模的反抗无以计数。巴赫回忆道，1995年，就有7名维吾尔族转业军人因找不到工作，愤而抢了当地的武装弹药库，和一部三菱汽车，一路射杀，死伤了200多人，最後这7人被中共野战部队击毙。 巴赫先生的结论是，“伊宁暴动”不是第一次，也决不会是最後一次。中共靠军事镇压解决不了新疆问题，民族仇恨只能越杀越深。 ●蒙古人在内蒙成了少数 巴赫目前正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资深研究员司马晋合写一部论蒙汉关系的书。他谈起蒙古问题，更是如数家珍。 他认为目前内蒙古的问题与新疆一样，根本问题是大汉人种族主义。他举例说，内蒙古的人口在1947年只有68万，现在激增到2,300万。祖祖辈辈在草原上生活的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数，现在只占总人口的14％。 巴赫介绍说，内蒙古也像新疆一样，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独立运动。1924年外蒙古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937年，成吉思汗的第31世孙德王组织了“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自卫军。当时国民政府允许蒙古人高度自治，允许保留蒙古自卫军十个师。国民政府负责外交和国防，其他均交由蒙古自治政府自理。 1950年，中共军队进军内蒙古，打败了德王的蒙古自卫军。不久中共在内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世代以草原为生。但中共在内蒙开矿建厂，建造重工业；并强迫蒙古牧民在草原上种粮食，强行推行“人民公社”政策，同时把大量汉人迁入内蒙。 ●5万蒙古人被打死，50万人致残 文革中，北京军区副司令腾海清调到内蒙出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腾海清像统治新疆的王震一样，在内蒙古大开杀戒，在清查所谓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时，逮捕关押了80万人。腾海清的口号是“对内人党不可手软，只有触及他们皮肉，才能刺痛他们的灵魂。”结果内蒙古的很多工厂、学校、寺庙、医院以至幼儿园都成了牢房。腾海清的打手们到处私设公堂，任意刑求，酷刑有几十种，包括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更残酷的是两眼被挖出，叫取走两只灯泡。在哲里盟，有妇女被逼与公牛交配。在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被割去耳朵的。砍臂、断腿的，不计其数。在这场大杀戮中，有五万蒙古人被拷打迫害致死，多达50万人致残。被拷打致死的上至内蒙古自治区的三位副主席，高级法院院长，内蒙师范学院院长，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下至普通农牧民和妇女儿童。 ●没有汉人因迫害少数民族被处分过 蒙古人无法理解他们为什麽要这样被杀戮。上千蒙古人骑马冲过层层封锁，跑到北京申冤告状。最著名的是“八百铁骑”，他们裸露著上身，把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的肌肉上，来到中南海申冤。当毛泽东说了“挖内人党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後，成千上万被关押的蒙古人才获释。随著牢中酷刑和各种惨案被披露，死伤家属纷纷走向街头，举行街头控诉会和刑具展览会，很多死亡家属自发组织了“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干部家属申冤团”，数以千计的蒙古人在大街上呼冤求救，哭天喊地，场面极为悲壮。 结果，像“杀人王”王震一样，腾海清只是调离内蒙，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没有任何处分，更不要说刑事追究。 巴赫谈到这里悲愤地说，在中共统治新疆、内蒙和西藏这四十多年间，以“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为罪名迫害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人民，但从没有一个汉人因“大汉族主义”被处分过！ ●民运人士的口气与邓小平一样 巴赫很感触地说，中国人的“大中国”情结很深，一听到少数民族暴动，第一反应是指责他们分裂中国，而从不去认真了解一下，为什麽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等不愿意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巴赫在美国接触过中国异议人士，有些异议人士见到他是蒙古人，第一句话是，如果你不主张蒙古独立，咱们可以谈。那种口气和思维与邓小平说的“只有不主张独立，别的可以谈”一模一样。 巴赫强调，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其风俗习惯与汉族也大不相同。例如蒙古的文字是字母由上而下拼写，与汉语完全不同。这些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曾在历史上建立过独立於汉族的国家，而且蒙古人还统治过汉人。如果中国人想把这些民族保留在中国的大家庭之内，解决的根本办法，不仅仅是结束专制，还需要放弃“大汉族主义”的种族歧视和大中国的殖民心态，让这些民族充分自治。 对有些中国异议人士提出的中国将来实行联邦制，巴赫表示赞成。他举例说，当今世界上六个主要国家，五个是联邦制，因为联邦制比较适用於大国。他质问到，香港几乎全是汉人，可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为什麽不可以在新疆、内蒙和西藏也这样做，让“藏人治藏”、“新疆人治疆”、“蒙古人治蒙”？如果像现在这样对新疆、内蒙和西藏只是一味军事镇压、殖民统治，民族仇恨只会越积越深。但仇恨的“火山”总有一天会喷发，那时候，不仅“大中国”可能因此崩溃解体，还可能会有一场民族大冲突、大流血，这对哪一个民族都是悲剧。 （载《开放》1997年6月号） 1997-05-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中国与美欧：从雷暴雨到阴晴不定为哪般？
何清涟 从2月下旬到4月下旬，整整两个月，中国与美欧关系犹如坐过山车一样险情百出。因中国坚持保持中立并与俄罗斯保持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美欧对中国的态度从威胁经济制裁到拜习视频会后放弃制裁，美方虽然未能改变中国对俄态度，但声明并无证据表明中国对俄实施了军事援助，此后，双方静默了约半个月。但从4月中旬开始，先是欧盟、继之是美国，相继对中国释放了一些友好表示。中国现阶段因疫情清零与中共二十大前夕的政治紧张，来自美欧的这些表示对北京有减压效果。 在中国完全未调整对俄态度的情况下，是什么促使美欧主动调整？ 美国希望缓解中期选举的压力 先说美国调整了什么。 据路透社报道，在4月21日而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中，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Daleep Singh）在会上表示，美国可以降低对自行车或服装等一系列非战略性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帮助对抗通货膨胀。以下这段话很关键，他说，前川普政府征收的关税可能给政府带来了一些谈判筹码，但这些关税没有战略目的，中国也有类似的非战略性报复性关税，在这个通胀上升的时刻，中国有自己非常严重的供应链问题，美国应该抓住机会做点什么。例如，美国可降低对非战略性中国商品的关税，利用关税来推进战略重点；加强关键供应链、保持美国在基础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支持国家安全，降低通胀。贸易代表戴琪重启了一项关税豁免程序，可能会降低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他并不讳言，中期选举将至，必须缓解通胀压力。 如果有人怀疑这是辛格个人建议，一天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正在竭尽所能降低通货膨胀，这包括了”仔细审视”对华贸易战略。她强调，重新审视关税也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将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 美国的通胀率持续走高，2月份俄乌战争还未爆发，美国的年通胀率就高达 7.9%，3 月份年通胀率高达 8.5%。4月12日，美国劳工部表示，3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比 12 个月前上涨了 8.5%，这是自 1981 年 12 月以来最大的同比涨幅。食品、汽油、住房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上升对消费者构成压力，并抹去了许多人获得的加薪。 我的看法是，由于美国通胀的成因主要不是中美贸易战，政策性因素居多。就算与中国互免关税，相对如此高企的通胀，不过是杯水车薪之效。 欧中关系阴转多云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布鲁塞尔，在与欧盟有关方面负责人多方会谈之后，于4月22日与欧盟外交事务部秘书长联合发表声明，提醒中国，对俄罗斯的任何支持都将会损害中国与美欧各方关系，并再次谴责中国因台湾问题制裁立陶宛的行为。 不过，“胡萝卜+大棒”是西方对待非本阵营国家的传统方式。在4月1日举行的中欧视频峰会上，欧盟指出，有必要解决长期以来对中国市场准入和投资环境的担忧，以确保平衡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欧中领导人授权高级别贸易和经济对话在夏季之前找到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具体方法，并同意继续就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开展合作。欧盟强调了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 27 次缔约方会议之前采取额外措施的重要性，包括逐步淘汰煤炭，确定环境与气候高级别对话将在夏季前举行。 中国方的回应是：4月2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和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规定，批准这些公约的国家必须避免使用并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还应该努力确保“立即和彻底废除”这种劳动形式。批准这些公约是欧盟确认2020年底签署的《中欧投资协定》的先决条件之一，该协议因人权问题而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被指责在新疆省使用强迫劳动以及侵犯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权。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在其2月份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待遇表示“深切关注”，并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系统地强迫从事农业劳动。美国等将维吾尔人劳改营视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方面则声称这些营地是教育中心，旨在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关于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中国并未做出承诺，但法媒分析，“中国批准禁止强迫劳动的国际公约，中欧经济协议或再上路”。 德国失去资源的同时，不能再失去中国的市场 目前，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受这番经济制裁影响最大，该国政府顾问已经将2022年经济增长率预估从4.6%降至1.8%。整个欧盟的情况都不乐观，4月21日，欧盟经济专员Paolo Gentiloni在彼得森研究所会议上表示，乌战预示全球化的终结，“战争及其后果——包括欧美对俄几轮制裁——正在加剧对已紧张的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除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使经济适应数字时代的本已庞大的支出压力之外，此次入侵还迫使欧盟 27 国大幅增加国防支出。 德国是欧洲经济支柱。最近，德国自己也承认，长期以来，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巨大的中国市场、全球化发展以及强大的德国工业，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下，催生了德国经济的两大特点：一，它给德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德国出口量远超进口量，也因此长期遭到贸易伙伴美国的诟病。二，它也使德国经济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其中以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性尤为严重。据德国之声4月8日报道，全球化工行业霸主巴斯夫总裁布鲁德姆勒（ Martin Brudermüller）不久前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就正是这样做的。当记者问及，德国购买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是不是等于在为普京发动的战争提供资金时，布鲁德姆勒说：”事实是这样的，俄罗斯提供的天然气是德国工业保持竞争力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德国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将使”我们的富裕生活毁于一旦。”这种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供给是”德国经济实力的重要基础。”这位工业界巨头直接道出了德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和出口冠军的奥秘：先是进口价格相对优惠的能源，再在本土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中，借助高薪技术工人的操作，生产出优质产品，再销往全球各地赚取利润。毕竟”德国制造”仍是享誉全球的质量象征。 中国市场对德国多重要？上海忙于“清零”，经济处于瘫痪状态，世界上最繁忙的上海集装箱港口——上海港目前货物堆积如山，德国制造商正在为潜在的严重供应链危机着急。据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BDI）主席鲁思沃（Siegfried Russwurm）告诉德新社：“德国工业界担心未来几周的生产流程会被打乱”。 欧盟经济专员看到的情况，其实关心时事的有头脑人士都能看明白。从2020年疫情以来，世界进入多事之秋，这次制裁更是打破了全球化勉强维持的平衡。无论是抛 弃俄罗斯的能源还是抛弃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世界各国都没做好准备。如今因为俄罗斯侵乌战争，西方为表达支持发动制裁，在对俄罗斯实行部分能源制裁的同时，再抛弃中国市场与中国制造，非常困难，这就是西方对北京表面中立实则支持俄罗斯虽然十分不满，却一时无法断舍离的原因所在。对北京来说，4月24日的法国大选结果有利于北京，因为马克龙更倾向于维护法中双边关系，比较戏剧化的是：中国现在正在忙于严重扰民的清零，顾不上西方亟需的供应链问题。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4月25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425202210305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中国经济：是“诺亚方舟”还是“泰坦尼克”号
中国官方宣传对自身经济实力的认识与旁观者完全不同。官方宣传至今仍陶醉在自我安慰的快乐中：在世界深陷经济危机时，“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将拯救世界，是带领全球经济走出泥潭的“发动机”。而旁观者却已经在为中国房地产这个超大泡沫担心，认为中国政府用资产泡沫催动的非理性繁荣必将导致非理性萧条。 由于房地产泡沫已经被讨论得够多，我想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讨论中国经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发生一年多以来，众多专业人士加以检讨，认为有五大因素阻碍世界经济复苏。这五大障碍是银行有毒资产（包含坏帐与风险较高的贷款）、银行监管缺位、大规模失业、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以及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如一波又一波让人类头痛的疫情猪流感之类。 应该说，这些障碍中国均存在，而且中国本身就是造成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 资产泡沫孕育新的金融风险 五大障碍中，有毒资产与监管缺位，中国均存在。中国银行系统的坏帐一直是国际金融界关注的问题。2007年以前的坏帐，已经通过吸引众多国际银行业巨头作为三年期“战略投资者”参股国有银行作为“包装”，在中港两地上市圈钱，终于将9000亿美元左右的坏帐消化掉，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尽管三年期一到，这些“战略投资者”纷纷减持退出，现出了“战略投机者”的本来身份，这是后话。 自2008年中国为摆脱危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危机又让海外同业颇为担心。以下是中国媒体经常提到的一些数据：一是中国前一轮消化坏帐提高的资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国银监会（CBRC）要求各大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据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估算，中国11家大型上市银行要达到更严格的资本标准，总共将需要筹集3000亿元人民币（440亿美元）的资本。二是中国在房地产投放资金过多，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占GDP总额6.6%，以及四分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中国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里的贷款（包括开发商贷款、土地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已经达到数十万亿。房地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银行贷款风险。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万多亿资金催生的项目大多成为套取银行贷款的工具，并无实效。据北京派出的中央检查组分赴各地的检查结果，在被查的2472个项目当中，有2151个项目存在问题。 中国的银监会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机构，而央行则是中央政府的钱袋。中国政府需要从这个钱袋里掏多少钱，不由银监会作主，所以中国的银行监管松散乏力。美国《福布斯》12月号刊登封面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泡沫”，其中援引了美国西北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维克托．施的话说，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庞氏骗局，主导者是中国的央行，因为它可以大量印钞票。” 失业率过高，内需难以启动 中国的失业问题历来就非常严重，失业率多少也是个谁也无法弄清的谜。这里援引两个数字：2008年7月奥运召开之前，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对媒体透露，中国失业人数估计高达2.5亿，其中农村2亿，城市高达5000万。据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估计，2009年失业农民工加上新增失业大学生共计约5000万。这3亿失业人口占了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30％以上，与我前些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各项资料计算出来的比例接近。 失业人口越多，用于消费的钱越少，中国的内需就越加疲软。加上近几年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央政策刺激房地产价格猛涨，社会购买力几乎被房地产需求吸尽榨干，中国的最终消费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不仅低于处于经济萧条期的美国（70.1%），甚至低于印度（54.7%）。1978－2005年，中国的年均消费率为58.5%，低于同期世界年均消费率76%。 难以调整的中国经济结构失衡 消费率偏低，投资率过高，是中国经济近30年以来结构失衡的主要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1978－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资率为22.1%，亚洲国家的年均投资率为27.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8.9%，不论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都明显偏高。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这种结构性失衡不可避免影响全球经济，最后形成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这种失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与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其一，美国依靠民众的个人高负债来保持全球最高的消费水平，以此维持其自身经济增长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养分。其二，中国政府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来支撑其出口，使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得以维持信贷和消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的消费收缩对德国、中国和日本等几个出口大国的影响尤为突出，这种影响也扩散到了全球各个角落。专家们呼吁应该建立一种不高度依靠美国个人借贷和贸易赤字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开始致力于改变这种低储蓄高消费的习惯，希望能够减少向中国借债。目前已经初现成果：2009年12月中旬，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公布第三季度“资金流动”数据显示，美国家庭的储蓄率继续上升，已经稳定在5%左右的水平，美国居民已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买家；而外国投资者在美国国债余额的增量中占据的比例下降，2008年为54%，2009年的第三季度已经下降至27%。 美国储蓄率升高对中国并非福音，这意味着美国这个中国出口的第一大海外市场重要性降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2009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7.7%，其中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有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为负数。因为“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这驾马车几乎停顿，内需低迷，中国政府只好罔顾各种警告，继续催生房地产泡沫，其状有如瘾君子不得不依赖继续吸毒以维持生存。 尽管中国总在借引述“外媒”（这类“外媒”的主角之一是有中资背景的华文报纸）的话在证明：现在，中国是带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诺亚方舟”；在未来10-15年内，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然而，现阶段中国经济“繁荣”其实只是依靠房地产泡沫在支撑的非理性繁荣。如果找不到其它方式拯救中国经济，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中国经济将可能成为一艘“泰坦尼克”号。 （原载BBC，2009年 12月21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2/091221\cr\china\economy\by\_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缅甸民主化道路对中国的启迪（二）
中缅两国目前的状态说明，一个民族的主体想要什么，最后得到的就会是什么，而且不可能只收获花朵不收获荆棘。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缅甸的民主化道路，一开头设定的目标就不同。缅甸的反对派要求的是结束独裁专制，实现民主化，20余年间这个方向性目标一直未曾改变；而由中国政府推动并得到人民积极响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于中共是种危机推进型改革，其目的是通过改革摆脱危机并为其专制统治注入新的生机，于人民是要改善生活。最后中共达到了目的，并兑现了邓小平承诺的一半：少数人先富起来，大部分人成为“待富者”。 “苏联教训”使中共加强构筑专制铁篱 “8888民主运动”之后，危机意识驱使缅甸军政府做了一些渐进的政治改良。次年中国发生的“八九民主运动”，当然也让中国政府看到了危机，但与缅甸军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完全不同，中共政府是加强修补专制铁篱： 一是逐步强化党的控制。在赵紫阳时期已经实施的政企分开，一律退回到“党领导一切”。到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的外企、私企纷纷建立了党支部，各级人大一把手由当地党政一把手兼任。二是加强对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中国成为对互联网监控技术最有“贡献”的国家。三是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尤其是严控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以避免再次出现以学生为主体的1989年民主运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点，即对西方民主的批判。这一批判在80年代邓小平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遭到强烈抵制后，曾经暂时消停。到了胡温时期，中共官方理论界先是称，“中国已经建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继而于2005年反对西方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的阴谋；再到2011年3月吴邦国公开宣示“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最后演变成习近平坚决“不走西方邪路”的“三个自信”，以及对“文革”、“大跃进”、“反右”的肯定（“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应该说，中共政治上日趋保守反动，源自其道路选择。它最初的改革动力就是为了挽救党的统治。既然经济改革使中共摆脱了毛式“文革”带来的统治合法性危机，那么，任何政治改革只会对中共的三个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构成挑战，只能对中共坚持一党专制的核心利益产生威胁。因此，胡温十年期间，既是政府腐败日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再度动摇的时期，也是中共政治上日趋保守的时期。在江朱时期建立的维稳体制得到充分完善，秘密警察、线人制度成为中共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苏共“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更是成为中共时时念叨的经文。 如果说，缅甸军政府自“8888民主运动”之后，应对危机的措施是逐步为缅甸实行民主化建构制度条件，如多党制、制订宪法、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最后得以“脱军装”的形式安全退出政坛，中共做的事情几乎完全相反，除了死守一党专制之外，不给民间社会留下任何空间。 “中国热”帮助中共摆脱国际孤立困境 迫使缅甸军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社会的制裁孤立。但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不仅成功地重返国际社会，还成了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一切得益于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美国立刻宣布对华实施经济与军事制裁。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提出，以公开投票方式，实施全球制裁中国。投票结果是213票赞同，23票弃权，2票反对。其中两张反对票中就有巴基斯坦一票。巴基斯坦官方专家称：“我们以昂贵代价换来了与中国的永久友谊，……那是一笔我们之间巨大深厚友谊的财富积累”。讲求实际的日本，当时虽然追随西方七国对北京实施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双方高层往来，但到1990年7月11日，就宣布恢复对中国的政府贷款；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訪問北京，改善了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邓小平不愧为富有统治经验的党魁，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之后，再次将“改革开放”定为中国的发展大计。从此以后，跨国公司相继登陆中国，并自觉承担了为中国游说本国政府的责任。比如，美国众多跨国公司先是为中国游说“最惠国待遇”；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则视中国需要，随时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实施各种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 总之，中国用订单外交稳住了欧盟，用援助与投资（资源外交）拉拢了非洲及一些拉美国家，用开放市场吸引了全球500家跨国公司中的大部分。这种与各国密切的经贸关系，决定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中国政府获得的这种极为宽松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缅甸都无法相比。我在“对外开放30年：中国外资神话的幻灭”一文里，对此有过详细分析：“不是外资改变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外商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与中国政府官员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国企业界的‘政商结合’。不是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和平演变’，而是美国、欧盟等国学会了在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共处’”。 国际文化帮闲为中国政府“贡献”了一项“瑰宝”。美国高盛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明的“北京共识”（2004年），成为中国新左派等文化帮闲鼓吹“中国模式”的理论先导，北京一度还梦想向外推出“中国模式”，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在一些外国人预测中国将于2025年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之时，中共当然以为“红色江山”可以永固，要求其实行断送自身“核心利益”的政治改革，自然无从谈起。 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难成气候 1989年的六四运动未能为后来的中国反对运动留下思想遗产、组织及领导人这三种资源。本世纪初开始的维权活动，起点与主诉是维护经济权利，方式是“脱敏化操作”（即不碰政治、六四、法轮功等一切敏感问题），这种以避险为手段的维权方式，最后结果是既未能避险，也限制了活动的高度。其间原因，当然首先与中共的残酷打压有关，更深层次的内部因素则只能留待参与者们自己思考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现象，即以部分“异议者”为主体的合作派、和解派。这些人成员重叠，分兵突进，某一时期的主诉是“与党内改革派合作”，合作对象是数次口头上表达要政治改革并向往普世价值的温家宝总理；另一时期则以“政治和解”为主诉，并称是学习波兰经验。其实，在波兰、捷克与匈牙利这几个民主化最成功的国家都实行了“除垢法”，并对共产党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要求社会成员为当年的合作行为忏悔。对这些中欧国家的社会清理过程，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却把它解释成“和解”过程，其提出之时正值中共维稳经费超过军费、专制高墙垒得越来越结实，民间反抗遭到的镇压越来越残酷之际，反抗者莫说无法集结，就连呻吟（提出控诉）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人在这时提出“和解”，并展示子虚乌有的“暴力革命”图景，吓唬全社会而非统治者，无非是要反抗者引颈就戳，这些反常识的知识“异议”者的出现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甚至“精神领袖”，是将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4月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4/china-burma-2/）
何清涟2025-11-06 06:37👍 0💬 0曼德拉凭什麽登上神坛
我的“曼德拉绝不是英雄”一文发表后，原以为口水谩骂反驳一定会多过共识，因为谁都看到了那铺天盖地的对曼德拉的歌颂，但从反馈来看，却得到绝大多数读者共鸣。这说明什麽？说明真实和常识完全有力量战胜虚假，无论那个假是被多麽庞大的势力推崇、被多麽高位的权威者承认。 当然，有些读者的反对和质疑有其相当的合理性∶如果曼德拉不是真英雄，怎麽会被全球媒体热捧？还有上百名世界领袖出席他的追悼会？那种景观，就是耶稣回来了，再被钉十字架，也绝不会有。难道他们全都错了？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多数人都错的事情/时间远多过大多数人都对的。目前这种状态不是奇怪，而是常态。导致历史常态的原因不是一篇短文的话题，这里仅谈眼前曼德拉这一“假”形成的原因。 这主要跟英文媒体有关。英美是世界强国，冷战后美国又成唯一超强，网络时代更迅速使英文成为世界语言。在这样的局面下，英文媒体对世界舆论的形成起著绝对的主导作用。甚至所有和语言有关的，电影、歌、戏剧、小说等等，只要是英文的，只要被美国主流媒体热捧，就立刻具有了全球性，“红”遍世界。 所谓“主流”美国媒体（mainstream media），就是左派美国媒体。因为自罗斯福时代，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的过去六十多年来，美国媒体一直被信仰社会主义的左派文人绝对主导，所以他们成为“主流”。 中国有“出口转内销”之说，什麽事情在西方弄出名堂，国内就能走红。而美国是“内销转出口”，英文主流媒体炒热，“余温”就散到世界，所有其他语种媒体随之“起舞”。 留心西方媒体的人可以看出，无论他们用多少顶破天的形容词赞美曼德拉，他的遗产都不得不回避——经济不能说∶从曼德拉等黑人掌权至今19年，南非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3%，失业率高居24%以上；治安不能说∶南非的艾滋、强奸、凶杀率全球数一数二，人均寿命比白人统治时降了近20岁；外交更不能提，因曼德拉跟卡扎菲、卡斯特罗、阿拉法特等独裁者是“同志战友”。 他的“伟大”仅仅限于两个内容∶一是坐了27年牢（在坐牢之前他没有名气）。但据《曼德拉自传》披露，第一次坐牢，他每周可到律师事务所处理一次商务，途中还可到商店买巧克力、水果等。第二次关在海岛，二十多年间从没被打过，狱卒还成为他的朋友。当然，什麽牢坐27年都绝不容易，但我想说的是，数不清的独裁国家的异议分子们的遭遇远比曼德拉糟糕。萨达姆时的伊拉克，被怀疑有二心的将军，居然被扔给老虎吃了！ 曼德拉从一开始就有全世界的声援，他的妻子仅仅从台湾就每月有1000美元的关照，就别提来自西方，更有来自卡扎菲之类独裁者的金援了。这种待遇，专制国家的政治犯们连做梦都不会有。别说政治异议人士，中国当年那多少万右派在劳改营的遭遇，都远比曼德拉坐牢的状况糟糕。曼德拉挨过饿吗？他知道吞死耗子、吃蚯蚓、咽泥土的滋味吗？他感觉过政治前景彻底黑暗的恐怖吗？ 但专制国家的政治犯不可能成为“伟大”，第一因为他们不是黑人，第二他们坐的是独裁国家的牢。西方的“政治正确们”对独裁国家的政治犯远不如对曼德拉那麽用心。美国对萨达姆的独裁政权“用心”了一把，却被曼德拉如此指控∶“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犯下了无法形容的暴行，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他们根本不在乎人命。”没错，把大活人扔给老虎吃了的萨达姆才在乎人命！！ 曼德拉的第二个“伟大”是促成“黑白和解”、南非转型没有大流血。事实上，在白人政权妥协让步，放曼德拉出狱后，他要报复白人（大流血）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南非是民主体制（多党、选举的），有独立司法，自由的媒体，军队是国家化的。曼德拉当年领导暴力革命失败，他出狱后再做，照样没有成的可能。他采取“和解转型”政策，是唯一的选择。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直接做卡扎菲、卡斯特罗（那样专制杀人）就成了“伟人”，这个标准不实在是太低了吗？ 更何况，曼德拉的所谓“黑白和解”成就也满是水份，我在“曼德拉绝不是英雄”一文中已介绍评述，不再重复。只提一个数字∶曼德拉掌权前，南非白人占人口近20%，黑人执政后，反过来实行对白人的“黑人种族主义”政策，导致大量白人逃离南非，现白人已降至9%。如果真是“黑白和解”了，为什麽大量白人要背井离乡、放弃自己家园？历史上白人进入南非比黑人要早，黑人并不是南非的土著。 南非白人今天的遭遇，别说根本不见黑人为他们呼吁，西方白人管吗？曼德拉过问过吗？在西方得到“和解、宽容”美誉、被捧上天的曼德拉，却跟一群黑人一起合唱“杀死白人”（见http://caochangqing.com/gb/index.php?dispmode=0）。 但就这样一个曼德拉却一路被西方左派“捧红”。这个“造神”运动由来已久，在他去世之际达到高潮。但为什麽西方左派那麽热衷吹捧曼德拉呢？这里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这个词的实意是，要符合潮流，要说显摆自己高尚、占据道德高地的话。其本质是∶矫枉过正，走向歧途。 南非白人政权制定的对黑人严重不公平的种族隔离制度当然是错误、甚至是罪恶的。相当一大批（全世界的）白人不站在自己的血缘、肤色一边，为黑人呼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代表著白人的文明、理性程度。那些白人的呼吁，以及西方白人主导的政府的压力，促使了南非白人政权的妥协，促成了白人政党主导的国会（当时曼德拉的黑人国大党被禁）通过一项项的法律，包括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等，为后来曼德拉的释放和掌权提供了条件。这些正确的做法，在世界各个种族中都是赢得共鸣的。 但是，如果因为“正确”就矫枉过正，那就迈向“政治正确”的歧途——黑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你心里认为错的也不可以吱声；白人所为的一切都是错的，你心里认为对的也必须沉默。尤其是由于美国曾经有过白人把黑人变成奴隶的历史，历史包袱使得白人对黑人的任何错更不敢吱声了。更严重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自我表现欲高于一切的西方左派们，以歌颂黑人、痛斥白人来“秀”自己政治上的“正确”、道德上的“高级”。他们不仅自己绝口不提黑人的任何错误，而且任何其他人一提就遭主流媒体枪林弹雨批判。 一个眼前的例子，前天（12月9日）美国福克斯电视主持人欧莱利（Bill O’Reilly）仅说了一句“曼德拉曾是共产主义者”（随后是夸赞他做27年牢的伟大），就被左派媒体一顿谴责。曼德拉当然是共产主义分子，到死都是。但这种事实，左派媒体就是不让提。在没有网络的时代，除了很少数的保守派报纸，美国舆论就被左派媒体横扫了。 谁面对镜头表演“捧曼德拉秀”，谁就成半个英雄了；把曼德拉捧成“太阳”，他们就是星星，也跟著闪闪发光了。从对“曼德拉绝不是英雄”一文的反馈中，可看到相当多华文读者已很明白西方左派的把戏，他们说的很准确∶曼德拉是“西方左派竖立的政治偶像”。“把曼德拉捧上圣坛，自己也就站在道德圣殿上。”为什麽要捧曼德拉？“第一因为他是个黑人，第二他吃过牢饭，所以赞扬他就是政治正确。” 正确的言论是为了帮助实现一个好的目的（改变每一个具体黑人的生存状态，让他们更有自由和尊严地生活），而不是利用美丽动听的词汇增加自己身上的光环。西方左派无视现实、只要作政治正确秀（不许批评黑人，甚至夸奖错误）的结果，是加大、加重了黑人的灾难，把那个“让黑人生活得更好”的初衷给改变了。 真实是∶从西方那些政治正确的大肆宣传中得到好处的，一是曼德拉本人（自己成神了，家族得巨额遗产）；二是作秀的西方左派们，身上又贴一层站道德高地之金。而真正倒霉的，是那千百万普通的南非黑人。 二是社会主义理想。除了政治正确，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左派跟曼德拉的社会主义理念心有灵犀，他们心照不宣是“思想上的战友”。所谓“西方左派”，主要特征是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美国的左派们，原来向往红色苏联。苏联阵营崩溃了，西方左疯们也不好意思再公开歌颂共产主义了，但他们敏感地在曼德拉身上嗅到“共产气息”——曼德拉在狱中就向往共产主义，熟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家里挂著列宁、斯大林画像。掌权后，曼德拉迅速在南非实行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市场经济，不是个体权利保障（私有财产权），而是均贫富，高福利，大政府，典型的社会主义。 对曼德拉去世，赞美调子最高者之一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不是因为肤色相同（奥巴马绝不会赞美最高法院唯一黑人大法官、持保守派观点的汤玛斯），而是因为理念相通，都向往社会主义，甚至反感美国。 直到奥巴马当选总统了，他的妻子米歇尔才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为美国感到自豪。”意思是之前他们不为美国感到自豪。奥巴马的自传取名《来自父亲的梦想》。他从出生就被父亲抛弃，白人母亲把他带大，他跟父亲根本就没见过几面，但就因为他父亲是个共产主义者，所以他要继承父亲的梦想。在美国左派媒体众志成城的哄抬下，奥巴马进入白宫。他使美国阔步迈向社会主义的速度超过之前任何一届总统。难怪在西方国家领袖中，理解、欣赏、共鸣曼德拉的人，没有超过奥巴马的；他们是灵魂伙伴（soul mate）。知道灵魂伙伴之间的相互推崇会是多麽倾心吗？ 三是痛恨资本主义美国。这是和上一个捧曼德拉的原因相辅相成的。追求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反对资本主义；而反资本主义，则必定得反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 曼德拉明显是反美反西方的，所以他才会跟同样的反美独裁者卡扎菲、卡斯特罗、阿拉法特们是朋友。曼德拉曾公开歌颂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一直激励著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独裁者给了曼德拉帮助，他念念不忘，尽心回报，而美国给予帮助，他则可以随口刻毒地咒骂美国（如前面所引）“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犯下了无法形容的暴行，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他们根本不在乎人命。” 说到此，一定有读者会问，对一个曾如此这般侮辱美国、且从未道歉的人，美国总统、前总统们怎麽一溜烟（除身体欠佳的老布什之外）全都去参加葬礼呢？而且那麽多西方其他国家元首，包括保守派领袖，怎麽也都蜂拥到南非呢？这就是西方左派媒体的力量。 首先，政治家们要选票，不敢得罪左派主导的主流媒体；其次，媒体已经把曼德拉塑成了甘地、马丁路德金式的英雄（两个同样被西方媒体造出的“神”——我另文再论），这种观念已经在相当一大部分民众中深入人心。所以，别说政客们，就连绝大多数文人墨客也绝不敢对抗这股排山倒海般的“政治正确”潮流。虽说美国是自由世界，但如果你在哪个媒体工作，批曼德拉就完全可能丢掉饭碗。有几个人敢呢？这就又刷掉了一大批人。谁说大富翁都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右派？事实上，支持媒体的大亨，除了刚跟中国女人离婚的默多克等极少数之外，大部分都是赚够了资本主义的钱却高调反资本主义的伪君子们。 当然，美国/西方也一定有少数坚持真实的敢言者。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就一直不认同（更不推崇）曼德拉；在2008年美国国会投票把曼德拉从“恐怖分子名单”拿下来时，他就投了反对票。 除了切尼这种勇敢的政治家之外，学者中则有更多的人不买曼德拉的账。比如加拿大专栏作家朱迪.麦克劳德（Judi McLeod）近日就痛批曼德拉的黑人国大党及他前妻温妮领导的杀害其他黑人的暴行。双亲是共产党员、自己也曾是左派、后来觉醒成为知名保守派的美国学者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在曼德拉去世时则毫不客气地写到∶“曼德拉以恐怖分子起家，之后也从没弃绝阿拉法特和卡斯特罗之类的暴君，而是把他们当作兄弟；他留下的南非是他政治生涯的罪证，而不是值得赞美的成就。” 但最感人、最真实、最有力、对曼德拉/奥巴马等黑人领袖最到位的痛斥，来自一位黑人牧师。 （请看这个视频∶https://youtu.be/xs0-xb5iKFw） 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话，尤其是他对黑人人种的质疑。但我认为，这位黑人牧师——James David Manning（纽约ATLAH教堂的首席牧师）才是真正爱黑人、发自内心要帮助黑人。他远比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奥巴马们勇敢——敢于说出那个种族不愿听的真实！他更使我坚信，黑人的问题，绝不是人种的问题。历史遗留的，是文化问题；当今面临的，是黑人领袖的问题。但是这位牧师让我看到黑人的希望！ 2013年12月11日于美国 美国黑人牧师痛批美国左派和社会主义 2015-1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