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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失业潮缘于市场挤压，非关政策向右
何清涟 3月1日，路透社一条消息惊动西方：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两三年内从“僵尸企业”中裁减500-600万名员工，首当其冲是钢铁与煤炭企业。有国人评曰：政治向左，经济向右，认为国企大规模裁员是经济政策向右的产物。 这其实完全是种误解，鉴于中国目前对“左”“右”的理解极富中国特色，本文想围绕中国国企失业这一主题，厘清一些基本事实。 “政右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乌托邦 中国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政右经左”。他们的所谓“政右”，即政治上实践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民族自决权、妇女儿童权利，当然也包括同性恋、女权等在内。所谓经济政策的“左”，这些人的标准是：保护性就业、高福利、低税收，分配公平；“右”则是相反的内容，即就业由市场决定，低福利，高税收、分配不公。 事实上欧美国家的经济并不存在他们设想的纯粹的“左”与“右”的模式。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们理想的“经左”，即使在作为左翼思潮大本营的欧洲，都未能在现实中实践，总体上，欧盟各国通过高福利、高税收达到社会分配相对公平，但并不实行保护性就业，失业率一直偏高，2016年1月数据是：欧元区平均失业率是10,3%，失业现象严重的国家前三名是：希腊24,6%、西班牙20,5%，克罗地亚16,4%。 要言之，欧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左”与“右”，不体现在政府实施保护性就业政策上，主要体现在税收与福利上，即对工作者与企业课以重税，用来维持对失业者及弱势群体的各种福利与补贴。 “政右经左”之梦，比共产主义乌托邦梦更不现实。这个梦想既想要民主制度的权利与好处，又想要社会主义许诺的经济保障。不少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年轻人顽固地相信国企老工人们杜撰的“毛时代没有失业”的神话，这些老工人有意忘记数千万被迫上山下乡的知青，其实就是城市 失业青年。这种对毛时代的美化的极品是几年前网上流传一篇 《今天才明白，我们都被半截子话坑死了》，文章用六个“三十年前”开头，罗列了作者心目中“计划经济”的好处；再用“如果你们有钱的话”痛诉了“市场经济”的罪恶。在不少国企下岗工人和毛左当中，类似的说法一直颇有市场。 “僵尸企业”大批存在，缘于政府强干预 中共政府从来就没有真正在全社会范围内消灭失业，即使中共在建政初期，在城市中用“低工资、多就业”，“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方式提高就业，并剥夺“地富反坏”等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者的工作机会，还是存在不少失业者（贬称为“社会闲散人员”）。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对逐渐进入劳动年龄的城市青年，中国政府以支援边疆建设为名，强行将他们赶到新疆等建设兵团去，或者让他们“上山下乡”至本省农村。邓小平推行改革以后，采用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方式让城市青年自谋出路。只有国企这一块，因为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铁饭碗，裁员不易。朱镕基任总理期间，推行国企改革，1998-2003年间裁员约2800万人，中央政府为此支出约731亿元人民币（112亿美元）安置资金。即便如此，这轮国企裁员一直深为国企工人及香港等地的中国劳工组织所诟病。 到胡温时期，由于朱镕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扶持了一批垄断型国企寡头，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政府给予各种政策倾斜加以扶持。这类国企无论是工资、福利还是工作稳定性，都远远超过外企与私企，到国企就业几乎成为中国人就业选择当中仅次于公务员职业的次优选择。这些国企在经济扩张时期工资福利令中国社会羡慕；但到了经济衰退时期，这类国企就遇到很大麻烦，因为裁员不易。在产品无市场销路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强令银行发放贷款，支持这些亏损运行的国企。因其长期亏损运营，这类企业被称之为“僵尸企业”。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将“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列为2016年五大工作任务之首，其中提到，到2017年底必须出清所有僵尸企业，即不赚钱、高负债，不断亏损且处于半停产状态的国有企业。 这些僵尸企业集中于八大行业，即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这些企业长期亏损运行，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亏损面达80%，利薄如纸。在这些行业中的国企“去产能”任务很重。中国股市上的A股企业就有266家僵尸企业，占比10%。 这样的僵尸企业，只可能出现在中国这个政府干预经济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当中。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将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无条件的扶助支持，以及国企工人的铁饭碗制度，称之为“父爱主义”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无论私企或公营企业，在雇佣员工问题上，都是根据企业需要。即使有强大的工会与雇主谈判，最多只能争取较好的裁员条件，绝对不会用银行贷款滋养“僵尸企业”。即使是《劳工手册》达一公斤重的法国，也无法用这种方式保障劳工的就业权利。 政府还有办法为工人提供饭碗吗？ 由于中国政府一向以全知全能自许，对于这波汹涌的国企失业潮，国内工人认为政府有办法，国外观察者问的也是“政府有办法解决吗”这类问题。 很不幸，面对这波失业潮，中国政府计穷力竭，只能将重点放在安抚工人，减少社会冲突之上，并非帮助他们再就业。 以去产能首当其冲的煤炭业钢铁业来说，都是中国容纳就业人口极多的行业，煤炭行业拥有着580余万的从业者；钢铁行业从业人数为331.8万人；水泥行业从业人员106.36 万人。石化等行业也都曾容纳数量庞大的劳动力。 政府要维持这些企业，主要是基于维稳考量。这些大型钢企、煤企，基本上是工业城，职工一般是“工人世家”，祖孙、父子、兄弟、夫妻都在同一企业工作，失业后家庭收入来源枯竭，另求就业门路的可能性不大。由于厂区居住的职工是“熟人社会”，组织各种抗议活动时，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血缘、亲缘、地缘这些组织资源可利用，易于聚合与相互声援；二是抗议者居住于当地，组织成本极低，抗议活动很有韧性。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些国企工人的抗议，远较沿海地区企业中那些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一盘散沙式的农民工更难对付，这是地方政府要维持这些企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曾在《2015年中国经济关键词：失业》与《2015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两文中，分析过中国的严重失业现象及其成因，以及2015年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与中国经济衰退有关，有兴趣者可参阅那两篇文章。 最后，就本文论及问题做一简单概括：现阶段，由于经济衰退，失业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但因各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同，失业者的社会承受能力不一样，因而引发的社会动荡程度也不相同。但只有中国比较奇特地将失业问题与政治上的“左”“右”取向挂起钩来，将其高度意识形态化。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3月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economy-20160302/321757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曼德拉凭什麽登上神坛
我的“曼德拉绝不是英雄”一文发表后，原以为口水谩骂反驳一定会多过共识，因为谁都看到了那铺天盖地的对曼德拉的歌颂，但从反馈来看，却得到绝大多数读者共鸣。这说明什麽？说明真实和常识完全有力量战胜虚假，无论那个假是被多麽庞大的势力推崇、被多麽高位的权威者承认。 当然，有些读者的反对和质疑有其相当的合理性∶如果曼德拉不是真英雄，怎麽会被全球媒体热捧？还有上百名世界领袖出席他的追悼会？那种景观，就是耶稣回来了，再被钉十字架，也绝不会有。难道他们全都错了？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多数人都错的事情/时间远多过大多数人都对的。目前这种状态不是奇怪，而是常态。导致历史常态的原因不是一篇短文的话题，这里仅谈眼前曼德拉这一“假”形成的原因。 这主要跟英文媒体有关。英美是世界强国，冷战后美国又成唯一超强，网络时代更迅速使英文成为世界语言。在这样的局面下，英文媒体对世界舆论的形成起著绝对的主导作用。甚至所有和语言有关的，电影、歌、戏剧、小说等等，只要是英文的，只要被美国主流媒体热捧，就立刻具有了全球性，“红”遍世界。 所谓“主流”美国媒体（mainstream media），就是左派美国媒体。因为自罗斯福时代，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的过去六十多年来，美国媒体一直被信仰社会主义的左派文人绝对主导，所以他们成为“主流”。 中国有“出口转内销”之说，什麽事情在西方弄出名堂，国内就能走红。而美国是“内销转出口”，英文主流媒体炒热，“余温”就散到世界，所有其他语种媒体随之“起舞”。 留心西方媒体的人可以看出，无论他们用多少顶破天的形容词赞美曼德拉，他的遗产都不得不回避——经济不能说∶从曼德拉等黑人掌权至今19年，南非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3%，失业率高居24%以上；治安不能说∶南非的艾滋、强奸、凶杀率全球数一数二，人均寿命比白人统治时降了近20岁；外交更不能提，因曼德拉跟卡扎菲、卡斯特罗、阿拉法特等独裁者是“同志战友”。 他的“伟大”仅仅限于两个内容∶一是坐了27年牢（在坐牢之前他没有名气）。但据《曼德拉自传》披露，第一次坐牢，他每周可到律师事务所处理一次商务，途中还可到商店买巧克力、水果等。第二次关在海岛，二十多年间从没被打过，狱卒还成为他的朋友。当然，什麽牢坐27年都绝不容易，但我想说的是，数不清的独裁国家的异议分子们的遭遇远比曼德拉糟糕。萨达姆时的伊拉克，被怀疑有二心的将军，居然被扔给老虎吃了！ 曼德拉从一开始就有全世界的声援，他的妻子仅仅从台湾就每月有1000美元的关照，就别提来自西方，更有来自卡扎菲之类独裁者的金援了。这种待遇，专制国家的政治犯们连做梦都不会有。别说政治异议人士，中国当年那多少万右派在劳改营的遭遇，都远比曼德拉坐牢的状况糟糕。曼德拉挨过饿吗？他知道吞死耗子、吃蚯蚓、咽泥土的滋味吗？他感觉过政治前景彻底黑暗的恐怖吗？ 但专制国家的政治犯不可能成为“伟大”，第一因为他们不是黑人，第二他们坐的是独裁国家的牢。西方的“政治正确们”对独裁国家的政治犯远不如对曼德拉那麽用心。美国对萨达姆的独裁政权“用心”了一把，却被曼德拉如此指控∶“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犯下了无法形容的暴行，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他们根本不在乎人命。”没错，把大活人扔给老虎吃了的萨达姆才在乎人命！！ 曼德拉的第二个“伟大”是促成“黑白和解”、南非转型没有大流血。事实上，在白人政权妥协让步，放曼德拉出狱后，他要报复白人（大流血）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南非是民主体制（多党、选举的），有独立司法，自由的媒体，军队是国家化的。曼德拉当年领导暴力革命失败，他出狱后再做，照样没有成的可能。他采取“和解转型”政策，是唯一的选择。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直接做卡扎菲、卡斯特罗（那样专制杀人）就成了“伟人”，这个标准不实在是太低了吗？ 更何况，曼德拉的所谓“黑白和解”成就也满是水份，我在“曼德拉绝不是英雄”一文中已介绍评述，不再重复。只提一个数字∶曼德拉掌权前，南非白人占人口近20%，黑人执政后，反过来实行对白人的“黑人种族主义”政策，导致大量白人逃离南非，现白人已降至9%。如果真是“黑白和解”了，为什麽大量白人要背井离乡、放弃自己家园？历史上白人进入南非比黑人要早，黑人并不是南非的土著。 南非白人今天的遭遇，别说根本不见黑人为他们呼吁，西方白人管吗？曼德拉过问过吗？在西方得到“和解、宽容”美誉、被捧上天的曼德拉，却跟一群黑人一起合唱“杀死白人”（见http://caochangqing.com/gb/index.php?dispmode=0）。 但就这样一个曼德拉却一路被西方左派“捧红”。这个“造神”运动由来已久，在他去世之际达到高潮。但为什麽西方左派那麽热衷吹捧曼德拉呢？这里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这个词的实意是，要符合潮流，要说显摆自己高尚、占据道德高地的话。其本质是∶矫枉过正，走向歧途。 南非白人政权制定的对黑人严重不公平的种族隔离制度当然是错误、甚至是罪恶的。相当一大批（全世界的）白人不站在自己的血缘、肤色一边，为黑人呼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代表著白人的文明、理性程度。那些白人的呼吁，以及西方白人主导的政府的压力，促使了南非白人政权的妥协，促成了白人政党主导的国会（当时曼德拉的黑人国大党被禁）通过一项项的法律，包括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等，为后来曼德拉的释放和掌权提供了条件。这些正确的做法，在世界各个种族中都是赢得共鸣的。 但是，如果因为“正确”就矫枉过正，那就迈向“政治正确”的歧途——黑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你心里认为错的也不可以吱声；白人所为的一切都是错的，你心里认为对的也必须沉默。尤其是由于美国曾经有过白人把黑人变成奴隶的历史，历史包袱使得白人对黑人的任何错更不敢吱声了。更严重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自我表现欲高于一切的西方左派们，以歌颂黑人、痛斥白人来“秀”自己政治上的“正确”、道德上的“高级”。他们不仅自己绝口不提黑人的任何错误，而且任何其他人一提就遭主流媒体枪林弹雨批判。 一个眼前的例子，前天（12月9日）美国福克斯电视主持人欧莱利（Bill O’Reilly）仅说了一句“曼德拉曾是共产主义者”（随后是夸赞他做27年牢的伟大），就被左派媒体一顿谴责。曼德拉当然是共产主义分子，到死都是。但这种事实，左派媒体就是不让提。在没有网络的时代，除了很少数的保守派报纸，美国舆论就被左派媒体横扫了。 谁面对镜头表演“捧曼德拉秀”，谁就成半个英雄了；把曼德拉捧成“太阳”，他们就是星星，也跟著闪闪发光了。从对“曼德拉绝不是英雄”一文的反馈中，可看到相当多华文读者已很明白西方左派的把戏，他们说的很准确∶曼德拉是“西方左派竖立的政治偶像”。“把曼德拉捧上圣坛，自己也就站在道德圣殿上。”为什麽要捧曼德拉？“第一因为他是个黑人，第二他吃过牢饭，所以赞扬他就是政治正确。” 正确的言论是为了帮助实现一个好的目的（改变每一个具体黑人的生存状态，让他们更有自由和尊严地生活），而不是利用美丽动听的词汇增加自己身上的光环。西方左派无视现实、只要作政治正确秀（不许批评黑人，甚至夸奖错误）的结果，是加大、加重了黑人的灾难，把那个“让黑人生活得更好”的初衷给改变了。 真实是∶从西方那些政治正确的大肆宣传中得到好处的，一是曼德拉本人（自己成神了，家族得巨额遗产）；二是作秀的西方左派们，身上又贴一层站道德高地之金。而真正倒霉的，是那千百万普通的南非黑人。 二是社会主义理想。除了政治正确，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左派跟曼德拉的社会主义理念心有灵犀，他们心照不宣是“思想上的战友”。所谓“西方左派”，主要特征是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美国的左派们，原来向往红色苏联。苏联阵营崩溃了，西方左疯们也不好意思再公开歌颂共产主义了，但他们敏感地在曼德拉身上嗅到“共产气息”——曼德拉在狱中就向往共产主义，熟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家里挂著列宁、斯大林画像。掌权后，曼德拉迅速在南非实行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市场经济，不是个体权利保障（私有财产权），而是均贫富，高福利，大政府，典型的社会主义。 对曼德拉去世，赞美调子最高者之一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不是因为肤色相同（奥巴马绝不会赞美最高法院唯一黑人大法官、持保守派观点的汤玛斯），而是因为理念相通，都向往社会主义，甚至反感美国。 直到奥巴马当选总统了，他的妻子米歇尔才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为美国感到自豪。”意思是之前他们不为美国感到自豪。奥巴马的自传取名《来自父亲的梦想》。他从出生就被父亲抛弃，白人母亲把他带大，他跟父亲根本就没见过几面，但就因为他父亲是个共产主义者，所以他要继承父亲的梦想。在美国左派媒体众志成城的哄抬下，奥巴马进入白宫。他使美国阔步迈向社会主义的速度超过之前任何一届总统。难怪在西方国家领袖中，理解、欣赏、共鸣曼德拉的人，没有超过奥巴马的；他们是灵魂伙伴（soul mate）。知道灵魂伙伴之间的相互推崇会是多麽倾心吗？ 三是痛恨资本主义美国。这是和上一个捧曼德拉的原因相辅相成的。追求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反对资本主义；而反资本主义，则必定得反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 曼德拉明显是反美反西方的，所以他才会跟同样的反美独裁者卡扎菲、卡斯特罗、阿拉法特们是朋友。曼德拉曾公开歌颂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一直激励著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独裁者给了曼德拉帮助，他念念不忘，尽心回报，而美国给予帮助，他则可以随口刻毒地咒骂美国（如前面所引）“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犯下了无法形容的暴行，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他们根本不在乎人命。” 说到此，一定有读者会问，对一个曾如此这般侮辱美国、且从未道歉的人，美国总统、前总统们怎麽一溜烟（除身体欠佳的老布什之外）全都去参加葬礼呢？而且那麽多西方其他国家元首，包括保守派领袖，怎麽也都蜂拥到南非呢？这就是西方左派媒体的力量。 首先，政治家们要选票，不敢得罪左派主导的主流媒体；其次，媒体已经把曼德拉塑成了甘地、马丁路德金式的英雄（两个同样被西方媒体造出的“神”——我另文再论），这种观念已经在相当一大部分民众中深入人心。所以，别说政客们，就连绝大多数文人墨客也绝不敢对抗这股排山倒海般的“政治正确”潮流。虽说美国是自由世界，但如果你在哪个媒体工作，批曼德拉就完全可能丢掉饭碗。有几个人敢呢？这就又刷掉了一大批人。谁说大富翁都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右派？事实上，支持媒体的大亨，除了刚跟中国女人离婚的默多克等极少数之外，大部分都是赚够了资本主义的钱却高调反资本主义的伪君子们。 当然，美国/西方也一定有少数坚持真实的敢言者。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就一直不认同（更不推崇）曼德拉；在2008年美国国会投票把曼德拉从“恐怖分子名单”拿下来时，他就投了反对票。 除了切尼这种勇敢的政治家之外，学者中则有更多的人不买曼德拉的账。比如加拿大专栏作家朱迪.麦克劳德（Judi McLeod）近日就痛批曼德拉的黑人国大党及他前妻温妮领导的杀害其他黑人的暴行。双亲是共产党员、自己也曾是左派、后来觉醒成为知名保守派的美国学者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在曼德拉去世时则毫不客气地写到∶“曼德拉以恐怖分子起家，之后也从没弃绝阿拉法特和卡斯特罗之类的暴君，而是把他们当作兄弟；他留下的南非是他政治生涯的罪证，而不是值得赞美的成就。” 但最感人、最真实、最有力、对曼德拉/奥巴马等黑人领袖最到位的痛斥，来自一位黑人牧师。 （请看这个视频∶https://youtu.be/xs0-xb5iKFw） 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话，尤其是他对黑人人种的质疑。但我认为，这位黑人牧师——James David Manning（纽约ATLAH教堂的首席牧师）才是真正爱黑人、发自内心要帮助黑人。他远比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奥巴马们勇敢——敢于说出那个种族不愿听的真实！他更使我坚信，黑人的问题，绝不是人种的问题。历史遗留的，是文化问题；当今面临的，是黑人领袖的问题。但是这位牧师让我看到黑人的希望！ 2013年12月11日于美国 美国黑人牧师痛批美国左派和社会主义 2015-1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从雨果《九三年》看大革命
从法国大革命，列宁的十月革命，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这一路以建造“新社会”为目标的乌托邦，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麽？ 探讨大革命的理论书很多，但文学家通过讲故事和塑造人物，往往能把作家对革命的理解表达得更生动、更准确。十九世纪的四位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虽然他们的经历大相径庭，所写的故事各有千秋，但他们不约而同都对无视生命本身、践踏人道情怀的“革命”持负面看法。 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明显表现出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到来之前，就有预感和恐惧。他们之所以能对“革命”有更准确的把握，是因为他们衡量对错的标准是人、人性、人道；而不是政治家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必须让位于人道情怀，人道主义的光芒高于一切。雨果的《九三年》就是把人道主义精神推向极致的精品。 ●人道情怀高于一切 《九三年》的主角有三个∶忠于国王、要挽救君主制的老伯爵，残忍的革命军政委，有人道情怀的青年将领。但关键的角色，却是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这三个孩子开篇就出现，结尾时更被瞩目。三个弱小的生命，支撑起几个高大的、闪烁著人道主义情怀的形象。最后人道主义战胜一切，赢得最后的胜利。 《九三年》开篇最精彩的部分是一个革命军和一个村妇的对话。军人问∶“你是什麽政见？你是和蓝军在一起？还是和白军在一起？”回答∶“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村妇告诉军人她丈夫三天前被杀害了。“谁杀了他？是蓝军还是白军？”“是子弹杀了他。” 《九三年》里最高大英雄的最伟大壮举，是救了这个什麽政治也不懂的村妇的三个孩子。在书的结尾，这三个孩子被大火包围，本已逃脱革命军包围的老伯爵毅然返回，救了那三个孩子，宁可自己被捕、上断头台；那个有人道情怀的青年将领认为，老伯爵的行为代表人道，代表无辜，所以把他放了，结果他自己被革命政委（也是养育他成长的老师）送上了断头台；而为了遵守自己的理念把自己最心爱的弟子送上断头台之后，革命政委自己举枪自尽。 ●衡量“革命”的尺子 这本书实在是非常地“雨果”，他在把人道主义的旗帜高扬到高于一切意识形态之上的同时，把人性的潜能提高到近乎耶稣才能企及的高度。其人道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光芒，使几百年来任何国家为了种种意识形态——均贫富、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等等——而践踏具体生命的革命者们，卑微到无法理喻的程度。 雨果提出了至今仍是人类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孩子和革命哪个重要？生命和政治哪个宝贵？雨果的结论是∶人道高于革命，仁慈重于意识形态。人，人性，人道，这些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个无辜的生命面前，没有蓝军、白军，没有保皇和革命。 《九三年》思考酝酿了十年，也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可谓他一生思想的结晶。书名《九三年》是指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也是红色恐怖进入高潮的一七九三年。这是革命关键的一年，因路易十六国王手下的将军“老伯爵”在法国旺代地区率众起义，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党派共和军去“平乱”。 ●把整个过去集体屠杀 围绕描写起义与平乱，雨果提出对革命的总体看法。首先，他认为，大革命是对国王制度的反抗。路易国王和老伯爵庄园的“塔楼”代表法国十几个世纪的君主政治，是君权，特权，神权的结合。这种土地上，洒过太多的鲜血和眼泪，埋有太多的尸骨和罪恶；于是“凶险的树在这不祥的土地上萌芽”，复仇者最后冒出来，暴怒地对“塔楼”说，“我是你的女儿”——它就是“断头台”！ 其次，在雨果看来，君主制虽有严重问题，甚至罪恶，但是，罗伯斯庇尔的大革命更可怕，因为它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如果说国王政治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瘤”，那麽大革命就是“一把斧头”，它乱杀乱砍，溅出一片血腥和恐怖。雨果盖棺论定说，“大革命就是断头台”，对其痛恨至极！ 雨果在书中用老伯爵的口痛斥革命的罪恶∶“你们杀掉国王，杀掉贵族，杀掉教士，踢倒圣坛，粉碎上帝；你们只会破坏、粉碎、摧残、毁灭，心安理得地充当残暴的野兽。┅┅你们把整个过去集体屠杀！” ●人类发明的最丑之物 这种革命是高举“善”的大旗、以人民的名义、用最残酷的手段进行的。曾在巴黎街头看过断头台斩首场面的托尔斯泰说，这是人类发明的最丑陋、凶残、令人作呕的机器。雨果则在《九三年》中写道，“这个怪物这麽丑陋，卑劣和渺小，┅┅这个丑怪的东西就是断头台。”在大革命发生的几年之内，就有六万个头颅，在断头台落地。最具嘲讽意义，最表明其残暴本质的是∶其中246人是曾判过别人上断头台的革命法庭的法官。 残忍的断头台，为后来斯大林的红色屠杀，毛泽东的共产暴政，波尔布特的滥杀无辜，提供了样板。美国版《九三年》的英文序说，斯大林最欣赏的就是《九三年》中那个冷酷、残忍、极端忠于革命价值观的原为教士的共和军政委西莫尔登，他在乔治亚当学生时看了这本书，后来把名字改为“斯大林”（意为钢铁），开始革命。 ●从法国大革命获灵感 斯大林、毛泽东们戕害异己的党内斗争和清洗，也是从法国大革命获得灵感。雨果在书中描绘了革命领袖的倾轧、阴险、刻毒和残忍。在巴黎的革命议会里，“大家互相辱駡∶阴谋家！杀人犯！叛徒！互相检举、殴打、诅咒、挑战；彼此怒目而视；挥舞著拳头，微露出手枪，半抽出匕首。”罗伯斯庇尔眼睛盯著丹东，“瞄准对象就发动闪电式的攻击，很愤慨地爆发出一大堆充满不祥字眼的话∶我们认识那些阴谋家，那些卖国贼，他们就在这个议会里。”丹东则叫喊，“该隐（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妒忌而杀死自己的弟弟）隐藏在仇恨里，现在跳出来了，混在人们中间，那就是马拉。”而马拉则威胁他俩说，“你们耸耸肩膀，脑袋就可能掉下来的。” 雨果感叹说，“在他们判决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只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5个月3星期，圣法叶只有一天。” 一百年后，托洛斯基被斯大林暗杀，刘少奇被毛泽东害死，邓小平把两个选定的接班人废黜，江泽民和胡锦涛联手把赵紫阳软禁关到死，都是这种模式。在这种革命中，没有规矩，没有法律，更没有慈悲，只有弱肉强食，野蛮的丛林部落法则∶赢者为王，败者下地狱；谁拿到权力，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它必须靠暴力统治，必然产生血腥，必然带来恐怖和死亡。 ●用白骨堆起的中共革命 雨果对国王政治是批判的，对大革命是否定的，那麽他要怎样的政治？他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他明确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更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雨果的小说世界，都是人道情怀赢得最后的胜利。从《悲惨世界》中警长的投河，到《九三年》中军政委的自尽，一腔理想主义光芒的雨果，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塑造自始至终汹涌著人道情怀的高大英雄，同时让被法律教条和意识形态毒化的“魔鬼”都无法承受内心深处的“人性”光芒。 回首中国六十年的革命，正是一部典型的，把雨果高扬的人道主义踩在脚下、灭到深渊的、用白骨堆起的杰作。 2009年9月15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10月号 2011-12-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曹长青∶杜文正“装饰”人文空间
从纽约到台北，从东京到北京，大城市从文化到政治，各有异同。但大都市的一个最大共同点，就是都有成群的摩天大楼——从杜拜的哈里法塔，到台北的101，再到纽约世贸废墟上新建的1776英尺高的自由大厦（象征1776年独立的美国坚定屹立）。这些摩天大楼代表著现代人类的自由精神、创造能力，是人定胜天、改造自然、重新设计地球表层的雄心的展示！ 理科与文科，科学与艺术，不仅是两类专业，更体现两种思维方式∶理性的，还是感性的；精密计算的，还是天马行空想像的。在文理各科中，只有建筑，是融两者於一身。有专家说，“建筑是门伟大的艺术，它建立在宇宙两大原理的基础上∶美与实用。”有人甚至这样表达∶建筑是“用石头写诗”。 美国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以建筑师为主人公的畅销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无数人。该书主人公、天才建筑师洛克说，“天才不是一种武器，而是一种伟大的责任。”这责任就是把地球变得更适合人类生存，让建筑在舒适、实用的同时，展示美和艺术。 21岁从苏联刚刚抵达纽约的安兰德，看到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时哭了，不仅为来到自由国度，更为这些建筑所体现的人的自由精神、创造能力而流下她称之的“被震撼的泪水”。 高楼大厦不仅骨架雄伟，内在设计装饰上的现代化，更可谓百花争艳，各种奇想、流派，比环绕摩天楼那些变幻多端的云彩更令人眼花缭乱。在这个室内空间装饰领域，被称为台湾设计大师和先驱的杜文正，就是安兰德《源泉》中建筑师洛克那种集个性、才气於一身的艺术家。所不同的是，虚构的洛克活在一个纯理性世界，而杜文正则在真实生活中创造一个理性和感性平衡的天地。 最早看到杜文正的设计是十多年前在台北，朋友在一个高楼饭厅请客，其室内设计别具一格，现代而典雅，颇引起我注意。那顿饭吃的什麽全忘了，但室内造型设计师的名字却记住了∶杜文正。 以後陆续看到杜文正的力作，包括商业空间和样品屋等，非常欣赏他作品中的一贯风格∶第一眼看去，很西式，很当代；再仔细观赏，就感觉出东方传统中追求和谐与秩序的气息。这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性角度，都颇引起我一种共鸣感。後来结识了杜先生本人，就他的美学思想有过几次深入的交谈和了解，从艾菲尔铁塔，到蓬皮杜中心，从北京中央电视台“大裤衩”楼，到中国建筑当年受苏联影响而导致的强壮、霸气感，再到两岸建筑风格的比较，尤其是听他谈论当今室内设计的趋势等，越发意识到杜文正美学观的价值，是一种引导两岸室内装饰风潮、代表这个领域未来走向的价值。他的装饰艺术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东方式的极简。 看杜文正的作品，首先让人想到西方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那种简约、乾净、明亮等透视感，完全是“现代派”。但极简的难度在於，处理不好，容易流於单调、疏少，像白开水。但杜文正的极简却是东方式的，简单中有内涵和潜在的意境，如诗歌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比如他的早期作品“香草山庄”样品屋，是纯白色调，给人平静、洁净、透亮的感觉。窗外有很大庭院，植物茂盛，亭台错落；大面落地玻璃窗，不仅增加室内采光度，更使窗外的盎然绿色跟室内的纯白极简形成反差，疏密相间，白绿相映，构成一幅典雅的图画。 杜文正很注重色调，却不是大红大紫或粗框的重色，更没有镶金镀银的奢华之气。他的家具多为暖色，注重饰品色调的和谐，给人一种柔和、踏实、静心的感觉。 他艺术风格是“中西合璧”——“中国风”和“西洋潮”的融合。他的中国风，不是实物装饰的雕红木床、檀香桌椅、百褶窗帘等等，而是对传统“思想”的独特理解和诠释。他曾论述说，中国古建筑有三种风格∶典雅之气（端庄气派），灵秀之气（潇洒飘逸），乡土之气（纯朴古拙）。他则力求在西式的简约中融进这三种风格。 说杜文正的装饰设计带中国传统风味，但在家具使用上，他却打破“成套”“统一”那种群体主义思维框架，而是凸显独特，同时又让它典雅不刺眼。说是西方现代的，却没有什麽解构主义（刺激性、莫测性和所谓的可控的混乱）或行为艺术那种噱头猎奇，更不走极端的奇形怪状，而是把握极简的精髓∶以少胜多，返朴归真。其意向含蓄，不张狂。 二十世纪艺术领域的最大败相，就是伪艺术蜂拥而至，其中以画界最多；在行为艺术中更是伪艺术、假艺术为主。把伪东方艺术贩卖到西方，再把伪西方艺术倒卖到东方，或者把二者胡乱杂交，制造自我解释的假高级。但建筑业的艺术，则是艺术领域内最难造假的。因为“伪”和“假”会导致大楼塌方，装饰散架，或让客户目瞪口呆，所以行不通。这个专业要求艺术和科学、现实生活的结合。归根到底是“艺术和真实”的结合。 杜文正有一句名言，“但凡好的东西，在足够好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共通性。因为这种共通性，它就有可结合沟通的渠道。”正如有人说，真正好的民族艺术都是世界性的。就因为其中的共通性。杜文正的装饰设计，就是在寻求这种共通性，并力争柔出一个最和谐的效果。 第二，藏拙的智慧。 在室内设计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利因素，即缺陷。如果能巧妙地把缺陷藏起来，已是一种本事。而杜文正的设计则不仅能藏拙，还时常“化腐朽为神奇”，把缺陷变长处，展现艺术家的智慧。 例如他在设计装饰“居意古家具生活馆”时，里面原有一根大圆柱，在纵深的展厅显得很碍眼。但那是支撑房梁的原有结构，不能改变。围起来也无法藏住拙。杜文正奇思妙想，又创造了另三个相同圆柱，错落有致地把整个展厅装饰成像是故意分割出的四个空间。把一项缺陷，变成一道新景。 原展厅中间的过道比较狭窄，杜文正就把过道的平墙改成铁灰色金属的斜墙，增加了变化和波浪形，给人一种空间的流动感。原展厅地面部分是观音山石板，有乡土古朴之风，但全用石板，成本太高（这也是建筑跟诗歌、绘画等不同之处，是必须考虑的），杜文正则搭配以木板地，形成错落，这个“拙”又变成了新奇。 那麽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从哪里来？杜文正认为，建筑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理性可以教，感性则只能源於自身的人文艺术熏陶，正如诗歌的“gong夫在诗外”。杜文正喜欢读书，欣赏音乐，收藏字画古玩，尤其爱下围棋。他认为下围棋既要顾及细节、又要照顾全盘，这正是装饰设计所需要的。而他几十年来对围棋的研究，对他的设计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无法用语言传递的。 杜文正还喜欢古典音乐，特地把自己的几百张古典音乐CD按作曲家姓氏字母编辑了一本目录。而对自己钟爱的曲目，还会搜集多种版本做比较。从杜文正的装饰作品中，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古典音乐对他的影响。如果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他设计的空间里，脑中甚至可能会响起某段18、19世纪的经典作品。而难以想像一个热衷披头士、摇滚乐的人能设计出杜文正那种典雅的装饰。 第三，尊重用户个性的辅助美学 安兰德《源泉》中的天才建筑师洛克有个信条，他的设计只是自我美学观的实现，而完全不在乎市场和客户需求。安兰德的目的，是要通过主人公的作为，把个人主义精神强调到极致，以此阐述她的哲学思想。洛克的做法跟现实有相当距离。而杜文正的空间美学，则是在追求自己风格特色的同时，不跟客户市场对立，力求让客户满意。他很早就提出“公私两性论”∶公共场所的设计，商业中心或办公室等，强调共性，求“最大公约数”，让使用的大众都能接受。私人居室的设计，则重视客户的独特性，“尊重使用者的个性”，而不是设计师本人的任性。 杜文正强调，“每个房主的个性不同，空间设计和室内装饰等，就要根据用户的喜好来设计，怎样装饰，必须符合房主的喜好，而不是完全由我来决定。”当然，杜文正会提出建议，等於“辅助美学”。 杜文正以装饰企业家的豪宅著称，而具体怎麽设计和装饰，往往是富豪太太做主。有成就男人背後都有个能干的女人，家庭布置装饰，女主人的意见当然举足轻重。是富豪就难免在居家装饰上有炫富心态。那麽要说服富太太不炫富、不铺张、再加上一些人文气息，难不难呢？杜先生说，早期有些难，但他耐心讲解。後来他名气大了，富太太们就更多尊重他的权威，认同他的道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艺术藏拙、化缺陷为景观的能力，还由於他能因地制宜，艺术地处理客户的某些超常要求。 比如一位企业家的住处由於空间有限，在供佛像的室内，还要摆个麻将桌。虽然这实在不和谐，但主人坚持，杜文正就设法两全。他还把日本和式房中的桌子设计成升降式，平时当作交谊厅，降下桌子、铺上榻榻米，还可当客房。 在重视使用者的差异性、尊重用户的个性的同时，杜文正又不是任由客户去追求豪宅的奢华，而是努力去提升使用者的人文趣味。他曾说，你把家里都挂上梵高的向日葵，也不等於高品味，家居不是画廊，“空间中的艺术品不求贵，只求用对”。 新闻学中强调，媒体不能只提供大众想知道的，更应提供大众应该知道的；这个“应该”就是提升新闻口味，或说思想层次。否则名人轶事、娱乐消遣就会充斥所有媒体版面。杜文正把实用舒适摆第一位，然後是艺术想像的安排；把客户个性化的要求，跟自己艺术家的追求水乳交融般地和谐起来。难怪一位台湾企业家客户赞叹说，“杜文正设计的房子，让人回家後真正可以完全放松。” 第四，始於理性，终於感性；追求平衡和内在秩序。 任何一个领域真正的优秀人才，都是有自己哲学思考的人。杜文正就是这样一个把自己的哲学思考融入视觉艺术的设计家。他认为自己的设计始於理性，终於感性，他要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这个平衡在他给自己住所的设计中可谓找到了最大公约数。 美国的室内装饰权威杂志《建筑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中文版《安邸》）今年二月号刊出对杜文正的“特写”，选择了多幅他住所的照片。这些照片显示，杜文正的设计风格，已经跟他早期作品的“纯白极简”有了相当的不同。在这些设计中，看不出非常刻意的美学表达企图，其摆设、装饰既精心又看似随意；其色调既不统一，又浑然一体；既有一股现代的清新气息，又感觉一种深厚人文内涵；没有哪一样东西突出地抢眼球，而每一件又好像都在招呼你去关注它一眼。你找不出这些摆设的规矩，却有感觉顺眼、舒适，这大概就是一种内在秩序吧。他追求的是∶以“人”为核心，以“家”为原点，营造家居空间的完美和谐。 最好的文学作品，都是能把最深的思想和情感内涵，用最花力气精炼出来的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诸如李白“床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展示的深厚艺术能力。杜先生的室内设计艺术，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境界。 第五，居室是熏陶情操的人文空间。 杜文正设计美学中最令我惊奇和钦佩的是，他对室内装饰有“人文情怀”的追求。他的观点是，家居的装饰不是用来满足虚荣和成就感，更不是炫富之地，而是使人“生活得更艺术些，人生境界更为提升”。他更进一步提出∶“住宅空间最神圣的意义，就是在优雅的环境中培养下一代的气质。”“希望下一代的艺术修养，美学观念，文化水平能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地提升。” 一般来说，室内装饰都只考虑投主人本身所好。而杜文正却想到要对下一代有人文情怀的熏陶，这真是独具一格。试想如果居室挂满春宫图，或仿古的帝王式家具等，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会有什麽影响呢？而典雅的艺术，高格调的装饰，或表达人生哲理的警示等，则会促使每天生活在这种空间的孩子成为绅士或淑女，既聪明又高雅。 记得曾在网上看到中国知名演员陈道明（在张艺谋的《英雄》中扮演秦始皇）的家居照片，整个是帝王式的——深红色的花梨木，雕花中式太师椅，精致的铜壶等装饰。给人一种张扬的暴发户感觉。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会以为是康熙或乾隆的居室。网民说，绝对有“皇宫”的感觉。真难想像，陈演员如果有孩子，每天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还不早早就被熏出小皇帝心态了。 所以杜文正的“居室装饰熏陶气质”应成为设计装潢业的一个训条。难怪2014年在中国安徽一次500多名青年设计师云集的会议上，杜文正的美学理论被合肥室内装饰学会会长在致词时赞誉说，“台湾知名学者杜文正先生的理论可谓深刻，好就好在他把装饰设计的品味高低、环境优劣，提高到影响人的气质的层次上，是难能可贵的。”在网上可看到，中国烟台室内设计师培训班的课程中，也在讲述和推崇杜文正的这种美学理论。让家居环境帮助提升人文情怀的审美思路，是引导两岸室内装饰风潮，甚至代表未来的最独特、精彩之处。 如果说洛克式的摩天大楼，代表的是人类征服自然、向天空伸展的高度，杜文正式的室内装饰，代表的是向人文理想、人文关怀拓展的深度。能在虚构的世界里欣赏到洛克的摩天大楼，在现实世界里目睹杜文正的典雅室内装饰，不仅得到感官享受，更得到思想的升华。 （原载台湾《看》杂志2016年4月号 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6/21649/） 《看》杂志配发的简介文字∶ 杜文正小档案∶ 现职∶杜文正设计事务所负责人、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 学历∶东海大学建筑学士 经历∶中华电视公司节目部美术指导、实践大学空间设计系讲师、中华民国室内设计协会（CSID）理事 主要设计作品∶宏盛帝宝实品屋、元大一品苑门厅及公共空间、华固松疆门厅及公共空间、宝辉一品花园实品屋、润泰松涛苑实品屋、文心信义大厦实品屋、元利信义联勤实品屋、台北世界贸易中心联谊社等。 《看》杂志刊出时配发的照片（及说明）∶ 杜文正是台湾公认的豪宅空间设计大师。 杜文正是集个性、才气於一身的艺术家。图为杜文正设计的“台北华固双橡园大厦门厅”。 杜文正很注重色调，却不是大红大紫或粗框的重色，更没有镶金镀银的奢华之气。图为其作品“台北世贸中心联谊社国宾厅”。 看杜文正的作品，首先让人想到西方的“极简主义”。简单中有内涵和潜在的意境，如诗歌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图为其作品“台北华固鼎苑大厦门厅”。 杜文正的作品既有一股现代的清新气息，又有一种深厚人文内涵。图为其设计的台北B住宅书房。 杜文正的设计时常能“化腐朽为神奇”，展现艺术家的智慧。图为其作品“台中惠宇世纪观邸大厦中庭及回廊设计”。 杜文正以装饰企业家的豪宅著称。图为其设计的台北A住宅饭厅。 杜文正设计的台北C住宅客厅 杜文正设计的台北D住宅客厅 杜文正设计的台北D住宅客厅 杜文正设计的其它作品∶ （图为杜文正与妻子江霞。江霞为前台湾中华电视总经理） 2016-04-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阿拉法特是不是恐怖份子？
911事件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更加激化，自杀炸弹导致几十名以色列平民遇难；沙龙政府出动飞机轰炸巴解控制区进行报复。 导致巴以冲突的宗教文化缘由虽然深远，但目前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因素：一是阿拉伯国家不让以色列在那个区域生存、想把它赶出去，以色列人没有安全感；二是实行民选制度的以色列和个人独裁统治的巴解政府无法真正和平相处。 一般人都看到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但却很少去深究为什麽造成这种局面。人所共知，以色列人长期没有家园，流离世界，二战中被纳粹杀害了六百万。它最後建立国家，是经过联合国决议（1947年）批准的（该决议也批准巴勒斯坦人建国）。因此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在这块土地“复国”具有国际法理性。 但就在以色列建国次日，周边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等五个国家以及巴勒斯坦游击队联手进攻以色列，不让它生存。当时仅这五个阿拉伯国家就有四千多万人口，而以色列只有60万人，而且刚宣布建国，还没有正规的军队。这是一场完全以大欺小、持强凌弱的战争。如果不是以色列人同仇敌忾打败了侵犯者，以色列今天就不会存在。 1967年，这五个阿拉伯国家准备再次联手侵犯以色列之际，以色列先发制人，和上次一样，打败了总军力远大於它的阿拉伯五国。 正是在这两次战争中，以色列乘胜占领了埃及、约旦以及巴勒斯坦人的一些土地（埃及和约旦也乘机占领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反正它没建国）。 因此，以色列占领土地，不是有意外侵，而是在打败侵略战争中的副产品，它是五个阿拉伯国家两次蓄意侵略造成的。 但以色列并不是占领了土地就一直不还。当埃及、约旦後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保证不再侵略以色列；当以色列人有了安全感之後，就把土地还给了埃及和约旦。今天以色列人之所以不退还巴勒斯坦的土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阿拉法特不像前埃及总统萨达特那样真心地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不再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阿拉法特默钒Ⅱ艘诛ㄘ丶 ? 阿拉法特原来是个恐怖份子，幕後主导过1972年在慕尼黑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等恐怖活动。资料片显示，当年阿拉法特听到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的消息後兴高彩烈，和最近公布的录像带中拉登听到纽约世贸大厦被炸毁、几千平民被杀害後那种高兴的情绪一模一样。 阿拉法特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到1988年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主义的活动。後来虽然阿拉法特放弃恐怖主义，但他仍经常默钒Ⅱ艘紫幼ㄘ⑻ 揪漪※ A以此和以色列讨价还价，获得谈判桌上的优势。以色列最平静的一年是1994年，因为那年阿拉法特把哈玛斯头目们抓进了监狱（因前一年巴以达成奥斯陆协议）。而最近恐怖谋杀以色列平民的哈玛斯头目们，都是阿拉法特後来又放出来的。而且据《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引用的民调数字，80％的巴勒斯坦人支持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活动。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玛斯．弗瑞德曼（Thomas L. Friedman）原是该报驻中东采访主任，以报导巴以冲突两次获普利策奖。他的专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现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被视为了解巴以冲突的重要著作之一。据该书资料：以色列人中，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巴勒斯坦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威胁他们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佛瑞德曼说，无论是以色列总理，还是阿拉法特，关键的问题都是怎样让这“沉默的大多数”有安全感。而阿拉法特默钒Ⅱ艘筐 ㄘ④ q谋杀以色列平民，根本无法争取这个多数，而在以色列，由於是民选政府，任何一届领导人都必须倾听这个“多数”的声音。 ●阿拉法特是齐奥赛斯库的好朋友 巴以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同。以色列建国後一直实行民选制度，迄今已有过五、六届总理。这种制度导致任何人出任领导人，制定内外政策都必须听从民意，否则就可能被选下台。但阿拉法特从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至今已连续当了32年！阿拉法特的政策不被民意制约，只被意识形态左右。佛瑞德曼在书中说，“阿拉法特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是反民主的，巴解自治政府各级都是腐败的。”他举例说，1994年，美国两家竞争很激烈的电话公司AT&T和MCI都宣称和巴解政府签署了通讯服务合同，最後发现，巴解政府下面有两套通讯部，两套内政部，两套安全部门，什麽都是两套。阿拉法特让两派互相斗，他在上面驾驭，其手法和毛泽东一样。 阿拉法特最得意的时候是冷战期间，1975年，联合国以72票对35票（35票弃权）通过决议，谴责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那时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形成多数，孤立以色列。阿拉法特最好的朋友是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他为阿拉法特在布加勒斯特建了专门别墅。 但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国家全部垮台之後，1991年12月联合国以111票对12票（13票弃权）的绝对压倒优势通过决议，取消了上次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原共产国家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立陶宛三国等，全部都改变立场，站在了以色列这一边。投票中支持阿拉法特的共产国家仅有古巴、北韩、越南。 最近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业姆饷姹ǖ妓担�“现在是阿拉法特最背运、最弱的时候”。弗瑞德曼则说，阿拉法特的问题是，拿仅值20万元的房子叫价500万，因为有共产国家和第三世界给他壮胆。 但今天，阿拉法特曾全力支持、寄予厚望的伊拉克在波斯湾战争被击败，阿富汗塔列班政权又被铲除，再加上俄国和东欧国家不再从意识形态角度支持他，连江泽民都去以色列访问，采现实外交——这种国际格局的变化，也陈酯 �@ k特不再依赖哈玛斯，不再叫价500万，回到现实中来，给解决巴以冲突提供一个机会。 （载《开放》2002年1月号） 2001-11-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巴灵顿博士被新浪取消
【多维新闻社9日电】吴征担任“共同主席”的新浪网2月8日刊出的吴征英文简历被再次改动，吴征“曾於1996年获得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 被删除，其他学位情况也做了删改，但新浪网对此没有给予任何解释。 吴征的学历水份问题在去年十一月就遭网友质疑，随後多维社发表了曹长青的“对吴征学历的六点质疑”，国内一些报纸进行转载。新浪网於去年12月初把吴征的英文简历全部从该网原刊出的董事会人员介绍中删除，没有做任何解释。 12月8日，新浪网恢复了吴征的英文简历，但做了删改，吴征担任美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董事等在美国有关机构担任职务的内容、以及吴征曾获得奖项等经历全部被删除。这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对於董事会共同主席这种高层人员的简历的重大改动，仍是没有向股民、网民做一个字的解释。 吴征的学历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经查巴灵顿大学是美国一所注册为盈利性商业公司开办的网络函授学校，而且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任何机构的认可。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学位受到网友广泛质疑後，吴征的太太、阳光四通公司副主席杨澜於今年1月10日《南方周末》刊出的访问中承认，吴征知道巴灵顿大学“是没有被教育部认可的”，但强调吴征是“本著学习的精神”读这个“博士学位”的，同时说吴征和“辅导老师”有“电话、传真的沟通”，并“写了半年”“博士论文”，“ 在1995年圣诞节的时候完成的┅┅” 杨澜的这番“解释”被网友更强烈地质疑，因为按照常识，把不被教育机构承认（中国教育部去年也做出决定，不予承认“国外函授学校颁发的学位”）的学位列入正式简历向公众刊出，显然有误导和 骗之嫌。 新浪网8日刊出的其“共同主席”吴征的英文简历，在学历部份（其他部份也有改动）有如下变动： 一、“吴征於1996年获得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被全部删除了。 二、“吴征1986年获得法国萨伏大学法语文学高级研究文凭”中的“文学”两个字被去掉了，同时还删去了“1986年”。 三、“吴征1989年从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获得工商管理金融学士学位” 中的“1989年”和“美国”被删除了。 四、“吴征於1993年从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中的“1993年”和“美国”被删掉了，增加了“国际事务（专业）”。 五、“吴征於2001年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法学院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中的“2001年”被去掉了。 这已是新浪网在最近二个月内两次改动该公司共同主席的英文简历，但包括这次在内，都没有给予一个字的解释。新浪网上吴征专栏上的列出的中文简历，则至今没有改动，仍是“吴征从巴灵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等。 （新浪网刊出的吴征英文简历几个版本的网址： 一、2月8日刊出的第三个版本：http://www.sina.com/corp/about/board.html#Wu 二、12月8日刊出的第二版版本：见下面多维社原来下载的原文 三、吴征出任新浪网共同主席後，新浪网最早刊出的吴征英文简历曾被美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PWC网站转存。多维社曾下载过这个版本的简历。但最近该网页上的吴征简历也做了改动，其中关於吴征的五个学历一段全部被删：http://www.pwcglobal.com/Extweb/industry.nsf/docid/E3D25350DF09787185256A9600741DB6 附：吴征英文简历的第二个版本： Bruno Zheng Wu, Co-Chairman, SINA.com Bruno Wu was the Founder, Executive Chairman &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for Sun Television Cybernetworks Holdings Ltd., a publicly listed company in Hong Kong that operates two satellite television channels & several television, video and broadband content distribution businesse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Sun TV obtained Forbes magazine global recognition of being one of the 300 Global Best Small Cap Companies and was the only one company from China to be amongst the top 20 in Oct 2000. Mr. Wu joined and served as th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ATV, one of the two free-to-air networks in Hong Kong, from June 1998 until February 1999, when he departed to pursue his current business. During his tenure at ATV, Mr. Wu drastically improved ATV's performance that included both its rating and financial standings. In fact, his performance broke the rating record in Hong Kong television history for ATV. Mr. Wu has also been the Chairman of "Bruno Wu & Associates" / "Blue World Media Holding" - a media investment banking, investment & strategic consulting firm since 1991. "Bruno Wu & Associates" and "Blue World Media Holding" have served a number of multinational clients in the last eight years and engaged in several substantial media-relate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r. Bruno Wu received his Diploma of Superior Studies in French Literatu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avoie, France in 1986.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Finance from Culver-Stockton College in USA in 1989, his Master's degree from Washington University, USA in 1993 and Ph.D from Barrington University, USA in 1996. And a second Ph.D.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epartment of College of Law,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in 2001. Mr. Wu is also a guest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Shanghai University. 2002-02-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2020 美国大选——去民主化的范本
程晓农 2020年的美国大选表面上的结果是川普败选，其背后的实质是美国去民主化的令人震惊的事实。美国一向在推动民主化国家的政治进步，但是，那些发生在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倒退形式，如今同样发生在号称民主堡垒的美国。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人们长期以来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的警惕，反而把那些动摇美国民主制度的势力看作是尊重民主制度的政治竞争对手，完全忽视了这种势力追求去民主化的政治野心。 一、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担忧 美国网络政论杂志《问题与见解》（Issues & Insights）1月7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民主党人可以将美国变成‘加利福尼亚国’”。作者指出，民主党的目标是要确保永久的多数，以便实施其极左议程；换句话说，他们想复制民主党在加州已经取得的成就。民主党人要增加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使其成为他们扩张和违反宪法的橡皮图章；他们也公开谈论如何把支持民主党的波多黎各和华盛顿特区变成美国的两个新的州，以增加民主党在参议院的优势；民主党也肯定会通过立法，使他们将来更容易赢得选举。加利福尼亚人正在见证民主党不懈地控制政府后的恶果，在成功地将共和党人边缘化后，加州实施了一系列无休止的加税和环境法规。 这篇社论注意到了一党独大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进一步思考下去，一党独大的政治制度意味着什么？我在去年12月27日《新唐人电视台》的专访和今年1月8日台湾《政经最前线》的专访中都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这次的大选舞弊不只是导致川普败选，而且意味着美国可能告别民主制度，进入“政治正确”派的专制。 在《第三波民主化》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美国政治学界按照熊彼特的传统概念，一般都认为，二十世纪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属于民主制度，其标准是，绝大部分强有力的集体决策者是通过公正、诚实和定期选举产生的。他还引用了政治学界的一位前辈达尔（Robert Dahl）对民主选举的两个定义，即竞争和公众参与。 一次关系到国家领导者的全国大选是否满足民主选举的要件，最关键的是不能发生大规模的、足以改变大选结果的选举舞弊（electoral fraud）。选举舞弊实际上就是恶意操作选举结果，它一方面破坏了候选人的正常竞争，另一方面剥夺了公民的自由选举权。选举舞弊产生的选举结果当然是不诚实、不公正的。用这个经典的衡量民主制度根基的尺度来思考，我们有理由担忧，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已经动摇。 二、民主制度的屏障悄然崩塌 去年的大选舞弊，已有大量细节曝光。除了在摇摆州提起诉讼的舞弊案件里，有上万人宣誓作证，提供了大量证据，多位统计学家还指出了诸如拜登曲线之类的计票结果异常，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发布的几份选举舞弊报告也明确说明了选举舞弊的情况。1月7日联邦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恩·约翰逊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人看到中共病毒疫情“被利用”来扩大邮寄选票；在选举日，他们看到投票监督员被赶出或被阻挠监票；他们听到的报告说，有死人在投票，投票的人已搬到外地或登记地址无人居住，还有人投了两次票。选举官员拒绝将证据交给调查违规行为的人；法院拒绝听取所获得的证据，而是以程序理由驳回选举质疑。 为什么这样的大规模舞弊能够成功？为什么这次关于选举舞弊的诉讼都是民告官的民事诉讼，而没有检察官就此提起刑事诉讼？实际上，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民主制度的屏障正在悄然崩塌，而川普和他的近八千万选民也就成了受害者。 民主制度本来有一系列制度屏障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使他们的选举权不受侵犯，让公民反对的个人和政治势力不能为所欲为。这样的制度屏障包括：第一，立法机构必须立法保护大选的安全和公正；第二，有组织的选举舞弊这样的政治犯罪一旦发生，不管规模大小，司法系统的各级检察官都应违法必究，指挥执法部门展开调查，针对嫌疑人（不管他是哪一级的官员）依法提起刑事诉讼；第三，各级法院的法官必须违法必判，依法让所有嫌疑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今年的情况是：在立法方面，很多州的议会并未充分履行保护选举安全和选举公正的立法责任，甚至有的州还通过了破坏选举安全和选举公正的法律；在司法方面，各级检察官基本上没有主动行动，而是袖手旁观，假装不知道选举舞弊的存在，而一些法官不是违法必究，而是违法不究，逃避司法职责。组成民主制度保护屏障的这些成员顺从了一个政治势力，而放弃了他们维护民主制度的政治责任。 除了这些政治层面民主制度的制度失灵之外，作为民主制度基础的另外几部分，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学校教育的信息自由等早已遭到破坏。一些媒体转变成政党喉舌，不利于其偏爱政党的消息拒绝报道，同时全力抹黑其政治对手；主要社交媒体公司执行言论审查，采用警告和封号等手法，禁止公民充分发表意见；而大学和中小学系统里大部分学校早已按照“政治正确派”的标准，终止了校园内的自由信息传播，只灌输“政治正确派”的理念。 三、是民主倒退还是去民主化？ 这次从联邦最高法院到各级州法院对选举舞弊的放纵，在美国司法史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痕。美国在司法裁断上实行案例法，这次各级法院对选举舞弊的态度，将依惯例成为今后对选举舞弊的司法裁断依据。如此下去，在未来的选举中，如果“政治正确派”的既定选举目标无法达成，选举舞弊就可能再次登场，而通过司法途径制止选举舞弊的可能性却被司法部门自己排除了。这样就会产生“政治正确派”长期的三权合一，加上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学校教育的管控，这种政治制度只剩下民主制度的形式，而实质上接近了一派专制。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的是共产党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对民主化和民主倒退这个话题非常熟悉。凡是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出现动摇民主制度的现象，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这个词适用于民主化道路上的原共产党国家或非共产党政权，因为这些国家以前是专制或威权制度，民主制度动摇了，多半会导致威权制度复活，所以是一种民主制度的倒退。但民主倒退这个说法对美国不适用，美国立国之初就建立了牢固的民主制度，历数百年而不变，如今其民主制度的动摇，其实是一种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现象。 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者南希·贝梅奥（Nancy Bermeo）曾经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公然的民主倒退形式，例如政变和选举欺诈，已经减少，而更为微妙和“令人讨厌”的倒退形式增加了；这些民主倒退现象往往体现在民主机制的衰败，人们期待的那些保护民主价值观的机构却将民主倒退合法化了。贝梅奥从未想到，一旦左派价值观在美国形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选举欺诈以及种种“微妙和‘令人讨厌’”的民主倒退形式，并不是民主化国家的专利，这些现象同样会发生在号称民主堡垒的美国，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整个美国政治学界完全忽视了民主堡垒内部发生去民主化过程的可能性。对世界上的民主政体而言，去民主化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也关系到它们各自民主制度的安危。 四、“民主老师”的困扰 从上个世纪以来，美国已经习惯于在国际社会里扮演“民主老师”的角色。美国大学的政治系都开设两门课，《美国政治》讲述美国民主制度的演变和原则，《比较政治》介绍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历程及其中的规律性现象。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学生因此习惯于从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出发，分析和比较民主化国家的各种道路和民主倒退的种种弊端；而美国推动民主化国家政治进步的话语，一向教导这些国家的人们要深刻理解美式民主制度的范式。 今后“民主老师”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在的困扰。他们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教导民主化国家的人们如何完善民主制度，要避免民主倒退；然而，他们的“学生”或许会困惑地提出一个问题：“老师，你们讲的民主倒退问题，不就是美国现在的状况吗？我们还要学习美国的‘进步主义’道路吗？按照美国的当下做法，民主倒退不就是民主化的目标吗？” 美国“民主老师”讲授的民主倒退常见方式如下：一，民主选举的领导人采用渐进策略，将民主制度缓慢地以几乎看不见的步伐瓦解掉，产生一个不再民主的政府，使用看似合法的反民主的法律机制，将反民主的做法隐藏在法律的掩盖之下；二，选举期间实行战略骚扰和操纵，不让媒体报道政治对手，甚至诬陷政治对手；三，对选举过程非法干预，或通过增加获胜候选人的投票份额，压低竞争对手候选人的投票份额，或两者兼而有之；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利被削弱，使得政治反对派无力挑战政府、追究其责任或替代它；五，司法独立遭到破坏；六，打击政治反对派，扶持“花瓶党”。 事实上，过去多年美国社会上所出现的现象，以及去年美国大选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与美国一贯批评的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倒退现象极其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民主化国家，这些现象属于民主倒退，而在美国，这种去民主化现象会被“政治正确派”称为“民主的进步”。也许，今后美国大学政治系的课程要大加修改了，《比较政治》课还会讲民主倒退，而《美国政治》课则要把去民主化硬解释成“进步主义”的成果。 这一节并非在“掉书袋”，而是用“民主老师”自己的话语打“政治正确派”的脸。 五、马克思主义是民主制度的死敌 当前，一些华人对美国当前的去民主化现象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种种做法极为熟悉，因此，当类似现象被“政治正确派”营造出来之后，这些华人心中的美国民主灯塔熄灭了。但同时也有另一些华人觉得，因为中共正在批评美国的民主和川普，所以不能迎合中共、批评美国。其实，问题的焦点不是中共，中共的立场也不是评判美国政治演变的标准。中共永远在批评美国，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共眼里及其外宣媒体的口中，总是弊端丛生的。 民主制度是全球多数国家认同和捍卫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澳洲等多国领导人借推特封川普账号这个机会，公开指责美国的互联网巨头。这样的指责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其背后隐含着对美国“政治正确派”的去民主化作为的不满。全球民主制度的光辉不会因为美国“灯塔”的熄灭而被遮蔽，美国的去民主化只会引起民主国家对来自内部的颠覆势力的高度警惕。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去民主化会发生在美国，而不是欧美其他的民主国家？当那些民主倒退的国家出现同类现象时，西方国家的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不公、经济困难是主要原因。而在美国，这类问题却实际上是煽动去民主化的借口或手段，而并非去民主化的真正动因。 事实上，主导去民主化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偏好新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我去年8月10日刊登在《大纪元》上的文章《还原“政治正确”的真实面目》，专门介绍过这一重要背景。一些马克思主义信徒们为了实现一统天下和为所欲为的野心，视民主制度为其政治野心的绊脚石和捆绑绳索，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摧毁着民主制度的核心—自由选举，同时也销蚀着民主制度的司法、立法、执法屏障。 从这个角度来看，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人们长期以来已经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的警惕，反而把那些动摇美国民主制度的势力看作是尊重民主制度的政治竞争对手，完全忽视了这种势力追求去民主化的政治野心。由此也可以发现，去年大选以来，川普并不真明白他所维护的究竟是什么；而他的选民虽然在支持川普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去民主化的不满，但其中大多数人仍然不了解，他们要支持的，其实是捍卫美国的民主制度，要阻止美国的民主制度被空心化。这次美国大选舞弊情形发生前后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只是人心的败坏，而是这股政治势力正试图把美国变成一派专政的国家；“政治正确派”通过一派专政所希望实现的，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经济目标，也就是消灭真正的民主，也消灭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民主制度的死敌，它通过“政治正确派”的认知和策划，转化为动摇美国民主制度基础的一系列行动，这就是美国当前政治制度逆变的最大教训。 原载大纪元，2021年1月1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4/n1268668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光著屁股反对资本主义
一场大停电，使美国损失了300个亿。虽然事故原因还没完全查清，但在事发当天，前美国能源部长，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森就指出，这是因为美国的高压电线网陈旧所致，用他的话说，“美国这个21世纪的超级强国，用的还是第三世界般的电力网。” 美国为什麽不更新电力网？据专家评估，所需资金只是500亿美元，这并不是大数字，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驻军的开支，一年就要600亿美元。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密斯教授（Vernon Smith）8月10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国目前电力出现的问题，在根本上，不是设备陈旧的问题，而是观念陈旧的问题，即应该取消政府对电力的控制，取消对供电量和电费的控制。只有让价格放开，才会形成电力市场，才会有投资和竞争，设备是否更新，是由商家在市场竞争中根据电力价格、盈利前景决定的。 但史密斯的“放开市场”实行起来很难，因为更新电网，一直受到“环保组织”的激烈反对，他们煽动民众，以保护环境为由，根本不让在社区附近架设新的高压电力架；或通过各种诉讼拖延、杯葛电力工程。而美国又不能像中国那样，用行政手段下道命令强行拆迁。 环保组织杯葛电力开发的理由是，更新电力网是资本家为了扩大利润的贪婪行为，增加电力就是破坏大自然。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让人们少用电，少开车，甚至根本不用电，退回到秉烛、徒步的原始时代。 今天，人类早已进入了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以及更重要的电脑的时代，怎麽可能让人们不用电呢？在纽约炎热的夏天，你不让人们打开空调，在汗流浃背中，认可像当前酷璁的法国那样两个月热死一万人，也要保护“大自然”，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在资本主义世界，有消费就应该有供应，由此构成市场经济。资本家想扩大利润，只要不违反法律，毫无过错，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根据人的这种“为自己”或者说“自私”的本性来设计的。你主观为自己，结果为了利润和发财，客观上为了别人，因为你提供了发明，创造了商品，服务了大众。 无论是这次大停电，还是美国目前的汽油涨价，以及每年都发生的森林大火，都和“环保组织”的杯葛有直接的关系。环保组织的保护“大自然”只是表像，实质上是反对开发，反对市场，反对资本主义。他们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热衷的是共产主义那种“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的意识形态。 “环保组织”为什麽能左右美国的能源政策？因为他们只是冰山一角，下面的大底座是美国两大党之一的民主党，环保组织只是这个信仰大政府、国家化的左派政党的触角而已。2000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戈尔曾就“环保”写过专著，说21世纪人类最主要的挑战是环境保护。在这位政治家眼里，什麽恐怖组织、伊斯兰原教旨运动，什麽非洲的饥荒，亚洲的专制，中东的黑暗，都无足轻重，只有保护大自然是头等大事。 由於迫感能源问题对美国的牵制，布什总统2001年向国会提出能源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电力更新等），结果被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否决。而在这个方案中，最令环保组织和民主党恼火的是，布什总统提出要开发阿拉斯加州海岸的石油，以解决美国石油短缺、油价过高问题。而环保组织和民主党们，坚决不同意开采新的油田。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要人们少开车，或多人坐一辆车。在美国这种快节奏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怎麽可能让多人合坐一部车，或少开车？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据2002年4月21日《纽约时报》的数字，美国有2.2亿车辆，2001年行驶了近2.7万亿英哩。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限制人们开车的乐趣、旅行的自由、个人拥有汽车的隐私环境，而是提供更充足、更便宜的汽油。 美国每天消费一千九百万桶石油，其中54％要靠进口。世界上主要的12个产油国家（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组成“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利用他们的天然资源，拉帮结伙，哄抬油价，曾两次石油禁运，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最近国际市场的原油涨到30多美元一桶。而沙特．阿拉伯开采一桶石油的成本才是2美元，转手赚了28块。不仅美国（25％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包括中国（五分之三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在内的所有致力经济发展、需要石油的国家，都深受这些哄抬油价的阿拉伯国家之害。 美国的石油蕴藏量占全球的3％。而同样这个蕴藏量的加拿大，去年头十个月向美国出口了5.81亿桶原油，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石油供应国。但美国在环保组织和民主党的杯葛下，根本无法开采本国的新油田，更别说出口。把美国的石油留给后代是环保组织最美丽动听的说辞。但是，随著科技的迅速发展，将来的人类很有可能根本就不需要石油。正如今天人们已经很少使用煤炭一样，如果上个世纪的人们为了环保和未来而让人们挨冻、不用煤，岂不是荒唐。 美国每年都发生的森林大火也是这样，环保组织以“保护大自然”为由根本不让伐树。由于森林密度太高，导致每到春天就起火，大量林区被毁。据《华尔街日报》2002年8月23日社论“火中的政治”，仅俄勒冈州的一场山火，就烧毁了49万英亩，相当于三分之二的罗德岛被毁。而在去年头七个月，整个美国就有600万英亩的森林被山火烧掉，2000房屋被毁，20名救火人员丧生，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感叹地说，这些大火，再次照出了“绿色组织”的极端性，“这些绿色激进者们（green radicals）把自然的原始风景看得高於人的生命和常识（common sense）”。 环保组织不让开采森林，不让使用木材，要求必须使用回收的纸张。但据专家的研究，那些用回收的废纸再造的超级商场用的纸袋等，由于要用大量化学物质来灭菌，含毒量远大于用新鲜原始木材制造的纸张。而且用回收旧纸、经过化学处理再制作的产品，比用原始木材制造的成本高很多。但环保主义者既不管今天人们的健康，更从来不算经济账。那些反市场者根本就不想了解经济。 曾以《多疑的环保者》专著批评“环保者”夸大了环境危机的丹麦学者隆伯格（Bjorn Lomborg）在2002年8月26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环保者错了”一文指出，“绿色组织”对环境污染总是夸大其词，例如说鸟类和动物等将有20-50％绝种，就是危言耸听，因为事实上，在未来50年中只会有0.7％绝种。隆伯格说，如果欧洲国家按《京都协议书》标准做的话，每年将花销1500到3500亿美元（而全球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才500亿美元），而用一年环保的钱就可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所有穷人获得清洁饮水，每年可挽救200万条生命，帮助5亿人避免传染严重的疾病。 但“环保组织”以占据道德高地自居，似乎谁也批评不得。隆伯格的书一出版，立即受到欧美左派们的围剿批判。而荷兰54岁的政治新星富图恩教授只是因为在竞选中表示，如果他当选，将解除禁止动物皮毛工厂的规定，结果去年就被一个“环保份子”在停车场枪杀了。那个开枪的人说他非常爱动物，连蚂蚁都要保护，不能踩死；可他却开枪杀死大活人。 还有些不动枪的女性环保者，干脆动用自己的肉体，脱得个精光，表示她们宁可赤身裸体，也不穿用动物皮毛做的大衣。她们在美国脱，在欧洲脱，最近更脱到了天安门广场。而那些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用裸体摆出抗议全球化标语的左疯们，则以保护环境为由，反对工业国家到第三世界贫国投资办厂，理由之一是破坏那些地方的自然风光。而那些穷国的人们有的一天收入不足一美元，连饭都要吃不上，他们就根本不管了。这些环保者，什麽动物都“保”，就是不“保”人；但却宣称他们最有“善心”，连看到一只老鼠死了，都要痛苦地晕过去。他们在西方的富足生活中（很多是领取政府福利的）自己光著屁股反对资本主义，还不让第三世界的穷人穿上裤子。 没有人不要未来，也没有人宣称要无视环境；但历史早已证明，人类有能力适应、挑战和征服不断变换的自然环境；而只有发展经济，增加财富，才更有能力保护环境。今天在被环保者指责、痛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恰恰人们的生存环境，远比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要好。而那些走火入魔的环保者们觉得自己可以扮演上帝，预测未来，在让人们“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的同时，蔑视未来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智慧。他们推崇的是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反对物质生活，反对消费和享受，反对自由市场，反对资本主义，最根本点是反对人们拥有的个人自由。今天人们庆幸的是，那些极端者们没有获得政治权力，否则人们得一起裸体，退回到原始社会，点蜡烛，打算盘，赶牛车，用马拉松传递信息，每一天都是纽约式的大停电，活在黑暗之中。 2003年8月26日于纽约 2003-08-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重读《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今年中国“两会”最引起争议的政府行为，就是将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中针对国民的“秘密拘捕”条款，引起中国民间各界一致声讨。人们认识到，《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第73条之“人间蒸发”条款将是悬在国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让其“秘密失踪”。 此条款如果通过，将意味着中国进入“秘密警察治国”时期。正巧中国前一向发生了王立军事件。这位在重庆“唱红打黑”中曾以“黑打”著称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当自己有可能成为权力斗争中被牺牲的棋子时，他采用了“冷战”时期苏联间谍的做法，为避免被“黑打”而走避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因此，我想起一本著名的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这是一本与《克格勃全史》侧重点完全不一样的书，《克格勃全史》的重点是讲述该组织的对外功能——间谍情报工作，读后总让人觉得KGB与中情局、军情六处是性质完全相同的同类机构，因而忽视了克格勃那残酷的对内镇压功能。《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通过介绍历任克格勃领导人及其任内工作，披露了苏维埃俄国与苏联历史上那血淋淋的肃反与清除异己运动。该书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描写，带给读者的感觉除了震撼之外，更多的是恐怖感。 作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特殊组织机构——克格勃，它的前身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其设立初衷是对付大批抵制新政权的旧官吏们，后来其功能演变为清除国内政治异己分子。它与苏联共始终的七十余年历史中，与阴谋、恐怖相伴生。毫无疑问，它绝不仅仅只意味着“令人不寒而栗”或“神秘”、“恐怖”，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鲜明地打上苏共统治这一特定时代的一切特征。可以说，KGB的历史就是一部颠倒黑白、制造冤案、刑讯逼供、滥杀无辜的历史。直到今天，曾经在KGB中任职少校的普京，仍然娴熟地运用KGB的一些手段对付政治异己。 领导这个部门的人，被视为在苏联最有权力的人。对于喜欢玩弄权术、嗜好掌控人们生死那种刺激感的人来说，这个职位颇有吸引力。然而吊诡的是，这个职位往往也会断送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的性命。作者写道：“很多人在掌声中迈进了这座位于卢比扬卡广场的著名建筑物，在这里获取了权力和奖赏，然而很少有人是出于自愿或是由于职务的提升而离开卢比扬卡的。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者们一般都是由于被撤职或是被赶下台而告别此地的。其中有5人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这个职位充满风险，从1917年到 1999年，克格勃的主席、人民委员、部长和局长一共换了23次，但外交人民委员和外交部长更换的次数要比这个数目几乎少一半。一些人在这个部门任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一年。只有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创下了任职最长的记录，他曾任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之久。 无论是在苏维埃俄国还是后来的苏联，肃反扩大化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仅普通民众人人自危，就连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也提心吊胆地度日，苏共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抓，不敢出面相救。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安全机关同样是整治的对象。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然而，除了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是自然死亡外，其余11位领导人在后来全部被杀。 克格勃头目当中最著名的就是贝利亚，他在1945年1953年间出任克格勃最高领导，成为斯大林时期“肃反运动”的核心人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肃反运动中，许多苏联开 国元勋、老革命家和几百万无辜百姓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监狱与劳改营中。但曾将无数人送上黄泉路的贝利亚，自己最后也难逃被清洗之厄运。2008年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认定 1953年苏联最高法院对贝利亚的死刑判决是合法的，拒绝了有人吁请为贝利亚平反的要求。该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引出了一段贝利亚死亡之谜的案中案，案卷中既没有贝利亚土葬或火葬的证明，其尸体也去向不明。贝利亚同他的许多受害者一样，神秘地从人间“蒸发”。 在恐怖气氛的笼罩下，前苏联人民的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的尊严荡然无存。“间谍”、“反苏分子”、“破坏分子”、“叛国分子”的帽子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尽管这些被诬以各种罪名的人中的大多数人什么罪也没有犯过，但在重刑之下，他们最后都会被迫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表示甘受惩罚。轻者进劳改营，重者被枪决。克格勃全盛时期，就是苏联人流血最多的时期。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可能朝不保夕的国度里，无疑是最大的悲剧。 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比共产党这一组织更热衷于权力，也没有任何组织比共产党更不惜工本地投入资源运用各种恐怖手段巩固权力。出于独裁权力与独占真理的策略考虑，清除任何政治反对派及社会中任何有真实力量的任何人，将一切有组织的力量扼杀于萌芽状态是共产极权政治的必然逻辑。 今天的俄罗斯人已经告别了克格勃这段历史。如果中国将实施含有秘密拘捕条款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必然将中国人置于克格勃统治的政治恐惧之下。当中国人处于来自安全部门的监视、窃听或被秘密逮捕的危险境况之中时，任何人都有可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遑论所谓人格尊严。面对这种危险，那些拥抱中共政权者有什么理由继续歌颂中国的强大与进步？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列昂尼德•姆列钦 著；李惠生、赵志鹏、钟忠、王宪举等译，张志强校）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3月1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3/reread-the-fate-of-the-previous-kgb-chairman/）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美国忽视了北京的国际战略新定位
何清涟 习近平此次访美，华府希望通过双方会谈，增进在南海冲突、中国人权方面的共识，这愿望最终落空，主要的“成果”是一纸半拉子网络安全协议，美中两国同意“双方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行为”。 之所以会造成如此结果，乃因华府完全忽视了北京近年来频繁发出的国际战略新定位信号，在北京已从“与国际接轨”转变为要“主导国际规则”之时，对华外交政策基本未变。 中国两度发出国际战略新定位信号 美国对华战略一成不变。正如奥巴马总统9月25日在白宫欢迎习近平时所言：“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参与者角色的中国的崛起。”这是美国长期奉行的“接触、影响、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对华政策的经典表述，至今仍是支撑中美双边关系的原则性基础，但几乎少有媒体报道奥巴马总统这句期待之语，记者们多半将此语当成了套话。 不过，奥巴马总统显然忘记了中国近三年来的两度表态都意在否定美国这一对华政策，中国不仅不想被美国“引导进入西方体系”（即“与国际接轨”），还要改写并主导国际规则。 所谓“与国际接轨”，就是通过签订并遵守各种国际条约，让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这方面，中国其实并不认真遵守，以人权问题最能说明中国政府对国际规则的态度。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曾先后签订27项人权公约，但中国既未遵守联合国《人权、国际人权法案》对基本人权的要求，也未遵守其他27项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屡屡侵犯人权。本来，中国签订了这些人权公约之后，根据条约规定，美国与其它民主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关注并批评中国的人权。但中国政府利用大多数人并非人权公约专家，将人权变成了“内政”，不仅不予改善，反而将他国履行责任视为“多管闲事、指手划脚”。 自从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触线行为时有发生。美国因此不断督促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对美国的敦促，北京不胜其烦，干脆在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期间“亮剑”，宣称中国不能只是国际游戏规则的被动遵守者，应该是国际游戏规则的主导者。 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对庞森此话的不妥，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在中国未加入前就已经成立，这些组织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国都未加入制订，如果按庞森的表态行事，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2014年APEC峰会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中国赢得区域反腐主导权，北京将此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承认，人民网11月8日发表《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APEC：从被融入者变成主导者》，认为“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 北京对中国国际新战略这两次重要的表态，美国并未真正重视，严重低估了中国想改变国际规则的决心 。 中共的“核心利益”是美国不可触碰的禁地 中共一再强调的所谓“核心利益”，就是中共的执政权，这一所谓执政权需要由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赋予其合法性，中共之所以坚拒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其根源就在于此。正如程晓农9月25日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所指出的，中美之间的所谓战略利益冲突，并不只是双方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有中共自身坚持反美的政治需要。中共处理对美关系，既有现实利益考量，也有意识形态需要。每当中共感到政权不稳定时，它必然诉诸于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不仅包括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也包括与民族主义动员相结合的持续不断地对美国挑战；只有坚持这样做，中共才能向其国民证明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的势力，是中共存在和执政的主要理由。中共现在强调的所谓“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并非要重刮“共产风”，也不是仇恨资本主义（中国现在的经济制度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其实质是：只要中共想要保持红色江山世代传承，就必须坚持反美、反西方，亦即反对民有、民享、民治的美国民主制度。 但是，与中美建交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不同，从1970年代开始，中共处理对美关系还有现实利益考量。毛泽东推动中美建交，主要的利益考量是联美抗苏，经济利益并不重要；苏联解体以后，联美抗苏已经再无必要，而经济利益成了首要考量。到了今天，中国不仅需要美国的技术、市场和投资，而且对大部分官员和中产阶层而言，今后比较安全的子女、财产转移地是美国。 鉴于以上情况，中共不可能把对美关系变成不断升级的大规模冲突，而利用现存的国际秩序来获取利益，才符合中共的现实需要。世界各国当然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忽略了前面提到的中共反美的政治需要。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点，才能够理解，今后中美之间不至于兵戎相见，但决不可能恢复从中美建交到1988年那段“蜜月”时期。当时之所以出现“蜜月”期，原因在于当时世界存在一个中美双方都视之为劲敌的强国苏联。 中国对外开放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加入WTO，成为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重要成员，并不会真正改善中美关系。相反，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中国对美国的依仗越来越小，挑战美国既是中共政治需要，也成为中共证明其成功的必要手段。要证明中共执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就必须证明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虚伪与不适合中国。这种“证明”的结果必然导致处处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普世价值。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在译成英文时，有表述为“弱小时，收起利爪，隐藏牙齿；强大时，再露出牙齿，扬起利爪”，虽然难听，却很传神。 在中国的精英当中，鼓吹“中美必有一战”的鹰派势力始终存在，比如军队、宣传部门和左派。但对习近平而言，中美关系缓和，有利于他处理国内问题，紧张的国际关系不利于中国拯救滑坡的经济。因此，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不会是一个遵守秩序的国际社会好成员，但它也不见得愿意充当一个彻底的秩序破坏者。尽管中国统治者从乌克兰事件中感知到西方的衰落，也从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冬烘做法中，了解到西方国家政客的无能及低下的危机处理能力，但绝不会象萨达姆那样一味硬干，也不会象普京这样玩大搅局。 美国忽视了北京释放的“改写并主导国际规则”的信息，拒绝接受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2015奥习会停留于礼仪层面，重要问题均未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就在于美国低估了中国“改写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决心，中国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与挑战能力。但是，面对中国贯彻国际新战略的决心，美国那“接触、说服，影响并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对华政策，恐怕也需要改变。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9月2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us-china-20150927/2980959.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胡平的“见好就收”错在哪里？
在香港人民争民主、要普选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海外民运“理论家”胡平再次搬出八九民运失败后他指导（后变成指责）天安门学生的理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胡平∶从“见好就收，‘好’在哪里”谈起），对香港学运下指导棋，呼吁“学运必须建立退场机制”，并以批评的口气说，“我就不信香港的大学生们连这点都想不明白。” 胡平的理论是否正确、能否行得通，让我们用历史事实说话∶ 在埃及人民起来革命、要推翻穆巴拉克统治之际，面对开罗解放广场上正值高潮的人民抗争，胡平发表了他的“见好就收”理论。那是在穆巴拉克总统上电视讲话、宣布到期不再连任时。胡平及时地按其理论指出∶“我觉得形势很好，街头运动可以收。” 幸亏埃及人不懂中文，更没理会中国民运理论家下的指导棋，所以埃及人民的街头抗争没有收、没有撤退、更没有整天琢磨“退场机制”，而是面对强权，强调抗争、强调坚持，结果埃及人民成工（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只好用白字代替。抱歉）了。 我们设想，如果埃及革命用胡平的八字理论主导解放广场，那埃及人民很可能，非常可能，至今仍在穆巴拉克专制下。因为只要给独裁者再度“握稳权力”的机会，他就会更强力地镇压民间的任何反抗运动，让你在星星之火还没燎原之际，就消灭在萌芽之中。到那种时候，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再把民众“发动”起来，因为本次运动本身就不是谁“发动”的，而是民众“自发”的。自发则需要有契机，而历史并不是你想要契机就可以随时有的。 所以，在埃及革命中，从媒体报导上，人们没有看到埃及知识分子、海外民运领袖下什麽指导棋。他们给予的，是道义上、精神上、物质上的鼎力后盾！这些通过媒体宣传，振奋了整个运动；即使算不上埃及革命成工的原因之一，起码是一个推动力，而不是一支冷却剂。 由此可见，胡平“见好就收”的理论，起码在埃及革命这里，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了。 我们再看在今年三月台湾太阳花学运时，胡平又老调重弹他的“见好就收”。那是在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第七天（3月25日）时，他发表文章说，“既然江宜桦、马英九都出面回应了，马英九也同意对服贸逐条审查。这些多少可以视为让步。所以，学生不妨‘见好就收’，主动撤出立法院。” 这次，即使能够看懂中文的太阳花们，也没人理睬胡平的高论。他们在立院坚持了24天，直到立法院长明确承诺∶在建立审查贸易协议的《监督条例》之前，不召开审查服贸的党团协商会议，等于服贸无法通过（因国民党在立法院占多数，如逐条审查，也会通过）。太阳花学运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于是胡平的“见好就收”不破自灭。 所以，从中东茉莉花革命，到台湾太阳花学运；从突尼斯，到埃及，到利比亚，到台北，都没有什麽“见好就收”的指导棋，人家都赢了。 再回顾失败的中国八九民运。胡平列出有六次“好”，批评学生没按他的理论“见好就收”；并强调第六次的“大好”（赵紫阳发表讲话，呼吁学生停止绝食时）。假设学生们真的按胡平的理论见到第一次“好”时就“收”了，那不是错过了后来的五个“好”，尤其是胡平认定的这第六次的“大好”了吗？可见胡平“好”的标准带有多大的随意性。 八九民运是因胡耀邦去世这个“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一场民众自发性运动。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改变百万人民的自由意志，见“好”都不肯收，谁有下命令让大家“收”的权威呢？而“见坏就上”更是梦呓。在“六四”屠城之夜，不知胡平用什麽能耐，可以让学生市民迎著枪口往上冲？这不是比“见好就收”的荒谬更不可想像吗？ 但在他的八字理论一再被证明是错了的情况下，胡平仍用此口诀来呼吁香港人民“见好就收”，实在给人以荒谬感。不过我对胡平先生顶风而上，坚持自己口诀的精神，还是佩服的。 但问题是，除了上述近在眼前的历史事实，我们仅看胡平作为主角之一亲身参与的中国海外民运，他是否实践了自己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理论。 当年胡平提出这种说法时，他手下的《中国之春》主编丁楚曾在康州给中国留学生演讲时称之为“中国民运的孙子兵法”，但并不被认同。道理很简单，民运不是战争，根本不存在将军对士兵那种可以“说一不二”下命令的情形，谈何兵法？ 而且胡平的八字理论标准太抽象，缺乏具体的衡量尺度。什麽是“好”？什麽叫“坏”？那麽多群众，人们认可的内容肯定不一样，那谁的标准算正确？谁有准确预测下一步是“更好”还是“走向坏、最坏”的能力？所以这八字方针的抽象性，带�@先天的随意性，注定只能是无法实践的文字游戏。 不要说动辄有多少万人参加的各国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就是在只有几百人的中国海外民运中，胡平的八字理论都操作不了。尤其是，作为主角之一的胡平本人，在海外民运两次最大的分裂事件中，哪一次也没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第一次分裂是1989年初，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分裂的焦点是弹劾“民联”创办人王炳章的常委职务。王炳章为了缓和冲突，避免民联分裂，最后同意自请停职一年（等于离职，把全权交给胡平）。按照胡平的理论，这绝对应该算“好”了，但他根本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坚持弹劾了王炳章；后又开除了他的民联盟籍。此举导致王炳章从民联中拉出一些人另立了组织。当时我刚来美国不久，看到华人报纸纷纷登载“民运组织大分裂”的报导。稍后北京就开始八九民运，而民联却因分裂而元气大伤。 第二次大分裂是1993年初华盛顿的“民联、民阵”合并会议。会上因竞争主席问题发生分歧。当时民联民阵已通过正式程序解体，新的组织还没成立，海外民运命运攸关。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在这种“坏”的局面下，已报名竞选主席的胡平，也没有按照他自己的理论“见坏就上”来顾全大局、使民运免于分裂。而是发表了煽情的讲话，退出竞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也愤然退场，合并会开成了分裂会。 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两次都是主要参与者的胡平，不仅完全没有以身实践自己“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理论，而且时至今天，胡平对这两次自己深深涉入的民运分裂应负的责任也没有一个字的反省。那麽既然他这个八字理论他本人都无法操作、实践不了，其信誉又在哪里？从“论言论自由”到“八字方针”，胡平是坚持说，坚持自己绝不做。 今天港人的争普选运动，和上述革命、运动同样，带著民众“自发性”这个最大的特点。对到哪一步是“好”各有不同看法。而且“收”了之后，谁能知道下一次运动何时发生？会不会像中国那样25年后还一片静悄悄（中共收复香港17年之后才终于有这一次大规模的抗议）？谁又能确保下一次会有比这次更“好”的结果？尤其是∶香港人民今天面对的，不是英国美国政府，甚至不是港府，而是北京！胡平明明在另一文章同样指出，“人尽皆知，占中运动面对的不只是港府，而是北京。” 但在这篇文章中却用了“公民抗命”（而不是“民主运动”）来定义本次香港学运/民运。甚至说，“当一些公民以故意违反法律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时，政府对这些具体诉求本身做某种妥协让步，也是不合适的，甚至是不应该的。”而且，那些运动参与者“也许只是少数人，沉默的大多数也许并不赞同他们的诉求。因此，政府的回应应该是、也只能是对引起争议的问题提出一种公平的处理方式，而不是在压力下直接对抗命者的具体诉求做出妥协让步。” 凭什麽说香港人民的民主运动是“违法”？按照胡平的逻辑，当年的天安门运动更违法了——占据公共场所那麽长时间！胡平昏了头了吗？哪一样反专制的活动不违反“专制的法？”如果说学生们违反了交通法，那是因为港府（北京政府）本身就是不合法政府！没有选举的政府，怎麽是合法政府？在这个大框架本身的“违法”情况下，你去说抗议的民众违法，这难道不是梁振英在说话吗？ 连选举权都没有的香港人民，是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吗？能用对西方国家民众街头抗议活动的态度和方式，去套这种本质上是和中东茉莉花革命同样性质的、反抗专制的运动吗？ 胡平还说，抗议者“也许只是少数人，沉默的大多数也许并不赞同他们的诉求。” 且不说胡平凭什麽证明沉默的大多数“也许不赞成”抗议者的诉求？哪怕抗议者真的只是少数，他们就不应该坚持这种明摆著是正确、必须的诉求吗？如果北韩有几个人出来抗议金正恩，他们肯定是少数，他们肯定违反朝鲜的法律！胡平过去一路的“反共行为”都是只有“极少数人”干的事情，也完全无法证明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而且胡平肯定违反中国目前的法律，他为什麽不首先收摊？停止这种“少数人”的“违法”行为？ 哪个国家的民主运动是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在运动过程中有科学统计得到大多数赞同的？前中国民联主席居然抛出香港人争普选是“少数、多数”的问题，是“违法”的问题。真是连我都要相信胡平是不是“被和谐”了！ 难道不是吗？胡平甚至刚刚又在香港《苹果日报》发出“学运必须建立退场机制”一文，和董建华们几乎同样口径地要求抗议者们撤离，停止这种“违法”的行为，而转向“正常方式继续抗争。”但问题是∶ 第一，对于一场战役，大家都知道有“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说法。而胡平此时抛出“退场机制”，不是在战斗正酣之际，高喊“快点造舟，做好随时顺利逃跑的准备！”吗？他要是指挥官的话，不等于是明确告诉大家，此仗必输吗？ 第二，什麽叫“正常方式”跟独裁政府抗争？胡平有什麽灵丹妙药？他和王军涛又第N次地抛出八九民运时广场学生不听他们指挥的说法。王军涛是什麽指挥？他是清清楚楚地受中共政府委托，要劝学生撤梯，要做协调人的！突尼斯革命有协调人吗？埃及革命有协调人吗？利比亚革命有协调人吗？太阳花学运有协调人吗？ 天安门运动失败，首先是，最根本的是，王军涛之类的保皇派，推崇新权威主义派，刘宾雁之类的“第二种忠诚”派，等等，一直在舆论界占上风。所以运动从来都没有把推翻中共专制政权作为目标。连目标、方向都不清楚，怎麽可能赢？王军涛们今天要反省的，难道不是当年自己的思想局限吗？ 如果胡平王军涛今天真正要反对“非理性”，反对“激进”的话，为什麽不首先批判刘晓波等“知识分子”在六四屠杀逼近的最后阶段，发起的最激烈的“62四君子绝食”？难道那个绝食，不是把已经冷静下来的广场推到了激进的最高潮吗？不是屠杀的最直接的导火索吗？！ 胡平对当年的“成年人、老师”，今天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除了谄媚一句都不批评。这不是令人蔑视的势利和工利吗？ 胡平还强调，民主不是一次可以到位的（茉莉花革命怎麽到位了？东欧怎麽到位了？），所以他要求香港抗争者停止目前这种“不合法”行为。而且说，如果今天十万人为“诉求甲”占甲地盘，明天十万人为“诉求乙”占乙地盘，那城市还有秩序了吗？ 但胡平看见他住的纽约市成天有人为各种诉求上街、占领各种地盘吗？香港人民不就是清楚地要一个普选权吗？当有了正常选举，他们的其它诉求可以通过议员、用合法的方式达到的时候，凭什麽成天上街“骚乱社会治安”？ 请读者去看看胡平这两篇文章∶从“见好就收，‘好’在哪里”谈起”；“学运必须建立退场机制”，是不是太像是出自梁振英秘书之手了？ 这种“违法说”不是所有专制者对反抗者的指控吗？怎麽会出自海外“民运领袖”之口？胡平一边跟王丹们高喊要“为占中港人争诺奖”，一边指控占中港人“违法”，这到底是逻辑问题，还是立场问题，还是需要“送医”的问题？ 2014年10月20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11-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中国模式”正在影响美国经济政策
现阶段，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撕裂为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则有风投行业与智库两大类，风投行业分析短期，目前悲观，例如9月4日，彭博社发表一篇《对冲基金减持严重依赖中国的美国公司股票》，其中引述高盛集团编制的数据，美国对冲基金正在减持在业务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美国公司的股票。尽管作者强调，对冲基金迅速撤退与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测无关，更多地是出于对北京全面监管打压的担忧，但读者与转述者都夸大为中国经济前景晦暗，完全忽视了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效仿“中国模式”，对美国经济结构与中美经济有全局性影响的白宫政策，却显示出强烈的“抄中国作业”的倾向。 政府投资：根本之抄 在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及干预经济上，拜登政府一直在抄中国作业，这一点我在《拜登美式大跃进有个“拦路虎”》（大纪元，2021年4月3日）一文中，指出拜登政府公布的总4.3万亿（含长达8年的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及一项总额2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是在“抄中国作业”。但当时美国媒体与经济界主要在考虑负债规模，4个多月过去，拜登的产业政策与方向日渐明晰，《华尔街日报》（WSJ）终于发现拜登政府在抄中国作业，从7月份开始，连发数篇文章，都是分析美国正在学习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及资金扶持方式。 在9月6日那篇《中国产业规划升级，引发美国担忧》的文章中，要点是谈中美两国轮流抄对方作业： 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曾经和前苏联一样重视农业和工业生产目标，如今中国政府仍在进行五年规划，但将资源倾斜到了具有工业应用前景的基础科学研究上。在美国放弃对基础科学的资源投入之时，中国在许多领域采用美国过去的做法，迎头赶上，正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曾经由美国主导的领域进军——这是中国在抄美国作业。 拜登政府感到危机，现在又抄中国作业，比如动用政府资金来巩固在半导体生产方面的竞争力。该文引用拜登6月发出的感叹，“几十年的忽视和不投资，让我们处于竞争劣势，全球许多国家，例如中国，已将资金和注意力投入到新技术和新产业中，让我们面临被甩在后面的切实风险。” 在WSJ的专栏文章《美国能从中国的产业政策成败中学到什么？》（2021年7月27日）中，作者承认拜登政府在基础设施巨额投资与半导体产业等加大政府投资这些政策，都是在“抄中国作业”，但仍然给予高度肯定：“无论美国政府决定如何直接支持特定产业，做好基本工作不会有什么坏处，而且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关系重大。” 中国产业补贴政策：昔日缺陷，今天抄作业的重点 中国希望由制造业挑起经济大梁，而非互联网与各种相关的服务业，我在《中国行业整顿的即期目标：脱虚向实》（大纪元，2021年8月13日）说的“脱虚向实”的转化。这一点让西方各国感到危机。《华尔街日报》在《西方政府重返产业补贴老路，以抗衡中国》（2021年8月3日）一文中，开宗明义就指明一点：“美国及其盟国长期以来一直敦促中国停止以补贴、政府优惠政策等干预措施扶持重点产业。而如今，它们正开始‘抄作业’”美国参议院于今年7月投票通过了一项几乎前所未有的产业补贴法案——《美国创新和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批准拨款520亿美元帮助建设新的半导体制造厂，即“晶圆厂”——美国国会通过的几项法案将把联邦政府在研发、科学教育和半导体工厂补助方面的支出提高多达2,500亿美元。 前风险投资家、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民主党参议员Mark Warner是《美国创新和竞争法》的提议者与主要推动者。Warner称：“中国模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中国政府确保中国公司而非外资公司成为国内市场的主导者，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公司在全球市场占据一大块市场份额，并称，很难想象美国或任何正常的、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的公司如何才能与这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竞争并取胜。与此同时，白宫提出了一系列工具，以促进被认为对供应链至关重要的四个行业的国内生产，即半导体、电池、特殊矿物和制药原料。 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已推出类似做法。欧盟致力于将其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占比增加近一倍，达到20%。韩国批准了规模可高达65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业支持举措；日本则承诺对半导体产业进行堪与其他国家的力度相匹敌的扶持，同时计划把日本变成一个亚洲数据中心枢纽。 比较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过去一直被视为中国模式的缺陷，上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却发现优点，一是政府拥有工业企业的产权：“西方政府不愿意拥有工业企业的所有权，而这样做对中国产业政策极为重要。根据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中国不仅许多大型企业是国有的，而且中国各级政府还建立了1,741只产业引导基金（实际上是政府支持的私募股权基金），计划部署1.6万亿美元。” 二是政府容忍亏损与低效：“虽然经常缺乏协调、重复重叠，但此类所有权能够赋予中国有关部门对公司决策的巨大影响力，模糊公私所有权之间的界限。政府投资者容忍亏损的时间也远比西方股东更长。” 国有企业因其投入高产出低的低效运转，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及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学家痛诟。2001年，美国主导的WTO吸收中国作为成员国时，国营企业比例过高、政府干预经济（例如产业补贴），都是WTO责成中国必须改革的缺陷，中国承诺做相应改革并由世行专家组赴中国考察合规后才允许中国加入。如今20年过去，昔日的缺点成了美国要学习的优点，这一事实够讽刺。 中国模式更多是政治内涵 何谓中国模式？其核心就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设定的总目标：专制政体（政府配置资源）+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行政管控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经济。西方政治学家认为它是一种“独裁现代化”（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率先肯定中国模式的人是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2004年，他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并给予高度肯定，“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在乔舒亚·库珀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当时《北京共识》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西方社会觉得与发达国家无关，最多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模本。国内的新左派学者崔之元等人撰写专著，认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国内学者均认为是取媚北京当局之作，北京高层更多将这当作宣传品而非努力目标。当时，无人能够料到，不到20年光景，美国会有个拜登政府会抄中国作业，学习中国模式。 但是，“中国模式”本身就是“专制政治+行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有极强的政治内涵，政府在控制资源分配的过程中，会不断从各方面加强社会控制，其结果是导致美国政治向中国模式的政治控制趋同，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必将出现的政治趋势。 （原载大纪元，2021年9月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9/8/n13218664.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吴征怎麽逃了官司——追踪之三
在发现了吴征推销L95人寿保险过程中有严重误导，甚至欺骗行为之後，圣路易斯有13个中国留学生家庭的31人联名向大都会保险公司投诉了吴征。据吴征自己在给大都会保险公司的信中统计，这31人中的23个成年人中，其中17人拥有博士学位，除两人只有学士学位以外，全部都有硕士学位。 但无论他们有多高的学历，毕竟他们大多是八十年代末才来美国的中国人，当时对买人寿保险、投资等这类事务并不熟悉，因为在中国时大家都没有经历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推销员不诚实的话，自然最有空子可钻。而上述这组中国人明显有一个特点，他们都高学历，多是从学校到学校；由於住在华人不多的中部，所以他们这些多是从华盛顿大学得到学位的人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大家互通信息，互通有无，有事互相帮忙。这种情形在华人散居的地方是很自然的。 吴征以“见面熟”“会拉关系”等特点，很容易进入这个中国人的小圈子，而只要成功地说服这个圈子里的几个人，就足够赢得大家的信任。在中国人少的地方，“乡情”大概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弱点之一，所以吴征的保险卖得很顺利。 在31名投诉者中，裘小龙被认为是当地中国学者中英语最好的人之一。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获英美文学硕士，在国内时曾翻译了不少英美现代诗。1989年来圣路易斯後，又从华盛顿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学的是文学，当时又刚来圣路易斯不久，对美国人寿保险那些英文内容不是很熟悉。而且吴征来我家卖保险时，边介绍那些‘优惠条件’边哗哗地翻了几页那本保险政策文件。作为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又不能让他在旁边坐著，自己一页一页地读那些文件，而且那种保险文件都是印制的，又是美国大公司，我们怎能想到这个上海同乡会误导我们呢？” 吴征在後来的律师取证中表示，他给每一个客户都一行一行地解释了保险文本，但左映雪的妻子说，“当时吴征到我们家，带著个手提电脑，说要解释给我们听，可又说忘记带连接线了。所以就口头给我们讲了一番。他第二次来我们家，又忘带连接线了。”左映雪说，“听他讲的，这简直是最好的一种保险，我们当然完全相信了吴征的解释。後来才发现在几个最重要的东西上被吴征骗了。” 在和吴征打完官司之後还在纽约见过吴征、杨澜的富继义也承认，“吴征和保险公司都有问题。” 现在还在继续打官司的李东则说，“吴征肯定有误导之嫌，这点绝对没错。”根据密苏里的法庭案件资料，在这宗还在继续进行的案子中，李东的指控中用的是欺诈（fraud）这个词，仍主要指控吴征四条：两位数回报；七年不必再交保费；一年以後可以取红利；贷款利息为1%。 那麽吴征和其他保险推销员到底有多大不同？记者打电话向大都会保险公司纽约分公司的几个代理询问，虽然他们提供的是和L95非常类似、但并不完全一样的保险，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回答都和保险公司提供的文本没有多少差别。比如，他们首先都清楚地表示，头两年内没有任何红利可动用。他们都说投资储蓄部份的利息保证最低有4%，但红利是没有保证的；记者问红利是否有可能是“零”，几个人虽然都回答几乎没有“零”的可能性，但都说这是不能保证有多少的，更不能保证两位数。对於投保者多少年以後就可以不必交保费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仍是不能保证，起码十多年，有人说12到18年，但没有人说十年以下。记者是从一个想买保险的客户角度，而不是作为新闻调查来打的这几个电话。 由此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保险经纪人都故意误导客户。那麽吴征为什麽要提供那些误导的信息呢？用吴征自己对律师的解释，他完全是从客户的利益著想，为他们好，认为L95是最适合那些留学生的保险，他想卖得多只是由於自己年轻好胜。吴征去年12月还对《北京青年报》说，他的客户交的保费“都是交给公司的，而不是装入我个人的口袋”。 他当时也是这样跟那些留学生们说的：他有很高的年收入，不拿回扣。不拿回扣这一条，就自然推掉了为了回扣而不顾客人利益拼命推销的嫌疑，於是更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但事实是，吴征从他推销的保险费中，第一年拿55%的回扣，以後逐年递减。当然他最後的净收入没有这麽多，因为保险公司要扣掉他在公司的一些花销。 据纽约一位从事保险生意的朋友介绍，经纪人第一年拿55%的回扣是常规做法，虽然以後逐年递减，但只要这个人一直交保费投保，经纪人就一直可从中得到几个百分点的回扣，例如第二年16%，第三年11%，最後一直拿3%。正因为如此，经纪人才一定不可以误导投保人，要认真地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只有信誉好客户才可能一直投保，你也才可能一直拿著回扣。 圣路易斯的留学生们认为，正是由於有这麽高的回扣，所以吴征才鼓动他们一家一家的大人、孩子们都买了L95保险。左映雪说，“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经济收入各有不同，也应该买不同的保险才对。” 那些中国留学生在发现被误导後，开始并没有打官司，只是联名向大都会保险公司客户部投诉，表示他们买保险是受推销员误导，对他们买的L95这种保险的政策并不熟悉。但他们并没有打算把保金要回来，只是要求换一种保险。据投诉吴征的留学生表示，由於吴征跟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当地分公司经理讲了很多他们的坏话，导致保险公司不仅没有同意给他们换保险，分公司也乾脆不理他们的投诉了。 这些留学生们只好又写信向密苏里州政府的保险部投诉。州政府很重视，立刻要求大都会保险公司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大都会保险公司开始调查吴征的情况。於是吴征给大都会保险公司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纸、单行打字的信。在这封信中，吴征不仅没有承认他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误导，反而指控了这些投诉者几项严重“罪名”，说他们“是一组聪明、专业的人们，他们尝试玩过这个制度（This is a group of smart, professional people who try to out-smart the system）。”吴征说这些留学生撒谎，想靠谎言白捡两年保险。他甚至要求大都会保险公司追究这些留学生的法律责任。 大都会保险公司把吴征和他的部门经理的信一起寄给了密苏里州保险部门，作为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吴征这封信写得很有“质量”，颇有能打动美国人之处。所以在收到吴征这封信之後，密苏里州保险部门就否决了那些学生们的投诉。他们给投诉者回信表示，你们之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险问题，而是有其他纷争，这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管理范围；你们要是再不满意，只能自己请律师了。 这时留学生们没有办法了，尤其是州政府转来吴征的信，其内容相当激怒了他们，於是决定上告，通过法律解决。据1994年1月圣路易斯巡回法庭的档案，当时的原告有学生学者及家属共36人。当地一个美国律师阿兰．金布雷尔（Allan Kimbrell）认为他们的案子一定能赢，所以接下来，不打赢不收费。在被起诉之後，大都会保险公司妥协，提出让步方案：退回全部保费，再加9%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大部份起诉的人接受了这个方案。 那位在纽约从事保险生意的朋友介绍说：一般和保险公司打官司不是那麽容易的，他们资金雄厚，雇用最好的律师，打赢不容易；尤其是和推销员之间发生口头涉嫌误导之事，没有记录和证据，难以说清楚。因为最後合同是和保险公司签署的，而且有10天的反悔期，如果认为保险政策文件和推销员说的不一样，有出入，或投保者不满意这个保险或任何原因，保险公司都全额退回保费，取消合同。而这些留学生不仅早过了10天期限，而且是在投保两年多後才投诉、要求退保的。但保险公司对这个案子之所以重视，愿意退款和解，明显是因为从逻辑和常理判断，30多个人都来投诉一个没有任何错误的推销员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而大都会雇用吴征本身，就不得不对吴征的错误负责任。 但对於这个和解方案，有七个留学生家庭不肯接受，坚持要打官司，同时告吴征和大都会保险公司，要讨回一个公道和说法。但律师金布雷尔在支持他们继续打这个官司的同时提出放弃告吴征，而只告大都会保险公司。 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当时人们之所以把他从被告中撤除改为只告保险公司，是由於双方律师沟通之後，认为是保险公司的产品有误导，而吴征只是推销这种本身有问题的产品而已。 但据告他的留学生们解释，律师之所以提出把吴征从被告中删除是因为，第一，吴征没有什麽钱，他输了就可以申请破产，所以留学生们即使赢了，也得不到实际利益的好处，只是得到一个说法而已。律师强调应该在讨说法的同时必须讨回实际利益。 第二，在取证中，律师了解道：吴征所在的整个分公司都被大都会保险公司关闭了，吴征卖掉了房子，妻子离婚走了，他说要搬到南加州，又说很快要回中国，而且可能永久性地住在香港。 吴征在圣路易斯注册的“博纳公司”（Bruno Wu & Associates）除了他自己，没有一个雇员。律师在“取证”时问今後怎样可以找到他，吴征说寄信给他的公司。律师说你公司只有你一个人，你要走了，怎麽能找到你呢？吴征回答，你只要把信寄到这个公司地址，会有人转的。律师问他在上海有公司吗，吴征回答说有；律师问他要地址，吴征说记不清楚了，以後通过他的律师给。金布雷尔不放心，问他在香港或中国的电话，他也说不记得，以後再告诉。 从取证材料中可以看出，原告的律师难掩对吴征可能跑回中国再也找不到了的担忧之情。那时候的吴征，绝不是今天中国最大门户网站的最大股东、更不是全中国知名的“公众人物”。如果他真“消失”在中国，谁也没有办法。 留学生们认为律师分析的有道理，最後同意从被告中撤掉吴征，只告大都会保险公司。但是其中一个人坚决不同意把吴征从被告中拿下来，他就是现在还在继续打官司的李东。但律师坚持，他也没有办法。根据圣路易斯巡回法庭的记录，最後是由七个留学生家庭的20人作为原告，告大都会保险公司。 该案排了三年之後，1996年在圣路易斯市东区法庭准备开庭。吴征也被从中国传回来，在圣路易斯的旅馆等待出庭。据左映雪回忆说，当天原告们从早晨就开始等待，一直等到下午。而被告的律师一直拿著手提电话一遍遍和纽约总部联系。直到正式开庭之前十几分钟，原告们都坐进了法庭，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律师放下了手提电话，要求和原告的律师紧急磋商，提出了大都会保险公司让步、和留学生们庭外和解的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不仅原告中国留学生的全部保费被退回，而且给予赔偿。根据保险公司和原告达成的协议，赔偿金额不可以公开。但有一点他们表示，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远远、远远多於吴征曾经承诺的两位数字的红利。” 留学生们的律师说，这是他当律师以来听到的最好的赔偿方案，劝这些中国学生一定要答应，并表示，如果他们接受这个方案，他愿意把自己应该得到的律师费从赔偿额的三分之一降到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七个家庭中有六家同意了接受这个赔偿方案。但李东坚持不干，要求继续把官司打下去，通过法庭解决。由於李东没有同意，导致其他原告平均少得了四千多美元的赔偿费，因为保险公司的方案是，如果全部原告都撤诉，就给予最佳方案的赔偿金额；如果不是全部都撤诉，则退到次好的赔偿方案。 李东之所以坚持要把官司打下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定要讨个说法，因为吴征那封信对我们伤害实在是很大的。”所以在他新的起诉中，他不仅告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吴征误导、欺骗，还告吴征诽谤。 圣路易斯的那些华人们谈起吴征这封信至今仍耿耿於怀，愤怒不已，那麽这封信到底在哪些地方伤害了他们？吴征的陈述到底有多少与事实不符？吴征的“第一桶金”里，到底有多少是从留学生们身上赚的？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2002-02-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拒绝中共间谍进入美国网络
近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拒绝中国华为和中兴两家巨头电信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认为其有中国政府和军方背景，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和两家公司都抗议说这是歧视行为，违背美国市场经济原则。 美国国会为什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有大中小三个背景∶ 大背景∶随著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共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收集美国情报、进行间谍活动的国家。这无论是美国情报专家的研究、《华盛顿时报》著名记者葛茨就此写的揭示中共间谍活动的专著、还是美国FBI局长的国会作证，都强调了这一点。同时美国司法部的数字也印证∶只是2008到2010这两年多，在美国被起诉的中国间谍案就有26个，其中44人被判刑。中共情报部门“国家安全部”的英文简缩MSS，其知名度已超过当年苏联的特务机构KGB。 中背景∶据网络安全专家的数字，在2009到2011年间，美国遭遇的网络袭击增加了17倍。其中大量的网络攻击来自中国，且不是一般性攻击，而是有复杂的程序，得是专业公司或国家能力才能做到。 小背景∶这一点更为关键，美国国会就华为和中兴的疑点问题举行了公开听证会，两家公司主管亲临现场。但他们“打太极拳”，躲避实质性问题，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他们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资讯和证据。 美国国会的质疑主要有三点∶ 第一，华为和中兴的资金来自中国官方银行，数额庞大，因而可能被中国政府实际操控；如允许其进入美国市场，中共当局就可通过这两家公司宽带网络服务，窃取和监控美国网络，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华为的解释是，给予它们贷款的银行，只有10家是国有银行。但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也就五家而已，实际上都被华为囊括。因而美国国会更质疑中国政府可能是这家所谓“民营公司”的最大股东。 而且华为公司还设有“党委”和党委书记。这更令人质疑，这家公司受共产党直接领导，根本不是民营企业。 华为的解释是，根据中国公司法，私营企业也得按《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党的组织，并说它们公司的党委，只是负责照顾职工生活和道德教育。但根据中国公司法，中共在民营企业只能建立基层组织，最高一级是党总支，还要经党员大会选举产生领导人。而没有任何消息证实，华为的“党委”是经过这种程序产生的，显然是官方委派的。 所以在听证会上，美国议员当场问华为副总裁∶“如果中国政府要求你提供美国客户的信息，你怎麽办？”华为副总裁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对客户的网络带来伤害。”当美国议员继续追问，“这不是意味著你要进监狱吗？”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不会放过他们，但华为公司的副总裁却所问非所答地说，“公司怎麽会把我们送进监狱呢？” 华为公司的主管就是不敢清楚地回答∶我们会拒绝中国政府的任何监控网络的要求，即使把我们抓进监狱也不会答应。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在中国，即使民营公司，也被当局控制，更何况它们公司还有“党委会”。 第二，美国国会质疑华为公司有军方背景，是因其创始人和总裁任正非曾任解放军技术副团长。美国国会获得的华为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这家公司获得中共军方的科技支持，很可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网络战的分支机构。 连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说，大民营公司的老板，只有华为的总裁最神秘，从来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很少在公众场合讲话。这次他也没到美国国会参加听证。外界根本不清楚他的真实面目。维基百科说，任正非“深居简出，神秘莫测”。 华为是世界500强企业，是世界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仅次于瑞典爱立信），年营业额300多亿美元，员工14万。但如此电信巨头，其总裁却完全不透明，神秘兮兮，更令人联想到那种军方情报头目。 第三，华为公司针对美国国会报告发表的抗议声明说，这是美国拒绝市场经济，说他们公司过去25年从没有不良记录。但这恰恰是美国国会质疑的重点之一，因华为有很多“不良记录”。 美国国会调查到，华为公司不仅有过欺诈和行贿的前科，而且也在美国违法作业∶华为公司的员工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后，然后在华为分部做全职工作。按照美国法律，持旅游签证的人不可以在美国就业。 另外，据中国《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2003到2006年间，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在阿尔及利亚以12万美元贿赂当地的电信公司主管以谋求商业利益，被阿尔及利亚政府查获，两名当地电信主管被判刑18年，涉案的华为和中兴的三名主管在缺席审判下，被判处10年监禁。如果这三名主管进入阿尔及利亚，就会被逮捕执行监禁。这都是网上可查到的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所以华为声明说，他们公司过去25年从无不良记录，本身就是谎言。因这些谎言，这样的公司就无法被信赖。 华为和中兴以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都指责美国国会的报告是歧视中国公司。但进入美国市场，甚至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很多，为什麽美方要调查华为和中兴？而且不仅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质疑和拒绝华为∶ 去年2月，华为主动提出愿出资5000万英镑为伦敦地铁铺设手机网络，但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 今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以同样原因，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380亿美元的国家宽带网络项目。英文《澳洲日报》引据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指出，有证据证明华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存在联系。 几个月前，德国研究网（DFN）也因安全原因结束了跟华为长达7年的合作关系，而把科技网的扩建交给了一家以色列公司。 对这样一个很多国家都戒备、都指出它跟中国政府甚至军方有联系的公司，美国国会当然会慎重对待，毕竟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美国人的网络安全，也包括使用美国网络的中国异议人士的信息安全，包括个人银行信息，网络信件等等。 美国国会报告不仅建议美国公司不要购买使用这两家中国公司的电信网络设备，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展开刑事调查，因中兴涉嫌向伊朗出售违禁的美国电信设备。 美国国会的报告对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市场（更别说在美上市）构成重大打击，甚至影响华为的全球生意。在美国国会报告发表后，新西兰在野党就要求该国政府调查华为在那里的合作项目是否影响该国安全；加拿大政府也要调查华为，也可能最后拒绝华为进入该国市场。而华为70%的生意是在海外。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份跨党派的报告历时11个月完成，显示美国两党在国家安全、警惕中共间谍渗透上态度谨慎、立场一致，并以先发制人的行动，防范美国网络领域被中共侵入。 这份报告等于向中共官方背景的公司发出一个警告，如替政府或军方从事情报和间谍工作，至少会失去美国市场，而且经FBI调查证实后，美国也会像阿尔及利亚那样，通过法院审判，给予惩罚。 这意味著，华为公司的解放军退役军官背景的总裁们，只有真正切断和政府、军方的密切关系，真正在商言商，才可能进入美国市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员，甚至赢家。否则，华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难以有所作为。 2012年10月11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10-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当代中国的社会认同危机–“法轮功”事件的启示
“法轮功”在我国出现已有好几年，它的低级与粗糙，其实只要翻翻《法轮大功》一书也就了然于胸，学者们一般都对这种“类宗教”的神秘事物不感兴趣。但就在不绝于耳的有关气功真伪的争论声中，在司马南与胡万林的“斗法”过程中，在有关柯云路痴迷于气功的是非评说声中，作为气功极端形式之一的法轮功，竟然已经壮大到需要中央政府动员专政工具与全部新闻媒体的力量出面敉平此事。尤其令人不能轻视的是，在法轮功的信众当中，除了党政军干部之外，竟然还有不少研究员、大学教师等文化层次不低的人。这一事件下面蕴含的东西也就不能不引起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注意。 法轮功的“类宗教”性质 法轮功是不是宗教?这可能是法轮功与外界对它的看法最有分歧的地方。法轮功修炼者没有人承认法轮功是个宗教组织。但从其信条、传功方式，以及李洪志拥有的“教主”地位，再结合我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如五斗米道、景教、白莲教，以及让清王朝元气大伤的拜上帝教的兴起与发展历程来看，至少可以称之为“类宗教”组织。我手头有一本印刷精美的《法轮大法》，里面的道理其实只是佛家、道家及中国千百年来老百姓“常识理性”的杂糅，还不时穿插王母娘娘、《封神演义》等民间俚俗故事。法轮功的文化符号“法轮”也是由道家的阴阳太极图与佛家的“”纹变化组合而来。与《圣经》、《古兰经》及佛经这类成熟的宗教经典相比，《法轮大法》显然要幼稚粗陋得多，宣讲的道理倒是与洪秀全当年拜上帝会的《原道醒世训》等三篇文字相类。于是这就带出了一个被有意无意忽视的问题：这一“类宗教”的低劣不难辨识，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包括一些文化层次不低的人参加修炼法轮功?为什么自从“五四”以来，我国一直高张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动用政权力量铲除了一切民间宗教以后，科学真理竟然还是不能完全取代宗教真理? 中国的历史上，儒家学说是主流学说，一直起着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而佛、道行时，必是天下大乱的前兆。至于那些以从佛、道变异而来的教义为信条的民间类宗教组织一旦以民众为基础，具有广泛的包容能力及深入的动员能力时，对政权而言，就已经成了一种替代性权力组织。这类组织不论它怀有何种目的，只要它具有动员民众的能力，对政权而言，它就具有颠覆性。这一点只要看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动员方式，就不难明白这种“类宗教”组织的社会作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两者所持的政治理念都是大一统理念，除自己之外否认任何其他权威的合理性，儒家学说奉行一元化规则，支持权威政治；民间宗教奉行暴力规则，支持的是暴力政治。 宗教权力——人类社会的重要公共权力之一 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的公共权力有几种来源： 经济权力：这一权力是从人们满足生存需要中得来的，这种满足通过提取、改造、分配和消费自然物的社会组织实现。围绕这些任务形成的集合被称为阶级，那些能够垄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之人，即统治阶级。 政治权力：来自于对社会关系许多方面的集权、制度化与领土管理的有效性。政府则是有效行使政治权力的社会组织。 军事权力：来自于有组织的防卫外界需要与它对防卫侵略的有用性。因为军事权力有关生与死的问题，更由于它是广大地理和社会空间的防卫和攻击组织，所以军事权力是可以行使强制性控制的集中核心。在行政命令造成不相称结果的地方，军事主义往往被证明是有效的，专制者比较喜欢借助于军事权力来解决问题。 宗教权力：是意识形态权力之一种，这种权力是“神圣”的，与世俗权力是一种分离的关系。这种权力并不单纯地综合与反映已确立的“社会”，实际上它可以从社会需要和社会关系中创造出一个“类社会网络”，一个宗教或文化的共同体。与20世纪一般意识形态文化不同的是，后者包括两个因素：或者所提供的知识是虚伪的，或者只是物质统治的伪装。 上述四种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基本构架，但作用有所不同：政治权力强调边界，而军事、经济、宗教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卷入现存的社会关系。这四根权力支柱共同支撑着文明社会的大厦。自佛陀诞生到穆罕默德去世的一千年里，产生了四种至今仍然支配全球的重大“书本宗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这四大宗教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伊斯兰教尚武，一直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对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基督教、印度佛教则是欧洲、印度等国世俗社会政治文化权力的最有力支柱。从历史上来看，任何宗教都有社会性与思想性两个层面，所谓“社会性”是指一种宗教形成及其在各民族社会中的传入与成长过程；所谓“思想性”指作为一种信仰在神学(或佛学)、哲学、文学、艺术中的思想性历史表达。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劳德•阿克顿说过：“宗教是历史的钥匙。”解索世界文明，如果忽视宗教对人类的影响，历史将是不完善的。人类文明的许多遗迹都与宗教对生与死的阐释有关。罗马帝国的衰亡，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基督教的兴起。时至今日，宗教仍然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是相当一部分人精神世界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而宗教异类——邪教却从另外一方面破坏人类社会的和谐，近些年来的奥姆真理教之类即属于宗教的异类。 与其他民族成熟的高级宗教相比，中国的宗教资源显得相对匮乏。中国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凭借儒家学说成功地抵抗了一次又一次救世宗教的冲击。儒家学说不是宗教，是一种世俗哲学，基本上是保守主义的，它否定超越主义的拯救，也否定激进的政治和西方世界的宗教，它承认现实社会是神圣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由于儒家学说的柔韧弹性与宽容智慧，它成功地化解了本土及外来的所有宗教，“以儒化道”，“以儒化佛”，大致可以说明所有宗教在儒家学说面前败阵的情形。而中国本土产生的汉代五斗米道，自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元末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明教的前身），清代的白莲教等等，除了冲击政治秩序之外，均未能对儒家学说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到了近代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尔后再利用这种组织形式发起了震撼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儒家学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曾国藩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看到意识形态权力对稳定中国的重要性：“救名教所以救中国”，清政府因此能在他所领导的“同治中兴”格局下苟延残喘数十年。直到儒家学说的载体——封建王朝历史结束，儒家学说才在各种社会批判声中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四柱缺一，国家社会这座大厦将因此倾塌。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孙中山用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文化，中国共产党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文化。 无论是在儒家文化居于统治地位时期，还是在1911年至1949年这一段时期，除了主流文化之外，非主流民间文化（包括巫文化）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其思想资源非佛即道，只有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不是直接从佛道两家汲取思想资源。儒家尊重现存的社会秩序，佛道都带有一定的叛逆色彩。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类宗教”的兴起，其后必是一次社会动乱，以及文明的大破坏。直到1949年以后，所有的民间文化被扫荡，只有在政权力量很难直接介入的少数边远地区，民间文化才能存活下来。但是我国的意识形态文化的经济支撑是计划经济，政治支撑在城市里是以国有企业、党政事业机关这种单位体制，在农村是农村公社制度。这种高度一元化社会彻底消除了非主流文化孳生的可能。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 神秘主义文化与社会认同危机 众多新闻媒体的报道已经谈到部分人加入法轮功是由于精神空虚。但精神空虚由什么原因产生，却未予以深究。 法轮功的出现，其实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社会变化有密切关系。最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伴随着经济改革，我国已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演变。这里所说的多元化有两重意义：一是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改革自经济领域开始，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多种所有制的革命意义在于将公众对国有经济(从而是对国家)的经济依附变成了与分散的经济实体之间的雇佣关系，而决定人与人之关系最根本的关系其实是经济关系。这种变化最后必将延伸到各个领域。二是科技进步，各个领域需要的技能日益专业化，而干部选拔标准改变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后也加强了这种趋势。专业化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其价值取向必然多元化。为便于理解，用公式表示如下： 大一统社会——一元化价值取向(改革前的社会格局) 专业化社会——多元化价值取向(改革后应该形成的社会格局) 人类社会已有的几次社会大规模变迁表明：任何社会变迁都必须包括三个层面的变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主要是财产所有权)、意识形态。而我国由于一直锐意经济改革，另外两方面的变迁尚未真正开始。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其矛盾的局面： 专业化社会——一元化价值取向 从80年代末以来的所有事实都说明，与计划经济体制血脉相连的传统意识形态既无法对改革中形成的社会秩序进行合理化解释，又无法消解面临的两方面重大压力：西方思想的大规模传入及民间文化的悄然兴起。在这两种压力当中，对前者的警惕倒是从未放松，几经周折以后，以“不争论”暂时压住了一切矛盾；而对后者，当局倒是从未将其认真当回事。一方面，每当民间有邪教组织出现，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以后，总是当作“封建迷信”进行刑事处罚，从未深究为什么邪教能够吸引大量信徒。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化的另类，如气功、风水、特异功能以及其他神秘主义文化等，却放任自流，不少媒体对这类事物绘声绘色的报道加强了社会的神秘主义倾向。更兼还有少数领导者对气功等类的特殊宠爱，为神秘主义事物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上述因素其实还只构成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的外部威胁，最严重的威胁其实来自政府自身的吏治败坏。在革命战争年代与“文革”前十多年能够有效教育并约束干部的意识形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日益增多的贪污腐败案件越来越使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显得苍白无力，新出台的法律形同具文，权力市场化的事实让民众(包括党内干部)日益失望。大家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与权威性发生了深深的怀疑。连党内干部都约束不了的意识形态，自然无法约束全社会，深刻的全社会精神危机由此发生。 改革的重大失误除了忽视社会公正，未能有效扼制权力市场化趋势下的贪污腐败之外，还有一点，即忽视了人作为灵长类动物的特质：任何人都不可能仅仅“物质地”生活而不是一种“精神”的基础。同样，一种“精神”运动也不能完全弃绝物质基础。 意识形态变革的严重滞后，留下了一块巨大的精神空白地带。整个社会一直在两种力量的拉锯战中反复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颓势已不能通过说教式灌输打动人的心灵，而知识精英们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也屡屡严重受挫。由于双方争论时享有的权益极不对等，这些争论极难澄清一些关键问题，于是“左派”与“新左派”偶尔踢进的几个球也赢得了不少观众。在两方因为这些争论消耗得精疲力竭时，只有“气功”这种神秘主义事物、法轮功这种“类宗教”成了真正的得分者，他们为自己赢得了大量的信徒，而且从信徒身份来看，比历史上任何“类宗教”的热心参与者的文化素质都要高：历史上的类宗教的主流都是社会边缘人物，而法轮功的信徒有不少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士。 分析法轮功，必须要从它汲取力量的基础结构入手。笔者曾与不少参与修炼法轮功的人士谈过话，总体印象是：大部分参与修炼法轮功人士追求的不是一种政治参与，而是希望参与一种有意义的社会集体活动。由于目前对社团活动的限制，再加上在改革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了种种不良社会现象，不少党员干部以及群众都有种理想幻灭感，共同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剥夺：被排斥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之外，正在形成的新社会不是他们的社会。被访问的法轮功信徒几乎无一例外地声称他们在“非政治的、超然的法轮功”中找到所追求的东西。正是这种最广义的“精神拯救”使他们不得不卷入公共结社，从而被拖入最广义的政治。这种情况让人想起了因研究基督教史而知名的学者诺克对基督教所做的有名的总结：“人们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在宇宙中寻找家园”，这个家园是一种社会家园，一种共同体，他们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性社会。“精神空虚说”不能解释一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因为精神空虚最多只会让个人陷入一种无奈与痛苦。从法轮功的种种主张可以看出，它不是对物质危机的回应，也不是用一种精神世界来取代物质世界，实际的危机是一种社会认同危机。法轮功信徒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问题：我属于哪个社会?或者说他们要决定自己属于哪一个共同体。而法轮功正好为这些深受困扰的人们许诺了一个理性的、道德的秩序。 但是法轮功许诺的“道德理性秩序”其实也是画饼一张，这是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所造成的。法轮功数次围攻媒体、政府与批评者的行为表明，它还带有大一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强烈特色，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从它围攻时使用的语言来看，来源于长期的意识形态浸染，暗含一种语言暴力。 由于法轮功背后蕴含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认同危机，所以现在仅仅揭批它是一种封建迷信，根本达不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经过长期反思之后，曾写了一本《狱中札记》，书中谈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长期的传统文化沉淀，每一个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考虑与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联盟，如果老是拧着来，结果并不美妙。 简言之，在经过20年改革之后，维持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民间的精神需求已经多元化，这是“需求”；而“供给”状态是这样一种局面：原有的价值形态许多人已经拒绝接受，知识精英们的“西化”要求不被认可，官方有意无意间网开一面的那条狭长的民间神秘文化通道却为社会广泛接受。现在这条道路已延伸到通向权力替代组织的方向上去时，再用封建迷信之类说辞揭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起到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作用。因为任何事物只要有“需求”，最终都会创造出自己的“供给”来。今天取缔了法轮功，而不去着手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迟早还会有别的“神功”出来。 “科学真理”不能取代“宗教真理”，因为信仰宗教的人们并非寻找真理，而是寻找精神家园。试想想，美国的航天技术早已发展到上穷碧落，美国人难道还不知道茫茫宇宙中并无“上帝”的实体存在?但美国总统宣誓时还要将手按在《圣经》上，还要坚持做弥撒，原因很简单：在经过几个世纪无神论的长期折腾以后，西方人已经从奉行无神论国家的社会实践与政治实践中弄明白一点——科学真理取代了宗教真理，必将引起全社会的精神危机。 （原文发表于《书屋》杂志1999年第5期）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农民的生存权与中国的社会稳定
钱云会之死发生在浙江温州乐清，但这次事件却无情地将1亿多失地农民的生存权暴露于社会公共视野。 钱云会历经的6年艰难上访抗争路，让世界看到了乐清市政府掠夺民众土地并将其逼至绝境的丑恶。但更大的问题是：全国究竟还有多少个“乐清”？九州大地上还有多少个“钱云会”？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农民失地的关系 考察中国近10余年的社会反抗事件，就会发现社会抗争类型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财富寻宝图”上的“四大金刚”分别是地产、矿产、股市与金融，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及与房地产相关的各种税收（资源大省则是出售矿山开采权）。中国并无多少闲置土地，政府出卖的土地全来自于对农民的征地与市民原住房用地。而农民反抗征地、城市居民反抗拆迁与城乡居民反环境污染的维权行动都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而且均涉及土地。可以说，中国政府的资源抽取方式决定了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则塑造经济增长的模式，从而决定着社会抗争的类型。 如果说以前是以各种名义分片征收农民耕地，到了2008年国土资源部正式推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以后，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全国各地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的圈地运动，20多个省市正在推行一场规模浩大的“让农民上楼”的运动，亦即“拆村运动”。 但农民上楼只是解决了住的问题，并未解决生计来源。三百多年来都苦于“地狭人稠”的中国，如今已经再无荒地空地可垦殖，而城市里就业机会本来就稀缺，这些被从土地上赶走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这些三无农民遍布中华大地，南起四川、东至广东、北至黑龙江。可以说，中国有县皆成“乐清”。 那么，中国农民当中，到底有多少成了“钱云会”？根据多年搜集的资料，估算出全国约有即使按最保守估计，中国已有失地农民1.2亿左右。（注1） 民众失去土地与家园，早已成了一个让国人近乎麻木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延续至本世纪零年代，政府征地与农民反征地的对抗几乎构成了官民矛盾的主旋律。在每年发生的十余万起群体性中居首位，这次如果不是村长钱云会那离奇的死亡，长达6年的乐清征地事件在媒体眼中只是一个小的事例，无法吸引公众关注。这就是钱云会的帖子在天涯论坛上孤零零地悬了4个多月竟然无一网友跟贴的原因。 政府为什么要不断吞噬土地？ “乐清”之困因政府征地而起，“乐清”之困是否有解？ 答案有如一块硬币，硬币的一面是有解。这解困的钥匙就在政府手里，只要政府停止掠夺农村的土地资源，让农民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实现乡村自治。如果说每逢发生民变由政府出动军警强力弹压只是扬汤止沸，停止掠夺则是釜底抽薪。 但不幸的是这块硬币还有另一面，即无解。而无解的原因则在于中国政府汲天下之财以自养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自断经脉，断掉供养自己的主要财源。国务院发展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收益大致按如下比例分配： 城市政府，20－30％； 投资商，40－50％； 村级组，25－30％； 农民，5－10％。 从上述分配比例可以看出，农民被强迫卖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从卖方农民到房地产投资商手中，土地增值收益还要经过两次中间流失，地方政府与村委会共拿去45％－60％，农民只得到这块蛋糕当中最小的一块。 近10年来，土地出让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比重不断提升。资料显示，2001年—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 政收入的35%。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在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有 些甚至占80%以上。去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70.4%，以北京为例，其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全年财政收入（2353.9亿元）的近70%，而上海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则占财政收入（2873.6亿元）的53%。 土地财政在中国财政收入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只能说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依赖于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过度透支，并非来自技术进步。这种经济模式决定中国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中国农民为何不能阻止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抽取？ 可以说，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农村进入抗风险能力最差，最没有自卫能力的时期。任何来自外部的强力，都可以掠夺农村的资源（即农民生存所依赖的资源），比如森林、沙洲、耕地、宅基地、山野、矿床、地下水、溪流、湖泊、古文物，……，等等。而外部势力之所以能够肆意掠夺农村，是因为在中共统治下，中国农民被剥夺了上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一制度成了地方政权伙同外部势力肆意掠夺农村资源的资源抽取管道。 有关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法律未曾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村土地由县、乡（镇）、村三级“农民集体”所有，但并未界定“农民集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规则。在中国所有政府文件及各类研究论文（包括媒体报道）中，“农民集体”都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体名词。这样一个集体名词，无法真正作为土地产权的代表。甚至无法明确“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样一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事实上已经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而 “农民集体” 在法律上的虚拟化，使得国家（政府）成为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这种状况为政府任意支配农民土地保留了一条非常方便的制度通道。就像为农村土插入一个巨大的资源抽取吸管，可以源源不断地抽取资源，除了为地方财政做贡献之外，还可以养活一大批“吃地管地”之人。?中国政府坚持不让农地所有权归属农民，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农民无法完全离开土地生存，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土地这一有限资源，这本身就是产生矛盾的根源。中央政府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让地方政府活，还是让农民活？要求地方政府停止掠夺农民土地，无异于断地方政 府的财源，不让地方政府（官员）活下去――这等于中央政府举起右手砍自己的左手，将本身的统治基础逼成反对力量――这是自残肢体的速死法。而继续默许地方政府掠夺农 民土地，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农民就只能起而反抗，最终也是危及中共统治――这是挣扎若干年后衰竭而亡的死法。 可以说，中国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土地之争，有如一盘让中国政府无法解套的死棋。说它是“死棋”，是因为无论怎样走棋都是死路一条――除非中国政府能够在近两三年内想出近20年无法想出的高招，促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根本变革。 注1：详细估算请见拙文“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1/chinese-farmers-lost-their-land/ ）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43期，2011年1月13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拜登政策：去川普化与复活奥巴马遗产
何清涟 拜登1月20签发的 17项行政令，本着“凡是川普实行的政策，我们就要废除”这一民主党原则，正式拉开了去川普化的政治行动，复活奥巴马遗产。华尔街与硅谷等高净值人士为拜登捐款助力很多，很快就会发现自身将成奶牛。 凡是川普的政策，民主党就要废除 川普的对内政策，比如降低税收、扩大就业、货币政策等等，疫情前的就业成就自然是不提的，增税方案则筹划许多，立即推出，主要是两个路向：企业与个人所得税，中产自然是主要奉献者。富人主要面临个人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免征点大大降低的问题，支持拜登的华尔街跨国公司的各种高净值人士，自然有办法在世界各国免税。此外，资产增值税以前是交易之后征收，现在每年不管是否交易，只要增值，全部征收。如果这方案落实，等于是是政府合法大抢劫。 对华政策方面，中国方面伸出的橄榄枝虽然带点刺，但对拜登政府充满期待这点大致不会落空。习近平也已经写信给星巴克总裁，让他为中美友好尽力沟通，总裁也已经满口答应。目前香港台湾及美国的拜登的边缘支持者都希望拜登政府继续对华强硬，拜登政府考虑到对方不是好对付的主儿， 需要双方接触之后从容徐图，但几颗定心丸已经给了对方，比如一个台湾政策已经在1月6日之后就强调过；二是将降低中国的关税。美国对香港的经济制裁主要是取消特别关税区地位，既然连中国都降低关税，香港也就不用担心了。 拜登终止了针对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旅行禁令——2017年1月27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遭遇左派阵营强力反对，2017年9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准实施特朗普政府难民禁令。如果承认现实，那就是川普任内，直到2020年5月下旬弗洛伊德死亡事件之前，美国境内很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与法国等欧洲国家不断发生恐怖袭击相比，这旅行禁令有一定作用。 停止美墨边境的隔离墙建设——拜登原来的主张是要撤除美墨边境的隔离墙，让非法移民长驱直入。但从墨西哥源源不断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第一停留地是德克萨斯州。考虑到德州反对非法移民的态度，拜登这条命令做了折衷。 推翻了川普在美国人口普查时排除非公民的命令，这是为今后民主党营建票仓作准备。毕竟有个可靠的票仓，远比2020大选那样依靠组织系统全方位作弊要来得正道一些。 加强针对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反歧视保护。种族与性别，是民主党政策的两大标牌产品，估计拜登任内将会有不少这类奇怪的行政命令乃至法律出来，即使某天宣布恢复奥巴马的男女同厕令，也不稀奇。 送钱给盟友，引来掌声一片 以下几项，算是对“奥巴马政治遗产”的复活。 巴黎气候协定是奥巴马任期最后一年签订的协议，理由非常高大上，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美国为这个协定每年提供的几十亿美元。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正式退出是在2020年11月4日）。由于缺了美国提供的资金，这个协议无法正式启动。因此，美国国内主流媒体和世界各国高度一致地严厉批评，拜登上任之后除了宣布有意重返《巴黎协定》，还有两万亿美元气候行动计划随之于后。 西方国家现在最政治正确的两大议题就是气候变暖与移民问题，对于拜登政府带领美国重返政治正确，西方盟友自然雀跃不已，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高调欢迎，因为接下来就是执行该协议的本部所在地可得到大量资金，近几年失业的环保NGO人士的再就业可以解决了。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必须交给联合国官僚机构10亿。 对于《巴黎气候协定》涉及的话题之虚幻，我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动了谁的奶酪？》（VOA,2017年6月11日）一文中作了非常详细的分析，此处不赘。 支持拜登的工会被下架了 撤销对“基石XL”(Keystone XL)输油管道的批准。外界着眼于两点：1、涉及加拿大的利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虽然高度认同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包括绿色能源，但涉及到现实利益，还是很不高兴。2、减少了美国1.1万个工作机会，每年16亿美元收入。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否定传统能源是为绿色能源开道，追随默克尔饱受诟病的绿色能源计划。默克尔的绿色能源两大致命问题，一是价格太高，欧洲中产深受其苦；二是不稳定，在最需要的时候无法满足供应。美国北部的冬天远比欧洲寒冷，启动绿色能源计划，非常不现实。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政令不仅预示着将来美国经济结构的改变，还带来了眼下的失业。据OANN记者Jack Posobiec在推特上1月23日的推文，这次投票给拜登的一些工会领导人一直在疯狂地给拜登打电话，拜他的行政令所赐，边境墙、管道、天然气、煤炭……等所有工地每天都在关闭。但他们被告知，几周后再打电话，有些电话甚至无人接听。 重新加入WHO，WHO投桃报李 拜登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当中，包括收回美国将于今年7月1日退出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拜登还任命全球知名公共卫生专家安东尼·弗契医生担任他的首席医疗顾问，由弗契率领美国卫生代表团参加世卫组织的执行理事会。对于玩忽职守的WHO，1月21日，弗契代表美国政府感谢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工作中发挥的领导作用，称赞世卫组织“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与各国不懈地合作”。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布雷特·舍费尔（Brett Schaefer）日前对媒体表示，不能允许世卫组织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出现的失败重演。“如果世界卫生组织不进行重大的改革，该组织将会再次导致全世界，特别是那些贫困国家应对未来公共卫生危机时惨败。” WHO立刻投桃报李，宣布改变病毒检测标准，让拜登领导的“抗疫成功神话”立竿见影。我们都知道超级左派好莱坞影星简·方达女士的名言：新冠病毒是上天送给左派的最好礼物。民主党各州一直夸大疫情、让经济休克，并将这一期间的死亡原因全统计为新冠，以此来打击川普。世卫组织也极为配合，建议PCR检测进行45个“扩增”周期。周期越多，越可能出现假阳性。只要超过30个周期，微量的病毒序列也会被放大，即使病毒量极低，或者病毒不活跃，不会对人构成威胁，但是美国的疫情就显得非常严重，民主党以抗疫不力作为攻击川普的主要借口。拜登正式登基的当天，WHO降低了PCR阈值，CNN拿掉了屏幕上的疫情死亡人数计数器。两天之后，民主党州加州宣布不再公布疫情数字。这种玩弄统计数据掩盖真相的做法，与中共维妙维肖。 自从2020年疫情开始传播，民主党、拜登、主流媒体都猛力批评川普面对疫情什么都没做，而拜登是最好的抗疫领导人。这位最好的抗疫领导人于1月23日宣布，已“登基”的拜登公开演讲时称“未来几个月面对疫情什么都不能做”，美国会 死60万人。（On Day 2 Biden Says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COVID.，JANUARY 23, 2021，STAFF WRITER，https://thenationalpulse.com/author/staff-writer/ ） 拜登为奥巴马报了一箭之仇 上述17项行政令，集中于民主党十分热爱的种族歧视、非法移民、性别多元化、绿色环保经济等几大政治正确的话题上，左派媒体评之为修复，其实是为奥巴马报了一箭之仇，因为这都是奥巴马视为“政治遗产”曾拟交班给希拉里守护的。 但这些真是美国选民关注的么？绝对不是。2016年，川普就是依靠反对政治正确、回归常识，得到在全球化冲击下利益严重受损的制造业工人、农场主、中小企业主的支持，才打败了两大总统家族、民主党、共和党建制派得以入主白宫。这四年来，他努力兑现承诺，让美国人回归传统价值观，尽量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就算对他极尽诬蔑之能事的左媒，也得承认他兑现了大部分诺言。 2020年大选前夕，10月上旬，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公布的新民调显示，尽管有疫情和关停经济造成的冲击， 56%的美国人说他们比四年前奥巴马-拜登时期过得更好。更重要的是，调查还列举了大选前夕，美国人最关心的前五个问题依次为：经济，89%；国家安全，83%；教育，82%；健康，80%；疫情应对，77%。 这份调查表明，民主党的这些标牌话题，根本不在美国大多数选民关心的行列之中。所有这些被贴上政治正确标签的话题，全都是民主党这些年用于改造美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列于第五的疫情应对，民主党则以调整检测标准、瞒报数据应对。在民主党那里，坚持意识形态正确，并按照他们的大重置计划来改造美国，远比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意愿及生活方式重要。 要真正了解美国这些年来发生了什么， 必须了解从全球化到大重置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方向性的变化。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1年1月2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4/n12709017.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中国经济衰退，资源国发展梦碎
何清涟 在中国跃升为全球GDP总量第二这个过程中，中国像一只巨兽，吞食着全世界的各种金属、燃料与农作物，从非洲、南美到澳大利亚，许多国家都将自己的繁荣梦奠基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之上。中国经济的衰退，殃及的不只有中国人自身，还殃及几十个正在准备将各种资源矿产卖给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寻找资本市场的发达国家投资行业。本文分析那些因失去中国这位全球最大买家而陷入困境的资源矿产国。 中国成为世界资源与农产品的最大买家 20年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经历了反差巨大的角色变换，不经意间，从一个处于边缘的角色转换成世界多国的经济发展引擎。所谓“引擎”，不是指“中国制造”的各类廉价产品多重要，而是指中国的各种需求日益畅旺，带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 说得具体一点，所谓中国的“角色变换”，其实经历了两度，第一度是指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兼人口大国，成为一个为世界提供廉价工业品的“世界工厂”；与此同时，也渐渐变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源与农产品买家，好些国家过去依靠中国的庞大需求而发展经济并促进就业。目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正在迅速衰落，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急剧下降，这些向中国出口原油、铁矿石及各种矿产的国家，如今正面临经济发展衰退、就业萎缩的困境。只要看看中国曾有多大的“胃口”，就会知道这种影响将有多深。 2013年10月，中国正式超过美国的每日624万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净进口国。2015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石油净进口约为3.08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9.5%。 全球的猪肉，有一半进了中国民众的肚子里2014年欧盟对中国的猪肉出口略有增长，增至368700吨，占中国进口市场的65%。欧盟中向中国出口猪肉的主要国家是西班牙、丹麦、德国以及英国。 中国从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3个国家进口大量小麦。美国农业部此前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的大米出口国，出口量占全球市场的14%。然而过去三年里，中国变成了大米净进口国，积极从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进口水稻。 大豆是中国植物油的主要来源，中国对大豆的消耗量占全世界消耗总量的22%。目前中国的大豆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巴西、阿根廷三个国家。 中国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是购买力降低，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受影响的可不只限于本国商家，还有更多的供应商，即提供资源与农产品的国家。 澳大利亚经济十年荣衰皆因中国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涉及面极广，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主要是资源与原料性产品，如铁矿石、羊毛、钢材、原油、铝及铝材等。澳大利亚制造业不很发达，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服装、轻工产品。澳大利亚始终位居中国前10大出口市场之列。 在房地产及基础建设高峰时期，中国对铁矿石的庞大需求导致多国增加铁矿石生产。《2014-2018年全球铁矿石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前瞻》显示，自2002年中国铁矿石进口突破1亿吨，达到1.11亿吨之后，接连几年中国铁矿石进口年增长率都在30%以上，直至2010年增势才有所放缓，但还保持缓步上升。2012年中国全年进口铁矿石7.44亿吨，创下新高。 毫无疑问，中国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铁矿石的采购来自18个国家，其中8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因此，说中国是这三国铁矿石生产的引擎并不夸张。 西澳洲是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力拓（Rio Tinto）和Fortescue Metals Group这三家企业的所在地。这些企业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建矿井、铁路和港口，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产量在过去的5年成倍增长，增至7.17亿吨，由于中国是其最大的客户，因而西澳洲被称为“中国采石场”，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 作为一个矿业州，西澳洲通过向中国销售炼钢的主要原料——铁矿石，享受了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然而就在铁矿石的全球供应量达到创纪录水平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在放缓，对铁矿石的需求进入停滞期。铁矿石的价格在2011年达到了每吨190美元的顶峰，如今已下跌逾70%至约每吨50美元。这减少了政符税收，迫使规模较小的矿企关门，裁减数千名员工。 非洲经济繁荣终成南柯一梦 近十多年以来，中国资本进军非洲，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很大。全世界对美国的投资总量是对非洲投资的6倍，这反映了大多数外商选择直接投资到发达经济体。但是，中国却对非洲青睐有加，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在美国投资为220亿美元，但在非洲的投资却高达260亿美元。 自2000年以来，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增加了700%；2000年-2012年，中非贸易增长超过1000%，从2000年时100亿美元跃升为2012年的2000亿美元左右。 这段时期，西方媒体与非洲的人权组织对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批评达到高峰，但基本不影响非洲国家与中国加强经济往来。以下数据表明，在此期间，非洲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从20世纪90年代的0.6%增长达到2015年的2.8%。其中有几个国家受益很大，因为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中，超过一半投资分布在南非、赞比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南非、安哥拉。截至2012年，仅南非就获得了中国在非洲对外直接投资48亿美元中超过20%的投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的前五名国家的投资额度，从2004年的3.172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12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35.5倍。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让当地人充满憧憬，认为一个繁荣新时代开始了。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将不再依赖全球对非洲原始资源的变化无常的需求。2014年底，非洲首条中国标准现代化铁路在尼日利亚铺通，尼日利亚为之欢呼。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中国对非洲大宗商品的需求在迅速减少，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也随之快速下滑，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前景开始变得严峻，特别是在非洲的两个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和南非。随着中国2015年从非洲的进口额暴跌了近40％，尼日利亚和南非的货币本月跌到创纪录的低点。作为向中国出口铁矿石最多的非洲国家，南非正在遭受矿业、制造业，及农业等领域的低迷。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及石油生产国尼日利亚，对原油价格的崩溃感到震惊而困惑，该国货币奈拉汇率大跌，货币走低将让尼日利亚及非洲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更难偿还中国为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贷款。奈拉的暴跌及中国经济的低迷也影响到大大小小的私有企业。 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非洲国家，它们至今还在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回暖，它们不清楚的是，中国经济面临几重困难：旧的增长动力消失，新的动力机制不知何处去觅；国内贫富差距巨大，占人口60左右的人生活水准限于基本生存层面，内需无法拉动；曾经依靠房地产业而形成的对全球铁矿石、铝材等金属的需求，因房地产严重过剩，无法再形成对此类大宗商品的需要。 基于中国的现实考量，中国得适应经济萧条状态下的新常态，准备过苦日子；那些依靠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国家，最好重新设计自己的经济发展蓝图。这种将本国经济发展系于某国短暂的大宗商品需要，并以此构筑通向未来繁荣之梦想，其实非常脆弱。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2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economy-20160205/3179547.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自由之後的布拉格和华沙
共产主义垮台後的东欧，一直是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人关注的焦点。任何一个前东欧国家的经济波动，或共产党人重新获得权力，都令世人忧心。我曾读到和听到过很多关於东欧国家的现状的评论，不少是负面的。但我上个月亲自到波兰和捷克采访考察的结果则是相当令人振奋和乐观的。 ●在自由报刊装点下的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在结束共产统治後，发生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分成两个国家的变化，但双方都表现得理性而平和，尤其是捷克，面对斯洛伐克要分离出去的要求，既没有用飞弹演习威胁，更没有使用武力干涉，而是尊重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选择。捷克人民有这样的理性和现代人权意识，新闻自由和总统哈维尔的政治智慧起到了重要作用。 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可以充分感觉到新闻自由的气息。书报亭里，各种各样的报刊在出售，种类多得惊人。我在一个报亭随手数了一下，杂志就有234种、报纸61种，其中不仅有捷克当地的报刊，还有西方国家的主要报刊，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英国的《独立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法国的《世界报》和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等。 ●在捷克的“欧洲自由电台” 但即使这样，捷克总统哈维尔还认为新闻自由的程度还需继续提高。本来共产主义在东欧和原苏联垮台後，美国就准备撤销“自由欧洲电台”，认为它的任务已完成。但哈维尔认为，在後共产时代的东欧和俄国，人们还是需要“自由欧洲电台”来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保持一个独立的声音是必要的；同时，刚刚结果共产统治的东欧和俄国，新闻人员没有能力向大众提供客观、公正、独立和专业化的新闻。“自由欧洲电台”现在设在了布拉格，捷克免费提供了办公大楼。 除了新闻自由和政治稳定，捷克的经济发展也是整个东欧最好的之一，全国失业率低於3％（德国的失业率是9.6％，法国是12.4％，西班牙超过了20％，美国是5.2％）。布拉格的失业率是零。 ●李志绥的书登上波兰畅销榜首 新闻自由的景观在波兰同样引人注目。在华沙中心火车站里，就有很多书报亭，出售的报刊杂志和布拉格一样种类繁多，形形色色。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被摆在各个书报亭的显著位置。当地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这本书的波兰文上个月出版後，迅速登上畅销书榜。我在时，它已攀到波兰全国畅销书榜首。这本书的封面是毛的画像，定价合美金13元。我不解地问波兰朋友：“一般波兰人的月薪才是300美元，这麽贵的书怎麽能这样畅销？”波兰朋友解释说，“波兰老百姓对独裁者毛泽东的秘闻非常感兴趣，很多知识份子也在研究它。” ●严肃报纸发行量最大 最让波兰新闻界自豪的是，他们有一张被誉为“波兰的《纽约时报》”的严肃报纸《新闻报》（Gazeta）。令我吃惊和兴奋的是，这样一张严肃的报纸却是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该报的总部大楼，副总编辑培斯维奇（Piotr Pacewicz）告诉我，《新闻报》周日发行50万份，周末达到70万份。在只有3,700万人口的波兰，能达到这个发行量是令人惊奇的。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周日发行量才77万份，周末约150万份。《新闻报》在全波兰有24个地方版，不仅发行量大，而且内容严肃，新闻专业化程度相当高。我翻阅了一下这张报纸的近期存报，发现它报道的范围相当广泛。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共对台湾的导弹演习，该报都用很多版面图文并茂加以报道。对西藏人权状况，该报也给予很多关注。在《新闻报》总部的各个楼梯口，都张贴著被中共关押的西藏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照片。 《新闻报》的波兰文全名是《Gazeta Wyborcza》，意思是《选举期间的新闻》。培斯维奇向我解释说，因为这张报纸是在1989年6月波兰全国大选期间正式公开发行的。在这之前，它是一张地下周报，1982年由10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创办，秘密发行。现在《新闻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主要编辑记者都是前持不同政见者，是当年办地下报纸的主力。听到培斯维奇的介绍，我十分感慨东欧知识份子和中国大陆知识份子思路的不同。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们想的是在“体制内”改革，在不挑战共产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尝试“思想解放”。即使当年比较开放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深圳青年报》等报刊，苦心琢磨的仍是“钻共产党政策的空子”或“打擦边球”，而不是像波兰的知识份子那样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专制的对立面，否定共产政权的合法性，通过地下报纸，传播必须结束共产主义的真实。 《新闻报》的现任总编辑就是当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现在他在《新闻报》发表的文章对波兰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而《新闻报》对整个波兰社会的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八月六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病态的东欧新闻”的社论，对东欧各国的报纸，包括俄国的报纸的非专业化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同时指出，只有两张东欧的报纸是出色的，一张是布拉格的《Respekt》，另一张就是华沙的《新闻报》。 ●波兰大选，中国屠杀 波兰知识份子这种站在专制政权对立面，否定共产主义，从事地下斗争的智慧和勇气，在我采访华沙的“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时有了更强烈的感受。该基金会的干事考兹埃特（Adam Koziet）向我介绍说，在共产党还执政时，这个基金会就在地下成立，20名发起人中有记者，医生，法官、物理学家，法学教授，还有当年反抗纳粹的英雄等。当年这个基金会的成员百分之九十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向国际社会揭露共产波兰的黑暗，谴责当局践踏人权。在共产党倒台後，这个基金会才由地下转入公开。现在这个基金会不仅关注波兰的人权和监督波兰政府，还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权。在考兹埃特办公室的墙上，张贴著达赖喇嘛、失踪的“转世灵童”的照片。该基金会规定，它的任何成员一旦成为政府官员，就必须从基金会退出。 当我提到中国流亡者中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天安门屠杀推动了东欧的剧变。考兹埃特对此没有正面回答，他说，1989年“六四”那天，正好是波兰全国大选，波兰人第一次享受投票选举的时刻，却听到北京正在屠杀，心情极为痛苦和感慨。“那天有几千人在投票後去了中国领馆前示威抗议。”不言而喻，在中国人还不相信共产党会屠杀的时候，波兰人民已经开始用选票埋葬共产党了。原因就是这样简单：在中国知识份子先是感激涕零邓小平的改革，继而千呼万唤胡耀邦、赵紫阳时，波兰知识份子们却在用地下报刊和地下组织传播从根本上结束共产党统治的声音。 ●“中国模式”不成立 波兰的经济曾一度是中国知识份子争论的话题，因为它采用了哈佛教授赛克斯的“震荡疗法”。给现任波兰国会议员Onyszkiewicz（他曾在1992至93年出任过波兰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做了五年助理的普拉塔斯（Arkadiusz Protas）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详细介绍了“震荡疗法”给波兰经济带来的活力，以及波兰的政治情况。他说，由於“震荡疗法”，波兰多数企业迅速实现了私有化，经济一直稳步成长，1995年的经济成长率达到6.5％，使波兰成为东欧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今天已没有人议论震荡疗法，因为它的成效已有目共睹。即使在当时，虽然普通民众有怨言，但大学生和知识份子，都认为长痛不如短痛，短期做一下牺牲是值得的。” 当谈起波兰的政治，普拉塔斯精熟得如数家珍。他说，虽然前共产党人当选上了波兰总统，但他的政见与华勒沙几乎一样。现在的波兰共产党也不强调他们是共产党了，而是认为他们是“专业化的政治家”。普拉塔斯强调说，波兰再回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连波兰总统，这位前共产党人也在选举时公开宣称：“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并被埋葬。” 当我让他比较一下“先政治改革，後经济改革”的“波兰模式”和中国的“先经济改革，以後政治改革”的模式的利弊时，他说，“波兰的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的民主政治不仅稳定，经济也稳步成长，人民享受著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普拉塔斯最后的结论是，“我无法评价中国模式，因为它还谈不上是一个模式，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进行政治改革。而且经济改革并不意味著自动的政治改革。” （载《开放》1996年9月号） 1996-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何要改组？
最近，联合国正在着手创建新的“人权理事会”，以取代过去数年以自己所作所为让联合国深为蒙羞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堕落成暴政国家践踏人权的俱乐部 近几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作所为已经让世界许多著名的人权组织愤怒不已，指责声音四起。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下，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能再保持沉默，先是于2004年指派一个高层小组调查，这个小组于2004年12月发布一个报告，指出人权委员会的各种失误损害了联合国整体的名誉，导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合法性存在问题。 这个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派的小组认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多年来指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本身就有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里，包括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这些本身人权记录受到批评的国家。 在这种情势下，2005年4月7日，安南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总部提出一项要求改组人权委员会的提议。 安南在该提议中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胜任自己应尽的义务，破坏了整个联合国的形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这个病入膏肓的机构，重新建立新的人权机构，恢复世人对联合国的信任。 继安南这项提议之后，去年9月联合国高峰会期间，世界各国领导人同意目前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应该由一个更可信的机构所取代。但提议归提议，由于有中国这只践踏本国人权的暴政国家“领头羊”存在，设立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的设想遇到了强大阻力。 人权委员会是如何发生蜕变的？ 这里应该追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如何失去世人的信任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于60年前，是联合国监督全世界人权状况的机构。该委员会初建时只有18个成员国，1979年扩大为43个。从1992年第48届会议起，成员增至53个，其中亚洲12个、东欧5个、西欧和其他国家10个、非洲15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1个。 应该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在促进世界人权改善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自从1992年改选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中，不少国家存在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真正倡导人权观的国家在这里反而成为受孤立的少数。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堕落成如今这种状态，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内日渐变得长袖善舞有关。该委员会实行会员国轮换制，这一制度为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近年来，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这些本身人权记录受到批评的国家，都赢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中国与这些国家结成了反人权批评的战略同盟，最后成功地保护了众多践踏人权的暴政国家不再受到任何批评与谴责。 人权委员会使“人权”二字蒙羞的纪录 这些暴政国家获得的每一项胜利都使“人权”二字深深蒙羞。 暴政国家获得的第一个胜利，是法国支持中国纠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许多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利用2001年5月3日该委员会成员国改选之机，将美国排挤出人权委员会。对于这一“战果”，中国新华社代表中共政府欢呼说：“此间舆论认为，美国此次落选表明，许多经社理事会成员国对美国在国际上将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不满。” 美国受挫之后，中国政府与古巴等国又成功地联合作战，多次阻止了对中国等国人权状态的批评。美国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好几次未被通过，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践踏人权的问题，但该委员会却成功地阻止了对这些国家的批评。最为滑稽的是，2003年12月10日，该委员会还将当年的人权奖颁给了“六四屠夫”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这个消息颁布，令不少中国人惊诧莫名，认为这是对“人权奖”最大的讽刺。因为邓朴方本人并未对中国的人权事业有任何贡献，他本人甚至未对其父亲制造的“六四”血腥屠杀有过任何谴责，而他建立的所谓“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只是由于他的特殊家世，中国政府才给了他一项特殊的敛钱机会――常年发行福利彩票的特权，这项特权所带来的巨额收益等同于一台不断运转的印钞机。 种种迹象表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近年来已经堕落成了中国、古巴等践踏人权的暴政国家组成的一个俱乐部，众多国际人权组织对该委员会的合法性与作用不断提出质疑与批评，终于让安南等联合国官员认识到使联合国蒙羞――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联合国江河日下，乏善可陈，安南本人大概也不想在自己离任后留下这么一个在他任内严重变质的“人权委员会”，让自己蒙受耻辱。 改组的前景到底有多光明？ 对人权委员会的改革，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当然很不乐意，于是提出让191个国家全部入会，此举无非是让人权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扯皮的官僚机构。而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则谋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理事会，成员约为30个，每年开会，拥有批评违反人权者的广泛权力。他们赞同取消让中国等暴政国家钻了空子的成员轮换制度，以阻止那些恶名昭著的践踏人权的国家进入新的人权理事会。 目前，就成立新的人权理事会事宜，有关国家正在激烈地谈判，关键问题涉及到新人权理事会的规模、挑选成员国的办法，以及申斥违反人权者的程序等等。鉴于中国现在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太可能将中国排斥在这个新的理事会之外，但让中国在人权理事会中少几个可耻的盟友也可算是改组的成功。无论如何，已经完全堕落成暴政国家玩弄人权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早已经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证明，只要它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古巴、北韩、苏丹等国人民就会处于完全无助的绝望状态。 （写于2006年1月下旬）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