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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孤注一掷豪赌为哪般？
2月4日，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上投反对票，与其说是出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考虑，还不如说是为中国保留国际生存空间这一利益考量。至于叙利亚的争端将旷日持久、充满惨烈血腥的争斗而引起的人道灾难，根本不在北京考量之列。西方国家与阿盟对北京此举的愤怒，以及各国媒体的强烈谴责，从北京现在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应对方式来看，都未超出其算计之外。也许俄罗斯的投机表现有点出于北京意料，不过这不影响北京在叙利亚内乱上的表态。 不明白北京盘算的一些中国人议论纷纷，认为中国政府此举相当愚蠢。这一议论大致分为两派： 一是道义派，认为中国这次在道义上输得太惨。这次投票除了引起全球共愤之外，还招致中国驻利比亚、叙利亚大使馆被围攻，利比亚推友还要求利比亚政府驱逐中国大使，并喊出“Down Down CCP! No More PRC!” 二是利益派。这一派认为中国在叙利亚一没有海军基地，二没有军火合同。论国家利益，中国与欧美、阿拉伯联盟的利益远远超过叙利亚。这次得罪了欧美和阿盟，损失的利益能从朝不保夕的巴沙尔政权身上找回来吗？北京应该吸取利比亚时站队的教训。当时在利比亚内战之时中国站错队，后来反对派当了家，弄得数百亿投资血本无归。 这两种观点都没能理解北京的深谋远虑。北京这次冒天下之大不讳，甚至冒着得罪巴基斯坦这“铁哥”们的风险，在叙利亚问题上孤注一掷，主要还是基于一条不变的政治真理：外交永远服从于内政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在面临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局之时，纾缓困境。以目前国际局势观之，北京只有持续不断地与美国捣乱，“乱了敌人阵脚”，才能保住变得相当逼仄的生存空间。 在外交事务上揣摩圣意，《环球时报》系列做得最好。为了释疑解惑，环球网上近日连发多篇文章，解释北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就叙利亚问题投反对票：有四大好处一个弊端”，其中列举的“四大好处”就是：为多变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变化的动因（即中俄有机会浑水摸鱼）；导致国与国间站队更加审慎，削弱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作用；中俄联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有助于两国拓展各自的空间；中国增加了与美国斗争的筹码。承认“一个弊端”时也算老实：中国缺少一条具有普遍感召力的口号。 另一篇文章“中俄联手让美国变得迫不及待”将北京的战略目的阐释得更为直白。文章先说了美国自去年以来对中国的咄咄逼人之势：“美国希望在亚太事务中，特别是贸易方面发挥主导权；美国希望维持在亚太的有效军事存在；最后，美国信奉‘一系列价值观的原则’，‘阿拉伯之春’应当进入中国。美国曾经是通过中情局暗中培植间谍内外勾结传播，以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目的”，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让北约动武军费吃紧，没有联合国授权美国就只能自己动手，“假若美国再一次陷入叙伊战争泥潭，中国也许会又迎来新的战略机遇。”这话说白了，就是希望当年美国遭遇911袭击，被迫使对伊拉克动武，因而不得不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局面重现，从而“为中国带来和平崛起的十年战略机遇期。” 应该说，环球网这些文章已经非常直白地说出了北京的真实想法，这些想法不是现实，而是去年中国外交全面失败后，北京当局的一种盼望。去年，伊拉克战争结束，本拉登被击毙，美国的一条腿终于从中东那个泥潭里拔出来。由于少了这些牵制，于是美国迅速“重返太平洋”。据我所知，在国内一些官方内部形势报告会上，宣讲形势时已经使用“外交全面失败”来表达“党对外交形势的认识”，尽管听者不少平时并不关心外交事务，但也记住了“在东亚峰会上，就连老挝这个与南海毫无关系的小国也来谴责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这些年可是给了老挝不少援助的”。放眼天下，在“阿拉伯之春”以后，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的成员又减少了好几位，“老朋友”越来越少，用钱援交的小兄弟都开始蹭鼻子上脸，今后中国在世界上怎么混？ 中国要维持一个能让自己充当隐形领袖、并且与西方对着干的暴政者俱乐部，有时不得不付点代价，如同这次付出冒着被全世界指责的风险在叙利亚议案上投反对票。因为在常务理事国这一层级上博弈，并不是目前那些暴政国家小兄弟有能力干得了的， 2月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上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信任赤字”，但中美关系又是“真正称得上‘大而不能倒’的关系”，因此，“培育和深化互信，仍然是双方必须充分重视、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 试问崔副部长，人家美国无非就是希望中国改善人权，走向民主化，奉行普世价值，你中国就恨得人家牙痒痒地，总希望人家深陷战争泥潭，以便“给中国带来战略性机遇”，这样又如何能够消除“信任赤字”？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2月1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2/why-beijing-votes-with-moscow%E2%80%8E/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何要改组？
最近，联合国正在着手创建新的“人权理事会”，以取代过去数年以自己所作所为让联合国深为蒙羞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堕落成暴政国家践踏人权的俱乐部 近几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作所为已经让世界许多著名的人权组织愤怒不已，指责声音四起。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下，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能再保持沉默，先是于2004年指派一个高层小组调查，这个小组于2004年12月发布一个报告，指出人权委员会的各种失误损害了联合国整体的名誉，导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合法性存在问题。 这个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派的小组认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多年来指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本身就有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里，包括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这些本身人权记录受到批评的国家。 在这种情势下，2005年4月7日，安南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总部提出一项要求改组人权委员会的提议。 安南在该提议中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胜任自己应尽的义务，破坏了整个联合国的形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这个病入膏肓的机构，重新建立新的人权机构，恢复世人对联合国的信任。 继安南这项提议之后，去年9月联合国高峰会期间，世界各国领导人同意目前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应该由一个更可信的机构所取代。但提议归提议，由于有中国这只践踏本国人权的暴政国家“领头羊”存在，设立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的设想遇到了强大阻力。 人权委员会是如何发生蜕变的？ 这里应该追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如何失去世人的信任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于60年前，是联合国监督全世界人权状况的机构。该委员会初建时只有18个成员国，1979年扩大为43个。从1992年第48届会议起，成员增至53个，其中亚洲12个、东欧5个、西欧和其他国家10个、非洲15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1个。 应该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在促进世界人权改善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自从1992年改选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中，不少国家存在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真正倡导人权观的国家在这里反而成为受孤立的少数。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堕落成如今这种状态，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内日渐变得长袖善舞有关。该委员会实行会员国轮换制，这一制度为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近年来，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这些本身人权记录受到批评的国家，都赢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中国与这些国家结成了反人权批评的战略同盟，最后成功地保护了众多践踏人权的暴政国家不再受到任何批评与谴责。 人权委员会使“人权”二字蒙羞的纪录 这些暴政国家获得的每一项胜利都使“人权”二字深深蒙羞。 暴政国家获得的第一个胜利，是法国支持中国纠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许多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利用2001年5月3日该委员会成员国改选之机，将美国排挤出人权委员会。对于这一“战果”，中国新华社代表中共政府欢呼说：“此间舆论认为，美国此次落选表明，许多经社理事会成员国对美国在国际上将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不满。” 美国受挫之后，中国政府与古巴等国又成功地联合作战，多次阻止了对中国等国人权状态的批评。美国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好几次未被通过，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践踏人权的问题，但该委员会却成功地阻止了对这些国家的批评。最为滑稽的是，2003年12月10日，该委员会还将当年的人权奖颁给了“六四屠夫”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这个消息颁布，令不少中国人惊诧莫名，认为这是对“人权奖”最大的讽刺。因为邓朴方本人并未对中国的人权事业有任何贡献，他本人甚至未对其父亲制造的“六四”血腥屠杀有过任何谴责，而他建立的所谓“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只是由于他的特殊家世，中国政府才给了他一项特殊的敛钱机会――常年发行福利彩票的特权，这项特权所带来的巨额收益等同于一台不断运转的印钞机。 种种迹象表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近年来已经堕落成了中国、古巴等践踏人权的暴政国家组成的一个俱乐部，众多国际人权组织对该委员会的合法性与作用不断提出质疑与批评，终于让安南等联合国官员认识到使联合国蒙羞――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联合国江河日下，乏善可陈，安南本人大概也不想在自己离任后留下这么一个在他任内严重变质的“人权委员会”，让自己蒙受耻辱。 改组的前景到底有多光明？ 对人权委员会的改革，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当然很不乐意，于是提出让191个国家全部入会，此举无非是让人权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扯皮的官僚机构。而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则谋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理事会，成员约为30个，每年开会，拥有批评违反人权者的广泛权力。他们赞同取消让中国等暴政国家钻了空子的成员轮换制度，以阻止那些恶名昭著的践踏人权的国家进入新的人权理事会。 目前，就成立新的人权理事会事宜，有关国家正在激烈地谈判，关键问题涉及到新人权理事会的规模、挑选成员国的办法，以及申斥违反人权者的程序等等。鉴于中国现在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太可能将中国排斥在这个新的理事会之外，但让中国在人权理事会中少几个可耻的盟友也可算是改组的成功。无论如何，已经完全堕落成暴政国家玩弄人权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早已经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证明，只要它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古巴、北韩、苏丹等国人民就会处于完全无助的绝望状态。 （写于2006年1月下旬）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武肺疫祸溯源：全球化 1.0 后面的跨国旋转门
何清涟 这次重伤西方世界的武肺疫祸，还在武汉封城之前，法国就已经意识到生化战的阴影逼近。如今，对疫祸声称要追责的法国，也明显底气不足。为何如此？乃因石正丽供职的武汉病毒所从建立到逐步升级，都有法国几届政府的赞襄之力，尤其是为中法合作的武毒所项目成立的拉法兰，可算是“居功至伟”。 病毒源于武汉是国际生化研究界的共识 武汉病毒所是本次病毒的泄漏源头，中共在1月中旬派军队首席生化专家陈薇亲至武汉调查情况，半个月后正式接管。这一行动其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外界对该所的怀疑与指责，以及网上披露的各种信息并非空穴来风，而中国方面则一直想通过各种手段将武汉病毒研究所从这场疫祸肇始者的身份中摘离出去。 各种说法甚多，罗列式的新闻总结也够多了。本文只提两条比较有意思的信息。第一条是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莱特（Richard H. Ebright）在接受BBC采访时公开说的——埃布莱特曾在《自然》对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毒所）的一项蝙蝠病毒实验表示关注。他表示，基因组测序显示，此次爆发的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云南某个山洞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全基因组同源性为96.2%，“这意味着，这种病毒目前已知存在于两个地方：云南的山洞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中。……它从2013年储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至今。”在采访中，这位生物学家强调，不排除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可能。 关于病毒来自武毒所的P4实验室，这点基本获得国际生化病毒研究同行认同。4月16日，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的法国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 教授在接受法国的一个医学专业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用数学模式对病毒基因研究得出的结果，确认了新冠病毒带有艾滋病基因的发现，认为这个病毒是根据一个来自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制作的，之后可能是无意中泄漏到实验室外。所谓来自海鲜市场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中国武汉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肖波涛在SCRIBD网站发表一份英文报告指出，武汉有两间实验室，除了距离华南海鲜市场30公里、P4级的中科院武毒所之外，还有距离海鲜市场仅280多米的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WHCDC），该中心管有动物作研究目的包括收集及分辨病原体。报告引述以前的官方资料，指武汉疾控中心曾从湖北省捉来155只蝙蝠当中包括菊头蝠，另从浙江省捉来450只蝙蝠。负责研究的研究员曾于2017年及2019年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及两场意外，一次是他曾受蝙蝠袭击，蝙蝠的血溅到他皮肤，导致他自我隔离了14天；一次曾因沾到蝙蝠排尿而须隔离。肖波涛的论文发表于2月份，只有法广载文《学者披露病毒泄漏自武汉研究中心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提及此事。 对肖波涛论文中的说法，武汉市疾控中心并未有任何回应。但病毒源于武汉，宿主是蝙蝠，武汉两家实验室都有，都认为病毒源于中国，却是国际生化界的共识，区别是事故还是无意泄漏。直到2月27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州市通气会首次提出尽管武汉肺炎“疫情始发于中国，但是病毒的来源不一定是中国”，为病毒来源找到外国娘家做了“理论铺垫”之后，“战狼”外交官赵立坚于3月12日在推特上发言，指责美国军队在2019年10月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带病毒入中国，才有了中国政府的病毒来自外国说。 武汉病毒所P4项目由法国赞襄 法国帮助中国建立武汉病毒实验事一事，并非秘密，这个项目在前总理拉法叶强力推动下正式建立。2019年10月，法国《挑战》杂志记者伊桑巴（Antoine Izambard）在他的著作《法国 -中国之间的危险关系》（France-Chine: Les Liansons dangereuses）中，介绍了有关中法合作建设P4病毒实验室的内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于1月25日（中国武汉封城次日）发表《法媒爆中法武汉病毒实验室P4合作项目为何引发争议》，4月23日发表《武汉P4实验室 ：法国帮助建成后被“踢”开始末》，详细介绍了法国当年援助中国建立P4实验室的情况，以及法国国内关于此事的争议，有兴趣者可去阅看原文。 法中之间在与武毒所P4实验室的合作中，有许多让人费解之处： 1、从提出援助建立P4实验室开始，法国政府中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合作的危险。当时法国援助中国建立了几个P3移动实验室，因其出口规定没有那么严格。中方对那些P3活动实验室的用途的解释极不透明，而且中国一直拒绝清楚地说明SARS之后由法国拉法兰政府资助的几个P3活动实验室的去向。法国专家认为，“P4就像一个核后期处理厂。 这是一种细菌的原子弹”，中国肯定会用对待P3的类似方式使用P4实验室，这种前景让人不寒而栗，因此，法国细菌战专家持反对意见，SGDSN（法国国防和国家安全总秘书处）更是担心P4实验室可能会变成生物武器库——意识到中国政府使用不透明，而且还有P3实验室的不知去向在前，法国政府还要坚持推进合作，这是问题所在。 2、法国参与合作研究的专家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有书面保证，但不确定是否可以让这些保证得到执行和遵守”。由于感到“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法国处于弱势” ，2015年，阿兰·梅里埃（Alain Mérieux）离开了双边委员会主席位置，并在北京对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说：“我放弃了P4的共同主席资格，这是一种非常中国化的工具，即使它是在法国的技术协助下开发的，它也属于他们。 ” 中国的武毒所在没有法国研究人员的情况下工作，即使如此，中法双方在技术方面的合作仍然继续。基地于2015年1月建成，2016年6月16日，两国代表在武汉共同参加了武汉病毒研究所P4级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验收仪式，实验室的启动于2018年1月进行，时间正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吻合。 从一开头就意识到与中国合作有危险，中途不断被排斥的法国，之所以要从事这个项目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与中国关系极其亲密，被北京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拉法兰之所以要推动这个极其危险的项目，乃因他个人在中国有巨大利益。 附着于全球化1.0的跨国旋转门 2020年1月，法国媒体《快报周刊》刊登了一篇《拉法兰的中国事》，除了介绍他在中国的各种活动及中国政府对他的重视之外，更重要的介绍了真正的利益羁绊：退休后的拉法兰在中国从事为法国企业服务（咨询公关）的工作，还有自己的巨大利益：拉法兰是法国Plastic Omnium集团董事会成员，该集团在中国拥有30家工厂。拉法兰还拥有自己的基金会，一位供职政府的中法贸易专家向记者表示，令人迷惑的是拉法兰究竟是在为法国国家服务，还是在为他自己服务？2019年9月，习近平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拉法兰颁发友谊勋章；11月，拉法兰推出有关中国的新书《中国悖论》，并且就此受访法国国内广播电台的听众提问节目。诸多法国网民质疑拉法兰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批评拉法兰对中国新疆以及香港等地的恶劣人权问题避而不谈，有听众甚至质疑拉法兰是否为中国做大外宣。 上中国媒体搜索，拉法兰访问中国，参与各种活动的消息随处可见。无论是中国的国庆70周年，还是任何需要他赞扬的事件，拉法叶都会送上各种赞美语言。与此同时，法国《当代价值观》周刊（Valeurs actuelles）早在2018年就发评论文章，提到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已经引起法国对内安全总局（DGSI）的注意。文章还说，拉法兰通过其影响力，不断开拓欧洲和中国的合作关系，还在涉及中国的企业、基金会及大学担任要职，其中包括“彼欧集团”（Plastic Omnium）的中国控股指定独立董事、法中基金会成员，还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拉法兰这个实例，就是全球化1.0的跨国旋转门现象。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的现象，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 ”(revolving door)。拉法兰利用自己任职帮助中国政府办了这个有违西方生化安全伦理的大事，中国政府给了他丰厚的回报。这种现象绝非孤例，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2005年卸任之后，直接到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旗下的一家波罗的海管道子公司担任监事会高管。他这一“国际旋转”，引起德国社会各界的愤怒和谴责。 截至4月27日，法国确诊的武汉肺炎患者死亡人数为22,856。随着武汉肺炎病毒来源的相关信息逐渐披露，若从源头开始追溯，这次疫祸法国政府尤其是前总理拉法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动机当然不是为了什么中法友好，而是将帮助中国建立这个明知可能会成为生化武器库的P4研究所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投资。他的目的达到了，全世界为此付出了多达几十万的生命代价。 武汉肺炎在全球带来的祸害，世界的反思还刚开一个头。这场反思中，全球化1.0进程中的跨国旋转门现象如果被忽视，这场反思就流于表面。因为有资格进入旋转门的人，都是西方各国政要。民主制的任期制，既决定了政客们只注意近期效益，又决定了后果由继任者背负。只是有些政客还有点底线，不会象拉法兰这样，明知会打开潘多拉盒子，还是不计后果。法国人如果放过拉法兰，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一个对本国人民生命都不在意的民族，所有的人权口号都显得虚伪。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4月2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6254）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希拉克对北京“表态”的社会基础
近日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为了表达他对中国政府的好感，发表了诸多言论，如指称“六四”是“另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暗示现政府无需为此负责；提出欧盟应该解除天安门事件以来对华的武器禁运，等等。如此言论，自然引起诸多批评，其中最尖锐的当属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的言论，她指出，希拉克的许多言论从根本上背离了《人权宣言》，背离了法国的民主精神和人权思想。 笔者并不专研法国政治，但多年以来对法国的情况有所了解，知道中国人批评希拉克的前提是因为存在误解，认为法国至今还应该是“人权卫士”。这种误解的典型是对“欧美民主政治”的混称，其实，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并不完全一样，欧式资本主义更与美国资本主义有差别。冷战时期的“富国俱乐部”成员早已各打算盘。希拉克此举，并非其一意孤行，在法国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 法国历届政府都具有同一特点，即投机性强，对国际事务习惯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加以处理，原则总是被放置于利益之后。形格势禁，在目前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不仅中国需要法国，法国其实更需要中国，这种需要包括国际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考虑，更有来自法国国内的压力。 在国际政治中，法国与中国早就对目前这种“一超多强”的格局严重不满，都想让世界成为一个“多极世界”，两国都不愿意承认美国具有“大哥”的超级地位，希望美国只是与法国、中国平起平坐的一“极”。这一光荣梦想，中国早在外交政策中阐述明白，并写入中学政治教科书，让年青一代烂熟于心。历来就呆在富国俱乐部的法国当然认为自己更有资格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极”。 经济上，法国多年来处于不景气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今年6月已经超过9％，部分工作早已实行一份工两人做，以求“饭碗的公正”。对华贸易早成了法国一大经济支柱。希拉克这次和中国签订了40亿美元的购买合同，这是人们都看得见的大订单，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小的利益，比如每位中国游客在法国3000多美元的消费带来的“涓滴效应”，至少能够滋润法国的珠宝业、时装业与旅馆业。 但这还只是希拉克愿与中国政府共创蜜月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希拉克得到了法国知识界与文化界的支持。法国多年以来就是“新左派”的大本营，有句这样的话形容法国“新左”们的“左”：美国最左的左派，到了法国也成了极右派。法国“新左”们多年来奉行“生活向右看齐，头脑向左思维”的方针，以社会批判为己任，但他们近年在本国却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批判对象。他们并非不知道法国经济不景气很大程度源于其社会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既使法国人生活于精心编织的社会安全网中，也使他们丧失了竞争精神与创新精神，更使法国财政不堪负荷。法国的“新左”知识分子们虽然痛恨高税收政策，但却极愿意享受使他们深受其惠的高福利制度，又深为法国失去了昔日光荣所困扰，于是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还处于上升通道的美国与美国文化价值观，每天在想的就是“如果一切都要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我们的文化还能存在吗”？被这种仇美情结烧灼得非常难过的法国“新左”中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忘记了世界上其实还有他们本应痛加批判的中国专制政府，对于那块土地上发生的种种不幸，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美国与中国之间，他们宁可视中国政府为友。尽管他们了解中国的问题源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但他们宁可相信中国“新左”们制造的谎言：中国的诸般不幸，根源在于以美国为首推动的全球化。 中法文化年的交流主体是两国的知识界与文化界，在中法文化年的诸多活动中，没有一个与人权相关的项目。尽管法国社会对此也有批评声音，但比较那巨大的利益驱动，这些声音实在是太微不足道。法国的民间基金会寥寥可数，大多文化活动都需要政府支持，那些对中国人权状态持批评声音的活动也注定得不到法国政府支持。希拉克是法国人选出来的总统，他只需要对法国的公民负责，他的负责表现之一就是为法国从中国拿回巨大的商务合同，让法国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获得巨大利益。他那天平上的砝码很简单：本国人的饭碗较别国人民的人权重要得多。 笔者论及这些，并非主张放弃对希拉克行为的批评，而是想阐明一个基本道理：中国的民主，还得要靠中国人自己争取。中国今天的人权状态，正好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联合统治所造成的，中国的精英们视中国人民如草芥与寇雠，这种状态下很难指望他国的精英为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而放弃巨大的商务或其它利益。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10月21日，第 58 期）
何清涟2025-11-09 00:30👍 0💬 0漫谈中国的“红色家族”
中国的《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2010年第4期发表了由一组文章构成的“中国新富家族”，透露一条重要消息：“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一、官媒首次公开承认“红色家族”为新富豪主体 该文对中国富豪群体的划分并无新意，但在排序上却大有讲究，按照该文的序列，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这组文章有两点值得肯定之处。 第一点就是该文终于以官方报道的形式正式承认中国富豪家族当中，“红色家族”成为主要一员（虽然未点明谁是红色家族的成员）。但该文为了淡化富豪群体的政商结合特点，有意将“红色家族”排在最后。如果是按照致富时间先后排序，上述排序大抵成立。但如果按照财富总量及致富的速度排序，则应该倒过来。对中国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稍有了解，就明白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财富寻宝图上的主要宝藏就是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领域，而这些领域恰好就是由红色家族垄断的。尽管如此，这条消息还是很有价值。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人虽然大都知道“高干子弟”在致富之路上捷足先登，但对这个群体的登龙术都处于耳语状态，没有媒体敢指出这一点。2001年11月24日，《证券市场周刊》曾刊发一篇“神秘的华能国际”，直指国有企业华能国际已经成为李鹏的家族企业，其夫人朱琳（时任华能国际电力发展公司董事长）、儿子李小鹏等人如何利用特权促使华能在美国、香港、中国大陆三地上市，总资本扩张至60亿元。该文发表后，作者马海林为武警部队军官，立刻被捕，至今下落不明。而该周刊的主编王波明虽然是中共元老王炳南之子，也不得不做数次检讨以求过关。从决不承认“红色家族”的存在到如今的半开门地承认，总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进步”。 第二点则是公布了“您对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总体评价如何”的调查，其中针对“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的提问，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搞官商权钱交易”（占总百分比75.56%）、“没有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占总百分比52.32%）、“富裕群体为富不仁”（占总百分比42.5%）。该文承认：“由此可见，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象。” 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查看。我这里想谈的是这组文章涉及到却语焉不详的部分，即富豪中的“红色家族”――中国称之为“高干子弟”是如何成为先富起来中的翘楚。 二、九十年代：躲在财富神话幕后的高干子弟群体 高干子弟下海经商始自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的手段主要是利用价格双轨制批条子，利用特权经商，包括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在九十年代以前，“国有土地”未进入买卖流程，能够依靠圈地发财者甚少。就我在深圳所闻，80年代中国正兴起所谓“建设企业文化”之风，宣传包装是企业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其中一些高官子弟（比如某位副总理之子）还办过广告公司，找人拉广告（类于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女儿的手段），帮企业出宣传画册，或者是深圳市名优企业介绍，或者是某行业著名企业介绍。这些公司大都是些皮包公司，在写字楼里租几个房间做办公室，招募一些人跑业务。一般情况下，业务人员亮出公司老板名头，企业大都不计较那广告与画册是否真有宣传效果，立马掏钱。我有一位熟人在一家外资印刷公司任总经理，因拥有先进的彩印技术，专门承揽这类印刷生意，我听他谈过哪些人在他公司做过业务。80年代末，这些特殊人物出面做的宣传画册的价格一般是5万元一张彩页，内容是一张公司图片配上文字介绍，排场一些的公司做个连页。那时高干子弟积累财富的神话，大约是一纸批文倒出了上百万元，一本画册捞了几十万或者更多，垄断某行业的广告费用一年达几百万之类。 但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积累财富的神话内容变了，期货（期货交易所的席位含金量高）、股市（股票上市需要审批，能让企业通过审批就意味印钞票）、土地就成了这个群体上下其手的竞逐财富之地。捞钱的数目自然也就跃升至千万元级。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常会告诉我，某座楼盘是某中央领导的儿子，某块地被某要人的女儿强行要走之类。 那时坊间流传的高干子弟致富神话很多，1989年北京学运起因之一是反腐败，目标是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做“官倒”。但唯一可做佐证的文字资料是以中纪委或国务院等中央部办名义下发的禁止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的文件（属于重迭发文，每年都有），中国国内没有哪家媒体敢染指这类话题。而境外有公信力的媒体对此有关的报道，国内基本见不到。香港杂志上的一些零星介绍，以及那本《中共太子党》，就成了大陆人人们争相阅读并传播的秘闻。但鲜有研究者征引其中资料，我相信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敢――这里的“不敢”，主要是担心资料不确，是风闻，引用后会引起法律诉讼，一身爬满蚂蚁。所以高干子弟依靠父辈荫庇发财致富的故事，永远躲在中国财富神话的幕后。 这是第二代领导人与第三代领导人前期的情况，因为那一段时期，或是没有互联网，或是互联网初起，国人的英语阅读能力亦有限，因此有关这两代领导人及与他们同代的“红色家族”故事极少被曝光。但等到第四代领导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时，人类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远没有前互联网时代那般好控制，再加上这一代“红色家族”积累财富手段的国际化，封得住国人的嘴却捆不住外媒记者的笔，“红色家族”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并清晰起来。 三、网络掀掉了中国财富舞台上的幕布 网上一份中共太子党名单流传已有多年，时常更新。我未查核过全部人员，但其中第三、四代领导人子女的任职情况倒是完全与国内媒体报道相符，剔除掉从政从军者，大概最有名的几位红色财阀是这几位： 江绵恒（江泽民之子），上海网通董事长。该公司承揽了中国大陆沿海15个省市铺设光纤及开办网络电话的服务，其势力直逼中国电信业霸王“中国电信”。据“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China: To the money born，《金融时报》3月29日）报道，现在，江绵恒控制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在营运上类似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 李小鹏（李鹏之子），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亚洲电王。 李小琳（李鹏之女）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朱云来（朱镕基之子）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20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精心安排了对中金公司实质上的收购，这是一家合资公司，摩根斯坦利持有大约34%的股份。朱燕来（朱镕基之女） ，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 当今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经商一事，则从BBC一些报道中可见雪泥鸿爪：2006年12月12日，胡锦涛儿子任董事长的“威视股份”有限公司(Nuctech Co.)赢得民航总局的液态物品检测仪器的巨额合约，合约范围将包括全国所有机场。不过，中国民航总局强调，虽然“威视”是有“背景”，但他们是基于“威视”仪器的技术表现来决定合约归属，决不会“以人民的生命安全来开玩笑”。 三年以后即2009年7月，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与纳米比亚政府签署的一份价值3400万英镑（约3.8亿元人民币）的合同而受到该国反贪委员会的调查。胡海峰与纳米比亚因此也成为中宣部在中国大陆要过滤的网络敏感词汇。胡海峰的最新职务是以清华副秘书长头衔专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正厅级别。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创办的私募基金业者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主要从事私募基金。2010年1月25日路透社披露新天域准备募集1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投资准备上市的大陆企业以后，神秘的新天域公司浮出水面。路透社消息指出，这将是新天域资本公司于2007年成立以来所募集的第三笔基金，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基金。尽管1 月26日的中国的《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路透社这则消息进行了跟进，报道中引述新天域公司发言人称，路透社的“报道是有问题的”。但3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将这些太子党称之为中国金融行业的“红小兵”。该文披露：新天域资本是私募基金当中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一家。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其稳定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权财 富基金淡马锡。该文作者认为新天域公司“有着中国最值钱的资产。这就是温云松（Winston Wen），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的MBA，为人低调，长相酷肖其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该记者通过业内人士了解到，“太子党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 这位记者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透露的内幕消息。该报道披露：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有两个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 这两个人就是江绵恒与朱云来，“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该篇报道还列举了一些如今在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名声显赫的太子党：李瑞环的两个儿子李振智 （George Li）与李振福（Jeffrey Li），李长春之女李彤（ Li Tong）、吴邦国的女婿Wilson Feng，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上述这些太子党是否进了“中国新富家族”一文里所提到的一万名亦或是一万名中的前3000名巨富之内，人民论坛的文章没有披露。但他们的特点完全符合“中国新富家族”一文所描述的“红色家族”新富豪的特征。我记得当年朱镕基总理曾向媒体表达过一个愿望，希望人们将来评价他的时候，承认他是个“清官”就很知足了。现在看来，由于“红色家族”构成新富豪主体这一事实，这个愿望实现的难度越来越大。 四、关于“红色家族”成为富豪主体的中国特色 “红色家族”的存在是否合理？这得要看用何种价值观看待这问题。 太子党们依仗父辈获得了成功，这一事实铁板钉钉无可否认。对此，公众认为他们的成功是依靠裙带关系，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对这种评价，太子党们感到很委屈，他们认为自己成了“反向歧视的受害者”，无论他们怎样优秀或是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是依靠裙带关系。为此，荣登中国电力界 “一姐”宝座前中国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居然借助党的喉舌媒体宣称，对她来说，“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她完全是靠个人的才能与努力才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环球人物》2009年第16期封面故事）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衔着银匙出身的人”注定了其人生起跑线与别人不一样，比如他们可以获得很好的教育，比平民子弟见多识广，可以有家世背景带来的社会关系，无论经商从政都比较容易获得机会，如此等等。但西方社会因为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运动”――即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间的社会变迁，早已形成强调机会均等的文化价值观。财产传承上通过遗产税调节，使富裕者后代不能再依靠食利而生活；在获取公共职务与掌管公共资源的机会时，不管出身于哪一名门的世家子弟，都得尊重程序（程序正义），与其他阶层的人站在同一平台上竞争，比如有家世优势的小布什要当总统，必须经历过程完全公开的竞选，必须说服选民自觉投票。那总统职位绝非他的父亲老布什可以隔代指定并私相授受。 但奉行权力至上的亚洲价值观的国家则很不相同。在亚洲，那些民主化程度越低的国家，太子党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扩张就越没有边界，挤占公共资源的过程与方式也越不透明。比如印尼的苏加诺家族，还有当年的菲律宾马科斯家族都是如此。即使是中国一度奉为楷模的新加坡，李光耀家族继承权力与财富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比之当年的印尼与菲律宾，太子党的张狂稍微收敛一些。在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亚洲国家日本，其政治虽然具有家族传承这一特点，但权力的获得也必须通过竞选这一公开的政治过程。只有在中国，民众既无法知晓这些太子党的权力如何获得，更不知道他们开办公司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特许经营权。比如私募基金在中国，绝对不对民营资本开放。如果有谁从民间募集资金，肯定被政府认为扰乱金融秩序，难免牢狱之灾。当年河北省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就是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说白了，中国人从来没有美国人那般眼福，根本看不到太子党与人竞赛，只能隔雾看花般地看到太子党们拿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巨大奖牌”――巨额财富。 正因为机会不均等，过程不透明，所以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Ramond Fisman 与加州伯克利学院经济学教授Edward Miguel将他们称之为“经济匪徒”。这两位学者专门研究当今世界的独裁国家里发生的那些有关腐败、暴力、贫穷和独裁的故事，并用经济学的方法为独裁国家的太子党们拥有的政治背景作市场“估价”。这些故事被作者写成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经济匪徒》（Economic Gangsters ）。其中一些内容涉及中国太子党，有能力与兴趣的人完全可以将这本书译成中文，让国内同胞们一睹为快。 （原载《纵览中国》2009年4月19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6040）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蔑视生命的共产软件
8月12日，俄国北方舰队的核潜艇「库尔斯克号」在北欧巴伦支海演习时发生爆炸事故，沉入海底，艇上118名官兵全部遇难。 这一事件暴露出，俄国由於经济拮据，没有足够军费，军事能力正在急剧下降。俄国去年军费是50亿美元，却要维持120万军队和有3,500枚核武导弹的军事基地。而美国去年军费近3,000亿美元，是俄国军费的60倍，军队却比俄国仅多20万。 俄国和西方很多军事专家就这一事件指出，俄国海军以及整个军队素质底下，装备落後，作战能力相当有限。 英国国防部「冲突研究中心」研究员迪克（Charles Dick）指出，俄国军舰三分之二需要维修，大多停泊在港口，无法出海及演习。战机飞行员全年空训飞行时间仅20小时，而北约是200小时。由於政府拖欠薪水，近年官兵偷盗设备事件不断发生。「库尔斯克号」所属北方舰队的一些军官，三年前就曾因拆卸潜艇贵重装置卖到黑市而遭军法审判。而那些设备是潜艇安全操作的保障。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罗曼诺夫（A. Luomanov）指出，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半年没有薪水，不能进行演习，最近十年几乎没增加一艘新军舰。仅今年上半年，就有八人因悲观绝望而自杀。」 俄国总统普京7月中旬访问北京时，和江泽民签署公报，要中俄联手，抗衡美国。但「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海事件暴露出的俄军困窘之状，证明俄国实在没有对抗美国的实力。 ●克里姆林宫里仍是「共产软件」 这次核潜艇事故也展示出，俄国虽然结束了共产专制，有了民主制度的「硬件」，但其领导人的思维状态和价值观念，仍停留在共产时代的「软件」状态。 事件发生时，俄国总统普京正在黑海别墅度假，面对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普京却仍有心境继续度假。直到事件发生第七天，在国际媒体纷纷批评普京冷血和官僚气的舆论压力下，他才返回莫斯科处理此事。 事发後，俄国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艇上官兵名字，海军官兵家属们不知道是否有自己的亲人在艇上，被惊恐、焦急和忧虑折磨了好几天，直到事发第六天，莫斯科一家报纸买通海军，才获得并发表了官兵名单。 那些遇难者家属，被政府集中到一起，送上最便宜的硬座火车，颠簸了两天，才赶到出事地点附近的城市，普京政府从没有想到要用飞机运送这些可怜的家属。 最受西方媒体批评的是，俄国竟拒绝西方国家提出的营救，并隐瞒实情，阻止媒体报导。美国在出事後第三天要求救援，被拒绝。俄国海军自己进行了长达七天的营救，竟连潜艇的盖子都打不开。最後接受英国和挪威的救援时，为了保守军事秘密，又让抵达出事地点的营救船苹推迟6小时救援。挪威仅用36小时就完成了俄国海军七天都没能做成的事。 没人知道，艇上到底有多少人是由於营救太晚而最後遇难。普京以及俄国政府这种做法，再次凸显了共产苏联时代那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荣誉」高於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它说明，俄国有了选举制度的「硬件」，但克里姆林宫里的「软件」仍是旧时代的。 ●历史上最伟大的营救潜艇行动 像「库尔斯克号」这样的恶性潜艇事故，本世纪仅发生两次。1939年5月23日美国潜艇「斯克拉思号」也曾发生同样的爆炸事故，沉落到新英格兰附近的北大西洋海底。59名艇上官兵，在爆炸时26人当场死亡，余下的33人被困在沉入250英尺海底的潜艇中。 美国政府的做法和今天的俄国政府完全不同。总统马上亲自指挥营救。61年前的科技和营救设备还相当有限，但美国几乎是全民全军献计献策，临时发明设计各种设备，一次次尝试进入海底和潜艇。 100多名美国记者每天报导营救进展情况，33条生命，牵动了整个美国。最後33名官兵全部被营救出来。美国作家马斯（Peter Maas）就此写了一本书《恐惧的时刻：历史上最伟大的潜艇营救行动》（目前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详细记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海底救援。在俄国潜艇「库尔斯克号」事件发生後，马斯曾在《纽约时报》撰写文章说，他的书名恐怕要改为「历史上伟大的潜艇营救行动之一」，不能称为「最伟大」，因为俄国的营救行动可能会「更伟大」。但最後看到俄国是这样的「营救」，他的书名不改了。 ●戈尔巴乔夫批评俄国「没有人道」 「库尔斯克号」潜艇是俄国最新式、最先进的核子动力潜艇。万幸的是，这次它没有携带核导弹，艇上的核子反应器也及时关闭了，否则北欧海域的核污染将贻害无穷。 1986年4月底，俄国切诺利尔地区曾发生一起严重的核电站爆炸燃烧事故，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不仅不通知邻国，也不让俄国民众知道，後来还坚决拒绝西方国家提出的援救。由於俄国没有技术能力熄灭核燃烧，竟任其燃烧几天後直至熄灭。该次核事故对附近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核污染还扩散到邻国。 後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戈尔巴乔夫，最近公开批评普京在「库尔斯克号」遇难初期拒绝西方国家援救是不顾士兵死活，「没有人道」，似乎完全忘记了当年他自己是怎麽做的。 ●用活人做原子弹爆炸试验 戈尔巴乔夫所批评的俄国「没有人道」，其实正是苏联共产制度的本质特徵。几年前芬兰一家电影公司从苏联解体後的军事博物馆获得一部五十年代苏军用活人做原子弹爆炸试验的记录片，该片拍摄了1954年9月14日45,000名士兵在原子弹爆炸後马上冲进蘑菇红云中进行实战的景象。该演习是为了训练苏军在核爆後立即进入该区作战的能力。到底有多少士兵因此死亡，至今仍是谜，当地居民发现，原子弹演习後，火车运去了很多棺材。据知情者说，参加演习至今仍活著的人，至少有1,000人患有肺癌、骨癌、心脏病、皮肤病及失明等。 该记录片展示，这次核爆能量相当於二万吨TNT，规模接近美国当年扔到广岛的原子弹。在核爆附近200英里方圆，有106万居民，有的村庄距核爆中心仅20英里。而且参加演习的几万士兵，没有穿保护服，也没有戴防毒面具，直接冲进了华氏零上115度的核爆高温中。 一些当年参加演习的士兵，在苏联解体後，开始起诉俄国防部，要求医治他们因核辐射导致的疾病，并要求补偿。但这种案子至今还无一例胜诉。 ●共产制度喂大的高级官僚 「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发生後，虽然军方仍然想隐瞒消息，敷衍了事，但毕竟俄国有了新闻自由，俄国报纸上不仅有对该事件的追踪报导，而且还有对军方和普京总统的严厉批评以至谴责。俄国著名政治周刊《Itogi》资深记者葛森（Masha Gessen）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俄国人不能忍受苏联时代制造的所谓最好潜艇，更不能忍受苏联共产时代喂养大的『高级官僚』普京。」 「库尔斯克号」事件说明：俄国虽然有了民主制度的「硬件」，但其领导人仍缺乏把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软件」。但要获得这种软件，先决条件是结束用活人做核武试验的制度，「硬件」的替换是「软件」更新的前提，前者不易，後者更难。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9月号） 2000-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教皇反对资本主义遭质疑
罗马教皇方济各这次访问美国，受到高规格的欢迎，美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最高等级的保安，所以这次教皇访美，安全无恙，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这次教皇还到美国国会做了演讲，创了历史记录，因以往的教皇，从来都没有被邀请到国会演讲。像广受世人尊敬的教皇保罗二世，当年与美国里根总统联手，推动了东欧国家结束共产统治，被视为打赢冷战的推手，尤其在美国民众中，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而且保罗二世担任教皇时间是历史最二长的，总共27年，其中访问美国就有七次之多，但没有一次被邀请到国会演讲。 为什麽这样受世人尊敬的教皇不被邀请到美国国会演讲？因为美国两大党派民主党、共和党无法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共和党一直希望邀请教皇到国会演讲，但左翼的民主党不愿意，因为教皇被视为美国保守派，也就是共和党的理念一样的人，教皇到国会演讲，就被视为能加强扩大很多基督徒支持的保守派共和党的政治力量。在民主党的杯葛反对下，在梵蒂冈所有教皇中，第四被冠以“伟大”（Great）头衔的教皇保罗二世，就一直没有机会到美国国会演讲，直到2005年去世。 这次美国国会之所以对首次访问美国的新教皇方济各开了绿灯，被邀到国会演讲，一是因为现在美国参众两院都是保守派议员占多数，尤其是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担任议长时能够邀请到教皇到国会演讲。这次他的愿望实现之后，他宣布不再担任议长并退出政坛。 而民主党所以改变以往的态度，支持邀请教皇到国会演讲，因为他们喜欢这位新教皇，因为教皇方济各的很多观点，包括反对全球气候过暖，反对资本主义等等，都跟民主党左翼的意识形态很接近。而且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也就是不像以往教皇那麽明确地批评反对，这也令左翼民主党议员开心。 所以，就像当年共和党想邀请非常坚守保守主义立场的教皇保罗二世到美国国会演讲一样，民主党这次非常支持把这位明显左倾观点的教皇方济各邀请到国会，希望教皇方济各在演讲中宣扬他们认同的左倾理念。而共和党为了实现邀请教皇到国会演讲的夙愿，就同意了。这样，就有了左右派的一致。于是这位当任教皇方济各，就创造了教皇首次到美国国会演讲的记录。 教皇方济各在这次访问美国时，虽然受到很高礼遇，媒体密集报道，但他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论，在今天的网络发达时代，仍然是受到很多美国民众，包括评论家的批评甚至痛斥。 教皇方济各对资本主义有著名的被称为“两段论”的批评，教皇认为∶人类社会疾苦的根源是不平等，而不平等最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教皇方济各甚至还用“市场暴政”来形容资本主义。 教皇的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容易令人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也是这样，认为资本主义带来利润，利润带来剥削，剥削造成了不平等，社会就没有公义等等。所以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要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可结果呢，共产主义实验，给全球造成大灾难。 中国是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拒绝资本主义，甚至绝对到这种地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怎麽样，我想中国听众最有感受，那时候中国人都快穷死了。从邓小平时代，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结果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现在普遍比毛泽东时代富有，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虽然中国政府还宣称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的产值，已经超过国营企业，占整个中国GDP的60%以上，去年中国GDP总值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切都是放弃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结果。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不仅是自由交换产品（劳动成果，包括思想等）的最合理的平台，其核心价值是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保护个人权利，从而实现人的自由。所以只是从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只是中国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罗马教皇方济各反对资本主义，要走大政府，甚至成立全球政府，统管世界经济的论调，是一条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思路，是错误的。 但教皇在这个问题上也做出了贡献，那就是再次引起人们对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而真理只有在自由的讨论和辩论中，才能更被人们认清。 2015年10月1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10-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自由时报》报导∶曹长青∶台湾人应坚持自决权、争取制新宪
［《自由时报》记者陈慧萍／2014-09-21台北报导］苏格兰独立公投引发全球关注，旅美中国作家曹长青昨天在台北演讲表示，苏格兰公投带给台湾人民一个重要讯息，就是要坚持人民自决权，勇敢发出自己声音；民主是世界潮流，苏格兰人敢于梦想，台湾人也应该坚持五十年前彭明敏提出的“自救宣言”，争取自己选择的自由，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 曹长青昨接受台湾社邀请，以“从苏格兰公投看台湾自救之路”发表专题演讲。他说，这次苏格兰公投，英国朝野没有喊杀喊打，更没有武力威胁，虽然英国三大政党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都反对苏格兰独立，但都支持公投，英国首相还和苏格兰民族党签了协议，双方均同意会尊重公投结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台湾的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说台湾前途由全中国人决定，英国人并没有说苏格兰前途由全英国人决定。 曹长青并说，苏格兰没有鸟笼公投法掣肘，公投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台湾则规定要超过一半全体选民投票，还要超过一半通过才能承认，如果苏格兰也是这种算法，这次没有投票的十五％，全部都会被算成“反对独立”，这样合理吗？这次苏格兰公投，教育了台海两岸人民，什麽叫作政府，什麽叫作民主。 曹长青强调，苏格兰公投带给台湾人民一个重要讯息，就是一定坚持民主普世价值，勇敢发出自己声音，实践人民自决权；苏格兰人敢于梦想，台湾人也应该坚持理想，效法五十年前彭明敏提出“自救宣言”的勇气，争取自己选择的自由。 曹长青说，他对台湾前途乐观，因为人民自决、独立自主是世界潮流，尤其台湾人民对台湾的国家认同和身分认同一直在上升，股票上上下下，“台湾认同股”从来没有下降过，他对台湾人有信心。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14-09-21 2014-09-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中国政府的信用危机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诚信总是蒙上一层可疑的色彩，这次SARS事件使国际社会再次对此表示怀疑。 倒也并非国际社会对中国特别苛求，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表现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国际社会失望。以这次SARS事件为例，最开始中国政府通过组织渠道控制新闻隐瞒真相，硬指香港才是真正的源头，因为受中央政府任命的董特首反正不会表示异议。最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抛了两只“替罪羊”出来。于是国际社会的亲中者再一次对中国看好，他们乐观地预测：SARS事件的教训可能成为改革契机，中国也许会在“第四代”领袖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等中国政府在5月份颁布对“传播非典（SARS）谣言者”处以刑罚的新法规，抓捕了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批评政府腐败的农民企业家、河北大午集团的董事长孙大午，并判处杨子立等4名青年“思想罪犯”以重刑，这种“看好”才暂时偃旗息鼓。 这些“看好者”对中国政府控制新闻与政治的了解太皮相了。首先，中共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认错，实在出现令其统治无以为继的大危机时，就用“替罪羊机制”来应付，一部中共党史，几乎每次路线斗争都有人充当“替罪羊”。这种机制成了中共清洗自己的污水桶，每次抛出“替罪羊”后，中共及其领袖们仍然保持其“光荣正确伟大”；其次，中共的新闻管制至今还是按照毛时代确立的原则在做，只是放开了与政治人权等无关的社会生活领域，比如可以谈性，谈吃喝玩乐，谈风花雪月，一句话，只要不批评政治，什么都可以。有人误以为这种“传媒市场化”等于媒体开放。 公众的知情权被剥夺的同时，为弥补公开信息不足，中共早就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官员们可以按级别高低阅读这些内部文件，知情权成了政治特权。与此同时，主管宣传的政府部门根据“形势需要”，屡屡下达各种禁载规定。如果每天阅读中共的《人民日报》等各种媒体，必然会做出如此结论：中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然而中国公众很清楚政府玩的把戏。久而久之，中国政府的这种传媒控制就产生了国家信用危机。比如去年辽阳工人闹工潮，起因竟是辽阳市委书记在“两会”期间的发言中，谎说80％的下岗工人都获得了重新安置，未安置的工人都按月领取失业救济。这一发言经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工人们被这种无耻谎言激怒，心中久已蕴积的不满爆发，才产生了这次工潮。诸如此类的事例太多，人们普遍对政府缺乏信任感。这种怀疑大到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小至对某一事件的解释。中国公众的口头语是这样：“政府那么说，你就听听吧，能当真？”官员们因为自己就是各种假信息（比如政绩、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的制造者，以己之行推及他人，根本就不相信其他官员提供的信息。上级怀疑下级，下级不相信上级，此风弥漫，整个社会无诚信可言。 可以说，中国信用失常的问题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四个层次，而政府在其中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近几年发生的股市欺诈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见会计师为虎作伥，协同企业造假。 对于一个缺乏诚信的政府所公布的任何信息，一定要仔细分析，尤其是那些想进入中国投资的外商们，对中国社会背景了解越多，投资风险越小。 写于2003年6月6日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上访的“一票否决制”加剧了暴力截访
北大教授孙东东有关访民精神状态的无良之言，以及《半月谈》杂志一篇“乡镇干部自曝信访内幕”，再次将“和谐社会”的丑陋伤疤――中国成千上万上访者那生不如死的困境展现于公共视野。 中国访民的生存困境，自2003年至2005年间曾被公共视野关怀过一段时期。尽管于建嵘的调查告诉世人，众多访民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 痛苦煎熬，但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比率只有千分之二（2‰）；尽管美国《纽约时报》摄影师杜斌在其摄影文集《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中，真实地再现了众访民那令人绝望的生活――如果那还能称之为“生活”。但可悲的是，这些研究与舆论同情并未能促进上访者处境的改善。到了2008年初，北京的众多上访村被中国当局藉“奥运”之名将其彻底铲除。为了保证“万国来朝”的奥运盛会没有一丝“不和谐”的杂音，中央政府再次要求地方政府强化实施上访的“一票否决制”。 何谓上访的“一票否决制”？即规定各地凡出现到京、到省上访的情况，不论人数多少，实行年终考核一票否决。而被一票否决的人，不管是一级领导还是普通干部，将因此评不上先进，更重要的是将失去升官的机会。 因为“一票否决制”只是要求不让访民出现在京里与省城（这是省级领导仿中央之意推出），而不是要求彻底消除造成上访的根源。各地官员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将早已有之的“截访”传统发扬光大，特别是将暴力截访发挥到极致，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个悲惨有如地狱的上访者故事： 46岁的江苏访民王玉妹，家住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何留村，家中承包土地被征收未获赔偿。因不服当地法院的不公裁决，被迫进京上访。2008年10月13日，她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门口等待接待时，被武进区信访局截访。王玉妹被强行被押回常州湖塘的阳湖之星城市旅店，被剥光衣裤，施以毒刑，浑身是伤，受冻挨饿，布袋成天套在头上，晚上只睡三个小时，每天只喝一点汤。在遭受11天惨无人道的人身折磨之后，截访者用车将王拉至其家附近丢弃于地而去。至于上访者被截访者打断胳膊、腿的，将鼻骨打成粉碎性骨折的，还有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实在不胜枚举。 《半月谈》4月8日发表的那篇题为“乡镇干部自曝信访内幕：曾花数万截访一人”的文章，通过一位乡镇信访干部的自述，让人们看到了“一票否决制”的真实后果：每一级政府责任部门，并未花心思去为上访者解决问题或者洗刷冤情，而是花费巨资“截访”。而如此劳神费力的原因只有一个――不被上级政府部门“一票否决”，保证自己仕途畅通。只是该文所述的“截访”方式，比我们听到的许多“截访”事件要文明得多。更多的地方政府如同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政府对待王玉妹那样，使用极不人道的方式摧毁访民的意志，迫使他们放弃反抗，与施害者“和解”。 那么，谁才是“一票否决制”的真正受益者？估计制度设计者肯定会说，受益者是访民，制度创设本意是期望督责地方政府，希望它们在压力下，认真解决上访者的问题。但制度设计者肯定有意忽略了近年来中国政治演变的一个趋势，即基层政权黑恶化，这种黑恶化的基层政权本身就是制造上访者冤情的根源。而中央政府对上访实行“一票否决制”，其后果是让羊（访民）再次被狼（地方政府）恶意伤害。而明知“一票否决制”结果如此还要强制实行，说穿了就是不想让全国的冤民聚集于皇城根下，成为“和谐盛世”之累。更重要的是，多年来，中国民众由于身受种种不公，生活日益艰难，对政治权力的怨毒累积已深，但总算还保持着“中央的好经是叫地方官员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这类幻想。假如让上访经年累月滞留北京，这种幻想迟早也会如肥皂泡般消失。 因此就有了上访的“一票否决制”，其结果是访民的处境更为悲惨，象王玉妹这类讨公道之梦破碎在上访这条荆棘之路始端的访民，遍布全国各地。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4月16日，第289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
程晓农 中美新冷战才刚刚爆发，中共就把冷战节奏迅速推进到快车道上，其标志就是中国最近大力宣传的对美太空战准备就绪。美国不仅需要在军事领域开始全面防范中共的军事挑战，而且也需要完全调整对美中关系的认知。当毛泽东、周恩来在美中建交上的权宜之计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论被看穿了以后，美中关系的敌对本质就突出得十分明显了。之所以继美苏冷战之后又有美中冷战开场，原因在40多年前就已经被周恩来讲出来了，只是当时基辛格假装不懂；而今年成为美中冷战开场年，则是因为中共“亮肌肉”的连串动作逼得美国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将近半个世纪里对华政策的幼稚。 一、30年来中共一直准备对美一战 最近，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于6月1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崛起如有一战，应是与美国而非印度》 。这篇文章点出了中共的对美军事战略思维：“如果中国未来至少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自身的国力与地位，那也将是中美之战，而不是中印之战……。如果中国需要以战争来树立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与地位，那么就应该是一场中美之间的战争。”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中共并不隐讳，它的军事战略部署都以美国为主要假想敌。其基本方针是，积累国力，徐图发展，直至军事力量达到能够与美国抗衡的程度。最近几年，中共军方不时发出“亮剑”的声音，代表着它长期以来“卧薪尝胆”之后开始“崛起”之图；它认为，军力增强后需要对美国展示“肌肉”，进而遏阻美国，用军事威慑手段树立中共“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与地位”。 我今年5月4日在本网站发表的《中共继承斯大林式冷战？》一文，分析过中共今年的一系列“亮剑”行动：“最近的两件代表性事件是，第一，海军舰队和电子间谍船前出至美国军事基地中途岛海域，展开与中共空军、火箭军及战略支援部队的多军种深度联合演习训练，剑指美军；第二，强占南海的公海海域、造岛建军事基地之后公开宣称，已把靠近越南、菲律宾的公海水域改造成其战略核潜艇用核弹头洲际导弹打击美国的‘堡垒海区’。这两个举动充满了公开对美军挑战的意味，堪比苏联1962年把核导弹安装在古巴、对准美国的举动。”如果说，中共海军和战略核潜艇的对美挑战仍然属于旧冷战的方法，那么，中共的太空战准备就绪，就意味着它在太空和高科技领域对美“叫板”的正式开始。 二、中共太空战部署的三个阶段 中共针对美国的军事战略部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从哪个领域开始的呢？《多维新闻网》6月23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北斗导航37年终成大器，中国应该感谢美国吗？》揭示了谜底：“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是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首次应用于战争，原本针对的对象苏联此时解体已成定局，无暇他顾，反而是中国这个遥远的看客被深深地震撼了。战前，基于自身作战经验考量，中国军方看好伊拉克陆军，认为美军会吃大亏；现实却是美国空地一体战下的摧枯拉朽。萦绕中国军方心头的是——将伊拉克军队换成中国军队会如何？从此，中国开始力推国防现代化。” 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1993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无疑又一次刺激了中国，再次为中国展示了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1993年7月至9月间，美国以怀疑中国货轮银河号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为由，在印度洋公海上拦截银河号，要求登船检查。为此，美国甚至局部关闭了银河号所在海区的GPS信号，致使银河号无法确定位置及航向，不得不在印度洋上停了下来，被美国军舰截停长达3周，最终不得不在沙特海军基地接受美国登船检查……。就在‘银河号事件’的次年，中国政府批准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芳允的‘双星定位系统’方案，正式启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和建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仅为军用，1994年启动，2000年发射第1颗卫星，整个计划耗时9年，主要覆盖中国及周边地域；第二阶段是变军用为军民两用，耗时5年，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第三阶段从2009年启动，覆盖全球，2020年完成，共包括55颗导航卫星。如果说，前两个阶段这个系统的功能局限在亚太地区，那么，第三个阶段之后这个系统就具备了打击美国的功能。不仅如此，中共还准备在国际武器市场上，向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推销用北斗系统导航的精确制导武器。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认为，中共近年来正成为国家军火市场上一家新的“中高端全球制导武器提供商”。 三、中共的太空战部署基本完成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就是中共的太空战准备完成之时。《多维新闻网》6月26日的文章《北斗冲击全球导航格局，中国军力大幅提升》宣布，“6月23日，中国成功发射了北斗3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至此全面完成……。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中国北斗导航系统的军用前景也相当可观……，北斗系统的完全建成，也意味着中国军事能力的大幅提升，兼备‘全球作战’与‘精准作战’的实力，既能对全球目标实施更精确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也能够对具体战争现场实施细致入微的部署，在扩大战果的同时减少己方伤亡……。而今北斗已经投入全军，中国军队的战车、飞机、导弹、水面舰艇、潜艇、弹道导弹发射车、自行火炮、多管火箭发射车等武器都已配备北斗导航系统。” 《多维新闻网》6月25日的另一篇文章《反卫星能力强悍，低调神秘的中国天军》，进一步解释了中共的军事战略企图：“2015年12月31日，……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正式成立。次日中国国防部称，该部队是将战略性、基础性、支撑性都很强的各类保障力量进行功能整合后组建而成的……。尽管中国军方未特别强调战略支援部队与太空作战力量有何关系，但这支部队的徽章出现‘麦穗、八一五角星、三角箭头、卫星或电子云轨道’，暗示战略支援部队可能担负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太空战等任务……。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内部设有航天系统部、网络系统部等正军级机构，航天系统部负责领导航天系统的工作。” 卫星导航系统是军事打击手段的组成部分，担负精准探测、精准导航的任务。其实，中共的太空战准备并不只是导航系统，上文指出，还包括“军事通信、军事导航、军事侦察、军事气象以及空间弹道导弹预警等多种类型卫星……，紧随导航卫星受关注的则是军事侦察卫星。出于保密原因，外界对中国的军用侦察卫星的认知极为有限，但多认为近来所发射的‘遥感’系列、‘实践’系列和‘高分’系列均可用于不同类型的侦察。”此外，中共还在研发反卫星技术。 中共如何评价自己的太空战力呢？《多维新闻网》6月24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建成自己的全球导航系统意味什么，为何说是个大事件？》。该文宣称，“中国近年来打造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断完善，配合‘实践’系列、‘遥感’系列卫星，构成了能力较强的太空作战能力。” 四、中美军备竞赛全方位加速 美国虽然在美苏冷战中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和实力，但长期以来，其太空力量分散在陆海空三军当中。其中，空军的太空司令部掌握从GPS系统到导弹预警系统、火箭发射等，而陆军也设有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海军则有网络战司令部，美国的太空力量长期处于条块分割状态。 2019年8月29日，特朗普宣布建立美军太空司令部，并组建太空军，以整合太空战力，实现统一指挥。据2018年8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国防部国家安全航天构成的组织和管理结构的最终报告》，从那一年开始到今年，将完成美国太空军的组建。太空军将包括太空司令部、太空军作战部队、太空发展局、太空军管理和保障职能部门等4大部门。2019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并经特朗普签署生效。美国太空军由此建立，成为美国除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国民警卫队这五个传统军种之外的第六个军种。据媒体披露，2021财政年度，美国太空军预算将超过150亿美元，它致力于发展第三代GPS系统、下一代天顶红外系统星座等，以便构建新一代的全球导弹预警系统。 6月24日，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美国和中国准备“离婚”了》这篇文章，他对美中关系现状的判断其实很不靠谱。且不论美中是否“结过婚”，即就上述情况来看，美中两国目前并不是处在“离婚”后能否“好来好散”的状态，而是已经进入了扩军备战、拔剑相向的冷战状态；而且，中共的扩军备战从地面和海空战的传统领域延伸到了太空战。 五、美中冷战状态的新认知 对美国来说，当前不仅需要在军事领域开始全面防范中共的对美军事战略，而且也需要完全调整对美中关系的重新认知。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6月24日举行了“中国如何看待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上，专家的证词和委员会成员的发言反映出他们重新认识美中关系的明确态度。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研究中国国际事务的巴瑞·诺顿（Barry J. Naughton）教授认为，中共从建政之初就把美国当作最大的敌手，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超英赶美”计划就是很好的证明。他指出，中国的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全球秩序是等级制的，美国是主导力量，是“老大哥”；而中国是一个庞大且发展迅速的国家，将来不可避免地会与“老大哥”发生冲突，争夺主导权，虽然这种冲突不一定是军事的。 巴瑞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也是我的老朋友，1987年曾专门到我在北京的工作机构体改所，就我和宋国青当时在《经济研究》月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计划经济的根基已经动摇的数据分析报告与我们交流；后来我和宋国青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时，他又专门到我家来讨论中国经济问题。过去这些年，他对中共的看法与“拥抱熊猫派”差不多；但现在他的看法转变了，在中国研究圈里堪称是一位先行者。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罗伊·坎普豪森(Roy Kamphausen)在听证会上说，中国与美国建交只是在战术上发生了改变，并没有改变它“击败美国”的长期目标。他说：“实际上，美中两国是根本上的竞争关系的观点，对北京的领导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北京认为，冷战期间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是短期的、战术上的转变，以应对苏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坎普豪森说，没有什么比周恩来1973年在美中和解刚开始的一番话，更能体现美中建交对中国共产党的“功利作用”以及中共的长期目标了。坎普豪森说，在那次讲话中，周恩来引用了列宁《妥协论》中的话，即必须区分把手枪和钱交给强盗以减轻伤害、以便最后消灭强盗的人，以及把钱和手枪交给强盗、然后共享赃物的人。坎普豪森说，在周恩来看来，美中建交属于第一种情况。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援引《妥协论》，强调与美国建交的必要性和功能性。坎普豪森认为，这显示，中国当时愿意与美国建交是因为中国意识到自己很弱，等到有一天自己强大了，最终是要击败美国的。坎普豪森认为，邓小平后来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美国建交的做法一脉相承……，即便是在“韬光养晦”的“江胡时代”，中国也将美国视为对手。 当毛泽东、周恩来在美中建交上的权宜之计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论被看穿了以后，美中关系的敌对本质就突出得十分明显了。之所以继美苏冷战之后美中冷战开场，原因在40多年前就已经被周恩来讲出来了，只是当时基辛格假装不懂；而今年成为美中冷战开场年，则是因为中共“亮肌肉”的连串动作逼得美国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将近半个世纪里对华政策的幼稚。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06-29，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629202011385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在农民抗税的背后
去年秋末冬初，农民因抗交苛捐杂税而与基层干部发生的小规模冲突此起彼伏。近年来，这类现象呈逐年增多的态势。国内也有一些人对基层政府一味弹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去年《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主张要从民心的角度去关心民众的疾苦，认为民众心不平气不顺的主要原因在干部行为不当，应当尽量顺应民意、化解矛盾。确实，连年来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农民收入萎缩，而基层政府的腐败和横征暴敛则逼得农民不得不挺而走险，冒死抗争。中央政府虽然在安徽试行了“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但这一努力却遇到当地干部的阻力而流产了。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当“精兵简政”、裁减基层干部队伍，从根本上消除乱摊派的根源。为什么这样的主张始终未得嘉纳？单用决策者的政治保守主义或忽视民众利益来解释也许过于简单化了。更深层的原因是，目前的政治和干部管理体制下农村基层精英向上流动的模式不可避免地使基层干部队伍急剧膨胀，对这一点国内还从未讨论过。 农村基层精英是指农民子弟以及县城、乡镇居民子弟中希望并有条件在社会结构的等级阶梯上从低等级向上攀登的人。他们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有比较强的经营能力或技能，愿意通过从事私营经济或进城打工增加收入，经济上的企图心比较强；另一类有一定的社会政治见识，活动能力较强，受过一些教育，不满足于务农打工或经商挣钱，而更愿意当“人上人”，政治上的企图心比较强，他们的父辈中很多人也是干部，当然希望儿女能“更上一层楼”。本文主要分析这后一种人。这种现象其实在各国都相似。中国国情中的特殊之处是，他们“当干部”的途径是由执政党垄断控制的，执政党通过掌握这类农村基层精英的社会升迁管道、不断吸纳这批精英，而在农村建立了真正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并维持了农村基层精英的政治效忠。从土改时开始就一向如此，几十年来，为了让这批精英能得其所求，每年县乡政府的干部队伍都必然不断扩大。 近年来，随着全国经济转向萧条，农村基层精英们从大中专毕业或转业回乡后如不能谋到一个“官位”，就只有失业潦倒一途，这就使得基层干部编内编外人数的膨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恰在此时，农村经济的持续萧条却造成了一个经费“瓶颈”，农村基层精英向上升迁的管道因而受阻。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局面：停止或减少吸纳新的基层精英，将把他们逼到对立面去而影响社会稳定，同时动摇当局控制农村社会的基础；而继续大量扩大基层干部队伍就必须进一步增加摊派，势必造成更多的农民抗税事件，同样可能“官逼民反”。正是这个两难局面让中央政府在施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上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 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里，维持基层精英向上流动管道的畅通是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历代王朝如此，发达社会也概莫例外。中外的不同之处在于，向上升迁的管道是公开竞争和民主选举，还是集权体制里自上而下地逐级“授予”、“安排”。在中国，当干部的管道为执政党所垄断，既无竞争，也无公开性，全由组织部门“黑箱”作业，只对上级负责。这种操作方式不但使“买官”、买“职位”、买“文凭”等腐败现象四处蔓延，而且所吸纳的人良莠不齐，“南郭先生”居多。通过这种管道当上干部的农村基层精英，往往眼睛“向上”，一味邀宠，只要上司对他的荣宠不衰，他即使时常欺压百姓、搜刮民财，也可保“乌纱”不坠，这样的干部对民众疾苦漠视不顾是不足怪的。 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最大区别是，基层政府的负责人由民众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政府操纵指定；在竞选中胜选的人通常有相当大的民意基础，而且不得不对选民负责；其政绩之好坏，要由选民来评判，而不是由上级政府少数官员私下“打分”；他能否“更上一层楼”，取决于能否获得更大范围选区选民的认同，而不是上级“领导”的“提拔”。 这两种基层精英向上流动模式的优劣高下，其实不难裁断。只有在现代体制下，基层精英的向上流动才能反映民意、顺应民意；而在集权体制下，基层精英的向上流动主要是满足主政者的需要，即“天下之权，操之于我”，事实上会造成违饽民意的结果。中国历代王朝的“吏治不可为”，今天中国农村层出不穷的农民抗税事件，其实源出于一。要缓解今天农村的官民冲突，单靠控制基层干部人数是不行的，光是强调要“代表人民利益”也是混不过去的，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要如何选择和授权基层精英。集权体制不变，不但干部人数还会继续膨胀，而且干部队伍势必“劣绅化”，因此可以预见，官民冲突的频率还会进一步加大。 中国政府其实早已在原则上承认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自80年代末开始试行村民委员会选举以来，大部分乡村都定期办理村委会选举。但是，在旧的集权体制的惯性和现有基层干部的既得利益主导下，却一直不愿意把民主选举的层级向上提升。过去几年里，全国出现过几例由地方政府主办的乡镇长直选的案例，虽然反响不错，当选、落选名单也基本上未违背上级组织部门的意向，却仍然被封杀而不容推广。显然，集权体制的思维还占据上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向来属于“危机推动型”，本文以上分析说明，农民抗税事件频发实际上已经宣告集权体制在农村快拖不下去了，改革势在必行，惰延愈久，中国的稳定就愈脆弱。 2002年1月应BBC稿约而写
何清涟2025-11-06 09:14👍 0💬 0一盘无法解套的死棋
――评析中国当前的农民土地革命 最近几个月，频繁见诸海外媒体与网路的消息就是中国各地农民此起彼伏的抗争活动，抗争的核心问题是农民要求夺回历年被地方政府以各种借口强征的耕地。2007年12月以来，黑龙江富锦县、陕西三门峡库区及江苏宜兴农民在12月中旬发布的几份告全国民众书中，更是明确提出土地所有权的主张，认为自己就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明白，农民这一主张的意义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亚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实行家庭承包土地，这一“小岗村模式”就成了后来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的范本。而这次农民要求土地所有权的主张直接挑战中国《宪法》有关条款以及《土地管理法》，因为这两部法律均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则由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由集体的“代表”地方政府拥有。 中共政府历来对任何撼动本身统治根基的事情睚眦必报，不仅以镇压对之，还要极尽宣传之能事，声称镇压行为如何正义正当。但现在尽管上述三省农民在告全国人民书中直接否定了这两部法律的有关规定，但中央政府却仍然保持沉默，至今未见有针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应对方针出台，只是任由三地地方政府在前台支应。 何以会如此？因为这确实是一盘让中国政府无法解套的死棋。说它是“死棋”，是因为无论怎样走棋都是死路一条，只是选择死法与死期而已――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所决定的。 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主要依靠“中国制造”攻城掠地，对内则主要依靠房地产为龙头产业，拉动内需。与房地产有关的钢材、水泥不仅成了热门产业，建筑用工也解决了数百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而土地出让金更是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这一点只要分析近年来土地出让金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就可以得知。 中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收入来源有两部分，一是公共权力收入（税收），一是公共产权收入。前者因为分税制的限制，无法挖掘潜力，公共产权收入就成了地方政府罗掘财源的主要目标。所谓公共产权收入是依据国家的财产权而取得的收入，包括资源开发转让收入，如土地、矿藏、风景区、海域、湖泊等；政府行政事业单位财产收益，如拍卖、出租等；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红利；各类特许权收入，如公共空间、公共频道、公共媒体等，以及公共设施的收费等。上述各类财源当中其中除土地矿产之外，其余资源可以罗掘的空间有限，也因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土地出让金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中国的统计数字显示，2002－2003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合计9,100多亿，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8.31大限”使土地有偿出让进一步市场化，当年全国出让金的价款更达5,894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7%。而2005年与2006年两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均超过上万亿，而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总共才达14,597亿元――从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之大来看，说其构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命脉也不为过。而政府官员也早将土地批租作为牟取私利的重要管道，国家审计署早就公布：80％以上的贪官均与土地有涉。 弄清楚土地出让金在维持地方政府财政方面的重要性，就明白中央政府何以对地方政府不断动用军警甚至黑社会力量拆迁征地一直坐视不理，因为事情的根子还在中央政府这里：通过分税制，中央政府拿走了烟税、酒税、海关税等所有的肥税种，地方政府财权轻，事权却又极重，要承担教育以及所有的公共投入，还要改善大量官员的生活，所以农民的土地势所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汲取财政的重要管道。 综上所述，面对农民与地方政府争夺土地的斗争，中央政府其实只有一种选择：是让地方政府活，还是让农民活？要求地方政府停止掠夺农民土地，无异于断地方政府的粮，不让地方政府（官员）活下去――这等于举起右手砍自己的左手，将自己的统治基础逼成反对力量――这是自残肢体的速死法。而继续默许地方政府掠夺农民土地，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农民就只能起而反抗，最终也是危及中共统治――这是挣扎几年后衰竭而亡的死法。 说是选择“死期”，也是基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房地产，本身就蕴含着极大危机。北京大学教授平新乔带领课题组在一些省市做过实地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县、一个市持续地以卖地作为财政收入，顶多维持五六年。而在广东，一半以上的县、市都只能持续两三年。也就是说，目前中国这种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即使抛开房地产的需求有限这一点不说，从土地供应这点来看就难以为继。 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中国农民，在长达八十多年的“共产革命”中，其命运可以用被中共“始乱终弃”四字来概括：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共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激励农民，让农民成为冲击旧秩序的主力军；在夺取政权之后，农民是中共利用来消除“反革命力量” 、打击知识分子的同盟军；进入改革时期，农民则成为被现代化列车所抛弃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既不能被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所吸纳，又无法依靠微薄的土地收入维生，在地方政府的强势掠夺下，最后连保有一块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成了奢望。 （原载《看》双周刊，2008年1月3日，总第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美欧日：中国不高兴也得邀约的舞伴
何清涟 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WTO十五周年纪念日，但在纪念日前夕，美国、欧盟与日本相继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地位，让中国舆论充满了愤怒。《人民日报》微博号侠客岛发表《紧跟美国欧洲，日本也用这个议题挑衅中国》，网易将其内容提炼出来做成标题：“我们搞市场经济，为何要人家承认？”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十五年前中国欢庆入世成功的狂欢盛况，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中国为啥特别不高兴？ 这次中国未获美欧日承认“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主要是因为北京认为这是稳稳到手的应得之物。回放一下去年以来的相关大事，就会发现，2015年上半年，在人民币入篮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二件事之间，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人民币入篮”上。对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一事，中国官方的看法是：到加入WTO十五周年之时，中国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底气缘于一点，当时中国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单边谈判攻略相当成功。 北京很清楚地知道，在WTO内部，中国被当作最大的规则破坏者，要想自动获得实在有点困难。好在中国人的祖先早在战国时期就发明了“连横之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单边谈判”，知道“要突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只有通过单边谈判的方式，提前获得世界各国对其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这方面相当成功。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2015年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只有美国、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至今仍未承认。连加拿大都修订了反倾销法，把原有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限期予以取消。 中国原想争取有28个国家加入的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将承认此地位的国家增至109个，对于坚持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体的美国，是种孤立与压力。 按照中国政府的想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守规则一向网开一面，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为人民币入篮特意修改规则。有IMF修改规则的先例，有那么多国家的承认背书，到12月11日，美国、欧盟、日本等当然必须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更何况目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明确表示不想再当全球化领军，西方主流媒体早就将全球化经济领军旗手之位许给了中国，价值观大旗旗手之位许给了默克尔；既然要恳求中国力扛全球化经济领军大旗，怎能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都不承认？也真是太不给面子了。 此外，从去年开始，西方国家进入多事之秋，中国媒体冷眼旁观，得出结论，所有让西方国家不得意之事，比如英国退欧、美国川普当选、OPEC主导的能源市场调整，都能让“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然而，在认为准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期盼下，在“中或最赢”的胜利想象中，美欧日的不承认，对中国来说，确实是既伤面子也伤里子的大事。中国因此“非常非常”不高兴，也多体谅一下吧。 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为何不被承认？ 美欧日三者当中，欧盟本来是北京最容易沟通的对象，在IMF这一机构中，对人民币入篮这等大事，美国本来拥有一票否决权，但在英德法三国的压力下，美国只得从权。当然，这还有个考虑：IMF规定的五大币种的储备比例，对成员国并没有强制性，各国完全可以不选择他们不看好的货币作为储备币种。只是这一次，欧盟却不想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向欧盟大量倾销钢铁产品，使其深感威胁。 今年5月12日，欧洲议会以546：28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指出中国过度生产及削价出口，为欧盟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后果。中国对此表示愤怒。当年参加WTO谈判的中国代表团负责人龙永图发表演说，称“让其他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简直是莫名其妙的笑话，是一个伪命题。”。7月20日，欧委会委员会议就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问题进行了讨论，结论是“欧盟酝酿有条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布鲁塞尔拟在贸易争端中把中国视为市场经济体，但条件是有权实行美国式的反倾销税，同时要求中国大幅削减钢铁生产过剩”。话说得曲里拐弯，但表达的意思还是不承认。 中国的钢铁产品为何被特别拎出来说事？只因2015年在全球六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铝、造船当中，钢铁业稳居第二。瑞银估算，煤炭和钢铁行业总计未偿付债务达到7万亿美元，其中4万亿为银行贷款，其余部分为债券和影子银行信贷。而钢铁行业过剩的罪魁祸首，各国公认是中国。迫使中国不再向全球倾销钢铁产品，成为国际经济会议的议题。今年4月19日，美国等八国在比利时开会，美国指责中国应对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负责。2016年9月 G20杭州峰会上，中国钢铁产能再度成为重点话题，美国再次指出，钢铁业产能过剩很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提出要“追踪美国及全球的钢铁贸易往来、设法处理规避反倾销税和补贴税的行为、以及维护美国在贸易协议之下的权利。” 中国钢铁倾销，让全球贸易战硝烟弥漫。2015年，中国的钢铁产品在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多国都被课以反倾销关税，各国税率不一，欧盟此次实施的反倾销关税的税率在18.4%到22.5%之间。今年6月，美国商务部表示，中国输美的冷轧钢板应该被征收256.4%的反补贴税和265.8%的反倾销税。 美欧日：中国不能丢弃的“舞伴” 美欧日既然这样为难中国，北京为何不能拍案而起，说“不跟你玩了”？那是基于一个让中国很沮丧的事实，这三国位居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前五位之列。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年，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货物贸易额为5210亿欧元，占欧盟贸易总量的15%。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在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量有所下降之时，中美贸易同比增长0.6%。日本重要性有所下降，但仍然不可忽视。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和中国海关统计，2015 年，中日贸易总额同比减少11.8%，为3033亿美元，这是自2009 年以来首次出现两位数以上的减少，但日本仍然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 也就是说，双方都需要与对方共舞，相比较之下，中国可能更需要。不管中国政府及一些中国人如何不高兴，中国加入WTO之后成为净受益国这一事实会提醒他们这些“舞伴”如何重要：2001年中国GDP总量只有1.33万亿美元，2015年已经高达10.98万亿美元，扩大了整整8倍多。与此同时，中国从资本净输入国成为资本输出大国，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15年间，西方与中国经济从极强对极弱变成了分庭抗礼之势，西方国家对此的不舒服，可以从芬兰前总理斯图布12月6日发表在《欧洲是中国眼里的“新非洲”》一文可以看出，该文的大意是：中国几十年来在非洲获取原材料，如今开始在欧洲“掘宝”，收购各种企业，欧洲应该对此保持警惕性。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虽然欢迎中国来美投资及增加贸易往来，表示美国需要改进与中国的关系，但却多次放话，中国过去屡屡犯规，今后必须遵守贸易规则。 以上就是中国在加入WTO十五周年之际面临的国际形势，仅仅依靠在国内媒体上表示“不高兴”，结果将可能发生更多让“中国不高兴”的摩擦与冲突。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2月11日，http://www.voachinese.com/a/us-eu-japan-china-wto-20161211/363197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仇恨自由」的西方左派
自二十世纪以来，人类走向自由之路之所以步履艰难，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由於独裁世界的强大，而是来自自由世界内部的阻碍重重。这在二战，尤其是在冷战中已经有过西方左派淋漓尽致的表现。今天，西方左派对其在冷战中赞美甚至协助共产主义的无耻表现不仅毫无检讨，像没事儿了一样，更在今天的反恐战争中继续站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上。最近面对伊拉克和乌克兰大选，欧美左派媒体不仅不为自由的胜利而欢呼，反而是一片攻击。 乌克兰在重新选举中，强调民主并亲西方的政党领导人当选，被视为民主在乌克兰的胜利。但极左的英国《卫报》用「基辅的骚乱背後有美国插手」这种标题来描述乌克兰人要求重选的民主运动，并说这是「美国制造的、复杂而激情的印著西方标签的大众欺骗运动」。这家报纸的另篇文章则把乌克兰人民最後获得的公平选举机会称为「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冷战时代那种第三世界的动乱」，是 「後现代时代的政变」。 而对上星期伊拉克的成功选举，西方左派们更是难以接受。总部在波恩的媒体研究机构「Media-Tenor」在伊拉克选举前夕对比了德、法、英、意、西班牙等国41个主要媒体和阿拉伯世界12个主要电视和报纸对伊拉克选举的报道发现，在欧洲左派媒体上，60％以上竟是对伊拉克选举的负面报道。反而阿拉伯国家媒体对伊拉克选举合法性的正面报道，都超过60％，有时达到100％。 最糟糕的是德国政府官办的两家媒体ARD和 ZDF，对伊拉克选举的报道近80％都是负面的。波恩媒体研究中心的总编辑茨查兹（Roland Schatz）说，德国媒体对当今伊拉克局势的负面报道，是萨达姆独裁统治时的两倍。 美国的左派媒体也不甘落後，在选前两周《纽约时报》预测说，伊拉克的选举结果将是晦暗的，像「不确定的丛林」；选举帷幕拉开时将是巨大问号：会有充分的竞选活动吗？在投票前一天，该报还发表了「伊拉克选举是场赌博」的社论，从标题就能看出那种晦暗心态。 在伊拉克人民不畏恐怖威胁，不惧西方左派的诅咒，勇敢出来投票，大选获得成功之後，《纽约时报》等不仅毫无悔意，还绞尽脑汁诋毁伊拉克的民主进程。在该报2月6日的「一周回顾」中，记者瓦恩斯（Michael Wines）说，根据他们报纸的档案，1967年南越选举时，近六百万注册选民也是不畏越共袭击，高达83％出来投票，美国政府当年也是惊讶民主的力量；当时约翰逊总统也像今天的布什那样誓言推广民主。言外之意，最後越战不是照样失败，南越政府不是照样垮台；伊拉克就是越南第二，布什的政策像约翰逊一样，也会大失败。 研究《1984》作者奥威尔、前年出版《为什麽奥威尔仍重要》的英国作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曾信奉托洛斯基主义，但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他已觉醒，曾撰文严厉批评法国政府杯葛伊战的声音是「老鼠的尖叫」，除了烦人，毫无份量。他对英国《卫报》等西方左派们的评价是：有些西方左派，或者说西方极左派，他们是反美、反布什的；他们宁可喜欢那些专制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喜欢任何和美国友好的政府。这类左派不愿说萨达姆的任何坏话，也不愿说任何关於乌克兰民主运动的好话。这些左派们拒绝谴责那些反美的独裁者们，同时也拒绝赞美那些欣赏美国或至少不反美的民选领导人。 去年以研究苏联集中营制度的《古拉格》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也对左派媒体的这种偏见报道和评论相当愤怒，曾撰文把这些西方左派称为「仇恨自由者」（The Freedom Haters）。她说当布什总统称那些反对美国武力倒萨的人是「仇恨自由者」时，她并不同意，但现在吃惊地发现，还真有这样一批人。 但是，从阿富汗选举，巴勒斯坦选举，伊拉克选举，以及不久前多达两亿人的世界最大穆斯林国家印尼的选举等，都在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市场经济的力量正在全球性地扩大，无论西方左派怎样诅咒和哀鸣，都无法阻挡人们对民主的渴望，都无法阻止人类迈向自由的步伐。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9日） 2005-02-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反日爱国游行”背后的权斗身影
今年9月中旬，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喉舌的循循善诱之下，中国的“反日爱国运动”终于在9•18事变81周年前夕达到高潮。从游行示威的发动过程及部分游行参与者的诡异身份来看，今年这场反日爱国游行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 一、这场爱国游行的策划者及各地方当局的应对措施明显地反映了十八大权力交接过程中高层的分裂：有的势力处于攻势，希望事件闹大，最好引起擦枪走火，以便借机坐大，从中渔利。这是9月15-16日游行的场景；有的势力处于守势，希望各地的游行示威能够控制在不导致国际冲突的范围内，这是9月18日游行武警全副武装登场的原因。 由于某些政治势力是本次反日爱国游行的导演，便衣军警是主力演员，导致这场爱国主义游行的正当性被严重质疑。官方媒体示威前一直在做舆论动员，游行发动前夕，《环球时报》于9月13日发表《十位将军就钓鱼岛联合发声：做好收拾日本的准备》之后，人民日报紧紧跟上，于9月14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出了动员令：“中国人心中，一股气憋了百余年。钓鱼岛是警示碑，记录昔日屈辱沧桑，也将成为转折点，见证奋起中国寸土不让的集体意志。这样的意志，将使中国像钢板一样坚硬凝聚。这样的中国，无所畏惧。” 不少地方的军警身着便衣带头游行示威甚至砸车，被网友指认出来。比如西安那位勇不可当的“砸车哥”竟被眼尖的网友认出是西安新城分局胡家庙派出所所长朱锢，环绕他左右的就是该派出所的联防队员。河南郑州反日游行现场手持对讲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并引领游行队伍唱国歌的人，被踢爆是郑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河北沧州反日大游行是经由一个QQ群组织了2,000多人参加，群主正是当地交警支队长。 有的地方是官媒参与动员组织。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上海一家企业的总经理Bobo秦于9月16日凌晨发一条信息，说“我外甥读高三，今天参加了打砸烧抢株洲平和堂的集会，是株洲日报社组织的。这个国家，谁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 能够对警察与媒体垂直管理的主要是中央政法委与中宣部，即周永康与李长春这两条线。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9月1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9/anti-japan-protest/） 中国人现在早已不是毛时代的愚民，对这次爱国游行背后的复杂因素，他们看得非常透彻。南方电视台主持人黄毅（洛奇ROCKY）在其长围脖中指出，示威队伍中的人主要分五批：A. 上层建筑中别有用心集团的棋子，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专业滋事者；B. 极端爱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C. 浑水摸鱼的职业与非职业小偷强盗；D. 盲从的看热闹群众；E.理智的城市常住居民。这五类人与F类便衣警察很容易区分，因为便衣警察配备的专业耳麦，经常通联。这五群人各有行动特点，值得关注的A类，冲得最前，身手矫健；发型统一，来去结伴；顾忌镜头，不怕警察。从A类的特点分析，只可能来自军营，至于是部队还是武警则无从知其详。 不少被网友拍摄到图片展现了A类的风采，不少网友惊呼，这些人平常干什么工作，从哪里冒出来？ 二、这次反日爱国游行中，打砸抢暴行非常严重，为以往任何一次反日游行都不相同。由于打击对象既指向日资企业，也指向中国人，凡拥有日本车或经销日本产品的店子无一幸免。 其结果有二，第一是日资被迫大规模撤退。据媒体报道，日商已经决定关闭在中国的211家便利店和超市；日资工厂目前大都关门歇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月18日表示，已取消9月至11月期间中日航线的1.88万个预定座位；其中3800个座位是日本飞往中国的航班，1.5万个座位是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看起来，似乎主要是日方受到极大损失，部分达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17日洋洋得意宣称的“中国扣动经济扳机，日本将倒退20年”。但其实中方也遭受很大隐形损失：即来自于日资企业提供的税收、就业。而这两点正是本届政府最感头痛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今年新增外资正在减少，原有的外资也在相继撤退，温相与下届备位总理李克强为此着急忧心。这种打击的矛头指向谁，非常明显。 第二是既引起中产阶级严重不满，也强化了中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此次反日爱国游行中，中国人无分贫富贵贱，只要拥有日本制造的消费品，从汽车、相机到衣服，无一不成了被“爱国者”抵制销毁的目标。爱国者冲击的日本汽车经销商4S 店，是中国人自家的钱。那滚滚浓烟，烧的大多是中国人的私家财产。青岛4S店老板于9月18日发表“阳光下的暴行！”痛诉其产业在9月15日遭到同胞“砸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暴行。更蹊跷的是，暴行发生期间，虽然工作人员多方联系公安、火警及市长公开热线，但均未得到任何支援，大 火熊熊燃烧三小时之多，无任何职能部门出面协助解决。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主体是平民子弟。在社会上升通道极其狭窄的中国，他们拥有今天的中产地位来自于多年的辛苦拼搏。平时，他们生活在政治上层的权力压迫与社会底层大规模刑事犯罪的夹缝中，只求安定，政治上趋于保守，害怕与担心社会革命。这次“反日爱国游行”让他们对以底层为主体的革命更是深恶痛绝。这正好应了陈冠中在政治小说《盛世》中的推演：“不是嫌我腐败吗，不是想造反吗，好吧，我不管了，火也不救了，贼也不抓了，然后天下大乱，有人抢劫，有人强奸，有人放火，用不了几天世界就乱成一团，到处流血，伏尸遍地，这下傻了吧？知道我的好了吧？希望我回来吧？回来也行，可你得听话，听不听？你说：听！于是我就天子万年。” 上述两点只是展示了本次反日爱国游行中的部分场景，至于在许多城市都出现的毛左游行，及其几乎一致的口号“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看起来是薄粉，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幕后操纵者掩人耳目之举。网友赵世伟在微博上描绘了这场大戏:“【钓鱼岛】终日搭台唱大戏，各怀鬼胎施诡计。政治戏，夺权戏，保主戏，阴谋戏，愚民戏，苦肉戏，样板戏…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标榜竞选场。愚人盲目瞎起哄，天天上街打砸抢，岂知中了连环计，秋后定会大牢去。” 这场政治戏剧中最重要的的主角——军方势力目前还隐身在幕后。钓鱼岛之争其实只是一个军方借以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一个由头。（后文待续）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驱赶“低端人口”：秩序与人道之间的“中国结”
何清涟 这次北京驱赶低端人口，引发的愤怒与谴责声遍及海内外，人们担心这种驱离将被其他中国大城市效法，成为人道灾难。鉴于中国底层人口占总人口80%这一事实，人们也许真应该考虑一下北京驱离低端人口背后的真正原因：因为维持秩序与市容的需要，大中城市对城市中的贫民区进行不定期的清理。 城市贫民窟与政府的良心指数 贫民窟的出现及其消亡，既体现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由弱到强的过程，还体现一国政府的良心指数。在工业化最早起步的欧美国家，在小农经济逐步被消灭的过程中，大批农民涌进城市谋求生存，英、法、美都曾经有过贫民窟现象，英国伦敦东区与纽约的贫民窟曾世界闻名。随着英美两国的国家能力增强，传统意义上的贫民窟消失了，但也还存在着富人区与穷人区的区别。拉美和东南亚那些后发展国家，国家能力并未强大到解决本国的贫民居住问题，因此，贫民窟仍然是这些国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贫民窟之产生，原因与欧美国家差不多：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小农经济破产，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为这些失地农民提供足够就业空间，在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作用下，大量失地农民滞留在城市边缘，形成了穷人聚集的贫民窟。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以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贫民窟，世界闻名。 贫民窟（slum）一般指穷人居住之所，其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2003年10月，联合国人居署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贫民窟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lums），指出贫民窟密布于整个地球。在 《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贫民窟”用来指代许多类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它与“棚户区”、“非正规住区”、“棚户住房”和“低收入社区”等经常互换使用。传统上，贫民窟指曾一度有名望，但随着先前的居民搬迁到城市中更新更好地区而衰落的居住区；如今，这个词汇还包括发展中地区城市中大量临时居所。2008年，全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农村居民数量，但其中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约10亿人）生活在贫民窟。联合国当时预测，在今后25年内，贫民窟居民将会增长一倍。 城市贫民窟：中国人的现实煎熬 中国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有多少？中国官方并不提供相应的统计数据。联合国在《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 2010/2011）中提到，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比例从37.3 %降至28.2%；印度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则从1990年的 41.5% 降至 28.1% 。 这个报告的结论让中国人没有贫民窟的骄傲荡然无存：按人口绝对数计算，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为3.84亿，印度3.43亿，中国比印度整整多出4100万。 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其实并非中国的真实状况。按照“贫民窟”一词的定义，就是“以低于标准的住房和贫穷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如果中国按照京沪深广等四大现代化橱窗的标准衡量全中国，三、四线城市应该充斥着大量贫民窟。至于在少数大城市没有形成“贫民窟”，这一虚荣后面隐藏的恰好是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这一现实：为了保证城市的“干净”与市容，牺牲了中国农民的自由迁徙权。 这一点，中国官员心中有数。2011年4月12日，在“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上，马来西亚的代表对中国城市市容羡慕不已，通过翻译不停地问中国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为什么你们的城市这么干净？为什么你们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李铁的回答还算实在：“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现像巴西、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现象”，并指出“农村人口不能自由的进城镇落户，意味着他们在城市只能就业，漂泊生活，却不能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承认“这种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 因为语言与国情的隔阂，东盟代表也许不知道，李铁这几句话后面隐藏的事实很残酷，为了保护城市的干净靓丽，中国政府用有形的区隔（如户口制度），社会用无形的区隔（城市的高房价与高价格的公共服务）剥夺了高达数亿人口的基本权利。 中国城市应该允许贫民区的存在 驱赶城市外来者，在中国这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次北京的驱离行动之所以让外界备感愤怒，除了手机秒拍将被驱赶者在寒风中战栗的画面实时传导至网络世界之外，还有时势的原因：人们对中国当局的不满蕴积已久，反腐败都难以卖座，“低端人口”之说更是触动了中国人心中那根极为敏感的弦：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艰难度日的社会底层，尤其是进城讨生活的农村人口，随时都可能成为当局驱赶的低端人口。 中国数千年历史，王朝倾覆了若干轮。历次王朝倾覆，除了外敌入侵之外，基本都是流民揭竿而起的结果。远的不说，就以离本时代最近的明清两朝来说，进入中叶之后，都因人口渐增、土地日益集中，失地农民日渐增多并成为流民，统治者先是“驱人归田”，因“无地可耕”而无法安置；然后就在剿抚之中彷徨摇摆，直至最后或被农民起义吞没（明末农民大起义），或在各种民变中日益衰弱，直至灭亡，例如清朝中叶以后的历史，先是盛世中的白莲教、天理教等各种小规模起事，后是太平天国起义这场遍及十一省的大规模起义。中共革命号称“无产阶级革命”，其实主体并非中共所说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而是流民，即失地农民。 与中国同列为“金砖四国”的三个国家，除俄罗斯之外，印度、巴西都有城市贫民窟。在贫民窟中排名第一（按面积）的印度孟买达拉维居民超过60万；排名第二的印度达哈维贫民窟面积仅为1.75平方公里，居住人口高达上百万。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荷西尼亚是南美最大的贫民区，排名世界第三。中印两国是世界第一、第二人口大国，都是中产阶层人口偏少、贫困人口偏多的国家，印度之所以出现位居世界第一、第二的两大贫民窟，原因在于印度是民主国家。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中，贫民窟的居住者的选举权与中产、富人的权利平等，也因此，政客出于选票考虑，必须许诺改善贫民窟的现状。贫民窟里有无穷无尽的需求，包括供水、供电、学校、厕所、下水道， 以及道路的改良，等等，都等待政府来解决，政客们许诺的少许恩惠就足以赢得一部分选票。中国政府以人治手段阻止出现贫民窟，肆意驱赶“低端人口”，主要原因在于一点：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中国官员并非民选官，不需要对民众负责。 在总人口 约占80%的社会底层当中，（其主体是农村人口。中国的农村生态系统已经支撑不起数量庞大的底层人口之生存需要，他们进入城市谋生是必然趋势。城市里如何容纳这些人，让他们在城市里不失尊严地生活，这是横在秩序与人道之间的“中国结”。如何解开这个结，不仅考验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更是政府良心指数的体现。 （原载《民主中国》2017年12月9日，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4392）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中国“体制”的磁石效应从何而来？
近年，“到体制内去”是每年媒体必炒的热点话题。1月4日，在哈尔滨招收事业编制的环卫工中落选的研究生王洋那句“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再度引发对青年择业要“到体制内去”的热议。 其实，中国还有比大学生“到体制内去”更能展示体制“磁石效应”的现象，那就是不少成功人士，如国企经理、富二代、民营企业家等，也都千方百计要“到体制内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体制”为何具有“磁石效应”？ 先分析青年人“到体制内去”的深层原因。近年来考公务员之风越来越热，早已引起诸多评论，并被斥之为“编制崇拜”。有人说这是一种惰性，批评当代青年人逃避竞争，想躲在安乐窝里；有人说是大学教育失败，让许多人学了屠龙术却在现实中无用武之地。比较靠谱一点的评论是认为，以户口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化导致形成“权利差序格局”，由此所带来的收入与福利的差距，深深的影响着大学生的择业。 对中国年轻人尤其是城市底层及农村出身的大学生而言，最能吸引他们的，确实是体制内人人有份的工资与福利，但对国企经理、富二代以及民营企业家这几类人而言，他们看到的则是中国政府在支配社会资源方面的绝对优势。 现阶段，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之强，涵盖面之广，几乎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王朝。首先，是在物质资源占有上形成了完全的国家垄断，举凡土地、水资源、地下矿产、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文物古迹，无不以国有名义由政府尽收入囊中；其次，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堪称无孔不入，整个社会的任何组织，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无论是本土NGO还是外来NGO，均需仰赖中国政府给予资源或者活动空间，否则寸步难行。 中国体制的磁石吸附效应由此形成。 政府官员成了“造王者” 前述分析说明，在中国这个由政府掌握一切资源的国度里，势必造成全社会对政府的“资源依赖”，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要想生存，必须依赖掌握全部资源的唯一组织，即政府。政府作为控制方掌控的资源越重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其自由裁决权（discretion ）程度越高，由此造成社会对政府高强度的资源依赖（Resource Dependent），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政府官员因此成了“造王者”，即“造就国王的人”。 作为经济精英主体的民营企业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虽然是“王”，但他必须从外部环境中获取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在中国，主要资源的唯一供应方就是政府，因而这些民营企业家为了获得土地、贷款、某行业的经营特许权，以及企业顺利运作的软环境，必须依赖政府，尤其是企业所在地的政府。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普遍效法晚清商人胡雪岩，走“官商结合”之路的原因。如果说1997年乡镇企业家朱相桂当选十五大党代表尚属凤毛麟角；2002年，中共十六大修改党章，将党员发展对象由“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为民营企业家依附体制打开通途，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等7位民营企业家都成为十六大党代表。 湖南三一重工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梁稳根成为国内网民的笑柄，是因为他过于急切地表达自己依附体制的愿望。但是梁稳根18年以来梦寐以求要求入党的“向日葵”历程，以及他盼望依附体制的深层原因却不可忽视。长期以 来，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格局下，企业家不得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以求获得资源并规避风险。到2008 年以后，由于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为了减轻自身危机，进一步扩张政府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加剧，权力寻租引发的腐败进入新一轮高发期，垄断企业逐步膨胀，原本就不完善的市场秩序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加上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的压力，中国民企集体面临生死劫，这种依附愿望更加强烈。 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民营企业第二代的职业选择。上海交通大学一项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富二代当中，82%的人不愿意接班，其中一些“富二代”的理想竟是“当官”。 国企CEO变换人生跑道回归体制 中国政府官员与大型国企的职位之间本就存在流通管道，一般的情况下是官员年龄已到，升迁无望，于是到国企去占个位子，没有前途谋钱途。但近年来，国企CEO更换人生跑道回归体制的也有不少，其中目标最明确、也最引公众关注的是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 李小鹏原来一直在父荫笼罩下的电力系统工作，41岁时已担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 理（副部级）。当他盯住最高权力核心职位时，发现这一资历不够硬，缺少基层历炼这一重要环节，于是在2008年弃商从政，到山西省任排名第二的副省长，用自己从事国企CEO的强项来代替县市基层历 炼，分管商务、市场监管、外事、旅游等工作。目前，49岁的李小鹏已获十八大候补中委资格，任山西代理省长，通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台阶已经为他铺好。 在普通公众眼中，李小鹏等人的成功已经是遥不可及，他们为什么要更换人生跑道？当然是因为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回归体制是让其人生更上一层楼的最佳选择。 中国网民早就看清这个体制的弊端，有人借学生作文《我的理想》说明中国当官这一职业具有极为丰厚的“报酬”： “一学生写道：拿沙特工资，住美国房子，戴瑞士手表，娶韩国女人，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玩西班牙女郎，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当中国干部…… 老师批语：啰嗦！只需说当中国干部就行，前面皆可实现！” 政府通过控制社会资源的方式，既垄断了一切社会上升管道，还造成了社会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更为权力的肆虐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基础。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将民间自主性力量挤压至毫无生机状态的畸形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社会，不改变这种国家对资源强垄断的控制方式，“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原载BBC·点评中国，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3/02/130204\cr\chinese\_system.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净网”不能化解社会怨恨
何清涟 最近，中国政府集中全力“净网”，希望将各种批评声音，包括各种社会怨恨声音从网上消除。除了抓捕几个网络大V以示“净网”决心之外，各地政府纷纷采取行动，其中浙江省的“战果”最“辉煌”，该省公安厅不仅公布了十大网络造谣案例及清理谣言、训诫人数等具体战果，还表示即使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谣言，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据说手机实名制即将强制实行。 \意识形态领域“亮剑”药不对症\ 国内一些媒体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有些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在警惕“民谣”之时，更要警惕“官谣”，批评一些地方政府造谣。但从声势来看，这轮“净网”是由中央政府坐镇的全国统一行动，是北京高层在意识形态领域“亮剑”的一大招术。 8月中下旬之交，中共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此语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放弃邓小平时代用“不争论”淡化意识形态之争的方略，试图恢复毛泽东用意识形态理论治国的模式。人民日报评论员就此连发数篇评论，9月2日的文章特别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指出在中国“互联网上，越是偏激的、攻击性的言论，越有人叫好，越是理性和正面的表达，越有人起 哄甚至围攻”，认为“社会上的模棱两可态度，姑息了极端言论；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关键时刻不敢亮剑，更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偏激思想”。 问题是：就算北京亮出了“净网”这把“利剑”，也只能治表，将各种社会怨恨之词从网上消除；却不能治本，将弥漫于中国人心中的各种怨恨化解。 \中国社会怨恨的类型\ 一是政治压迫引发的社会怨恨。这种怨恨不限于某个特定阶层，而是各阶层针对政府而发的共同怨恨。这种怨恨由于政府的掠夺、官员大面积腐败、政府不作为、公务员的工资福利系统远高于其它阶层，以及“官二代”现象等各种原因而产生。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兼政治高压，无论是政府政治伦理还是中国人的家庭伦理，无论是中国的人文环境还是生态环境，都已遭受严重破坏，受伤害的不是某个阶层，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国民对此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又不甘于就此堕落，因而演变成对政府的“怨恨式批评”。这种“怨恨式批评”多产生于社会阶层冲突尖锐，人们对政府极端不满之时。官方越是提倡“弘扬主旋律”，越是不允许人们批评现存体制（即体制性护短），引发的怨恨式批评就越强烈。 二是弱势群体对政治上层及中产阶层的怨恨。由于中国是个机会严重不均的社会，加之大学毕业即失业，中国大学作为“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这一功能已经严重丧失，底层青年希望摆脱贫困的的唯一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怨恨。这种社会怨恨产生了强烈的底层认同情绪，强烈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并成为底层人士采取社会行动的主要依据。中产阶级在一些社会底层的眼中，成为政治上层的盲从者与利益共享者。 三是因民族冲突与宗教信仰受控制引发的社会怨恨。现阶段，西藏与新疆少数民族对现政权的怨恨，已不可避免地以藏汉矛盾与维汉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北京当局对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严厉打压引发的社会怨恨也在蔓延。这种社会怨恨，在国内的网站与微博上因为网络管制而不明显，在推特上就特别明显。 四是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怨恨。这种对西方国家的怨恨，来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受欺压历史，经过官方教科书努力塑造而化为深刻的民族记忆。在现实生活中，中共出于维护专制政权的需要，不断强化这种怨恨，并将这种怨恨导向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两极，一个极端是认为西方不希望中国强大，处心积虑要打压中国；另一个极端是认为帮助中国民主化是西方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而且应该放置于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之上，当西方国家与中国政府出于各种利益考量进行各种合作、谈判，这些人就认为西方国家很虚伪。这两种情绪都产生对西方国家的怨恨。 有人据此总结：“中国人各自的中国梦：上层的梦想是继续奴役，左派的梦想是当屠夫，中产的梦想是做最后一只被宰的猪。”生活于一个弥漫着社会怨恨的国度，任何人生活于其中都会深感绝望，并产生强烈的无出路感。 \化解社会怨恨要治本\*** 上述所有种类的社会怨恨，都源自政治结构，形形色色的“仇官”、“仇富”、乐见成功人士倒霉的现象，都可归结为社会怨恨的表现。因此，只要政治结构依旧，社会怨恨就无法化解。 这种社会情绪已经化为一种社会共同情感，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心理，导致社会紧张加剧。生活于这种社会情境中的国人，遇事先进行道德审判，站队表态代替了沟通，“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成为一些激进人士经常讥讽打击的对象。笔者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有时不免会提出一些想法，比如在保护幼女上中国应该怎样做等等，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帮助中共延命。一些本来还算理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虚拟空间的脏水唾沫，部分退回了书斋，还有少部分则采取迎合态度。一旦遇到突发性事件，这种社会怨恨很可能外化为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力量。 北京当局显然是看到了一点，因此要“净网”。虽然当局也明白“净网”这种体制性护短行动最多只能让社会怨恨从网上消失，不可能根除深植于社会成员心中的社会怨恨，于是想到要重建意识形态。但是，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怨恨产生于利益的严重分裂，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就流于虚幻且丧失社会整合功能，根本无法弥合利益分立带来的精神分裂，更何况，以马列主义、毛邓三科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身矛盾百出，马列主义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抛弃，邓小平理论更是在否定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个代表”倒是想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但无论是共产党本身还是被定位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经济精英，都是社会怨恨的主要对象。 自古至今，想通过政治暴力剥夺国民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独裁者（或专制政权），并不只有今天的中国政府。古代中国有厉王止谤的教训，今天的国际社会则有刚走入历史的萨达姆与卡扎菲。可以预知，中国政府的“净网”行动，是一种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制度性偷懒，在短期内固然可能收效，但这种通过政治暴力达成的舆论一致，只会导致社会压抑加深，造成的反弹也会加剧。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9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lian-20130903/1742701.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9/internetcensorshipandsocialconflict/）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看懂中国疫情数据的“党性”
何清涟 近三天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数据带着世界坐过山车。就在世界128个国家对中国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几乎全部航空公司暂停中国航班之时，中国官方的好消息来了，2月11日下午因Sars疫情而声名大噪并被誉为“无双国士”的钟南山院士通过视频连线说，疫情拐点还无法预测，但峰值应该在2月中下旬出现，4月前可能结束。2月12日，官方公布的新增肺炎病毒病例数字为1月份以来最低，有力地支持了钟院士的预测，全球股市立刻兴奋起来。但到了晚间湖北省公布的疫情数字暴涨，天的新增确诊数据为14840例，远远高于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全国新增确诊数据2015例与湖北的1638例。 其实，这是中国统计数据的“党性”在作怪。 中国的统计数据有很强的“党性” 还是用我的老方法，将相关资料按日期排序列： 据路透社2月11 日消息：中共掌门人习近平看过中国发改委及其它经济部门关于疫情的报告之后，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表示，各地政府一些控制疫情的措施正对经济造成伤害，因此敦促地方官员避免采取“更多限制措施”——许多地方当局已经关闭当地学校及工厂，封锁道路及铁路，禁止举行公众聚集性活动，甚至封闭住宅小区。向路透社透露信息的消息人士称，习近平认为其中一些措施不切实际，并在公众中造成一些恐慌。 在北京要求16省市对口支援湖北各地之后，各地派人去了解疫情并送温暖之后，发现疫情严重蔓延，不仅让武汉这个繁华的九省通衢成为炼狱，还让全省都陆续陷落成疫区。这些发现悄悄汇报回去之后，各省都不约而同加强封省、封公路，对城市各住宅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国务院虽然规定全国各地于2月3日起正常上班，但各省市哪敢以身试疫？都想拖上十天半月，等疫情出现拐点时再复工。怎么办？好在中国的统计数据党性很强，2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介绍了好消息，称“疫情形势总体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新增报告病例波动下降，新增确诊病例数由最高时2月4日的3887例下降到2月11日的2015例；新增疑似病例数由最高时的2月5日的5328例下降到2月11日的3342例，降幅分别达到48.2%和37.3%。其中，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638例。 几个小时之后，湖北省公布的疫情报告，彻底否定了国家卫健委数据营造出来的疫情好转形势：当天，湖北省的新增确诊数据为14840例，是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638例的8·1倍多，为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当天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据2015例的7·3倍多。 这一天中央与湖北省政府的数据发生这种神仙打架的奇景，非常生动地证明中国统计数据姓“党”，党的最高领袖发话要复工，数据立即证明疫情趋于好转，帮助推动复工。 统计数据是任权力捏弄的橡皮泥 对国家卫健委与湖北省两个疫情报告的数据落差，国家卫健委不得不做修补，在“截至2月12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中公布：“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修正版）》，对湖北省以及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的病例诊断标准进行了区分，湖北省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分类，对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确定为临床诊断病例，以便患者能及早按照确诊病例相关要求接受规范治疗，进一步提高救治成功率。” 这是表面原因。它说了一个事实：国家卫健委在不停地修改疫情统计口径。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资料，从2月6日-2月11日这五天当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一共修改三次，从第四版、第五版再到第五版修正版，最后这修订版应该是特别为了解决湖北统计数据与国家卫健委数据不合而出炉的。这种修改，当然是因为总书记习近平2月3日在政治局常委会对各地防控措施过严表示不满，疫情统计标准得服从政治需要，为党营造出表示疫情好转的统计数据。 现在回头看看就知道修改了什么。国家卫健委于2月6日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将无症状感染者核减出确诊病例的范围。一些报社的记者发现，黑龙江核减了13例确诊病例，山西也有1例核减，均为无症状感染者。但这种移除显然不够快，于是再接连改两次，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说法，改的还是病例诊断标准，湖北省是因为增加了湖北省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分类。 除了上述原因，湖北省2月12日的疫情暴涨还有一个特别原因，2月13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被免职，上海市委书记应勇接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任武汉市委书记，刘赴湖北救火。他们不希望代替前任背疫情这口黑锅，要求实报，于是病例飚升，算是调整了一下“会计帐目”——其实，武汉疫情之严重，2月12日的数据也不是实情，肯定是个打折的数据。死亡数据更非实情，因为网上有照片流传：河南洛阳与重庆市都派出殡葬服务队紧急援鄂，以武汉八座殡仪馆的实力，死亡不到一千，根本用不着外省驰援。 最后加条小花边：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变化，牵动着全球股市。12日上午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疫情数字显示趋好，全球股市上涨；湖北疫情数字一出来，股市反弹又停滞。美国投行界不少人热衷于中国投资，每天盯着数字，但他们不明白中国统计数据听从党召唤，向上向下全看党的需要。这次小教训不知能否让这些投行人士长点记性。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2月1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1278）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