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通往钱案真相之途：司法取证的程序正义
2010年12月25日发生的浙江钱云会命案，在政府与公民调查团均宣布为“交通事故”后缓缓拉下帏幕。对这次介入命案的公民观察团，乐清公安局表示盛赞，认为“他们的调查效率和公正立场值得敬佩”（http://tinyurl.com/2ajhh86 /） 对钱案的官方结论与公盟的“调查结论”，许多人无法接受。但有人则认为，官方与公盟三人调查团公布的所谓“真相”（交通事故），虽然并非公众所期待的真相（谋杀），但并非就不是真相。这话貌似有理，但放在钱案发生后的大场景中考察却颇值商榷。 我个人无法接受官方结论，并不在于这一命案发生的背景极其复杂，也并不是出于不相信政府的惯性思维在起作用，而是在于该案的所谓“调查取证”完全不符合司法取证程序。当地政府从钱云会命案发生之后，所做的一切都让人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们试图掩盖真相。 汇集所有消息，政府对命案取证的作为完全不合司法取证程序： 首先是对现场不采取司法保护措施。由于这是一场命案，作为整个案件的第一出发点只能是现场勘测报告与尸检报告，当地警方必须保护第一现场。但事实上，却是当地村民努力在保护第一现场，防止警方抢尸。而警方想做的事情就是将尸体移走，完全不在意如何保护第一现场。而事故现场的摄像头正好就在命案发生时“出了故障”，而管理这摄像头资料的又是政府机构。 其次是政府强行抓走证人并加以控制，这些证人包括目击证人与本村一些村民。此外还严格禁止记者独立采访并驱赶记者，用上述措施封锁一切消息源，并让相关证人处于巨大的恐惧之中。（在英美法系中，证人受控情况下所作的证供，法院不予采信。） 第三，命案发生后的调查是在完全受该命案被指控方――当地政府严密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当地政府在此次事件中不是利益相关者，这种控制或者可以找到另一种说辞。问题恰恰在于：在寨桥村征地引起的长达数年的利益冲突中，地方政府恰好是与村民利益对立的的利益相关者。 在证人受到政府强力控制之下，这次专赴寨桥的公民调查团之调查取证只能藉由当地政府的“允许与帮助”才得以进行，其调查的客观性就大打折扣。这就好比人们选择一条路，一开头就站错了路口，那就别指望走上这条路能够通往正确的方向。 地方政府的这种严厉控制直到调查报告发布两天之后还未结束。1月2日北京时间12时推友温军@avb001称：“乐清最新消息：寨桥村进不去，进去就打，还没收设备。同行一记者已被扣押并且受伤。我们已被控制勒令遣返，打回原籍。在狗的护送下离 开，局势很变态。整个村子感觉上是被隔离。同行人均受伤并且备案。完全在意料外。现在没有政府关系，不可能了解到什么。” 命案的判断往往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现场资料。在这种既无可信的尸检报告、现场录相资料又离奇缺失、证人及消息源全部被警方严控的情况下，任何调查者所做出的结论都有可能是受到诱导与暗示，它往往并非接近真相，而是离真相更远。这就是曾拥有良好社会信誉的许志永在发布那份匆忙草率的调查报告之后备受指责的原因。 钱案再一次体现了中国特色：司法只不过是政治的婢女，所谓司法程序可以在政治利益的挤压之下变成废纸一张。也正因为调查取证的全部过程严格受控，参与调查的公盟成员张永攀特地发表“钱云会之死——张永攀独立调查对此案提出的疑点和声明”，指出调查程序的缺失：“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此事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我个人认为许志永博士不宜以公盟的名义发布此调查报告，另外我个人对许志永博士的工作态度和调查程序不满意”（http://zhangyongpan2008.blog.163.com/blog/static/593528732011021461991/）。 程序正义是实现社会公义的必要前提。在一个政府蓄意剿灭真相的国度，任何有政治后果的公共事件要想获得真相，唯一的途径是司法取证过程必须坚持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无论是政府还是精英为钱案作出的结论，公众都有理由质疑。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月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1/judicial-process-from-qianyunhui-case/）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看懂中国疫情数据的“党性”
何清涟 近三天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数据带着世界坐过山车。就在世界128个国家对中国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几乎全部航空公司暂停中国航班之时，中国官方的好消息来了，2月11日下午因Sars疫情而声名大噪并被誉为“无双国士”的钟南山院士通过视频连线说，疫情拐点还无法预测，但峰值应该在2月中下旬出现，4月前可能结束。2月12日，官方公布的新增肺炎病毒病例数字为1月份以来最低，有力地支持了钟院士的预测，全球股市立刻兴奋起来。但到了晚间湖北省公布的疫情数字暴涨，天的新增确诊数据为14840例，远远高于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全国新增确诊数据2015例与湖北的1638例。 其实，这是中国统计数据的“党性”在作怪。 中国的统计数据有很强的“党性” 还是用我的老方法，将相关资料按日期排序列： 据路透社2月11 日消息：中共掌门人习近平看过中国发改委及其它经济部门关于疫情的报告之后，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表示，各地政府一些控制疫情的措施正对经济造成伤害，因此敦促地方官员避免采取“更多限制措施”——许多地方当局已经关闭当地学校及工厂，封锁道路及铁路，禁止举行公众聚集性活动，甚至封闭住宅小区。向路透社透露信息的消息人士称，习近平认为其中一些措施不切实际，并在公众中造成一些恐慌。 在北京要求16省市对口支援湖北各地之后，各地派人去了解疫情并送温暖之后，发现疫情严重蔓延，不仅让武汉这个繁华的九省通衢成为炼狱，还让全省都陆续陷落成疫区。这些发现悄悄汇报回去之后，各省都不约而同加强封省、封公路，对城市各住宅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国务院虽然规定全国各地于2月3日起正常上班，但各省市哪敢以身试疫？都想拖上十天半月，等疫情出现拐点时再复工。怎么办？好在中国的统计数据党性很强，2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介绍了好消息，称“疫情形势总体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新增报告病例波动下降，新增确诊病例数由最高时2月4日的3887例下降到2月11日的2015例；新增疑似病例数由最高时的2月5日的5328例下降到2月11日的3342例，降幅分别达到48.2%和37.3%。其中，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638例。 几个小时之后，湖北省公布的疫情报告，彻底否定了国家卫健委数据营造出来的疫情好转形势：当天，湖北省的新增确诊数据为14840例，是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638例的8·1倍多，为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当天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据2015例的7·3倍多。 这一天中央与湖北省政府的数据发生这种神仙打架的奇景，非常生动地证明中国统计数据姓“党”，党的最高领袖发话要复工，数据立即证明疫情趋于好转，帮助推动复工。 统计数据是任权力捏弄的橡皮泥 对国家卫健委与湖北省两个疫情报告的数据落差，国家卫健委不得不做修补，在“截至2月12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中公布：“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修正版）》，对湖北省以及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的病例诊断标准进行了区分，湖北省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分类，对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确定为临床诊断病例，以便患者能及早按照确诊病例相关要求接受规范治疗，进一步提高救治成功率。” 这是表面原因。它说了一个事实：国家卫健委在不停地修改疫情统计口径。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资料，从2月6日-2月11日这五天当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一共修改三次，从第四版、第五版再到第五版修正版，最后这修订版应该是特别为了解决湖北统计数据与国家卫健委数据不合而出炉的。这种修改，当然是因为总书记习近平2月3日在政治局常委会对各地防控措施过严表示不满，疫情统计标准得服从政治需要，为党营造出表示疫情好转的统计数据。 现在回头看看就知道修改了什么。国家卫健委于2月6日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将无症状感染者核减出确诊病例的范围。一些报社的记者发现，黑龙江核减了13例确诊病例，山西也有1例核减，均为无症状感染者。但这种移除显然不够快，于是再接连改两次，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说法，改的还是病例诊断标准，湖北省是因为增加了湖北省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分类。 除了上述原因，湖北省2月12日的疫情暴涨还有一个特别原因，2月13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被免职，上海市委书记应勇接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任武汉市委书记，刘赴湖北救火。他们不希望代替前任背疫情这口黑锅，要求实报，于是病例飚升，算是调整了一下“会计帐目”——其实，武汉疫情之严重，2月12日的数据也不是实情，肯定是个打折的数据。死亡数据更非实情，因为网上有照片流传：河南洛阳与重庆市都派出殡葬服务队紧急援鄂，以武汉八座殡仪馆的实力，死亡不到一千，根本用不着外省驰援。 最后加条小花边：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变化，牵动着全球股市。12日上午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疫情数字显示趋好，全球股市上涨；湖北疫情数字一出来，股市反弹又停滞。美国投行界不少人热衷于中国投资，每天盯着数字，但他们不明白中国统计数据听从党召唤，向上向下全看党的需要。这次小教训不知能否让这些投行人士长点记性。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2月1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1278）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中国“大撒币”时代行将终结
何清涟 到今年9月底为止，中国的海外投资总额早已超过1.13万亿美元。但中国资本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计划，却被一项研究浇了一盆冷水。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大撒币时代”得考虑调整策略，否则其中援助贷款部分的投资将无法回收。 一、中国援贷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免费午餐 这个新报告叫做《加速增长与融资危机——中国在全球能源国发展融资的收益与风险》（Fueling Growth and Financing Risk：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in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由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教授、全球经济治理倡议（GEGI）联席总监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GEGI的罗赫尼·卡迈勒（Rohini Kamal）博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永中博士共同完成。 该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发放的国际发展融资额位列全球前两位，其提供的资金总量约等于排名3到8位的多边贷款机构的总和，且正在面临严峻的政治、社会和环境风险。该 研究做了一项比较，2007年至2014年期间，这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为海外能源项目提供融资1180亿美元，与之相比，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及非洲开发银行四家共计发放能源贷款1190亿美元。 报告称，当前，这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正在为超过45座海外电厂提供融资，贷款支持资金达280亿美元。此外，国际气候政策中心（CPI）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还计划为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俄罗斯及越南等国提供350亿至720亿美元贷款，用于新燃煤电厂的建设。该报告引述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国家风险评级资料：获得世行能源项目融资最多的20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为5.25（1代表低风险，10为高风险），大大低于中国提供贷款、未获得世行贷款的13个国家平均6.4的得分。 按照经合组织的衡量标准，中国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发放的发展融资的前10个接收国中，有6个被认为是属于违约风险最大的国家。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的发展贷款的前10个接收国中，只有两个国家处于同一风险类别。 这篇报告的结论是：境外放贷激增已使中国政策性银行面临多个国家的违约风险。 二、国际经济形势及投资环境均发生变化 其实，国内前一向也有过相关报道，谈到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海外矿业的失败率可能超过95%。没有上述研究的提醒，中国可能也得重新构建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方式，结束“大撒币”的援贷与投资不分的方式。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分析，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后，有17个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28次主权信用违约。而这一次，该机构认为只有委内瑞拉违约的可能性大于10%。此外，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称，这26个国家中，有三分之一需要彻底改革财政结构，以减少对大宗商品的依赖，使公共财政重新达到平衡。这些国家是委内瑞拉、伊拉克、蒙古、安哥拉、赞比亚、尼日利亚、加蓬、阿尔及利亚和阿塞拜疆。 上述每个国家的能源和矿产都占到商品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中国与之都有经援助贷款与投资关系。以石油为例，目前油价每桶在50美元左右，削弱了借款国以石油作为抵押物的偿付贷款的能力，部分以石油作为抵押物的贷款已转变为不良贷款，中国为此与乍得、加纳、安哥拉等国家重新协商债务条款。 委内瑞拉经济崩溃，该国原油出口收入占其出口收入的96%，油价每下跌1美元，该国政府收入就减少7亿美元。自2007年以来，委内瑞拉在炼油厂、金矿及铁路等项目上共获得中国约650亿美元的贷款。但今年5月，委内瑞拉拖延支付约200亿至240亿美元未偿债务的本金，只支付利息。中国国内开始质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海外放贷及其风险评估，认为在向委内瑞拉放贷时没考虑该国的信用历史。有评论指出，中国领导人10年前与查韦斯发展密切外交关系时，委内瑞拉已经在过去30年曾经对海外债权人违约，并四次进行债务重组。目前，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已高达800%左右，一些依靠中国资金建设的项目已被破坏或放弃，包括一条半途而废的高铁。长期美元短缺使加拉加斯无法付款给保障其石油供应流畅的部分承包商。由于中国的贷款以这些产量不断减少的石油为担保，北京方面对此深感不安。 三、中国外汇储备已囊中羞涩 中国外汇储备数量高居世界第一。目前虽然已从2014年6月30日的最高峰值 3.99万亿美元下降至今年9月的3.17万亿，但仍然高居世界第一。只是如今这“世界第一”却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资本外流不仅成为常态，而且愈演愈烈。无论管理层如何管控，都无法扼制中国资本的加速外流。过去1年里，受到资本外流、海外投资以及汇率维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而且剩余的这3万多亿中，有1万亿左右的美债，其余的也各有用途，不是外面想象的那样，放在银行金库中。 中金公司的研究人员今年5月发布了《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的研究，详细测算了一下，大概需要3个月进口覆盖0.42万亿美元，即在遭受冲击情况下进口可维持的时间；100%短期债务覆盖（0.92万亿美元），该指标衡量一国在危机时的外债偿还能力，这一指标超过其短期外债的361%。但弱项在于20%的M2覆盖（4.29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存储的指标是指在资本外逃情景下应对境内存款外流所需外储，中国外储仅为其M2存量的14.4%。综合来看，中金公司认为，所有指标都不错，但对M2覆盖不足可能是一个薄弱点。相应地，当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动摇时，压力可能主要来自资本账户下的外汇流出。 其实，为保持这3万多亿外汇储备，中国政府花了不少力气。比如想方设法增加个人每年兑换5万美元额度的障碍，不让外资自由撤离。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6年9月，日本经团联率日本经济界访华团到中国，要求设立接访窗口，统一处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市场时的手续。日资撤出手续繁多，就是中国加强外汇管制的结果。前一向，德银出售华夏银行39亿美元的股份，当局要求该行分批汇出，而不是一次性汇出。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大撒币”这段“辉煌历史”行将结束。这并非中国政府自觉选择的路向，而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使然。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0月19日，http://www.voachinese.com/a/overseas-investment-20161019/355826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神州传播协会（对《“柴远事件”调查报告》的回应）公告
鉴于自称获得十八位华人牧师授权的“调查委员会”匿名同工，于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生命季刊》联署发布《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其指控未经当事人认证，未经司法部门审定，非法私立罪名，并在公共网络上散布流言蜚语，其作法已远远超出教会范围，破坏教会体统，严重损害神的教会，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郑重声明∶ 一、神州传播协会质疑“调查委员会”组织者的动机，并否认其正当性、公正性与合法性。 二、有关对远志明按牧后的指控，请当事人与其牧者直接与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联络，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将认真处理。 三、神州传播协会保留对调查报告发布者，“调查委员会”的发起人及其相关人员，以及帮忙散布未经证实指控的机构的诉讼权。 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主席谢文杰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原载《神州传播协会》http://www.chinasoul.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794&Itemid=48&lang=zh-cn】 2015-0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0👍 0💬 0“猪头、纸老虎”朱成虎
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78周年，那些曾主导天安门屠杀的「将星们」「核心们」，又要围绕在一起，把酒庆寿。但其实最好的「寿礼」是两周前朱成虎少将要用核武毁掉美国二百个城市、宁可牺牲西安以东中国城市和人口的谈话。它再次直接地证明，这支军队仍是一个由野蛮、愚昧的狂热者主导的暴力集团。因为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任何一个有点现代文明意识，或稍微有点人性的，都不会发出这种野蛮的嚎叫。 朱成虎的谈话，在西方媒体上溅起一片愤怒和谴责。英国大报《每日电讯》社论称朱是「北京狂徒」，说朱的话让人想到曾扬言世界大战、不惜中国人死一半的暴君毛泽东。美国《阿肯色民主党报》的社论称朱是个「流氓将军」，他要和世界「确定同归於尽」（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想法，完全疯了（三个英文词缩写是MAD）。 中国古代的「流氓将军」刘邦打天下时，对手项羽说要把刘邦的父亲烹了，刘邦却毫不在乎地说，那没什麽，别忘了到时候也给我一碗汤尝尝。今天口口声声自己是「人民子弟兵」的朱成虎们，其流氓和残忍性远超过刘邦，竟然要让西安以东所有的「父老乡亲」去死，变成核武下的肉尘。西安以东有近十亿中国人，仅北京上海就有二千六百万；这麽大的群体，这麽多的生命，可在朱将军那里，仅是个数字，随便就成为必须牺牲的「陪葬品」。 朱成虎在大谈用核武毁掉美国的二百个城市，配葬几亿中国人时，口气像虎狼，可真正的朱成虎，实际是个老鼠，完全是懦夫。例如据网上流传的他在国防大学的一个内部讲话，他说一旦和美国核大战，他和其他「将星」和「核心」们，都会藏到西安以西的防核地下掩体中。他甚至坦白说，「你鼓励打核大战，那麽你自己愿不愿意去送死？在这里我可以毫不虚伪坦坦荡荡地告诉大家，我当然是巴不得别人死掉，我自己能够活下来，好继续过幸福生活。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我是根本不会相信什麽人性，奉献，爱心之类的鬼话的，这都是骗三岁小孩子的，如果我鼓吹了半天核大战有利於国家民族生存发展，到头来自己却没命了，那对我来说不都等於零了吗？」发出这种兽语的人，竟是中国堂堂高等学府的院长、教授。如果这话翻成英文报道出去，世界就得傻了。他们绝不会相信有这样的人类存在，只能怀疑自己的耳朵和眼睛都坏掉了。 事实是，当今世界最可怕的，既不是中东的恐怖主义，也不是中国的核武器，而是世界根本不知道，中国产生了多少朱虎成这种脑子完全坏掉了的中国人！朱成虎今年53岁，按推算，文革爆发那年，他才14岁，正是红卫兵开始无法无天的时代。也许正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给了他最初的兽性教育，奠定了他今天的疯狂；而刘邦式的传统文化，毛泽东的不择手段，更增加了他理性的野蛮和狂热。虽然在中国那种制度下他已钻营到院长、教授、将军的位置，可他的脑子里任何人性、人道、人的价值和意识都没有，说他是「猪头」都是侮辱猪！但中文找不到什麽词来描述这种「朱」，只有让猪受委屈。 朱成虎的叫嚣，只能引起国际社会对共产中国的警惕，对「猪头们」头脑发热的防范。美国国防部刚刚发布了《中国军力评估报告》，主要就是提醒人们警惕中共扩军备战、穷兵黩武的野心；并首次指出，中共军事能力，已不仅对台湾，而且对亚太地区和美国构成威胁。因为中共的军事预算，已达到年度九百亿美元，仅次於美国和俄罗斯，成为世界最三大军费开支国。 今天，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国家要侵略中国。中国处於一个发展经济的千逢难得的国际环境。但北京领导人不是把钱投到经济建设，不是用在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是帮助那些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上，而是武装像朱成虎那样的「猪头」军队，从外面购买飞机战舰，并发展核子武器，既巩固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还有野心想吞噬民主的台湾，进而挑战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力量。朱成虎的核威胁谈话，就再次传递了这种狂妄。 但人类幸运的是，这个世界的唯一超强是自由的美国，既不是朱成虎们的虎狼中国，也不是已解体的邪恶苏联。虽然朱成虎扬言用核武毁掉美国几百个城市，但这只是痴人说梦，因为中国迄今只有20枚左右可发射到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的长程导弹飞弹，而美国有一万枚导弹，并已开始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因此美国的军事专家说，如果朱成虎们敢向美国扔一颗原子弹，美国绝对会核报复，其第二次打击力量，一定让中国的共产政权成为历史。 据美国核武战略专家、华盛顿「世界安全研究所」总裁布莱尔（Bruce Blair）最近对媒体介绍，其实早在1998年初，美国就在其核战争计划中，重新把中国定位为战略核武的瞄准目标，就是准备对付朱成虎们的疯狂。美国把2至120枚长程导弹，对准中国核武基地和中共领导人；2001年，布什当选总统後，首次公布的「核武政策」，就把中国第一次定为「迫近的核意外情况」国家（Immediate Nuclear Contingency）。这一切都意味著，如果朱成虎们敢铤而走险，美国就会毫不客气地反击。就像珍珠港被袭後，美国坚决回击，最後东条英机们被从地球上抹掉；就像纽约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被攻击，最後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政权都被铲除一样，朱成虎们所维护的那个虎狼当道的共产政权，也会灰飞烟灭。 朱成虎的谈话并非偶然，现任中共军队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十年前也曾威胁美国人说，我们有核武，你们要关心洛杉矶，而不是台北。中共让这些猪头们玩核讹诈或许不是坏事，不仅能让世人看清朱成虎们的中国，是个多蠢的纸老虎，更会让外面世界的人了解，在那片共产土地上，居然有那麽多脑子坏掉的、比核武更可怕的人间毒菌。 （原载香港《开放》2005年8月号） 2005-08-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人民币国际化梦碎广交会
G20峰会前后，中国通过提出“非主权货币”向美元逼宫，将一场G20峰会变成了“G2峰会”（即“中美峰会”），其急切外露的锋芒确实让世界好好惊讶了一次。 这是一套筹思良久的组合拳。 3月23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高调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出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在中共领导之下的香港特首曾荫权紧跟着于3月26日表示，将考虑港元与美元脱钩；3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G20不可以只管自身所需”，称“中国相信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当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消息着实让中国媒体与一些评论者兴奋了好一阵，仿佛人民币“向美元逼宫”胜券在握。 这种“人民币版图扩大”的美梦本来可以做得更长久一些，可惜中国商人考虑自己的钱袋，不敢奉陪政府上演“强国秀”，这一现实的集体选择使中国政府的“穗深珠莞沪五城市开展对外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4月中旬的广交会上夭折，中国媒体的“强国交响曲”被迫草草收场。 中国为何要挑战美元地位？ 周小川挑战美元地位，实际是中国政府挑战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军事地位的小范围预演。较之当年朱成虎少将出面表演的军事讹诈要高明委婉得多。 以何种货币为基础，是以发行该种货币的国家之实力为基础。因为选择哪个国家作为货币储备发行国，是基于众多国家对这个国家国力的信任，1944年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基于其时国际力量之对比：当时其它国家都在二战中严重受创，国力大伤；而美国不仅是二战的真正胜利者，也是众多国家的拯救者（尽管现在许多国家已经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其国力与国际声望都如日中天。 1971年，历经多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固定价格脱钩（史称“尼克松震荡”），美国联邦储备局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其后，欧美各国于1976年建立牙买加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储备货币多元化，但由于美国的强大国力，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保持领导地位，作为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然延续至今。 这次周小川对美元的强势地位挑战，中国媒体将此举称为“希望不堪重负的美元让贤”。从时机上来说，中国选择美国金融危机造成困境之时出击，在政治上是聪明之举。因为尽管中国自己面临的种种困难远比美国更大，连中下层的生活都受到极大压力，经济上可谓四面楚歌。但中国这一专制政府自能做到许多美国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可以罔顾民意，用各种手段强制性地集中资源在世界装扮阔佬，让统计局造出一系列假数据声称“经济回暖”以造成“世界各国均显衰败，唯我中国一枝独秀”的假象，让西方各国对于中国资本有无穷幻想。 自由的美国媒体对本国经济的纵情批评，与不自由的中国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宏观颂扬，正好为营造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强大提供了外部条件――至少在中港台三地如此。 但是政治时机的聪明选择，不等于推行“对外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选对了时机。后文将分析此举何以成为一着臭棋。 中国方面畅想的“一石三鸟”之计 此次挑起非主权货币这一话题，在中国来说，其真正目的不在于马上付诸实现，因为凭借中国现有实力，人民币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有相当难度。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能自由兑换，三是各国中央银行对该种货币的国际市场购买力之稳定性具有信心。人民币距离上述三点还很遥远。但中国传统智慧向来有“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说， 因此周小川的提议，中国方面认为可收一石几鸟之效： 一、近期目标：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货币”，意在扩大中国在IMF中的话语权、投票权。目前，国际社会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思路仍然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即承认美元的霸权，各个国家以主权货币为基础，国际货币只做多元化、结构上的修正。因为目前，SDR的计值基于4种货币――美元、日元、欧元与英镑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其中赋予中国的权力非常小，甚至比德国还小，这让中国政府很不甘心。 二、中长期目标：让人民币在重构全球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次G20会议上高调提出SDR之议，目标主要是在国际舞台上亮出人民币的声音，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争取在2020年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将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 三，力图实现的现实目标：中国在亚洲推行亚元的时候，美国不来“指手划脚”。在4月17日－19日的博鳌论坛上，中国多位高级官员以停止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中国资本为要挟，要求美国做出重大让步，建议形成以亚洲为中心的国际新架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呼吁，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应该从全球机构手中接过区域领导权，因为前者是有更熟悉情况、更受信任、资讯更丰富的“竞争优势”。 ――在中国的筹谋擘画之中，亚洲国家当中具有接管区域领导权能力者，舍中国其谁？ 大出中国政府意料的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之梦不是受挫于西方社会的抵制，而是受挫于4月中旬先于博鳌论坛开办的广交会上。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梦碎广交会 紧随着周小川与王歧山的“双剑合击”，4月8日中国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中国媒体开足马力大肆宣传“这对于外贸出口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重大利好”，可以“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 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然而，一篇“人民币结算细则待出，广交会暂无企业试水”的文章，却道尽了人民币扩大活动半径的“试点”的出生就是死亡之尴尬。 该文记者在广交会上采访了几十家外贸出口企业，发现没有一家使用人民币报价。大部分企业认为，跨境人民币结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对于中小企业的实际帮助不大。众企业放弃政府硬塞的“利好”，缘于几点： 第一，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真正难点在于贸易伙伴是否接受。而要贸易伙伴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工具，首要条件应当是人民币持有者能够用这种货币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现阶段并无此条件。目前企业都在争夺境外订单， “顺着采购商的脾气习性做事”是所有企业的想法。《羊城晚报》一篇同题材报道引述一位参展商的话：“提出用人民币结算，外商会怀疑我们将汇率风险转嫁给他们。” 第二，中国目前许多出口企业（尤其是纺织业、制衣业与制鞋业）的利润稀薄，主要依靠政府的出口退税生存。这些出口企业主普遍担心“如果用人民币跨境结算，那么出口退税是不是也没有了？”――这种担心缘于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任不足。 可以说，中国这次推出人民币外贸结算试点，基于对世界商品市场的供需形势的误判。首先，目前的世界商品市场是买方市场，采购商居于优势地位，“中国制造”求售艰难，没有多少讨价还价能力；其次，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存在极大的汇率风险。在此情况下，采购商根本不可能放弃实际上仍然强劲的美元，选择中国的人民币，承担汇率风险。在此情势之下，中国政府向美元逼宫，推出人民币结算试点，实在是昧于时势的昏庸之策。 鉴于上述事实，记者只得作出结论：“虽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推行意义重大，但在今年的广交会上暂时仍无法动摇美元作为全球基础货币的地位。” 人民币国际化之梦出发的始点成了终点，这充分暴露了中国政府行政能力弱质化这一事实。它与2008年1月推出但旋即失败的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政策、10月份高调推出即告夭折的“新土改”政策一样，完全是中国决策层误判现实、自说自话的政治产物。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5月7日，第3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薄案与中共政治体制的死穴
十八大前夕，薄案是否开审及开审日期虽然未定，但检讨一下薄案为何会给中共带来如此大的震动却是必要的。 薄熙来的结局表明，中共亟需为自己寻找安全的政治退出机制。世界各国都有通往权力颠峰之路，但只有专制政治下的路最不安全。 与胡温时期倒下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与陈良宇相比，薄熙来与中国这个政治体制的血缘最近，倒在通往权力颠峰之路上的姿势也最难看。无论他今后的命运是什么，伴随他夫妻二人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充满了血腥、不忠（包括夫妻之间与上下级之间）与淫秽。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令参与者精疲力尽的权力斗争中，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很少想到一点：薄案其实暴露出中共政治体制的一个死穴：无论是鼎盛时期还是衰败时期，中共一直找不到妥善解决党内高层冲突的出路。 国内有若干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异议与准异议者起草过一封致胡温的公开信，一方面坚决拥护胡温清除薄熙来这位意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家，另一方面则希望胡温习等能放开党禁，让民间组党。这种看法本身包含着内在逻辑矛盾：将薄熙来定位为“篡党夺权”的阴谋家，实际上意味着承认中共目前这种独裁体制是合理的，任何挑战中央的行动都属于“篡党夺权”；而要求放开党禁，则是反对一党独裁，主张政治竞争的合法性。如果从后一种立场去分析前一种立场，中共政治体制的死穴就暴露无遗：如果是民主国家的多党政治中，薄作为党的高层成员希望获得党的总书记或其它重要职务，并非“野心”，他可以通过竞争、游说各种管道去谋求。但在中共党内，这是挑战中央的严重过错，至少是“非组织行为”。 中共党内体制由三个环环相扣的机制构成：第一，权力高度集中，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领袖君临天下；第二，为了能保证领袖君临天下，就必须营造个人崇拜，毛泽东在这方面是成功典范；第三，高层权力分配的潜规则是黑箱操作，但在“党内民主”的招牌下，还有若干形式化程序要走，如党代会提名、选举之类，所有这些程序都受到严密操控，以保证黑箱分配的高层权力如期兑现。 这三个机制在毛时代表现得非常清晰。毛死之后，邓一个人已不能完全独裁，他的地位与威望远逊于毛，只能退而求其次，实行元老集体独裁，胡耀邦、赵紫阳都是牺牲品。江、胡萧规曹随，仍然实行有元老参与的高层集体独裁（即所谓“集体领导”）。 其实，这一由斯大林创设的政治体制，要点就是保持权力高度集中；而保持权力集中，就得营造全党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并保持领袖的个人独裁，与此同时还随机设置“替罪羊”机制。在领袖被奉为神与“替罪羊”备用的政治中，任何错误失败都可以推卸到“替罪羊”身上，领袖可以不被追究个人责任，党及党主导的政府可以避免问责，制度自然更不能够被质疑。但是，这一切只能发生在个人崇拜的独裁专权体制之下，集体领导制度就不能享受如此待遇。 胡温治下的十年，现在虽然被中共宣传成“黄金十年”、“繁荣十年”，但身在中国的人，只要不过于麻木，都能感知各种社会矛盾早已非常尖锐，最近五年以来每年高达18-20余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就足以表明中国已经处于地火奔突的状态。高层根本拿不出能拯救党国于风雨飘摇的政策，领导集体也早不再“紧密团结”了。为了拯救党国，对现任领袖无能的不满早就在高层及京城红二代当中鼓荡发酵，关于最高领导“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说法，就是这种不满的表示。既然已对现任最高领导不满，自然也不希望中国由他挑选的继任者继承大位，薄熙来以“唱红打黑”为手段的问鼎之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对在位者与内定的即位者来说，薄此举无疑是挑战中央权威、干扰高层权力分配。然而，现任领导者已经没有毛泽东拥有的权威，加上薄用的是党也在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即毛思想，所以胡锦涛不能像毛对待刘少奇、林彪那样，硬给薄栽上一个反党、反革命罪名，只能另找罪名。在没找到相应罪名之前，各种压力还是会向薄熙来释放，薄在1月11日宣布自己“从来就未提过什么重庆模式”，就是对高层压力的反应。王立军出奔美领馆其实就是各种政治压力下的一种选择，但为中央A整肃薄找到了理由。由于党内高层与薄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太多，今年胡温主导的这场高层内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方式，即通过向海外媒体轮番放风污名化政治对手的做法，其间波涛汹涌，好不容易才算摆平。 薄熙来这一生，成于这体制，也败于这体制。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其至90年代前半期，在太子党政治明星当中，他是相当耀眼的一颗。他的个性张扬与其出身有关，因为有父辈余荫罩着，不用象平民子弟那样在官场小心翼翼，但也为今天的高层所不接受。这几年他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实际上是他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最后一博。他与汪洋之间的“做蛋糕”还是“分蛋糕”主张之争，可以看作双方为入常而做的一种竞争。由于对胡温不满的政治圈人物大有人在，于是就形成了薄督与京城内外的种种互动。 薄熙来企图通过挑战中央权威来改变十八大高层权位的分配，是对中共现在政治格局的一种严重挑战。任何人只要开始这种上位搏击，能否平安落地就由不得自己了。当初，同样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与陈良宇，只是对江、胡不敬，远远不象薄熙来那样敢于公开挑战。薄的公开挑战，主要是缘于胡温的治绩让党内高层诸多不满，太子党的身份也提供了一些保护。 薄熙来的失败将中共政治体制的死穴暴露出来：作为党内高官，只要成为异类，缺乏安全退出机制；作为执政党，中国现在也缺乏安全退出机制。胡温治理下的十年尽管被涂饰为“黄金十年”，却改变不了既成事实：中国经济衰退已成定势，社会矛盾尖锐频发，官民冲突日益激烈，权力交接完成并不意味着这颗“定时炸弹”的引爆装置被撤除。习近平等第五代上任之后，无论是为中共，还是为党内高官考虑，最好是开放政治，实施多党制，让中国走上民主化之路。在民主政治下，执政者的业绩不被认可，有正常退出机制，这远比“茉莉花革命”中的卡扎菲与穆巴拉克的退出方式要安全与体面得多。 以上，就算是“与虎谋皮”，也是为“老虎”及其赖以生存的山林诸多小动物着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0月19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0/bo-xilai-case-and-china-politcal-system/）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撒谎机制：谎言制度化——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三
谎言是专制集权统治的基因，也是这种统治的外显形式。索尔仁尼琴的全部作品都在揭示，苏维埃制度的内涵即御用谎言。他提醒人们，“苏联是谎言的国度；谎言独占一切，谎言无所不包。”谎言是苏维埃制度的轴心。“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 1956年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中，布达佩斯大街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广播即谎言”。乔治·乌班认为：“人们抗议官方广播电台的欺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匈牙利革命是一次反对强奸辞意、反对破坏一个古老欧洲国家“身心健康”的全民抗议运动。” 在同样震撼世界的“八九中国民运”中，北京新闻记者游行队伍喊出最响亮的口号是∶“不要再逼我们撒谎”、“我们要说真话”。它是对中共撒谎机器几十年来把中国语言谎言化的揭露和抗议。 戈培尔博士称，“谎言愈大，愈易成真”。在共产国家，谎言不仅大，而且制度化了，它无所不在，渗透在生活、生命的所有细节中。 因而我们说“党文化=谎言”，看似简单，但并不失准确。毛泽东和他的大大小小臣民动辄撒谎，习惯性的撒谎已成为他们的生命方式和唯一的语言。人们就生活在大谎套中谎，中谎套小谎，谎谎叠印交叉的谎言世界中，久之，已丧失了对说谎的感觉，更谈不上内疚和不安。他们把谎言当成了一种“真实”，并不认为自己在撒谎，因为当一切都是谎言时，就没有谎言。如索尔忍尼琴所说∶“当谎言成为准则，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袁木同志”为什麽那麽坦然自若地面对全世界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学生”。要求袁木说真话，如同要求“谎言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放射出真实。 为什麽共产国家，尤其中共政权一定要用制度化的谎言来维系呢？ 这里，主要的原因在於，党从不是按照现实世界的真实来思维、判断、决策的；相反，他们有一整套“唯意志论”的东西，一整套意识形态，凡事皆用这套官方意识形态来解释。当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与他们的“解释”相悖时，他们不是按常理调整、改变自己的思维和理论，而是动用宣传机器，对真实世界进行“伪造”，使之适合於他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维持党统治的合法性、正确性、永久性和永不可挑战的权力。 对真实世界进行“伪造”的过程，就是不断撒谎的过程。从字义上看，撒谎，意味著撒谎者知道事实真相，他明知故犯地歪曲这个真相。而中共的意识形态则是另一种过程，“它是将真实自身分裂，让真实分化、腐烂成两重真实--真实和伪真实∶一个能看见，听到和触摸到的真实，和一个存在於表述、言辞和宣传中的真实。” 中共意识形态制作的这种伪真实，完全缘於统治集团把无说成有的统治需要。报纸上不断公布的党领导各行各业取得伟大成绩的统计数字，从来都是被夸大的；广播说中国人民已当家做主，更是子乌虚有；宪法上写明的行使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实际只是“橡皮图章”；人民军队爱人民，实际是党的军队杀人民；那些献身革命、热爱领袖的“榜样”、“标兵”们，如同寺庙里的泥菩萨，是党的宣传机器用意识形态的泥水堆塑的。意识形态粉饰的这一切，要人民把并不存在的东西当做“有”来看待，把伪真实当做真实。为了编织这种伪真实，他们不惜剪裁历史、假造现实、伪设将来。 ●剪裁历史，随心所欲 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党随意解释并剪裁历史。“文革”中，为了印证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亲密无间、共有辉煌的革命历史，本来是毛泽东和朱德1927年在井岗山会师，在党报上变成了毛与林彪在井岗山会师，共建“革命摇篮”，并把这种“伪真实”印成巨幅宣传画，到处张贴。 更为滑稽的是，1949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帮党政要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後一位元画家根据当时真实场景画了一幅毛、刘、周、朱“大团结”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一时成为政治“名画”，人人知晓。然而，“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党找到这位画家，让他修改这幅画，去掉刘少奇等坏人，以说明在那个时刻，刘就没与毛“站在一起”。结果，去掉了刘少奇的“开国大典”刊登在党报上。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著名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早就预言这种“伪真实”的荒诞，在他笔下，一群印刷工人要时刻守在印刷厂的排版车间，如果党对哪段历史重新有解释，他们马上按照党的需要把历史书重新排版，用党的说法把过去的说法或历史本来的真实调换掉。因为党不断按自己的意识形态修改历史，所以他们必须日夜守在印刷厂改版车间。 ●假造现在，肆无忌惮 剪裁历史，对党来说还有些便利之处，毕竟亲眼目睹毛、朱在井岗山会师的人活在现世的屈指可数，而在“开国大典”与毛站在一起的党内大老也被“文革”革得所剩无几。令人震惊的是，党面对人人都可目睹的活生生现实，假造起来也毫不畏惧。 最典型的恐怕是“大跃进”年代党报对高产田的报道。1957年《人民日报》公布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伟大的十年》中记录的当时粮食平均亩产量，小麦是每亩114斤，稻谷359斤，杂粮139斤，薯类1,112斤。 而到了1958年“大跃进”年代，《人民日报》报道的粮食亩产竟一下子高於1957年公布的数十倍，有的高达数百倍。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县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亩产早稻36,956斤，竟高达於1957年公布的亩产量100倍。195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甘肃康县窑坪乡和平农业社亩产马铃薯106,378斤，也是高出100倍。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130,414.14斤，竟高出1957年公布的亩产量达363倍，而且还有整有零，可见其“真实”。 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四个小孩站在生长著的茂密稻穗上欢呼。图片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 各级党报不仅都以大字标题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口号，而且纷纷在报纸显著位置辟出“丰产榜”专栏，专门报道各地“火箭腾飞”般的丰产消息。 在这谎言互相碰撞的氛围中，人们已丧失了撒谎的感觉，似乎这种“伪真实”经报纸报道出来了，就是存在的。“谎言自身也被欺骗”。连被中共称为最精明的大管家周恩来，也挑灯夜战，研究如何解决粮食太多、粮仓不足的问题。然而，在纸写的谎言背後，却是饿魂呼嚎，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死两千万人的悲剧。 到了“文革”时代，谎言更加有恃无恐。明明是一场“浩劫”，报纸上却到处称颂它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明明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报纸上却是“政治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反正，“党有多大胆，报有多大谎”。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谎言机器老化。今年5月23日，是中共军队进入西藏40周年。《人民日报》在四月份就辟出“西藏的变化——庆祝和平解放西藏40周年”专栏，每天刊登至少两篇文章，歌颂西藏在党的领导下各个领域取得的惊人成就和历史巨变。通过这些颂文，党编织出一个西藏人民欢欣鼓舞接受中共军队占领，四十年经济腾飞、生活富裕、族泰民安的天堂图画。而实情却是，藏人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经济落後，民怨沸腾，藏民与中共的矛盾空前激化，几次藏民反抗事件都被中共军队血腥镇压，仅1989年春一次，据西方媒体报道，就有几百名藏民示威者被枪杀。 本年度最大国际事件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以一百小时地面战击败伊拉克军队，解放了被伊拉克占领的科威特。面对这样重大新闻，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却把它放在第六版中部位置，每次以不到八百字的篇幅轻描淡写，而且多采用伊拉克革命通讯社的消息，连伊拉克军队在科境内被美军击败，也变成了伊军主动撤退科境。 去年，苏联物理学家、著名世界人权捍卫者萨哈罗夫逝世，世界各大报均详细报道他在人权上的贡献。而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却只在第八版以几十个字报道苏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逝世，享年多少，只字不提他在捍卫基本人权上的贡献和世界性的哀悼。 至於“六四”事件，更为典型。明明是上百万学生、市民要求民主、自由的非暴力的抗议运动，报纸却根据党意将它说成“动乱”、是“一小撮坏人、暴徒”在“暴乱”。即使上百万北京人目睹了真实，海外亿万观众通过传媒和电视画面看到了屠杀，几亿中国老百姓通过“嘴巴告诉嘴巴”的原始民间传播方式得知了事实真相，中共仍然通过文件、报纸、广播、电视等一切手段来编织他们所指定的“真实”。 千百万中国人被迫写检查、写认识、讲“平暴”体会。没人相信这些写认识的人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连当局恐怕也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什麽明知道人们不认同官方说法，非要让他们作假，重复报纸上的谎言呢？中共费了那麽大力气让人们口是心非值得吗？这里的关键在於，中共的宣传机器和它的党语言，意味著权力。当男男女女们重复那套谎言，把它用检查、认识的方式再一次写在纸上、说在嘴上，就意味著人们屈服於这种“仪式”，认可了自己的奴隶地位。重复《人民日报》上的语言，即证明∶你们被征服了，我们仍掌握著权力。在这里，语言就是权力。 ●编织未来，信口开河 对于人们生活周围能够看到、听到、触摸到的现实，党都敢歪曲、假造，对遥远不可企及的将来，党更敢信口开河，按“需”编制。 早在五十年代，报纸就连篇累牍刊出党的宏伟目标∶15年超英赶美。15年过去了，无人敢质问、检验党的诺言的落实情况。华国锋上台，提出“三年大见成效”，没到三年，他在政治舞台的角斗中已毫无“成效”，一败涂地。邓小平上台，提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收入创一千美元，达小康水平”。“一国两制”对香港“50年不变”。但谁保证邓小平再活50年？ 党号召人民“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更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谁也活不到共产主义，谁也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它无法证伪。党把它描绘得那样美好∶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富裕到可以“按”需“分配”。这一“神圣谎言”的目的在於∶既然将来是那麽美好无比，今天人们就要忍受种种贫穷、痛苦、灾难。牺牲现世，是为了共产主义来世。而且，只有跟著党走，才能进入天堂。米兰ܯ昆德拉说∶共产主义运动是用棍子将人们赶向天堂。党以天堂的发现者、拥有者自居，为了走向天堂，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赶，用谎言骗，反正一切都是“革命”需要，手段的卑鄙并不意味目的卑鄙。 这种谎言机器每分钟都不停止地全方位地灌输、辐射的结果，使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地成为它的接受者和受害者。每个人都成为“带菌的人”。从谎言制度化繁衍出虚假、欺骗、虚伪，真实人人畏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对中国的摧残，不仅仅在於经济的崩溃，更主要的是道德的沦丧，和文化资源的毁灭。制度化的谎言摧残了亿万人的心灵世界。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1年12月号） 1991-1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审判米洛舍维奇
前南斯拉夫强人米洛舍维奇被引渡到荷兰海牙国际法庭，被西方媒体普遍评价为是人类正义的一次胜利，因为米洛舍维奇执政时曾推行种族清洗政策，屠杀其它族裔，造成大规模的平民死亡。 在国际社会一片欢呼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尤其是中共媒体，刻意报导南斯拉夫内部对引渡的争议，说此举是“违宪”，黑山国反对，民众抗议，以及再次强调这是侵犯国家主权等等。北京官方媒体的这种图解，其实是刻意回避了基本事实﹕ 一，是否违宪﹕ 我没有看过南斯拉夫的宪法，但从常识角度推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不大可能对是否应引渡自己国家的前元首到国际法庭接受审判设立条款，不要说南斯拉夫那样前共产国家（今天正向民主转型），即使西方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国，它的宪法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条款（一个字也没有）。道理很简单，这种宪法条款，在专制国家没有可能，在民主国家没有必要。如果南斯拉夫宪法没有这方面条款，它怎么来的“违宪”？ 做出引渡米洛舍维奇到海牙法庭决定的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该国总理和内阁全部成员都同意）。对于“违宪”说，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著名民主派人士德金吉克（Zoran Djindjic）回答说，那些法官都是米洛舍维奇任命的，他们拿出的那部共产宪法“一文不值”。 如果今天大谈“违宪”的法官真的尊重宪法，那么为什么在米洛舍维奇推行种族清洗政策、完全取消科索沃自治地位时，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米洛舍维奇违宪？1974年修订的南斯拉夫联邦宪法明文规定，给予科索沃自治地位（因200万人口的科索沃，90%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塞尔维亚人不到十分之一）。北京媒体对南斯拉夫的法官们今天怎么说进行大肆报导，但对真正内情却只字不提。 二，内部反对﹕ 中共媒体还强调报导说，“黑山国”如何反对引渡米洛舍维奇。但这与事实根本不符。 南斯拉夫联邦原来由6个共和国组成﹕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Montenegro，台湾译为蒙特尼哥罗），由于米洛舍维奇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导致前4个共和国相继脱离联邦而独立，现仅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但黑山共和国一向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在科索沃战争期间，黑山共和国总统杜卡诺维奇（Milo Djukanovic）多次谴责米洛舍维奇，并公开与北约合作。黑山共和国为走向独立，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开设了独立国际航线，并准备发行自己的货币（原使用南斯拉夫货币）。去年9月南斯拉夫联邦大选时（米洛舍维奇败选），黑山国总统呼吁民众不要参加（当时很多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民主派领袖劝说黑山国参加投票，因为黑山国多数民众厌恶米洛舍维奇，可以增加米氏被选下台的可能，但被黑山国拒绝，他们认为参加选举，就等于承认了他们属于“联邦”），结果75%的黑山共和国民众没有参加投票，虽然黑山国40%是塞尔维亚人。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米洛舍维奇掌握大权的时候，黑山国总统和总理都公开指责米洛舍维奇是战争罪犯；今年4月黑山共和国举行国会大选，主张独立派获得了国会77个席位的44席（联邦统一派获33席），按预定计划，今年7月13日，黑山将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自决”。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黑山国怎么可能会反对引渡米洛舍维奇到海牙国际法庭？ 事实是﹕所谓“黑山”反对，并不是“黑山共和国”，而是在贝尔格莱德议会中那些硬是要代表“黑山国”的议员。虽然黑山共和国要脱离出去独立建国，但在贝尔格莱德，那些塞尔维亚议员，硬是组织了议会，代表黑山，由此维持南斯拉夫还有由两个共和国组成，仍是“联邦”。但那些代表“黑山国”的议会成员，根本不被黑山共和国承认，实际上更代表不了黑山国及那里的人民。在贝尔格莱德的所谓代表“黑山”的议员们，很像当年台湾成立的“福建省”“蒙藏委员会”一样，实际上仅是个并不具代表性的“虚”的机构。 中共媒体笼统地报导“黑山”反对（不说“黑山共和国”反对），实际上是误导舆论，制造假象。 三，民众抗议﹕ 中共媒体还特意强调，南斯拉夫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反对把米洛舍维奇引渡到海牙法庭，似乎南斯拉夫要再次爆发革命或骚乱。但实情是，上街抗议的人数并不多。据《纽约时报》、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的报导，示威人数仅有几千人。这几家媒体特别提到，在规模和人们的激情程度上，远都无法和去年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维奇统治时的示威运动相比。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多数民众支持米洛舍维奇，那么在去年9月米氏本人组织的总统大选中，他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不仅被人民淘汰，随后又（在民意支持下）被民选政府逮捕。 南斯拉夫已走向民主，民众有了自由表达意见的机会。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刚刚结束米洛舍维奇统治才10个月的南斯拉夫，仍有民众迷恋过去的统治者（而且是善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者），不足为奇。这是一个多元社会的正常现象。即使在已结束共产统治10多年的俄国，每到“十月革命”周年日，仍有不少俄国人上街举着斯大林的画像游行，怀念独裁者统治的时代。在已走向民主的台湾，近年还每年有一群人在毛泽东的生日那天办祝寿会。 四，经济压力结果﹕ 在中共媒体上，还特别强调这是西方经济施压的结果，暗示这是美国霸权的产物。当然，对于经过战争、百废待兴的南斯拉夫来说，经济方面的考虑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近13亿美元的贷款是个因素。但是，如果南斯拉夫没有走向民主、实行法制，正义的价值不可能占上风。如果仅仅说“经济压力”，那么今天美国等西方社会给古巴多少援助，它也不会把实行了50多年专制的独裁者卡斯特罗引渡到国际法庭；同样，国际社会怎样使用“经济压力”，北京也不会把“64屠杀”的责任者引渡到海牙。真正起作用的只能是民主制度，而绝不仅是经济压力。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自由使越来越多的南斯拉夫人知道了真相。在米洛舍维奇统治时代，新闻媒体像今天中国大陆一样，被政府严厉控制。当年贝尔格莱德一家媒体的发行人公开在其报纸上刊出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声音，结果这位发行人在大街上被公开刺杀，出席其葬礼的上千名南斯拉夫新闻界同行，谁也不敢批评米洛舍维奇。在当年南斯拉夫媒体上，全是西方和北约如何阴谋肢解南斯拉夫，全然没有一点关于米洛舍维奇推行种族清洗政策的报导。 今天，南斯拉夫的媒体有了自由，可以公开地报导当年那场战争的是与非，报导米洛舍维奇种族清洗政策的真相，报导塞尔维亚军队杀害其它族裔的细节——仅在波斯尼亚一个城市的屠杀，就有7千名穆斯林居民被杀害，在科索沃，至少有一万平民遇难…… 正是自由媒体带来的多元信息，使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人，包括塞尔维亚共和国领导人，了解到真实，知道了真相，才决定和真理、正义站在一起。这绝不仅仅是13亿美元援助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五，国际法庭﹕ 在中共媒体暗示是美国及北约阴谋才导致米洛舍维奇被引渡时，北京媒体完全回避了这样的事实﹕不是美国部队或北约绑架了米洛舍维奇，而是他自己的人民通过选举淘汰了他，然后是在他自己的人民的要求下，南斯拉夫民选政府下令逮捕了他，并准备审判他。这一切都是南斯拉夫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行动。 今天的争论焦点其实是﹕到底是在南斯拉夫审判米洛舍维奇，还是把他交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实际上是怎样看待“国际法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成立了著名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主要罪责者，日本甲级战犯等进行了审判（其中判处了一些罪犯死刑）。近年联合国一直要求柬埔寨引渡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杀人集团主犯等，接受国际法庭审判（由于中共杯葛而至今受阻）。这些都说明，国际法庭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是执行国际法，人道法，保护人类基本价值的重要机构。 当年所以组成“纽伦堡国际法庭”，而不是由战后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已实行民主）国家自己来审判各自的战争罪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罪犯不仅对本国人民犯罪，而且杀害了无数其它国家的平民，等于残害了整体人类及价值。 米洛舍维奇被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也有同样的原因，因为他不仅伤害了本族裔，而且杀害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其它国家（从南斯拉夫分离出的4个共和国，都已作为独立国家而成为联合国成员）族裔的平民，包括对科索沃人的种族清洗等。因此，米洛舍维奇已涉及到对其他国家、其它族裔人民的犯罪，属于国际社会应该关注、国际法庭应该审理的范畴。 当然，这种把前国家元首引渡到国际法庭审判是没有前例的，并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罪行的首脑，而是阻力太多，难以成功。这次米洛舍维奇被引渡到国际法庭审判，不仅是近年人权和主权哪个价值更重要的论战中，人权的再次胜利，而且它将成为一种趋势，一个信号——一切利用政权力量（在主权的掩盖下）大规模侵犯人权、残害人民者，将越来越有可能被国际社会追究，被国际法庭审判。近年发生的前智利总统、军事强人皮诺克在退休后去英国看病时被拘留，“64屠杀”受害者及家属在纽约法庭状告中共高官李鹏是屠杀主犯等，都是这种趋势的一部份。 六，谁肢解了南斯拉夫﹕ 中共媒体不断宣称，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肢解了南斯拉夫，使这个原来有6个共和国的联邦，现在仅剩下了2个。 但事实是﹕南斯拉夫在铁托执政下，即使实行共产制度，但其下辖的6个共和国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强烈地要求独立，虽然这些共和国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平等。但米洛舍维奇在80年代后期出任南斯拉夫联邦总统之后，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对抵制这种政策的穆斯林族裔等，进行军事镇压，实行种族清洗政策，才导致波斯尼亚、克罗地亚（经过种族屠杀战争之后）独立了出去，然后是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步其后尘。现在黑山共和国也要求独立，只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制（公开反对，并威胁取消经济援助），才至今没有宣布独立（黑山人口仅63万5千人，是塞尔维亚的17分之一，科索沃的三分之一）。 即使不是共和国、仅是南斯拉夫下辖一个省的科索沃，也是由于米洛舍维奇实行种族清洗政策，而导致那里的人民要求独立（现科索沃由北约部队进驻并管理，3年后全民公决，决定其前途）。去年11月，在联合国官员主持下，科索沃举行了大选，参选的19个政党，每个党都主张科索沃独立。虽然最后是温和派领袖鲁戈瓦（Ibrahim Rugova）领导的科索沃民主同盟（LDK）获胜，但鲁戈瓦当选感言是“科索沃民主联盟将利用这次胜利推动科索沃的独立进程。我请求巴黎、伦敦、柏林和华盛顿，承认科索沃的独立。” 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再次证明，那些以大国沙文主义心态，推行以大欺小、残杀其它民族的种族主义者，最后的结局不仅无法保持住多民族的联邦，而且还会导致分裂，导致流血，导致无数平民丧生的悲剧，犯下反人道、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而且其罪行早晚要受到追究，遭到审判。 2001年6月30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2001-06-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阴谋论”太伤害自己——致郑义先生（下）
我的“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在《开放》杂志一月号发表后，郑义先生分别在该刊三月号和《民主中国》发表两篇长文批判（当然，其中相当篇幅是引用刘宾雁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是指责我引用的刘宾雁文章“断章取义”、“严重失实”，并绞尽脑汁地分析了一通曹长青的“动机、目的、使用手法”等等。读完，无法不令我对郑义先生的“精明”和阴谋论心态刮目相看。 坦率地说，郑义先生那引号套引号的文章，指名道姓批我的，我都费了很大劲才看下去。因为引文这种东西，稍微一多，读者就不耐烦，以至放弃你的文章。所以我对自己写文章的第一个要求是可读性，否则你无论自认观点有多高明、多正确，根本没人看，意义又在哪里呢？我可不是那种声称只写给自己看的作者。 且不说我的文章是给政论杂志，而不是学术刊物，根本没有版面允许长篇大“引”，仅仅是从可读性这一个角度，对刘宾雁，我也希望尽量少引用，能说明他的基本观点就行了，重要的是，引言是否歪曲他的观点？我的文章主要批评了刘宾雁的两个立场∶第一，眷恋社会主义和“好”的共产党；第二，非常亲西方左派，而且是亲西方极左派。 刘宾雁的这两个倾向是任何对他这些年的作品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的。但读郑义先生的文章，好像是我硬要给刘宾雁扣帽子，而且为了这顶红帽子能扣成，不惜“使用多种手法”“拼接改写、颠倒原意”（郑义原话）。这真令我既吃惊又惭kui不知道自己什麽时候和刘宾雁先生结下了深仇大恨，硬要诬陷他老人家；更没想到自己居然“恶毒”到要“做手脚”的地步却全然不知。 郑义先生义正辞严地谴责我“歪曲多维长篇专访《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多少有点把我震蒙了。事实上，想说明刘宾雁晚年还在寻找共产党，我用得著像郑义“阴谋论”推断的那般费尽心机吗？还有什麽比《多维时报》这篇专访的题目更能说明刘宾雁要寻找共产党呢？而且这篇专访是在刘宾雁活著的时候发表的，也没见他抗议呵。无论他在寻找好的、或坏的共产党，他是在寻找共产党呵。可是看郑义先生那怒气冲冲的文章，好像“晚年还在寻找共产党”是我硬强加到刘宾雁头上的。 且不说刘宾雁自己的言论，仅仅是那些回忆、赞美他的文章中，就有很多人提到类似观点。其中，和刘宾雁有过不少交往、现居加拿大的作家古华，在二月号《争鸣》上写得比我更直接∶“刘宾雁实实在在是一名共产党的忠贞之徒，马克思主义的忠贞之徒，对党和主义，本著难以割舍的‘第二种忠诚’。”古华并没有说刘宾雁“当时是”或“曾经是共产党的忠贞信徒”，而且他的文章是肯定和歌颂刘宾雁的，也是这麽评价的呵，用得著我动用阴谋诡计，“拼接改写”“使用多种手法”去诬陷刘宾雁吗？说人偷东西可以诬陷，说某个著名人物持什麽政治观点是诬陷得了的吗？ 郑义先生拿出一些刘宾雁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来说明刘宾雁是反共的。刘宾雁当然有过很多批判共产党的言论，但他是批评他所认为的坏的、腐败堕落的共产党人，而去寻找好的、清廉的共产党人。如果共产党给刘宾雁恢复党籍，恢复作协副主席的职位，让他做党内改革派的吹鼓手，刘宾雁会拒绝吗？我认为不会。为什麽？因为他的一系列文章证明，他是要追求一个好的共产党掌权，而不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郑义先生大概也觉得从理论上为刘宾雁辩护不太容易，于是就仔仔细细地从我文章的形式上找毛病，他的确找到了几个。例如在那篇发在《民主中国》的文章中，他找到了一个我“张冠李戴”的错误∶ 我引了刘宾雁这样一句话∶“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敌人。”据郑义先生考证，这句话出自刘宾雁发在《北京之春》1994年第1期的《走出幻想》，而并非我文章所说，是出自刘宾雁自传（1990年出版）。为什麽我会这样“张冠李戴”呢？郑义认为，“这可真是一件费思量的事情”，于是推断了一番（大概颇费时间），得出的结论是∶“曹长青引述之目的，是要证明刘宾雁对党的忠诚与幻想，如果注明引文出处是《走出幻想》，说服力恐怕就不太强了。” 郑义先生的智慧我自然得佩服，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什麽同样一句刘宾雁的话，说引自他1994年的一篇文章，其说服力就不如引自他1990年的自传呢？按我这笨人的想法，即使我真“毒”要刻意调整刘宾雁的说话时间，也应该把他前期说的话，调到后期才对呵，因为越靠近现在说的话才越能证明他最近的思想，才更有说服力嘛。那我到底为什麽“张冠李戴”了呢？ 原因实在很简单。我是在安琪的《极权中国的良心符号——刘宾雁》一文里看到的这句话，因为我有清楚的印象以前读到过这句话，并在自己的某篇文章里引用过，但不记得是引自哪里了。安琪也没有给出具体出处，只是在文尾参考资料里列有《刘宾雁自传》等其他一些作品，包括《走出幻想》，因为我有过《刘宾雁自传》，却没有记忆看过其他作品，所以猜想我大概也是在那本自传中看到的，但我手里那本刘宾雁自传多年前就被人借走没还，也就懒得再到处去找（而且那几天看有关刘宾雁的东西，看到很心烦），于是就想当然地这麽写上了。全部的问题，就是我犯了一个偷懒导致的错误。但不管什麽原因，这的确是一个错误，害得郑义先生费那麽多心思研究我的动机，真是抱歉。好在被我戴错帽子的下面，都是刘宾雁的脑袋，否则更要害苦郑义先生了。 另外郑义还指责我把新唐人电视台对反右时期的刘宾雁的一句评论，说他“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期待著有一天他的真诚能够得到党的理解”当做结束语，于是我就把刘宾雁几十年前思想，当成现在的来批判了。这倒真是最符合郑义阴谋论的一个“perfect crime”（圆满的罪行）了。不过这次我可是真心感谢郑义了，因为他不指出的话，我以后可能还会犯同样的“罪”，因为事实是，我当时在网上流览了很多刘宾雁本人的和关于刘宾雁的文章，碰到觉得可以引用的句子，就随手copy到自己的文件里备用。经郑义这一检查才意识到，这种做法的最大问题是，你如果copy下来一堆句子，就可能完全记不清每一句的上下文了。对新唐人那句评论，我就记得是一句结论性的评语，所以使用了“结语”，而不是“结束语”，这并没有错误，因为“结语”完全可以是就文中某个事件进行的总结性评语，而未必是全文结尾。 这里我的错误是忽略了上下文，没有在自己的文章写完之后再回头查一下原文。因我当时copy下来太多，引用哪句最精炼，已经挑得够心烦。而且我的原稿又太长，一压再压，最后改完，连自己再看一遍都觉得累得慌， 更何况已经过了截稿日期四天，所以再次偷懒，没有回头去核对上下文。但如果刘宾雁今天的思想和昨天大相径庭，我绝不可能不发现这个问题；如果我真如郑义所推论的那样，是故意要违背现实的话，我又怎麽可以想像没有读者出来指责呢？退一步说，即使我有误导读者之心，也没有愚弄许多熟悉刘宾雁的人以及郑义这种高手之胆呵！ 郑义先生可以指责我的引文不够全面，但说我“使用多种手法”“拼接改写、颠倒原意”等等，实在阴谋论过头了。在网络搜索这麽容易、任人都可以随手查到引文源头的今天，我要用“做手脚”的方式耍弄读者？即使我品德低下到那种地步，智商也不至于低到那种水平吧；更何况我自己都注明了出处，这不成了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 尽管郑义先生的“阴谋论”让我觉得实在可笑，在上面调侃了几句，但实际上还真挺感激的（虽然他对我用了不少阶级斗争观念很强的形容词），因为他在客观上给我敲了一声警钟∶以后引用可不许偷懒，一不小心，可能“引”来大错。这就像吃警察一个罚单，刚拿到时挺不高兴；但转念一想，这张罚单你不吃，下次可能就出个大车祸，于是吹著口哨开支票，那不客气的家伙帮我捡条命。 在心存感激之余，也未免在有一点上替郑义先生遗憾，他大概也是被我气糊涂了，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自己的陷阱。例如，如果他能想像出，我是刻意要把刘宾雁以前的思想拿出来当现在的批，如果他认为这是很缺德的事，那麽他自己则是明知缺德，硬是要做了。他拿出一段我12年前（94年）的文章里引用的《深圳青年报》20年前赞美刘宾雁的报道，来攻击今天我对刘宾雁的批评。他可真是以毒攻毒呵！ 郑义要表明的是，“你说刘宾雁脸上有个麻点，你曹长青脸上还有天花呢。”我只好苦笑三声∶首先，按郑义的逻辑，大家都得等自己像耶稣那麽完美了，才可以去做牧师布道，否则就会被质问，你自己是小耶稣吗？其次，这不是在讨论曹长青（我死了欢迎所有人鞭尸，只恐怕我没那麽重要）；第三，我的思想可从来没有像刘宾雁同志的思想那麽有前后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仅仅是过去这十几年，我已经转了好几个大弯了。从模糊地倾向西方左派，到清晰地走向美国右派；从无神论到有神论，我一直在不断地调整、矫正著昨天的自己，而且早已撰文表示这种变化。 在这种前提下，郑义去找我十几年前的文字又能说明什麽呢？即使是对几年前发表的文章，我都有不少重大的认识上的改变，有的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例如十年前我曾在《世界日报》发表长篇报导和评论，对同性恋完全持同情态度。但近几年已经撰文改变这种立场，在最近关于李安《断背山》的影评中，我就基本上全部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我认为，人的思想和心灵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 一位从左派转向保守派的美国学者（David Horowitz）说，“我从自己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可有些人从自己一生的教训中什麽也没学到。”我也无法理解刘宾雁这类老一代共产党人在经历了那麽残酷的共产专制之后，为什麽就是不肯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念。有意思的是，郑义先生在列数刘宾雁对（坏）共产党的批判言论之后说，“再具体到刘宾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不认为‘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又没有撒谎习惯，你叫他‘承认’什麽？”说得好，郑义不等于也完全认为刘宾雁的思想和以前没有什麽变化吗？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怀和对共产党的情怀有什麽本质的区别吗？中国人民这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灾难不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个理论基础之上吗？难道《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写的？难道不是最愚蠢的那类人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实践分开吗？当全世界的和尚都把那个“经”念成了暴力之后，刘宾雁还认为那是个好经，还在一篇又一篇文章地继续推崇“那个经”所主张的道路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抨击吗？我已经过于顾及友情，如果这些年来刘宾雁写的那些文章署的是另外一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我起码写十篇文章痛斥！ （刘宾雁去世前不久曾撰文热烈推崇极左的美国民主党主席迪恩Howard Dean，和迪恩一样极左的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Edward Kennedy在2005年12月22日《波士顿环球报》的文章中说，《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写的。难道刘宾雁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就如肯尼迪对毛泽东和共产主义？） 我一直以为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郑义先生和我的观点更接近，而和刘宾雁的大相径庭，没想到郑义先生如此不满我对刘宾雁“恋共”的批评。难道郑义先生是“吾爱真理，更爱吾师？”不至于吧。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在给《开放》四月号的文章中也如郑义般阴谋论了一句∶大概是郑义先生不满我的台湾观点（他自己说的），找个理由发泄一下。 文章刚发出去，于是轻松一下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到那篇文章和我的推测。“才不是呢，”朋友反对说，“人家郑义老兄刚说完‘这个躺在花丛中的人这麽完美’，刚为他张罗完‘国丧，世纪之丧’，你就出来损一大篇儿。这就像人家刚把媳妇娶到家，正等著大伙夸呢，你却当众甩出一句，那媳妇脸上有块疤，能不把人气昏头吗？” 一句话呛得我哑口无言，只好叹息∶我这不识时务者，永远成不了俊杰了。这倒是小事儿，只是觉得对我这种被人认为“头脑简单、非黑即白”的人（连郑义本人不也推论我都蠢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者入伍了嘛），费这麽大的心思去阴谋论实在不值，头脑简单点，活得不那麽累。我只愿郑义先生轻松、快乐！ 2006年3月27日于纽约 （原载《民主中国》） 2006-04-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萨达姆的下场是所有独裁者的样板
那个曾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的伊拉克独裁者，今天却被在一个只有六到八英尺深的地洞里，“像个老鼠一样地被抓住了。”萨达姆的被活捉，不仅是布什的胜利、美国的胜利、伊拉克人民的胜利、全世界渴望自由的人民的胜利，更是民主价值的胜利、自由意志的胜利！ 在过去十五年来，尤其是自苏联共产帝国崩溃、冷战结束以後，全世界的独裁者一个一个不是垮台，就是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被抓到美国审判，至今老老实实呆在美国的监狱里；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被处死；捷克、波兰以至整个共产东欧的独裁者全部下台；海地军人独裁者被赶出国门；被中国独裁者推崇倍至的南斯拉夫独裁者米洛舍维奇被押送到海牙国际法庭；今天萨达姆被抓获，即将面临人民的审判；恐怖份子拉登也被锁定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一个地区（像萨达姆那样藏在耗子洞里），正等待著即将到来的和萨达姆一样的命运。这一切都意味著，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在节节胜利，而全世界的独裁者却不只是在节节败退，而是在迅速土崩瓦解。 美国的盟军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第一时间祝贺美国这个胜利；随後支持美国武力倒萨的意大利总理、西班牙总理、日本总理等全部都向美国发出了祝贺；俄国总理和前总理也都发表讲话恭喜美国；连一直阻挠美国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也都马上兴高彩烈地表示欢迎这个好消息，以反美著称而上台的施罗德甚至给布什写了祝贺信。 自由世界的好消息自然令专制世界的独裁者们难受，这就是为什麽在世界主要大国领袖都迅速反应，为这个结果而高兴的时候，不仅那个以和美国的交往而提高了国内声望的中国太上皇江泽民一句话没有，国家主席胡锦涛那里也是一片静悄悄，就连刚刚和布什握过手，美国的尘土还没从身上弹落下去的温家宝也没吱一声。而伊朗、北韩和古巴的独裁者们听到这个消息大概不是“一振”而是“一抖”了。 伊拉克独裁政权的垮台和萨达姆本人的被抓获，不仅是反恐战争的一个重要胜利、对中东独裁者的重大打击，同时是向全世界的独裁者发出信号，独裁专制注定要被结束，走向民主是唯一的必然之路。在科技发达、全球迅速走向一体的今天，任何独裁者都别再指望能像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们那样，做了杀人屠夫，还可以统治到死。江泽民大概没有那种侥幸的命运，只要他手上有了镇压法轮功、镇压异议人士的鲜血，历史迟早会把他送上审判台！ 新上任的中国领导人，手上似乎还没有直接杀人的鲜血，但就因为是独裁者，所以世袭独裁者的本性，既不撤回瞄准台湾的飞弹、更不放弃武力犯台的媒体喧嚣。但是，他们大概还没有忘记，即使是在上个世纪，独裁的伊拉克占领了君主国的科威特，自由世界都绝没有容忍；独裁的南斯拉夫欺辱了弱小也并不民主的科索沃，自由世界也绝对没有容忍。 而在21世纪的今天，自由世界怎麽可能容忍独裁的中国占领民主的台湾！中共至今张口闭口不放弃武力，似乎只要他们想打，和平富饶、民主自由的台湾就会立刻被吞噬。这种痴人说梦，通过动用国家力量的全部宣传工具扩散、强化，滋养著充满杀机的中国人心态。可悲的是，无数中国人被毒菌包围，却意识不到头脑被独裁者控制是多麽可怕，做独裁者的精神陪葬品是多麽可怜！ 今天，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仍是独裁国家，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耻辱！那些没有经过人民选举，却主导13亿人民命运的政客们在台上每一天，都是在侮辱著中国人。萨达姆的的被活捉，再一次让世人看到独裁者的注定命运；它提醒每一个中国人，你的责任不是把自由的台湾人变成独裁者的奴隶，而是推翻中国的独裁统治，把自己变成自由人！ 2003年12月14日（载《大纪元》） 2003-12-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依靠“廉政保证金”真能扼制腐败？
最近，曾在去年成为公众争论焦点的“廉政保证金”制度再次浮出水面。设计者称，这一设计的起点就是假定人性本“恶”，借鉴了国外的反腐败经验，让其预先支付一部分可能的腐败成本。如果说去年的讨论焦点是在论证“以钱养廉”是否合理，那么今年则是实行“廉政保证金”制度的政府机构在论证其有效性了。 湖南省浏阳市是最早推行廉政保证金制度的地区。2002年，该市出台了《浏阳市廉政保证金制度》及《浏阳市廉政保证金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个人可与单位签订协议加入廉政保证金体系，并设立个人专门账户，由个人交纳和集体配套两部分组成，个人部分按本人当月基本工资的5％交纳，集体配套部分由单位按个人交存的两倍交纳。举例推算，一个22岁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在60岁以处级干部身份退休时，可以获得7万元以上的廉政保证金。 根据浏阳市的总结，4年间仅有5人被扣除廉政保证金，于是据此断定此一措施是成功的。其余如南京沈阳西安等地，也都做出了类似的总结。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讨论有关“廉政保证金”有效性的总结真实性究竟如何，也不讨论“廉政保证金”设立的伦理依据何在，只想讨论这条规则得以成立的理由，即腐败的成本代价对公务员行为的约束作用。 从实质上说，廉政保证金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与公务员做远期期货交易，虽然期程不一，但期货兑现的日期是退休之日。这里只取一位现年35岁的公务员为例，要拿到这笔期货，须得等到25年以后，而且这笔廉政保证金的价值不缩水的前提，是一切社会因素恒定不变，如政治、公务员体制、社会保险体制乃至货币体制。 但聪明的公务员绝对不会用静态分析方法来估量这笔期货的价值。首先，中国现在正处在政治多变期，一切都不稳定，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改革（医疗、教育、养老等）最后都成了变相搜刮民财的借口，这种多变性使得期货交易风险加大，这一点公务员们比谁心中都更清楚。其次，通货膨胀率必将导致这笔目前看起来还算可观的钱价值缩水。比如20年以前的中国，高工资也不过三、四百元而已，而现在这笔钱却只是富裕地区的贫困线水平。现在的7万元到25年以后，可能只等于今天的7,000元而已。 再来看中国今日之腐败案件涉案数额，仅举今年金融界发生几起大腐败案件：1月3日，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携6亿多元储蓄资金潜逃；1月中旬，航空证券河北保定营业部总经理携款3亿元潜逃；同时，四川省一国有银行支行的行长罗华乾、副行长徐忠生等3人私分了近亿元银行资金案发。 从上述案件涉及的金额来看，区区数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远期交付的“廉政保证金”，根本无法约束公务员们不发生掠夺“现货”的即期腐败行为。因为用马克思引用过的一句话来说，为了300％的利润，人们可以上绞刑架，而上述数字又何止300％的利润？更何况中国的腐败受惩率非常低，据说只有6％，在此情况下，腐败几乎成了风险极低的一本万利之生意，不腐败的人几乎成了官场异类。 “廉政保证金”一项，可以等同于清朝雍正皇帝创设的养廉银。清代的养廉银之无效已经为历史证明。执政者热衷于阐释廉政保证金存在的合理性，是为了让这一赎买合法化。这一赎买合法化的过程正处于“现在进行状态”，去年是“公众争议焦点”的“廉政保证金”，经过持续的“有效性”证明，假以时日就可能变成一项合法制度，再以后中国政府还得再创设各种新名目来赎买官员腐败的权利。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4月7日，总82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法国广播电台报道吴征杨澜造假事件
多维社记者5日报道/杨澜被《中国妇女》杂志评选为中国“十大时代女性”後引起包括《人民日报》所属“强国论坛”网民在内的海内外众多读者和网友的强烈质疑和批评，认为冒称哥大校董、假冒哥大成绩、并为吴征的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辩护的杨澜被选为“时代人物”，是倡导造假，颠倒诚信价值。继台湾第一大报《中国时报》就杨澜吴征造假事件发表专题评论，香港发行量第三的《太阳报》和中国官方通讯社中新社对网民的强烈反应给予报道之後，巴黎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予以新闻追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记者方华3月4日采访了调查吴征杨澜造假事件的多维社特约记者曹长青先生，就吴杨事件起因、以及中国媒体的报道和新闻角色等，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在得到法广授权後，多维社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问：大家从网上看到很多涉及到吴征杨澜事件的文章和争论等等。那麽这个事情是怎麽起来的？ 答：由於互联网上一系列自发的揭露吴征、杨澜的文章引起了海外读者的广泛关注。由於吴征是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的共同主席、杨澜曾担任中国申奥大使，并是阳光卫视的总裁，因此这个事件值得调查和报道。 问：迄今为止海外媒体对吴征杨澜的议论和批评已经有三个多月了，还在继续。那麽吴征杨澜事件到底为什麽会引起如此持久而广泛的关注？ 答：由於中国和国外的制度以及文化差异等，造成人们之间的很多误解，因此海外华人需要做的是促使资讯沟通，通过沟通，缩小这个差异和误解，尤其是减少缺乏了解造成的虚假等。但吴征杨澜恰恰是利用制度不同、文化差异造成的空档，利用国内人对海外情况不十分了解，制造虚假，欺骗国人。中国本来造假的事情就很多，造假在中国现在几乎是全民性的问题，吴征杨澜从美国留学回去，不去树正气，反而也去造假，等於是推波助澜了。 问：吴征在新浪网，杨澜在阳光卫视，这两个机构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造假只是反映出中国目前的风气，还是为了达到他们个人的某些目的？ 答：他们当然是有个人目的的。如果没有编造出那麽辉煌的学历经历，不制造名人效应，他们怎麽可能把他们的股票价值从几分钱港币，很快飙升到七毛多港币。他们夫妇回国时，不过几十万美元的资产，不到五年之内，一下子涨到一亿多美元了。 问：那麽吴征杨澜事件到底一个什麽样性质的问题？ 答：经过查核，吴杨的问题是个以不实的学历和经历获得商业利益的问题。吴杨夫妇的做法也是向中国的专业化挑战。中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各方面向专业化转型，不再是赤脚医生，张铁生交白卷，不再用单一的政治标准，而是更注重专业能力、真才实学，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重视学历、文凭，这是好现象，是中国向专业化转型的标志之一。但吴杨伪造学历、经历的做法，等於是向这个专业化转型挑战。如果假学历，不被教育机构认可的巴灵顿学位也被当做正式的学历，那麽海外学子们寒窗几载获得的真学位不就贬值了吗，中国古语有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就是形容这种攻读的辛苦、艰苦、刻苦。巴灵顿不用去读书，那不是几载寒窗，而是电脑速食！那学历学位的价值、意义又在哪里？ 谁都可能出错，犯错误。最关键的是对错误的态度，能不能认错，改错。认错改错的意义在於承认公认的正确的价值。就是中国俗语说的正气占上风。吴杨的学历经历造假不是仁者见仁的问题，而且事实在那摆著，什麽纽约时报头版、哥大校董、三大台邀请做主持人等等。巴灵顿白纸黑字写著不被教育机构承认，但吴征杨澜就是不认错，更不道歉，还把质疑他们的人骂为疯狗，设员警网站全球缉拿批评他们的人，送律师信恐吓，压制新闻媒体不让报道。 吴杨的做法也是对中国恢复诚信价值的挑战，是对人们约定俗成的正向价值的挑战。王铭铭抄袭，道了歉，赵薇穿日本军旗服被批道了歉，但吴杨怎麽做的，不仅不道歉，还这样理直气壮，被选上时代人物了。这就好比王铭铭被查出抄袭後，不仅不被处罚，还被提拔为北大副校长；赵薇不仅不道歉，反而主持全国春节联欢会了，成了全国广告团团长了，你这样的话，老百姓怎麽能咽下这口气呢，错误的价值占上风，哪有正气了呢。海外的股民网民为什麽这麽愤怒，因为你这样做让人们感到价值被颠倒了，这是他们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国内的媒体应该扮演更大的角色，如果媒体监督的声音大起来，不再是恭维、谄媚那些公众人物，那些名人，而是发出监督的声音，批评的声音，构成一种舆论的话，就可能维护一个正向的价值、正气的价值。 问：从吴征杨澜被质疑之後，人们有这样感觉，吴征杨澜他们开始是用很强硬的口吻来对待他们的批评者的，使人们感到，当局好像是站在他们背後的。现在看，似乎中国政府没有介入这件事，也没有支援他们。 答：我不觉得中国政府在支持他们。但杨澜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试图把批评他们的人打成反动人士，往政治上拉。但从国内媒体来看，还是已经有很多家报道了吴征杨澜事件，像《北京青年报》、《光明日报》属下的《中华读书报》，上海的《新闻晨报》、《申江服务报》，《南方周末》等，都做了公开报道，以及《中国青年报》属下的《青年参考》、中新社、南方网、人民网等等等等。这些报道本身就说明吴征杨澜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而且我也不相信中国政府会支持吴征杨澜造假这种行为。因为吴征杨澜的事情不是政治取向问题，不是亲共、反共呵，而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造假的问题，就好像海盗呵，就像现在的恐怖份子什麽的东西，它是超越了一般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因此我不相信这种东西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更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援。例如最近《中国妇女》杂�移姥×搜罾轿�十大杰出时代人物，从《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的网民一面倒的反应来看，所有提出批评的网民都是谴责杨澜，而没有人批评其他九名当选者。而且几乎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替杨澜辩护。这就看出国内读者能够上网的，了解吴征杨澜事件真相的，是一个什麽样的想法，什麽样的倾向。 问：曹长青先生，你是一个独立的学者，也对国内媒体情况比较了解，你看过去人们常批评官方媒体存在一些问题，它还处於中宣部控制之下；但其他民间的有私营性质的一些媒体，也常出现假话。但这次这些小报却比较多刊登批评吴征杨澜的报道，你怎麽看待这种现象，怎麽看待这种新兴的民间因素的媒体，对他们是否要加强法制上的管理？ 答：从这次国内媒体对吴杨事件的报道来看，还是小报报道的比较多。小报是相对於党报而言的。像这次报道吴征杨澜事件，都是《北京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新闻晨报》等等，而大报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不报。这说明在新闻取舍上，小报更多注重的是市场，是读者的兴趣，市场的效果，而大报注重的是政府的意志和意识形态的标准。所以我们看，这个标准不一样，想法就不一样了。 但现在看，报道的是很不够的。如果吴征杨澜的事情要是发生在美国，新浪网是中国最大门户网站，差不多相当於“美国在线”AOL，那不得被媒体炒翻天，挖到底。像水门事件，克林顿性丑闻，以及今天的安龙公司事件，都被记者挖到底朝天的。因为挖掘丑闻、监督公众人物、监督官员，监督政府本身，是媒体的一个重要责任，所以媒体被称为三权分立之後的第四权、第四帝国。 而中国的新闻制度不一样，所以现在对吴杨的事报道的还是相当有限的，所以才导致他们至今不认错，更不道歉，如果在美国，他们早都会不得不认错道歉的。媒体构成的是什麽，是舆论嘛，在舆论面前，谁都不可挑战舆论的，舆论代表著的是民意的反映。 今天中国媒体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毕竟有了一些媒体的报道。但是由於中国新闻制度的问题，还没有那种完全独立意义上的媒体，还没有一个完全市场意义上的媒体，所以报道的还是很不够的，但是目前国内媒体的这个倾向，这个信号还是令人鼓舞的。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2002-02-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辛亥革命的两点启示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起码有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探讨∶ 第一是怎样看待这场革命。现在有不少中国知识精英认为，这场革命错了；他们认为如果像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那样主张保留皇朝体制，渐进改革，就不会发生後来的共产革命，导致中国的长期专制。 第二是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在辛亥革命後中国仍然专制的责任问题。因为全世界都走向了民主，只有中国这一个大国仍然是独裁统治，这是一个令所有中国人痛苦和羞耻的事实。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辛亥革命错了吗？我的结论是，根本没有错。辛亥革命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然的。 一些中国知识人所以惧怕革命，因为中国的共产革命带来的是流血，是长期的专制。所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谈到革命，就如同谈虎色变，非常恐惧。 但是，“革命”本身不是导致专制的因素；在什麽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才决定会建立什麽制度。像美国当年的独立战争，完全是暴力革命，但结果却是建立了全世界最稳固、最完善的宪政体制。英国的光荣革命，也是有流血的，结果是建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最後走向了成熟的民主制度。 在中国，当年所以发生辛亥革命，是清王朝的腐败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且清王朝到了晚期，几乎是奄奄一息，辛亥革命可能是全世界所有革命中代价最小的一种。武昌起义打响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各个省就群起相应，一下子清朝就土崩瓦解、结束了，根本就没有大流血。所以有历史学家甚至说，从严格意义上说，清王朝是自己解体了，消融了。在这种情况和背景下，再来批评和否定辛亥革命，既违背历史真实，也没有实际意义。 辛亥革命所以应该肯定，因为它标志着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皇帝制度，中国开始迈向了民国，迈向了现代国家的道路，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那麽结束了清王朝一百年了，中国为什麽还没有成为民主国家，为什麽仍然是专制？甚至比清王朝时期更独裁，更专制，更黑暗。 这跟辛亥革命後，中国知识精英的理论指导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国共两党都是辛亥革命之後诞生的，都是由中国知识精英组成和主导的。国共两党虽然对立了近一百年，但这两个党的基本理论和思路却是大同小异，都是主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声音，都是列宁式的政党；都是以获得政权，然後自己长期统治作为目标的。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宪政民主根基，更没有把“保护个人权利”当做是建立新政府的根本目的；这个意识甚至都没有在中国知识份子中萌芽。国共两党的知识份子都在“国家、民族强大”的热血中沸腾。 共产党掌权後，就绝不放权，在理论上就决定永远由它独裁，“无产阶级专政”成为赤裸裸、理直气壮的口号。这种宣传六十年下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天下大乱”的概念，已经成为深入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中国知识份子的血液里的东西。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仍寄望独裁党内自身的改革，这已经不是中国人的悲哀，而是中国人的耻辱。 而国民党呢，当年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就是先军人统治，然後过渡到强人政治，最後才还政於民，实现宪政民主。但是蒋介石拿到权力，就一直是强人统治，直到死，都不还政於民。所以所谓三阶段，从根本上来说，仍是独裁的藉口而已。 但虽然如此，国民党毕竟还不敢公开直接地说“就要独裁”，起码还宣称迟早要还政於民的，所以在道理上，它还是认同民主价值的。这点就跟共产党的理直气壮的专制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麽最後国民党被迫在台湾接受民主选举的原因之一。 所以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这两条应该是清晰明确的∶首先，结束清王朝的这场革命是对的，是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革命之後，中国的知识精英，缺乏以保护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思维，以及在此思维之上的系统理论。知识份子的错误和缺陷，导致中国没有走向真正的共和、真正的宪政民主的道路。中国在辛亥革命一百年之後，还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根本责任在知识份子从理论上就从未到位过。 所以，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更要高声强调两点，第一是要像结束清王朝那样，结束共产党王朝的专制统治；第二在结束独裁统治之後，要使“保护个人权利”原则成为建立新政权的理论核心，而绝不再走以“国家、民族”强大为目标、用“人民”的名义牺牲“人”这种错误的方向。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1年10月6日 2011-10-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Beijing’s Inept Diplomacy Toward Japan and Taiw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virtually eliminated its citizens’ right to publicly assemble, protest or express any kind of political aspirations. Yet last weekend saw mass demonstrations in several major Chinese cities. These protests marked the climax to an anti-Japanese movement among Chinese inside China and abroad in response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Japan might be granted a permanent seat o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he only reason that the Chinese masses have been allowed to “enjoy” the right to “free assembly” in this instance is that the anti-Japanese protests play into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able to prevent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Russia and U.N. Secretary-General Kofi Annan from supporting Jap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reverting to its former trump card of mobilizing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among ordinary people. That’s reminiscent of the way that the Qing emperors used to handle rela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100 years ago, on the basis that “Officials fear foreigners, foreigners fear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fear officials.” China’s modern rulers have resurrected this logic and used it on several occasions in recent years. Examples include the protests that followed the U.S.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on May 8, 1999, the collision of a Chinese fighter plane with a U.S. Navy reconnaissance plane off Hainan Island on April 1, 2001, and the anti-Iraq war protests by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March 2003. This tactic does the government little credit, given that today’s China is a far cry from the China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self likes to say,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is rising;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peaceful rise.” Since China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weak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Beijing should be able to find better ways of handl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an simply mobilizing its people to protest. In recent months, Beijing has become embroiled in several complicated foreign-policy issues. These include potential trade boycott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lifting its arms embargo on China and closer contacts between India and Japan to coordinate their stance toward Beijing. To deal with these issues requires wisdom and strength. Instea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by its recent actions, has demonstrated its lack of diplomatic skills or a coherent strategy on the domestic front. That’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its decision to introduce last month, with great fanfare, an anti-secession law allowing for the use of non-peaceful means against Taiwan. Apart from the lonely voices of the government-controlled Chinese media, the world was almost unanimous in expressing its opposition to the new law. Even countries with “one-China policies” could find nothing favorable to say about it. In response to the anti-secession law, the U.S. for the first time invited Taiwanese aviation officials and fighter plan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nnual U.S. Air Force Red Flag exercise, and invited a Taiwanese military delegation to the Pentagon to discuss matters related to Taiwan’s maritime defense. The EU, for its part, is no longer expected to reach agreement on lifting the arms embargo before the end of June, as was originally planned. Analysts attribute this delay to the anti-secession law. The inept aggressiveness of China’s introduction of the anti-secession law contrasts sharply with its passivity in the diplomatic arena as far as Japan is concerned. Tokyo has won considerable international backing in its quest for a seat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For instance, Mr. Annan recently observed that countrie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he most to the U.N. in the economic, military and foreign-relations arena should be given more decision-making power. That was evidently a reference to Japan, which is the second largest financial contributor to the U.N. But rather than use diplomatic means to respond to Mr. Annan’s implicit support for a Japanese seat, or effectively articulate China’s concerns to the other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largely sil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Chinese people are left to feel that they are voices in the wilderness as Beijing issues military threats against those it considers its own people, which is how it classifies the residents of Taiwan, while demonstrating a weak and vacillating attitude toward Japan, a foreign nation that has never offered a formal apology for the acts it committed during its occupation of China. The Qing government of 100 years ago was poor and presided over a weak country under military threat from foreign nations, and that had no real access to diplomatic means to advanc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hinese people, seeing that they could not depend on the government to protect the country’s interests, instead resorted to various forms of revolt. If the best that today’s Chinese government can come up with is playing the public opinion card, the results are bound to be disappointing and counterproductive. Instead of hiding behind its powerless mass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do its duty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its people through firm and direct diplomatic engagement and negotiation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ose that support’s Tokyo’s U.N. ambitions. Ms. He, an economist and senior scholar in residence at Human Rights in China, is the author of “China’s Pitfall” (1998). http://online.wsj.com/article\_print/0,,SB111351386259207410,00.html
何清涟2025-11-08 23:58👍 0💬 0薄熙来是共产党的缩影
薄熙来庭审翻供之所以被认为太“出人意料”而引起广泛讨论，是因为共产党的法庭，尤其大案，一般都是事先被告完全屈服，最后审判是“表演秀”。上次王立军案、谷开来案，都是如此。但薄熙来为什麽翻供？ 他在法庭上讲了两条理由，一是接受中央纪委调查时，受到“不公正压力”；二是中纪委有“明确的诱导因素”。那麽是怎麽压力和诱导的，他没有讲。从常识推理来看，很可能当初中纪委强调“坦白从宽”，暗示或明指在“党内处理”。中纪委不是法庭系统，只要党内处理，顶多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以往中共高官有不少只是这样双规双开的）。 现在则变成法庭审理，明显是要判刑。而且从大阵势来看，可能不会轻判。薄熙来感觉上当了，后悔当初，所以要翻供，为自己争利益。即使争不到多少，也不会得到比“争”更糟的结果。因为混迹官场多年，他当然非常清楚，像这种大案，判多少年，党的高层早已决定。什麽审判长，法庭，和庭审过程等，都只是走过场、摆装饰而已。 薄熙来在法庭力辩，也多少有表演成分，以此装“清廉”扮“强人”，试图保住他在重庆时的那个“伟光正”化身的形象。 薄熙来的庭审戏，让人想到整个共产党。薄熙来是共产党的缩影，代表这个党的全部特色∶满口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伟光正”的背后，是罪恶、腐败、黑暗、邪门。 《纽约时报》的评论说，薄熙来是“双面人”∶“他打击黑帮犯罪，他本身却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一样运营重庆；他打击腐败，可他自己也涉足其中；他鼓吹传统的共产主义道德，但他的儿子在外国的精英学校炫耀他的财富。” 薄熙来做的，跟他说的，正好相反。就像一枚硬币，展示的是一面，背后完全不同，整个共产党就是这样。“薄熙来案”对中国人的启迪作用在于，看明白薄熙来，就更懂得共产党，因为薄熙来是它的袖珍版。 薄熙来在重庆以“唱红打黑”而爆红。所谓唱红，就是唱道德高调，吹革命强音。看似道德无比，但真实是，薄熙来们的行为毫无道德准则∶滥用权力、受贿腐败、性泛滥，公器私用，甚至涉及杀人，凶惨霸道，无恶不作。 人人皆知，这种现象在中共官场是常态。而且官职越高，权力越大，贪的越多。据中国官方统计，过去30年，已有420万党政干部因贪腐被查处，其中省部级就有435个。中共16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就有72人。 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到北京市长陈希同，从公安部长陶驷驹，到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从国家药品局长郑筱萸，到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从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到最近的铁道部长刘志军，每抓出一个，都是巨额的贪污受贿，还有一大堆的情妇等。像被处决的重庆司法局长文强，只是（用油纸包裹）藏在鱼塘淤泥中的赃款就有2000万。 当今中国官场，贪腐和清廉之间的界限，只是“被抓到”和“侥幸没落网”的区别。薄熙来运气不佳，只因为他把下属公安部长逼进美国使馆，闹出“国际新闻”，舆论哗然，高层不得不处理。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今天还会是重庆的“皇上”，甚至很可能高升到“中南海”，成为习近平的左臂右膀——他们都是太子党背景，有共同语言。 18个月前，在北京的人大政协两会上，身为“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还衣冠楚楚、谈笑风生，一副正人君子的领袖形象；并且通过重庆的唱红打黑，成为“为民除害、推崇道德”的象徵。而今天，仅仅靠法庭提供的（冰山一角）的有限证据，人们就已看清，薄熙来跟成克杰、陶驷驹、陈希同、陈良宇、刘志军等等是“一党之貉”。 薄熙来翻供，除了力争减少罪行之外，当然还有“心不甘”、感到“不公”的因素。在共产党官场这麽多年，实地经验使他太清楚了——共产党的哪个官没贪？去外国留学的高官子女，哪个没拿到商家“赞助”？买房子买车，是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像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在澳洲购置豪华房产，钱是哪里来的？江泽民的儿子、习近平的女儿等在美国留学，费用都是自己出的吗？薄熙来当然“不忿”，党“天下乌鸦一般黑”，今天来咬住我的不清白了。不认！ 像负责处理薄案的“中央反贪腐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31年前就官至山东省化工厅副厅长，后来做济南市委书记，福建省长，重庆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大小官职有一打，他就“清白”吗？没有过贪腐受贿？包括那个审薄案的法庭审判长，他的孩子留学，是谁出的经费？他判案从来没有受贿？当今不要说“法官”，任何带个“官”字，有点“权”的，就别谈清白！ 除了智障者，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清楚，对薄熙来的起诉是避重就轻，他才贪污“二千多万”？在中国还有谁不知道∶一个工商局长，一个乡镇长，地方小市长等，随便都可以捞到这个数字。而且对薄熙来的贪污指控，都是他在辽宁期间。怎麽同一个人，到重庆之后就不贪了？而且在重庆“打黑”，媒体报道说，很多被抓被杀的民营企业老板或黑社会头目，其资产就被没收。这笔钱数额惊人，都到哪里去了？ 为什麽是“二千万”？都不用推理就可以判断，这基本上是中南海的策划——把“罪和刑”先定好了，然后“量罪、量刑”而定贪污数额。对薄熙来的贪腐不能追究太多，如数额过大，就会让老百姓想到“共产党的官太贪了”，“薄熙来就是共产党缩影”。但数额太小，又难以彰显共产党反贪打腐的形象，不能达到安抚、赢得民心的效果。所以才有了这麽个不大不小的“二千多万”贪腐额。 当然，薄熙来怎麽会服气？高官们都腰缠“亿”贯，现在就硬是要处理我这“几千万”了？据美国彭博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家族资产多达22亿人民币（是薄熙来被起诉额的100倍）！中纪委敢设“专案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 再看不久前卸任总理的温家宝，《纽约时报》以翔实证据揭露，只是温家宝的90岁母亲名下，就有股票价值八亿人民币！《纽约时报》拿到了温家宝母亲的股票单签名、指印，和股单上的身份证（复印件）。有关人员狡辩说是“重名”，但那个身份证（尤其号码）能是假的吗？能重名、重性、重年龄、重地址，统统“重”到中国总理的母亲身上吗？难道在中国谁敢冒充总理的母亲，以她的名义坐拥如此巨额的财产吗？这谎扯得太幼儿园了！ 温的母亲只是一个教师，从哪儿弄到这麽多钱？别人不知道，他薄熙来还不清楚吗？《纽约时报》同时还揭出，温家宝家族资产共达27亿美元（近170亿人民币）！除了阿拉伯的王子们，还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家族可以富有到如此程度？！温家宝的前世也不是黄金国的国王，他和我们大家一样一穷二白的背景谁不知道？他家也没出个“扎克伯格”，怎麽就一下子这麽个爆富法儿？ 温家宝家人曾发声明，说不排除法律追究《纽约时报》，但再无下文了。美国大报如此“诽谤、败坏”中国总理形象，温家宝居然不法律追究！当然，追查薄熙来的“中央反贪腐小组”贺国强们更不敢去调查“温家族”的暴富案。那个金额可是薄熙来案的800倍！ 温家宝、习近平等，没被追究立案，他们就继续是人民的好总理，好主席。18个月前，薄熙来不是同样被官媒捧为“人民的好父母官”吗？他不同样是打黑反腐的正面领袖形象吗？中共高官（其实是整个共产党）的这种“两面性”不是通过薄案，更一目了然了吗！ 薄熙来当然知道，无论他“犯事儿”到什麽程度，即使有王立军进美使馆事件，即使有他妻子杀人事件，他的事也还完全有可能在“党内处理”，而不走法庭审判、定罪、判刑的路子——只要“党的高层”想保他。共产党就是法，党要你活，你就照样耀武扬威（什麽22亿，170亿，都不是个事儿）；党要你死——就像薄熙来要文强死——你就地狱里呆着去吧。 薄熙来案弄到现在这种程度，肯定是因党内权力斗争，有人看不惯他，正好借此打倒他。而这个看不惯，很可能是对他在重庆的“打黑唱红”，太张扬了，引起官场很多人不满，因为薄熙来那麽高调，风头那麽劲，把别人都比下去了。但今天对他庭审，怎麽对“打黑唱红”一字都不提呢？ 当然不能提。因为那种唱红打黑，今天仍是整个共产党的模式，薄熙来只是把它突出化、典型化了而已。要否定薄熙来的“打黑唱红”，则是否定共产党本身的统治模式，当然不能做了。更何况，重庆打黑唱红，是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高官支持的！当年习近平等鱼贯而去歌乐山下，赞美“重庆模式”。尤其是，习近平掌权后，明显走比胡锦涛时代更左倾的道路，说什麽共产俄国垮台时俄罗斯没有一个男儿（保红色江山），什麽不要跟毛泽东时代切割（仍坚持毛主义），甚至制定前所未有的“七不讲”，简直要把中国带回毛时代的“全国江山一片红”的舆论一律。这跟薄熙来式的“唱红”性质完全一样。而且，习近平政权目前审薄熙来的做法，跟薄熙来的“打黑”（蔑视司法）更是一模一样。当年薄熙来就是用这种模式杀掉了文强。所以，习近平们当然不会否定“重庆模式”，因为这就是共产党模式，是他们统治的共同手段和方式。 薄熙来当然不忿（没有一个下大牢的共党高官会服气）——咱哥们都是玩同样的游戏，都是高干子弟、前后脚掌权（薄熙来做辽宁省长、商务部长时，习近平做福建省长、浙江省长），用《纽约时报》评论的说法，“他们从共产主义动荡时代长大，在资本主义奢华当中掌权。带着对权力的欲望走入政治。”你们都“不乾净”，却“整”到我头上，甚至要判我坐牢。 但薄熙来不忿了一阵子就会消停，因为他深知共产党是怎麽回事。他以前就是这麽整治别人的，而且更狠毒，杀了司法局长文强、撤了公安局长王立军（甚至可能像杀文强那样干掉他）等等，都只不过是摆在桌面上的明显几例而已。和所有落马的中共高官一样，薄熙来对今天自己能栽到如此地步，是绝想像不到的。但一旦被送到了审判台上，他对自己下场可是清清楚楚了。所以，下一步就会老实，一点章程都没有了。 所以说，今天的薄熙来案，跟当年的文强案完全是同一性质，都是大邪恶收拾小邪恶，共产党跟希特勒打。“黑社会”用黑道收拾老百姓，文强用同样方式收拾“黑道”，薄熙来用同样方式收拾文强，习近平用同样方式收拾薄熙来——这就是共产党模式。所以，“薄熙来”就是共产党的缩影；“薄熙来案”就是整个共产党统治方式的缩影。 曹长青的推特 2013年8月23日于美国 2013-08-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一封写错收信人的联名信
何清涟 8月10日，在华美国商会等46个全球商业团体联名致信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中国的《网络安全法（草案）》等法规影响商业正常运行表示关切，希望中国修改相关法规，因为“这些法律法规将使中国孤立于全球数字经济之外”。 这封信是在全球行业协会游说无门情况下的最后一搏，但一是写错了收信人；二是没弄清习近平这位中南海主人的国家安全思维。 收信人为何应该写习近平总书记？ 中共是个讲“政治规矩”的组织，在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后，这“政治规矩”曾被破坏过，后来又被总书记习近平给立起来了。由于习总担任的小组长计有13个之多，多数人很难记全这些小组都包括哪些在内，本人当然也没能全记住。但今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国网络安全工作会议，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亲自主持，看到这条消息后，本人牢牢记住了今上担任“网络安全”小组长这个重要职务。 不知习总对各小组长职务如何履责，但他对“中央网络安全小组”组长确是事必恭亲。由于深知“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这一根本道理，圣驾亲临之处，从不忘强调互联网的安全与治理问题，比如2014年7月至巴西访问时，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该国国会发表演讲，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2015年9月23日在西雅图微软公司总部会见出席中美互联网论坛双方主要代表并发表讲话，谆谆告诫与会代表：“当今时代，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老百姓衣食住行到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安全，互联网无处不在。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一国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及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之时，圣驾无法亲临，也不忘亲书贺词致意。 要说战略眼光，习近平确比美国几届白宫主人都强那么几分。美国本是计算机发展前驱，但那些高科技公司进了中国之后，其所掌握的技术或是被“山寨”，或是自个拱手相送给中国分享，白宫、国会对此没太当回事。但习近平却不一样，深知“面对信息化潮流，只有积极抢占制高点 赢得发展先机”，并提醒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的两院院士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上述信息完整地呈现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网络安全意识。我猜想，这些全球行业协会的会长、理事长们可能不懂中文，很少看中国官方媒体，不知习总书记屈尊担任“中国网络安全小组”组长的真意何在，因此，好不容易壮起胆子写了这么一封重要信函，居然写错了收信人。须知中国总理李克强并不负责网络安全，也不负责制订网络安全法律，这封信就算李总理看到了，也未必敢斗胆转呈给习总。更何况，目前在十九大李总理去留问题上谣诼四起，共青团中央出身的官员们很不受待见，诸多麻烦事情缠身，躲都来不及，哪敢再多揽事自找没趣？ 联名信的要求与中国圣意南辕北辙 投递联名信写错了收信人，也许还不算根本错误，可以解释为这帮老外毕竟不懂天朝规矩。但联名信所要求的事情是否与中国圣意相违，那才是这封信能否起作用的关键。 联名信全文未在网上流传，相关报道只提到“中国网络安全法草案规定，外国在华企业必须将产品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同时必须协助中国执法部门进行调查、而且信息技术产品必须交由中方‘审查’。这封信说，如果现行草案必须落实，安全将被削弱，中国与全球数字经济将被割裂。不仅如此，经济发展将因此受到阻碍，中外公司交流将增加新障碍，这些都是世界贸易组织认定的贸易壁垒，为此中国应该修改有关法规。” 从报道内容来看，联名信的内容可能涉及《草案》第25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涵盖的范围，以及安全审查部分的第28条、30条和31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31条规定，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在实践中通常被解释为中国大陆）存储在运营活动中所收集和产生的、包括公民个人信息等在内的重要数据。如因正当的业务需要，上述数据必须在境外存储或者必须向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的，运营者必须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这种安全评估于中方而言确是加强了安全，但于外国公司而言确实毫无信息安全可言。 《草案》第40条、第41条第2款赋予网络运营者（包括电子信息发送服务提供者和应用软件下载服务提供者）以审查义务：“当运营者发现禁止发布的信息或非法信息传输时，必须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信息继续扩散。运营者必须保存这些事件发生的记录并向有关主管机构报告”——这一条规定，美国的科技公司应该特别希望废除，因为当年雅虎公司应中国政府要求提供了师涛等人的电邮信息，在美国被国会传召质询，被舆论指责为“与魔鬼签订浮士德契约”，公司名声一度扫地，还支付了巨额赔偿金。 中共从来就不怕当“国际孤儿” 基于以上分析，估计全球行业协会这封联名信最后会石沉大海。近几年，中国维稳任务越来越艰巨，连境外机构对国内NGO一些与政治无关的资助都被当作“境外势力渗透意图颠覆中国政府”。与此同时，互联网管控愈加严厉，并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抓办。习对网络安全施以高度关注，不断强调“要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运用和安全”。习总那篇强调安全管控的4·19讲话精神，如今正被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认真学习贯彻，要求网络行业从业者牢记：网络安全既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军事安全，还关系到信息安全，是国家根本利益所在。背后的意思是：不懂得这点的企业与从业者，根本不配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占有一席之地。 这封联名信还警告说，中国“这些法律法规将使中国孤立于全球数字经济之外”，这警告当真是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政府不惜花费巨资修建防火墙，不遗余力控制信息与管控媒体，一心要建成中国局域网。凡此种种举措，只为一个目的，自我孤立于全球数字经济之外。既然如此，中共领导人还怕被你们孤立吗？更何况，中国一向自诩，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中国的技术发展与世界同步，更何况，中国黑客纵横于美国政府、企业各大网站，顺带还扫荡过英德加等国各种网站。这种强大的技术优势之下，全球行业协会还想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放松网络安全管制，岂不是与虎谋皮？ 最后，我还想指出，外商在与中国的谈判中，中国在意的不是这些商业集团，而是他们背后的政府。过去北京之所以在意这些政府的态度，那是因为中国认为有必要与这些政府维持良好关系。但现阶段，北京与各国政府关系都处在不佳状态，中国的海外投资更是处处遇到障碍：英国延迟了欣克利角核电项目的签署，澳大利亚阻止中国企业入股该国电网，美国司法部起诉参与英国欣克利角核电项目的华裔“间谍”窃取美国核电技术，凡此种种，在北京看来，都是与中国过不去，你们既如此不仁，就休怪中国不义。 各位读者想想，此情此境之下，这封要求中国当局修改《网络安全法（草案）》的联名信，除了石沉大海之外，还能有其他结局么？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8月13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20160813/346323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3👍 0💬 0炎黄之邦不容炎黄子孙写《春秋》
何清涟 《炎黄春秋》是一本“三特”杂志：由特殊的人群、在北京这一特别之地（中国政治心脏）、挖掘讲述特别之事（中共革命亲历者与内部人见闻）。它的存在，于还原中共党史的真实面目非常重要，但对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与某些大人物及家属来说，犹如芒刺在背，非拔掉不可。 \钩沉抉微，多枝健笔写“春秋”\ 《炎黄春秋》谈史为主，间或有涉及时事之文。由于中共党史被中共视为不容官学之外人士置喙的禁脔，其文屡屡犯禁，被整肃几乎是这本杂志的宿命。早在2012年1月，就有人统计过，该刊曾11度遭整肃。如今时过两年，估计已不下十五、六次之多。 从本世纪以来，中共党史从“险学”成为“显学”，至少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一是一些学者长期努力耕耘，如高华、杨奎松等人的长期研究及对史料的挖掘，使党史走向公共视野；二是一些党内老人通过各种渠道发表的回忆录，其中《炎黄春秋》是个重要平台，起了扛鼎作用。 社长杜导正先生在《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感言》中谈到创刊缘起，1991年萧克将军点将让他筹建该杂志，确定的原则一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炎黄春秋》“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二是从正面推动以邓小平等老一代为主导、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着力推动的改革开放，“杂志应该成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阵地”。杜老还谈到 2005年前后，杂志进一步加强了对现实的关注。 外界公认，这本刊物至少在三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一是对文革的否定，二是对中共党史努力还原；三是登载了好几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即向中共高层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不少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让人从细节中看清了文革与毛的本生相，因此，这本杂志成了乌有之乡及毛左的眼中钉。还原改革史效果颇彰，《炎黄春秋副总编辑谈胡耀邦“脱敏”过程》（凤凰网）一文有详细记述：胡耀邦从被迫离职后，从中国媒体上消失很久。1994年胡耀邦去世5周年，《炎黄春秋》刊登了第一张照片并配以小诗纪念。从那时直到2006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该杂志前后刊登了30多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其间频受中宣部干扰。纪念胡诞辰90周年那次还被中宣部下令封存杂志，但在禁令发出10天后，即11月19日，中央纪念胡耀邦九十华诞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从此胡耀邦“重回”中共党史与中国公共视野。 作为中共内部人的建设性意见有：2003年1月刊载《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21世纪环球报道》转发，报纸被查封；2007年10月号《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2013年1月作为新年献词刊发的《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呼吁当局将虚置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制度体系，并称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外界多认为，这篇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极可能是导致《炎黄春秋》网站被封的原因。 \《炎黄春秋》凝聚了“体制内健康力量”\ 这本杂志自1991年创刊，存活至今，是因为有“体制内健康力量”存在。有人总结过《炎黄春秋》的生存之道：一，编者和作者都是从高层领导岗位退下来的精英，能够把握在政治上的“度”；二、读者大都是中共老干部和老文化人；三，杂志社后台比较硬，一大批退下来的部长和部级领导是编委和作者，谁要动手整肃易惹风波。 我认为关键在第一、三两点。中共官员退休前与退休后的表现完全不一样，有人总结为“两头真”，即参加革命之初的动机是真诚的，退休之后的反思也是真诚的，独独在革命队伍中，位置所系，不得不当“套中人”。这些“两头真”的老人，不少人在80年代中共党内“改革派”中人。他们头脑清楚，从自身的“革命经历”中知道问题所在，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和平变革达成政治进化。到90年代中后期，他们已经退休，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也进入历史，外界对他们的称呼渐渐改用“体制内健康力量”。只是他们对体制的运作已经基本不起作用。我当年遭受政治高压时，李锐先生曾给我打电话表示关心，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深刻：“奈何不了我们这些老的，就专门欺负你们这些小的”。“老的”，是指他们毕竟是党内自己人，有一定资历，可以自保；“小的”，是指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思想反叛者，无后台与资历，无自保能力。 这些“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存在”，让外界对中共走渐进改革之路抱有幻想，这只要看看每逢他们当中有人发言，海外媒体的夸大报道就可知一二。最近，黎学文在《体制内健康力量幻想症》一文中谈到，朱厚泽先生逝世前曾说 “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朱厚泽先生看问题通透，这点我比较清楚，因为我与他之间曾有过几次长谈，他甚至深刻理解并赞同我关于“中国近代五大政治集团的变迁展示了中国社会流氓无产者化的过程”这一阐述，并鼓励我将其写出来（至今我还未将这文章完全写出来，部分论述已经使不少人很不高兴）。他逝世前的临终遗言还包括一段：“一定要告诉世人，中国模式害人不浅，害我们13亿中国人已经够了，千万别再推广到世界其它国家害更多的人”。不过，就算是他们，也得把握讲话分寸。从我个人来说，非常理解他们的选择：在办一本时有春秋之笔却能勉强生存下去的杂志，与办一本说话痛快却难以长久生存的杂志之间，选择前者是明智的，因为这本《炎黄春秋》毕竟生存了23年，这在中共体制下，几乎是个奇迹。 \《炎黄春秋》：今之太史简与董狐笔\*** 《炎黄春秋》为了生存，目前还在继续努力，比如重新张挂习仲勋在创刊十周年即2001年2月25日的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寄望习近平念其父亲与杂志的交情放生；在微博上发表马克思反对新闻检查的言论：“在马克思看来，受检查的报刊只不过是被人的意志强行加工的‘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坚定主张与对书报检查制度的强烈抨击，展现了毫不妥协的原则立场：‘凡是思想健全的人，谁能不原谅报刊的民族的和时代的过失，却原谅书报检查制度的反民族的和反时代的罪过呢？’”这是他们的斗争策略，他们也只能这样尽力来保护这一宝贵的思想平台。 史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共一向自诩传承了中华文化血脉的“道统”。西安事变后，中共曾于1937年4月5日公祭黄帝陵，由毛泽东亲写祭文“昭告列祖”，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也早已刻成碑文，矗立在黄帝陵所在的轩辕庙内西面庭院，我当年在轩辕庙观看碑文之时，心中浮现的疑问是，文革时要将封资修全部打倒的毛泽东，当年为何要以皇帝祭天的形式自认中华之正脉？既然如此，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将秉笔直书的中华史学传统归为天地正气之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为何容不下一本还原历史真相的《炎黄春秋》？这本杂志的命运再次证明，中共统治只容得下用谎言堆砌出来的文字，如此作为，今后又如何有脸再至黄帝陵“昭告列祖”？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9月2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yanhuangchunqiu-20140926/246430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川普政府 2.0 的对华政策将回归现实主义
何清涟 世界2024年百余场选举当中，牵一发动全身的当属11月的美国大选。随着川普新内阁重要阁员的名单公布，反应强烈的除了欧盟之外，当属中俄两大“敌人”与以色列、乌克兰及台湾三大“危险朋友”（欧亚基金会的概括）。如果说美国国内对任命马特·盖兹（Matt Gaetz）司法部长反应强烈，那么国际社会最在意的就是国务卿的提名。中国除了在意国务卿由谁来担任之外，当然还会关注其他几个职务，比如国家安全顾问、财政部长、商业部长、贸易代表几个需要与中国交往的职位由什么人来担任。与欧盟、台湾一片悲声相比，中国因本来就没期望川普2.0会安排“对华友好人士”入阁，反应相对淡定。 卢比奥：对华鹰派中的最强硬者 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是古巴裔美国人，这使他对共产主义的危害保持足够的警惕，从政生涯中，他对古巴、委内瑞拉、中国的批评从未停止。近年来以对中国的强硬观点和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而闻名，被中国视为“反华”的数个法案，几乎都有卢比奥在推动。这些法案包括：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2019） 卢比奥是这项两党法案的共同发起人。该法案授权美国各方资源应对中国政府在新疆违反和侵犯人权的活动，其中包括大规模监视、拘押等，以及规定对负责在新疆对维族进行人权侵犯的中国官员施加制裁，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2019） 这一法案是2016年卢比奥在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担任联合主席时，与香港民运人士黄之锋在华府会面后提出，2019年通过。 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案（2023） 卢比奥和民主党参议员盖瑞·彼德斯（Gary Peters）共同提出这项法案，要求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出应对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预案。 台湾关系强化法案 (2023) 卢比奥与民主党参议员默克利（Jeff Merkley）共同提出，要求美国总统在法案生效90天内，成立包括总统办公室、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等在内的跨部会台湾政策工作小组，强化台美关系。 美国投资问责法 (2023) 卢比奥是这项法案的共同发起人之一。针对那些抵制美国监管的中国公司，法案要求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 今年9月，卢比奥发表报告《中国打造的世界》（The World China Made），检视“中国制造2025”，提醒美国对应中国在半导体及AI人工智慧发展的野心。 基于上述重要活动，卢比奥被视为美国政坛的“对华鹰派”要角、“友台”派代表，也因此被北京视为“反华急先锋”，两次遭到北京的制裁。这么一位“反华鹰派”担任川普政府的国务卿，北京当然不会认为有助于中美关系缓和。目前为止，北京并未就此任命有所表态。大外宣媒体《香港01》于近日刊登一篇评论，称卢比奥是一位比蓬佩奥“更疯狂”的国务卿，“若他上任，美中关系恐将面临致命冲击”。 不过，北京了解华府战略圈从去年以来对理想主义外交战略的批评与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的回潮，对川普的“交易的艺术”心存希望。大选之后几天，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发表讲话，称中美合作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中美对抗则将导致“大动荡、大分裂、大灾难”。这是对川普内阁任命的各路人马仔细观察之后，保留的一线希望，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之言。 川普2.0的外交大事清单，中国是要务但非急务 川普对内政务的清单，整顿裁撤各种冗肿政府机构，边境管理、司法整顿；对外的急务首当其冲是两件：结束以巴战争与俄乌战争，退群。这从川普的人事任命可以看出来。 卢比奥除了是对华鹰派之外，还力挺以色列并反对援乌无上限。长期以来，卢比奥一直呼吁迅速结束持续超过两年的俄乌战争。他在11月初曾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表示：“我们确实希望看到这场冲突结束，但这需要一些非常艰难的选择。”今年5月他曾投票反对为乌克兰提供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方案，并曾表示认为乌克兰人会彻底击溃俄军是一种夸张的说法。除了冲突本身，卢比奥也担心俄乌战争分散掉对其他全球问题的注意力，他曾公开表示21世纪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由印太地区的局势决定。我认为，中国会希望我们被困在欧洲的冲突中，而无法专注于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 卢比奥也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剿灭哈里斯。他曾说过：“我希望他们（以色列）摧毁所有能够掌握的哈马斯成员。这些人是残忍的野兽，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卢比奥指出，以色列的战斗意图是“摧毁这个恐怖组织，以便它再也无法威胁以色列人民”。 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海格塞斯坚决挺以。他在报道加沙战争时一直支持以色列，并将两国方案称为“口头承诺”，他制作了一系列关于以色列对加沙持续战争的报道——《圣地之战：以色列战争》，并在 3 月采访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并在X上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作为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通过圣经的视角看待巴以冲突。 被任命为国家情报总监的图尔西·加巴德女士是伊拉克战争老兵、前民主党议员，因在支持乌克兰等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于 2022 年离开民主党。甚至在全面战争开始之前，她就尖锐批评乌克兰政府，宣称“泽连斯基独裁”，并呼吁与俄罗斯恢复关系。最近，她在 X 帐号发布视频，呼吁俄乌美达成协议，让乌克兰成为一个中立国家——即不与北约也不与俄罗斯结成军事联盟——从而缓解美国/北约国家/俄罗斯的合法安全担忧，因为彼此的边界（波罗的海以外的地区）不会有俄罗斯或北约军队。这将使乌克兰人民能够和平生活。 以上可见，川普2.0的新内阁成员都知道他们的总统外事清单的首办急务是什么。中国方面，除了擅长谈判的贸易代表莱泽希特之外，驻华大使未定，商务部长未定。可以判定，对华关系的重点主要在竞争，尤其是制造业方面。这个领域，双方的政治好恶不是第一位因素，而是双方凭藉的谈判能力。 与中国的竞争将在哪些方面展开？ 从2015年川普参加总统大选竞选造势开始，我观察他长达十年。总的来说，并不重视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也不以民主、非民主这类意识形态划分“敌友” （更准确地说划分朋友与竞争者）。他的信条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他划分“敌友”基本以是否伤害美国国家利益为标准。对（意图）伤害者的方式，主要是威慑与实力外交。 所谓“威慑理论”是美国奉行了大半个世纪的外交战略，在此处择要述之。“威慑理论”的最基本要素就是所谓“威慑观”或“威慑逻辑”。“威慑”能够成立，是处于对抗状态中的两方，一方以其实力（capability）及决心（resolve）说服另一方放弃攻击意图的过程与结果。换言之，只有当处于挑战地位一方慑于对方的实力及实施这一实力的决心，认识到“如果实施攻击，对方反击所造成的损失将大于己方攻击所期待的政治所得”，因而决定放弃其攻击计划而安于现状，威慑得以成立。这一过程正好与川普“交易的艺术”之原则相契合，因此，威慑战略过去是、将来也会是川普政府2.0的重要外交手段。 对中国来说，美中关系涉及三个领域：实质性且由美国主导的两个领域是贸易与竞争，二者是有关联的，所谓贸易战的重要手段就是加关税，这是短期策略且可以经常调整，任用莱特希泽这个谈判高手再任贸易代表，就是此意。自从川普开打中美贸易战以来，拜登政府并未改变川普的对华贸易政策方向，只是因时制宜，增加了一些电子产品比如视为战略物质的芯片的限制。长期来看，中美关系主要是竞争，这竞争主要在制造业——包含“制造业之王”国防工业与高科技产业展开。但制造业的竞争并非拍脑袋就可以想出具体方案，需要一年半载做研究并制订可行的政策与方案。第三个领域是国际力量重组 ，美国现在无法主导，只能因势成事，对印太战略稍做调整再启动。鉴于拜登任期内“全球南方”自我赋义，成了与西方叫板的一只力量，中俄隐然被奉为“领头羊”，在平息以巴战争与俄乌战争之后，川普的外交班底将忙着与“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对话，重新规划印太战略。 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有两位人士的任命可做为重要指标：一是未能被选为财长的保尔森将任何职。这位数度出任美国财长的投资家有极其丰富的中国经验，他的著名主张是美中关系应“公平互惠”，并表示贸易对全球经济有利，关税则是“公平竞争环境中的迟钝工具”，虽然不算是“拥抱熊猫派”，但被归入“亲北京”一类。二是纳瓦罗，这位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绝对是鹰派。这二位出任职位的虚与实，将决定川普政府2.0对华经济关系的主调。 要言之，川普政府2.0将奉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直至米尔斯海默是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对华外交关系将循此路线进行。对北京来说，卢比奥做国务卿并非塌天信号，因为国务卿的主张必须随总统的外交路线而调整，与奥巴马-拜登以意识形态划线、却不得不持“战略模糊”姿态的理想主义外交相比，川普政府2.0的对华政策可预期性要强不少。基于可预测性较强，习近平日前在秘鲁举行的第三次“习拜会”上表示，北京方面准备好与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合作，管控好两国关系中的分歧。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11月1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trump-cabinet-realism-china-1118202414193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新闻周刊》不卖给共产党
《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是美国老牌、并具全球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前者创刊於1923年，後者也有77年历史。但最近两大周刊都面临订户下跌、广告紧缩的困境，尤其《新闻周刊》，经连年亏损後，已决定拍卖。 这家总部设在纽约的周刊，曾是一个媒体帝国，在2003年时，全球发行量还超过400万份，除英文版外，还出版日、韩、俄、阿拉伯、西班牙等11种语言版本；在全球设有22个记者站，分布在北京、莫斯科、巴黎、法兰克福、伦敦、华沙、耶路撒冷、东京、香港等地。 可是过去七年，这本周刊帝国走向崩溃∶订户暴跌，广告缩水，连年亏损。去年发行量已跌到260万份，今年初则降至150万份。仅去年就亏损了近三千万美元。 《新闻周刊》隶属於《华盛顿邮报》，该报所以要拍卖这本顶梁柱的周刊，因为它们自身难保。《华盛顿邮报》也是连年亏损，艰难维持，拍卖旗下周刊是为了弃马保帅。 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坛一样，主要分成左、右两大派，《华盛顿邮报》是排在《纽约时报》之後的全美第二大左翼报纸。但它的发行量，跟其他左翼报纸一样，近年也是江河日下，跌跌不休，从高潮期的近百万份，现已跌到不足58万份，按发行量，已经排在了梅铎（默多克）新闻集团拥有的《纽约邮报》之下（全美发行量第六；第一是《今日美国报》，第二是《华尔街日报》，第三是《纽约时报》，第四是《洛杉矶时报》）。 去年头三个季度，《华盛顿邮报》就亏损了一点七亿美元。为了幸存，该报全面收缩，裁员40%，并关闭了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等所有记者站，拍卖旗下的周刊，大有壮士断臂、以求生存的悲壮和无奈。 政治周刊注定要死亡 《新闻周刊》所以陷入困境，首先跟美国的经济大环境有关。次贷等经济危机，导致汽车、房屋、银行贷款等主要广告业严重缩水，报刊广告来源受到致命冲击。据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中心”（Pew）的最新传媒产业报告，去年美国报业（包括网路版）的广告收入就下降了26%；仅去年前六个月，就有一百多家报纸被迫关门，被裁员的编辑记者超过一万人。 再就是网路新闻的冲击。有线电视，电脑，手机，iPad等现代科技媒介产品，导致人们不再依赖报纸、杂志来获得新闻。新科技媒体等，把读者从平面媒体下解放了出来，人们获得资讯的管道和速度，都空前快速和广泛。面对各种掌上阅读器，一触碰萤幕，就可读到24小时滚动的全天候式新闻，再让人们等待七天看一本新闻周刊，实在漫长。更不要说Facebook、Twitter，以及各种微型博客网站等，更是多得如同汪洋大海，政治周刊，只能是被淹没的命运。而月刊，就可做深度报导，不必追逐时事新闻，还可维持一阵子。日报由於每天报导，还不显得是“旧闻”（但让人们等24小时，也已显得很长）。所以在这个网路和掌上阅读器兴起的时代，首当其冲被淹没的就是政治周刊。《新闻周刊》要拍卖，已是命中注定。连全美最大的《时代》周刊，也是艰难维持，不久前也裁员600人，全面收缩。 “跪地给奥巴马擦鞋的” 除了上面这两大环境因素外，还有《新闻周刊》自身的原因。因为同样是在这种经济萧条、网路媒体兴起的环境下，也有其他美国报刊，发行量还在上升。而且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同属於梅铎集团的右翼《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还有福克斯有线电视等，发行量和收视率，都在节节上升。而全美发行量头十名的日报中，除了上述的两家右翼报纸外，其他八家左翼报纸，全部都发行量下跌。 《新闻周刊》是个典型，因为这是美国最左倾的政治周刊，有时为了意识形态，竟然不顾新闻真实。例如，《新闻周刊》的立场是反伊拉克战争的，在2005年时，该周刊报导说，美军为迫使在伊战中抓获的恐怖分子嫌犯招供，将《可兰经》冲入马桶（以刺激他们）。结果该报导在全球引反了反美浪潮，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美军亵渎《可兰经》，导致多人死亡。在舆论哗然下，《新闻周刊》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最後刊登声明说，“此文可能不属实”，并收回原文。但这种不实新闻对美国的伤害，对新闻真实性的伤害，包括对这本周刊信誉的伤害，都是“无法收回”的。 由於连年亏损，去年这本周刊全面改版，重点不再是即时新闻，而是偏重评论、分析和名家专栏，并把定价调高了一倍，走“菁英路线”。同时，调子更加左倾、意识形态化，公开偏向民主党和自由派，被称为是“奥巴马的啦啦队”。结果，导致其读者群更大量流失（半年内读者骤减110万）。该刊网上有读者留言说，“奥巴马经济搞不好，跪地给奥巴马擦鞋的《新闻周刊》当然也好不了。”还有读者说，“《新闻周刊》的失败证明，奥巴马现在在美国根本没多少粉丝。左倾失人心，教训呐！” 中共“不是合格的买家” 《新闻周刊》虽然拍卖，但买家并不多，因为谁都知道，在今天的网路新闻时代，政治周刊这种形式，基本已是穷途末路，很难有商业价值。但近年财大气粗、并向来重视政治宣传的中国，却觊觎这本周刊。中国当前最有影响力、规模最大的官方报业集团之一的“南方报业集团”，联手成都博瑞（A股上市公司）以及其他实业基金，组成“大财团”来美国投标。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他们出手大方，不计价格，一心要把《新闻周刊》拿下来。但美方却不管多麽有诱惑力的报价，就是不卖给中国的“大财团”。 《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雷汉姆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出售给一个合格的买家。”中国的官方媒体集团，在格雷汉姆看来，不是“合格的买家”，因为不管《新闻周刊》曾多麽左倾，他们毕竟不愿这本历史悠久、名气在外的杂志，落到共产党手里。因为中国的媒体不管组成什麽名堂的“集团”，本质上仍是政府的宣传喉舌，仍是共产党在领导，根本没有独立性，更谈不上真实客观。《新闻周刊》落到共产党的宣传员手里，就会被“编辑”得面目皆非，变成《宣传周刊》。不仅格雷汉姆本人和《新闻周刊》的编采人员，连美国的老百姓恐怕也难以接受这种结局。甚至中国的官方学者也承认，“按中国模式运作《新闻周刊》，下场会很惨，中国人将出尽洋相，成为千古笑柄。” 《新闻周刊》最後会落到谁的手里，还是问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本周刊的衰落，标志著一个新闻时代的结束。 ——原载《看》杂志2010年7月 2010-07-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