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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森新闻：制订台湾新宪法 曹长青说应尊重人民自决权
（东森新闻报记者曹逸雯／台北报导 2004-11-28 20:12）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28日在群策会举办的「台湾新宪法」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他虽然是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但他尊重台湾人民选择的权利，他认为现在台湾不是种族、族群的问题，而是国家主权认同的问题，要解决台湾问题，就应该尊重当地人民的自决权。 「台湾新宪法」国际研讨会28日进行第二天的议程，下午的圆桌论坛并由群策会董事长前总统李登辉亲自主持，群策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黄昆辉协同主持，由台大法律系名誉教授李鸿禧、美国前联邦法院法官苏利文（Eugene R. Sullivan）、日本前拓殖大学总长小田村四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法学教授Dieter Heckelmann、前法国国会议员Olivier Darrason以及中国旅美异议作家曹长青等与谈人就台湾制宪发表看法及建议。 曹长青首先质疑，现在的中国民国宪法究竟是「党法」还是「宪法」，这部宪法是1946年在南京制定完成的，当时参与制宪的有70%是国民党代表，根本没有台湾人民的授权，所以也没有必要修改「党法」；他并引用多项民调指出，今天多数居住在台湾的人民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当然应该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 曹长青指出，修宪与制宪有本质上的差别，为了台湾的安全，只有透过制宪，结束虚假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党法，他并推崇前总统李登辉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但是一个再优秀的外科医生即使动了6次移植手术（指修宪6次），也没有办法救活一个死人，但现在泛蓝不承认中华民国已死，也不报丧。 曹长青还指出，台湾现在的制宪运动对中国大陆来说是很重要的，未来中国大陆也要公投制宪，也要改国号、改国旗，只有海峡两岸都制定新宪法，都改了国号，才会成为正常的国家。 前法国国会议员Olivier Darrason则指出，台湾在制定新宪法时必须面对挑战，他建议台湾制定新宪法必须经过长期的讨论，取得超越所有政党的全民共识，宪法才能实现，而这个新宪法在权利分配上必须是有效率的、公平的（即一个权利不可以压迫另一个权利）、长治久安的，且必须是人民意向的表现。 2004-12-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新闻周刊》不卖给共产党
《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是美国老牌、并具全球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前者创刊於1923年，後者也有77年历史。但最近两大周刊都面临订户下跌、广告紧缩的困境，尤其《新闻周刊》，经连年亏损後，已决定拍卖。 这家总部设在纽约的周刊，曾是一个媒体帝国，在2003年时，全球发行量还超过400万份，除英文版外，还出版日、韩、俄、阿拉伯、西班牙等11种语言版本；在全球设有22个记者站，分布在北京、莫斯科、巴黎、法兰克福、伦敦、华沙、耶路撒冷、东京、香港等地。 可是过去七年，这本周刊帝国走向崩溃∶订户暴跌，广告缩水，连年亏损。去年发行量已跌到260万份，今年初则降至150万份。仅去年就亏损了近三千万美元。 《新闻周刊》隶属於《华盛顿邮报》，该报所以要拍卖这本顶梁柱的周刊，因为它们自身难保。《华盛顿邮报》也是连年亏损，艰难维持，拍卖旗下周刊是为了弃马保帅。 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坛一样，主要分成左、右两大派，《华盛顿邮报》是排在《纽约时报》之後的全美第二大左翼报纸。但它的发行量，跟其他左翼报纸一样，近年也是江河日下，跌跌不休，从高潮期的近百万份，现已跌到不足58万份，按发行量，已经排在了梅铎（默多克）新闻集团拥有的《纽约邮报》之下（全美发行量第六；第一是《今日美国报》，第二是《华尔街日报》，第三是《纽约时报》，第四是《洛杉矶时报》）。 去年头三个季度，《华盛顿邮报》就亏损了一点七亿美元。为了幸存，该报全面收缩，裁员40%，并关闭了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等所有记者站，拍卖旗下的周刊，大有壮士断臂、以求生存的悲壮和无奈。 政治周刊注定要死亡 《新闻周刊》所以陷入困境，首先跟美国的经济大环境有关。次贷等经济危机，导致汽车、房屋、银行贷款等主要广告业严重缩水，报刊广告来源受到致命冲击。据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中心”（Pew）的最新传媒产业报告，去年美国报业（包括网路版）的广告收入就下降了26%；仅去年前六个月，就有一百多家报纸被迫关门，被裁员的编辑记者超过一万人。 再就是网路新闻的冲击。有线电视，电脑，手机，iPad等现代科技媒介产品，导致人们不再依赖报纸、杂志来获得新闻。新科技媒体等，把读者从平面媒体下解放了出来，人们获得资讯的管道和速度，都空前快速和广泛。面对各种掌上阅读器，一触碰萤幕，就可读到24小时滚动的全天候式新闻，再让人们等待七天看一本新闻周刊，实在漫长。更不要说Facebook、Twitter，以及各种微型博客网站等，更是多得如同汪洋大海，政治周刊，只能是被淹没的命运。而月刊，就可做深度报导，不必追逐时事新闻，还可维持一阵子。日报由於每天报导，还不显得是“旧闻”（但让人们等24小时，也已显得很长）。所以在这个网路和掌上阅读器兴起的时代，首当其冲被淹没的就是政治周刊。《新闻周刊》要拍卖，已是命中注定。连全美最大的《时代》周刊，也是艰难维持，不久前也裁员600人，全面收缩。 “跪地给奥巴马擦鞋的” 除了上面这两大环境因素外，还有《新闻周刊》自身的原因。因为同样是在这种经济萧条、网路媒体兴起的环境下，也有其他美国报刊，发行量还在上升。而且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同属於梅铎集团的右翼《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还有福克斯有线电视等，发行量和收视率，都在节节上升。而全美发行量头十名的日报中，除了上述的两家右翼报纸外，其他八家左翼报纸，全部都发行量下跌。 《新闻周刊》是个典型，因为这是美国最左倾的政治周刊，有时为了意识形态，竟然不顾新闻真实。例如，《新闻周刊》的立场是反伊拉克战争的，在2005年时，该周刊报导说，美军为迫使在伊战中抓获的恐怖分子嫌犯招供，将《可兰经》冲入马桶（以刺激他们）。结果该报导在全球引反了反美浪潮，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美军亵渎《可兰经》，导致多人死亡。在舆论哗然下，《新闻周刊》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最後刊登声明说，“此文可能不属实”，并收回原文。但这种不实新闻对美国的伤害，对新闻真实性的伤害，包括对这本周刊信誉的伤害，都是“无法收回”的。 由於连年亏损，去年这本周刊全面改版，重点不再是即时新闻，而是偏重评论、分析和名家专栏，并把定价调高了一倍，走“菁英路线”。同时，调子更加左倾、意识形态化，公开偏向民主党和自由派，被称为是“奥巴马的啦啦队”。结果，导致其读者群更大量流失（半年内读者骤减110万）。该刊网上有读者留言说，“奥巴马经济搞不好，跪地给奥巴马擦鞋的《新闻周刊》当然也好不了。”还有读者说，“《新闻周刊》的失败证明，奥巴马现在在美国根本没多少粉丝。左倾失人心，教训呐！” 中共“不是合格的买家” 《新闻周刊》虽然拍卖，但买家并不多，因为谁都知道，在今天的网路新闻时代，政治周刊这种形式，基本已是穷途末路，很难有商业价值。但近年财大气粗、并向来重视政治宣传的中国，却觊觎这本周刊。中国当前最有影响力、规模最大的官方报业集团之一的“南方报业集团”，联手成都博瑞（A股上市公司）以及其他实业基金，组成“大财团”来美国投标。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他们出手大方，不计价格，一心要把《新闻周刊》拿下来。但美方却不管多麽有诱惑力的报价，就是不卖给中国的“大财团”。 《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雷汉姆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出售给一个合格的买家。”中国的官方媒体集团，在格雷汉姆看来，不是“合格的买家”，因为不管《新闻周刊》曾多麽左倾，他们毕竟不愿这本历史悠久、名气在外的杂志，落到共产党手里。因为中国的媒体不管组成什麽名堂的“集团”，本质上仍是政府的宣传喉舌，仍是共产党在领导，根本没有独立性，更谈不上真实客观。《新闻周刊》落到共产党的宣传员手里，就会被“编辑”得面目皆非，变成《宣传周刊》。不仅格雷汉姆本人和《新闻周刊》的编采人员，连美国的老百姓恐怕也难以接受这种结局。甚至中国的官方学者也承认，“按中国模式运作《新闻周刊》，下场会很惨，中国人将出尽洋相，成为千古笑柄。” 《新闻周刊》最後会落到谁的手里，还是问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本周刊的衰落，标志著一个新闻时代的结束。 ——原载《看》杂志2010年7月 2010-07-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美国总统哪里去了？
人类进入虎年的2010之际，真是天人都唬脸，冷酷无情。自然界的暴风雪，席卷了大半个地球，到处冰天雪地，严冬已造成全球数百人死亡。政治界的暴风雪，则在独裁国家肆虐，既导致很多人死亡，更不断有人被判刑关押。 在伊朗，抗议专制、要求民主的示威民众，居然被毛拉们支持的内贾德政权的军警开枪镇压，报导说，有数十人被打死在街头。 在古巴，那些支持政府的恶棍们，公开骚扰、威胁那些被关押的政治犯的妻子、母亲、姐妹们。《华尔街日报》说，卡斯特罗赞美这些恶棍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保卫革命成果的人民”。 在中国，胡温政权选在圣诞节那天，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了异议作家刘晓波，因他呼吁政治改革。 在西藏，深受康区藏人爱戴的高僧普布次仁仁波切被中共当局判处八年徒刑，因他对藏人的苦难发出不平之声。 藏人导演、纪录片《不再恐惧》的拍摄者当知项欠被判刑六年。这部已译成五种语言（包括中文）并在全球30多个国家播放的影片，采访记录了超过百位元普通藏人的呼声，而触怒北京当局。 对自然界的暴风雪，有强调全球气候过暖的人竟说，这是过热导致的天气反常。对专制国家的政治严寒，人们则没有争议，因为很显然是因为独裁者的心太冷酷。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说这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不冷不热、温吞水的对外政策有关。 最近，《华尔街日报》社论撰述主任麦古恩（William McGurn）在该报发表的专文，题目就是“在中国有（人权）呼喊的时候，美国总统到哪里去了？”批评奥巴马对这些独裁政权的肆虐，反应太迟钝，没有对专制者给予有力的反击。 麦古恩说，再加上奥巴马拒绝会见来美国访问的达赖喇嘛，却乐於跟美洲的小霸王、委内瑞拉强人总统查韦斯握手拍照，等於给国际上那些独裁者一个信号，美国总统是软弱的，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干了。 这位评论家在文章中说，这方面，美国历史上有过负面和正面的教训。1975年，美国工会组织邀请抵达美国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到华盛顿参加晚宴，当时索氏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揭露共产铁幕的《古拉格群岛》也出版。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穿针引线，希望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共和党籍）能够跟索尔仁尼琴会面，传递出对黑暗中的人权呼声的支持。但是，在著名政客、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建议劝阻下，福特拒绝了。当时基辛格们的理由是，接见索尔仁尼琴，会惹怒莫斯科，影响美国跟苏联的关系。麦克恩说，“拒绝见索尔仁尼琴，使福特显得软弱，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决定，给福特的对外政策定了性。” 当时就这个问题曾强烈批评福特总统的是里根，他後来做总统时，会见了很多异议人士，并公开称共产苏联是“邪恶的帝国”。麦克恩说，今天回过头来看，里根对那些热爱自由的异议人士发出声援的声音，使他在跟共产国家打交道时，增加了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杠杆力量。 被视为里根传人的小布什总统，在这方面做得更为出色。他通过会见异议人士，向世界展示，美国站在哪一边。布什会见在平壤度过十年监狱、後来逃到自由世界的北韩异议人士；会见在中国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家；在缅甸民运20周年之际，他又特意在泰国会见一批缅甸异议人士；他还向被卡斯特罗关进监狱的古巴政治犯颁发“自由勋章”，更在2007年到布拉格，在由蹲过苏联古拉格、後去以色列做了副总理的萨兰斯基（Natan Sharansky）主持的“全球异议人士大会”上发表讲话，誓言美国要向世界推广民主的价值！ 麦克恩最後感叹说，这些事实都说明，“美国总统会见那些被专制窒息的勇敢的灵魂，这种信号将穿透铁幕，强迫美国的敌手也得有敬意，并将被历史永久地记得。而奥巴马执政的头一年，极力要向世人证明，他不是布什。他成功了。但人们希望他不要同时发出这样的信号——他是新的福特。” 2010年1月14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0-01-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台湾统一白皮书》将“迫统”提上日程
何清涟 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军演以示威慑之后，又于8月10日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非和平统一”的新表述。从北京现有动作来看，所谓非和平统一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武力统一，通过战争达成；二、迫统，透过围封台湾等武力手段，逼台湾谈判接受统一；两种方法都要使用武力，时间表上，则声称不会按照美媒给定的2017年。台湾与国际社会只能期盼美国拜登政府能够有效地威慑中国大陆，让战争不会发生。谁都明白，台湾回归必将步香港后尘，现在的北京态度日趋强硬，连口头安抚都已非常吝啬，直接出言威胁。 “思想改造”运动等着台湾人？ 在香港“二次回归”未成功之前，中国的重点是对付香港，2018年，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徐焰有个内部讲话，将香港形容为“中国最坏的地方”，并对香港人做了一番“阶级分析”。如今中国当局认为香港已不足为患，开始对台湾人的“反叛”情绪十分不满。8月8日，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接受法国LCI电视台采访时，坚称“统一”后，必须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因为台湾当局已经用反华教育“灌输和陶醉”了民众，必须从岛上居民的脑海中抹去“分裂主义思想和理论”。 上网查这位卢沙野大使的简历，他出生于1964年，江苏南京人，这是中国富庶繁华的大城市之一，青少年时期正逢1980年代——中共统治下最好的改革开放年代，也因此，他对毛泽东统治下形形色色的再教育（思想改造）运动，比如“文革”时期流行的办学习班、“接受贫下中农与工人阶级再教育”、“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没经历过，更不知道被发配至夹边沟等类不毛之地会面临什么遭遇；就算知道这些名词，也因没有切身经历而不知其痛。因此，他非常轻松地将“再教育”这种残酷的政治洗脑运动说出来了。 基于上述理由，我希望这位卢大使好好读读杨显惠采写的《夹边沟纪事》，1958年前后有数千名右派被发往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两三年期间，有半数人仅剩一把骨头，埋在了农场外的荒野。当年“右派”分子还写有不少回忆录，都是字字血、声声泪。读后切莫心存侥幸：那是别人的遭遇，我卢某人是党的亲儿女。这方面，也建议卢大使读读党内斗争史，整个就是一部革命吞噬亲儿女的故事集，太多昨天革他人之命的革命者，今天就被别人革命。不说卢大使这类中层官员，就算是历届中共总书记，以及政治局常委与委员，不也是都是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与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党内革命了么？ 中国早在周代就知道“怀远以德”的道理，三国中有关诸葛亮七擒孟获，终于换来孟获南人永不再反的承诺，就是这一道理的实践。台湾目前既无回归之心，北京还加之以恐吓之语。这样一个岛国，强行收回要花费巨大的军事开支，毁了2300万人的生活还需继之以巨大的维稳成本，北京当局对师毛故伎一定要慎思再三，否则只会造成灾难。 以香港为例：回归祖国经济变得更好是空言 围绕白皮书的宣传，都在渲染台湾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早就宣布：统一后，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这话，是在2021年10月29日于湖北宜昌举办的第四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上说的。 这方式与对香港一样，香港的财政收入也是由香港自收自支，但中央打的主意不在这里。先说“更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事实。 作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回归已经近25年，但回归之后的经济发展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1997年，香港GDP总额是1774亿美元，中国大陆 9616 亿美元，为香港的5.4倍；2021年香港 GDP为3680亿美元左右，中国大陆GDP总量约17.7万亿美元，为香港GDP总量的48倍——在香港财政自收自支这点上，北京并未食言，但是也未考虑补贴香港。 不过，如果以为北京真的不从香港抽血，那就大错特错。今年7月4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中国人行与香港金管局签署人民币/港币常备互换协议，将双方自2009年起建立的货币互换安排升级为常备互换安排，即无限期延续，互换规模由原来的5000亿元人民币/5900亿港元，大幅扩大至8000亿元人民币/9400亿港元（1200亿美元）。 中国此举舒缓了外汇储备减少带来的困境。由于港元盯住美元汇率，人民银行换到9400亿港元后，就等于拿到1200亿美元外币。根据香港金管局数据，香港2022年5月底的外汇储备资产为4,650亿美元，6月底外汇储备资产为4473亿美元，7月底为4417亿美元——从数字上可以看出，北京与香港的货币互换协议将成为一架水泵，持续抽取香港的外汇储备。 台湾的情况与香港类似，1980年代曾为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南韩、新加坡），人均GDP远高于大于中国，1990年台湾GDP为1700亿美元，大陆为3878 亿美元，台湾相当于大陆的43.8% ；2021年台湾GDP总量为7727.45亿美元，中国大陆GDP总量约17.7万亿美元，为台湾的21.4倍。台湾人均GDP达到3.38万美元，约是大陆人均GDP的2.6倍。 台湾的外汇储备 现为5488.54亿美元，在全世界位居第4名。因此，在北京对未来台湾的经济构想中，财政收入尽可归台湾自收自支，但如果实行货币互换，外汇储备这只钱袋必然与大陆打通。 台湾“回归”后的命运将步香港后尘，就算大陆一文不取，要想维持现有经济活力也极为困难。考虑到中国今年上半年31省份财政收支差转负，通盘看下来，除了上海及沿海几个地区财政自给率稍高一些，中西部地区几乎都依赖转移支付维持，例如吉林工业基地也靠中央财政输血。因此，大陆这种许诺不要当真。 台海战争的决定因素是美国护台的意志力 江胡时期与习的前十年，中国对台湾奉行的是“挤压”策略，即尽一切可能压缩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逼迫台湾就范；如今中共觉得条件成熟，可以“迫统”了。对台湾来说，目前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是美国承诺的保护。8月6日，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对美台共御中国入侵做了一番兵棋推演，据说高级顾问Mark Cancian说：“推演得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很可能是，在大多数假设情形下，美国和台湾能够成功地对台湾进行防御。结果是三方都严重受创，台湾经济将支离破碎，美军会受到重创，需要多年才能恢复元气，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受到影响。 以美军现阶段的作战能力，当然远强过中共。但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还有意志力。在台湾战争中，大陆统一的意志与台湾反统一的意志力都不是关键因素，美国保护台湾的意志力有多强才是决定因素。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8月1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17202218210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 ——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
何清涟（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程晓农（本刊主编）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 中国与印度：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 何清涟（以下简称“何”）：上一世纪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不可忽视的是这两项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从有人类开始，人类绝大多数的生活物质必须取给于大自然：农业文明仰赖于土地，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渔猎经济则靠下水捕鱼、上山打猎才能维持生存。历史年轮推到亚当.斯密时代，情况依然如故，因此亚当.斯密称“土地是财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范围内农渔业人口下降到总人 口20%以下的国家也只有英国与比利时。那时，小农阶级是否会被消灭，成了一个极富争议的“理论问题”。西方的理论家们总以当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驳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消灭了小农阶级”这一观点。 但到了“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日渐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施政主题，工业化进程加速，农业人口大规模地从土地上迁出，进入城市经济体系的各个现代经济部门。世界从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以致于当时人大多无法充分理解其变化的意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即使在欧洲最落后的小农根据地之一的保加利亚，小农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亚洲国家中的日本，农业人口也从1947年的52%降为1989年的23%。\[1\] 不过，到上个世纪末，整个地球上仍然还有三大地区的人口依旧主要是小农阶级。这三大地区分别是：中国、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世界上所谓的“低收入经济”基本上都在这三个地区。 程晓农（以下简称“程”）：20世纪是人类探索社会进步和发展模式 的世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难，到现在仍处在制度转型和现代化的探索期。关起门来，中国人尽可以忘却“大跃进”和 “文革”时代的荒唐，为过去20年当中终于有了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打开“窗户”看世界，似乎值得骄傲的成功就不那么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国以有限的人均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实，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农产量居世界第一。\[2\] 而那时的英国，若不是有北美大陆为它消解了被马尔萨斯看作灾难的人口压力，恐怕就内乱丛生，没有办法外拓疆土，成为让世界各国仰视的“日不落帝国”。所以，如若以“养人”论“成就”，那清初至中叶的康乾盛世岂不更“辉煌”？中国当下的进步究竟若何，可以用少数繁华的都市经济自夸，但如以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为判断依据，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就绝不能离开农村问题谈社会进步。 何：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亚洲有两个巨型国家没有完全享受到20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这就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位于东亚的中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努力，这两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的70%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 比较这两个国家，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曾以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傲视世界，并且同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更可惊异的是：两国的历史文化在被现代文明消解的过程中，不但未被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反而成为一种异常沉重的现实负担。其次，两国都是超级人口大国，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则“荣膺”第二。不过让中国略感安慰的是：据说由于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如中国严厉，20年后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迫于人口压力，两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欢以留学的方式外迁，中国的下层民众则还喜欢采用高风险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将保障移民权利列入宪法的美国则成为两国移民的首选之地。在美国留学生里中国人数量最大，其次则是印度。现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中许多技术人员都是印度人与华人。再次，两国奉行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同样陷入了高度腐败的泥沼。在每年“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名当中，两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总是名列前茅。印度的腐败因新闻开放而为世界所熟悉，这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为证。而中国则“明智”地坚持不完全开放，所以尚未成为国际上研究腐败的经典对象。 中印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少数大城市高度繁荣，广大农村周边地区则极其落后。不过中国近20年改革过程当中冒出了少数新兴小城镇，印度这类新兴小城镇相对较少。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圣牛的“遗矢”，气味难闻。中国人则可以骄傲地宣称：中国的几个用来装点门面的“现代化橱窗” 城市相对要干净靓丽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没让国际花园城市的评委们观看臭气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评为世界花园城市；而印度就没有评上世界花园城市的“现代化橱窗”。可以说，中印两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注定了它们要拖拽着“小农阶级”这个前现代社会的庞大尾巴进入本世纪。 程：与南亚和非洲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过去50年里为了现代化进行过惊天动地的制度试验，但并未因此而把中国从世界上的落后组群中拽出来。中国尝试过农业集体化，乃至其最高形式“军事化作业”加“大食堂”，付出数千万条人命的惨重代价后，才又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重新退回农业的个体经营模式──人口压力也迫使中国没有办法推行农业现代化，否则被从土地上抛出来的农民将无处可去──这一期间，中国曾经有过上千万农民离乡进城的“大跃进”式工业化，也推行过县县“五小工业”遍地开花，旋又发展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化模式，最后还打开多年锁闭的国门请来了港台资企业。这种种措施无非是一个目 的：为成千上万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找到谋生之路。 尽管80年代前期因农村改革创造出的一次性制度变迁效应，曾产生了短暂的农村经济繁荣，但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城市经济的发展始终无法充分吸纳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科技进步使得企业迅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及资本密集型过渡，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而来自传统农区、完全未经任何现代技能训练的低素质劳动力也无法适应科技化时代的技能要求。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大学毕业生分配日益艰难，中国又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不少大学生选择“考研”这条途径以增加“就业资本”，近4年来每年“考研”的学生数量都以30%的速度递增。有人将此现象戏称为 “就业问题缓期3年执行”，而近两年来大学大量扩招本科学生其实也具有这一功能。在此大背景下，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个习称“三农问题”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又再次突显出来，让社会重新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陈年积痛”，也让一切真正关心中国现实的研究者们痛感“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何：中华历史几千年，农民一直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安农则安天下，而安抚农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驱农归田”，让农民有田可种。而现在种田却成了一件边际收益为负值的产业。世代务农的农民突然发现，不种地无以为生，种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种不如少种。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的湖北与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农民，有不少已离家外出，做各种营生谋生，土地因此撂荒。\[3\] 湖南省涟源市枫坪镇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亩，人均耕地只有0.72亩，比 最低生存保障线还低0.08亩，但因种田无法养活自己，该村家民纷纷离家外出，抛荒土地多达130多亩。而整个枫坪镇抛荒土地就高达1,500多亩。\[4\] 有人具体记载过乡下亲戚算过的一笔账目：一个农民家庭4口人，种了6亩地。由于山区自然气候原因，庄稼人都是靠天吃饭；1999年，该农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麦子，去年收成好些，4口人总共收了3,000多斤麦子，麦价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光买化肥就花去200多元， 况且还要留下2,000多斤麦子充口粮，剩余1,000多斤卖不到500元；而村提留、乡统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农业税等等，每人需上交153元，4 口人就是612元。为此作者的表哥感叹，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种田的收益还没有支出多，上交款还得靠卖猪和出外打工的钱补贴。更让农民委屈的是每人 65元的特产税，当地的“上级”强迫农户人均种0.4亩辣椒地，以便据此收农林特产税。但遇上好年份辣椒每亩的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往往绝收，可是乡政府仍然强行照收种植辣椒的特产税。在此情况下，农民都想退责任田。\[5\]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农民的承受力略强一些而已。 程：其实，农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现。我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经笔者分析，全国各省农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即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可以在各年之间比较的收入）后发现，从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广东、浙江、黑龙江四省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勉强赶得上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在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农村居民最富裕的广东和浙江，1994年当地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仅及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宁夏、湖南、贵州五省区的景况则是今不如昔，这些地区农村居民1994年的实际收入不是比1987年还少就是和1987年一样、毫 无增加。\[6\] 此后越来越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的境况。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组“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实际上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经济统计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若以此来估计全国农民的消费能力，会出现明显的偏高误差。这一点，其实可以依据农村消费品市场需求多年不旺这一事实做出侧面判断。 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民务农的现金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势，统计局为了“突显”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喜欢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这个指标，而不太愿意比较 “农民现金收入”这个指标。因为使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指标，就可以把农民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折价计入；即使农民手头的现金越来越少，只要把他们家中的存粮数根据需要计入收入统计，就仍然可以“凑”出一个农民收入“增长1-2%”的数字来。由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一再下跌，农民如将收获的农产品全数出售，将严重亏本，他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越是以农业为主的省区，农民纯收入中这一部分无法变现的“收入”所占比重就越大。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四出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的小康生活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经济陷入困境，中国的都市繁荣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从9亿农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从几个繁荣的大都市出发认识中国现代化问题，完全有可能误判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大局。 何：农民不愿意种地，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由此我想到了中国一向很重视的史学今日之命运：中国文化主流共分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史的地位仅次于经，侍讲官给皇帝讲经之外还必须讲史。然而这门学问到近20年里却一败涂地，陷入无可挽回的衰落状态。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史学藉以立身的功能——“以史为鉴，可知兴亡”这时已经丧失了，当今社会已经无法从历史中找到任何可供参考的统治经验与制度借鉴，于是史学也就成了道道地地的 “死学”。以农民问题为例，二十五朝“安农”的历史经验，在今天恐怕都已经没有多少借鉴意义。时移势易，这些新时期的新问题还得依靠我们自己摸索解决。 中国的“三农”问题确是任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不能回避的。“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小块绿洲，大海风涛一起，绿洲也就会随着倾覆，这已经是近代史以来几次大的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乱摊派令农民处境雪上加霜 程：近年来，让人非常痛心的是，正当多数农民处于生活艰辛的状态时，县乡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 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有的甚至说，“三提五统”快把农民压垮了。 何：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农民上交的各种税费相对于农民所得的各种收入来说确实太重了。各种税费太多，其中许多属于乱收费。农村里流行一句话：“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这里的“三税”指的就是乱收费。许多地方农民对抗的其实就是乱收费。 农村为什么要乱收费？虽然地方政府经常以补充民办教育经费等作为增加税费的堂皇借口，实际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养乡镇干部。中国的政权历来建制到县，改革开放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到了现在实际上已经将乡镇政府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条条林立的机构部门，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它们都打着为农民服务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往往是以此为名，强行向农民要钱来养活自己，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即使是在村一级，也有很多人利用各种关系跻身此列，成了“不穿官服”的官吏与准官吏。《中国经济时报》登载过一位老农写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这位老农谈到，20多年前，他所在的乡只有30多位干部，现在却有300多位。要养活这数量日益庞大的干部，钱从哪里来？最后必然是从农民身上刮。 一些地方形式上设立了农民“负担卡”制度，目的是为了把摊派透明化，减少乱摊派。1997年，江苏省通州市曾就农民负担问题做过一次专题调研。 该市农工部部长指出，近年来农民负担增加的绝对值很大，有些乡镇把不该列入“负担卡”的服务收费和其他收费统统列入负担卡，如联防费、农机管理费、广播收听费、合作医疗费个人支付部分、自来水建设费、有线电视建设费等。这就大大扩大了依照正式文件规定农民本应负担的费用。 程：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不再象80年代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绌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必然要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养活基层官员。 虽然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也试行过所谓的“机构精简”，但干部人数并未减少，只是把一批可以创立收费名目的行政机构从财政预算列支改为“创收自养”。这表面上减少了党政部门内列编开支的正式官员人数和机构数，但同时却形成了许多靠乱收费、乱罚款为生的准政府机构(如乡一级的计划生育办、司法所、 民政所等)，为这些机构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名搜刮民财打开了“合法”的大门。这些机构本来是行政管理部门中必不可少的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政府让农民缴纳税收的理由就是为了要支撑这些部门的运转，而这些部门既有财政支持，则提供公共服务时就没有理由乱收费，至多只应收很少一点业务成本费，这是世界各地 正常国家的普遍情况。而现在中国一些省份却把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部门“改革”成完全靠收费养活的准政府机构，从而省下正常税收去养那些多余的、没有理 由收费的机构和干部，这实质上是强民所难，借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而转嫁公共服务成本，向农民变相收取“公共服务税”；同时也“逼良为娼”，引导着这些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机构借服务为名、行搜刮之实。结果一些机构为了提高其干部的收入或增加买车配手机的开支，而将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变成了趁机敲诈勒索，出现了许多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现象。例如，司法所盼望农村里的司法纠纷越多越好，民政所则希望农民离婚多，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多“创收”。更荒唐的是，计划生育部门一面抓人刮宫结扎，一面又盼着农民计划外怀孕；村里有人赌博了，乡派出所反而暗暗高兴，因为这样才有理由对农民处以巨额罚款，为该机构的人员多发钱。这些情况早在5年前就日益普遍化，1996年有学者突破县乡干部的阻挠，深入河南各地农村调查，发现了大量这类实例。\[7\] 只要这支庞大的编内、编外官员队伍存在一日，地方政府就必然多方设法摊派。中央政府对此其实心中一清二楚，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往往不过是表面文章，明知禁而无用的。而且，庞大的县、乡几级编内、编外干部不但要吃饭花钱，甚至也想向沿海繁华地区的官员消费水平看齐；他们不但想过上“小康”生活， 还想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例如，70、80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现象，中央政府似乎也呼吁过“要解决公车私用”的问题，不过，一涉及到各级干部的切身利益，这方面的改革就照例 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悄无下文。 当前全国乡、镇、村吃“三提五统”的脱产人员已达1,400万人\[8\]。即使不再从农民中吸收新干部，光是每年安插复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技校毕业生等，就必然增加上百万人。据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的张培森、刘佐分析，各级政府的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数额，早在1996年就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与正项税收的规模相当。\[9\] 5年来这个比例又大幅度上升了。这个惊人数目中很大一部分就着落在农民身上。所以，从90年代初起农民的负担就逐年加重。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5年，农民人均承担的各种税收、集体提留等费用，年均增长幅度高达18.1%，是同期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1倍 多。\[10\]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记述过河南省太康县一个“既有经济头脑，且很有些思想”的苹果园主刘某1996年对他说过的话：“税收既多，又重，摊派的名目，多得没人搞得清楚。事实上，乡、村干部从来不向农民说清楚，沉重得令人无法忍受。每年夏收、秋收刚一结束，乡干部便带着乡派出所公安人员进村催征，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惊慌、恐惧当中。”\[11\] 这反映出可怜的中国农民的心声，听起来好像是时光倒流到了民国时代。可惜国内的媒体很少能登出这样的声音。 何：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9年公布过一个调查结果，全国农民纯收入中平均有5.2%以税费形式交给了国家和集体，另还有其他各种摊派负担，占纯收入的比重是：东部省份为3.5%，中部省份为7.3%，西部省份为5.5%；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类摊派对农民造成的负担也相对越重。\[12\] 政府规定“三提五统”的征收绝对额不能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对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地区的农民来说，支付这个数额问题不大，而且可能也觉得负担不重；比如，广东地区将近一半农民不再务农，对于这一群特殊“农民”而言，这些税费确实不算什么沉重的负担。\[13\] 但是目前全国农村还有52% 的农民家庭仍然处在勉强温饱的状态，对这些低收入户来说，纯收入中自种自收部分本来就大，现金收入很少，占纯收入5%的税费很可能就会占其微薄的现金收入的几分之一。因此，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说不是个负担的税费，对于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民家庭却是个实实在在超出了承受能力范围的负担。 江苏省通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曾很认真地撰写了一份“关于全市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报告”。由于报告的执笔者非常认真务实，报告内容与通常的官样文字不同，能够反映出农村中明文规定的“三提五统”之外的乱收费情况。该报告透露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加重农民负担的并非只是乡村两级组织。该报告透露，据对12个乡镇的不完全统计，1997年农民负担的绝对值平均增加了40%，最多的乡镇增加74.6%，高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20个百分点左右。有的农户当年的负担总额比上年增加几倍。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一些乡村填报的农民纯收入数字水分较大，收入数虚涨，提高了农民的实际负担系数， 因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第二，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兴办的各种工程项目建设，也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基层和农民的负担。如公路工程等，每个乡镇要负担几万元，多的近百万元，这些钱有的乡镇用“以资代劳”集款，有的乡镇则按每位劳动力或人头收取。第三，文件规定之外的负担过重。如各项捐款、“两化”达标、农村改造饮用水系统、平坟复耕费、适龄青年征兵费、联防治安费、教育集资、借资等等。虽然这些大都是为民办的实事好事，但都超出了当地政府本身的财力，一般都要靠强行摊派才能进行。\[14\] 通州市人大还算是关心农民利益的，而有的地方政府简直就贪婪得无法无天。例如，安徽省枞阳县钱铺乡政府为了搜刮民财甚至非法设立本地的“私税”：不管农民有没有收入，按人头强收“个人所得税”；不管农民是否生产“特产”，一律征收“特产税”；实在编不出别的名目了，还要硬设一个“其它收入税”。\[15\] 这种现象显然不是个别的。 许多乡镇政府一方面非法乱设税费、搜刮民财；一方面到处举债，以致于乡村政权组织过度负债，而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据对湖南农村全省乡村负债问题进行的调查，1998年湖南全省乡村政权组织负债总额已达59.3亿元，负债乡村政权的比例高达88.4%，平均负债额达200万元。这些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这样一些开支，公款私用、挪作他用、挥霍型的小车开支、租车和招待费用等，甚至还有乡干部利用公款给三陪小姐配BP机的支出。 \[16\] 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靠农业收入已经难以支付摊派费用了，他们往往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来支付摊派。这不仅标志着当地的农业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乡村政府的开支需要，而且意味着，很多内地乡村政府的摊派已经通过外出民工的腿延伸到了沿海地区，通过对本地籍民工的外地非农产业活动征收税费来维持其开销。据报道，湖北省监利县某村村干部甚至“远征”海南省海口市的一个垃圾村，向举家到海口拾垃圾谋生的本村村民催要摊派款项。\[17\] 由于农民不堪重负，全国已发生多起农民对抗乱收费的事件，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在与政府对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型的“农民领袖”，他们是当地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挺身而出表达农民的利益要求与其他呼声。\[18\] 《南方周末》去年的一篇报道曾引起轰动：江西《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印制了一本增刊，名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搜集了各种中央有关农业政策的红头文件，以便农民据此掌握哪些收费属中央规定要征收的，哪些属于地方自定的乱收费，结果该刊却被当地政府视为“反动刊物”，该杂志主编只得流浪在外四处躲藏。\[19\] 四川省重庆市巫溪县渔沙村上百村民曾为逃税而躲进深山，一位农妇因不堪重负而自杀。\[20\] 可见乱收费在农村已成为“猛于虎”的苛政。 程：近几年来，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够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收粮队”（类似于“二警察”）之类的队伍，以便用暴力强迫农民交纳摊派。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出现了“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必然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进一步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这种“官逼民穷”的“恶性循环”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随着基层政府机构的寄生性和掠夺性特征日益被农民所认识，矛盾和冲突必然逐渐积累起来， 朝着爆发点逼近，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的社会效应。 农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 何：从政府颁布的统计数据来看，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就转入了低增长阶段，1998年农民的现金收入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零增长。 \[21\] 2000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报告说，在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工资达到16,641元、北京达到14,054元的今天，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210元，其中52%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尚处勉强温饱阶段；另有26%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至 2,999元之间，算是温饱有余。\[22\] 由此观之，在全部农村人口中，勉强温饱的农村家庭大概占将近四成多。有人将中国农村的贫困归结于农民负担太重，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不能解决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中国农民总体贫困的根源其实并非负担太 重，而是农业人均产出低，人均剩余少。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如果光看有关部门颁布的种种总量数字，或许会让人产生沾沾自喜的感觉。例如，当回顾九五期间农业生产能力稳步提高时，报纸上介绍说，九五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达50,485万吨，基本稳定在5亿吨以上，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年均产量分别为2,320万吨、8,968万吨、5,353万吨和3,730万吨；从总量上来说，我国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23\] 这个“首位”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比较各国经济水平的高低不是玩总量数字的“比大小”游戏。自从人口学成为一门学问之后，人们就已懂得，要按照人均占有财富量和人均生产率来衡量一国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如果将上述总量数据按中国人口总数计算平均数，或者按中国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数，我国单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下这一事实就无法回避。仅以粮食一项来计算，3亿多农业劳动力生产5亿吨粮食，人均3千斤而已，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要用来养活9亿农村人口，每个农业劳动力能够出售的余粮不过几百斤。那些“宏大”的总量数字完全不能掩盖中国是个农业弱国的真相，“农业总量大、人均剩余少”从来就是个突出问题。 自从20年前恢复小农经济以后，解除旧体制的束缚曾一度带来农业的繁荣，1979年至1984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比1978年高了好几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主要是人民公社时期被压抑下去的生产率的反弹。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业中累积的各种积弊正在逐步释放出来，这些积弊包括：生产手段落后，亩产达到极高水平的情况下边际报酬严重收缩，劳动力生产率太低，农村社会组织形式落后等许多问题。因此，中国农业逐渐又现出疲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路下滑，1998年仅占18.0%\[24\]，有关材料显示，近几年这一比例一直未变。与此同时，国家从农业当中再也得不到多少积累，1999年国 家财政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收上来的是1,000个亿\[25\]，而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0,000亿元\[26\]，也就是说，农业这个中国劳动力投入最多的第一产业对社会的贡献额只占国家财政的十分之一。事实上，收上来的这点农业税甚至还比不上返还到农业口的农林水利等财政投入。改革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大体上恢复到市场调节为主的正常状态，从经济能力与技术上来说，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为什么仍然坚持实行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作模式，主 要原因就是人口压力。 程：任何社会的分配与再分配都只能建立有剩余的基础上，按照中国农业这种低效益的产出，农民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和占劳动年龄人口50%的劳动力，是无法依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8%的农业养活的。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指出：随着人口增加，我国9亿农民人均0.1公顷土地仅够维持生存，1998年纯农业收入产值达到13,839亿，但人均只有1,537元，扣除2/3自给自足部分，实际收入只有约500元；因此可以认为，大多数传统农业的种植业亩均收入扣除固定成本和活劳动成本已经是负值，农业本身谈不上剩余；但是在80年代农民收入增加时期建立的农村上层建筑必须获取农业剩余才能维持，于是就出现了竭泽而渔的乱收费现象。\[27\] 何：其实农业不能产生剩余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剑桥学派的埃德温.坎南提出的适度人口思想就是指劳动力与土地面积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他指出：在任何一定时期，在一定土地面积上生产而获得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是一定的。换言之，在既定时间里，其它条件不变，随着劳动的增加，收益会按比例递增；但当劳动增加到最大收益点时，则收益不再增加，与最大收益点相适应的人口数量就是一个社会最合适的人口数量；当劳动的增加超过这一定点，则收益会按比例减少，出现边际报酬谢递减现象。美国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在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里就专门用中国华北地区的资料论述过“高水准均衡陷阱”的概念，其含义是，中国由于劳动力过剩，以致于农业耕作集约化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状态。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本书里也专门谈过这一问题，并专 门引过包世臣《郡县农政》一书的记述：“凡治田不论水旱，加粪一遍，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包世臣谈到，水田一亩需要八九个工，按亩产1.5 石计，加做一个工只增产三十分之一；在复种的情况下也差不多，种双季稻只比单季稻增产20-35%。也就是说，早在清代就有人意识到，单位面积产量不能与投入的劳动力按同比例增加。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为99,938.5千公顷，人均1,030平方米、户均耕地面积 5,730平方米；到了1995年，在耕地面积下降了4.5%、变为94,970.9千公顷时，人均面积却锐减24.3%至780平方米，户均面积锐减 28.8%至4,080平方米。\[28\] 这个惊人的下降速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继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这种耕作规模小型化距离现代农业所要求的农民人均耕种面积相距越来越遥远。 有人曾经这样比较：按目前德国的营养标准衡量，一个德国农民平均生产55个人的食物消费量；而中国是65%的劳动力（全部人口的28%）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农民平均养活不到4个人──相当于他自己的家庭人口数──而摄取的热量与蛋白质却比德国的水平低得多。这一计算以中国农村家庭平 均4口人为依据，实际上农村家庭平均人口高于5人。我再补充一点：如果要是计算养活中国农民所需要的生态成本，应该说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比如在大小凉山地区，养活一个人需要铲平几座山头的草木才能种出一些小马铃薯供吃与做燃料。有的环保人士到西南与西北地区考察，看到此情此景时惊呼，“一个人 等于一台铲草机”！所以，片面强调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其实是个思维误区。衡量劳动力价格不应只考虑劳动力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货币工资，而必须按生产及维持这些人民的生活并使整个经济付出的实际代价来衡量。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农村总体贫困的根源是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无异于雪上加霜。我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那些资源禀赋太差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喂奶过日子”，即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生存。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出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就算乱收费问题解决得比较到位，也无法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何处去？ 程：过去50年中将近一半时间因推行强制农业集体化使农业低产、农村贫困的局面更加严重，但由于同时实行了严格的户口和迁徙管制，农民被束缚在祖辈居住的村子里，再穷也只能干熬着。80年代初，农村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农民也多少有点陶醉在失而复得的小农田园梦当中。但很快中国的一个致命问题──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就重新暴露出来，农业收益递减，对农民的摊派日益加重，逼迫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另寻谋生之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成为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 何：过大的人口压力使得中国近3百年来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被新增人口蚕食殆尽。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按人口分口粮的机制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育欲 望。改革之初，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积极性获得提高后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也模糊了大家的人口危机意识。后来认识到这一问题时，大家也以为只要推行人口城市化，就会逐渐缩小城乡经济的二元对立。我记得那时候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是大学里经济学专业学生最欢迎的书，勃兴的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激起了大家心中的无限希望。中国农民的所谓“三元就业模式”──指农业、乡镇企业、跨区域流动就业──也就是在这时形成，并被大家视 为消化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一条长期有效的途径。 在城市就业还不算非常艰难的1998年，据对38个县市的调查，农民外出就业占农村劳力的六分之一；在低收入县市，外出就业占农村劳力的 20%，相当于当地非农就业的85%；而在高收入县市，流入劳力相当于当地劳力的28%，当地乡镇企业职工的67%。1989年至1996年这些县市外出的农民工共寄带回家乡348亿元；在22个低收入县中，1996年带回乡的资金为45亿元，1989年至1996年寄带回乡资金达220亿元。\[29\] 从全国来看，1998年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约占三分之一，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占57%，来自非农部门的部分已达43%。\[30\] 经济发达地区的不少农民已告别土地，如浙江农村早在1996年就已有55%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到1998年，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已超过8,000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劳动力人均收入超过万元，是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的4倍。\[31\] 程：中国的情况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而农村人口增长率又相当高，所以按通常速度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无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城市化过程后，农村劳动力就逐渐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去了；而中国的城市经济部门本来就一直面临着连城市劳动力都无法充分吸纳的困境，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指望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使得这成为三元就业中相当重要的“一元”。而乡镇企业因其对中国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也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一项引以自豪的成就。 1996年是中国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的一年，超过1.3亿人。\[32\] 此后，随着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乡镇企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开始面临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调整、收缩、整编、改制、淘汰，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乡镇企业连续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上千万劳动力。这就使得离土不离乡这条路对于广大农村低素质劳动力来说，已经不再是一条畅通的坦途。1996年以后的3年中，乡镇企业的增长率都低于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经跌到14.2%。与此同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日渐枯竭，1996年以后的3年当中，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所以现在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员已经低于1.2亿人。 \[33\] 正当乡镇企业开始吐出农民工时，城市吸收农民工的大门也同时变窄了。9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用银行贷款喂养低效率、高浪费、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虽然暂时维持住了表面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就业，并得以回避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在意识形态、社会控制政策诸方面令政府极为头痛的任务，但却埋下了银行坏帐高筑、风险丛生、金融系统可能崩溃的隐患。90年代下半期，为了挽救金融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部分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政策，结果国有经济部门立刻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数千万国企职工陆续下岗。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4个吸收农民工最多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出台了一些规定，要求企业雇佣劳动力时必须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从而限制外来劳工的就业机会。 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20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像，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一些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发展小城镇、提高城市化进程以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发展战略，与当前城乡共同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就业压力相比，总令人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而且，中央政府把有限的城市开发资金都集中投入到少数作为“门脸”的大城市，以吸引外资，而内地省县财政早就捉襟见肘，指望地方财政资金开发中小城镇其实是“望梅止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逼着县市地方政府开发小城镇，必然是把开发资金的负担基本上转嫁到农民头上，进一步加重已经超过极限的对农民的摊派，也为地方官员通过市政工程建设中饱私囊打开方便之门。结果很可能是，小城镇建设“虎头蛇尾”，空有道路、宾馆、绿化带，却没有多少能生存发展、吸纳就业的新建企业，农民被挖得更苦，而地方官员的腰包则又鼓起来一块。过去几年不少内地县城开发的结局不恰好证明了这点吗？ 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的核心问题在于企业发展，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国目前从上到下都缺乏、甚至不愿意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体制作深刻反思，因此也始终未真正从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可行而有希望的企业发展模式来。这其实充分反映出“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弊端，即得过且过、短视保守。如果说这是嗜权如命的官员的通病，那么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跟着“起舞”、一味粉饰颂政的。中国虽然有那么多顶着学衔名望的经济学家，可惜，其中大多数却只是热衷于“奏折”和“圣眷”，很少有人敢于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说几句真话。 城乡差距返回原点 程：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小农阶级的萎缩相伴随的是城市化之后城乡差别的消失。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番景象，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中去，城市的高度发展多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在亚洲国家尤其如此。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经常以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而自傲，中国现在也有不少城市政府把建成百万人口大市悬为现代化的一个目标而列入城市发展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人口的这种快速机械式增长，往往也使城市发展陷入一种极端无序状态，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不少城市都出现了大量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周围缺乏排污系统，垃圾成堆，成了市容的疮疤；市内交通系统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过时的公交系统令居民上下班通勤格外辛苦，而城乡之间的联结更是支离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就变得坑坑洼洼，难于行走。 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喜欢用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以及内部装修豪华的宾馆，组装成各种“现代化的橱窗”，炫耀着现代化水平，让国际社会从这些“橱窗”中了解该国的“成就”。不管这些“橱窗”多么漂亮，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只要深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就会发现广大乡村千孔百疮，成为这些国家难以愈合、正在流血的伤口。最近1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突飞猛进，由此看中国似乎颇令人振奋。迈入新世纪的中国也拥有了几个堪称现代繁华的都市“橱窗”，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从这些都市居民的眼光去看，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个人电脑普及率和上网率越来越高，城市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些都市的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 人生出对未来的种种信心和美好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景，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蓝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另外，在苏南、浙东、广东沿海地区也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初兆。但是，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一直未踏入广大的内地乡镇。 近年来，中国的媒体出现了一种倾向，关于“大好形势”报道的取材偏重于上述“橱窗”地区，似乎把中国的形象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可能以为这就是跨入21世纪的中国。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中国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这么一小块地域再繁荣，也不可能带动全国经济。而在占人口90%以上的内地，不光是农村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中小城镇的居民现在多半也看不见个人前途方面的“新世纪曙光”。在这些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只是因为物价低而得以勉强糊口，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唯有设法挤进政府机关里才能谋碗饭吃。 目前，城乡差距已再度拉大，又回到了改革之初1978年的水平。在20多年的改革过程当中，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70年代末差距很大，80年代中期逐步有所缩小，但是从80年代后期又开始不断扩大，到1999年这种情况就非常明显。该年农民现金收入的名义增长率是1.9% \[34\]，而同年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增长率是7.9％\[35\]，在城乡收入增长的差距本来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10月份国务院又给城市的干部和职工增加了 一轮工资，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有人算过一笔帐，在目前的情况下，2.7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如果再考虑到因家庭人口结构、支出结构和摊派等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家庭负担系数高于城市劳动力，农户的收入中要支付生产经营费用乃至投资，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完全用于消费，再加上农户收入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被各种摊派夺走，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差距之大是显示而易见的。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来看，年均生活费支出方面，中国农村居民有近八成（79.8%）的家庭年均生活费不足2,000元，且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1,500-1,999元3个档次；只有近两成（20.91%）的家庭年消费支出水平在2,000元及以上，其中2,500-2,999元的占4.39%，3,000-3,999元的占 4.07%，4,000-4,999元的占1.65%，5,000元及以上的仅占2.44%。\[36\] 何：中国农村的贫穷还可以从消费市场的份额上看出。城乡差距再度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7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40%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与20%的城乡储蓄，而与此同时，却是全国主要耐用消费品行业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50%。以彩电为例，城市普及率已经达100%，而农村却只有 10%。\[37\]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从1995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49.9%下降为41.9%，农村居民从58.6%下降 至52.6%，后者比前者少下降两个百分点。\[38\] 程：我也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的数据做过计算，发现1999年中国内地20个省约7亿乡村人口人均年购买消费品仅574元；沿海省份及都市郊区农村人口约有2.6亿，其人均年购买消费品的数额也仅为1,603元；而京沪两市及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城市居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9％，他们人均年购买消费品数额达11,819元。也就是说，全国将近1/4的消费品是卖给这仅占全国人口不到5％的两市三省城市居民的，而占全国人口56％的内地省份农村人口只购买了全国消费品的1/7不到。事实上，在两市三省这些中国最富裕的城市里，城市人口的一半也是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并不高，所以这个关于最富裕城市平均消费力的数据掩盖了人数约在千万左右的中国精英阶层的超级消费能力。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大约眼下全国有1％到2％的人口高居于收入和消费 金字塔的顶端，全国媒体上的商品广告基本上是做给他们看的，而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内地省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只是前者的1/25。这就是今日中国之城乡差距，而且这一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城乡差距的扩大也与政策上的城市偏倚有关。最近几年来，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在增加内需的名义下不断动用财政资源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身居农村的半数国民还处于勉强温饱阶段，他们比“吃皇粮”的人更需要帮助。可是，政府增加国民的收入时，首先想要照顾的总是正项收入不差、额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员，而贫困的8亿多农民却被悄悄地“遗忘”了；但提到扩大消费品销售时，就想到要让农民多花钱了，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民过得好一些，而是要减少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库存。一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呼吁，要打开庞大的农村市场，让农民们多消费，这样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才有销路。当他们建议如何进一步挖农民们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时，却懒得去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多年来农村市场不但无法扩大，相反却正日益萎缩。 中国部分学者的“都市偏倚”倾向其实是政府的相同倾向的反射，他们不但很少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甚至连农民贫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不用再让都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代替政府去资助农村的穷孩子完成宪法规定的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小学“义务”教育。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环”而已。如此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并非“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础”，乡下人的困境就不那么“重要”了。 进入90年代以来，8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活跃的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与80年代的情形相比，出现了非常鲜明的反差，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又一个原因。在80年代中国研究改革的专家学者里，最强的队伍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属下的一群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得以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80年代末，这支队伍被故意打散了，其成员一再受到刻意打压。此后，虽然还有少数学者继续坚持不懈地研究“三农”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团队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视。在“三农”政策讨论中，决策者转而依重行政技术官僚。但是，行政技术官僚具有处处唯 “上意”是从的特点，往往不尊重扎实客观的系统调查和政策研究中的学术底蕴，使得90年代有关“三农”政策的研究质量明显下降。中国失去了研究分析“三农”问题的强势团队，并不是件好事。更何况，90年代的“三农”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涉及社会问题，甚至关联到政治改革。10年以后，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面对今天农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见到个别学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记者的零星报道，而再也看不到80年代那种脚踏实地、以第一手调查为基础、有充分说服力的系统整体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关“三农”的政策制定与这类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 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解决农村的乱摊派问题 程：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的一次性制度变迁效应不可能长期支撑农村经济的持续高涨和不断繁荣。一些经济学家以为，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 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从此即可踏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了。可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是，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这种倾斜加快了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剧了对农民的盘剥。先是在80年代后半期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压住农产品价格，以施惠城市消费者。然后就是90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何：说老实话，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中国农村的贫困不完全是城市偏倚所造成的。有些政策向城市倾斜是事实，但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多兼顾一 些农村，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事实上，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的根源是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人均耕地太少、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在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无法从根子上解决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从短期内来看，克服城市偏倚倾向可以缓解一下农村问题，但是还是脱离不了“给农村喂奶”这一格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 题。根本问题是必须缓解人口与资源比例失调的问题。 更何况，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早已迫使人们向大自然过度索取。环境问题专家指出：中国已有38％的土地面临沙漠化的危险，不少所谓的“贫困地区”已不适宜人类居住，在那些地区扶贫，只不过是用高成本维持部分人群的低水平生存。 程：那是一个长期性目标，与近期内缓解农村问题的严峻压力并不矛盾。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一项相当艰巨而重要的任务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村改革， 缓解农村目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局。“三农”问题大概是本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方向是发展农村经济，但现在的许多长篇大论谈的多是短期内无法见效的设想。目前官方提出来的措施也多半都是几年来国内学者反复提过的，写进文件里也不止三五回了；这类措施以往未见效 \[39\]，今后也很难让人相信就有神奇功力。眼前应该立刻解决的是别让农民过不下去，或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或是减少农民的负担，或两者齐举，总要有一些措施来缓解农村困局。 在与美国政府就加入世贸开展的谈判中，中国政府坚持本国的农产品补贴率不能低于10％，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则是不高于8％，中国政府甚至摆出了达不到目的就不惜延缓加入世贸进程的姿态，看上去其中相差的2个百分点似乎对保护中国的农业至关重要。其实，中国政府根本拿不出多少资金补贴农产品。据有关专 家分析，即便中国答应了美国的8％的要求，事实上也无力兑现8％的补贴率，中国现在的真实补贴率仅为3％而已，除此之外，政府就再也没有财力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补贴率了。显然，指望政府提高农产品补贴率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恐怕只能是画饼充饥了。去年朱熔基曾经提出，要提高粮食的保护价。\[40\] 其实，在政府的有限财力下提价幅度不可能大。何况，在现行体制中，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几乎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黄季昆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41\] 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即使中国政府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尽量减少甚至堵住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 何：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当时中国的东南富庶地区通过丝、茶、瓷器的大量出口为朝廷增加了岁入，使朝廷得以轮流减免农赋。如今中国同样是东南地区的荣景远盛于内地，政府是否可能调整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减轻内地的税赋呢？问题在于，如今的中央财政虽然敛得不少，却照样囊空如洗，而且负债累累。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大幅度下降，中央财政的支出一多半依赖于每年举债，如此就根本不可能再对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 程：既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无法对农村免税停赋，又很难提出其他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如何减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但20年之后农民的境况却陷入了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困难之中，由此影响到全国的经济沉入低增长和连年萧条。 可惜的是，在目前国内的主流话语中，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却似乎已被忘却了。好象经过80年代的承包制改革，农村的体制已经基本理顺，再也不值得重新关注了。 即便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也往往是针对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对农村困局的整体评估。为了掩盖农村问题的真相，中宣部今年5月甚至要求全国媒体今后不得报道农村问题。 中央政府近十年来确实曾反复多次下达过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但这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最近，中央政府在一些省份试验“费改税”改革，最后因遭到地方政府的强烈抵制而不得不放弃。“费改税”改革的本意是增加正税、降低摊派；实际结果却是，那些地方的正税增加了，但同时官员的开支和消费也把增加部分耗光了，而教育支出这一“硬开支”仍然没有着落。地方政府官员故意留下这个“硬缺口”以便要挟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既然拿不出巨额资金来补助农村基层教育（事实上即使中央政府有能力补助，在腐败的农村管理体制下这类支出也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就只好听任他们以“办农村教育”为名继续对农民大肆摊派，而摊派所得往往又被挪用于官员消费。这一“费改税”改革的失败再次表明，由于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统治机器的运作完全依赖 于地方官员利益集团，因此就失去了改革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队伍的能力，这种局面绝不是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努力所能改变的。 现在，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要彻底减轻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只有从节流入手，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及他们的开支。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 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非易事。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农村税费征收体制的改革显然无法再取得任何进展。 从更深层次看，县乡政府干部队伍持续不断膨胀的根源，是现行体制建立的基层精英向上流动机制的必然结果。现行体制对农村居民和县城、乡镇居民的制度性歧视使他们无法正常地自然移居到大中城市里生活和就业，这样农民子弟和县城、乡镇居民子弟在社会结构的等级阶梯上从低等级向上攀登的途径就变得十分狭窄，通常只能通过考进大专院校再获得大中城市里的工作，或参军后退伍转业被安排到原籍的地方政府工作，或靠关系安排进县属企业工作。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县以下村镇居民中基层精英的主要社会升迁管道。改革后又出现了另一途径，即农民子弟到城市里充当临时性低等劳动力和“二等公民”，这一道路虽能增加其家庭收 入，但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外出的“打工仔”在中国官本位的社会结构中提升社会地位。所以，那些更追求社会升迁的农民子弟仍然选择升学或参军，然后设法进入大中城市的机关事业单位谋职。 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向萧条，大中城市里下岗职工大量增加，事业单位开始自负盈亏，城市籍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农村籍大中专毕业生就更没有留在大中城市工作的机会了。这样，大批农村籍大中专毕业生也不得不回到原籍，与转业退伍军人一起，挤进县乡政府机构的窄门里求“一碗饭” 吃，同时满足他们“当干部”的社会需求。加上全国县属企业多数濒临破产，县城、乡镇居民的子弟也只剩下这一条出路。结果出现了县以下基层社会精英“千军万 马”挤进基层政府这一“窄门”的结局。只要当局还需要通过维持基层社会精英的向上流动机制来稳定基层精英群体的效忠，就只能允许这些基层精英持续不断地挤到“官”门里去，结果必然无法约束县、乡基层干部队伍的无限膨胀。如果在现行的官本位体制中完全阻塞了基层精英的升官途径，当局控制基层社会的根就动摇了。可以说，对农民的乱摊派表面上是这些基层精英的胡作非为，从本质上看，还是当局在向农民转嫁自己无法承受的统治成本。 农村体制的进一步变革只能是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80年代初取消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将面临检验。这第二场“革命”还关系到如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政治社会管理体制，必须真正按照农民的需要和可负担能力，来设定基层政府的规模、人数和功能；而不是象过去20年来那样，“量出定入”，依据政府自身的需要来设定干部人数和职能，然后强迫农民无条件地出钱养活他们。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全国乡村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农村现行政治社会管理体制的维持成本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央政府和农民的可承受负担能力，如果继续维持这一体制，势必造成农村的进一步萧条，社会矛盾将日益激化。而改革这一体制，则是一场8亿农民与几千万基层干部之间的角力，将重新奠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经过十多年来村委会民主选举的实践，农村已经逐步积累起实行这场变革的社会政治条件。对农民来说，实行这样一场变革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必定大快人心。但是，按照长期形成的集权体制的惯性，这场变革又需要农村基层政府的配合，与虎谋皮，谈何容易。20年前，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逐步推动，然后形成燎原之火，势不可挡。今后，依靠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推动这场农村政治体制变革，其势在必行已经了然。这场变革能恢复农村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但是，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胆略，是不可能主动迎接这样的挑战的，而只会漫无目标地拖延时日，“盲人骑瞎马”，直到“夜半临 深池”才勉强应付，必定为时已晚。 小农经济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何：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农民问题已积累了3个世纪。从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中国就已面临人口压力，乾隆六年登记在册的人口即达1.43亿。 当时的著名学者任启远、洪亮吉等人都曾谈论过这一问题。洪亮吉的《意言.生计篇》集中谈论了如何控制人口，洪书成于1793年，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1798年）还要早好几年。只是两个社会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英国通过大量向美洲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继经济起飞之后又连续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国那时虽也有华工出国及其他海外移民，但过剩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还是在本土移民，因此移民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也相当惨烈。1999年3月我到台湾讲学时曾偶然发现，台湾的“有应公崇拜”即与移民有关。台湾基本上是由一波波移民潮所构成的社会，先后来到台湾的移民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生存空间，再加上种族、语言、祖居地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在汉番、闽粤、漳泉、宗姓、村落、团体之间经常爆发各种摩擦，甚至演变成武装械斗或大规模武力冲突。历年来各族群中不少人死于这类冲突，其尸体往往无人收葬，只能靠官府或善心人士的帮助，或是村里人共同出资，加以集体埋葬，并在墓旁建立一个简单的庙，而庙前往往挂有“有求必应”的红布条。\[42\] 太平天国起义也是因人口压力所致，当时汪士铎就有反思，后来罗尔纲也有过专述。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就一直尝试着缓解人口压力。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实际上都是想通过改变土地资源的占有方式来寻求出路。然而，这种土地资源均等占有的办法虽暂时解决了过剩人口的就食问题，却抑制不了人口的快速增长。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人口终于从4.5亿增长到了13 亿。如果说上一世纪的农民问题是让耕者有其田，那么本世纪的问题就演变成如何让农民就业自养，以减少游荡在城市边缘的流民。现在，农村闲置劳动力过多、农业边际效益下降、赋税过重等导致小农经济破产、干部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等现象，几乎都是在重复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那段历史，情景惊人地相似。\[43\] 程：最可怕的是，这类边缘化人群正处在一种无限增生的状态中，这与中国现在拥有的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以及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有关。中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9亩\[44\]，是世界人均数的43%；而且质量不高，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有水源保证的和灌溉设施的只占40%，还有不少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其土质很差。\[45 \]在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人口的增长率恰恰偏高，本地的农业产出微薄，非农就业机会稀少，穷乡的官府搜刮得又格外狠，这就逼得那些既无适当教育、又无求职技能的农村剩余人口外流。当都市再采取就业限制政策时，这些回乡无活路、在外衣食无着的流动人口就很难靠正当职业糊口。从李自成、白莲教、太平军到红军八路，其主体均由这类流民构成。今天，这类边缘化人口的迅速增加，也许不会再演变成一批“水浒山寨”，但必然会 为黑社会组织的生发壮大提供丰富的后备军。“张君案件”就为社会敲响了警钟。 何：自从1988年发表了第一本书《人口：中国的悬剑》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牢固地根植于该国的自然性质，即资源禀赋、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之中，而生活在这块国土上的民族的文化也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在科技不发达的前现代尤其如此。这可能会被人视为“地理决定论”，但我认为这个理论不无道理。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生存环境最基本的层面就是地理环境。孟德斯鸠曾尝试用“地理决定论”解释某些问题，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的神学解释从而使“地理社会学”成为学术笑柄；再加上马克思批评过“地理决定论”，而我国在很长时期内非常热衷于超出自然资源的限制去改天换地，因此国内学者往往不敢让自己的观点中出现“地理决定论”的影子。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在这种状态下几千年来形成了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结构。不管是在山区、丘陵地带还是在平原地区，小农家庭只要调整其家庭经营中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比例，就能稳定地生存发展下去。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强，它才由中原地区逐步向周围扩张，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各地农村的主体经营形态。这种经济结构有一个特点，即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 冲动。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人口生殖状况同样令人焦虑，许多民间进行的调查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据对广东电白县正北丰村（七迳镇新屋仔管区下的自然村）的调查，该村1980年有252人，人均0.6亩水田和0.4亩旱地；而到1998年该村人口已达536人（不包括迁出的6户共 32人），而由于征用、建房等原因，人均耕地已不足0.28亩。一个生育周期（20年）不到，该村人口就翻了一番多，全村没有一户是独生子女，户均超过4 胎，最多的达15胎（存活12胎）。在当地村社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不会揭发超生现象。 \[46\] 程：文革时期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生育情况更是普遍如此。80年代全国都设立了计划生育专职机构，形成了一套制度方法，还是挡不住农民的多生多育倾向。《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1996年走遍河南各地乡村作调查，发现那里的农民家庭也很少有独生子女户，均是多胎化生育，当地干部多次告诉他这样的话，“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好超生）”。\[47\] 何：正北丰村在中国既非国家级贫困县，也非乡镇企业发达的明星村，只是千万个普通的中国乡村之一。它面临的乡村组织涣散、官民对峙等问题确实是目前亟需解决的，但我并不认为这些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只要生存的基本条件还存在，这些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问题在于，该地的生态系统根本无力支撑起这么多人口生存的基本需要，依靠传统方法耕种140多亩地，根本不可能养活500多人。这份罕见的尊重事实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该村失业严重、犯罪滋生等现象：“在村民自身无技术、无资本、低素质和环境的无资源、无工业、无组织的内外因素结合下，300多劳力有几人能以工作糊口？现在的就业情况除耕田者外有：教师6人，医生、工人、跑运输者各一人，饲养15人，开小店3人，小贩16人，外出打工55人，饲养一般是养10多头猪，今年（指1998年）多数亏本，小贩多是贩鸡，每天卖出10只赚回20多元；外出打工一般是男的做泥水建筑，每天有30-40元，女的进厂或当服务员，每月有几百元不等。而大多数常年游荡在村里的3个小店之间的无所事事者特别是未婚男青年却成了犯罪的主体。赌博是习以为常的公开摆明的事，也是他们最好的娱乐，盗骗抢却并不明摆，只是附近村中时有禽畜、厨具、谷物失踪，以及常是同龄人讲述的生动的在外盗、骗、抢、斗的惊险场面，下面需要详述的是近年来的吸毒和贩毒现象……”，这里就不再 引述那段谈吸毒的、读了感到碜人的文字了。 世界各国都把教育视为反贫困策略中的良方。这一报告也谈到了正北丰村教育问题的现状：“北丰小学现有教师10人，其中2人高中毕业，其余都曾读过初中，现有3名公办教师，其他为民办或代课教师。对于这3年来广东省大量转正并逐渐取缔民办教师的政策，笔者从学校负责人陈北忠老师处了解不少有点不可思议的信息。县教育局按文件通过考试转正4,000多民办教师。规定于1993年前入教并有民师证和中师函授证者可考试，择优转正，另据教龄可加分，有 28年教龄者免试转正，考试内容为心理学和教育学。但是，据透露，中师函授是交钱抄书拿证，心理学、教育学是背熟值120元的小册子考试，而不考文化试 （指语文和数学等）更是有人得以滥竽充数的关键。笔者（指调查作者陈锋）曾于今年（1998年）2月在小学代课两星期，了解到一些老师对比较简单的竞赛题都无法解答，甚至比不上成绩好的学生。而一些较好的年青教师却很快要下岗。对此陈老师的评论是‘好的卡紧，差的放松，重视教育不如说是在毁灭教育’。由于师资低劣，所以5年级的学生中能答出国家、省份、省城市、球类、中国皇帝中任一项的5个名称者甚少。现在几乎所有学龄儿童都入学，但由于每学期280元的学费，使在学人数逐年级减少，毕业的不多，升初中者甚少。就这样，膨胀的人口给农村带来了不堪承受的重负，同时村民又没有认识到也无力从提高自身素质上获得财富和地位。落后的教育只能酿出低素质的愚民。贫穷、封闭、落后、迷信、失业、犯罪等等就像恶魔一样伴随着今天的正北丰村。” 这份调查报告让人看得触目惊心。这样的村子在中国绝非特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我的家乡邵阳市是个千年古城，旧称宝庆府，历史上算是文化经济中等发达之地，如今除了市民的教育状态比正北丰村好些外，其余方面的情形与正北丰村亦颇类似。九成以上的国有企业都破产停产了，除了少数通过升学离开了这个城市的人之外，大多数本地青年均无工作，赌博成了男女老少咸宜、乐此不疲的娱乐活动，失业、犯罪充斥整座城市，市容极差。不少女青年到沿海城市以做娼妓、 “二奶”为生，家人亦不以为耻。 程：从正北丰村的情况还能看出，当地政府只一味借行政之便捞钱，县乡干部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农村的严重落后状况长期熟视无睹。显然，支撑这个干部系统的体制有无可推诿的政治历史责任。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村级行政组织能有效带动当地的发展。比如，河北石家庄市郊的槐底村村委会负责人依靠 9,000万元征地款为启动资金，定下了“吃区位饭，借优势兴业，走产业升级，发展三产服务城市之路”的方略，从1996年到1999年，全村的三产收入每年以80%的速度递增，1999年当年全村总收入达2,000万，其中三产占到90%以上，通过架起城乡经济走廊为村里几乎所有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 会。\[48\] 何：在中国确实有一些这种依靠地缘优势和社区负责人个人魅力发展乡镇企业而成功摆脱贫困的例子。但是，这类典型的经验不具备可推广性，不是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的条件，而且这些明星村庄的社会─经济格局会不会随着村负责人的逝去而人亡政息，也难以判断。我更关注占农村人口90%的那部分人的生存状态，为此读过不少材料，也到过一些农村，还专门请教过一些长期做农村调查的人士。各种渠道的信息表明，很多乡村的计划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实际人口数 与上报数严重不符。如1991年至1998年四川省就清理出漏统人口40.72万人。\[49\] 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一位在农村长期做调查的学者对我说过：农村里哪个乡、村的办公场所建得漂亮，那里的计划生育一定没搞好。农村里只有生活处于中间层次的家庭才比较害怕计划生育罚款，富裕农户则不怕罚，愿 意交罚款生孩子，穷户也不怕罚，大不了流落异乡当“超生游击队”。 安徽省萧县大屯镇徐屯村村民曾向《半月谈》记者反映：从过去的老支书到现任村支书、村主任，多年来就一直公开出卖准生证，将此做为“发家致富” 的捷径；第一胎价格从30元上涨到了200至300元，生多胎的则涨至上千元；几年来该村先后卖出准生证200多个，村干部藉此收款约3万余元；村干部自己也带头超生，现任支书40多岁，有3个儿子，其长子又生了3个孩子；计生专干张某30多岁，生了4个孩子，村委会主任的两个儿子生了7个孩子；老支书的侄子生了5个孩子。该村上报人口2,106人，而实际人口已超过2,330人。\[50\] 广东省吴川市覃巴村也是个“超级超生村”，该村总共600多户，6胎以上的就有100多户，最多的两家都生了10个孩子，而有5个孩子的家庭是该村常见的家庭结构。该村为何计划生育如此失控呢？村党支书容文秀说，村里超生户多，很难管理。但据村民举报，村干部就带头超生，村委会主任容观保、副主 任梁亚孔各生了5胎，村干部王伟生了4胎，村民小组副组长梁德瑞生了8胎。该村一些村民至今还被迫饮用田边沟水，村里凹凸不平的小道上垃圾遍地，随处可见臭气熏人的粪便，3,000人的大村里没有一个厕所。\[51\] 在上述村子里，可以说，除了金钱之外已没有什么能够维系当地的乡村共同体，整个秩序比半个世纪以前的乡村自治时期还要糟糕。但是这类乡村却基本上得不到政府与传媒的关注，这些乡民的生活也只能自生自灭。 湖南省桂东县大塘乡春峰村因在外打工非正常死亡人数特别多，曾偶然引起了《南方周末》记者的注意。\[52\] 春峰村是省级特困村，交通不发达，资源也 十分匮乏，该村共有1,598人，全部1,400多亩地都是分布在海拔800米至1,000多米之间的梯田，人均连1亩地都不到，而且地块很小。村里没有企业，集体收入每年只有几千元。村民们的收入来源除了每人不到1亩、每年只能种一季水稻的梯田外，就是养几头猪和外出打工。从1993年开始，该村“除非 种田的和家庭负担较重的人，其余的都出去打工了”。其中约三分之二（大部分是女孩）去了珠江三角州地区的一些玩具厂、电子厂，月工资约400元至800 元，1999年因经济形势不好，去广东找工的人很多空手而回；村里的男劳力大多在干一些挣钱多一点、但更辛苦且有生命危险的活，即出去“做砂子”（挖钨砂矿）或挖煤，经常因发生塌方和瓦斯爆炸而丧生。 每到冬天农闲时，宜章的瑶岗仙、郴州的柿竹园、临武的香花岭、江西大余的西华山等矿区都各有几千人在“做砂子”，民工都来自春峰村这样的村庄。他们合伙向承包国营大矿废弃矿井的个体老板取得某个矿洞的开采权，自备钢钎、炸药和矿灯，在废弃的矿洞里深入井下几千米，打洞放炮、寻找残余矿砂。废弃矿井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爆破时极易塌方。春峰村的20名外出打工的非正常死亡者中，有8名是“做砂子”死的，其中5名死于矿井塌方。春峰村所在的大塘乡乡长称，“整个大塘乡都差不多”。例如，从1986年至今，春峰村附近的蛟洲村已有20人在外打工时因工作场所的事故丧生，其中1993年以来死了16人，多死于湘、赣、粤等地钨矿、煤矿的矿井塌方、瓦斯爆炸。对“做砂子”的人来说，劳动法、劳动合同是完全陌生的字眼，他们与老板之间只有口头约定，从来没有人与老板签合同。就象一位村民所说的：“现在工不好做，你要签合同，老板就会要你滚蛋。”打工者丧生后，其亲属也不懂得用法律手段索取赔偿。 据大塘乡农经委的统计，1998年春峰村的人均收入为880元，其中打工者挣来的血汗钱占六、七成。据春峰村党支书称，外出打工者的收入除了维持家庭生活外，节余只够成家的费用或供弟妹读书，没有哪个人用打工挣来的钱做起生意，甚至没人能起一座比较好的房子。尽管打工收入那么少，而危险又那么 大，但春峰村人几乎没有考虑过别的活路；如果不外出打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虽然无法摆脱贫穷，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做砂子”，而是没有机会去“做砂子”；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谁将是下一个因打工而被死神唤走的人。 该村村民的生活让我想起了非洲的生态难民，象在春峰村这样的地方，土地和生态事实上已支撑不起这么多人的生存。其实，整个中国的生态在人口压力下已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且不谈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的污染或断流，只谈谈被视为财富之母的土地问题。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加以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53\] 由于生态问题与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关系不像疾病之类那样直接，中国国民的环保观念始终还处于“坐而 论道”阶段。我所工作的报社每发一篇某小姑娘被遗弃或生病无钱医治的报道，可在几天内募到数千乃至十几万的捐款；而我特意为抛家别妻十几年、在长江源头可可西里设立观测站、致力于环保工作的民间环保人士杨欣先生登了一个整版的文章，并公布了捐款电话与帐号，但居然无一人来电询问或捐款。这正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慈善捐款序列相反。 从我开始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以来，一个观念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即中国的政治社会形态与人口及资源状态密切相关。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农民的世纪，是由人口的“量”决定政治的“质”的一个世纪。而所有制模糊的土地政策与财政扶贫的结果，摧毁了人起码的尊严──健康人应该凭借自己的劳动力生活，这本是人起码的尊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策所起的总体效果是，让生育者不必计算生育成本、不顾自然资源的限制而生育人口，并将抚养人口的责任由家庭转 移给社会。如何评说这个世纪对后世的影响还有待历史良心的出现。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除了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之外，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伴生着小农阶级消失这一过程；这与城市化过程中现代经济部门不断吸纳从土地上被抛出来的无地农民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中国由于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再加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日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未受过足够教育、亦未经过任何技能训练的农村劳动力无法适应现代经济部门的要求，更兼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扩张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故此广大无地农民无法进入现代经济部门，正成为整个社会“多余的”边缘化阶层。老实一点的农民可能会像春峰村村民一样做牛做马地生活下去，不少报道都谈到了在三资企业（主要是港台资本与南韩等“东亚龙”国家与地区开办的企业）的打工者的悲惨处境，实际上就是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造成的。 1998年12月，我值班时曾处理深圳特区四海制衣厂江西籍打工者徐章水因劳累过度而暴死事件。当时是生产旺季，该厂的工人连日加班，20岁出头的徐章水连续加了48小时班，回到宿舍躺下后就再也没醒来，七窍流血而死。我当时问该厂工人，这样连续加班是违法的，为什么大家不提意见？工人们面面相觑，最后告诉我，他们不敢，怕被开除，因为这份工来之不易。我再问该厂老板，为什么要这样违反劳动法超时连续加班，酿出这么大的事故？而老板却对我说：“我自己也奇怪，我这家厂的待遇确实不好，工作时间长，工资也不高。我经常对工人说，你们嫌待遇不好可以走人。但奇怪的就是，还有不少人抢着争着来这里做 工。”老板说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1949年以前上海一些外国资本家曾说过一句被我们视为“国耻”的话：“在中国找四条腿的狗难，找两条腿的人容易”。 从根源上来说，劳动力的待遇完全与市场供求状况有关。按照“博奕论”的原则，博奕双方的利益完全与博奕者所凭藉的实力有关。在中国人权的不受重视与人口严重过剩也有关系。人权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生存都未解决，很多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就无从关心自由权、财产权。还有不少边缘人为了生存，只得从事 各种非正常的经济活动，如卖血、妇女卖淫，还有的则是纯粹的犯罪行为，如成群结队到他乡去偷窃（“拎包”）、买卖人口、利用各种手段行骗、盗挖古墓倒卖文物等，成为社会犯罪活动的主力军。最近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张君一案，案中所涉犯罪集团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出身于多子女的贫困农民家庭，张君自己就出身于有兄弟姐妹7个的多子女贫困家庭。一个城市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生养一个孩子，还可以过较好的日子，生两个就比较吃紧，要支撑起3个子女的教育费用与抚养成本根本就没有余力。农民家庭的生育率如此之高，哪还谈得上脱贫？ 我以前就说过，中国人如不改变多生多育的落后习惯，中华文明最后必将作为祭品牺牲在人口这个古老的祭坛上。第5次人口普查的结论是全国户均才 3.44人，这个数据并不可靠。真正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只是城市里那些在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对农民工来说，计划生育管理基本上作用不大；而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30%左右，在农村里生育两个是被允许的，多胎化也是常见现象，少数民族还被允许生育更多的孩子。这样算来，中国户均家庭人口很可能超 过3.44人。不过，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失真是体制性弊端，人所共知。 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对你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你认为，“中国人口问题将会阻拦中国发展的悲观结论和庞大的低素质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这些论点有可能客观上掩饰了加重这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且还可能为别有用心的精英专政论所利用”。\[54\] 你看到这篇批评没有？另外，在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制度问题始终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如果在讨论“三农”问题时过于强调人口压力，会不会淡化不良制度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因素？而且，人口问题不是个短期内就能指望解决得了的问题，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却十分突出，把近期内需要缓解的难题与长程性因素联起来，对解决近期问题似乎帮助不大？ 何：我看过这篇文章，觉得作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尤其是对生态环境面临人口的巨大压迫这一点似乎不太敏感。至于谈到如何解决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少一些夸夸其谈之言，复杂的中国问题不是靠几条简单的“对策”就能轻易解决的。如果大多数国民还在期待着伟人横空出世来解救他们，那恰恰表明他们尚处于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的状态。我研究问题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让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一定的认识而已。我并不认为自己过于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很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天”指的是自然，“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国古代文化其实包含有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就体现在培育人关于社会、伦理、自然环境的认知，并将此认知与文化知识的吸纳结合起来。从中国的经史子集里， 包括医书中的五行相生相克说，都会发现许多质朴的人文主义精神，它通过儒家文化的教育沉淀在民族精神当中。我访问山东曲阜时，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孔子墓前曾想到一个问题：一种文化能够维系一个民族几千年于不坠，肯定是借助于它内在的亲和力以及平衡力。我们小时候还能从长辈那里接收一些“寸丝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懂得惜食珍物；但如今在缺乏人文内涵的技术知识加意识形态型教育模式下成长的一代恐怕再也没有这种熏陶了。 过去的50年基本上破坏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等口号挟政治威力大行于世，对大自然过度索取居然成了“时代精神”。《邵阳文史》曾刊登过一位干部回忆自己50年代后期在渔业社蹲点的经历。他先是让渔民将渔网织得密密的，不让小鱼有逃生的可能，但产量还是达不到“大跃进”要求的水平；于是他又在渔民当中推广用炸药炸鱼，炸药引爆后满河满塘都翻着白花花的死鱼，捕捞量自然成倍增长。可是几位老渔民却“围攻”痛骂这位一心要完成上级任务的干部：你们连小鱼也不放过，以后我们就没有鱼可捞了，你们这样是想打破我们的饭碗呀！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高压下，农民的这种朴素的环保思想却被迫节节败退。现在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很自然地应用功能强大的电网捕鱼了，网过之处湖海一片死 寂。“大跃进”和“文革”本身虽然成了历史，但它对教育文化的影响却随处可见，现在我们的教育仍然充分体现出那种“唯物”而轻忽人文的“时代精神”。因此，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历史文物等问题上，从老师到学生都普遍欠缺必要的认知。今天我们看到的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性利用以及将人文景观当作旅游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就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型教育对社会的报复性反噬，有如盛行的贪污腐败是对我们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机制的恶性报复一样。 为这场对话做个总结，中国农村的问题或许可以归结为：最迫切的是乡村社会的重组，而稳定农村进而稳定社会的关键则是农民的就业问题，但这只是短期的反贫困策略，收功长远的反贫困战略则是改善教育。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须仰赖“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首先要有一个理性、高效、廉洁的政府，能采用适当的政策对社会进行调控；其次，计划生育要成为农村人口自觉的行为，而不是政府现在的纸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则要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全体国人的教育水平，以提升人口素质，创造减少贫困的社会条件。 【注释】 \[1\]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p.2-5. \[2\] 《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学习时报》，2000年6月19日。 \[3\] 《中华工商时 报》，1998年4月23日，第4版。 \[4\] 《湘声报.观察周刊》，2001年4月13日第2版。 \[5\]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18日第3版， “算算种地的赔钱账”。 \[6\] 程晓农，“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载《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6年第3期；该文经修改补充后刊于《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9月号。 \[7\]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 \[8\] 张木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中国公共财政的困境”，《战略与管理》（北京），2001年第2期。 \[9\] 转引自张木生文，出处同上。 \[10\] “农民购买力提高的障碍”，《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1月20日，第5版。 \[11\] 出处同注\[7\]，第355页。 \[12\]《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3 月9日，第3版。 \[13\] 新华社，广州，2000年1月18日电。 \[14\] “农民负担为何难以减轻”，《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8月10日，第1版。 \[15\] 《报刊文摘》，1998年11月23日。 \[16\] 《半月谈》1998年第23期专稿，转摘自《报刊文摘》，1998年12月21日。 \[17\] “都市里的村庄”，《天涯》杂志，2001年第1期。 \[18\] 《半月谈》，2000年第2期。 \[19\] “一本奇书的奇遇──农民负担到底有多重”，《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第1版；“中央政策汇编竟成禁书”，《南方都市报》2000年11月14日。 \[20\] “上百村民逃进深山”，《新闻人物报》，1998年5月22日，第1版。 \[21\]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宋洪远、赵长保，“收入增长、就业转移、城镇化推进──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及政策选择思路”，《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 \[22\] 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报告名为“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任务依然艰巨”。该报告 称，14.72%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在0-999元之间，37.63%在1000-1999元之间，26.02%在2000-2999元，11.21%在 3000-3999元，4.72%在4000-4999元，还有5.71%在5000元及以上。转引自《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7月25日第7版“农村：不可忽视的支撑点”一文。 \[23\]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19日第1版。 \[24\] 《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年12月4日第2版。 \[25\] 出处同注\[7\]。 \[26\] “财政收入过万亿，政府调控能力增”，《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25日第2版。 \[27\] 温铁军，“世纪末农业政策要转弯”，《改革内参》，1999年第7期。 \[28\] “农村，不可忽视的支撑点”，《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7月25日。 \[29\] “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 场课题组”，“当前农村劳动力三元就业态势”，《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10月28日第6版。 \[30\] “农民收入增长，功夫在农外”，《中国市场经 济报》，1999年12月4日第2版。 \[31\] “浙江农村劳力纷纷告别土地”，《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7月12日第2版。 \[32\] “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第8版。 \[33\] “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第8版。 \[34\] 《中国统计年鉴2000》，33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 \[35\] 《中国统计年鉴2000》，31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年9月。 \[3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课题组，“提高农民购买力，开拓农村市场”，《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3月9日第3版。 \[37\]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第8版。 \[38\]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0月9日第1版。 \[39\] 温铁军，“‘三农问题’”相关讨论中的似是而非”，《中经网》“50人论坛”（北京），2001年5月16日。 \[40\] 朱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在粮食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农业政策面临重大改革，粮价不仅是定价问题”，见sohu.com，工商财经专栏，2000年9月3日。 \[41\] 黄季昆、马恒运，“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和差别”，《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42\] 林富士：“略论台湾汉人社群的厉鬼信仰”，载《仪式、庙会与社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出版。 \[43\] 何清涟，“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 \[44\]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7月25日第1版。 \[45\]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6月6日第1版。 \[46\] 作者陈锋，载《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11月20日。 \[47\] 出处同注\[7\]，第510 页。 \[48\] “槐底村之路”，《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2月25日。 \[49\] “四川人口“黑洞”触目惊心”，《深圳商报》2000年7月14日A9 版。 \[50\] 原载《半月谈.内部版》1998年12月，转摘自《报刊文摘》1998年12月10日第1版。 \[51\] 《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11日 第4版。 \[52\] “春峰村非正常死亡档案”，《南方周末》1999年6月4日。 \[53\] “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 14日第3版。 \[54\] 赵诚，“走出人口的误区──回应何清涟李辉的对话”，《世纪中国》网站“公共平台”栏目，2001年4月18日。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服务型政府与小区自治 ——漫谈美国的“民治”（3）
何清涟 这些无所不在的社区不断流动变迁，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任何人都可能卷入其中，而且不需花费气力，有时甚至浑然不觉。人的划分，不再依据地或或祖籍……美国人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靠的不是几根铁索，而是那些把生活中种种琐事编织成一体的纤细网络。 ——Daniel J.Boorstin《美国人民主历程》 居民什么时候需要镇政府？ 在美国，除了移民在归化之前需要与政府部门经常打交道之外，美国人与政府交道很少。以镇政府为例，美国人除了向镇政府要求程序性的服务，比如结婚登记，办理房产登记等之外，很少与政府部门打交道。 我来美国十余年，总共只去过镇政府两次。那是一座树木掩映中的灰色平房，毫不起眼，从建筑风格上看，至少50年以上历史，非常简朴。我去的两次当中，有一次补办房产证。当时有事需要房产证，才想起似乎从未办理过，于是去要求补办。查询之下，才知道镇政府早就办好并寄出了，但我们没收到。怎么办？镇政府办事人员让我们去县里的一个房地产档案馆，只要出示证件就可复印一份，效率相同。于是我与先生驱车去了该档案馆，出示证件并告知住址，档案馆办事员将房产证找出来让我们去复印，收费8美元就办完全部事情。记得我在国内时，一位朋友丢了房产证，想补办，托关系、找后门，费了许多神，几个月才算办好。现在也许情况会相对好些，但绝对不是花几十元人民币就能办好的事情。 中国各级政府无所不在，而且总让国人感到它的存在与压力。美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们平常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与人们生活最近的是镇政府，什么时候镇政府出现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呢？每当天气不好，有大风雪、飓风等恶劣天气，镇政府的录音电话就会反复拨打到居民家中，通知本镇居民做好防范准备。我曾写过一篇《我在美国经历了桑迪飓风》，记载了那次美国政府从灾前预报、灾后抢救的所作所为。什么是服务型政府？美国县级以下政府就是最好的注脚。与之对比，且不说中国政府那些腐败、掠夺之恶，就以应付灾害来说，其差距难以道里计。中共如果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将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舆论的全能型极权政府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就很难避免前苏联一样的命运。 小镇的图书馆 美国许多小镇（指行政区划的镇，不是指居住几十户人家、自然形成的小镇）都有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般来说，是一个镇的活动中心，说它是小镇的灵魂，也不算夸张。本镇的居民可以在图书馆任意借阅图书、画册、音像资料。设施好的图书馆里，电脑区与阅读区是分开的。借阅非常方便，几分钟就可办好手续。如果到期，图书馆员会电话提醒办理续借手续。我在图书馆借阅过不少书，没发现缺页及涂画现象。 小镇图书馆的藏书量与该镇的经济实力有关。镇图书馆的经费来自于本镇纳税人，藏书有两大来源，一是购买，二是社区居民捐赠，捐赠的书图书馆如果不需要，会专设几排书架，标上friend books，1元起价，最多不超过10元，有不少好书。我曾在那里买过一本《国际先驱论坛报》1945年-1954年头版精选，只花了9元， 我居住的小镇图书馆其实很不错，周围花木扶疏，一栋有点后现代感的二层楼房，馆内宽敞，坐上两、三百人也不觉拥挤。但我只去过本镇图书馆三次，更多的时候是去普林斯顿镇的图书馆借阅。一是因为我的住所离普林斯顿镇图书馆更近，二是普镇图书馆五年前重建，虽然外表是仿古（该镇规定，新建筑必须与周围建筑物融成一体）；但里面的设施却非常现代，即使是花巨资建的深圳市图书馆，也只在规模上略胜，内在的舒适与方便无法相比。该馆藏书丰富，远胜于我所在小镇的图书馆。我儿子读高中时期，需要大量借阅课外书籍，我们每年向图书馆捐200美元，图书馆送我们一张good friend card，就可以如同该镇居民一样使用这座图书馆（包括附近停车场的免费车位）。 图书馆经常举办各种演讲，由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世界名校，本身有名教授，且常有各类名人到访，图书馆会经常“搭便车”，邀请各种专家举办各种很专业的国际形势讲座，我记忆中，曾有两次是专研中东问题与国际关系的专家到馆演讲，这恐怕是少见的美国小镇风光。 美国人可使用的公共设施当中，包括美国中小学的体育设施与图书馆。周末与假日，学校的图书馆常会被社区居民借用举办一些活动，比如我所在的小镇中学的图书馆，因为条件特别好，凡有与教育相关的社区活动，经常在那里举办，本人曾去听过一位牧师的讲座，主题是《如何与青春反叛期的子女更好地沟通》。这位牧师自己育有三个子女，还收养了两位来自中东地区的国际孤儿，富有育儿经验。那次讲座，听众非常多，估计有三百来人，非常受欢迎。借用馆只有一个条件：桌椅回复原位，饮料包装及水瓶放到垃圾桶里。 小区的业主委员会 接下来，我想谈谈居住小区的管理，因为我曾在深圳莲花北村居住过，那时中国刚从外国学来了物业管理经验，只是将其再度中国特色化。 在美国，当一个人搬进一个小区居住后，会在信箱中收到该小区业主委员会送来的一个邮包，里面是住户手册，列明该小区的所有规则，包括收垃圾的时间、房屋维修规定、住户栽种花草树木的相关规定， 美国的居住小区，通常由业主选举业主（或译成屋主）委员会，再聘请物业公司管理小区的绿化。如果是公寓与townhouse为主的小区，剪草树木统一管理；如果是独栋住房，则自理或请园林公司。我居住的小区不大，业主委员会每届5位，没有报酬，完全是义务。业主不满意，可以随时撤换。大约三年前，物业管理公司曾与业主委员会商定后通知所有业主，小区内的步道要从柏油路面改成水泥路面，理由是前者易坏，后者结实，可保证30年内不坏，然后列明住户们为此需要增交的费用。结果引起许多住户反对，要求召开业主会议。开会时大概来了150多位（不到小区住户的一半），到场者均表示反对，理由是住户经常搬迁，不必要为10年之后的路面付费。坚持要修水泥路面的业主委员会成员只好当场辞职，众业主当场通过推荐与自荐方式选举新的业主委员会成员。参选者分别陈述自己愿意为大家做什么，比如挑选服务更好、收费更合理的清洁公司（负责定期收垃圾）与园林公司，保证三年内物业管理费不上涨等等，业主们听后投票，选举结果当场揭晓。 我曾在中国深圳莲花北小区居住，这个小区当时列为全国文明示范小区，社区管理模式当时在全国属于样板。但与美国的小区管理相比，有两个显然不同的特点：一是中国的业主委员会并不是由业主选举产生，而是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小范围沟通产生，比如物业公司会来征询一些人的意见，愿不愿意当业主代表进入业主委员会（这是当时情况，现在不知道改了没有）；二是美国的小区没有专职清洁工，每个人负责自己门前及车道的清洁，公共区域很少有垃圾，十多年间从未见过专职清洁工人清扫。小区周围的树林、河堤也比较干净，因为公共场所的take in, take out（带什么进去，带什么出来）的规则人人皆知，极少有人随意扔水瓶、包装纸及各种垃圾。但中国的小区，保持卫生相当辛苦，即使在莲花北小区，也需要清洁工人专事清扫。如果遇到五一与国庆这种长节假日，工人不上班，各种食品包装袋、以及未被主人捡拾的狗屎就随处可见，偶尔还会有小孩遗矢。 结语 如本文开头所说，在美国，将社区居民联结到一起的，“所靠的不是几根铁索，而是那些把生活中种种琐事编织成一体的纤细网络”。这里所说的“铁索”，是指宗教信仰、政治压力、捆绑的经济利益等等。美国人来自不同的民族，持有不同的信仰，支持的也是不同党派，但让他们参与社区自治的动力，就是与他们生活密切数关的各种社区“琐事”。美国社区平静有序的安宁生活，其实主要依赖自治达成，各社区的自治水平，全靠社区成员的自律、自尊与自爱。 就世界潮流来看，民主化是大势所趋，独裁政权再强大，也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后共产时期的中国怎么建设？还得依赖中国人自己，制度再好，也得由人来实现。我从小处着眼介绍美国的“民治”，就为了将来中国人能够自下而上地通过“自治”，让中国免于沉沦。改变制度，也许一场革命就能完成；但人的现代化，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6月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american-democracy-20150609/281532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习近平的“反腐尚方剑”是啥铸成？
何清涟 习近平登大位以来，除了力图重建意识形态之外，高调反腐是其第二大业，反复表示要“老虎苍蝇一齐打”，最近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怒拔尚方剑”成为美谈，目前，世界都等着看他如何将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关进囚笼。 但是各位看官且慢高兴，据我观察，所谓上层反腐还是未脱自江泽民拿掉陈希同的路数，即为高层权力斗争服务。至于“苍蝇”什么的是否落网，全看自个的运气如何。理由如下： \老鼠集体反对猫捕鼠\ 王歧山上任后，让中纪委这只捕鼠猫磨了一下爪子，即做了机构调整，对省级官员的人盯人监督进一步强化。原来中纪委是4个室管30个省市，现在变为6个室，每个室管一个大行政区，如华东、中南等大区。每个室内基本上是一个处管一个省，处内每人可分工监督一个省级官员，算是一只猫盯一只大老鼠。 但由于老鼠太多，集体力量很大，一致反对猫捕捉老鼠。有两件事情可证： 一是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的讨论已成非法。 在此先得说说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怎样做的。截至2012年，世界上共有137国家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包括申报，审核，公示和追责各环节。这些国家在财产公示上做法有不同，其中近百个国家实行官员财产公示，但有些国家不公示，比如新加坡。有的国家限定了公示主体范围，比如美国只公示高级官员的财产情况，瑞典则公示全部公职人员。从效果来看，这项制度确是反腐的“杀手锏”，挣扎于腐败泥潭的中国理应建立这一制度。 但奇就奇在这里。从今年开始，中国人再提官员财产公示成了一件政治上很危险的事情，不断有人因此被捕，罪名千奇百怪，有定为“非法集会”、“扰乱公共秩序”的，还有定为“寻衅滋事”的。 犹记中国“两会”旧事：直到2012年两会期间，要求为官员公示财产立法还是提案亮点。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当中，因连续多年提出要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成为媒体明星的就有两位，一是山东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二是重庆人大代表韩德云。韩曾当选两届人大代表，连续七年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议案，算是破了中国人大代表提案的纪录。 也就是说，在胡锦涛时期，建立官员公示财产制度不是政府禁言内容，现在却成为言禁。今后，全国人大代表当中就算有人想提这一议案，恐怕也得先掂量掂量政治上是否安全。 二是全国住房信息系统离完成之时永远差两年。自从“房氏家族”成员曝光之后，中国人都知道抓贪腐官员不难，只要根据房产数量按图索骥就行了，而这“图”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将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联网，投入使用。据中国媒体报道，早在若干年前，住建部就着手建立40个城市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但该系统的联网时间一再延后，据说是因为遭遇各地官员的无形抵制。2013年1月一些“房氏家族”成员曝光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禁止查询房地产信息。8月中旬，国家财政部官员贾康公开透露，住房信息全国联网阻力不小，还需两年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只要官员反对，这一住房信息全国联网工程，将会长久处于未完成状态。等到完成之时，官员们可能已经将房产套现。 以上两点，充分说明中国的腐败源自制度：垄断一切资源的政治制度为官员提供了大量的寻租机会，官员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又充分保障了官员腐败而不被追究。 \中国官员可以拥有海外资产\ 中国官员尤其是高阶官员的资产，不少已经存放于海外或香港等地。前几年中国商务部还专门组织过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课题以商讨对策，但后来又无疾而终。 这方面俄罗斯已经走在前面。今年以来，俄罗斯内务部着手建立专门数据库，将存在腐败行为的内务部官员、联邦移民局官员、普通居民和 公司法人列入黑名单，并于4月立法禁止国家公职人员持有海外银行账户、债券和股份。“铁腕”普京在讲话中表示，“在一个人民公仆和政治家们大谈特谈俄罗斯如何如何伟大、但同时却试图在海外置办资产的国家环境中，何谈信任？”“如果一个人选择了为国家服务，他就应该准备好受到这些限制的约束。”2010年曾任下议院议长格雷兹洛夫（Boris Gryzlov）就因拒绝公示其妻子前几年的收入来源而被指控。 对普京的铁腕风格颇有向慕之心的习近平，在这一点上却始终未曾表示过要学习普京。因此可以说，中国官员拥有海外资产在中国是安全的。 \“大老虎”全成“虎头猫身”\ 按照时下公认的标准，省部级官员可列为“老虎”级别。习近平执政后审判的几只老虎，如薄熙来，以及前朝抓捕的刘志军及张曙光，其腐败数额严重缩水。形象一点比喻，只能说他们的头是老虎，身子却成了瘦猫，比许多腐败村官还小。 这里就不说薄熙来的区区2000多万腐败之数了，因为原来在打薄时海外流传的几十亿美元之说毕竟未见之于中国媒体，就说说刘志军与张曙光吧。 以下全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刘志军2011年落马，官媒称其受贿涉数10亿元人民币，疑与中国高铁招标及 上海、香港多家上市公司弊案有关。2013年6月30日，刘志军案一审，认定的腐败6000多万元款项之外，据说还有374套房产；8天之后，即7月8日，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那374套房产已经不再属于刘志军受贿之列。 与刘志军案密切相关的张曙光受贿案也相应大大缩水。据中新网9月3日消息，在11年时间里，张收受和索取13家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折合人民币4700多万元。而此前张曙光被曝在美国和瑞士有28亿美元存款，即使按照现在最低美元兑换人民币标准，也相当于人民币180亿，是4755万的300倍左右。 肥虎瘦身成了猫，恐怕只有办案者、当事人及相关上级才清楚其中关节，外人永远也没办法知道这套戏法如何玩出来的。 通过理清以上“反腐”套路，我看得很清楚，习近平手中挥舞的“尚方剑”是用不锈钢制作的，在舞台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但对腐败官员的杀伤力却非常有限。可以断言，出于“不反腐败要亡国”的考虑，他必须反复表示“反腐”决心；出于“反腐败要亡党”的考虑，他手中挥舞的“尚方剑”只能用不锈钢制作。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on-xi-anti-corruption-imperial-sword-20130906/1744857.html；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9/on-xi-anti-corruption/）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安·兰德∶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
人类和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集权主义哲学的传播，助长这种传播的不是集权主义信徒的耿耿忠心，而是其反对者的茫然无知。要想与集权主义作斗争，我们首先要理解它的本质。 集权主义是一种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意味着个人对集体——种族、阶级或国家——的服从。集体主义认为，人应该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受制于集体行动和集体思想。 从古至今，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都是以代表“公共利益”的名义统治人民的。人们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想都不敢想的可怕行径，“利他主义者”却以“公共利益”为名目堂而皇之地肆意妄为。 没有一个独裁者可以单凭武力长治久安，人们主要是被精神武器所奴役的。精神武器中最有力的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信条。如果人们坚信自己拥有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无法剥夺的权利，如果他们坚信自己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那麽任何独裁者都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 个人主义者认为，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社会中以平等的身份进行自愿自由的交换，拥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并且不可被剥夺。 美国的制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如果这个制度要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理解个人主义的原则，并把它们作为我们处理任何公共事务的准绳。我们必须拥有积极的信条、明确而持久的信仰。 我们必须彻底摈弃“公共利益高于个人权利”的错误观点。普遍的幸福不可能来源于普遍的痛苦和自我牺牲。快乐的社会是由快乐的个人组成的，腐枝烂叶不可能组成一片健康翠绿的森林。 社会的力量应该永远受到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限制，这正是我们的建国者们当初宣导的思想，他们把个人权利置于一切集体主义的主张之上。 自由权是指个人享有个人行动、个人选择、个人创制并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失去了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独立行动就无法得到保障。 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指个人有权为了自己生活，选择自己的个人幸福并为实现这样的幸福而努力。在这种选择中，每个个人都是唯一和最终的决定者，任何他人都无权决定他的幸福。 这些权利是每个人无条件的私有财产，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任何外来的许可。 有史以来，两大敌人始终针锋相对，他们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主动者和被动者。主动者是生产者，是创造者，是发明者，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的根本需要是独立——为了思考和工作。他既不需要也不追求控制他人的权力，他也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工作。任何有益于人类的工作——从堆砌砖瓦到创作交响乐，都是由主动者来完成的。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但他们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人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发挥的程度决定了他作为劳动者的才能以及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被动者在社会各阶层随处可见，不论是在贫民窟还是在豪宅别墅，这种人的标志是他对独立的恐惧。他是寄生虫，希望被别人照顾，希望别人给他指令让他服从。他喜欢集体主义，因为集体主义为他排除了任何需要自主思考或行动的机会。 如果社会以被动者的需要为根本，主动者就会毁灭，可是主动者毁灭之後，被动者也无法生存。如果社会以主动者的需要为根本，主动者就会凭藉自己的能量与被动者携手同行，让他们和自己和整个社会共同进步。这就是所有人类进步的模式。 有些人道主义出于对无能者或被动者的怜悯，要求建立集体主义的政权。为了这些被动者，他们希望束缚主动者。但是，被束缚的主动者无法发挥效能，一旦他被消灭，被动者也随之灭亡。如果怜悯是人道主义考虑的第一要素，那麽就算是看在怜悯的份上，为了帮助被动者，他们也应该把自由交还给主动者。除此之外，再无帮助被动者的方法。不幸的是，在集体主义社会里，主动者已经灭绝了。 人类的历史就是主动者和被动者斗争的历史，是个人和集体斗争的历史。在那些诞生过最幸福的人、最高生活水平和最伟大文化的国家里，集体的权力——政府和国家的权力都是受到限制的，人们都被赋予了独立行动的自由。例如∶罗马的兴起得益于以公民权利为本、凌驾于当时集体主义野蛮行径之上的法律；英国的兴起利益于建立在大宪章之上的政府体制， 同样，这样的体制也是 驾于集体主义野蛮行径之上的；美国的兴起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这完全得益于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与集体抗衡的自由和独立。 当人们正为文明兴衰的根源苦思冥想的时候，历史的每一页都在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只有一个源泉∶独立行动的个人。集体主义是野蛮人的原则。野蛮人的生存是公有的，受到其部落法规的约束。文明是把个人（Man）从人们（Men）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抉择∶是前进还是后退？ 集体主义不是“明天的新秩序”，它存在于黑暗的昨天。但是明天的新秩序确实存着，它属于独立的个人——人类明天的唯一创造者。 ——原载美国《读者文摘》1944年1月号（上海同济大学章艳 译） 曹长青的推特 2015-04-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法广∶曹长青谈美国大选走向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正式开局，奥巴马与罗姆尼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下届总统。美国大选关涉到未来4年美国的经济，社会，国防，外交走向，不仅在美国竞选激烈，而且备受国际关注。本次“人与社会”节目请旅居美国的独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分析这次美国大选的走向。 法广∶这次奥巴马总统寻求连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麽？ 曹长青∶最大的挑战是经济问题。一般来说，不仅美国，其他国家也类似，如果经济严重不好，总统就很难继续做下去。历史以来美国总统多是连任，做一届被选下台的比较少。这一次奥巴马面临严峻的局面∶他执政将近4年，美国经济没有大的改善，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更加恶化。首先是国家债务大幅增高，国债现已达到美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03%。联邦加上各州的债务，平摊到3亿美国人身上，每个美国人要承担16万美元。这个庞大的债务很多是从中国借来的钱。美国政府现在每花一块钱，4毛5是借来的。这个债务问题成为共和党攻击他的一个主要理由。 另外一个就是失业率非常高，奥巴马上台后的43个月，美国失业率一直高于8%。当然和欧洲比还是低一些，欧洲很多国家，像法国等等都在10%左右，但是美国过去没有这麽高的失业率。1948年以来，美国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在任期间连续超过40个月的失业率高于8%。所以经济问题恐怕是奥巴马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他的对手，在野党攻击他的最大一个理由和说服民众投票把奥巴马选下台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 法广∶奥巴马有什麽招数应对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对他的挑战？ 曹长青∶第一个，奥巴马强调，他也是减税的，也是照顾中产阶级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调子也强调不走 “大政府”道路，但实际上，他们说的和做的有差距。另一个就是强调民主党一直占有优势的社会问题，强调自由。比如允许堕胎，保护女性权利，保护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等等。在这些方面，民主党占有优势。所以他们打社会议题的牌争取选民。而共和党主要是打经济派，说经济不好，你不能再连任了，你做不好，要换人做。奥巴马则强调其经济还是有一定的成绩，同时大打社会议题牌，争取女性票。因为在美国，共和党向来赢得多数男性选民，也就是男人多数投给了共和党。而女性选民过去几十年，多数把票投给民主党。所以这一次美国大选严格意义上说，就是由女性来决定。如果这一次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拿到了接近于奥巴马的女性票，他就赢了。如果奥巴马还像上届4年前那样大幅赢得女性票，那麽，奥巴马就可能连任。所以，社会议题和经济议题，女性票还是男性票，是双方重大的争夺要点。 记者∶虽然经济不好，黑人族裔是否仍支持奥巴马？ 曹长青∶美国黑人族裔有个特点，过去这些年都是支持民主党，一般都占到80%以上，而奥巴马又是黑人，就更加得到黑人群体的支持。上次大选他拿到90%以上的黑人票。这次还可能是这样。但黑人占美国人口比例13%左右，不构成压倒性的比例。关键要看美国亚裔，西裔，白人等各种族裔选民的总体趋向。黑人起一定作用，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法广∶民主党主张同性婚姻合法化能带来多少选票？ 曹长青∶这个是相当争议的问题。过去在美国很多州的民调中，超过50%的民众不支持同性恋婚姻，或者强调婚姻应是在男女之间，而不是在同性之间。每次大选，很多州都就这些议题进行公决投票。多数州还是反对或者不赞成同性婚姻。但愿意给他们“夥伴关系”等福利，不赞成同性婚姻，认为婚姻的定义还是应该在一男一女之间产生。奥巴马打出这个议题，恐怕不占有很大的优势 。 法广∶美国的医疗保险问题争议会影响选情吗？ 曹长青∶美国的医疗保险非常复杂繁琐，两党都想用各自的说法来争取选民。已被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医疗保险法案”，现在成为两党这次大选的核心争议问题之一。共和党完全反对。罗姆尼说他上台第一天就要废除这个法律。但奥巴马认为这是他主要的政绩。这是一个焦点。 但过去这一段时间的民调 ，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反对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政府给医疗保险，怎麽大家反对呢？关键就是强制购买，而且和税收连在一起。如果不购买，就等于像不交税一样。逃税在美国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不买医疗保险会受到政府的惩罚是很多美国人反对的。美国人认为，买医疗保险就像买苹果，买橘子，买面包一样，是个人的自由，政府怎麽强迫买什麽不买什麽呢？医疗保险应该交给市场来做，让保险公司来做，不应该由政府统筹和强制。这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争议。表面上是医疗保险问题，背后是个人权利问题，是个人说了算，还是政府说了算？所以这次美国大选给人感觉强烈的一个分歧是∶是回到个人权利自由，还是由政府来主导。 两党的口号非常不一样。共和党这次打的口号是“we built it”我们建造了这个国家，我们建造了自己的生意，我们建造了自己的美国梦。这个“我们”是指我们个人。而民主党代表大会是强调“Forward”向前看。给人的感觉就是∶过去4年怎麽样，不想谈了，我们向前看，我们还继续。这是两党在政府和个人之间，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理念的一个区别。 法广∶政府强迫买医疗保险，但如果没买医疗保险，有病怎麽办？ 曹长青∶如果对美国的情况深入了解就会知道，美国很多穷人不买医疗保险，一有病就去看急诊。而急诊在美国是不可以拒绝的，不像在中国，必须交完钱给你看病。美国人是先看病，后要钱。但很多人就不给钱，赖账了。所以很多人看急诊，就不需要买医疗保险。另外很多年轻人，十几岁二十几岁，认为自己的健康不需要买医疗保险。这两部分人加起来就是很大一个群体。但一般美国中产阶级都是买医疗保险的。还有，个人的健康应该自己负责，为什麽要让政府负责？政府不产生钱，奥巴马总统或副总统并不是自己出钱，还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用别人的钱，来管你的健康。有人每天吃不健康的食品，每天喝啤酒，每天不锻炼，得肥胖症，吃出一身病来，让别人出钱给你治疗，这是不合理的。共和党强调“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经济负责，对自己的晚年生活负责，医疗保险应该自己负责。”美国人在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之前从来没有这些保险福利，是怎麽活的？还是应该靠自己。政府不能越管越多。很多美国人现在提出一个口号∶如果我们政府管得更多，美国就变成欧洲，变成希腊，就完蛋了！ 法广∶怎样看待这种“两种方向两种理念较量”的说法？ 曹长青∶美国这次大选是，到底是保持原本的美国化∶充分的市场经济，保护个人的权利，个人对自己负责，还是大政府，高税收，走希腊的方向。这是两种方向的选择，两种价值、两种理念的较量。 因为这是法广电台的采访，我还特别想说一句，美国这次大选也跟法国有一定关系。因为很多美国共和党人提出来说，我们不能走希腊化，不能走欧洲化，而且我们也不能走现在的法国化。因为法国换了左翼总统后，新总统提出来要增加税收，把收入超过一百万欧元的人的最高税率提高到75%。今年法国收入一百万的人（他们不是像中国贪官通过权力获得的），他们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得来的。这个成果凭什麽政府要强行收缴，分给其他人？或者用于对外的各种援助。这种高税收导致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因为负责财产二次分配的政府雇员就越多。在美国，政府雇员的收入高于一般私营企业，而且旱涝保收。所以美国人提出来∶“我们要不要走法国高税收的路？”如果把企业家的大部分钱都通过税收强行拿走，他们没有能力扩大再生产，没有能力再雇人，失业率怎麽能降下来？经济怎麽能发展？老百姓的钱如果都被政府收走了，他们没有钱消费。而美国大众消费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7%，三分之二靠大众消费拉动。如果大家没有钱，不敢旅游，不敢买东西，经济怎麽能上来？所以，必须要让大众手里有钱，人民手里有钱，企业家手里有钱，才能消费，才能扩大再生产，才能增加就业机会，整个经济才能繁荣起来。是每个“个体”的繁荣、强大，才构成国家的强大；是民富国强，而不是共产国家那种思维，国富民强，国家强大。所以还是两种思维，两种理念的问题。 美国今天两党的较量，是两种理念的较量。不仅是美国，整个欧洲，世界上主要民主国家基本都是这样两大政党，这两种理念的较量会一直继续下去。但是美国这次大选比较有代表性。因为奥巴马比较体现左翼思潮，导致保守派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大选很可能是非常激烈的一次。 2012年9月7日 原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12-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曹长青∶蔡英文初选涉嫌作弊 台湾不要变香港
民进党初选结果出来後，有很多评论，其中有一篇很有参考价值，就是陈水扁前总统写的，不到500字，短小精悍，点出重点∶ 1，权威性。陈水扁选过立委、两次选台北市长，两次选总统，从政近30年。他说，在选立委时代就有自己的民调中心。更不用说选市长和总统了。所以他对台湾的政治不仅熟悉、内行，对民调的做法和结果等，也都很有经验，应该说是资深专家，所以他的分析有相当的权威性。 2，他看出的问题∶这次初选民调被人为操纵，明显涉嫌作弊！因为五个民调机构的民调结果，用陈总统的话说，「是从一个模子印出来，高低差都是2∶蔡英文34～36、赖清德26～28、韩国瑜23～25、柯文哲21～23」。 五家全一样，都是差2。这太不正常了。从常识和逻辑上说，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泛蓝支持者「灌水」，也会灌得七上八下，总会有高低不同，不应该一个模子出来似的，都差2%。问题出在哪里？ 民进党中央党部的母体出了问题 3，陈水扁总统认为∶「这绝对是抽样题库提供者中央党部的母体出了问题。」也就是如果中央党部的母体都是一样的，那麽就是委托10家、50家机构来做民调，得出的结果都是一样。像蒸馒头，不管用什麽蒸锅，给几家蒸笼，你预先给的馒头大小（母体/样本）是一样的，最後不论是哪个蒸笼出来的，都会是「一个模子」的馒头。 在初选前就有报导，蔡英文的後援会和地方党部等，都在收集手机号码。他们没有否认收集，但解释说，只是做参考用，看有多少人支持蔡英文。如果把这些支持蔡英文的手机号码等作为样本给了民调机构，那事先就决定了民调结果，就人为制造了「高票胜利」。所以陈水扁说，对这个初选结果（蔡大胜，5家都是高低之差2），「阿扁打死也不相信」。 4，不符台湾的政治真实。去年1124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大败。过去半年来，蔡英文根本就没有重大的政策改革和执政成就，怎麽可能民众忽然一下子都来支持蔡英文了？如果蔡这麽受欢迎，在逻辑上就不会有去年1124民进党的惨败。1124的结果，与这次民进党初选结果，两者是矛盾的，逻辑上讲不通。 5，不符以往历次民调结果。在这次初选结果出来之前，台湾有过多次民调，蔡英文都是输给赖清德、输给韩国瑜、输给柯文哲，甚至输给朱立伦、王金平、郭台铭、马英九。多次民调，多家民调，结果都是蔡英文输。但这次民调「母体」是民进党中央党部提供的，蔡不仅没输，反而大胜∶大赢赖清德8.2%，大赢韩国瑜11%，更大赢柯文哲13%！ 陈水扁∶对初选结果 打死阿扁也不相信 陈水扁说，蔡英文「所向无敌」，好像打败天下无敌手。真的吗？任何了解台湾现况的人都不会相信吧？蔡总统的智囊下属陈明文们，那些对民调有常识、更有亲身经验的立委们，恐怕都心知肚明这是怎麽回事吧？说白了，就是明显涉嫌作弊！ 陈水扁说，这个初选结果，打死阿扁也不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感觉。陈总统在分析中说，如果蔡英文这麽所向无敌，那她2020躺著选都能赢了，绿营的支持者就不必辛苦助选拉票了，大家都游山玩水、消遣去吧。 对为了权力不惜作弊的总统，很多乡亲都感觉没法投票。坦率地说，如果我有一票，我也投不下去，没法投给没有诚信的人。公正公义的价值，超过政治立场。诚信诚实道德的价值，高於选举的赢输。国民党从有选举开始，就有买票、贿票、做票等作弊历史，而民进党初选就作弊，不可接受！而且在游戏过程之中多次改规则，都属於作弊。 所以，我有一票的话，不会投给蔡英文；当然也不会投给国民党，我弃权！ 有台湾乡亲在我的脸书上说，还是投吧，国民党是强盗，蔡英文是小偷，还是有不同。但在我这里，无论是抢银行还是偷银行，都是违法行为，本质都是不道德，我都无法支持。我在以往文章和演讲中多次强调（原则立场），看一个人的品德，不要看他（她）宣称有什麽高尚目的，而要看其做事的手段。如果不择手段，绝不会有高尚目的。炸毁纽约世贸大厦（导致近三千人遇难）的恐怖分子也宣称是为了崇高目的，但那种不择手段，绝不可接受。我再重申一遍，任何不择手段所做的事，都是绝不可以接受的！ 只要没有了程序的正当性，任何邪恶都可能产生。民主选举的程序正义、过程的正当性远比结果重要！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失踪」35年了 除了党内初选明显可能作弊，蔡英文的博士论文也涉嫌作弊。1984年从伦敦政经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至今35年都不公布她的博士论文。经有人查询，政经学院图书馆员回信说，他们查了政经学院图书馆、伦敦大学图书馆（SHL。该馆员回信说，under law，按照法律，必须向这个机构提交博士论文）以及相当於英国论文汇集中心的《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院》（IALS），都查不到蔡英文的博士论文。网上那些说这里有、那里有的，都是只看到蔡的论文题目，而没有内容。因在最初的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没有（他们馆员回答的是，never 从来没有过），其它全世界的图书馆，都不会有。就像我给朋友用比喻解释说，如果说一个房子没有地基，那你怎麽也不会找到三楼、四楼，因为最初的基础就不存在。 对於哪里都查不到蔡的博士论文的质疑，很简单的回应方式，蔡总统把自己的论文（当年是打字版）扫描放到网上，质疑声就会消失。常识是，每个获得博士的人，自己手里都会保留当年的博士论文，也知道论文指导教授的名字。而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的名字等都不公开，是什麽问题？ 如果蔡总统实在无法公布自己的博士论文（不管什麽原因），我们再降低要求，希望她把自己的博士学位证书扫描一下刊登出来。蔡总统在她的脸书上贴过小猫小狗的照片等，就不能把她的博士证书公布一下吗？她是总统，台湾最高的权力人物，总应该对台湾的选民们有点负责意识吧。 也钗酗H可以指出，在台湾的网刊《芋传媒》上，最近刊出《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前会长李中志教授提供的「蔡英文」的政经学院博士证书。但外人发表的那个证书并不能证明就是蔡英文总统的，因常被弄错、混淆的就有中研院研究员、发表过很多专著和论文的男性蔡英文。据台湾内政部2016年数字，在台湾有33个叫蔡英文的。而且，网上有很多制造提供假学位证书的，在照片剪辑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你要哈佛、耶鲁的，还是伦敦政经学院的，都可以给你制造提供出一模一样的学位证书。 不能支持作弊的人，也不能支持亲共的国民党 我们再把请求降低，请蔡总统在她的脸书上仅仅写一行字∶《芋传媒》刊登的那个博士证书，就是1984年政经学院颁发、邮寄给她本人的。《芋传媒》的证书图片有信封，像是邮寄的。蔡总统如果有这样一句话，也是对自己负责、对选民负责、看重诚信价值的一点表示吧？ 蔡英文的2016总统就职名言是「谦卑，谦卑，再谦卑」。但她的谦卑好像是要求别人的，而她自己则是傲慢，傲慢，再傲慢。人们要求她拿出博士论文或博士学位证书的请求，已经是最低微的要求了，但蔡总统能不能就「谦卑」一次？在她的脸书上回答一句——没错，《芋传媒》发表的证书，就是她本人的。但蔡英文会对自己的诚信、形象做最起码的维护吗？ 这次民进党初选结果出来後，我决定今後不再评论蔡英文的选举。我不能支持一个作弊的人，也不能支持一个亲共的国民党，所以今後就不再评跟蔡英文选总统有关的事情了，因为评不下去。我今後只评论国际上的大事，美国、欧洲、香港、中国，以及台湾的其它事务等。对於2020大选，我只想说，祝福台湾人民；希望你们保住台湾的民主，不要让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 据2019年6月15日《政经关不了》的评论整理 2019-06-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中美军机相撞事件的四点事实
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引起海内外中国人议论纷纷，但任何判断不能建立在民族主义情感上，而应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从目前中美双方公布的资料，人们不难看到这样四个基本事实： 第一，事件发生在国际领空。国际公认的领海（领空）为12海里。道理很简单，如果允许任何国家自行确定领海范围，那麽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公海了。虽然中国地图涵盖南沙群岛（对此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有争议），但南沙群岛和海南岛之间的水域和领空不等於就属於中国。这就如同关岛是美国领土，但关岛和夏威夷之间的海域（领空）并不属於美国。 中美双方都认同军机相撞发生在距海南岛50多海里处，就等於承认它发生在国际领空。但中国媒体一直报导说事件发生在「中国海南岛附近领空」，是有意造成「美机侵犯了中国领空」的错觉，误导无法获得多元信息的大陆民众。 第二，飞机相撞很可能是由於中共飞行员违规飞行造成的意外。中国政府在事发後一直宣称是美机突然转向违反飞行惯例造成。美机组人员描述说，是中共战机在美机腹部左前方突然冒出，刮到美机螺旋桨而坠毁，同时导致美机鼻头被削掉；美机不仅没有突然转向，而且当时是在开启自动控速下平速缓行。 两种说辞都没有录像带等实质性的证据做佐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常识等因素做判断。北京的宣称在常识上令人质疑：美侦察机体积大速度慢，中共战机体积小速度快。如像北京宣称的那样是由於美机突然转向造成，那麽速度慢的飞机在转向时，速度快而体积小的战机应该更容易躲避。如果它躲避不及，只能说明它太靠近美机。在这麽大的天空（这个世界还有比“天”还大的空间吗？）平行飞行的两机相撞，只能说明有一方违反安全规则，过於贴近另一架飞机。 美国国防部展示中共战机过去多次极为贴近美机飞行的惊险照片，其中有中共飞行员隔著机窗展示电子信地址的照片，可想当时两机的距离有多近。美国去年底曾就中共飞行员这种违规行为向北京提出抗议，但未获回应。从过去多次发生的这种现象可以推断，这次事件完全可能是由於中共飞行员再次违规飞行造成。而中共没有拿出美国侦察机曾违反飞行安全规则的证据。 另外，中共的说法是来自一个战机飞行员。美机靠24名机组人员佐证。从常识角度，一人撒谎较易，多人同时撒谎较难（难以保证其中有人泄漏天机）；而且以美国这种天网恢恢般的媒体追踪，如果是美机机长撒谎，一旦将来被24人中某人戳穿，不仅其名誉扫地，而且还可能遭军法惩处；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以美国这种比较注重诚实的文化背景，以24人之众合谋编织一个谎言，可能性也较低。但在中国那种政治背景下，那名飞行员只要符合政治需要，他说的是否真实，当局不仅不大可能深入调查（媒体更没有机会和权力），而且还可能要求他“以政治需要为重”，如同中国的新闻一样，向来都是“事实服从政治”。从这几个角度判断，美方的说法比较可信。 第三，美国侦察机是在“紧急”情况下著陆海南机场，不是有意侵犯领土。按国际惯例，任何飞机由於受损或技术故障，要求“紧急著陆”，不仅不被认为侵犯领土，还多会得到帮助。据美机人员说，他们在飞往海南期间，曾发出近30个国际呼救信号。中国当局说他们没有听到过。按照常识，一架飞机受损到那种地步，不可能在谋求紧急著陆中不发出呼救信号；而以中国军方的监控能力，不可能对这麽多且频繁的呼救信号都未接听到。而且事件发生时，中国一架战机在现场，飞行员目睹到美机受损情况。这架中国战机还先於美机10分钟降落到同一机场，战机飞行员不可能不汇报目睹的情况（包括美机鼻头被削掉这样明显的受损标�业龋�。 中国当局把美机“紧急著陆”寻求救援的行为说成“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同时刻意不提国际惯例，显然是有意混淆是非。美国国防部长最近披露，几年前曾有中国民航飞机由於故障未经美方同意降落在美国机场，美方帮助飞机解除故障加满油後，立即让飞机及人员离开；当年还有苏联战机发生类似情况，虽然美苏处於冷战，但美方也像对待中国民航飞机一样做的处理。 中国古代都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说法，即两国处於交战状态，仍需共同遵守一些惯例。而且美国侦察机不是战斗机，没有携带飞弹，24名机组人员没有武器。中国当局把这样一架没有军事武装的飞机的紧急著陆说成“侵犯领土”，经不住常识的推敲。 第四，美国侦察监控中共军事情报，是为了保持亚太和平。中共当局唯一好像有道理的理由是，美机虽在国际领空，但却是在中国领空附近侦察中国的军事信息，北京无法忍受。 美方显然并不否认这是事实，美国侦察机的任务就是监控中共军事信息。但北京当局没有提及的是事情的原因——因为中共一直在福建沿海部署大量飞弹，在几年前曾发射飞弹威胁台湾，并公开宣称不放弃武力攻台，美国是为了制约解放军盲动而不得不监控中共军事信息。 有人说，美机虽在国际领空，却如同在公共过道监视别人家的行动一样让人无法忍受。但这种说法省略了这样的事实：这个“人家”一直在磨刀霍霍，扬言不放弃对邻居动武，有破坏社区安全的危险。今天恐怕包括中共在内都不会认为美军监控中共军事信息是要攻打中国大陆，它监视的目的任人皆知，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磨刀霍霍”的人家一旦对邻居动武，危害亚太区域安全。 如果美军的这种行动具有“国际警察”意味的话，那麽什麽人怕警察、恨警察呢，只有流氓、土匪，和一切恶霸。 （载《开放》2001年5月号） 2001-04-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4👍 0💬 0江泽民会选择用鸡蛋碰石头吗？
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75周年；两周前，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对这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共产党军队进行了分析，引起各方瞩目。 五角大楼的报告说，中国已有350枚短程导弹，瞄准台湾；还有20多枚可携带核子弹头的长程州际导弹，可射达美国洛杉矶等西部本土。中国近年从俄国进口先进战机、驱逐舰和潜艇等，其军费开支不是公开的200亿，实际已达650亿美元。中国军力不仅对台海安全，对美国在东亚驻军，包括对美国本土都已构成威胁。 对於中国军力的评估，西方的军事专家一直有分歧。但这份报告显然将加强鹰派学者的观点。例如美国和欧洲的军事专家一直认为北京隐瞒了实际军费数量，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IPRI）早就指出，中国自90年代以来，其实际军费开支比它公开宣布的多70-80％。这次美国军方的正式报告，等於佐证了这种判断。 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虽然遭到北京官方的反驳，认为是鼓吹“中国威胁论”，但这份报告的内容仍可能给解放军一定的“鼓舞”，好像他们真的要成为“军事巨人”；尤其是那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人，很可以把多了几枚导弹，当作自己个人地位提升的感觉标�遥�而增加那种要武力“解放台湾”、反美反西方的民族狂热。 但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重点进行的是“纵向比较”，把解放军的实力和它的过去相比，指出其军力增长的变化；而不是把解放军和美军进行“横向比较”， 指出它的差距。因为只要横向比较，很容易可看出中美两国军力的鸿沟。在这种实力背景下，如果中南海领导人决定武力攻台，和美国开战，结局一定是惨败，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巨大损失。 如果把解放军实力和美军横向比较，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巨大差距： 第一，在导弹数量上。解放军虽有350枚中短程导弹和20多枚长程导弹，但据“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部主任季北慈（Bates Gill）与人合写的《中国的空虚军力》（《国家利益》1999年夏季号）的论文，美国有导弹10,000枚，其中6,000多枚可射达中国大陆，是中国可射对方本土导弹数量的300倍。中国的20多枚核武导弹，对美国没有致命性的战略威胁，因无法承受美国这样庞大数量导弹的报复性第二次战略打击。更不要说美国正在研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第二，在军队实力上。中国虽有285万军队（美国是125万，俄国148万），但200万是陆军。对外作战主要依赖先进的海、空军。人所周知，美国有6个航空母舰群，中国连一艘航母都没有；在空军上，季北慈的文章说，中国除几十架“第四代”战斗机以外，只有几百架第三代战机，其余全是60年代甚至更老的型号。而美军3,000多架战机全部都是“第四代”。刚卸职的美军太平洋部队司令布莱尔评估说，中国军力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比美国落後几十年，在许多方面甚至无法和当年越战时的美军相比。 第三，在军事开支上。美国2003财政年度军事预算是3,790亿美元，是中国公开宣称的200亿美元的近19倍。即使按五角大楼所说的650亿，仍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但却要维持是美国两倍以上的军队。季北慈说，美国目前拥有的现代军事装备价值一万亿美元，而解放军的装备远在一千亿美元以下，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第四，在武器研制上。据《纽约时报》（2000年6月30日）刊载的数字，中国在1997年武器出口占全球第七名，为22亿美元。但当年居首的美国武器出口是534亿美元（是中国的24倍以上），第二位的俄国为146亿美元（是中国的6倍多）。当年中国武器出口排在荷兰（土地面积不到4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五百万）之後。 近年中国的武器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连沙特阿拉伯、缅甸那样的落後国家，也开始对中国军火缺乏兴趣，他们要美英法德的先进武器。近来人们从报道中得知，中国也开始不断从外国（主要是俄国）进口飞机、军舰。但一个国家靠进口武器能成为军事大国吗？更别提在境外的进攻性战争中占有战略优势。中国人熟悉的电影《甲午风云》就是例子，清朝军舰的进口鱼雷是沙子灌的，最後在危机时刻只好用自杀性撞击来和日舰同归於尽，但不幸中了对方的鱼雷而成为悲歌。另一个原因是，进口武器花销太大，一架以色列预警机要价10亿美元，中国全年军费开支仅够买20架。而美国的隐型战斗机，一架造价就是20亿美元，中国更是进口不起。当江泽民的“总统座机”都得从美国进口，可以想见中国的航空技术能力。 第五，在兵员运输能力上。後勤和兵员运输是对外用兵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美国可以在距本土7,000英里之外的阿富汗打赢战争；但据上述季北慈的文章，目前解放军连把20万部队从陆地运到蒙古或越南的能力都没有。解放军全部海陆两用舰艇的运载能力是1万5千人，加上空军可运6千人。季北慈感叹，这样的运输能力，解放军不要说和美军做战，和台湾军队交手都难以胜算，因为台湾有25万正规军，160万後备队。渡海攻占海滩需要的军力是一比四。按照这个比例，对付台湾的185万军人，需要近一千万军队，但全部大陆军队才285万，而每次运兵能力才2万多。 第六，在军事人才上。中国的军队主要由农民组成。随著商业大潮，赚钱机会增多，脑子稍微灵一点的农民也不愿当兵了。解放军的主要人员，可以说是由13亿中国人中素质最差的人组成。今天的战争，已不是义和团时代，靠什厶刀枪不入、人多势众；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早已成远古恐龙。今天打的是先进武器、高科技和军事人才。仅以美国空军为例，据《解放军报》（1999年8月4日）报道，曾到美国研习的中国国防大学科索沃课研组成员金一南撰文说，1998年美国空军军官约74,000人，其中博士7,037人、硕士34,000多人、学士31,000多人、学士以下1,200多人，美国空军已成为一支以硕士为主的军队。 第七，在军事结盟上。解放军在全球没有一个真正的军事盟友。而西方有“北约”，两年前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後，已达19个成员。现有9个国家在申请加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瓦克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立陶宛三国。今夏北约将在布拉格召开高峰会，如果9国全部被接受，北约将扩展到28国，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实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在亚洲，美日结有军事联盟。日本军费开支约500亿美元，其海空军先进程度都超过解放军。美国还正在谋求和日本、菲律宾、南韩、澳大利亚形成“亚洲小北约”。此外美国和印度的军事关系空前强化，印度国防部长公开宣称“中国是潜在的头号敌人”。美日联手在前，美印联手在後，大有前後夹击制约解放军的战略态势。 第八，在经济实力上。战争不仅是打军事，更是打经济，拼实力。虽然按照中国官方数字，从1979年到去年，22年来平均每年经济成长率达9.2％（去年为7.3％），但就像一个运动员跳高一样，如果起点非常低（开始仅能跳半米），他的弹跳升值速度并不具有多大意义。衡量一个国家贫富的最重要数字是人均收入。季北慈的文章说，中国不仅仍属第三世界，人均收入才仅是西方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还在伊朗、南斯拉夫及波斯湾战争前的伊拉克等国之後。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L）主任西格尔（Gerald Segal）在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1999年9-10月号）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3.5％，人均收入全球排第81位（联合国有192个成员），排在格鲁吉亚、巴布几内亚之後；而人均同等购买力，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中国排107位，夹在阿尔巴尼亚和纳米比亚两个小国之间。科索沃战争，美国轰炸南斯拉夫78天，扔了600多枚导弹。一枚巡斧导弹100万美元，这种扔钱般的战争中国根本打不起。 因此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邰培德（Patrick E. Tyler）卸职後撰写的那本观察中国的著作《伟大的长城：六位（美国）总统和中国》说，中国没有想像的那厶军力强大，它还没有能力威胁美国；中国内部问题太多，仅人口增长一项就是巨大压力。今後30年，中国将增加4亿人，人口达16亿。中国领导人必须解决16亿人温饱。这位在北京近距离观察了中国五年多的美国记者说，“当年苏联的崩溃，就是其领导人决定把钱投到制造武器，而不是制造犁杖上”；中国领导人如不吸取教训，只能是大傻瓜。 但人类总有一些“大傻瓜”，有时还获得了大权。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连日本军方高层都有人认为是自杀，但东条英机们则认为毁掉在夏威夷的舰队就会使美国恐惧，不敢再对抗日本。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第二天就对日宣战，把东条英机的日本帝国送进了坟墓。21世纪的第一个“大傻瓜”本．拉登，认为炸毁纽约世贸大厦，美国人就会被吓住，但结果正相反，美国正式向恐怖主义开战，把庇护拉登的塔列班政权从地球上铲除了。 今天江泽民会不会做“大傻瓜”？仅从上面八个领域的简单实力对比，就可清楚看出，如果解放军在台海发动战争，和美国开战，结果只能是在把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生命作为陪葬品的同时，寻求“自杀”。按正常人的思维，江泽民不会这厶做。但有时独裁者的想法、做法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厶江泽民会选择“自杀”吗？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可．史温（Michael Swaine）最近撰文说：“没有谁知道中国的内部底线，实际上，连北京领导人自己也可能不知道。” 2002年7月30日 2002-07-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5👍 0💬 0由两位“铁路之父”看政治道德的百年衰变
7·23甬温铁路交通事故之后，我终于决定将中国两位相距约一百年的“铁路之父”毕生功业及人格略作比较。这两位人物，一是生活于晚清民初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先生，一是曾被冠上“中国高铁之父”美誉的刘志军——刘的部属张曙光也曾被媒体戴上此桂冠，后因与其长官刘志军撞车，媒体遂将其改称为“中国高铁第一人”。 尽管詹、刘在人品学问上冰炭不同炉，但因两人位置在两朝均列“工部机要”，领导建造了中国两个时代的交通动脉，又都被同时代人誉为“铁路之父”，因此具有了可比性。人是时代的产物，是其所处时代政治文化的沉淀，这种大人物更是与其所处时代的制度文化相辅相成。比较他们谋国谋身的不同，至少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在制度文化上是比前人变得更好还是更坏。由此造成的对詹天佑先生不敬，在此先行告罪。 两种政治文化所决定的不同发展之途 詹天佑出生成长之时，正是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他有幸成为清代首批官派美留学幼童的一员。1872年8月，詹天佑与其他30名幼童远赴美国，在小学、中学接受教育后，于1878年以优异成绩进入耶鲁大学，修读土木工程与铁路专业，并在1881年清政府撤回所有留学生之前及时取得学位。詹天佑回国之时，中国还未修铁路，其才不得为用，先后辗转于福建马尾船政学堂、福建水师、广州黄埔水师学堂等处，直至1888年转入由李鸿章、伍廷芳兴办的中国铁路公司，在英国工程师金达（Claude W. Kinder）之下任见习工程师，才算是开始了他贡献了毕生精力与心血的铁道事业。此后，在京津路、萍醴路等多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不是参与就是担纲。在地形条件极为复杂的京张铁路的修建过程中，詹天佑创则使用了“人”字轨道攀斜，解决了地势险要、坡度过大而资金有限的问题。京张铁路的成功建造，不单是中国近代工程史上的重要成就，也极大地激励了中国民间自办铁路的信心。詹天佑一生足迹踏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曾领导修建了京沉、京张、粤汉、川汉等十几条重要铁路，当之无愧地成为后人尊奉的“中国铁路之父”。 被今天中国铁道圈内很廉价地送上“中国高铁之父”的刘志军，却无詹天佑这种专业背景。他早年初中毕业就去修铁路，从修路队的文书做起，一步步往上爬，直至成为全国铁路的“大管家”。刘在升官途中青云直上，既得益于他逢迎有术，也得益于他的政治婚姻。刘志军娶某铁路分局党组副书记的女儿为首任妻子，得岳丈之力扶摇直上。刘成为中国铁道部门掌门人之时，正逢中国政府最富有的时候，也是世界铁路技术进入高速轮轨的成熟期。当时海外市场饱和，供应厂商竞争激烈，高铁技术市场已经成了“买方市场”。此时中国的地面长距离轨道交通需要更新换代，世界高铁技术四大巨头都盯紧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刘志军向厂商们暗示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家公司的前途，硬逼着卖方“以技术换市场”。由于刘志军本人并无铁道工程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敢于蛮干，在本身并无扎实的技术研发实力的情况下，“指挥其麾下的南车、北车等数家龙头企业，以可怕的‘吸星大法’：将世界各家高铁强国的技术尽数吸收、熔为一炉”，在五年之内，就“赶超”了西方高铁技术四五十年的发展历史。 从这两位铁路之父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出两个时代政治文化的不同：晚清虽然腐朽，但是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能）二者并举，李鸿章等官僚对新技术与专业人才怀抱行外人的尊重，詹天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施展其才；而中共治下已完全成为任人唯亲（钱），从毛时代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因此刘志军这种外行才能成为中国铁道部的大管家，并被众多马屁精吹捧为“中国高铁之父”，给中国的铁路交通留下无穷后患。 两种社会文化熏陶下的人品 政权轮替，只是政统断绝，这种情况中国历史上常出现。但只要道统不断绝，则民族的道德系统不至于崩溃，维系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际上就是以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的道统。晚清官场的腐朽是历史事实，但那时除国家之外，还有承续道统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对士大夫人格有着极大的教化与约束作用。故此尽管官场高度腐败，但当时面临国家积贫积弱，面临列强欺侮之际，还有一大批仁人志士以国为重，廉洁自持，詹天佑就是其中一员。但经历共产革命之后，中国的道统不复存在，再经过中共鼓励告密与互相斗争的红色文化熏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进入由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当政的时代。 当时中国修建铁路，基本都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开工。尽管如此，这类与洋务有关的公共工程修建还是为许多人提供了受贿机会。但詹天佑立于污泥而不染，廉洁奉公。有的包工头得知詹天佑喜爱花木，便登门送上数盆珍贵的桂花。詹天佑看出花盆内埋有金钱，识破来人用意后，告诫对方，不得以行贿手段来取得包工权。詹天佑对挑选修筑铁路的包工人员极为慎重，并不以报价低廉为优先考量，而是以技术熟练为挑选包工人员的首要因素，认为“开得价廉者，未必即是稳练老手”。身教之外，他也重视言教，1918年撰写《敬告??青年工学家》一文，强调选择包工人员要格外谨慎。在他主持下修建的铁路，未闻因质量不合格而导致的事故发生。他为开创和发展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事业，公而忘私，呕心沥血，积劳成疾，58岁时就在汉口与世长辞了。尽管其工薪收入优渥，但由于他一生好为慈善事业，身后并无储蓄，其后人继承的主要是清白家风。 从尊重同行的知识产权可看出詹天佑人品。詹天佑一生建树甚多，但决不掠他人之美。同为出洋幼童的郑廷襄在美国也发明了一种挂钩，与美国人姜尼（Janney）创制的“姜氏车钩”都获詹天佑大力推广，因此两种车钩均被人误传为詹天佑所研制。后来詹天佑专门在他编写的我国最早英汉工学字典《新编华英工学字汇》一书中，使用“郑氏车钩”的译名。 刘志军及60岁以下的中共贪官，都是生于红旗下，受中共“阳光雨露”滋养成长并获重用的人，他们与封建主义及资本主义文化完全无缘，其政治道德是标准的红色。 刘志军的贪腐受贿所涉金额据说高达10亿人民币，其胞弟刘志祥先于其案发落马，曾有“铁路腐败第一人”之称。刘本人供养的情妇据说共达18位之多。而其手下大将，即与其共享高铁之父的张曙光据说共贪污受贿28亿美元存放海外，其妻女早已移居海外，出有豪车，居有豪宅。巧合的是，刘志军也是在58岁这一年走完他的人生风光之旅，锒铛入狱。而刘志军主持下的中国高铁技术自主创新过程，其实就是技术剽窃过程。他的贪腐造成高铁成了高投入、低质量产品，有人形象地形容：找来n个老师，让他们为了抢学费进行恶性竞争，再用政治手腕倒牵着老师的鼻子走。结果是，把从2位老师那里敲诈来的技术拼凑一通，并且再一次发挥“聪明才智”，竟然攒出了跑得比老师都快的“2不像CRH380”。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留下的是清风明月般的清誉，以及让中国受益无穷的现代铁路。而刘志军除了留下声色自娱的巨贪名声之外，还留下了一连串让中国人受害无穷的后患。刘及其手下养育出的高铁事故频发，仅以2010年6月底开通的据铁道部自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建设里程最长、投资最大、标准最高”、“世界上最安全”的京沪高铁，在7月10日到7月14日五天之间发生5次故障停运事故，最后终于出现7·23甬温铁路特大交通事故。高铁因此成了中国乃至国际媒体的话题之王。 在中共话语系统中，21世纪的共产中国是光明的、健康向上且国际地位大获提升的世界强国，晚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一身脓疮。我今天这篇文章，只是梳理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毕生功业与“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还未盖棺论定的未竞事业。清末的腐朽污泥中能生长出詹天佑这一浊世清流，今天的中国却只能是刘志军之类的豺狼当道，我只想问一声：在制度文化上，我们中国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HRIC双周刊》2011年7月28日首发，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18 ）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曹长青∶欧洲的三反情绪和五大危机
昨天（9日）瑞典国会大选，反对非法移民和伊斯兰主义、被认为是极右派的政党「瑞典民主党」席位上升，标�遗分抻杏易�倾向；而且类似美国，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的声音增高。 瑞典是内阁制，在国会有多数席位的党魁出任首相。瑞典国会只有一院，共349席。这次选举结果，左派联盟拿到144席，右派联盟143席，双方只差一席。从单一政党来看，国会的三个大党，左派党101席，右派党70席，被称为极右翼的民主党62席，剩下的席位都是些小党的。从整体来看，右派居优势，但左右两大联盟，都誓言不跟极右翼的民主党组阁。 右翼民主党2010年异军突起，在国会一下赢得20席（得票率6%）；2014年大选增至49席（得票率13%）；这次则赢62席（得票率增至17.6%）。 瑞典是个小国，人口990多万，不到台湾的一半；但瑞典左派有深远的历史。早在1917年，列宁10月革命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那年，瑞典的左派政党就成为议会最大政党，至今一百年都没有变过；但这次该党得票率跌至百年来最低，只有28.4%。瑞典选举结果反映出整个欧洲的变化趋势，更多欧洲人民产生了「三反」情绪∶ 1，反对非法移民大量涌入；2，反对伊斯兰主义（多数难民是穆斯林）；3，反感欧盟，要像英国那样退出。欧盟国家多参加《申根协议》，即签署国之间取消边境限制和检查，恐怖分子更易流窜攻击，於是整个欧洲更不安全。欧洲选民之所以「三反」情绪增高，因欧洲面临五大危机∶ 第一，欧洲本地人口下降，穆斯林却大量涌入，改变了人口结构，造成严重後遗症。目前欧洲的平均生育率是1.6%（超过2%，人口才能成长），但当地女性穆斯林的生育率是2.6%，再加上外来移民涌入，穆斯林的比例节节升高。现在欧洲已有移民多万，其中90%来自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 像英国，已有200万穆斯林，其中70%在伦敦。一周前（8月2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出澳大利亚知名网刊《Quillette》编辑Andy Ngo写的「访问伊斯兰的英格兰」（A Visit to Islamic England）一文，谈他在英国看到穆斯林社区的感受，那是一个跟英国传统很不同的社区，存在严重问题。 在德国，移民已占人口10%，其中最大群体是穆斯林。德国总理梅克尔在2015年公开欢迎难民，结果三年多来 100万难民涌入。梅克尔的「政治正确」，更准确说是「政治作秀」（媒体报导说想得诺贝尔和平奖）给德国带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後患无穷。 法国问题更严重，穆斯林已占法国人口的10%。按目前速度，25年之後，法国人口一半将是穆斯林。伊斯兰领袖公开说，我们不用「圣战」，不用武力，用穆斯林移民，就可占领整个欧洲！ 这次称为极右翼的民主党所以席位大幅增加，因瑞典是全世界按人口比例人均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仅2015年就有16万3千难民涌入 。瑞典人也是感到无法承受了！ 欧洲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大量穆斯林难民涌进欧洲，却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因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有严重的自成一体、自我崇高感；因为按照《可兰经》，他们是要主宰世界、并可用武力把别人强迫变成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者称为穆斯林）。与此同时，面对欧洲社会的新生活，包括语言不通等，他们又产生挫折感，於是更狂热拥抱《可兰经》，愤世嫉俗的伊斯兰情感更强烈，更敌视欧洲文化和文明。例如据英国一项全国性调查，26％的穆斯林表示，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忠於英国；40％支持用伊斯兰宗教法代替英国的法律。法国的情况类似，据《费加罗报》公布的民调数字，43%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社区对法国的国家身份是种威胁，高达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没有融入法国社会。 欧洲的第三大危机是，穆斯林带来反美、反西方文明的风潮。英国200万穆斯林中，据官方数字，有一万六千人参与或支持恐怖主义，三千人曾在阿富汗的逊F基地等受训，要攻击美国。在荷兰，穆斯林有100万，占人口6％。几年前，画家梵高的後代、电影导演特奥．梵高因拍了一部揭示伊斯兰欺压女性的影片，就被当地穆斯林青年用割断喉咙的残忍方式杀害。 第四，反犹太意识高涨。很多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犯罪中，甚至有刻意杀害犹太人的；反犹主义更为嚣张。在德国，已有穆斯林320万，犹太人只有12万。德国人当年曾用奥斯维辛毒气室种族灭绝犹太人，今天的德国，穆斯林人口已是犹太人的27倍！穆斯林在德国形成一个自己的社会，很多父母甚至不许他们的孩子学当地语言，只是送去清真寺学《可兰经》。 第五，大量难民涌入，尤其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欧洲的犯罪率大幅升高。像法国，据「国家统计研究所」（INS）的数字，1960年法国犯罪率是12％，到2000年时增长70％；警方说，法国境内的六成罪犯，九成以上犯罪活动的主谋，都是移民。 面对这五大危机，著有《现代时代》、《知识分子》等名著、已出版54本书（内容横跨历史，宗教，艺术，建筑，人物传记等领域）的英国著名学者保罗. 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欧洲到底需要什麽」中结论说∶欧洲已是正在死亡的洲际大陆。 面对危机，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觉醒，发出声音。这次瑞典右翼民主党席位的增长，就是一个信号。《华尔街日报》昨天就瑞典大选发表的社论标题是，「瑞典的政治警告」（Sweden’s Political Warning）。 不仅瑞典，德国的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也是类似瑞典右翼民主党的理念；在法国，著名的右翼政党「勒庞党」的民意支持率节节攀升；在英国是独立党；在荷兰则有自由党（党主席威尔德斯被称为「荷兰的川普」）；在意大利，倾向这种理念的政党联盟在不久前的选举中获胜组阁，其内政部长萨尔维尼是代表性人物，还有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等。美国川普总统的前首席策士班农则致力把这些力量联合到一起，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办公室，想把美国川普的反建制派理念、英国脱离欧盟的精神，推广到整个欧洲；其根本价值是∶个体主义精神，个人权利至上。 被大西洋两岸知识界都重视的保守派学者保罗. 约翰逊认定为「欧洲已是正在死亡的洲际大陆」还能够起死回生吗？就看欧洲人民的觉醒程度、速度和决心了！ 2018年9月10日瑞典大选次日 根据9月10日《政经看民视》讲话整理，视频∶ https://youtu.be/eOZSJdFarl8 2018-09-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美国法律如何对待政治公众人物的隐私？
——辨析雷政富事件引发的争议误区 最近，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他人偷拍于五年前的不雅视频曝光，据说在63小时后就被免职。因为雷的事情牵涉到薄熙来2007年予以袒护，不雅视频的女主角亦被抓捕。由于有此背景，这次“反腐”引发了多重激辩，其中的辨题之一就是保护隐私与反腐败何者更重要？ 提出这个议题的人有不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腾讯微博上一个较有名的博主，他本人也在媒体任职，平时思想开放。而反对保护隐私重于反腐说的人则认为，中国官场太堕落，腐败时按中国特色，保护隐私时按美国标准。 反腐与保护隐私何者重要这一说法，在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情色日记网络曝光后就有人提出；“保护政治公众人物隐私按美国标准”这一说法，更是对美国相关法律的误解，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专门就此做一解析。 美国是最早从法律上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国家，对隐私权保护也最为完善，但就在这个国家，十多年前，曾发生过前总统克林顿因与白宫实习生之间的“拉链门”事件，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公案；在雷政富不雅视频流传之前不久的11月中旬，美国中情局局长（CIA）局长大卫·H·彼得 雷乌斯（David H. Petraeus）因其婚外情曝光而辞职。 克林顿总统的事纯系私情，中情局局长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也只涉及到私情，均与国家安全无关；也没有当事人假公济私、利用公权为情人及其关系人谋利等类情节。既然纯属私情，为什么在保护隐私方面堪称最典范的美国，这两位大人物的隐私，居然被大曝特曝，得不到美国法律的任何保护？ 还有一件事情也会引起国人惊疑：今年3月4日，美国畅销色情杂志《好色客》老板拉里·弗林特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一整版大幅广告，征集美国高级官员私生活不检点或贪污腐败的证据。弗林特称将为举报人保密，如果他们提供的信息经证实后得以刊登在《好色客》上，将可得到最高100万美元的奖金——这位老板要为杂志赚眼球，但他绝对不会为刊登一则侵犯隐私的消息而惹上官司。这是因为，政治人物的隐私在美国，远比普通人受到的保护要少得多。 美国法律史上，“隐私权”概念最早出现于1890年《哈佛法学评论》上一篇“论隐私权”的文章，作者是Samuel D. Warren和Louis D. Brandeis。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与实践，《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确认隐私权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并规定了侵害隐私权的四种类型：不合理地侵入他人的隐私；窃用他人的姓名或肖像；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公开他人的不实形象。至20世纪60年代，隐私权逐渐成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当时，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的隐私权与普通人的隐私权之间应该如何区分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公众人物”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最早出现于美国诽谤法。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布伦南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的判词中，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 Official）这一概念。他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阐述了判决理由：“公共官员的问题辩论应当是无拘束、热烈和完全公开的，可以对政府和公共官员进行猛烈、辛辣、令人不快的尖锐攻击。” 该案的核心是阐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内容——表达自由，但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最高法院于此开始引导美国人注意公共官员的特殊身份，这是“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形成的基础。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与“联合公司诉沃克案”中提出“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并且在其后的一系列判例中逐步确立了关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反向倾斜保护机制，在隐私权制度中确立了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特别保护这一法律制度。 在美国法律中，政治家、官员属于三类公众人物当中的“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 for all purposes）。由于他们的地位使其拥有极大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其活动和言行都关系到公众的知情权问题，因此对他们的隐私应当作必要的限制。 美国对待政治公众人物隐私权实行弱保护的理由可简括如下：政治家与官员对社会具有管理职责，其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众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因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其私人信息纳入公众知情权范围；其道德修养与其健康状况决定其能否正确及时地解决公众的问题；个人财产状况说明其是否清廉，值得信赖。这类人物的道德和性格上的缺陷，是对公众和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法律如果保护公众人物的所谓隐私权，实际上等于主动放弃了对公众利益的有效保护。 采取公众知情权高于政治人物隐私权，并不意味着可以对政治公众人物随意侮辱、毁谤。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了“真实恶意原则”，政治公众人物因新闻报导中的内容有失实的部分可提出诽谤起诉，但必须证明媒体的报导存在“真实恶意”，并且还需证明自己的实际利益因为这一部分失实的内容还确实受到了伤害。 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国国内一些人认为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属个人隐私，应予保护完全是错误理解。保护这种违背公德的所谓“隐私”，其实就是保护腐败。这类吃喝嫖赌、劣迹斑斑的人充斥着中国官场，是导致今天中国政治糜烂与政府对中国人基本权利的巨大伤害的重要原因。 现阶段，在保护隐私权上中国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平民百姓的隐私权几乎处于不受保护的状态，而对官员的隐私保护过度，甚至被随意列入“国家机密”范围。以前的两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与陈良宇，包括今年的谷开来、王立军案，都没有公开审判，司法过程属于黑箱作业，禁止新闻媒体追踪报导，公众根本没有知情权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认为雷政富这类完全违背公职人员道德、牵涉到权色交易的不雅视频属于隐私，应予保护，就等于宣示保护腐败。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1月2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1/celebrities-privacy/）
何清涟2025-11-06 06:37👍 0💬 0萧东贤∶勇者画像~曹长青先生
认识曹先生大概在20年前，稀奇地发现他一个中国的异议人士，却为台湾的民主大力发声，还讲几句台语。曾邀请他在西雅图台湾同乡会年会当主讲人，被有些不认识他的台湾同乡抱怨，说难道台湾人没人才，为何要请一个中国人来演讲。还好会後只有赞赏的声音。很快地曹先生被不同的台美人社团邀请到处演说，他也被广泛的台美人认识。今天，很多台美人都同意曹长青先生比台湾人更台湾人。 曹先生记忆力极强，学问渊博，分析力又强又快又深入，用无法否认的事实或数据做根据，用词犀利，嫉恶如仇，讲话非常快，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的写作也一样快、深入、和犀利。我常说自已的记忆力有他的十分之一就好了。曹先生还有两个很难得的特质，第一是他的理论的一致性。拿他以前所讲的与今天的相比，你没发现什麽不同。哲学家被批评为「理性的浪子」，或马丁路德所称的「理性的娼妓」，因为今天为了某些议题发表一套论述，明天不同的议题又发表了不一致的另一套论述。夫妻之间的批评大概是最容易发现言辞内容的不一致性。只有一个对宇宙性的真理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够长时期地言论一致，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曹先生就像司法女神一样，看事不看人。因他嫉恶如仇，语言又快又犀利又严肃，经常给人「不近人情」的感觉，而且他不在乎谁是他批评的对象。被批评到的人往往是「有口难辩」或「见笑转生气」。这一点他对台湾蓝营绿营的人物都没有差别，完全不畏权势。有一次曹先生又到西雅图，与几位同乡在一起时，我说了一句出自内心的话，「想到曹先生，心中浮起的是一个勇者的画像」，他完全没在考虑他的话会对他自己或对别人造成什麽影响。也因为如此，一定有很多人不喜欢他。我相信有在看「政经看民视」的人，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我了解的台湾名嘴也有对是非很坚持的，譬如彭文正教授，他的词句同样犀利，只是他会幽默一下，又如胡忠信与姚立明老师，但都比较客气有礼貌。 这个时代，特别在东方，已经是很普遍地是非不分。能够坚持是非的人实在是稀有动物。这让我想起旧约圣经的先知。旧约的先知不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先知先觉者的先知，而是上帝的发言人的意思。这些先知照上帝启示给他们的话告诉以色列王及以色列人民，而这些话经常是以色列王及人民不喜欢听的，但先知继续讲。他们就认为这些先知不是真先知，而把他们杀害。过了一、两代，以色列人发现这些被他们祖宗所杀害的先知是真先知，这些子孙就把先知的坟墓整修的漂亮堂皇。这样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些先知被杀害的方式都是蛮残忍的，像先知以赛亚相传是被锯锯死的。这些先知都真是上帝伟大的仆人，不畏权势，尽忠职守，至死不渝。 今天的中国，也有一些不畏生死，敢说实话的人，像刘晓波及高智晟，还有不少我不认识的。在过去与现在的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像以前的党外人士及最近去世的蔡有全先生等。虽然我的标题只提到曹长青先生，我对这样的人同样地向他们致敬。（南加台侨） ——原载洛杉矶《美洲台湾日报》2017年9月20日 （作者为加州律师、大西雅图台商会创会会长、西雅图同乡会前会长） 2017-09-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采访曹长青∶赖昌星是刑事犯不是政治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小青∶远华走私案的主要嫌犯赖昌星被引渡回国。时隔十几年的时间，赖昌星终于被遣返回国，这一事件引起众多评论和揣测，加拿大为什麽会在这个时间遣返赖昌星，是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还是有其他原因，赖昌星回国后将面临什麽样的命运。就这些问题，我采访了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家曹长青先生。 问∶赖昌星这次被遣返中国，你认为是中国向加拿大施加压力的结果吗？ 答∶中国政府过去这些年来，一直要求加拿大遣返赖昌星。这个问题已成为中加两国间的一个外交问题，或者说是个难题。双方好像一直有在交涉、沟通，谋求找到解决方案。所以，这次赖昌星被遣返，应该说是有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个因素。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更有加拿大的法律制度的因素，因为最后是加拿大法庭通过审理，做出遣返赖昌星的法律裁决，而不是由加拿大政府的单纯行政命令而遣返的。所以说，这更多是加拿大法治制度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问∶加拿大为何时隔十多年才遣返赖昌星呢？ 答∶赖昌星12年前逃到加拿大就开始申请政治难民身份。加拿大跟美国一样，对难民申请都有很严格的手续和程序，而且很长的审理和上诉等时间。赖昌星的政治难民申请，被加拿大法庭拒绝了。然后赖昌星上诉，又被驳回。按照加拿大的法律程序，上诉的案子被驳回，还可以提出“重新评估”，最后评估结果，是维持原判。所以赖昌星这个案子，在加拿大走完了全部的法律途径。有人奇怪，加拿大怎麽12年之后才遣返赖昌星？就因为加拿大是个法治国家，它要按法律途径，一步步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最后才做出遣返的决定。这就是为什麽赖昌星在加拿大待了12年之后，才被遣送的原因之一。 问∶你刚才说，赖昌星在加拿大申请政治避难，他说以什麽理由申请政治避难，是因为中国有死刑吗？ 答∶中国有死刑是其中一个理由，加拿大是没有死刑的。另一个理由说，赖昌星的案子是党内斗争，是党内高层政治的牺牲品，所以他应该申请政治避难。 问∶赖昌星在加拿大申请政治避难，听说得到民运人士的作证帮助？ 答∶赖昌星的政治难民申请过程，所以时间拖得较长，还跟一个因素有关，就是一些民运人士，到加拿大给赖昌星“作证”，证明他一旦被遣返中国，会被迫害甚至判死刑等等，以帮助赖昌星留在西方。像著名的民运人士魏京生，还有阮铭，已经在台湾居住，赶到加拿大为赖昌星作证和辩护。据当时的报导，阮铭还跟加拿大检察官在法庭大吵，被法官制止，说这是法庭作证，不是政治辩论。但最后这些民运名人的辩护和作证，好像没起什麽作用，没被法官采纳。 很明显，这些民运名人不是当事人，不了解赖昌星所涉及案子的内情，他们又没做过独立调查，当然他们也没这个条件，他们回不了国，是异议人士。所以，他们的作证和辩护，都是比较泛泛的，强调中国的独裁制度，中国政府的承诺不可信赖等等。 但民运人士去给赖昌星作证辩护，本身就有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从赖昌星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不是政治犯。虽然他的案子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可能涉及中共高层斗争，但涉及政治，不等于是政治犯和异议人士。因为从没有看到赖昌星发表过反共言论，也没有从事过反共活动。他涉嫌走私和贪污，数额巨大，据中国官方数字是八百亿人民币，相当一百多亿美元！走私属于刑事犯罪。我再强调一下，案子涉及了高层政治，并不等于就是政治犯了，这是两个概念。就像当年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曾涉及党内斗争，深深卷 入中国政治，甚至被迫害，但不等于他们就是政治犯，就是异议人士了。所以一些民运人士硬是把赖昌星的刑事案往政治案上拉，是牵强的，也是方向错误的。更何况赖昌星连党内内斗都不是，是大的刑事犯罪。 问∶为什麽有民运人士为他作证，对民运人士有什麽好处？ 答∶当时有民运人士强调，赖昌星有钱，给他作证辩护，民运能获得他的支持、资助。这种论调和做法，更是错误的。这就像有人抢了银行，你说只要他支持民运，我们就帮他辩护和作证，帮他获得自由，因为他会把抢银行的钱拿出来一些，支持民运。这是什麽逻辑，这是什麽道德？这还有没有是非？而且根据网上资料，魏京生、阮铭作证之后，赖昌星支持了民运五万美元，但这五万美元，最后到哪里了，也有问题，不清不楚。 问∶赖被遣返是否对其他在逃贪官有威慑作用？ 答∶赖昌星被遣返，当然对其他中国在逃贪官有明显的威慑作用。因为赖昌星是在西方审理时间长达12年、最被广泛报导和重视的一个嫌犯，而且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还得到民运名人的出庭作证和辩护，但最后都被遣返了，那其他的在逃贪官，就更会恐惧，他们无处躲藏，西方不是中国犯罪者的天堂。现在中国的贪官遍地都是，卷款外逃更是很普遍，据中国官方数字，贪官卷走的钱多达七百亿。所以赖昌星被遣返，我想会对其他中国的贪官想卷款外逃，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问∶赖昌星面临什麽样的命运，他还会被判死刑吗？当时中国政府好像做出承诺？ 答∶一般都认为中国政府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但是在赖昌星问题上有一种特殊性，因为中国政府为此事已经同加拿大政府交涉了十二年了。中国政府不断承诺发誓不会处决赖昌星。这样一个被中国政府长期追踪的案子，如果中国政府再违背承诺的话就会影响中加的关系。中国以后再想引渡其他人的话就会受影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处决赖昌星。 有人强调，如果赖昌星被遣返，就可能被中国政府判处死刑，他们反对死刑，所以就反对把赖昌星遣返中国，而不管他犯了什麽法，应定什麽罪。但是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重庆的那个司法局副局长文强，我们设想，如果逃到了加拿大、美国或者法国，是不是也要按照这种逻辑，留在西方，获得政治难民身份？那西方不等于成了中国犯罪者的天堂了吗？尤其是中共高官，他们在中国巧取豪夺，利用手中大权，捞足了，赚够了，就逃到西方，然后就说中国有死刑，送回去会被处决，他们的案子涉及中国政治，涉及党内斗争，就可以留在西方，这不等于是鼓励中国贪官外逃吗？所以我说，民运人士给赖昌星作证和辩护，是个明显的错误！ 问∶有人说赖的遣返是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有人说将会导致中国党内内斗更激烈，你怎麽看？ 答∶赖昌星的案子所以能达到八百亿人民币这样的天文数字，没有官商勾结，没有跟中共上层的关系等，是不大可能的。但赖昌星的很多说法，都是他自己一个人说的，实际情况到底怎麽样，并不能确定。赖昌星是不是可能夸大了他在党内高层斗争中的作用和角色？有没有可能为了把他的案子跟中国政治、党内斗争连到一起，以获得政治难民身份，留在西方？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赖昌星本人的说法是不能全盘接受的，是要质疑的。从他接受采访谈到那些东西来看，他是习惯吹吹呼呼的。 赖昌星曾说，如果他被遣返，当天晚上就有政治局委员什麽的被抓起来，中国政坛要大地震等等。这很可能都是夸大其辞。另外，毕竟这个案子发生在12年前，经过这麽漫长的时间段，即使有涉案高官，也早就会摆平了，撇清了，处理好了。所以，今天赖昌星被遣返，对中国高层政治，不会有多大影响。而且，以中共那种封闭式样的司法和政治，赖昌星回到中国，就等于消失了，不会再有像加拿大时这种报导和重视，从这个角度，这个案子也会基本完结，很难再炒下去了 ——原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011年8月6日 2011-08-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中国接受普适价值究竟难在何处？
中国接受普世价值不容易，首先当推中共的冥顽不化，设置了“不搞西方民主政治”等“五不搞”律则，用以限制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但如果仅仅只有中共的冥顽，那难度倒也可以慢慢克服。问题在于中国人被统治者驯化多年，一些人不仅对普世价值形成了免疫力，连道德观也已严重扭曲。 今年10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总理家人神秘的财富”，自此之后，公信力一向甚好的《纽约时报》受到海内外一些中文媒体的持续质疑，人民网于10月29日发表文章“《纽约时报》近年丑闻叠出声望下降”，海外也有部分中文媒体持之以恒地宣布《纽约时报》介入了中国的政治权力斗争，不客观。还有温粉则表示，即使事情是真的，也不应该在这个“敏感时期”公布。与重要的路线斗争相比，反贪腐在其次。还有些人干脆发明了一整套说辞为温开脱，除了反复念叨的温总理不知道其家属的事情，不应对此负责之外，干脆说温总理多年倡导改革，不应该抓住这些高层人人都有的贪腐问题不放。 《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为什么如此招恨？ 要说是介入了中国的权力斗争，这样做的外媒不止《纽约时报》一家，从今年3月以来，世界各国数得出的大媒体都曾被动地卷入了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从美国到欧洲，有哪一家没有报过薄熙来家族那铺天盖地、真假无法查核的丑闻？为什么同样的“介入”，“被利用”，就没有遭到类似的指责？——可见涉入中国高层的内斗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能涉及“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在这些人心中，道德标准因人而异，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目中的神像不能被褪去表层的金粉。 《纽约时报》并非温家财富故事的第一个揭露者。为什么此前英国路透社、《金融时报》“曝光”温家财富不是问题，在十八大之前这个“敏感时期”就不行了呢？——这个“敏感时期”的界定，本来就是中共高层出于自身需要而规训本国媒体的一种说法，比如“敏感时期”，“媒体要自律，要统一口径，一切要服从党的需要，从政治大局出发”。现在看来，一个奴隶国度，不仅国内媒体得被迫接受这种规训，一些海外华人、华媒也自觉地接受这种规训，除了以此自律之外，还要推而广之用之于美国媒体。《纽约时报》不看北京的脸色行事，在“敏感时期”发表文章揭露“人民的总理”家的“秘密财富”，就遭到口诛笔伐，从报社的信誉到记者本人的操守与专业素质，都要被无中生有地重重挞伐。 思来想去，这还是“中国特色”思维在起作用。 第一，中共将媒体视为宣传工具的“喉舌论”其实已经浸透大多数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政治学者吴国光在他那篇“多重的真相还原”一文中，对“喉舌论”曾有非常精彩的阐述，他说，“‘喉舌论’不仅形象扼要地表达了中国媒体是中共的传声话筒这一研究中国媒体所必须了解的第一现实，而且直接蕴含了‘媒体不能客观报道事实’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中共并不要求媒体能够实现‘使民众充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功能，而仅仅要求它们能够传达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宣传’看得极为重要，而大众媒体不过是‘宣传工具’。既然要宣传我的看法，当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观事物与严格控制媒体，这样两个方面在这里就合二为一了。事实上，被控制的媒体必定扭曲事实，扭曲事实的媒体报道背后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独特意图──它们在“喉舌论”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纽约时报》的文章虽然让读者充分了解“正在发生与已经发生的事实”，但这事实不符合一部分中国读者的需要，因此《纽约时报》就是在“敏感时期”“介入了中国的权力斗争”，这篇报道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他们裁定为“不客观”，甚至“别有用心”、充当薄党（包括他们定义的“血债帮”）的工具。 往深里剖析，这是“喉舌论”思想在起作用。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John Thomson）回忆，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曾问大陆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一年长编辑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唐占晞笑称：“我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现在，中国人虽然不会再闹这种笑话，但不少人骨子里仍将媒体视为“宣传机器”而非“社会公器”。作为宣传机器，当然不需要从事实出发，按照本利益集团的需要宣传，哪怕是制造谎言，也符合宣传机器的伦理；作为社会公器，则首先需要尊重事实，其次得遵从媒体的职业道德。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庄》里，用一群盲目服从猪（统治者）的羊群来比喻民众，这群羊每天只会哼唱猪教导的“真理”：“所有的动物生来平等，但一部分比另一部分更平等些”。如今，中国这“动物庄园”的羊群能够自行创作新歌，即“贪污腐败是不好的，但某些好猪的腐败是可以接受的”。从部分海外华媒对《纽约时报》有关温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反应来看，中国要出现做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就算是有部分媒体人准备好了，民众的社会心理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因为他们更喜欢宣传机器而不是媒体。 第二，在一片黑暗的现实之中，不少中国人已经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我曾多次说过，“圣君贤相”是中国人心目中常青不衰的政治情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都曾先后被国人寄予厚望。在不少国人心目中，目前在位的贤相仅有温家宝一人，他就是光明，就是希望，就是一切。也就是说，温家宝不仅是这些人在中共这棵被各种蠹虫蛀空的大树上所发现的一片绿叶，这片绿叶还被幻化成了一片将使大树回春的全部希望。如果有人告诉他们，那片树叶的绿是人工喷洒上去的，结果一定会应了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在《预言者》里面说的：“我向人们宣示了真理，可他们却疯狂地向我投来石块。” 在中国这个建成长达60多年的动物庄园中，要让统治者及普通民众接受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的困难程度，远比反腐败困难。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社会无不视腐败为恶行，如今温家宝家族财富故事引起的争议，终于将国人（主要是海外部分华媒与能够自由言说的一些异议者）价值观念的机会主义特点充分暴露出来。这种机会主义包含有对人对己价值道德的双重标准、“某些好猪的腐败是可以接受的”，将媒体视为喉舌而非社会公器，等等，已足以说明中国接受普世价值的困难不仅在于中共的阻挠，还在于国人的心理素质。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1月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1/china-values/）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曹长青∶自救宣言偷火种给台湾 台湾需要彭明敏的高度
曹长青21日出席《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50周年演讲会,分析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四大意义。他表示，很高兴再次回到台湾，他因批评中共政权、支持民主台湾、达赖喇嘛、西藏人民选择权利，被列入中国政府黑名单，迄今已25年，无法回到中国，但他很感激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民主的台湾，让他可以回到台湾，他很感谢台湾。 受邀参加演讲会，中国旅美作家曹长青夫妇，专程从美国过来，他感到很荣幸，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他看了很多遍，对彭明教授感到非常敬佩，今天再看，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前瞻性，对解决当前台湾问题，包括绿营的方向、知识份子道德的选择，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曹长青以四点分析自救宣言，最重要的意义是“勇气的资源”，在50年前随便杀人的白色恐怖时代，彭明敏、魏廷朝和谢聪敏提出自救宣言，公开站出来，拒绝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走出台湾人第三条路，而且公开指出国民党的统治是暴政，反攻大陆是谎言，蒋家是独裁者，这是何等的勇气！ 曹长青说，当时彭教授是台大政治系主任，且是最年轻的主任，政府评定的十大杰出青年，中华民国联合国代表团顾问，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却放弃一切，为了什麽？怎麽会有如此勇气！ 曹长青表示，西方哲学家曾说，人生有两个日子最重要，一是出生，第二就是发现真实，他认为彭教授就是跟著这条道路，发现真实，以知识份子的良知，发出声音，不是鲁莽，不是随便，而且清清楚楚的知道後果，这是个非凡的选择。他想起希腊神话中偷火、带给人类光明的普罗米修斯，彭教授等三人，就是展现了偷火种给台湾的精神，才有今日光明的台湾。 第二点，自救宣言同时是台湾人、知识份子的“智慧的资源”，曹长青说，宣言的两个重点，一是“一中一台”，50年前彭教授就敢指出这个事实，非常的了不起，这铁一般的事实，今天是这样，未来更应该这样；另一重点是“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这是未来台湾的方向，指导的纲领，真是非常大的智慧。 第三点，自救宣言对解决台湾族裔问题具重大意义，曹长青认为彭教授的自救宣言和杰弗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是在同一个价值思想体系之中，都强调结束专制、结束殖民统治，要做自由人，才能战胜野蛮人，而非强调血统和族裔；建立新国家，保障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有自由主义，台湾才有本土化，才有人民的自决权，才能当家作主，做自己的主人。 第四点，自救宣言给知识份子的榜样，是道德的力量，今天，不论谁当了党主席、台湾的总统，若没有具体的建树，没有思想的遗产，在未来的台湾成就是Nothing，什麽也不是，真正能为台湾指引方向的是勇者，智慧者，思想者，人类历史不是大众推动的，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坚持，才有人类今日的发展，他要向彭教授这样的人类先知者，表示最大的敬意，“台湾需要彭明敏的高度”。 原载台湾《民报》2014-09-22 http://www.peoplenews.tw/news/72e32d94-07dd-49f3-941f-f9fb7266e59b 2014-09-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奥巴马和美国第四次左倾浪潮
在美国以至整个西方，过去一百年来，一直存在左、右两大理念之争。左派的基本理念是倾向社会主义，强调“平等”和“均贫富”，推行高税收（把钱从富人和中产阶级那里强行收来，再分给穷人）、大政府（由政府进行财产二次分配，因此政府规模越来越大）、高福利（向穷人提供优惠待遇）等政策，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实现社会平等。 右派的基本理念是倾向资本主义，强调“自由”和“竞争”，推行减税（让人民拥有、支配自己的财富）、小政府（政府只是保护人民安全的“守夜人”，规模越小越好）、低福利（尽量控制福利，以避免养懒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败，而不是平分财富）等政策。 ●不损害他人的“利己”是文明的源泉 左派理念从来都占据道德高地。因为照顾穷人，把财富分给弱者，体现所谓“善”的价值。这不仅由於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利他就是善”的传统，更在於影响西方文化至深的《新约圣经》基调是反富的，耶稣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基督教的反富倾向对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至今仍很浓烈。但非常自相矛盾的是，支持右派理念的多是信基督的右派中产阶级；而支持左派理念的则以无神论知识份子为主。 右派对推行资本主义，在很长时期内无法理直气壮，因为市场竞争造成贫富差距，被视为有悖道德。右派认为只有竞争才能激发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从而创造财富，使人民富有；资本主义在效率上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优越。但右派并没有拿出强有力的理论从道德意义上为资本主义辩护。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自俄国的女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写出畅销书《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中国都已有译本），提出并建立“客观主义”哲学体系，提出“利他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源泉之一”，强调“个人为自己负责”，不损害他人的“利己”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源泉”。她是第一个鲜明地、强烈地从道德角度为资本主义辩护∶资本主义不仅是可行的、有效率的，更是道德的；而剥夺私有财产、泯灭个性和人的创造能力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不道德的。安兰德甚至指出∶文学作品中最不道德的形象，是人们历来欣赏的、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因为他用抢劫的方式，把富人的财产分配给穷人。典型的共产主义逻辑。 後来又有深受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影响的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哲学家诺奇克（Robert Nozick）发表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也从理论上为资本主义和个人权利辩护，提出著名的“权利大於善”的理论，即“个人权利”大於社会的“善和道德要求”；如果视“善行”高於权利，就自然会发生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以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善的名义，道德的名义，以及各种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实行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统治。最後不仅不会有真正的平等，人的自由更会被剥夺。 ●左派和纳粹的内在一致性 虽然有安．兰德、诺奇克等哲学家为右翼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源泉，但由於美国，以致整个西方基本都是左翼知识份子主导（在报纸、电视、大学等上层建筑领域，左翼都占绝对压倒多数，因知识份子天生就有为民请命、要占据道德高地的倾向），因此左派的理念，几乎一直占上风；由此也导致美国一次次出现左倾浪潮。 第一次左倾浪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交替之际，自由派的威尔逊当总统时达到高潮。1920年之前的三十年，被称为美国的“激进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因为从那个时候，左派开始推行照顾穷人的政策，要迈向“社会正义”。结果政府权力被扩大，“国家”被视为解决问题的根本。美国史学家认为，这是自由派第一次偏离美国宪法，因美国先贤们制定的宪法有两个明确原则∶一是保护个人权利，把它视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因此无论政府还是其他任何力量都不可剥夺；二是强调有限政府，即限制政府的权力。但当时的威尔逊等左翼认为，美国宪法已经过时了、无法解决当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有左翼高喊，“在人民需要煤炭的时候，让宪法见鬼去吧！”这个“激进时代”影响深远，连今天曾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还宣称，她是“自豪的、现代的激进时代人”。 西方左派的理念和共产主义理论很相像，都是想通过国家力量来均贫富，推行“社会正义”，而不把个人权利和自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也是西方左派虽然否定、谴责希特勒等极右派，但对造成更大人类灾难和死亡的共产主义则不相提并论、更不等量齐观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近，美国学界对一本新书《自由派法西斯主义》（Liberal Fascism）进行热烈讨论，因为该书把美国左派和希特勒右派连到一起，提出美国的自由派，实质上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因为两者都崇拜国家主义，都向往社会主义，都要通过政府力量来主导人类生活。希特勒的纳粹政党，全名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从党名就可看出，一是强调社会主义，二是强调工人等所谓穷人。该书作者戈德堡（Jonah Goldberg）是美国《国家评论》的社外编辑，他在书中指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很多知名自由派人士，都推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把这个纳粹首领视为英雄，因为墨索里尼提出照顾“穷人”（the little guy）。戈德堡认为美国左派的兴起，和意大利、德国法西斯的兴起，有一种呼应性，都倾向国家崇拜（state worship），社会主义，大众主义（populism）。 无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其哲学根源都来自德国的黑格尔；同时还和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基督教的强烈主张平等、均贫富等，等於给左派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提供文化和舆论基础，戈德堡甚至在他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某种形式的基督教法西斯主义”。 ●威尔逊和罗斯福是“准独裁者” 美国的第二次左倾浪潮，发生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左翼罗斯福总统执政之後。就像今天美国出现两房等次贷危机，左派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华尔街、批判资本主义、强调政府要主导经济一样，那场经济大萧条，也是给了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绝佳机会。罗斯福立即推出“新政”，主要目的是扩大政府权力，由国家主导经济，而不是由自由市场。像今天美国出现严重金融问题的两房公司的房利美（Fannie Mae），就是罗斯福执政时建立的国营银行，主要是给穷人贷款。虽然後来其国营性质有所改变，但仍是由政府资助。那场经济危机，给了左翼强化政府控制个人财产、增加社会福利的机会。罗斯福曾一度甚至想把钢铁厂等都收归国有，但由於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才没实现。後来美国的高福利、高税收，大政府，强行的社会安全基金等政策，都是罗斯福新政的遗产。因此戈德堡在他的新书中把威尔逊和罗斯福这两位左翼总统称为“准独裁者”（quasi-dictator）。 第三次左倾浪潮，发生在六十年代民主党总统约翰逊执政期间。约翰逊提出著名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口号，要用国家力量来进行财产再分配，消灭贫困和族群差异、实现平等。戈德堡在他的书中指出，约翰逊的那些要建立“伟大社会”的项目，实质是“法西斯乌托邦”（fascist utopia），它是威尔逊的“激进社会”、罗斯福的“新政”的继续，都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夺个人权利，通过均贫富，推行国家主义和群体主义。而且左派那种动不动就街头运动、游行示威，尤其六十年代的左派黑bao党激进团体的行动，和纳粹的先锋队式的街头运动也相当类似，都是要造反、要革命的激进主义。 ●“奥巴马是最左的参议员” 但在六十年代反越战时达到高潮的左翼运动，随後就开始走下坡路，保守主义在美国回潮，有了尼克松（福特）8年、里根8年、布什父子12年，前後四分之一多世纪保守派共和党主掌白宫。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获胜，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左翼要尝试掀起第四次左派浪潮。主要因为奥巴马立场极为左倾。他虽然当参议员才四年，但有94次国会投票支持增税的记录，等於平均15天一次。 奥巴马更是一个非常党派化的议员，据美国《评论》杂志的“奥巴马的左派主义”（Obama’s Leftism）一文，奥巴马在国会投票时和其所属民主党的一致性，高达98％，被称为美国“最左的参议员”；更不要说奥巴马青少年时，在夏威夷就曾受黑人共产党员戴维斯的影响，并和美国恐怖分子艾尔斯是朋友，还和高喊“上帝诅咒美国”的反美黑人牧师赖特保持20年的情同父子关系。奥巴马早期参选伊利诺州议员时，就得到由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员等左派分子组成的当地“新党”（New Party）的支持。但奥巴马如果想回报这些共产分子，并谋求实现自己的左倾社会主义梦想，掀起第四次左倾浪潮，在今天的美国能行得通吗？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2008年11月号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