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谁真正了解“古拉格”
“古拉格” （Gulag）这个词，最近成了美国媒体的报道焦点之一，因国际大赦组织负责人把美国关押塔列班成员的监狱描述成“当今的古拉格”而引起争论。美国总统等反驳这项指控“荒谬”，“令人恐惧”。美国主要媒体，因党派倾向则态度不一。左翼《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支持国际大赦，右翼《华尔街日报》则批评国际大赦这种说法实质是“反美”。 在这些争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间偏左的《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评论，其作者是美国知名的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她近日发表题为“国际大赦的失忆”（Amnesty's Amnesia）的文章，批评该组织完全忘记了苏联古拉格是怎麽回事，做了不当比喻。 从文章标题就可看出这位女作家的文采，因两个英文词的发音和字型都接近（前五个字母都一样），如同英语大师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的传神用法。在内容上，这位女专栏作家更是精确指出，「古拉格」意味著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没有选举，没有辩护律师和陪审员，是一个奥威尔《一九八四》那样的世界。而今天美国不仅完全不是这样，而且是向全球推展自由价值的主要力量。阿普尔鲍姆的结论是，国际大赦曾在关注世界人权上作过贡献，但现在的这种言行，显示它失去客观中立原则，在附合某种党派立场。 阿普尔鲍姆可能是美国最有资格评论古拉格的权威之一，因她前年出版了研究苏联集中营的《古拉格：一个历史》（Gulag: A History）的专著。虽然研究古拉格的书在西方已有很多，但阿普尔鲍姆的新书引用前古拉格囚犯的回忆录以及苏共垮台後披露的文件，不仅内容丰富，史料详实，且文笔生动、引人入胜，属於那种雅俗共赏的作品，因而受到美国左右派媒体和书评家的一致赞赏。知名的保守派杂志《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评论》（Commentary）都发表了赞美的书评，“传统基金会”的书评则称它是“最权威的”，《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杂志编辑和发行人克莱默（Hilton Kramer）称该书在研究古拉格上达到“里程碑式的成功”。自由派的《纽约时报》书评则也是高度评价该书，美国图书俱乐部赞美它是研究苏联历史的“杰作”，“丰碑般的成就”。因而该书在去年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的“ Duff-Cooper奖”。 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书所以被这样高度评价，还由於她对古拉格现象有独到的分析，这本长达677页的书，第一章和最後一章，都是分析古拉格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它的不道德，对人类认知邪恶的教育意义。今年41岁的阿普尔鲍姆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和其记者经历有相当关系，她在17年前就担任英国《经济学人》驻波兰记者，因而对共产世界有近距离的观察，她的丈夫是波兰作家和政治家。她的第一本书《东西方》主要写立陶宛、乌克兰等走向独立的阵痛。 在“国际大赦的失忆”一文的结尾，阿普尔鲍姆评论说，如像国际大赦所说，美国关押塔列班成员的监狱是古拉格，那等於布什总统就是斯大林，美国就是共产苏联。但事实是，正是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改变了白宫对那所监狱的政策，正是美国媒体对伊拉克虐待战俘的美军做出调查，国际大赦对此发表了独立的报告。国际大赦的“古拉格”说法，“不仅失去了它政治中立的原则，而且变成了流行的反美主义。”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6月8日） 2005-06-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911 十周年美国价值进入中东
911恐怖袭击事件，转眼就是十年了！十年，是个不短的时间段，但任何经历那场大灾难的人，恐怕都会记忆犹新，因为它太令人震惊，太令人悲痛，更令人愤怒！ 在我一生中，至今有过两次这种情绪，一次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是时候，那时我已在美国，从电视上看到端著刺刀的中共军队和把人压成肉饼的坦克，真是愤怒得肺都要气炸了。再就是十年前的911那天，看到恐怖分子居然用劫持的民航飞机把世贸大厦轰塌的情形，那种震怒，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 那是一辈子都没法忘记的经历，也我一生中最长地、连续几十个小时地坐在电视机旁，观看人类史无前例的邪恶。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当人决定从上百层的高楼上跳下去的时候，那是一种什麽样的悲惨。从跳的一刹那，到落地，起码有一分钟吧，什麽样的死刑惩罚有这麽残酷？ 当完全从事商务活动，代表著人类的创造精神、自由贸易精神和富裕繁荣生活的世贸大厦被这样撞毁，当平静地工作的人们被这样杀死，西方左派还不承认这是在挑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话，他们就在事实上成为了恐怖主义的帮凶！ 911事件後，我写了几篇评论，坚定地支持美国铲除恐怖分子的反恐战争。留心我文章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我可能是华人中就反恐问题写过最多评论、最支持布什政府军事铲除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的作者。 911十年了，今天回过头来看，美国打的这两场战争，铲除萨达姆，结束阿富汗的塔列班，都是完全正确的决定。 不管今天有多少左派，多少头脑不清的人反对那两场战争，但只要举出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两场战争的正确性，那就是过去十年，美国没有再遭到恐怖袭击。 不是恐怖分子不来袭击美国，而是通过这两场战争，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实际能力上，都重创了全球的恐怖分子。因为这两场战争铲除了恐怖分子的基地，包括支持恐怖分子的萨达姆政权。所以美国的安全，是这两场战争的直接结果之一。 反恐，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因为这跟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完全不同。比如二战面对清晰的德国和日本，冷战面对苏联，那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虽然苏联有核子武器，但如果它敢用，就会遭到美国的反击，苏联就可能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当然美国也会遭到重创。所以美国采取遏阻政策，威慑阻止苏联，不让它有幻想轻举妄动，而且产生了效果。 但今天的恐怖分子就不同了，它不是国家，它没有政府，它是分散的，不再是公开的单一目标。另外，你采取威慑作用也不灵了，因为它采取自杀同归於尽的方式，它不怕死，它来找死。对不怕死的，你还怎麽威慑恐吓呢？ 恐怖主义的第二个和常规战不同的是，它比野兽还残忍，不是不惜屠杀平民，而是专门用杀害平民的方式来进行袭击。最近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出了本新书，他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如果那19个劫持飞机撞毁世贸大厦的恐怖分子拿到了核子武器，他们会不用使用？切尼说，他们一定会使用。我完全认同这种看法，恐怖分子拿到任何武器，他们都会用，不论是原子弹还是毒气。这是一批人类罕见的亡命徒，更是罕见的邪恶。所以反恐战争，是人类一场新型战争，是一场最艰难的战争。 但是，仅仅铲除恐怖分子是不够的，关键是要铲除产生它的温床。那麽什麽是它的温床？西方的左派强调说，原因是贫穷，只要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东和穆斯林国家提供更多的钱，更多的经济援助，降低那里的贫穷，才能解决问题。但这是完全不著边际的说法。因为事实是，恐怖主义的头子本拉登，绝不是穷人，更不是因为贫穷，才起来搞恐怖主义的，本拉登是亿万富翁，他们是因为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而美国被视为是阻止极端伊斯兰主义征服世界的最大障碍，正如意大利名记者和作家法拉奇说的，这些拉登和伊斯兰们，要摧毁的是美国的文明，而美国倒了，欧洲就倒了，世界就倒了。所以法拉奇勇敢地说出真实∶跟极端伊斯兰的这场战争，是保卫西方文明、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战争，是我们自由人的生死存亡的选择！ 所以，恐怖主义的兴起，根本不是贫穷这两个字可以简单概括的，更不是西方多掏钱就可以解决的。意识形态是它的主要原因，那就要从意识形态上入手解决。 首先的当务之急，就是铲除那些支持恐怖分子的独裁政权，只有独裁政权垮台，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才可能传播进去。所以，推翻独裁政权，是战胜恐怖分子的最根本的手段，也是唯一的道路。而不是靠什麽撒钱、国际援助的梦想能解决的。撒钱的结果是什麽？我们看刚结束的利比亚独裁政权就很清楚，就是给独裁著们做镀金的沙发、头像，让独裁者们享尽奢华，在镇压本国人民的同时，祸害全世界。 为什麽说民主是解决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根本手段和方向呢，我们看土耳其，它是穆斯林国家，信仰伊斯兰的在人口中占多数，但是土耳其一直不是恐怖分子的老窝，反而是西方的盟友，早在五十年代就加入了北约，并参加了韩战，跟美军并肩作战，成为西方军事集团中的一员。为什麽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土耳其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民主制度，是对付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最有力武器。 我们再来看印度，有一亿两千万穆斯林，但是印度更没有支持恐怖分子，因为印度按人口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 我们再来看印尼，它的穆斯林人口全球最多，超过两亿人。但是印尼也没有成为恐怖分子的基地，也是因为印尼走向了民主，近年印尼的选举更加成熟，国家稳定，而且也成为西方的盟友。所以，关键是要使穆斯林国家进入民主的行列。 而布什和切尼当年领导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所以说在正确的方向，因为第一，铲除了那里的独裁政权，切断一条对恐怖分子在精神和物质上直接支持的动脉。第二，这两个国家实行了民主选举，这对整个中东地区，包括北非国家，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心理影响！ 伊拉克人民可以选举了，阿富汗那些戴面罩的女性可以投票了，他们能，为什麽我们不能？这个信号，像闪电，像霹雳，强烈地震撼和影响整个穆斯林世界！ 今天突尼斯的革命，埃及赶走独裁者，利比亚人民获得胜利，叙利亚人民的浴血奋战，都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选举，有重要的、直接的精神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选举制度直接在中东和北非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个效应，还在扩大，在利比亚人民获得自由之後，这股旋风很快就会把叙利亚的独裁者刮下台，而叙利亚倒台，就直接影响到伊朗，那就是整个中东要地震，把独裁政权整个翻个个。 而中东的变化，北非的变化，毫无疑问，正直接影响著全球最大、最後一个顽固的共产政权，那就是中国！从胡锦涛当局对北非中东革命这麽担忧，这麽慌张地在国内更采取高压政策，就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麽恐惧。 所以，911事件发生後这十年，是人类重要的十年。美国付出了三千多平民和四千多士兵的生命代价。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导火索，它改变了中东和北非，并将最终改变中国。 而这个变化，这个全球走向民主的大趋势，是对那些911亡灵的最好祭奠。他们的无辜遇难，引导了一场结束恐怖主义的战争、一股推翻独裁政权的滔天巨浪，它也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力量往获得全球胜利的方向推进一大步。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911！永不忘记！ 2011年9月10日 2011-09-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曹长青：巴西川普当选的意义
昨天巴西总统大选，被称为极右派的波索纳罗（Bolsonaro）高票当选，从而终结了巴西左派的13年执政，使这个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迈向了亲美、反共、市场经济、强调道德信仰的保守主义价值之路。 巴西大选受到世界瞩目，因为有几个指标性的意义： 第一，巴西不仅是拉美最大国家，而且在全球人口排名第五（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领土也是全世界第五，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第二，巴西原来的左派总统卢拉，曾与共产古巴的卡斯特罗、委内瑞拉强人查维兹结成美洲的左派三角联盟。这三国联手把拉美左派风潮推向了高潮。后来卡斯特罗死了，共产古巴江河日下；查维兹也死了，委内瑞拉政权只靠中共输血（最近又给50亿美元援助）苟延残喘；这次巴西又变天，极右派当选，不仅意味着这个左三角完全破局，而且标志拉美的保守派势力大增！ 第三，巴西这场大选，不是势均力敌，而是一面倒：在第一轮投票时，在有13名总统候选人竞争的情况下，波索纳罗一人就拿到46%，第二名的左派候选人只拿到29%。最后两名候选人对决，波索纳罗以55.1%对44.9%赢了对方超过10个百分点，获得压倒性胜利！ 第四，波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的川普”，不仅他本人推崇川普总统，而且他的政见是典型的保守派价值理念。川普的竞选口号是“重建伟大的美国”；波索纳罗的竞选口号是“巴西优先”，全面革新：在经济上，要实行民营化，市场经济，拒绝社会主义；在治安上，要强化警方权力，支持军队，严打犯罪，要启用将军们入阁担任部长；在政治上，要强力反腐败，清除前任左派政府的贪腐；在外交上，实行亲美路线（他当选后，美国川普总统马上打电话祝贺），两个“川普”将使美巴关系一马平川，进入新阶段。同时，波索纳罗曾多次批评中共，说中国人不是来买巴西的产品，而是要买走巴西；他誓言不再让中共当局拥有巴西土地和关键工业。所以，“巴西的川普”当选，将导致中巴关系紧张，同时巴西和美国的关系拉近。而且波索纳罗的抵制古巴、委内瑞拉的理念，将会增加美国在拉美的自由力量。 第五，波索纳罗的竞选口号不仅是“巴西优先”，还有一句：“上帝高于一切”，展示了他的保守主义道德观。他捍卫基督教传统的家庭价值；反对同婚，主张婚姻是一男一女；反对毒品合法化；支持死刑；强调信仰的力量。而且，他敢口无遮拦地公开表达这一切，成为全世界无人可比（在这一点上超过川普）的最大胆政治领袖！巴西保守派民众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指他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第六，“巴西的川普”当选，更展示近年的一个全球政治景观：传统政党在大选中纷纷失败，新崛起的小党，因符合民意、接地气而一炮打响，赢得大选。例如全球人口仅次于巴西的第六大国家（也是超过两亿）的巴基斯坦，在今年7月底的大选中，两个传统大党都败北，一个前板球国手领导的新政党异军突起，赢得胜利。7月初，拉美第二大国家墨西哥的总统大选也同样，第一，第二，第三大党等全部败北，一个新的政党领袖赢得了大选。据统计，过去16年来，拉美选民对传统政党的支持率下降，转而支持独立候选人和新的小型政党，即更看重是否接地气、符合民意，而不是政党的资历年头。 第七，国际媒体和观察家之所以看重巴西选举，还在于它标志着，整个拉丁美洲的保守派更加崛起，左派更为衰落。2015年，阿根廷首先变天，右派执政，结束了左派贝隆主义。2017年底，洪都拉斯大选，保守派总统连任；同时智利大选，前保守派总统再次回锅，击败左派。今年4月，巴拉圭大选，执政的保守派总统胜选连任；6月份哥伦比亚大选，只有45岁的右派候选人杜克也是高票当选（哥国最年轻总统）。之前在秘鲁的总统大选，对决的两名候选人都是右派。目前，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国巴西，第三大国阿根廷，以及智利，巴拉圭，秘鲁，洪都拉斯，哥伦比亚等，都是右派执政，标志着，整个拉美，正在大幅向右转。 第八，波索纳罗虽获得压倒性胜利，但是他一路走来都遭到巴西主流媒体（也像美国一样是左派主导）、更有全球左媒的围剿。他被攻击是种族分子、厌恶女人者，反同性恋分子，男性沙文主义者等等。而且不仅巴西媒体，全球左派媒体也都唱衰他，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和CNN等。就在波索纳罗当选前几小时，英国左媒《卫报》还刊出大标题渲染（实质是误导）说，波索纳罗的对手微幅领先。但选举结果却是波索纳罗大赢了对手10个百分点；全球左派的期待完全落空！近年有三件事让全球左派痛心疾首、跳脚愤怒、甚至歇斯底里：一是英国脱离欧盟；二是川普当选；三是被称为极右派的巴西川普胜选。所谓“极右派”是左媒给戴的帽子，其实波索纳罗是典型的右派、保守主义理念的信奉者，有机会赢得了总统位置而已。 拉丁美洲的左派和右派，分野比较明显。所谓左派，原来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美就涌现出共产党和由其变种的社会民主党，两者的政治理念大同小异，都是反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反美国，亲共产苏联或中国。后来共产党式微，基本就是左派政党（社会民主党等）主导。与之对抗的，早期主要是拉美各国的军方，很多国家的军人面对共产党和左翼势力的兴起，采取军事政变来中断这种朝向共产主义的趋势。典型的就是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Pinochet，当时的陆军总司令），采取军事行动，中断了当时要把智利变成第二个共产古巴的左派总统阿连德政府，从而使智利实行市场经济和亲美路线，智利也成为整个拉美最富有、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 当然这些军人政权最后都刺激了左派的回潮，遭到清算（被终结）。但这些曾经历过军人执政的国家，在选举中，最容易右派当选，因为有过保守派的传统。像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都曾经历过军人执政，也就是都有过右翼强大的传统。 所以，这次巴西变天，右派执政，再次标志着，整个拉丁美洲，自八十年代开始的左派风潮，更加落潮；保守主义更为兴起，右派掌权的国家阵营进一步扩大。同时由于军人出身的波索纳罗是所有拉美国家，甚至是全球政治首脑中，最敢言的右派领袖，又跟川普总统一样，最强调和坚持保守派理念，所以，分析家认为，他领导下的巴西，将会是拉丁美洲的市场经济和道德保守主义的旗手。这将是巴西和拉美的幸运，也是世界的福音。 2018-10-29 ——原载台湾《民报》 2018-10-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中国国有银行离华尔街上市有多远？
2005年8月中旬，最吸引眼球的中国消息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出资16亿，成为中国银行的主要“战略投资者”。中国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之事再度引起国际经济界关注。 中国银行终于与外资银行联姻 近几年，在海外投资者那里，中国国有银行经历了从“皇帝的女儿”到“弃儿”的跌宕起伏：2003年12月，11家国际投资银行，包括花旗集团、JP摩根投标团、高盛公司、瑞银华宝、摩根士丹利等一起热情竞买中国银行坏帐，那一热烈场面曾刺激了中国政府无穷想象，以为投资银行买国有银行的坏帐都如此踊跃，如果国有银行招募股东，那更是会形成挤破头的局面。于是经过一番秣兵厉马，将四大国有银行推至海外上市圈钱。但没料想的是，去年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竟成了弃儿，众多投资银行都裹足不前，包括许多中国的老合伙人也不肯给面子。业界一直有说法，收购坏帐的银行就是因为通过解剖坏帐，摸清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底细，知道那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因此也就没有投资兴趣。 中国银行经过长期寻觅，总算苏格兰皇家银行愿意上钩，结束了中行两年来寻找“战略投资者”的行动，并为2006年上半年在香港首次公开上市铺平了道路。这一利好消息被夸大宣传。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新华社8月19日消息，标题就是“苏格兰皇家银行斥资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股权”，但细查内容，却发现购买股权并非只有苏格兰皇家银行一家，而是由苏格兰皇家银行牵头的一个财团将支付31亿美元，这个财团的成员还包括美林（Merrill Lynch）和香港大亨李嘉诚。股权分配如下：苏格兰皇家银行出资16亿美元认购5.16％的股权，在中国银行拥有一个董事席位；美林和李嘉诚共出资15亿美元认购4.84％。但中国人不知道的是，该财团只承诺持股三年，交换条件是获得中国政府一项前所未有的保证，担保该财团的投资不受中国银行财务突然恶化和其它风险的影响。 比较有意思的是，美林占多少股份未列明，中国官方发布的消息有意让美林股份与中国政府的自家人李嘉诚搅到一起。联想到早先市场传闻美林欲抢做承销商，估计其出资不会太多，主要是将公司名字借给中国银行撑门面，让人觉得中国银行是“抢手货”。至于李嘉诚出资，很容易被人看作是请自家人出面做“托儿”，委实不是光彩事，怪不得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标题要将31亿资金一古脑全算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头上。 中国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计划安排 2005年是中国金融改革最为关键的一年，在已经过去的上半年中，围绕着提升银行整体竞争力，海内外上市、寻找战略投资者、清查银行内部的腐败大案要案、实行问责制和资产证券化等五件大事，中国银行业倾尽全力，为的就是制造几件美丽外衣，遮蔽内在的百孔千疮，以求海外上市圈钱。 在遍觅“战略投资者”而不得的情况下，今年6月23日，中国交通银行硬着头皮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当日，交行股票以2．825港元报收，比2．5港元的招股价上升了13％；成交51．58亿港元，位列当日成交金额榜首。当时对这一颇出意料的“利好”情况，国际投资银行业普遍认为是沾了“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光。 其他四大银行也正在为上市“热身”，排定的时间表如下： 中国银行：近几年，中国银行一方面实现了在香港业务的整体上市，另一方面在进行股份制改革，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时间预定于明年上半年。 中国建设银行：2004年9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最新的上市时间表在年内。 中国工商银行：目前股改正式启动，注资方案已经成型。据称今年9月底将注册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设法与欧美金融机构接触，洽谈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事宜。 中国农业银行：在四大国有银行中，不良资产率最高，资本充足率最低，因此在股改上市之路上步履艰难。目前正在进行财务重组。 问题是，交通银行是家小银行，其胃口也不大，7亿多美元而已，香港股市也还能够承受起这只股票，而建设银行与中国银行共有150亿以上的上市规模，必须在香港股市之外另寻出路。 寻找战略投资者之路不平坦 按照中国国有银行现有状况，如果没有外资银行的参与与帮助（这种帮助其实主要是信用背书），想在海外上市几乎无望，因此银行海外上市计划的最重要环节就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中国政府主管金融的官员表示，希望外国战略投资者带来三样东西：雄厚的资本；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经验；帮助中国银行业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当然后两者只是陪衬，因为规定单家境外银行的参股最多不超过总股本的20％，事实上难于参与管理。 早在今年七月初，中国银行为寻找海外IPO的承销商争夺战“升级”，会晤了有意投标该行保荐人资格的七大投行。这七家投行包括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高盛、摩根大通、雷曼兄弟、美林及瑞银。中行海外上市预计募集金额高达50亿美元，按照3%的承销费计算，三到四家承销商将分得1.5亿美元的手续费收入。业内人士认为，中银国际、瑞银以及高盛有望获得高达1.5亿美元的承销费用，而与中银国际有过密切合作的美林也将有可能从中分得一杯羹。 中国银行是中国第二大银行，在全国各地有1万1千多家分行和支行，占中国信贷总额的12％，占居民储蓄市场的份额为14％。中国政府为了支持中国银行的改革，2003年底曾注资225亿美元，帮助中国银行注销坏帐，并准备在2006年第一季度上市。但11家外国投资银行在争夺承销商资格时非常踊跃，对成为“战略投资者”这一角色却了无兴趣。花旗银行就是因为未能兑现在建设银行首发前买入股权的承诺，而被取消了IPO承销商的资格，预计损失超过8,700万美元。 而美林此次成为“战略投资者”，却不肯单独列明其出资数额，联想到美林成为承销商的传闻，不由不让人怀疑其出资意图主要在于“拉关系”，以图后来的合作。 从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出资经历可以看出，中国找到这家“战略投资者”殊非易事。就在7月底宣布有意入股中国银行后，该行股价下跌了5%。可能由于面临压力，《华尔街日报》援引熟悉该银行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的消息说，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主管可能会在董事会议上提出减少对中国银行股权的认购。从最终出资比例来看，这条消息属实。 哪些银行愿意成为“战略投资者”？ 正如笔者以前曾提到过的，外资不愿意成为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东，原因有二，一是银行的财务信息欠缺透明度，有关中国银行业的坏帐与各种腐败传闻使稳健的投资者望而却步；二是给予外资银行的股份数量有限，无法让外资拥有经营决策权。 迄今为止，已有三家外资银行成为中国国有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其中最抢眼的就是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中国的报道有时报道为“美国银行”，还有的干脆误说成“花旗银行”。 6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和美洲银行在京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美洲银行将分阶段投资建设银行，最终持有股权可达19．9％，正好逼近中国对单个外资机构入股比例不超过20％的限制。这一交易是迄今为止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最大单笔投资，建行因此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第一家与国外战略投资者达成协议的银行。7月4日，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与建行签署最终协议，成为建行第二家境外战略投资者。通过入股10亿美元，淡马锡“买”到了建行一个董事席位。 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与苏格兰皇家银行有个共同特点，即在华没有大量业务。它们投资中国国有银行，目的很明显，主要是关系投资，想以资金换取在中国拓展业务的市场空间，希望借合作之“功”，获得合作者在中国现成的分销渠道，利用这些渠道销售多种零售银行服务，并提升其全球威望。 但业内人士并不看好这种战略投资。美国斯特拉斯汉姆全球咨询公司的研究部主任卡梅伦.费根称苏格兰皇家银行这次投资“不是战略投资，是关系投资”，在管理上，苏格兰皇家银行只拥有10％的股权，很难对中国银行的管理和改革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对于苏格兰皇家银行这些外国银行来说，合作伙伴还是效率低下、机构庞大、官僚主义严重的政府分支，这就夹带了很大的风险。你很难得到正常的投资回报。我们认为，这类投资并不是基于利润回报的战略投资，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关系投资，是跟中国政府建立关系，方便长期发展。” 美国的担忧：中国集资浪潮将影响美国经济安全 但被中国当作“圈钱天堂”的美国却对中国心生警惕。今年下半年，一批中国国营公司准备大举进军美国资本市场，仅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就计划在美国资本市场上集资150亿美元。针对中国方面这一“圈钱”动向，8月11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评估这股新的集资浪潮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两位被请来作证的专家都与中国有许多业务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审查不应过于严格。前美林证券公司总经济师斯特拉赛姆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应该相信市场的鉴别能力，不应该为中国国有企业到美国上市设置特别限制。美国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德拉梅特经手过很多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的业务，他在作证时暗示，他担心美国对海外上市公司提出一些过高要求，将使美国资本市场失去一定的吸引力。 但要求严格审查的嗓门大得多。华盛顿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弗兰克•加弗尼说，中国国营机构在美国市场上大举集资将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加弗尼说：“通过认购这些国有企业的股票，我们可能在资助中国制造洲际弹道导弹和阻拦我们卫星视线的太空武器，支持他们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他们的警察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对人权的遏制。通过认购这些股票，我们可能在支持他们对环境的破坏、对寻求自由的西藏人民的镇压，并允许他们继续跟一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做生意。我认为，美国的投资人如果知道认购这些股票会产生这些实际效果的话，他们绝不会购买这些股票。”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达玛托认为，即使只从经济利益出发，美国投资者也应该当心这些中国国有企业的上市，“因为我们刚刚经历过一次股市泡沫破裂，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受到科技股泡沫的欺骗。我不希望看到数以百万的美国人因为中国公司股票泡沫再次受骗”。达玛托表示，他特别担心中国的银行坏帐太多，且运作不透明，希望投资者对中国公司的风险提高警惕：“在中国金融机构准备上市集资150亿美元的时候，需要对这些机构的贷款情况提出问题。我感到担心的是，美国的投资人可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对这些投资的风险做出有根据的决定。再有，上市的国营公司和银行同中国军工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也需要全面的审视。” 听证会的共同主持人韦塞尔则强调，中国公司缺乏透明度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尽管在是否应该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这一问题上，被请来作证的两位专家与委员会的领导人存在很大分歧，但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关注表明，美国已经对中国提高警惕。特别让中国政府不开心的是，前共和党国会议员考克斯最近就任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1999年曾撰写指控中国有计划地窃取美国核机密的“考克斯报告”，因此被中国政府视之为“反华反共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中美关系日行日远之际，美国政府任命考克斯担任这一关键职位，用意不言自明。有考克斯这种人物把门，已经将中国大陆股市骗得山穷水尽的国有公司与坏帐累累的国有银行今后在美国上市，必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写于2005年8月下旬）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澳洲核潜艇战略改变印太地区战略格局
程晓农 今年9月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签订了AUKUS协定，加强了与美国及英国军事上的结盟关系，并且引进美国的核动力潜艇，以增强澳大利亚的国防。这是一个中共没料到的重大变化，也是澳大利亚看清楚自己国家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之后而采取的强化国防之必要措施。澳大利亚的这个战略决策实际上是被中共逼出来的。 一、中共在印太地区“东进南向”的战略意图曝光 中共通过一系列军事威胁点燃中美冷战，是2020年上半年的事，在此之前中共早已展开一系列在南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企图，其“东进南向”的军事战略意图逐渐曝光，引起了澳大利亚的高度警惕。可以说，澳大利亚看到了又一次太平洋战争的可能威胁，而这次是中共在模仿大日本帝国当年的角色。中共“东进南向”的军事战略意图之“东进”，是包装在“统一台湾”的画皮之下，目标是关岛和日本的美军基地；而“南向”则赤裸裸地勾画出重复大日本皇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军事部署。 2018年4月10日澳大利亚的Fairfax Media报导，中共试图在澳大利亚东北方向、所罗门群岛东南的瓦努阿图建一个南太平洋的永久军事基地。2019年10月18日BBC报导，所罗门群岛的中部省与中国的一家公司签订协议，中方获得了图拉吉岛（Tulagi）75年的开发权，后来此协议在该国引发争议。太平洋战争时期，图拉吉岛的港口是所罗门群岛的最佳海军基地，成为日本皇军和盟军的争夺之地，当时澳大利亚海军在所罗门群岛海战中遭到惨重损失。中共对图拉吉岛的兴趣似乎与当年的日本皇军颇为相似。 今年5月27日BBC又报导，中共与位于澳大利亚东部的萨摩亚（Samoa）签订协议，准备在该国投资1亿美金，于乌苏湾（Vaiusu Bay）建大型码头，该国政府换届后此协议暂时搁置。中共还觊觎位于萨摩亚西北的岛国基里巴斯的机场，计划在该国的坎顿岛（Kanton）升级建设美军二战后留下的简易机场和桥梁。该岛位于夏威夷西南约3千公里，系战略要地，二战期间美军轰炸机曾使用这里的跑道。路透社认为，由于该岛的地理位置，对坎顿岛的任何重大建设“都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据点，使其深入二战以来一直与美国及其盟国紧密站在一起的地区”；而一名太平洋国家政府的顾问则表示：“这座岛屿将成为海上航空母舰。” 很多人不熟悉太平洋战争史，对这些太平洋岛国的位置和军事作用几乎毫无概念。萨摩亚、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都在南半球，此外，地处澳大利亚北面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是一个面积较大的群岛国，离它们最近的大国是澳大利亚，这些岛国与澳大利亚有长久的地缘政治关联。太平洋战争期间，大日本帝国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后，为了保护它夺取的荷属东印度油田（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也为了建立针对美军的外围国防圈，制定了攻占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现巴新首都）和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卡纳尔岛的作战计划，以便最后进攻澳大利亚。因此，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是大日本帝国陆海军与盟军的激战之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官兵为了保家卫国，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浴血奋战，太平洋战争中期的重点交战区就在这两处。 如果比较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所罗门群岛，再到基里巴斯、瓦努阿图的一系列中国项目，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一、这些地点都属于海战的战略要地。二、中共投资项目并不关心当地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投资金额远高于当地经济活动规模，项目本身毫无投资回报。这表明，中共的投资活动既非经济援助，亦非商业利益之下的决策，而是另有军事意图。三、中共的投资项目主要侧重于港口和机场建设，并且试图长期租赁项目所在岛屿，以便独自管理，长期使用。中共在南太平洋选点投资的这些工程项目显然不是帮助当地发展，而很可能属于服务于军事目的之战略布局，其目标似乎是为中共海军准备在南太平洋各要点上的海空作战基地。 二、中共的对外军事野心剑指澳大利亚 如果说，中共在萨摩亚、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等南半球岛国圈地造基地，离澳大利亚距离尚远，那么，当中共把手伸到了澳大利亚的北大门时，澳大利亚就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中共的真实意图。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导，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一个在达鲁岛建设一个2亿元的‘综合多功能渔业工业园区’项目的备忘录。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连鱼也没有。”这个小岛长5公里、宽3.7公里，只有1万多居民，用独木舟钓鱼为生，饱受卫生与社会问题困扰。它在经济上毫无投资价值，唯一的用处是，这里离南面的澳大利亚很近。这次出面投资的是福建的中鸿渔业公司，该公司2011年成立，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约2千万澳元）。这家公司如何有能力在达鲁这小荒岛投资十倍于注册资本的毫无价值的项目？其中疑点非常明显。 很快，一个更大的在这小岛投资的计划曝光。今年1月下旬澳大利亚媒体报导，一家中资公司WYW Holding致信巴新总理马拉佩（James Marape），提出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该计划准备斥资390亿澳元（285亿美金），此数额超过巴新全国的GDP，把这个岛建成包括港口、工业区、商业区、休闲区和居住区的新城市。当地的原始采集活动并不需要这样一个城市，而这个岛上若建新城，对附近的荒凉地区也没有经济辐射作用。中共实际上是准备长期租借小岛来建海军基地城。 这家名为WYW的中国公司是“五缘湾股份有限公司”，出面给巴新政府写信的是其香港空壳公司，而这个母公司也是空壳。五缘湾位于厦门，这家私人集资建立的公司2014年注册，仅租用厦门高崎机场附近办公楼里一个小间作办公室；该公司的融资历史、投资事件、企业业务均为空白，无可查考，公司网站无一字介绍其商业活动，页面4年未更新过。如此一家皮包公司居然狮子大开口，要在这小荒岛上浪掷近3百亿美元，其动机和行为非常可疑。看来它不过是中共当局的又一替身而已。尽管目前这个“达鲁新城”计划尚未落实，但中共在南太平洋的军事野心已暴露无遗。其野心至少有三：建立控制南太平洋广大海域的桥头堡；孤立澳洲；威胁美国。 三、中共为何要“南向”军事扩张？ 中共“南向”军事扩张的目标之一是澳大利亚。过去20年里中共军方花了大量人力，翻译了许多太平洋战争时期南太平洋各岛作战双方的回忆录，方便中国的军界不但熟悉各岛的地理特点，也了解在南太平洋地区作战过的国家积累的战争经验和战场战术，以及后勤运输、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种种问题。收集这些资讯当然不是出于历史研究的好奇心，它有明确的现实目的。可以合理推测，中共正模仿当年大日本帝国南洋作战的战略企图，即准备为获取必要的战略资源而战。 对中共来说，南太平洋各岛国并没多少值得用战争获取的战略资源，但中共在中美冷战状态下会特别需要扩军备战所必须的铁矿资源。钢铁是军备生产的“粮食”，而中国的钢铁工业已陷入铁矿困局，因为国产铁矿石严重不足，而且质次价高。 中国现有的18个大中型铁矿中2个已采尽关闭，其它铁矿的产量只能满足铁矿石需要量的五分之一，而五分之四的铁矿石依赖进口。其次，其国产铁矿石原矿（未经选矿加工）的含铁品位（铁含量占矿石的比重）只有26.6%，比澳大利亚铁矿石低21个百分点，比巴西低18个百分点，而且中国现有和储备铁矿普遍含其它金属和非金属杂质，不适宜冶炼海军舰船所需要的特殊钢材。再次，中国的铁矿普遍埋深大、矿井建设费用高、矿石上运成本大，而目前仍在露天开采的铁矿中一些矿山已深入到地面以下数百米，接近露天开采工程的极限。 中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中国铁矿资源调查报告》显示，过去半个世纪里地质部门只发现两个可作战略储备的大型铁矿，安徽庐江县泥河铁矿的矿床埋深8百米，算相对较浅的；比泥河铁矿品位略低的另一个新储备铁矿是辽宁省本溪的大台沟铁矿，矿床埋深1千几百米，开采难度更大。在这种深度开采铁矿，只能挖掘矿井，矿床埋深在9百米上下时井下自然地温超过40度，矿井通风问题不易解决。 中国目前大量进口优质铁矿石的来源只有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和石油一样，属于大国军备竞赛所必须的战略物资。只要中共继续贯彻其扩军备战方针，它就不得不面对一旦战火爆发时铁矿石来源中断、军工用钢产量暴跌的局面。大日本帝国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为了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以战养战。今后，中共会不会步大日本帝国的后尘，因高度依赖进口铁矿石这种战略物资而为征服相关国家展开部署，这已经不是猜想了，而是一个几乎可以看得见的事实。中共够不着巴西，但显然在觊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资源，为将来一战就夺取澳大利亚而作准备。 四、中共对澳贸易制裁，逼澳大利亚“选边站” 当中共把与美国军事对抗作为战略方针时，它一直没把澳大利亚放在眼里，以为澳大利亚经济上依赖对华出口，很容易“不战而屈人之兵”。当澳大利亚不屈从于中共时，中共立即展开了对澳大利亚的全面经济制裁，试图压服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出口的35%面向中国，从中国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24%。澳大利亚近年来输华的主要商品是铁矿、煤、黄金、羊毛、牛肉、铜矿、铝矿、羊肉、葡萄酒、棉花、龙虾、原木、大麦等，货值约8百多亿美元。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对澳大利亚开始了单方面经济制裁，除铁矿石、黄金、铝矿外，澳大利亚的其它对华出口农矿产品均遭中共禁止进口或变相阻止进口，这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当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中共为何对澳大利亚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其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该官媒去年12月14日刊登一篇文章，《北京可以不战而胜占领领土，中企新项目轰动澳大利亚》。这篇文章的内容暴露了中共对澳大利亚的真正意图。这家媒体的另一篇文章更是赤裸裸地威胁澳大利亚，在一篇题为“中国敲打澳大利亚，‘选边站’不如‘靠边站’”的文章中，该媒体提到，如果澳大利亚及时改变高调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外交路线，可以相信，两国经贸关系很快就能恢复正常。这句话很明显地说明了中共对澳大利亚实行变相经济制裁的真实目的，即用经济制裁逼澳大利亚向中共低头，让澳大利亚为了经济上的好处，脱离与美国的结盟，改而投靠中共。 然而，中共失算了，它没料到澳大利亚顶住了中共经济制裁的压力，不向中共屈服。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今年的9月/10月号上发表文章，《北京的美国喧嚣，中国大战略如何利用美国的力量（Beijing’s American Hustle, How Chinese Grand Strategy Exploits U.S. Power）》。博明在文中提到，“北京最近试图胁迫澳大利亚遵守中国政策的失败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领导人赌的是，澳大利亚企业在遭受有针对性的贸易禁运后，会游说其政府向中国政府做出政治让步。但澳大利亚人民、包括商业领袖和出口商都明白，接受中国的最后通牒，就意味着屈从于一个危险的新秩序。澳大利亚企业吸收了损失，经受住了禁运，并找到了新的市场。” 五、澳大利亚的核潜艇战略 现代国家的远距离军事对抗主要是海军舰船之间的对抗，澳大利亚早就根据中共的海上威胁，准备增强自己的潜艇舰队。 目前世界上的潜艇舰队包括三种潜艇，比较传统的是常规动力攻击潜艇（即柴油机动力潜艇），其它两种技术复杂的是核动力攻击潜艇和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在军事用途上，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是核大国用来发射带核弹头洲际导弹的水下发射平台，属于核战战略部队，不参与常规的海上战斗；而传统的常规动力攻击潜艇和核动力攻击潜艇则是海战的主要水下攻击平台，其武器是潜射非核弹头导弹和传统的鱼雷。 澳大利亚原计划向法国采购常规动力攻击潜艇，最近毅然决定改用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几年前美国还没制定自己的印太战略，不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自从去年年底川普总统公布了美国的印太战略，现在拜登也同意加强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舰队。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比法国的常规动力攻击潜艇有极大的优越性，不仅吨位大，而且美国的核潜艇技术和设备已有60年的基础，成熟而可靠。 潜艇在水下潜航的时间越长，其隐秘的航程就越远，被对方发现的可能性便越低。柴油机动力潜艇在水下潜航时靠蓄电池供电，每次潜航的距离只能达到近百海里，所以法国的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不能长距离潜航。而核动力攻击潜艇可以长期在水下作远距离潜航，只要艇中有足够的食品，完全不需要为生存而定期浮出水面。澳大利亚通过引进美军的核潜艇技术和装备，并由美军训练澳大利亚海军乘员，可以逐步增强其核动力攻击潜艇舰队的战力，有效地阻止中共海军计划中的南侵。 六、澳大利亚的新国防战略改变了印太地区战略格局 中共之所以强行在南海公海水域不断建人造岛，是为了最终封锁南海国际水域，作为其战略核潜艇的“深海堡垒”，中共曾公开具体地介绍过这一战略意图。其战略核潜艇从此“深海堡垒”出发，潜航进入浩瀚的中太平洋，可以随时对美国实行核威胁。而中共战略核潜艇若从南海出发，南海西南端的马六甲海峡水浅，核潜艇无法通过，其战略核潜艇只有三条可以潜航进入中太平洋、进而威胁美国的水下航道。其一是东出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的巴士海峡；其二是沿东南方向穿过菲律宾群岛，东出印尼与菲律宾之间的苏拉威西海，然后航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北面。目前美军已开始在这两条潜航水道附近设防。其三是南下进入印尼的爪哇海，再转向东，进入澳大利亚北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海域，从澳大利亚的鼻子底下通过。 从中共在南太平洋布设军事据点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些中共构想中的未来的海空作战基地分布在澳大利亚的北面、东北和东面，正好扼制澳大利亚向东北方向与主要战略盟友美国的海运通道；再考虑到中国近两年来在澳大利亚西面的东印度洋用无人潜航器反复探测核潜艇航道，如此之军事战略布局显然不是中共自身国防的需要，而是一种针对澳大利亚的三面包围式战略布局。中共海军对达鲁岛的浓厚兴趣，很可能是为其核潜艇提供补给和维修的海外前进基地。 现在澳大利亚推进国防强化计划，增强其潜艇舰队，并直接与美军合作，实际上也具体落实了美国印太战略在南半球的部署。川普总统在任期最后的几个月里曾希望在南半球印太海域组建美国海军的第1舰队，但这个战略构想因拜登坚持裁减军费而碰壁；幸好澳大利亚自己看到了国家安全面临来自中共的威胁，挺身站出来与美国合作，从而多少填补了缺少美军第1舰队的这个空白。 而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的三方军事合作，从南面对中共增强了防卫部署，而且这一部署靠近中共正在扩建的南海人造岛军事基地群。这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中共对澳大利亚的三面包围，也分散了中共海军军力。直到最近为止，中共一直认为澳大利亚海军实力弱，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海军不值一提，自己夺取整个南海的国际水域后，那里就成为中共海军安全的“大后方”；而现在这个战略格局开始改变，澳大利亚潜艇舰队的更新换代，将迫使中共海军加强在南海新的海上军事基地群的部署，这有助于减轻台湾周边中共海军的压力。 原载：澳广，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9/29/n1326975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饿鬼》作者声音被扼杀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本周一以“不服从中国版编辑王向伟”的理由解雇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看到这个消息，实在为他感到不平，因为贝克尔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新闻记者，他被解职，使我们又失去一个传播中国内部真实消息的声音。 据报道，贝克尔表示，他被解雇是由於他曾报怨《南华早报》在中国报导方面有意淡化和回避尖锐问题，怕得罪中共当局。两年以前，《南华早报》中国版编辑林和立由於报导方针和该报亲北京的大股东郭鹤年发生冲突而辞职。而这次要求贝克尔“服从”的该报中国版编辑王向伟，以前是中共英文喉舌《中国日报》的编辑，可想而知这位前共产党报纸编辑和一位西方独立记者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新闻价值判断分歧和矛盾。 我本人并不认识贝克尔，但通过读他写的新闻调查，感到心理上和他很近。尤其是他那本写中国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死亡事件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1996年在伦敦出版），其背景资料之翔实，实地采访之认真，文字和叙述之严谨，细节之深入，都给人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令中国记者汗颜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本352页的专著，是第一本关於那场大饥荒死亡数字的英文调查报告。 哈佛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共产主义的贫穷》作者、研究共产制度的专家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在《纽约时报．书评》（1997年2月16日）著文对《饿鬼》高度评价，说“通过这本有力量和重要的书，贝克尔开始了填补中国现代历史中那空白的一页，对死者来说，是令人恐怖的证据，对生者来说，是对我们良知的挑战。” 贝克尔原是英国《卫报》驻北京记者，後来到《南华早报》，至解雇时已在该报工作了7年，驻北京超过10年。据《饿鬼》前言介绍，贝克尔驻北京期间，曾前往中国多个省份查看了“地方�摇保�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一些中共有关文件，对六十年代初死於饥饿人数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和研究，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贝克尔的书揭示，仅河南省就有780万人饿死，该省信阳地区死亡率高达50%。其他四个严重的省份，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仅这五个省份就有2,140万人死亡。整个中国当时饿死人数超过4千万！ 贝克尔通过实地采访调查发现，这场所谓天灾实际上完全是“人祸”：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喊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从而导致大规模死亡， 写出这样优秀新闻专业著作的记者被解雇，绝不会是因为新闻报道专业水平的原因。香港浸会大学学者杜耀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从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媒体就已经开始在中国报导方面有所收敛；《南华早报》的股东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生意。 为了生意牺牲真实的报道，为了利润解雇优秀的记者，为了亲中共而损害新闻自由，这是罩在香港新闻界头上越来越厚密的阴影。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5月2日） 2002-05-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中共在新疆事件中的八个错误
对於新疆乌鲁木齐流血事件，中共发布的最新数字是，184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但海外维吾尔团体说，这个数字不真实，可能有六到八百维族人丧生。国际媒体也多对中国当局的数字质疑。但即使是184人死亡，也是重大流血事件。南韩当年震惊世界的光州大屠杀，最後查明直接遇难者166人。这次新疆流血事件，死亡人数超过光州。 现在事件已过去近两周，从各方面的报导和资讯来看，造成这麽大的流血事件，这麽多生命损失，胡锦涛政权应负主要责任，中共当局在这个事件中，至少有八个错误或罪行—— 第一个错误∶新疆事件的导火索，是在此之前广东韶关的杀害维吾尔族人事件。因当时网上有传言，说是当地玩具厂的维族青年强奸了汉族少女，当地的汉人就自发行动起来，去殴打工厂里的维族人，说他们要伸张正义。该厂有近两万员工，绝大多数是汉人，维族只有八百人，又多是女工。维族人当然寡不敌众，按中共官方说法，有两名维族人被打死，120人受伤（维族人占三分之二）。 人们要质问的是，面对在韶关流传的新疆人强奸了汉人女工的消息，为什麽中共韶关当局没有在第一时间调查处理？如果真有“强奸犯”，不管哪个种族，都应绳之以法；如果没有这种事，尤其是事关“种族”这种极为敏感的问题，应该立即澄清，公告四方。虽然该厂是港商投资，但这个近两万人的大厂，一定可能有“工会、党组织”等，他们都干什麽去了？为什麽对这样影响整体维族人声誉、可能导致族群对立、冲突的事情，一点都不敏感，更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现韶关警方已抓获这个造谣者（被该厂解雇而怀恨，在网路造谣制造事端）。仅听到一个网路消息，当地的汉人就蠢血沸腾、一涌而起攻击当地所有的维族人，这些汉人不仅毫无法治观念，更有美国三K党那种听到黑人强奸了白人女性就动私刑的残忍和霸道。或者像当年所谓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人强奸而爆发大规模反美运动一样，都是把个别案例上升到种族、国家对立的蠢行。哪个族群中都有强奸犯，都有性犯罪。那种“我族女性不能让外族男人欺辱”，但本族男人怎麽糟蹋都行的思维，表现的是最劣等的种族主义、最原始部落的思维。 汉人这次对维族人的行为，还和中国人近年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关。通过办奥运会，中共当局的宣传煽动等等，很多汉人的大中国情绪像吃了春药般更加旺盛，韶关那些汉人就表现出一种“我们要主宰”“我们是主人”，“要教训那些新疆人”的种族霸权。新疆人强奸了汉人女子，汉人强奸了其他民族的女性，偌大的中国，各族人之间的犯罪，一定都有，但以前怎麽汉人就不“同仇敌忾”地去结夥殴打另一个族群的人？而且是不问青红皂白，见到维族人就打，就杀？这种变化，跟近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产生的族群优越意识有关。但不管何种“意识”，韶关当局显然对此事掉以轻心，由此造成这麽大的生命损失（至今还有66名受伤者住院治疗），这是中共的第一错。 第二个错误更严重∶汉人群体殴打维族人的流血事件，持续长达五个小时，为什麽中共当局不及时制止？韶关市才三百万人口，不是像北京、上海那样庞大而复杂的城市，为什麽当地公安不能迅速出面制止这种大规模的暴行？在今天这个有“手机”的时代，尤其是在广东这样开放之地，几乎人手一机，当地公安怎麽可能得不到消息？那为什麽这样的族群冲突流血事件持续这麽多小时？如果这是中共韶关当局的官僚主义而导致的草菅人命，那是严重的渎职罪！如果就是要坐视不救，抱著大汉人主义心态，默认或纵容当地汉人“教训一下”维族人，那就是种族歧视，甚至是和希特勒纳粹一样的思路∶利用普通汉人的手，去进行种族镇压。 第三个错误∶韶关流血事件发生後，中共当局没有公开的，更别说大张旗鼓地处理那些肇事的汉人。对这样一个种族攻击事件（绝非单纯的群殴），中共当局根本没有当作一件大事来处理。对它可能对新疆维族人的影响、将来的後遗症等等，好像根本不清楚，或者麻木不仁。韶关当地，包括中共上级部门，不仅官僚主义、草菅人命，更可能是∶那些汉人为主的中共官员，也有一种对维族人的种族歧视心理，根本不把维族人死亡，维族人作为一个族群被攻击、殴打，当作一件大事。 第四个错误，主要体现在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尤其是党委书记王乐泉身上。维族人在韶关被殴打的一些画面上到了Youtube。任何维族人看到这些画面，其族群情感都会受到刺激。有读者看到这些画面後写到∶地都被维吾尔人的血染红了，无数的汉人还追著打，甚至打维吾尔女人，打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追打，狂叫┅┅兴奋的看客竟然在喊∶“怎麽还不死┅┅” 韶关流血事件可能是中共建政後，在新疆之外的汉人居住地发生的最大排维事件。可是作为中共新疆最高官员，王乐泉好像没有一点感觉和概念，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刺激整体维族人敏感神经的恶性事件，中共高层必须严肃处理，才有可能降低新疆维族人的群体愤怒情绪。但人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王乐泉和中共新疆党委，事先根本没有做这方面的“疏通、预防”工作。王乐泉们为什麽失职？可能根本原因还不是官僚主义等，而是和韶关的中共官员一样，也是有对维族人的居高临下的种族歧视。根本不把汉人欺辱维族人的事情看得很严重，因为几十年来汉人都是歧视、欺负少数民族过来的。 第五个错误∶在韶关流血事件後的十天之内，愤怒的情绪在新疆的维族人中燃烧，各种相关的电子信件、网路消息都在流传。七月五日聚会乌鲁木齐游行抗议的消息，也早就在博客上流传。但王乐泉和他的中共官僚们，完全在状况外。一个在新疆担任了这麽长时间党委书记的人（已连任三届，当了14年），居然对种族冲突事件如此麻木，对自己掌管的地方将发生这麽大的事件，事先竟毫无感觉，这简直像猪一样愚蠢的党官。重大事件中王乐泉的表现，清楚给人们展示了中共官员的水平低劣到何等地步。 第六个错误∶当一万名维族人聚集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游行抗议韶关维族人被杀时，王乐泉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抚、劝解、疏通，不是去理解维吾尔族人的族群悲愤，尽量采取温和手段，柔性处理，降低维族民众的火气和愤怒，反而是马上采取高压政策，调兵遣将，进行镇压。随後发生的维族人攻击殴打汉人事件，如果属实，当然同样是愚蠢、野蛮的暴行，必须谴责。但触媒，还在中共。新疆维族人对汉人群殴韶关的维族人而愤怒，通过游行示威来表达不满，却遭当局蛮横镇压。结果就是更刺激了他们愤怒情绪，以致一些人丧失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王乐泉等中共当局的愚蠢、野蛮政策所逼迫出来的恶果。 而且，对维族人一旦起来行动，形成清晰的族群冲突和对立後，会对当地汉人造成什麽样的生命威胁和财产损失等，王乐泉们也根本没有预料到，更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王乐泉们，不仅没有保护当地汉人的生命安全，更对那麽多维族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流血事件，不论维族或汉族人的死亡，主要的责任都在王乐泉，都在中共当局！ 第七个错误∶乌鲁木齐流血事件发生後，中共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封锁新闻。从美国等地打往乌鲁木齐的电话，几天都打不进去。乌鲁木齐当地人说，他们用手机发简讯被封住，相关的网路也被关闭。中共当局这种封锁新闻的做法，和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去年的拉萨事件一样，只能证明他们心虚，企图掩盖真相。因为如果真的像中共当局所说的，这是一起维吾尔人群体殴打汉人的“打砸抢烧事件”，那为什麽不敢让西方媒体，自由地到新疆采访？由这些在国际上更有信誉的媒体公布出来的“真相”，如果真跟中共说的一样，不是更有利於北京的说辞吗？但他们为什麽不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次中共当局和天安门事件、拉萨事件时一样，仍然在制造谎言。 第八个错误∶在大规模流血事件刚发生，连死亡人数还没有统计出来的第一时间，中共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就把流血事件的责任，推到外部身上，说什麽是在美国的维族人领袖热比亚煽动、策划的。这和伊朗把国内反对派的抗议游行说成是西方煽动一模一样。独裁者的做法永远是惊人的相似。 任何了解一点热比亚在美国的身份、处境的人都会知道，如果她有那样的能量，新疆早就不会在中共手里了。这明显是王乐泉们推卸责任。因为不把它推到外部，那就只能是内部原因，就会自然追究到王乐泉等中共官员麻木不仁、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等等责任上。但王乐泉们做得太拙劣，任何对新疆的情况有点了解的西方专家，都知道那里的维族人对中共的殖民统治，尤其是大汉人主义的种族歧视早已不堪忍受。乌鲁木齐流血事件，只是一个序幕而已。 序幕之後会怎麽样？对维族人和汉人来说，後果至少有两个∶ 对於维族人来说，虽然他们的示威抗议在中共大军压境、残酷镇压下（一千多维族人被逮捕）好像被平息下去；但这表面的平静背後，一种更深广、更强烈、更激愤的悲情，正在维族人中蔓延、燃烧；新疆人的族群意识、独立意识，都将比以往更加强烈，正如一位维族学者所说，这个事件将“改变我们的思维”。不仅在维族百姓中，在维族精英（包括干部）中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当年我在土耳其采访原乌鲁木齐文联主席、儿童文学作家、疆独组织秘书长阿不克力木时，他就悲愤地预言∶“中共当局指控我们是分离份子，是恐怖份子，但是他们杀我们的人民，拷打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国家恐怖主义。”“我们已经忍无可忍，只有反抗。早晚在维吾尔人和中国人之间会有一场大流血。”这样一种情绪，不会因乌鲁木齐事件被镇压而停止，反而反弹更大，以後的爆发可能更激愤、更猛烈。 对於汉族人来说，他们在新疆，将更缺乏安全感。尤其是他们如果工作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国家，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在中国，汉人是绝对多数，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你都是少数。在阿尔及利亚，就有五万中国民工。盖达组织已誓言，要打击报复中国人。在土耳其，也有很多中国人，更可能防不胜防。虽然那种滥杀无辜，和恐怖分子的逻辑一样，是绝对不可容忍和接受的，但这次新疆事件就可能导致这种现实∶汉人在世界各地的安全，都被中共当局的胡作为非葬送了。美国《纽约时报》在报导乌鲁木齐流血事件时用的标题是∶“两败俱伤的新疆种族冲突”。维族，汉族，都成了中共这个“杀人族”的陪葬品。这是中国所有族裔的悲哀！ 2009年7月16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09-07-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北明∶一直以来，海峡两岸的中央政府都宣称，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大部分汉人对此一说法耳熟能详，从不怀疑。即便怀疑，也缺乏足够的信息进行确证。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和导致中藏谈判破裂的重要因素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即便在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的真正自治”、认可西藏目前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时候，仍然坚持不能改变西藏曾是独立国家的历史事实。你作为长期关注并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如何看待中国官方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关於西藏历史归属问题上的不同？ 曹长青∶达赖喇嘛在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强调“中间道路”∶不追求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於中国，但要求西藏高度自治，藏人治藏。北京当局则要求达赖喇嘛必须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达赖喇嘛认为，历史事实不是这样。我曾在一个欧洲会议上，直接听到坐在台上的达赖喇嘛说∶我是一个和尚，和尚的舌头不能说假话。他说，事实是，西藏在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麽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谁对、谁错？其实只要我们回顾历史，就会看到，北京当局的说法至少有两个错误∶一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二是不符合逻辑常识。 西藏历史上是独立国家 首先我们来看历史真实∶中国历史上有五个大的朝代∶唐、宋、元、明、清。在唐朝时，西藏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西藏吐蕃王松赞干布兼并了各部落为统一的国家，并扩展疆土。西藏的军队还曾一度占领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很多中国人知道文成公主的故事，也就是把她送去给西藏国王松赞干布做妃子，寻求双方和好。唐朝和西藏，双方在长安还建了一个碑，说大家以後再也不要互相侵犯了，咱们是亲戚了。长安附近的这个碑还在呢，这些史事都证明，西藏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北明∶可是後来中国政府说，这个文成公主恰恰证明了西藏和中国的密切关系，就证明了西藏属於中国。 曹长青∶我们从常识逻辑角度，你把自己的女人送给另一个国家的国王做妃子，你是强大还是软弱呀？你强大怎麽把女人给送去呢？而且文成公主愿意吗？去西藏高原，一个她没见过、不知道是怎麽样的人，就是她丈夫了，而且是另外一个族群、另外一块土地、另外一种气候！是你被迫嘛！因为你打不过人家嘛！ 北明∶这种两族的婚姻能不能说明西藏的归属？ 曹长青∶当然不能！两族通婚怎麽就是归属关系呢！今天西方哪个国家，会说我把女人送给你这个国家元首做太太，你就是我的一部分了，这是什麽逻辑呀？荒唐嘛！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包括研究西藏的牙含章们，大家过来讨论一下，你说那个唐朝长安被占领，是谁占领的？西藏是不是一个国家？难道是你国家的一部分把你自己国家的首都给侵占了？有这个逻辑吗？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常识的问题！ 北明∶您再谈一谈忽必烈跟..... 曹长青∶好。唐宋元明清，唐朝後，就是宋朝。宋朝时，西藏和中国没什麽关系，历史记载也较少。宋朝完了是元朝。在元朝时是有关系的。当时不论宋朝的领土，还是西藏，全都被蒙古人占领了！成吉思汗的铁骑遍及亚洲甚至欧洲。中国人把蒙古人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一个朝代，当成自己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这本身在逻辑上都是有点问题的。但即使这样，你怎麽能说，蒙族人把两个地方都占了，你却说他们另外占领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一部分呢？这在逻辑上怎麽能说得通呢？何况蒙古人没有直接统治西藏，因为元世祖忽必烈尊奉藏人大喇嘛八思巴为整个蒙帝国的最高上师，相当於国师，让他主掌西藏政教权力，元朝时，藏人是自我管理的。今天，只有蒙族人出来说，你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的一部分，那还可能有一点点逻辑。 北明∶也就是说把蒙古人统治作为元朝，然後认为这是中国的历史，所以也就是说，蒙古人占领了西藏也就等於中国人占领了西藏？ 曹长青∶如果北京当局的这种逻辑可以成立，那是不是可以说，俄罗斯是中国历史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因为蒙古人当时把大半个俄罗斯也都占领了。为什麽你不说？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强大嘛。你为什麽说西藏是你的一部分，因为西藏在你手里，你欺负人家，不讲理、不讲历史的真实嘛！ 元朝完了是明朝。明朝也跟西藏没有多少联系，跟宋朝时差不多，历史记载很少。互相有个册封呵，附庸风雅，我尊崇你是什麽伟大皇帝，你尊崇我是什麽上师法王，以这种方式，互相表示友好而已。 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发生在清朝。有四次，清朝的军队进入了西藏。干什麽呢？是应达赖喇嘛的要求来平乱和抵抗外敌的∶因为尼泊尔入侵，内部和尚造反等等，那麽我就请你清朝来帮我们平乱，平乱以後清朝军队就回去了。为什麽清朝军队做这个事呢？因为双方有特殊的关系，叫施主和被施主。这是什麽关系呢？就像今天的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关系似的。梵蒂冈是天主教的圣地，最高领袖是罗马教皇。意大利作为世俗世界，对我们梵蒂冈又送水、又送药、又送吃的。由於对我们的尊崇，意大利境内的天主教徒们，就会信服意大利政府，使世俗社会更稳定。打个比方说吧，当时清朝和西藏的关系就像一个村子旁有个和尚庙，这个庙宇没有宣布过独立，因为没必要；而这个村子，也不强调庙宇是我们村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互为友好、互利互惠的关系。我们的村长带领村民尊奉和尚庙的喇嘛，给你送水送吃的，做施主。尊奉喇嘛，有助於村子的稳定，因为村民多是佛教徒，庙宇的喇嘛是村民的精神领袖。这是一种施主和被施、物质和精神的互惠关系。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西藏是清朝的一个省、一个州、一个下辖市的关系，它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满清皇帝顺治，那是清朝很强盛的时候，1652年，当时第五世达赖喇嘛，跟满清皇帝见面，顺治皇帝是出城40里迎接的。之前有汉臣说，你是一国之皇帝，而且是天下之国——全世界他都是最高中心了——你怎麽可以去迎接一个喇嘛呢？但是顺治认为，达赖喇嘛是最高上师、佛教法王，为了我们大清的稳定，促使信佛教的外蒙归顺，必须迎接，给予高礼遇。 北明∶当时他还为了跟这些大臣能够说得通，找了一个藉口。好像是他出游、打猎，假装遇上的，但是实际上他是有心要去迎接。 曹长青∶对，是这样的。我们看看，在清朝最腐败、无能的时候，来了个英国特使，清廷还要人家下跪呢！而在顺治统治的清朝强大时期，皇帝怎麽可能亲自出城迎接一个外臣呢？虽然说我是打猎，路遇的，但这明显是变通方法，出城40里，就是一个顶礼迎接的方式。 再有一个就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现在达赖喇嘛的上一世，也跟中国皇朝的掌权者见过面，跟谁？跟慈禧。慈禧太后当时垂帘听政。後来还有一个关於这个场面的壁画呢，在中国的什麽档案馆保存着。中国官方学者、西藏问题专家牙含章写的那本《达赖喇嘛传》，一打开就是这个壁画照片，是慈禧太后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并排坐在金銮殿上。中国哪个皇帝允许下面的郡主、大臣、将军，甚至外国的使臣什麽的，和他并排坐在金銮殿上？不可以的，都是跪在下面的。 北明∶慈禧太后是个佛教徒。 曹长青∶从这些对达赖喇嘛的特殊礼节，也可以看出，西藏并不是满清王朝的下属。它不是一个上下级的从属关系，而是一个特殊的关系，是一个佛教法王和世俗领袖的被施和施主的互利关系。这些都说明，西藏不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这样的。 北京当局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Yes，承认了；要求他承认“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按道理赖喇嘛是不适合对此表态的，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怎麽归达赖喇嘛说呢？他们整个就是逼迫人嘛，不讲理。但是达赖喇嘛为了能够和北京政府有个谈判的机会，能够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还是让步了。在一个场合说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现在北京又有第三个要求了，要你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这个我不能说呀！我是达赖喇嘛，我是上师，我是转世活佛，但我不能改变历史呀！所以他说“和尚的舌头不能说假话”。现在僵局就在这里。 西藏自1950年始失去独立主权 北明∶那麽也就是说这个西藏独立的历史是从1950年开始改变的。 曹长青∶是的。当时中共大军压境呵。共产党刚打败了国民党，士气正旺；另外它的军队太多了！当时解放军的兵力，超过了整个西藏的人口，这个仗怎麽打呀？你全部人口还没人家军队多呢！再加上藏人多是佛教徒，佛教强调不杀生，哪有发展军队呀？怎麽打呀？没法打的！ 北明∶他们当时只有七千人的军队。 曹长青∶是的，同时共产党又软硬兼施，来了个虚假的方式，跟你签《十七条协议》，什麽“和平进藏”呀、“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不变”呀，“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切照旧”、“不拿藏人一针一线”等等。好，等解放军进去了拉萨，就开始给你社会主义改造。拆毁寺庙，让你尼姑还俗，整个做这些，逼得藏人最後起义造反、抗议，结果被严酷镇压。 所以我说整个北京的宣称，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逻辑常识。我们今天看，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在宣称，这里那里是我们自古以来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是谁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呀？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分分合合的，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什麽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多少朝代，都数不清了。谁是谁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自古以来不可分割”，这八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想法，一个霸权的说法。但是它就可以这麽说，为什麽？今天无论是新疆问题，还是西藏问题，主要是中国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共产党他不讲理呀，他垄断所有的报纸、电视、电台、杂志。 西藏在民国时期完全自治 北明∶曹长青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如果说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是集权的统治，它垄断了所有的言论，非要说西藏就属於中国。那为什麽国民党政府，反对共产主义，信奉三民主义，为什麽它也这麽说呢？这里面还有什麽其他的原因吗？请你分析一下。 曹长青∶但是现在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越来越改变呵。当年在蒋介石的时候就有一个讲话，当年蒋退到台湾以後，说西藏到底怎麽样，是选择独立，还是自治，由西藏人民自己决定。他有过这麽一个讲法。 北明∶可是他当时也入侵过西藏。 曹长青∶那是清朝末期，清军攻进了拉萨，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藏人，把清军全部赶了出去，再次重申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国民党军队没有入侵过西藏。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基本是“事实独立”，蒋介石政府对外说西藏属於中国，但藏人完全自治，当时国民政府驻藏人数，都规定不可超过一百人。 当然，国民党也有一个逻辑问题。如果你说西藏不可分割，那麽你怎麽允许外蒙分割了呢？那蒙古是多大一片土地呵。而当时蒋介石政府允许外蒙古人民进行公决、公投的。为什麽允许呢？有苏联在背後，苏联支持，当时国民党政府惹不起苏联嘛。那後来共产党取代了蒋介石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怎麽不跟苏联要回外蒙呢？你怎麽不说那个公投是无效的，是你们苏联在背後支持造成的，怎麽不敢了呢？他是强权政治嘛！当俄罗斯比你强大，你不敢了。现在全部的问题是只要强权，我惹不起，所以承认了。北京当局现在怎麽不说外蒙是中国历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而历史上外蒙确实是和内蒙一体的。迟到二十年代才分割出去的。 北明∶西藏在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没有一个独立的标准呢？ 曹长青∶当然有！人家有国号叫Tibet，中国人翻译成西藏了，西藏人自己叫吐蕃，图博；人家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元首达赖喇嘛的产生方式；有自己的首都拉萨；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税收；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不久前台湾有个展览，展出一些当年西藏人出国的护照，有其他国家盖的签证什麽的。符合一个国家的这些条件人家都有呵。所以今天我们看西藏的历史，西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在这明摆着的。尤其历史这个事情是谁也动不了的。不论你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多少有强权的人都改变不了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谁也不可能改变的！ （注∶该专访录音已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原载《观察》2010年5月23日 2010-05-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8👍 0💬 0尊重是和睦相处的前提
这两天（7月9、10日）又一次汉藏讨论会在华盛顿DC举行，我因另有行程而没去参加。一位关注的朋友来电询问，就此跟我探讨起藏独、台独问题。和许多反共的中国人一样，这位朋友认为∶中共不垮台，藏独、台独没希望；中共垮台了，藏独、台独没必要。我则根据这些年自己跟西藏人、台湾人的接触，强调了种族歧视所造成的裂痕是巨大的，并不是“独裁垮了”就能解决的。 这位朋友承认由于共产党多年对西藏农奴制的宣传，导致汉人对西藏人的确有不同程度的歧视，但近年已经有很大变化。而对台湾人，“都是同种同族，哪来什麽歧视？只不过国民党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欺负被统治的当地人罢了，就跟今天共产党权贵欺负中国老百姓一样。” 其实并不一样。我听过的很多“外省人”歧视“台湾人”的故事，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可谓前中华电视总经理江霞的故事。 这种“夸奖”一辈子忘不了 江霞不仅是知名演员，演过很多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也是台湾政治光谱中“绿营”的名角之一。她出生在台湾，父母都是当地人。在以“外省人”为主的演艺圈中，一个本地人能出人头地，得付出加倍的努力。2008年总统大选前，江霞在纽约台湾会馆演讲时提到，小时候因为说台语曾被挂牌子，要抓到另一个说台语的，才能把牌子摘下来（给那人戴上）。所以她从小就努力练习说国语，学会“卷舌”。我曾多次跟江霞同台演讲，她的普通话说得比我标准多了。由于她的“国语”字正腔圆，人又长的漂亮，所以演艺圈里的外省人就这样夸她∶“你不像台湾人”。江霞的先生是外省人，先生的一位长辈对江霞的夸奖则是∶“江霞人不错，可惜是台湾人”。 听到这段，我想起藏人朋友扎西顿珠给我讲的一个类似故事∶他曾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念书，对教授的提问，班上的汉人学生都答不出时，他给出了正确答案。那位汉人教授夸奖说∶“你看，连他都答上来了”。扎西说，这种“夸奖”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国民党专权的年代，在影视剧中，台湾人大多只能饰演司机、佣人等低等角色。听江霞讲这些，我想起法国的台湾问题专家高格孚教授（Stephane Corcuff）写的《风和日暖∶台湾外省人与国家认同的转变》专著（该书据他的博士论文写成），其中研究指出，台湾的外省人作家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里面的“台湾籍人物大都是流氓、小偷、佣人、妓女及精神异常的人。”这位法国学者质问∶这种写作方式是不是表达了“当时一般外省人看待台湾社会的认知偏差？” 从尊重选择权利开始 以我个人跟西藏人、台湾人的具体接触，以及对他们反抗压迫的历史的了解，得出一个清晰的认知∶反抗种族压迫的力度，超过反抗专制压迫的力度。台湾今天走向了民主，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反抗外来种族压迫凝聚了台湾人心。西藏人没成gong，只是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和十三亿悬殊太大。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懂得他们为什麽那麽仇恨日本人，但鲜少有人会想像许多西藏人、台湾人对中国人的愤怒也跟中国人对日本人差不了多少。有一年我和妻子应邀去和在纽约的西藏人一起过新年，一位西藏人电影导演听说正在和几个藏人聊天的我妻子是中国人，过来就跟她一顿怒吼，愤怒谴责中国人对西藏人的压迫（当然他的行为立刻被其他西藏朋友制止并批评）。虽然我们是支持西藏人民权利的，但也能理解他那种要找机会发泄对中国人的愤怒的情绪。 毛泽东是个恶魔，但他这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不无道理的。今天许多西藏人、台湾人对中国人的愤怒情绪，是一个有原、有因的现实存在。这种状况的改变，只有从尊重别人的选择权利开始。而在这个尊重的基础上，一切种族的和睦相处、美好的个人友谊都会从这里开始。 台湾人资助中国摇滚歌手 让我再举江霞的例子。现在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台湾演艺界圈的人都跑去中国发展商机。不少原绿营的艺人，都赶紧赶慢地跑去中国刻意说些共产党喜欢听的软调，以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台湾《玉山周报》曾刊出一个整版，列出去中国发展的原绿营艺人。结果全版绿营艺人，只有两个还坚持在台湾，绝不去中国，其中一个就是江霞。 江霞难道“仇视”中国人吗？她对两名中国艺术家的帮助不仅展示了建立在理念基础上的美好友情，更完全超越什麽台湾人、中国人的概念。那是在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中国盘古乐队的主唱敖博和乐手段信军被邀来台演出，但由于演出结束时喊出支持台湾，结果他们在中国的家就被警察抄了，没法回去了。但台湾不给他们政治庇护，所以只好暂去泰国。有风声说中共要把他们绑架回去，所以他俩在泰国躲藏，生活不易。 来自中国的艺术家能超越狭隘的大中国情结，勇敢地发出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的正义之声，那份胆量令人感佩。后来有一次跟江霞的先生、知名的建筑设计家杜文正，还有另一位房产业朋友温先生一起喝酒时，我提起这件事，他们俩当场应允帮助，每人出十万台币。但那顿酒后，我就没再提这事，因当晚喝得尽兴，他们是不是酒后说大话，没法判断。但几天之后江霞来找我，问把钱交到哪里。 这笔钱后经一个人权组织转给了敖博，对他们在泰国的躲藏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后来他俩被联合国难民署安排去了瑞典。拿到瑞典护照后，敖博再次去台湾，我在电子信中叮嘱他们在台期间给江霞夫妇和温先生打个电话，感谢他们当年的慷慨资助。结果他们一见如故，成为好友。敖博回瑞典时，江霞夫妇和朋友又资助一笔费用，帮助敖博他们在瑞典的新生活。 敖博的摇滚歌词中，有一股义无反顾、大义凛然、摧Ku拉朽的激情。那种对独裁专制毫不留余地的彻底否定，放射出中国的“威武不能屈”、西方的“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光芒。这在中国人中是鲜见的。 关心的劲头像母亲疼爱儿子 由于欣赏敖博和段信军的才华，后来江霞和她先生等还把他们请到台湾，提供住房和生活费，让他们在这个熟悉的文化背景社会安心创作。由于他们的落地签证是三十天，按台湾法律，到期就必须离境一次，不能就地续签。结果他们每月要离境一次（去泰国或香港），往返机票等费用，都是江霞等朋友提供。他们这样往返，在台湾住了一年多。 有一个细节让我和妻子很感动。在去年五都选举时，我们到台湾观选。当时敖博他们也正在台湾，我和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面。一次到敖博住处，我们在观看他们制作的摇滚节目，江霞却去查看他们冰箱里缺少什麽食物。那种关心的劲头，是一个母亲在疼爱自己的儿子。 他们之间，哪还有什麽台湾人、中国人之分？连结他们的，是相互的尊重、相互的欣赏，和对一种共同理念的追求。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和睦、美好的存在。 独裁垮台，只是给民主提供可能。真正民主制度的核心，是给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任何一个民族，就像任何一个个人，都会持续不断地追求自由、独立和尊严，无论面对多麽貌似强大的群体。因为这是人的规定性。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11年7月21日 2011-08-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美国记者“不付钱”
中美两国新闻，严格说没法比较，因美国是办Newspaper（新闻报），中国的报纸虽形式上也是排版印刷等，但却没有新闻的灵魂，即新闻的规定性——独立、真实、客观和新闻平衡等。这当然跟报纸属性有关，美国的报纸都是私营的，政府不拥有报纸，两大党也没有自己的党报。而中国的报纸全是国营的，属於政府，在党国体制下，被称为党的喉舌，本质是宣传。 除了新闻体制的不同之外，还跟两国媒体人员的观念等有关。在中国，记者写有偿新闻，即你给钱，就给你写歌颂吹捧性的、甚至广告式的报导，这是很普遍的。至於用版面换钱，或拍广告宣传的所谓“电视新闻”（钱交易），更是司空见惯。结果是，本应监督政府、揭发丑闻的新闻界，却成为腐败和丑闻的一部分了。 而在美国，则对记者有严格的职业道德要求，新闻人员也相当自律，可谓循规蹈矩。这种规矩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用新闻换钱；其二，也不花钱买新闻（娱乐小报不属这个范畴）。在美国这些年，不仅看过、听过，也亲身经历过这类故事。 “不要再干这种蠢事” 最早是在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他妻子伍洁芳合写的《中国觉醒》（China Wakes）这本书中读到一个情节∶ 一个中共军方高级技术人员曾在北京找到纪思道，说他有中共海军机密资料，想卖给西方赚点钱，因其孩子读书急需学费。纪思道说，作为记者，他太想得到这些资料了，但他告诉对方，不能付钱。因按新闻原则，没有付钱而采访到的消息属於新闻；如果付钱，则属花钱买“情报”。不仅消息的性质变了，记者的角色也改变了。 後来对方请他帮助与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取得联系，也被他拒绝。因为跟美国使馆武官联系，也属违规。按记者的角色和规矩，他不可以做这种事情。美国ABC电视台的著名女主播芭芭拉. 华特斯（Barbara Walters）因曾做过类似违规事情，後在电视节目上追悔。在ABC三十年的纪念专题中，这位女主播历数她采访世界名人的辉煌时刻，也检讨了她所犯的错误∶当年曾出於好心同意把一个伊朗团体为美国人质问题写给白宫的信转交了总统。此举被ABC认为是严重违反新闻独立的原则。华特斯在节目上沉痛地说，我要一直记得，“不要再干这种蠢事”。 纪思道拒绝帮助那个中共军方技术人员跟美国武官取得联系，就是在避免华特斯的那种错误，坚守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只报导所见所闻，但不穿针引线和官方联络。 纪思道还写道，有一次一个农民借钱坐火车赶到北京他的住处，提供当地制造假药的内幕。几十元人民币的火车票钱对美国记者来说是很少的钱，但恪守新闻原则的纪思道几经犹豫，还是没有拿钱。伍洁芳也是深感过意不去，最後把家里所有的水果饼乾等吃的都给了这位农民。 从这两件小事来看，作为新闻记者，纪思道和伍洁芳对记者的角色和规矩，都相当明确，非常认真遵守，绝不逾越一步。 洗个三温暖就被“洗脑”了 这是记者不付钱买新闻的故事。那麽如果对方出钱招待，要变相影响“新闻”时，美国的记者会怎样做呢？《时代》周刊编辑姜敬宽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姜敬宽早年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後来进入《时代》周刊，成为最资深的华裔编辑，做了近四十年。有一次我到他们编辑部，他给我讲了一个被中国方面邀请又被取消的“离奇”故事∶ 一次他接到北京方面的邀请，请他到中国旅游，机票食宿等一切费用对方都负责。他很高兴，居然有这种好事，於是向《周刊》主管打报告请假。可主管的“批复”却是∶批准他的旅行，但费用由《周刊》出。那意思是，《周刊》不接受中国方面“招待”自己的记者，以避免可能的对记者的客观性的影响。 姜敬宽说，既然《周刊》愿意出费用，这事更好办了，等於为中国方面省了钱。可是当他通知对方之後，中国方面竟然取消了这个邀请。你不让我出钱，我反而不请你了；天下就有这样的咄咄怪事。後来他们分析认为，很可能中国的“邀请”是有意图的，想通过“免费招待”来影响西方记者，使他们的报导也报喜不报忧，然後出口转内销，更可欺骗中国民众。後来看到《周刊》要自己出费用，就觉得这种“免费”的“影响”大概做不成，於是作罢。 但同样的事情，落到华文报纸的编辑身上，结果就不同了。纽约一家华文报纸有位副总编也曾接到这种“邀请”，也是免费招待到中国旅游。但这家华文报纸的主管没有《时代》周刊那种新闻独立原则，更谈不上警觉。结果这位副总编被中共“款待”之後，回到美国来，思想就真的变了。他本来是跟我一起喝酒批判中共的，後来则跟我辩论，甚至吵架，给北京当局辩护了。从他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中共当年要邀请《时代》周刊编辑，给予免费招待等，很可能是同样目的。当然，即使英文媒体记者缺乏警觉、接受邀请了，一般也不会像华文媒体记者那样轻易就变化，洗个三温暖之後，随之就被“洗脑”了。 不花钱“请”人采访自己 九十年代时，我曾采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他对一件小事的处理，也是我以前所没有想过的。 这位现在已退休的专栏作家，当年每周发表两篇专栏，在《纽约时报》写了三十多年，曾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其中一次是因为他出色地报导了“沙利文对《纽约时报》”的著名诽谤案。最後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著名“三原则”的裁决，成为美国以至世界很多国家审理诽谤案的标准。由於对“沙利文案”的报导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研究，使他成为了美国新闻自由与法律关系的专家。哈佛大学法学院曾聘他讲授“沙利文”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新闻学院联合聘请他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诽谤案”。 当时我妻子在哥大新闻学院读硕士，我在哥大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所以一起听了他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诽谤案”的课。当时外国学生没有被要求必须上他这门课，但我妻子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门课，我也同感，所以一堂不漏地上了他的课，并因此读到他的关於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对美国的新闻自由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学期要结束时，我们提出希望就美国的新闻自由问题对他进行一次专访。他欣然应允。采访在哥大正门对面那个最红火的中国饭馆进行，因为路易士喜欢中国菜。但刚坐下来，路易士就开门见山地说，本来应该他请客，因为我们都是穷学生。当然，别说他还在两所著名学府做兼职教授，仅在《纽约时报》做专栏作家的年薪就在30万美元左右。但他强调说，由於今天是被采访对象，所以不能掏钱请客，因为他本人也是记者，按新闻规矩，他是不能掏钱“请”别人采访自己的。 中国不必提，在台湾也是奢望 当然本来也是我们要请他的，因为不仅是采访，更要感谢他教授的那些关於新闻自由的宝贵知识。但路易士很体谅别人，他坚持只点一碗面，不想让我们破费。 根据那次采访及背景资料，我写了篇八千字的特写，在纽约《世界日报》周刊发了一个整版。剪报寄给他之後，他虽看不懂中文，却在回信中说“impressive（印象深刻）”。大概是因为一个整版看起来很壮观。因为英文报纸很少见拿出一个整版刊登一篇采访。 後来随著对西方左、右派问题的了解，知道路易士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是个强烈的“左派”，或者说是左翼在媒体的发言人之一。我们在政治理念上，可以说是两极，完全对立。但对他坚持新闻的独立性，专业性、捍卫新闻自由等原则，仍是非常认同和钦佩。因为这点跟我的右翼观点的核心——捍卫个人的权利（拒绝政府干预和主导）是相同的。 在坚持新闻原则和理念、走新闻专业化的道路上，美国记者实在是享受著中文记者望尘莫及的两个最重要的优越条件∶制度保障说话的自由，私营媒体提供说话的可能——媒体用自己的资金条件，去抢好的记者，去挖有价值的新闻。而这两点，在中国自不必提，即使在台湾也是奢望。华文媒体，能走向真正专业化，实在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8月 2011-08-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杨澜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吗—追寻“杨澜传奇”之二
记得在 1997 年底左右，听有一位刚从国内回到美国的朋友说，在一个书摊上翻了翻杨澜正在国内畅销的《凭海临风》，就感觉有些地方像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可也具体说不出到底哪儿像，只记得在该书前言中吴征写道，《纽约时报》记者就杨澜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这位朋友说，“我读过这篇文章，并没有多长，而且也只是在地方版或里面的一个什厶版。保证不在头版，又是唬国内老百姓。” 我也记得当时粗略扫过一眼这篇东西，没太在意，後来就随著旧报纸扔掉了。但我也敢肯定它不在头版，这不仅因为按照任何新闻常识杨澜在美国都不具头版的新闻价值（除非她取代江泽民成为国家主席），而且据《纽约时报》“内部情形”（Inside The New York Times）的报道，该报对头版消息的处理历来都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恰巧当时《时代》周刊（ 1997 年9 月 29 日）有一篇介绍《纽约时报》编务的文章，文中说，即使英国王妃戴安娜的去世，《纽约时报》也只在头版给了并非粗体的一行标题和简短的报道，执行总编辑表示他还想处理得更低调。 戴安娜在美国是多厶大的名气，但除了她的死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她极少能上《纽约时报》头版。那厶（别说在 1996 年，即使今天也同样）毫不被美国人知晓的杨澜凭什厶、怎厶可能上《纽约时报》头版呢？ 但当时我也像那位朋友一样只是感叹一下“唬国内老百姓”而已，没再理会。这次为了准确，我从《纽约时报》上下载了这篇文章，文尾清楚地标明是在商业金融版。由於担心是否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这文章在头版发了一个豆腐块，然後转到商业金融版（因为在下载的文章中无法看出），所以核实了该文作者本人，现《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马克．蓝德勒（Mark Landler），他说文章只是发在商业金融版的头版。 就这篇文章，吴征在《凭海临风》序言中写道：“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竟写了一篇篇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纽约时报》头版的份量和《纽约时报》商业金融版头版的份量有多大差别？如果说它几乎像“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奖”的差别也不算太过份。就哪一条消息、哪一个报道、哪一幅照片上头版，上头版几条，照片摆在什厶位置等等，《纽约时报》执行总编和各版主编一起每天和驻华盛顿、波士顿等主要城市的记者站开连线电话会议讨论商定。虽然我们读者每天读来很平常的报纸，但头版那些消息、报道和照片是否能反映当时的重大事件或有代表性的故事，都是经过主要编辑们相当认真的讨论才决定的。而上其他版面的报道则由各版编辑决定。 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了起码 21 个和新闻有关学分的杨澜，不至於不知道《纽约时报》头版和商业金融版头版在份量上的重大差别。相反，大概正因为心知肚明、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差别，才可能做出完全和在艾美奖问题上一样的误导。 那厶这篇被吴征称为“篇幅极长的文章”到底有多长呢？《纽约时报》自己的统计是 1131 个字。不知道有多少中国读者可以把一千多字的报道定义为“篇幅极长”？ 在阳光卫视网站和许多媒体报道中的杨澜简历上，都有这句话：“在美期间，曾被《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主要美国媒体大幅报道。” 这里且不说《纽约时报》的 1131 个字和《新闻周刊》上的 820 字能不能被称为“大幅报道”？就说上面这句话的口气，明显会给国内人一种感觉，杨澜在美国做出了什厶突出成绩，所以才受到《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的“大幅”报道。 而事实上，有这两篇报道的过程不仅是简单的，也是吴征亲自导演的。在美国，有不少从大陆出来的华人雄心勃勃地想要把美国的电影、电视、音乐等输入中国，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业，对美国商人也很有吸引力。吴征就以他要把美国的音乐、电视节目等引入中国的雄心征服了前华纳音乐集团主管莫咖多（Robert Morgado）。 莫咖多 1996 年自己开了Maroley Communications公司之後，开始往吴征刚创建不久的娱乐公司输入资金。 而吴征和号称“中国的奥普拉．温芙瑞”杨澜的联手，尤其是吴征表示他已经把“杨澜视线”发行到了中国 50 多个省市的电视台，覆盖了中国两亿电视观众的 80% ，自然是对美国人颇有吸引力的成绩；要知道，真正的奥普拉．温芙瑞也只不过有两千万观众，而大名鼎鼎的CNN的莱瑞．金（Larry King Live）节目才 100 多万人的收视率。美国人清楚两亿人和两千万人的差别，却不清楚这两者之间消费能量的差别，更不清楚两边新闻制度的巨大不同。杨澜总是在美国强调她的节目收视率是全国之冠，可是当年除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之外，中国人还有别的电台、节目可以选择吗？ 莫咖多由於职业关系熟悉在纽约专门报道媒体方面消息的《纽约时报》记者蓝德勒，於是吴征通过莫咖多打电话给蓝德勒。纽约虽然是世界媒体的中心，但也绝不是每天都有吸引人的消息和故事，在很多情况下记者们都在沉闷、无新意的消息中周旋。所以，一个有近两亿观众的中国媒体明星，又要把美国节目输入中国，从商业角度自然也是有报道价值的。 於是有了一顿午饭，有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报道。毫无疑问，这篇报道的产生，完全不是由於杨澜在美国做出了什厶成绩，而是由於她在中国的“成绩”——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中国的奥普拉．温芙瑞”、“有近两亿观众”的《杨澜视线》等等。 尽管不是登在《纽约时报》头版，但毕竟《纽约时报》是大报，商业金融版的报道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於是又有了《新闻周刊》的 820 字。虽然在《纽约时报》报道之後的确会有些媒体来找杨澜，但我不太相信吴征序言中所说的：“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後一个月内，竟有 50 多个媒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 我之所以不相信这种说法主要基於两个原因：第一，杨澜是美国人毫不知晓的外国人，对她的报道只是国际事务报道中的一部份。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人都会发现，一般美国人对国际事情的关注远低於中国人，他们更对当地消息感兴趣，这也是美国几乎没有全国性大报（除了影响并不大的《今日美国报》之外）的原因之一。在美国你根本找不出来 50 家像《纽约时报》那样给国际事务那厶多报道的媒体， 5 家都找不出来。人们对国际事务总体都兴趣不大，怎厶偏偏对杨澜独有情钟？当然，觉得杨澜的故事挺新奇，希望采访报道，（算上电视台等）有个 5 家、甚至 10 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 50 多个媒体单位”？吴征杨澜最好能凭记忆列一个大致的名单，否则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我之所以不太相信这种说法的第二个原因是，既然杨澜吴征那厶看重美国媒体的报道，“曾被《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主要美国媒体大幅报道”这件事不仅被吴征夸张地写进了《凭海临风》的序言，被杨澜正式列入简历，也遍撒在国内许多对杨澜的报道中（在新浪或其他网站检索“杨澜”可找到不少）。 既然这厶重视，那厶如果有更多家报道，像《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等，岂不是更壮观？吴征杨澜会拒绝吗？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2002-01-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中俄签约，莫斯科渔利
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7月16日在莫斯科和俄国总统普京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1950年斯大林和毛泽东签署《中苏友好条约》之後，50年来首次莫斯科和北京签署了这种条约。它标�抑�俄国和中国关系已全部恢复正常，并基本解决了两国长期有争执的边界问题（仅有几个岛屿的主权有争议，没有最後解决）。 这个条约有效期20年，按规定，到期如果任何一方不退出，将自动延期五年。除了中共1961年和北朝鲜签署了类似条约之外，这是中国过去这些年来首次和外国签署这种条约。 中共媒体把这次中俄签约宣传为是中国取得的一项重大外交成就，是中俄联手对付美国的战略出击，并把它视为江泽民的重要政治遗产。 但仔细考察这项条约的内容，签约背景，以及俄国的战略目的、西方专家的反应，都可以看出，这只是中共利用控制的媒体胡弄无法自由获得信息的中国老百姓而已，这次签署的条约不仅实际作用很有限，而且通过签约，俄国人占了中国相当大的便宜。 ●套话空话，缺乏实质内容 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大报引述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分析，都倾向於认为，这个条约缺乏实质性内容，只是说些套话，讲一些原则上怎样友好等等。这个条约和当年斯大林与毛泽东签署的条约的最大不同是，它没有军事结盟条款，显示俄国和中共还没有在军事结盟上达成一致看法，在这方面仍缺乏相互信任和共同战略利益。该条约仅承诺，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威胁时，双方将进行磋商。因此西方评论家多认为它是表面文章大於实质作用。 这个条约在较抽象地承诺双方友好之外，还重点强调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但事实上俄国和中共的经济关系相当弱。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才是80亿美元，而去年中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额高达1100亿美元。中俄双边贸易还不到中美贸易额的一个零头，差别太大。而且俄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也超过它和中国大陆的。因此克林顿政府时的「国家安全会议」中国问题顾问苏廷格（Robert Suettinger）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显而易见的智慧是，对俄国和中国来说，它们各自和美国的关系比他们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俄国利用军火渔利 这次中俄签约，得到最大实惠的是俄国方面。一是可以扩大对中共的武器销售，这是俄国通过条约获得的最实惠的回报。俄国在经济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急需外汇，而武器出口是俄国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中国在过去这些年来，已成为俄国武器的最大买家。据美国媒体报导，仅去年，两国就签署有价值15亿美元的军售合同，它相当於俄国军火出口的40％。今年预计俄国将向中国销售价值15亿美元的武器。俄国虽然向中国销售驱逐舰，苏凯战机，核动力潜艇等，但俄国同时也向和中国潜在对峙的印度提供大量武器，而且武器级别程度比销售给中国的更高级，而且俄国和印度早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显示俄国更重视和信任印度。俄国同时向双方都提供大量武器，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 在中俄签约之前，俄国总统普京曾访问河内，在和越南总统陈德良举行会谈後表示∶「越南不仅需要保持现有的从俄国购买的武器，他们还需要最新式的武器」；「越南可以寄希望於从俄罗斯获得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其先进水平将「不低於其他国家」。同时宣布俄国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莫斯科不仅提供给河内大批军火，而且通过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俄国更进入东南亚，和中共争夺势力范围。 据新华社今年初电讯，俄罗斯的黄金外汇储备从去年初的124亿美元增加到今年初的280亿美元，一年时间内增加了一点二四倍。显然俄国通过向中国的潜在对手印度、越南，以及中国同时销售大量武器，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 ●夺取的中国领土被合法化 二是通过这个条约等於使以往俄国从中国夺去的全部领土都获得合法性。这个条约签署之後，俄国和中国之间，除了两个黑龙江上的岛屿的主权仍有分歧之外，全部领土分歧都予解决，实际上是北京放弃了以前清政府和毛时代所有的领土主权要求，俄国今後在和中国的领土纷争问题上可以一劳永逸。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虽然宣称这项条约基本解决了中国和俄国长期存在的边界划分和领土纷争问题，但至今没有公布到底哪些领土通过这个条约正式划分给了俄国。但从这个条约的口气来看，等於是以往全部有争议的领土，除了剩下无足轻重的两个江心岛之外，全部都通过这个条约正式划分给了俄国。江泽民的外交成就实在是得来轻松——拱手相让土地，这是从清朝大吏李鸿章以来，卖国者都会做的。 三是可以增加俄国产品出口到中国。目前中俄贸易仅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额的2％。俄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度相当小，通过这个条约，俄国将会增加对北京的压力，迫使中共增加对俄国产品的进口。该条约签署後，俄国宣布要铺设石油管道，向中共出口石油，从而可以使俄国获得更多经济益处。 ●俄国人相当警惕中共 四是虽然俄国仍不信任北京，但通过和中共签约，可获得挑战美国战略地位的象徵意义，为俄国同美国的讨价还价增加筹码，尤其在和美国就飞弹防御和扩大北约这两个棘手问题的谈判上，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在科索沃事件时，俄国先是和中国站在一起，批评和谴责美国及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後来莫斯科和华盛顿单独沟和，俄军和北约部队一起进驻了科索沃（至今仍在那里驻扎维和），把北京冷落到一边。这次俄国虽然通过签约凸显它和中共联手抗衡美国的飞弹防御政策，但签约後第二天，俄国总统普京就公开表示，俄国没有意图联合中国杯葛美国的飞弹防御计划，并再次表示俄国愿意就这个问题和美国谈判沟通；并在和江泽民签约後的第四天，普京就在义大利和美国总统布殊举行第二次高峰会晤，就飞弹防御问题讨价还价，根本把江泽民和中共抛在了脑後。全球七大工业国加上俄国共同召开「G8」首脑会议，商讨世界局势，制定国际新秩序，而中共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却再次被冷落到一边。 西方专家多倾向於认为，俄国只是利用中共，而没有真正和北京联盟的战略意图。根本问题是，俄国不信任中共，不仅由於俄国走向了民主，有了新闻和言论自由，可以自由探讨俄国和中国的关系，了解两个国家在制度上、价值观上，以及战略利益上存在的巨大不同，而且俄国和中国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对立，使俄国民众，包括精英集团普遍对中共政权抱有警惕和戒备。 俄国也担心来自北京的地缘政治的压力，俄国的人口过去十年下降了10％，而中国仅在俄国边境的三个省，就有人口一亿二千万（相当於俄国全部人口）。而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提升，更使俄国人有相当的担忧感。据美国知名智库「蓝德公司」（Rand）发布的评估中俄实力的报告，「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莫斯科担心中国力量日增，达到威胁俄国的程度，或许会超过它对美国军力持续不断的关注。」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研究俄国问题的专家麦克法尔（Michael McFaul）分析说，俄国和中共签署的这个条约「实际上是技术上的，而不是战略上的。因为从长远来看，俄国人是知道的，中共将对他们构成更大的威胁。莫斯科和北京知道，他们各自和西方的联系，比它们之间的联系更重要。」 近年中国人大量进入俄国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将超过那里的俄国人口，也成为俄国担忧的问题之一。据俄罗斯联邦出入境部去年公布的数字，俄国境内有大约150万非法移民，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国人。大多数非法中国居民以短期签证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售中国的消费品，每年将超过60亿美元的收入带返中国。 ●北京获得虚的好处 对於俄国通过签约获得的益处北京方面是清楚的，但中共通过签约也会得相当的宣传利益。首先中共的目标不是领土是否被俄国永久获得等问题，而是通过（炫耀）两个大国签约联手，提高中共作为大国的形象和地位，巩固江泽民政权在中国的合法性地位。虽然中共和俄国相互不信任，签约对美国和西方社会并不具特殊重大意义，但中共可以利用控制的媒体，宣传和俄国签约的战略意义和外交成功，从而赢得大陆民众对江泽民政权的支持； 其次，通过签约，今後更容易获得俄国提供的高级武器，加快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扩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使中共在亚太区域更具军事扩张的实力； 三是通过俄国在条约中明确支持中共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和强势政策，可以增加大陆民众、包括军方强硬派对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支持；使大陆民众相信俄国是中共对台政策的支持者，由此强化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大对台湾的压力。 ●江泽民到俄国有「回家的感觉」 江泽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讲时使用的是俄语。在演讲时，江泽民说，每到俄国访问，都有「回到家的感觉」。从江泽民这种「感觉」可以看出，中共最高领导人有相当浓厚的亲俄情结，在江泽民主导下的中国外交，今後将可能实行更加亲近俄国的政策。但俄国人会不会真的买这个账，则是未知数。 对於俄国和中国签约，美国政府的回应相当低调。主要是因为该条约没有军事条款，俄国和中共还没有军事结盟。以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到必须担忧的程度；另外，中国大陆和美国有巨额双边贸易，去年高达一千多亿美元。中共仍将经济建设为主要目标，因此北京会更看重和美国的贸易及中美关系。而俄国同样同美国有经济、安全等利害关系，需要美国及它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援助，而且在国际事务上也需要和美国的合作，来凸显俄国的大国地位。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评论说，莫斯科和北京「希望人们这样看待他们」，但俄国和中共加强关系，对美国的利益没有真正的威胁，「我对此不担忧」。 （载《争鸣》2001年8月号） 2001-07-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4👍 0💬 0北京大阅兵的大谎言
9月3日中共又要大阅兵，不仅媒体渲染造势，还广邀各国首脑，但世界七大工业国（美英法德加意日），也是全球七大民主国家的元首，全部拒绝参加。因为世人很清楚，北京大阅兵，名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实为营造中共是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假像，同时通过阅兵炫耀军力，煽动民族主义，强化党天下。 但大量史料证实，中共根本不是中流砥柱，只是支流，而且很多时候还是破坏抗战的逆流∶ 第一，领导权。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一直是国民党执政，蒋介石是国家元首，中共从没有获得领导权，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抗战”也不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 第二，受降仪式。盟军在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上，是国民政府的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出席，战舰上并没有任何中共“中流砥柱”。如果中共领导了抗战，那日本投降仪式上怎麽“领导者”不出席？ 第三，主战场。整个抗战期间国军都在担负主战场，中共只是在敌后打游击。据史学家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国军伤亡341万；共军伤亡61万。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承担主要的战场，谁是中流砥柱。 第四，军队规模。西安事变后，红军同意编入国民政府军，编号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约两万人。而当时国军有30多万，是共军的15倍。一个两万人的分支怎麽就是“中流砥柱”？ 第五，阵亡将军。八年抗战中，国军将领（师级以上）阵亡 206人，少将以上将军阵亡115 人 （其中上将8 人，中将42人，少将65 人 ）。而共产党仅有左权将军一人。即使按这个数字，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将军阵亡比例也是100 ∶1。怎麽可能是“1”承担了主战场？ 第六，歼敌将领。即使中国官方史料也记载，有126名日军将领在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阵亡；另有3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作战。国共两党军队击毙的日军将领比例也超过40 : 1。 第七，歼敌数量。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 22次大规模战役，1117 次重要战斗，38 万多次小规模战斗，消灭日军累计 58万人（日方统计42万）。而共产党吹嘘的“平型关大捷歼敌一万多”完全是虚夸，甚至编造。事实是，此战日军伤亡261人（死167，伤94），损失运输车140多辆。（近年中共已悄悄改成歼敌一千多） 第八，消极抗战。毛泽东曾严厉批评发动“百团大战”（歼敌数字也是被严重夸大）的彭德怀将军，认为这违背了中共“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1937 年8 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而王震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在延安南泥湾的“大生产”，竟是种鸦片，从事贩毒。 通过这些数字对比，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如果共产党是中流砥柱，它怎麽可能伤亡人数少、阵亡将领少、消灭日军数量少、击毙日本将领人数少 ，组织的战役少？ 共产党不仅不是中流砥柱，随后还残害“中流砥柱”。206名国民党将领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很多幸存的、同样勇敢抵抗外敌的国军将领，却被共产党作为“战犯”长期关押、摧残。仅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关押过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廖耀湘等抗战中立下汗马工劳的354名将领。而且他们的待遇都不如当时那些被关押的日本战犯。 中共曾关押过 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 名在1956年就被宣判免于起诉、送回日本；另外 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 年全部被释放回国。而那些国民党将军，则被长期关押、劳动改造，很多最后被改造得成“政治植物人”，见人就歌颂共产党。 曾勇敢抗日、反共的杜聿明将军，最后被改造成政治痴呆。例如1960 年周恩来在北京宴请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要杜作陪。当时蒙元帅问杜，你们国民党“百万大军哪里去了？”杜指指旁边的中共将领陈毅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停顿一下回答说∶“就剩我一个。”周恩来在旁插话∶“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面对杜的回答，对共产邪恶缺乏了解、蒙在鼓里的蒙大元帅则说，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由衷佩服。 由于杜聿明“回答得体”，不久就当上中共政协委员。当年那个曾领导千军万马抵抗日寇的杜大将军，通过在独裁者面前唯唯诺诺、逢迎奉承，最后成为那个专制机器的一部份。 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中共并非不清楚。但北京政权却故意扭曲历史，争抢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光荣，把自己装饰成中国军民惨烈抗日的化身，利用中国人抗日的民族情怀，把“中国”偷换成“中共”，使人认同北京政权。这次北京大阅兵就是再次展示，中共的谎言像它的阅兵式那样庞大，是靠暴力支撑的。 2015年8月28日 2015-08-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美中关系：阴影起于美国制造业衰落 ——美中关系近 30 年变化分析之二
何清涟 上篇谈到2010年代出现“中美国（chimerica）”一词，但即使在那时，美中关系也已经出现阴影。在政治上，中国对亚太地区区域霸权的谋求越来越明显，美国国际战略界有人怀疑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经济上，则因美国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至中国，美国工业地带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但两者在美国引起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是热点，后者除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引发的人民币汇率成为国会热点议题之外，铁锈地带的问题几乎无人关注。 美国智库：G2重在规范中国 不是Chimerica提倡的共享全球治权 除了这两位之外，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首次提出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G2模式（又译为“两国集团”），伯格斯滕首次提出是在2005年，2007中美国概念问世，外部评论者多以为中美国（Chimerica）不过是美国G2模式的另外一种说法。为了以示区别，伯格斯滕于2009年列出他提出G2的理由：1、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前为期四年的蓬勃发展期，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相加几乎占了全球的一半；2、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3、它们是最大的两个贸易国；4、它们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排污国；5、它们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失衡的两端：6、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赤字和债务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顺差国家和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7、它们代表全球两大集团：美国代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中国代表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目前两者占全球产量的一半。 伯格斯腾要强调的是，他与Chimerica概念有本质区别，他设想的G2并非与中国分享共同治理世界的权力与尊荣。在伯格斯腾看来，中国是一个逃避经济责任的超级经济强国，有必要通过G2这样的双边机制，规范中国的经济行为。奥巴马政府上任后以此术语作为美国对华外交的中轴，外交政策专家开始对此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和认同。 围绕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争论曾达高潮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扎卡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River Twice Research总裁）写了一本《美国与中国如何合二为一》(Chimerica: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came One的作者)，他的主要观点罗列于《美国与金融新世界》（WSJ，10/09/2008）一文。该文列举了美国制造业一些关键数据，1970年代以前，美国制造业的产量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一半，创造了全美1/3的就业机会。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德国和日本开始成为制造业巨头，台湾、新加坡、韩国、香港等四小龙经济起飞，制造业的全球化不断发展。降及1990年代，美国仍然在全球的制成品市场占据可观的份额，但却绝非独占鳌头，即使如此，2018年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有1,300万，约占美国劳动力的10%。 卡拉贝尔特别提到，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加快了这一过程，在2003年-2007年这五年里，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亚洲、中东和俄罗斯，为美欧换回了石油、原材料和廉价的制成品。向产品生产国──尤其是中国──的财富转移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那些否则将难以负担的商品，但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实际上，由于美国的高企业税和欧洲（低）及亚洲（在一些地方根本不征收）企业税率的差别，即使是在美国上市的跨国公司也把利润置于美国之外，从而避免缴纳高额的税款。 这篇文章显示了作者的矛盾：既担心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又认为“中美国”是不可避免的前景，在当时的美国很有代表性。 制造业岗位剧减是事实，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以来，美国一共减少了570万个制造业岗位，占全部制造业岗位的比率为33％。减少岗位所占比例甚至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还要高。这段时期，美国的媒体还未彻底政党化，对不同意见容忍度比较高，涉及美国这些大事件的问题能在主流媒体上讨论，《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与《华尔街日报》观点完全不同的文章，比如《不要盲目相信美国制造业的春天》，指出认为美国制造业可以复苏的文章不切实际，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成本优势是美国所没有的，美国不可能在竞争中赢过美国。美国不应指望着靠制造业来挽救美国经济，但可以发展服务业比如医疗教育产业、高端制造业的研发等等。 如果说这场争论忽视了什么，那就是不敢挑明中美在制造业上的竞争，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优势。在美国，讨论这问题有政治正确的顾忌，中国从2001年成为世界工厂开始，就一直面临外国NGO（工会组织背景）的验厂审查，“血汗工厂”的恶名一直如影随形，美国论者没有人愿意犯这种政治忌讳，指出这是中国竞争优势。就在这种争论中，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失业与铁锈地带的形成成为现实，并在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大选的重要因素。 人民币汇率曾主导国会中国政策主题 制造业危机的讨论最后必然延伸至中美贸易。这段时期美中之间最大的争议是人民币汇率，这事起因乃是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12年发布的一个报告，作者是该所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管罗伯特·E·斯科特（Robert E. Scott. ） 2012年报告称，美国与中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在2001至2011年间使超过27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被替换或遭淘汰，而流失岗位中，其中超过210万个（76.9%）是制造业岗位。该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干预汇市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压于低位，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因。斯科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尽管近几年人民币升值，但他认为人民币兑美元至少仍被低估33%。 这个报告对国会议员的影响很大，从此以后，美国对华交涉的最重大事项，就是人民币汇率，直到川普2017年担任总统之后，人民币汇率在国会对华议题中变得不那么重要。十年之后，斯科特在与其他两位作者合作的文章《应对全球化的政策失误导致制造业就业岗位大幅减少》中，认为过去二十年，中美不公平贸易、失败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以及最重要的货币操纵（指中国）和美元系统性高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导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进口量超过出口量——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 500 多万个，工厂倒闭近 7 万家，其中，工作岗位流失最严重的领域包括电脑和电子产品、服装、纺织、金属制品、家具和固定装置、塑料和橡胶以及汽车和汽车配件制造等。结果导致美国那些非大学教育工人失去了高薪和福利优厚的工作，其中黑人、棕色人种和其他有色人种工人受到的损害更严重但被忽视。毫无疑问，最后这句结论又是美国特色的政治正确问题，有画蛇添足之嫌。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批评该报告只是一家之言，因其未能将生产率的提高纳入考量；在中国制造产品，可以让美国制造业者用更少的人力生产更多产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总裁Erin Ennis在声明中称：“美国仍是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国家，实际上,我们比原先生产的更多，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生产得更多。”他还指称美国整体经济因与中国等国家的贸易而受益匪浅。 2007-2013年，是美国经济界与智库关注美国制造业最认真的时期，此后的中国议题范围越来越广。整个情况可概述如下：美国自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制造业回归本土作为其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再工业化”计划，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美国”计划，以及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复兴政策”，虽然在策略和措施上各有侧重，但其根本目标一致，成效不显——这与美国自2016年开始，陷入国内政争无法自拔、左派政治越来越极端化有关。中国则自中美贸易战开始，“千人计划”与“中国制造2025”都不再公开论及，但以“脱虚向实”为主轴的经济结构重构却紧锣密鼓进行，世界将眼光放在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上，不断敦促中国救房市，但中国扶持制造业的努力初见成效，“新三样”成为出口王牌，尤其是电动车的出口，在欧美都引发剧烈反应。 （下篇为《美中关系：制造业将成为经济竞争主轴——美中关系近30年变化分析之三》）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10月1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the-downfall-of-us-manufacturing-1017202411201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美国之音讨论王蒙和诺贝尔奖提名骗局
美国之音“新闻天地”节目7月23日晚就中国作家王蒙第四次获得“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提名引起争议一事，制作了专题节目，该节目主持人东方和驻纽约记者方冰连线采访了该提名委员会主席冰 ，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夏志清和在多维网发表“王蒙和诺贝尔奖提名骗局”的作者曹长青。 主持人东方说，诺贝尔文学奖有102年的历史了，但从来没有中国公民获奖。两年前法籍华人高行健获奖，但中国文学界反应不一，有人表示不以为然。最近海外团体“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连续四年提名王蒙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种做法也引起一些质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为了迎合国内读者心理的炒作行为。当事人之一的冰 先生表示无暇参加连线讨论，但我们将播放记者方冰稍早对冰 的采访录音。 针对王蒙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夏志清教授说，王蒙的作品已经过去了，没什麽人看了，而且他当过官方的文化部长，有反作用，不可能获奖。他特别强调说，像原来很红的也是当过文化部长的茅盾，原来在中国作家中排名很前的，但现在不行了，而张爱玲、钱钟书、老舍、鲁迅等作家，地位都往前排了，茅盾的地位更下降。 曹长青认为，这个问题首先还不在於王蒙该不该得奖，而是弄清这个提名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那麽後面的是王蒙、张蒙、李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曹长青强调，这个“提名”是个骗局。他说瑞典文学院规定四种人才有提名资格：文学院院士；语言和文学教授；诺奖得主；各国作协主席。冰 根本不具有上述任何一种。他当主席的“全美中国作家联合会”，仅有的两名副主席，都是开日本料理餐馆的老板。所谓提名是闹剧。另外，瑞典文学院对提名有保密制度，在其网页上（http://www.nobel.se/literature/nomination/index.html）写的清清楚楚，不论提名者还是被提名者，都需保密，五十年後才解密。因而没有哪个国家的提名者，提名之後就大声嚷嚷我们提了谁。但冰 们却每次提名後就开记者会，不仅公布人选，还大造声势，这完全是有意炒作。第三，现在全球192国，没看到有哪个国家设立“全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只有中国人玩这种把戏，而且冰 还说提名是经过“主席团”决定的。冰 的“提名委员会”有几个人啊，哪来的“主席团”，分明是虚张声势来唬人。利用中美之间资讯有一定隔阂，来炒作，帮国内的人提高声望、卖书，蒙骗中国媒体和舆论。 冰 在接受方冰电话采访中强调，他的组织是有提名资格的，他说资格有三种：诺贝尔奖得主；大学的文学教授；作家团体。“我们就算第三种情况，作家团体来提名。”但曹长青反驳说，瑞典文学院网页上（http://www.nobel.se/literature/nomination/nominators.html）列出的四条提名标准说得很清楚，仅接受个人提名（by a person）。这意味著不接受群体，即使“作家团体”提名也不接受。四条都是指个人名义，连国家的作家协会都不行，只能是“作协主席”个人的名义才接受。 对於曹长青指出的冰 当主席的“作家团体”，没有一个是靠作品来赢得读者的著名作家，冰 在采访中说，“我们团体中知名的作家很多，像周励呵，杨皓呵，宋小亮呵（凭音调猜测）、陈福民呵（凭音调猜测），还有我们的一些顾问呵，很多写小说的，诗人也有，我们请了很多顾问。”并强调提名只是他们工作的十分之一，“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向耶鲁、哈佛、哥伦比亚大学赠书呵，中美文学交流呵，像现在我们很快要开展向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赠书等。”夏志清教授说，这是真的，他看到过他们到哥伦比亚大学等送书，是作家签名的书。 对於冰 的团体连续四届提名王蒙，夏志清教授澄清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对王蒙的提名，“他们开始的时候找我，要我参加提名王蒙，我说不可以，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书，所以我没有参加。”当记者方冰说，“我从曹长青写的文章中读到王蒙和冰 的关系似乎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时，夏志清说，“大概是这样吧，我也不参与他们这种事。” 对於冰 提出的他们团体的两个知名作家杨皓和周励，夏志清和曹长青都提出不同评价。夏志清说，“纽约出现很多种在大陆印的杂志，奇怪的很。你看XX办的杂志，办的不怎麽好。”当记者方冰插话提到，“听说XX的那个杂志是被登的人要花钱的”时，夏志清说，“是这样，要花钱的，这奇怪的很，这个我这个局外人也不好多讲。” 曹长青则说，“夏先生提到那个所谓知名作家办的杂志是要自己出钱才给你登文章的，可想而知这是个什麽杂志，是个什麽作家。另外那个所谓知名作家周励，当年的那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有很多编造，当年就有书中涉及的当事人华商在纽约开记者会指出她的纪实作品里有很多都是编造的故事，欺骗读者。” 对於夏志清教授提出的王蒙担任过中共文化部长一事对他获诺奖只有副作用的说法，曹长青表示同样观点，他说，从过去苏联获得诺贝尔奖的四个作家来看，除肖洛霍夫之外，其他三位都是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诗人布罗德斯基都是以偷运到海外的批评极权的作品而获得西方文学界重视的，像《茨瓦格医生》先是出义大利文，然後是英文、法文，很晚才出俄文版。他们在作品中挑战极权的道德勇气和理想精神，是他们获奖的一个重要因素。肖洛霍夫虽然不属异议作家，但他的《静静的顿河》的文学价值也是得到国内外公认的。而王蒙没有巴金在中国文坛的那样泰斗地位，更没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而且他不仅不是异议作家，还当上了官方文化部长。他根本没有可能获得诺奖，因为诺贝尔的遗嘱相当强调理想精神的。而在民主国家，哪个国家都有千百个文学教授，从没听说谁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因为那些得奖作者早就在有出版自由的自己国家里得过各种大奖，都已有公认的文学地位，像美国的诺奖得主福克纳，索尔．贝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等，在获诺奖前，全都得过全美最高的“普立兹奖”以及各种文学奖。现在英美的那些候选人，也都获得过布克奖、普立兹奖或其他各种全国大奖等。哪个文学教授去提名谁的话，多少有点小丑的味道，所以没有谁扮演这种小丑。 当记者方冰提出，有人说，王蒙可能对此不知情，是海外的人自己弄的。曹长青说这不可能。因为冰 们首届提名了巴金，但人家子女拒绝接受，毕竟有点常识，也可能了解了一下海外情况。而王蒙不但是中国最精明的那种文人，还来过美国几次，和冰 直接打过交道，他不会不知道这是怎麽回事。连续四年王蒙都被提名，海内外媒体报道 王蒙绝对没有可能不知情。如果王蒙觉得访美时受到冰 款待，不好公开拒绝，那麽可以私下向冰 表示，不要这麽提名他，这场“皇帝的新衣”也就无法继续了。但王蒙却每次都接受，他完全清楚是怎麽回事，他就是要这个效果，起码可以炒卖他的书。冰 是“皇帝新衣”中那个骗人的“裁缝”，王蒙是那个帮助骗局成功的“老臣”，这种做法是合夥行骗。 最後，主持人东方提出，什麽时候中国能出现大家都叫好的诺贝尔奖作家，为什麽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作家？夏志清教授认为，中国作品向外翻译和介绍不足是个主要原因。但曹长青认为，主要原因是专制制度扼杀了人性，作家的人性程度不高，不可能创作出放射人性光芒、真正感动人的艺术。 2003-07-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任志强的四宗“错”
何清涟 用“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来形容任志强此时处境，当真是再贴切不过。中共党媒开足火力万炮齐轰，声言要将其作为“叛徒”开除出党，还说他得到“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但“境外反华势力”除支持者之外，有一部分却声称，任志强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一枚棋子；还有一部分则声称，任志强是党内既得利益者，是赵家人，偶然说点真话是想投机，因此“反党阵营”决不能收留这只蝙蝠。如此奇哉怪也的处境，不由得让我苦思冥想，思考他究竟犯了什么错，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思来想去，觉得任志强犯了几项大错： 第一错，任志强错把中国这“大洋国”当成正常国。 任志强号称“任大炮”，说话得罪党的事情没少干。按照这几天微博上列举的“罪行”，计有多项，比如中国梦与美国梦都是宪政梦，宪政就是多党、三权、人权高于主权；历史是由私有制堆积而成的；并指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是历史真实、雷锋是党的一剂麻醉剂、公然表示台湾政权合法等等。 这些话，放在正常国家里，任志强说的这些算是ABC，比如美国中学生的社会课、历史课，讲的就是这些。但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的“大洋国”及《动物庄园》里，那真的会招来灭顶之灾。读过《一九八四》的人都知道，那国有个真理部，专门职司是根据现实和宣传需要，改写历史文献，报纸甚至文学著作。该部冠以“真理”二字并非吃饱饭没事干乱戴帽子，意指该部制造真理、垄断真理，比如“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而《动物庄园》里的羊群，从来不需要用脑子思维，只需要服从统治者猪们的指挥，跟着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就万事大吉。 当然，“大洋国”也有疏于防范之时，比如胡锦涛统治时期，“大洋国”的围墙垮塌了好几米，有些人趁机跑到外面看风景，回去之后也哼哼唧唧地说过“墙外风光无限好”，这些人在大洋国新国主上任之后，全抓进牢里，有的被教化了一番后放出来，有的还在牢里圈着继续接受教化。这任志强因为退休在家，闭目塞听，完全不知新国主的厉害。 第二错：任志强完全忘了“大洋国”的看家法宝是“出身论”。 由于“大洋国”立国长达60多年，阶级斗争理论深刻地影响了统治集团与人民，包括反对者也未能免俗。因此，在任志强被党无情抛弃并大批特批之时，虽然也有不少“境外反华势力与公知”表示支持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反对阵营”里那些火眼金睛的善于斗争者，不但有人看出了任志强想混进革命队伍的狼子野心，指出他的言论看似批评党实则是为党前途谋划，还有人大义凛然地再度揭发任志强对参加“六四平叛”战友的友好态度，指斥任志强是“蝙蝠”。 所谓“蝙蝠”，是指其禽、兽类两栖。有个寓言说过蝙蝠的狼狈：蝙蝠本来以为自己两头的光都能沾，结果是飞禽与走兽均不以其为同类。 第三错：错估了形势，尤其是群众心理。 任志强居然看不清目前的“大洋国”现状是：统治者固然是一心一意专制到死；国民当中，除奉行“娱乐至死”为生活原则者之外，还有大批毛左、小粉红、仇富者。党对异议压制毫不留情，少数本属于统治集团的自己人，不识趣地讲什么宪政、民主、人权，早被当作“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异己给清除了，这些人被清除之时，毛左无一不拍手称快。但任志强忘记了自己是富人，在政治上倒了霉之后，不仅毛左拍手称快，还有仇富者也会兴高采烈，连说“活该呀活该”。放眼境内，除了党校那位蔡霞甘愿螳臂挡车声援你，认为党员有权利发表意见 之外，你的党内同志哪还有人敢吱一声？ 第四错，任志强读错了书。 据网友@fufuji97介绍， 他在微博跟了任志强三年，发现他思想有个转变过程，三年前任志强公开说自己是左派，这三年随着他的读书面扩大，不断学习哈耶克、米塞斯、波普尔等人的著作，同时介绍这些人的思想给听众，这也是他言论越来越激进的一个原因。 任志强啊任志强，你放着“大洋国”推崇的马恩著作、毛选、邓选、江选，尤其是今上习近平的各种著作讲话不读，却要去接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最后终于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一般来说，党本着宽大为怀的精神，从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以来，一直在挽救党内失足同志，但现在你究竟值不值得挽救，就看你认罪态度是否深刻了。 任志强与当代中国人的“幸运” 说完了任志强的错误，再说一下任志强与当代中国人的“幸运”吧。 目前，外界目测任志强这个反党分子、红色叛徒的结局，大概是开除党籍与上央视认罪。 果真如此，任志强当真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今天的“大洋国”。 面对铺天盖地的网络大字报，看到那有如山呼海啸般的网络斥责之词，以及党内同志们要求将其开除出党的亢奋呼声，任志强一定会感到委屈：我只不过想让咱们国家正常化，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一员，为什么同志们必欲诛之而后快？ 本人因为也是“国家的敌人”（在中国，党的敌人就是国家的敌人），就在此分享一下“度难心诀”，或有助于度过心理难关。 这“度难心诀”就是是多想想中国历史上的大冤案。其中之一是明末的袁崇焕袁督师。这位栉风沐雨、摩顶放踵、镇守边关的一代名将，最后被他忠心保卫的大明王朝崇祯皇帝寸磔，那些因他苦守边关而能暂享平安的百姓（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永远正确的“人民”），也因恨其“卖国”而分食其肉，其妻子家属被发配边关为奴，死不知所。袁督师下场如此之惨，无他罪，就是因为不谙帝心，不能迎合皇上圣心做事。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发表感概：“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任志强务必读读这篇评传，再想想自己既无袁督帅之大功，今上也没崇祯那么狠毒，只不过是炮制无数网络大字报炮轰一番，开掉你的党籍，这些，就权当大风吹过山坡，自此你真个退休，种花养草去吧。 再想想大洋国臣民张志新，她也曾是相信党组织的痴心女，居然相信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按组织程序给上级党组织写了封信，表达对文革的怀疑与不满。尽管那封信只有党组织内少数人看到，并没流毒在外，结果竟然被当作反党分子收拾得那么凄惨，受的活罪数不胜数，最后临刑前还被割了喉管。文革后披露的内幕令人不忍卒读。 总之，任大炮可能党史修习得不够深刻，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吞噬亲儿女”的光荣传统，连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冤死狱中，你一个小小的基层党员、红二代的中低阶成员，如今还未锒铛入狱，真应该庆幸本朝不是明朝，今上不是先帝毛泽东。 据有过山林经验的人说，黑暗的森林里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有各种声音之时，而是万籁俱寂之时。因为百兽噤声，意味着有巨大的危险比如老虎之类猛兽正在逼近。如今，中国离悬崖只有一公里了，大家就摸黑生存吧。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7期 2016年2月19日—3月3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2102）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曹长青：2020 全球脱贫 继续经济强劲
2020给人感觉是带来吉祥的数字，因人生很难遇到1010、2020这样年份，它不仅顺口，如今更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市场经济风靡全球，世界走向稳定、富有、脱贫。 有人说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其股市涨得太高了，2020会有大修正甚至经济萧条。确实，自川普当选总统三年以来，美国道琼斯指数增了一万点，增幅54%；标准500指数增幅46%，纳斯达克增了65%！如果2020有股市修正也属正常，因股市不能永远涨，总会有高有低。 但美国及全球经济今年继续看好，即使有股市修正等也不会影响大的发展趋势。主要由于： 第一，世界处于没有大战的和平时期。不要说一战、二战那种规模，即使像阿富汗、伊拉克等类似战争，2020也基本不大可能发生。战争是损害全球经济的直接因素。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全球经济一般都朝向整体性发展。 十个大国之间不会大冲突 第二，大国之间不会有大冲突。世界七大工业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另外，注重发展经济（市场开放）的国家之间也难以开战。有人曾说，两个有麦当劳店的国家不会开战，因其国策是市场开放（外资进入），经济与世界接轨，就不敢开战（导致股市大跌，经济崩盘，是不可承受之重）。 除七大工业国外，大国的俄国，与当年苏联有天壤之别：不仅有了选举和相当的新闻与言论自由，而且军队从苏联时的400万削减到100万，大量军费被转入经济建设。虽然曾发生克里米亚事件，但因那里居民58%以上是俄国人（乌克兰人占24%），他们愿与俄国统一。当时或现在民调（即使联合国主持公投）也可能是同样结果。俄国已不具有扩张、占领整个欧洲的企图和能力。 另一大国中国虽还是一党专制，但其经济过去三十多年朝向市场化，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双边贸易等与世界非常密切连结。因美国军事和经济强势，再加上川普总统执政，更为有效制约北京的扩张企图。另外中国自己内部问题很多，包括经济减缓，增长率越来越降等，都对习近平的野心构成限制。 除了七大工业国和中俄，剩下的大国印度，不仅是民主国家，而且保守派的莫迪总理2019年连任（再执政五年），带领13亿人口的印度更走向市场经济，并在外交上与美国、日本结盟（川普的印太战略就是美日印连手）。印度越来越成为自由世界的重要力量。上述十大国，都不会发生大冲突，所以2020世界局势会基本持续稳定。 极端伊斯兰主义全球衰退 第三，伊斯兰恐怖主义式微。逊F组织被消灭，伊斯兰国也已被铲除。它们即使死灰复燃，也会被迅速干掉。因现在美国不再是软弱无能、绥靖主义的奥巴马执政，而是强势反恐的川普为三军统帅。以美国强大军力（占全球军费40%），更不要说还有北约（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军事集团），对付伊斯兰国可谓杀鸡用牛刀（只是决心问题，领袖气质问题）。 全球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者）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2.6亿人口中穆斯林占86％（2.2亿）。但近年印度尼西亚的几次总统大选不仅民主且平和，且都产生亲美政府。而且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也持续增长，政局稳定。 另外印度也有2亿穆斯林人口。作为民主国家的印度，伊斯兰势力在那里从未成气候。印度不仅与美国结盟，信奉印度教的莫迪总理及所属人民党，对极端伊斯兰更为警惕和防范。 此外，穆斯林人口比较多的还有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及、孟加拉国、土耳其等，这些国家也都实行选举制度，有政党轮替制约，所以极端伊斯兰势力也无法威胁全球。而且这些国家都希望与美国及自由世界保持良好关系（不仅有政治原因，更有经济需要）。 唯一被视为暗中支持恐怖主义的是伊朗，但它遭到中东最大国家埃及（八千万人口和军事实力）的制约，还受到跟埃及紧密结盟的中东大国沙特阿拉伯的全力遏阻。此外还有美国的经济制裁。伊朗不仅在全世界孤立，而且其经济相当困难：每天需卖120万桶原油才能维持其经济，但目前已降至每天80万桶，其货币已贬值60%。德黑兰自身难保，对外援助恐怖主义更捉襟见肘。被它支持的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在以色列强势保守派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打击政策下也日渐衰落。所以在整体上，全球极端伊斯兰势力呈下降趋势。 北韩核武虽仍未取消，但美国胡萝卜和大棒齐下，平壤举棋不定；金正恩清楚，使用核武攻击就是自取灭亡。美国不仅自身军力强大，不久前英国大选，保守党又获压倒性胜利，约翰逊（Boris Johnson）首相再执政五年。与川普总统同为保守派理念的约翰逊强调增加军费、强大国防，英国第二艘航空母舰“威尔士亲王号”刚正式服役，全球有两艘以上航母的只有英国和美国；美国已有11艘，目前正在新造2艘最现代的。英美连手不仅强大北约，并对全球遏阻邪恶具有巨大的威慑和打击力量。 市场经济带领世界脱贫致富 第四，市场经济已成全球趋势并带来富有。除上述政治军事和战略格局等因素，2020 全球经济继续看好，还有一个大原因，即自由市场经济已成为更多国家的政策理念和选择。 人类贫穷主要由于专制和左派的社会主义政策。随著全球民主化，独裁政府纷纷倒台，目前联合国193个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采民选制度。但国家民主後，也有左右派之分，左派向往社会主义（乌托邦），所以左派执政就想更多国家控制，更多国营化，以平等名义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的政策，其结果是高税收等于抢劫勤奋者的财富，高福利养懒汉，大政府官僚化（毫无效率）；最後经济衰落，失业率攀高，国贫民穷。因有选举制度，人民因经济困境而强烈不满，于是选择保守派上台（强调市场经济、强大国防、道德信仰等理念的政党）。美国，英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南美洲的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洪都拉斯，哥伦比亚等国；还有前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等，目前都是真正主张市场经济、道德信仰的保守派执政。 1981年时，全球贫困人口（标准是每天收入1.9美元以下）占全球42%！1991年共产苏联解体，民主化席卷东欧，随後进入市场经济、全球贸易、手机、电脑等新科技（冲击专制，世界接轨）时代，专制和左派政府纷纷倒台，资本主义风靡世界。到2008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七亿！而同期全球人口增加了48%。 仅以中印两大国为例：1981年时，据世界银行数字，中国88%人口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贫困线下。因经济开放改革、走向市场化，现在这个数字已降至0.7%（美国Commentary杂志2019年11月号Noah Rothman文章数字）。 印度在尼赫鲁时代热衷社会主义，导致极端贫困。自1991年印度实行经济开放、自由市场政策，至今已有1.7亿印度人脱贫，现印度极端贫困人口降至3%以下。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路，近年使全球每年八千万人脱贫，这个数量相当于整个德国，更超过英国或法国。有学者赞叹：这种规模的人类进步成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切都归gong於民主制度（制约战争和极端贫困），归gong於市场经济（带来自由竞争，发财致富）。2020，这个大趋势会继续，这是世界的福音。 2019年12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0年1月号 曹长青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pg/%E6%9B%B9%E9%95%B7%E9%9D%92-Cao-Changqing-218812861516992/posts/?ref=page\_internal 曹长青推特：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2020-01-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白色、黑色、绿色∶伊朗的三次革命
伊朗总统大选以及随後引发的争议，尤其是声势浩大的反对派，百万人走上街头的游行抗议，引起全球媒体关注。有人从示威者手腕上的绿色标志，以及伊朗的近代历史引申概括说，这是伊朗的“绿色革命”。 伊朗不仅盛产石油，也盛产“革命”。从六十年代初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到七十年代末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到这次伊朗反对派的“绿色革命”，伊朗的“颜色”变来变去。但“白、黑”都给人们带来痛苦。这次“绿色革命”，即使不能立即扭转“黑白”，却很可能给人带来一线生机和希望。 伊朗的“白色革命”始於1963年。当年44岁的巴列维国王，在有了多年的历练和对世界的了解之後，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目标是使他的国家“现代化”，要在二千年时，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大强国”。 巴列维国王的改革，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开放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先从农村做起，推行土地私有化。政府把土地廉价卖给农民，以私有化来促进农村发展；同时在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由於当时石油价格上升，伊朗又是世界最大产油国之一，所以巴列维的改革，迅速给伊朗带来变化，年度经济增长率，一度达百分之二十五（超过今天的中国）。各种现代化的高楼腾空而起，点缀在曾很落後的伊朗版图上。当时伊朗的现代化暴发程度，比今天中国的反差还要大，连西方也是惊呼，伊朗不再是政教合一的落後穆斯林，伊朗已跟国际接轨，走向资本主义。 巴列维和胡锦涛是隔代兄弟 但巴列维的改革，和今天的中国开放改革一样，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因为巴列维像邓小平和胡锦涛一样，绝不相信民主，并断然拒绝民主。巴列维认为，三权分立、定期选举等民主制度，是西方的产物，不适合伊朗；他强调伊朗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更强调伊朗还是一个经济、社会落後的发展中国家，绝不能照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这话跟邓小平、胡锦涛几乎一模一样）。 巴列维坚信，伊朗的改革必须在国王（中国则是共产党）的绝对权力下进行。当然，改革的目标，不是给人民政治选举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个体人权，而是国家的现代化，著眼点是国家、群体的辉煌，而不是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巴列维坚持说，民主，是西方国家的地域性的产物，在伊朗行不通。他完全没有认识到，民主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具有普世的价值，它是人的天赋人权（包括政治选择权）之一。而且民主制度是防止和降低贪腐，最大限度保障廉洁和公正的机制。有了民主，不见得完全廉洁，但没有民主的地方，一定有腐败，这已被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过。 巴列维大力推行现代化，大兴土木，追求建造大城市，设施的现代性，重视经济成长数字等，但他忽视了，现代化迅速带来了巨大的贫富不均。由於没有民主制度的配套，没有定期选举对官员行为的制约，在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中，像当今中国一样，贪污盛行，官场腐败，贪腐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不仅是各级掌权者的道德问题，更是制度问题，是伊朗没有民主选举和独立媒体的制约带来的制度性的腐败。贪官污吏，不公不义，引起伊朗人民的不满和愤怒。巴列维国王後来也感觉到民怨沸腾，他组织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其效能，很像今天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抓贪腐，也惩办了一些贪官。但巴列维没有认识到至少两点∶一是在制度性腐败下，贪官是抓不过来的。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马上就有另一茬，因为根基还在。二是由政府组织什麽委员会反腐败，完全不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贪腐的主要来源。就像一个人揪自己的头发，怎麽也不会把自己提起来。 温饱解决了，对贪败更不能容忍 对於批评和反对声音，巴列维像今天的胡锦涛一样，采取镇压政策。巴列维手下的国家情报署，实际上就像中共的610办公室等一样，随意抓人、拷打，监狱人满为患，任何异议声音，都被严酷镇压。巴列维很像邓小平，实行的是经济开放，政治高压的两手策略。巴列维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即使政治高压，人们也会“认”了，因为“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通过经济高速发展予以中和，生活富裕完全可以掩盖政治不公。” 但巴列维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就更加不能容忍。尤其是伊朗的知识份子和大学生，要求政治权利，更拒绝巴列维的独裁统治。同时，伊朗的现代化和开放，带来了道德沦丧，妓女泛滥，赌博盛行，到处都是夜总会；巴列维所理解的“自由”，就是整个社会有一种灯红酒绿、纸迷金醉的气氛。这一点，和当今中国也很相像。 在这种情形下，本来就反对巴列维改革的伊朗最大宗教势力什叶派，更加抬头。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当时就强烈反对伊朗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结果在巴列维的军事镇压下，被迫流亡外国。面对伊朗人民对巴列维的不满，霍梅尼更打出伊斯兰的旗号，强调恢复道德，结束赌博和娼妓，提出“简朴、自由、公正”的口号。虽然什叶派穆斯林在全球伊斯兰信徒中只有百分之十，但在伊朗，却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是绝对多数。巴列维显然低估了宗教势力在伊朗的影响和主导力，尤其是他在推行现代化时，又触犯了宗教利益，例如土地改革，就影响了教产。在经济危机时他采取的高税收政策，又触怒了有钱阶层和暴发户等。再加上巴列维比较亲美，霍梅尼们的反美，更点燃了穆斯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和伊斯兰的纯洁、简朴等宗教情怀结合起来，更形成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现代化、要求巴列维下台的声浪。 巴列维不是邓小平那种“宁可杀二十万，也要保住二十年权力”的嗜血革命者。他看到人民起来反对他，就离国出走，把权力交给了一个临时政府。 卡特是美国最愚蠢的总统 在霍梅尼要回国接管权力，把伊朗带向极端宗教国家之际，巴列维手下的具有现代意识的150名高阶军官，准备发动政变，接管权力，建立军政府。他们想仿效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用军力推行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或者是像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一样，用强力终结阿连德的共产党左派势力复辟，用军人政权，来稳定政局，阻止国家陷入极端左翼之手。这150名军官跟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联系，但这种建议和请求，遭到卡特，这个美国建国二百年来最愚蠢、最无能的总统的一口回绝。卡特要求他们必须跟霍梅尼合作，结果，霍梅尼掌权之後，这150名军官全被处决。 如果当时美国总统不是卡特这种笨蛋（卡特在伊朗绑架美国人质事件之後不久，就在总统大选中被美国选民淘汰），而是支持这150名军官，可能今天的伊朗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当然，今天世界左派势力，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都在谴责当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击败了阿连德的共产党政权复辟，建立右翼军政府，是独裁，是专制等等。但是，我们设想，如果没有皮诺切特，智利是阿连德共产党政府掌权，得到共产苏联和红色中国的支援，推行国有化和无产阶级专政，那智利不仅没有政治自由，更没有皮诺切特大力推行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富有（智利在皮诺切特掌权、推行自由经济期间，成为美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今天看来，在皮诺切特式的军人政权（伴随自由经济）制度下向民主国家转变，显然比从阿连德式的共产党政权（伴随国有化和贫穷）统治向民主转化容易，智利的当代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皮诺切特，可能今天智利还像共产古巴一样，人民仍生活在贫困和共产专制之中。 “黑色革命”把伊朗带入黑暗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给伊朗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最後则完全失败了。霍梅尼领导的这场赶走巴列维、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运动，被史家称为“黑色革命”（可能是和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相对）。黑色革命给伊朗带来的变化是，立即回到了极端宗教社会，人民更没有自由，经济更加糟糕。因为霍梅尼们只能提供教条，不能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没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经济繁荣；而没有民主政治，更不可能有社会稳定；全面的政教合一，更使整个社会窒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S. Naipaul），可能是西方国家中最了解穆斯林，又最勇敢发出批评声音的右翼作家。1979年他到德黑兰旅行时，正是霍梅尼的“黑色革命”高潮之际，他亲身体验了那种充满革命火爆气氛的情景，他描述说，到处是示威、游行，报纸上全是套话。他在随後写的《难以置信》（Beyond Belief）一书中探讨了“黑色革命”问题，他写到，霍梅尼们无法解决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因为伊斯兰教的缺陷是从它的根源上来的∶对於它本身提出的政治问题，它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它只提供信仰，只提供预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义中寻求解释和解决办法的同时（找不到答案和方法），开始把愤怒转向西方。和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伊朗的霍梅尼们，也把煽动反西方情绪，作为支撑独裁者的有力支柱。奈保尔在伊朗等地观察到，“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见到情绪化的男人们，他们随时都酝酿著恐怖骚乱。” “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是狂热和仇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靠仇恨喂养的”。伊朗这次连任的有争议的总统就是一个被仇恨喂养的典型，他公开叫嚣，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并致力发展核子武器。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历经15年，霍梅尼们的黑色革命至今已30年。今天，伊朗发生了“绿色革命”，要求民主自由和更多的人权。反对派总统候选人明确提出，伊朗不能再继续充当世界伊斯兰的意识形态领袖，不应再狂妄、野蛮地要把别的国家从地球上抹掉；伊朗应该做的，是解决自己国内的经济等各种问题，把自己的财政赤字“抹掉”，把贫困人口的比例“抹掉”。对外，不应该和美国等西方为敌，要实行缓和与合作的对外政策。同时强调要扩大人权，让人民拥有更多的自由。这些政见，明显都和霍梅尼们的绝对宗教权力、绝对政治权力不同。因此有评论家说，伊朗的这场选举危机，已超越选举争议，而成为国家未来路线之争。 伊朗的“赵紫阳们”也可能觉醒 伊朗这场危机以什麽方式结束还有待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经过这场危机，伊朗人民对自由的要求，对民主的呼唤，将更加清楚和强烈，因为他们通过当权总统的选举作弊和镇压方式，更加明白民主的价值。 伊朗这次大规模抗争，和二十年前的中国天安门运动不同，它不是像吾尔开希、柴玲、王丹等小青年领导，而是由伊朗的前总理、总统、外长等主要政治人物领导。这就如同中国八九民运时，如果赵紫阳等站出来，联手对抗邓小平，那情形和结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由於伊朗的前总理、总统等，既有政治资本，也有成熟的政治理念，在民众中也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对伊朗前途的影响，绝对超过中国当年平地冒出的年轻的学生领袖们。 另外，伊朗执政总统的政治镇压，完全可能促使这些伊朗前总理、总统们，像中国的赵紫阳那样，最後觉醒。赵紫阳的回忆录最近出版，这位前中共总书记的最大觉醒，就是他原来和伊朗国王巴列维一样，绝对不相信、并排斥西方的民主。但经过六四屠杀，尤其是他本人被长期软禁、迫害，他最终认识到，中国必须实行西式民主，要有三权分立、独立司法，民主选举，从而才能保证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伊朗的前总理、总统等政治人物，经过这次事件，完全可能产生赵紫阳的这种变化和觉醒。而伊朗人民对民主的渴望，一定更为强烈。这些，都给伊朗埋下民主的种子，也给德黑兰的未来，带来绿色的希望。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7月2日 2009-07-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改革的艰难――赵紫阳在 1988 年
赵紫阳于1987年秋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当时不少期待改革的国人以为，在思想开明、行事磊落的赵紫阳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将出现新的大好局面。很少有人知道，赵紫阳当时的处境其实十分艰难，他虽然熟悉经济问题，是中共历任领导人中对中国经济现状以及应该如何改革了解最深的人，但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使他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构想去改革，因为他不但面临以陈云、姚依林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官僚体系的暗中掣肘抵抗，还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不懂宏观经济管理的总理李鹏。更复杂的情况是，声称不问国务院日常事务的邓小平不安于“垂帘听政”，还要直接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的决定。1988年初夏，邓小平自以为是地擅自宣布要“价格闯关”，结果造成了全国性恐慌和经济失控，但他闯下大祸后却将责任一推了之，既不愿意阻止陈云、姚依林趁机阻挠经济改革的举措，也不愿意出面承担本应由他自己来承担的政治责任，而是怯懦地让并不赞成邓小平主张的赵紫阳出面向全国民众认错，以保全邓小平自己的脸面和地位、维持其“一贯正确”的形象。结果，赵紫阳的政治形象和实际地位因此大受伤害，而反对经济改革的陈云等势力反而在经济决策方面占了上风，并为日后“六四”期间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从1988年围绕经济改革的政坛风云可以看出，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赵紫阳秉持良知，为推动经济政治改革所作的种种努力是何等的艰难不易。“价格闯关”错误决策的失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此后不久，1989年春以学生为主要力量的民主运动爆发了，赵紫阳面对党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坚持反对邓小平用野战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的决定，并因此离开了政治舞台，至今都没有人身自由。如今中国的御用学者把80年代改革决策过程中的种种真相遮掩起来，把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这顶桂冠戴在了邓小平的头上，同时淡化甚至抹杀赵紫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努力和贡献。其实，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的诸多方案主要是赵紫阳等人主持制定的，而邓小平只直接“设计”过一项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那就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但这却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思维指导的错误决策，还未施行就宣告失败，而且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然而，这个错误决策的始作俑者邓小平却把政治责任转嫁给无辜的赵紫阳，让赵紫阳代他受过。 笔者时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代表体改所参加过国务院、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这一时期有关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多次讨论会，了解“价格闯关”决策的幕前幕后情形，也到赵紫阳办公室参加了数次小范围的政策讨论，比较了解赵紫阳的思路，算是“价格闯关”这一事件决策过程的一个亲历者。现根据当时记录撰写此文，以说明真相，让世人了解被官方文字所遮掩的一段史实，也希望澄清了的事实能还赵紫阳先生以公道。 198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胶着阶段，风波叠起。当时，城市经济改革早期的“放权让利”、“厂长经理承包制”和价格体系“双轨制”的正面效应释放殆尽，其负面效应开始影响经济的稳定，主要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蠢蠢欲动。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都停滞不前，而以陈云、姚依林为首的计划经济官僚系统则抓住通货膨胀现象，试图否定经济改革的方向，恢复对经济系统的全面性行政管控。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盲目的急躁冒进情绪开始抬头。在高层决策圈中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一度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这种看法把经济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所造成的制度性通货膨胀简单化地理解为“双轨价”的产物，以为尽快实行价格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的彻底改革，把“双轨价”合而为一，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所以这种主张视快速完成价格改革为一场“攻关”任务，认为只要当局痛下决心，严令“攻关”，就能一举完成价格改革，从此太平无事。为给自己找论据，持此主张者提出了“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口号。笔者1988年3月曾当面听李铁映谈过这样的主张。 其实，那时一些实行经济改革的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等国的经验早已证明，如果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不能彻底改革、企业制度不能彻底改革，上述企图只会造成一轮又一轮的物价上涨，不合理的价格结构会在这个过程中“复归”如初，“短痛”必然变成“长痛”，最后除了造成经济动荡，别无它用。1987年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以及体改所到匈牙利的考察，都注意到这个经验。赵紫阳听取汇报后，根据他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经验和直觉，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判断。80年代见过赵紫阳的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对他理解现代经济问题的能力都交口称赞，可以说，中共执政之后的历任国家领导人中，在这方面其他人都难望其项背。 然而，高层决策圈中具有赵紫阳这样睿智的人却绝无仅有。象李铁映这样的缺乏现代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出身的行政官僚，其能力不足以理解这些道理；相比之下，他们更容易接受象“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之类的简单化口号和单线条思维。糟糕的是，对既未受过现代正规教育、也不懂宏观经济的邓小平来说，最容易打动他的，恰恰是“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之类带军事术语色彩的观点。尽管邓小平对经济问题完全外行，在中国的决策体制里，以军委主席身份“垂帘听政”的他却偏偏拥有对财经事务发号施令、直接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的权力。赵紫阳虽然明白“价格闯关”是儿戏，却无法让缺乏足够知识的邓小平理解这一儿戏的荒谬。至于1988年3月起任国务院总理并兼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鹏，就更不懂复杂的经济道理了，他对一些基本的经济管理常识都不甚了了。1985年夏笔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时，李鹏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经济形势，笔者全场听完了这次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代为起草的，李鹏只不过是读一遍而已。但他好象不满足于照本宣科，读稿过程中脱稿解释了两个名词，“工资总额”和“物价指数”。可惜，这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对这两个大学本科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熟悉的基本概念的解释，全都错得离谱。以这样的知识基础主持国务院工作，李鹏在1988年“价格闯关”的决策过程中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1988年5月初，接受了“长痛不如短痛”观点的邓小平，突然决定要直接干预具体经济政策，他要求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一下，能否在3到5年内完成价格改革。政治局常委会随后召开了一次务虚会，议了8条意见。这8条意见与邓小平的想法不同，邓小平强调的是“不怕冒险”、要“毕其攻于一役”，而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则强调要稳妥，要顾及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价格改革过程中要配套进行工资改革，以免民众的生活水平受影响。其中的第2条意见是准备一个为期5年的价格－工资改革计划。当时，在赵紫阳主持下通过的这8条意见并未对党内公布，更未向社会公开，本来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 大概是不满意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求稳有余、“冲劲”不足，邓小平从5月19日到6月3日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连续向外宾放话，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行“价格改革”，其理由就是“长痛不如短痛”。邓小平此举不仅是越俎代庖，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代替政治局宣布重大财经政策，而且是直接对政治局施加压力，逼着政治局按照他的意图行事。这是毛泽东惯于的手法。邓小平公开放话后，中央要“价格闯关”的消息就不径而走，媒体相继报道，立即在社会上引发了心理恐慌，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来势凶猛的银行挤兑和抢购商品风潮，物价迅速上涨，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当时，赵紫阳其实并不相信单刀突进的“价格闯关”措施能取得成功，但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军人物，他又不便直接反对价格改革，那样就会站到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一边了。所以，他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发表讲话表示，只有在价格改革的同时推进企业改革，价格改革才能成功。他没有讲出来的另一半意思是，如果单刀突进地推行“价格闯关”，而在其他领域里按兵不动，“价格闯关”即使实施了，也不可能成功。可是，他的看法并未引起注意，老百姓担心的是大涨价，支持改革的人往往被“长痛不如短痛”的简单逻辑所左右，反对改革的人当然不想听赵紫阳的意见。 赵紫阳所面对的不仅是邓小平的鲁莽草率，而且还必须应付陈云、姚依林的暗中破坏。由于李鹏没有能力主持“价格闯关”方案的制定，这个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姚依林的肩上。反对经济改革、又深喑中国官场政治的老官僚姚依林知道，不能公开披逆鳞、否定邓小平的主张，但阳奉阴违这样的把戏要瞒过向来不问细务的邓小平，就易如反掌了。因此，姚依林一方面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张旗鼓地召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学者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对“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意见，摆出一幅“价格闯关”势在必行的架式；另一方面，却利用主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机会，把邓小平“价格闯关”的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化解成适当提高几种商品价格的一个小幅度调价方案，于是邓小平的“价格闯关”主张就无声无息地被技术官僚们消除于无形之中。然而，老百姓并不知道姚依林抵制邓小平决策的真相，而姚依林大张旗地为“价格闯关”造势的行动实际上起到了煽动老百姓的恐慌心理，为社会动荡火上浇油的作用。就这样，姚依林既不动声色地耍了邓小平，又把赵紫阳“架在火上烤”；而无知的邓小平不但未察觉姚依林的把戏，反而对姚依林倍加信任。 当时，陈云私下里明确反对邓小平的“价格闯关”主张，也猜到邓小平在此事上必败无疑，却故意不提出任何批评意见，而是等待着看邓小平“走麦城”的那一天。同时，他悄悄地指示姚依林，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停止经济改革、实行“治理整顿”的方案。直到1988年夏季，社会动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时，陈云知道邓小平的败局已定，于是出面表示，必须立即停止“价格闯关”，实行“治理整顿”，他的主张是重新恢复计划经济管理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控制。邓小平在失败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表示，同意陈云的意见。于是，自邓小平宣布“价格闯关”之后，3个月内，“价格闯关”一事无成，而引起的社会经济动荡则动摇了国民经济，于是中央政府于1988年9月宣布改弦更张，放弃“价格闯关”这一决策，同时决定严格控制物价，实行“治理整顿”，80年代的经济改革步伐就此停顿。 掀起这么大一场经济社会风波，又明显是出于一项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思维指导的错误决策，当然得有人出面承担政治责任。然而，“价格闯关”失败之后，闯了祸的邓小平却不敢承担政治责任，于是他玩起了中共党内老一套的诿过他人的把戏。邓小平绝口不提自己几个月前动议“价格闯关”一事，也不提他通过向外宾放话对政治局常委会施加压力、要常委会立即实施“价格闯关”决策的情形，更不敢追问姚依林阳奉阴违、明顺暗抗的行径，却逼赵紫阳出来代他受过。于是，赵紫阳不得不在1988年9月中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承认“价格闯关”这一决策考虑不周。这则消息经新华社报道后，邓小平安然过关了，而一心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的赵紫阳的形象却因这次检讨大为受损，此后他事实上不能再过问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了，经济决策的主导权终于被反对经济改革的姚依林等计划经济官僚夺了回去。 1988年其实是真正懂得经济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而那时他的地位之削弱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那就是以理想主义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被“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悄悄地划上了句号。从此，经济改革在中国被逐渐改变成服务于权势集团利益的工具，而清除了理想主义代表人物赵紫阳的中共领导集团，则越来越露骨地把剥夺压制民众当成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从这层意义上讲，1978年以来，以赵紫阳为领导人的经济改革到1988年秋就中断了，此后的“改革”其实与此前的改革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这是理解中国在改革中走向全面腐败、快速极端的两极分化、欺弱凌贫等局面的一个关键点。 （原载《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纪念赵紫阳（1818－2005）》，明镜出版社2005年出版。）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Independence: The Tibetan People’s Dream
Fifteen years ago, I wrote a lengthy article Independence: Tibetan People’s Right published in the Beijing Spring magazine. In the article, by respecting history and accepting the reality, I elaborated the justification of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by the Tibetan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should be given the top priority. In these years,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increasingly starte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ibetan issue and some even supporting Tibetan independence. However, the Dalai Lama and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still adhere to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middle way to the two extremes ˉ neither accepting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Tibet nor seeking independence for it; China can have Tibet’s sovereignty but with genuine autonomy in return (including democratic elections). On the recent Sino-Tibetan conference held in Geneva, the Dalai Lama and Samdhong Rinpoche, prime minister of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gave speeches and both reiterated to continue the same policy, expecting genuine autonomy for Tibet through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ach a “win-win” solution. W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is the main focus that used to be on the West (putting pressure on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western support) and Chinese government (seeking dialogue with Beijing) has been shifted to the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engag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disseminate Tibet’s realities. I participated in the conference called “Finding Common Ground”. During the question-answer session followed Samdhong Rinpoche’s speech, I asked him two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Middle Way policy, the win-win proposition of the Dalai Lama and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First: Has there ever been an instance, in the entire human history, that democracy and despotism coexisted under one system and mutually benefitted? If not, then why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is taking such an unrealistic path? Second: Is there a deadline for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Isn’t the decision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to give up independence deprives the six million Tibetans and their future generations of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country’s future? Samdhong Rinpoche answered that they were seeking “genuine autonom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 constitution.” However, regarding Chinese constitution, Zhu Weiqun, the deputy director of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aid last year in a news conference in Beijing that Chinese constitution was based on three core principles: the CCP’s leadershi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regarding Tibetan Issue). The CCP’s leadership, everybody knows, is an authoritarian rul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hing but the CCP to dictate economy. As for regional autonomy, using a process of elimination, Mr. Zhu said that neither federation and confederation, nor the Hong Kong sty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never "Dalai’s genuine autonomy," which left only the current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CP. Zhu further outrageously added, “As for regional autonomy in China, this is how we conduct our business here, and there is no any other way, nothing that’s called ‘genuine autonomy’.”\[sic\] Zhu further stated, “We’ve never recognized the so-called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We only contact with Dalai’s personal envoys just to talk about how Dalai should correct his mistakes to earn our understanding and forgiveness. If he behaves well, we may allow him return, and we may also allow those around him to return.” Facing many foreign reporters, without even the basic diplomatic courtesy, Zhu declared, “This is w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with the Dalai’s envoys, and in the future too, we’ll talk about this, it will not change.” Such offensive and arbitrary talk is beyond normal exchanges of reasonable human beings, let alone diplomats. To keep talking with such people is self- humiliating. I asked Samdhong Rinpoche that the CCP had already made it so clear, still what was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expecting from Beijing? It is obvious that asking for a genuine autonomy from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like expecting a wolf to turn kind-hearted. It is unreasonable to expect coexistence of a wolf and a lamb and to be beneficial for both. Has mankind ever had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such? Samdhong Rinpoche replied, “Middle Way has been favored by the majority exile Tibetans through referendums, and recently it was supported by the majority in the Tibetan parliament too, so it reflects public opinion.” I sai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130,000 Tibetans in exile, even if all of them supported the Middle Way, it still couldn’t represent the aspirations of six million Tibetans in Tibet. So wasn’t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depriving the greater majority of Tibetans of their right to choose their country’s destiny? Tibet was historically an independent country; it had its own national title and flag, head of the state, capital, currency, passport, military, taxation system etc. Even after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ang Kai-shek and Republic of China, Tibet was not a province of China; it was invaded by the CCP troops only in the beginning of 1950’s. Today, the Tibetan issue is not just about the preservation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and protection of Tibet’s environment; it’s about a country’s survival. The Dalai Lama being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ibetans is highly respected by them, but as per democratic principles, however noble a leader is, he can’t decide the people’s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country’s future. The decision about Tibet’s future should be taken by the six million Tibetans through referendum, not by any officials from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 vice president Karma Yeshi and MP of Tibetan parliament Karma Choephel once said, “We, the few Tibetans in exile, have no right to deprive Tibetans of their right to restore independence of Tibet that was historically independent. Our issue is about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our country, not about religi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esently the six million Tibetans in Tibet are under the tyranny of China’s colonial rule and they can’t air their voice. However, the slogans shouted in the endless demonstrations in Tibet showed that the majority Tibetans aspire for independence. In the past, I interviewed hundreds of Tibetans in India, Europe, and the US, etc. and I had asked them the same question that whether they wanted autonomy or independence. Everybody wanted independence except the Dalai Lama. I once told this to the Dalai Lama in person, and I said that all the Tibetans I interviewed wanted independence except one. His Holiness asked with curiosity, “Who?” I said “You”. What followed then was again his famous and infinitely charming laugh. Of course, I understand the Dalai Lama’s difficulties ˉ Tibetan culture and religion are being destroyed, the CCP is implementing assimilation (Hanization) policies in Tibet by flooding Tibet with Chinese migrants, and they want to “resolve” the Tibetan issue like they’ve done in Inner Mongolia (today out of 23.8 million population in Inner Mongolia, 80% are Han Chinese! And among the marginalized Mongolian ethnic, it is said that three out of four are already assimilated). Some Middle Way advocates say it’s impossible to seek independence as China is so powerful. This indicates that their own way of thinking too has been “assimilated” into the Chinese way of always thinking calculatingly if it "could" be done, while most Westerners might be thinking if it "should" be done. The former assess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the later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principles and beliefs. History has proved time and again that success is always possible if one struggles unrelentingly by sticking to the beliefs and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That’s why the Westerners say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whereas Chinese believe “better a bad life than a good death." Freedom and prosperity started from the West just because they thought “if they should”, not “if they could”. Zionism is an epitome of success cases. The situation of the Jews was even worse than the Tibetans who have always had a place to live. The Jewish diaspora didn’t even have a place to settle down and wandered around the world for centuries. But they stuck to their dream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d the state of Israel after many years of struggle and bloodshed. But on the very next day of their country’s founding, five neighboring Arab countries joined together and declared war on Israel. The population of those five countries was 40 million and Israel had only about 600 thousand then, plus with no regular army. When the survival of their country was at stake, Israelis didn’t think “if they could”, but “if they should”. They resolved to defend their homeland. The entire people took part in the war, never gave up, never backed down, and finally defeated the invaders and saved this nascent Jewish country. East Timor got independence in the recent past also because they followed the Western way of thinking ˉ whether they should ˉ and thus succeeded. East Timor’s population was only 0.5% of Indonesia’s 200 million. Under Suharto’s military regim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s per the thinking of “whether one could”, then East Timorese shouldn’t even think about gaining independence. However, they succeeded in the end, just because both the leaders and people persisted with their principles and beliefs rather than racking their brains to ponder over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peration. Kosovo as well, with a land of only about 10 thousand sq km (previously an autonomous province of Serbia) and population of two million that accounted only for 1/5 of Serbia’s population, the Kosovans never gave up on independence. And after many years of struggle, they too realized their dream of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s of the end of last month (2009), it receive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from 62 countries. Their initial hardship too would make people think “impossible” to gain independence.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was first established, there were only about 5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ut now there are about 200, fourfol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which indicates that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re the current global trends. The underlying decisive factor here is how determined a nation is, especially how clear and firm the leader sees of the country’s future. Today, any attempt to demand the CCP for democracy and genuine autonomy is as impossible as asking a tiger for its skin! Talking about “Chinese constitution”, even if making it merely a strategy of the struggle, there will be no result, as the CCP itself has never 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 is just an ornamental flowerpot, if you think flowers will bloom out of it, you are daydreaming.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should recognize the reality and respect the fact ˉ the CCP, in any case, will not give the Tibetans genuine autonomy, this is predetermined by the very nature of the dictatorship. However you compromise, plead, kneel, kowtow, all will be in vain! Look at this exemplary case: The Dalai Lama genuinely from the core of his heart wants to give up independence and expressed this on countless occasions for many years in the West and also told Beijing many times directly through his envoys, but the CCP still keeps labeling him as a “separatist” and propagandizes it through the media that is completely under its control. Hence, the 1.3 billion Chinese almost unanimously think the Dalai Lama is the real culprit behind “Tibetan separatism” and despise him. Therefore, reasoning with a scoundrel such as the CCP is not their fault, it’s yours. The CCP clearly behaves as per the principle and belief of a despot whereas you don’t even have a clear principle and tangible belief. How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you to prevail over the CCP? Then what should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do in the face of such a “powerful” communist dictatorship? It should unequivocally put forth that Tibet was historically an independent nation, now occupied; effort must be made towards putting an end, once and for all, to the communist rule in Tibet and entire China, joining hand with everyone to promote democracy. I do not see any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bet before the CCP collapse. When China becomes democratic, Tibetans will decide their own future through a referendum. If a democratic China, at that time, treats the Tibetans with equality and respects their right to choice, then the Dalai Lama may come out and propose Tibet to have genuine autonomy and be a part of China (He may suggest, but not decide). Due to the extraordinary prestige of the Dalai Lama, many Tibetans might agree. If not, then the choice of the majority Tibetans must be respected. The Dalai Lama is already 74 years old now (2009). He is one of the Dalai Lamas who enjoyed longevity (nine Dalai Lamas lived not more than 50 years) and he is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and welcomed spiritual leaders in the world. Since two decades of effort towards negotiating with China to achieve genuine autonomy hasn’t yielded any result (in the future too it won’t, this is for sure), the policy should be changed and start focusing on letting the world know two facts about Tibet: Tibet was historically an independent nation and the majority of Tibetans want independence. In addition to accumulating suppor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romoting awareness inside Tibe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the awakening of the Tibetan themselves, not in hoping and begging the CCP to change and show mercy. The Middle Way has reached its dead end. And of course, the above-mentioned efforts will also not show any immediate result. However, when both ways are equally difficult, why not choose the right one that stands by principles? Taking the right way will eventually bring real results. A blind policy of compromise and negotiations with Beijing will only prove self-paralysis, and it will only undermine the morale among the Tibetans for fighting for their national cause. Besides, "endors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CCP’s authoritarian rule will mislead the Tibetans in Tibet, resulting their ignorance of their own history and thus unable to imagine restoring independence for Tibet. This can even generate “spiral of silence” that makes individuals to think the majority of Tibetans don’t want independence, and he is the only one who wants, so it’s better to give it up. Accepting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ibet in order to gain support from Chinese intellectuals is also not only wrong in principle, but also ineffective. Restoration of Israel, independence of East Timor and formation of Kosovan State, not to mention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etc. all succeeded with the efforts of their own peoples, NOT with reliance on the awakening of the intellectuals inside the regimes. These intellectuals’ voices of conscience are precious, but not essential, never the “pre-requisite”. With the Dalai Lama’s worldwide prestige, it’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make known the two facts about Tibet, because once this Dalai Lama passes away, it will take at least 20 years to have an adult Dalai Lama, and for the new Dalai Lama to become a global icon as this 14th Dalai Lama is not an easy task, if it’s not impossible. The current Dalai Lama possesses a unique charisma ˉ his personality, style, humility, attentiveness to others, guiltless openness, and hearty laughs, etc. are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imitated. Such an eminent figure loved and esteemed worldwide, is not gained simply by whoever is called “Dalai Lama”. However, using this priceless personal resource to advocate Middle Way Approach is something that is truly regrettable. I do not have the slightest doubt that independence is the heartfelt dream of the majority of Tibetans. It is only becaus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tyranny that the Tibetans cannot air their real voice, and also due to their infinite respect and dedication to the Dalai Lama, they accept his policies out of religious devotion. However, throughout the human history, freedom is everybody’s heart-felt dream, and building one’s own home is what every nation strived for even at the expense of shedding blood, and the Tibetan people are no exception. I wish the Tibetans in exile keep the flame of their dream of independence burning. It is these flames that pave the way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Regardless of how difficult this way is and no matter how many generations’ effort is required, sooner or later, this is the way they have to take. If this is the case, then why not start it now?! Despite how small the first step is on the long road to independence, it is moving toward the heart’s call, toward the dream, and therefore it is the right step and it’s worth it. One step on the right way is far better than a thousand on a lost one. Even the slightest effort toward realizing one’s dream can generate great potential as that’s the right effort based on truth. Any achievement and any victory mankind has ever made have all been the results of pursuits of dreams. The dream of Tibetan people too will one day become a part of mankind’s dreams that have come true!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观察》(www.observechina.net) in August 2009. The translator, Ogyen Kyab, a Tibetan born in Tibet and went into exile in India as a child after completing his primary education in a Chinese school in Tibet. In India, he studied in Tibetan schools and Indian universities and completed his post-graduation. Currently he works as a project manager in an American company but with a plan to leave the job and resume his further studies. ） 2013-11-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