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环境污染背后的责任缺失
10月中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最新研究报告，中国的黄河与长江的港湾因其极其严重的污染状态而被该报告列为死亡区。另据中国环保总局预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020年，中国污染负担将翻两番。而要在源头上处理工业污染从而产生真正持续性影响，中国一次性需要投入1350亿美元引进最新污染控制技术。这笔钱相当于中国经济产出的7%。 环境污染涉及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污染源来看，是由于化肥、粪便、污水直接排入水体，而这三大类污染物，都与人类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而造成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很显然是中国的社会责任发生了严重缺失。 首先是政府责任缺失。这里谈的政府责任缺失，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政府虽然制订了有关保护环境与惩治污染的法律（或法规性文件），但其它的一些政策与法规却成为环保法实施的制度性障碍，使有关环保的法律不是无法执行就是缺乏效力。从小处看，可以用各省的工业污染为具体例证，不少省与地区为了发展经济，不惜开办各种有严重污染的工业。按照环保法的有关规定，这些工业在立项报批时就无法通过环保评估。但一则各地环保局均受当地政府部门辖制，在给项目做环保评估时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想认真评估，得拿乌纱帽做赌注，因为不少地方长官公开发话：谁不给经济发展开路，就让谁走人；二来中国司法部门不独立，即使某些工厂甚至是工业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环境灾难，但由于事件牵涉到太多官员甚至本地行政首长的乌纱帽，进行司法追究就难于上青天。从大处看则可以用长江三峡工程为例，这个工程对生态的破坏之大，凡是头脑清醒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但由于权力捉弄科学，最后中央有关领导人竟然将讲真话的专业人士一脚踢开，另外找“听话”的专业人士重新编写评估报告。这种科学沦为政治婢女的恶劣后果，目前已经在三峡工程上逐渐显露出来。 政府责任缺失的第二层含义，是指环境保护法虽然颁布，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配套公共政策却一直阙如。中国现在的污染源包括生活污染与固体废物污染（包括大量建筑垃圾的处理），但这两者的处理却缺乏相关的实施细则，许多城市的生活污水未经过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未建立处理垃圾的公共设施，造成垃圾随地堆放，人口密集的地区，一些村庄甚至被自己多年来堆入的垃圾包围。城市的垃圾处理至今也未严格实行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分类处理。在中国这种人口庞大、消费品物耗巨大、且建筑垃圾又大多属于不可还原的水泥材料的国家，垃圾处理不当，将会使各种垃圾遍布城乡各地。根据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当前中国已经有20％的人口居住在“恶劣污染”的地区。 也正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制度性障碍，国家环保局提议的绿色GDP在安徽广东等省的局部地区试点之后，只能胎死腹中。 其次则是公众的社会责任缺失。在短短20多年内，中国的环境生态恶劣如此，不仅仅只是政府责任缺失的问题，还有民众社会责任感缺失所起的作用。这里所谈的民众，不仅是指那些直接造成环境污染的中小企业主，以及形形色色以邻为壑任意污染环境者，还包括那些不负责任鼓吹的“按照发达国家经验，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的知识界人士。 如果对中国历史有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一点，在环保问题上，无论是政府的政治责任还是民众的社会责任，都较之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有所退步。早在周朝，周王室就颁布法律，禁止随意砍树、填井、拆毁房屋、杀动物。而战国时期，各国亦有相关法令，比如齐管仲为了保护林木，就禁止厚葬，并发布封山禁令。而民众对保护自然生态也有丰富的知识，大跃进之前，不使用密结的渔网，不捕捞未长成的小鱼是渔民们自觉遵守的行规。几十年过去，这种中国早已有之但被抛弃生活经验被到国外生活的中国人当作国外先进的环保经验介绍给中国人。 政府政治责任感缺失与民众社会责任感缺失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互为作用的结果是使中国环境严重污染。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10月25日，总16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伊斯兰内部的改革呼声
自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之後，伊斯兰主义就一直是学界，甚至是普通民众关心的议题。美国的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者，被称为穆斯林）要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更引起美国人对穆斯林问题的关注。 美国有多少穆斯林？由於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可以问宗教信仰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穆斯林团体说，美国有500万，甚至多达800万穆斯林。但一些专家学者长期追踪研究，发现这些数字偏高。美国较知名的皮尤研究所（Pew）2008年2月公布的调查报告说，穆斯林占美国人口0.6％，美国现有三亿人口，即有180万穆斯林。 一般人想到美国的穆斯林，以为就是从中东来的阿拉伯人，其实不然。据2000年佐格比（Zogby）的民调，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只有23％信伊斯兰教，其他70％以上是基督徒，其中42％是天主教徒，23％是正教徒 （Orthodox），12％是新教徒。 有研究说，美国的穆斯林四分之一是黑人，其馀是从中东、南亚等来的移民及後裔。这次要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的伊斯兰教长，就是从科威特来的移民。他自称是“温和的穆斯林”，说盖清真寺是为了伊斯兰跟美国交流。但高达七成的美国人反对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认为这是对遇难者的不尊重，甚至亵渎。尤其是这个穆斯林团体准备在911恐怖袭击十周年那天，把这个清真寺建成揭幕，更有向美国人挑衅的意味。 安华∶“球”在人民这边 那麽穆斯林中有多少“温和派”？他们能给伊斯兰世界带来变革吗？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尔街日报》（是纽约时报的一倍）最近邀请了六位专家（其中四位是穆斯林）对此进行了讨论。 这四位穆斯林中，有马来西亚的反对党领袖安华（Anwar Ibrahim）。马来西亚是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人口55％是穆斯林。安华曾任副总理，因被指控同性恋行为而遭起诉。西方观察家多认为这是党派斗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Paul Wolfowitz）最近在《华尔街日报》联手撰文，声援安华。因安华案最近将被宣判，令各方瞩目。戈尔和沃尔夫维兹是美国政治的两极，前者是民主党左翼，後者是共和党右翼。连他们自己也在文章开篇说，在所有政治问题上他们几乎都立场相左，但却一致认为，应呼吁安华案公平审理，这对马来西亚是否成为民主、多元的国家至为重要。沃尔夫维兹曾做过美国驻印尼大使，对南亚穆斯林国家情况比较了解，对安华案也一直关注。 美国政要对安华的声援是值得的，因从安华的这篇讨论文章可以看出，这位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对恐怖主义、伊斯兰世界的改革等，都有独到见解。安华说，绝大多数的普通穆斯林，像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一样，也是重视家庭生活，祈祷和平与安全，平静地生活。而那些极端伊斯兰分子，他们反民主、反西方、反犹，自闭而不宽容，没有能力跟今天现代社会的其他社区共存。他们用杀害平民的方式谋求政治目的，不仅造成生命的丧失和亲人的痛苦，也严重伤害了真正伊斯兰教的信仰者。 但今天的解决方案，不应走极端∶不是穆斯林都放弃伊斯兰教，也不是总夸赞伊斯兰文化遗产怎样辉煌，而是穆斯林社会应更强烈地谴责极端伊斯兰分子。但这还不够，穆斯林还应一致发出结束伊斯兰世界专制政权的声音，因为专制是阻止穆斯林社会和平与进步的最大障碍。安华的结论是，“球在人民一边”。 完全西化的穆斯林 穆斯林智库创办人、曾出版《伊斯兰主义者》专著的胡森（Ed Husain）认为，他属於“温和的穆斯林”，但他不喜欢这个称号，因为这好像他的信仰打了折扣。他认为这种提法有助於那些极端伊斯兰分子做宣传，说他们才是正统的穆斯林，而“温和的”是打了折扣的。他觉得还是称他为“正常的穆斯林”比较好。他说自己是虔诚的穆斯林，也完全西化（fully Western），这两者可以统一。 前巴基斯坦驻英国大使、美国大学伊斯兰研究部主任、今年刚出版《来美国的经历∶伊斯兰的挑战》一书的阿曼特（Akbar Ahmed）也认为“温和”与“激进”的分类不怎麽好，因为这给人的感觉，多数穆斯林是好的，少数是坏蛋。他提出“伊斯兰三阶段论”∶早期的伊斯兰处於“神秘主义”（Mystic）阶段，那个时候，在清真寺、犹太教堂、基督教会，信徒们同信一个上帝。第二阶段是“现代主义穆斯林”（Modernist Muslim），他们试图平衡传统和现代，为伊斯兰而自豪，但却不那麽适应现代生活。这些“现代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都领导国家独立运动，如摩洛哥独立後的第一个国王，巴基斯坦的建国者等。但他们的现代化运动都失败了，因为无能和腐败。这个时候，经书主义者（Literalists）乘虚而入。他们认为，穆斯林的举止，必须符合七世纪的阿拉伯先知的教诲；伊斯兰正受到外部的挑战，必须防御，虽不是所有人，但很多采取暴力行动，如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塔利班等。阿曼特认为，这三类穆斯林的斗争结果将决定伊斯兰的未来。 不要美化暴力的教科书 在美国“巴尔的摩政策研究所”（PIPS）任资深研究员的哈米德（Tawfik Hamid）原是一名激进的伊斯兰组织成员，後来觉醒，成为改革派。他认为“温和”与“激进”是相连的定义，只有分清两者，才有助於支持前者，击败後者。他认为，激进的伊斯兰，不仅是恐怖主义，而且还通过清真寺的读经，传播仇恨，结果自然滋养出恐怖分子。这种经书传授，包括允许杀害不信伊斯兰教的人，摧残女性和同性恋者，反犹等。哈米德强调，仅仅谴责恐怖主义是不够的，穆斯林世界，还应该一致拒绝那种传播仇恨的“读经”，那种对不信伊斯兰的国家可以使用武力征服（圣战）、以使他们成为穆斯林国家的经书解释，必须改革、扬弃。因为这种暴力概念喂养了圣战主义者。 也许哈米德曾为激进伊斯兰分子，有第一手的体验，所以他大声疾呼，温和的穆斯林仅仅谴责恐怖主义是不够的，必须诚实地承认，伊斯兰的历史有太多的暴力和征服，清真寺的经书传授是有严重问题的。他的讨论文章题目就是“不要美化暴力的教科书”，强调只有正视这些弊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激进伊斯兰的问题。 四位穆斯林名家，尽管在“温和”与“激进”的定义上立场有异，但却异口同声，都谴责、痛斥极端伊斯兰和恐怖主义；同时对穆斯林社会有强烈的改革愿望，提出要淫除恐怖主义，必须先终结传播仇恨的清真寺经书讲授；更强调，只有结束伊斯兰世界的专制统治，宽容、多元、民主的社会才会产生。这些“温和”、更是理性的声音，代表著穆斯林世界的希望！ ——原载《开放》2010年10月号 2010-10-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在美国当穷人有多舒服？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已拉开序幕，民主党有多达10个人出来竞争总统提名人，鹿死谁手还不得知，但人们知道的是，民主党的竞选口号，仍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老套的强调增税，向中产阶级和富人开刀，提高穷人的福利，扩大政府的功能，反对军事倒萨等对外政策，削减国防预算等等。 增加穷人福利，追求平等，一向是民主党占据道德高地的高调。在注册民主党选民最多的美国主要城市的纽约，在民主党籍的黑人市长丁勤时主政时，实行扩大福利政策，结果当时700多万人口的纽约，有多达100万人领取福利，平均每7个人就有1个不工作，靠政府强行从勤劳者手中征得税收生活。因为福利来得太容易，再加上人之初，性本“懒”，不拿白不拿，於是大家一起“坐吃山空”，最後纽约出现严重赤字，陷入危机。 美国有多少穷人，他们到底“穷”到何种地步，需要民主党年年讲、月月讲来扩大福利，增加税收？最近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两名学者合写的“认识美国的贫穷问题”（Understanding Poverty in America）一文，引述的美国人口普查的很多统计数字，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就贫穷问题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2002年美国有接近3千5百万穷人，比上一年略有增长。两位学者的报告说，要想认识美国的贫穷问题，最好是探究一下这个数字的背後，那些穷人到底“穷”到什麽程度。 谈到“贫穷”两字，顾名思义，应该是没有能力向家庭提供食物，衣服，和基本居住场所。但实际上处於这种状态的穷人在美国极少，上述美国人口普查局定义的3千5百万“穷人”中，展示的是另一种景观：他们不仅有足够的食品，很多人都买了住房，拥有汽车，彩电，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电烤箱，有线电视，立体音响、录像机和DVD等，其住房面积还远远超过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水平。 例如，该统计显示，美国的“穷人”中，46％已购买并拥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价值，平均值是8万7千美元。有54％的美国穷人住在一家庭房屋中（独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车房屋中。 在美国被定义为“穷人”的家庭中，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三分之一有2台或以上的汽车；99％有冰箱；65％有洗衣机，56％有烘乾机，三分之一有洗碗机，73％有电烤箱，97％有彩色电视，其中55％有2台或以上彩电，装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的占63％，其中四分之一有大银幕彩色电视，有录像机或DVD的占78％，59％有立体音响，四分之一的家庭有个人电脑，27％使用手提电话。 这样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国，不属“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当不错，可在美国，人家被称为“穷人”，在理直气壮地领取政府福利。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在上述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中，平均每家有三个睡房，一个半浴室，一个车库，一个室外走廊或门厅。全部上述的穷人中，76％装有空调机，而在30年前，美国的全部人口中，拥有空调的只占36％。 据美国房屋发展局的统计，美国的穷人中，只有6％住房拥挤。全部美国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的房间，而在“穷人”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有68％，只比美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穷人”的平均住房面积远远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以及其他所有欧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里的穷人，而是那里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国有2亿8千万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积721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积439平方尺，比世界其他工业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家庭住房面积的3倍，是印度和中国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积的7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国穷人住房面积还少63平方尺。 美国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多达1,875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也达到1,228平方尺，比欧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欧洲国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国穷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国穷人的孩子，不仅没有营养不良问题，而且这些孩子获得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事实上和中产阶级家的孩子一样多，而且在绝大多数穷人家庭，他们的孩子获得的上述营养物质，超过需要的标准；穷人家的孩子平均获得的蛋白质，超过营养学家建议的水平100％。美国穷人家的男孩，平均比当年登陆欧洲诺曼底的美国同龄士兵高一英寸，重10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同龄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国穷人的问题不是营养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体重超过标准。美国穷人的肥胖症，男子高於普通人近2个百分点，女子高於普通人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越穷越胖。 当然美国的穷人中也有食物不足的，但只是短期的，数量仅占全部穷人孩子的2.6％。89％的美国穷人说，他们的家庭有足够的食物，只有2％的家庭说经常食物不足。 统计显示，美国的穷人孩子中，三分之二是单亲母亲，没有父亲。而且每年美国有130万婚外出生的孩子。其中黑人的婚外生育率高达70％（亚裔的婚外孩子比例不到5％），福克斯电视台“欧莱利的事实”节目引述的数字是，在当今美国15到25岁的黑人女性中，未婚生了孩子的高达75％！ 因此，这两位美国学者的报告结论是，要想改变美国的穷人孩子问题，第一是要使他们的父母出去工作。也就是说，要削减福利，不能滥发食品卷和福利住房，不能让那些懒汉永远躺在勤劳者的税款上，吃出肥胖症；第二是强调和重视保守派的婚姻和家庭价值，抵制好莱坞为代表的民主党左派们以自由的名义，对未婚生子的单亲母亲的鼓励与放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可以躺在富裕的美国的福利制度上，靠吃别人的劳动成果而吃出肥胖症的穷人们却是对美国抱怨最多、最不乐观、对现实最不满足的群体之一（另一个群体是左派知识份子，他们也是永远地悲观、抱怨，怎麽看资本主义都不顺眼）。反而是那些勤奋努力工作，用自己的汗水一点一滴为自己的家庭创造财富，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对这个制度更充满感激，对生活更持乐观态度，对现实更有满足感。这说明靠给穷人撒钱，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而民主党人永远高喊的口号就是要撒钱，要靠提高税收而增加福利。福利不能没有，但必须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试验已经证明，今天欧洲的福利社会主义的失败仍在继续证明著，那种大政府、国有化、高福利制度的恶果不仅导致严重的经济恶化，使更多人的生活品质降低，更重要的是，它剥夺人的自由，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今天美国的民主党依旧要走这条路，但它想获得多数美国人的认同，恐怕是越来越困难了。 2004年1月13日於纽约（载多维） 2004-01-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八九之后，新华社批判的“国家之敌”都有谁？
何清涟 5月下旬，人民网刊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撰写的《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的真面目》。此文让我不由得回想：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这两家顶级喉舌媒体到底批判过哪些“国家之敌”？境外势力数量庞大，昨日之敌或成明日之友，被这两家官媒点过名的实在数不胜数。但够得上新华社、《人民日报》批判的“内部敌人”却屈指可数。这种批判的目标指向往往是某一时期的“敌情”代表，回放这一过程有如梳理中国内部敌情演变过程。 “国家之敌”是国内政治风向标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于6月5日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还核定了20多位“六四黑手”名单全国通缉。6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方励之违背人民意愿——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的信》，方先生算是当局点名批判之第一人。其后在其他官媒上陆续刊发了一些点名批判文章，1991年由“许宁然”补充所谓海外流亡生活内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亡命精英其人其事》为书名结集出版。当时，国内与海外信息不通，人们关心这些人，虽然知道书中所述无非抹黑，但购买者甚多，销路不错。只是宣传规格上，与《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种“最高规格”相比，还差了一档。 1992年之后，邓小平南巡，全民经商潮起，新华社与《人民日报》有那么几年不再批判内部的“国家敌人”。直到1994年8月，新华社发表一篇《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约4000字左右），就《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的作者艾蓓的身世，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该负责人指出“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谎言。 接着是1996年《人民日报》发表《吴宏达其人其事》，从其父母、家庭出身、中学时代直到消息刊载之时的琐事历数一遍。那时国内根本不知中国劳改产品成为美国国会关心的话题，我在办公室看到此文后，与同事仔细研究了半天，只知道传递的信息是：抓吴批吴，与劳改产品有涉。吴何以重要？是因吴背后有美国国会支持。其时，互联网在国内初兴，国内人士对国外人物、事件背景及来龙去脉的了解极其有限。 再以后就是2000年7月人民网那篇著名的《李洪志其人其事》，执笔者是公安部研究室。这篇文章的打击目标是法轮功创始人及其法轮功，也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打击运动的序曲，至今仍然还在进行中。 这段时期，知识界虽然也出了一些 “国家的敌人”，但当局鉴于80年代“知识分越批越香”之经验，不想让被批判者“猎名”，都是悄悄下发命令，比如不许报刊杂志刊登谁的文章，不许出版谁的书籍，但并不以以新华社批判文章规格对待之。对艾未未、许志永、浦志强、郭玉闪等行动者，也基本上是以行动（即抓捕）应对之，因此，“低俗屠夫”吴淦享受“新华社记者”专稿待遇，也算是维权人士当中前所未有之殊遇了。 “国家的敌人”们的今天 上述人士成为新华社批判的“国家之敌”各有缘由，他们后来与中国的关系也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几位年事已高者在多年流亡后，已还归道山；还有的仍然在继续流亡；有的则在海外另创一番功业，比如法轮功“弘传世界”。只有张艾蓓因婚姻原因成了中共“贵宾”。 新华社刊文批判张艾蓓及其书籍，乃因当时中共领导人的“伟光正”形象在国际社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公关危机”。新华社选中艾蓓作为还击突破口，是当局经过周密考虑后的布置。因为对中共领袖“伟光正”形象真正造成伤害的，不是艾蓓这本让人觉得亦真亦幻的《叫父亲太沉重》，而是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私人医生长达20多年的李志绥先生。李先生撰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原稿是中文，由前底特律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戴鸿超译成英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作序，石文安（Anne F. Thurston）任助理编辑，1994年由美国蓝登书屋出版英文版，销售数百万册。从这一英文版返译成中文的书，同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洛阳纸贵，立刻被中国书商盗版印刷，与《叫父亲太沉 重》、《中国太子党》等书，成为深圳地下书商销售网的热销书。当时，我每在酒楼吃饭，都会有人拿上样书来推销。也因为有了这样便宜的盗版书，我为内地熟人买这几本书的经济负担减轻了许多。 上述书籍，对中共领袖形象杀伤力最大的当然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但对李书的内容，北京当局从未正面就李的身份发表质疑，当然也未对书中所涉事实加以驳斥，只有毛“身边工作人员”，比如李银桥夫妻、张玉凤等人“自发组织”聚会，深切怀念伟大领袖而且不点名地斥责“某些人造谣，我们很气愤”。 艾蓓后来嫁给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为妻，由于杜维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统战价值，张艾蓓当年那点小女人的玩闹，也就被北京当局大度地“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据说后来常伴其夫君回国，只是媒体姑隐其名，以杜夫人称之。自2004年9月艾蓓陪杜维明在其老家山东访问，9月30日晚间中共山东省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正昌、山东大学校长展涛等会见时，媒体公开提其名字后，其名在中国算见了天日。 吴淦为何成为新华社批判的“国家之敌”？ 关于吴淦为何享有被新华社批判的荣耀，除了中国的政治时势之外，有他个人的原因。 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标志兴起的维权运动，是这段时期中国反对运动的主要形式。从前年开始，维权运动备受当局沉重打击。在维权人士当中，吴淦被视为“死磕派”代表，他根据自己维权经验所写的《杀猪宝典》，据说对维权人士具有指导意义。据网友Dr. K总结：“屠夫的杀猪维权，是当下最有中国特色的激进主义，将威胁公众权益的当权者、官僚以个人化的方式进行打击，谓之杀猪。而手段则包括互联网的人肉，媒体曝光，私底下搜集所有相关个人讯息，包括贪腐证据和家庭信息，利用一切可能手段打击之，超出当局熟悉的套路，公开与秘密相结合，以我为主，创造出非暴力抗争的最激进最有效模式。” 吴淦与本文涉及的其他“国家之敌”处境不同，上述“国家之敌”被批判之时，多身处海外，算免了牢狱之灾。吴淦这次被刑拘，维权界认为当局是有备而来，肯定免不了牢狱之灾。至于“超级低俗屠夫吴淦”成为新华社、《人民日报》痛批的“国家之敌”，时间以后会作出公正判决。因为刘少奇、邓小平也曾经成为这些媒体揭露的中共及人民公敌。 如果我的回忆有遗漏，欢迎有心人补足。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5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after-89-20150529/279926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粗粮锅巴∶柴玲和远志明，我该相信谁？
2014年圣诞节前后，柴玲就24年前的一起性侵事件控诉远志明，在华人教会和海外华人圈産生了很大反响。柴玲的文章详细记录了24年前事情的经过、过去一年中她心里和属灵的感受、和远志明的分歧以及几位华人牧师的掩盖态度。当事双方都是有名、有影响力的人物，此事自然吸引了很多看客，并且引起了很多争论。本文罗列出各种可能性，让读者能够自行分析。 事实和动机 事件的核心在于当年的事实到底是如何。柴玲指控远志明强奸，并声称远志明予以否认，因此産生了“柴玲版本”和“远志明版本”，主要分歧在于∶ 1、柴玲版本∶二人曾经发生过一次性行爲，是男方强奸女方； 2、远志明版本∶二人下发生过多次性行爲，并且彼此愿意。 性行爲的次数是有确定的次数的，而发生性行爲的动机，就未必是非黑即白的了。除了(1)强奸和(2)自愿，也存在第三种可能∶(3)并非完全自愿，又非完全强迫，半推半就，并且事后导致不同的理解。 若将性行爲的次数和动机组合起来看∶ 1、若只有一次性行爲，比较有可能是强奸，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 2、若发生过多次性行爲，则不太可能是强奸。 到底是一次还是多次，必定有一个确切的真相，不可能两者都对。如今双方已经形成完全对立的形式，必定有一方是错误的。 柴玲的得与失 柴玲提出这个控诉，她的目的是什麽呢？她希望得到什麽呢？ 1、得到远志明的道歉； 2、得到公众的同情； 3、摧毁远志明的形象； 她失去了什麽呢？ 1、对家庭産生冲击。我们看到，柴玲的先生是支持她出来讨说法的。但是无论如何，自揭伤疤，对于她的丈夫必然也会産生压力。另外，柴玲有两个女儿，无论如何，她们看到这个消息，必然是难过的。 2、对本人形象産生影响。 （1）在民运上反对柴玲的人可能会以此来攻击她； （2）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对遭受性侵的女性的歧视； （3）会有人攻击她爲了自己而牺牲教会和基督教事工的利益。 柴玲的动机 基于以上的分析，柴玲的举动绝对是一击“七伤拳”，即使能够伤害到对方，己方也必然附上很大的代价。目前，柴玲本人和其丈夫都已经涉及事中。既然如此，她的动机是什麽呢？ 1、如其文章所述，揭露事实真相。 2、记忆错误，揭露自以爲是的“事实真相”； 3、恶意中伤。爲了什麽呢？ （1）爲名？柴玲的名声已经够广的了。通过炒作强奸事件，虽然可能增加人们的同情，总体上也不增加好名声。 （2）爲利？我们看不出来此事能涉及什麽具体的经济利益。 （3）纯粹爲了攻击远志明，或者被人煽动？从已知的资料来看，二人之间也并无什麽过节，两人的基督教事工也没有冲突或重合的地方。 柴玲叙事的可信之处 柴玲信耶稣之后，表现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说话写字都用很多属灵的语言。柴玲的公开信对于前因后果都写得很详细，并且态度显得诚恳。其可信之处在于∶ 1、作为基督徒，如果如此公然撒谎，是极其违反圣经的。除非柴玲完全是假信徒，否则她如此写信应当是真诚的。 2、柴玲接受了测谎仪的测试。仪器虽然不是万能的，但也是有力的旁证。 3、柴玲的丈夫也愿意为她作证。 4、公开此事，损失很可能大于所得。 远志明的动机 从柴玲的叙述来看，目前的问题在于远志明在撒谎。如果远志明真的是撒谎，其动机是什麽？ 1、故意撒谎∶掩饰真相、维护名声、让事情不了了之； 2、无意撒谎∶忘记真相，从内心相信自己的版本。 喜爱和偏见 这件事不仅是教会里的姊妹指控某传道人信耶稣之前的道德问题，因爲两人都是有名、有争议的公衆人物，自然会有许多个人的意见参杂其中。我们用偏爱来表明正面的偏好，偏见来表示负面的刻板印象。 首先我们来看对柴玲的偏见。 偏爱∶可能没有，除非仍有当年“学运女神”的粉丝。 偏见∶ （1）对海外民运总体的负面看法； （2）对六四学生领袖的总体负面看法； （3）对“民主女神”的厌恶，对柴玲在六四中的作用的负面看法；（学生运动总会産生领袖和“女神”。领袖人物的私生活总会被关注，并且总会有人试图通过在私德上攻击学生领袖而诋毁整个学生运动）。 （4）对柴玲信主之后发表言论的不同意见∶柴玲信主后发表的关于“宽恕”的言论在民运圈子里引起广泛争议，其写给丁子霖的公开信也引起争议。 而另一方面，大衆对远志明的偏爱和偏见 偏爱∶ （1）喜爱远志明的讲道、口才、幽默和文章； （2）当年《河殇》的粉丝； （3）神州传播协会作品的粉丝； 偏见∶ （1）、对海外民运总体负面的看法，但是远并非海外民运核心人物； （2）、对远志明神学观点的不同看法； （3）、对于远志明个人的不喜悦 公开信 这个事情发展至今，由于一方默不作声，已经形成僵局。今日，有十三位牧师发表了公开信，主要内容包括号召基督徒不要随意论断、反对教会圈子包庇、遮掩此事，并且呼吁远志明停下手中的工作，严肃对待此事。应该说，这份公开信是写得很有水准的。《圣经》从来没有遮掩人物的罪，我们看到，许多位高权重的人（摩西、大卫、所罗门，以致新约的约翰、彼得等），他们所犯的错误，圣经毫不讳言。教会也应当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来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 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发表公开信的牧师，大多数是和《生命季刊》圈子有联系的。王峙军是生命季刊的主编，何春勋是董事，此外每一位牧师都和生命季刊有联系。当然，我们不是指责这些牧师写公开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也隐约能见，华人教会中有一些圈子。生命季刊周围有一个偏向于基要派、改革宗的圈子，而远志明与神州传播协会也有一个圈子。如果远志明圈子的人能够站出来呼吁远志明以负责人的态度来面对这项指控，那就更是难能可贵的了。 真相到底是什麽？ 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柴玲版本和远志明版本是在所有可能性的两个极端，还有某些中间状态。但是基于柴玲方面提出的证据、她的付出，中间状态的可能性都极小。 性行爲次数 动机 柴玲 远志明 1 男方强奸 （柴玲版本） 撒谎 1 半推半就 理解有误 撒谎（说有多次） 1 双方自愿 撒谎（否认自愿） 撒谎（说有多次） 多次 男方强奸 撒谎（说没强奸） 多次 半推半就 撒谎（说只一次） 理解有误 多次 双方自愿 撒谎 （远志明版本）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所谓的“远志明版本”，是柴玲杜撰的，其实远志明没有撒谎，并且已经道歉。然而，柴玲作爲一位有事业、有家庭的女士，没有任何理由去做这样疯狂的事情。 另外，也有人说，远志明是出于善意保持沉默，维护柴玲的名声，不与其计较，保护柴玲所投入的女童之声的事工。这也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此事的发酵，不仅仅是远志明本人的形象受损，他的机构和事工也受到影响，许多基督徒更是陷入困惑之中。如果远志明是被冤枉的，他不可能也不应该去维护柴玲的事工，而牺牲教会和基督徒。 此事最终的发展，大约是以下某种可能之一∶ 化解∶有一方主动承认错误，解决问题。从目前的关键来看，是远志明需要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僵局∶1、远志明坚决不发言；2、各执一词。 掩盖∶不了了之。 法律∶诉诸法律，解决问题。 基于这些分析，柴玲和远志明，你愿意相信谁呢？ 2015年1月12日 原载∶http://culiangguoba.blogspot.com/2015/01/blog-post.html 2015-01-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普适价值为何败给“中国特色”？
观察中国近几年的思潮动向，会发现一个特点：当局优容了民族主义、新左、儒家学说等，只对政治自由主义颇为严厉。政治自由主义与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人权等普世价值早就成了一些“专家”名人及“五毛党”竭力批判与丑化的目标。 这种“优容”并非中国当局在政治上变得宽容，而是表示他们变得更精明。被当局“优容”的这些学说与“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认同本国的专制政权。 民族主义所奉行的原则是“主权高于人权”，很善于寻找与发现威胁中国安全的“外部敌人”。本国人民的人权及实际生活状态、官员的贪污腐败等均不在民族主义考虑之列。本国政府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在他们看来也属天经地义之事。但如果有人被迫借海外阵地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状态的文章，那便立即被他们斥之为“为西方主子卖命”的汉奸、卖国贼。每逢西方的人权组织与政府对中国人权状态有所批评，民族主义者更是反应激烈。其原则可概括为：宁可民众被本国专制压迫至死，也不准外国对此批评半分。其理论与行动都很符合当局政治需要，因此经常有出头露面的表现机会，比如奥运火炬传递等时机。 中国“新左”的理论主要来源于欧洲，要义就是反资本主义文明与全球化。但欧美新左的批评对象往往包含本国政府，这一点被中国新左创造性的转化为赞美与支持本国政府。而中国所有的社会矛盾，哪怕是腐败的权贵私有化与社会公共政策不当造成的贫富差距，也均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造成。他们当年依靠口头同情下层人民的处境，倡导社会公正，在中国思想界谋得一席之地。但近年来在观测政治风向方面很有进步，两年多前新左代表人物曾翻译过一本《北京共识》，让国内人知道有外国“专家”预言，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北京共识”将取代美国民主价值观“华盛顿共识”成为世界主流。但鼓噪了一阵没见多大社会反应后，又赶紧折腾出一个“自主型体制创新”来概括中国的改革，为中国当局拒绝向西方民主体制“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学说本是中共死敌，但近年来却获得政治青睐，并可开山（国学院）授徒。原因很简单：一，儒家“仁”的政治理想就是群体主义的政治逻辑，通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形形色色的“二人关系”形成不同的群体，强调“尊尊”要求人们尊重与服从权威，再将群体纳入等级结构实施统辖，最终实现“天下归仁”。这样的社会排斥个人权利，强调义务，正好用来消解民众日渐觉醒的个人权利意识，抵制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西方民主价值观。二，大一统思想。一则可用来凝聚国人之心，对付台独、藏独、疆独等一切不听话的“反叛势力”；二则可用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三，可以用儒学“复兴”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宣示：吾国自有道在，用不着你们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所谓普世价值。这就是这些年来在海外将“华夏中文学校”纷纷改成孔子学院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上述几派一方面积极服膺于政治，迎合于权势；另一方面又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仿佛他们从事的是纯粹的学术事业。好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嘴巴早就被封住，也就由得他们信口雌黄地漫天胡扯。 从短期来看，中国当局力抗普世价值观渗入中土确实获得相当成功，专制政治的合法性似乎又重新“鼎定”。但必须指出，“鼎定之功”除了上述几派的共同努力之外，还有受众的迎合与盲从。这受众当中，就包含着被学界寄予无限希望的“中产阶级”，比如“五毛党”当中那些政府或事业单位的中低阶成员；也包含着被左派神圣化的“社会底层”，因为每天痛骂民主的网络暴民当中，就有连明天饭碗在何处寻觅都不知道的大学生研究生。但这类人的存在本就是中国特色之一。林语堂早就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9月11日，第261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互联网上匿名造谣被判刑
互联网的出现，为信息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流通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进一步扩大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同时这种人人可上网，人人可匿名发表言论的环境，以及有些网站缺乏管理，也为某些恶意个人攻击、造谣诽谤和病态心理发泄等提供了机会，使有的网站变成了劣质言论的垃圾站。 怎样对付新科技时代的这种言论自由的“代价”？在一向强调和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国也是一个难题。但从最近的一个案例以及司法部颁布的新规定来看，美国正在对此采取法律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改变就是给予联邦调查局（FBI）更大的权力，使它可以进入互联网，检索互联网和其他公共信息，以监控恐怖份子的活动。而在这之前，FBI的权力相当受到限制，它被规定仅允许搜集和其所调查的案件有直接关联的信息。 美国的这项新规定意味著，在互联网上胡说八道、编织不实消息、造谣惑众等，将受到美国执法机构的监控和调查，并可能因此吃官司，蹲监狱。 6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一家实验室工作人员哈勒尔（Kenneth Harrell）用假名在互联网上编造恐吓性言论，结果被FBI探员抓获，这位匿名造谣者上周被判处6个月的徒刑，并罚款5,000美元。 今年31岁的美国人哈勒尔是纽约皇后区一家公司的工人，在911事件发生後第二天晚上7点23分，他用“Alik Aman”这个阿拉伯人的假名，在ESPN体育网站的自由论坛上写了一段话，说他要炸世界杯棒球大赛，杀死六万人；并模仿阿拉伯人口气说，“我们的活儿还没有干完，你们美国人早晚会受到应得的报应。” 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最早发现这段话是在德克萨斯州的电脑上，於是进行跟踪调查，一度还真查到了一个在美国居住的真名为Alik Aman的阿拉伯人。但最後通过电脑IP（电脑识别号码），查到了这个“信息”发自纽约皇后区的一台电脑，於是抓获了哈勒尔。 哈勒尔马上承认是他干的。今年3月1日哈勒尔认罪，并为此道歉，告诉法官说，他没有想伤害任何人，“我仅仅是想开一个玩笑。” 美国政府检察官在曼哈顿联邦法庭提出，应该把哈勒尔判处最高的四年刑罚，理由是，在互联网上用假名写这样“恶性的欺骗”使公众造成恐慌，而且使用阿拉伯人的假名，性质更为恶劣。 但哈勒尔的辩护律师则强调，哈勒尔确实不是真想炸世界杯棒球大赛，只是“危言耸听”，制造恶作剧，不是真的要杀人。同时律师还特别指出，哈勒尔有严重的口吃，和外界交流非常困难，这种“生理残障”导致的“焦虑感”也是他上网编造这种恶性信息的原因之一。因此这位律师请求法官给予“具有同情心的判决”。 最後法官发了善心，考虑到哈勒尔只是恶作剧，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生命损害，而且确实有严重口吃，因此从宽发落，仅按这类案件的最低标准判刑6个月，并且是在哈勒尔家里执行，而不用蹲监狱。从6月5日开始，这位在互联网上造谣惑众者就开始了在自家“蹲监”半年的生涯。为了他一时的得意，付出丢工作、遭罚款，并被判刑的巨大人生代价，他後悔莫及。 哈勒尔的案例再次说明，言论自由不是没有底线，任何一种自由都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不负责任的任何自由都会带来灾难，言论并不例外。那些利用互联网恶意造谣、恶性欺骗的人，将可能受到执法机构的监控和法律的制裁。以为使用匿名就可无法无天的时代，可能很快要结束了。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6月13日） 2002-06-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习近平缺席 UN 气候峰会说明什么？
何清涟 这次G20峰会与紧接着召开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气候峰会，西方原本报道习近平与普京双双选择视频出席。临到气候会议召开之前，习近平连视频都懒得出镜，干脆书面发言，对于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当作人类未来、国际国内头等大事的气候变化议题，是否参与对这个计划的成败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领袖如此对待，西方媒体心中十分不爽。 关于习近平缺席两次会议的政治猜想 这两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正好是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夕，习近平不去参加，国际社会的猜想与中国政治评论者的猜想不同，后者自然联想到担心“政变”这点。尽管中国历史上多次政变，真正选择皇上出巡时机发动且成功的很少，仅有三国曹魏时期司马懿家族发动的高平陵之变成功达到目的，那是司马懿而后动，趁手握重权的草包大将军曹爽带兵马与亲信外出之机。放眼目前中国朝堂之上，能够直接挑战习近平的势力几乎没有。但习近平一直沐浴在权争风雨之中，哪怕只有1%的失控可能，也绝对不会去冒这险。重要国际会议露面，与继续当中共掌门人之间，二者孰轻孰重，不用上天平就知道。 对G20峰会，习近平采取视频讲话方式参加，这并非孤例，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未前往罗马亲身赴会。峰会的主旨是”人民、星球、繁荣”，都是非常宏大的主题，中俄两国领袖做了视频讲话，对主题都点赞如仪。脸书、亚马逊、谷歌等跨国互联网巨头的企业税问题、阿富汗议题，主角毕竟是美国。 只有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德国资深外交官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对习近平未出席公开表示遗憾，他认为，G20峰会的各主要议题上，中国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中国的参与，全球多个危机都无法解决。伊辛格认为，亲自与会的领导人应当努力达成具有吸引力的协议，从而让缺席的领导人感到”真可惜我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只有这样，才能让中俄两国今后更重视G20”。伊辛格还强调，”孤立中俄绝对不是正确的选项。” 习以书面发言应付气候峰会让西方惊讶失望 临到紧接着召开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中俄两国的态度让西方有点不知所措。11月1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媒体表示，普京不会前往格拉斯哥出席此次会议，也不会以视频方式出席。因为在俄方看来，格拉斯哥会议的主题与刚刚举行的G20峰会气候议程基本一致，普京已在G20峰会上充分阐述了俄罗斯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俄罗斯正在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承诺，也正在实施减排政策。 习近平则仅以书面发言应付这场气候峰会，无论如何解读，都可以理解成：中国政府早就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提出一系列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具体举措，再参加这种会议，排排坐玩指标游戏没什么意义。各国爱讨论就讨论，咱中国另有要事。 不管各国媒体曾经如何盼望拜登、习近平罗马之会成现实，现在如何淡化失望之情，其实都在想一个问题：期望中国牺牲更多的自身即期利益，在气候问题上大力合作，恐怕又是虚话。最失望的当然是美国政府，尤其是作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的克里。 企盼气候外交成为乒乓外交第二恐成虚话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宣布的大重置计划中，以气候变化为主的绿色能源政策是大重置的第一驱动力，美国拜登政府更是将气候变化视为“生存威胁”，在其内外政策上的重要性居于首位。如果想要达到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或以下的目标，拜登政府必须和碳排放第一大国中国加强合作。 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所有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下滑，碳排放都在下降，仅中国一国上升。具体数据如下： 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达到98.99亿吨，同比增长0.6%，再创历史新高，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 位居第二的美国，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全国碳排放量下降至44.57亿吨，同比下降11.6%，下降幅度高于全球。美国碳排放量占全球的比重也由2013年的15.9%下降至2020年13.8%。 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拥有世界上一半的燃煤电厂，必须说服中国参加全球气候协议。从中国方面来说，目前在诸多领域内的让步空间较小，气候变化这种虚多于实的领域，是两国可以合作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基于上述考虑，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努力想将这个务虚的话题落到实处，先让中国给出配合动作，努力将气候议题推进成当年缓和美中关系的“乒乓外交”第二。因此，克里访华虽遭冷遇，但痴心不改，表示将再次访华寻求合作。联合国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之前，克里曾向拜登表示，除非美中关系得到改善，否则后者不会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政府的关键优先事项的目标。因为美中关系没有改善，尽管2021气候峰会被西方环保主义者视为攸关地球的未来，克里在10月中旬就有意淡化外界对联合国气候峰会的预期，称在11月召开气候峰会时，一些国家可能会仍然缺少煤炭和石油减排目标。 也许当局者迷，在我这位对中国政治经济有相当了解的旁观者来看，西方各国是将气候变化问题当作头等国际要务与内政来办，为此愿意承受高电价与供电不稳定的代价；但对中国来说，参与国际社会的气候议题只是一张随时可利用的牌。这一点就决定了气候问题上博弈的格局与位势。 （原载自由亚洲，2021年11月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101202118153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国际追查新冠病毒来源
程晓农 全球疫情造成严重后果之后，疫情来源还是一团迷雾。由于世界卫生组织无力调查，现在对疫情来源的国际追查呼声越来越明显。这种呼声和压力能够揭开疫情的病毒来源这个“黑箱”吗？笔者试做分析。 一、全球疫情不容乐观 到现在为止，全球的新冠疫情已经导致病例总数超过1.67亿，死亡人数超过348万。虽然欧洲地区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下降较大，但全球病例总体上仍然很高。尤其是印度出现的变种病毒造成印度的确诊病例数超过2700万，死亡31万人。 仅5月25日当天，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的情况是：印度近21万例确诊，4172人死亡；巴西7.3万例确诊，2173人死亡；美国2.2万例确诊，605人死亡；俄罗斯近8千例确诊，385人死亡；日本近4千例确诊，106人死亡；德国近3千例确诊，272人死亡；英国2千多例确诊，15人死亡；法国2千多例确诊，221人死亡；韩国700例确诊，2人死亡；台湾283例确诊，6人死亡。 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共确诊了3317万感染病例，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至少59万人死亡。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十个州是加利福尼亚州、德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宾州、乔治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和北卡州。 虽然很多美国人都打了疫苗，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5月2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4月底，约1亿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当中，有46个州报告了10262个病例，都是接种疫苗后仍然染疫，大约每万名接种疫苗的人中会有1人染疫；而这1万多例当中，住院的995例、死亡者160例。CDC说，这一数字很可能还“被严重低估了”；接种疫苗后仍然感染的这1万人里，超过一半以上是被变种病毒所感染。 二、病毒来源的疑团解不开 这次疫情究竟是不是一次性危机，要看关键性疑团是否能破解。这个疑团就是：病毒从何而来？如果只是个别动物在自然界里偶然形成的病毒，比如中共说的蝙蝠或穿山甲，只要这种动物不是每天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不断反复穿梭，就不会通过与人类的朝夕相处而危害人类社会。但如果病毒是人工制造的，这病毒现在是否还保存在实验室里就非常关键了。只要这种病毒仍然在实验室里存在，即使不再发生事故型泄露，会否出现人为的故意泄露？不管是事故泄露还是人为泄露，病毒究竟是如何在社会上扩散的，然后又如何快速扩散到全世界，至今也仍然成谜。 这个疑团没有答案，这场全球抗疫斗争就多少有点“盲人骑瞎马”的意味。这个疑团始终无解，是因为中共捂住了盖子。中共的历史记录证明，它一贯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来掩盖疫情，疫情“保密”的体制规则从未改变。此次疫情初起阶段，之所以武汉无防、全国无备、世界不知，是因为中共严格按照“源头”保密的制度执行，而对疫情“保密”这种制度直接造成了疫情蔓延。大规模传染病的防疫属于公共卫生事件，中共却不让公众了解疫情，只想通过“保密之下悄悄消灭疫情”来解决公共卫生事件。 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5月7日的《周末澳洲人报》（The Weekend Australian）报道，2015年一份由中共军方科学家和中共高阶公共卫生官员撰写的报告，讨论了将SARS病毒“武器化”。美国国务院官员去年5月取得了这份文件，其标题是《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文章说，SARS病毒预示了“基因武器的新时代”，它们可经“人为操纵”，成为“新兴人类疾病病毒”，然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其武器化并释放出来”。报告还提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生物战”，而致胜的核心将是“生物武器”。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国防大学追踪系统发现，该报告的18名作者中，10人与第四军医大学（即位于西安的空军军医大学）有关，是中共军方科学家和生化武器专家。ASPI执行主任詹宁斯（Peter Jennings）告诉媒体，这份报告是一份“确凿的证据”（smoking gun）：“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中国科学家正在考虑冠状病毒不同菌株的军事应用，并考虑如何部署它。这开始证实了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指COVID-19）是用于军事用途的病原体的意外泄漏”。他认为，这份文件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中共一直试图阻止外界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 这次疫情之初，最早关于疫情的41个病例的研究发现，27人与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但其余14个人没接触过，占34%。也就是说，病毒还有其他来源。到底其他来源是什么，海鲜市场的病毒又从何而来？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去年初就被挖掘出来，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过关注。这个研究所内设有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又称武汉P4实验室，P4是指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等级达到最高级别4級），这个实验室研究烈性传染病，如炭疽、霍乱等。但疫情发生后，中共军方秘密对这个机构实行了军管。分析这次军管事件，可以看出疫情谜团难以破解的原因。 三、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去年2月8日首先披露了这次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法广当时报道，“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此举揭示武汉P4病毒实验室可能与军方的关联”。 陈薇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她1991年清华大学硕士毕业，毕业前夕特招入伍，入伍时的军衔是中尉，现已升到少将，属于少见的文职军官快速升迁。她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2003年成立了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务是防控军队系统的疾病，陈薇的工作与此有关。2016年军队体制改革，军事医学科学院被并入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院院长是上将军衔，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是中将军衔。陈薇这个所长的军阶是少将，说明她已经升到了专业人士的最高位置，因为她是军队的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主持的生物工程研究所的业务和武汉病毒所对口。 陈薇于武汉“封城”4天后“空降”该所，当时武汉天河机场已经关闭，没有民航航班，她很可能是由民航或军航专机送去的。这表明，她的武汉之行是奉军方高层之命，而且此行的任务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紧急重大任务。武汉当地没有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下属单位，但可能有合作单位，比如武汉病毒所。 在疫情已经全国蔓延的情况下，陈薇主管的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保障基层部队的安全，本身任务已经很重了，但她放下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防疫工作不管，留在了武汉病毒所。这说明，处理武汉病毒所，比整个部队的防疫更紧急、更重要。这是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的第一个关注点。陈薇在武汉病毒所一开始只是低调地调查、掌握情况，军方的首席生化武器专家在武汉封城之后专机飞到武汉，停留在武汉病毒所，暗示这个研究所与武汉的疫情爆发有关联。 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的第二个关注点是，陈薇以少将身份宣布接管武汉病毒所的P4病毒实验室。这是极为少见的特例，假如这个实验室只是个普通的民用科研机构与疫情无关，军方不应该去接管，也用不着一个正师级少将、全国生化武器防御方面的首席专家在如此关键时刻，特地飞来“接管”。这次接管事件其实说明，武汉病毒所不但与疫情的发生有重大关系，而且也与军方有密切合作；可能武汉病毒所的一些研究项目就是军方交办的，与军方正在研发的生化武器有关。 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军方接管就是军管，目的是用军队的军纪和军法来管束这个实验室，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让外界了解军方的生物战委托项目以及相关疫情方面的绝密资讯。由此可见，对武汉病毒所的军管决定了与疫情源头相关的所有外界猜测，都无法再得到任何验证；军管相当于筑起了一道高墙，把这个实验室彻底封起来了，比武汉封城严厉得多；同时，军方很可能在武汉病毒所销毁了一切相关的痕迹；再就是，任何消息若进一步泄露，当事人可能被军法从事。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了，这次疫情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谁也找不到证据了。 四、世卫组织在疫情扩散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世卫组织的干部里有中共派去的官员，他们当然清楚中共对所有疫情的保密制度。但是，世卫组织又负有指导全球各国政府防疫的责任。对这些世卫组织的中共官员而言，如果是为了全球防疫的需要，他们有责任揭开病毒来源谜团，以便及时指导国际防疫；而从维护中共形象的上级要求出发，他们必须协助掩盖这个谜团。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使命，于是我们看到，他们拿着世卫组织的高薪，却背叛了自己的业务职能，充当着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的帮凶。而这种角色又披着国际组织的外衣，世卫组织的中共官员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欺骗了全世界，导致了疫情的全球扩散和3百多万人的死亡。 据法新社报道，世卫组织1月26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报告指出，“中国面对的疫情风险非常高，而在区域与全球的风险水平属高”。报告的脚注说明，世卫组织1月23日、24日及25日发布的报告中称疫情风险“中等”，是不正确的。然而，当媒体要求世卫组织对这样的错误做出解释时，世卫组织发言人沙伊布（Fadela Chaib）轻描淡写地表示，那是“用词上的错误”。对这样的国际组织事实上并不存在追责机制，它误导了全球对疫情的认知，该组织及其负责人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错不可罚，就是这些国际组织最大的弊端。 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防疫问题上的严重错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据路透社报道，去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本来已经确认，新冠病毒“已经”有限度地人传人；但在中共的压力下，WHO把报道改成“可能”人传人，理由是，据中国政府调查，找不到清晰的人传人的证据。这个做法降低了各国政府的防范之心，以为中国一个城市的局部疫情对外国没什么影响。 第二，直到去年1月22日，中国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二版）》时，才承认武汉肺炎的病例存在人传人的情况，但仍然认为潜伏期可能无传染性。世界卫生组织照搬中共的说法，充当掩盖疫情真相的中共传声筒，误导世界各国以为处于潜伏期而没有感染症状的病毒携带者不会扩散病毒，以致于各国对武汉封城前夕飞往世界各地的几十万可能的病毒携带者毫无防范，导致病毒快速扩散到全世界。中共第一次正式承认人传人的时间点选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封城前是武汉人国际大逃亡的高峰期，为了让他们顺利到达各国，中共故意不承认疫情会传染；等到武汉封城了，航班都停了，中共才承认疫情会传染，那几十万飞到国外的武汉人已经抵达世界各国，疫情就这样传染到了全世界。 第三，去年2月5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首次明确，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这时各国才开始陆续禁航，但中共已经为世界各国送去了几十万国际旅行者，其中不少人是病毒传播者。“人传人”决定了感染者不一定要和武汉人有接触，而不发烧的人同样也可能因感染而传染他人。所以，对无症状感染者的早期无防范导致了疫情快速地向全球扩散。 第四，世界卫生组织掩盖了中共压低确诊数字的恶行。因为中共的“确诊率”与其他国家的“确诊率”不是一回事，中共规定的“确诊率”不是感染率，而是发病率。中共从一开始就故意用“发病率”冒充“确诊率”，让世界各国误以为感染人数不大，不要紧。直到今天，大部分国家还没明白过来。 第五，中国的疫情发生后，世卫组织曾建议派人到中国协助调查，被中共拒绝。明明中共有掩盖萨斯疫情的劣迹在先，世卫组织仍然选择无条件地“信任”中共，被动地“转播”中共对疫情的掩盖式报道；今年世卫组织派人到武汉调查，最后是充当了中共严格保密之下，不可靠资讯的传声筒。 五、疫情起源重起波澜 最先发声批判世卫组织的，是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RIVM）这个预防传染病的专门机构。该机构传染病控制中心主任夏普·范·迪瑟尔（Jaap van Dissel）去年3月22日接受网路媒体采访时表示，欧洲各国之所以成为重灾区，根本原因在于一味听信来自中共以及世卫的信息。他说，“世界卫生组织对当时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评估，称传播的风险似乎很小。我们荷兰与其它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均采取同样立场。这是世卫组织当时的基本立场。” 今年3月谭德塞在中国和世卫组织专家组发布武汉调查报告后表示，世卫专家在获取原始数据时遭遇到困难；研究报告针对“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评估，目前还不够充分，仍需进一步研究。这个说法，是为“实验室泄漏病毒”一事留下了一个后门。 最近，一群具有相关经验的世界知名科学家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世卫组织的疫情来源调查报告说，“313页的报告及其附件中，只有4页提到了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在我们获得足够的数据之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自然溢出和实验室溢出的假设”。 5月16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的“周日早晨谈未来”（Sunday Morning Futures）节目采访时说，中共为了在武汉病毒实验室掩盖最可疑的新冠病毒源头可谓是“竭尽全力”，其掩盖程度十分“惊人”。他表示，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在调查病毒源头的整个过程中看到的每个证据都表明，“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过相反的证据……，尽管中共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实验室，不允许任何人接触病毒相关的原始材料，也不允许外界与在那里工作的医生接触，但是证据仍在不断地积累。”他谈到，“结合我们掌握的间接证据，再加上中共为否认与该实验室有关的信息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这些都向我们强烈地表明：那里（武汉病毒实验室）就是（中共）病毒起源的地方。” 蓬佩奥还说，今年1月美国政府解密了一系列与病毒源头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显示，早在2019年中国武汉就有医生出现了感染该病毒的症状，“那都是事实”。他认为，这证明中共早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前往武汉调查之前就完全清楚：该病毒可以人传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处理本次疫情）的行径不仅是鲁莽或疏忽大意，其用心可能更坏”，蓬佩奥谴责说。 蓬佩奥提到的信息之一最近被《华尔街日报》在5月23日曝光。该报援引美国的一份情报报告称，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3名研究人员“出现严重病情”，并被送医治疗，症状与新冠肺炎相似。这比中国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早1个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他们看到的情报报告比已经公布的国务院报告内容更具体，不仅提供了武汉病毒式P4实验室生病的人数和发病的时间，而且交代了他们去医院看病的细节。 这篇报提出了一个重要线索：在中共前年12月宣布发现第1例病案之前1个月，武汉病毒所就有人感染，出现了相似症状。但中共对此高度保密，试图把武汉病毒所的扩散病毒嫌疑完全压住。这个做法暗示，这次全球疫情的来源很可能与武汉病毒所有关。5月26日，主要国家的媒体相继发布消息，纷纷聚焦武汉病毒所。 六、疫情来源的国际追查能成功吗？ 5月25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泽维尔·贝塞拉在发给世卫组织年度部长会议的视频消息中呼吁，要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第二阶段调查。他表示，美国希望下一阶段的调查将更加严格。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刊出后，至少6位美国共和党联邦国会议员关注此事。参议员保罗（Rand Paul）推文说：“我向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H）福西博士（Anthony Fauci）提问，询问COVID从武汉逃脱的诸多原因，以及我们不应资助但又资助了武汉或任何创造功能增强的病毒的实验等诸多原因。”参议员约翰逊（Ron Johnson）上周已致函福西，要求NIH就武汉病毒实验室等相关内容作答。他再度推文说：“获得武汉实验室发生了什么，以及那里的功能增强实验进展是极为重要的。我期待NIH的合作和对我去信的回复。”参议员布劳恩（Mike Braun）表示，他跟同事霍利（Josh Hawley）共同提出的议案，要求拜登政府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COVID大流行之间的所有情报。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也再次呼吁美国情报机构解密相关文件，他在推特上写道，“在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问题上，中共继续撒谎，推卸责任，并拒绝合作。我们必须对已掌握的情报进行解密，这样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就可以开始得到关于这场大流行病起源的答案。” 拜登5月26日要求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分析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相关资讯，3个月后向白宫报告调查结果。联邦参议院则在5月26日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3个月内，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与病毒起源潜在关联的任何及所有情报。国会两党议员称，病毒起源问题尚未有明确结论，但对中国“持续阻碍病毒来源相关事实的调查”感到不满。有共和党人直言，在有关调查上完全“不信任中国”、“不应排除任何可能”。参议院5月25日还在针对中国的《无尽边疆法案》中，纳入了多个两党支持的修正案，禁止将联邦资金投给中国的国家实验室，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爱荷华州共和党议员乔尼·恩斯特（Joni Ernst）提出一项修正案时表示，“在中共病毒出现在武汉研究所附近后，中方官员非但没有合作……揭示疫情的起源，反而下令销毁部分冠状病毒样本，并阻止（调查人员）进入实验室。修正案将确保不会再有纳税人的一毛钱，被用于补贴共产主义中国。” 《无尽边疆法案》是为了对抗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野心，而美国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也开始对中共病毒起源，以及美国政府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分别进行调查。 中共肯定已经在武汉病毒所销毁了一切证据；同时，中共最高层已下令，各级政府要严密控制和封锁病毒研究数据和相关研究成果信息。任何怀疑和质疑官方关于病毒源头说法的文章和言论，在中国国内媒体和网络上已彻底消失。所以，疫情来源的国际追查无法取得第一手资讯，只能用间接证据做调查分析。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531202114091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西蒙波娃《第二性》兴趣索然
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曾被视为女权运动的“百科全书”，该书（法文版）1949年一出版就造成轰动，创了一周售出二万本的记录。随後在美国推出英文版，也上了畅销榜。西蒙波娃由此奠定了女权运动的鼻祖地位。再加上她是大名鼎鼎的萨特的情人，两人相得益彰，名气更加彰显。 女权问题专家、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学者克瑞斯蒂娜.萨默斯（Christina Sommers）最近在《克莱蒙书评》（CRB）发表的对《第二性》新译本的书评介绍说，其实《第二性》一出版就有强烈的批评，评论家指出，这本书写得很差，“乏味，装模作样”，“很主观性地选择资料，降低了学术标准，违反所有的科学准则。”但也有人称誉它是“诗，艺术”，“比学者的书还学术”。 英译本被批为“难以卒读” 但不管赞美还是批评，大众对《第二性》的热潮，好像“性高潮”那样短暂地迅速消失了。克瑞斯蒂娜说，过去二十年来，除少数女权份子，很少有人再关注它；这本书也从未得到学界和哲学家的认可。到了九十年代，即使是女权理论家们，也很多把这本书视为偏执、零散、过时了。 极为少数的西蒙波娃“捍卫者”对这个现状不满，甚至愤怒。他们认为，这是英文版的翻译有问题，把书“译糟了”。杜克大学一位教授公开指责英文译者帕什利（H. M. Parshley）缺乏哲学训练，翻译能力有限，把《第二性》译得“难以卒读”。尤其是，帕什利把972页的原著删至827页，更给批评者理由，认为他删去了“精华”。 西蒙波娃的捍卫者们要求重译《第二性》，出版社当然不愿意，因这种无人问津的书别说卖钱，连成本都难收回来。但在2004年，美国左翼大报《纽约时报》发表了“翻糟了”（lost in Translation）一文，介入这场争议，站在西蒙波娃的捍卫者一边，把原译者和出版社都视为“坏蛋”。面对大报的攻击，出版社撑不住了，只好决定再出新译本，找了两位曾在巴黎任教的美国女学者重译《第二性》。 去年这个新译本面世，不仅恢复了原译本删去的145页，甚至忠实到把原著中那种常常不得不用“分号”连结的大长句子原封照搬。克瑞斯蒂娜在书评中说，“西蒙波娃的那种分号长句，好像段落永远没完了”。 不是译本问题，而是原著太糟 但这个新译本却遭到更猛烈的攻击，那些批评第一个译本的、西蒙波娃的捍卫者们认为，新译本更糟。在《伦敦书评》（LBR）上，西蒙波娃的研究者们毫不留情地说，新译本“错误百出”，背叛了西蒙波娃的精神。一位女权教授甚至说，这种译本，简直读每一页都令人“痛苦”。 而事实上，这不是译本的错，而是原著的问题。在中国掀起萨特—西蒙波娃热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就出了《第二性》的中译本，但也只是译了後半部，前半部那些历史堆积资料，恐怕连中国的出版社也觉得读者没法读而放弃翻译。近年虽有了中文全译本，但有几个中国人能认真读完，也是未知数。当年读过此书中译本的一位女性朋友说，该书不仅多数观点跟女人的天性作对，而且相当过时、繁琐，句子逻辑、层次都很差，完全是一本过高评价的书。这本书不仅没把这位朋友变成女权主义者，反而使她成为女权主义的痛恨者。 这次《第二性》的英文新译本不仅没有给西蒙波娃带来新的名望，却通过评论家、书评等讨论，让人们更清楚，读者之所以遗忘这本书，不是翻译问题，而是原著太糟。在英文世界经常看到这种事情，他们对因特殊原因而出了大名的外文的“伪书”，看不出好来——因为原著本身烂，就责怪翻译。像高行健的《灵山》，英文本其实已经比中文原文好很多，但英文世界的人死活看不出“好”来，就把翻译臭駡一顿。对西蒙波娃的这本书（和她的其他作品）也同样。 事实上，读她的法文原版，就令人痛苦。西蒙波娃的授权传记作者说，这本近一千页的《第二性》只用了14个月就写成。这本仓促草就、用大量资料堆积的书，是用中国式“大跃进”的速度写出来的。专家说，这个写作时间之短“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起码是太“草率”。而从内容来看，简直是杂烩堆积∶关於女性的早期资料、各种理论、名单，还有社会学、生物学、宗教、文学、哲学（主要是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大杂烩。 有细心学者指出，西蒙波娃没有去做努力，梳理出哪些资料有用，哪些无关，而是把能找到的所有关於女性的资料一股脑地塞到了这本书里。而且，西蒙波娃的很多宣称都是夸大其辞，甚至违背事实。例如《第二性》说，十七和十八世纪，女性作家都被压制，根本无法存在。但根据洛杉矶加大的学者梅勒（Anne Mellor）的研究，在英格兰，从1789到1830年，就有至少900名女性诗人，500名女作家，更有众多的女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等等。西蒙波娃说女性全被边缘化，并不真实。 妓女和妻子被当作一回事 作为女权先锋，西蒙波娃强烈批评女性被强迫做妻子和母亲，甚至过头到批评这种角色本身，认为“妻子”和“母亲”是男性和历史文化强加给女性的角色，指责这两种角色毁掉了女人。在《第二性》中，西蒙波娃还有专章讨论“妓女”，认为“妻子”和 “妓女”是一回事，“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後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对婚姻，西蒙波娃也痛击说，女人必须结婚出於两个原因，一是必须为社会提供孩子；二是满足男人的性要求，为他料理家务。 西蒙波娃对她的传记作家沾沾自喜地说，她一生没做妻子，也没做母亲，但活得很快乐。但是，她做的是萨特众多情妇中的一个。虽然《第二性》中有列“情妇”专章，但西蒙波娃没有逃出自己的针砭。面对萨特的众多情妇，她嫉妒、痛苦、喝酒、流泪、失眠。但在公众场合，却扮演一个大度，甚至潇洒地帮萨特找女人的开放形象。这位女权鼻祖，在虚伪程度上其实也很“先锋”。 《第二性》新译本以及围绕的评论和争论，再次让人看到为什麽读者对《第二性》兴趣索然。同时也更多揭开西蒙波娃的“第二面”∶她是西方知识界最被过高评价的两个女性知识人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桑塔格）。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5月 2011-05-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亚稳定 + 亚忠诚=高度不稳定
最近，北京不再密集地向外媒放风喂料，但将中国国内党政军龙头媒体的新闻、评论与海外一些报道结合起来读，就会知道北京的权斗不仅没有消停下来，反而已经到了图穷匕首现的地步。 我如此认为是基于两点： 第一，权力斗争已经触及到中央A与中央B双方原来都不想触碰的人物，如一直被视为下届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以及备位总理李克强。彭博社6月29日那篇“习近平家族中的财富精英”算是给习王储的一项警告。喂料者的目的很明显：你的态度必须有所改变，否则也有好看的——当然，最能读懂警告意涵的应该是习本人。 第二，军中喉舌《解放军报》于6月19日发表了一篇“军队干部要避免亚忠诚，政治上要清醒”。该文中有些话大有玄机：“思想上‘亚忠诚’的现象并不鲜见，表现为在口头上叫得响，心底认同不深；在顺境中表现忠诚，在逆境中有所动摇；……在大是大非面前还能保持警惕，在小事小节上就不大注意、打擦边球；等等”，“特别是今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境内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破坏的力度，制造各种事端和谣言，……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年份，尤其应该按照‘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要求，高举旗帜，听党指挥，……以实际行动接受忠诚的考验。” ——这两段话综合起来，意思是：军队在镇压民众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是清醒的，知道唯党命是从；但在党内斗争这种家务事即“小事小节”上就首鼠两端，不肯坚决跟随党的最高代表胡总书记。 还有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胡主席现在的危机感：“在整个官德价值体系中，忠诚是‘1’，其余是‘1’后面的 ‘0’。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在任何时候……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时刻保持高度一致，其余的官德价值标准才有意义。” 按照中国宣传的规律，是缺什么就强调什么。这篇军报评论文章，说明现在军队内部缺乏对胡主席的忠诚。这篇文章可视为胡主席对这批“亚忠诚”者发出警告，并特别强调胡的军委主席身份，是为了让军中那批“亚忠诚”的人盘算清楚，谁才是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我为什么认为是“一批人”，而不是一个或几个人？乃是因为如果真只有少数几个人，就用不着让军报出面发文警告，直接拿掉远比这种警告省事且更有效率。但因为“亚忠诚”者为数不少，不容易撼动，才出此下策。 中共依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了今天，仍然得“枪杆子才能保政权”，养军千日，用在一时。这一时，不仅是用之于如同最近广东沙溪与四川什坊这类民变，更重要的是在“内斗”时要靠得住，使得上。这经验，完全是从1976年毛泽东在其自言的“血风腥雨”中交班未果的宫廷政变中得来的。 按照官方版本，毛一手遮蔽下长成参天大树的“四人帮”之所以被打倒，主要是天怒人怨，多行不义必自毙。但也不忘记提到军中元老叶剑英所起的关键作用，“居功至伟”，不过立的是什么功，官方在改革前十多年是不谈的。直到本世纪初，各种回忆录里有不少有关叶帅作用的记述。大致情形是： 在毛生命最后的一两年内，老谋深算的毛已迫使叶剑英称病，将其权力转交给毛的亲信陈锡联。他认为这样安排就消除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中央全会，江青等人绝对占优势，这种安排可算保险。 其时叶剑英虽然被逼称病赋闲，但早已通过王震等人联络了不少元老高官，均想寻机端掉江王张姚等人。更重要的是，被江青视为傀儡的华国锋此时也了解政治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并早已通过李先念与叶剑英取得联系，互通消息。 1976年10月4日，华国锋与“四人帮”等开了一次会，地点在中南海紫光阁。就是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力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如果此会真开起来，可能就是“四人帮”达到目的，华国锋深知“四人帮”如果在中央全会上胜出，军队异动随时可能发生。因为叶在军中影响甚大，能调动军队，九门提督（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未必能反制，而“大内总管”汪东兴其实只能策动宫廷政变，却对付不了军队。如果那样，华本人极有可能被划成“五人帮”中一员，一勺烩了。叶剑英等人当时也分析过中央全会的可能结果，认为没有胜算。于是，华国锋选择了站到军队一边，在中央全会召开前先行下手。陈锡联、汪东兴也如华一样，在仔细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参与了叶剑英等人策划的政变。 后人看来，毛的安排之疏漏就在于华、陈、汪几位的忠诚在毛死后变成了“亚忠诚”。但实际上，在权力的刀山火海中打拼了大半辈子的毛也深知自己政治安排的脆弱——比如华陈汪等人对他的忠诚不可能移情于江青，因此他才对江青说“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但进入风中残烛之年的毛那时已经有心无力了，他将无数人整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是“亚稳定”，一旦下属进入“亚忠诚”状态，一个小小的诱因就可能导致“稳定”之局土崩瓦解。 目前的局面是：中央A与中央B打得难解难分，中央A显然是想通过程序获胜，比如中央全会上选举中共政治局常委，形成多数以控制局面，胡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中央B则通过放风，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连中央A瞩意、世人认为大位在望的习近平家事也拿出来晾晒。其意是警告各位十八大党代表，在眼前的牢狱与未来的红顶子之间好好惦量一番，站队之前小心一些。中央A是利诱，中央B是威胁，再加上一个外人无从得窥真实的军方立场，权斗前景很难预料。虽然已经让军中将领们表过忠心了，但胡主席心中总还觉得这种“亚忠诚”很不牢靠。 目前这种刻意维持出来的“亚稳定”遇上了见风使舵的“亚忠诚”，就成为高度不稳定之局，势若累卵，某个小利益集团的利害盘算就可能导致覆盆之灾，这就是今年北京权斗的特点。 （原文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7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10201-chinese-companies-in-us-115036869/777205.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俄美走近，战狼为何不敢向普京呲牙？
何清涟 目前中国陷入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外交困境，“战狼”突击队四处出击，重炮轰美国国务卿彭佩奥与共和党；胡锡进更是极度无礼，称澳大利亚“像粘在中国鞋底上的嚼过的口香糖，有时你不得不找一块石头把它给蹭下来”。但在疫情时期因中国侨民与北京摩擦甚多的俄罗斯，不仅送上抗疫物质，还要搭上无数美言。对4月25日的美俄总统就易北河会师75周年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国却只发了条不带任何评价的新闻。这一行动充分显示：除了非洲兄弟之外，在大国当中，北京最不敢得罪的就是普京这位主儿。 北京的超然掩饰内心失措 在武肺疫情席卷世界，所有国家疲于应对之际，美俄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惹人关注。美国关注，是因冷战以来反苏情结尚存，加上民主党与媒体一致指控俄罗斯上次干扰美国大选心存芥蒂；欧洲关心，则因对肺炎疫情过后世界格局变化的关心，极不愿美俄走近。这两大势力的共同担心是：美、中两大世界强国贸易战休兵、武汉肺炎源头问题针锋相对时，美、俄如果真的摒弃前嫌通力合作，他们将被置于何种境地？ 此事于中国来说利益攸关，无异于给中国敲了一记闷棍。面对此消息，中国外交部与宣传机器不再摆出一幅一碰就跳起来咬人的战狼姿态，只有新华社发了一条“莫斯科4月25日电”谈及此事，整篇文章将这一联合声明纯粹当作与目前国际局势完全无关的一条新闻处理，用强装的冷淡掩盖着内心的失措。 中俄关系百年恩怨，经历了“以俄为师、以俄为敌、以俄为友”这三大阶段的变化，但连中国人自己都知道，现阶段的“以俄为友”实有点勉强，北京希望与俄罗斯交好，共同对抗美国，扼制西方。但俄罗斯对中国一直是表面如友，内里冷淡，隔几年就在中国移民问题上发作一次，中国只能装聋作哑。川普本人对普京一直持友好态度，只因美国国内反俄力量太强，包括共和党建制派在内也持此态度，加上通俄门事件的影响，才不得不与普京保持距离。如今两国总统借着纪念易北河会师这一不能公开反对的理由，表达了走近之意，如此动向，中国怎能不防？ 俄罗斯因疫情遭受重创 中国在俄罗斯的移民数量，中俄两国都没准数，中国方面认为只有约30万人，而俄罗斯则认为有百万之数，该国人口学家预测，如果俄、中两国之间这种紧密联系持续下去，大约到2050年，中国人可能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大民族。目前鞑靼人是排在俄罗斯人之后的第二大民族。 俄中双方之所以保持友好，政治上全因美欧拒绝俄罗斯；经济上，两国之间有石油这个因素羁绊。但这次疫情太过严重，为中俄关系带来变数。在中俄之间穿梭行走的中国人，先为俄罗斯带去疫情威胁；俄罗斯疫情严重之后，这些人急欲回国，又成为中国的境外病毒输入者。 两个月前，俄罗斯同样把中国视为病毒主要来源和威胁。这次疫情，尽管俄罗斯从一一开头就采取了防堵策略，无奈在俄华人太多，俄罗斯最还是沦为疫情严重之国。3月中旬至4月中旬，普京与习近平通过两次电话，据中俄关系专家分析，因为原油价格暴跌，沙特阿拉伯排挤俄罗斯市场份额，第一次电话交谈可能同普京请求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有关。第二次电话交谈很可能是习近平请求普京不要驱赶中国人，避免给中国防疫增添更多压力。尽管如此，4月中旬以来，俄罗斯的疫情不断加重，据俄罗斯传染病专家估计，俄罗斯可能会在今年6月至7月间迎来疫情高峰，而未来几周内俄罗斯将迎来“艰难时刻”。 疫情改变了普京许多大计划 法国《世界报》地缘政治版刊出专栏作家希尔薇·考夫曼的文章，说武汉肺炎疫情毁了总统普京的所有大计划：石油价格暴跌，5月俄罗斯疫情进入高峰，全民公投修宪和爱国大游行都被推迟。 该文指出，俄罗斯原定4月22日举行全民公投，就俄罗斯宪法改革草案投票表决。这个修宪草案获得全民通过本不成问题。普京总统精心炮制的这个宪法改革方案，可以让他做总统一直做到2036年。尽管从法律上讲，这个公投程序并非必不可少，但罩上全民支持的光环，就有了高度合法性。 然而这个计划被武肺疫情毁了。俄罗斯的疫情比西欧稍晚出现，预计在5月份讲达到高峰。于是普京明智地延后了这场公投，却没有定下公投延到什么日期，没人知道什么时候选民可以安全地投票，而且经济的不确定性更需要考量：谁会愿意选择在国民失业率最高和收入最低的时刻举行全民投票？ 上述事实，可以猜想普京有多恨中国这场疫情。 中俄之间的石油羁绊 但普京尽管恼火，却不得不忍着心头怒火，因为目前他还面临另一场战争：石油战。在这场与OPEC的价格战中，他需要中国的帮助。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进口来源于世界大约50个国家和地区。自2016以来，俄罗斯、安哥拉、沙特稳居前三，且俄罗斯逐渐占优。只有2019年，沙特对华出口石油总值略超俄罗斯。 石油对俄罗斯的经济与财政极为重要，占俄罗斯GDP的比重为15%，为美国的两倍。俄GDP与石油价格变化的关联度几乎为99%。今年，发源于中国的武肺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停滞，对原油需求明显下降，产油国之间再度发动石油战。与以往沙特启动的“石油战”不同，本次“石油战”由于叠加了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的抑制，其对原油价格“杀伤力”更大，而且影响更为深远。目前的直接影响是：石油进口国将从这场“战争”中获利，尤其是中国和欧洲，由于大流行病造成生产下降，资源价格低迷将对其大有帮助。 俄国与欧洲关系不佳由来已久，只能指望中国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石油的需求，这对俄罗斯财政很重要，这从近三年俄罗斯对华出口石油总值可见：2017年， 183亿美元；2018年，323亿美元；2019年，317亿美元。 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收入。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前，俄罗斯的经济就已停滞不前。原油价格暴跌的前景，对俄罗斯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因为俄罗斯的政府预算是以每桶原油42.5美元作为收入基础计算。 这就是普京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中国翻脸的原因。 中国无论如何不想再增加一位敌人 目前，不少国家与曾经的友中人士正在反思：武肺病毒危机显示，在一个拥有强大中国的世界里，生活要付出巨大代价。中国虽然嘴硬，但也知道自己处于四面楚歌之境。美俄总统在纪念易北河会师75周年那天发表联合声明，称“‘易北河精神’是俄美摒弃分歧、建立信任和为实现共同目标开展合作的典范”，必定让中国回忆起旧事：当年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对付前苏联，确定联中制苏的国际战略方针，于是有了基辛格奉尼克松之命开展的破冰之旅，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大变，西方世界的门自此对中国大开。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中美关系又回到破冰之旅以前的敌对状态。此情此境，听到这等语言，可想而知，中国内心有多么不高兴。 但中国确实不想再增加一位强敌，更何况，中共还准备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再狠搏一次，寄希望于民主党拜登2020年大选获胜。目前，民主党正努力想把大选议题从民主党非常不利的经济、移民等议题上转向疫情；中国则通过各种外宣管道抹黑川普。越来越左的民主党与根子上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左派为了在意识形态上与前苏联划清界限，一直对俄罗斯持敌对态度，一旦川普失去白宫位置，俄美关系就难以寸进。 这就是中国虽然对美俄总统4月25日的联合声明很恼火，但却未出动战狼去咬普京的原因。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4月3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4302020164713.html ）
何清涟2025-11-07 05:02👍 0💬 0【曹长青访谈】∶奥巴马总统被起诉的后果
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议案起诉奥巴马总统。中共媒体就此大加渲染。这个事件会如何演变，有何影响？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静汝就此采访了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记者∶北京《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美众院授权起诉奥巴马是“政治内讧”，党争“愈演愈烈”，导致美国“走下坡路”。您对这个观点怎麽看？ 曹长青∶这再次证明，中共的《环球时报》们对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的宪政制度完全无知，才会用共产党的斗争思路来理解和歪曲。 美国两大政党主要因理念不同而分野，但这次要起诉奥巴马，却完全走的宪政和法治之路。美国众议院关于要起诉奥巴马，事先举行过“听证会”，然后众院法规委员会讨论表决（7比4通过），最后经众议院全体投票表决（225比201票通过）后，才要司法起诉。走的是听证、投票、表决，然后是司法的宪政之路。 最没有资格嘲笑美国这种法治做法的是《环球时报》们全力维护的中共政权，因为他们完全是人治，对官员重大贪污滥权等，有时只是党内处理；即使交付法庭，也多是闭门审理或走过场，而且很多是权争和政治清洗。像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查处一些高官，连《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都看出来了，主要是政治斗争，排除异己；跟北韩独裁者金正恩铲除姑父张成泽大同小异，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众院起诉总统奥巴马，不是什麽“走下坡路”，恰恰彰显了美国优越的宪政制度，那就是总统权力要受到制约，必要时可用法律手段，通过法庭裁决，制止总统滥权。如果跟中国比较，美国是起诉，中国是清肃，是法治与人治、民主与独裁的对照。 记者∶据报道，美国众院起诉总统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您认为前景如何？ 曹长青∶这是美国1776年独立以来第一次，所以无前例可循，难以预测。因国会在华盛顿特区，所以可能会在当地法院起诉（奥巴马）。那麽地方法院是否受理（是否愿意接受立法机构告行政最高首长）还很难说。当然也可能直接递交联邦法院，或打到最高法院。美国的司法程序比较复杂，审理流程较长。现在关键是法院（地方或联邦）是否受理。 因以往从无国会授权起诉总统之事发生，只有国会弹劾官员，包括两次弹劾总统（1868年弹劾安德鲁.约翰逊，1998年弹劾克林顿）。约翰逊那次，参院只差一票未过。克林顿那次因10名共和党参议员打破党派界限反对弹劾，结果在参院也没通过，虽众院已弹劾）。所以这次众院授权议长起诉总统，是历史第一次，将载入史册。 记者∶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总统推迟医保改革法案某些条款的实施，选择性地实施国家法律，违反了宪法。您对这件事怎麽看？ 曹长青∶美国建国至今238年，有44任（56届）总统，第一次有国会要起诉总统之举，说明立法和行政之间的分歧已严重到无法解决，要诉诸法律。我以前在文章中写过，美国革命（独立战争）跟后来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更不要说俄国与中国共产革命的重大性质不同，就在于美国建国先贤当时就明确意识到，要建立一种允许反对党存在，允许不同政见，重视共和（宪政）而避免多数暴力的制度。而不是像法国大革命、中俄共产革命那样，把政治异议赶尽杀绝，建立一言堂的“革命专政”（走向暴政）。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虽有两次弹劾总统，但最后都没通过的原因之一。美国两党虽因政见不同、理念相异而激烈竞争，但因有较成熟的宪政体制，有服从多数，尤其是尊重少数（派）的共和理念与传统，所以两党竞争仍较良性，而不会损害国体根基。 这次所以出现历史上首次起诉总统，主要因为奥巴马上台后，践踏美国宪法，多次绕过（唯一立法权）国会，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案，而导致天怨人怒。 以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是美国最大的民意机构。所有议员民选产生，代表人民。尤其众院的435名议员，是按人口比例选举出来的（参院是每州两个名额，怀俄明州仅60万人口，最大的加州3800万人口，但都是各有两个参议员），所以众院更被视为体现民意。 众院议长博纳最近发表“为什麽现在要起诉总统”一文，历数奥巴马总统违背宪法的滥权行为，包括在医改方面，不遵从国会法案，擅自推行其政策；也包括擅自释放五名塔列班恐怖组织头子（换取一名变节投敌的美军士兵），等于放虎归山，这威胁美国前线官兵安全，也损害美国的反恐战争。国会早有立法，这类释放必须经国会批准。而奥巴马不把国会（最高立法机构）放在眼里。 众院议长指出，过去五年里来，奥巴马总统经常通过行政手段，改变现有立法，或自定法律，推行其政策，完全绕开国会，违背他曾宣誓要遵守的法规。而且奥巴马面对批评和国会要起诉，还以街头小青年的口气说，你们起诉呀！等于向国会挑衅。众院议长博纳表示，奥巴马的这些行为反映了他完全不配当总统。 这不仅是众院议长的看法，最近的美国民调，奥巴马被评为有史以来美国最糟糕的总统（超过水门丑闻的尼克松，性丑闻的克林顿），已有35%的受访美国人希望奥巴马被弹劾。即使在民主党中，也有13%支持弹劾奥巴马（共和党是57%）。 在西方政治中，任期快满而失去政治影响力的公职人员被称为“跛脚鸭”，而奥巴马被视为美国有史以来“跛脚鸭”时间最长的总统（他还有两年多任期）。 记者∶这项起诉对奥巴马和美国政治有什麽影响？ 曹长青∶这有两个层面∶在法律上，如奥巴马败诉，那麽他的那些违背宪法的行政令将被废止，那种政策无法再继续。但由于美国法律程序时间较长，尤其这种涉及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法律案子，可能要打到最高法院，很可能直到选下届总统（2016年）时，也难有结果。 但在政治层面，会有很大影响，因再有90天（11月4日）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即在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中间，改选众院全部435名众议员和参院100名议员的三分之一（以保持参院有经验的议员占多数而有效运作）。奥巴马被起诉，他的那些违反宪法的滥权行为，将更有机会被报道，而被更多选民知晓，从而会相当影响三个月后的国会改选，对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不利。而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输掉参众两院，显然对两年后的总统大选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场起诉直接影响美国政治走向。 另外对奥巴马本人，因为他的外交无能（默认俄国普京们侵占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在叙利亚用毒气杀害平民上毫无作为，对巴以冲突在政策上进退失据，跟伊朗谈判毫无结果等），国内实行大政府、高税收、高赤字、大举借债（中国是债主）等社会主义政策，导致怨声载道，已在民调中被评为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总统，比最无能、最左倾、最愚蠢的吉米.卡特总统还差。这次他被起诉，则是又创造一项历史记录，把其负面遗产和形像推向新高，可能将增加奥巴马今后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难度，更为他的青史留恶名，重彩浓墨地添加了一笔。 另外对中国人来说，等于再获启迪，正如前总统小布什所说，权力者是老虎，必须关在宪政笼子里。奥巴马想冲出笼子，不受限制，结果马失前蹄，遭起诉制约。只有这种法治和宪政，才能监督权力者，实现“人民是国家主人”。中国今天抓了周老虎，昨天判了薄老虎，还是只打苍蝇老鼠不敢碰老虎，都不起根本性作用。只有像美国这样建立制约权力者的“笼子制度”，实行宪政民主，才是根本出路。 2014年8月4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原题∶《环球时报》对美宪政无知 歪曲“奥巴马被起诉”事件 2014-08-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川普与 MAGA（下）：联结纽带半为信仰半为利
何清涟 2024年大选中，川普获胜的原因是因为赢得了中间力量，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如罗伯特·肯尼迪、加巴德等倒戈成为共和党，随着决选临近，从硅谷到华尔街开始纷纷押宝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胜选。尤其是马斯克、塔克·卡尔森以及著名播客罗根等人的加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因为秉持独立见解，对川普并无MAGA主体那种近于宗教式的崇拜，也因此从来就不被MAGA视为真正的自己人，只要意见稍有不同，就会被MAGA开除群籍，劳拉·洛默女士就是自认肩负鉴别MAGA成员忠诚度的重任，凡她觉得忠诚度不够的人，立刻会被她强力攻击。因此，MAGA群的不断清洗也算是日常工作。这次MAGA群陷入Epstein Civil War（爱泼斯坦内战），媒体自然少不得追踪分析。 Political：爱泼斯坦内战中八个派系激斗 7月14日，Political刊登一篇文章《爱泼斯坦事件使MAGA分裂，八个派系陷入激烈较量》，开篇就指出，在MAGA内部，爱泼斯坦报告的余波与近期围绕伊朗和移民问题的冲突截然不同。这场辩论非但没有将川普的世界清晰地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互相敌对的阵营，反而将右翼分裂成一个由相互竞争的派系组成的万花筒般的混合体，突显了MAGA世界中共存的不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冲动。 第一派：“没什么好看的”派（The “Nothing to See Here”） 这一派指的是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和FBI局长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这两位在任职前都声称要彻查此案。7月7日，邦迪收回了此前暗示爱泼斯坦客户名单“放在她办公桌上”的言论，帕特尔——这位曾在2023年推广爱泼斯坦“黑皮书”理论的人则声称“这些阴谋论根本不真实，从未真实过”。 这一派的领头人当然是川普本人。他要求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杰弗里·爱泼斯坦身上，一个没人关心的人。” 第二是“反深层政府（deep state）派”，这一派的代表是资深MAGA史蒂夫·班农。班农对一方面坚称嫖客名单绝对存在，另一方面表达对川普总统所作所为的理解：总统之所以食言，是因为在和Deep State的情报系统的斗争中处于下风，不得不这样，因此班农号召MAGA在与川普政府内外的deep state特工坚决斗争的同时，必须要给总统更多的拥护与支持。班农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其他MAGA活动家如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和杰克·波索比埃克（Jack Posobiec）的支持。柯克随后表示，他“暂时不再讨论爱泼斯坦案”。见此策略成功后，班农进一步说服MAGA，不应该要求司法部长邦迪与FBI局长帕特尔辞职，他们走了，你们还能找到更好的领导吗？——在7月中的TPUSA峰会上发表演讲时，班农认为“爱泼斯坦事件很容易被纳入深层政府试图阻挠川普的所谓历史中”。班农认为报告中缺乏新信息，证明川普的盟友在国家安全机构和情报体系中仍未建立足够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立场既为川普及其副手开脱责任，同时又为将MAGA势力进一步渗透政府机构提供了理由，属于“小骂大帮忙”式操作。 图片 第三是“反以色列派”，这一派MAGA相信爱泼斯坦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行动的秘密特工，爱泼斯坦专门给西方权贵提供儿童性贿赂，然后录下证据威胁他们为美国和以色列服务。同班农等人一样，他们也澄清自己虽然反以，但不反川普总统。 第四是“忠诚维护派”，爱泼斯坦文件丑闻成为“忠诚维护者”的一个“清君侧”机会，这些人自认肩负着区分川普忠实支持者与投机分子附庸的使命，他们的领袖是MAGA活动家劳拉·洛默（Laura Loomer），她多次干预白宫，试图说服川普驱逐她认为不够忠诚的追随者——最大的成就是，川普在今年4月与洛默会面后解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名成员。这次洛默将目标对准了邦迪，并在X平台上对她展开了猛烈攻击。“帕姆·邦迪对川普总统的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 ……她拖累了政府，而支持者们不希望她担任司法部长。”当然，川普对此毫无责任。 洛默还借此争议，对其他知名MAGA活动家继续攻击，包括塔克·卡尔森、查理·柯克和马特·盖茨。与此同时，她呼吁川普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对这些文件展开调查——鉴于川普近期试图淡化这些文件的影响，他很可能不会采纳这一建议。 A collage of two women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Laura Loomer Attacks ‘Fox News Barbie’ Pam Bondi Over Epstein List 第五是“播客派”（其实是独立思考派），这一派的代表是在2024年川普当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超级播客乔·罗根（Joe Rogan）、和安德鲁·舒尔茨（Andrew Schulz）等人。这几个月他们在关税战、大而美法案、轰炸伊朗核设施等方面发表批评意见，成了MAGA的箭靶。“爱泼斯坦嫖客名单”事件算是一次总爆发。在7月12日的一档播客中，舒尔茨戴着一顶锡箔帽作为玩笑，指责川普掩盖了爱泼斯坦案的事实，称政府最近的报告“侮辱了我们的智商”。罗根则讽刺说：“向所有仍然不相信阴谋论的人致敬。你们坚持己见的能力令人钦佩。”这些评论紧随近期播客搭档对川普的其他批评之后，暗示他们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暧昧关系可能即将终结。 尽管罗根和舒尔茨自称并非铁杆MAGA运动支持者，但川普赢得2024年大选的关键在于吸引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理念不那么执着的年轻男性选民，这方面主要是通过罗根与舒尔茨的节目做到的。但这段蜜月期似乎正在结束，舒尔茨说：“川普正在做与我投票支持的一切完全相反的事情。” 第六是“暂时未明确表态派”，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现FBI副局长Dan Bongino与副总统万斯。Political的文章未明说，但据我所知，万斯已经被MAGA视为2028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必须小心维护这一地位。 第七是“信任川普掌控一切”。在MAGA联盟最近的动荡中，川普的坚定支持者群体有效地团结在了一个新的口号周围：“相信计划”。这一派的代表是右翼畅销漫画家Scott Adams，这派的座右铭是“川普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你不明白”，只要相信他，这对我们来说应该足够了。他们想要的是美国最好的，他们有自己的理由。我不需要去审查他们的工作。” A person wearing glasses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第八是埃隆·马斯克的个人“团队”。 他与川普之间的争执世界皆知，在这次事件上，他声称“如果川普不公布爱泼斯坦的档案，人们怎么能指望他并相信他呢？”“他一边叫大家别再谈论爱泼斯坦，一边说了好几遍‘爱泼斯坦’。其实只要按照承诺公布文件就行了。” 爱泼斯坦内战后的MAGA队伍 以上各派人物，播客派与马斯克、塔克·卡尔森是少数社会影响大，但始终未真正融入MAGA的人物，班农及第七个派别是跟随川普长达10年的铁杆MAGA，现在的执政团队成员加入晚，但位置重要，对他们来说，服从川普（并非信仰川普）最最重要，在MAGA的信仰派眼中，这些人为利而来，其动向时时被关注，一旦出现对川普不忠诚的举动，立即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7月24日，《新闻周刊》（News Week）发表了一篇《与川普政府就爱泼斯坦文件产生分歧的MAGA影响力人物完整名单》，#列举了MAGA在爱泼斯坦内战之后，还坚持要求总统公布爱泼斯坦文件的MAGA人士：塔克·卡尔森、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 ）、《马特·沃尔什秀》主持人马特·沃尔什（Matt Walsh）、曾担任川普第一任期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弗林将军。欧文斯指责川普对公众进行“精神操控”，并形容爱泼斯坦丑闻是川普政府面临的“致命癌症”。 曾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将军（Mike Flynn），在X平台上就爱泼斯坦文件发表了一篇长文，指出爱泼斯坦事件不是一场骗局，也“与爱泼斯坦或左翼无关”，第一层面是关于对儿童犯下罪行，第二层面是爱泼斯坦对美国情报系统的渗透，他警告川普，称“此事的处理方式糟糕透顶”，并敦促对方“召集团队想办法摆脱这一困境”。 整个事件中最值得思考的是川普与MAGA的关系将走向何方，美国历任总统在竞选时都有支持支持者队伍，但支持者队伍在总统执政之后就基本散了，不会再以群体存在的形式干预批评总统的施政，并反击其他其他社会成员对政府的批评。在川普声称“我再也不需要他们（MAGA）的支持了”之后，没做任何道歉，MAGA大人物们纷纷回归，说明一个问题：就现在的政治生态而言，川普如果没想谋求第三任，可能确实不需要MAGA的支持了，但MAGA却必须高举Trump这面大旗，否则将成鸟兽散，无复如今这种在政治上指点江山还享有“我们能批评川普但其他人决不可以对川普不敬”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如今是他们的生存意义。 #放眼美国的未来，目前两党政治极化，民主党已经基本社会主义化，中间势力无所依傍，这一情况本身就预示着美国必将面临政党重组（其实是政治势力重构），完成社会变革革。我为什么 说变革而非革命？回顾美国历史，变革一直是其政治发展的主题。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言，“美国人总是喜欢变革而害怕发生革命”这句话至今仍然有效：第一，美国人因其自由民主体制而自豪，不希望通过暴力革命与内战出现对自身体制的革命性颠覆；第二，美国人不回避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主张通过渐进变革加以解决。这一点远比欧洲人要现实。这也是从2017年以来在两党间三度政权轮替，拜登颠覆了川普施政，川普2.0又颠覆了拜登极左施政，但美国内部仍然稳定，民主党极左也只能寄望2028年大选年赢得选举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 （原载台湾上报，2025年8月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236085） 川普与MAGA（下）：联结纽带半为信仰半为利 MAGA经过这次爱泼斯坦内战之后，在大选中起作用最大的马斯克、塔克、罗根等已经离开（MAGA也视他们为异己），留下的除了信仰派之外，多为在川普政府任职的人士。列举了MAGA在爱泼斯坦内战之后，还坚持要求总统公布爱泼斯坦文件的MAGA人士：塔克·卡尔森、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 ）、《马特·沃尔什秀》主持人马特·沃尔什（Matt Walsh）、曾担任川普第一任期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弗林将军。他在X平台上就爱泼斯坦文件发表了一篇长文致川普总统，指出爱泼斯坦事件不是一场骗局，也“与爱泼斯坦或左翼无关”，第一层面是关于对儿童犯下罪行，第二层面是爱泼斯坦对美国情报系统的渗透，他警告川普，称“此事的处理方式糟糕透顶”，并敦促对方“召集团队想办法摆脱这一困境”。 放眼美国的未来，目前两党政治极化，民主党已经基本社会主义化，中间势力无所依傍，这一情况本身就预示着美国必将面临政党重组（其实是政治势力重构），完成社会变革革。这当然是川普之后的事情了。 （原载台湾上报，2025年8月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info.php?Type=2&SerialNo=236085）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解读中共“再见，毛泽东思想”
最近，新华社发布的一条消息引起各种猜测，那就是行将提请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如此表述：“全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短短90多个字，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编织进去，独独没提中共政权缔造者毛泽东的思想。如此大的动作，外界纷纷猜测诠释其用意究竟何在。 为什么要对毛泽东思想说“再见”？ 自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以来，毛思想一直被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供在中共的神坛上。即使对毛腹诽颇多的邓小平，表面上也敬奉如仪。胡锦涛在第一个任期曾想将“延安精神”纳入治党理念。即便是目前被一些海外媒体塑造成改革意识极强的习近平，今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仍多次提及毛泽东及其思想。 为何才过去一个多月，中共高层就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推根溯源，当然是薄案惹出来的事。我在今年5月发表的《北京“倒薄”遇到的意识形态陷阱》中谈到，北京今年在“倒薄”事件上，不象当年江泽民处理陈希同、胡锦涛处置陈良宇那样，罪名一经公布就百鸟噤声。虽然胡也师法“文革”故伎，让官员层层表态效忠，“倒薄”还是遇到了“红二代”的强大阻力与民间的公开反对。其间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中共是将不相容的“毛思想”与“邓理论”放进一锅煮，构成了一个中共并未认识其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 到重庆之前，薄熙来对毛思想及红色文化并未表现出特殊的兴趣。2007年11月薄任职重庆市委书记之后，开始问鼎政治局常委之路，才考虑为自己披上毛思想这件政治保护衣。薄的问鼎确实让胡锦涛非常不满，但“唱红打黑”这一招确实让胡锦涛难以应对，因为他自己就曾冠冕堂皇地以朝拜西柏坡、回延安扭秧歌尊奉毛泽东。直到王立军事发，才算是找到了除薄的途径。 中共决定在意识形态中“去毛”，只是为了从意识形态陷阱中爬出来，不让党内其他势力今后借用它来敲打当权者。 “毛思想”与“邓理论”并不兼容 “毛思想”与“邓理论”之间的不兼容，源于毛时代与邓时代的政治经济不兼容。只要不是历史盲，就会知道从1949年开始至今，中共执政的60多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中共以暴力革命消灭有产阶级开始，继之用政治暴力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数千万人在这30年内失去生命。 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直到今天。1976年毛死后，中国不仅“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文化科技领域也是万事俱废。这才有了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由于中国政府掌握国家资源的分配，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又不受任何社会监督，这场改革最后演变成一场以权力市场化为手段，官僚集团大肆掠夺各种公共财（包括民财）的过程。 10年前，我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就如此总结了这段历史：中共执政近60年，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先是以暴力革命的名义消灭有产阶级，化私为公；再以改革的名义将自身变成了暴富阶级，化公为私。没有邓理论对毛思想的否定，就不会有中国的经济改革。 “毛思想”与“邓理论”之间并无继承与发展关系。所谓“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早年沿袭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晚年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治国治党就是不停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社会思想上，毛极度鄙视 知识分子、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经济上，毛主张一切公有，禁绝私有经济，反对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并将此视为让中华民族屈辱的殖民活动。 邓小平当年改革的破局之举，就是在政治上放弃阶级斗争，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经济上允许个体经济、继而是私有经济的存在，设立特区对外开放，继而欢迎外商在中国全面投资，主张少部分人先富起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的联合。邓、江的“理论”正好与毛思想成相反之势。 中共麾下有不少意识形态专家，当然也知道“毛邓三科”这几味药放在一块，药方“配伍”有问题。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有人诌了一个中共意识形态的两段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此前中共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此后是邓小平理论再加上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并总结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指导“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就是以“邓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但配伍不对的药方，其毒性总会发作。鉴于薄熙来事件的教训，中共高层痛下决心对党章作些有利于党内思想一元化的修改。 “去毛”是否意味政治改革？ 修改新党章这条消息一出，有人认为预示着中国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人为此加上一味佐料，即习近平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会面之事，断定习近平将有政改举措，并且对新加坡模式感兴趣。 新加坡模式比中国模式先进多少本身就值得探讨，这种蜗牛式爬行的“政治改革”也没什么值得中国人高兴的。但现在据此推论习近平未来的政治举措为时过早。我认为，这次在党章中去毛，并非中共想认真清理意识形态，而是从实际考虑。鉴于党内与民间都有人借助毛这个钟馗来打击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减少麻烦，还是将这尊神从“太庙”里请出去，省得有人总是以哭太庙拜谒太祖的形式数落当朝皇上。新党章中要“去毛”，是为了第五代今后行事方便；毛纪念堂增设韶山、井冈山、遵义和延安四个厅，强化毛的符号化意义是堵毛粉之口。二者看似矛盾，实则相互为用。 薄熙来从2009年开始的“唱红打黑”，引发了新左老左大合流，用毛路线来否定邓的改革。不仅让外界猜测多多，也让中共内部人心混乱，最后酿成政治危机。如今中共修改新党章，是为了宣示中共继续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决心。在“毛思想”与“邓理论”之间选择后者，是因为“邓理论”为今天的利益格局提供了合法性解释，纵有很大的贫富差距，也可以解释成是“目前处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阶段的问题，余地很大。再随时弄个永不兑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糊弄一下，远比应付理论上的挑战容易。 如果继续尊奉“毛思想”，今天中共政治利益集团成员的家族财产及生活方式全都不合法，面对被灌输了满脑子“打土豪、分田地”，时时要“反资本家剥削”的社会底层，权衡利弊，还是“邓理论”比“毛思想”好使。这就是中共对毛思想挥手道“再见”的原因。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0期，2012年10月26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943）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纽约时报》的“中国不通”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被视为“中国通”，二十年前他担任北京采访主任时，碰上六四屠杀，因报导这个事件而获得“普利策奖”。後来他写出《中国觉醒》（China Wakes）一书，记述那段经历和思考。 当年读他这本书时主要印象是，虽然他对中共有相当的批评，但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却认知比较浅。当时有报导说，纪思道去北京时，《纽约时报》总编辑罗森绍（A. M. Rosenthal）告诫他，看中国问题，不要听那些所谓“中国通”的，要靠自己的独立观察和思考。做过17年《纽约时报》总编辑的罗森绍（2006年去世）深恶痛绝共产主义，对美国那些为北京辩护的“中国通”相当不买账。但纪思道从北京回来後，自己也变成罗森绍所不屑的那个“中国通”群体一分子，成为一个常规的“中国不通”。 4月30日纪思道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国超过美国的地方”（Where China Outpaces America）就展示了他对中国了解的局限。 在这篇专栏中，纪思道用不少数字对比说，美国不如中国。他开篇就说，上海的孩子能活到82岁，而美国的平均寿命还不到79岁；上海的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二点九，而纽约是五点三；然後赞誉说，上海的孩子在公共学校享受著“世界一流的教育”，中国的教育系统是（最近65国调查中）最好的；并夸奖胡锦涛和中共高官虽是专制者，但却是“少见有能力的”。纪思道还引述说∶民调显示中国人用国际标准来说，他们感觉相当幸福。纪思道预测，“如果现在中国举行自由选举，共产党会获得压倒性（landslide）胜利，尤其在乡村地区。” ●女儿抱怨∶到中国就被封网了 纪思道虽在前面一篇专栏中对中共的高压政策严厉批评，因为他正带著女儿在中国旅游，他女儿说，到了中国，什麽外国的网都上不了。但在4月30号的专栏却强调，中共政权“为亿万中国人提供了机会”。 他举例说，当年他在北京时，他的中国朋友骑自行车，他有汽车，下馆子都是他付账，因他的经济条件好多了。可这次去北京，他的中国朋友坐的是豪华长车，有专门司机，他却是坐计程车。中国朋友带他到高级餐馆，价格高得让他头痛。中国朋友的家里有室内篮球场、电影室。纪思道还提到一位朋友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儿子，在一家公司只是挂名董事，每年却拿多少万。而那个公司因有这样“董事”就可在地方政府拿到廉价土地。 纪思道的这篇专栏引起相当的争议，网上跟帖有一百多。这些跟帖的一个有意思现象是∶住在中国的美国人，几乎多是赞同纪思道，夸赞中国。从跟帖地址来看，这些美国人都住在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汉等等。他们居住的地方、外国人的身份和工作条件，都使他们无法直接体验中国农村的贫困和社会不公。就像这次纪思道带著家人到中国旅游，从其专栏可看出，他也只是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没有去农村，甚至都没去大城市的贫民区看看。 ●中国的“统计数字”只写在纸上 而中国人的跟帖，则多是批评纪思道。指出他的对比方法有问题∶把上海的平均寿命跟整个美国的平均寿命相比，明显是“误导”；应该国对国才公平。上海的读者指出，上海如包括郊区，平均寿命是低於美国的。来自中国中山的读者说，纪思道是他信赖的少有的几个写中国的美国记者。但这篇专栏却忽视了上海和纽约的根本不同∶上海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的“展览城市”（showcase city）。是专门给外人“看”的。 有位纽约的中国人的跟帖更是强烈批评，说中国官方数字是有水分的。在六十年代毛的中国，统计数字是“粮食丰收”，但中国人当时却饿死了几千万。而今天上海掌权者是毛的传人，同样残忍、不诚实，他们的“统计数字”只是写在纸上的。 不少西方读者也批评纪思道，一位英国读者说，纪思道用“很小数量”的异议人士被投入监狱，来对比“亿万中国人”生活提高，这种比较是“偏见的”；被迫害的政治犯，是不可用数量多少来衡量的。这位读者说，其实中国这架飞机是由四个“发动机”推动的∶镇压，腐败，工人奴隶，抢劫国库。 虽然也有不少跟帖赞同纪思道，但有好几位读者都提到，纪思道的那些“统计数字”是从哪里来的？有美国读者还质问纪思道，为什麽不写写你的那些“中国朋友”在中共党内或政府中担任什麽职务？他们是怎麽“捞钱”的？因为从纪思道的专栏来看，他接触到的几乎都是中国的权贵。 一位新加坡读者甚至嘲讽说，纪思道的这篇专栏是“最高档的不老实，也是最坏的知识份子的不诚实”。一位署名“Ai Weiwei”的广州读者的留言是∶“献给有用的白痴∶中国看起来很有效率，只是因为它牺牲了大多数人的权利。” ●“最愚蠢的一篇专栏” 其实纪思道的这种“对比”方式，在几年前的专栏中就用过，包括用上海的婴儿死亡率跟纽约相比，我至少看过三次了。而且不仅拿美国跟中国，还跟古巴这样比，说什麽在卡斯楚的古巴，有全民医疗保险，免费教育，而美国就没有。这就像当年有美国左派记者，拿苏联的莫斯科大理石豪华地铁来跟纽约地铁（陈旧）比，批评美国一样。且不说纽约地铁的修建远早於莫斯科的，而且纽约地铁长度全球第一，莫斯科根本没法比；纽约是城市自理，莫斯科是倾国之力（更是宣传洗脑用的，当时苏联人排长队用食品卷购物，却修大理石地铁来“展览”）；更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是两种制度，有天壤之别∶一个有自由，一个被奴役。不提这些根本性不同，而拿独裁者倾国之力的“最好”来跟美国的“差”相比，这本身不仅误导，其出发点都令人质疑。 像纪思道说上海的公共学校是“世界一流教育”，但他没提的是，据“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2009年对世界21国的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但创造力却倒数第五。更严重的是，共产党控制的教育，完全限制了自由资讯、自由思想的流动，使孩子们从小窒息在独裁思维框架中，用专制的城墙堵住了他们接触世界一流思想的机会，扼杀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思想的摧残对相当多人将会是永久地致残！如果纪思道真相信那是世界一流的教育，就应该把他的女儿留在上海。 至於纪思道说，如果现在中国自由选举，共产党一定获得压倒性胜利，更到了信口胡说的地步。以中共六十年统治的累累罪恶，以今天中共各级官员的登峰造极的贪腐，以今天中国社会的巨大不公不义，以中共官员靠瓜分国库而暴富的“壮举”，他们还能被人民的选票推上台？只有“中国根本不通”们才会做那种梦！ 明摆著∶中共如果相信他们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为什麽不马上选，理直气壮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他们今天连一个温和的批评者刘晓波、一个嘲讽了政府几句的艾未未都吓得要关起来，这是他们相信自己在选举中能获得压倒性胜利的表现吗？纪思道大概被北京的权贵们灌了太多茅台，说醉话呢。 一位写明是“中国出生”的纽约读者愤怒地说∶“你的专栏是可笑的，你的调子像爱德加.斯诺（四十年代跑去延安采访歌颂毛泽东）和韩素音（已93岁，还是毛派）。”这位读者举例说，就像当年那些毫无头脑的美国记者在电视上宣称，共产党一定会在尼加拉瓜（2009年）的选举中获胜一样。当时尼加拉瓜的独裁者（听从莫斯科指示，而苏联想跟美国改善关系）同意选举，结果共产党即使作弊，还大输了15个百分点。 这位纽约的中国读者毫不留情地说，这是纪思道新闻写作中“最愚蠢的一篇专栏”；他在留言的结尾处连说了三遍∶“Shame, Shame, Shame”（可耻）！ 2011年5月5日 2011-05-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中国的选择：王伟还是王治郅
在中美军机相撞、王伟丧生的那个星期，中国篮球名手王治郅受聘到NBA打球，抵达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门（Thomas Friedman）为此写了一篇专栏，题目是“两个王”（The Two Wangs），分析这两件事的巧合，和它背後所包含的意义。 美国媒体上同时报导的这两个“王”，确实很形象地代表了中国的两种选择：走王伟式的军事扩张，不按规矩出牌的封闭专制；还是像王治郅那样进入国际社会，在共同规则下和平竞赛。 中国政府最近锣鼓喧天，声势浩大，给至今尸首都找不到的王伟封上各种英雄称号，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正如中共政权过去封的那些“伟人”一样，只要有自由的信息之风流动，那些“伟人”最後都现出“伪人”的本相，风乾成木乃伊。官方媒体上的“英雄”，在老百姓心里几乎都是狗熊。 但中国的另一个“王”——王治郅却受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喜爱。据《纽约时报》报导，王治郅首场代表小牛队出赛的那场球，中国大陆有十家电视台现场转播，多达三亿中国人观看（等於每四个中国人就有一人看王治郅打的这场球！）据报导，25％的中国大陆青少年，都有一件NBA标�业囊路�。 美国《人物》（people）杂�冶ǖ妓担�王治郅和小牛队签了两年合同，薪水是80万美元（相当於640万人民币，等於一个大陆工人300年的工资）。王治郅在国内已属最高薪阶层，年薪四万美元，但来美国打球，薪水暴涨了10倍。 王治郅不仅有了利，更有了名——被英文媒体报导，就等於进入世界。而且他还会在NBA中学到更多球艺，被（训）练成“大块头”，更具爆发力和（合理）冲撞力。小牛队教练尼尔森称赞这个来自“八一队”的中国球员前途无量，《今日美国报》认为王治郅身後蕴含一亿美元的价值。 弗瑞德门曾问NBA总裁史登（David Stern），王治郅抵美打球和王伟撞机这同一星期发生的两件事有何内在联系？史登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中国篮球比赛没有不正当防御这个规则，NBA有。”言内之意，王治郅必须按照这个规矩打球，他不可再按解放军篮球队那一套。 王治郅的“选择”意味著，只要进入世界，和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和共同的规则，进行和平的竞赛，不仅可以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员，提高中国的形象，而且通过守规矩的竞争获得成就，还能真正赢得世人的尊敬。 而“王伟”的选择，不仅引起四邻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与恐惧——面对一个扩军备战的专制大国，而且最後的归宿是坠向大海、自我毁灭。 有人渴望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当世界之“王”，但首先要选择的是哪一个“王”，王伟——报纸堆起的“伟人”，还是王治郅——2米15的真正巨人。 2001年4月28日於纽约（载《大纪元网》） 2001-04-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美中接触频繁，只为保持沟通
何清涟 最近美中接触频繁，4月2日，习近平应约（意思是美国主动）与拜登在通了个电话；紧接着是美国财长耶伦访华。从拜习通话结果来看，似乎毫无进展，也许有人会问：在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尴尬状态之时，这种通话有什么意义？这事儿，得听听美国的中美战略-关系专家们的看法。 媒体对会议报道多是照录如仪 几大英文媒体都报道了这次长达1小时45分钟的通话，当然都是先从两国各自发布的新闻稿中寻找亮点，比如都用“坦诚”来形容这次通话：白宫称，两人进行了“坦诚和具建设性”的讨论；新华社则表示两人“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内容包括中美在禁毒、两军沟通、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和气候变化等合作领域的进展，重点当然还包括台湾问题。 通话之后，中国官媒引用习近平的话称，今年中美关系要坚持几条大的原则，一是以和为贵；二是以稳为重；三是以信为本。白宫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对两国保持沟通渠道开放，负责任地管理关系的持续努力表示欢迎。通话后 ，拜登在 X（前推特）上写道：“我期待着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负责任地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百年老报、发行量第二大的《纽约邮报》可能是美国大报中唯一表示不满意的，在4月2日的报道“How lame was Joe Biden in his latest call with Xi Jinping?”中调侃了一把，文章中先说“拜登总统在周二的电话会议上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报了美国在几个问题上的立场；习近平的回答基本上是‘FU’”，但随后又说“不，习近平并没有使用这些确切的术语。但足够接近了”——意思是指拜登所谈一切，都遭到习近平的否定回应。文章中还有一些话，我就不引用了。 美国中美关系专家意见：保持沟通就算利好 有些评论不起眼，但给出的信息很有意思。BBC在《习近平拜登：再次“会谈”，中美之间的分歧减少了吗》（4月3日）一文中，梳理的几个要点各报都有，最出彩的部分是在“意义：“向全世界表演”这一节。该节引述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罗伯特·戴利（Robert Daly）的谈话，认为虽然这次讨论并没有明显改变两国关系的现状，但有专家认为这可能不是重点。戴利认为，尽管双方都把重点放在了合作和对话上，但“这并不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解冻的迹象”，“两国领导人都希望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他们知道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非常紧张。关键在于要控制风险，并且尽力而为。但两位领导人都没有寻求改变两国关系基调的机会。“ 戴利的态度并非他个人独有。习拜通话后，国内网站上广为传载一篇文章《孙成昊：美国学者对我说，中美之间哪怕互相争吵，也比不说话强》，内容是观察网记者王恺雯采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孙成昊。近日，孙成昊随该中心主任达巍等访问美国，重点是走访了多家美国智库，其中当然包括威尔逊中民。该采访中谈了美国智库关切的问题，以及双方在美中关系上的不同看法。但孙特别提到一条，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加强各个层面的交流，例如在官方层面，美方人士希望把打击芬太尼的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执法合作。他们也特别强调民间交流，包括人文交流。以下是孙的原话，“此次访问之前，我们也担心一些智库不愿意和我们沟通，但后来发现他们普遍都很欢迎我们。这些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无论两国关系处在什么样的状态，竞争也好、博弈也好，该沟通还是得沟通。有一位美方学者说：‘哪怕是互相争吵，也比不说话要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中方“我不理你了”的戏码刚结束 美方智库有只要形式上保持沟通，“哪怕是互相争吵，也比不说话要强”这种认识，实因不久前中方还对美国上演过“我不理你了”——中美两国元首不说话的事情发生，而且不短，大概有一年左右。 互联网上的痕迹，查起来远比纸媒时代方便，且摘录几则： 《习近平拒绝与拜登面对面会谈》（法广，Sep 15, 2021） 《拜登仍盼与习近平通话中国继续冷淡回应》（美国之音，Apr 11, 2023） 《拜登计划与习近平通话：稳定恶化的美中关系？还是重回接触的失败模式？》（美国之音Mar 18, 2023） 除了高层沟通之外，美国还特别担心两国军队的高层交流中断。《美中军方在中断交流一年多后恢复对话》（《华尔街日报》，Dec 22, 2023） 认为：“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与中国对等官员进行会谈，表明美中军方在中断交流16个月后恢复对话。这是华盛顿和北京方面努力保持双边关系积极势头的又一迹象。 看多了这种对“中国不理美国了”的担忧报道，就会理解2023旧金山拜习会获得那么多美媒报道并给予积极评价的原因。 美国主动与中国接触，目的是达成风险管控 2023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后，《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黄安伟（DAVID PIERSON）在《布林肯访华揭示美中分歧：高层外交解冻，核心问题犹存》（2023年6月21日）写了很多细节，暗示中国官方推动网络上中国对美外交的胜利叙事，比如习近平坐在长桌一头，而不是象接见前两任美国国务卿那样坐在扶手椅上，官方媒体借这些场景暗示“布林肯此行是为了让中国放心，是来听取中方关切问题的”。 这篇报道试图说明中国网民普遍认为美国求恳中方搭理的各种表现与言论，读来多少有点滑稽：“但对中国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受众、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人来说，这些场景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对他们来说，布林肯是在恳求了好几个月后才收到访华邀请的。在访问期间，他被教育要尊重中国的利益，扮演了向习近平恳求的角色。中国的社交媒体用户们幸灾乐祸地指出，布林肯是在父亲节那天抵达的，按照互联网上的说法就是，习近平是美国的爸爸。” 即使如此，黄安伟还是写出了美国官方的态度：“美国官员说，布林肯访华是有必要的，因为在作为竞争对手的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两支最大的军队）之间保持定期的高层外交接触，对避免公开冲突至关重要。不仅美中两国的政府寻求关系的稳定，他们的盟友和其他国家也希望两国这样做。外交接触让双方能够在闭门和公开的会谈中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美中两国的外交经验不在同一层次 如果说拜习通话，主要意在接触，那么耶伦传达的信息要具体得多（另文分析）。本文长话短说，之所以在美国主动接触中国这件事情上，美中两国有如此不同的看法，乃在于两国的外交经验不在同一水平。美国作为美苏冷战的一方，深知两个敌对的拥核超级大国保持接触、避免误判的重要性。冷战期间，美苏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和对话，认为相互了解，尤其是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至关重要。基于这种认识，肯尼迪政府一方面与苏联. 争夺寸步不让，强化美国的军事实力，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也与苏联保持联系，1961年的美苏首脑会议，实际上是给双方一个估量对方的实力的机会。肯尼迪通过这次接触，多少增进了对赫鲁晓夫个性的了解，据其幕僚肯尼思·帕特里克·奥唐奈尔（Kenneth Patrick O’Donnell）后来的回忆，这种了解是肯尼迪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处理得当、让美国获胜的因素之一。 中国则缺乏冷战中作为美国对手的经验，对关系持续恶化中仍然保持接触的重要性了解不够，这可能就是中方对美过去两年采取“我不理你了”态度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仍然反对使用竞争来界定美中关系，认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对关系，这其实是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对两个利益冲突的大国如何相处缺乏足够的经验所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4月5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405202414182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温家财富故事引发的两大看点
就在中共十八大行将“胜利召开”之时，《纽约时报》10月26日那篇“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为这场本来就艰辛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本来，中国人一直表现得对腐败深恶痛绝，一讲起权贵敛财，似乎都痛恨莫名。每有外媒发表高官贪腐内幕，能看到消息的国人竞相传播。但这次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引起的反应却有些不同。 第一个看点是，不少中国人关注的不是温家财富的真实情况，而是与腐败无关的政治正确。也因此，在一些中国人与一些华文媒体眼里，《纽约时报》成了造谣者，成了被周永康与薄熙来利用的工具。某家中文网站干脆将这篇报道的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美国人）硬给说成是曾经高调吹捧薄熙来“唱红打黑”的《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社长张大卫（华人），认为这是他策划的阴谋，经另一家中文网阿波罗拆穿后又赶紧撤下。某位台湾教授也来凑热闹，认为温主张改革，绝对不会腐败。 国内的网友有关此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温总理可能不知道他家人的所作所为，他长相儒雅、谈吐温文，主张改革，就不谈了吧；还有人干脆说纽约时报记者拿了高额佣金，给人当枪手；还有人一口咬定，不曝光其他人，如薄家，只针对温家，非常不公正。@ericzhun 说：“在中国权贵亲属利用其亲人的影响力谋私利，基本上是常态。为何独独攻击在党内高层唯一具有些普世价值和政治良心的温家宝呢？ 显然散布消息者别有用心，想阻挡温企图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 ——以上，就是这几天我在网络浏览及推特交流过程的部分经历。 这些中国网友的反应，说明他们需要政治镇痛剂。至于真实是什么，他们不感兴趣。确实，温家宝与别的中国领导人不同。十年来，每逢灾难发生，温家宝作为国务院总理，总是出现在灾难现场，用眼泪与温言软语安抚了中国人那被冻得冰冷的心。中国人从1976年在十里长街上送走了“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之后，再也未遇到一位表现得如此“亲民”的总理，人们愿意接受他自我塑造的亲民与清廉形象，激烈地排斥与这一形象不符的任何信息，哪怕这些信息是完全真实的。 这些反应表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中国人当中是种稀缺品质。不少中国人将制造了种种国家罪错、夺命无数的毛泽东视为“大救星”，也是出于同样心理，即他们需要毛做一个拯万民于水火的偶像存在，真正的毛是个什么人，做过什么事，他们不感兴趣。 我不能判断这种犬儒心态的中国人占中国人的比例有多少，但我知道只要中国人当中有一半这样的人，中国离现代民主政治的距离就非常遥远。如果腐败也因人而异按政治正确来划分，与中共用腐败做为权力斗争工具本质相同，那种逻辑就是：是我同类，腐败有理；非我族类，腐败当诛。由这样的人民与政府构成的社会，能成为一个健康社会吗？ 第二个看点则是“温家人”对《纽时》文章的反应。 其实，温家财富不是第一次被曝光。《21世纪经济报道》曾于2004年6月发表“平安保险间接大股东‘傀儡富豪’郑建源调查”一文，人们根据该文末尾一段话猜测郑建源的幕后老板就是温云松。从那以后，各种传闻如影随形般地尾随这位贵公子。路透社2010年1月25日发自香港的一条消息披露温公子的新天域公司，英国《金融时报》于3月10日发布China: To the money born ——中文译名为“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又名“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温夫人张培莉经营珠宝业更是港媒时不时翻炒的冷饭。 《纽时》这篇文章新曝光的料主要是两点，一是温太夫人杨志云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股份在2007年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二是温相弟弟温家宏及其妻弟张剑鸣等人拥有数量不菲的财富——经过计算，温家族成员总共拥有27亿美元财富。 27亿美元与传说中的中国高官家族财富达到规模数百亿的距离很大，但与《中国新闻周刊》公布的谷开来姐姐的1.26亿美元、彭博社公布的习近平姐姐家的3.8亿美元相比较，就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了。尽管中国外交部已经谴责《纽时》报道是抹黑，但人们认为，爱惜羽毛的温总理不会任人这样诬蔑，一定会好好掰扯掰扯这事。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就希望温家宝能够出面说明一下，财产规模究竟多大，是否合法。 温相果然不负众望，两名中国律师代表“温家宝家人”发表声明，反驳《纽时》有关温家秘密财产的报道，要点是：《纽约时报》中提及的所谓温家宝家人的“秘密资产”并不存在。温的直系亲属从事的都是合法商业活动；温母除了符合规定的工资和退休金外，没有任何收入或产业。这份律师声明的中文版本广为流传，并且允许放在国内论坛如凯迪网上，引来数万网友竞洒一掬同情之泪，谴责别有用心的薄党与《纽时》等甘愿当枪使，重新占领了道德高地。温相及其家人如果到凯迪潜水，一定会觉得民气可用，民心可恃。经此番掰扯之后，获得心理平衡，继续做“人民的好总理”。 有趣的是，这份律师声明，无论中文本还是英文本，均未送达《纽约时报》。《纽时》是从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上看到的。于是《纽时》于10月28日发表了一篇Chinese Premier’s Family Disputes Article on Riches，文章声明，有关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内容准确，并表示《纽约时报》手上有公司注册材料的复印本，上面注明温母2007年持有约1.2亿元平安公司股票，复印本上有其本人签署和身份证号码——更有趣的是，不知哪位热心网友将温太夫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有关股权证明复印件上传至网上，让众网友一饱眼福。 对那些痛骂《纽时》别有居心的国内同胞，我想说一句：曾有许多外媒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向北京叩头，默多克与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都是典型事例。《纽时》为了报道这条消息，牺牲了市场与巨大的广告收益。中国媒体做不到的事情——扒权贵的粪，《纽时》代中国人做了，我们中国人应该感谢《纽约时报》坚持媒体的价值理念。 对于温相，我也想安慰一下。《纽时》的报道不会引起十八大人事变动，更不会影响您退休后的政治声誉。理由：一、您的诸位政治局常委同僚们对自家事情再清楚不过，大家彼此彼此，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是27亿美元与72亿美元的关系，保护您就是保大家；二、您已采用“法律手段”，不，是律师声明澄清自己从未为亲属谋利，家人经商的收入是“合法”的，党一定会接受这种“澄清”；三、在国内，您没损失什么，因为贵党封网有效。您心情不好时，多到凯迪网等论坛上潜水，就知道人民还是了解您、信任您的。将来万一再到国外访问，筛选一下记者，别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到会，就会万事和谐。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那确实不得了，比如当年《纽时》就将本国的总统尼克松弄得灰头土脸地下台。但这是在中国，一篇美国媒体报道也就当风儿轻轻吹过，连老百姓都没当回事，您不照样还是“人民的好总理”吗？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Ma's ideas are dangerously naive
During his trip to the US,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Chairman Ma Ying-jeou (马英九) demonstrated his willingness to reach a consensus and sign a peace accord with Beijing, normalize cross-strait direct links and establish a cross-strait confidence-building mechanism. It was as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no missiles pointing at Taiwan and Beijing was a benign and rational regime. Ma's arguments were very similar to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Neville Chamberlain's policy of appeasement. However, the world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buy this kind of political naivete. The US especially, has turned a deaf ear to a Ma brimming with self-deceptive ideologies, and is funneling its global resources into a strategy designed to squarely face the rising military threat posed by China. The diplomatic actions taken by the US over the past month reveal Washington's attitude toward Beijing. Four weeks ago,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visited Southeast Asia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focused on signing a pact with the Indian government to end the nuclear trade embargo imposed on that country. Although the US has pledged to provide India with civilian nuclear technologies only, the outside world cannot be sure whether or not India will transfer these technologies to military applications. In view of this, the US has tacitly acknowledged India's ambition to develop its nuclear program, thereby creating an equilibriu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helping to contain Beijing. US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s trip to East Asia last week indicates a similar strategic objective. In Jakarta, Rice stres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S and Indonesia to prevent China's manipulation of ASEAN. Prior to her departure for Australia to attend the ministerial-level T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in Sydney between the US, Japan and Australia, Rice had already expressed concern over how the world is going to prevent China from threate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becoming a "negative force." The US, Japan and Australia have close ties, as the leaders of these nations all belong to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s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is now serving his third term in office and will have been in power for 10 years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In a recent opinion poll, Howard's approval rating was 64 percen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Junichiro Koizumi is also a strong leader and led his party to a landslide victory in last year'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cumbent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Taro Aso is very aware of China's ambitions. When Koizumi first came to power, his foreign minister was Makiko Tanaka, a China-leaning politician. Tanaka's successor, Yoriko Kawaguchi was friendly toward the US. But, Aso holds an distinctly unfriendly attitude toward China. In a recent speech, he referred to Taiwan as a nation and criticized China's unwillingness to make its military spending transparent. Washington has gradually switched its strategic objective to As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ene has also tilted in the US' favor. Three years ago, France, Germany and Russia were opposed to the US decision to wage war in Iraq. In Germany, the left-wing government has been replaced by a right-wing one holding a similar stance to that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hile France and Russia are now preoccupied with internal problems. And leaders in the UK, Italy, Australia and Japan have remained in power or won re-election despite supporting the US in its invasion of Iraq. In Poland, the conservative faction favoring the US recently won a national election. Canada also underwent a transfer of power when the anti-Iraq war, Liberal government lost to the Conservative Party. Since the UK, Italy, Australia, Japan, Canada and most other countries across Eastern Europe support the US' role in the worl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finds it easier to conduct its strategic plans, ask its allies to move their strategic objectives to Asia and help to contain a rise in China's military power. Because Chamberlain failed to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the Nazi regime, he eventually stepped down as British prime minister and has been remembered ever since as a naive politician. Will Ma be able to assume power as a result of his wishful thinking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o Changqing i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Daniel Cheng 2006-05-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