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环境评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重灾区
――读冯永锋《边做环保边撒谎》一书的随想 有关环保的书籍与专题报导我读过不少，但冯永锋这本书还是吸引了我。因为书名就让我想读下去，弄明白到底是谁在“边做环保边撒谎”？ 环境评估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重要领域 我一直认为，环保方面最大的撒谎者是中国各级政府。一个现代国家对于本国环境一般要设有三道屏障，一是法律，二是企业投产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对企业污染的监测。从形式上，中国这三道屏障一道也不缺少。中国政府早就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各级人大和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多达1700多部。中国各级政府也设有专门负责环境评估、环境监测的环保部门。但事实却令人沮丧：就在这三道屏障一道都不缺少的情况下，中国的环境生态迅速恶化，濒于崩溃。原因也很清楚：所有的政策与法规最后必须要官员落实，而高度软政权化的政治现状却使得政府（官员）行为随时随地成为法规的破坏力量。 《边做环保边撒谎》证实了我这一看法。在“金章第一：垃圾的进攻”里，作者触及了中国由政府掌管、专家参与的环境评估那不堪查究的巨大黑箱。 书中谈到，2008年9月4日，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文件附件中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第6节有这么一段内容：“根据正常工况下产生恶臭污染物（氨、硫化氢、甲硫醇、臭气等）无组织排放源强计算的结果并适当考虑环境风险评价结论，提出合理的环境防护距离，作为项目与周围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控制间距，作为规划控制的依据。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 据曾参加评估的中国环境科学院的赵章元先生披露，原来最初定的是1000米。按照二恶英的污染毒性，1000米距离也太小，定为300米完全没有依据。 减少的这700米，就是利益集团俘获国家（Capture State）的例证。作者虽然没有举证出俘获的具体过程，但我知道《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月那篇“环评领域成腐败‘高危地带’，专家吁打破利益链条”一文曾有“举证”：2002年至2008年6月，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中心负责人因腐败问题被调查。 作者在调查了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的垃圾焚烧项目后指出，目前围绕垃圾焚烧形成了一根粗大的利益链条，焚化设备的厂家及其在中国市场的代理人，以及他们贿买的政府官员与在高等院校研究所任职的专家。这些人无视垃圾焚烧场附近居民多患癌症这一事实，硬把垃圾焚烧说成“无任何污染”，炮制虚假资讯并将这类专家意见用作政策制定依据。负责审批的官员们当然知道这些专家意见是瞎扯，但他们需要专家意见作为掩护。所这这一通知成了中国各地大建垃圾焚烧厂的依据。 与时俱进的“玩弄程序” 上述只是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一个例证。事实上，据我近年搜集的资料，所有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均有当地政府环保部门为其背书。以福建屏南环境维权案为例， 被告榕屏化工厂这个高污染企业就获得当地环保部门的背书，称其“环保设计验收合格，环保设施齐全、先进，‘三废’排放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江苏溧水县南京金焰锶矿排放的二氧化硫已经将企业所在地的树木全部熏死，引起当地村民严重不满，数度与该企业发生冲突。但由于锶矿是该县利税大户，所以成了“排污达标单位”，既有溧水县环保局为其审批通过的“环保污染治理项目竣工验收报告表”，也有南京市环保部门颁发的“排放污染许可证”。专家既然如此肆无忌惮地为污染企业背书，他们的公信力自然会被质疑。 环境评估这道屏障既已失灵，就只剩下环境监督这个环节了。负责监督的环保局当然不会自打嘴巴，将自己评估“合格”的企业列入污染名单加以监督。这样一来，与污染企业作战的重任就落到了势单力薄的少数民间环保组织肩上。冯永锋以大量笔墨描述了这些民间组织多年来的辛苦奔走，以及环保人士那有如站在旷野里的呼号。更滑稽的是，地方政府已经深谙如何玩弄程序，为这些民间环保组织制造困难，堵他们的嘴巴： 从2008年末开始，四万亿救市行动启动，云南省分到了一杯不小的羹。但作者指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云南省设计了高达“三万亿”规模的新经济发展规划，几乎都是水电开发、矿产开发、土地转让、木本油料作物种植这类生态危险性极大的项目。许多准备了很长时间不敢正式拉开帷幕的项目也趁此机会，走上了“程序正义”的进程。一些水电项目开始公示“环境影响报告”简本。作者无奈地指出：“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有无数的水电大坝要野蛮开工，要无证上马；接下来的几年，所有试图非法伤害中国环境的项目全都会假惺惺地遵守国家法律、走一走‘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在这样的项目包围圈中，绿家园、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这样少得可怜的敢于直面问题、诚恳表态的民间环保组织，杨勇、范晓、吕植、翁立达这样的少得可怜的敢说真话的专家，有多少精力到‘程序场’上逐一与之博弈呢？” 看到此处，读者不能不佩服中国官场的太极功夫，也不能不为“彩云之南”那块曾经非常美丽的土地担忧。 毁坏家园的还有谁？ 是不是说中国环境生态恶化至如此地步，普通中国人就毫无责任？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等于说每一个人都没有责任。正确地说，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与本地民众的素质极有关系，河南省发生的故事就让读者看到了人类自我毁灭的过程。 在“木章第二”中，作者记述了近几年河南南阳桐柏县的砍树、偷树风潮。这次的受害者是到当地植树造林的绿色产业投资者，施害者就是本地的部分居民。这种高强度偷窃的结果，是当地培养出了两个类型的富翁，一类是偷树的人，一类是保护树木的林业系统干部。在河南省的林业政策与林业管理局的官员及偷树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植树造林者不仅血本无归，他们向政府寻求帮助的过程，是与政府交恶的过程，是被林业局以各种莫须有罪名告上法庭的过程，是被当地偷树集团暴揍痛打的过程”。 保护物种的中国式荒诞在中国到处都有发生。以齐齐哈尔的丹顶鹤栖息之地扎龙湖为例，在这里，一方面，自然保护区并不因为拿了保护区的名号与利益，就承担起对保护区内的自然物种的保护责任。保护区的利益相关者只不过是借着物种的名义，向有关方面要更多的“生态补偿”，物种保护“成了谈判桌上的筹码，成了申请书里的关键词”。另一方面，人在肆意侵占野生动物禽类的生存空间。保护区的自然村屯不断扩大耕地和基本建设规模，外来单位进驻保护区大面积开垦原始湿地，鱼、鹤雁等鸟类及其所产的蛋成了住民们最方便的食物，其结果是人在几十年间从500人变成了3万人，扎龙变成了“无鹤之城”。 还有一些地方如内蒙古、青海在生态严重破坏之后，部分居民觉悟到要保护环境时，方才发现他们虽然居住于此，但却不是这块土地及附着于这块土地上所有资源（包括动物、禽鸟、植物）的主人，“主人”是那无处不在的国家的天然代表――政府。这，又牵涉到中国的土地制度与资源归属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要想解决，除了中国政府愿意放弃目前经济增长唯一可以依赖的土地及资源控制权。想与政府“商量”这个问题？其难度有如与虎谋皮。曾给城市拆迁户带来极大痛苦与灾难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饱受质疑，而政府对这种质疑的回答是将其改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除了内容换汤不换药之外，名称上干脆为土地的归属性质确权。 结束集体撒谎才是自救之道 回溯近四百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不断向自然榨取的历史。22年以前，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走向未来丛书之一）里面已经将这个过程描述得很清楚了。今天，中国人口压力依然非常巨大，再加上土地及一切资源均属于所有者虚位的“公有”，森林、河流、草原、湿地都成为“最受欺负的虚无之所”。这固然是“中国人对土地从来没有生成过敬意，是因为自私与公益错位所造成（作者语）”，但我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环境保护，本质上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战天斗地、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是在毛泽东时代才受到政治鼓励并大行其道的。改革以来，政府口头上宣称要保护环境，但其鼓励的还是那种过度透支资源、竭泽而渔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要划分责任，应该说，在环境保护这个关系中国华民族未来命运的话题上，政府是破坏活动的始作俑者。而民众对自然界的过份榨取的动机则比较容易理解：很少有人会爱护一块在法律上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草木森林与一切生物。 环境生态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座，是所有中国人都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政府”这所房子的地基。无论这所房子是处于长期维修状态（政府的保守派与民间立宪派的共同主张），还是需要拆了重盖（革命派），中国都需要让自己立身的地基保持牢固状态，这样才能保证住民们的安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想来无可争辩。 《边做环保边撒谎》无疑是本有责任感的好书。作者是位中国环境保护的“在场者”，他用生动的语言展示了正向中国人迫近的环境灾难。但他所言说的不仅仅是展示，他也道出了“解决方案”：结束这种集体撒谎的状态，停止向自然界过度索取。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2月25日，第20期）
何清涟2025-11-06 09:04👍 0💬 0历史无情亦有情——为纪念赵紫阳逝世而作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但这句话用于赵紫阳先生却不合适，这倒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等候中国当局为他做个结论，送上一堆“伟大的……”之类的美谥，因为那类美谥于活人的待遇有用，但于真正的历史评价却无太大的关系。人们纪念赵紫阳，是因为他曾经开启过的政治体制改革话题至今还未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当人们拥有一件事物时，并不觉得这件事物有多珍贵，只有当失去它时，人们才会从对比当中感到失去的是多么珍贵。当年赵紫阳先生在位时，人们因胡耀邦去职而愤懑难平，这种愤懑无法针对逼胡耀邦下台的邓小平，于是都转移到赵紫阳身上来，这也是赵紫阳至死都在背负的一个道德包袱。那段时期，人们还未感觉到赵紫阳于中国人民的珍贵，也不知道赵紫阳提出的以民主与法制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会与中国人民日行日远，最后竟然变成言论禁区。 随着继赵任总书记的江、胡陆续登台，尤其是近两年，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党务系统向左急转，政务系统则向右转，现任领导人表现出对毛时代统治方式（尤其是思想与意识形态控制）的迷恋，在解决社会矛盾与底层不断的反抗活动时，则越来越表现出对政治暴力的偏好。直到此时，人们方才感到赵紫阳先生的可贵。 人们在对比中发现，在中共历任总书记中，赵紫阳是唯一一位真懂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在做封疆大吏时，他就以解决民生、舒解民困见长，“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当时两句广为传颂的民谣。至今为止，对中国的改革，人们常会这样总结：80年代的中国改革，是各阶层普遍受益的阶段，但很少有人指出，这一阶段，正好是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的时候。只有在中国陷入因权贵私有化而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并由此引发种种社会矛盾时，中国人才会想起中国的经济改革迄今虽已长达26年，但只有胡、赵时期的改革才是追求廉政、均富、自由和平的理想主义改革，也只有在那一时期，民众才真有改革的参与感。通过对比，人们才恍然悟出：赵紫阳的被迫下台，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还标志着理想主义改革在中国的终结。 也只有到了90年代末期社会矛盾进入高发期之后，人们发现中国当局越来越表现出对政治暴力的迷恋，动辄使用武警、军队等专政机器对付养育这些军队的“人民”（这时候“人民”已经变成了“扰乱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或“阴谋颠覆政府”的罪犯）。对比之下，人们才知道1989年赵紫阳先生在天安门广场面对数以百万计民众的和平抗议，在明知邓小平已经考虑使用军队镇压之时，还敢于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原则是何等难能可贵。虽然赵紫阳的这一建议与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被邓小平的强人之手碎为齑粉，但这一建议承载的政治智慧与道德勇气却历久弥新，与历史同在。 在为民间创造活动空间方面，赵紫阳也为知识界与工人做了许多事情。如今的中国，国安部正对中国的社会公共生活加强渗透，“阴谋颠覆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 成了国家诬陷的常用手段。对比之下，人们自然会觉得当年赵紫阳先生尊重思想自由的作风是何等难能可贵。经历过80年代中国改革的人士都知道，赵紫阳擅于策略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对西方民主学说持开放姿态。1983年他与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他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破坏减低到最小限度。人们记得，赵紫阳在非常策略地尽快结束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就迅速扩大新闻自由，使中国在经过80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之后，还能出现一段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中国的“新启蒙”得以继续。如今已经完全沦为弱势群体的工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赵紫阳曾经创造过一次改变工人命运的机会，1988年年底赵将改革派中颇负盛名的朱厚泽推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一职，并从根本上恢复了工会的本义：明确规定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以后工人罢工，工会只许站到工人一边，而绝不准和党委、厂长站到一起。如果考虑到目前中国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在任何一轮利益博弈中中国工人这一社会群体都处于弱势状态，人们都会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当年赵紫阳的改革能够继续推进，今天的中国绝对不会是权贵们肆意掠夺公共财产的天堂。 回忆起赵紫阳当年的作为，纪念赵紫阳的意义就远远超出纪念一位政治历史人物的意义。因为在这位老人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历史沧桑，还体现了中国政治在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道路上所遭逢的艰难曲折与踣跌起伏。人们纪念这位曾经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第一步的共产党领袖，为的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话题重新引入中国的政治生活。 历史无情，因为历史往往并不将机会赐给那些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但历史也有情，因为历史并不全是以成败论英雄，经过时间的淘洗后，历史有时还会记住那些真正能够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的人物。 赵紫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中共党史那林林总总的领袖人物中，他与胡耀邦两人，将以富于人性的健康人格与“阳光形象”与他人有别。只此一点，就已经弥足珍贵。 （原文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1月20日，总 71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5👍 0💬 0远志明对柴玲性侵案鉴察我们的光感和盐味
“神阿，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139:24）看在我里面有什麽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139:23）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门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4 ～ 16） 远志明牧师性侵柴玲姐妹的事，经柴捅了出来，在基督教这片天地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在一些基督教网站特别海外主内论坛，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甚至一个多月来一直高烧不退。 关于事实真相，我相信柴玲多过远志明，因为，一是从动机上看，如果不是真的，柴玲没有抹黑远志明的理由；二是柴玲通过了测谎测试，证实她说的是真的，一位 作者曾说∶“测谎当然不能当作绝对的根据，但在强调法治的美国，仍是一个重要的司法参考。正巧昨晚看到福克斯电视台Megyn Kelly主持的节目，是对 2011年轰动全美的失踪女婴Lisa Irwin的事件回顾，现场请来在CIA做过25年侦讯测谎的专家菲利普.休斯敦(Philip Houston)，这位著有《侦破谎言》(Spy the Lie)、审讯过恐怖分子的专家说，即使有律师指导，一个犯案人也无法管住他的肌肉神经系统，测谎(及面对审讯)时，是会被专家看出破绽的。所以测谎，还是必要的。任何一个真正无罪、自信的人，都不会拒绝一个能够澄清自己的机会。” 我多麽愿意远志明在信主成为新造的人之后，新造的人相称，自己在神面前认罪然后也在柴玲面前认罪求宽恕，就是柴玲起初拎起个丑闻时，远应该认罪赔罪，取得谅解，不该与柴较劲，激起柴的怒气，把捂了多年的丑闻打开了盖子，大白于天下。 事到如此，华人基督徒震惊，每一个人都在心里或心外卷入这个旋涡里，显示出形形色色的光感和盐味来┅┅ 我开始是淡然处之的，我的理由，一是远志明是影响我最大的牧师，曾几何时，他的讲道我每逢必看；二是从柴提供的有限资料情况看，她的证据不足，成了“她说 的/他说的”浆糊，再说，也是有许多基督徒们说的“我也是罪人，我没有资格论断另一个罪人”，我不能妄加评论；三是即或柴将来出具的证据确凿，事实清 楚，如莱温斯基指控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样，有精斑为据，然而事过20年了，而且是远作流浪儿时犯的罪，不但在人的法律上过了诉讼期，而且在神的律法里也得到 饶恕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后 5∶17）；四是柴应该顺服神，“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著∶“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 12∶19），虽然远志明是天国的人，他的罪被神赦免了，但如果拒不认这个罪，“真作假来假亦真”，他在天国里的赏赐就会有相应的折扣而让他悔之不及； 五是这样的丑闻捅出来亲痛仇快，对华人教会不啻是一场大地震损失太大了┅┅ 渐渐的，又有了一种想为这件事写点什麽的感动，从哪写起呢？当然是从上述四条理由作为考量了。第一条，虽然占据比重很大，但只是埋在心里，掩藏于笔端，不 能见之于众的，就因为远牧师是名人是你敬慕的，你就袒护他，那麽公义何在？第二条，也是当今芸芸众信洁身自好最堂皇的冠冕，我也要作一名看客吗？想想旧约 时代的先知以及耶稣基督，就因为一张“乌鸦嘴”触犯众怒你就人云亦云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第三条，站在世界这个角度看的，从法律效力说，柴玲应该清楚， 就没什麽写头了，但从新造的人这个角度，是很值得重彩著墨的，过去就过去了，无论是柴玲还是远志明都得重新做人，也就是“现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里面活著”。应该加上第四条，也是我看好的理由，我就从这个角度切入┅┅ 慢慢的，心越来越沉重，我扪心自问∶ “如果是真的，被强奸的是你亲人，比如母亲、姐妹或是女儿，你还可以有这样“道德”论与“属灵”秀吗？ “如果是真的，强奸施害是人而且你又有振聋发聩的名声，你在对方证据不足又超过诉讼期有利条件下，有勇气不打自招吗？ “不管是心里心外公开或不公开，既然这个事发生了，无论站在个人的还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上，你总得有个是非对错的观点吧？因为公义是你效法基督的需要，你脚 前又有灯路上应该有光，你看见了却装假，“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著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难道是神所喜闻乐见的吗？ 我又泄气了┅┅ 写到这里，我就停下来了，停了约10天，脑子里却不停，常常考虑著怎麽写好？我在远柴案子中出现怎样的光感和盐味？ 我真的不知所措，我只觉得应该祝福远志明牧师，上帝让这件事发生，自有 的美意，也许，远长期奔波于台榭镁光之下，喝主的血吃主的肉太少了，江郎才尽，于是解经时“神学不够哲学凑”，引起许多听惯牧羊人声音的羊判别为异端；或许远志明牧师在随著人气的曝涨，“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神适时地给他敲一下警钟； 或者神真的为这件性侵案让他毫无保留地淘宝自己，好让神将自己的美好放进去┅┅ 不管远牧师涉不涉案，也不管他是不是继续“任性”，他讲的道，我不减当初，满腔热情地听他的道，我不是像粉丝一样追逐偶像，慕名人冷基督，而是如鹿渴慕神 的话语，天上的吗哪，无论降在何处，也无论谁手捡起，我都吃。远牧师是哲学这个恩赐的好当家，他从哲学的角度通透明确地解析神的话语，很到位，听了得饮 足，让那“人人心中有，人人嘴上无”的平常而奇妙真理，成为我的“胃舒平”和“维他命”。 我愿为远志明牧师祷告，求神带领，远牧师还活在世上，面对世人牧别是站在地上活在天国的世人，有一个了结，就这件事，“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自己脱去一个负累。 我也同情柴玲姐妹的痛苦，20年的折磨，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旧事重提，那勇气可能真是从神而来，神要成就自己的旨意，叫柴玲姐妹这个守望者拉响敌情的警报，也愿意柴姐妹适可而止，矫枉不必过正，这是我从神叫外邦人教授悖逆的以色列学习顺服的课程时看到，见好就收，随之滥用也不讨神的喜悦。退一步说，就是对峙下去，在这个帐上转磨菇，也没有结果，倒不如交给神，因为，当那日，我们都是被告，耶稣是原告，神在自己的审判台前审理每一个人的案子。 我愿为柴玲姐妹祷告，求神带领，这件事不要成为她的负累，愿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我愿意为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愿在这件事上神喜悦我们新造的人本能地发出来的光感与盐味，愿在神的旨意中量给我们的旅途上，我们胜利地跑过这一段当跑的路┅┅ 2015年3月5日 ——原载《博讯》∶http://blog.boxun.com/hero/201503/777/1\_1.shtml 2015-03-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从“金融整顿”到“防经济政变”
何清涟 中国政治经济词汇中，“金融整顿”一词常见，隔上一阵就要出现，只是被整顿的对象有点不一样而已。“经济政变”这个词，却是2015年中国股市大跌之后出现的新词，专门针对那些能够在中国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资本大鳄，名单内部掌握，外人猜也没用。本文须回顾资本市场弄潮儿的前世今生，理清一下今年这轮金融整顿缘何变成了防经济政变。 金融整顿处于“进行时” 新一轮金融大整顿正在推进。从今年2月开始，先是号称“超级白手套”的资本大鳄肖建华被抓，继之于3月开始放话要整顿金融市场，5月份公布监管措施，再到最近邓府孙驸马吴小晖被抓，整顿之网一步一步在收紧。 有在中国工作过的老外说，中国企业界“每个人都像被一条皮带牵着的狗”。这话比较形象，但细究起来，狗的境遇有两大区别，一是狗脖子上的皮带松紧不一，有的狗脖子上的皮带松一些，有的紧一些；二是江胡习三位总书记的时代，狗的境遇很不相同，江时代，企业家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要被发展入党；胡时代，虽然政治地位没那么高，但狗脖子上的皮带有时仿佛不存在。到了习近平时代，狗脖子上的皮带普遍收紧了，金融整顿，就是勒紧狗脖子上的皮带举措之一。 美国政府对金融业以监管为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种政府介入重组整顿比较少见。但中国金融与美国不同，这个系统完全托生于权力，因此在中国金融行业赚钱，不取决于操盘者分析关于风险和收益匹配的模型与各种市场信息，而是依靠杠杆使用、利用信息不对称运作市场这两招来赚取利润。 所谓“杠杆”，就是获取银行资金，尤其是低息贷款的能力，决定着金融业的投资收益远超过其他领域。中国金融业存在严格管制，杠杆时松时紧，所以中国金融的“资金杠杆”的质量，决定于“权力杠杆”的力度。如果权力够大，既可通过获取信息抢占先机（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买进抛出的时间决定企业的生死），又可以获得优质（低息）贷款，有了权力杠杆，金融的收益几乎是几何级增长，成为吸引资源的黑洞，不断吞噬社会（他人的）财富。这就是中国股市利用内幕消息炒股往往能赚取超额利润，跟风者常被套牢的原因。 如今，金融整顿的对象当然是这些能够借用权力杠杆，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的资本大鳄。 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弄潮儿：由红变白 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与权力结盟。这个市场诞生于朱相改革，成熟于温相执掌国务院时期，那段时期，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些红色家族后代亲任掌门的公司横空出世。2010年3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在《为钱而生的太子党》一文中，公开披露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子弟纷纷进入金融行业之秘辛，其中列举了中共新老常委子弟的名字与公司，认为“作为‘第三代’技术官僚领袖的孩子，他们为当今太子党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文章还提到老太子党（即跟随毛泽东参与中共建政的开国元老们）的后代对新太子党的不满，认为朱温之子“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中国的现实证明，在特殊的经济体制和环境作用下，中国金融业有着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自我膨胀欲望，仅以2016年为例，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8.4%，超过世界第一金融强国美国。 围绕中共十八大的激烈权斗，终于让中共高层上百人，包括新老常委在内的红色家族的财富故事曝光于天下，《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及《纽约时报》2010年月间的几篇重磅报道，终于将红色权贵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习近平的压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云来、温云松都相继退出商界金融界，从此，中国金融业界成了“白手套”的天下，肖建华等超级白手套应运而生。与红色贵胄退出金融界相反，肖建华的“明天系”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频繁注册投资空壳公司，通过参股或控股的形式，控制了数十家上市公司、成为金融资本帝国，资产总规模近万亿。《纽约时报》2014年6月4日在《被六四改变命运的商人肖建华》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该文提到肖建华频繁利用“壳公司”作为投资工具，掩盖真正股东身份的投资方式。被称为“超级白手套”。在今年新一轮金融整顿前，肖建华在香港失踪，被秘密带回北京。新老太子党先后退出商界，但吴小晖逆势而上，抓紧机会大发展，于2004年成立安邦保险集团。在短短13年时间内，安邦崛起成为“一家全球化的保险公司，总资产约为1.971亿人民币”，就将银行、金融租赁、证券、基金等数张金融牌照揽入怀中，堪称金融混业的积极行动派。吴小晖的身份比较特殊，通过婚姻将自己染红。但他是不是“白手套”，目前尚无可信报道提及这一点。 “影子银行”搅乱中国金融 随着近年来金融牌照管制的逐步放开，央企金控、地方金控、民营金控、互联网类金融混业经营机构加速“跑马圈地”，金融混业经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成为重要趋势。 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至少成立了25家金控平台，这四大类金控平台依托银行“逐鹿天下”，被称为影子银行系统，涉及的业务有银行、金融租赁、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等各领域，分由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俗称“一行三会”分别监管，因为是混业经营，行业监管总有空隙可钻。他们近年来发行的各种理财产品为中国金融埋下了无数炸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披露，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在2008年以后发展迅速。中国天量的货币发行，使得社会产生了大量融资贷款需求，而传统银行无法承载这些金融需求，所以，非银行的金融中介开始大举介入。从2008年以来，影子银行业务增长三倍多，在整个社会融资增长总量中占一半，甚至超过了传统银行贷款。迫使中国当局下定决心整顿金融系统的主要是民生银行爆出30亿元假理财产品案，以及国海证券的“萝卜章”事件。中国政府在高调宣称金融去杠杆之时，突然“发现”杠杆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在正规金融系统之外、且很难被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这个影子银行系统恰好是正规金融系统培养出来的。 面对负债累累、千疮百孔的金融系统，习近平今年4月25日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时，提到金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更明确提出党管金融。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这实际把金融风险防控，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今中国的金融系统是“权力杠杆”撬动下的市场运作，所谓“党管金融”，似乎是说要控制住权力杠杆，但实际操作中，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往往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金融系统更是如此。近三个月来和风细雨式的金融整顿似乎成效不大，6月2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放出硬话，指出，对那些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等现象均不得宽容，如果金融不稳定往往会出大乱子。中国“一行三会”高层在陆家嘴论坛齐齐发声，释出金融去杠杆的信号。 比较诡异的是，香港《经济日报》（中共资深喉舌媒体）对此发表文章称：对于中国出现股灾，普遍分析认为，背后更可能有外国势力做空中国；亦可能有国内大鳄或权贵，乘机捞取经济及政治利益、甚至发动“经济政变”，将中国影子银行系统多年积累而成的各种定时炸弹，归结为“经济政变”。 问题不容回避。即使是“党管金融”，性质不同的问题，也必须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整顿金融系统是一套技术方法，处理“经济政变”又是一套方法。十九大前夕，北京面临各种挑战，裁军、整顿情报系统、处理借助于海外舆论平台发动的内部权斗，焦头烂额之余，在命脉攸关的金融整顿上，是按“一行三会”的专业思路走，还是按“经济政变”的思路走，实在不是个小问题。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6月22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391102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博客骂“婊子”在美国的官司
上网！对於今天地球村的人们来说，简直比当年人类登上月球更具有震撼性，它意味著个人的史无前例的解放！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有个电脑，可以上网，你就可以连接整个世界！信息在流通，思想在共鸣，情感在抒发，警察国家的“防火墙”越来越无法阻止自由的风帆，在敲打键盘的波涛声中，乘风破浪，驶向每一个思想的海洋。 但任何一种事情，都有两面性。网路的出现，尤其个人博客的大量涌现，也带来言论界限，甚至法律责任的争论。在网路上匿名攻击或诋毁，甚至造谣中伤，是不是可以法律追究？或者能不能通过网路公司，查到这个匿名者的真实身份，由此制约网路恶习？而网路“诋毁”或“诽谤”的界限又应该定在哪里？这些，都是今天新科技的网路大众传播时代面临的问题。 美国是全球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强调法治的国家，那麽网路攻击等，在美国要怎麽处理？最近，美国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为此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角度和司法先例。 ● “纽约市的婊子” 事情的起因是，在纽约“服装技术研究所”读书的27岁美国女生罗斯玛丽.波特（Rosemary Port）在谷歌（Google）上设有“个人博客”，但是匿名的。她在博客上抨击登上《时尚》杂志封面的加拿大模特科恩（Liskula Cohen）是“纽约市的婊子”，“有精神病、撒谎、烂货一个”。 科恩女士在波特所在地的纽约法院提出法律诉讼，控告波特博克的内容玷污了她的“形象、健康和性行为”。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受理了此案，在审理时，法官要求谷歌公布这个匿名博客的真实姓名，谷歌公司服从了法庭的要求。当人们知道这个博客是罗斯玛丽.波特後，又有人把波特的照片也公布到网上，由此波特的匿名面具被完全摘掉了。 波特因此指控谷歌没有保护她的个人隐私权，跟谷歌打起官司，索赔1500万美元。熟悉美国历史的波特还特意引证说，美国建国先贤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三人，当年就曾用笔名“Publius”发表过大量文章，今天，她是继承这种言论自由的传统。 ●匿名博客有没有“隐私权”？ 此事在英文网路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也引起媒体的关注。美联社、纽约《每日新闻报》等都报导了此事。由於事涉加拿大一名模特，加拿大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环球邮报》还特意就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笔名和‘婊子’”（Publius and the‘skanks’ ）。 匿名博客有没有“隐私权”？《环球邮报》的社论认为，“通常情况下，法律不禁止匿名写东西，同样，匿名的人也没有法律权利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谁。”这家加拿大主要大报强调说，“虽然在中国和伊朗这样缺少民主的国家，匿名的博克常常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但是在加拿大和美国这一类依法办事的国家里，博克们就必须对自己所发表的言论负责。” 在有充分言论自由、实行法治的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博客要匿名，明显是要逃避言论责任，等於是要躲在角落里射暗箭，这本身就是一个胆小鬼的行为，或有阴暗心理。因为他不敢光明正大地发表言论，承担文字的责任。 ●网路不能 驾法律之上 《环球邮报》的社论强调，波特把她在匿名网路上的言论，跟美国先贤当年用笔名发表的文章相提并论，更是不恰当的。因为当年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三人用“Publius”的名字，发表的都是对美国宪法草案的评论，後来这些成为美国宪政历史上的重要文献。“Publius这个罗马词，本身就明显是指人们写跟公众事务（Public）有关的事情。”这些文章讨论的是国家大事，“推动了美国老百姓对美国宪法的认可”，属於公共利益范畴。而且“麦迪逊等人所以用的笔名，是为了将他们的观点集中起来，三个人用一个笔名来阐述共同的观点，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政治迫害和不吃诽谤官司。” 而波特针对一个模特所发表的言论，不仅跟公众利益没有什麽关系，而且用匿名，明显是要躲在暗处，逃脱言论的责任。因此《环球邮报》的社论说∶“网路既不能凌驾於法律之上，也不能钻法律的空子。” ●骂“婊子”“烂货”是不是诽谤？ 但对於波特使用“婊子”“烂货”“精神病”等用语，是不是就等於“诽谤”？在网路上也有争议。有网民认为，这不应该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诽谤”；因为如果把诽谤定义得非常狭窄的话，那麽以後大家在网上也不敢随便骂别人是“asshole”（蠢蛋）了。“婊子”“烂货”等词，当然属人格攻击用语，但它和指控别人“偷东西、杀人”等有实际内容的诽谤不一样；它是抽象的人格贬损、斥责。这里有一个抽象和具体的区别。而且科恩是知名的模特，是不是属於公众人物？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属於公众人物，那麽她要告被人诽谤，是不是就要以美国最高法院曾确立的“三原则”（公众人物和政府官员如告媒体诽谤，必须1，证明报导失实；2，证明确实对自己名誉造成损害；3，证明对方有真实的恶意，即事先就知道不是事实，却故意刊出）为判案根据？ 也许是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也看到这种区别，所以没有在审理中裁决这是法律意义上的“诽谤”，只是要求“谷歌”提供这个匿名博客的真实姓名，把“她”的面具摘掉了。在获得这个结果之後，加拿大模特科恩撤掉了诉讼。她可能认为已经达到了目的（让人们知道了这个匿名者是谁）。而且从网路讨论来看，这两个女性可能还有瓜葛，因科恩说，她曾跟自己的前男友说过对波特“不友好”的话。那意思是，波特由此怀恨在心，利用匿名网路对她进行“报复”。 ●美国确立司法判案“先例” 虽然科恩撤诉了，但波特这边却没有完，坚持向谷歌索赔1500万美元。但对这个官司，一般人并都不看好，因谷歌公布波特的真实姓名，是服从法院的裁决，作为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它必须遵守法治。但波特的律师表示，他们将把这个案子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因为这涉及到网路这个最新科技领域的言论自由问题。但《环球邮报》则预测∶“波特女士目前还没有说服纽约法庭接受她称科恩女士是‘婊子’为公正评论（但也有这种可能）。”但不管怎麽说，“当网路具有大众传播的特性时，它就无法推卸自己在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 最後这个案子是不是能打到美国最高法院，还无法得知。但纽约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就已确立了一个标准。因为美国的法律不是像中国那样是成文法（事先制定好的法律条文），而是案例法，即高等法院的判案结果，为今後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法律标准。这次纽约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就为匿名网路博客的真实姓名不受隐私权保护，提供了一个司法先例。 2009年9月7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09-09-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美国“颜色革命”行进在半道
何清涟 美国民主党的“颜色革命”筹划已久。美国人最初对以肤色、种族为特点的身份政治后果了解不够深刻，2020年的BLM运动、清除历史、反对言论自由的取消文化及11月的大选舞弊教育了他们。12月8日，在拜登／哈里斯和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召开Zoom会议上，拜登称“这个国家注定要完蛋，注定要完蛋。不仅是因为非裔美国人，而是因为到2040年，欧裔白人将成为少数族裔。你们听到吗？你们这些人都得开始更多地跟西裔共事，他们所占比例将超过你们所有人。”——所有这些，将成为1月6日川普支持者We The People云集华府的原因。 民主党想在美国进行“颜色革命”，我在2018年就写过《美国民主党的国内“颜色革命”》一文加以分析。该党筹谋多年的颜色革命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肤色。人口结构多元化，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及少数族裔尤其是拉丁裔的高生育率，美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白人人口比例占人口总数66%；2019年，降至60.1％。截至2019年7月，千禧一代（1984-1995年出生），Z世代等年轻一代的总人数为1.66亿，占全国人口的50.7％，大于36岁以上的1.62亿美国人，其中近一半被确定为有色种族或少数民族，据此推算，2040年白人人口将低于全美人口总数的一半。 “颜色革命”的另一层含义则是改变美国青年的思想颜色，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信仰者。欧美左派自1968年之后开始“体制内新长征”（ 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逐渐占据大学讲台与研究机构，培养出一代比一代更为左倾的青年。2018年11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民调公司YouGov发布一项调查，样本为2100名不同世代的美国人。根据调查，1980年以前各个世代的美国人中，大多数人仍然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千禧世代中，社会主义是第一选择。 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40%。一小部分年轻人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有6%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选择。 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是民主党的基本盘。2018年年7月3日，《纽约时报》在《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中引述一项调查，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肯定态度。2020年，哈佛-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在8月17日至22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进行一项在线调查，收集了来自约2263名民主党选民以及无党派人士的选民的回答，结果发现，在18岁至39岁的受访者中，59%的人表示他们宁愿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愿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比例比2019年上升了9%。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深谋远虑，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当中，一项就是通过大规模引进非洲穆斯林人口及拉丁裔人口，为民主党构建了长达几十年的票仓。民主党中以桑德斯为代表进步派人士（极左派）一直以将民主党改造为社会主义政党为己任，据VOA发表的2020年终报道，桑德斯最近刚说过：“我们面对的是整个政治体制，包括共和党体制和民主党体制。” 那么，我为什么说民主党的颜色革命还只在半道上？理由如下： 今年川普的支持者高达7400万，这是真实的、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选民。而拜登的选民主要来自邮寄选票、Dominion系统配票，从Homeless、老人院，幽灵人口那里收割来的大量选票，以及投拜登的县其选票数目大量溢出当地选民人数。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大概是拜登的投票者的7成左右，最多5600万。 12月6日至7日，The Heartland Institute和“拉斯穆森报告”联合进行了这项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有75％受访的美国选民回答“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只有11%受访者回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且主要集中在在美国18岁至39岁受访选民中。 考虑到中国对美国大选产生的多方面影响（需要另文分析），只能说，美国对中国施加了长达40年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共专制依然如故，美国自身反而发生了可能导致美国宪政与价值观颠覆的颜色革命。这是1990年代以来美国推动全球化以来的一个最大“成果”，尽管太富有讽刺意味。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21年1月5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05/RKJIJGA5PNHT7JUD773RW6BPXM/）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对伊斯兰主义治标治本
巴黎遭恐怖袭击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这是“战争”，随后中东的约旦国王（亲西方的）阿卜杜拉也认为，这是一场“世界大战”。他们不约而同，都看到了恐怖袭击背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那种意识形态向西方宣战的本质问题。 法国及随后马里等国家遭到的恐怖袭击也再次引起人们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辩论∶这是不是一场全球大战？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与伊斯兰教是什麽关系？西方应如何应对？ 对于第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场战争，我在14年前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911事件时就写过题为“打一场摧毁专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强调必须把反恐当作一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摧毁纳粹那样的“战争”来看待和对待。因为伊斯兰圣战者的行为，已是对西方世界开战，意在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让世界回到伊斯兰律法（回教法）统治的时代。在非洲国家马里的旅馆发生的恐怖袭击更为明显，人质如果能背诵《古兰经》就被释放，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ISIS（伊斯兰国）更是公开砍人头，甚至把基督徒的头挂在电线杆上，比中世纪还要残忍黑暗。 挑战者（极端伊斯兰分子）已经采用了最野蛮的战争手段来袭击自由世界，那西方就不仅完全有权利，更应该、必须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反击。西方民主阵营占有全球80%的经济，90%的军事力量，有绝对足够的实力打赢这场全球反恐之战。在这场用牛刀斩蚂蚁的实力悬殊面前（跟西方的强大军力相比，伊斯兰国连“鸡”的份量都够不上，而是老鼠或蚂蚁），只有一个问题∶自由世界有没有丘吉尔、里根、撒切尔那种能认清邪恶、并敢于采取行动的强势领袖。 第二个问题，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教是怎样的关系？简单说，伊斯兰主义是把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化、极端化。两者不是一回事，但有密切关联。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炸毁纽约世贸大厦的19名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这次巴黎大屠杀，在马里旅馆劫持并杀害人质的圣战分子都是穆斯林，他们都宣称信奉《古兰经》。 那怎麽解决这个“纠结”的问题？应该“治标”还是“治本”？ 治标，就是用战争手段强烈打击首先使用暴力推行伊斯兰主义的恐怖分子，像二战时对德国希特勒、日本东条英机们那样，把他们彻底摧毁、根除！对他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乌托邦幻想。跟砍人头、滥杀平民的恐怖分子没有任何其它余地。 如果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就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敌人。只有主动攻击，端掉恐怖分子的老巢，才能阻止他们来袭击西方国家。我在以往的文章中强调过，反恐战争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战场的选择问题；不在中东打，就得在美国和法国等国家本土打，在纽约街头和巴黎音乐会上打。对极端意识形态者，如果以为你不去招惹他们，他就会饶了你，那纽约世贸大厦、波士顿马拉松、巴黎音乐厅和马里旅馆的屠杀就是他们的回答。 事实是，一味的防守根本不能解决问题，那是防不胜防的。巴黎已被称为“警察国家”，因街头几乎五步一哨、十步一岗，手持冲锋枪的警察严密把守，但仍发生了音乐厅和饭店被袭事件。你再严密检查体育馆、音乐厅，也无法做到对所有进入旅馆、酒店、咖啡厅的人都像对飞机乘客那样检查，别说做不到，即使能做到，那我们大家普通、平常的日子还过不过了？更别说恐怖分子还开汽车随街扫射，你总不能对每辆进入街道的汽车都事先检查。所以，那是根本无法靠防御解决的问题，只有靠“进攻”，打掉恐怖分子的中心（头脑），砍断它的旗帜，才能树倒猢狲散。 今天无论法国还是美国，如果西方国家没有决心派地面部队铲除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反恐战争就不会获得真正胜利。仅仅靠飞机“轰炸”不能根本解决问题。ISIS现在占领的区域相当于整个英国面积，二战时纳粹大规模轰炸英国，都不能打赢。如果美国后来不直接地面参战，仅仅靠轰炸，也同样不能打败纳粹德国。所以关键还是西方领袖有没有决心，把这场全球反恐作为战争来打，首先打败伊斯兰国，随后再像化疗追踪癌细胞那样消灭漏网的恐怖分子。这场战争，别说动用美国的强大军力，仅凭法国一国之力，也完全可以打败只有土匪民兵式武装的伊斯兰国。 如果西方国家真想解决问题，就应该以北约军力为核心，组成“全球反恐联军”，哪里出现“伊斯兰国”或“圣战武装”，就到哪里去把那些野兽铲除。北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有牛刀却对斩蚂蚁都唯唯诺诺，是持牛刀者的认知和魄力有问题，而绝不是“蚂蚁”有多强大。有牛刀而不用，是当今西方领袖的最大问题！今天西方反恐之战打得这麽窝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丘吉尔那种头脑清晰、坚毅强势的领袖！ 治本，就需要自由世界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致力摧毁全球的专制势力，结束那些独裁政权，打破政教合一，才能真正铲除恐怖主义的温床。民主政体是遏阻伊斯兰主义的最好、最根本的手段。 虽然伊斯兰教跟伊斯兰主义有密切关联，但两者不能等同。战争可以解决掉部分恐怖分子，但却无法解决伊斯兰教的问题，也不应该用强力对付穆斯林群体。穆斯林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权利，就像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华（穆斯林）曾说的∶“绝大多数普通的穆斯林人，像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一样，也是重视家庭生活，祈祷和平与安全，平静地生活。只是那些极端伊斯兰分子反民主、反西方、反犹，自闭而不宽容，没有能力跟今天现代社会的其它社区共存。他们用杀害平民的方式谋求政治目的，不仅造成生命的丧失和亲人的痛苦，也严重伤害了众多普通的伊斯兰教信仰者。” 但连安华也承认，伊斯兰教有严重问题，“不能总夸赞伊斯兰文化遗产怎样辉煌”。因为伊斯兰圣战有教义资源，《古兰经》上明白地写著，“要用战斗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兰的人，都变成穆斯林”（伊斯兰信奉者被称为穆斯林）。伊斯兰教有暴力的成分，所以这个宗教需要改革，就像基督教不仅有了放弃暴力而强调爱与仁慈的《新约》，还经过了马丁.路德等领导的改革，才不再有高举宗教正义旗帜的十字军东征（武力征服）。伊斯兰教明显而迫切地需要这样的变革。 但这个变革不是西方等外部世界通过强力迫使可以完成的，而应由伊斯兰内部（路德们）自己改革。要促使这个改革的发生和完成，关键是要铲除伊斯兰世界的专制政权，使伊斯兰温和派声音不受限制和恐惧地发出来，最后成为主流。 明摆著，如果伊斯兰世界走向民主，其宪政体制就会自然制约和遏阻极端伊斯兰势力，因为如按伊斯兰律法行事，触犯了世俗法律，那就会遭到民主体制下的法治制裁，由此就把伊斯兰限制在宗教范围，不能超越宪政体制的司法，更无法输出暴力和恐怖袭击。 这一效果在民选的穆斯林国家得到清晰的证实，例如在土耳其（人口99%是穆斯林），两亿人口的印尼（穆斯林占90%），更不要说有一亿二千万穆斯林的全球最大民主国家印度，他们的民选制度都自然地制约了极端伊斯兰势力。土耳其、印尼、印度等都没有输出恐怖主义，更不是极端伊斯兰分子的老窝。所以长远目标，应是在全球铲除专制，传播自由价值，推行宪政民主制度，才是制约并摧毁圣战分子的根本之道。只有治标和治本双管齐下，才可能真正解决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 ——原载《看》杂志2015年12月号 2015-12-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加强社会控制并非治本之策
最近两条新闻涉及的事件从表面看来并不相关，但实则都是中国当局为了加强社会控制而采取的措施。 一条新闻是美国零售集团沃尔玛（Wal-Mart）员工已成立了他们在中国的首个工会组织；另一条消息则是，中国共产党正在8000多万家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让党的势力更深入地渗透到企业当中。 这里需要解释在外企中建立工会是工人的胜利还是中国政府的胜利。客观地说，现阶段要在中国本土的外企中设立工会，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的压力，这类事情肯定连门都找不着。而政府经过多年坚持，目前所有在华外资企业中，也仅有约四分之一加入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但如果说中国政府要求在外企当中建立工会，纯粹是为了在外企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奕中帮助工人维权，这想法肯定非常幼稚。因为工会一直位列于中国政府机构的“党政工青妇”几套常设班子之中，国有企业与党政事业机关当中都设有工会，但这些工会并非为维护职工权益而设。如果询问任何单位的工会会员，得到的答复肯定是“工会是给职工发放福利的机构”，比如节假日组织职工旅游，或者给职工发一点节日食品之类。 国际社会虽然知道“中国至今尚无独立工会”，但将“中华全国总工会”定性为“是个较温顺的工会组织”，却完全是种误解。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世界民主国家的工会有两点本质的不同：其一，经费来源不同，各国工会经费来自会员所交会费，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经费却来自政府全额财政拨款；其二，民主国家的工会负责人均是专业人士，但绝对不会是政府公务员，其任职资格也不是来自政府任命，而是工会内部一套选举或者任命程序。而中国工会则从中央到省、地区、直辖市、县乃至企业的国有企业的工会主席，无一不列入政府官员编制，由人事部门任命，处级以上工会主席还得经过党的组织部门考察。大多地方政府的工会更是成了按排政治失意者的部门。 既然中国的工会从未真正成为工人表达阶层利益诉求的管道，那么中国当局力图在外企当中设立工会的真实目的何在？ 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可以推论，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外企工会，与其说是为了表达工人利益诉求而设，不如说是为了将党统治的神经末稍延伸至外资在华企业，而成立工会自然是最方便最让外企无法拒绝的借口。所以英国《金融时报》评价说在外企业当中成立工会，缘于“近几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领导的政府一直试图与前任领导人‘为发展而发展’的政策保持距离，对那些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处于弱势的社会阶层表现出同情之心”，纯粹是出于这位评论者的想象，并非现实。 而外企对待这些工会的态度也比较暧昧。凭经验，外企管理层很明白此工会并非民主国家的彼工会，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打进外企中的一根楔子，这根楔子的作用将取决于党的需要，既可以成为外企对付工人的一张牌，又可以成为党用来对付外企的工具。 而要将党统治的神经末稍延伸进私营企业却不需如此费劲，所以就干脆成立党支部。而私营企业主们也大多明白，这与其说是党想借此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控制，还不如将其看作是党借此扩大统治基础的亲善表示。党与政府一是借此向私营企业主表示“你们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二是变相敦促私营企业加快入党。因为一旦在私营企业内设立党支部，私营企业主要想保持自己对企业的控制，必须让自己也成为党支部的领导者，否则企业内部将会有人借自己的党内地位来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甚至挟党内地位分利。应该说，私营企业主对党从来就是半心半意，对政府官员虽然称朋道友，但这只不过是基于利益的“市道之交”。党很明白，只有将其纳入党内，才有利于加强党的向心力。 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为了稳固统治，也曾采用半强制方式大量吸收精英加入国民党与三青团，但最后并没能够挽救其败亡命运。如果中国政府内政不修，只想凭借加强社会控制的方式来稳定统治，最多收功于一时，却难挽狂澜于既倒。 （《华夏电子报》2006年8月3日，第 151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吃饭砸锅论”错在何处？
何清涟 最近，新华社发表一篇很牛皮的评论《“杜汶泽”们，休想吃我们饭还砸我们锅》，“吃饭砸锅论”立刻在中国网络上热传，成为大陆责人忘恩负义的新名词。据香港《明报》考证，类似的表述，源于10月初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大陆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批示。习总称，对于内地那些反对声音，“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就带出了以下这个问题： 中共的“饭锅”由纳税人打造 “吃共产党的饭”，50-60年代出生的人可说是听这种话长大的。它是从这段话引伸而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党与政府给了你学习与工作的机会，没有党，就没有你们的今天。这歌，当时全中国都在传唱；这话，中国老百姓也都相信。因为现实中，党与政府不给你工作，你就衣食无着。我与同代人都唐熟悉那首“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是农民工人养活了地主资本家，知道“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光明”，是党给了中国人 一切，所以，大家要向“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学习，把 一切献给党。 文革结束后，大学生普遍不知有“纳税人”概念。直到《走向未来》丛书面世，一部分好学敏思的青年学子才终于知道“纳税人”概念，了解到政府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而是一个公共服务部门，人民与政府是委托人与受委托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有3个要点：1、人们让渡部分权利给政府并交纳税金，就是让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诸如国防、外交、治安、教育、桥梁道路等公共设施、福利，都是政府应尽的职能。2、政府不是企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因此，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公共服务机构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政府开支与公务员的薪酬全部来自于纳税人的税金。3、纳税人有权向政府问责。政府向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是份内职责。如果政府不作为，提供的服务质量低劣，纳税人有权问责。 中国也属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当然无法逃脱上述这一人类社会共奉的规律。中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就是从国民所得中来的。有人误以为，自己没有向中国政府交纳个人所得税，因此不是纳税人，这是错误的。 中国人以“消费税”的名义贡献税收 前几年，中国将个税起征点调高，月薪3500元以上起征个税，结果全国只有2400万人够格成为“纳税人”。 2013年中国征收个人所得税6531亿元，占公共财政收入比例约为5%，全国缴纳个税人数仍然不到3000万，不到工薪阶层人数比例8%。与美国的个税占联邦财政收入比重逾50%相比，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不是纳税人。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中国的税制与收税方式不同，忘记了中国的消费税。 中国现行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税种。以事实观之，中国的消费税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是美国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欧盟15国的2.33倍。与美国等的差别在于，美国的消费税是明确标出，中国的消费税以价内税的形式出现，很多中国人看不明白。 以上陈述证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不是中共政府养活了人民，而是纳税人养活了中共政府。而且，中国纳税人的负担并不轻，在占中国GDP总量36.34%的宏观税负中，其中相当于GDP总量22.06% 的部分是由居民通过消费税承担的，另外占GDP总量14.28% 的部分则由企业承担。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种“吃饭砸锅论”，其前提是错误的。对于体制内的就业者来说，他们虽然由财政供养，但供养他们的是纳税人，并非共产党。这种“吃饭砸锅论”用之于贪腐官员来说或许适用，因为中共组织部门提拔他们，为他们创造各种寻租机会，他们的腐败行为确实是在砸共产党的锅，让中国人因痛恨腐败而厌弃中共政府。 新华社那篇《“杜汶泽”们，休想吃我们饭还砸我们锅》，如果是代党立言，那么我前面已经说过，中共充当掌勺人的那口“饭锅”是纳税人的，8000万中共党员中的任公职者及八大民主党派，吃的全是纳税人的饭。如果是代人民立言，那又落 入了共产党的言语迷宫，即一切挟人民名义以行。事实上，只有购买“杜汶泽们”在大陆演出门票的消费者才有资格认为他们是“杜汶泽们”的“衣食父母”，但这“衣食父母”因为人数太多，没法形成统一行动。更何况，他们并没有集体委托新华社代其发言。 中共高官为何没有纳税人意识？ 在纳税人意识上，中共官僚群体的认识远比中国知识界及中产阶层落后。 近五年以来，中共高官当中，除了温家宝在任职末期原因不明地表达过关于对民主、普世价值的向往之外，只有汪洋曾表示过“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比较之下，知识界与中产阶层在这方面早已回归常识。我曾说过，改革以来的30多年中，对“政府与人民究竟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中国人经历了以下的认识演变过程：改革前10年，少数中国人知道了纳税人概念，懂得了政府不创造财富，不是政府养活人民，而是人民养活政府；改革20年时，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纳税人权利”，懂得政府应该政务公开，人民可以向政府问责；改革30年时，中国民间开始普及宪政主义税收理念，即“无代表，不纳税”。这方面，北京的传知行研究所做了不少普及常识的工作，该所出版了《传知行公民税收手册》系列，包括《税收的真相》、《税收与中国经济困局》，《追问“阳光财政”》、《中国纳税人权利辞典》，试图普及税收常识，培育“无代表、不纳税”的公民理念。这场“常识”与“宣传灌输”的较量是艰巨的，还需要假以时日。最近流行的这段“吃饭砸锅论”，说明当局者始终未脱离毛时代那种“吃共产党的饭”的认识水平。 宪政的发展史就是财政（税收理念）的发展史，中国目前离宪政有多远？这只要看看中国财税理论的核心，即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这两大特质，就很清楚这距离还很远，因为这两点正好与宪政主义的税制理念相悖。宪政主义税制理念的核心是两点：其一，无公民同意不可以征税；其二，纳税人有权要求政府财政公开，即有权监督政府的钱袋。 习近平今年几度展示的书单非常丰富，但治国者仅读文学书籍是不够的，如果可能，希望他将《传知行公民税收手册》系列纳入书单，拨冗一阅，再推荐给广大官员阅读。否则，中共对人民与政府关系那种颠倒认识永远都得不到矫正。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2期， 2014年10月17日—10月30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2552）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批评人权并非“干涉中国内政”的法理基础
最近，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境遇有如冰火两重天：这边温家宝刚在达沃斯会议上扮演完“经济救世主”的角色，中国媒体还沉迷于自我陶醉感中流连忘返；那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UPR）启动，于2月9日首次审议中国包括港澳特别行政区的人权状况。不管中国代表如何巧舌如簧，但面对不少国家就死刑、任意羁押及酷刑、律师的权益保障、少数民族人权、宗教自由、公民表达权和新闻自由方面所提出的尖锐质询，以及要求中国尽快落实《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敦促声，还是免不了几分难堪。 与海外报道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中国新华社以“大多数国家赞赏近30年来中国人权成就”、“联合国会议：多国代表表示支持中国发展人权事业”为题，将这次审议会议上遇到的批评化为一道暖胃的鸡汤，为了表示中国的人权状态是正常的，还特别强调有其它国家一道接受质询。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再强悍地让新华社出面指责这是“他国干涉中国内政”之举。 其实，中国接受联合国对中国的人权审议有其基于人权条约的法理基础。以往不少中国人（包括部分知识分子在内）因为不了解这一点，对中国政府指责“某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内政”的说法几乎全盘接受。因此，有必在此介绍他国就中国的人权状态提出批评的法理基础何在。 至今为止，中国已参加25个国际人权公约，其中的核心人权公约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数部公约。 根据不同的人权条约，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一般包括四种类型，即提交报告的义务，接受相关人权委员会管辖的义务，成为国家间指控和个人申诉对象的义务，以及出席有关司法诉讼并履行司法判决的义务（按规定只在区域性人权条约中）。表面上看，似乎国家在承担义务时只针对其他国家，但人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上承担的实质义务并不在此。缔结人权条约的虽然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但人权条约却不像其他条约一样仅仅规定两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第三方受益者，也就是缔约国“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这就是说，国际人权法最终涉及的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人权条约缔约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的，即每一缔约国都有权利要求其他任何缔约国承担人权义务，同时该缔约国自身也承担着同样的义务。国家缔结人权条 约的形式是国家间的，但实质上是在其他国家的监督下如何对“在其领土和管辖之下的个人”承担义务的问题――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与其它民主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关注并批评中国的人权。中国民众之所以相信中国当局关于美国等国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是干涉中国内政的宣传，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明白上述道理。 应该说，过去数年来中国政府的政治实践表明其毫无履约诚意，根本无意成为所谓“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仅以政治犯与良心犯为例，如郭飞雄 、杨子力等政治犯与大批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受到的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就严重违背了中国政府于1988年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表明，它根本不是所谓“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其签约目的只在于粉饰门面以牟取更大的“国家”利益，事实上中国当局从来未曾打算认真实行签约义务，这一点使中国的国家信用严重受损。 我不敢奢望中国政府在接受这次质询之后会痛改前非。但希望这种接受质询的形式能够继续下去，因为这不仅让国际人权团体有机会表达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意见，也让中国人知道这是中国政府必须履行的条约义务。毕竟，中国现阶段的人权状态让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深蒙羞。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2月12日，第283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中国劳工成本背后的“秘密”
中美成本差距日益缩小，导致美国制造业回流。如果说两年前这只是部分美资的意愿或是备选方案，到2011年上半年已经成为现实。这一年6月19日《时代》周刊那篇“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外界当作新闻记者之言，没太认真对待，但此前美国波士顿企管顾问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简称 BCG）于5月发布的《美国制造归来》（Made in the USA, Again），却是该公司仔细认真的调查结果。 BCG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美生产成本差距缩小，未来五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将只比大陆沿海城市略高5%至10%。成本缩小的同时，美国的生产效率更超过大陆。因此，部分美资企业已从大陆撤离回流到美国，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变身成为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其中已经回迁美国的企业至少有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Caterpillar、ATM机器生产商NCR（National Cash Register），发光二极体生产商Seesmart LED、就连福特汽车也开始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零部件。 如果说中美两国产品成本差距缩小的缘由，是土地价格、原料价格、物流成本不断攀升的结果，这些中国人都能接受。BCG报告指出，大陆不少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高过美国，目前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英尺10.22美元。其中投资条件较好的宁波、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每平方英尺工业用地的价格，分别达到11.15、14.49、17.29、21美元。美国阿尔巴马州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价格却只有1.86-7.43美元。田纳西州和北加利福尼亚州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则在1.3-4.65美元之间。 但说到中国劳动力成本攀升，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大优势—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正在失去，中国媒体与网民几乎全都不相信。去年10月左右，我在微博上发布了BCG高级合伙人希尔金（Harold L.Sirkin）对外公布的资料，2005年大陆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22%，到2010年上升到31%。2010年，大陆工厂工人每小时的报酬是8.62美元，美国南部是21.21美元；到2015年，预计长三角大陆工厂工人每小时的报酬将上升到15.03美元，而美国南部是24.81 美元。对此，微博上一片质疑声，有人怀疑这家公司的研究能力，还有人认为这公司是个“骗子公司”。2012年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文章“美国制造业为何回春？”文章引述美国科克伦家具公司老板布鲁斯•科克伦（Bruce Cochrane）的话，“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平均工资大约是一小时50美分，但现在是3.5美元。” 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下2011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最新资料，各地以广东与浙江两省为最高。广东2011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是850-1300元，时薪为8.3 -12.5元；浙江省950 -1310元，时薪为7.7 -10.7元。即使按去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最低标准1：6.2计算，中国的劳工工资既未达到科克伦时薪3.5美元的水准，更不用说达到BCG高级合伙人希尔金公布的8.62美元。但BCG与科克伦都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先来分析BCG调查的公司，这类公司以代工企业为主，也就是说这些美国公司的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发包给以港台资本为主的代工企业。一般情况下，这里面的黑幕，外人无从得窥究竟，但2010年郭台铭的富士康发生员工“N连跳事件”以来，各路记者出动挖掘，《中国经营报》曾于5月1日发文“富士康帐本：供应链上零利润”，披露了一份极其难得的资料，让外界多少对血汗工厂剥夺劳工的内幕有所了解。 该报记者获得一份有关国际客户向代工厂商发送的“代工询单”（Request For Quotation）。这份“代工询单”对于有关原材料/部件（component）在品牌、质量、数量上均已指定，与此后续相关的物流、维修、培训、用工也都有清晰明确的计算。不仅如此，精明的客户还把用工量也计算得相当清楚，生产线上用多少工人，检修工有多少，都会在合同里做明确的标示，客户只是按照较高的人力成本的价格支付给代工企业。所以简单来看，富士康赚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差值。此外，国际客户也不会支付富士康厂房、机器的购买、维修等费用，这些成本也需要在富士康赚取的人力成本中进行摊销。由于厂房、机器的费用很难打折，所以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就只能加强对人力成本的调控，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记者特别指出，这样做的不止富士康一家，所有代工企业都必须这样才能生存下去。 BCG调查时，各跨国公司报出的劳工时薪，是它们支付给代工企业的人力成本，并非代工企业工人拿到的实际工资。富士康那份不小心流传到记者手上的代工询单，很清晰地揭露了中国劳工成本背后隐藏的“秘密”。 就在我写这篇博文之时，又看到一条消息：今年伦敦奥运与残奥吉祥物是温洛克（Wenlock）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2010年8月英格兰的金熊公司（Golden Bear）中标得到生产合约，后转手承包给中国江苏省盐城市的彩虹公司。据报道，彩虹公司压榨劳工，工人一个月工作长达358小时，全月无休，按件计酬，月薪仅900多元人民币。但在伦敦，每个吉祥物售价20英镑，是中国工人工资的100多倍。我敢肯定，英国金熊公司支付给中国彩虹公司的人力成本远远高于该厂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即每件0.2英镑。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月2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1/secrets-of-chinas-labor-costs/）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澳大利亚外长访华，两国关系重点难点何在？
何清涟 相比11月上旬德国总理朔尔茨带“总裁团”（人称大半个德国）访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12月中旬访华之举，在西方国家当中，只算是顺潮流的低调之举，更何况美国自身也是这股潮流的带领者与助推者。在澳中两国经历了四年的紧张之后，黄英贤（Penny Wong）成为了四年来首位造访北京的澳大利亚外长，并选在中澳建交50周年之际访问，双方恢复关系的意向都很明显。 如果要对这次黄英贤外长访华做一总结，那就是：此行有助于缓解双方近几年的紧张关系；会谈内容涉及领域有实有虚，双方都希望解冻回暖的部分可以落实但需要时间，虚的是一方不得不谈，另一方姑且听之。 两国都缓和关系的意愿都非常明显 黄英贤说：“我们如旧提出，要是我们能明智地管控分歧，则能在发展双边关系之余，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明智地管控分歧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我们对各自的政治体制该如何运转有不同看法，我们彼此的利益也不一致，但我们得寻求管控这些分歧。” 王毅说：“过去几年，中澳关系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其中的教训要充分汲取。中澳不存在历史积怨，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应该也完全可以成为相互需要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澳新政府多次展现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积极意愿，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纪念建交50周年为契机，回归初心、校准航向、重整行装再出发，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改善并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黄英贤的明智地管控分歧，应该就是今后不就中国的政治制度提出公开批评，双方求同存异。王毅的话内容丰富得多，有将“困难与挫折”归因于澳大利亚之意——《环球时报》说“澳方一时糊涂误入歧途，将中澳关系带到一个困难境地”，但王毅谈话的重点在“相互需要”“回归初心”“校准航向”这几个词上。 “相互需要”当然是指中澳两国的经贸来往；“回归初心”则比较含糊，不知中方最满意的“初心”，是指1972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工党政治家惠特拉姆“历史性地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促成中澳建交，还是中澳“蜜月”的“陆克文时期”；“校准航向”，当然是指从此以后，澳大利亚最好只谈经济，不要再在中共困难之时做出“伤害中国”之举，比如中国武汉始发的covid-19疫情祸及全球，WHO与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过合作关系的美国都对追责一字不提之时，独有澳大利亚勇敢地站出来要求对病毒溯源追责，在中方看来，当然是偏离中澳关系航向、有违“初心”之举。 《环球时报》毕竟不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其言论不算是代表中国政府，中澳双方现在达成的方向性共识，其实就是不再计较这四年来双方的拳脚来往，重新出发，管控分歧。 务实层面：双方需要须待时机 务实层面看起来千头万绪，大至煤炭、铁矿石等类资源，小至龙虾、葡萄酒，还包括中国青年至澳大利亚留学。但实际上可以一句话概括：恢复经贸来往。 澳大利亚的商界这次有点着急，希望至少能够立刻就中国进口澳大利亚龙虾、葡萄酒落实一点具体协议。这事还真急不来，一是目前中国疫情凶猛，正是缩减高档消费之时，就算 中国官方解禁，进口商一时也不会大批量采购。实际上，中国现在能够稳定需求的主要是澳大利亚的煤炭，连铁矿石的需求回升在半年内也无法形成。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说了“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但也还需要等待新一届政府上任，那是2023年3月中国两会开过之后的事情。 在中方看来，澳大利亚应该“停止对中国在澳投资的政治化审查”——但澳大利亚是个主权国家，有自己的战略安全要求，所以，这种“停止”无论如何，不能由中方说了算，得具体事务具体对待，澳政府实施合理管控是大局。 务虚层面，虚有大小之分 黄英贤还向王毅提出了“相关领务问题”——即成蕾“泄露国家机密”案与杨恒均“间谍”案——贸易围堵、人权问题，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还有“巩固彼此繁荣的常规与全球规则”，她向王毅表明澳大利亚人相信人权为普世价值，这“适用于我们对新疆、西藏和香港的看法”。 以上全是务虚层面。成蕾案与杨恒均案对当事人及其家庭非常重要，但放在中澳外交这个大盘子上看，是务虚大事中的小实，如果时机合适，北京觉得释放他们两人或者其中的一个，能够换得某些外交上的实质性好处，应该是可能的。澳大利亚政府应该继续努力。 但西藏、新疆、香港问题上，澳大利亚只能当作务虚的方向来看待：坚持立场最重要，在适当的时候比如这三地发生大的人权灾难时表态关心即可。但事实上无法实质介入，只能接收这三地出走的难民。 双方真正的摩擦点是安全问题 黄英贤访华后，中国官方舆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理性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停止动辄把政治关系安全化”，“在地区拉帮结伙，针对中国纠集对抗性、排他性的小圈子”。这是指过去几年间，澳大利亚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和美英澳三国“奥库斯协议”的成员国。综合历史、安全、政治等各方面考量，澳大利亚始终把澳美同盟作为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基石，新政府虽然主动向北京表示友好，但也认同上届政府签署的“奥库斯协议”，继续加深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防务关系。 因此，北京说要澳大利亚“有自主的外交政策”，与11月中旬对德国总理朔尔茨说的欧盟德国要有自主的外交政策意思一样，是希望澳大利亚在美中之间不要选边站。但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说，这并不容易，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二者并存，如果澳大利亚感受到威胁时，国家安全自然要放在首位。所有国家构筑安全防务体系，都不是在商场购货，可以即兴选择，需要历届政府长期构建，哪怕执政党换了，也不能随便改变章程。 对澳大利亚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好澳大利亚与中国及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在中美双方发生冲突之时，妥善处理且不触怒双方是关键。但对北京来说，在对澳关系上也得有个度，因为澳大利亚是个主权国家，内政上不能通过华人社团干预过多，触发澳大利亚国民担忧澳大利亚成为中国殖民地；在外交上，得保持一个让对方舒适的界限。尽管北京韬光养晦不再，但张牙舞爪的战狼姿态，很难让邦交国不产生反感与防范之心。 综上所述，中澳关系的回暖是两国需要，但正好黄英贤外长所说，“明智地管控分歧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2年12月23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australia-china-talks-underway-whats-the-challenge/8e2xh4sac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悼毛狂热中的两类荒诞出场者
何清涟 中共七常委朝拜毛纪念堂，将本轮悼毛活动推至狂热状态，其中有两类角色的出场堪称荒诞，即企业家与贪官，他们表达热爱毛的发言，算是为“自欺欺人”这条中国成语做了生动注解。 \自欺之尤：企业家怀念毛泽东\ 这次怀念毛活动中，“跟着毛泽东学管理”这类文章不少。且不说毛泽东一生最不擅长的就是经济管理。就以毛对社会的管理而言，也就是将社会当作一张“普鲁特克斯之床”，人当作标准化产品，都要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不符合其思想标准的人，重则被当作“反革命”清除掉，轻则送去“思想改造”。 毛对资本家深恶痛绝，对原有的资本家们是“限制利用改造”三步走，时机成熟后一脚踢开。对“新生资产阶级”更是高度警惕，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本来也算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家族成员，但到了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阶段，毛忽发奇想，列宁《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那句“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被毛挖掘出来， 指示张春桥等写文章批判，并认为当时“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结果是再度兴起“割资本主义尾巴”风，部分激进的农村地区，连农村集市都一度取缔。城市中，则是消灭一切个体经营活动，连修鞋的都成了“将变成资产阶级”的小生产者。我的家乡有位刘姓知青因雇了一个人与他一道编滤河沙的溜筛，被当成办“地下黑工厂”的“投机倒把分子”抓捕，瘐死狱中。 允许个体户出现，是中国经济改革后实施的首项德政，理由是可以作为解决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还煞有介事地搬出马克思经典，证明只有雇工八个以上才算资本家，八个以下且自己也参加劳动的雇主不算剥削。 因此，就算是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头目、“贫下中农代表”、生产队长、工宣队员们的人全都加入毛左队伍，成天在虚构毛时代神话自欺欺人，中国的企业家也没资格加入这支队伍。因为私营企业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有毛就无私企的关系。私企业主抱怨中国百姓的仇富心理，却忘记源头就是毛泽东时代灌输给中国人的剥削有罪论。如果毛泽东从水晶棺里爬出来重新登位，按他那“穷则革命富则修”的奇特想法，要杀要整的人，首先就是这些成天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私营业主。 \毛时代的“走后门”是今天关系学的源起\ 这轮缅怀毛泽东的大合唱中，一篇奇文横空出世，“为何连腐败分子也在怀念毛泽东？”作者汪华斌。遍查网络，没见任何贪官亲笔撰文与实名口述表达悔意，只能说这是汪某人出奇招再造“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的神话。 汪的说法是：这位贪官认为，“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环境下肯定不会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己还是真心诚意怀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环境起码不用提心吊胆”，然后汪某开始发挥：“我一直以为改革开放中的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怀念毛泽东的；谁知人家成了腐败分子却还是怀念毛泽东，从而可见毛泽东的伟大”。 经历过文革的人，再健忘也会记住当时流行的“走后门”这个词。这是中国关系学的最原始词汇。当时的涵盖范围无所不包：小到物质供给上的“走后门”，在肉、粮、油、蛋、布都定量供给的情况下，认识这些商业部门的售货员，可以买到质量好点的食品，买布时量尺寸时手松一点可以多出两三寸。或者事先得到信息，某天某商店可能会拿出几只热水瓶公开卖，可去柜台商店等候。医生开个肝炎病证明，就可以买到一斤白糖。这些事情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主导中国人喜怒哀乐的生活大事。 二是大事情上的“走后门”，即安排子女就业，包括招工、招生、招干（以工代干，正式转干等）。到了70年代，50年代出生的青年数千万，上至高干家庭，下至普通平民，大多数家庭都有子女需要就业，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权的当然是通过关系打招呼，所谓“基层推荐”就是走形式，与我一道修铁路的干部子弟都是这样“走后门”被“推荐”上大学中专的；没权但有点经济实力的，就找门道送礼，比如名酒（称手榴弹）、礼包（称炸药包），手表等礼品。虽然只是百元级，但已经是一个城市职工几个月的工资，在家无余钱的毛时代，百元级礼物的含金权重很大。邵阳市知青办主任刘某人在70年代中期落马，就是因为他利用知青可办因病返城这一点职权，收受男知青的礼物，强奸女知青。邵阳市当局专门为其办了一个展览，我去看过，展览品当中，包括数千元现金，40多只手表（当时手表要票证，不易买到），一百多瓶酒，毛哔叽、灯芯绒等类衣料上百件。这在当时已经是罕见的财富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件文革旧事。送子弟参军与读大学，文革时期在中共高干、尤其是在军队高干中非常流行。叶剑英就曾送身边工作人员20多人到护校、军医大、 国防大学等上学。江青抓住这点“反资产阶级法权”，向毛告状说叶喜欢走后门送人上学。为此，叶被迫向毛写了一封“检讨”。毛在给叶的复信中说（1974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毛为什么要帮叶的“走后门”辩护呢？很简单，毛自己就喜欢做同样的事情，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指谢静宜）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请注意毛给叶的复信中那句“走后门”者“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 \毛左应申办“红色特区”玩过家家\ 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本来就是毛左意淫出来的神话。事实上，毛时代就有腐败，只不过时代不同，中共政府管控资源的方式不同，毛时代的腐败形式也有所不同。我曾说过，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官员手中有权力与资源却没有市场，这些资源不能变现为金钱，只能表现为多吃多占、住好一点的房子，为子女安排相对优越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与资源依旧，但有了“市场”，官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就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其家属子弟与各种关系网络中人就成了帮助官员将权力变现的重要合伙人，对外开放也使得官员可以大量藏金于海外。更重要的是，文革时期资讯严格受控，即使官员有腐败行为，也多是以耳语的方式（即“小道消息”）流传；现在不同了，互联网时代，再加上不完全受控制的外媒，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革，官员的腐败不可能完全成为“秘闻”，曝光的可能性相对大多了。 形形色色的毛左们通过文字想象，终于将一个不允许任何私人资本存在、大小干部利用权力“走后门”成风的毛时代塑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实，他们想回到这一“黄金时代”也容易，中国已有一个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再办个“红色特区”也无妨。建议毛左提出申请，习总书记俯允其请，将最热爱毛的韶山设为红色特区，怀念毛的私营业主可在那里投资赞襄，实践毛泽东的管理思想，热爱毛的所有人可以在那里成天唱红歌、颂毛语录、吟毛诗，想回复毛时代的哪段时光就回哪段，杀反革命反右开批斗会都成，只是别拉扯上全国人民。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2月3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1230/182043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1 月 6 日国会山事件有感
何清涟 美国1月6日国会山事件发生之后，紧接着就是美国FBI抓捕了约百余位进入国会的人，其中包括一位西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州议员，理由是他用手机拍摄了当时的情景并转发。 一位香港人在推特留言，说他人生中大彩：经历了中国的六四、香港的反送中、1月6日美国的国会山事件，三起的共同点是人民为了争取或捍卫自由民主。我当时不无悲哀地回复：三者本质相同，但前两起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与声援，镇压者受到全世界一致谴责。而对美国1.6国会山事件，除了重复美国主流媒体的声音之外，全世界表示沉默。更糟糕的是，加入谴责抗议方的，竟然不少流亡海外的六四人士，2010年代以来以异议身份避难美国的中国人，以及香港占中、反送中人士的代表人物。 我在推上公开对一位六四“黑手”说：就算全世界所有人都加入这只谴责队伍，也希望你们与香港占中、反送中的人士不要加入，因为你们没有资格。为什么？只因美国这些抗议者经历着与你们当初一样的磨难，你们为争自由民主，博得了全世界的赞美与支持，世界都赞美你们的勇敢与正义，谴责中国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对人民正义诉求的冷漠无视与暴力镇压，凡在抗议中出现的暴力事件，你们都解释为中共派遣特务混入抗议者队伍故意为之，好为自己的镇压找借口，世界也相信这种解释。你自己就有被打成“六四黑手”的经历。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如何制造利用1933年国会纵火案改变政治劣势，也知道中共对付反抗者时，一直采取这种掺沙子、甩石头的办法瓦解破坏。1月6日美国国会山抗议中，有Antifa成员与BLM成员混入其中，而且有事实为证，民主党众议员AOC动员Antifa与BLM于1月6日去国会山发的须知，要求参加者伪装成川普支持者、关掉手机、不要戴隐形眼镜。BLM成员沙利文戴上MAGA帽子，参与引导1月6日国会大厦内暴乱：在女退伍军人被枪杀时，沙利文在场并拍摄了视频，并劝说国会山警察离开，煽动示威者进入。 固此，我希望那些罔顾事实、批评1月6日国会山事件为暴乱的六四人士与香港反送中人士，拿出点同理心，理解美国保守派抗议者的处境，因为你们当年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也正是他们现在想捍卫的；你们当年遭遇的迫害，就是他们今天所面临的。 中共统治下，中国人与言论自由无缘；香港在97回归之后也渐渐失去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一些身受此痛的民运人士、六四人士与香港反送中人士，竟然对推特脸书封禁川普总统及其支持者的帐号大声叫好。他们完全忘记了这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将捍卫你自由言说的权利。 美国宪法保证所有人自由言说的权利，这种保护不仅只保护人们发表政治正确言论的权利，还保护人们发表政治不正确言论的权利。痛心的是，美国现在已沦为只保护政治正确的言论。2020年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当中，许多左派大人物如乔姆斯斯等都被伤了一把，因此，乔姆斯基感到了危险，希望左派不要打击同一阵营的人，应该集中火力打击保守派。 很多年前，我曾问过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Perry Link教授，是什么让他认识到中共专制本质？他说是从言论受管控开始：“对美国人来说，言论自由好比空气，每个人生而享有。好比不可能想象人没有空气能够活下去，美国人不能想象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尽管政治正确早就让人们在言论方面自律，但2020年发生的一切，才让美国人真正体验失去言论自由的滋味。 美国今后的方向是Cyberpunk形态的大重置，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人时时从中嗅到社会主义的气味。我想提醒那些将1月6日国会抗议者斥为暴徒的港中异议人士，Freedom is not free，将自由视为自身专利的人，最后只会失去自由。 （原载《苹果日报》2021年1月19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19/BAYWDR2I5NHB7CQBS7IUMWJUII/）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从十七大报道看中共控制媒体技巧的精致化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高层政治变局能紧紧吸引世界媒体的眼球，这就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以及中共的某次全国代表大会，如目前的十七大。不同的是，美国是以媒体对竞选者的不断“扒粪”吸引观众的眼球。而围绕中国历届党代会的媒体报道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海外，这些党代会总是以其神秘性引起无穷猜想，有弹有赞更有不着边际的政治遐想；而中国媒体却总是一片莺歌燕舞之声，借专家学者之口吹响“盛世华章”。 不过，这次十七大的宣传，较十六大多了一些“创意”，不再象以前那样，只是组织专家学者自弹自赞，而是巧妙地借海内外各路人士的口称颂十七大报告。 且看胡锦涛所做十七大报告如何“深得海内外各界人士之心”： 借外商之口赞扬“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早在十六大就提出过，如何方能彰显新意？中共宣传部门自有高招，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派出记者采访了多位跨国公司在华代表与商界领袖，如卡特彼勒公司总裁理查德·莱文、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等多人，他们纷纷表示“十分赞赏”十七大报告的科学发展观，感到“深受鼓舞”，“我们十分高兴成为中国进步与变革中的一部分”。采访记者还“高屋建瓴”地概括说，“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大家高度赞扬了胡锦涛的报告，称报告中提出的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走科学发展道路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等理念让他们深受鼓舞，使他们感觉中国是一个安全的、前景光明和更加值得信任的投资与经营目的地，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中国的科学发展贡献力量。”――中国政府无法制止《纽约时报》将“科学发展观”评论为“这是支持经济、社会和政治协调发展的一套崇高而空泛的原则”，但至少可以让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巨头们赞赏一回以慰国人。 借弱势群体成员之口歌颂“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近些年来房产价格飚升，房价已成为中国平民不能承受之重。对此新华社重拾旧伎，发表了一篇题为“百姓心系十七大：‘是党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家’”的报道，通过武汉市民汤荣花之口，讲述了一个低保户的幸福生活：一套二室一厅带卫生间、面积为58平方米的廉租新房，每个月只需交付33．6元的租金，而汤荣花的低保金每月高达700多元，足以应付日常开支。记者还让汤荣花流利说出“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说得多好啊！以后像我这样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都会有个安稳的家了。”――民众生活得到如此大的改善，拆迁、征地等引得民怨沸腾的政商合谋劣行一下就获得了正义性，没有征地、拆迁在前，政府哪能建造大量廉租房供无房户居住？ 让海外侨界盛赞“呼吁两岸在一个中国基础上达成和平协议”的英明与宽容。以往历届党代会召开时，新华社消息总是介绍说海外华人如何拥护，这次有了具体内容：美国纽约的华人爱国侨领组织了一场“纽约侨学界座谈会”，各社团领袖争先恐后地赞扬胡锦涛的讲话以“‘和平策略’释放善意，既高明地回应了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执政当局的不断挑衅，又向世界凸显了中国追求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充分显示出北京在处理台湾问题方面的政治智慧”――国内民众所不知的是，中国统战部宣称的“海外统战三宝”――华人社团、华文媒体与中文学校当中，这次共有“两宝”出场，这些爱国侨领与中国领馆的亲密关系在海外也并非秘密。 权力的盛宴被一片高昂的颂扬声包围着，政府的高度腐败、人权遭受严重褫夺与堆积如山的各种社会矛盾都消失了。这情景似曾相识，当年毛泽东也玩过同样的把戏，只不过那时的外国友人是埃德加·斯诺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西方左派，底层人民绝不是以“弱势群体”姿态出现，而是作为旧社会的受难者与新社会的主人翁出现的。 如此看来，中共高层的政治智慧还没有“与时俱进”，充其量只是“新瓶装旧酒”，永远被毛泽东那巨大的阴影所遮蔽。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10月25日，总21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中共的后 30 年怎样否定前 30 年？
何清涟 由邓小平改革启动的后30年，与毛的前30年究竟是什么关系？因政治合法性考虑，中共当局通过各种方式，刻意说成是继承关系；比较极端的批评者也将其说成是继承关系，认为两个30年是暴政的一脉相承。 本文分析邓小平改革启动的十年，即1989年以前与前30年的关系。 \后30年以否定前30年作为起步\ 如果仅从专制极权的本质（一党专制）来说，邓与邓后的中共政权确实与毛是继承关系。但除此之外，这两个30年实在太不相同了。前30年的主题是革命，其中“文革”十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30年的主题是“改革”，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彻底堕变成权贵私有化。 凡在改革之初已进入成年期的人，都很明白邓在改革初期与毛走的不是一条路，毛是“极权政治＋计划经济＋闭关锁国”，是黑暗专制；邓的改革初期是“专制政治＋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是开明专制。那段时期之所以被公认为是“拨乱反正”，缘于其对文革的否定，这种否定涵盖了文化教育、经济与政治。 \1978-1980年代前期改革：拨乱反正\ 一、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革命”。 邓氏改革让中国受益匪浅的起步之作，就是废除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保送制度，恢复高考，将社会上积淀十年的青年精英吸纳进大学，为中国日后的发展做了人才准备。与此同时，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知识分子从政治上正名。这互为表里的两大举措至关重要，不仅扫除了文革时期那流氓无产者意识极重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为社会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还为中共革除革命党遗风做了一项重要工作。 革命党以破坏社会秩序为能事。毛领导下的中共，始终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毛本人终其一生，也未完成从革命山大王到现代政治领袖的转变，最大的喜好是颠倒社会秩序，发动各种运动。因此，毛仇恨知识者（主要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重视造反者。现代国家的政治领袖管理社会，必须重视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持，因此需要吸纳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专业能力的社会管理者。如今无论在政界、文化界、学界、还是异议群体中，不少举足轻重之人都来自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邓小平的改革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也以各种方式在型塑着中国的今天。 二、彻底否定毛以阶级斗争立党治国的方针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废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说，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紧接着是承认反右斗争扩大化（全国范围内留了林希翎等几个右派证明反右未彻底错），并为历次冤假错案平反。除了体制内老干部们平反之外，更重要的毛泽东“阶级斗争论”制造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结束了饱受迫害与政治歧视的悲惨生活，中国历史上最荒谬的反向身份歧视到此结束，上亿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三、经济改革起步 80年代前中期的改革，是各方均从中受益的时代。 毛时代，中国人口70%生活于农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过着极度贫困且缺乏人身自由的生活，与1949年前的自由状态相比，形同农奴。1979年，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农村改革起步，并在1984年放开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改变了毛时代将农民圈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的前现代社会的控制模式。 在城市里，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理论支持是“个体经济是公有经济的拾遗补阙”，几年后再过渡到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其时反对者众多，有人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出理论支持，即雇工8个及以下且自己参加劳动不算剥削。这项改革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中国出现了第一批“万元户”。 紧接着中国进入城市经济改革，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都列为改革目标，起步时采用计件、奖金制度激励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此举改变了公有制企业效益极低的吃大锅饭状态，直到90年代中期之前，工人一直是改革的受益者。 \对外开放，国人从此睁开眼睛看世界\ 对外开放，意味着打开国门。1979年7月，邓小平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开办是利用经济学中的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理论，中国的比较优势当时是土地与劳动力价格低廉，对外资可采取优惠免税政策，因而吸引了大量港台日韩资本来华投资，为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从此，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开办特区之举，在社会主义国家从无先例，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只能依靠对外封闭、对内愚民兼高压暴力才能维持。邓小平1997年2月辞世，无论对外开放今后于中共是福是祸，他在世之时更多地是看到“福”，也不可能想到对外开放于中共而言是打开“潘多拉盒子”，更不可能想到今天中共需要每年投入数百亿封堵互联网信息。 从毛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先生》发布之后，中国人只能凭借《人民日报》等官媒信息了解世界，收听美国之音与BBC是收听敌台，一经发现必受重惩。凡有亲属在海外的被列入有“海外关系”，几乎等同于“特嫌”。在中共宣传洗脑教育下，全中国人几乎都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打开国门的结果是，一直被中共当局闭目塞听的中国人从此可以睁开眼睛看世界。被港台繁荣所震惊的大陆人，这才明白，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并需要被解救的人，原来就是中国人民。从此，中国当局多了一项困难任务：既要享受对外开放的经济成果，又要严防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中国人。在1989年之前，中共当局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已经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轮针对党内外知识界的运动，为此邓小平废掉了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自从1978年以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被称为中国改革的“三驾马车”。 \邓政治声望的顶峰：小平您好\ 今天再回首1980年代那段历史，也得承认，即使背上了“六四”镇压这一国家之罪，邓小平也是其同代革命领袖当中走得最远的人。许多改革开放举措虽然是集思广益，但如果不是邓采纳建言，坚决推行，几乎不可能实现。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都要流血”的中国，邓小平实施的所有改革几乎每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市场经济（最初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开办特区这些在今天看来极为正常之事，当年实行之时，都会有党内保守派拿着马恩经典寻章摘句，证明上述举措违背马经的基本原则，是资本主义复辟。开放农贸产品自由市场，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引发了一场“商品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论战，许多老一代经济学家都卷入其中。开办特区并向外资公司收取租金的做法，当时被讥为让中国沦为外国殖民地，等同于1949年以前的租界，丧权辱国。 邓小平对这些“理论问题”厌烦之极，干脆下指示对重大理论问题“不争论”， 采取“打左灯，向右转”的实用主义策略，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经济改革。其时，邓小平那句“再不改革开放就要开除球籍”脍炙人口。1984年国庆阅兵，北京大学学生在经过天安门城楼时突然展开“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一画面瞬间传遍世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邓小平的政治声望达到顶峰，世界都在期待他带领中国“走入新时代”。 电视剧《邓小平》拍摄选取的时段到1984年，应该是考虑到自1985年以后，邓的政治生涯当中深受诟病之事越来越多，其中两废总书记、六四屠城、90年代之后经济改革成为权贵私有化盛宴，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真实历史。（请见后续：《从邓大人、小平到六四屠夫》）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8月1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818/241783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台湾统派「小霸王」林正杰是个什麽人？
今年65岁的林正杰是外省人，祖籍福建东山，早期曾投入党外运动反对国民党，因喜欢街头抗争，作风强悍，有「街头小霸王」之称。但在民进党成立前一年，林正杰就因违反「选举罢免法」和诽谤罪被当局判刑一年半。後来林正杰曾当选民进党立委、新竹副市长。九十年代初因不认同台湾是个主权国家而退出民进党，并淡出台湾政坛。 2005年9月9日，在上海投资经商的林正杰，不知什麽因素和背景，又返回台湾，重燃政治热情，组建了「保卫中华大同盟党」；後改名为「中华统一促进党」。林正杰表示，他始终都是个「统派」，他的「统一党」，立党主旨就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中华统一党」的下面各分部，还取了些具有统一台湾的「中国特色」名字。林正杰说，「每个党部都是自己取名字，取民族英雄的名字，譬如为纪念郑成功，就取名叫成功党部，还有木兰党部」。「中华统一促进党」为宣扬统一理念，他们的日历甚至还用「孔子纪元2557年」。 台湾东森新闻报导说，林正杰常住上海经商，投资旅行社网站行销公司。对於台海局势，林正杰说，「事实上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最值得去做的，就是中国统一。」 林正杰的「统一党」是在今年3月19日以参加「呛扁活动」正式宣告成立。台湾黑道竹联邦的精神领袖、外号「白狼」的张安乐，出任了「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前竹联帮虎凤队队长王兰也是该党主要成员。（当年国民党当局曾派竹联帮的杀手到美国暗杀了台湾作家江南）。该党支持中共的一国两制，在该党网页（www.china999.org）上就写有「一国两制相尊重」的字样。在台湾公开支持共产党「一国两制」的，除了被称为文痞流氓的李敖，就是黑道们成立的「统一党」。该党网页上，还有给「白狼」张安乐开设的专栏，专栏题目是「与狼共舞」。 在施明德出来「倒扁」之後，林正杰和「白狼」要召集五百名受过训练的人组成所谓「卫队」保护施明德。後来倒扁总部发言人对此表示拒绝时，被台湾当局通缉的黑道要犯「白狼」在深圳接受记者采访说，是施明德通过林正杰几次给他发简讯，找他们帮忙的，他说施明德要多少人，他就提供多少人。 原载「台湾海外网」（www.taiwanus.net）2006年8月24日 2006-08-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8👍 0💬 0星期专论∶虎年∶虎口下的台湾
告别牛年，人类进入虎年。但对台湾来说，新的一年，外部对台湾具重要意义的美、日、中等三大国的变化，内部马政府的全面倾中政策，都使台湾将处於“虎口”之下。 两马是一码，盲人骑瞎马 过去一年，对台湾安全具重大意义的美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新总统奥巴马强烈倾斜中国。他打破惯例，成为美国首位任期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总统；美中连署的声明，首次没提《台湾关系法》，预示奥巴马不再延续前任克林顿、布什的“战略平衡”（提到一个中国原则时，同时提台湾关系法）。美中声明，美方首次有“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提法，等於在台海问题上给北京助势。虽然美方後来解释这是指西藏、新疆，并承诺继续对台军售，但都无法抵销这种“倾中”的影响。马英九政府没有对此抗议，可能还会暗喜，因马的政策也是亲中，要“终极统一”。在奥巴马、马英九这“两马”是一码的情形下，台湾明显要进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 台湾的另一重要盟国日本，去年同样是左翼民主党上台。鸠山内阁打破惯例，立即倾斜中国、疏远美国。美日军事联盟向来是稳定亚太局势的基石，但鸠山内阁却要跟中国发展密切关系。鸠山的智囊、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山冈贤次最近到中国演讲，公开提出日本要与中美形成“等边三角”关系；等於把美国中国等量齐观，而不是过去联美疏中的传统战略。 胡温的霸道，虎年将升温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对北京武力犯台有明显的制约条款。日本也曾把中共对台威胁列为影响日本安全、不可无视的“周边状态”；小泉内阁时，日美防务会议甚至把台湾安全明确列入两国战略安保。现在奥巴马政府不提《台湾关系法》，鸠山内阁“盲目亲中”（日本媒体语），两个对台湾安全具重大影响的国家同时出状况，对台湾来说，虎年具不祥之兆。 至於对台湾安全更有直接影响的中国，过去一年，则是部署了更多导弹瞄准台湾，并在马政府亲中政策的配合下，更强势对台统战；对内则实行更严厉的镇压政策，包括最近重判异议作家等，都展示胡温政权的专制霸道，在虎年可能继续升温。 在美、日的中国政策都倒退，马政府全面亲中，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的局面下，把台湾视为自己家园、推动台湾成为正常独立国家的台湾人民，将会处於一个相当艰难的时期。 英日如变天，奥巴马受限 但这种局面在虎年底可能会有所改变∶美国国会年底将改选，据目前民意走向，奥巴马的民主党可能会输。奥巴马的高税收、高赤字、大政府的社会主义，以及对外向中国、伊朗等妥协的政策等，在国内有强大反弹，奥巴马已成为第一个上任首年支持率就跌破五成的总统（现四成六）。如共和党重掌国会，将会制约奥巴马的左倾政策。 日本的政局年底也可能变化。目前鸠山内阁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其盲目亲中政策在国内广受批评。日本战後这半个世纪，基本都是自民党执政，左翼不受欢迎；人气很高的日本前首相小泉预测，鸠山的左翼民主党内阁，撑不到今年八月（届时日参议院改选）。 除此之外，西方阵营虎年的最大变化，可能是英国变天。各种迹象显示，在今年的英国大选中，在野的保守党将可能大胜。布朗的左翼工党已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沦为第三大党，更输掉曾掌权三十年的伦敦市长，败像几无法挽回。保守党胜选後，西方七大工业国，将出现英、法、德、意、加等五国都是保守派执政的局面，如日本鸠山内阁也垮台的话，那麽虎年底，七大国只会剩下美国是左翼执政，奥巴马向独裁政权妥协的外交，将可能被制约。 用选票教训“马三无” 当然更重要的是台湾内部的变化∶过去一年，马英九的无能、无心、无台，造成台湾的“三无”∶无经济增长（持续负成长），无就业率增高（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无安居乐业（马救灾无能，导致近八百人丧生，灾区至今满目疮痍）。在这种情况下，如民进党高层坚持原则理念，通过民主方式选对候选人，年底的五都选举，绿营会有胜选的可能；由此可为2012年的结束马政府提供重要的前提条件。 所谓危机，就是在危险中也有机会，危机也是转机。除了外部局势的变化，台湾内部，尤其绿营领袖的理念、决心、意志，以及台湾人民要保住自己家园的愿望，都是台湾化危机为转机的更为关键的因素。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1月3日“星期专论” 2010-01-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纯种法国人」和「杂种美国人」
法国穆斯林青年的暴动，不仅震惊了整个法兰西，也成为西方媒体的密集报导和评论对象，因它不仅是「法国的问题」，也是同样有大量穆斯林移民的荷兰、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问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猖蹶的今天，它特别引起西方的警觉，为什麽自视最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竟生三百城镇暴动，近三万辆汽车被砸烧的社会大骚乱。究其原因，至少有三个： 首先是法国长期实行的福利社会主义政策，不仅害了穆斯林青少年，同时也害了法国。 有法国大革命暴力血腥历史的法兰西，一直被左翼知识分子的狂热，浪漫激情，乌托邦幻想主导。尤其过去三十年来，法国完全实行了类似社会主义国家的那种经济政策，热衷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国营化。法国人的付薪假期每年达七个星期，工作时间又最短（每周35小时），各种福利繁多，左翼工会势力强大（动不动就罢工、骚乱，阻止经济改革），税率又非常高（各类加起来，高达64％）。结果导致法国经济一直发展滞缓，失业率高攀不下，现在仍达10％。连土生土长的法国人都难以找到工作，更何况那些从非洲、中东等移民来的穆斯林了。六千万法国人中有500万穆斯林，占人口的近10％。这麽大的群体长期失业（穆斯林青年失业率高达40％），成为社会边缘人。他们那些正处於青春期的法国第二代子女，则更是由於精力旺盛，又无所事事，如同一堆乾柴，一点火星，就会燃射出骚乱的激情。 而同样有穆斯林移民的美国则没有发生类似的骚乱，这和美国实行不同於法国的经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坚持原本资本主义，即更强调小政府、大社会、限制福利，降低税率，充分的市场经济，因而过去30年来，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达3.2％，是法国的两倍半以上。美国的失业率现为5.1％，才是法国的一半。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的统计数字，在过去25年来，美国人中，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人的数量从6.2％，已升至12％，增加近一倍，但中等规模的美国移民家庭的平均收入，却在以每10年增加一万美元的速度增长。 美国现有200万穆斯林，其中三分之二是移民来的，绝大多数都已成为中产阶级，59％大学毕业，21％和其他宗教群体的人通婚（这个比例和其他种族、宗教群体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家庭年收入超过七万五千美元。 因而法国出现的暴乱，不仅是「穆斯林问题」和「移民问题」，更是经济问题，是法国的福利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整体结构问题。那些参加暴动的穆斯林青少年，几乎都在享受社会福利，他们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也不愿去工作，因为靠福利可以活；但却活得不痛快，更没有尊严。那种类似中国经济改革之前的大锅饭式的养懒汉政策不改变，法国的经济不会真正复苏，那些「底层者」不会翻身，边缘人状态无法改变，因此暴动的温床仍在。 第二个是由於法国左派一直推行「文化多元主义」。这种政治正确的口号，导致这些穆斯林（包括其他移民）被排斥在法国主流文化价值之外。所谓文化多元主义，表面上强调文化多元，好像是尊重其他文化，但结果是阻碍了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排斥他们成为真正的「法国人」。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类似中餐馆里的「拼盘」，仍然是山东馒头、北京烤鸭、四川火锅等等各自为政，单成一堆，无法融为一个整体；就像那些来西方几十年，一直呆在唐人街的华人，他们几乎对西方主流文化一无所知，也不发生任何关系。那些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就是这样不能汇入法兰西的传统文化（价值）之中。再加上法国知识分子那种贵族感的身份认同，也潜在地把穆斯林移民排斥在外，使他们虽然在法国有了第二代子女，但在心理上仍无法自视为「法国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 Jim Hoagland ）说，这些穆斯林青年，「是法国政治家过去三十年来实行的那种傲慢的政治正确的牺牲品。」 这一点美国也不同。虽然美国左派也热衷「多元文化主义」，但美国保守派特别强调美国精神、美国价值，美国主流文化。美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但却是一个多族裔共存的社会，而且更是一个基督文明的大熔炉（不是拼盘），鼓励所有移民都熔进美国文化这个主流中。据《华盛顿时报》引述的数字，现在美国的290万华裔，三分之一以上是基督徒。据美国 Zogby 民调，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只有23％信伊斯兰教，而其他70％以上的绝对多数竟是基督徒！这些美国阿拉伯人基督徒中，42％是天主教徒，23％是正教徒 （Orthodox ），12％是新教徒。 从这些数字、以及上述的美国穆斯林绝大多数已成为中产阶级等情形都可以看出，穆斯林移民已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在美国是移民国家的背景下，没有哪些美国人自视为「纯种美国人」，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大家都是移民。这种历史背景和人文氛围，使居住美国的人，无论哪种国家和宗教背景，都倾向心理上把自己视为「美国人」。这和法国以及欧洲的少数族裔群体有很大不同。 法国暴动的第三个原因是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影响。西班牙火车被恐怖袭击，伦敦地铁爆炸案，以及一年前荷兰电影导演梵高（画家梵高的後代）被当地的穆斯林青年在大街上杀头（喉咙被割开，因他公开批评了伊斯兰教）等事件都显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欧洲穆斯林社会，尤其是青年，有相当的影响。大量穆斯林移民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不仅是法国，也成为荷兰、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严重问题。它将随著恐怖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引爆成社会危机。法国的福利制度和经济滞缓，刺激这种危机在那里爆发。 如果法国不吸取教训，不全面改革它的福利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和傲慢，它的经济不复苏的话，这次穆斯林青年的暴动，可能只是序幕，重头戏还在後面。 （原载《开放》2005年12月号） 2005-12-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拆除「税墙」！
面对明年的总统大选，目前国民党的选战口号之一是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强调只有联结中国市场，台湾才有前途。且不说这种口号有政治企图，只从经济层面来看，它也是舍本求末的误导。 中国所以经济持续发展，根本原因是放弃了毛式计划经济，而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美国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经济模式不仅是「二手货」，更无宪政民主的配套，而成为西方专家所称的权力者瓜分国家财产的「盗窃经济」。 但西方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导致结果完全不同。例如爱尔兰就是典型一例。1988年英国《经济学人》杂�以�以乞丐作封面，形容爱尔兰是欧洲「贫穷之最」。因爱尔兰实行左倾的高税收政策（税率48％），结果失业率高达17％。但过去十年，人口只有四百万的爱尔兰，经济增长率却每年近10％，国民平均所得四万美元，失业率降至4.4％。《经济学人》再次以爱尔兰作封面，誉为「欧洲之光」。爱尔兰所以巨变，主要是实行了大幅减税的市场经济政策，不仅采用了单一税率，并是全球最低（12.5％）。低税率自然吸引外资，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2003年，爱尔兰获得的美国直接投资仍是中国获得的一倍半。 减税，是经济发展的「秘诀」。美国所以曾有连续一百多个月的经济扩张期，主要得利於里根总统八十年代推行的大幅「减税」政策。英国也如此，目前失业率只有2.7％，不仅远低於法、德的9％，并是欧洲最低之一，也是由於撒切尔夫人执政时和里根联手，推行私营化和减税政策奠定了基础。 今年五月法国选出的新总统，上台後就提出减税五个百分点。而德国的右翼默克尔政府，早已把企业税从39％削至30％。被称为福利社会主义典型的瑞典，去年保守党执政後，就取消了遗产税，正准备把电信公司等六家大国营企业私有化。 目前全球实行单一税率的14国，10个是原东欧等共产国家（俄国税率13％，全球第二低），也许曾深受计划经济之害，才更懂得和珍惜自由经济。目前欧盟25个成员，有20国是由主张减税和市场经济的政党执政。 在亚太地区，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等国，也都在致力减税。新加坡今年已多次减税，以便与只有16％单一税率的香港竞争。 据统计，自1981年里根发动「经济革命」之後，过去这25年，全球税率比七十年代平均降低了25％。当年雷根呼吁「拆掉柏林墙」，最後赢得冷战。今天，经济全球自由化的重要标�液褪侄问遣鸬簟杆扒健埂� 在这个全球趋势中，台湾应该通过「减税」，和世界形成「共同市场」，而不要随泛蓝起舞，把资金扔到对岸的「盗窃经济」中。 ——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9月3日「曹长青专栏」 2007-09-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