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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数据后的选情民调只能误己
何清涟 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落幕，除了全世界掉眼镜之外，还比往年多了一些余兴节目，其中最重要的一幕就是媒体与民调受到的质疑及他们的自省。 这场质疑游戏刚开始 应该说，美国媒体还没打算自我检讨，但来自外部检讨却开始了。按日期来排，这场质疑游戏的开始来自于中国那些加入了预测队伍的专家的检讨，比如《美国大选结果，我们为什么预测错了？》 ，文中检讨了三大原因：精英意识的缺陷、媒体和民调的误导、 价值倾向在现实的映射。美国媒体对2016年大选报道的反思，最早始于11月10日MSNBC《早安，乔》节目，针对当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文章发出抗议，反思美国主流媒体在本次大选报道中的偏颇与不公。主持人乔·斯卡伯勒指出，记者的责任，不是报道他们的偏见，而是深入民众，了解他们的想法，了解国情，报道人民。次日，《纽约时报》文章也开始帮助别的媒体进行反思：《预测希拉里获胜的美国媒体，你们错哪儿了？》 关于美国媒体在大选中站队的现象，我称之为“媒体失职”，早已写过好几篇文章，例如《2016美国大选看媒体失职》、《世界共同的焦虑：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弱化》等，指出被世界媒体业视为业界典范的西方媒体，在美国大选年，陷入“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陷阱而导致媒体失灵，虽然有少数媒体业者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未必能从这陷阱中走出来。它们的表现让人失望，忘记了自身的“社会瞭望者”职责，远离民意，不仅妨碍了其客观公正性，使这场大选陷入毫无意义的口水战，还使民众远离传统媒体，选择从替代媒体获取信息，将社交媒体作为自己的言论平台。 对媒体的批评早在事前发出，因此，本文只想谈对民调失真的分析。 民调如何才能反映真实民意？ 凡做过民调或者市场调查的人，都知道民意调查涉及到问题的设计、样本的选择、抽样的数量、如何解释误差等等。问题设计的不同，往往结果也不同。在不同问题的暗示诱导下，答案自然不同。此次辩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你支持谁，为什么支持某位候选人。民调要想真实反应民意或者市场，第一是设计问卷要客观公正，第二是调查样本的均衡，第三是不能根据需要修改数据。 但今年的民调，恰好在这三个基本原则上都出了问题。一是问题的设置明显有倾向性，比如接受某项民调的调查时，在问受调者支持哪一位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支持川普是因为他是：1、白人种族主义者；2、富人；3、他对对手的攻击显得他力量很强大？对希拉里则问的是：1、她关心穷人与底层；2、关心人权；3、她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说老实话，这种调查问题的设计完全破坏了民调应有的客观立场，至少在列举一位候选人的缺陷之时，应该对等地列举另一位的缺陷，决无这种一方只列缺陷另一方则只列优点（比如忽视希拉里的电邮门、克林顿基金会等）。 第二是调查样本的均衡与代表性受到破坏。今年10初，路透社对一次民调样本的“微调”被网友揭发，形容为“用尽方法狡猾地调整问题和类别，以动摇受访者的偏好方向”。揭发的网友称，路透社通过改变民调样本，将不成比例数量的民主党人纳入民调对象之中，从而达到公然更改民调的目的。大致情况是：在最新一次民调中，路透社指出，希拉里领先6个百分点。但是，当深入挖掘，就发现路透社的民调对象包括了44%的民主党人以及仅33%的共和党人。当然，如果采用这样的比例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话，这也并无不妥。然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明确指出，注册的民主党人仅代表大约33%的选民，而共和党人则代表29%，这4个百分点的差距在路透社的民调样本中居然被拉大到11个百分点。网友指出，如果改变样本数据以反映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所说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真实占比情况——33%和29%，那么结果是川普的支持率还要比路透社公布的多8.5个百分点，也就是他将比希拉里高2.5个百分点。 10月22日，统计学家泰勒·德顿（Tyler Durden）就美国大选民调发出警告，要美国人忽视那些变化无常的民调（Statistician Warns Americans To “Ignore The Capricious Polls”）。这篇文章的分析太过专业，这里简译主要结论，这位统计学家认为应该忽视本次大选民调的理由是：抽样调查的统计误差区间越出统计学理论或者概率论可以做科学解释的正常覆盖范围，数据可能有假。 除了以上三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民调出现偏差，这就是美国媒体对希拉里一边倒的偏爱，导致对川普的污名化以及对川普支持者的污名化，比如，美国主流媒体一致认为，支持川普的人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男性，收入低，多是失败者，等等。为了避免麻烦，川普支持者大多拒绝接受调查，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公开表态，这就是今年媒体公认出现“隐形川普支持者”的情况，对这部分人占比多少，媒体与民调显然估计不足。他们忽视了民调中一个基本常识：如果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明显对受调者支持的候选人不利，选民就不大可能会回答一些与候选人相关的问题，即使是匿名接受调查。对这一现象，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安德鲁·戈尔曼（Andrew Gellman）和微软经济学家大卫·罗斯柴尔德（David Rothschild）曾做过详细解释。 大选尘埃落定的各种反应 美国大选结果出来后，有人称这是民调分析的“末日”。几位为美国大选做民调整合分析的人，包括一些大名鼎鼎的“预测大师”，这次算是全军覆没，其中“普林斯顿选举联盟”的王声宏（Sam Wang）因为事先声称川普连百分之一的机会也没有，甚至发誓：“选举已经完了。如果川普赢得超过240张选举人票，我会吃虫子。”11月12日，王声宏在CNN节目上表演吃虫子，以示信守承诺—— 一位青年科技才俊，竟然与远在中国的五毛领班周小平表演了同一出守信之戏，只是周小平吃的是土，而不是虫子，那土据网友揭发是巧克力粉。 在本次大选中一直力挺希拉里女士的《纽约时报》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大选的当天公布了一份2016年大选民调（Election 2016: Exit Polls），几乎否定了该报以前发表的评论者对川普支持者收入、种族、受教育程度、性别的想当然的分析。仅以收入一项而言，川普支持者的收入普遍高于希拉里支持者。该调查将收入划分为6档：年收入3万以下者，希拉里支持者占比53%，川普为41%；3万-5万者，支持希拉里的为51%， 支持川普的为42%；5-10万的，希拉里支持者占比46%，川普支持者占比为50%；在10-20万、20-25万、25万以上收入者中，支持川普的都比支持希拉里高1-2个百分点。 据《纽约邮报》11月11日报道《纽约时报：我们给川普唱了反调》（New York Times: We blew it on Trump）称，读者们纷纷停止订阅《纽约时报》，该报发行人阿瑟·小萨尔茨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在致该报订户的信中，一方面坚持说，他的记者公正地对两位候选人作了报导，但同时不得不发誓说，这份报纸会“重新献身于纽约时报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纽约邮报》在这篇署名文章中指出，假如当初做得不错，它今天又何必要“重新献身于”诚实报导呢？但是，背离新闻主义这一指责并未抓住《纽约时报》的全部错误，因为该报在大选前的编辑方针完全抛弃了过去几十年新闻界所建立的采编标准，那就是，为了赢得公众的信任，媒体报导必须公正。 今后，美国媒体与民调机构要记住一点，民调不是宣传，民调机构的候选人也会参考这些民调数据，他们的竞选团队也会根据这些数据来调整自己的竞选策略。因此，民调的作假，固然可以让竞选者充满自信，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为竞选人带来严重的损害。希拉里阵营如果要总结经验教训，在批评FBI带来的损害的同时，也应该给民调机构记上一笔账。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1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us-election-20161113/359483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拆除「税墙」！
面对明年的总统大选，目前国民党的选战口号之一是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强调只有联结中国市场，台湾才有前途。且不说这种口号有政治企图，只从经济层面来看，它也是舍本求末的误导。 中国所以经济持续发展，根本原因是放弃了毛式计划经济，而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美国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经济模式不仅是「二手货」，更无宪政民主的配套，而成为西方专家所称的权力者瓜分国家财产的「盗窃经济」。 但西方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导致结果完全不同。例如爱尔兰就是典型一例。1988年英国《经济学人》杂�以�以乞丐作封面，形容爱尔兰是欧洲「贫穷之最」。因爱尔兰实行左倾的高税收政策（税率48％），结果失业率高达17％。但过去十年，人口只有四百万的爱尔兰，经济增长率却每年近10％，国民平均所得四万美元，失业率降至4.4％。《经济学人》再次以爱尔兰作封面，誉为「欧洲之光」。爱尔兰所以巨变，主要是实行了大幅减税的市场经济政策，不仅采用了单一税率，并是全球最低（12.5％）。低税率自然吸引外资，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2003年，爱尔兰获得的美国直接投资仍是中国获得的一倍半。 减税，是经济发展的「秘诀」。美国所以曾有连续一百多个月的经济扩张期，主要得利於里根总统八十年代推行的大幅「减税」政策。英国也如此，目前失业率只有2.7％，不仅远低於法、德的9％，并是欧洲最低之一，也是由於撒切尔夫人执政时和里根联手，推行私营化和减税政策奠定了基础。 今年五月法国选出的新总统，上台後就提出减税五个百分点。而德国的右翼默克尔政府，早已把企业税从39％削至30％。被称为福利社会主义典型的瑞典，去年保守党执政後，就取消了遗产税，正准备把电信公司等六家大国营企业私有化。 目前全球实行单一税率的14国，10个是原东欧等共产国家（俄国税率13％，全球第二低），也许曾深受计划经济之害，才更懂得和珍惜自由经济。目前欧盟25个成员，有20国是由主张减税和市场经济的政党执政。 在亚太地区，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等国，也都在致力减税。新加坡今年已多次减税，以便与只有16％单一税率的香港竞争。 据统计，自1981年里根发动「经济革命」之後，过去这25年，全球税率比七十年代平均降低了25％。当年雷根呼吁「拆掉柏林墙」，最後赢得冷战。今天，经济全球自由化的重要标�液褪侄问遣鸬簟杆扒健埂� 在这个全球趋势中，台湾应该通过「减税」，和世界形成「共同市场」，而不要随泛蓝起舞，把资金扔到对岸的「盗窃经济」中。 ——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9月3日「曹长青专栏」 2007-09-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外国商人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故事
――读《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人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的故事》 一、中国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在世界上，曾两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国土不多，中国却有此罕见幸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的上海曾有几十年黄金岁月，那黄金岁月就是上海成为“冒险家乐园”的时期，至今那段时期形成的文化已经化为上海人永恒的家园之梦。 只是强弱易势，在七、八十年前的“冒险家乐园”中，外国人是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者，中国的官员们见了洋人得卑躬屈膝，恭敬有加，“官怕洋人”之谓即指这种现象。而数十年过去，斗换星移，棋枰翻覆，“中国政府终于站起来了”，中国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只是中国政府官员与洋人们的地位正好倒了一个过，凡洋人们见了中国官员得打躬作揖，中国官员们得考较考较洋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好坏，以决定给他们设置的“市场准入门槛”之高低。这“态度”一词含义丰富，具有物质利益等实际内容。“态度”好，市场准入门槛低，商人们则财源滚滚；态度不好，那就卷铺盖走人。在中国的外商们没有人敢与中国游戏规则对着干，因为那等于拿自己的钱包开玩笑。 因了这一地位变异，冒险家的乐园也就演绎出无数以前没有的新故事与新风情，艾沙•古德曼的《失去新中国――一个美国商人在中国的故事》，真要算是一本此中奇书。该书以亦庄亦谐的叙事方式，展示了众多冒险家的故事，尤其是外国商人们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过程，更是描绘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让人读来解颐之余，又不免难受，比如我辈为华夏文明之子的人会想：中国竟然堕落于斯！而外国人读后，除了吃惊之外，定然生出想亲身体验一番的愿望。毕竟和平民主国家，那种必须奉公守法的人生也太乏味了一些，而遥远的中国，对于挟资而去的外国人，酒宴、美女、各种对人类经商智慧形成挑战的奇谲变幻之商战新技、不知什么时候以什么身份出现的安全部特工人员，所有这一切，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呀。尤其是想到一个即使不名一文的外国人，在中国只要有足够的聪明与妥协精神，掌握了登龙术之一种（书中介绍三大类，每类别里当然有百变千幻之各种技巧），努力为自己创造机会，时机一到，定能蚕蛹化蝶，成就一番事业。而且只要这些大大小小的冒险家愿意，抱得无数中国美人归临时香巢更是小菜一碟。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腐败 外商去中国当然不是为了探险，而是为了赚钱，但一个被翻来覆去讨论的问题却是：外资在中国到底赚不赚钱？ 作者给出了结论，这个结论与中外媒体的结论不一致，但与笔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在北京的企业首脑私底下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能够有季度性的获利，如果连首期的投资也计算在内，那么只有大约5%的公司赚钱。”作者认为，“对在华的绝大部分美国公司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是个无底洞：一个由口是心非的中国搭档、死板而粗暴的官僚制度、根深蒂固的盗版产业（根据有关数据显示，盗版产业占中国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和在政治意愿驱使下，连GDP增长这样的数字都不能使人信服的无底洞。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卷入中国市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大额利润，到底是什么支撑美国在北京的新兵训练营并使其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经济前景？” 说穿了，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中国市场上折戟沉沙的外资企业用谎报业绩的方法来蒙骗美国总部。作者告诉读者，“过分强调在中国经营的亏损对美国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美国金融界认为，在世界上最后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也是最大的市场――中国投资，是企业对自身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体现。你可以关闭一条生产线或者卖掉一座工厂，但是从中国把投资全部撤出会给企业的整体形象带来不成比例的损害。”而“公司形象”是公司的股票在股市保持升值潜力的重要因素，为此，所有大公司的中国代表都对总部说谎，声称自己赢利。书中生动地叙述了作者所在的公关公司如何与各大公司驻中国代表处一起，在母公司的总裁与财务总监之类来检查工作业绩时，如何运用各种技巧愚弄上司，以华而不实却又头头是道的解说包装自己的业绩。 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在本土都要讲诚信，而一到中国就大都变成精明的说谎者？这实在是“淮桔成枳”，环境使然。作者在第五章里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作者声称，感到担忧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贿赂事件，而是此类非法行为已经被认可为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 三、中国：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简言之，外国商人挟资来中国，有如拎着满口袋的金钱来到拉斯维加斯赌博。但是否能够赚钱，却不取决于他们在本国炼就的经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们到中国后的“悟性”――能否尽快悟出结交中国政府官员的门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将这类事务交给“公共关系公司”去打理。公共关系公司的职员人手一本《游说者手册》。作者总结说： 对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美国公司来说，有两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真正法制和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根本没有选择忽略中国政府部门的余地。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有庞大关系网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象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通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其次是就是与公司总部的关系，尽管在我们的手册中没有列出。当某个公司总部的执行总裁或者更糟糕一点，是财务总监宣布即将到北京来，很多公司驻华代表都会不露声色地陷入紧张之中。为避免被问到一些有关盈利方面的问题，第一道防线就是准备大量的套话。因此，我们会为他们预备大量的简报和幻灯图片：都是高质量的、谨慎乐观却又模糊不清的关于市场发展机遇的长期计划，同时又靠指出与当地政府交往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而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第二道防线就是雇佣帮手，那就是我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会议上我们扮演独立的审计角色，表示在经过多番精心调查和验证后，十分赞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场计划。第三道防线是，总之，要执行总裁或财务总监忙不接暇。这又会用到我们：我们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与中国同行举行座谈和宴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满足感，即便所讨论的细节没有一项落实到实处（在中国，要想细究一个问题可能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 良好的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必然赚钱？答案也是否定的，作者终于道出了外国商人的感受：“他们与令人厌恶的强盗般的中国搭档共同经营龌龊的合资企业，他们需要解除合约后仍旧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生存。他们在5─10年期间金钱损失得好比人体大出血，即使不断调整自身的烧钱率也无济于事，直到最后，公司总部不得不说，够了。” 中国已经成了“不少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四、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 上一世纪的“冒险家的乐园”中，洋人们不需要扭曲自己在本国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但今非昔比，中国到底不是当年那种半殖民地，“官怕洋人”的光景早已经“俱往矣”，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既然能将臣民治得服服贴贴，还怕洋人不成？洋人如果要想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见官恭敬有加，贿赂有术，还必须伴以“思想改造”，承认“资本主义的杂交理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三个必备条件，即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论自由”，并无条件论证今日中国必须要排斥掉这些因素，而且排斥掉这些因素也能够进步，成为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世界之星，如果能够用英文写上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发表在西方报刊上，比如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么，中国政府绝对不会亏待这些“中国人民的朋友”。尤其是，作为美国商人，一定要在中美冲突或者两国外交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论证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霸权主义的表现，至少也得温和地指出从策略上来讲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这样更能够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之形像加分，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铁杆朋友。 外国人对这点并非“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而属于“困而知之”一类，暂且让我们回到书的开头。 书的第一章是作者对“炸馆事件”后中国政府发动反美游行的近距离观察，因为今年中国政府执导的国家游戏“反日游行”与当年如出一辙，连手法都一点未变，包括一些小细节：警察让一批人进去示威，投掷石块后，再让另一批人进去。今年反日游行这一细节被《纽约时报》记者维妙维肖地写出来，让人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智慧与操控能力有足够的了解。 五、外商在华成功的“葵花宝典” 作者以此情节作为开篇第一章并非无因，因为一个政府能够如此收放自如地控制人的思想情绪与行为，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之严密可想而知，而一个外国商人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做生意发财，“想不与政府官员做交易，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性”。 接下来，作者写出了外商们为炼就“中国特色”神功的葵花宝典：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般的简单，经过了50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 写到这里，读者真要感谢作者的坦诚，上述三个办法确实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秘籍宝典，但因对本身形象有损，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 六、外国人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 中国被渲染成梦幻式的东方黄金梦，这个寻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许多外国商人的生活方式，还将商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改造成“中国特色的新人”，这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特色新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原则，唯利是图。中国一些冬烘学者至今还在那里津津乐道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能够成功克制人的贪欲，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到哪怕三分成色。但可惜的是，中国人哪怕负笈西洋，也并未能将马克斯•韦伯津津乐道的西方精神学到，倒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少染上了“中国特色”（这是本人亲自观察这个群体得出的结论，连他们自己也多少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充满了对权力的膜拜与歌颂，这种膜拜经常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如果外国人投身中国并生活于其中，这些人在本国耳濡目染几十年之教养，最后都不得不服膺于中国文明。 作者讲述了一个商人在中国的成功故事，这位叫做龙安志的商人想尽办法在中国阿谀奉承，以便捞取好处。这位商人90年代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妻子是中国军队的高干女儿，除了长袖善舞，在中国赚了不少钱之外，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20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比如《中国第一》，还有歌颂香港巨富李嘉诚的《红都》，这些书热情歌颂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而《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则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最让中国政府满意的是龙安志经常为英文报刊撰写与人民日报论调类似的文章，作者总结说，龙安志“用尽三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 龙安志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让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他又怎能不倍加热爱呢？尽管这个国家充满了种种不公平与不人道的事情，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为那微薄的工资（每小时25美分－35美分）而辛苦劳作，但龙安志的笔下，中国仍旧是一颗熠熠生辉、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星，那里的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尤其是中国政府对龙安志的满意，那真是许多外商梦寐以求的恩遇。 在本国能够以“扒粪者”自居且自傲的无冕之王们，到了北京“也不得不象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只报道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得乖巧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资讯（统计数字、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打入另册。” 这个由自由人变为半臣民的过程是痛苦的，每个人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挣扎，诸多外国人都被“弄得疲惫不堪，道德继续沦丧。作为各人而言，我们的防波提差别很大。一些人紧紧地抱住了中国政府这块礁石，其他的一些人则与海岸保持一种不切实际的距离；一些人在市场里恐吓孩子，其他的一些人却收养他们，但压力仍旧存在。” 一向被骂为没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看了这一段以后，或许会获得心理平衡？甚至还可以为中国人有面对中国冷酷现实而保持一颗坚硬无比的心灵而感到自豪？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办公楼走廊里悬挂的一幅字：“东方无穷”――真正是神秘莫测，度人无数的“东方无穷”呀。 与上个世纪的冒险家乐园相比，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世界发生的变化比中国更大，不过中国媒体更乐于谈中国的变化）：矗立于各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连通全国的高速公路、追比美国欧洲的物质生活，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还有世界上最先进无与伦比的网路监控技术，挟巨资出国定居的中国精英（他们远比当年国民党败逃时仓皇出逃的上层精英气定神闲）…… 但中国也还有不变的东西：官僚们贪污腐败横行，国民依旧是臣民而非公民，工人（包括农民工）仍然在血汗工厂里打工，新闻自由依旧渺然难追，“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的情况遍及中国，穷人的孩子依旧无法读书，女子迫于贫穷而为人妾侍（现在叫做二奶或小蜜），老百姓见了官依然矮三分，最重要的是，我们号称已经学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民主，至今连民主的第一要义程序正义还没学会遵守，…… 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所以中国政府官员也站起来了，官员们成了“能够造就国王”的人，外国商人到了中国，也得依靠官员们的恩赐才能发财，能说我们的祖国没有变化？ 还是借那首传唱了二十来年的“新编社会主义好”做为本文结尾：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或说是翘着尾巴）回来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社会主义性高潮。 这样一个中国，我，还有我的那些良知尚存的同胞们能发自内心地拥抱它吗？ 伊沙•古德曼（Ethan Gutmann）：《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人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的故事》（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博大出版社（美国）即将出版。 （原文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
何清涟2025-11-09 01:11👍 0💬 0中国政治生态“大跃退”
何清涟 最近，中国《红旗文稿》、《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与连发三文，依次可概括为“宪政属资论” 、“党性上帝论”与“宇宙真理论” 。从9号文件、七不讲，直到这一连串强词夺理的文章问世，表明中国政治生态正在朝着改革开放初期的状态“大跃退”。这种“大跃退”非但不能证明北京琅琅宣之于口的“三个自信”，反而表明其内在的政治虚弱。 “宪政属资论”为“人治”张目 杨晓青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表达的核心论点，是“宪政理念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这句话总让人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商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那场著名争论，以及另一著名的“资产阶级人权观念”。“商品经济姓什么”这一今天看来荒谬无比的争论，以邓小平一句“不争论”拍板结束。“人权观念”前面冠上资产阶级这一定语，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清除清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一些党内开明的资深理论家指出：将所有美好的事物，比如人权、自由、民主全部说成资本主义的专利，那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于是，人权在中国渐渐不再专属于“资产阶级”了。到了江泽民时期，中国开始与世界进行人权对话，也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尽管全国人大至今尚未批准），但说明当时中共政府还打算逐步与国际文明接轨。 世界公认的宪政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法治至上，法律之上无权威。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一说，强调要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国际社会接轨。直到胡锦涛统治初期，“依法治国”依然被定为中国政治走向的基调。直至2005年，情势开始变化，胡锦涛一方面提出“以德治国”（人治）理念，另一方面开始反对“颜色革命”，后又改称“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胡虽然已从江时代的半开放姿态往后退，但值得注意的是，从邓、江到胡，中共并未否定世界普遍认同的“法治至上”的宪政理念，也知道公然主张“人治”只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异类。如今，党媒公然提出“宪政属资论”，说明北京为了维护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决定自外于世界文明。这是一种明显的政治倒退。 “宇宙真理”与洪秀全的“天语” 正如我在“中国的戏剧：权力的谵妄与《傻伯夷》”中所说，《解放军报》那篇“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完全是谵妄之语。人类社会至今只有两类真理，一类是科学真理，比如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另一类是宗教真理，即只有上帝才能掌握、宇宙所有生物必须服膺的终极真理。中共宣称自己掌握宇宙真理，等于宣称自己就是上帝。《人民日报》发表刘亚洲的文章，称“党员相信党性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 ，无异代党宣称：“我是光，我是盐，我是真理，污秽肮脏黑暗的面目并不是真正的我，那是肉体”。 这些作者大概是陈言心切，完全没有想到，将党比之为上帝，既违反马克思的意愿，还与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意识形态教育相悖。马克思本人不相信任何权威（见其博士论文），对宗教更是深恶痛绝；中共常用来批判宗教的那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就是马克思的名言。 中共自改革以来，逐渐摆脱“文革”的神权政治，让毛从神坛上走下来，并打开一条门缝接受西方文明。然而，今天却将自身比附为“上帝”，宣称掌握“宇宙真理”。这一从人向神的复归，总让人想起洪秀全在失败到来之前，每天说“天语”为自己壮胆的荒诞情景。1863年冬，天京被湘军包围，城中弹尽粮绝，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联合扶王陈得才等部太平军，北进中原，以图东山再起。洪秀全严加驳斥说：“我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为天下万国的唯一真主，有什么害怕的。我的铁桶江山，你不扶，自然有人扶。你说没有兵，我的天兵比水都还多”。此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一个半世纪以前，洪天王的“天父”“天兄”没能保住他的“人间天国”，今天的中共就算自比“上帝”，自以为“宇宙真理”在握，罔顾苍生与民意，结果也将如洪天王的“人间天国”一样。 强词夺理背后的政治虚弱 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到何处去？从他访问俄罗斯发表“鞋脚论”之后，一连串奇怪的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如禅让论（宋鲁郑）、新国父论、七不讲，宪政属资论、党性如上帝论、宇宙真理论，让那些预测习近平必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陷入崩溃。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中共总结的经验可谓车载斗量，独独忘记了从苏联政治制度本身找原因。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的总结才算是剀切的清醒之言。久加诺夫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直至今天仍然保持三垄断格局，即：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至今仍然维持一党专制格局，中国政府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 垄断经济利益的特权制度。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无论是企业、个人都对政府产生严重的资源依赖，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形成了向政治利益集团倾斜的分配制度，官员的工资、福利、住房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以及享受多种文化娱乐项目，……其优渥均为平民望尘莫及。近年由于食品不安全，还形成了只有高官才能享有的食品特供制度。在平民子女一职难求的情况下，官僚特权集团还垄断了社会上升管道，红二代、官二代接班已经成为公开现象。30余年的经济改革，在中国约有3亿人日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之时，这个特权集团已经纷纷将自己的家族成员变成拥资数千万乃至数十亿美元的超级富豪阶层。 垄断真理（邓小平开始改变为垄断舆论）的意识形态。中共从未真正放松过媒体管制，一直坚持在学校教育中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只不过随着最高领导更替而“丰富”其内容，成了今天的“毛邓三科”加“宇宙真理”。邓小平将“实践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本体已经不再是终极或者唯一的了；江泽民之后，中共领导层只敢称自己的思想言论为“主旋律”；习近平上台半年，其喉舌居然敢将中共信奉的理论称之为“宇宙真理”。 中共的“三垄断”在中国可谓天怒人怨。但北京丝毫不考虑民情，政治话语变得越来越强硬，最后走向谵妄。为何如此？只能说因其陷入极度的政治虚弱，这种虚弱源自政治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敢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挑战“两个凡是”，是基于他的改革针对毛的倒行逆施在拨乱反正，十余年内让中国人民得到了程度不等的实惠与相对公正；江泽民在“主旋律”之外还允许“非主旋律”存在，乃因那时中国经济发展还处在上升通道。习近平接班之时，中共的政治实践——权贵资本主义的丑恶已经受不起任何质疑，这就是北京急匆匆地宣称自己“宇宙真理”在握的原因，而支持其“上帝”地位的其实就是政治暴力。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3年5月27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3/05/130527\cr\china\big\backwards.s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穿裙子的能不能当总统
上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输家，共和党的候选人搭档麦凯恩和佩林，选後的行情完全不同∶一个声望像拐棍般下降，一个人气如火箭般上升，真可谓美国政坛的奇观。 麦凯恩选总统时，虽然声势比不过奥巴马，但也是热火朝天，好不热闹，在全美也是名气大振。可现在，别说在全国政坛，即使在本党中，麦凯恩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几乎是“无关紧要”（irrelevant）；甚至今年底的国会中期改选，他在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在本党的初选中都可能不保。 据Rasmussen公司的民调，麦凯恩现在只领先党内的挑战者海沃思（曾为共和党众议员，现为电台评论节目主持人）两个百分点。麦凯恩做过28年的联邦参众议员，又选过总统大位，知名度、资历，竞选资金之雄厚等，都绝对占优势，怎麽可能要被党内新手打败？ 主要原因是麦凯恩妥协，不坚持本党原则理念。他在总统大选时为争取所谓中间选民，走中间路线，还跟布什政府切割等，被本阵营的主要保守派名嘴痛斥。知名的女评论家安.库尔特选後甚至激愤地说，要追究每个在党内初选时把票投给麦凯恩的人。因选择麦凯恩，就等於选择了失败。 上述民调说，61％的共和党选民认为，麦凯恩偏离了本党的基本理念。而他的副手佩林的声望之所以直线上升，恰恰是因为坚持了保守派的价值，59％的共和党选民说，“佩林体现了共和党的原则理念”。 现在佩林在保守派中的声望，简直如日中天。她的自传，书还没出，就在亚马逊上预购排名第一。该书首版就印了250万册，上市第一周就卖出70万册（是奥巴马总统的《无畏的希望》的七倍），立刻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之首。佩林的全国签书之旅，到处轰动，有粉丝为得她签名，竟排队24小时。她上脱口秀女皇欧普拉.温芙瑞的节目，收视率创了历史记录。 保守派杂�摇禢ewsmax》说，佩林“是在总统选举失败的灰烬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是“媒体宠儿，共和党发言人，保守派偶像，以及可能的下届总统候选人”。该杂�业耐�上民调，85％支持佩林选总统（反对的12％）。连自由派媒体，也承认佩林的影响力。《洛杉矶时报》的评论说，佩林在共和党的影响力“无人能比”。《新闻周刊》则用佩林做了封面故事。 与此同时，美国的左翼媒体也发疯似地每天修理佩林（及她一家）。非常左倾的美联社甚至雇用11个记者仔细逐条核实佩林新书里引用的事件，希望找到毛病打击她。但左媒越攻击，佩林在保守派阵营人气越旺。 佩林为什麽这麽高人气？主要因为她坚守共和党基本盘的理念，勇敢地痛斥奥巴马的左倾政策，既不左顾右盼走中间，也不看左媒的脸色行事。在对外政策、国内经济、国家安全，以及全球过暖等各种重大问题上，都跟奥巴马针锋相对。在各地书店等，美国人排著长队等她的签名，就因为她说出了保守派基本盘的心里话！ 男人，女人，到底谁适合当总统？不在於穿裤子还是穿裙子，而是看谁更有头脑；看谁理念更清、更坚持原则；看谁更敢作敢为、更有guts。佩林的高人气，是因为在共和党的男性领导人中，谁的勇气也比不过她。这就是美国人在选择领袖时所看重的价值。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1月18日“曹长青专栏” 2010-0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中国经济为何能挺到现在？
何清涟 与几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内在的问题依旧，只是中美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有趣的是，三年以前，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内冷外热”，外媒一片光明预测，中国自己则是“灰犀牛”与“黑天鹅”一只不少地陈列。如今，中国当局严控言论，国内见不到有质量的讨论，外媒一片声地认为前景不妙，在野评论的“中美脱钩论”甚是高亢，但决定是否脱钩的美国商务代表戴琪却向刘鹤表示要再挂钩。 与其讨论几年前就一直存在的危机因素，比如房地产将崩盘之类，还不如深究中国为何能挺到现在，以及那些支持中国经济挺住的因素是否还能继续起作用。 观察中国经济，GDP增速不能当真 其他媒体的危机论我就不说了，专业性很强的《华尔街日报》10月18日发表专研中国经济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的文章，声称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房地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都出现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果中国政府近期内无法出台更强劲的宽松政策，那么支撑中国经济三大支柱的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到明年年中有可能引起经济下行的风险。塔普林列举几大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已陷入四面楚歌：电荒、房地产债务危机、海运航道不顺、以及稍早出现的短暂但危害不低的Delta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反弹。他认为，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今年第3季度4.9%的GDP增长既低于预期，又跌破5%，也并不令人意外。 我从来不将中国GDP增速当作一个重要的指标，主要是中国的GDP增速可控性太强。那么，世界银行、IMF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数据应该够权威了吧？其实我也历来存疑，因为基础数据是中国自己交付的，更何况前不久刚曝光一事：现任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曾在2017年时任世行首席执行官(CEO)的向世行人员不当施压，要求将经济环境报告内容修改为有利中国。以下讨论塔普林列举的危机因素。 中国经济四大不利因素各有因由 中国经济现在的四大不利因素，房地产债务危机其实早就出现，房地产“一哥”恒大危机在去年就已经预告过，我曾专门写过文章，当局只是没按下“不救”这个按钮，外部债主心存侥幸罢了。其实，就算是按了“施救”，也只不过是将房地产跳楼点从80层楼挪到了90层、100层，最终泡沫总要破灭。Delta病毒对世界的影响不止中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为疫情发愁。电荒这事儿与9月10日拜登打给习近平那通电话有关，刻下美国将气候变化当作头等国策甚至最重要的国际事务，需要中国配合。就在那通电话之后不久，中国宣布拉闸限电（不是缺电），美国商务代表戴琪女士则正式宣布对中国关税实行“保留-豁免”，可以预期，一旦关税问题有了着落，中国方面会逐渐恢复供电。 海运不畅这问题，影响的不只是中国，还有美国。美国目前正陷入一场罕见的供应链危机，港口严重拥堵，数十万个集装箱积压在海上，一些商店甚至出现了商品短缺、货架越来越空的现象。一些能够正视现实的美国专业人士终于发现：中美两国之间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供方是中国，需方是美国，双方原来早就是互相依存。 以上分析说明，除了房地产不可能再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这个因素之外，真正让中国经济保持源头活水的是美国需求，因为中美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你在这头，我在那一头，无论怎样分析，都不得不承认现实：美国的消费需求是“中国制造”的源头活水。 中国经济的源头活水：美国需求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显示： 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人民币，较同比增长23.7%，贸易顺差583.4亿美元，同比增加2.2%。东盟、欧盟、美国、日本依次为第一、二、三、四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均为贸易顺差：对东盟贸易顺差3660.2亿元，增加8%。对欧盟贸易顺差7519.6亿元，增加21.2%。对日贸易逆差1822.5亿元，增加47.8%。 美国数据我在此详细列举：中美贸易总值为3.05万亿元，增长25.8%，占12.3%。其中，对美国出口2.29万亿元，增长22.7%；自美国进口7524.2亿元，增长36.5%。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54万亿元，增加16.9%——这个数字高于东盟的3660.2亿，也高于欧盟的7519亿元，按汇率折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今年前8个月约为1170亿美元，高居第一。 美国对此的数据略有不同，但相差不大，与中国海关数据一样，证明中国对美出口强劲增长。 美中贸易关系：资本与需求决定还是政治决定？ 美国对华贸易关系，现在面临的其实是资本决定还是政治决定这个抉择。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西方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与国的关系当中，商贸关系是决定因素，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起因，就是英国为了解决对大清的贸易逆差而贩卖鸦片。中美之间自1990年代以来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资本起主导作用，但美国毕竟是世界大国，克林顿总统为了履行大国责任，有了人权外交。中美之间政治上时有磕碰，但经济上的联系却越来越密切，在“比较成本”的导引下，美国本土制造业产业空心化，30年过去，中美之间早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商品供应链。目前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就源于产业链严重依赖中国。 美国方面现在对此有迟来的认识。密歇根大学教授斯里达尔·科塔（Sridhar Kota）和行业智库MForesight的专家托马斯·马奥尼（Thomas C. Mahoney）在2018年6月曾发表过一项共同研究《这里发明，那里制造》，结论是：美国的对外依赖不仅限于低成本的商品，它沿着价值链向上延伸，而中国是其中大部分的关键。先进制造业中的离岸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里发明，在那里制造”的战略已经变成了“在那里发明，在那里制造”。美国必须采取大胆的措施阻止这种发展，并利用转型技术重建国内制造业的实力，以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保证经济安全。他们提出，这些大胆的步骤需要一个具有全面战略的中央机构，以及大量和持续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让这些投资集中于转化研究和制造业创新，鼓励国内试点生产和规模化生产，授权中小型制造商部署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在美国国内培养国内工程技术人才。该报告说，如果美国不做这一选择，面临的将是“创新和制造能力继续退化，导致美国成为无力支撑顶级军力的二流经济。” 以上的研究出于现实，虑之长远。但是，无论是美国的商界还是政界，眼光越来越短视，三年以上的战略布局，几乎无人考虑，用民主党领袖南希·波洛西的话来说，无法带来选民的议案，她领导下的众议院根本不考虑。目前拜登政府那些所谓“带来选民”的议案，几乎都是如何分蛋糕的议案，没人考虑制造蛋糕的食材从何而来，何以为继。 多年来，希望望中国经济繁荣或者崩溃的文章，我见过不少。正如我一向论述的那样，中国经济从来就不象西方投行人士预测的那样繁荣似锦，由于发展方式、道路的选择非常短视，在促成短暂繁荣之时一定会埋下种种隐患，比如房地产；但中国经济也决不会象外界预测的另一极，会在瞬间崩溃，至少目前的中美商贸现状显示：中国制造需要美国的市场，而美国一时也找不到中国的替代物。这种强大的需求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源头活水。 资本最听利润的话，美国商界从来就没打算放弃中国市场，这就是中国经济虽然危机重重，但却能挺到现在（包括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因素。如果还不相信这点，请看10月22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惊人消息：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华为供应商获得113张出口许可，总价值约610亿美元；中芯国际供应商获得188张出口许可，总价值420亿美元——须知，华为和中芯国际分别于 2019 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和所谓“实体清单”。这些出口许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间发放的。 （原载大纪元，2021年10月2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24/n13325562.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历史的吊诡——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再思考
这本文集是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我在复旦大学的同窗好友何朝霞女士的多次催促下，断断续续编了大半年才编完的。此期间因出访日本、瑞典、美国，国内各种社会活动也太多，因此一件本来只要半个多月时间就能完成的工作竟然成了“跨世纪工程”。尔后由于各种非作者能够控制的原因，终于使得这本文集的出版又花落别家，其中种种，实令人无话可说。 本文集的文章共有四类，一类是自己的学术论文，如《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等；第二类是学术漫谈与思想随笔，如《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漫游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国费城》，《中国当代的社会认同危机——法轮功事件的启示》等；第三类则是我为自己就职的《深圳法制报》写的“零度观察”——因为本报的第五版是“零度新闻”，由我所在的专刊部主办。这是一个受到诸多读者喜爱的品牌版，“零度观察”是我们部的值班主任或记者就当天登载的深度报道而写的评论。据好几位同事告诉我，深圳有不少读者将这些“零度观察”剪贴下来集成册子。为了感谢这些读者的厚爱，也因我在评论中所做的分析看来短期内都不会成为明日黄花，故此选了小部分进入本文集。第四类其实只选了一篇，主要是回忆我的知青生涯。 时间就这样流逝。这大半年时间里，国际国内波谲云诡，发生了许多世界历史上均将留下记载的事情。我也因讲学之便到了好些地方，常常在观察别的国家与地区的时候，不自觉地将它们与中国大陆加以对比。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对比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努力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本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是怎样起着再创文明的作用。 近几年，我总在思考一个非常不经济学、看似简单实则万分复杂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断裂将会给它的内在伦理生活秩序造成什么后果？其中的一些基本思路已写进《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里面。也就在这段时期，我读了一本书和两篇文章，一本书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写的《狱中札记》，该书对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其意识形态文化应如何与本国民间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相结合进行了深邃的思考；萨克斯（休克疗法的提出者）与杨小凯等人合写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从考察历史出发，提出了经济转轨仅仅只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不少观点对我们目前短视的“经济学思考”提出了质疑。朱学勤4月末给我发过来的《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一文，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这些文章论述的主题看似漫不相关，实则都指向一个问题：社会伦理秩序如何支撑社会发展。趁我的新论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书结集出版时，干脆将自己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进程之影响的思索断片写出来。虽然这种思考还未臻成熟，只能算作个人思想的一种阶段性总结。 一 1999年底，一位喜爱收藏契约文物的朋友送了我一本民国33年（1945年）五月出版的《安徽政治月刊》第七卷第五期，这本杂志是由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编辑出版。我看了一下内容，发现该期的十篇文章中竟有四篇是谈宪政改革，一篇是谈政府改革。现将这些篇目罗列如下： 《实施宪政与完成地方自治建设》，作者黄同仇，安徽省府秘书长 《论抗战中的宪政运动》，作者詹逸樵，安徽省民厅主任科员 《英国政府的设计工作》，作者汪新民，安徽省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英国政治制度研究》，作者何寰九，安徽政治月刊编辑 还有一篇《职位分类制度之改进》，作者程亚柱，国立四川大学《皖湖月刊》编辑。 记得当时读这些旧文的感觉是极其惊骇：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怎么竟与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相似到了没有时空距离感！4月中旬一位留居英国的朋友来访，我将除了《论抗战中的宪政运动》这篇文章在外的其他几篇文章的复印件给他看，他问我：这是香港还是台湾的哪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待我告诉他这是五十五年前一批政府公务员写的旧文时，他非常讶异，认为中国现在讨论宪政的文章水平并不比那时的文章水平高，而且几乎没有时代距离。我听了颇为黯然，只能对这位朋友说：这不能怨中国学者们不争气，因为这一讨论过程在中国其实是人为中断了的，近二十年有关这问题的讨论只不过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开始。今天的学者们讨论宪政，根本不知道前人已讨论过这些，“现在”与“过去”之间，没有任何思想链条连接。 其实，我们如果还往上翻查资料，就可以发现：早在20世纪初，有关宪政问题的讨论其实就已开始，认识水准也是从英国宪政实施过程开始。只是那时的讨论是用文言文或半文半白语言写的，给人造成的感觉差异很大。其实如果将那些文章翻译成白话文，就会发现我们讨论了一个世纪，认识上还未有更大的突破，总是在原地打“磨儿旋”。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这里：人为中止讨论某一问题，并不等于这一问题消失或解决，因为除了产生某一问题的土壤已经改变，否则这一问题还会再以其他形式回到社会的视野中来。历史不是你想割断就能割断，冥冥中文化传承的力量会将几代人的思索导向同一轨迹。水不能堵，只能疏导。堵的“策略”只会使水不沿河道流淌，而是四处漫溢。要知道正确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如果连认识的途径都给堵住，那就不能有效地解决任何问题。有关宪政问题的思索就是如此。 二 2000年3月末，应荷兰驻上海领事馆邀请去了一趟上海，副总领事Marion Pennink女士非常诚恳地邀请我对他们在安徽省霍山县作的一个扶贫项目进行跟踪研究，她很有信心地告诉我，这个项目共投资2000万美元，分五年投入，今年已经是第二年。由于他们知道中国现阶段的贪污腐败现象很严重，故此采取了一种不依靠当地政府的做法，委托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课题研究小组，通过他们将钱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使农民得到切实的利益。他们想请我就这一项目进行研究，为如何在国际援助中防止贪污腐败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实例研究。我答应今年秋天有空闲时一定去实地考察——我也想在遍地污秽中发现一朵洁白的雪莲。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这朵一尘不染的雪莲是如何绽放出来的，我一定要利用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生存常识，对每笔资金的流向认真进行追索。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形形色色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使得国际援助与世界银行的低息贷款如同流在沙漠中的水一样，没有浇灌出多少绿色来。一个为国际组织公认的数据是：国际援助中的扶贫款大概有40%左右在各种中间环节流失。我没想要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一个流失为零的项目，而是要发现一个比较成功控制腐败滋生蔓延的项目，哪怕只流失15%左右，我也认为是对腐败控制比较到位的一个项目。 我从来就无意鼓吹在中国彻底根绝腐败，因为那不现实。我只是希望中国能够将腐败控制在不破坏整个社会发展基础条件的层面上。如果说改革以前的政府其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上，那么改革以来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则是建立在发展经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上。改革以前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事实上是一个空想目标，若以那种人格来要求社会当然不现实。但改革以来，政府在将人们利己之心（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效用最大化”）引向对社会有益的生产性目标方面，无疑是失败的，贪污腐败盛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目前中国的公共项目已成了腐败滋生的温床，导致了低效与不平等。三峡工程中的大量“豆腐渣工程”以及其他各省不断垮塌的桥与塌陷的路就是明证。通过贿赂手段来争取大宗合同和特许经营权，通常是企业和高级官员的“保留节目”，就在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类行为进行严惩的同时，这类“节目”还是在各地长盛不衰地上演。后继者从这些案例中汲取的惟一教训只是“要做得更隐蔽一些，手段要更高明一些，留下的‘手尾’要更少一些”。 我好读史书，虽然目前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当代中国经济，但见到好的史学著作往往就不忍放下。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我越来越感到一种折磨人的历史苍茫感：拿今人的贪污腐败来与晚清及20世纪上半叶的贪污腐败相比，其所作所为竟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硕鼠”们虽然在公开场合亮相时总以“人民公仆”自诩，但在食用民脂民膏方面，并不比封建制度下的“硕鼠”们要客气一点。 目前的腐败使我将其定义为“制度性腐败”，但生活中却无时无刻都感觉到古已有之的“贪渎文化”在起作用，因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确实在用自己的文化规范来区分“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有时候标准竟如此荒谬：比如某位歌星十多年来一直采用交结权贵的方式，用各种大家明知违法的方法谋了许多私利。而她的家人包括她的丈夫及其家人，没有人对其赚钱的方式表示不满。他们表示不满的内容竟然都是她挣了那么多的钱，而居然没给兄弟姐妹以足够的数额，以致同胞之间生活差距很大。而其家乡的父母官们也都以能够与她交接为荣，因为大家还指望她为家乡牵线搭桥引资；而其同乡们则多少表现了一种艳羡。后来因其所靠的一棵大树倒了，一些媒体将其丑闻曝光以后，大家也只是认为她倒了霉，没人认为她所做的事情值得谴责。只有一位出身世家且从事文化工作的女干部在一个私人场合与我谈过：某某花老婆用这种手段挣来的钱，居然没半点羞耻心！可以说，在没有直接受到腐败行为伤害时，人们虽然在公众场合中普遍显示出对腐败现象的失望，但人们流露出来的容忍态度，反映出来的却不仅是一种屈从和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的恐惧心理，还有另一种心理，正是这种心理造成了目前中国腐败者不臭，反腐败者反而被人认为不通世故。有几件小事很能表现人们这种心理的畸变。 我因采访关系而认识的深圳市某位局长因东窗事发而身陷囹圄。后来据接替我采访该单位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该局长“家乡父母官”已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位局长大人接到本地的监狱里去了，以便加以“照顾”。“家乡父母官”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做局长时，为家乡做了好几个项目，使乡梓之地受惠不浅。目前他“倒了霉”，“家乡父母官”认为应该回报他了。他所在的单位也有人私下里说过：他为单位做了不少好事，某局因他才能成为一个一级局，过几年以后，想办法争取让这位前局长获得假释，再采取别的方法补贴他一些生活费。我的同事告诉我这消息的时候，认为这是人们饮水思源、仗义的表现。我在分析这位局长大人的案情时，发现他的贪污受贿，多半是在人情关系网络中的一种不由自主的行为。 这事件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一社会一种历史相沿的习惯：如果某人的一位亲戚或密友获得升迁，认识某人的人则弹冠相庆：“以后有事我们就找你了！”早在多年前，我在家乡某街居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其间有一位邻居的哥哥升了副市长，平时冷冷清清的家顿时热闹起来，连他单位的领导那段时期都频繁登门拜访。这位邻居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变化”我不得而知，但从他开始在邻居中大声发布当地“中南海秘闻”时那份自得与骄傲，以及听众们那种近乎虔诚的恭敬态度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权势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分量。在崇拜权势这一点上，我们与20世纪前半叶以前的历史实在没有什么差别。 另外一方面，一个人的含金量也决定了这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低。最近报纸上在讨论武汉一位中学生写“二十年后我回母校”的作文，那位十三四岁的中学生幻想的竟然是日后成了大款“衣锦还母校”时，如何在当年的老师同学面前摆阔发威，如何受到母校及昔日同学诚惶诚恐、匍匐在地“扬尘顿首”般的膜拜，活脱脱一个“汉高祖还乡”的现代低级翻版。这篇中学生作文被媒体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在纷纷发言指责汗漫无际的“社会风气”时，竟然忘记了其实这正是目前许多“母校”对其学子态度的直接产品。目前不少老师对学生家长的职位与职业了如指掌，为的就是从中“淘金”；许多学校空前热衷于在各地尤其是发达城市与地区建立校友会，并将目光的焦距对准那些腰缠千万贯、已成了大款的校友们。中学“母校”的态度自不必说了，大学本是涵养学术之地，对学术却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之态，罗列学校成绩时，总是列举自己培养了多少省厅级干部，多少学生现在正在做着某大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之类。培育人的“摇篮”既然都已惟金钱与权势是从，你又怎能指望在这摇篮里发育成长的年轻一代表现出多么高尚的情操呢？ 反腐败含有政治目的，这也算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虽然表现形式上与意大利比较接近，但却绝对不是舶来品。《雍正王朝》这部戏向世人展示了任伯安这个专门搜集官员见不得人的隐私并编成“百官行述”的下作小人，但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有不少，最典型的就是1999年浙江温州瑞安市的“老太”一案，这个乡村巫师就是这样靠抓干部隐私起家，先从最基层的乡一级初试锋芒，然后一步一步如法炮制，最终竟然控制了整个瑞安市的组织人事、经济等大权——至于《南方周末》记者杨海鹏采写此文发表时遇到的困难，以及本人率先报道后遭遇到的一切，其幕后材料足可以写上一篇长文——反腐败运动如果含有政治目的，就会严重削弱政治生活中的竞争性努力。一方面，政府中的一部分当权者可能以利用反腐败来恐吓自己的反对者，使政敌声名扫地；另一方面则可以让自己的支持者继续对其“忠心耿耿”地效力。即使那些已经远离权力部门的昔日同事，也不敢轻易造次，因为他们如果胆敢质疑当权者的行为，就有可能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受到起诉。最近广东阳平市发生了一种颇值得思索的现象：不少官员在台上为所欲为，聚敛了不少财富，而一旦退休（或下台）以后，家里立刻就遭受查抄。我无意反对这种打死老虎式的“秋后算账”式反腐败，我惋惜的是这种清算并不能事前扼制贪官们的贪污行为。要知道，这种依靠掌握同僚的隐私而进行制约讹诈的行为，最终会成为政治利益集团的一种粘合剂，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法律威慑不了腐败行为本身，只可能促成政治精英集团防止内部分裂并阻止强大的反对派势力的形成而采取种种新的努力。如果反腐败法律只能用来对付政治异己，而真正的大贪污腐败分子却可以免受处理，将会导致社会一步一步临近深渊。许多迹象表明，鉴于内部人“反水”的经验，不少权力精英们在改善“内部人分配机制”方面已很有心得。这种内部瓜分机制的改良，可以让“内部人”更紧密地粘合在一起。 在贪污腐败成风的社会风气浸染下，人们在接受送礼和施惠行为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社会将会为这些行为付出什么代价。比如金钱与政治之间的联姻，当官者为亲戚与朋友争取某些项目，还有记者通过撰写某些特别报道而换取红包等等，在中国很难建立一个明确的界限，断定上述行为就是贪污受贿行为。 和日本人相比较，我们也继承了“传统文化”。可惜我们继承的是传统文化中最坏的一面，而不是最好的一面。 三 哲学家说：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 历史学家说：历史有时会惊人地重复。 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思维非同时代一般人所能理解，用“天意从来高难问”形容其不可知非常合适。但历史惊人地重复却是可以体察到的事实。记得1999年7月9日在北京开“9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中期改革研讨会”时，我的发言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历史现象有时惊人地相似。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里谈过，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如下几大特征：一，流民增多。而古代的流民，就是今天的失业人口；二、非生产性的次生社会集团增多，如僧、道、尼姑、乞丐、娼妓等等，均属于这类次生社会集团；三、帮会组织增加，地下经济活动泛滥；四、农村经济陷入破产与半破产状态；五、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少民间宗教团体。从目前中国面临的状况来说，这种社会状态惊人地相似。就以民间宗教来说，那时有个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而我们则有个法轮功。”——半个月以后，我就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看到中共中央告全国人民书，声讨法轮功组织。 其他几类现象，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因为这些现象全国每天的媒体都有报道，只要有心人去采摘这遍地荆棘，自然就可以了解到社会全貌。考虑到媒体曝光时“要弘扬主旋律”的规定，可以估计这类事实的见报率并不太高。这里我只想谈谈民间宗教组织复活的历史文化根源。 在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这本著作里——这本书不是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专著，只能算是史论。但因作者长期居住海外，且无顾忌，故此书中不少论点堪堪可读——唐先生将太平天国作如是分析：“我们的文化传统一向是鄙视‘怪力乱神’的。但说也奇怪，我们却也被反对怪力乱神的先生们，专了两千年的政而不能自拔。我们这项不谈怪力乱神的专政制度，一直专到清末咸丰年间，才出了个‘一神论者’洪天王……掉一句社会史学的专门名词，那就是洪秀全这一干人是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以有神的西学传统来向无神的东学传统挑战。洪杨一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蚍蜉撼大树的小顽童罢了。” 这段话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第一是洪天王的“一神教”思想根源到底来自西方基督教还是中国的民间宗教？第二是这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奉为正统的当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没有很好地解决好生与死的关系，只是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特别强调血缘延续的文化来让一个人的生命以另一种意义延续，但这种异体延续毕竟不是同一个体生命的延续与永生。有了这一缺陷，扶乩、风水、谶纬之学也就从来没有绝迹。秦始皇求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等看来荒诞不经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具有高度智慧的英主尚且如此，更无论凡庸之辈。现在看来，洪秀全对于西方基督教只是借用了一下名词而已。在他的宗教外壳里塞的全是中国传统民间宗教里的糟粕，因为以西学的浩瀚，尤其是发展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义的博大精深，洪秀全不可能凭借读一本改装过的《劝世良言》就能窥其堂奥。从其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方式来看，“拜上帝会”实在与中国历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的宗教如“白莲教”、民间会党“天地会”等算是嫡系兄弟。唐德刚先生说太平天国昭示中国社会第二次社会转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赞成此说，唐的科举制度取代了士族门阀制度——即贵族政治算是第一次社会转型。而自太平天国开始，中国的贫民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以后走上了“贫民政治”道路。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三种政治形态，一是权贵政治，这种政治放纵权力抢钱；二是体现了儒家“中庸之道”的“人治的中间道路政治”，这是用极权政治强化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以保证各阶级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按等级序列得到各自的份额，主要靠“明君贤相”们维持；三是“贫民政治”，这种政治最典型的特点是崇尚暴力，集大成的理想人格与生活方式表现在《水浒传》一书里。每个朝代立国之初，开国君主一般都牢牢记住前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劝课农桑，大力培养自耕农。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康熙朝盛世等都是这种“人治的中间道路政治”的典范。但实行这种政治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帝王必须具有把握环境、同化世界、理解社会的能力，善于在各阶级之间搞平衡；二是整个社会必须有大量自耕农存在，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一时期社会上极富极贫之人都少，居于小康的自耕农占社会大多数，再加上地方宗族组织的族田、学田有扶贫济困功能，故此地主与贫民、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不会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而儒家以中庸之道为主的政治哲学也往往在这时候才能实现。因为这时候的帝王们于马背上得天下，并非庸碌之辈，辅佐他们的大臣们受多年儒家教育，且刚从乱世出来，考虑问题比较具有实践经验：除了为本阶级利益着想之外，还能想到其他阶级的稳定乃是本阶级长治久安的基础。所以就算是出于功利目的，君臣们也还愿意通力合作，遏制豪强势力坐大，防止他们对底层社会过分掠夺。 但到了中后期，随着权贵势力坐大，帝王政权已不能制止权贵们兼并土地，导致大量自耕农沦落为失去土地的贫民，而儒家的人治的中间道路这时也往往陷入“大道不行”的困境，社会就慢慢演化为“贫民政治”，而“贫民政治”最典型的特点是结团成伙，崇尚暴力，往往能成功地破坏一个旧政权。历史上的开国君主们如刘邦、朱元璋之类就是利用“贫民政治”成功地夺取政权以后，就开始实行“文治”，即按照儒家学说实行“人治的中间道路政治”。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即强调“文治”之重要性。历史上所有的异族入侵，最后都被中华儒家文化同化，实在是因为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与家庭伦理于一体的儒家学说构成了整个社会认同的伦理基础，舍此无法达成社会认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等三人“壁立万仞，只争一线”，争的其实并不是儒家文化的生存权，而是整个社会认同的伦理基础。康乾盛世之所以能实现，其实也是在清统治者完全汉化后，认同了儒家文化伦理后才能臻此境界。 所谓“贫民政治”道路，主要依靠暴力抢掠资源并占有资源，只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实施“贫民政治”并不代表贫民整体上都能得到长期好处，“闯王来了不纳粮”之类也只是暂时为了扩大支持者队伍的权宜之计，一旦建立了新王朝以后，纳粮上税之类总是需要的，否则社会将如何维持？闯王政权的命太短，但太平天国却存活了十四年，在洪天王的统治下，没有在天国政权里获得一席之地的贫民们并没得到什么好处。而洪天王及其以下诸王的奢侈无度史料上记载的已经够多了，只有持“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学家们硬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认为这个政权代表了贫民阶级的整体利益。 “贫民政治”与中国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无关，而与中国社会处于弱势状态的另类文化有关，这文化在整个20世纪当中起的作用不可小觑。这种另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后来的义和团文化，他的根源则是中国的民间宗教。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在19世纪后半期兴起，主要是由于社会贫困人口的大大增加，这时候的中国政治已经进入靠人头取胜的阶段。至于贫民政治的极致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而发生在和平年代里的文化大革命竟然出现将人肢解并挖心肝吃人肉人心，将生殖器泡酒的事情，这种“贫民政治”的暴虐已不用多说了。(事见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书) 19世纪后半叶与以往不同的是：历史上所有外族入侵的王朝，包括被怀疑为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王朝，到了中原以后，都得借用延续了数千年的儒家文化来建立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以达成中华民族的社会认同。明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吴三桂引来满族入关，但满族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社会发展水平都无法与汉儒文化相侔，于是他们又走了前朝老路，认同了中国的汉儒文化。 如前所说，中国的儒家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与人际伦理的一种精巧的复合，没有了儒家文化规定的社会伦理秩序，中国社会人心将会发生严重的混乱，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为五千年以来之一大变”，并以“保名教所以保中国”来号召天下士子归心，实在是因为他太明白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认同基础。可惜的是曾国藩虽有“保名教之所以保中华”这等见识，但那时的中国已没有余力再进行儒家文化重振的建设了：首先是内忧深重，前所未有的人口包袱已不是重视多生多育、讲究聚宗收族的儒家文化能够从理论上加以认识并解决的问题。按照清代的生产力水平，当时社会的饥寒界线应是人均四亩土地。而太平天国前夕整个社会的人均耕地下降到人均1.3亩的水平，大大低于社会的饥寒界线。整个农村社会就在乾隆中叶开始了“乡绅劣绅化”与“农民痞子化”的过程，义和团运动必须放在这一大背景下才能正确认识。其次是外患频至，尤其是日本这一资源短缺的邻国，为了让自己从挨打的落后局面中尽快解脱出来，已对中国这一向来被视为“文化母国”的邻邦虎视眈眈。 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最重大的影响，就是使以暴力为特点的“贫民政治”成为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政治主旋律。近现代史上的几大政治集团——湘军、淮军、北洋军阀、国民党军事集团等等，其中下层成员有不少可以说都是贫民（甚至是流氓无产者）出身。而且这几大政治集团是种“胎生”关系，后一集团是在前一集团的母腹中孕育成熟后才“出生”的，只是一个比一个更加具有流氓无产者的特点而已。儒家学说在乱世从来没有整合作用，因为没有讲求“礼”的物质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巨大的生存危机面前，中国人已完全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生命斜坡”上，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互相推挤，要么拉帮结派，崇尚暴力的“贫民政治”因此就成了20世纪社会主导的政治形式。 行文至此，必须要谈谈我对一个形而上的名词“人民”的看法。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本来已经够复杂，寄生于权力使他们本身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畸变。而知识分子与民间百姓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中国对“人民”这一词语神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在沙俄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专制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以专制权力为批判对象，从而在社会分层分野中与民众为伍。但在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人民”大众，严格说来是种理想人文意义的体现，因此这个形而上的名词“人民”被赋予了极为崇高的意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曾对俄国民粹派的这种人文意义化的“人民”观念作过描述： “有时候他们谈到了人民，连我自己也很惊奇，为什么我会有跟他们不同的想法。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圣的统一的整体，是一切高尚、正直、伟大的开端。我可是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曾见过的有木匠、有码头装卸工、有泥水匠，我还见过雅可夫、奥西普、葛里高利。然而在这儿他们所说的却是一种作为统一整体的人民啊。他们把人民看得比他们自己更加高贵，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我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身上，才……集中地表现了一种热望依照博爱精神生活和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人民”这个词在中国被赋予了不少神圣光环。时至今日，在中国话语中只要提出“人民”——还有“人民”的同义词“群众”及“老百姓”，依然具有极强的道德威慑力，“代人民立言者”也随即有了某种道德神圣性。在刘少奇一百周年诞辰时，王光美还要不忘说上一句“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看到这句话时，我不由得记起一件“政治波普”：“文革”中宣判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时，也是假人民名义以行。“人民”是什么？这名词恐怕是现在用得最多而大家最不知晓其意义且最不尊重的一个形而上的名词。十余岁时，我曾在一份批判材料上读过一位著名诗人写下的一段诗：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旗帜。 需要的时候将它顶出去， 不需要的时候将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矛和盾。 向敌人进攻时用它作矛， 防御敌人时用它作盾。 …… 够了。对“人民”这一形而上的名词神圣化，已使我们看不到“贫民政治”对社会与文化的巨大伤害，文学的痞子化即一例。像鲁迅那样用阿Q这一形象来概括国民性的在那个时代并不多见，而鲁迅先生本人也因被圣化，才不致因创造了阿Q这一文学形象而被定性为仇视下层人民。 可以说，儒家文化这一延续了千年的“道统”就是在西方思潮与贫民文化（即痞子文化）的夹攻下才寿终正寝。1911年的辛亥革命，被历史赋予了三大任务，一是改换统治者的血统，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此号召天下，并与反清复明的会党组织相结合；二是要改换实行了几千年的“法统”，即变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至于清朝皇帝做得比咱们汉族的朱家皇朝好得多这一事实，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下，几乎不容讨论（这与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与中国人统治之下的大陆不能比较同理）；其二是改换政权的法统，即要变奉行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民主共和制是外来文化，在中国要牢牢扎根，那可不是一场暴力革命就可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建立另一种制度文化。第三则是更换一个民族的“道统”，即彻底抛弃自孔孟以来的儒家学说，引进西方的文化理念——其实最后引进的不是西方自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理念，而是马克思主义，此是后话，这里不再多谈。而重造文化认同体系的难度恐怕比前两个问题的难度总和还要大得多。 在这三大任务的解决中，第一项解决得比较成功，分两大步骤有效地加以解决。先是有效地将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责任归之于清政府的无能，（至于康雍乾盛世的辉煌，以及那一时期中国的国力在国际上的排行，后辈史家倒是不大论及）20世纪后半叶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这一概念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许多麻烦；第二个问题至今还“在路上”，因为目前我们还在继续为法制化民主化努力。只有第三个问题，即作为社会认同基础的儒家伦理被彻底抛弃，带来的问题整个20世纪都未曾解决。我们学西方，但到底学西方的什么，以及以我们的文化底蕴决定我们能够学习西方的什么，已经不是当时的思想家们能够冷静思索的事情了。应该说，这是当时各种力量进行政治博弈的结果，最后是“贫民政治”的彻底胜利，对这一历史过程，高华先生已用历史良知在其杰出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中做了相当精辟的分析。他的那本书已通过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中国这个农民国度，只有懂得利用引导农民、顺应中国农业社会特点的人才能赢得历史，只懂得照念“马克思主义教条”（毛泽东的原话），最后只可能在一场以贫民为主体的革命中面临被抛弃的命运。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的不是儒家以中庸之道为特点的中间路线政治，而是崇尚暴力的“贫民政治”，而正是在崇尚暴力这一点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百年历史迂回，至少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日本为什么成功，就在于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作为日本社会认同基础的传统精英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精神资源。这一点，我将在有闲时写访日观感时较全面地写下来。 不要轻视与儒家正统文化平行的“贫民文化”的影响，1998年《水浒传》电视剧中那首“好汉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种“贫民文化”具有的颠覆性远远大于其建设性，王朔堪称其典型代表。这种“贫民文化”让人彻底抛弃羞耻感与自尊心，并通过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教育深入人心。在这种思想营养滋养下长大的当代文化界，其风气实在前所未有的坏，不少人都以大陆李敖自居，逮谁咬谁，越有名的人越挨咬，管你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而其中不少“批评”文风轻薄，语言佻达，纯粹是骂人的文字游戏而已。通篇看下来，没有别的印象，只能看到批评者努力表现这样一副嘴脸：“我骂了人，所以我存在；我骂的是名人，所以我比名人更伟大。”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表现了一种蛮不讲理的“贫民文化”——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谁要是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那么现在这种痞子气十足的批评风气只能说是“贫民文化”的另一谬种。中国大陆学术界、思想界的状况虽说也有痞子化这一苗头，如堂堂大上海居然出了好几位公然剽窃的“博导”与学科带头人。这些文抄公之所以还能受到思想界与学术界同声谴责，那是因为这两大界还残存着一些社会良知。文坛职业批评家们目前之所以还不能在学术界与思想界纵意驰骋，不是因为他们轻易放过了这两块领地，而是因为这两块领地还有专业壁垒，要进入这一行业取得发言权，还得先下点苦功学一下某专业的ABC。这对每天忙于在大报小报上发表各种急就章，争取各种机会表现职业批评家风采的人来说，“机会成本”太高，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支付意愿。 我们能向自己的文化挥挥手浪漫地说声“Bye bye”吗？恐怕不能，因为根植于社会土壤的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它不是天际中飘浮的一块轻飘飘的云彩，转瞬就消逝。人到中年，越来越感觉到李泽厚先生“人是文化的沉淀”这句话实乃至理名言。以我自己为例，青少年时期历经的家庭惨变，以及异常艰难的成长历程，使我对家乡充满了恐惧与离弃感，成年以后最大的愿望之一竟是远离家乡。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自己的文化归属问题，只知道自己显然不是海派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产物——尽管我是在上海接受研究生教育，并在岭南生活了整整十一年，两地均有恩泽于我。 就在2000年4月中旬应湖南卫视之邀回长沙时，刚从英国回来的毛嘉闻听我要去长沙，欣然欲同往一观。到达的当天下午，我们抽空一起游了已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十七年前我曾在长沙生活了整整五年，这一“千年道场”未曾开放，故此一直无缘得见。而第一次进这书院，漫溢于其中的氤氲之气，竟使我深深感受到自己与湖湘文化那种深入骨髓，却无法形诸言词的血脉相连感。 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我也曾在烟雨朦朦的春天里，多次到过苏杭无锡等地，游遍了江南名园。但在那些清雅脱俗的园林里，引起我联想的古人诗句竟然都是“闲敲棋子听落花”、“小红唱歌我吹箫”、“十年一觉扬州梦”那种抒写闲情逸致的诗句，冒辟疆与董小宛、李香君与侯朝宗那类故事竟都自然而然地浮上心头。我喜欢那些园林的高情雅致，也喜欢数百年来在这些文化名城纵情挥洒江南烟雨的历代文人才子，因为他们给中华文化长卷绘下了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文化史上将留下无穷遗憾。但我并不觉得那些园林，以及那些园林所代表的文化与我个人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只是一个偶然到此的游客而已。我也到过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曾在那长满了青青古藤的石头城下漫步了整整一个下午。但在那里浮上心头的全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还”，“山川寂寞衣冠泪，百年消沉简册尘”这种意境萧索的诗句，让人不由得想起“亡国之都”这个不祥之词。 只有到了岳麓书院，在自清中后期开始名重天下的历代乡贤，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蔡锷、陈天华等先贤的画像前遥想他们当年在时务斋里孜孜讲求时政时的耀人风采，默念书院中随处可见的湘人诗句时，我才非常真切地感到自己是湖湘文化哺育出来的女儿。湖湘文化以经世致用见长，从来以天下为己任，最恨腐儒空论误国，思想文字掷地有金石声。我的同乡蔡锷将军，在上一世纪初年的军阀豪强中显然属儒雅文弱一类，但在护国讨袁时表现出来的冲天豪气与智慧，正是湖湘文化的精魄铸就。漫步于书院的廊庑园林之间，从心里油然浮出的诗句竟是林则徐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是谭嗣同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黄遵宪悼念谭嗣同的诗：“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奁深韬付，留寄松阴后辈看”。（指日本明治维新志士吉田松阴）民间曾用一句俗语概括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各地方人士对中国的贡献：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那些地方的人其实也是流了不少血的，但人们用这样的话来概括，说明大家认同一点：湖湘文化的特色就是敢于担当家国天下事。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自己与家乡的关系不是自己想了断就能够了断的。湖湘文化早已化为点点雨露，滋润着我的生命。尽管多年来我未踏足家乡，尽管我们这几代湘人可能愧对先贤。我也明白了一点，文化的传承不是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就可轻言革除。 四 “自由主义”这一思想种子随欧风飘来并洒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算来已有一个世纪左右。在毛泽东这种世不二出的伟大人物眼中，百年历史当然只是“弹指一挥间”的小事。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这已是几代人被巨大的历史车轮碾成粉末的漫长时期。逝者如斯，自由主义这朵孱弱的小花却始终只能在知识分子的沙龙里寂寞孤独地开放，成为娱目养心的小小兰草，不能化为原野里迎风舒展的遍地春花，再化作滋养万物的春泥。自由主义的思想涵盖面相当之广，往左越一点界就成了社会主义，往右越一点界就成了法西斯主义。它在东西方文化里的不同命运说明历史的选择往往不是以少数先知先觉者的意志为转移。西方文化是几位一体的：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经济学将人设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政治学也认为人会尽一切努力追求私利，并以此为作为制定宪法的出发点。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对人的行为已施加了种种限制的社会里产生的一种思潮。我一直在考虑，“自由主义”的命运如此，是因为它在中国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难题：在它的母文化里，自由主义只需要解决形而下的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那些形而上的问题，如世俗生活的伦理秩序等等，它有基督教（或天主教）加以解决。中国没有宗教，1911年以前，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是由儒家学说建构的，儒家学说在本土“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以后”，五十年代初至改革开放以前，是依靠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骨子里是“贫民文化”）在支撑，那个时代的荒谬与痛苦，已足够几代人好好咀嚼。如果拒绝咀嚼这枚苦果，历史还会重复——我不喜欢预言，但敢保证这个预言一定有可实现性。 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开始以物质利益为惟一导向。这样的社会发展到极致，就会让自己的人民丧失精神家园。20世纪的社会改造实践留给中国的问题异常沉重。于是在世纪之交前后，人们已开始考虑如何“回归传统”。只是在不同立场的言说者眼中，这“传统”也有迥然不同的释义。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世界里，“传统”仅仅只是指1949年至“文革”时期。在部分左派（包括还有少部分新左派）那里，“传统”还延伸到“文革”时期，比如一位留美学者对“鞍钢宪法”那严重背离常识的独特诠释，对“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等“民主形式”的向往，就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我原来以为对“文革”的这种荒谬诠释没有什么市场，但后来到海外做访问学者时，才发现我原来大错特错。我曾听到不少青年人因这一理论的发明者拥有的洋学位，因其拥有的西式话语系统而接受了他对“文革”的荒谬诠释，1997年下半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与一位在哈佛念博士学位的印度人就“文革”问题多次讨论，他的思想来源于那位留美学者，但他与我们辩论时的执拗比之于那位学者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分为二”这种剖西瓜式的“哲学”被他运用得炉火纯青，他的最主要武器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所以“文革”也有两面性，好的一面是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地贴大字报之类，你们的报纸一再报道，那时的人民是满足的，等等。我一再告诉他，那时的报纸充满了谎言与欺骗，真实的“文革”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但没有用，后来是耶鲁大学的台湾籍政治学博士赵先生学着他那样“一分为二”地分析纳粹德国，他才无言以对，但心里并未服输。在他们那里，那段时期的荒谬与血泪消失了，剩下的只有那些在纸面上被过度拔高的“理想主义精神”，人帮人的传统。而被抽去不少内容的这种历史描绘是不真实的，因为那是一个信息绝对不对称的时代，除了被主流（其实也是惟一的）媒体反复宣传的那些东西之外，我们有肃反扩大化，有反右，有大跃进，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贯穿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有哪一场不是血淋淋的？ 我曾读到一位朋友收藏的一份个人档案，这是一位解放前在一家歌舞厅里伴舞的舞男，1949年时只有20岁，当时已有两年舞龄。这种经历理所当然地被社会划为“坏分子”，交居委会监督改造。这位前舞男以后也没有正式职业，仅仅依靠给人家做各种零工糊口。此后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艰难的四处觅食，只剩下做检讨、向革命群众认罪这一内容。从1950年直到这个人生命终结的1978年，他的个人档案里除了这些毫无人格尊严可言的检讨书、交待书、认罪书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留下。对于认为“死几千万人没什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来说，这个人实在卑微得如同一粒尘埃。但在另外一种以“大数原则”为基调的文化里，他与众生一样平等，生而享有一切天赋人权——所谓“大数原则”，指的是一个人的损失对社会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他本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西方社会重视个人价值，才有这种计算方式——如果这个人到死那天为止，生活内容只剩下动物般的存在，这种思想改造的意义又在哪里？一个做了两年舞男的青年，竟然为此“罪孽”要付出毕生的尊严，其残酷性正表现了我们这种东方文化的特色。要知道，现在对“文革”的控诉，主要是“文革”前那些还生活得不错的高知、高干们的控诉，而本来就如同一粒尘埃的社会另类人物，对“文革”那套专政手法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已丧失了辨别苦难的能力。更何况，他们不少人早已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尸骨无存，有的全家人被斩草除根，他们的悲惨呼号早已消失在漫漫历史长空中。比如我的家乡1968年那场对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分子的屠杀，就在任何史籍中没留下记载，上万生命就这样不留一点痕迹地从历史上消失了——“史无前例”这一个词确实用得很对，因为“贫民政治”只有在这时才真正在全中国当了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时期，“贫民政治”也只不过在一个区域内当了一段时间的家。 曾经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又有谁不知道居委会主任之类“群众代表”的厉害？又有谁希望再被群氓专政？如何评说那个时代，还有待历史良心的出现。但如果要回去的“传统”竟是那样一个法西斯年代，只能说这些人已经患了历史失忆症。最近中国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现在的社会失范状态缺乏认同感，另一方面则说明人们被那种消解历史的后共产主义教育所深深蒙骗，因为那本书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刻意制作出来，完全隐去了历史残酷的一面。那一面被刻意隐去的历史真实，已有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为证。今年前几个月，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风行一时。这一剧作写得很机智，文风也俏皮活泼，作者有相当高的才情，对社会也有关怀。但整个来说，该剧如果用之于宣泄对改革所造成的问题的不满倒也不错，但在历史的真实性方面却是极不负责的。作者在两个问题上避实就虚，一是在两种制度的对比上，作者拿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与图解中的资本主义相对比，如在谈到社会主义理想时他只谈切•格瓦拉的人格魅力，而不谈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后果；二是他试图在切•格瓦拉个人人格魅力与他所从事的事业之间建立一种事实上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处处给人以暗示，切的个人魅力赋予了他所从事的事业以不可置疑的神圣性。其实个人人格与其所从事的事情本身并无一定的因果关系。退一步说，仅以人格而言，在那个阵营中，也只有一个切•格瓦拉，而流氓却要多上千倍万倍。总之，作者搭了一座桥，但只片面展示了桥两端的东西，桥本身却是一条虚线，而问题就出在虚线上。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是要回到更早的传统，这种声音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建设进行了批判。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对历史重新进行审视当然绝对必要，但是从实践层面来说，“理”与“势”同，“势”已变，“理”则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我们还能在“五四”以前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回家”的路吗？ 历史是一维性的，它只有一个延伸方向，不可能再回头。然而了解历史，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出发点。 对于历史，现在的年轻人从整体上看来确实缺乏兴趣。因为我们的历史充满了太多的谎言，成了概念的堆积与教条的集成。对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的功绩描述，都不忘记加上一笔：“某某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其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一部充满了不实不敬的否定之辞的历史教科书，我们还想靠它培养出后代的爱国主义精神？结果当然是青少年们对历史产生深深厌倦，他们的父母一代不少也属于文化教育严重不足的一群，只要与高考无关，不少人也都认为不必要浪费时间学习历史。我写过惟一的一篇回忆录“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发表于《黄河》杂志，陕西《各界》杂志也曾分两次发表。与我同时代的读者对那种生活感同身受，记忆犹新。但居然还有一两个陕西的年轻文人跑到《各界》编辑部轻薄地说：“老谈那些干什么！要向前看嘛。”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式，已经让不少青年人觉得文化大革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历史最大的侮辱，就是对它横加阉割。用这种阉割过的历史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是对祖国的未来极不负责的一种表现。 然而历史对人类的重要性，不会因为这种对历史的粗暴阉割而就此消失，轻视它的人必将受到它的严惩。历史除了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种作用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自尊自爱之情，让我们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走过些什么路，以便今后走得好一些。经济学应该说是一门与历史相距比较遥远的学科，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用发展经济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碰壁以后，终于有经济学家认识到一点：了解发展中国家历史对分析今天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有关键作用。这才有了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经济学家中惟一能够在思想体系的庞大方面与马克思媲美的熊彼特就说过：“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多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伟大的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就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还有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我记不清名字了）说过：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以前的伟大，不学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现在的贫弱。 不少青年人常问我：何老师，你为什么不开出一个给中国治病的药方？我回答说，我的看法其实都已尽语言环境允许的最大限度写出来了。我从未隐瞒自己反对什么，赞成什么。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培养人们的公民责任意识。这责任意识的核心点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真正地将中国当作是自己的国家，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与民族的前途有关。不要纵容自己往社会上倾倒垃圾，却指望有“救世主”来打扫清场。只有从我做起，不期望有救世主出现，中国才有希望。“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我们却在热情讴歌“大救星”。什么是文化差别？这就是文化差别。 人类历史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尊严，发挥创造力。至于每一时代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则需要仰赖那一时期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社会责任感，以及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社会责任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则决定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写完这篇没有答案的思索时，正值深夜，我伫立窗前，深夜的深圳已安静下来，极目望去，只有那无尽的苍茫夜色。渺渺茫茫中，习惯了孤独的我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红楼梦》里一句诗突然跳了出来： “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在上帝眼中，人类到底有多少尊严？ 2000年5月初写于访问美国之前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江泽民到底是不是“卖国”？
由於我写过一篇题为“中俄签约，莫斯科渔利”的文章，纽约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主持人希望我能在他们要拍制的“江泽民卖国”专题中说几句话。我不是历史学家，也没对中俄边界问题做过认真研究，因此答应采访要求後，从书架上搬出了那套买来还没动过的白寿彝主编的22卷本《中国通史》，做家庭作业。 这套《中国通史》的编写者都是中国知名的历史学教授和学者，每一卷都有几十人参加，卷首页都写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十年完成）”，应该说在史料上有一定的权威性。该书第14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专列了“中俄关系”一章；该书第19卷《近代前编》专列了“俄国侵占中国领土”一节。据这些史料记载，三百多年以来，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於40个台湾。 ●中国领土被割去三分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俄国是和中国签约最多（17个）的国家，也是夺取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在17个条约中，最重要的有4个： 第一个是距1989年天安门事件正好300年前签署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虽然《中国通史》的作者们指出“清朝谈判代表缺乏经验┅┅对俄国更有利”，但认为它“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订第一个条约”。按这个条约划分的中俄边界，现在黑龙江北面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後被俄国夺去）都是中国的领土。 该条约签署後，两国关系较和睦，并开展贸易，交换学者。俄国访华学者比丘林返回後，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并是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了解了一点中国文学。另一个俄国学者库尔德采夫则带回了35册的《红楼梦》手抄本，引起了评论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论。 第二个重要条约是距毛泽东“大跃进”正好100年前签署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上述史料说，在鸦片战争爆发後第18年，“俄国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之际，用武力强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署了该约。” 该条约把《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国境内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分成了三大块，第一块约60万平方公里，划入俄国版图；第二块，约40万平方公里，由中俄共管；第三块，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江东64屯”继续归清朝管辖。史料说，“清政府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 两年後，中俄又签署了《北京条约》（1860年），这是中俄之间的第三个重要条约。史料说，“俄国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这个条约。该约把《瑷珲条约》中划分的三大块，第一块和第二块都正式划入俄国版图，仅留下“江东64屯”给清朝；但在1900年，俄国用武力占领了这块土地，把当地5,000多中国人赶入黑龙江里杀害。这个条约使中国正式丧失了等於现在东北三省面积总和的土地。 第四个条约是距“文革”约100年前签署的中俄《勘分西北边界约记》（1864年）。史料说，“俄国陈兵（新疆）塔城卡外以为威胁，┅┅清廷屈於俄国的武力威胁”被迫签定此约，俄国把新疆塔城等西北部“约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割占去。 《中国通史》的结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也有提法说俄国割占去中国300万平方公里土地，那是指把俄国耸恿和支持外蒙古独立、脱离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算上，加上144万，正好约300万（相当於中国现有领土的近三分之一）。因此也有人说俄国从中国割占了约100个台湾（台湾面积是3点6万平方公里）。 ●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的立场 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国近代主要政治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乎都对“中俄不平等条约”持不认同立场： 第一，蒋介石的态度： 曾任联合国南斯拉夫战犯法庭法官，最近去世的中国法学学者李浩培在他的《条约法概论》一书中，不仅强调“按照现代国际法，不平等条约是无效的”，而且介绍说，1924年中国政府和俄国谋求缔结新的平等条约，其中重要条款是，“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俄国代表参加了一半会议就回国，这个条约没有签成。但从这个史料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废除以前俄国强迫清朝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後来出任中华民国领袖的蒋介石，也对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不认同的。 第二，毛泽东的态度： 毛泽东能够打败蒋介石，很大程度在於中共军队得到进入中国东北的斯大林红军的帮助，得到东北这个重工业基地，进而夺取了整个中国大陆。随後不久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更是依赖斯大林的军事援助等。但即使在如此得益、有求於俄国的情况下，毛泽东政府和苏联在五十年代签订条约时，仍特意回避了斯大林极力想涉及的两国边界问题。毛不仅是共产主义者，更是民族主义者，他强调，“新中国”不承认“旧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72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说∶“苏联占领我们的领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国和红色苏联占领的。”毛泽东在没有实力和俄国人交涉时，把这个问题“搁置”。 毛虽然不愿承认历史上俄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毛的“新中国”出版的地图（从建政至今都如此），却把俄国割占去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到了中国边界线之外，而没有用国际惯用的虚线方式，把这些土地列为未定、争议区；只是对俄国霸占的那些土地上的城市，仍使用中国原有名称标记，如海参崴、伯力、库页岛、海兰泡、尼布楚、双城子、外兴安岭等，而不使用俄国人後来起的名字。 第三，邓小平的态度：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89年5月，邓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後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邓的这番谈话显示，在他领导下的中俄边境谈判，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要求俄国承认原来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 ●江泽民一反前例，承认全部中俄条约 江泽民执政後，和俄国签署了两个条约，一个是1999年底和叶利钦签的中俄边界“议定书”。这个条约对以往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律没有提及，等於用这个新条约方式对俄国过去割占去的全部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和确定。 第二个是2001年7月江泽民和普京签的《中俄友好条约》，该条约对1999年的那个边界条约给予认定。 海外华人提出江泽民“卖国”，主要是指这两个条约从法律层面认可了过去俄国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使俄国割占去的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再无法律交涉根据。 当然，客观地说，由於俄国强迫清朝签署的条约历史已久（距今已近150年），世界上国家之间的边界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定，现在中国政府想要回被俄国割占去的那些土地，可操作性很低，因为俄国人绝不可能轻易退还土地。但江泽民政府这种正式签约、认可原来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方式，等於使今後任何一代中国人都丧失了向俄国交涉这些土地的法律根据，因为即使有一天江泽民政府垮台了，中国出现民主政府，按照国际惯例，也得继承这些（江泽民们签的）条约。 蒋介石可以拒绝，毛泽东不愿承认而搁置，邓小平要据理力争，为什麽江泽民要一反前例，全部承认历史上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条约？在苏联解体、俄国国力下降，中国国力提升的背景下，江泽民不仅可以继续搁置这个边界问题，而且更可以像邓小平那样据理力争，起码要求俄国承认历史上那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今天中国让步签约承认这种历史，俄国要给予某种形式的补偿。 例如日本就采取这种方式，它向中国提供的几百亿美元低息贷款，就是为二战侵略中国行为的一种变相补偿，因为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日本对南韩的经济援助，也是同样意思。最近小泉首相访问平壤，同意向北韩提供100亿美元援助，也有补偿二战侵略朝鲜的损失之意。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现在俄国想和中国签署友好条约，让中国方面用法律条约方式认可过去割占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应该给予中国一定的补偿。例如俄国正和中国谈判，准备铺设石油管道到大庆，向中国输出原油，那麽俄国是否可以在管道铺设上多承担费用，或在原油价格上给予优惠等。但从江泽民签的条约来看，中国人任何形式的补偿都没有得到，而且俄国人对黑龙江的两个江心小岛都不予归还（这是中俄边界问题中唯一没有解决的争端），俄国人不仅不还“西瓜”，连“芝麻”都不让步。他们摸准了这个说到俄国“有到家的感觉”的留苏工程师江泽民的脉搏。 江泽民政府既不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和俄国签署的边界条约详细条款，也不把这个问题交给撰写《中国通史》的那些历史学家和对中俄边界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公开讨论；整个和俄国的边界领土谈判、签约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这种黑箱作业，本身就说明江泽民是心虚的，他恐惧这些问题全部公开，允许13亿中国人自由讨论，人们就会对江泽民“盖棺论定”：他和俄国签约，在本质上是“卖国”的。 （载《观察》2002年12月30日） 2002-12-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中国政坛：红二代淡出，赵家人恒在
何清涟 2015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国防部宣布原总后政委刘源上将退休，为各种有关其前途猜测划上终止符。目前，军改后一级指挥官陆续到任，在已公布的名单中，军中27名在役“红二代”将军，只有秦天（秦基伟儿子）获武警部队参谋长一职。这些消息表明“红二代”正在淡出中国政坛。这一淡出过程，应该是习近平借自然规律（年龄上限）而促成的政治安排，江胡两朝“红二代”纵横政坛、国企、军界的鼎盛时期终结。 江胡20年：红二代的鼎盛时期 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2013年10月15日为其父习仲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百年冥寿纪念会，中共红色家族每家派一代表出席，外界与红二代均猜测这是邀请红二代“咸与新政，共掌朝纲”之意，认为从此中国是红色家族当家。对此，我一直心存怀疑。遍数党政军国企各界的当家人并计算年龄，再考虑时势（习近平集权需要），不得不对这一看法打个大大的问号。 从中共建政开始，毛泽东等就开始考虑“红色接班人”问题，但因高层子弟年龄，在文革前真正进入接班人序列的只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李鹏等只算是一匹“黑马”，原来打算当技术专家培养。 毛泽东对长子毛岸英的培养颇有清朝康熙大帝让诸王子到“基层”办差历炼之风。因此，毛岸英的资历丰富：在苏德战争中参过战，回国后在共军占领的解放区发动过土改、并在情报部门任过职，还到工厂当过厂级管理干部。只是天不假年，1950年11月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遭空袭阵亡。毛泽东只好培养公主李讷与皇侄毛远新，李讷27岁时，就任《解放军报》总编辑，成为十大全国代表，1975年官至北京市委副书记。毛的侄子毛远新27岁官至省部级，但因毛去世后的政变，没接成班。 毛家子弟成了红色接班人，其他追随毛打江山的元老子弟也念兹在兹，思谋接班。只是因为年龄缘故，文革时期，这些红二代一部分人在读大学，一部分人在读中小学。但做红色接班人的愿望却一度形成爆发式表述，比如北京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联动”，其口号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江青等将“联动”列为反动组织时，批判该组织的高干子弟“头脑中的特权思想，‘自来红’观念大大膨胀”。当时红色阶级中的底层人民为此很高兴，这群人没有意识到，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要批判这群高干子弟的特权思想，只是因为“联动分子”的父母属于被打倒对象，针对他们“想保爹、保妈、保自己”的政治意图，并非真是要清除什么特权思想。 红二代们集体接班这一梦想，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得到全面落实。从江时期开始，中央部委、国企、军队的红二代们大都稳步升迁。当然，这种照顾并不能保证每位红二代都官至厅局级乃至更高位，因各种原因屈居处级的也有不少，但这并不能否定红二代得到特殊照顾这一事实。任何朝代，有权有势的职位都有限，连一个皇帝留下的后人，都荣辱有别，更何况只有红色这一共同印记的阶层。 未能进入党政部门、军界、国企的红二代们，还有全国人大、政协荣职恭候。江时期由于政治考虑，毛家、胡家有人未进入政协、人大系列，但到了胡锦涛时期，朝廷恩泽普降，李讷终于进了全国政协。人大政协两会，终于成了历代权贵世家子弟朝廷观礼的贵宾包厢。 可以说，江胡两朝，终于实现了毛泽东与其战友们的共同理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还有一句只干不说的，那就是“我们不拿，谁拿？”李鹏的千金，有公主CEO之称的李小琳有那么一段时期，将“两会”当作穿昂贵高级时装及拎名牌手袋走秀的T台。 有关部分红色权贵家族成为巨富的故事，江湖从未绝迹。但那只是“传说”，谁想做成实打实的调查新闻，还真是不得其门而入。 红二代成为话题是中外媒体卷入权争的结果 江胡时期，历史终于等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就是十八大之后的权力斗争。从古到今，这种仗一旦开打，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不折腾出个胜负来，决计收不了场。在胜负决战中，外国媒体（主要是英文）与海外一些华文媒体，就因缘际会，得到不少曝光中共内部最高机密的机会。 《纽约时报》得到的温家财富故事线索成就了该报记者荣获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除了该报与彭博社曝光的习近平姐姐家庭的个展之外，最全面的灰色财富故事展览，当属2014年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所公布的那份《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那里面除了江泽民、周永康、曾庆红等少数几家子弟的公司未列名其上，习、胡、温、邓、李等五家新老政治局常委与其他上百位中共高干子弟公司资料的均列于其上。虽然该报告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但其意义之重大，远远超出“权力斗争产物”的范围。因为《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向世界揭示了中共政治集团的盗贼型面目，严重削弱了中共执政集团的合法性。 比较有趣的是，国内媒体不知出于何方授意，也都开始“正面”报导红二代的踪迹，比如《央企高管中的红色后代：保利名誉董事长系邓小平女婿》（《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年6月3日），文中列了一批包括毛泽东侄子毛远建，李鹏女儿李小琳在内的特殊身份高管。信息见报之时，邓榕夫婿贺平早已退休，突出报导其为军企保利集团名誉董事长，让人产生有意为之的联想。李小琳本人一直是媒体高 调追踪的目标，2013年以来，在压力之下，出席两会时比较低调，2015年12月下旬，李小琳已经辞任中国电力公司董事长一职。 人民网2014年12月22日发布《盘点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的“红二代” 》， 列出以张又侠为首的共27名有所谓“红色背景”的军方将领。每位将领的出身，其父革命业绩均列得清清楚楚。其时正是习近平整军集中力量打击郭徐势力之时。 有关红色家族敛财的故事，一直是中国京城与坊间流传的时代故事，但媒体人知道那是雷区，没人敢轻易涉足。《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曾忍不住在2010年第4期的《中国新富家族》一文中提及，但也只敢透露，在 2009年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中，“红色家族”是构成新富豪的主体：“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 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一个具体的名字都不敢提及。 党政高层的红二代人数不是太多，我在《刘源退休：红二代政治长跑终封印》里谈得很清楚，目前位列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与俞正声，按红二代自己的说法，都是弱枝，习仲勋的西北帮，在1962年就因“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已陷灭顶之灾；俞正声因父亲黄敬、母亲范瑾、兄长俞强声的关系，长期是官场边缘人，但红色接班人的政治长跑中发生的种种变数成就了他，最后跑出了好成绩。 综上所述，红二代纵横国企、军界与商界的全盛时期就在江胡两朝。进入习近平统治时期，红二代已进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境。因为他们遭遇到的铁门槛是自然规律，即年龄，政治局常委以下官员65岁退休，是邓小平时代定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几大标准后，经过30余年才逐渐形成的“党内规矩”。专制者从来就不想与人分享权力，对红二代，用年龄这条规矩就足以让他们平安退出政坛、国企与军界。 红二代虽然会淡出政坛，但中共体制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格局不改，必然由垄断而产生特权阶级。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红二代消失，赵家人恒在”，只是赵家人的构成将“新桃换旧符”，另一批新权贵登场罢了。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liu-yuan-20160101/312785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民主党的城市治理：纽约与芝加哥的出逃潮
何清涟 民主党用“进步主义”观念统治的城市，多处于三高状态，失业率高、犯罪率高、政府债务高。但民主党决不承认这点，进步主义的研究机构也不承认这点。事实无情，在Black Lives Matter中大大秀了一把政治正确并及时响应Defund Police的纽约与芝加哥陷入了新的烦恼：革命虽然很酷很风光，让不少革命者提前进入共产主义，闯进名牌店“零元购买”，想要的东西任意拿。但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税源枯竭，手中无钱，民主党州市政府顿时没法洒钱安抚本城的BLM，也没法给自家票仓的福利族多送温暖。一向坚决反对川普所提“法律与秩序”的这些民主党州官员们苦于没有蛋糕了，终于从革命的云端落到地面上，想起还得寻找造蛋糕的人。 库莫：归来吧富人们，我请你喝一杯酒 先说曾在媒体上当了个把月“战时总统”的纽约州长库莫的烦恼，这烦恼值得写入纽约城市发展史，并成为与十多年前共和党州长朱利安尼治绩的鲜明对比案例。 自从发生BLM革命运动之后，纽约州与纽约市顺应革命者Defund Police的要求，减少了NYPD（纽约市警局）的10亿美元预算。结果是纽约市犯罪率上升，仅在上东区，与2019年7月相比，抢劫案就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86％，枪击事件有所增加，逮捕人数减少了一半。这些，白思豪市长并不在意，相对这些，他更乐意率领BLM成员花公款买油漆去川普大厦门前书写巨大的Black Lives Matter。没钱了，他就发个视频，责备川普不给他足够的联邦救助——以往拿到联邦救助时，他就公开发言说，纽约州有充分的自治权，联邦政府不得干预。 但州长库莫当了多年纽约州长，深谙州情。他很清楚，纽约市财政枯竭，连清洁门面所需要卫生预算也削减了1.06亿美元，结果导致整个城市堆满了垃圾。他更清楚，民主党的票仓中有大量福利族，这是政府供养的对象，供养费用得从税收中来。而纽约人口的百分之一缴纳该州税款的一半，这些人是全球流动性最高的人（准确地说是流动能力最强），就在武肺疫情大流行之时，许多居住在曼哈顿、布鲁克林区的富人逃往汉普顿，纽约州北部或康涅狄格州，截至今年5月，纽约市最富有的居民中至少有42万逃离了纽约市。6月BLM革命如火如荼，骚乱和抢劫在城市中肆虐时，富人们的外流更多。还有不少大富中富在等待搬家，据搬家公司Roadway Moving总裁罗斯·萨皮尔（Ross Sapir）告诉Fox，“实在是太忙了，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繁忙的夏天”，“在过去三个月中，我们无法满足需求“，另一家搬家公司Oz Moving则说，搬迁数量继续以“相当大的速度”增长。比之前27年中的任何一年都多。 穷人是票仓，富人是政府提取税收钱袋，“钱袋”长脚跑了，税收怎么办？纽约不愧是民主党经营多年之地，市议会一干议员不断呼吁提高该市最高收入者的税收，以抵消纽约在未来两年内面临的预计300亿美元的赤字。做行政首脑多年的库莫先生脑袋比清谈的议员要灵光，知道加征税收，剩下的这点富人也会离开纽约。于是他灵机一动，向逃出纽约的富人们发出深情的呼喊：归来吧，我请你们喝一杯。当然，他不仅仅是呼喊，而是深入富人当中，“每天”与他们交谈，恳求他们回来，并且承诺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与他们一道喝一杯。 目前，库莫先生的努力仍在进行中。我衷心希望该市的BLM成员的革命热情消退，刑事犯罪率随着下降，或许，纽约这最富有的1%人口在库莫的深情召唤下归来，继续为纽约税收做巨大贡献。但那是将来，现阶段的烦恼是布鲁克林 、上西区甚至曼哈顿遍布大街的垃圾与无家可归者，以及不断上升的犯罪率。 芝加哥女市长的烦恼陷入无解 与芝加哥女市长的处境相比，库莫先生的烦恼不算什么。库莫先生治下，BLM虽然也挺喜欢“零元购买”，也喜欢抢劫、杀人，但革命理论素养差得多，因此也容易对付得多。将示威与阿迪达斯、GUCCI等名牌作为革命战果挂上钩，芝加哥BLM开风气之先。但革命并未使当地的枪击案减少，反而增加，6月9日，芝加哥迎来60年来”最致命的一天”，24小时内18起命案；7月4日，在芝加哥的独立日周末期间，至少有79人遭遇枪击，其中16人丧生。与去年同期相比，6月最后一周和7月第一周凶杀案件增长了39%。生活在芝加哥的人习惯了这些，不会因此更加难受。当地的官员们也将这些当作日常状态，不会因此改变做法。 但是，没有钱，泪汪汪。做芝加哥市长，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没有钱。早在2018年，因为面临280亿美元的养老金财政缺口，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12日向市议会提议，希望能通过开设赌场，大麻合法化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财政危机。洛瑞·莱特富特（Lori Lightfoot）女士任市长之后，芝加哥财政也很不宽裕，再加上今年5月底以来BLM革命运动，共有数千家商场关了门。Target及全力支持BLM的Walmat现在都停业了，安德森经济集团估计 ，在5月29日至6月3日期间，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大都市地区的抢劫损失总计超过4亿美元。在遭到严重洗劫后的查塔姆（Chatham），连CVS这种便民的医药连锁店都关门大吉。市长洛莱特富特说，在遭到暴徒（实际上就是BLM）洗劫后的查塔姆地区 “只看到沃尔格林一家，CVS，杂货店，一切都在眨眼之间消失了”。 女市长曾全力支持BLM、以保护市民姿态反对川普派国民警卫队清场的打算，现在终于知道没钱不好办，声称要采取艰苦的努力使企业重返市场。不幸的是，就在天天打电话、发电邮与那些关门的企业联系、并许诺拿出1000万美元维护商场的治安，苦劝他们返回时，8月9日，芝加哥多个地区发生大规模抢劫案。50多辆车载着数百人冲上街头洗劫了包括珠宝店在内的众多高档商场。著名高档商场Nordstrom一直努力表态支持BLM，但也难逃被洗劫之厄运。据芝加哥警方称，抢劫期间有9名警察受伤，一名保安人员和一名平民遭到枪击，都处于危急状态。女市长面对记者时不肯承认是过去的纵容导致了8月9日的大规模抢劫，但在视频讲话中谴责了抢劫者在破坏芝加哥这个被引以为傲的城市。第二天，BLM发表强硬声明，斥责说市长女士“自五月以来没学到任何东西，直到废除警察并给黑人社区充分投资，人民将继续崛起”。他们还声称，“在芝加哥市中心积聚的巨大财富是我们所有人的财富”，抗议者攻击富人所有并为富人服务的高端零售商店，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城市。 女市长顿时没辙。她领导的这个城市，是BLM的本部与训练基地所在地，也是黑豹党的基地。地下气象员的几位骨灰级革命先辈都在那里，其中一位是奥巴马的政治导师，另一位是校园革命的合作者。这些情况，我都在《美国文革/BLM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幽灵》一文中详细介绍过。 民主党执政，全美城市尽成纽约、芝加哥、旧金山 民主党治理城市陷入失败，这几乎是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反复提到的事实，也有FBI的调查为证。今年BLM运动以来，民主党为了制造混乱，让疫情与骚乱夹击，影响川普选情，采取了牺牲打的方式，纵容、支持BLM与Antifa在自己管辖的城市里打砸抢烧杀，纽约与芝加哥只是其中两个例子而已。如今，这两个城市的犯罪率激增，导致州市税源枯竭、财政紧张，这两城市的民主党官员不肯反思自己的治理有何失败之处，在无法提供安全保证的时候，一个呼唤富人回来拯救纽约市，一个呼唤被抢劫而关门的企业回来，对此，我只能说是热情可嘉，但白费功夫。只要芝加哥BLM为自己的抢劫合理化找到的理由是“那是我们的财富”，”这商店为富人服务“，没有人的财产在那地是安全的，哪怕他们声嘶力竭地表示支持BLM，向民主党捐金。芝加哥的BLM发新闻稿斥责市长时，声称黑人失去工作、无所事事，没有人关心他们。但他们是否意识到，正是他们吓跑所有的投资者，让自己失去工作的。以上情况并非只发生于纽约、芝加哥。Eat The Rich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各州。8月12日，在西雅图发生了一幕：群聚在高级豪宅前的示威者高喊：“打开你们的钱包，把你们的社区给我们，把你们的股票给我们”。 来自于纽约14选区的女议员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即著名的AOC女士8月8日发表了一条推文：亿万富翁需要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不需要亿万富翁（Billionaires need the working class. The working class does not need billionaires. https://twitter.com/AOC/status/1292155096923504640）这等于直接否定了纽约州长库莫与芝加哥市长莱特福特恳求富翁与企业回来的努力。 离大选只有三个月不到，美国民主党执政的城市，BLM仍然在继续打砸抢烧杀。由于政治正确的压力，以及左派媒体经常故意透露反对打砸抢烧杀者的人的家庭住址（FOX主播就遭遇这一待遇），很多人不敢公开表态。但是，拉斯穆森就警察是否应该出手制止各地的暴力活动做了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半选民支持镇压暴力抗议；在这个问题上党派之间存在强烈分歧。虽然75％的共和党人和47％的无党派选民认为警察应该镇压抗议活动。有56％的民主党人说，应允许抗议活动继续进行，直到抗议者希望结束抗议活动为止——希望BLM用暴力抗议为民主党助选，是民主党大部分人的愿望。 大选就剩下几十天了，美国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全看超过51%的选民如何选择了。我始终坚信，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不会喜欢缺乏公共安全、法治遭到严重破坏、身份政治主宰一切的状态。身份政治被美国左派名之为进步，实为退步。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美国“进步自由主义”炮制并支持的BLM，完全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从契约到身份，而且是更粗陋的身份（肤色）的运动。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8月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3942）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司法改革白皮书》为何无人喝采？
10月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但除了官媒发布了消息之外，几乎无人喝采。 这实在怨不得媒体不给政府面子，且不说此时十八大前夕各种有关高层内幕的消息搅得大家心神不宁，一看到开篇那“中国司法改革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既博采众长、又不照抄照搬，既与时俱进、又不盲目冒进……”的套话，人们就已经丧失了阅读兴趣。 一、死刑慎用的最大受益者到底是哪些人？ 白皮书指出，“死刑直接关系到公民生命权的剥夺，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并列举了一些成就：自2007年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以来，判处死刑的案件逐步减少；自2011年开始，中国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规定对审判时已年满75周岁的人一般不适用死刑，并建立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制度，为逐步减少死刑适用创造法律和制度条件。 但白皮书却没提到，上述有关死刑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主要是涉及腐败罪案的高官，而非普通民众。中国司法系统对腐败者的惩治力度越来越弱，近年来，缓刑成为中国贪腐官员的特殊刑。在别的方面，中国与国际接轨比较缓慢，但在腐败罪不处死刑这方面，中国接轨很快，并从理论上找出依据，依靠死刑反腐是种“制度性偷懒”。这一趋势在2006年就有人指出，但此后愈加明显。以下是来自于两个时段、见于官方报道的三条相关资料： 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信息时报》2006年7月26日） 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另外从监狱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证实，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其中各种原高官获假释、保外就医的占绝大多数。（见尹鸿伟，“巨贪死缓史：近10年百名贪官仅8人被执行死刑”，2012年10月11日） 《财经》杂志今年5月17日曾发布一个研究报告，选取了自1987年以来120名省部级高官腐败案件作为分析样本：发现只有6例被判死刑，其中两例还是因为犯了杀人罪（杀情妇致死的段义和、杀妻致死的吕德彬），如果将6个死刑案例置之120人样本中，死刑比例已降至5％。 这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但这种宽大对平民却很少施用，比如沈阳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人员，尽管事件起因缘于城管执法暴力，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有原宥之情，但最后还是判处了夏俊峰死刑。 二、白皮书未提劳教制度存废 今年8月，湖南永州幼女被逼卖淫案中“上访妈妈”唐慧的遭遇一度将劳动教养制度推向风口浪尖，国内各界人士发起废除劳教制度的倡议，但司法改革白皮书并未提及劳教制度存废一事。在记者提问时，这一制度被两度问及，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只表示，劳教制度有法律依据，当前也存在问题，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改革试点刚刚开始。 考虑到有很多名义上的“民意代表”——人大代表都曾参与呼吁废除劳教制度，白皮书未能回应民意这一特点就更加突出。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忠林曾提议改革劳教制度，指出“劳教制度必须改变，而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正是改变的方向”，认为缩减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目前主要的分歧在于：矫治决定主要应由司法部门还是公安部门来决定。这一分歧直接导致《违法行为矫治法》的“难产”。 三、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是司法独立 其实，中国司法体制之病根在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中共只是将司法视为专政工具，而非中国政治的制度基石。 世人皆知，中国的立法体制完全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衡立法体制。制衡立法体制建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且相互制衡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的立法体制有其鲜明的特点，从立法权限划分的角度看，它是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表面上，立法权限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设机关掌管，国务院有颁发行政法规（与法律效力相同），省、自治区与一些直辖市（如上海）、经济特区（如深圳）也有立法权。但由于全国人大（包括省市各级人大）本身就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工具，立什么法，何时立，必须遵从中共的意志，故此人大一直被称之为“橡皮图章”（指其形式上有权力、实际上权力受中共中央束缚）。从21世纪开始，中共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规定各省（自治区）、市的人大主任均必须由同级中共党委书记兼任。这种党领导下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三位一体的特点注定中国的立法过程必须完全体现党的意志。法官中的重要职位，比如各级法院院长、庭长之类更是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对党的政治忠诚是其任职的首要资格。 只要由党继续统管立法、司法、行政，所谓司法体制改革就是一些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捉弄法律的弊端就会继续存在。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0月1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0/judicial-reform/）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谁说本届中国证监会不聪明？
何清涟 9月9日那一天，也许是为了纪念“中国穷人的大救星”毛泽东，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核心内容是为中国592个贫困县IPO免除排队，即开放绿色通道，让贫困地区政府能够上市圈钱，不，应该说是上市筹资，“圈钱”这词实在太难听了。 扶贫IPO资格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间的关系 乍看之下，我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从17世纪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人类社会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以来，直到今天的华尔街及各国股市，股票上市都要看公司的赢利能力与资本回报率，没人将股票交易所办成慈善机构。中国证监会是吃错药了？难道去年股灾之后，中国证券界精英尽数打入天牢，如今当家的全成了二三流人才？ 突然想起8月下旬中国公布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消息，说的是党爹要与地方政府这些儿子们分灶吃饭了，顿时明白本届证监会真聪明，想出了为国分忧的高招。当然，这也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共高层领导精准的识别能力，奏折一上，立刻就知道这是好主意，恩准照行。 现在来看这主意究竟好在哪里。 先给读者们看两张名单，一张是《2015年中央对31省份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总额》，如果看不明白，就请看文字说明。另一张是《证监会重磅：592个贫困县IPO免除排队》，然后再将两张表比较，就会发现一个事实，两张名单高度重合。 股市扶贫名单上所列592个贫困县，都来自于全国经济欠发达省份，少数民族8省份包括新疆、内蒙、宁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其余省份包括四川、河南、河北、湖南、湖北、云南、黑龙江、安徽及东北三省等地。 转移支付名单上列有中央财政收入转移支付数额。这些省份贡献给中央政府的国税总额少于中央财政对该省的转移支付，比如重庆2015年贡献的国税总额是1188.2亿元，比中央财政对重庆的转移支付1319.91亿元还少一点。除了重庆，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份的国税总额也少于中央财政对它们的转移支付。比如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听起来似乎足以财政自立，但事实是四川获得中央财政的拨款最多，这次获得36个贫困县可扶贫IPO。 凡对中国财政体制略有所知的人，看了这名单就会明白，这是中央不想再照管这些儿子们全家的吃喝拉撒睡了。 中西部省份为何抢戴“贫困帽” 人类社会有个不能否认的特点，即嫌贫爱富，中国文化尤甚。但中共官场却有个特点，喜欢向党爹央妈哭诉自己的穷困，以争当贫困县为荣。每个财政年度开始之前，中国就会出现“中央财政喜气洋洋，地方财政哭爹叫娘”这一奇观，意思是指，中央财政又报增收多少，但地方却坚决哭穷没商量。除几个发达经济省份之外，各省都要派出得力官员赴京游说以财政部为首的几个部，谓之“跑部钱进”。各省驻京办事处的一把手，官阶可能不太高，但必须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公关能力，为“跑部钱进”服务。如果每年能够保住原有的贫困县数目，就算大功靠成，如果能够增加一二，办事的官员弹冠相庆，因为升官有望。 但中央政府发现这样当爹实在划不来。近四年以来，央地财政收入占比有个特点：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大于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由50%降为45%左右，地方则由50%升至55%左右。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却呈逐年上升趋势。至2014年，转移支付的额度已达4.67万亿，占当年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为67.48%。对于这一结构，国家审计署定性为“转移支付结构不够合理”，中央政府也很不满意。 仅以扶贫一项来说，中西部不少省份都出现政府层层截流，将扶贫款挪作他用，建造豪华办公大楼。发放到乡、村两级，也多被基层官员用来谋私，或分配给自己那些并不贫困的亲戚与关系户，或是用来收取贿赂，让低保户送礼才予发放。这种情况被称为“沙滩流水不到头”，因此才有所谓“精准扶贫”一说。 甘肃省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占该省财政收入的70%左右，最近还出现杨改兰一家六口自杀现象，就是扶贫款被官员截流分肥的结果。 央地财政关系的要点是分灶吃饭 也因为考虑到扶贫款等各种中央转移支付被滥用，中国政府才一直在酝酿央地财政关系改革。于今年8月24日推出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要义在于重构财政事权与责任边界，逐步减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让儿子们自己逐渐独立支撑门庭。本文简要介绍两个要点：1、“财政事权”突出了“财政资金”和“基本公共服务”两个关键词，主要按照“受益范围”原则来划分事权。根据《意见》，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分为三部分，即中央履行的财政事权、地方履行的财政事权和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2、以事权划分为基础，“支出责任”被限定为“与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相关的“支出义务和保障”。说白点，就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决定哪些钱由中央出，哪些由地方出，哪些钱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出并确定各自支付比例。 以下是确定的中央事权：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除此之外，属于地方事权的有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结束过去地方政府那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情况，并扼制地方政府无限制支出，深陷债务泥潭最后还得央妈拉拔的局面。但中西部与八民族省份，基本上没有什么象话的产业，向来对中央财政转移依赖度高，让这些省份财政自立，肯定是连站立都困难，更别说行走了。中央采纳证监会的建议（或者是中央智囊提示证监会提出这建议），给不了钱就给政策，开放证券市场的绿色通道，让你们去股市上圈钱。 股民会赞助扶贫IPO吗？ 剩下的问题是：中国股市现在元气大伤，股民们会去买这类意在扶贫的股票么？ 如果以扶贫做慈善之名发行股票，中国股民不会买。但如果通过一番精心运作，将其包装成有利可图的投资品种，哪怕是短期内的黑马股，也会有股民跟风购买，请注意，关键字是“跟风”，因此，得先有人或者机构“刮风”。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对扶贫IPO，如果中央政府完全放手，那是不会有机构与股民去购买的，因此，中央政府还得继续发挥父爱精神，将多年来仰赖父爱生存的儿子们“扶上马，再送一程”。“扶上马”不难，最拿手的办法是由中央部门召集各种公募、私募基金与证券商开会，让他们当场自愿认购若干。这些机构都是在中国股市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弄潮儿（有时没有潮头也能造出一波来），唯一害怕的就是中央政府，自当乖乖认购。但他们绝对不会想成为这些公司长期持股的大股东，认购之后，会寻找合适时机，机构之间进行合作，将这些股票轮流炒作，拉抬至一定价位后出手。 中国股市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股民。股民们早就不看什么公司业绩、股票市盈率之类技术指标了，每天盯着股市，就只为寻找“黑马”，一旦发现某几只股票出现上涨异动，就会跟进炒作。至于是否能够通过炒作获利，那就是赌运气了。 总之，股市到了中国，就承担了中国经济改革重任，朱镕基总理当年将股市当作国企圈钱脱困场所，如今证监会以帮扶贫困地区政府之名义，为扶贫IPO开辟绿色通道，更是高招。至于投资者的利益，政府早就警告过了“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既然是投资，那就有输有赢，风险自担。 谁说本届中国证监会不聪明？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9月16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20160917/351294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委内瑞拉和法国人受够了左疯
12月6日是左派的又一次滑铁卢。这一天，委内瑞拉和法国的选举，继阿根廷之后，再次让社会主义左翼政党成为最大输家！ 委内瑞拉多年来都被世界媒体关注，因为该国前总统查韦斯领导了一场对外全球反美、对内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左翼运动。 在外交上，查韦斯和古巴的卡斯特罗，伊朗的内贾德等结盟，像二战时的轴心国一样，形成反美反西方的铁三角。再加上拉美的其它左翼政府等，形成反美阵营。查韦斯被称为“反美小霸王”。 在内政上，查韦斯热衷所谓“玻利瓦尔革命”（左翼运动），推行类似苏联等共产时代那种国家垄断经济、均贫富、大锅饭等社会主义政策。 在拉美地区，有三种“社会主义”∶一是古巴卡斯特罗式的（共产极权下国家控制一切）；另一种是阿根廷前总统贝隆（庇隆）始创的“贝隆主义”（政治上有选举，但经济上国有化、均贫富，政府包揽），再就是以十九世纪拉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命名的“玻利瓦尔革命”，发展到后来成为贝隆主义+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 古巴模式的恶果人所共知，卡斯特罗至今掌权56年，该国从无选举，经济更是陷入困境。据2013年的统计数字，古巴人的月收入只有19美元。 贝隆主义的恶果，不久前我在“右派胜选，阿根廷不再哭泣”一文中提过，在热衷贝隆主义的左翼政党过去12年执政下，阿根廷已成为全球经济最糟的国家之一，在《商业内情》（Business Insider）列出的全球悲惨指数最高国家中，阿根廷名列第四，跟正在内战的叙利亚、也门等为伍。 “玻利瓦尔模式”也同样糟糕，以玻利维亚为例（为纪念玻利瓦尔而起的国名），虽然该国拥有南美洲第二大天然气田，却被称为“坐在金椅子上要饭的乞丐”，因它是南美洲最贫穷、落后之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66.4%，极端贫困人口占45%。 1998年底，曾发动军事政变（入狱）的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这位信奉“玻利瓦尔革命”的政治强人，迅速把这个国家带入灾难。查韦斯的口号是∶“21世纪属于社会主义”。“富有是坏事”（be rich is bad）。他制造贫富对立，煽动穷人革命，实行全面国有化（包括石油公司），国家控制商品价格，广泛提供福利补助的社会主义政策，结果委内瑞拉成为这种乌托邦的试验地和牺牲品。中国人更能明白毛式大锅饭的社会主义是怎麽回事。 委内瑞拉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储藏国，也是南美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当年全球油价高涨时，委内瑞拉靠高价油发财，其社会主义政策的隐患还没有完全显露。2005年时委内瑞拉还是拉美地区国内产值最高的国家。但随著油价下跌（从100多美元跌到今天的40元），委内瑞拉的经济迅速陷入困境。 查韦斯靠上台后修改宪法（改变总统任期限制），连续掌权14年，最后因癌症死在第四届总统任期（2013年）。虽然他指定的接班人在那种“穷人革命”的社会主义狂热气氛中仍（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但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治安迅速恶化成全球之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致力经济发展、人类物质空前丰富的今天，委内瑞拉却连生活必需品都严重短缺，人们要排长队购买日用品。据在委内瑞拉工作的中国企业员工目击，在那里连“牙膏、洗发水、洗衣粉、面粉、大米都要限购。每天超市门口都是长队，但老百姓排队好几个小时，也只能每人买4小包面粉和3个牙膏，结账还需要使用身份证。” 美国“布隆伯格观察”（Bloombergview）报道说，“在委内瑞拉，什麽货品都短缺，从牛奶、面包，到啤酒，药物，甚至避孕套。”在委内瑞拉的主要医院，60%的癌症患者（包括很多儿童）无法得到必要的治疗，因为20种化疗药物现在都短缺。从去年五月以来，委内瑞拉医院的“截肢”病患数量“火箭般窜升”，因为缺乏抗菌素和必要的药物来治疗。 据上述报道引述的民调，30%的委内瑞拉民众说，因食品短缺和物价飞涨，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或更少。70%的受访者说，他们已停止购买一些基本食品，因为缺货或太贵。 各种必需品的短缺，导致走私和黑市猖獗，委内瑞拉货币的贬值速度如同流星。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年度追踪分析报告《贬值的货币》（the Troubled Currencies Project，项目主持人Steve Hanke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对乌克兰、叙利亚、委内瑞拉这三国的（与美元的）官方汇率和黑市做出比较列表（至11月29日）∶ 在有克里米亚危机的乌克兰，官方汇率是23.51，黑市是25.53；在正内战的叙利亚，官方汇率是221，黑市是388；而在既无内战又无领土纷争的委内瑞拉，官方汇率是6.35，黑市是890.62！ 从去年11月，委内瑞拉政府就停止公布经济数字，因情况越来越糟。政府官员说，该国通货膨胀率是150%。而上述“卡托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委内瑞拉的实际通膨率是808%，是全世界最高的！ 2014年，委内瑞拉的人均GDP就已被《世界银行》降级到拉美地区的第五名，排在智利、古巴、乌拉圭、巴拿马之后。 由于食品紧缺，通货膨胀，导致犯罪率高升，偷盗、抢劫、走私、哄抢商铺屡屡发生。据上述“布隆伯格观察”的报道，今年上半年，委内瑞拉就有500起游行抗议，56起哄抢商铺、药房和仓库事件。今年前八个月就有6000多名走私犯被逮捕。委内瑞拉像坐在火山口，“人民不是在外面街头抗议，就是在外面排队抢购食品。” 在全球油价下跌的现状下，按常理，委内瑞拉可靠增产（薄利多销）以增收。但在查韦斯把石油公司国有化之后，委内瑞拉的油产量不仅没上升，反而下降。在实施国有化时，石油公司工人曾举行大罢工，结果一万八千名工人和管理人员被解雇（占员工总数40%）。由于缺乏技术工人和有管理经验的管理层，再加上国有化后的官僚化、低效率，导致委内瑞拉的油产量连续下降，从2005年的日产330万桶，降至270万桶（至今没超过这个数量）。 在如此严峻局面下，查韦斯们仍热衷社会主义，政府包揽医疗，住房，教育（全都免费），对各种食品提供补贴。庞大的福利开销花光了石油收入，导致政府严重赤字、举债度日。 国际金融专家指出，从目前到明年底，委内瑞拉需要还债158亿美元。而目前该国的官方储备只有150亿美元，其中现金只有30亿（手头有10亿，20亿在国际货币基金那里）。委内瑞拉的黄金储备至今也降至117亿美元。祸不单行，不仅全球油价暴跌，黄金价格也跌跌不休，现只有1073美元/盎司（12月9日）。 从目前世界经济来看，石油和黄金的价格短期内都不会大幅反弹。这意味著委内瑞拉的经济更会下滑，人民的生活将更加艰难。 布隆伯格专栏作家福克斯（Justin Fox）评论说，“查韦斯不在了，但这明摆著是他（造成）的危机。他把委内瑞拉带向泥沼，陷进灾难。当然世上还有更坏的领导人——屠杀自己的人民，或对外发动战争，但查韦斯的国家管理方式显示，他是世人眼睁睁看到的最灾难性的领导人之一。” 查韦斯曾四次当选总统。委内瑞拉的经济这麽糟糕，为什麽人民还要选择他？这不仅是该国的问题，也是西方其它国家存在的问题∶左派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不仅迷惑了底层民众（给他们免费医疗和教育，还有住房及食品补助等庞大的福利，他们则回报以选票，所以被称为“变相买票”），也给了沉迷乌托邦幻想的左翼知识分子站道德高地、显摆自己政治正确的机会。查韦斯的社会主义，跟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左派们的想法大同小异，都是要通过政府强行均贫富，以人民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照顾弱势群体的名义等等，剥夺其他人的劳动成果（强行高税收），然后用庞大的社会福利来养懒汉，造成全社会的惰性。在这种政策下，当然绝不会有蓬勃的市场经济。 但委内瑞拉式的社会主义，在西方仍有大批推崇者。目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就是一个毫不隐讳的社会主义者，且有相当选民支持度。民主党头号总统参选人希拉里的一系列政策，跟桑德斯大同小异，也是一个骨子里清清楚楚的社会主义分子。 即使在中国异议人士中，仍有热衷和信奉者。例如流亡美国、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刘宾雁，就是查韦斯的粉丝。查韦斯刚上台时，他就充满期待，直到2005年去世前还在整理剪辑委内瑞拉的资料，想把查韦斯的社会主义经验引进中国。 刘宾雁曾公开说，“因为中国盲目地学习西方，把美国的、西欧的那些最反动的、最右倾的经济学理论拿到中国去搞，搞这种所谓的市场经济，结果证明是失败。美国失败了，欧洲失败了。他们没有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中国也一样倒霉。” 而事实正相反，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跟毛时代简直如同两个中国），恰恰是因为中国走向米塞斯、哈耶克们主张的市场经济。而美国一直保持世界唯一超强，也在于坚持走资本主义，而没有迈向查尔斯们那种社会主义。体验过毛时代那种悲惨经济状况的刘宾雁，能说出上述那番话，实在是比蜜糖里长大、不知饥饿为何物的西方左派更不可原谅的。 无论东西方有多少查韦斯的粉丝，惨痛的教训促委内瑞拉人民觉醒。在经济困境的现状下，12月6号委内瑞拉的国会选举，出现了自查韦斯17年前掌权以来第一次大逆反∶查韦斯的政党大败，右翼反对党获得横扫般胜利，赢得三分之二的席位！ 反对党领导人说，下一步他们要通过法律程序罢黜（recall）总统。虽然现任总统任期到2019年，但按委内瑞拉宪法，有400万人联署就可重选。这次国会改选有1950万人投票，反对派赢得六成，有超过一千万支持者，所以联署应该很容易达到；把现任查韦斯接班人总统选掉，也完全有可能。而只有终结查韦斯们的社会主义政策，真正走宪政民主、市场经济的原本资本主义道路，委内瑞拉才可能走出经济困境，重新成为美洲的“美丽之国”。 在美洲的委内瑞拉“变天”的同一天，在欧洲也出现了政治奇观∶法国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FN）在大区（议会）初选中获得史无前例的胜利！在13个大区中，6个区胜选，并一举成为法国第一大党；第二也是右翼，是前总统萨科齐领导的保守党；第三才是现任总统奥朗德的左翼社会党。 “民族阵线”是由老勒庞创建。由于他为二战战犯辩解，以及淡化纳粹大屠杀等言论，导致这个党被视为极右翼。2011年，勒庞的女儿马琳当选党主席后，扬弃父亲的极端政策，回归真正的保守主义，最后甚至把顽固己见的父亲开除党籍。过去几年，在玛琳领导下，“民族阵线”在政坛劈风斩浪，赢得很多城市的议会，但这是第一次赢得大区！马琳.勒庞和她的侄女、今年才26岁的小勒庞（2012年当选成为法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在两个选区都是大幅领先。马琳.勒庞被视为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之一。 法国所以变天，也是因为奥朗德推行的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的左翼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经济滞缓，怨声载道。而且在制约防范极端伊斯兰分子上，奥朗德又因沉迷多元文化、政治正确等，导致反恐效率低下。年初巴黎《查理周刊》被袭击，不久前更有130多人被恐怖分子杀害，震撼法兰西和世界。奥朗德政府的无能，展露无遗。 主张恢复法国传统文化，反对同性婚姻，支持恢复死刑，强势反恐，限制非法移民，包括关闭宣讲《古兰经》圣战的清真寺等，民族阵线这些政策深得选民共鸣。法国人和委内瑞拉人民一样，也是对左派受够了。他们用选票发出反抗之声！ 法国的选举结果，直接冲击整个欧盟。而委内瑞拉的变天，对美洲的影响更大。几周前阿根廷的左派政府被选掉，主张市场经济并亲美的政党当选执政。巴西的左派无能总统罗塞夫正进入被弹劾程序。这些都显示，无论左派的乌托邦多麽动听、多有迷惑力，但最后都会遭到现实惩罚，展露出其灾难性的本质。 阿根廷、委内瑞拉、法兰西这一个月来发生的变化再次证明∶只要有选举，多麽错的政策都有被矫正的机会。 2015年12月9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12-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六：粗劣的性幻想——高行健小说的女性形象
马悦然对台湾媒体说，在高行健的书里，“写作与性交是一体的”。我还第一次听到这种令人费解的惊人之语。怎麽个“一体”法？我看到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里的女性形象（中外都算上）全是从一个模子脱出来的，这大概和“一体”有点儿关系。 《一个人的圣经》中对西方女性的描写，还停留在中国男人通过宣传得来的先入之见∶放荡，见男人就脱，未成年已经跟很多男人有过性经验，成年以后自然更不必说。虽然作者通过男主人公的口说，两个外国女人（马格丽特和茜尔薇）“全然不一样”，但读者读出的却是全然一样的两个女人，都有很多情夫，都非常放荡，同时又都想有个安稳的家。 中国女性，也完全是这种模式；除了放荡，就愿意跟男主人公谈性和他的其他女人。他总在说，“别谈这个，谈点别的”，然后他们又永远再回到性或他的其他女人这个话题。 谈完他的别的女人们，女主角就开始一遍遍地抱怨∶男人不可能理解女人，男人不可能理解女人。你让一个女人表达一遍，读者就明白了，让所有的女人都说同样的话，有同样的性情，那你写一堆女人的意义又何在？高行健经常把上床和写小说混了，这到真应验了马悦然说的，在高行健的书里，“写作与性交是一体的”。 当然，由于写作和性交是一体的了，所以他的笔就随著“性幻想”浪荡∶ 在《灵山》里，一个县文化馆不到21岁的处女（在八十年代初比较闭塞的云南边陲），和这个北京来的作家刚认识一天，就主动把他的手往自己乳房上放。 一个女孩在舞厅和男主人公刚认识并一起跳舞时，就主动挑逗“你不会搂紧点？”并主动性暗示“爱太累得慌”，男的刚示意赞同，她又说∶“你同我是一路货”。 她主动来到男主角“你”的住处，“眼睛里闪著挑战的目光”说，女人“也一样，需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只剩下情欲。” 在《一个人的圣经》中，男主人公的艳福更好，岂止他遇到的外国女人都比麦当娜还风骚，连中国女人也不断投怀送抱。难怪马悦然都羡慕地向台湾媒体说，高行健“女朋友多极了。” 在这自传体的书中，“他”认识的那个18岁的军队女护士，主动来到“他”住处后，进了房间就说，“哥，你操我吧！” “他”的已婚的年轻同事“林”，不仅带他回自家卧床上做爱，还用自己丈夫的军人证带他到旅馆开房间，谎称“他”是丈夫。 “他”遇到的“萧萧”还是个中学生，这位红卫兵在白天造反之后，晚上乘天黑溜到“他”住的大院，敲他的房门，进来后不仅主动说“没有人看到我进来”，并一直看著已经躺在床上准备就寝的“他”赖著不走，直到“解开裤腰上的钮扣┅┅任他把手伸进去抚摸┅┅” 在文革武斗时，“他”和生物系的大学生“许英”同时在码头边躲避子弹，刚认识不久，她就随他到小旅店以夫妻名义开房间，“他承认是他把她从处女变成个女人。” “他”在农村当老师，晚上停电时，他以前的学生孙惠蓉来到他房间轻声说“没有人看见我来。”┅┅ 别说以女性本身的特点，仅以中国当年那种政治文化环境，也难以让人相信她们会是这麽个“性”法，是不是高行健自己在一相情愿地性幻想？ 除了这些表面的主动以外，那些女人们就全都是空壳，什麽形象、性格也没有。她们到底是宝钗？黛玉？王熙凤还是潘金莲？她们岂止是没名字，根本就连人影儿、人型儿都没有。可瑞典文学院士居然说高行健作品的女性描写即使西方作家也难达到。说什麽呢？！高行健的东西比西方人写得好？马院士真是说的胆子和高行健写的胆子一样大！ 咱们就别好意思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别回味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里那些令人心灵颤抖的女性心理描写，还是说中国人相当熟悉的昆德拉吧，他离诺贝尔奖提名前五、六名的“短名单”都还远著呢！可看看人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的那两个女性，特丽莎和萨宾娜∶形象不同、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生活哲学不同、连使用的语言都不同。 特丽莎“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抹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这个清纯、真诚地对待生活和爱情的乡下姑娘，去见托马斯的时候腋下夹著《安娜．卡列尼娜》；她连睡觉都“抓著他，紧紧攥住他的手腕、手指或踝骨。”她哭的时候“紧紧抱著那颗树，好像不是一颗树，而是她失散多年的父亲。” 而“对萨宾娜来说，生活就意味著观看”。做爱的时候，“他们都沉醉于将解脱他们的背叛之中。弗兰茨骑著萨宾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萨宾娜骑著弗兰茨背叛了弗兰茨本人。”她对托马斯说，“我喜欢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个魔鬼。”“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 看看这些从捷克文译到英文，再从英文到被译者韩少gong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中文，仍然无论从女人、到性、到爱情、到政治、到人生、到共产主义，哪一点儿都比高行健强千百倍！ 他以为让那些女人说出几句男人在床上想听，其实女人死活也说不出口的话，就可以迷到男人了？就连翻译、推荐、并亲手把诺贝尔奖桂冠戴到高行健头上的马院士，当被我问道哪些关于男女的章节或情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时候，也连连说∶“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马院士连印象都没留下，就说高行健写得超过西方作家，那个老头不仅是不懂文学，而且毫不负责任。 有人分析出高行健笔下的女性有不同的透射侧面，有侧面当然好，但她首先必须是立体的才可能有侧面。可高行健的女性角色全都只有平面，平得像床那麽平，平得只有在床上那一面，平得连床上那一面也只剩下白床单。我可绝对达不到能从平面上找出“侧面”的“艺术高度”。 当然了，他们是在很专业地描绘那件“新衣”的花纹左边是什麽线条，右边是什麽颜色。我可只看见皇帝是光著屁股的，连衣服的影儿都还没见著呢，谈何花纹、线条？ 生活和文学作品都告诉人们，无论是由于女性的生理因素导致，还是由于女人得到性太容易，“性”在她们心里的重量远无法和“爱”相比。对女人的爱欲怎麽写都不过份，但对女人的性欲则稍一夸张就显得荒唐。当然了，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和当今的中国都有不少女权主义者在大肆渲染女人的“性渴望”，以示她们和传统女性的不同,可如今连麦当娜和莎朗．史东都结婚、找爱去了。 难怪高行健书里的女人们都一个劲儿絮絮叨叨地说，男人不可能理解女人。她们在替我证明那自传体的男主人公根本不懂她们。 高行健两本书里的女人们走到书末尾的时候就都走丢了，作者也记不得男主人公那一路的艳福了，而开始感叹哪里也找不到那种“自然而充分淫荡的女人”、“只同你此时此刻行鱼水之欢的女人”，于是只好诉诸于性幻想。 幻想中“他”的人生真是“美妙得没治了”∶“在女人的股掌中，在那潮湿幽深的洞穴里，贪婪而不知厌足┅┅这才透彻了解什麽叫做生命，不必怜惜，不必节省，统统挥霍掉┅┅”（《一个人的圣经》427页） 我没看到高行健的《周末四重奏》，但据网上文章介绍，那里的性幻想就更“没治了”∶一个赤裸的男人沉浸在被女人体液淹没的床上。它让人想起中国另一个老土作家贾平凹的《废都》，里面有个男人做的最销魂的梦是∶把天下所有男人的生殖器都割了，只剩下他一个做种；而且还要把那些割下的生殖器扔到城墙下的壕沟里，埋起来，压住，怕它再回去┅┅ 高行健和贾平凹呵，你们这“伟大的”中国文学那老农式的性幻想可真把中国男人给“农”死了！ ——原载《多维网》 2001年1月6日 2001-01-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文章何其谬
程晓农 最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各自刊登了一篇文章，谈同一个话题，指责中国异见人士支持川普（特朗普）。《华尔街日报》此文中还侵及《大纪元时报》。特撰文一驳。 一、被美国出版物点名的川普支持者 《纽约时报》11月19日的文章标题是“Why Do Chinese Liberals Embrace American Conservatives?”（该报中文版把此标题译成“为什么许多中国自由派支持特朗普？”），作者是Ian Johnson，一位美国的知华派。《华尔街日报》11月22日文章的标题是“Chinese Dissidents Back Trump’s Claims of Election Fraud, Some Influential Activists who Support the President’s Policies on Beijing Want to Hold off on Recognizing Biden as the President-elect”（中国异见人士支持川普关于大选舞弊的诉求，一些有影响的支持总统对北京政策的活跃人士想拖延拜登当选总统之被承认），作者是该报驻香港记者Sha Hua。据网上的资讯介绍，她是一位亚裔，在德国西部的铁锈带（指鲁尔工业区）长大，并在英美接受教育。 Ian Johnson的文章主要谈到在中国的川普支持者，他提到的人包括黎智英、孙立平、郭于华、田飞龙等。而Sha Hua的文章谈的是在美国的川普支持者，她批评的人包括陈光诚、傅希秋、王丹以及在德国的艾未未。 这两位作者显然都是“政治正确派”，他们的文章也都是从“政治正确派”的立场出发的。“政治正确派”目前的首要立场是采用任何手段扳倒川普，包括选举舞弊，也包括否定川普的政策。 在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特里‧特瑞纳（Trey Trainor）11月20日在电视节目中表示，川普竞选团队通过可信证人的宣誓证词以及在挑战各州选举结果中使用的其它证据，正将“合法指控”提交到法院。考虑到自己迄今观察到的证词水准，在此阶段，可以预计数百份宣誓书证词是可信的，另一方确实需要回答这些问题。特瑞纳说：“归根结底，我要说的是，这些合法指控将在法庭上进行审判。”他补充说：“我们需要让这一法律程序发挥作用，以便我们得出这次选举的有效结论，（以便）让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合法的（选举）。” 但是，Ian Johnson在文章中断言，拜登已经打败了川普；而Sha Hua则在文章中斩钉截铁地写道，“大选中没有出现广泛的选举舞弊的证据（No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raud has emerged in the election）”。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政治正确派”的喉舌封杀了大量被披露出的关于选举舞弊的宣誓证词和统计学家的专业分析，那么，总统大选结果就只能由“政治正确派”来裁断。 二、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 既然这两位作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所谓的“中国异见人士”，就有必要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 首先，美籍华人的选举自由不可侵犯。Sha Hua的文章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她把已经入籍的华人和没入籍的华人永久居民或在校学生混为一谈，因此对这两个群体在美国的政治权利毫无概念。虽然Sha Hua为美国媒体工作，但她未必是美国公民。然而，她曾经在美国学习过，应该了解美国公民与旅居美国的外籍居民法律上的身份差别，她来美国念书时就是后一种身份，没有投票权。 被Sha Hua统称为中国异见人士的那些未入籍的美国永久居民，他们或者仍然是中国公民，或者因为中共的政治迫害而成为无国籍人士，他们看美国问题的角度可能各不相同。而入籍的华人曾经宣誓效忠美国，美籍华人与其他美国人享有同样的投票权，而且有受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入籍的华人法律上不再属于中国人，而属于美国人，他们和其他的美国人一样，他们支持谁、批评谁，不受“政治正确派”的束缚；更不能因为他们入籍前是中国公民，就指责他们支持川普的立场，这是对美国公民选举自由权利的蔑视。 其次，身在中国或其它国家的川普支持者，比如黎智英、孙立平、郭于华、田飞龙、艾未未等人，他们并非美国居民。外国人对川普的态度如何，Ian Johnson有什么资格在《纽约时报》去教训他们？除非这位作者认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派”有权掌控全世界所有人的言论，凡不符合“政治正确派”立场的外国人都必须教训一番？ 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犯有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从“政治正确派”的立场出发，否定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支持川普，就被认为是冒犯了“政治正确派”，因此必须加以批判，这正是共产党钳制专制社会里民众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做法。 Sha Hua撰写此文之前，采访过在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华裔人士。有的被采访者提出，只接受书面访谈，并且要求Sha Hua发表文章之前，将采用的被采访者的文字发给被采访者核查，以免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结果被Sha Hua托辞拒绝，于是书面采访落空。这位记者不愿意让被采访者事先看一下记者稿件草稿中的相关段落，似乎与记者准备利用被采访者的话来批评被采访者的意图有关。 三、派系喉舌与《大纪元时报》 在这次美国的总统大选期间，不少所谓的“主流媒体”采取了一致的立场，那就是封杀任何对民主党不利的消息。无论是在美国的华人还是在中国的人，都有一些支持拜登的人将报导拜登弊案的《纽约邮报》斥为“花边小报”、不屑一读。 在民主国家，一谈到媒体，不言而喻地是指自由媒体。而按照西方公认的新闻主义原则，自由媒体必须坚持事实在先、平衡报导的报导伦理，如此方能扮演第四权的监督功能。据此观察，《纽约邮报》在拜登弊案问题的报导上秉持了传统的新闻主义原则。而《纽约时报》则不同，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第三天，该报发行人阿瑟‧小萨尔茨伯格在致订户的信中发誓，该报会“重新献身于《纽约时报》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此语妙哉，倘无“背离”，何言“重回”？过去四年来《纽约时报》真的重新献身于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吗？实际上，它拒绝了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顽固地转型成为派系喉舌。派系喉舌显然不再属于自由媒体，它也确实成功地与其它的喉舌一起，引导着那些只看“主流媒体”的人们相信川普一无是处、拜登当选理所当然。在中国长大的许多华人都非常清楚中共出版物和电视台的喉舌功能，他们比从小习惯于自由媒体的美国人更能识别喉舌的面目。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中说过，当今的《纽约时报》还不如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体制上属于中共喉舌，却努力追求民主社会的新闻主义原则，虽然报导本地的负面新闻会受到打压，该报仍然尽可能地报导不利于中共的异地负面新闻，因此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现在的《纽约时报》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愿意跳出派系喉舌的窠臼。 在民主社会，通常一家媒体不会发表对另一家媒体的整体性评论，而Sha Hua在上述文章中很奇怪地专门写了一段对《大纪元时报》的评论。她写道，“法轮功的出版物严重地偏向川普，传播了极右翼（QAnon）阴谋论，通过满足中国移民而形成了读者群；但是，长期以来造成了充满错误信息的新闻环境。”该文发表后，《大纪元时报》致信该记者，她在上面这段话后面补充了一句，“《大纪元时报》说，它提供了以事实为基础、不偏向的报导，是中文环境里的一家独立新闻出版物。” 中共对《大纪元时报》极端敌视，那Sha Hua为什么也对《大纪元时报》严重不满呢？或许，她的不满和其它派系喉舌一样，那就是，《大纪元时报》的中英文版打破了喉舌系统对真相的封锁，赢得了许多美国读者的喜爱，令喉舌们既难堪也痛苦。Sha Hua对《大纪元时报》的恶意攻击，除了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正确派”立场，也折射出她与中共相似的偏好。 四、“政治正确派”的危险性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政治正确派”为了扳倒川普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严重冲击了美国的国本，即民主、法治和公民的宪法权利。当不少州出现的选举舞弊剥夺了选民的自由选举权，当喉舌媒体封锁真相以剥夺新闻自由，当教育界对不认同“政治正确”观念的人进行排挤打压、钳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当美国总务署署长遭到民主党的骚扰、威胁和虐待，当民主党议员开始讨论建立川普支持者黑名单以打击报复时，我们看到，政治专制的阴影已经在美国大地上出现。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这次总统大选已经不是候选人的个人输赢问题，而是美国的民主法治与“政治正确派”的对决，其结果将决定，美国今后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是否会被撼动；而民主党声称准备在拜登上台后推出的开放国界、开放毒品等措施，更是构成了对美国社会稳定的威胁。 我今年8月10日在本网站上发表的《还原“政治正确”的真实面目》一文谈到，“政治正确派”的思想背景十分可疑，与从欧洲进口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不管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马克思主义，都主张阶层对立和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治正确”观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过是马克思和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的新式翻版而已。若这种流行的“政治正确”观能与民主制度相容，就不能被称为“政治正确”；如果它坚持“政治正确”的标签，就暗含其与民主制度与天赋人权不相容的实质。实际上，“政治正确”观是一种从民主、自由和法治向思想专制和言论、行为管制倒退的反动，也是否定社会道德、价值伦理的逆流，不但不能听任其泛滥，还应该多加批判。 美国“政治正确派”的特点是，只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是唯一“政治正确”的，任何其他人如果质疑他们的立场或观点，特别是质疑他们的政治领袖，就显然有“政治不正确”之嫌。这派人虽然在教育界、媒体、文化机构里人数众多，聚在一起彼此“认证”之后，似乎就忘了一个基本问题，谁授予了他们“正确”的“桂冠”？如果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自诩“永远正确”，旁人自然懒于置言；倘若把自封的“政治正确”当作衡量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事物和人群的标准，对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横加指责，岂不是在侵犯那些被他们指责的人之民主社会里宪法保护之下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吗？ 目前，美国家庭中父母和子女这两代人之间因为价值观分歧而发生道德、伦理、政治观点方面的分裂，是普遍现象，不仅仅限于华人家庭。其根源就在于，美国的整个教育系统的严重左倾化以及“政治正确”口号的政治专制色彩，正在严重地扭曲美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社会学理论认为，青少年价值观的自然形成主要在小学到高中阶段，其中家长、老师、同学三种影响力并存。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三种力量因为政治分歧而互相对立的问题，这是这种家庭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 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下的“进步主义”，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与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即一种共产党式的社会专制。 《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对在美华人和中国国内的一部分活跃人物非常不满，急于撰文批判，自然是因为这些人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言论令这两位作者难以容忍；然而，此两人的不满，或许还与这些人对“政治正确派”的揭露更深入骨髓有关。就像佛罗里达州的古巴移民强烈支持川普一样，这些华人川普支持者对共产党文化的深刻认识，让他们对美国出现的任何类似版本都抱有高度警惕。而这样的警惕，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共产党专制的人才能具备；要发现“政治正确派”的言行与共产党专制的相似性，大部分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眼力。《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以为，在华人中找几个自己的同道，就能证明挺川之谬，实在是低估了“政治正确”抵制者的政治透视力和时事洞察力。 原载大纪元，2020年11月2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1/27/n12579267.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中国限电秘辛
程晓农 中国突然发生了全国性的限制用电运动，对企业的正常生产造成了巨大压力，部分城市甚至影响到居民的生活用电。为什么会突然大范围断电、停电？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这次全国范围的拉闸限电，不是电力供应部门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力，把拉闸限电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结果。 一、全国突然限电 正当不久前恒大集团陷入危机导致全国房地产业一片灰暗之时，又一个突发事件冲击了中国经济。今年9月中旬以来，江苏、广东、云南、浙江等二十多个省份相继限制用电，工业企业被要求避开用电高峰。沈阳市甚至中断了部分居民用电，有的城市主干道红绿灯都停电了，引发了车辆拥堵、电梯停运、停电导致停水等等；入夜后的沈阳市多个住宅区漆黑一片，连给手机充电都没办法。 在吉林市，当地自来水公司发布公告宣布，按照国家电网要求，将执行东北电管局和吉林省能源局的要求，不定期、不定时、无计划、无通知地停电限电，这种做法将持续到明年3月。当地泵站随时可能因断电而无法正常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只能让居民做好储水准备。 《新京报》记者9月26日采访国家电网客服人员后获悉，东北地区首先是对企业等机构执行限制用电；但由于东北的企业用电不像经济发达地区那么多，当地大部分变电站和电厂都是为民用服务为主，为了达到限制用电的目标，就采取了对居民限电的措施。东北已经快进入取暖季节了，一些城市居民还依靠电采暖，如果入冬前限电不结束，那居民取暖需求显然就会面临困境。而电网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他们也要等通知，目前没法确定恢复正常用电的具体日期。 在中共的媒体管制之下，如此这般震动全国各地的广泛停电现象，居然没有各地活跃的新闻追踪报导，只有部分媒体发表一些为当局作解释、试图安抚民心的消息；而所有这些消息中，独独缺一点读者们最关心的事：何日电再来？ 二、企业缺电停产 之所以要限制用电，官方的说法是电力不足，因此要限制用电大户的电力消耗。所以，限制用电措施之下，首当其冲的是一些高耗能企业。山东、江苏、湖南、浙江、广东、云南等许多省都实行了针对企业的限电措施。贝壳财经披露，到9月24日，在经济最活跃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省，许多城市都有企业接到停产限电的通知，特别是那些高能耗的化纤、水泥、纺织、印刷、冶金、石化、光伏、电镀等行业。接到停产限电的企业分布在山东的烟台、淄博，江苏的徐州、淮安、连云港、盐城、泰州、无锡和苏州，浙江的绍兴，广东的东莞、佛山、汕头、揭阳等地。江苏的徐州钢铁集团宣布，为响应上面的限制用电要求，从9月16日起停产半个月；广东揭阳则有企业每周“开一停六”。实际上，东部和中部省份多半都受到了限产停电的影响。 而许多中小企业为了应付突然停电的局面，开始了自救。比如，深圳北面的东莞市一家鞋厂花6.5万租了1台发电机维持生产，租金加上柴油成本，工厂的用电成本高达电网供电的2倍。于是柴油发电机一时间在中国供不应求了。真正的问题在于，近两年饱受原物料飙涨和疫情冲击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如果扛不住这样的限产停电，势必爆发又一波倒闭潮。 中国号称“世界工厂”，现代工业的基础就是供电，突然中国一夜之间仿佛又回到了发展中国家小企业得靠自备小发电机的年代，倒退了几十年。中国那庞大的电力系统怎么就突然发生大问题了？电力不足基本上就是两个原因，或者是用电突然暴增，或者是电厂突然停止运转。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是电厂发生事故了。诺大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区区一两家电厂出事故，应该不致于影响到全国供电；如果多家电厂同时发生事故，就不像是意外事件了，但中国好像并没传出哪家电厂发生重大事故的消息。难道是中国的电网全都同时垮了一部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三、中国七成供电靠烧煤发电 要了解中国的全国电力供求，需要具体分析一下这个行业的实际情况。 今年9月限制供电之前，1月至8月全国用电累计54,704亿度，第一产业（农业和采掘业）用电660亿度，占1.2%，这部分无足轻重；第二产业（制造业）用电36,529亿度，占66.8%，这是用电的主要方面；第三产业（服务业）用电9,533亿度，占17.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982亿度，占14.6%。 中国的电力供应，按发电方法不同区分，火电第一（烧煤电厂），占71%；水电第二，占16%；风电第三，占5.6%；核电第四，占4.9%；太阳能发电第五，占1.9%。从发电所需要的条件来看，风电最不稳定，核电比较稳定（只要不发生核反应堆事故），水电取决于水库蓄水状况，火电取决于煤炭供应和煤炭价格。 水电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风电和煤炭供应集中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山西和内蒙古；核电因为要考虑到冷却水排放，所以主要在沿海地区；火电厂则中部和东部都有，使用的燃料既有国内供煤，也有进口煤炭。从电力供应的地区差别来看，由于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而水电和火电用煤都在西部或中部，因此就有一个在水库集中地区多建水电站发电，也在煤矿集中地区多建火力发电厂发电的能源供应布局；然后，需要从西往东输送电力，即“西电东送”，但远距离送电受到物理上的限制，不可能规模太大、输电量太多。 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用电多，比较可能缺电；而西部地区发电多，比较不会缺电。这里需要补充一点，从发电厂对空气的污染来看，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本身没有污染，但火力发电会产生空气污染，而中国电力供应的七成是火电，所以，如果要减少火电的空气污染，一定会影响到东部经济活跃地区的用电。 中国二十多年前建有东北、西北、华北、华东、南方电网，而山东、福建、四川、海南、新疆和西藏都是和周边省区互不相连的独立电网；后来这些电网之间有了一些联网建设，可以跨网调电。比如，位于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建成之前，由南方电网供电的深圳市电力不足，当时曾经从华东电网的新安江水电站调电补充深圳用电。同样的道理，如果此刻某发电厂供电能力下降，可以先网内调整，让其它正常运转的火电厂增加火电出力；如果这样还不行，也可以从其它有多余电力的电网购调电力。所以，如果听说目前中国某个电网缺电，这似乎还有一些可信性；如果说，中国所有电网都突然缺电了，这显然就有外部原因了。 四、火力发电遇到大麻烦？ 既然火力发电是中国东部地区主要的电力供应来源，而火力发电受煤炭供应量和煤炭价格影响，那么多省市同时缺电，是不是全国煤炭突然短缺，比如，8月动力用煤的国内产量和进口量开始吃紧？或者煤炭价格意外暴涨了？如果真是这样，煤炭短缺和煤价暴涨并非国家机密，应该早有消息；而且，这两个因素也不像地震、疫情那样无法预测，总该有一些先兆吧？至少大规模停电前的上一个月8月，就应该知道，9月可能发生供电不足的问题。怪就怪在，全国大范围限制供电的前一个星期，相关的信息仍然是“平安无事”。 9月10日，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例行地公布了到8月底为止的今年煤炭市场走势。其分析报告认为，首先，8月有一系列煤炭增产增供措施，随着一批煤矿投产，可增加七千多万吨煤炭的年产量，煤矿产能有较大增产潜力；其次，8月煤炭进口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36%；再次，8月工业复苏势头减弱，高温之下的夏季发电用煤旺季已临近尾声，煤炭消费量的增长速度明显回落；第四，动力煤价格涨势趋缓，8月末山西动力煤价格比上月回落8个百分点；唯一的负面消息是，因疫情影响经济，8月底火电厂存煤比去年同期下降26%。 根据以上信息，这个全国性行业协会作出了9月份的发电用煤量预测：一、煤炭增产增供将稳步推进；二、煤炭进口将继续恢复；三、9、10月份是煤炭消费淡季，随着气温下降，电厂煤耗水平将明显回落；四、气象部门预计，9月全国多地降水偏多，预计水电出力将增加，水电对煤电的替代作用会增强。 然而，就在上述分析发布后不到一个星期，供电局势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全国发生了广泛的缺电限电，到处拉闸。供电紧张的区域从南方五省延伸到华北、华中，其中电力特别紧张的省份有河北、山东、内蒙古西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云南、广西。受拉闸限电、限产停工的冲击，9月中旬以来，钢铁、煤炭、化工、冶金、水泥、汽车、纺织服装等多个行业开工率下降，其中钢铁行业9月前3周高炉的开工率已下降到55%，比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 五、限电源自中央号令 其实，这次全国性的限制用电运动，出自中南海的命令；简单地讲，是人为拉闸，而不是缺电限供。 9月11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一个（2021）1310号文件，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这个文件的名称是，《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这个文件规定：中央政府设置了每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指标，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解下达能耗双控5年目标，对各省市能耗强度降低的状况，实行基本目标和激励目标双目标管理，其中，基本目标是各省市必须确保完成的约束性目标。 这个文件说明，中共根据以往各地政府辖区内用电的数据，设定了每个省市的年度能源消耗上限，责令不许突破。那每个省市政府自然就奉命行事，从省市一级往下，给地级市分解下达能耗上限指标；然后，各地级市再向县级市分解下达能耗指标。这样逐级分解下达年度电力用量指标任务，花了一个星期，到9月16日，基本上中央的电力年度用量指标就分配落实到基层了。这是中央政府下达给各级地方政府的命令，属于强制性行政任务；地方政府必须按照这个设定的用电上限，来控制本辖区里企业的用电，直到中南海设定的全国性目标实现为止。随后不同地区就开始了“运动式”的停产限电。 这个文件并非保密文件，国内媒体也提到过，但是，谁也不敢把限电、断电的责任推给中南海。 六、各省拉闸令大汇总 由此可见，这次全国范围的拉闸限电，不是电力供应部门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力，把拉闸限电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结果。当然了，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权之下，地方政府必须执行上面的命令。 集权政府下达经济指标，自然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全国一刀切。对火力发电大省，是限制发电量，这样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年度总量；对用电大省，则是限制用电量。所以，中共媒体说电力不足，字面上不算错；确实，限制了火力发电大省的发电量，用电大省当然就电力不足了。各省当中排名前三位的用电大省是山东、广东和江苏，这3个省因此成了受限制用电打击最大的地方；排在鲁、粤、苏后面的用电大省是浙江、河北、河南，这次也遇到很大打击。总而言之，哪里用电最多，限制用电的压力也最大。 但是，具体到每个地级市，情况就五花八门了。如果一个市管辖范围内有几家耗电特别多的大企业，那限电就简单了，断掉这几家企业的电，停上几天，全市的累计耗电量就降下来了，上面规定的年度耗电指标就可以完成，市长对上面可以交代了。但像沈阳这样的城市，民用的大企业多半都倒了，军工企业不敢拉闸，这就没有可以拉闸的用电大户了；平常市里用电主要是居民和中小企业用户，那市长就毫不犹豫地切掉居民家庭和商铺的电源。因为限制用电的指标是按行政区划分解下来的，比方说，要减少10%的用电，那本地没有工业用电大户，就连居民楼的电梯、马路上的红绿灯一起都断电。而中共的媒体还千方百计要掩盖真相，告诉民众说，不是政府拉闸，而是供电企业遇到困难。 中共的中央政府把用电限额分解到各省，每个省算完帐以后，就制定出了各自的限制用电时间长度，各地都不一样。台湾的《财经新报》整理了一些资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陕西省规定，限制供电到年底；宁夏区规定，高耗能企业停电30天；四川省的说法是，暂停非必要生产，但不告诉企业，你的生产对政府来说必要不必要；河南省规定，部分加工业停电21天以上；重庆市宣布，限制用电的截至日期未定；广东省规定，每周停4天；山东省规定，每天停电9小时；江苏省规定，今年最后3个月里工作日半数停电；浙江省规定，每个季度停电20-30天。 从这些乱七八糟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中共下发了那个文件以后，中南海算是完成了限制用电的目标，至于各个省怎么规定，中央政府并不打算具体干预。 这就是这次全国性限制用电运动的由来及其内幕。何日电再来？请问中南海。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8/n1328945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ISIS 与欧洲穆斯林化对中国人的影响
何清涟 巴黎11·13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北京人氏樊京辉惨遭杀害。这一残酷事实终于让中国人放弃幻想，不再象前几年那般自吹自擂“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很友好”。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ISIS离中国太远，基本不关心，只有少数对国际事务敏感一些的人，开始关心伊斯兰、欧洲的穆斯林化这一问题。 我想在这篇文章中谈三点，这三点都与中国人有关。 ISIS与新疆“反恐”有无关系？ 中国政府当然认为有关系。在巴黎恐怖袭击后，立刻表达了慰问，并抱怨国际社会对中国反恐双重标准。海外那些并非中国大外宣系列的中文媒体，几乎都将“新疆反恐”当作北京的民族压迫，只有《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声援法国，抱怨反恐双重标准》描述了中国人的复杂反应：“中国与其他国家一同对上周五晚间巴黎遭遇的武装袭击事件表达了愤怒和慰问，该事件导致至少129人死亡。但除了憎恶，中国领导人和很多中国民众还表达了更为复杂的期望和情绪，这源于对中国自身问题的相反看法。一些人附和中国政府，指责西方国家在对待恐怖主义方面采取双重标准，而其他人则指责中国领导人也采用双重标准，与国内的灾难遇难者相比，他们向法国公开表达了更多慰问。” 要说东突与ISIS毫无关联，那是不愿意面对事实。在来自各国的ISIS战士中，就有300位来自中国（多是维族人）。中国与号称“铁巴”的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主要就是针对新疆维族人受训的基地组织。 纽时文章其实已指出中国人对新疆反恐的认知撕裂。该文没有指出的是：认为新疆东突势力的暴力是“弱势者反抗暴政者的民族压迫”，应该予以肯定，多是政治反对者（维权者与异议者）；而“附和中国政府”的，人数应该相对多得多，并被前者讥为“脑残”。新疆汉人因为身处冲突区域，中国政府对当地的控制力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因此都是反恐的支持者。 2014年3月昆明事件发生后，新疆的民族矛盾已进入转折点：昆明事件发生之前，是维汉矛盾东突化；之后，则是东突问题车臣化。 目前只是因为中共防范甚严，将汉地的维族人都驱赶回新疆，暂时扼制了车臣化趋势。 我的估计是：随着ISIS问题的全球化，以及它与新疆东突势力的关系显化，中国人迟早得面对这一问题，届时因认知分裂导致的争论将远比今天还要火爆。 中国人在海外的安全问题 华人足迹现在遍及世界，而且有不少在动荡国家，比如非洲。但象这次樊京辉这样被ISIS绑架做人质并公开勒索赎金不得，于中国而言尚属首次。据西方媒体报道， IS掠财有道，截至2014年，ISIS已控制2万亿美元的资产，每年收入也多达20亿美元，用各种名目敲诈勒索公司及个人，就是ISIS的主要生财之道。 《人民日报》微博专门采访战地记者邱永峥，发表一篇《战地记者揭秘：中国解救遭IS绑架人质为何没成功》对樊京辉被撕票一事加以解释。大意是此次绑架是经济目的，非政治目的，“中国尽了力，但营救过程已经有了一定进展。但是最近俄罗斯、法国等国家对ISIS进行全面打击，一下打乱了ISIS的布局和它原先的计划，导致人质解救渠道中断，收不到钱，ISIS就撕票了”。 这篇采访，在中东北非工作的中国人要好好看看，因为这篇文章其实表明了中国未来面对同类事件的处理态度，即中国将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比如西班牙、法国、德国，表面上说不掏钱，实际上最后都是跟绑架者讨价还价成交的”。以下是我根据文章内容发挥：如果是大型国企或私企的高管职工们被绑架，谈判将由外交部主导，通过各种渠道沟通，降低赎金。谈成之后，这赎金会由各企业支付。但如果是樊京辉这类自由职业者，国内由谁出钱，还得开会讨论好几次，也许就错失赎人良机了。 至于网友们设想的要派特种部队营救，可能是看多了中国的军旅片所致。中国影视界有一支人马，可能是看好莱坞大片看多了，将振兴军威的伟业落实到银幕上，比如有部《战狼》，里面的中国特种兵个个有如战神。但那只代表中国人强军的美好理想，目前还不是现实。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特种兵有些人单兵作战能力超强，但如果没有情报人员、空军、海外军事基地等配合，否则休想。因此，邱永峥说得很明确：“中国公民、企业现在走出去的多，在很多战乱地区就可能被扣为人质，中国从来没有通过武力解决。一方面是我们有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出动军队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条件也不具备，所以一般不会采取武力解救。必要的时候可以跟当事国沟通，请当事国采取武力，比如中国人质之前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被扣押，就是当地出军去解救的”。 邱永峥不便明说的是，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是多年经济援助凝成的，号称“铁巴”。中国在全世界的“铁哥”们就这一位。 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去向问题 中国人是最喜欢移民的族群之一。国务院侨办曾组织了一个2007—2008年度课题，对东南亚、北美、中东、中亚等地区华侨华人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进行估算，到课题截止时期，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约4543万。现在又过去了七年，这七年因中国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社会矛盾尖锐、政治风险加大，中国人进入移民高潮，总数大概已接近5000万。据多项移民意向调查，中国人的移民目标国首选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然后大概才是新西兰、欧洲等国。就算是动荡的非洲、中东也有不少人前去。 但是ISIS立国之后，其圣战士不少来自欧盟国家。据英文维基百科的统计，约有2600-4000名欧洲人加入了叙利亚战争，这些欧洲成长的穆斯林后裔在本国还有不少支持者。巴黎恐袭事件中有两名恐怖分子是今年随着叙利亚难民潮进入欧洲的，只要不装傻，地球人都明白，已严重穆斯林化的欧洲此后绝非平静乐土。 有人以游戏之笔写了一篇很认真的文章，标题是《一位帝国学问题分析家给有意移民海外人士的忠告》。有人在推上问我对该文的看法。我仔细读过后，认为该文算是给中国大小富豪及有产者中的有移民意愿者做了一番沙盘推演，认为“高度习惯了‘社会持续稳定’的现代中国人，在移民海外时却恰好忽视了外国‘政权稳定性’上所存在的巨大致命性风险”，因而常常做出移民的错误决策。结果盲目移民，最后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孙后代均置于危险，乃至随时“身死族灭”的巨大风险之中。这些有巨大风险的地区有南非（注：听多了曼德拉神话，许多人对这个“彩虹国家”存有许多幻想）、迪拜等海湾地区，还有已经伊斯兰化的欧洲。 有人骂这篇文章是帮助中国政府变相维稳，还有人说这文章是看透了中国有产者思维而写的文章。不管怎么说，这篇文章确实谈出了一个事实：全球稳定格局已经不再，非洲、中东是高度不稳定地区，欧洲也行将告别稳定。中国人移民本是为了避险，寻求美好生活。今后在理想的移民目标国越来越少的时候，选择合适的国家成为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目前，中国国内对巴黎事件与欧洲穆斯林化的趋势甚少了解。由于政府控制媒体，中国人对于新疆的民族冲突之严重状况也了解甚少。但是，已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加上中国经济也早已纳入全球体系，ISIS这只蝴蝶，不，应该是“巨雕”，其翅膀扇动卷起的沙尘暴足以让中国人感到，重新认识国际局势的时候到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0期 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26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0661）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中共媒体的阴阳脸
中国人的命值不值钱？在中国大陆媒体上，有不同的算法。在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时三名中国人丧生，中国大小报纸，铺天盖地地报道，满“纸”悲愤地声讨，几乎全国群情激昂。但最近巴勒斯坦人用自杀炸弹袭击以色列菜市场时，有两名中国民工被炸死，另两名中国人胳膊腿被炸断，但中国的大小报纸却和上次做法完全不同，既不详细报道，更没有谴责声讨的评论，全国几乎鸦雀无声。 同样是中国人在海外被炸死，同样是生命的损失，中国媒体，中国百姓，尤其是中国的政府，完全是两种态度，两个面孔。 对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三名中国人丧生，南斯拉夫没有任何表示，更没有任何赔偿。但这次对中国人在以色列无辜丧生，以色列政府立即向中国道歉，认为它没有保护好在这个国家的中国人的安全；并按照他们对自己公民的方法，赔偿每个中国遇难者30万美元。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怎麽做的呢？事发两天之後，直到中国记者去采访询问，巴勒斯坦驻北京大使才表态，但说这是“个人行为”，意思是他们巴解自治政府对中国人两死两伤根本不管，毫无责任；当然更不会给任何赔偿。 这自杀炸弹是“个人行为”吗？事发之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下属的“法塔赫烈士旅”就公开宣称这次炸死中国人的自杀袭击是他们干的。而且阿拉法特的妻子随後在法国向报界宣称，如果她有儿子，也这麽干，用自杀炸弹炸老百姓，杀害平民，以实现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目标（她说这番话时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而且她根本没有儿子，仅有一个女儿）。 中国人的东方脸不再是“免杀证” 对於上次驻南使馆被炸，中国和美国有严重分歧，美国强调是“误炸”，中国政府硬是让全中国人民相信美国就是刻意攻击（不知中共宣传工具怎麽解释这次美国在阿富汗误炸四名加拿大军人的事件）。但这次有中国人丧生的自杀炸弹事件，明显不是误炸，而是有意杀害那里的平民。因为如果是在战场上，在街头武装冲突中，可以说子弹不长眼睛，有时会伤及无辜；但这次巴勒斯坦人炸以色列的菜市场，不是像北约从几百里外发射导弹，而是大活人身上绑著炸弹，亲临那个地方——在事先研究确定这个地点、当事人又在那里转悠观察了之後，才引爆的炸弹。派遣自杀炸弹者的组织非常明确要炸的是菜市场，自杀炸弹者更清清楚楚地知道周围全是来买菜的老百姓。而且从中国人两死两伤来看，菜市场当时至少有四个以上的中国人。按照後来报道该事件的新华社记者的说法，恐怖份子不会炸中国人，因为中国人那张东方脸和当地人明显不同。这次事件说明巴勒斯坦自杀炸弹者是明明白白地知道周围有中国人（而且清楚地知道这些中国人不是军人，是绝对的平民），但仍是毫无顾忌地下了毒手。 对於美国人一直强调是误炸（并立即道歉、多次道歉，并最後赔偿）导致的中国人生命损失，中国的媒体争先恐後地报道、渲染，似乎中国人真的看重生命价值了；但对於这次明明是有意炸死中国人的谋杀行为，中国的媒体却毫不做声，好像这件事没发生一样。这种对比太强烈、反差太大了。它再次证明，中国的媒体仍完全是意识形态主导新闻处理；政府的旨意绝对高於真实，高於新闻常识和记者的良知。 70％美国人认为责任在阿拉法特 在西方国家，左、右翼的报纸虽然对巴以冲突看法不同，观察角度不一样，但基本上仍都相当注重新闻平衡，既报道巴勒斯坦人恐怖攻击造成以色列平民的死亡，也报道沙龙军队进行反击，造成巴勒斯坦人的伤亡。绝没有像中国报纸这样，即使本国同胞被有意炸死也根本不予详细报道和评论。 自从巴勒斯坦人频繁使用自杀炸弹之後，西方不论是左派还是右翼的媒体，尽管对巴以冲突立场有严重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却相当一致，那就是非常明确地谴责这种有意杀害平民的谋杀行为。例如在美国，被称为右翼旗舰的《华尔街日报》和《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都多次发表文章严厉抨击这种用自杀炸弹滥杀无辜；左派报纸像《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自杀炸弹的癌症”，谴责这种对平民的谋杀。最近美国福克斯（Fox）电视台做的民调显示，近70％的美国人认为目前的巴以冲突升级责任在阿拉法特，20％认为在以色列。由此可见美国民众对自杀炸弹这种行为的厌恶和谴责。 自杀炸弹：疯狂之中暗藏可耻的怯懦 在这次巴以冲突中，欧洲的舆论和美国有所不同，很多欧盟左翼政府都比较倾向批评以色列沙龙政府，同情巴勒斯坦人。其中法国表现最突出，因为巴黎向来要和美国作点对，以“证明”法兰西在世界的“重要地位”没有陨落。法国的《解放报》一向被称为是欧洲的左派旗舰（还有英国的《卫报》），但即使这家经常嘲笑、挖苦和批评美国的欧洲大报，最近也发表社论“伊斯兰和恐怖主义”，严厉抨击自杀炸弹行为，指出，“事实上，这是一种蒙昧的、不可接受的、令人作呕的罪恶行径，疯狂之中暗藏著可耻的怯懦。”该报并进而批评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杀戮平民的自杀式袭击存在著一种集体暧昧，甚至为这种蒙昧的、不可接受的、令人作呕的疯狂“殉道”行为大唱死亡赞歌，把古老的部落式袭击视为一个民族的“最高圣战”，而不反省这种教唆青年人去自杀（和他杀）其实包含了道德沦丧。 什麽是“恐怖主义”？它的本质和特征是通过有意的、尽量大规模杀害平民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如果今天这种自杀炸弹方式（在所谓崇高目的下）被允许，被合理化，那麽像911劫持民航飞机撞毁世贸大厦，导致三千多平民死亡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了，因为两者都是一种逻辑，一种思维，一种（生命）价值观。那麽就等於承认，只要自认为目的高尚，就可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那麽结果会怎样？这个世界就会没有了规矩、没有了原则，没有了限制——不虐待战俘，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不攻击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不使用毒气、生化武器，不随便扔原子弹等等，都没有了基础。那真是到了世界的末日。 庆幸的是，文明世界的成员对自杀炸弹都发出谴责和抗议的声音。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除了马来西亚和波士尼亚）对此的沉默或支持，毕竟还有个民族和宗教原因（虽然也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但中国政府及媒体的沉默，包括对中国人也被炸死炸伤都不做声，则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共产党政权，只要是意识形态御用媒体，永远在重大问题上选择站在人类文明的对立面。 2002年4月21日於纽约（《开放》2002年5月号） 2002-04-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8👍 0💬 0谁是智利矿难中的英雄？
33名智利矿工被成功救出来，不仅是焦点新闻，他们本人也顷刻成了“名人”，不仅政府给予40万美元的补偿金，媒体采访的报酬也有40多万，再加上出书、拍电影、做广告代理等等，每个人都有望成为百万富翁。 他们获救後，还收到各种免费旅游、演讲等邀请，还有全年的免费啤酒、食品、日用品等各种捐赠，他们的新生儿连尿布都有免费供应，更有大量赞美、歌颂的慰问卡；俨然成为万众欢呼的“英雄”。 其实，他们只是大灾难的幸存者，我们为他们的获救而激动，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营救者。因为这33名矿工是倒楣碰上了这场大事故，他们只是受害者而已。而地面上那些坚持要寻找、并全力营救他们的人，才是人们应该记住和感激的英雄！ 第一个英雄，是那个志愿到井下，给那些被困矿工讲解营救计画、帮他们升井的工程师。他不是碰上了灾难，而是冒著一旦发生意外，再也无法返回地面的生命危险，勇敢地进入七百米的井下救人。这种风险是他自己选择的，这种舍己救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种营救方式有相当的危险，这不是推测，而是有过悲剧的先例。就在2007年，美国犹他州矿难时，钻孔打通後，三个工程师下去营救，结果发生塌方，营救者和被困六名矿工全部遇难。有了这种前车之“难”，还敢心甘情愿地下井，这才是真正的勇士！ 在电视上看到33个矿工被救出时，每个人都被现场的一千七百多记者拍照报导，他们的英雄形象，被塑造到全世界（全球有十亿人观看）。尤其是最後一个被救出的矿工组织者，更是万众拥戴，如同打了胜仗的“英雄”凯旋归来。而那个仍在井下、最後才离开的工程师和他的几个助手，好像没什麽人关心了；欢呼的人群散了，很多媒体也撤了。当时看到那些画面，心里真是难过。我不由地想起我最喜欢的、看过无数遍的、根据真事拍成的电影《The Delta Force》，当那些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人质安全归来，和家人拥抱亲吻之际，媒体的聚光灯也在闪烁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而那些冒著巨大危险，克服重重障碍救出人质的战士们，抬著牺牲的战友，悄悄地从飞机後面离开┅┅ ——多麽令人震颤、令人仰望的真正的英雄！ 第二个英雄，是才当选不到一年的智利总统皮涅拉。他是自皮诺切克之後、过去20年来智利的第一个右派总统。美国媒体说，他冒著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决定一直寻找这些矿工。因矿难发生两周後仍无矿工音讯，一般就会放弃了。但这位前企业家和亿万富翁，坚持要找下去，并坚信会把人救出来！那份坚定，自信及勇气，同样显示出英雄本色。而且他亲临第一线，在矿井旁现场指挥，誓言“我们会整日整夜不休息，直到最後一名矿工被救上来。”《华尔街日报》说，如果营救失败，皮涅拉的政治声望将被重创，但这位右派总统想到的不是政治利益得失，而是生命无价！正是这种执著、坚信、乐观，更有不懈的努力，最後才皆大欢喜。 第三个英雄，是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智利矿难现场，简直是世界高科技的展览∶打通到七百米地下的钻头，来自美国宾州一家小企业，设计者（也是公司老板）才38岁，公司总共只有74个员工，他们听到智利矿难，主动提供了这种新型钻头；钻头的操作者则是来自美国丹佛。被命名为“凤凰”的升井机 ，是美国航天局和智利海军制造的。矿工升井穿的宇航服，是美国提供的，那种紧身衣可随时测量血压等。升井机的钢缆，是德国的。起重机是中国制造的。伸到井底的光纤视讯，是日本的。井底使用的手机和信号发射中心，是南韩的三星（Samsung）乐捐的。被困矿工穿上的灭菌铜纤维短袜，是美国维州生产的。连智利卫生部长都感叹，她从来没想到，还有这种袜子存在。美国评论家说，如果这场矿难发生在25年前，这些矿工就会丧生。因那时没有这些高科技。这25年的新科技发展，决定了这些矿工的生与死！ 《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社论说，在美国即将国会改选，决定是走大政府的社会主义，还是走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之际，智利的矿难救援再次显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因为它给人类提供了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机会，形成了自由竞争的平台；各种发明创造，使人类的财富空前增加；科技发展给人的生命提供了无限的生机；经济全球化，使人类成为一个地球村，为相互的帮助提供真正的可能。 人类虽有两千多年历史，但其中1900年，都被贫穷、饥饿笼罩。即使到了十九世纪，连称霸世界的大英帝国，在狄更斯笔下，仍是穷人哀嚎遍野。但仅仅是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人类的科技突飞猛进，电视，电脑、互联网、智慧手机等等的出现，使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专家统计说，按今天标准，1820年时的世界人口，84％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而只在过去30年，在经济全球化下，世界赤贫人口就骤降了25％。1820年时，美国经济只占全球2％，而今天，美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占全球四分之一以上。而这一切，都来自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 所以《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是“资本主义救了智利矿工”，更是资本主义救了整个人类！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10月22日 2010-10-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中国当真“需要一场战争”吗？
最近由钓鱼岛生出的风波，国际社会的评论是两大类，一类认为中共处于内外交困状态下，为自己寻找一只“替罪羊”，以转移矛盾；还有一类干脆认为是闹剧。视为“闹剧”的看法过于简单，也有点低估了中共政治集团玩权术的本领。认为中共在找“替罪羊”的看法对路，但如果认为中共的目标只是鼓噪民族主义情绪，让愤青、毛粉在某类特殊派遣者的示范下砸车、烧店，闹腾一把就算，则是对中国政治了解还不够深刻透彻。 我在“反日爱国游行背后的权斗身影”一文中已指出，中国政府在这一轮“国家游戏”中的出场方式与背景与以前不同。值得探讨的是：在十八大权力交接当中出现高层激烈内斗之时，某些政治势力策划了这场国家游戏，到底想达成什么目标？ 9月13日十位少将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的联合声明可以给出部分答案。 罗援少将开篇就说，“钓鱼岛之争不仅涉及中国民族情绪，还涉及中国核心战略利益”。按照中共以往的解释，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就是中共的执政权。现在中国就在中共掌握之下，所以此处的的“核心战略利益”应该不是泛指中共执政权，而是中共内部某一派的执政权。否则，在国内并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对中共执政权形成挑战之时，这句话纯属多余。 如果说罗少将的话还很隐晦，王海运的话就非常直接了当：“北海、东海和南海舰队都要建设好，国家的财力要用到正事上。”这话已经点明：财力向军队系统倾斜才是“正事”。文官系统占用了太多资源，既不顾及民生，又养了不少贪官，没办正事是真，但当务之急是将财力向民生倾斜，平息民怨，因为这是和平年代，正常国家正常政府应该作为之事。认为扩军备战才是“正事”，那是军事利益集团为自己索取更大份额利益的借口。 中国政府在改善民生上非常吝啬，但在军费开支与维稳经费上颇大手笔，实在没有理由再为军队系统与维稳部门锦上添花了。怎么办？只有外患当头，才能逼迫当政者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接下来王海运少将谈到开启钓鱼岛争端的步骤，那就不是预言与建议，而是世界在过去几个月内看到的事实：“我们可先派渔船去打鱼，然后海监船和海事船跟进，第三步则是出动海军。我们不怕走火，但尽量避免擦枪走火。”这三步棋中方已经走了两步，只剩下第三步未走了。 ——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不止日本一国，越南占了中国25个岛屿，俄罗斯占的土地更是肥沃宝地，印度也占去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土地。但经过将军们精密算计，“清算日本侵略罪行是和平手段中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选择，同时又能占领道义制高点，便于操作”， “建议借明年《开罗宣言》签署70周年之机，发起一场彻底清算日本百余年来特别是二战中侵略罪行的‘战略性战役’”。 这“战略性战役”当然不是沙盘推演的虚拟战争，而是打一场中国军方能够控制的小规模战争。这些年来中国军事网、强国论坛聚集了不少军事爱好者（有些是战争爱好者），从“为什么中国需要一场对外战争”，到“中国需要一场战争的八个理由”，都将打一场小规模战争视为提升中国军队战力与中国人道德水平的出路。还有一篇多年前就流传，据说会震撼人心的“湖南教授谈湖南”，其中谈到如果发动一场对台战争，湖南有许多军工厂立刻可以解决就业及经济增长问题。这篇文章因写于多年前，所以将战争假想敌定为台湾。这些年马英九对北京打躬作揖，曲意逢迎，岛内认同“和平渐进统一“的人也多了起来，再打台湾就师出无名了。但用战争来解决就业与经济增长问题，恐怕早有“远见卓识”之士在苦心筹思了。 从历史上看，专制国家经常会在国内矛盾丛生且无力解决之时，会鼓噪起民族主义情绪，将国内民众的视线转移到国外矛盾上去，有时甚至会因此发动一场战争。这种方法有应用成功的，比如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中国近年来颇有部分军事迷崇拜这位“铁血宰相”，特别是对他通过三场战争完成普鲁士的统一更是津津乐道，认为值得中国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俾斯麦在发动战争时孤立敌人、争取同盟的狡猾外交手段。 但只看到通过对外战争收获硕果的例子非智者所为。在看到俾斯麦成功经验的同时，中国不可忘记还有因战争失败而埋下政权倾覆的沙皇俄国。这场导致沙皇权威尽失的战争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19世纪晚期，俄国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激烈，上层骄奢淫佚，下层平民与农民（被解放的农奴）却背负着沉重的劳役与税负。尼古拉二世即位后大力进行财政改革，却无力缓解这些社会矛盾，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惨败，除了损失大量军队之外，战时的物质需求激增，国内食物短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引起国内社会的恐慌和不安，并因此诱发政治危机，最后导致革命，沙皇政权倾覆。 北京如果真在意钓鱼岛，干脆精心准备各种证明主权的文件，诉诸国际法庭请求裁决。如果只是为小规模可控战争找一个由头，还是三思为上。中国军队的腐败已有不少传言，也有好几位司令、将军因腐败而身陷囹圄。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带兵的将军可能比发表联合声明的文职将军们更清楚。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烈，也不是制造外敌、打上一场小规模战争就可解决的。与日本一战，输赢的机会各有一半，赢了自然会巩固毛粉们的崇拜与颂圣之声；但假如输了，邓小平通过经济改革为中共赢得的重生机会与积累起来的国力与国际地位，就会在一场不成功的战争中土崩瓦解。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9月2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9/china-war/）
何清涟2025-11-06 06:37👍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