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国饮水卫生上的贫富差距 ——解读中国生态系统中的等级差别（二）
我无意中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报道美国阿拉斯加州正考虑用油轮向中国出口整船的干净水；另一则报道一位新西兰人网上发帖称，听闻新西兰要向中国出口纯净水，他表示反对，因为饮用水资源越来稀缺，不应该随意出口到他国。 这两条消息传递的信息含量很丰富：中国的饮用水源已经严重短缺，需要从国外进口，而且进口量越来越大，由全球找矿变成全球找水，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水价格上升。 中国水污染成了饮用水市场的巨大商机 中国水危机一直见之于各种官方与半官方报告。以2000年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为例，该报告已将中国水资源面临的困境全面揭示：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水环境恶化和水质污染已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国家环保总局的环境公报也常提到水源短缺与水污染导致水质恶化。尽管官方报告对水污染的严重程度有所掩饰，但还是让人很清楚地知道水危机正向中国人逼近。 近日官方宣布“全国97%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污染，近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其实是种迟来太久的承认。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基本没有一类水、二类饮用水也非常稀缺，为了安抚民心，官方只得调整饮用水标准，将三类水列为可饮用水。旅德学者王维洛在“没有清洁水，何来安全食” 中提到，德国处理污水的生化需氧量为二十毫克／升，正好与中国三类水相等。 中医有言，好水是百药之首，恶水是百病之源。在水质恶化趋势加快的同时，中国饮用水市场迅速“崛起”，尽管该市场于1990年代初期才起步，但规模迅速扩大。据一项研究报告的数据，中国饮用水销售1999年只有3百万吨，2007年迅速上升至1800万吨，2010年高达3千万吨，各种品牌的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山泉水、天然水、矿物质水应有尽有，并随着水污染严重化而价格飚升。 与其他市场一样，中国水市场也充斥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比如用自来水冒充矿泉水，地下工厂冒用品牌生产的不合格品等，但因自来水水质严重恶化（官方数据是50%不合格），中国消费者出于健康考虑，不得不购买各种桶装水与瓶装水，以图安心。 饮用水市场体现的社会等级区隔 于是，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荒诞一幕：中国水市场按照水质划分为高端市场与低端市场，从中国人消费饮用水的品牌，可以判断其经济地位。 国内97%的水都已经被污染，那剩下的3%未污染的水当然只存在于人迹罕至的雪山顶及深山老林。稀缺决定价格，于是产自西藏、青海的雪山矿泉水如西藏5100、昆仑山、格莱雪、珠峰冰川等品牌与进口水均成为高端水。法国依云之所以在国内市场备受推崇，是因其出自阿尔卑斯山的高山雪水，再加上流传甚久的品牌故事。据《中国高端矿泉水品牌调查报告》，在国内，零售价5元以上的中高端矿泉水和零售价超过10元的高端矿泉水面向的都是高收入群体，以企业主、外企金领、文娱明星为主要消费者。对于零售价超过10元甚至更高价位的高端矿泉水，中国国内采用会员制的方式作为销售模式。即会员一次性交一笔钱，企业提供全年的供水和配送服务，其传播是通过消费者的社交圈口碑传播和销售团队的主动跟进。这类水还进入了“礼品市场”。 中国对权贵群体有无特供水这点尚无资料确定。但既然有特供食品、蔬菜之类，各级政府花点补贴为公务员发放矿泉水或者在权贵集中居住地另辟供水管道，提供特供水也并非难事。不过，从中国饮用水市场的主流来看，其定价系统主要根据水的稀缺性及其品质，再按照消费者的能力而产生高端及普通市场之分。 根据网上搜索到的资料，目前普通水市场有瓶装水与桶装水供应，瓶装水大概是2.5元至5元为主，日消费3瓶，一月为人均225元至450元；纯净水14元/桶，人工填加矿物质水16元/桶，三口之家饮用与煮食每月约需要8至10桶，为100元至160元左右。据亚洲开发银行资料，中国日消费2美元-20美元的人群只有8亿多，这意味着6亿多日消费2美元以下的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消费饮用水；日消费2美元至5美元的人也基本不可能成为饮用水的固定消费群体，也就是说，中国只有不到一半人口能够购买瓶装、桶装饮用水。《瓶装饮用水产业发展趋势研究》给出的数据是：目前瓶装饮用水的消费人群只占整个社会总人群的30-40%。也就是说，中国有超过8-9亿人口因经济能力无法负担清洁水的费用，只能听天由命。 遍布中国27个省的四百多个癌症村的村民，就是水污染的悲惨牺牲品。当地政府那句“宁可病死，也不能穷死”，将病死与穷死的主体混为一谈，他们心中真正想表达的是：宁可让一部分人病死，也不能让政府穷死“。 饮水卫生的贫富差距是中国的羞辱 中国历来存在缺水区，比如陕西黄土高原及某类特殊地区。但长江以南从来就是丰水区，这里的水资源严重污染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方略所造成。 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有贫富差距，但在饮用水源的清洁以及自然生态的享有方面，却并无贫富差距，古语所谓“清风明月不需一钱买”即指这种生态环境享有的平等性。富者固然可以骄奢淫逸度日，贫者困守茅舍，一瓢水、一箪食也可生活。我的家乡曾有一泉水名“龙泉”（俗称龙口水），水质极好，用来做酱、米酒是上选，任何人都可自由取用该泉水。但此泉已经于上世纪80年代初干涸。清澈见底的邵水河也成了堆满垃圾的河道，全国水源干涸与水污染与我家乡大同小异。但今天的贫困者已经没有他们的前辈那样幸运，因为政府坚持“发展优于环保”，导致严重污染；又因为他们贫困而消费不了清洁水，成为环境污染最彻底的受害者。这种饮水卫生的贫富差距，实在是中国现有政治制度之羞。 中国政府及一些学者总在用发达国家也曾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愚弄国人，言下之意是中国要发展经济，环境污染不可避免，眼下大家就忍一忍，等国家有钱了再治理污染吧。这话的错误在于：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前期与早中期，人类对污染危害的认知有限。当发达国家的先觉者认识到污染危害并发起各种环保运动之后，政府就将防治污染纳入立法与司法程序，严格控制了污染。今天的中国政府，早在发展之初就已意识到牺牲环境生态将带来什么恶果，这种宁可让民众因污染病死，也要引进污染企业增加GDP与税收的发展方略，其实是对人民生命的蔑视，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中国当真“需要一场战争”吗？
最近由钓鱼岛生出的风波，国际社会的评论是两大类，一类认为中共处于内外交困状态下，为自己寻找一只“替罪羊”，以转移矛盾；还有一类干脆认为是闹剧。视为“闹剧”的看法过于简单，也有点低估了中共政治集团玩权术的本领。认为中共在找“替罪羊”的看法对路，但如果认为中共的目标只是鼓噪民族主义情绪，让愤青、毛粉在某类特殊派遣者的示范下砸车、烧店，闹腾一把就算，则是对中国政治了解还不够深刻透彻。 我在“反日爱国游行背后的权斗身影”一文中已指出，中国政府在这一轮“国家游戏”中的出场方式与背景与以前不同。值得探讨的是：在十八大权力交接当中出现高层激烈内斗之时，某些政治势力策划了这场国家游戏，到底想达成什么目标？ 9月13日十位少将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的联合声明可以给出部分答案。 罗援少将开篇就说，“钓鱼岛之争不仅涉及中国民族情绪，还涉及中国核心战略利益”。按照中共以往的解释，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就是中共的执政权。现在中国就在中共掌握之下，所以此处的的“核心战略利益”应该不是泛指中共执政权，而是中共内部某一派的执政权。否则，在国内并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对中共执政权形成挑战之时，这句话纯属多余。 如果说罗少将的话还很隐晦，王海运的话就非常直接了当：“北海、东海和南海舰队都要建设好，国家的财力要用到正事上。”这话已经点明：财力向军队系统倾斜才是“正事”。文官系统占用了太多资源，既不顾及民生，又养了不少贪官，没办正事是真，但当务之急是将财力向民生倾斜，平息民怨，因为这是和平年代，正常国家正常政府应该作为之事。认为扩军备战才是“正事”，那是军事利益集团为自己索取更大份额利益的借口。 中国政府在改善民生上非常吝啬，但在军费开支与维稳经费上颇大手笔，实在没有理由再为军队系统与维稳部门锦上添花了。怎么办？只有外患当头，才能逼迫当政者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接下来王海运少将谈到开启钓鱼岛争端的步骤，那就不是预言与建议，而是世界在过去几个月内看到的事实：“我们可先派渔船去打鱼，然后海监船和海事船跟进，第三步则是出动海军。我们不怕走火，但尽量避免擦枪走火。”这三步棋中方已经走了两步，只剩下第三步未走了。 ——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不止日本一国，越南占了中国25个岛屿，俄罗斯占的土地更是肥沃宝地，印度也占去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土地。但经过将军们精密算计，“清算日本侵略罪行是和平手段中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选择，同时又能占领道义制高点，便于操作”， “建议借明年《开罗宣言》签署70周年之机，发起一场彻底清算日本百余年来特别是二战中侵略罪行的‘战略性战役’”。 这“战略性战役”当然不是沙盘推演的虚拟战争，而是打一场中国军方能够控制的小规模战争。这些年来中国军事网、强国论坛聚集了不少军事爱好者（有些是战争爱好者），从“为什么中国需要一场对外战争”，到“中国需要一场战争的八个理由”，都将打一场小规模战争视为提升中国军队战力与中国人道德水平的出路。还有一篇多年前就流传，据说会震撼人心的“湖南教授谈湖南”，其中谈到如果发动一场对台战争，湖南有许多军工厂立刻可以解决就业及经济增长问题。这篇文章因写于多年前，所以将战争假想敌定为台湾。这些年马英九对北京打躬作揖，曲意逢迎，岛内认同“和平渐进统一“的人也多了起来，再打台湾就师出无名了。但用战争来解决就业与经济增长问题，恐怕早有“远见卓识”之士在苦心筹思了。 从历史上看，专制国家经常会在国内矛盾丛生且无力解决之时，会鼓噪起民族主义情绪，将国内民众的视线转移到国外矛盾上去，有时甚至会因此发动一场战争。这种方法有应用成功的，比如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中国近年来颇有部分军事迷崇拜这位“铁血宰相”，特别是对他通过三场战争完成普鲁士的统一更是津津乐道，认为值得中国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俾斯麦在发动战争时孤立敌人、争取同盟的狡猾外交手段。 但只看到通过对外战争收获硕果的例子非智者所为。在看到俾斯麦成功经验的同时，中国不可忘记还有因战争失败而埋下政权倾覆的沙皇俄国。这场导致沙皇权威尽失的战争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19世纪晚期，俄国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激烈，上层骄奢淫佚，下层平民与农民（被解放的农奴）却背负着沉重的劳役与税负。尼古拉二世即位后大力进行财政改革，却无力缓解这些社会矛盾，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惨败，除了损失大量军队之外，战时的物质需求激增，国内食物短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引起国内社会的恐慌和不安，并因此诱发政治危机，最后导致革命，沙皇政权倾覆。 北京如果真在意钓鱼岛，干脆精心准备各种证明主权的文件，诉诸国际法庭请求裁决。如果只是为小规模可控战争找一个由头，还是三思为上。中国军队的腐败已有不少传言，也有好几位司令、将军因腐败而身陷囹圄。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带兵的将军可能比发表联合声明的文职将军们更清楚。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烈，也不是制造外敌、打上一场小规模战争就可解决的。与日本一战，输赢的机会各有一半，赢了自然会巩固毛粉们的崇拜与颂圣之声；但假如输了，邓小平通过经济改革为中共赢得的重生机会与积累起来的国力与国际地位，就会在一场不成功的战争中土崩瓦解。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9月2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9/china-war/）
何清涟2025-11-06 06:37👍 0💬 0在美国有多少中共特务？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共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陈用林提出「政治庇护」事件，掀起轩然大波，不仅因澳政府被批评处理不当（拒绝了政庇，但同意其申请保护居留签证），还因陈用林披露，中共在澳国间谍多达一千人。澳洲人口才两千万（少於台湾），中共却要派这麽多的特工到该国活动。 作为中共驻澳大使馆一等政治秘书，陈用林当然知道不少内情。他说这些特工不仅收集情报，还监控当地华人，尤其是法轮功及异议人士等，有时还采取绑架行动。 在陈用林事件之前，前天津国安局官员郝凤军也在澳洲披露，中共在加拿大的特工超过1000名，主要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两个华裔较集中的城市。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说，在国安局已任职十年，後在该局监控法轮功的特殊部门“610办公室”工作的郝凤军，今年初持旅游签证到澳洲而申请了难民保护。加报引述前“加拿大安全情报部”亚洲事务主管卡特苏亚（M. J. Katsuya）的评估说，“郝凤军的说法是可信的。” 澳加两国加起来才五千万人口，中共如果派遣二千特工的话，那麽对人口是澳加的六倍、又被中共视为“主要敌人”的美国，要派多少特工？ 早在1997年，《华尔街日报》记者费尔卡（John Fialka）在其研究中共间谍活动的专著《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指出：“现在中国安全部派遣到美国的间谍数量，已超过冷战时苏联克格勃派遣特务的高峰期。”中共国安部的英文缩写MSS（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现在比原苏联克格勃的英文字头KGB在美国更有名。 美国《新闻透视》报导说，中共特工在美国进行“地毯式”的情报搜集，即使大学的博士论文也不放过。“尤其是关於密码分析、雷达和电脑系统控制导引、以及导弹失败和燃料质量等相关博士论文。据美国连锁复印公司Xerox的报告，有人曾通过该公司把一百多部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复印运到中国。” 《亚太邮报》（The Asian Pacific Post）2003年8月8日以“美加有中共间谍公司3500家”为题报导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Robert Mueller）在国会作证说，中共在美设有3000家空壳公司，其真正目的是收集美国情报。每年成千上万进入美国的中国访客，很多带有为中共收集情报的任务。在加拿大，这种中共空壳公司约三到五百家，受北京的直接或间接控制。 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对中共间谍和军力深有研究的是《华盛顿时报》军事记者葛茨（Bill Gertz），他几年前出版《中国威胁：中共如何攻击美国》一书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追查六名中共特工，但一直没有破获潜伏在美国政府内部、能接触到极机密情报、代名为“马”的资深中共间谍。 上个星期，葛茨在《华盛顿时报》发表了关於中共窃取美国情报的专题报道，引用美国联调局反情报行动主管萨迪（David Szady）的话说，中共正对美国进行全面的情报窃取，包括各类机密和军事科技相关情报。一般需十年左右的武器系统研发进程，中共在取得美尖端科技情报後，可将其缩短为两到三年。据美方的资讯，中共在美设有多达3200家空壳公司，其中多由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的团体经营，主要收集美国军事科技等各类情报。 间谍是人类自古有之，2002年在华盛顿揭幕的“国际间谍博物馆”（International Spy Museum），展室中间就放著中国古代兵法家孙子的书，美国人把孙子视为最早重视收集军事情报的间谍战鼻祖和理论权威。不要说冷战时期美苏进行间谍战，即使今天在民主国家之间，也常因间谍发生纠纷；连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也在美国发展特工，曾给以色列做间谍的美国军官波拉德（John Pollard）1986年被判无期徒刑，迄今还在服刑，即使以色列总理多次请求，美国也不赦免。仅仅两天前，新西兰和以色列因间谍问题而僵持的外交关系才告缓和。虽然现在美国把中共列为主要间谍威胁，但美国情报官员也指出，除中国外，俄国，日本，法国，印度以至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也在刺探美国的情报。 特工各国都有，但中国的特工和世界其他国家至少有四个不同之处： 第一，中共海外特工多是华人，因中国国安部更倾向在华裔中发展特务。美国反情报和安全研究中心分析处主任摩尔（Paul Moore）认为，“这是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主要西方国家在情报搜集上的一个明显区别。俄罗斯针对美国采取的情报行动，他们使用的间谍有四分之三都不是俄罗斯人。而中国对美国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100次里大约有98次都是利用华人来进行。” 美国反情报分析专家艾蒂米德斯（N. Eftimiades）在其《中共情报活动》一书中说，中共国安部利用两种理由在华裔中招收特工，一是利用他们的民族感情，唤起他们帮助祖国强大的责任心；二是暗示他们如不合作，他们仍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连累。第二种方式效果较大，是迫使他们同意服从的强有力的动机因素。从1985年至今美国抓获的所有中共间谍，全部都是华裔，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外国人。 第二是中共采取“大跃进式”的人海战术，在情报搜集上采取“广种薄收”的策略，即利用很多人员来搜集数量有限的情报，以求积少成多。上述美国反情报专家摩尔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情报搜集活动很多，但是这些活动有很多并不很专业，所以他们的效率不是很高，因为有太多人参与，他们会得到很多支离破碎的情报。中国从美国搜集的资讯总量很大，这对美国是个问题，但是中国的搜集方法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个问题。” 由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安全行动办公室（IOSS）不久前编写的《谍报威胁手册》中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在情报搜集上使用的人海战术缺乏效率，但是由於投入的人数众多，因此也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司法和反间谍部门在应对的时候缺乏良策。 第三，和其他国家的间谍更大不同的是，中共的海外特工还负责监控当地华人，尤其是法轮功及异议团体等。 1989年六四屠杀後一个月在洛杉矶召开的“中国民联”代表会议上，民联成员邵华强在会上“倒戈”，坦白他是中共国安部的特工，因六四屠杀，改变了想法，决心脱离中共（邵随後被美国联调局人员带走）。 共产党在民运组织中发展特工，早已不是秘密。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後的警察档案不断证实这一点。《纽约时报》知名的研究共产国家和中国问题的专家波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今年1月14日发自华沙的专题报道说，波共秘密档案证实， “波兰团结工会”地方领导人朱兹克治科（Marian Jurzczyk）、曾担任“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的纳科德（Z. Nakder）等，都曾给共产党做过特工。最令人吃惊的是，去年发现的警察档案显示，曾任“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像电影明星般的知名异议人士涅扎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也曾与波共合作，她在警察局档案的秘密代号是Nowak。 东德的情况也是这样，曾是著名异议诗人、音乐家，也是东德民运主要人物之一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前年被发现原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东德政权垮台时，有16000袋秘密档案没来得及销毁，只是用绞纸机剪成碎片。2003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说，德国利用美国Hewlett-Packard电脑公司发明的纸片文字重组软件，已把文件复原，由此发现了这个“异议诗人”的真面目。该电脑软件的重组准确率达80％，能复原70％的碎片文件。 中国海外民运组织虽然也在“抓特务”，但雷声大雨点小，成效不大，毕竟很难拿到证据。但原东欧国家的情况证明，那些曾给共产党做特工的秘密档案，迟早都会被挖掘出来。 近年来，中共海外特工的另一个重点是监控法轮功团体。加拿大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的杨凯文向媒体披露，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列入黑名单，被电话骚扰和跟踪，不少人回国被抓。法轮功学员朱颖在回国探亲时被绑架，公安人员告诉她，加拿大每个法轮功学员的情况都在他们掌握之中。 前天津国安局官员郝凤军提供给媒体的情报显示，中共特工居然详细掌握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叶映红计画在当地开一家通讯公司的情况，该文件标明“报∶刘副部长；送∶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外交部办公厅。”加通社报导说，共有八个类似记录由郝凤军提供给了当地媒体。 据报道，今年39岁的叶映红是加拿大公民，九十年代初来加，在“安大略大学”学习电脑。叶看到自己的私人资讯在情报中出现，惊讶地说，“不知他们是如何搞到（这些情报），他们对我们的监视真利害呀！” 加通社还披露，监视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的情报部门代号F101，郝凤军用数位存储设备带出数百份秘密档案。 最後一个不同是，那些给中共做特务的一旦在海外被抓获，北京当局一概不予承认（是自己的特工），这是世界间谍史上少见的。即使是共产苏联，当年也和美国交换各自被抓的“间谍”。美方迄今抓获的最著名的中共间谍，是潜伏在中央情报局达30年之久的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他曾把美国很多最高保密等级的文件偷拍成微型胶卷，秘密交给中共方面，即使到他1981年退休，也没被发现。後来中共国安部官员俞强生叛逃到西方，才使金被捕。 虽然该案当时在美国公开审理，但中共方面始终不承认金是他们的特工，并否认和金有任何关系。金在等待判决期间接受中文报纸采访时，还呼吁中共拿魏京生作筹码交换他出狱。当得知中共对他矢口否认後，完全绝望，最後在囚室内用塑料袋包头，用鞋带勒紧，窒息而死。当时访问他的记者陈国坤（现纽约《自由时报》总编辑）曾向笔者描述过他们当年采访金无怠、以及金的绝望情形等。因此那些为中共做特工的，只有准备好为党国献身，而且还要死得“不明不白”。 2005年6月30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2005-07-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知识产权保护：中美关系的难解之结
何清涟 中美关系牵涉到政治、经济、地缘政治等方面，中美贸易战当然也受制于这些复杂因素。在美国总统川普8月14日发布行政备忘录的前10多个小时，中国宣布从8月15日开始，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任何矿产。白宫对此做了积极反应，将长长的备忘录缩减至一项内容，即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调查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 知识产权让美国蒙受多少损失？ 中国损害美国的知识产权由来已久，当然也是中国一个极大的软肋。中国国内舆论也不否定自身是个“山寨大国”，只是在国际贸易争端中，遇到知识产权纷争时，决不承认自身侵犯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 对美国在知识产权上遭受的损失，无论是美国的民间研究机构还是官方机构，看法基本一致。早在今年2月下旬，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发表一份报告，称仿冒、盗版以及盗窃商业机密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在225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之间。其中，仅盗窃商业机密一项就令美国经济损失1800亿到5400亿美元。 这一估算数字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的数据接近。该机构曾于2015年公开宣布，电脑黑客进行的经济间谍活动每年给美国造成的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 谁是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元凶？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在报告中明确宣布，中国是制造这些问题的主要“元凶”，称美国没收的假冒商品87%来自中国，并指责中国政府鼓励知识产权盗窃。 中国对知识产权盗窃的态度 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出台政策公开鼓励厂商盗窃他国的知识产权。美国指称的“鼓励”包括以下三种行为：一是对本国厂商盗窃他国知识产权问题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凡外商诉诸中国法庭的知识产权侵犯案，基本不予惩罚；二是鼓励中国法律界人士，专门研究如何应付美国的“337调查”；三是尽量利用WTO的条款，减弱美国“337调查”的作用。四是制订行政性法规，强制中外合资企业的外资一方转让技术。 “337条款”因其最早见于《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337条而得名，历经《美国1988年综合关税与竞争法》与《1995年美国乌拉圭回合协议法》等多次修订。该条款针对一切不公平竞争行为或向美国出口产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贸易行为，例如专利侵权、垄断等，调查的对象为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进口贸易中的其他不公平竞争。按照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有权调查有关专利和注册商标侵权的申诉，此外也开展涉及盗用商业机密、商品包装侵权、仿制和虚假广告等内容的调查，专利保护已囊括半导体、电子产品、网络设备、医药、生物工程、化学等领域。 中国是美国“337调查”的头号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山寨大国，遭受美国“337条款”调查几乎是家常便饭。 中国朝野均不认为盗窃知识产权是问题，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美国对中国的“337调查”。 国内媒体并不否认，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世界上遭遇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自1986年首次对中国发起“337调查”以来，截止2014年底，美国累计对华企业发起“337调查”130起，从2010年至今，始终维持在每年10起以上。2015年，国外对华启动的98起贸易救济调查共涉及钢铁及其制品、化工、机电、建材、运输工具、冶金等13个行业。其中，钢铁及其制品行业以46起居首位，占比近半。同时，在对中国企业的337调查中，显现出领域相对集中的特点，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知识产权最密集的机电和轻工领域在337调查中占比约80%。 《经济观察报》今年6月23日做了一个有趣的分析，美国对中国的“337调查”发起时间集中在5月、1月、6月，即上半年。从最近三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37”调查数量来看，2016年的“337”调查明显增多，2016年上半年共有83起，2015年上半年22起，2017年上半年42起。针对中国的调查占美国发起的全部“337”调查的比重由2015年的29.4%，到2016年的40.6%，再到今年的48.1%。这说明，美国的“337”调查正在加大对中国商品的调查力度。 美国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LLP）律师许思义认为，“337案件”诉讼过程很多时候像马拉松，从几个月到几年都有，而跨国诉讼费一般都高达几千万美元，这对像中兴、华为、三一重工等大企业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些试水美国市场的中国中小企业而言算是天价了，因而许多中小企业都选择缺席导致直接败诉。 国内曾有专家测算，在已判决的“337”调查相关案件中，中国企业的败诉率高达60%，远高于世界平均值26%。而许多美国公司之所以都选择美国“337”调查，是因为“337调查”申请较容易，容易操作，调查诉讼周期很长，导致诉讼费用畸高，可以最大程度打击竞争对手。遭受337调查造成的损失包括达成和解所支付的专利许可费，败诉所支付的赔偿金、律师费和利息、知识产权使用费、应得利息收入和被侵权人不正当的利润损失等。一般来说，高的可达数亿美元，低的也有上百万美元。如果被判定为恶意侵权，还将处以被诉人补偿性赔偿金额2-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另外，由于应诉成本较大，因此涉案的中国企业常常放弃应诉，而根据337条款的相关规定，如果被诉企业不参加应诉，则USITC将认定其自动败诉而发出“普遍排除令”，实行全面封锁，将所有生产该产品的中国企业都排除在美国市场外。 中国企业并不害怕WTO的诉讼（不予惩罚，只需要承诺今后不做同类事情），但对美国337调查深感头痛。 关于强制美企技术转让：美中双方各执一词 关于强制美企技术转让，这是一个双方争论了十来年的老问题，美企经常向本国政府与商会陈情，中方坚决不认帐。就在今年3月23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还针对有关外国投资者在华设厂被要求转让技术的报道回应称，中国现行法律规定中，没有对外国投资者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要求。外方与中方合作者商务谈判中涉及的具体合作条件，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不应与强制性技术转让混为一谈。 这件事本身是一个长故事，近年成为中美经济对话的主题，得另文陈说。以下简述事情由来： 2006年12月，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此后不久陆续颁布三份文件，包括《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办法》，主题是：经认定的国家自主创新产品将在政府采购，国家重大工程采购等财政性资金采购中优先购买。2009年10月底，中国科技部与财政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通知，要求科技供货商在被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之前必须获得产品认定。该目录将涵盖外国企业销售的数十种产品，包括服务器、移动基站、安全和财务软件，以及风力发电机。 这一系列文件颁布后，在华外商尤其是科技企业很有意见。据美国在华商会2009年度调查，有57%说它们认为这会对未来在华业务造成负面影响，而有37%说已经产生影响了。受影响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并无实力相当的企业生产这类产品，外商在华合资企业虽然生产，但技术是外商的，在中国部委认定中，不是中国自主创新产品，当然不合格。因此外商只剩下两条路：一是被排挤出中国市场，二是将自己的技术变换成与中国合资方的技术，这就是所谓强制外资转让技术的由来。 在外资当中，科技企业以美资为主。美资对本国政府进行了超强游说，美国政府将这一点列上2011年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菜单，中国不得不同意废止，并于2011年7月1号起停止执行。但规定虽然废止，实际执行中美资科技企业仍然感到是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因此，这次列上了川普政府对华贸易的调查菜单。 回到本文开头所谈的主旨，那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美国手中的牌比中国的要好要多；但在国际事务当中，美国想做成事情，必须要中国不捣乱、合作。两国的谈判专家们，谈谈打打几十年，早就知道如何叫牌、开价。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8月1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sino-us-trade-warfare-20170815/3987056.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7👍 0💬 0美国介入以伊战争与伊朗政治前景的剧透
何清涟 世事如棋局局新。6月14日，美媒还沉浸在预言全美1500起“No Kings”反川普抗议活动的亢奋中，晚间就被以色列突袭伊朗的战火烧得发楞。绝大多数美媒都在竟猜美国对以色列袭击伊朗是否知情，#只有BBC一篇文章指出以色列意在将美国拖入以伊冲突，因为美伊有关德黑兰核计划的第六轮谈判，即将于6月15日举行，内塔尼亚胡认为将达成的协议无法接受，抓住这个时机进行了一场冒险。从美国现在的反映来看，内塔尼亚胡这把豪赌算赌赢了。 美国不到三天的犹豫与MAGA的内部争议 以色列袭击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议长约翰逊与总统川普在袭击发生后一天内的先后发言不同，卢比奥称美国没有介入，约翰逊表态支持以色列，川普说正在准备与伊朗签订核协议，将促成停火。而内塔尼亚胡则坚称他全部告诉了美国，川普总统知情。 信息如此混乱，发朦的美媒只能依依不舍地放弃他们珍爱的No Kings后续报道，去竟猜川普会持什么立场。与此同时，MAGA内部就是否介入以伊冲突发生激烈的争辩。川普总统最热心的支持者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敦促他不要加入以色列对伊朗进行空袭，并将川普称为“战争行为中的同谋”。6月16日，他在班农战情室的对话中表示，如果川普总统让美国介入伊朗问题，这将加速“美国帝国”的垮台，并实际上结束他的总统任期。 A screenshot of a social media post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川普次日做出反应，在他的真相传媒上发声：“能否请人向古怪的塔克卡尔森解释一下，‘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图片 共和党议员中最坚定的MAGA 玛乔丽·泰勒·格林（Rep. Marjorie Taylor Greene @RepMTG）毫不含糊，在川普称卡尔森为“Kooky TuckerCarlson”之后约一小时，发表一条长推文力挺卡尔森，称：“对外战争/干涉/政权更迭会把美国置于最后，杀害无辜人民，使我们破产，并最终导致我们的毁灭。这并不古怪。这是数百万美国人投票支持的。这就是我们认为的 ‘美国优先’”。 A screenshot of a social media post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在这几条推文后面，不少MAGA留言以示支持，反对将美国带入战争。其时，川普还未正式表态要介入这场战争，MAGA的表态算是预防性的表态。 卡丽·莱克（Kari Lake @KariLake）这类MAGA中坚纷纷表态站队，支持双方的都有。就在人们担忧川普与MAGA之间是否又会重演川马撕裂之时，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一个在MAGA内部的民调及时问世，为川普做决定提供了民意基础。 参议院共和党人宣布的民调 据参议院共和党宣布：“我们对‘川普 2024 ’选民进行的最新全国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选民支持以色列对伊朗采取行动，并强烈支持美国扮演重要角色： – 73%的人认为不能相信伊朗会遵守任何外交协议 – 72%的人支持美国在必要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 83%的人支持以色列对伊朗核基地和军事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 79%的人支持美国派遣进攻性武器协助以色列的行动 – 91%的人赞成提供情报协助以色列防御 – 89%的人非常或比较担心伊朗获得核武器】 A screenshot of a social media post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对于川普来说，这情形有如瞌睡时有人送来枕头，有了参议院共和党及时出炉的民调支持，川普说话不再含糊，表态更鲜明，从与伊朗签订核协议，美国将促成停火，变成“真正结束，不只是停火”（Real End），然后迅速变成具体参与，“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伊朗的天空”——媒体与MAGA都注意到川普第一次使用“我们”（We），表示对伊作战的美以联盟已获白宫承认。 图片 这种递进的积极参与表现在媒体的报道中，以下截图为英国路透社、美国CNN、NBC News 、CBS News、美联社在6月17日对川普在Truth Media上各条发言不断更新的报道。总之，美国直接下场参战帮助以色列攻打伊朗已是定局，只是程度如何待定。 A screenshot of a news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以伊冲突可能的终局 更大的新闻则是1979年被推翻的伊朗巴列维王室的王储对伊朗政局的表态。 十来年前我看过一篇介绍巴列维王室后裔情况的文章，以为这王室复辟大业基本算歇菜了。直到前一阵，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冲突之时，流亡到美国的巴列维末代王储里萨·巴列维应以色列之邀访问该国并会见内塔尼亚胡，随后通过视频呼吁有觉悟的伊朗人推翻哈梅内伊神权政治，方知以色列已经开始为新棋局布子了。以色列人对这位王储给足了面子，称他“流亡王储”，说他是伊朗公开访问以色列的最高级别人物。 就在伊朗认为局势危急并恳求美国出面促成以色列停止攻击之时，剧本的既定主角正式登场，6月17日下午2：10分，伊朗王储里萨·巴列维 @PahlaviReza向伊朗人民发表讲话： A screenshot of a social media post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走到尽头，正在崩溃。已经开始的一切不可逆转。未来是光明的，我们将共同翻开历史的新篇章， 现在只需要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就能终结这场噩梦……，我很快就会和你们在一起。” 里萨·巴列维王储的出现正当其时——不管他是按剧本演出，还是自己聪明地抓住机会。从事态发展的时间线来看，我很难相信这是偶然——因为此时此刻，伊朗政权既要面对以色列的攻击，又要面对伊朗人民的街头抗议，正值焦头烂额之时。6月13日，伊朗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者表面的理由是不满伊朗当局犹豫不决，不能有力对抗以色列的攻击，敦促当局对以色列施以报复，血债血偿。但这场抗议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伊朗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制裁下，石油出口收入从530亿美元暴跌到不足100亿，里亚尔汇率跌到0.00017，15美元能换58万伊朗钱，却连一袋面粉都买不起。退休教师每天1美元的养老金，只能在黑市换3个土豆；医院因为缺电，癌症患者只能在烛光下做手术。而革命卫队控制的基金会，却在迪拜拥有价值3000亿美元的豪华别墅群。更绝望的是伊朗年轻一代，40%的失业率让他们看不到未来。这种世代的绝望，让他们求变心切。 更荒唐的是，大敌当前，高层却陷入分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佩泽希齐扬公开撕破脸：前者要继续强硬对抗，后者想悄悄与美国谈判；革命卫队趁机接管了石油出口，把钱都塞进自己腰包，政府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哈梅内伊居然还想让儿子莫吉塔巴继承最高领袖之位。凡此种种，只能说伊朗在危机中已经彻底迷失方向。当以色列空袭时，革命卫队和正规军互相扯皮，防空系统居然出现“自己打自己”的乌龙事件。伊朗人终于明白：这个政权已经烂到根上了，这个政府连保护国家主权和百姓生命都做不到，巴列维王朝的复归便变得易于接受，因为与伊朗神权政治的黑暗统治相比较，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在伊朗人民的回忆中早就成了“黄金时代”。 自从1979年卡特做了个错误决定导致巴列维王朝覆灭之后，迄今45年。以伊冲突这个剧本的最终章剧透已经出现，最后能否如愿上演，还得看川普是否接受剧本写作者与导演塞到他手中的剧本。依目前的情况来看，接受的可能性较大。对伊朗人民来说，被王师护着回朝的巴列维王储登位，意味着该国并未灭国，只是有了一位新的国家领袖，这位领袖不是外来者，而是流亡在外长达46年的尊贵的国王。 （原载台湾镜周刊，2025年6月19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50619edi044）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重庆模式”的戏剧
近日最惊人的新闻，应当是薄督于1月11日出面断然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继之是凤凰2011年十大影响力博主蔡慎坤在其博客中发表文章“谁在炮制谁在鼓吹‘重庆模式’？”将“重庆模式”的发明权送给了重庆市委党校的教授苏伟。 过去两年之内，“重庆模式”，以及该模式与广东模式的“价值取向对决”，成了海内外中国评论中的最大八卦新闻。我几乎不参与这种自欺欺人的讨论。但现在该模式的中心人物做出如此表态，我决定查个清楚。于是我在网上搜索一番，结果如下：用Google搜索“重庆模式”，获得约 981,000 条信息；用Baidu搜索，找到相关信息8,240,000条。用The Chongqing Model搜索，获得约 1,130,000 条信息。如果这一海量信息真是苏伟这只以前名不见经传、并无学术影响力的“蝴蝶”在重庆扇动翅膀的后果，就算重庆模式自此结束历史使命，他也应当为自己能够创造出如此奇迹感到自豪。 苏伟那本与人合著的《重庆模式》，出版时间是2011年1月，查诸互联网，此前全世界已经为“重庆模式”颠狂了大约一年左右。如果此时此刻重庆模式成为“御用理论”，我相信“重庆模式”创造者这顶桂冠绝对不会落到苏伟头上。 推动“重庆模式”风靡全球的民间功臣非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莫属。该网群分别于2010年12月11日、12月 26日与2011年8月28日举办了三次关于重庆模式的研讨会，第三次的标题在特别宏大，叫做“世界危机下的重庆模式”。2011年9月30日，还有一位党的统战对象美籍华人胡大江结束“国外华人媒体负责人参观活动”后，在北京与友人共聚座谈了关于重庆模式和当前的 形势。胡亲自记述的《重庆模式座谈会纪要》中，有个分节标题很触目：“重庆模式的未来与薄熙来的历史命运”。其中谈到：“从消极的一面说，如果薄熙来进不了常委，国家进入骚乱的可能性就要变大”。 上述座谈会被归于“低层次”的小规模聚会，一些“明达时势者”投资赞襄了“高层次”的研讨会。2010年11月23日在上海举办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据说有来自重庆以外多个地方的专家学者和媒体共170人参加，会议的主办者上海增爱基金会和上海未来研究会理事长胡锦星（据说是胡锦涛总书记的堂弟）。香港所有与北京有瓜葛的媒体，如凤凰卫视、《亚洲周刊》全都对该会做了重头报道。 薄督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但就在其治下重庆召开的会议就多达几个，如2010年9月19日的“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模式研讨会” 在西南政法大学“隆重召开”，重庆市委许多要员出席，来自巴基斯坦、尼泊尔、韩国、北京等海内外的外交官、专家学者近20名参加了此次会议，《人民日报》与中新网均做了报道。为避免读者厌倦，以下只列举会议日期与名称：2011年6月12日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的“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年7月4日，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的另一块牌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庆实践”课题组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重庆工作情况介绍及课题研讨会”；11月26日，由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市委党校联合举办“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看来这些会议都是瞒着薄督私下里开的。 值得关注的是，所有相关理论研究当中，都将薄督个人的“人格魅力”做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评分都相当高。概括而言，就是只有薄督能够救黎民、拯乱世，正世风。流风所及，全国政治嗅觉灵敏一点的人都闻风而动，生怕自己没搭上这趟政治便车，造成千古遗恨。 从2010年至2011年12月中旬是宣传“重庆模式”活动的密集期。最有意思的是这两年当中还弄出了一个据说是今后中国将走哪条道路的“汪薄之争”。海外评说其争斗之激烈：“左派将薄熙来视作挽救中共执政危机的定海神针，将重庆模式当作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右派则奉汪洋为共主，认为广东的公民社会模式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具 体化。左右阵营的知识分子还就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优劣，相互争斗，比当年的国共之争还要激烈，大有你死我活的味道。” 但就在在外界对“汪薄之争”的传闻不绝于耳，有人还打算建立“重庆模式学”深入研究之际，粤督汪洋与渝督薄熙来却在一个月前——即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握手言欢，彼此祝贺对方主政区域所取得的成就，并表示“渝粤合作，十分愉悦”。思想路线之争的满天乌云就此散去。自此之后，“说不尽的重庆模式”大合唱停止，“汪薄之争”也烟消云散。外部观察者都在揣测，是不是“入常”之事已尘埃落定，否则这两只正在比拼开屏的孔雀哪里会停下展示漂亮尾巴的活动？ 1月11日，薄督自己给了答案，面对记者提问，“薄熙来说，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如果说重庆的发展有什么特点，没别的，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改善民生是“三个代表”的重要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一个漂亮的大转身，寥寥数句，既表示自己服从中央，又承认了第三代与第四代的理论贡献，不愧是政治世家出身的太子党中的佼佼者。但他在会见香港媒体时说漏了嘴：“其实我就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他还对传媒说：“我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一般半年以后要发生什么，我不做打算。” 最后这句话还是给了重庆模式的拥护者无限希望。离十八大还有将近10个月，中间不知还要翻过什么山，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得哼上“重庆模式”这只山歌给党听，大家等着看吧。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2年1月1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1/chongqing-model/）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凌俐∶强暴多发生在熟人之间——驳为远志明的辩护
在曹长青网站看到一篇为远志明涉嫌强奸柴玲而辩护的文章∶“对柴玲指控远志明的质疑”，作者∶刘淇昆（加拿大温哥华）。请见∶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ID=3579 作为一个女性，我对刘先生整篇文章的所有观点都绝对不能认同。 该文说，“一般而言，男人强奸妇女只限于强奸陌生人，这样才能逃避罪责，逃脱法律严厉的惩罚（无论中外，对强奸罪的刑罚都是很重的）。敢于强奸一个熟识的女人，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份的女人，除非这个男人拥有极大的权势，或者握有女人致命的短处，使女人不敢（全力）反抗。” 但是，女性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他这种说法肯定不对。我本人和不少女朋友都有过被熟悉的男性朋友性攻击的经历，其中就有人被强暴，都是被熟人！但她们都没有报案。那些相识的男人们就是利用女人这种软弱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兽欲。由于这只是一点点个人范围内了解的状况，不知道在整体女性中是否有代表性，所以上网搜寻了一下，得到下列这些统计数据∶ 美国最大的“反性暴力”网站∶三分之二的强奸是受害者认识的人做的。73%的性攻击是熟人做的。 加州大学圣塔莫妮卡校园强暴处理中心统计∶80%的强暴受害人是被她们熟悉的人攻击。 欧盟2009年在欧洲大陆的调查结果是∶67%的受害者认识强暴者。 1987年在美国25所学校的7000人调查中，四分之一曾是强暴或企图强暴的受害者，其中84%的受害者认识她们的攻击者。 最新的一个学者在大学做的调查报告说，90%的强暴发生在熟人之间。 以上数据链接附在本文尾。另外在新浪网也有博文引用其他的美国数据证明，强奸主要是一种熟人犯罪∶ “2000年美国NCVS（全国犯罪被害调查）的数据显示，71％的性侵犯是由被害女子认识的男子实施的，其中47％是朋友/熟人，22％是伴侣，2％是其它亲戚，只有28％是陌生人。据我国司法部调查，62.9％的强奸发生在认识的人之间。从地点上说，发生在被害人家中或单位的强奸占36.4％，发生在犯罪人家中的占25.3％，发生在室外的仅占14.1％。强奸主要发生在室内，这也证明了强奸主要是一种熟人犯罪。” 以上数据足以证明刘文的“男人强奸妇女只限于强奸陌生人”是他自己臆想的，根本不是事实。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那麽武断地为远志明辩护，对女人来说，一丝一毫的说服力都没有。大概只有男人相信他。而且他那种侮辱柴玲的口气很低俗。 刘文还指出，如果不下药、不捆绑、不动刀威胁，强奸是很难做到的。但事实上，那些男人能得逞，就因为女人是熟人，她们没有像对陌生人、对街上的流氓那样奋力反抗，也不敢喊叫让邻居知道，就像上面的引文所说，熟人之间的强奸多是发生在被害人家中，她们怎麽敢让左邻右舍都知道！而且绝大多数的这类强奸根本就没有报案，就因为是被熟人强暴的！她们实在不想把熟人送进监狱，大多数善良的女人们，自己受了委屈，受了伤害，连损害一点那些男人们的声誉也不想，就自己忍了。 但对于自己认定的强奸，事后想来是很愤怒的。柴玲那句话，“我的痛恨甚至到了我都不屑于再在我的记忆里认为你是一个人，”是一种非常非常真实的心态，没有过女人那种真切的感受，是不会写出这个细节的，是想不到这一层的。哪怕只凭这一句话，我就相信柴玲说的是真话。 柴玲当时刚逃亡出来，又刚离婚，软弱是可以想像的。她说当时没报案是不想毁坏民运名人的声誉，这就属于一般女人不想毁了熟人的声誉、前途的一种。从女人的角度来看，是百分之百可以懂得、理解的。谁不知道强奸是重罪要坐牢？但被天才老爹卡斯比强奸的二十几个女人都没报案。现在出来二十几个指控的，背后肯定不止四十个！加拿大2006年的调查数据是，性攻击惯犯占88.3%。【编者注∶截至到1月11日，出来指控卡斯比的女性已达30人】 从柴玲给教会的信可以看出，她本来根本就没想公开这事。现在说出来，就是因为远志明不认错，不道歉，而且说谎，把她气坏了。而且多年以后，她跟远志明通电话，远的第一句话不是道歉，竟然是威胁∶你有没有把这事跟别人说？说了对你没好处。难怪柴玲说她感觉像吞了苍蝇一样。 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说得很是个理儿，抄在这里∶“女性被强暴后，通常因为痛苦和屈辱不敢声张。柴玲时隔这麽多年出来讲出这件事情，相当不容易。她肯定清楚以远志明在华人教会中扮演的精神领袖地位，华人教会会千方百计帮助远志明的掩盖真相的。但她还是站出来，就凭借这份勇气，我给她鼓掌。柴玲没有必要通过撒谎攻击远志明，远是她昔日战友，她和他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 柴玲今天勇敢地站出来，挑战一个有教会势力的名男人，结果引来一大堆其他中国男人的污蔑、侮辱、践踏。这种现像在西方哪里能见到？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那麽多低级、下流、无耻的中国男人，难道他们是要告诉所有的中国女人，都应该像柴玲那样去嫁外国人吗？为什麽有那麽多中国男人，非要那麽下流，非要燃起让女人痛恨他们的感觉呢？ 那位质疑柴玲指控远志明强暴的刘性男人还用赞美的口气说，“那些原先同情她、愿意帮助她的牧师都一个个舍她而去。”可这正是最让人痛恨的一点。牧师们不是应该同情弱者和被欺辱者吗？那些势利的人们，不就是看著远志明那边人多势力大吗。或者，成天布道的远志明更能说会道，更会编故事，让那些人相信了他的版本。我看远志明讲道里面就有瞎编的故事，根本不像真的。好多牧师都瞎编故事，张伯笠的逃亡故事起码我看著是假透气了，得了晚期肝癌不死，远志明太太也得了肝癌，被远志明一祷告就好了。 直到柴玲公开写出来远志明曾强奸她之前，远志明的布道讲了很多婚姻爱情，但从来就没提到他有过“婚外恋、一夜情”，只说过一些很虚的、很没内容的空话，什麽“我很坏，我有罪，我对太太不好”，给人感觉他就是脾气不好、砸东西之类的。他的布道净是抬高自我，贬低太太，他自己除了脾气不好，浑身上下都是优点，太太可是差不多女人的缺点全部都有。但我看了远志明太太的见证，感觉她比远志明真实多了，好多了。可远志明要男人永远做头，要女人永远服从，打著上帝的名义教导说，无论男人对错都要服从，还大大地赞美、吹捧希拉里原谅克林顿的不忠，说她仍然捧克林顿做头。他看重的是要别人原谅，而不是悔罪的部分。作为牧师讲道，他不是批评克林顿的乱七八糟，反而是大大地赞美希拉里的包庇，这说明他不认为克林顿有多大错，也解释了他自己为什麽至今不认错。 还有远志明那些无论男人对错女人都要服从的歪理在圣经里找不到，在美国牧师那里也没听过。感觉远志明其实就是心虚。柴玲提到苏晓康知道远志明还涉嫌其他的强暴事件，所以我更认为柴玲说的是真话，因为强奸多是惯犯，不然远志明为什麽不敢去测谎？那位质疑柴玲的刘先生，凭什麽不相信做过测谎的柴玲，反而相信不肯做测谎的远志明？道理在哪里？ 本文引用数据来自下列网站∶ https://rainn.org/get-information/statistics/sexual-assault-offenders http://www.911rape.org/campus-rape/what-students-need-to-know/stranger-rape-vs-acquaintance-rape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quaintance\rape http://stopviolence.com/domviol/acquaintance\_rape.htm http://blogs.wsj.com/numbers/how-likely-are-sex-offenders-to-repeat-their-crimes-258/ 这些数据本身就足以驳倒那位质疑柴玲的刘先生。另外，只要搜索“Acquaintance Rape”就可以找到一大堆数据证明强暴主要发生在认识的人之间，而且绝大多数都没有报案！ 2015年1月美国 2015-01-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配诗∶寻找自由
用了整整几十年 你在一堵铁幕上寻找门窗 寻找风，声音 和那缕璀灿的阳光 你的世界是一只火柴盒 每一次醒来都是一堵堵黑墙 属於你的只有破碎的梦 梦中才飞翔鸟语花香 终於在一个早晨你想通了 所有的门窗都在刀尖上 人，不能总是靠等待 一百次憧憬不如一次伟大的反抗 再黑的墙也抵不住淬火的觉醒 刀刃割出一片自由的歌唱 当有一天黑墙轰塌成滴血的历史 你化作一条道路流向远方 （美）伯尼·莱蒂克 画 / 曹长青 配诗 ——原发表於1986年《深圳青年报》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6-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李敖、龙应台们错在哪里？
曹长青在《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新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座谈会出席者∶ 廖志峰（允晨文化发行人） 金恒炜（当代杂志主编） 李永炽（台大历史系教授） 卜大中（苹果日报总主笔） 徐永明（中研院教授） 曹长青（中国异议作家，理性的歧途》作者） 记 录∶周汝婷 整 理∶钟芳品 曹长青的发言∶ 非常感谢“允晨文化”出版我这本书（《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感谢给本书写序的金恒炜和卜大中两位很受敬仰的台湾知识界有良知的朋友，也感谢另外两位与谈人，台大的李永炽教授和我们大家在电视上熟悉的评论家徐永明先生，也感谢刚才致词的“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先生支持我这本书出版。这本书的题目看起来好像很深奥，其实我是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来写。我在美国十几年，花了一些时间思考知识分子问题，当然在中国的时候也曾思考，但那时对西方的了解还相当不够。 我和妻子在美国已住了十几年，我们看美国报纸，读西方的书籍，发现这个西方和我们原先想像的有很大不同，尤其是深入了解西方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人类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五年，回首过去的二十世纪，会发现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灾难深重的一百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几近全球蔓延，因意识形态和战争致死的人，多达一亿三千万！以台湾人口来算，差不多是六个台湾。这一百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人类过去前19个世纪，即1900年的总和！ 大家都知道，20世纪是科技发达、经济腾飞、知识分子众多的一百年，但为什麽在有了飞机、火箭的时代，怎会死那麽多人，谁杀呢？回首一下，这根本不是像台南、台中那些生产木瓜牛奶或耕种芉头的人，而是戴眼镜的人，他们所热衷的意识型态导致的，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想导致这麽多的杀生。 近代知识分子到底出现了什麽问题？我这本书当然不能全面探讨，我只是把部份读书的感想和思考汇录成集。对于这个问题，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曾写了一本书《Intellectuals》进行探讨，南京大学教授杨正润等人把它译出，江苏出版社出的，书名叫《知识份子》。该译本也在台湾出版，书名译做《所谓知识份子》。台湾本的序言是卜大中先生写的，他曾送了我一本。中国出版的译本，把马克思那章全删掉了（因作者对马克思有批评），但没做任何说明，没看过英文原书的中国读者，根本不知道该书有马克思这一章。而且该译本还把书中不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字眼进行了删削，同样没做解释。两个版本一对照，这种“不同”一目了然。 ●20世纪被三大理论“巫”住了 约翰逊还写过另一本重要的书《Modern Times》，叫做《当代》。该书对整个20世纪进行了总结，结论是∶20世纪为什麽出现那麽大灾难，为什麽死了那麽多人，罪魁祸首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到底出了什麽问题，导致那麽多人丧生？约翰逊认为，出了三大问题∶第一，就是道德相对主义的泛滥。20世纪初，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这本来是物理学理论，但知识分子把它扩展到社会科学，结果什麽都是相对的∶真理是相对的、真实是相对的，道德是相对的，没有了绝对的标准。由于是相对的，就有各自的解释。那些获得权力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们，就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确立标准，结果带来无穷的灾难。人类的灾难都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想法带来的。 第二个，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爱因斯坦同时代的弗洛伊德提出梦分析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来自性和潜意识。而强调潜意识自然就不会重视意识中的道德、理性、善恶等价值，因为它强调的是私欲，人的低层次需求，肉体需要，而不是灵魂等道德层次的境界。 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导致暴力革命和专制的蔓延。这三大主义可以说横扫了20世纪的知识界，几乎俘虏了所有的重要知识分子的大脑，于是尼采的所谓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成为20世纪的主旋律，知识分子和权力结合到一起，推行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李敖是典型的伪知识分子 具体地说，我觉得知识分子有两大弊端，第一个就是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例如台湾的李敖，不少人把李敖叫做“大师”，其实他是典型的伪知识分子，因为他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也没有任何原则。即使那些骂蒋介石的文章，很多也都经不住事实检验，连中共《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李敖时都说，“你和汪荣祖先生合写的《蒋介石评传》，看到一半就读不下去了，主要问题是太不客观，文字也粗糙。”，你看， 连共产党的人都觉得李敖写的太离谱。 现在亲共、联共成为一种时髦，于是李敖在台湾宣布他是红色，他去北京被视为“老同志归队”，到了香港则直截了当说要“亲共”。今天知识分子谁敢在西方说是亲共，共产党这三个字等于邪恶，怎麽敢公开说亲共？李敖就敢这麽说，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道德标准。 如果你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有多麽丑陋，或中国文化酝酿出的丑陋能到什麽地步，那就你去看看李敖，他代表了中国文化最劣质的一部份。李敖跑到北京去，给中共领导人跳政治脱衣舞，把灵魂剥个精光，表演给共产党看。但台湾的很多人却把这样的人称为“大师”。包括你们台湾的前立法委员沈富雄，在立委选举前跟李敖对谈，一口一个李大师，那个低三下四的卑贱口气，简直不把自己当个人，那你还怎麽当民主国家的立法委员，一定会败选。没有尊严意识，缺乏道德标准，不仅是台湾，也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通病。 知识分子另一个弊端，是理论脱离实际，为了乌托邦幻想而不顾现实和人本身。刚才我谈到约翰逊写的那本《知识分子》，该书最后一句话是∶“知识分子永远要记住人比理论重要。”因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为了理论，为了乌托邦幻想，为了意识形态，而不顾人，不惜损害和牺牲人本身。 例如我们以台湾知识分子中争论的统独问题为例。由于我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有人批评我支持台独，我说我不是支持台独，我也不支持统一，我是支持台湾2300万人的权利，不管是什麽族裔，什麽省籍，不管是客家人、台湾人、还是外省人，他们有选择这块土地未来的权利。只要经过民主程序，台湾人民有权利通过选票改变一切，包括国号、国旗、国歌、宪法等，这一切都应由台湾居住的2300万人决定，而不是连投票权利、连知道真实的机会都没有的13亿人决定。也就是说，这2300万人民的意愿，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呼声，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那些什麽统一呵、民族情感呵、中华民族的概念等等。20世纪知识分子最大的坏处就是不看重人本身，而是看重意识形态，为了乌托邦幻想，为了概念而导致无数人丧生。毛泽东为了他的乌托邦，在六十年代初，人为政策饿死了4040万中国人（中国官方刊物上的调查报告）。 ●龙应台、李涛等满脑子大中国幻想 再举个具体例子，卜大中先生刚才提到的龙应台，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只顾理论不管人的伪知识分子。龙应台强调的是大中国、大中华历史，她不强调真正重要的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这个问题，为了理论，而不看重现实。 今天台湾的现实是什麽？现实就是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她从来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从逻辑上她不可能是后者的一部份。另一个更重要的真实是，当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后，那个曾下辖35省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因为那35省，一个也不在中华民国的管辖之下。因而今天联合国191个成员，绝对大部分国家都不承认中华民国，人们谈到这个地方，都是叫她本来的名字∶台湾。也就是说，全世界都给台湾正了名，把这块土地，这个国家，叫做“台湾”。最近李登辉访问了美国，美国媒体报道时，都是说“台湾前总统”，从没用“中华民国前总统”。为什麽美国报纸这麽用，因为你提到中华民国，美国人不知道你在谈哪个国家；但一提到台湾，就清清楚楚，知道在什麽地区，哪个具体的地理位置，脑中马上想到那是一个和日本、南韩一样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国家。这就是台湾的现实、真实和事实。可像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看重的不是这个现实，而是什麽“大中国”“大中华”，或龙的中国那个乌托邦，把理论看得比现实重要，或者说要求“现实”服从“想法”。 ●“用棍子把人们打向天堂” 所以今天我们看20世纪那麽多灾难，就是知识分子不以人为中心，而以乌托邦想法为中心。今天在台湾，包括《联合报》、《中国时报》、TVBS 电视，以及李涛这种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意识形态，幻想一个大中国。可他们这是一厢情愿。因为中国未来民主了，中国人也不会接受中华民国的国号，更不会同意国民党回中国统治。因为那时候中国人自己会成立很多民主政党，你们台湾去年注册政党98个，但中国获得自由之后，可能会有1800个政党，当然不会欢迎国民党空降，也不会再用你们现在的国号，中国人自己会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启用新的国号，制定新的宪法，也一定会改换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到那个时候，会和你们台湾走一样的路，那就是制宪、正名，建立新国家。所以说，像龙应台等大中国情怀者，完全生活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中，生活在理论和乌托邦中，而不是现实中。 20世纪知识分子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乌托邦幻想，而且使用武力的方式，用剥夺人民选择权的方式，来强迫进行，用捷克作家昆德拉的话说，是用棍子把人们打向天堂。无论斯大林，希特勒，还是毛泽东，包括现在的中共领导人，都这样做，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强迫人们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走，不走，不服从，就杀你的头。昆德拉曾说，共产主义被说成天堂，可是通向天堂的路上到处都是古拉格（劳改营），因为谁不跟他们走向“天堂”，就被送进劳改营，或被杀掉。那些剥夺人们选择权的，都是假天堂。因此，台湾的未来，一定要尊重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这是根本。 ●“南方朔们，敢不敢像我这样说” 刚才金恒炜先生提到，为什麽明明看到俄共、中共都是一种恐怖统治，但包括萨特在内的那些大知识分子，竟完全视而不见？共产党用了什麽聪明的手法，把这些大知识分子都变成了笨蛋？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这样反问一句，今天在台湾，为什麽那些知识分子明明看到中共的统治是专制，是邪恶，剥夺了13亿中国人的选择权，还用飞弹瞄准台湾，制定反分裂法，要武力犯台，他们难道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但为什麽他们还那麽热爱那个中国，甚至跟著共产党的调子喊“统一”？我是否也可以用金先生刚才那种思路问一句，共产党用了什麽聪明的手法，把这些知识分子变成了笨蛋？难道他们的脑子都坏掉了？ 其实问题就出在知识分子的三个严重认知错误上∶反民主，不尊重真实，没有族裔平等意识。 今天台海两岸的分歧，非常明显，是民主和专制的对立。一边民主，有了“冻蒜”（台语“当选”），另一边专制，还是清算。一边是数人头，另一边是砍人头。由于对民主和专制的看法不同，而分成两种人，两群人∶有民主想法的人士一边，认同专制中国的一边。我是一个中国人，按连战的说法，我是纯种的中国人，但由于民主的理念，我和同样想法的台湾人站在一起。而连战跑去北京，朝拜共产党，还公开提出“联共制台独”，这是一种专制的想法。台独是什麽？它是人民获得自由后的一个政治选项而已。民主就是人民选择，而选择就有各种选项，包括今天我们在金石堂书店开这个新书发布会，你说要去书店，如果自由选择，就应该可以去任何一家书店，包括诚品、金石堂，建国南路、建国北路的，哪里有书店，你都可以进，这才叫自由选择，你才是自由人。如果事先规定哪个书店不可以进，不可以是“选项”，那怎麽还是自由选择？ 台独就是民主下的一种自由选项。我就可以说，台湾人民选择独立或统一，我都尊重。台湾的统派知识分子，南方朔、北方朔们，敢不敢像我这样说，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权，无论选择独立还是统一都尊重？他们不敢这麽说。说台独不可以是选项，其实就是否定自由选择本身，本质上就是不民主，反民主。 前天去台北县国民党候选人周锡伟总部参加一个记者会，会场的标语很引人注目，说台北县和台北市的捷运要“一体化”“一致化”，台北县要和台北市合并，建立“大台北”。这种口号让人一下子想到什麽大中华、大中国，大什麽的，其实就是一种统一化、整体化的群体主义思路。而在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者那里，就不是总想著统一，而恰恰是强调个人的权利，自主性，个体价值， individualism 的重要性。像在美国，尤其强调地方分权，美国的50个州称为state ，其实就是“州国”，各州都有立法权，美国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就是50“国”组成。 周锡玮所代表的这种统派思路，才导致连战们败选了，没有拿到政权，就想藉助共产党的力量，重新获得权力。这是反民主的乌托邦幻想。 ●龙应台们为什麽有傲气和霸气？ 第二个是不尊重真实。今天台海两岸的关系，明摆著的是一边一国，两个国家。根本不存在什麽“两岸一中”。马英九说两岸一中的“中”是中华民国，这是自欺欺人，因为中华民国不仅被逐出联合国，而且以这个国号根本无法再加入。（曹长青注∶而且国民党马英九们根本不想“反攻大陆”，驱逐“共”虏、恢复中华，连中国人的民主运动都不真正支持。他们高调喊“一中”是玩政治、目的是取悦北京，获得中共支持而在台湾获得权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也都不认这个中华民国，人们认的是“台湾”这个名字。如果认为两岸一中的“中”是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恐怕连马英九也说不出口。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已经名不副实。但这个国号怎麽改，什麽时候改，是台湾人民的权利。对岸的中国政府毫无道德资格，对台湾人民的选择指手画脚，更无权做决定。台湾那些有大中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也无权阻止台湾人民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要不要尊重真实的问题。 第三个是不尊重族裔平等原则。台湾的李敖、龙应台们，为什麽这样“大中国”，这麽居高临下，有一种对台湾人的傲慢之气、霸气？这和他们的“主子”心态有关。他们自视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香火延续者，因而有文化和种族上的优越感。现在台湾的政权和平转移了，台湾人执政了，但那些原来的文化和思想贵族们，不愿意、不承认、不接受他们失去了贵族地位的现实，他们的内心还是“主子”，心理上还在“统治”台湾，自视“人上人”。为什麽他们那麽热衷“大中国”，其实是要恢复那个他们当“主子”，当master的地位。龙应台就是典型的代表，她不想做普通人，不能跟你们平等，因为她是龙的传人。现在阻碍台湾民主的重要因素，就是知识分子的傲慢，知识分子的狂妄，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知识分子的理论和现实脱节，不接受今天台湾的现实，尤其是知识分子不以人为核心，不承认台湾人民的的选择权利，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统派知识分子和萨特同样丑陋 刚才金恒炜先生提到萨特，这位当年红极一时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1954年和他的情人战友西蒙波娃去了共产苏联，亲眼看到苏联不是民主的，不是自由的，但是回到巴黎之后，他还是歌颂苏联。为什麽明明看到的不是这样，还要说谎话呢？因为他脑中有一个既定的想法，那就是共产主义是好的，带领人去天堂，虽然他看到的不是这样的现实，但为了维护脑中那个概念、那个理论、那个想法，就歪曲事实，以适应、符合他认定的意识形态。例如当时苏联人被禁止到国外旅行，拿不到护照，这明明是剥夺人民的权利，但萨特却说，这是因为俄国人太热爱他们的国家了，不愿意去外国旅行，哪儿都不愿意去。萨特为了意识形态，竟不惜编织谎言。 今天在台湾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像萨特，他们到中国去，不仅不敢说真话，还用谎言帮助共产党的统治。刚才谈到的李敖就是典型，他到北京，敢说真话吗？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整个像奴才一样，还赞美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盛世。而李敖在台湾立法院、在台湾的电视，什麽都敢骂，但到了北京他就蔫儿了。怎麽不敢骂了呢？不仅连现在执政的中共领导人不敢骂，连死去的毛泽东都不敢骂，还一口一个“毛主席”地肉麻，今天不要说一般中国人都不这麽说话，连共产党的官员们都不好意思这麽自吹了，而李敖就有胆量当众自我阉割。 今天台湾一些知识分子跑到中国去，他们明明知道中国是个专制国家，但为了他们心中的“大中国”幻想，为了这麽个意识型态，就不顾现实，不管是非，不惜像萨特那样说谎。 ●两个西方，两个美国，台湾学哪个？ 《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这本书，主要内容是谈西方的左右派问题。我在美国居住多年，近距离观察西方才更清楚地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西方、两个美国。今天台湾到底是以什麽文化、什麽价值做借鉴、做座标，是个重要的选择。也就是说，你要学习哪一个西方，哪一个美国？因为实际上存在一个左派的美国和一个右派的美国。 什麽叫左派？左派在对外政策上、对共产主义，包括对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对恐怖分子、对邪恶，都有浪漫情怀，有幻想，不能坚持原则。这种浪漫的结果，不仅不能坚定地抵抗邪恶、战胜邪恶，反而很多时候姑息邪恶，甚至成为邪恶的帮凶或同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左派们，在对外政策上都是“统派”，总想把世界统合起来，建立统一的大政府，经济上要大一统，由政府包揽一切，管理经济，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以建立均贫富的所谓平等社会。结果怎麽样，实行这种政策的欧洲，经济都困难，欧元区的十二个国家，现在经济都不好，过去30年的平均经济成长率才1.3％。而拒绝高福利、高税收政策的美国，也就是右派理念占主导的美国，过去30年的平均经济成长率是3.3％，是欧元区国家的两倍半。右派强调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尽量降低税收、削减福利，重视充分的市场经济，看重的不是平等，而是自由，在自由竞争中，获得相对的平等，尤其是重视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均。而左派刚好相反，强调高福利，大政府，以平等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 强调财富平等的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是这方面的典型，把人民的钱强行夺去，进行财富第二次分配。谁来分配？政府来进行，结果越分配，政府越大；管分配的人越多，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就会越严重。像共产中国、苏联，都是这样，财富基本平等了（当然共产集团从来都有特权，是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但最后是一起贫穷，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富人，更没有一个人的尊严，也就是说，最后既没有平等，更无自由。 这是两种理念的对立。今天美国为什麽强大，成了唯一超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主要是右派的想法在主导，那就是自由的想法，包括人民自由选择的想法，以及右派强调的对共产邪恶、任何邪恶，不抱幻想，坚持原则和道德理念，高举反对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帜等占了上风。举个和台湾有关的例子，保守派的里根当美国总统时，制定了保护台湾安全的《台湾关系法》，而左派卡特当总统的时候却是跟台湾断交。想法和做法完全不一样。左派对共产主义有幻想，不懂得什麽叫邪恶。而右派对此则相当清楚。 ●反美，亲北京，对邪恶认识不清 在西方民主国家，基本都是左右两大派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两种理念，两种价值，两种想法在较量。而台湾现在很遗憾被统独争论所主导，占领了所有知识分子的话题中心。但如果统独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台湾也会像美国、意大利、日本，包括英国、法国所有这些成熟的民主国家，还是两大派，两大理念∶左派右派。 如果赞成右派理念，那就要尊重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对邪恶不再有幻想。所以台湾将来到底会朝向哪一个西方、哪一个美国，是相当重要的选择。以我的观察，台湾很多统派知识分子，基本都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想法，反美、亲红色中国，对邪恶认识不清。 刚才徐永明和李永炽教授谈到的古典自由主义，就是西方右派知识分子强调和推崇的价值。左派打著自由主义的招牌，其实是以自由的名义纵容甚至鼓励放纵，推行道德相对主义。 ●“常识”会战胜“精英主义” 今天在美国，其实是两种力量在较量。一种是知识分子，以《纽约时报》为代表，那种左派知识分子，倡导的是精英主义，把理论和乌托邦幻想看得比现实、比真实还重要。另外一种力量，以中产阶级和右派知识分子为代表，强调常识，commonsense，看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理论。在台湾其实也是这样，那就是以《联合报》、《中国时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和台湾普通人所代表的“常识”的对抗，这个常识就是台湾人民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那些知识精英们的大中国、贵族文化的乌托邦。两种价值，两者想法的较量结果，我相信会像美国等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一样，最后一定是“常识”获胜，那些台湾的假精英、伪知识分子一定会被历史淘汰。谢谢大家。 2005年11月9日于台北金石堂书店《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新书发布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载台湾《当代》杂志2006年1月号，有删节） 2021-03-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4👍 0💬 0新官上任不烧火 美中关系无新局？
程晓农 拜登面对的国际关系大格局，中美的紧张关系明显排在难题清单上的第一项。但他上任后并没按照“拥抱熊猫派”诸多新任官僚以及民间谋士之愿，“烧上三把火”，一举扭转川普（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冷战格局，重回奥巴马时代的美中“蜜月”。拜登这个新官“一动不如一静”，反而让中共格外着急。可中共屡屡催逼，却宛如出拳打上棉花墙，始终不见拜登的动静。好不容易拜登定于2月1日要发表对外政策演说，恰遇缅甸变局，于是便以天降小雪为由推迟演讲，重新闭门构思演讲内容。 一、中美冷战：美国避不掉，双方打不了 不管拜登喜欢不喜欢，美中关系是一个深深盖上了川普印记的领域，在川普任期的最后一年中美冷战爆发了。拜登能够完全扭转这一局面吗？一个巴掌拍不响，不管拜登怎么想，中共的意图和行动始终是关键的影响要素。 去年6月到7月中美冷战爆发时，我先后在《大纪元》上发表了三篇文章。6月8日的文章《中美新冷战意味着什么？》，说明了中美冷战的基本特点；7月5日的文章《两大红色政权的冷战表演》，分析了中美冷战和美苏冷战这新旧两场冷战的相同之处；7月27日的文章《中美冷战进入升级快车道？》，介绍了中美冷战可能涉及的诸多方面。此后，在9月26日的《大纪元》上我又发表了《两场冷战，为何中共对美国的威胁比苏联大？》，解释了中美冷战和美苏冷战的不同之处。全球各种媒体中，只有《大纪元》系统地刊登了有关中美冷战前因后果的分析。 我不在本文中重复上述各文已介绍过的内容，只想强调三点。 第一，冷战从来是红色大国挑起的。中共一直宣传，川普挑起了中美冷战，这是中共制造的无数谎言中的又一个欺骗。上个世纪苏共把核导弹运到古巴，构成对美国的近距离核威胁，使得美苏冷战快速升级。中美冷战也是中共去年上半年的三次对美军事行动挑起的，同样是用核威胁；与苏共不同的是，中共的工具是核潜艇。川普总统和“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肯尼迪总统一样，为了守护美国而做了全面反应。 第二，由于冷战只会发生在有大量核武器的红色大国与西方大国之间，因此双方尽管长期对抗，任何一方都不能主动开战。相对于冷战，如果双方直接交战，就属于热战了。热战开始后，战场上失败的一方可能先动用战术核武器，进而双方可能进一步使用战略核武器。核大战一旦爆发，双方的核武器足以摧毁整个地球，人类社会将因此毁灭。 第三，冷战的轨道必然遵循两个冷战铁律，我称之为两个“无论如何”。其一，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止红色大国挑起双方的摩擦。其二，冷战一旦开启，双方都知道，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热战。 二、中美冷战甫起即止？ 拜登重要的白宫团队成员和阁僚中大部分是奥巴马时期的官员，他们曾经属于构建“美中蜜月”的“拥抱熊猫派”，自然不肯承认自己为中共“崛起”鸣道铺路之错。按其原本意图和惯性思维，他们自然希望尽快终结中美冷战，回归他们熟悉的“对话、合作”轨道。这正是此刻中共的吁求。 “拥抱熊猫派”的官员和学者有一个特点，他们不喜欢冷战，也不懂冷战。要了解冷战，就必须熟悉苏联，研究苏联，所谓的冷战史，无非是美苏两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过往总结冷战经验的主要是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拥抱熊猫派”的专家学者对此既不甚了了，亦不感兴趣。现在中美冷战的发生给“拥抱熊猫派”们出了个大难题，他们不懂苏联，看不懂俄文，而且多半没有军事知识，因此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中美冷战。 其中一些人甚至希望，中美之间最好脱离冷战状态，这样他们就可以回避这个难题了。前有美国《外交界（the Diplomat）》今年1月1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三个疑问》，作者抱残守缺地沿用典型的地缘政治思维的陈旧眼光，批评川普当局2018年拟定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忽视了蒙古对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性；近有2月1日《纽约时报》原驻华记者纪思道的文章《中国可能会是拜登的噩梦》，他认为，“美国很可能陷入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与另一核大国最危险的对抗”，美国的“不同政治派别都对北京持强硬态度，几乎不给外交留一丝空间。这让我感到紧张”。 对美国来说，这场中美冷战的到来，由于奥巴马及其前任错误的对华政策，导致美国的准备严重不足。美国只有兰德公司2016年发表过一个军事上的评估报告（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2016），那是2014年完成的研究。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了一个事实：“在目前所有就中美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的应战的研究和学术观点中，至少在公开的研究和观点中，都没有对战争具体情况和结果进行严谨的分析。这是一个严重的疏漏。”此话写于2014年，直到去年中美冷战爆发时仍然是对的。 最近，关于中美关系的各种消息接连不断。拜登上任后，川普与中共的紧张关系会有所缓和吗？这是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当中共这只“熊猫”“手中紧握利刃”、步步紧逼的时候，“拥抱熊猫派”能怎么办，继续拥抱吗？事实证明，“拥抱熊猫派”们正在学习如何面对中美冷战的现实。事实上，他们也无法把中美冷战消弭一空，因为那只穿着“熊猫”外衣的，其实是一只被美国喂壮了的“红色老虎”。“红色老虎”要吃人，这是冷战史上的常识。 三、文攻武吓，中共急于逼出一个新中美关系 拜登继任，中共急于在经济和外交上改善中美关系。中共有三个急于达到的包装在外交辞令下的具体目标。第一是美国取消对华关税，让中共恢复大规模对美出口；第二是美国取消金融管制，以便中企恢复在美圈钱的运作；第三是美国取消技术管制和人员管控，使中共重获盗取知识产权的“自由”。而拜登上台后仅在限制对中共军工企业投资方面暂作缓议，其它方面仍旧“川规拜随”。 拜登进白宫之前，中共从去年12月开始就让驻美大使崔天凯安排外交方面的“第3号人物”杨洁篪赴美进行高级会谈，甚至想争取让习近平与拜登举行峰会。但美方反应冷淡，只好放弃。随即中共开始了一系列高官喊话，同时让外宣喉舌《多维新闻》刊登文章，给拜登施加压力。1月26日该网站以《习近平留给拜登的时间不多了》为题，发文催促拜登早作决定。此文表示，中共凭什么等拜登，中共没有等拜登的理由，拜登及其团队不可能不明白，中共在G2的现实之上已经巩固了对美国的相对优势。中共那种迫不及待和虎视眈眈的态度跃然而现。 1月26日中共前副总理曾培炎借“香港中美论坛”表示，中美应开展新一轮经贸谈判，尽快取消贸易战以来的高关税。1月28日中共副外长乐玉成公开喊话，呼吁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实现“拨乱反正”。接着，1月29日王岐山以视频方式对出席第12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喊话，为今后的中美关系定调划道。然后，2月2日杨洁篪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进行视频对话，他的讲话明确地展示出驾驭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意图。 杨洁篪在讲话中说，“川普政府实行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美国要从4个方面作出努力：一，川普当局对华犯了历史性、方向性、战略性错误，必须“拨乱反正”；二，要恢复正常交往，取消那些对留学生、中共媒体、中共企业的错误政策；三，切实履行中美联合公报的承诺，严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四，开展互利合作。中共表示，这4个要求只是美国应当做到的第一步。 中共的喊话非常高调，软中带硬，实际上是为拜登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划下红线。杨洁篪的讲话不仅口气强硬，而且具体规定了拜登当局要为中共完成的各项任务。他讲的那4点要求中，前3点是不容商量的口气；而第4点“开展互利合作”，虽然“合作”一词反复讲了24次，却空洞无物，纯属虚设。杨洁篪在讲话中甚至教训美国，别老在中共面前提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词。与此相关的是，在中美军事对抗方面，杨洁篪一字不提，因为中共正在用不断的军事威胁来要挟拜登当局。 四、中美继续军事对抗，太平洋上不太平 拜登当局似乎对中共不断的外交施压摆出一副淡然态度，不温不火，不理不睬。其关键考量之一是，太平洋上不太平。 最近中共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逐步加快。中共原来计划建造10艘航空母舰，形成大规模航母舰队，以争夺太平洋的制海权。但受限于造舰工程和舰上装备以及舰载机的技术水平，中共已经意识到，其航母舰队无法在近期内对美国形成军事压力。 去年以来中共已悄悄地改变了其海军战略，从依靠航母编队为主，变成了依靠核潜艇舰队为主；更重要的是，中共同时也悄悄地改变了核战争战略，把美苏冷战时期的被动型核反击变成了主动型核攻击。在美苏冷战时代，核潜艇扮演的是“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角色，而中共现在对战略核潜艇舰队的高度重视和运用，超越了“二次核打击”的需要；中共海军现在所追求的是，战略核潜艇要深入中太平洋，靠近美国西海岸，对美国形成主动型抵近核攻击的威慑能力。 为此，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千方百计要突破第一岛链，这样才能进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区，既安全隐藏，又可随时对美国发起突然的核袭击。于是中美冷战的重点从水上变成了水下。中共核潜艇舰队的主要基地在海南岛三亚的榆林港，其核潜艇从强占的南海国际水域的所谓“深海堡垒”出发，欲进入中太平洋，只有3条水下航道，而这3条水下航道就是目前美国海军重点防范的海域。其中，从三亚往东北方向，是离美国最近的巴士海峡，因此台湾的西南海域就成了双方水下对峙的重点海区之一。 从去年10月到现在，共军的核潜艇在台湾西南海域持续活动，美军潜艇也不断实施水下跟监。今年1月2日到9日，然后从11日开始连续每天直到20日，接下来又从22日起直到1月底，共军密集出动反潜飞机，反复侦测在福建、广东交接处外海的美军潜艇。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1月23日由东向西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水域，既让中共的南海核潜艇“深海堡垒”破功，也为了支援在台湾西南海域水下与中共核潜艇较量的美军潜艇。 中共不仅一再试图用战略核潜艇突破巴士海峡，还在印尼的爪哇海用水下无人航行器搜集潜艇航道的水文资料，以便开通经爪哇海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岸进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堡垒”南航道。中共也已在靠近澳大利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达鲁岛筹建潜艇基地，为此对澳大利亚实行了半年之久的经济制裁，欲逼澳洲放弃国防计划。 中共这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对美水下核威胁动作，也是试图对拜登当局施加压力的手段。中共的文攻武吓双管齐下，对拜登当局步步紧逼，实际上把拜登当局挤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于是，“川规拜随”便成了当前中美关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原载大纪元，2021年2月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2/3/n12729167.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习近平的“反腐”错了吗？
对习近平的“反腐”，很多中国人感动莫名，认为习近平是动真格的，这是中国有希望的象征。其实这是一厢情愿，因为历史已证明，靠统治者反腐，从来都不会成gong。 第一，皇帝反腐百忙一场。 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史，历朝历代都有“反腐”，但哪个也没有解决问题。例如中国皇朝最大的贪官是乾隆年间的和坤（应为王字旁加申的shen，但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从他家搜出的赃款珠宝等，价值八亿银两，超过了清朝政府15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被乾隆皇帝宠爱、权倾一时的和坤，成为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富可敌国，是“贪官之最”。继位的嘉庆皇帝虽然拿下和坤（赐死），大力肃贪，也没能制住朝廷的腐败。最后大清王朝的驾崩，就来自内部的腐烂。中国辛亥革命代价很小（爆发时没怎麽死人），就因为清王朝已烂透，没有活气了，只是原来没有报丧而已。 清朝之前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出名的反腐皇帝，他鼓励天下百姓举报贪官，甚至允许百姓自行闯入官府捉拿劣迹官员。1392年明朝立法，官员贪污60两以上，要斩首示众，还要剥皮。 朱元璋反腐甚至不避亲，其女婿因私贩茶叶，罪不至死，结果也被赐自尽。谁贪就杀谁，朱元璋成为杀贪官最多的皇帝，杀了一万多人。 为杀一儆百，强势肃贪，朱元璋杀掉贪官后，还把人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放在官府示众。官员们看到这张“人皮”都心惊胆战。在人人自危中，官员上朝前要跟家人话别，如回不来就得安排后事。回来了全家就庆祝多活了一天。如此严酷反腐，最后明朝还是毁在腐败之中。 为什麽明朝清朝等最后仍是腐败而亡？因为他们没有挖掉腐败的根源——皇朝制度。不解决制度问题，靠皇帝抓杀贪官，根本无法杜绝腐败。朱元璋恨贪官恨到剥他们的皮，但他没明白，他本人和那个皇朝制度（不受监督）才是腐败之根。可他能反自己吗？ 第二，共产党反腐哪里能反成？ 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后，也是力倡反腐的。1952年初就大张旗鼓地把贪污公款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给枪决了。他们可是打江山的元勋，两人十几岁就加入共产党。当时毛批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gong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只有处决他，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甚至后来毛发动文革，也有想一揽子解决官员贪腐官僚的意图在内，结果文革也没解决贪腐，反而情况更糟。 到了邓小平时代，官员贪腐更普遍（因更方便），经济开放同时又政治专制的“双轨制”给了权力者大捞一把的绝佳机会。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习近平，都主张“反腐”，可三十多年来，腐败更加严重，几乎到了“中国到处是和坤”的地步了。县市省级官员，甚至政治局一级，随便抓一个就是贪官。 被抓到的贪官没有服气的。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受贿16亿）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 苏州副市长姜人杰（受贿过亿）被抓后大惑不解∶“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麽判？我要揭发。” 安徽副省长王怀忠说出官员潜规则∶“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台上大谈廉，台下死要钱”。 其实习近平的反贪决心还不如朱元璋。朱皇帝还动真格的，抓了自己女婿赐死。而习近平的姐姐（齐家桥一家）妹夫（吴龙）等都靠权势发财，美国彭博社报道说，习家资产高达3.7亿美元（22亿人民币）。 可习近平却指示全党∶“管好你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和下级，发誓不用权力来谋私利。”这跟乾隆、嘉庆们一样，都是把皇帝自己（及家族）排除在外的。 更不要说，《纽约时报》证据确凿地报道，前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资产高达27亿美元（160多亿人民币），是清朝最大贪官和坤（8亿银两）的三倍以上。和坤被赐死，温家宝还是“人民的好总理”。 还有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涉中国最大金融丑闻“上海招沽案”等，涉贪额是天文数字），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卷入纳米比亚贪污行贿案），李鹏的老婆孩子（霸占中国电力系统）等，全都没事。 第三，习近平为什麽反腐？ 既然中国两千年来的“反腐”都不灵，习近平为何还要白费劲？因他想至少获得三个好处∶ 一是建立个人威信。习当年没有通过考试进的大学，没有真才实学，但很虚荣，弄了个假博士，还找人代笔写了十多本书。他上台后拿不出真正治国方略，所以用“反贪腐”收买人心。连不少中国知识人都信了，何况芸芸众生了。 二是用反腐打击政敌。中国官员无官不贪，刚上台的习近平想巩固权力，铲除政敌，就抓他贪腐，每打必中。其实这是中国皇帝们的政争老皇历了，当年嘉庆皇帝登基五天，就抓了前朝元老和坤，说是反贪腐，实为铲除威胁，因和坤的权力太大。朱元璋也如此，对不满的朝臣就用“反腐”之名干掉。这是历来统治者喜欢的工具，既打掉政敌，又迎合百姓的肃贪心理，可谓一举两得。 三是维护共产党统治。通过大张旗鼓反腐（国家垄断媒体下）而营造一种声势和舆论，政府还是反贪倡廉的，错在贪官，皇帝还是英明的，党还是在正确方向的。 第四，怎样解决中国的贪腐问题？ 榜样就在眼前∶西方七大工业国（美英法德日意加）也是七大民主国，从来没有什麽“反腐运动”，而是靠宪政制度制约∶一是新闻自由（揭露腐败），二是独立司法（政府也可是被告），三是定期选举（多党制）。这里最重要的是定期选举，因没有选举，新闻再揭露也不起根本性作用。投票，等于是人民可用选票淘汰贪官，甚至贪官所属的整个政党。民主选举（政党轮替）是制约贪腐的最强大武器。 但令人悲哀的是，很多中国文化人（甚至海外一些反共人士和媒体）不去致力介绍西方民主宪政制约腐败的制度方案，反而跟著党媒调子歌颂习近平反腐，寄望习近平是好皇帝。这令人想起1908年溥仪登基的场面，当时小皇帝才三岁（还尿床呢），下面一大片翰林学士就都跪下了。一百多年过去，中国知识人还在期待和相信好皇帝，实在可怜得够呛。 但习近平的反腐也有正面意义∶朱元璋反贪，结果其后人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因明朝已腐败殆尽。满清皇帝反腐，最后清廷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而崩溃。今天习近平反贪，可能也是个信号，红色王朝气数已到。 2014年9月1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美国宪政危机：剥夺生命的仇恨教育
何清涟 看了标题，请不要惊讶，这是美国一位大学教授与一所大学的政治学教程的主张，公开发表，网上有可靠的信息来源。不要说美国之外的人对此会感到吃惊，就连我这生活在美国的人，即便经历了5月以来BLM在全美暴力“抗争”的人，我也深感吃惊。在今年BLM运动暴发以前，这类言论即使有，左派媒体也会装聋作哑，知道这类主张太有骇物听。 有这样一位教授：杀死政治敌人道德上正确 2020年9月10日，美国多个媒体登了一条消息《大学教授：从道德的角度看，杀死川普的支持者没有错》，尽管今年BLM与Antifa的行为、民主党高层与美国主流媒体的言论在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底线，但我还是深感吃惊：竟然有这样鼓吹恐怖言论的教授？仔细阅读，现述故事梗概如下： 这位教授在罗德岛大学（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任教，名叫埃里克·洛米斯（Erik Loomis）。他这番话是在他表态支持俄勒冈州波特兰市BLM抗议者谋杀“爱国者祈祷” （Patriot Prayer）组织成员亚伦·杰伊·丹尼尔森（Aaron Jay Danielson）而发表的。8月29日，在俄勒冈州（Oregon）的波特兰市（Portland）, 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与BLM抗议者之间发生冲突， 39岁的亚伦·杰伊·丹尼尔森被一位疑似Antifa成员的男子蓄意枪杀。死者招祸之由，是因为他戴了一顶Patriot Prayer的帽子，这个组织被一个号称“南方法律中心”的机构标识为极右翼。现场视频显示，枪手迈克·雷诺埃尔（Michael Reinoehl）在开枪前喊了一句：这里有一个川普支持者！凶手枪杀丹尼尔森之后，在FBI试图逮捕他的过程中，试图反抗因而被枪击死亡。事件发生后，美国左媒无一不在强化受害者丹尼尔森所在组织爱国者祈祷是个极右翼法西斯组织，以此暗示这个人被杀情有可原，洛米斯教授的表现更进一步，干脆发表一篇题为《迈克·雷诺埃尔为什么被杀？》（Why was Michael Reinoehl killed?）的文章，声称“他杀死了法西斯主义者。我认为这没错。”（He killed a fascist. I see nothing wrong with it.）这位教授指称的“法西斯主义者”如何对待丹尼尔森被蓄意谋杀之事呢？在死者追悼会上，爱国者祈祷的领袖乔伊·吉布森（Joey Gibson）呼吁所有成员不要为丹尼尔森之死寻求报复。谁更象“法西斯分子”？想必看了上述事实，有常识者不难做出判断。 BTW，这位埃里克·洛米斯教授不是第一次支持杀害他认定的“法西斯分子”，早在2012年就开始有类似言论： “从意识形态上说，我认为暴力侵害我们的政治敌人是好的方式”。 必须指出，美国的左派媒体在弗洛伊德事件中的表现，是将罪犯当成英雄，警察当成罪犯，强调一位常年犯罪者生命价值的宝贵；与对待这位杰伊·丹尼尔森被谋杀完全不同，而后者的罪过仅仅只是因为他支持了川普总统。 有这样一所大学：教唆杀死政治上的敌人 2020年9月1日，美国保守主义作家托德·斯达尼思（Todd Starnes）发表了一篇《骇人听闻的大学课程：”如果共和党人被暗杀，那不是世界的末日”》，文中记载了一件真实的事情：北卡罗来纳州阿帕拉契亚州立大学给学生开一门政治科学课，发了一份“道德基础”问卷，调查学生对一些激烈的政治言论的看法。学生们被要求选择强烈同意、同意、强烈不同意或不同意，无标准答案供参考。以下是问卷的主要内容（全部列出太长，考虑到台湾读者比较喜欢美国民主党与左派，列出主要内容，有助于解毒）： 所有的政治保守派都是傻瓜。 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和政治保守派成为朋友。 在内心深处，几乎所有的保守派都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反同性恋者。 保守派在道德上比自由派低劣。 当政治暴力为社会正义事业服务时，它是富有建设性的。 如果几个最糟糕的共和党政客被暗杀，那不是世界末日。保守派在道德上不如自由派。 我赞成允许政府关闭宣传疯狂、仇恨立场的右翼互联网网站和博客。 当政治暴力服务于社会正义的事业时，它是富有建设性的。 大多数华尔街的富豪高管都应该被扔进监狱。 富人应该被剥夺他们的财产和地位。 资本主义的超强竞争性使我们越来越难以与邻居建立社区和信任。 大多数大公司的负责人和三K党一样不道德。 要想既是上流社会又是一个好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摧毁西方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价值观。 （另有几条重要的我将在下文专门分析） 以上内容，对于我这个来自于中国，经历了文革与多次政治运动的人来说，完全不陌生。类似的毛语录与中共的宣传口号，我可以背出不少。比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奋勇前进”，“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美国极左向往的“美丽新世界”，中共早就建成了 我来自中国，从幼年开始，先后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革，亲眼目睹过集体屠杀。前述问卷上这些问题，在中国都是现实或者曾经是现实。例如： “要求真正的社会和经济平等需要限制某些个人和公民权利”——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出身论，将1949年前的社会精英比如资本家、地主、前国民政府的官员、公务员均划成阶级敌人，打入政治贱民行列，不仅本人需要实行思想改造，其子女在入学、就业、婚姻上一律遭受系统性歧视，文革时期，在湖南、广西、北京，曾发生大规模杀戳这些阶级敌人的集体屠杀事件。但是，剥夺了数千万人的基本人权甚至生命权，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既未实现社会平等，经济上处于极端贫穷状态。 “我可以想象自己犯下政治暴力的行为来帮助左翼革命成功”——中共为夺取政权，杀人如麻；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为巩固政权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死亡人数也以数百万为计。这些，在台湾近代史学家陈永发先生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我宁愿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极左派领导人，也不愿要一个权力有限的极右派领导人”——中国人先是有了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魅力型领袖毛泽东，别的不说，发动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就饿死三千多万人，至死未向中国人道个歉。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这个不如毛那么专制的领导人才让中国人吃饱饭，中国经济走上发展之路。如今中国人又有了一个虽然权威不如毛，但时时刻刻想学习毛的习近平，中国人顿时感到日子很难过。 “如果我能重塑社会，我会把历史上和现在被边缘化的群体成员放在社会的最高层”——这也是毛泽东曾经建成的社会。毛泽东通过剥夺1949年前的社会精英的财产将他们贬为政治贱民，让工人成为领导阶级，贫下中农（贫苦农民）成为工人的同盟军，就连知识分子也打入另册，先是大规模反右，文革时将他们下放到农村改造。结果是整个社会出现人才断层，中国社会粗鄙化到极致。 正如Todd Starnes在《文化圣战：如何阻止左派杀害“毁灭”一个国家》（Culture Jihad: How to Stop the Left from Killing a Nation中所写的那样，许多美国纳税人资助的大学已经变成了激进思想洗脑灌输中心。教授们正在利用他们的课堂在美国培养巨大的动荡和社会无政府状态。 民主党要的不是好形象，而是公众的恐惧与服从 美国建国文本《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宣告：“每个人生而享有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在内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联合国是美国倡导与领导下建立的，联合国宪章也写入了“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财产权被视为人生命的延伸，因为人在工作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付出了时间（生命由时间构成），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财产权，这些是美国宪政的核心本质。 这些美国宪政的核心理念，只有在否定美国历史、否定美国价值观的情况下才能大行其道。今年的美国这么反常，各种生命恐吓公然行之，就因民主党已经公然成了要消灭美国制度的政治势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民主党中的极左势力、BLM、Antifa全都上阵，就连蛰伏多年的美国共产党阿瓦基安Bob Avakian呼吁该党追随者投票给拜登，而且必须是拜登，因为早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去世之前，拜登就呼吁美国进行 “革命性的制度变革”，为了埋葬美国制度与川普政府，美国共产党人必须投票给拜登。 所有这些，包括资助各种宣传网络，BLM与Antifa上街在全美各地打砸抢烧杀，制造恐惧，只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由Fox主持人塔克（Tucker）在9月4日的评论节目里说得很清楚，目标不只是使奉行社会主义路线的民主党人看起来好，而是要让人们感到恐惧，因为害怕的人群更容易控制。 在美国制度的保护下，在美国强大的国力供养下，美国左派纯粹是活得太舒服了，不知道他们追求的就是地狱。前述问卷上的内容实施之日，就是他们将美国连同自己送进地狱之时。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9月14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5902）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中国《孝顺法》是恶法
最近，中国通过一部新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俗称《孝顺法》，顾名思义，通过法律要求子女“孝顺父母”。一般人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挺好呵，要求孩子们有孝敬父母的美德，很不错呵。 事实上，这部法律的产生，来自典型的共产主义思想源头——强迫行善。而强迫行善的过程，就是一个走向邪恶的过程。为什麽？这里有法律、道德、社会制度等几个层次上需要理清的问题∶ 首先，从法律意义上。法律的目的是防范、制约、惩罚“恶”，而不是倡导、要求、规定“必须行善”。法律是强迫，强迫的手段只能用于“不许你伤害他人”（比如虐待父母/孩子）。而强迫的手段一旦用于“善”，其导致的恶果，第一步是“伪善”，下一步就是剥夺他人（个人）权利的“恶”。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汶川大地震，人们自动捐款救灾是美德。但政府要求必须捐款，甚至有很多单位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款项，声称捐给灾区；这就是强行剥夺个体权利。失去了“自愿”这个最重要的内涵，捐就不再是“捐”而是“抢”。所以强迫的善，就是善的反面——恶！ “善行”和“个人权利”到底谁高于谁？这不仅是中国，更是西方一个多世纪以来思想和哲学领域最激烈争辩的主题。哪一方的胜利，哪一方的失败，带来的绝不只是哪些文人的荣耀，哪些墨客的沮丧，而是多少人头落地，多少生命走过地狱般的煎熬！ 西方哲人早就说过，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就的（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世界上一切专制政权（包括民主国家的左派政府），都是高举“善”的旗帜，以“他人利益、人民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等各种“善”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由于是高举著“善”这面理直气壮的大旗，于是“用棍子把人打向天堂”也有足够的理由。 这部《孝顺法》就是要用“敬老”这个“善”来剥夺孩子的个人权利。所以，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个强迫行善的法，是一个恶法。 从道德意义上来说，孝顺当然是一个应该倡导的美德。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一个美德，它就成为一个责任。这里也起码有两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孩子不是主动要求出生的。父母生孩子，你是主动者，你有责任必须把孩子抚养到成人。中国的“养儿防老”是一个极端自私、剥夺孩子权利、却深入人心的概念。这个概念毒化了无数中国父母，让他们老早地就想要赖在孩子身上，理直气壮地吃定孩子。 其次，孩子是否孝敬父母，主要因素在父母，而不是在孩子。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正常人，都会以德报恩。只要父母对孩子好，根本不用任何人要求，孩子自己就会善待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反之，如果父母虐待孩子，根本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那孩子又凭什麽有责任和义务来“孝敬”那些糟糕的父母呢？ 中文里有不少写父母的文章，对那些想起父母就满怀深情、一片感激的孩子们，还需要用法律强迫、道德呼吁他们孝敬父母吗？同样，中文里我也读到“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洁雨∶超越过去——一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等，回忆了她们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近乎残暴的母亲。对那样恶劣的母亲（或父亲）们，又凭什麽指望，甚至要求孩子们去“孝敬”她（他）们？ 孝敬和爱一样，是要靠自己的爱去“赢得”，而不是“要求”就能得到的。当然，由于中国几十年恶劣的制度，严重扭曲、摧残了人性，毁掉了无数父母本应给孩子的亲情；许多晚辈意识到这个一部分应该归罪于制度的问题，自己的思想、情感也升华到原谅父母的程度，那当然很好。但那绝不是道德“要求”的结果，更不是法律“迫使”的结果。强制的爱和孝敬，不可能真实，即使做出来，也是伪善。 除了在法律和道德意义上《孝顺法》都是荒谬的之外，在实际操作上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例如《孝顺法》规定子女“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应当提供医疗费用”，“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等等。但问题是，即使在那些非常想孝敬父母的子女中，无数人连自己的住房都买不起，你让他们怎麽“妥善安排”父母的住房？怎麽“提供医疗费用”？怎麽照顾年迈父母的“特殊需要”？ 中国推行的一胎化政策，造成很多年轻夫妇（都是独生）要照顾各自父母等四个老人。这个负担本已很重，现在政府又通过法律，鼓励和要求子女“住在父母附近”，“经常看望”等，否则就可被“父母起诉”。且不说单方面要求子女本身就不公正，而且什麽叫“附近”？什麽叫“经常”？一对夫妻，如果丈夫的父母在黑龙江，妻子的父母在广东，那到底要就谁的近？照顾谁的父母？怎麽个平衡法？怎麽个“经常”法？如果父母和孩子都在北京，“经常”可以是每个周末。但你能要求在云南工作的子女每个周末去看望在鸭绿江边上居住的父母吗？这种要求不是荒谬透顶吗? 无法实行的“善”就是伪善，伪善就导致邪恶。结果和事实就是∶伪善就是邪恶！ 中国当然存在子女不孝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跟毁灭伦理道德的党文化/共产制度有关。最严重的文革时期，孩子被鼓励揭发父母，学生殴打老师，传统道德被扫荡无存。不久前还从一篇文章中看到，文革中一个16岁孩子揭发母亲，导致母亲被处决，这个孩子现已步入老年，认识到当年揭发导致母亲被杀的罪恶，写出过程，忏悔不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道德沦丧，很大程度是共产党宣传没有人性的文化造成的。 当今中国的高官们，可以用大捆大捆的金钱去“孝敬”老人，而小老百姓们，就得用法律逼迫他们孝敬了。幸亏这部《孝顺法》是一部根本无法实施的笑料法，如果真能实施的话，那就真成了一部地道的邪恶法！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10-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缺民主、无自由的“中国模式”论浮出水面
《瞭望》杂志于2009年6月1日发表文章，声称“美国霸权衰落与自由主义式微，导致全球乱象丛生，世界不断沉沦”，要“以‘中国主张’推动和谐世界”。 “中国主张”之说，让我想起了去年12月20日－21日北京大学举办的“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的重心是要从理论上为缺民主、无自由的“中国模式”赋予政治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中国主张”则比“中国模式”更进一步，即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推广到国际社会。 在《瞭望》发表这篇“以‘中国主张’推动和谐世界”的同时，全球各地正在举办各种活动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20周年，政治民主这一话题不可避免地成为纪念活动的主诉。巴黎于6月4日举行的那场纪念活动，题目就是“天安门事件20年后：中国民主在哪里？”不幸的是，目前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不仅民主无处寻觅， 民众那点可怜的活动空间还将进一步压缩（6月11日《瞭望》发表文章称，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宣布，要将“奥运安保模式”即发动群众充当“志愿告密者”推广到全国）。可以说，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德先生”登陆中国以来，它目前在这块土地上遇到的阻力仅次于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8年。 从“转型学说”到拒绝转型的“中国模式” 如若以1989年划界，此前胡耀邦、赵紫阳任总书记时期，当时除了左派之外，社会共识就是要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由于其时“文革”结束不久，国人对专制之害记忆犹新，左派理论除了在党内有一定市场之外，在社会上受到唾弃。“垂帘训政”的邓小平深知无法打赢这场理论战役，又要为自己推行市场经济减少阻力，于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之争下了一道“不争论”的禁令。此后为了证明中共当局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血腥镇压的合理性，所谓“民主导致动乱论”出台并渐趋成熟，支撑这一理论的例证就是苏联解体后陷入分裂与一些非洲国家实施民主后陷入混乱之局。在江泽民统治时期，因为当时社会矛盾还处于隐性状态，“中国经济奇迹”被中国及国际社会那些“中国政府的好朋友”吹捧成一个神话，中共当局正充满政治自信，全力以赴地在圆“和平崛起”之梦。因此之故，政治体制改革虽被当局划为禁区，但在理论上对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还处于守势，没有大张挞伐，重点放在吹捧“中国经济奇迹”上。 自胡锦涛执政以来，社会矛盾日益显化，社会反抗此起彼伏，民众维权活动浮出水面。中共当局渐渐放弃理论上的守势，将一度弃置不用的毛泽东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进攻型宣传谋略重新捡回来，多方论证现代民主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直至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表示“和谐退位”，“普世价值”谢世， 稳定统治成为今后的首要政治目标。 按照中国的政治逻辑，最高领导人理所当然地是杰出的思想家，每一代领导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与“理论”。在其执政时期，也就有相应的“理论工作者”为诠释领袖的思想而努力。从胡锦涛上任伊始宣称要走“延安道路”开始，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急剧向左转，先是于2005年发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宣称中国“已经建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接着又与俄罗斯普京联手防止“颜色革命”，一步一步地向左转，直到2008年公开表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让国内那些志在庙堂的知识精英完全明白在中国谈“民主转型”纯属费力不讨好的“理论建设”。 正当中国的智囊预备队苦思冥想构造“理论模式”却找不到突破点时，与中国有密切商务关系的美国高盛公司的高管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 ，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发表了《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2004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乔舒亚认为，“中国发展模式” 以平等与高质量的发展为其特点，不仅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还是“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北京共识”包含的许多“非经济理念”（本文作者注：指的是近年来的威权统治理念）不仅值得发展中国家仿效，还将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华盛顿共识”。这本书被迅速译成中文在中国国内出版，给了国内智囊预备队以很大启示，在《北京共识》的影响下，构建“中国模式”理论，为这一模式寻找伦理与政治支持成为他们近几年来的“理论探索”。在最高当局的鼓励与引导下，目前在中国“主流媒体”上，拒斥西方民主、批判普适价值基本达成一致。高度肯定“中国模式”的学者们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要运用他们熟稔的西方话语与理论包装“中国模式”，以便让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正当性。 国内的智囊预备队之所以 没采用“北京共识”而是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与非经济理念”，是因为有人提醒说，必须区分“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两者都意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但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的意义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模式”只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意在解释中国是如何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的。但“北京共识”则不同，它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含有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之意。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毛泽东的“输出革命”，会引起国际社会警觉。 与“中国模式”相继出台的还有“威权比民主有效率论”。这一论点是1989年之后中共宣扬的“民主制造动乱论”的延续与变种，其全部“事实基础”就是中国2008年面临经济危机后宣称拿出4万亿巨款救市时，非常快捷，不象美国那样，救市方案需要经过国会反复讨论与几轮表决。但这一论点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民主政府讲究权力制衡，任何决策出台都非常慎重，事后也有问责制，因此犯错误与“交学费”的事情较少；而专制政府决策过程确实快得多，但其决策往往是不正确的，事后也缺乏问责制，因此，“交学费”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之事。 见仁见智、鱼龙混杂的中国观察** 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则见仁见智。在世界范围内，对许多国家的研究结论都相对容易接近一致，至少在有关一个国家的主要方面，如政体是否属于暴政，经济状况是否良好，社会分配是否公平、民众的生活状况及人权是否受到尊重等，研究者之间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分歧，更不会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但只有针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以来的中国研究，却呈现非常复杂的状况，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描绘的中国有极大差异，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有人看到中国严重的腐败堕落、官员人格的两面性与民众私下表达的意见，认为“中国即将崩溃”；有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令人沮丧的《失去新中国》，叙述了许多人怀抱帮助中国进步的希望而去，但最后却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与之同朽。乔舒亚·库珀·拉莫则热情洋溢地挥洒出《北京共识》这一宏文，认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一条新的道路。尽管作者对中国的事实判断基本是错的，但在“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方面倒有一些事实基础， 比如“中国模式”确实给中共政权的同类――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极大鼓舞，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的国际社会确实受到孤立，惨淡经营。但中国崛起之后，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近年来，中国已经很有成效地用各种方式帮助津巴布韦、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古巴和朝鲜等国的专制者巩固其政权。但作者根据一些暴政国家的追随就论证“中国模式”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甚至对以专制政治理念为核心的“北京共识”能够代替以民主自由价值理念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充满欢欣感，让我怀疑作者对暴政国家与民主国家缺乏应有的道德认知，至少对暴政国家的人民正在遭受苦难这一现实表达了他的漠视之情。 在各种观点中，孟捷慕（James Mann）的意见也许最为冷静与接近事实。孟捷慕先后著有《北京吉普》(Beijing Jeep) 、《脸面：微妙的中美关系史，从尼克松到克林顿》(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及《中国幻想：我们的领导人如何淡化中国的压力》(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等书。他至少看到了两点：第一，没有自由、以专制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已经获得成功，共产党的统治还将延续下去；第二，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对自由世界有害的威胁。他希望美国认真对待中国的新模式――“一个闪光但没有自由的富裕典范”。 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孟捷慕固然很敏锐，但他考虑的重心是中国崛起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而非中国人民的处境与前途。因此，他并未指出对中国人最重要的事实，即中国的“富裕”，只是国富（或曰“党富官富”，官员一年的职务消费等于建4座三峡大坝的开支），而非民富；民众没有自由，但官僚却既有违法的“自由”，也有贪腐的“自由”，更有随意操纵法律的“自由”。他考虑的更多的是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将如何重新建构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至于共产党政权下的民众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国家陷入制度性无出路时的严重困境，倒并非他考虑的重点。这点，我认为应该是中国本国学者肩负的重任。 “中国模式”的存在是个客观现实，但并非一种特定经验成为“模式”就具有政治正当性。衡量一种发展模式是否成功应该有几个指标；政治上，要看权力是否只属于少数精英，普罗大众处于无权状态；经济上，要看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社会分配方面，要看是否公平，贫富悬殊是否过大；社会结构方面，要看阶层分布是否合理，社会是否存在正常的向上流动管道。 而“中国模式”的缺陷，恰恰在于上述几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北京共识》认为“中国模式”以平等与高质量为其特点，完全是罔顾事实之言，我多年来所有的研究都证明了中国的现实正好与《北京共识》所归纳总结的“特质”相反。目前，“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浮出水面，“中国主张”也正在步《北京共识》作者的后尘。但无论这些“理论”如何堆砌概念与名词，都不过在编织一件“皇帝的新衣”而已。 我曾在“改革30年：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堕落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其软力量的缺陷表现在道德和制度合法性两个方面。这一缺乏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正当性的“中国模式”，不仅缺乏自由世界的认同，更缺乏国内民众的认同。津巴布韦、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古巴和北朝鲜等国的认同，只能证明中国与它们同属一个“暴政俱乐部”。它们对中国模式的承认与追随，对中国而言不仅不是荣耀，反而是莫大的耻辱。 （原载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期，2009年6月18日，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issue2/?article=2）
何清涟2025-11-09 00:05👍 0💬 0「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都是美国人」
十一月初的美国大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受世人瞩目的美国选举，几乎像是选世界总统般被全球关注。选举结果布什不仅赢了白宫，共和党还赢得参众两院和多数州长位置。但由於布什在全国人头票上仅领先对手两个半百分点，且选情激荡，投票人数创六十年代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有人认为，美国已空前分裂，言外之意，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强，因此会走下坡路。 但如果深入了解美国社会，会发现这种认知并不准确。因为如果把选举结果比较接近就说成是“社会分裂”，那美国历史上两党选票比例还有更接近的，例如上次大选，两党候选人得票率都是48％，打成平手。更早时，尼克松和肯尼迪竞争总统，比分也极为接近。从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五十多次大选统计来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比分接近，它不仅是常态，而且恰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健康，即政党政治不是一面倒，而是保持两党、两种理念、两种看法的平衡。 自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就基本形成两大政党代表两大群体的竞争局面，主要由於不同的哲学理念而分野。党徽是大象的共和党被称为Conservative，这个英文词直译为“保守派”，但对中国人来说，“保守”往往意味著守旧，落後。而实际上共和党的理念更多是体现传统的价值，因此译为“传统派”比较准确。党徽是骡子的民主党被称为Liberal，直译为“自由派”，但由於民主党在社会问题上比较激进，因此译为“激进派”更为贴近。或采取简单分类，把共和党称为“右派”，民主党为“左派”。 道德信仰是美国大选重要因素 右翼共和党的理念体现中产阶级利益，在社会问题上比较强调家庭价值，个人对自己负责，勤奋创造，反对堕胎、同性婚姻等。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走哈耶克的自由市场道路，尽量减少税收，缩小政府规模，控制福利，更强调自由（竞争）的价值，而不是（财富）平等。在对外和国防政策上，主张强大军事，坚定反共等。 左翼民主党的理念比较反映知识份子和低收入及特殊群体（黑人，犹太人，好莱坞等），在社会问题上比较开放，赞同堕胎，反对死刑，倾向同性婚姻，要求禁枪，对婚前性关系、单亲家庭等，持同情以至支持态度；甚至要求开放毒品等。在经济政策上，则强调政府干预作用，倾向高税收、高福利、均贫富的政策。在对外和国防政策上，则主张削减军费，强调对话，甚至对共产邪恶等有浪漫情怀。 正是由於这两种理念不同，导致两党的支持者也不一样。在地理位置上，共和党的支持者多在乡镇和郊区，因而这次布什赢得了中部主要州，以及东西两岸的郊区乡下。而民主党则一向掌控纽约和加州，以及高科技较集中的华盛顿州，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主要大城市。因而有人说美国现在是城乡对峙。 在性别上，男性多支持共和党，女性倾向民主党。但结婚的女性六成支持共和党，尤其是婚後有孩子的家庭，多数支持共和党，因为他们通过婚姻生活，更重视家庭、孩子等传统价值。而反过来，单身女性和单亲母亲则多支持民主党。 在宗教信仰上，每周去一次教堂的选民（无论白人还是西裔）60％支持布什，民主党候选人克里仅获40％。据《新闻周刊》民调，只有7％的美国人认为克里有真正信仰。除犹太人和穆斯林两个群体之外，其他各种基督教派别，都多数支持共和党。投票後的选民调查显示，在认爲道德最重要的选民中，80％支持布什；认爲有宗教信仰是人最宝贵品质的选民，91％支持共和党。而认爲聪明是人最宝贵品质的选民，则有91％支持民主党。从这个统计可看出，美国这次大选，和以往一样，仍有强烈的宗教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和无神论及不虔诚信仰者之间的对决。 选民和政党都向中间倾斜 在大选之前，选情专家对哪些州属於哪个党的预测相当准确。像纽约和加州，布什都不去竞选，因为毫无希望。而像较传统的德州、犹他州等，民主党也不去登竞选广告，也是知道毫无作用。最後两党主要争夺的是摇摆的少数州。 但美国政治的奇妙之处在於，这些分野又非永恒不变，像里根总统，第二次连任时，就赢得49州，538张选举人票的525张，获横扫般的胜利。 但这种一面倒的选举，不仅在美国历史上少见，而且多数美国人也不是看法完全对立，而是往“中间”移动。例如对同性婚姻，反对的三成，赞成的二成五，多数则持应给他们“伙伴关系”的温和立场。美国两党也在向中间倾斜，例如主张高福利的民主党，在克林顿执政时也签署了削减福利法案；而共和党则提出“具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尤其是涉及国家利益时，两党多数情况下一致对外。因此虽然克里当年反越战，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反对美国出兵解放科威特，这次也强调要打赢伊拉克战争，战胜恐怖主义。而且在克林顿执政时，美国没经联合国授权，也采取军事行动帮助科索沃，制止了那里的种族清洗，并促使南斯拉夫走向了民主。 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已习惯和接受这样的两党选举政治，不管比分多麽接近。只有极少数的左疯们，才提出布什胜选後他们要移民他国。但他们光说不做，根本不会兑现诺言。大选前，据《时代》周刊民调，54％的美国人表示，如大选出现纠纷，愿意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同时70％美国选民说，对大选出现任何状况都不担心，显示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相当有信心。他们在选举时激烈争论，但选後就是一个整体。正如克里（凯瑞）在败选感言中所说，“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才是美国的真正强大所在。 2004年11月19日於纽约 ——原载香港《开放》2004年12月号 2004-1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托克维尔热”折射的中国政治困境
中国至今仍然是由高层决定走向的政治，因此，政治高层的喜好，包括他们最近爱读什么书，都会成为人们猜测政治动向的风向标。王歧山推荐人们读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引发了一阵托克维尔热。 王歧山为何要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歧山荐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非始自现在，早在几年前就已风闻他向官员们推荐这本书。 那么，托克维尔这本书究竟说了些什么？只有先弄清楚这一点，才能知道王歧山推荐此书的真意。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于1856年出版，其时距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只有67年。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在其55年的人生历程中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这段时期正好是法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托克维尔曾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在政府中任职，直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之后，托克维尔开始对政治日益失望，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开始安心写作。在他的几本著作当中，《论美国的民主》远比这本闻名。如果不是中国政治上层与中产阶层近几年普遍陷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当中，这本书可能还不会为人关注。 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成因及后果，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通过本书的分析，托克维尔最早提出了一个观点（被称为“托克维尔命题”）：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 通过比较研究，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 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有人在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精当地总结出“托克维尔定律”：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 王歧山多年来力荐此书，有双重用意。对知识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对统治集团则是警告：托克维尔定律告诉我们，别以为改革那么好玩，“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所谓“改革”就是找死。至于那些什么特赦贪官赎买民主的说法，是哄三岁小孩的玩意，咱们决不上当。 在新晋七常委当中，王歧山是好读书且善思之人，连他都专注于这条托克维尔定律，可以推测，坚持不走“邪路”、不退回“老路”，维持现状，小修小补，大概就是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国的政治方向了。 中国现状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确有相似性 王歧山是不是危言耸听，拿法国大革命在吓唬人呢？那倒也不是。 先说经济状况。法国大革命前夕，人口持续增长，财富快速增加，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令人惊讶的是，法国那时就有“地产热”。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大家想想中国经济，就知道何其相似。 当时的法兰西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但不影响国家的繁荣富裕。 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繁荣：一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实际上却接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咨询——这种现象，现阶段中国都存在，例如“微博问政”。与法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试图驾驭舆论这匹越来越不听使唤的烈马。 托克维尔发现，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 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因为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法国缺乏政治自由，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群体：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却擅长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这种状况与中国也很类似。知识分子论政，无论是右还是左，谈到未来的政治蓝图，都很少想到具体的路径依赖。中国此时的民众更是不同于18世纪后期的法国民众，经过中共几十年“革命”教育的熏陶，中国底层熟知剥削有罪、造反有理，认为结果平等是天然权利。 王歧山推荐这本书，可谓用心良苦。 不愿分期偿还债务，该来的迟早要来 但中国政府（含官僚集团）欠民众的债务实在太多太重，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偿还，连分期偿还的诚意都没有，民怨四起，中共政府有如坐在火山口上，每年天量维稳经费的支出就是一个衡量尺度。习近平上台后确定的三个努力方向，反腐不到一个月，已经从最初要刮风暴之势变成了“润物细无声”；中华复兴的目标如我在《中国复兴的“软肋”》一文里所说的，一缺民意支持，二缺物质资源支撑，基本是个口号。经济振兴的主要方法据目前放风仍然是“城市化”，即继续圈地，这表明发展经济面临黔驴技穷之局。 尽管中国的上层与中层普遍都不希望发生暴力革命，但他们对这点已经没有自信。从社会发生学的意义来看，中国频发的刑事犯罪案件与暴力革命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杀富人（平民也难幸免）、抢夺财产与侵犯女人。中国各地近年来泄愤型的群体事件增多，其中部分参与者既容易参与犯罪，在外部条件具备时，几乎就是“暴力革命”的必然参加者。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国政府，目前拥有的“国家能力”还可以成功堵塞任何反抗力量的集结管道，还能够有效地保护政治上中层不受各类犯罪者滋扰；中产阶层也能通过社区防卫（比如一些社区实行24小时全天候保安）实施自我保护。但在所谓“仇官、仇富、仇警”的社会对立情绪中，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彼岸的路在哪里？中共当局决意维持目前的政治格局，新左老左想回归毛时代。但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实行宪政民主这点应该没有太多分歧，有分歧的只是如何寻找到达彼岸的路，即如何才能实行宪政民主。朱学勤曾写过一篇文章，《法国大革命：献给攻破和没有攻破巴士底狱的人们》，他的看法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普遍看法：即不革命不行；大革命（法国、中共式革命）不好，小革命（英美式）最好。因为小革命是有限革命，是在尊重现有财富分配格局下的革命，社会不需要付出惨重代价。 但如何才能实施“小革命”而避免“大革命”，以现实而论，只能寄望于固守城池的中共政府放下进入城门的吊桥，让国人有一条狭窄的通往彼岸的通道。在中共当局拒绝开放吊桥之时，人们已经为赞成或者反对“暴力革命”吵成一锅粥，仿佛中国底层已经具有武昌新军那种推翻清王朝的军事力量似的。一些知识精英苦心劝说统治集团实施政改无效之后，只得转头劝谕民众，重复革命是如何可怕且有巨大破坏力。 目前，中国政改已成僵局。政治精英看到“改革是找死”并加以夸大，自由派知识精英看到“不改革是等死”并继续劝说。中国政府有无可能在最坏的局面到来之前做点事情呢？我认为目前还有一点空间。从20世纪初东方的历史 看，改革成为革命催化剂的国家有土耳其与中国，而改革成为革命替代物的国家有印度。当时印度实行了比较成功的宪政改革，1908 年通过《关于印度各级立法议会的法案》（即《1909 年印度政府组织法》），实施参事会改革；1919年印度建立责任政府和自治机构；1935年印度政府引入了联邦制和省自治等。 中国政府应该效法印度，逐步实行政改，这比目前坚持“就是不改”的瞒旰要明智得多；那些每天夸大印度民主制坏处的“学者”也不要再持续发表那类不负责任的言论。因为印度民主制纵有诸般不完善，也比中共这种让各阶层一齐堕落、社会底层谋生都极为困难的恶政要好得多。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3期 2012年11月30日—12月13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820）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海外华文媒体缘何心向北京？
何清涟 最近，北京反香港占中运动的一大手笔，是通过142家海外中文媒体齐声谴责占中，表达了“海外华人的心愿”。本文准备分析这142家海外华文媒体为何能在极短时间内采取集体行动，及时配合北京的反占中宣传。 海外华文媒体：中共“海外统战三宝”之一 中国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自从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聚了财力之后，就开始通过资助或者直接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鼓励成立各种华人社团，将这三者合称为中国政府“海外统战三宝”。扶持海外华文媒体，塑造中国政府的好形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重点。2008年开始全力推行的“大外宣计划”，重点转移到英文及其它语种。本文主要陈述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港台之外的世界华文媒体。 为了将华文媒体“做大做强”，北京支持海外华文媒体跨国合作合并。2007年1月，香港《明报》集团宣布与马来西亚最大的两家华文媒体――星洲媒体及南洋报业合并，交易涉及金额约34亿港元。《明报》大股东张晓卿表示，合并仅是第一步，其后将进军内地及全球媒体市场。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在国内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些华文媒体合并之后，将发展成全球最大华文印刷媒体平台之一，于北美洲、东南亚及大中华地区各主要城市拥有超过5份报章（约15个版本），每日发行量超过100万份，以及29份杂志刊物。“爱国侨领”熊德龙在美国主办的《国际日报》，发行到泰国、印尼；法国《欧洲时报》与上海《新民晚报》合作，在法国共同出版《欧洲联合时报》，并在奥地利、德国、希腊、葡萄牙合作推出各个语种的版本。 意大利《欧联时报》2007年与中新社浙江分社合作，达成共同出版发行《欧联时报》的“战略协议”，随后《欧联时报》又与《人民日报》海外版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该报的编辑中心设在浙江省杭州市，发表的各种报道堪称《人民日报》的翻版。比如“海外华文媒体有责任让世界了解真实的西藏”、“中国西藏政策必会凭自信赢得国际认同”。这些文章被中国官方用引述“外媒”的方式转载于中国国内网站上。如今该报已成为海外华文媒体争相仿效的Model。 海外华文媒体到中国接受培训 中国政府既然要实现“让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这一政治愿望，仅有各种直接间接投资是不够的。还得通过一些组织活动形成向心力，既让海外华文媒体感到有“组织”可依靠，还有“组织”给定的工作原则与目标，并用这些原则来约束规范媒体报道。自21世纪零年代中期开始，北京政府对海外华文媒体采用了更成熟的控制与渗透策略，多管齐下，为世界各国华文媒体提供了各种交流与聚合的平台。负责与海外华文媒体联系的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侨办、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中国新闻社等机构。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的名誉主席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赵阳、马来西亚常青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出任。 目前北京与海外华文媒体的“指导交流”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几种模式： 1、开办专门为海外华文媒体服务的研究中心、网站、杂志 200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目的是“聚合海内外研究资源”，该中心与中国专事对外传播的政府管理部门及世界华人报业协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合作关系，经常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为海内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及业务拓展提供“对策研究”，为配合两年一次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而编纂出版《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等。 国外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表一些什么研究成果呢？大都是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即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有世界各国华文媒体的工作心得，如美国华文杂志《彼岸》的副总编王威在“华文媒体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一文中指出，要“充分利用美国华文传媒的作用”，“影响美国主流社会”，美国《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社长兼发行人张大卫表态更直接：“大力宣传和努力推动反独促统是我们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力陈海外华文媒体优势：“由于具有非官方、非政治、非政党的色彩，发表的消息和言论比较更有亲和力和说服力”，可以“通过与当地主流社会的接触和对主流媒体的了解，可以有的放矢地通过各种方法推动反独促统，做好主流人士的工作”。 这种“经验”已经不是办媒体的经验，而是如何更好地充当宣传工具的工作体会。 2、举办各种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规训海外华文媒体从业者 在形式各异的研修班当中，目标比较固定而且密集举行的是“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这一研修班的主办者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有时亦邀约中国新闻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充任共同主办机构。从2006年1月开办第一期以来，至2014年一共举办了12期，参加者是北京认为在媒体所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华文媒体负责人及采编人员。今年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第12期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于9月25日在北京开班，“来自五大洲34个国家、65家华文媒体的70多位社长、总编、采编负责人”及国内涉侨媒体记者为学员。 参加“研修”者的任务是“听课”，讲课者多为中国政府的媒体管理部门与侨务部门负责人以及官方认为政治可靠的“新闻业务专家学者”，讲授“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采编业务、媒体管理、中国国情与经济形势、中华文化等课程，并组织学员与中国新闻媒体展开交流。 这类研修班有时根据北京政府的政治需要作专题“研修”。比如2010年8月29日开办的第六期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主题为“新疆和西藏的历史与文化”，参加者有来自23个国家的40家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及代表。 3、定期举办会议 这类会议有好几种，其中北京最为重视且定期举办的会议是“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由中国新闻社每两年主办一届，自2001年开办首届之后，已先后在南京、长沙、武汉、成都、上海、重庆举办过六届。 尽管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机构是中国国务院侨办与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等，协办者是会议举办地的地方政府，如成都、上海等地的市政府，中国的宣传还是很坦然地宣称，“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被誉为“民办华文传媒之家”。按中国官方总结，这个论坛有四大特点：规模大；传媒类别齐全；层次高，与会者均为华文媒体的董事长、总裁、社长、总编等； 地区分布广泛。例如2011年9月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规模号称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 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港澳台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华文媒体总编与会。 北京花费如此之大的精力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其目的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概，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受中国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 本轮发表反占中联合声明的那142家海外华文媒体，其负责人先后参加过上述培训班与会议。 华文媒体对北京的“大外宣”效力 海外华文媒体为报效北京的支持与重视，除了日常报道必须心向北京之外，在北京政府眼中的重大事件当中，都需要配合北京的宣传计划。比如中共的重大活动如每年的“两会”及中共中央的历次代表大会，海外华文媒体都需要大篇幅地正面报道。这次反占中签名，只不过是其“配合祖国宣传”的表现之一。 这样办出来的华文报纸究竟是什么面貌？2011年9月，在“第七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多年的重要统战对象、新加坡《联合报》前总编林任君表达了他对这种拙劣制式外宣产品的不满：“这些海外华文报，有很多是以‘侨报’（注：中国国务院侨办在世界各国发行的中文报纸）的身份存在，以‘侨报’模式经营的；有些连效忠的对象也是中国，而不是所在的国家。在资源方面，包括报社的资金和人力，新闻来源等，则相当依赖中国国内的支持。由于它们的新闻主要由中国的媒体提供，甚至整个新闻版面都由国内媒体直接承包传送，其内容受到很大的局限，即 使本地新闻也仅仅报道当地的华社活动。不但新闻如此，连言论也不是自己的，而是中国的，有时甚至与中国官方的口径相当一致。这种现象，使这些报章在客观上 形成了‘部分中国化’的倾向，与其说它们是“海外华文报”，不如说是中国报章的海外延伸版。”林不是反对北京支持海外华人办华文媒体，只是希望这些华文报纸向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学习，即使与中国关系密切，也必须外表上象独立媒体，才能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 毛泽东当年让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一宏愿，他在世时未能通过政治影响力达成，但终于在他逝世几十年后由其政治继承人运用金钱影响力达成。但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这类媒体的继续再生产不是依靠市场，其受众也主要是年龄偏大、与互联网生疏的60岁以上人群。再过十年左右，这一赠阅群体自然消亡之后，这些报纸也将随之消失。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1期， 2014年10月3日—10月16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2101）
何清涟2025-11-06 06:35👍 0💬 0从国企混改看中国经济公私之变（1）
何清涟 当中国人的全部兴奋点自主或者不自主地放在十九大的权斗、人事布局上，其实与民生关系更深的经济政策已经悄悄拨转船头，中国民营企业担心了好几年的“公私合营”成为现实：中国联通于8月16日公布了规模高达780亿元的混改（国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令人瞩目的是BATJ等中国几大互联网公司悉数参与，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中国联通，实现了中国政府2015版国企改革方案的梦想：将民营资本吸纳进了国有企业，但又不让民企有话事权。人们惊呼新一轮公私合营开始，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 中国自改革以来，经济中的公私关系真是篇大文章，有必要回顾，以便弄清楚中国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对私有经济的真正态度。 掩耳盗铃的“ 不搞私有化” 认为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解读有点浮于表面，至少习近平目前不想要计划经济。如果理解了中国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道路，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即程晓农概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 ，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近40年的改革历程证明，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 这一 模式非常有利于中共政权：保持公私互通管道，政府既掌握关键的资源，又随时可以调整政策。需要时，放开政策，让国人发挥灵活性与主动性去开创市场；政府有困难时，又可以强迫私营企业为国有企业输血。中国联通的混改只是一个开头。 外界都知道，中共在胡锦涛时期有个“五不搞”，其中“不搞私有化”赫然在列。中共宣示不搞“私有化”之时，中国经济其实已经是国有、外资、民营三分天下。纵观中共统治中国将近70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30年，中共通过暴力“化私为公”，让中共政权成为全国唯一的地主及资产所有者，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无产者；后30多年，通过邓小平于 1978年底开创的经济改革。用政治权力“化公为私”，让共产党的干部与红色家族成员成了暴富阶层；到了胡温第二个任期，面对化公为私的私有化与已成气候的共产党资本主义，突然又祭出包含“不搞私有化”在内的“五不搞”旗帜，仿佛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不完全是中共言行不一、表里相违，而是中共发现，与资本主义相配套的民主政治，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太大的威胁，所谓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要让共产党永久执政的资本主义，只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共执政集团既不坚持制度的教条崇拜，还会经常因时制宜地调整政府管控经济的方式。理解了这点，才能理解这30多年当中，中共在国有企业成为包袱之时，可以开展以甩包袱为目的、以“抓大放小”为特点的“国企改革”；与此同时，将执政的社会基础调整为政治、经济、知识三大精英联盟。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百病丛生，长期衰落已无可避免，依靠中共体制致富的各种富商巨贾正面临执政者重构政商关系的强大压力。 理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变迁，是把握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关键切入点。 政商关系之变一：共产党干部变身资本家 毛时代实行计划经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者华国锋继续坚持毛的政治经济路线。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重新出山，开始推行经济改革，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但准许个体的小规模私营经济经营，同时削弱计划经济，却不准私有化，比如规定私人企业雇工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上就是资本主义。但这一据说按照马克思经典教义折腾出来的荒唐规定，在1980年代末被完全打破，但私有化确实还是敏感禁区。直到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中国的中小国企经理才有机会变身为么营企业主——资本家。 邓小平于1997年2月去世。10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允许中小国企私有化。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其经过资产重组后上市，这个所谓“资产重组”是指国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51%以上或者必须成为第一大股东）；所谓“放小”，是将市场前景不佳或亏损严重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出售，允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 第一、国有企业无法归还银行贷款，导致国有银行系统濒临崩溃。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的弊端，例如冗员过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企业亏损严重等，只能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撑企业的运转。随着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有企业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国有银行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如果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将被国企拖垮。 第二、中国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便扩大出口。当时，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即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其实行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主题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原厂长、经理等私人拥有的企业。程晓农曾详细分析了130个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的手法，揭示了中国企业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少数是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 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有企业改组后上市（listing）、管理层持股（MBO，Management Buyout）、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厂长经理们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企业高中层管理干部，并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共产党的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凭借职位优势成了资产所有者。 这场始自1997年底的私有化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究竟让多少中共内部人从无产者成为拥资百万千万的企业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结论是，约50%至60%的企业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25%的企业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10%。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职工与管理层共同拥有股份，但职工股东基本上无法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及经营状况，实际上相当于职工出钱帮助管理层拥有企业。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9月9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402166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曹长青访谈】谁从埃及革命得到好处
据海外媒体报道，埃及在1月26号的球迷判决案中出现了流血冲突，至少造成4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据悉开罗法庭的判决中有21名被告，被控需要为去年2012年2月的塞得港当地足球场的一场比赛中造成74人死亡的事件负责。但就在法庭宣布判处被告死刑，遇难者家属爆出欢呼和掌声的同时，塞得港却因此又发生了多人死伤的流血冲突事件。有大陆和海外媒体就此发表题为“埃及革命两年陷血腥暴力怪圈”的文章。文章将埃及发生的这些暴力冲突流血事件和埃及两年前的茉莉花“革命”联系在一起，并对推动埃及民主的西方诘问∶为何两年过去，尼罗河畔依旧是似曾相识的乱局？ 本台记者静汝就此采访了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记者∶曹先生，您好！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把这些流血冲突事件和埃及两年前发生的茉莉花革命联系在一起。请问您认为它们之间有联系吗？ 曹长青∶这涉及到对埃及整体局势怎麽看。亲中共的媒体，多是渲染埃及革命怎麽糟糕，什麽国家动乱，局势不稳等等，现在把球迷惨死事件，也归罪于两年前的开罗解放广场革命。其实球迷闹事丧生事件，在很多国家都有发生，这次在埃及发生的规模比较大。但是这种事情跟埃及两年前发生的革命没有必然的关系，更没有因果关系。把这个硬连到那场茉莉花革命身上，很可能是发泄对穆巴拉克独裁统治被推翻的不满，或者说表达对自己国家发生革命的潜在恐惧，想保住本国的穆巴拉克。 记者∶文章还说，上次的革命已经有了这样的教训∶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不会是人民。您是怎麽看的？ 曹长青∶这个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埃及革命得到好处的是谁？当然是埃及的老百姓，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用投票来决定国家领导人，直到结束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之后，埃及才有了民主选举，包括不久前对埃及新宪法的全民公决。这些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埃及人终于拥有了。这是埃及人从茉莉花革命中得到的最大好处！他们不再是政治强人统治下的奴隶，他们用选票，确立自己的尊严，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总统做不好，人民如果不满意，任期之后，人民就用选票淘汰他。如果他走穆巴拉克的老路，人民就再次集结到开罗的解放广场，像推翻穆巴拉克一样，结束他的统治。埃及人民有了第一次，就可以有第二次。表面看，好像现在当选的原埃及穆斯林组织兄弟会的成员，但他是靠选票上台的，不是靠暴力，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选票里面出政府。所以，从根本上说，从茉莉花革命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埃及人民。埃及将走向一个新的未来。 记者∶您认为埃及民众对现政府穆尔西不满的原因是什麽？和以前穆巴拉克统治时有什麽不同？ 曹长青∶当然不满的原因很多，最初是对穆尔西增加自己的总统权力不满。但穆尔西没有通过暴力来增加权力，而是通过宪政手续，包括制定新的宪法等。如果人民不满意穆尔西的做法，下次可以通过选票选掉他，再选择其他人当总统。当然埃及人的这个不满也表现出对可能政治强人再现，或权力过于集中的担心。但在本质上，穆尔西政府跟穆巴拉克政权完全不同，穆尔西是通过选票上台的，是人民的自由选择。而穆巴拉克是通过军队和暴力统治的。这是根本的不同。 记者∶这篇文章还提到，“对革命失望”是埃及混乱最本质的心理动因。您是怎麽认为的？ 曹长青∶当然可能有这个因素，因为专制社会的人一旦过渡到民主，很多人的期待值就比较高，认为只要推翻独裁，实行民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必须看到，民主是一个过程，由于埃及的中东文化背景，这个过程更不会一帆风顺。在茉莉花革命之前，埃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民主，现在开始选票政治，需要时间过渡，不仅统治者要适应民主，人民也同样，重大事情通过宪政方式实现。在有了民选投票之后，就不需要动不动走向街头，通过示威解决问题。游行示威是人民的一种权利，是一种舆论的表达，但最终还是需要用选票解决。也就是要回到，或者说走向真正的宪政道路。 记者∶文章指，埃及革命两年都陷血腥暴力怪圈？ 曹长青∶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埃及的真实情况的。埃及革命两年了，埃及没有陷入暴力怪圈。这里最重要的区分是，是谁在使用暴力。在穆巴拉克时代，是独裁者在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现在穆尔西总统是靠选票上台执政，他没有像穆巴拉克那样通过暴力镇压来获得政权和巩固政权。至于有球迷死亡事件，有街头暴力等等，那不是政府有组织的暴力，而是个别人的暴力，意外事件的暴力。而只要不是政府有组织、有意地使用暴力，来自个人和民间的暴力，造成的危害跟政府造成的完全无法同日而语。说埃及革命两年陷入血腥暴力怪圈，是对埃及现状的歪曲，更是对埃及茉莉花革命的刻意扭曲。很可能是通过这种扭曲，来阻止其他独裁者统治的地方爆发革命。 记者∶您认为埃及两年前发生的茉莉花革命的意义在哪？ 曹长青∶埃及茉莉花革命的最重要意义是∶即使在埃及这样毫无民主历史的国家，即使在伊斯兰文化背景下，即使在穆巴拉克家族的严酷统治下，埃及人民仍然敢于走向街头，面对政府的坦克和军队，敢于公开表达不满，敢于反抗，并最终结束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它向整个中东，甚至中国，都传递了震撼性的信号，那就是不管什麽文化背景，不管什麽宗教土壤，不管人口多寡，也不管是不是有民主的历史，只要是人，内心都有对自由的渴望，都愿意生活在自由之中！ 埃及茉莉花革命之后，利比亚人民起来革命，击毙了卡扎菲，同样建立了民选政府；现在叙利亚人民正浴血奋战，也要走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之路。在埃及革命刚刚发生时，美国有评论说，埃及事件在性质上更像原东欧革命，而不是当年霍梅尼的伊朗革命。那些恐惧埃及革命的人，高估了穆斯林兄弟会，而低估了埃及社会的世俗化程度，以及民众对自由的渴望。埃及革命两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预测是对的。 （文字稿根据录音整理，以上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2013-01-30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 收听∶ http://media2.soundofhope.org/16K-mp3/audio01/2013/1/30/ccq-aiji-final.mp3 2013-0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面临多重困境的“中国制造”
这些年无远弗届的“中国制造”，现在却面临多重困境。这困境不仅源于在国际市场遭遇到的信誉危机，还源自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难以为继，以及中国政府出口退税政策的改变。 首先，“中国制造”目前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构成基本上以资源性产品、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为主，大都是美国的日用消费品，引发这次信誉危机的主要是食品与食品原料。由美国开始的这一轮中国产品信誉危机正在全球扩散，各国都不断曝光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不得不在7月3日公开声明，在2007年上半年，供应国内消费的产品有19.1％不合格。在小公司生产的产品中，不及格率接近30％。但中国制造的信誉危机并未过去，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扩大，比如玩具因涂了含铅油漆而被从市场召回；杭州中策橡胶有限公司在没有告知经销商的情况下省略了一项特别安全工序－－在轮胎钢丝带束之间加入6毫米的橡胶层以增加轮胎的耐磨性能，从而导致一起致命车祸引发的诉讼案，让中国制造的潜在危害再次成为美国人的关注目标――与2005年由英国BBC开始推动，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均紧随其后大举宣扬的“中国年”相比，中国经济得到的不再是赞美与充满信心的前景展望，而是怀疑、批评与悲观的预测。“拥抱熊猫派”前所未有地暂时沉默。 其次是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环境生态补贴。而这劳动力价格低廉是以中国劳工的生命补贴为代价的。所谓“生命补贴”指的是：第一，中国劳动力几乎没有医疗、养老、失业这类社会福利的任何一项。第二，中国劳工的工资之低与其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及工作环境之危险更是不成比例。而环境生态补贴指的是中国为了成为“世界工厂”，是以严重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近20多年来中国环境高度污染，从去年以来不断见诸于媒体的各种污染事件，标识中国生态已经逼近人类的生存底线。尽管世界银行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在报告中删除了“因为污染导致中国每年有75万人过早死亡”这一内容，但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亦公开承认“中国目前已经进入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太湖、巢湖等地的蓝藻污染正好成为这段话的注脚――而中国劳工的生命补贴已经不可能有更低的底线，千孔百疮的中国生态环境也再不能承受肆无忌惮的掠夺。 第三则是“中国制造”在世界产品价值链条当中，属于利润最少的一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虽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生产订单，但接到订单的中国生产厂家最终能赚多少钱呢？有人曾以一种玩具为例计算过，一种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儿童玩具零售标价是100美元，但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润是每件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润是每件7美元，在这条生产价值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了10美元，只有商品零售价的10％。这种低利润存在于绝大多数出口行业当中，过去因为中国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即国家对外贸商品实行出口补贴），而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改变出口退税政策，许多出口企业已经难以为继。 由于统计上的时滞，“中国制造”因信誉危机引发的负面效应，暂时还不会在中国上半年出口贸易的业绩单上反映出来，所以中国政府还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接近１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左右。贸易顺差将超过千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0％以上。但中国政府必须正视一点：中国经济的软肋在于对外依存度过高，国内生产总值的8成以上来自于固定投资加出口。尽管中国当局可以将最近一轮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质量的杯葛说成是贸易战的一种手段，但中国产品质量低劣却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信誉危机必将严重影响影响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以及价格，进而对国内就业、消费均构成影响。而第二、第三两个因素则是中国制造一直面临的严重制约，面对这些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7月12日，总20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