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金正日让日本人发抖
23岁的奥土�棠咀佑昧巳�个月的时间，才鼓足勇气告诉她的家人，她有了男朋友。她告诉哥哥说，第二天要去海边和男友约会。她说这话的时候是1978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她日本的家里。 然後第二天晚上她没有回来，人们在海滩边上找到了她的汽车，但没有这对恋人的踪影。两个青年人突然失踪了。有人猜测他们溺水了；也有人怀疑被黑社会绑架或干掉了。 从那以後，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奥土�棠咀拥母改敢讯�70多岁了，父亲已躺在医院，母亲在过去这24年来，天天在家里的供台烧香摆水果等，期待感动上仓，让她的女儿回来。24年，八千多个日夜的思念，母亲的心被撕碎了。 今年9月15日，这位母亲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让她无论如何晚上不要打开电视，也不要听广播。因为那晚电视播出日本首相小泉访问平壤，金正日正式承认，他们把包括奥土�棠咀釉谀诘�13名日本人绑架到了北韩，其中8人已死亡，还有5名幸存者。做儿子的担心苦等了20多年的母亲受不了这个消息的打击。 在七、八十年代，据日本方面的估计，有50到60名日本国民像奥土�棠咀右谎�，被北朝鲜特工从日本的国土绑架到了北韩。还有日本在欧洲的留学生，在奥地利旅游时“失踪”，现在名字也在北韩的“名单”上。被北韩绑架的日本人各种各样，有52岁的旅馆更夫，有20多岁的公司女秘书（在送女儿去托儿所回来的路上失踪了），最小的是13岁的横田惠，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不见了”。 上述那位母亲最後得到的消息令她悲喜交加，她的女儿及其男友在五名幸存者的名单上，而且这对恋人在平壤结了婚，现已有三个孩子。另两名幸存者和奥土�棠咀右谎�，也是一对青年恋人，也是在海边约会的时候被绑架到北韩後在那里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另一个幸存者曾我，和从南韩叛逃到那里的美国士兵结了婚，现有一女一子。 这些被绑架者的故事成了日本媒体上的最大新闻，美国的英文报纸也大幅报道。读这些日本人的故事，令人非常伤感。因为作为一个经历过共产主义制度的中国人，对这些被绑架到共产北韩的日本人的遭遇以及他们的生活，真是感同身受。 这五名幸存者在北韩那样封闭、贫穷、野蛮的世界是怎样煎熬过20多年？他们是怎样渡过的突然失去家人、国家，一下子掉入黑洞般的岁月？而且那八个被北韩宣布已死亡的日本人，是怎麽死的？那个当年才13岁的横田惠，被绑架到北韩之後，作为一个刚上中学的女孩子，她会怎样地想念父母，怎样地恐惧，怎样地无望？北韩当局说，这个女孩子在29岁（经过16年的折磨後）那年在平壤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悬梁自尽了，留下一个女儿（她在那里和朝鲜人成家）。 那些突然被劫持到北韩的日本青年，和原来已在共产国家的人不同，他们是在一个民主、和平、并相当富裕的日本成长起来，他们根本没有像其他中国人、北朝鲜人那样，从小就在那个“悲惨世界”里磨练。他们根本不可能有适应的能力。被绑架的人中60％以上都死了（他们中绝大部份死时才三、四十岁），就足够说明那个环境对他们来说是多麽艰难。也有报道分析说，其中很多是因为“不合作”而被北韩当局处决了。 经过日本的全力争取，再加上小泉政府承诺向北韩提供总数为100亿美元（相当於中国去年军费开支的一半）的经济援助，金正日政权才同意让这五个幸存的被绑架者回到日本探亲两个星期。 在东京成田机场，当那些年迈的父母们拥抱分别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儿女时，他们在泪水和哽喑中急迫地询问他们是怎麽被绑架的。但这些幸存者全是一个口径：“以後再说”。 但这些终於和父母家人团聚的幸存者，谁也没有详细谈他们被绑架的经过，也拒绝谈他们在北韩的遭遇。为什麽？因为他们的孩子都被“扣”在了北韩（三家共有7个孩子），不让和他们同行。如果他们在日本谈什麽，那麽他们可能就无法再回到北韩，再进入新一轮悲剧，开始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分别。而他们的孩子将来在北韩有什麽样的遭遇，又是无法预料。 北韩当局批准的两星期“探亲”期限到了，父母亲属们不同意他们就这样回去，小泉政府也宣布，同意他们的亲人们的意见，不让他们马上返回北朝鲜；说他们在北韩被折磨、洗脑的时间太长了，需要多一点时间来恢复记忆，熟悉日本现在的生活，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多呆一段时间。 这五位幸存者几乎就像“外星人”，他们回到日本的时候，胸脯上戴著金正日的像章，并把自己视为“朝鲜人”。现代的日本对於他们如同隔世，他们不认识CD，不知道什麽叫DVD；没见过手提电话，更不清楚什麽叫电脑网络。在他们被绑架到北韩之後的这二十多年间，日本已换过14个首相。但他们在东京机场见到自己久别的父母时，仍保持著日本人特有的谦恭和礼节，鞠躬对父母说，“对不起，让你们担忧了。” 对於这五名幸存者不能按期回到平壤，金正日竟大怒，指责日本食言，并对“日朝关系正常化”进程叫停。一个政府派“特工”到别的国家的土地上绑架人家的国民，用来做自己的情报人员的语言训练工具，是多麽野蛮的行为！而且现在既然金正日已承认这是他父亲金日成时代的“错误”，并为此道了歉，那麽最基本的逻辑是应该让这些日本人连同他们的孩子一起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共产党人的残忍和流氓简直无法理喻，他们不仅限期让这些被他们绑架的日本人回到北韩，还要拿这些受害者的孩子做“人质”，恐吓他们的父母在日本不要“乱说乱动”。 这五名幸存者中，除了两对夫妇之外，更难的是那个丈夫和孩子仍都在平壤的曾我。她的丈夫由於是叛逃到北韩的美国士兵，即使将来北韩允许他们夫妇和孩子回到日本，她的丈夫也不敢离开北韩，因为担心美国追究他的“叛国罪”。日方向美国提出赦免他的请求（如果他和妻子回到日本的话），但美国没有答应。 这是怎样的一出人间悲剧，妻子要回到自己的母国和父母亲人团聚，而孩子被扣在北韩，丈夫又由於这样的原因无法离开平壤。真像小说情节一样令人感叹、感伤。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 但对这样一个霸道、凶残、视生命为草芥的北韩专制政权，无论是日本（世界经济大国，亚洲军事强国）、美国（世界唯一超级强国）、还是南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远超过北韩），全部都用绥靖主义的方式对待它：哄它，劝它，恭维它，援助它。尤其是南韩的金大中政府，还贿赂了金正日四亿美元，使北韩同意金大中去平壤进行“破冰之旅”，由此使金大中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南韩反对党已表示，如果在12月19日的总统大选中获胜的话，将立案调查金大中贿赂金正日4亿美元一案）。而被北韩绑架的南韩人，据估计多达500到1,000人，但金大中政府从来都不敢向北韩提这件事，对被绑架者家属的呼求置之不理。 被绑架的日本“人质”事件，等於给所有日本人上了一课，让那些从没经过共产主义的人，知道一下什麽叫共产党，什麽叫邪恶。日本现在从政府到民众一面倒地支持这五个日本人留在日本；日本政府已经决定，任何当年被绑架的人选择永久居住日本，政府将提供五年的经济资助。从现在到他们做出决定时为止，按月提供住宿、交通、饮食、医疗等费用。他们已经被日本政府抛弃了一次，这次不能再抛弃了。 日本民间更是成立了各种组织，声援这些日本人和他们被滞留在北韩的亲人，同时调查那些死亡的被绑架者的实情。这五名日本人的亲属、朋友们更是用最大的爱心帮助这些受害者重新熟悉自己的家园，熟悉日本的社会环境，熟悉电脑等现代科技。其中一位曾喜欢打棒球，他以前的全体同学都来陪他打球。日本人简直不知道应该做点什麽才能补偿一下这些受害者们。 但愿日本人民在感觉那些遇难的日本人生命之沉重、这些幸存的日本人青春之宝贵的同时，能够想一下，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那些中国百姓，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丧生的2,100万中国军民。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正是在这样认知上，我们谴责所有的邪恶，维护人类共同的价值。 2002年11月18日於纽约 2002-11-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种族清洗：20 世纪末最大悲剧——科索沃难民采访录
78天的北约轰炸结束了，塞尔维亚军队撤出了科索沃，成千上万的难民开始返回家园。牵动整个世界的科索沃危机，似乎尘埃落地。 但这场危机，却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权和主权的大辩论：西方国家认为，南斯拉夫军队在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这种暴行必须制止。北约19个成员国，欧盟15国，表现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前的立场一致。 激烈反对北约轰炸的是南斯拉夫、俄国和中国。南斯拉夫作为被轰炸对象，当然抗议。南斯拉夫政府电视台为谴责北约，曾播发“新闻”说，那些科索沃难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好莱坞演员和当地人，在边境跑来跑去，每小时薪水五点五美元。 在俄国，虽然政府、国会共产党议员、以及部份民众支持南国，但由於俄国已有自由媒体，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也加以报导，因此多数民众并不狂热，虽然他们和塞尔维亚人同属东正教。 唯一异数的是中国，它和南国既无宗教关系，又远隔十万八千里，而且铁托的南斯拉夫向来被中共批判为“修正主义”；但这次却强烈支持南国。在中国媒体上，对美国和北约的谴责、诅咒和谩骂，比北约向南斯拉夫扔的炸弹还多。 ●朱熔基都不清楚种族清洗 在这场主权和人权到底谁重要的争论中，关键的问题是，到底科索沃有没有发生种族清洗。如果有，国际社会不能无动於衷，必须制止，即使冒着侵犯别国主权这样的“罪名”也要干涉。因为如果允许种族清洗这种残忍的事情存在，整个人类就不再有文明的基础，这就是北约动武的根据和法理。 而中国政府和媒体，却刻意回避了种族清洗问题。自3月25日战争爆发，到塞尔维亚军队同意撤出科索沃，中国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的电脑网站发表的关於科索沃的报导和评论500多篇，没有一篇是报导科索沃种族清洗的。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死亡的三名记者，发回的所有文章，没有一篇是报导科索沃阿裔人被种族屠杀的。中国人之所以爆发出那样蠢血沸腾的义和团情绪，根本原因是不知道种族清洗的真相。 别说一般老百姓，连堂堂中共总理朱熔基也说不知情。朱熔基访美时，曾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PBS）访问，当记者问他是否知道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时，朱熔基竟回答说，“我对这个不是很清楚。”然後朱熔基把他的“不清楚”怪到美国国务卿头上：“你们的国务卿欧布莱特说要给我一些关於科索沃种族清洗的材料，可她一直没有给我。”不管他是托辞还是真的不知情，都反映了他对种族清洗这种问题根本不在乎。 ●中国记者不去采访科索沃难民营 对於科索沃的种族清洗，西方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报导。但我还是觉得百闻不如一见，因此，六月初我去马其顿和科索沃的边境采访了三天。 科索沃有200万人，为逃避种族清洗，100多万人涌到邻国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成了难民。虽然美英法德等国家接收了一些难民，但当我到达马其顿时，那里还有难民24万8千人，而在阿尔巴尼亚则有43万5千人。 在马其顿进入难民营采访，必须到马其顿政府新闻部门办理登记手续。该登记记录显示，从没有中国大陆记者到那里采访过。中国大陆有20万记者，派驻南斯拉夫的也不少，因领馆被炸，就死了三个记者。但中国的记者从没有去采访难民。一百多万人成为“难民”，不管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按照新闻常识，都是绝对值得采访报导的。尤其是当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就主权和人权及种族清洗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并导致外交危机时。 我进入采访的二号难民营靠近科索沃边境的波拉斯（Blace），有两万多人。这个难民营设在山坡之间，由於人多，山坡的草已经被踩光，露出黄土，尘土飞扬。难民们都躲在闷热的帐篷里，因为外面的气温高达摄氏38度。每个帐篷上都挂着一个水桶，那是难民对付炎热的唯一手段，喝冷水，用水浇头。营地没有洗浴设备，只有一排排简易活动厕所，由於人数太多，帐篷之间，散发着一股股难闻的味道。帐篷里没有床，人们在潮湿的地上铺块毯子，就席地而睡了。一个大帐篷里住60多人，有70多岁的老人，有孕妇，还有才三个月的婴儿。 ●《辛德勒的名单》重现 站在难民营旁边的山上，俯视难民营中一排排帆船般的简易帐篷，实在很难相信，在人类只有不到二百天就跨进21世纪的时刻，还发生这样摩西出埃及式的悲剧。那四百多个帐篷，每一个都是无声的文字，诉说着二十世纪末的悲惨故事： 25岁的劳拉．柯蒂（Leonora Kurti）原是科索沃职业工程大学四年级学生。她说，“我第一次体验生和死，是在三月二十九日那天，”那是北约轰炸后第四天。“那天晚上我去街上买点吃的东西，一名塞尔维亚警察叫住了我问话，恰好我的邻居看到，他告诉警察我是阿尔巴尼亚族人。警察用枪顶着我的脑袋喊道：我要杀了你，然后到你们家，杀你们全家！他喊了一阵子后，说你可以走了。我那一瞬间无法确定他在我脑后会不会开枪。我好像就走在生和死之间。” 柯蒂和父母，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以及他们的孩子，共13口人合住在科索沃首府普里斯蒂纳（Pristina）市中心的一套大房子中。柯蒂虽然那个晚上逃脱了死亡，但一天后，她们全家体验了什麽是梦魇。 柯蒂回忆说，四月一日下午，警察在普里斯蒂纳挨家挨户驱逐阿族人到火车站。“警察破门而入，只给我们五分钟时间收拾东西，”说起两个月前的事，柯蒂语调仍有些哽咽。“被赶到火车站的阿族人有好几千，男人和女人被分开，核实身份证件。塞尔维亚警察不时打人耳光，连女人和孩子也打。” 四月一日在西方是愚人节。“可那天对我们来说，既不是玩笑，也不是在排演《辛德勒的名单》，而是真的生活。”柯蒂苦笑着说。当终於被允许上火车时，柯蒂一家13口人是从窗户爬进去的，因为车箱门口被人挤得根本无法进入。“人们都争先恐后上车，虽然不知道会被拉到什麽地方，但都感觉留下来，命运会更糟，”柯蒂做着手势说，“六个人座位的地方，装了30人，只能放一只脚，再找不到地方放另一只。挤得几乎无法喘气，我的一个姐姐有七个月的身孕，另一个姐姐带着才八个月大的孩子，对我们来说，这是相当难的。但我们还是感到幸运，毕竟全家都挤上了车，那些和亲人在车站被分开的，可能永远见不到了。” 载着柯蒂一家和几千阿族人的火车晚上八点启动，一路上走走停停，第二天凌晨三点抵达马其顿边境。塞尔维亚警察把乘客们赶下车，在夜色中挥舞着枪和手电筒，驱赶他们沿着铁轨走向马其顿方向，於是他们成了一百万难民的一部份。 ●只因为不同种族，就被杀害 科索沃有二百万人口，其中90％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塞尔维亚人不到十分之一。由於这种族裔比例，科索沃虽然自二次世界大战後被并入南斯拉夫，但一直享有自治地位。1974年，科索沃的这种自治地位还被写入了南斯拉夫宪法。但自米洛舍维奇获得权力之后，他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地位，并推行大塞尔维亚政策。柯蒂回忆说：“早在1990年，米洛舍维奇就下令关闭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语报纸，随后又关闭了播放阿语的电视台和电台。后来又关闭了所有教阿语的中学和大学。阿族人对此不满，就被指控为恐怖份子，遭到逮捕或杀害。”」 在距离科索沃边境只有13公里的库马诺沃市（Kumanovo），我采访到了一个原南斯拉夫特警部队成员。28岁的玛瑞建．卓瓦诺尼克（Marijan Jovanonic）原是有20万成员的南斯拉夫共青团书记，但他的特殊身份是塞尔维亚秘密警察，专事绑架、暗杀。他说，“没有人知道我是干这个的。我最拿手的是在阿尔巴尼亚分离份子开会地点放炸弹。” 当我问他到底杀了多少人时，他笑而不答，最后说，“连妻子我都没告诉，怕吓坏了她。”卓瓦诺尼克有一天走进教堂，信了上帝，成了基督徒，于是他放弃了做了七年的秘密警察工作。在北约轰炸后，他怕塞尔维亚警方报复他，从科索沃逃到马其顿的库玛诺沃市，和妻子以及九个月的儿子寄居在一个亲戚的阁楼上。他可能是科索沃难民中仅有的塞尔维亚人。我离开马其顿时，他开车送我去机场，路上他说：“我做秘密警察时每月收入两千马克，现在开出租车每月才二百马克，但我现在活在平和中。” ●一万阿族人在百余次集体屠杀中丧生 塞尔维亚特警部队是最令阿族人恐惧的。在北约停止轰炸之前，美国卫星照片就在科索沃拍到40多座阿族人被杀害葬埋的墓地。随着北约部队进入科索沃，记者可以进去采访，几乎每天都有报导，塞尔维亚特警部队杀害阿族人的暴行。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ABC台专题新闻主播泰德．卡波（Ted Koppel）6月18日晚上从科索沃发回现场电视报导，画面是被烧毁的村落中，到处可以看到被毁掉的农户车辆，地上散落着有血迹的家庭影集、衣服和孩子玩具等。村民证实，车主和他的家人已被塞尔维亚军队杀害。在很多地方，人们发现阿族人被杀害后秘密葬埋的墓地。英国外交部次官胡恩最近在伦敦说，“根据我们得到的报告，约有一万名阿尔巴尼亚族人在百余次集体屠杀中丧生。但最后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多。” 今年38岁的阿博翰姆．达多（Ibrahim Darduo）也是被强迫离开科索沃的农民，他的家在距离马其顿边境只有七公里的波来索沃（Presovo）。这位三个孩子的父亲描述说，他看到塞尔维亚士兵用机枪把三、四十个阿族人打死在村子里，那些人都是拒绝离开或没有能力离开的上了年纪的村民。他躲在附近山上的草丛中，看到自己的村子随后被烧毁。“村子里的火烧了两个多小时，”通过翻译，达多用阿尔巴尼亚话告诉记者说。 ●只有科索沃独立，才能有自由 听到塞尔维亚军队撤出科索沃的消息，难民们都激动地等待返回家园。一个24岁的难民说，他已接到通知，下个星期会被安排到美国新泽西州。但听到塞尔维亚军队撤出科索沃的消息，他决定不去美国。“我要回家，科索沃才是我的家。”柯蒂也是这样，她说，如果有选择，她不会去阿尔巴尼亚，也不会去美国等任何其他国家，她和家人一样，只想回到普里斯蒂纳。 但柯蒂全家都不知道他们离开普里斯蒂纳之后，他们家的那套大房子是否还完好，家里的东西是否还在，因为当时只给了他们五分钟时间收拾行李，他们只随身携带了极少的用品。“我还有一个叔叔、婶婶在科索沃，下落不明。”已经受洗成了基督徒的柯蒂感伤地说，“我每天向上帝祈祷，但愿他们还能活着。” 很多科索沃难民不顾联合国救济人员关於边境有地雷的警告，迫不及待地结队返回家园。可当他们抵达家乡看到的却是，村庄被烧毁，家畜被射死，在院落能够找到的，是被塞尔维亚士兵杀害草草掩埋的家人尸体。他们刚刚离开难民营，现在又无家可住，无亲人可寻。塞尔维亚军队的种族清洗，更逼得阿尔巴尼亚族人决心离开南斯拉夫，使科索沃独立。 “每当有人问我，对这场科索沃战争，你要什麽，我的回答总是自由：自由地去说自己的语言，学自己的文化。只有科索沃独立，才能有这种自由。”柯蒂对我说的这番话表达了绝大多数阿尔巴尼亚族人的诉求。 按照北约最初的科索沃方案，塞军撤出，科索沃仍为南斯拉夫的一个省，但由北约进驻维和，三年后由科索沃居民投票选择，是自治还是独立。但是，“经过这麽一场种族屠杀，任何一个阿尔巴尼亚族人都会要求独立，只要给我们自由说话和选择的机会。”在难民营里，这样的呼声随处可以听到。 ●人类首次为人道进行的战争 科索沃战争结束了，将来的历史学家会怎样评价这个事件？很受中国知识份子尊敬的原异议作家、现捷克总统哈维尔不久前访问加拿大演讲时说：“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为人道而进行的战争，它彻底改变了以往战争的概念。”这位被称为当今世界最知识份子化的国家元首的这个结论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北约的这次军事行动，不是为了资源，不是为了土地，也不是为了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完全是出于人道目的。北约19个成员国中，除了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外，其他全是以基督教为主，但北约却去帮助以穆斯林教为主的科索沃，轰炸的是以东正教（基督教的一种）为主的南斯拉夫。历史将铭记，面对种族清洗的邪恶时，北约曾为捍卫人类文明而战。 同时，历史也将铭记，面对种族清洗这种不可容忍的暴行时，中国政府支持了邪恶，与人类文明为敌。同时，很多中国人在这场文明和邪恶的较量中表现出的愚昧、狂热和没有人性，也将成为中华民族耻辱的一部份。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1999年7月4日 1999-07-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中文世界三个版本的“西藏故事”
10月9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受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藏人自焚保持沉默”，对中国知识分子多有批评。文章说，“中国知识分子和网上的自由派评论家对自焚事件充耳不闻一言不发，这越来越令藏人感到困惑不解；这一群体常常冒险冲破中国极权当局的束缚，积极为社会不公正发声”，“很多藏人问他们自己，为什么他们的汉族同胞对藏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最少，他们也无意探寻为什么这么多人采用这种恐怖的抗议方式。” 我看了该文以后感触颇多。至少就我个人而言，不应该属于这篇文章批评的对象。早在今年2月，我就在推特上表示过：以自焚这种方式表示抗议太过于悲惨，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政府施压，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如果藏人是想通过自焚这种特殊的抗争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从策略上讲，今年不是个好时机。因为美国面临总统大选，欧盟面临经济危机；加之美国还面临伊朗、叙利亚、南海争端等各种麻烦，西藏事务的急迫性不如这些国际事务。因此我建议有与国内藏人联系管道的人士（推特上有好几位），请告知国内藏胞，至少等国际形势好转时再考虑发动抗争。 结果出于我意料之外。这番短短的发言引起至少十来个人的批评，个别爱找岔的人态度还很恶劣。回复我的几十条推文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藏人自焚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注意，是根本不了解西藏宗教的人才会说得出的功利之语；藏人自焚是出于纯粹的殉道精神，并非为了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根本不会从这么功利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当时听了实在纳罕，因为就我有限的西藏知识而言，似乎没听说过这种殉教精神。但因为批评者从名字上看有汉藏两族，还有人本身就是僧侣，大都以深懂西藏宗教精神的身份在说话。鉴于支持藏人的海外汉人“藏粉”圈已经吵得昏天黑地，我不想卷入这种口舌之争，主动挂了免战牌。 在这番争论之后不久的3月，唯色与王力雄伉俪征集签名，呼吁藏人停止自焚，我立刻在上面签了名。此后推上常有人批评中国政府冷血，并抱怨国际社会冷漠，关注不够。但我再也不想参与这种讨论。因为我参加过几次汉藏交流会，很清楚地感受到，汉人异议者要么不关心这问题，假如成了关注者，那种小心翼翼之态让我看了无法承受。这一习惯如何形成，我并不清楚。我猜想推上那些推友对我的建议作功利化理解，就是这种小心翼翼对待西藏一切事务的结果。 10月23日达赖喇嘛呼吁西藏人停止自焚，我总算松了口气，心想唯色那封签名信的声音无法穿透铁幕，达赖喇嘛的声音应该有办法到达藏区，或许能阻止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再发生。 汉人“藏粉”圈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如果是因为担心别人对西藏问题不了解，我认为大可不必。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自从读过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与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之后，我找过不少相关书籍来读。据我对国内出版情况的大致了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当中愿意了解西藏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其实面临三个版本的“西藏故事”。 第一个版本是北京的“政治西藏”版本，其主诉是：中共“解放”了落后的封建农奴制西藏，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主人。达赖喇嘛过去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的大奴隶主”，现在是“分裂势力”的代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西藏历史问题研究》，非常有针对性地集中论述历史上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关系，强调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认同中国大一统基础在唐时已初步奠定。 ——由于北京拥有教育与宣传领域的绝对优势，这个版本的“西藏故事”居于主流地位。 第二个版本是由报告文学与游记等构建的“文化西藏”。这些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问世。最初这些书中的西藏被剥离了一切政治因素，雪山、经幡、玛尼堆、藏人的好客以及对藏地风俗（包含在90年代曾被禁止书写的一妻多夫婚俗）与神秘的宗教构成西藏文化的主要元素。余纯顺的书描写作者在世界第三极探险的经历，对驴友非常有吸引力。 这类书籍当中有一本《西藏与西藏人》非常出色，其英文原本对西方世界影响甚大，作者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的沈宗濂与藏学家柳升祺。沈宗濂先生在西藏期间，研读了大量文献，进出于佛殿、寺庙、府邸、里巷，接触了西藏各阶层人士，随时记下所见所闻所思。无论从了解西藏历史、藏传佛教，还是社会风俗的角度来看，都是本值得一看的佳作。 第三个版本是一些同情藏人的汉人知识分子构建的“政治西藏”，王力雄的《天葬》是这个领域的扛鼎之作。这本书是当代汉人知识分子首次试图从藏人、藏文化的立场探索北京与西藏的关系之来龙去脉。由于这本书的观念与北京版本相左，至今只能在海外出版。对于只熟悉中共版本的政治西藏、文化西藏的中国人来说，在了解达兰萨拉版本“西藏故事”之前，《天葬》已达到他们能够接受的极限了。力雄的夫人唯色是藏人，因她的特殊身份一直在自觉承担向汉人世界解说西藏苦难的责任。她开设的网站“看不见的西藏”，是一个汉人了解西藏的重要窗口。现居纽约的李江琳女士近年出版了《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她在考察了大量文献资料并详加对比之后，以追溯达赖喇嘛为何出走为主线，再现了1950年代那段血与火的西藏历史。 在汉人了解的这三个版本之外，“西藏故事”还有一个“达兰萨拉版本”，由于文字等原因，一般汉人很少了解这个版本。 写了这么多，想说明的是，汉人要了解西藏已经不缺中文书籍。自从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世界各地遭受藏人抗议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也不缺乏了解的愿望。真正的门槛不仅仅在于中国政府的设限，还有汉人“藏粉”圈的自我设限。 用个通俗点的比喻，在中国，已经有大量的音乐舞蹈表现“文化西藏”，表现形式不一，有“舞神”杨丽萍精心打造的藏族原生态歌舞乐《藏谜》，其中《荷花度母》一节美轮美奂；也有朱哲琴的《阿姐鼓》。估计海外的汉人藏粉看了《荷花度母》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对朱哲琴的《阿姐鼓》一定会深恶痛绝。 就西藏问题发言，我不止文中所述这段推特经历。我想，作为一位汉族知识分子，我应该充分尊重藏人的愿望与自主选择，只要能够保住西藏的生态环境，能够保有藏人本族的精英，无论西藏将来是独立还是自治（哪怕这过程是中共政权崩溃后被动发生），他们就有了重建西藏社会的生态资源与人力资源。要我就自焚问题发言，我只能赞同达赖喇嘛与唯色女士的呼吁，但要我鼓励藏人发挥这种殉道精神，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1月1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1/three-chinese-verions-of-tibet-stories/）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奥巴马、胡锦涛再次“马胡”
美国总统奥巴马召集的全球核安全高峰会，今天（周一）在华盛顿举行，四十多国领袖参加。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届时将跟奥巴马会晤。这是奥巴马去年访问中国後，两国首脑首次会谈。 虽然国际媒体对这次核安会多加报导，北京媒体更分析中美首脑会晤成果等，但无论核高峰会，还是奥胡会晤，两者都会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没雨点，像哥本哈根的全球过暖会议一样，又是政治秀一场。 在核安会之前，奥巴马政府有两个大动作，一是跟俄国签署了削减核武协议，二是宣布美国的新核子政策∶无核国家对美国使用生化武器，美国也不会用核武回击；要致力建成一个无核世界。 对第一项，如是冷战时期，会是大新闻，毕竟两个敌对大国签约。但今天俄国已民主转型，根据其自身需要（减军费以民用），也要削减核武数量。像俄国的军队，根本没跟美国签任何协议，就已从高峰期的四百万，削至不到一百万。军费开支从曾占GDP的32％，现降至不到3％。所以美俄签署削核武协定，已不具重大意义。 对第二项，奥巴马政府的宣称，等於是向邪恶势力示软。恐怖分子使用自杀炸弹袭击，他们连自己命都不要，还会顾及你用什麽武器回击？今天全球面临的核安全问题，主要焦点是伊朗和北韩。奥巴马不致力对付这两个专制政权发展核武，却召开声势浩大的全球高峰会，召集四十多国领袖，但关键的伊朗、北韩、以色列等三国领袖，全都缺席。 现在国际社会面临的是，如伊朗发展核武，一切外交手段等无效，是否同意以色列像八十年代炸毁伊拉克的核子反应堆那样，先发制人，摧毁德黑兰的核设施？但这次核安会没有这个日程，反而同意埃及、土耳其提出的讨论（又要谴责）以色列可能拥有核武库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拒绝参加此会，以示抗议。 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对世界根本不是威胁。但伊朗的专制政权，不仅镇压本国人民，而且一旦拥有核武，落到恐怖分子手中，对全球都是灾难。但奥巴马却本末倒置；所以内塔尼亚胡的弟弟日前称奥巴马是“反犹分子”，他“不喜欢整个以色列民族”。以色列驻美大使则说，以美关系“降到了三十五年来的最低点”。 而无论是伊朗，还是北韩发展核武，背後都有中共在影武。奥巴马的前任政府曾把中国列入核 漏国家。这次核安会前夕，伊朗国安会秘书拉里贾尼访问北京，跟中共高层会晤。随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说，“汇率与具体的国际热点核问题，不是胡锦涛所参加国际核峰会的主题。”等於明说，中共将回避伊朗发展核武问题，也拒绝讨论人民币升值。北京不仅用这种方式给德黑兰撑腰，更是平壤的後台∶北韩的粮食和燃料等，九成来自中国；但北京却放任平壤发展核武，以跟美国讨价还价。今天，奥巴马想建立无核世界，首先应致力解决伊朗和北韩的核武问题，而这两者的後台，都是中共。但奥巴马政府却对中共实行绥靖政策，近日还刻意推迟了财政部预订本周应向国会提交的“汇率操纵国名单”，因里面有中国。 实质性问题不解决，怎能建立无核世界？但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就总得做点姿态。上次开了“哥本哈根全球过暖会议”後，全球真的寒冷无比；这次奥巴马可能还想碰碰运气。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4月12日“曹长青专栏” 2010-04-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开征房产税：中国人准备好了没有？
何清涟 财税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的改革重点。《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完善地方税体系，房产税和资源税将成为地方税的两大支柱。11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重要主题，就是将由国土部督导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据说各地税务人员已经在京集中培训。 兹事体大。两项税收当中，资源税的征收虽与物价直接相关，但因分散在各种消费品之中，额度小，民众感受到的压力将远不如房产税大。目前从中国人的反应来看，对开征房产税的思想准备似乎不足。 \房产税的最终指向：有房者均需承担\ 作为未来地税两大支柱的“房产税”，是向个人征收的财产税，与以前中国讲的房地产税（有时也被讲成“房产税”），内涵完全不同。房地产税既包括流通环节征收的税赋，如土地出让金、土地税、土地使用税、交易税、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等约12种税、50项费，也包括保有环节的房产税，不过只适用于商业办公用房。由于中国的土地不是永久所有权，而是70年使用权，因此住户今后交纳的“房产税”，就是为地面建筑这部分财产交纳的房屋保有税。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大多认为房产税主要与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及富豪阶层有关，这是房产税试点产生的印象。据公开信息，约在3年前，上海和重庆成为中国房产税征收试点，方法不一。上海的税率为0.6%，征收对象为该市居民家庭在该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和非该市居民家庭在该市新购的住房。重庆的征收更复杂，征收对象为独栋别墅、房价达到当地均价两倍以上的高档公寓，和在重庆无户口、无工作、无投资者在重庆所购第二套及以上房产，按照超市价均价2倍至3倍、3倍至4倍、4倍以上分为三档，税率分别为0.5%、1%和1.2%。 从两地征收的方法来看，上海市征税对象主要限于房产增量，如新购房屋且属于第二套，重庆市并非普通住房。因此，普通人大多认为房产税的征收只与囤房的贪官与富人有关，可以成为反贪的利剑，因而对不动产登记、财产信息透明的关注热情很高。 但这次由国土局主持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并非特别针对贪官与富人这些“房氏家族”，而是针对所有城市居民的个人房产，从《决定》称要完善地方税体系，应该是各地政府立法征收房产税之前的准备工作之一。 \房产税将成未来置产考量参数\ 美国人购买房产时，必须考量房地产税（美国住房拥有地权）负担。房产税一旦开征，中国人不需要考虑房产税负担的日子也将结束。 根据官方统计，当前中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城镇居民家庭数为2.48亿户，因而中国城镇户均住房套数约为1套。考虑到中国房产价格畸高，作为征税基数，哪怕税率在1%以下（美国各州房地产税的税率不同，最高接近3%），总量也相当可观。因此可以预见，各地城镇居民不动产登记完成之后，各地政府会根据当地的房产拥有情况设定征收方法与标准，经过两至三年过渡期之后，将逐步演变到对所有不动产的征收。 中国并无纳税人概念，在征税立法过程中，纳税人不能派代表参加，也无讨价还价的博弈余地，政府定下的规则，老百姓只能被动遵守。因此，中国人今后在购入或者保有房产时，必须考虑房产税因素。中国的房价畸高，早就超过国际社会的所谓房价收入比（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以前不要负担房产税，年轻人只要让双方父母掏出所有积蓄赞助，就可以居住高于自身收入水平的住房，今后则必须考虑自身收入能否负担房产税，这是细水长流的家庭财务支出帐，不可不计。 以上海为例可证。据测算，上海家庭要工作19.1年才能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截止2013年11月24日，上海二手房均价为29193元/平米，新房当然更贵。从低取价，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约需270万左右。如果要按照这一市场价交房产税，就算上海市政府体恤民情，只按0.6%税率计算，90平米的住房每年需交房产税约1.62万。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2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188元。中国城市户均人口为2.87人，一家按人均收入的1.5倍计算（不可能每个家庭都是2人工作），还要考虑交付房贷等各项开支，这笔房产税是个沉重的负担。 大多数二、三线城市的房产税当然不会象上海那么高，但是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要低得多，以负担系数计之，相差不是很大。 \房产税开征的多重影响\ 房产税全面开征有两大必要技术前提，不动产登记只是其中之一，征税多少还得建立房屋价值动态评估系统，比如是随着房地产价格波动随行就市取值，还是在房价下跌时按购入价计值，其间差别很大。这两大规则将改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规则。 首先，将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房地产需求分为两大类：满足自住需要的刚性需求与投资投机等非刚性需求。可以预见的是：房产税开征之后，考虑到税收负担，对住房拥有者来说，以往那种集家族全部财力血拼一套房的购买方式也得改变。买房可以啃老，但交纳房产税还要啃老恐怕不现实。对投资投机者来说，以往那种买几套、十几套房空置以待升值牟利的情况会大大减少。需求减少之后，中国房地产将进入平稳发展阶段，这将直接引起地方税收结构的变化。 其次，房产税的征收，与中国今后十年内确定的新城镇化——开发房地产征收房地产税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通俗一点说，于地方政府来说，房地产税与房产税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难以兼得。 以往的房地产税，主要是针对流通环节的税，从重征收，政府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利极大。以2012年为例，这一年全国房地产业销售收入6.4万亿元，缴纳契税、房产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约1.1万亿元；政府的土地收入28517亿元；银行房贷余额12万亿元，获8400亿元利息。政府和银行共计从房地产业销售收入中分去47917亿元，占6.4万亿元的75%。这些税费最后当然都计入房价，由购房者承担。 但在中国房产已达到户均一套时，住宅开发应已接近饱和状态，政府不可能再象以往那样，依靠房地产税做为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只能逐渐过渡到以房产税为重要支柱。这一税收总量应该比原来的房地产税总量要小，因此税率比例的提高是必然的，只是过程快慢而已。 比较吊诡的是，房产税的征收呼吁多年不能到位，全赖官员们做了那道“挡风的墙”。官员中“房氏家族”成员甚多，房地产登记对于官员群体来说利益攸关，一是怕财产曝光，二是征收房产税也让官员们很肉痛。这段拖延的时间已经为官员群体处理自家房产赢得了足够时间，接下来将是房产税的全面开征。对这一从此将终身相随的税收负担，中国人准备好了没有？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1月2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real-estate-20131128/179977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中国人必须拒绝皇帝
最近香港局势成为美国媒体报道的焦点之一，因为中共最近决定，不许香港直选，引起港人强烈抗议，这个星期天香港将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4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新闻分析说，在中国经济腾飞，国力增强之际，为什麽中国人不能享受民主？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性回答是：中国国家太大，底子薄弱，文盲多，如果给中国人政治权力，会有动乱。但这篇分析质问说，先不说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仅以这种“标准”，香港就应例外，因为它不属於“国家太大”，它的土地很小；它更不属於底子薄，香港人均收入高达24,750美元，是中国内地的25倍！香港人的教育程度也远高於内地，很多人能讲双语（中英文），那麽为什麽香港不能直选？ 共产党是不回答这种问题的，江泽民对记者这种问题的回答是“太简单，太天真”。倒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了句真话，“这是因为中共担心，香港直选可能会产生不效忠北京的领导人。”共产党要的是董建华那样的奴才，这样江泽民可以继续做21世纪中国的皇帝。 共产党的这种理由，不要说对香港，对整个中国都是说不通的。你说“国家太大”，那美国、俄国、加拿大的国土都很大呵，但人家不是照样选举了吗？而且日本人口密度是中国的4倍多，印尼和中国差不多，人家不是都在实行直选吗？ 你说“底子薄”，那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等国家，哪个比中国底子厚？然而除了共产古巴之外，美洲的34国不都实行民主选举了吗？而且非洲国家的底子不是更薄吗，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撒哈拉大沙漠的国家，哪个都比中国贫穷，非洲48国的人均收入才475美元，不到中国（980美元）的不半，但非洲已有42个国家实行了多党选举！ 亚洲最可与中国一比的是印度，它也是大国，人口已超过10亿，它比中国底子更薄，人均收入才500美元。而且印度成年人一半是文盲（中国文盲率不到一成）。在这样的国情下，印度自1948年独立以来已进行了数不清的省和地方及全国选举，4月20日印度将举行第14次全国大选。自1994年印度开放改革经济以来（以前印度拒绝市场经济、排斥西方、长期实行甘地、尼赫鲁那套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国营计划经济），十年来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5％。 面对这些事实，共产党拒绝中国人选举权的理由，都是强词夺理，都是根本不讲理！江泽民靠军队，靠监狱，靠屠杀，维持他的不讲理政权，继续他的皇帝统治。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镇压法轮功，迫害基督教，囚禁异议人士，殖民统治西藏、新疆和内蒙，打压台湾。 什麽叫皇朝专制，那就是皇帝是不可选择的，老佛爷是不能直选的，所有国土、人民都是朝廷的，只有皇帝有选择权、决定权，决定你当奴才还是当囚犯；当宦官还是当烈士。今天，人类已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进步了二千年，难道曾创造过悠久历史、辉煌文化的中国人，还要忍受江泽民这样的皇帝，还要忍受剥夺基本人权的皇朝制度？还要继续被甩在世界文明的末尾？共产党不愿意、也不敢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每一个想做人的中国人，必须做出回答！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4月8日） 2004-04-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巴拿马文件披露是对避税天堂的攻坚战
何清涟 《巴拿马文件》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西方国家与东方世界对其反应截然不同，民主国家针对的是逃税行为，中国人则关注高层家族的腐败。我在接受采访时，记者几乎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何巴拿马文件中很少有美国人？是不是美国故意透露出来的？因为了解美国反洗钱的历史，我的回答是：在全球反洗钱活动中，美国一直是领跑者，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因此，巴拿马文件披露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帮助中国反腐，而在于美国艰难推进的全球反洗钱活动可以藉此往前推进一大步。 美国反洗钱，几十年磨一剑 美国最初的反洗钱是针对毒品交易的，后来随着本国司法实践及国际社会的政治需要而不断调整目标，在立法、司法与执法三方面都有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演变过程。探究美国反洗钱立法的核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解两报”。所谓“一解”就是了解你的客户，所谓“两报”就是要向执法机构提交《货币交易报告》(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和《可疑活动报告》（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 美国针对毒品交易的反洗钱行动最先从银行开始，通过立法迫使银行充当反洗钱侦探。说来有趣，奠定反洗钱的1970年《银行保密法案》（Bank Secrecy Act, BSA）竟然完全名不符实，明明是要求银行向特定的美国执法机构“泄露”客户信息的法律，却冠以“保密法”的名称。这部法案的立法目的，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滥用金融机构的薄弱环节清洗非法收益的情况，为了让执法部门获取金融交易的证据和资料，要求银行对于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交易，必须向有关部门提交涉及存款、取款、现金兑换或者其他支付或转移的报告。除此之外，还要求在提交的现金交易报告中，必须提供客户身份及其资金来源。如果金融机构不提交报告，或者提交虚假报告，则构成犯罪。这部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改革银行的保密制度，将银行对客户信息的绝对保密改为有限保密，而不是强化银行的保密。 《银行保密法案》堪称是美国甚至全球第一部反洗钱法案，但它还不是真正的反洗钱法案。1986年《洗钱控制法案》（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Act）则是名副其实的反洗钱法律。该法案出台的背景是，根据该法案，洗钱可细化为四个罪名：1、金融交易洗钱罪；2、输送货币工具洗钱罪；3、利用卧底方式查获的洗钱罪；4、货币交易洗钱罪，又称为跨境洗钱罪。 《洗钱控制法案》与《银行保密法案》一起构成了美国反洗钱法律体系的核心。此后，反洗钱法律不断丰富， 1988年国会通过了《洗钱检控改善法案》（MLPIA），扩大了《银行保密法案》中关于“金融机构”的定义，将汽车、飞机、轮船的经销商以及从事房地产、邮政服务的人员也列入金融机构的范畴。因《银行保密法案》的实施，让银行需要提交的货币报告数量惊人，查获的洗钱犯罪与文件数量极不相称，美国于1994年制订《洗钱抑制法案》（Money Laundering Suppression Act），加入了为银行减负的内容，要求财政部豁免金融机构间的交易以降低货币交易报告的负担。 美国反洗钱：从反毒品向反恐的战略性转变 1999年，美国发布第一部《国家反洗钱战略》（The National Money Laundering Strategy），将反洗钱提升到国家战略这一层次，此后，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发布一部当年的《国家反洗钱战略》，这些战略并非法案，但对美国反洗钱的立法、执法活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2001年“9.11”恐袭事件发生后，为了加强反恐，美国参众两院于10月24日一致通过了《为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而提供适当手段以团结和巩固美利坚的法案》，将该法案名称的每个单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放在一起，就是“USA PATRIOT ACT”，故被称为《爱国者法案》。 《爱国者法案共有10篇156节，包括三部分内容，其中第三篇为“铲除国际洗钱和2001年反恐怖融资法案”，专门针对恐怖活动的融资，其目的是预防、查明和起诉国际洗钱和恐怖组织的融资行为，对于阻止全球的恐怖组织融资以及为恐怖袭击提供资金来说，该法案至关重要。概言之，《爱国者法案》修正了《银行保密法案》和《洗钱控制法案》的有关规定，对金融机构增加了许多新的义务，其中包括为了贯彻反洗钱方案而实质性地修正现存的执行政策和程序、更严格的客户识别标准、加强谨慎义务的履行，特别是禁止美国银行与外国空壳银行保持商务联系，以防止洗钱的合作。 美国撬开了瑞士银行的保险箱 但是，仅仅只要求美国的银行不参与洗钱活动，并不能打击全球的洗钱犯罪活动。在制订国内反洗钱法体系的同时，美国也对瑞士银行业系统施加压力，迫使瑞士银行不断在所谓保密问题上后退：1987年，瑞士建立一个“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世界各国银行可向其订阅，或者交换。1998年，瑞士《反洗钱法》生效，要求银行和中介机构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可疑情况，知情不报将被认为是犯罪。 2001年“911”恐袭发生后，瑞士银行被迫交出一批涉恐组织和人员的账户。2003年6月，瑞士政府被迫接受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FATF（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制定的有关反洗钱规定，但得到一年宽限期，于2004年7月1日开始生效。该规则要求，凡通过瑞士银行匿名账户向国外汇款超过一定额度的客户，银行都必须公开其真实身份。这是瑞士首次打破匿名账户保密规则，也标志着瑞士银行业保密传统的坚冰进入迅速融解阶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些财政拮据的西方大国纷纷向瑞士施加强大压力，美国指控UBS帮助美国客户逃税，向其索要本国匿名存款人资料，并要求代为扣缴过去多年以及未来的应纳税款。经过艰苦谈判后，双方达成协议，UBS支付7.8亿美元了结诉讼，并将向美国提供逾4000个涉嫌逃税的账户信息；2011年，瑞士与英国达成协议，由瑞士代扣英国客户的存款税。紧接着，俄罗斯也与瑞士达成了公开俄罗斯人账户信息的相关协议。 最后一块坚冰也于2010年融化，这一年，瑞士制定了《独裁者资产法》。这部法律于2011年2月1日开始生效。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的革命正好发生于这部法律生效之际，因此，瑞士银行先后宣布冻结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及其家属的财产。 还有数家避税天堂有待攻克 美国联合OCED、G20等对“避税天堂”施压多年，自2000年6月OECD首次对“避税天堂”发难，至2014年最大的“避税天堂”瑞士同意签署“信息透明协议”，全球公认的43个避税天堂，只剩下巴拿马、瑙鲁、巴林、瓦努阿图4个仍然拒绝“透明”。 美国一直在主导国际避税天堂的攻克战。除了不断收拾自家庭院，比如出台肥咖法案，2016年1月美国财政部除了决定开始确认追踪美国高端房产的秘密买家之外，仍然持续向巴拿马等国施压。 在剩下的几个避税天堂中，巴拿马业务最多，抵抗也最顽强。2月26日G20上海财长会议和3月OECD专家委员会的评估，对巴拿马在协查偷税问题上的作为深表不满。OECD评估表明，过去3年间该组织成员国向巴拿马发出过逾百件偷税嫌疑协查请求，结果仅瑞典等少数几国表示“得到满意答复”，美国、法国、西班牙等许多国家认为“虽有答复但令人不满意”。这次莫萨克·冯塞克文件大批量外泄，对巴拿马形成重重一击，在国际舆论的高压下，巴拿马总统瓦雷拉被迫于4月6日发表简短电视声明，宣称巴拿马政府将设立一个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对本国金融运作方式进行审查，以提高金融及法律系统的透明度。 因此，巴拿马文件外泄的冲击力，远远超出中国人理解的“反腐败”。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4月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panama-files-20160409/3278243.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0👍 0💬 0邓小平的滑铁卢和八九后遗症
程晓农 发布于: 中国人权双周刊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cheng-xiao-nong-deng-xiao-ping-de-hua-tie-lu-he-ba-jiu-hou-yi, 2016年06月13日 六四之后中国便陷入了八九后遗症，而邓小平这个八九后遗症的制造者，也一直为此后遗症所困。从六四延续到今天的八九后遗症表明，六四其实是邓小平的滑铁卢，此后直至去世，他再也没有办法走出自己挖的陷阱。 --- 迄今为止，关于1989年波及全国的民主运动的起因和过程，海外已经反复谈过很多，但关于六四余波，亲历者往往侧重于六四之后的政治整肃，却较少从全局角度审视八九后遗症。实际上，对八九民运的处置和六四镇压，不仅是邓小平个人的滑铁卢，也是他把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引向权贵资本主义的起点。所谓邓小平的滑铁卢，是指他用六四镇压保住了中共政权，却输掉了自己；虽然邓小平死去多年，八九后遗症却播延至今，对中国的走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重新审视从六四后的倒退到苏联东欧变色，再到邓小平南巡等一系列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六四让中国失去了什么？六四不只是民主运动的失败，也不只是镇压和屠杀，“六四”改变了中国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它导致共产党阵营其他国家的当局慑于“六四”的惨烈后果而不敢效法中共，最后听任共产党阵营解体，但却把中国引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独木桥，而权贵资本主义则造就了官民之间的不解之怨，令中国社会的潜在不稳定成为永久的隐患。 高层的敌对意识与诬陷赵紫阳案的破产 六四镇压暴露出中共高层其实有两类人，他们的区分不单纯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别，而是与民为敌派和与民为友派的根本差异。胡耀邦和赵紫阳属于占少数的与民为友派，他们胸中有民，心中无敌，希望尊重民众的意愿，化解官民对立；而其余大多数则秉承毛泽东的政治遗产，视天下为私产，视民众为草芥，以个人利益和话语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凡民众稍有批评异议，他们的敌对意识立即支配一切，不惜让民众人头落地，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专制体制下，每当官民矛盾扩大，与民为敌派只要祭起江山安危牌，就总能在高层占上风；而与民为友派虽可施政一时，但每当他们试图保护民众免受打击之时，就往往被清除，甚至因此成为对方的敌人。 邓小平虽然主张改革开放，但这个政策倾向并不改变他的与民为敌的本性和特征。当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彰显出民众要求政治进步的呼声时，与民为敌派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虚构敌人，为镇压寻找借口。六四镇压前，支持镇压者在北京市区撤走交通警察、企图制造局势混乱，以及把装载枪支的车辆留在街边，试图诱惑市民劫持枪支，都是其营造敌人的图谋，但因为市民和学生的冷静自律而未能得逞；而虚构敌人的最大举动便是诬陷赵紫阳与美国势力勾结，企图为镇压行动提供正当性借口，但是，这一阴谋最终彻底失败。 诬陷赵紫阳的阴谋从1989年5月下旬就开始了。我曾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综合研究室主任，这个体改所被称为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智囊团，因此，早在六四前半个月，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两个工作组便已进驻该所，开始了全面整肃。我当时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访问计划已到期，正准备按时回国；动身前与所里的同事联系，得到的回答是“坚守岗位”，所以我就留在了德国。这次整肃当中，体改所的十几位研究人员被无端地抓到秦城监狱，关押达一年之久。这些被捕的同事既非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亦非学生活动的指导者，把他们抓去，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设法捏造不利于赵紫阳的说法。我出国前是体改所参与赵紫阳召集的各种政策讨论会的主要参与人，如果我当时在国内，肯定也被关到秦城，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1989年6月下旬中共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完成更换总书记的程序，会上公安部长王芳奉命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特别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索罗斯基金会，通过与体改所合作，企图颠覆中国。由于体改所是赵紫阳提议设立的研究机构，又与赵有密切联系，王芳捏造的这个涉嫌颠覆罪名的矛头直指赵紫阳。当局制造的这起诬陷赵紫阳案，源自1987年公安部对索罗斯的怀疑，那时高层已经知道此类怀疑纯属捕风捉影、恶意猜测。据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赵紫阳对宗凤鸣说过，1987年国家安全部就表示，索罗斯是他们的客人，没有中情局背景。六四之后，为了证明邓小平在六四镇压方面的敌对意识确有根据，公安部把两年前被否定的旧话重新搬了出来，试图栽到赵紫阳头上。 1989年7月下旬，全美学自联在芝加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采访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获悉中国公安部长对赵紫阳的诬陷，随即电话采访了索罗斯，8月9日的《华盛顿邮报》第4版刊登了相关报道。此报道指出，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的索罗斯是一个金融家和慈善家，他在匈牙利、波兰和苏联都设立了改革开放基金会，他也出资100万美元于1986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样的基金会，以支持文化交流和改革开放；但中国政府现在却企图把该基金会与美国中情局挂钩，进而指控总书记赵紫阳和政治局常委会政治秘书鲍彤通过索罗斯的基金会资助过的体改所与“外国颠覆势力挂钩”，从事“反革命活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提到，索罗斯已在8月2日给邓小平去信，澄清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的透明性，并且表示，给邓小平一个机会去查核北京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的运作细节。 索罗斯给邓小平写信、《华盛顿邮报》报道之后，诬陷赵紫阳的阴谋被曝光，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个阴谋之所以最终破产，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索罗斯的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中方最高负责人其实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既然索罗斯在给邓小平的信中点出了这一点，北京的栽赃陷害就再也玩不下去了，因为，要继续诬陷赵紫阳，就必须拿国安部垫底。这事既已在海外公开见报，再搅和下去就成了国际大笑话，邓小平的敌对意识再强，也不想把自己变成此类笑话的主角。 六四镇压充分表明，中共高层那些充满敌对意识的人，对拒绝顺从的民众是何等仇视狠毒；而这起诬陷赵紫阳的阴谋则证明，他们为了虚构、制造自己的“敌人”，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八九后遗症之一：六四镇压竖起了共产党阵营的墓碑 六四之后中国便陷入了八九后遗症，而邓小平这个八九后遗症的制造者，也一直为此后遗症所困。从六四延续到今天的八九后遗症表明，六四其实是邓小平的滑铁卢，此后直至去世，他再也没有办法走出自己挖的陷阱。 八九后遗症有诸多侧面，其中之一便是，它产生了完全逆反的国际效应，共产党阵营各国政权不但没有被六四镇压所鼓舞，相反，却从中看到了镇压的惨烈和卑劣；实际上，六四镇压因各国媒体的广泛传播，震撼了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并以巨大的心理压力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从而防止了类似的镇压在其他国家发生，也因此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天鹅绒革命。 六四之后，中共重犯了毛泽东1957年在81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错误。那时，毛泽东自以为豪迈地在此会上发言，表示中国欢迎世界大战，包括核大战，愿意牺牲几亿人口，消灭帝国主义。他以为，此豪言壮语能一举征服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心，从此成为他们心仪的世界伟人；毛不懂的是，他完全低估了其他国家共产党领袖的人性，结果毛的战争狂人姿态吓坏了各国共产党人，多数领袖反而对毛泽东更加疏离，而毛的解放全世界的革命理想和野心也从此落空。1989年的危机度过之后，中共高层颇为他们不惜代价捍卫了政权而自豪，自以为在共产党阵营里树立了一个榜样。该年10月中共特地派姚依林到东柏林，向东德共产党头目昂纳克介绍六四镇压的经验。昂纳克认真听取了中共的镇压经验，在随即发生的东德几个城市的民众静默抗议行动之前，也准备了镇压力量和医院的血浆。但是，东德共产党高层的其他成员害怕在东德发生北京大屠杀的惨剧，苏共高层也反对镇压，结果，主张效法中共实施流血镇压的昂纳克反而被迫下台。紧接着，柏林墙开放了，东德的红色政权终结了。当时，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的垮台，同样是因为军队首脑拒绝服从武力镇压民众的命令。1年多以后的夏天，苏共保守势力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当中再次遭遇军队哗变，反对镇压民众的军队投到叶利钦一边，然后苏共被苏联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苏联随即解体。 经过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六四之前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本来是颇为自得的，他觉得，中国的现实证明，他的政策明显优越于苏联，在共产党阵营的大国里独树一帜，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功载史册，长达30年的中苏对立最后以后辈戈尔巴乔夫登门拜访而收尾；甚至六四之后，他也相信，中国在共产党阵营里始终名列前茅，其地位不会被西方的制裁所动摇。然而，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六四枪声响过之后不久，共产党阵营居然从此不复存在，中共竟沦为共产党阵营最后的孤儿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克里姆林宫扩散到全世界，最后却终结于中南海，对邓小平这样从年青时便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国际共运大内斗当中打滚多年的人而言，这个结局实在是太讽刺、太沉重了。 八九后遗症之二：邓小平的自毁和自救 在中国，大家习惯地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改革开放进入了高潮。可是，南巡讲话之前，改革开放是如何落入低谷的？如果邓的南巡是“东风欲来满眼春”，那么，从六四镇压到南巡之间的两年半期间，是谁把中国推入“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境地？其实，南巡不过是邓最后的自我拯救，而邓小平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源自八九后遗症之二，即六四镇压让邓小平几乎自我毁灭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和推动者是总理赵紫阳，邓小平能在高层维持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倚重于赵紫阳。十三大之后，邓小平要总书记赵紫阳仍然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就是希望赵能够在这个位置上维持经济政策的既定方向。然而，从1988年开始，国务院系统那些反对市场经济的经济官僚们就集结在陈云麾下，开始了阻挠经济改革的种种谋划，而赵紫阳则逐渐失去了经济政策主导权。1989年邓小平为了六四镇压，不得不抛弃赵紫阳；而为了证明六四镇压的正当性，他甚至企图诬陷赵紫阳。其结果是，邓小平虽然一手主导了六四镇压，但六四之后高层的政治天平并没有朝邓小平这一侧倾斜；恰恰相反，这个天平倒向了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保守势力。苏联东欧各国剧变启动了意识形态官僚们的“反和平演变”鼓噪，经济官僚和意识形态官僚的合流开始支配中国的基本政策方向，而陈云则是他们的主要后台。江泽民初登高位，本来就在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个元老之间两面讨好，但1990年起陈云派的势力逐渐占上风，江泽民便靠了过去。六四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就开始倒退，先是准备从地方政府和企业收权，然后陈云提出，要在经济领域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重新强化计划经济。随后，党媒便开始批判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把市场化称为搞资本主义，强调对经济改革政策要“问一问姓社姓资”；1991年底在中央党校的讨论中甚至出现了“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话题。这类批判在中国甚嚣尘上，矛头直指邓小平。 当时的邓小平其实陷入了“毛泽东之忧”。毛死前最担心的是，自己虽有建国之功，但文革决策却可能被否定，因此将声名狼藉。邓小平的后半生最主要的是两大决策，改革开放和六四镇压，后者的恶名是注定的了，他只能像毛泽东依赖建国之功那样，依赖改革开放政策来保住声名；如果改革开放政策被否定了，邓小平的身后结局将比毛泽东还惨。就像赵紫阳被软禁后所谈到的：邓维护改革开放政策，是害怕此政策被批判后，自己就成为历史“罪人”了。 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在92年初南巡，有两个背景。其一，陈云系的倒退政策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迅速恶化，国有工业企业的债务与资产的比例从前两年的40%跃升到60%，银行开始面临危机。这给了邓小平反戈一击的理由。其二，陈云的身体状况恶化，李先念濒临死亡，保守阵营的后台不牢。所以，虽然邓小平自己的身体也迅速衰退，他还是顽强一搏，通过南巡杀了个回马枪，而杨尚昆兄弟挺身出来为邓“保驾护航”，使得邓的自救努力得以实现。 八九后遗症之三：权贵资本主义 在号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的晚年有记者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地大声说，权贵资本主义。杜润生说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那么，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可以说，它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产物；也可以说，它是八九后遗症的另一个侧面。 当邓小平在南巡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时，他把中国同时在进行的两大任务发展和转型混为一谈了；而更关键的问题是，邓小平把这两大任务的手段和目的也混为一谈了。什么样的发展和转型才是正当的？其衡量标准是社会正义。也就是说，无论是发展，还是转型，必须体现社会正义；如果发展和转型失去了正义性，结果就必然是权贵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如果“发展是硬道理”排斥正义性，权贵资本主义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发展正义问题，我在2009年发表的《中国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一文中专门谈过。此文首次提出了两个30年彼此否定的观点，引起了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此做了专访，刊登了采访录音的文字稿（顺便说明一下，此录音的文字稿现在仍在国内广泛传播，我的姓名与陈伯达儿子名同姓不同，但国内有人把我的姓名更换成陈晓农了，许多人就此更正，但谬传未止）。我当时指出，发展不能自我正名，若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则走得越快、越久，损害就越大；那么，如何判断发展的正当性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分析一下，为谁发展谁受益，发展的果实大部分落入谁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权贵独占鳌头，还是大多数国民与权贵同步致富。这里不再赘述。 改革或转型也同样有转型正义问题。评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好坏，其价值判断标准大体是三条：透明、参与、公正。前两条在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大体上都做到了，而中国因为拒绝民主化，所以不可能做到。至于第三条转型正义，其要害是，当公有财产和公共资源被私人占有时，谁不应该得大头；换个角度来讲，对于因创建、维护一个失败的制度而成为精英的社会群体，是否应该在转型过程中给他们奖赏。在中欧国家，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是，种祸者不赏，结果，在这些国家红色精英的大部分没有在转型中捞到多少好处；在俄国，原来的红色精英在转型时期利用他们过去积累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网，或者由于他们位于最有利的捞好处的岗位，捷足先登，成为转型的最早、最大的得益者，于是俄国出现了旧权贵的资本主义；而在中国，红色精英继续垄断一切权力，理所当然地把经济转型变成了建立权贵资本主义的过程，堂而皇之地通过占有国有资产或者占有垄断资源、垄断的机会，而成为富有的资本家。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下一篇讨论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文章里具体分析。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并非只有权贵资本主义一条独木桥。邓小平之错在于，他镇压八九民主运动，阻止了这一运动可能带来的中国的政治进步；同时又片面地强调发展，实际上却是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创建打开了大门，通过放纵权贵资本主义，让红色家族们全面参与腐败，从而既维持中共统治，也维持他的死后声名。在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之下，虽然经济能在一段时期内获得发展，但全面的腐败却造成了权贵阶层与绝大多数民众之间无法弥缝的对立。如果说，“六四”镇压在政治上宣示了当局与国民的对立，那么，权贵资本主义的固态化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方面普通民众对权贵群体的怨恨从此再也无法消解。这种局面恰恰凸显出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原初意图的失败，他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政治方面因“六四”镇压而造成的官民对立，可以逐渐被经济方面的满意度所化解或替代；但事实是，权贵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层面造成了新的几乎是永久性的官民对立。当局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满，只能不断强化政治高压，这又进一步扩大了官民对立。一个处于如此高度紧张状态的社会充斥着仇官仇富情绪，有如不断加热的高压锅。当精英们对国家前景感到不安，对外转移财产并申请外国居留权时，无法出走的中产阶层对局面恶化的担忧让他们同时害怕权贵的掠夺和底层的革命倾向。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出路吗？恐怕忙着转移资产到国外的红色权贵们也心中茫然。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84期, 2016年5月27日—6月9日）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在夹缝中艰难推进的中国之人权——兼评笑蜀“国际社会帮倒忙”之说
本文写作缘起 11月15日，原供职于《南方周末》的笑蜀以本名陈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Why China Won’t Listen，意译应为：中国政府为何不肯倾听有关人权的批评声音。 笑蜀的文章有几个要点：一，他认为，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等于向中国政府脸上扇巴掌，伤了中国政府面子。这种压力不仅不能迫使中国政府让步，反而会帮倒忙，导致受迫害者处境恶化，他用来说明的例子是他本人被南周解聘与陈光诚的处境恶化。二是告诫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人权问题时要讲究技巧（比如私下解决），还要让北京感到解决问题对其有帮助。 笑蜀提到的第一点，缘于他本人的感受，我相信他这种认识发自内心，否则也不会冒着被批评的风险一吐为快。至于陈光诚的情况，其实是临沂当局从来就非常不人道地对待陈光诚，并非外界关注才使陈光诚的处境恶化，我相信陈光诚也未必同意笑蜀代他如此立言。笑蜀提到的第二点，则是因为他不了解美国人权外交产生及其后失败缘于外部条件变化，更不了解北京用金钱“团结”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导致联合国人权机构功能瘫痪等事实。考虑到解惑释疑比批评人更有实质意义，我准备在此文中向读者贡献自己多年的观察经验， 近十余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状态并非朝向改善直线前进，有时原地踏步，有时处于进一步、退两步的状态。有时因为某些特殊事件，更会出现大规模抓人的情况（如今年受阿拉伯之春影响担心中国爆发茉莉花革命）。这时候，国内的受迫害者及其家属，包括其他异议维权人士，在国内发布消息都不可能的情况下，都会通过一些海外管道发布消息，向国际社会呼吁，最先行动起来的往往是相关的一些海外异议色彩的网站及人权组织，然后是消息从中文世界向非中文世界扩散。这是国际人道援救的第一步。如果受迫害者连非中文世界都进不去，国际援救无从谈起。至于国际援救的力道为何越来越弱，则需要从三方面了解情况。 一、美国为何放弃了“人权外交”？ 笑蜀在文中建议，美国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打交道时，要让中方觉得有利可图。这种想法倒也并非出自他的幻想，因为这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展开“人权外交”的基础。但当时美国手中握有一张王牌，其时中国还未加入WTO，需要美国国会每年通过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当时，“中国制造”的最大市场是美国，最惠国条款于中国出口行业利益攸关，美国即以此为筹码，迫使中国改善人权。北京为了获得最惠国待遇，被迫作出改善人权的姿态。最“经典”的做法是每逢国会开会讨论中国最惠国待遇前夕，就释放一至两个著名的异议人士并将他们送至美国。当时香港杂志多有讽刺中共将本国异议人士当作交换经济利益的的“派利是”漫画，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人权外交的筹码。这时如果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做交易，只有拿出中国亟需的军事技术与禁止对华出口的高科技产品。这对中国来说很合算，因为抓几个本国子民做交换的人质，北京毫不心痛，且可以源源不断制造这等“资源”。但对美国来说就很不合算，因为每一点技术进步，都是美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结果，尤其是军事技术还有关国家安全。加之布什政府上台执政的当年，美国还发生了911事件。出于反恐需要，美国需要与中国缓和关系。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已无约束作用的“人权外交”日渐淡出，中美两国举行的人权对话越来越多地流于形式。 二、国际人权组织备受北京困扰 按照机构功能设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06年以前为人权委员会）是负责审议评估各国人权状态的机构，有权谴责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并提出制裁建议。但多年以来，中国通过“经济援助”收买那些担任理事的发展中国家，配合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捣乱，使人权委员会无法通过任何谴责中国的决议。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曾接受中国人权（纽约）的采访，详细讲述了中国如何竭尽心力、投入巨大金钱，采用各种方法把人权委员会变成近乎无能的机构：在人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无法对中国指名道姓地直言谴责、无法通过任何针对中国的决议；中国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保持缄默；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做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并利用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人权委员甚至不能就中国的“文革”浩劫和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表态，终至丧失声誉，迫使联合国不得不将人权委员会改组成人权理事会。在改组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其目标就是要限制这一新机构的审查功能，使之成为一个于北京而言的“合作性机制”。（参见“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联合国的迷宫” ，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4）。 前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特别顾问艾米·加兹登（Amy Gadsden）根据亲身经历写过一篇“对抗、合作、倒退”（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8），谈到自1997年至1998年的美中峰会确立了从人权到法治的方针之后，在2000年至2010年，美国从言辞到现实直接资助中国的人权与法治项目。为了让中国政府放心，这些项目选择了政府机构、人大及其他中国政府信得过的机构。但到了2005年，中国国家安全机构认为，这些合作项目是美国安放在中国的“特洛伊木马”，目的是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使这些合作无法进行下去。 这两篇文章道尽了国际社会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艰难。笑蜀认为国际社会不讲技巧，不谋求私人解决，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国际社会在推动中国人权进步上历尽的艰难。 三、个人应该如何谋求国际援助？ 在介绍完大背景之后，再回过头来谈笑蜀文中的第一个主要观点，即国际援助是否会导致个人处境恶化。 这一点确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有几个关键因素因时因人因事而变化，所谓“因时”，指的是国际国内形势，一般来说，国内外形势不太紧张、中共政府感到的压力不够大时，异议维权人士的活动空间会相对稍大一些。其余就因人因事而成，结果是：甲用某方法可能成功，而乙用则不成功甚至效果相反。 据我多年观察，一是与被迫害者本身受到的国际关注程度有关。有时受迫害者名声不一定大，但事件发生时，正好同类事件少，国际社会关注力度就大。有时由于受迫害者过多，这时候所谓“名人”得到的关注就多些。但在任何情况下，受迫害者不管是不是名人，仅仅只是受迫害失去工作，得到的关注程度有限，最多就是媒体关注，很快就成过眼烟云。原因很简单，除了香港人比较了解在中国的体制下失去工作是“卡住异议者的胃”之外，欧美国家的人士不会太将失去工作当回事，许多记者与NGO的工作人员本身的工作就处在流动状态中。 二是个人受迫害的原因与其在国内所居住地点有关系。这点以前美国国会邀请我参加听证前，专门发函要求我解答中国的人权状态是否有地域区别？我根据自己研究过的不少案例，认为确实有，比如甘肃、湖南就与广东、北京不相同。在甘肃与湖南这些相对封闭的省份，一个人看香港杂志、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等，均有可能被地方当局构陷入狱。但在广州、深圳看香港杂志，根本不会构成任何入狱的罪状；同理，在北京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也不会构成入狱的罪状。这与地区的开放程度及地方政府官员的眼界有关。 三是被迫害者家属具有的眼光与施救过程中的动员能力与公关能力。如艾未未母亲那样的外部条件，以及本人的见识与能力，大多数被迫害者家属并不具备。许多人在公安或者国安的恐吓下，担心亲人处境恶化，停止向海外呼吁，错过最好的向国际呼吁的援救时机。待回过神来，国际社会的眼光早被其他的案例吸引过去，而国际社会的关注眼光是种资源，这种资源是有限的，投放在哪个目标，以及投放多少，看似随机，实际上与受迫害者亲人及其“圈子”的媒体动员能力、与海外相关NGO的沟通能力都有极大关系。 四、中国的人权进步需要内外合力 在中国本土，人民争取人权受到强力压制，甚至人权的普适价值也被歪曲到只剩下吃饱饭的“生存权”，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国际人权组织的帮助。政治学家凯克（Keck）和森金克（Sikkink）提出了“回飞镖模式”（Boomerang Pattern） 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拒绝对本土公众的压力作出正面反应时，来自国外的一些活动家或国际组织因基于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可以利用各种渠 道与舆论向有关国家的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并迫使该国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调整政策。如果本土的社会活动家与国外媒体及社会活动家建立联系，就会产生一种明 显的“回飞镖效应”，即绕过本地政府的冷落和压制，通过国外渠道向该地的上层决策者施加压力，用中国流行的话语来说，是出口转内销。 这种“回飞镖模式”至少产生几个作用： 第一，可以及时向世界公布中国人权状态的各种消息，使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劣行与反迫害的抗争处于透明状态，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第二，通过国 际人权组织的推动，借舆论压力说服或迫使各国政府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形成外交压力；第三，可以让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人士感到自己有强大的奥援，不是在孤军奋战。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66期，2011年12月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94）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全国扫黄：打击“周老虎”的收官之作
何清涟 中国的性产业要想存活，必涉黑道及公安系统的“保护伞”。北京这次全国扫黄，以东莞这一“性都”作为开局，本以为既占领了舆论上的道德高地，又可以大举清理公安系统，只因未曾充分估计民意已达到“凡政府主张的就要反对”，更兼这几年“底层神圣论”的民粹情结渐成气候，因而遭遇了一场民间“挺黄”的舆论战，吸引了中外媒体的注意，让北京在舆论战初期有点措手不及。 上述情况，加之周永康的消息迟迟未见公布，于是各种猜测声纷起，海外不少评论者都猜测习近平“打虎”遇到强大阻力，可能半途而废。这种情况是“中南海占星术”的必然产物。我以前说过，政治不透明的苏联体制产生克里姆林宫占星术，于中国而言就产生“中南海占星术”。 \**扫黄的目标在于清理“保护伞”\ 北京高层在全国扫黄的真正目的已经浮出水面：中国的“黄”（性产业）必涉“黑”，黄黑结合的后面必然有公安系统撑着保护伞。国家公安部网2月17日发文表态，东莞不但要果断整治黄业，查处经营者及幕后保护伞，同时广东要追究东莞公安局主要领导和其他有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东莞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严小康及8名基层派出所长就是东莞性产业的保护伞。公安部说的虽然只是东莞，但全国一盘棋，保护伞的清理当然也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说明整个公安系统将重新洗牌。 无巧不成书。中纪委网站18日宣布，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环球时报》同日发表“冀文林履历不寻常 马年反腐败拉开大幕”，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冀的履历，人民网则于同日登出冀文林履历，原来又是“周党”：周永康1998年担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冀文林同年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值班室助理调研员与部长秘书，此后跟着周永康转战四川省及公安部，算是周的“死党”。 周永康的仕途从石油系统开始，历任国土资源部、四川省等分舵掌门人，最后十余年在公安口任舵主，以政法委书记出任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回顾倒薄以来的官场风波，就会发现北京反腐重点集中于石油系统与四川分舵，公安系统倒了一个李东升。但这轮全国大扫黄将导致一批涉黄保黑的公安系统官员倒台。 扫黄可视为习近平倒周永康的收官之战。扫黄之后，凋零的不只是网民们关注的“小姐”，主要是保黄涉黑的“保护伞”们。周永康曾主管过的三大系统官员如今齐集中纪委门下报到，其罪名当中至少有一类涉及职务行为，比如结党营私、提拔腐败官员（失察或者是卖官鬻爵），纵容公安系统的保黄涉黑，……这些罪倒也并非莫须有，是周历年宦海行迹的积累。周永康及拥周者最多也只能来一场中国式反问：“中国官场不都这样吗？谁谁谁比我更腐败……” \“倒周”一直列在习近平政治日程表上\ 其实在我看来，倒周一直列在日程表上，周永康也早就是煮熟的鸭子，飞不了，只是如何往里加作料的问题。且让我们将近期内发生的事情按时间顺序列个表： 2月9日这一天，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财新网报道：“中石油和四川系列腐败案：周滨通过数个代理人获利”；另一件是东莞扫黄。央视相关报道上午播出，东莞当局下午即开会布置，派出6500多名警员在全市扫黄。 主管财新的胡舒立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她旗下媒体的报道，基本上可视为政府查办某大要案的“预告”。按理，财新网这篇措辞与事实都很引人注目的报道本应引起国内外关注，比如栏目标题“周道第一期”的“周”，当然是指该报道主角周滨老爹周永康，“第一期”则很明显地告诉大家，这只是开头，好戏还在后头。“中石油与四川系列”，则是周永康从政以来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文中的“三只白手套”细节也很吸引人。可惜，网络热议挺东莞，这条重大消息被湮没了。 海外更有各种解说，大都推测习近平“打虎”遇到极大阻力，骑虎难下，只好用东莞扫黄来转移注意力。 我对这种推测存疑。2月10日，我发表推文“周永康案近日将收网的信号：中石油和四川系列腐败案:周滨通过数个代理人获利”；对东莞扫黄，我表示，“我其实只关心一点：东莞娼业存在已经有20多年了，达到全国该行业最高水平且专业化程度最高也至少有15年了，此时此刻才被特别关心的原因是什么？” 可惜，这两条推文只有寥寥数人注意并转推，人们对与习近平作对的政治势力之强大，发挥了极大的想象力。还有人在电话里与我反复争论，财新网文章不是与东莞扫黄同日发表——虽然这是上网查查就能解决的事情，但对方情愿花力气争辩。这后面的因素太复杂，我能够得出的结论只有一条：人们阅读信息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淘汰一些不符合心中愿望的信息。这倒也符合传播学中涉及的受众心理。 \扫黄最后伤了谁？\ 这点可以通过盘点阶段性扫黄战果得出结论。 2月18日，我在推上发表推文：“今天看了全国扫黄消息后，方明白习近平此举意在整顿清洗公安部门。娱乐产业惯例是背后须靠黑白两道，黑道与白道（主要是公安）之间必有勾结。各地扫黄一定能找出收黑钱的派出所长之类，再往下挖必能挖出主管治安的常务副局，最终至少可以用失职查办正职”，此推引发了一番讨论，有推友认为上层权力斗争“让底层做了牺牲品”，伤及了小姐。我认为扫黄是经常性的，这次声势大，抓的人并不多，小姐们不是重点，除了妈咪外，一般的过段时间会放人。主要目标在老板、黑道，更在于后面的保护伞。 以下的“扫黄战果”可见当局煞费苦心的安排： “据报， 2月9日以来，全国至少已有8个省份在广东之后，各地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1300余起，查出各类涉及卖淫嫖娼和色情活动的刑事案件181起，打掉涉黄犯罪团伙73个，抓捕犯罪嫌疑人501名，停业整顿涉黄场所2410家。” 相比全国性产业的庞大规模，这点战果实在算不上“辉煌”。中国扫黄历来是公安系统的日常作业，每次全国性行动都不比这次收获小。况且，春节期间正是小姐们回乡探亲，娱乐场所还未进入正常营业期，挑选此时扫黄，既不会株连过多，也能够控制清理公安系统的规模。 \中共政权的抗丑闻能力与周案待解疑点\ 走笔至此，可以讨论一下中共政权的抗丑闻能力。自薄熙来问鼎失利以来，中共高层被曝光的各种丑闻不断。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民选政府身上，早就会导致内阁辞职、政府倒台、国会弹劾，但中共不是民选政府，而且因为媒体由党管控，可以将一切丑闻关在国门之外，因而腐败行为虽然是权贵人人有份，但办谁不办谁，则由掌握权力的核心圈说了算。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因此永远不会成为中纪委及中国检察机关查办腐败案件的“索骥图”。 倒周一案还有几个疑点待解：一、向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提供资料的是谁？一般认为《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只公布了习、邓、李、温等五位中共领导人家属的资料，未包括江、曾、周家属的资料，并据此判断资料是周永康提供。但主张此说的人，却忽视了那些资料还包括与周永康石油系官员的大量资料。 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拿到资料光盘后为什么犹疑再三，直到2013年夏天才开始召集世界各国媒体记者开始做资料分析，这“犹豫”是因为没有项目资金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待解；三，曾有一家大陆新闻机构参与“解密”之中，后来退出。这是哪家媒体，代表其参与的记者是谁？四、周永康2012年3月19日发动“中南海政变”之说，到底实有其事还是传说？ 以上疑团，我相信中共高层大概都弄清楚了，只是向不向外界公布真相，则有许多政治考虑。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2月1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zhouyongkang-20140219/185486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连任引发的中国政治疲劳期
何清涟 二十大正在召开，此刻对习的连任已经没有疑问，接下来的竞猜题是习将续任五年、十年还是终身国家主席。这个局面其实早就的定，自2013年开始的10年，习近平通过反腐治官，社会管控治民这两手抓的策略逐步奠定“定于一尊”的权力基础：2016年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2017年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2018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删除了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为习近平的继续掌权扫清了障碍。与其他威权国家（利比亚除外）不同，中国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因此，习近平是否连任、连任五年还是十年甚至无限期，都取决于中共党内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反习势力。 不满声音一直有，但无法成为有组织力量 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并不容易，一是时势远逊于胡温接班时，二是经历了党内严酷的内部斗争 。2012年11月份中共十八大习近平当选为中共总书记，他应当在2013年3月的全国人大代表会上被选为国家主席，但在3月14日举行的投票中，当日投票人数为2956人，习近平获得的赞成票为2952票，1票反对，三票弃权。 在稍后人大代表选举中国中央军委主席时，结果同样。 这个选举结果让国内外议论纷纷。媒体竟猜可能投反对票的代表是哪几人。猜想名单上有李源潮，令计划，甚至认为习近平自己投反对票以示“民主”。 在习近平执政的前10年中，最有争论的是2018年修宪。所谓“修宪”，就是要在中国宪法中删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此议从2017年开始浮出水面，遭遇海内外强烈质疑与反对。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3月11日以2958票赞成、２票反对、３票弃权、１张无效票，通过国内外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海内外将此次修宪形容为“政治的大倒退”。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几乎无人去猜测那些反对、弃权票究竟是何人所为。 遴选全会党代表的过程就是保证“选票” 习近平身兼中共政权党政军的三个重要职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外加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负责人，这个政权的权力部门几乎尽在其掌握中。有了这几个要害职位，只要习近平不大权旁落，不象某国领导人那样失智，我相信由于权力得失以及反腐，中共党内不满者甚多，但能够形成对习大位之威胁的不多。 习近平对此也警惕性甚高，一发现苗头，立即掐死，中共十八大以来被公开查处者中已包含有1名正国级、6名副国级、2名军委委员级、数十名正部级、数百名副部级。以至于从表面上来看，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敢在中共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的活动。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及其庞大的监控权这一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与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如果有人敢出面这样做，以习近平控制能力，立刻会知道，后果很严重。 中共是一党专政，形式上总书记由全体党代表选出。因此，遴选党代表的过程就是保证选票的政治忠诚度。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从2021年11月启动，到今年7月全部完成。全国38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一是认真组织推荐提名。二是严格组织考察。三是逐级遴选择优。其中遴选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政治可靠，听党的话。这样经过中共党组织严密考察、逐级筛选出来的中共中央全会党代表，基本不可能失控，在全会上突然发难，换掉自己的主人。更何况整个会议期间的监控措施非常严密。 长期执政，真正的问题是独裁政权（独裁者）无法避免长期执政引发民众的政治疲劳症。 两位被政治疲劳症击垮的政治强人 二战以后，除了君主制国家的君主仍然是终身制之外，政府首脑基本是任期制，长期执政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全。本文仅以21世纪前十年还非常辉煌的中东四强人当中政治形象最好的穆巴拉克与本·阿里为例，这两位的精明、政治手腕不逊于习近平，后者的开明远胜中共江胡习三任。 一位是神坛上的“现代法老”穆巴拉克。穆巴拉克出身行伍，曾是第4次中东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空中英雄，声誉卓著，被视为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政治传人——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后，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共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继承人。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被刺杀，这位尼罗河三角洲农家子弟出身的政治家毫无争议地成了埃及总统，开创了“穆巴拉克时代”。他在任期内曾大力发展埃及经济，因此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由于严峻的资源限制，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GDP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更让埃及民众服气的是，在中东这个政治风浪迭起之区域，在其30年执政生涯中，穆巴拉克迭遭刺杀，九死一生，这些惊险故事增加了其传奇魅力。每次暗杀之后则是他对政治的更稳固掌控，终成为北非国家的区域性领袖。200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埃及举行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的总统大选，穆巴拉克以超过80%的支持率赢得大选。自认为获得民意拥戴的穆巴拉克在任期接近终结时，仍然未打定主意是让儿子接班还是自己亲手培养的二号人物接班之时，发生了阿拉伯之春，宝座倾覆。 另一位更冤的是开明专制者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本·阿里自1987年11月发动政变推翻老总统布尔吉巴，直至2011年1月茉莉花革命时期一直担任突尼斯总统兼军队总司令，是该国自1956年从法国殖民地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本·阿里当政期间实行开明专制，在其领导下，突尼斯一度十分成功。本·阿里是位务实的领导者，苏联解体后，他抛弃了此前一直实行的苏式政体，更不盲目照搬西方体制，而是循序渐进的进行政治改革，提出“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策略，逐步推进政治多元化。正是本·阿里的政策得当，突尼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始终保持每年5%的增长率，成为令人羡慕的发达国家。除了追求经济发展之外，他还将捍卫人权、扩大民主作为优先的执政目标，例如，他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他允许多党制，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活动提供资助，从而创造了“突尼斯奇迹”。与埃及、利比亚等国不同，突尼斯在革命前已经形成了中产社会，民众的权利意识发育程度较高。拥有这份看起来相当不错的成绩单的本·阿里，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阿拉伯之春”浪潮中第一个被赶下台的国家元首。 这两位政治强人2011年初面临的国内局势，远比如今的中国要稳定，引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在世界范围内遭遇高通胀率与失业率的2022年，回望2011年引发中东北非四国的茉莉花革命，就会发现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并非发生革命的充分条件，二者最多只是诱因。这些国家至今也未恢复至革命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但民众甚少后悔，原因在于这两位强人当政都太久了，让国内人民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疲劳症，普遍希望换个人带来改变。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2022年喧嚣了大半年的“习下李上”，其实就是不少中国人对习近平执政患上“政治疲劳症”的表现。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11月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107202213273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柴玲∶徐志秋对远志明强奸事件见证会及之后的处理（第 7 封信的第三部分）
神圣洁，教会也必须圣洁 ——柴玲写给教会关于远志明的第7封信的第三部分 2015年4月17日 第三部分∶关于徐志秋在对远志明强奸事件见证会及之后的处理 我第一次被介绍听到“徐志秋牧师”是在2014年6月18日。远志明关于协调见面的电邮中是这样说的∶“┅我请了波士顿徐志秋牧师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他和周爱玲牧师很熟的，希望你不介意。天父一定会喜悦并祝福我们的见面┅” 我的电邮中写得很清楚，我们是在走马太福音18∶15-17的程序。经文里并没有说，对方可以带证人。但是我祷告后，觉得神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远志明要求带个证人，从公平的原则，是可以的。尤其这人是“牧师”。我想，至少，他该是个有原则的人，会以诚实，公正，中立的方式见证这个会议。不会说谎，更不会作假证。 于是，我回电邮说，“我虽然不认识徐永海牧师，你愿意他加入也可以。”（那时天黑，我不小心把他误当成徐永海的名字。） 但是他在那天的会上做的跟我对一个牧者的期望是很远的∶本应是两个当事人交换各自的意见，他们做证人的在旁边记录、目击。然而徐志秋却是不断地在帮远志明辩护，使得我回头问他，“你是远志明的律师吗？”他才说，“哦，我不是他的律师。”他才停住。 中间他高声地抨击我，说我在公开信里甚至不指名地说了一句我曾被强暴，说，“即使是真的也不允许公布”。我当时反驳徐志秋，说，“Are you saying, even this is the truth, as a victim I have no rights to talk about it in public？Are you crazy? Where is my freedom of speech? Unbelievable!” （你是说，即使是真的，我作为一个受害者也不可以说出来吗？那我的言论自由权利在那里啊？真不可思议！”我说完，就离开房间到楼下洗手间了（实在是忍无可忍）。再回到房间，徐志秋表示歉意了。我也谢了他。 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徐志秋说在他来之前，他对我的印象很不好。因为他读到网上一份假冒我的名的人写的很不堪的自白信，把我塑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女人。他承认，他问张伯笠牧师时，伯笠也跟他说了，“这是假的。不要信这些垃圾。”徐志秋似乎很气愤，“你怎麽不做些什麽来制止这个┅”我说，“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徐志秋似乎对我的努力还是很不满意，说，“这封信，对成千上万的人的误导是很严重的。虽然你说你已经解释说这是假的，伯笠等说这不是真的，但是这个澄清就像是海洋里的一滴水一样，对这麽多人对你不好的影响起了很小的作用┅”我看了徐志秋一眼，他似乎对我的微小作用还在愤怒中。我心想，很奇怪，我刚刚跟他说这不是真的，他信任的张伯笠牧师也跟他说不是真的。那他不但没有对写这封欺骗人的人愤怒，反而对我这样一个被无辜诽谤的人愤怒，怪我没有力量把这封假信的坏影响在世上彻底清洗掉。 我因为追求公义，经常被诽谤，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生活是很痛苦和经常有无力感的。信主后，看到耶稣的话语，“10 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11 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 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马太福音5∶10-12）耶稣的话让我很受安慰。如果不是靠神的话语给我力量，我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我当时深深地看了徐志秋一样，斩钉截铁地说，“这就是为什麽我们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没有希望。” 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回想到整个上午的过程，心里开始有些气愤。徐志秋不但没有按照圣经原则为自己误信这份假信对我的偏见道歉（7 “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 2 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甚麽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反而来怪受害者，难怪他在会上对我那麽有进攻性。让我自己为允许他来见证会有些后悔。感到又一次，自己的善意，公平，诚意的决定被人利用。但是神教导我必须饶恕，所以，即使心里很受伤害，但是也立即饶恕徐志秋，请神祝福他。本来以为这样不愉快的经验就会过去了。 我在2014年7月13日，就立即给远志明、周爱玲、云牧师，寄去我起草的回忆备忘录。并要求他们转给徐志秋（还是误以为是徐永海）。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反馈。 然后我在2014年11月19日做完测谎，我在2014年11月24日给远志明再次呼召，希望他认罪悔改，要不然我不得不要告诉教会。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2014年11月29日我的第一份给教会公开信在电邮网里发出。 2014年12月23日《曹长青网站》被授权转发。我进入神的安息。 2015年1月1日，在度假中看到13位牧者对我的公开信的回应信，感谢耶稣！在这之前，我在华人接触的教会牧者都是不太注重公义的。这13位牧者对我的公开信的回应信是我第一次看到华人教会里对真理、真相、公义的追求。周围很多代祷者，弟兄姐妹们也都很兴奋。我们看到了希望。 我本来以为写完第一封信，因为有些困扰再用第二封信解释一下，就行了。没想到，在2015年1月13日早上，在网上看到徐志秋的公开信。这让我很震惊。一个牧者会做这样的事，是我们没有预期到的。 圣灵带我来看诗篇4，我像当年大卫一样地祷告。回头看来，神的每一句话都是信实的。 “ 我公义的神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答应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舒畅。求你恩待我，听我的祷告。 2 尊贵的人啊！你们把我的荣耀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追求虚谎，要到几时呢？ 3 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虔诚人分别出来，归他自己；我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 4 你们生气，却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你们要在心里思想，并且要安静。 5 你们应当献公义的祭，也要投靠耶和华。 6 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得甚麽好处呢？’耶和华啊！求你仰起你的脸，光照我们。 7 你使我心里喜乐，胜过人在丰收五谷新酒时的喜乐。 8 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因为只有你耶和华能使我安然居住。” 神的话语使我在这个打击下安定下来，等到下午看到周爱玲的信时，实在是像两根大棒子打来。她信中的不实之处，我的第三封信中已经回应了很多。不再重复。 http://www.allgirlsallowed.org/news/%E5%A6%82%E6%9E%9C%E6%B2%A1%E6%9C%89%E4%B8%8A%E5%B8%9D%EF%BC%8C%E6%88%91%E4%BB%AC%E5%B0%B1%E6%B2%A1%E6%9C%89%E5%B8%8C%E6%9C%9B%EF%BC%81 徐志秋之所以这样做的解释是∶“近期看到您在网上发出公开信，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也有许多弟兄姐妹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作为参与调解6/23/2014会谈的牧者，并知道一些内情的人，我感受到来自良知和圣灵的催迫，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为的是澄清事实，寻求公义，让真相曝露在阳光下。” 他的这个借口是很不成立的。我们的见面，是按照《圣经》马太福音18:15-17第二步的教导∶“16 如果他不肯听，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一切话，凭两三个证人的口，可以确定。” \# 我们是在2014年6月24日见面，见面后我三个礼拜之内就把会议备忘录寄给各方，至今没有回应。徐志秋如果觉得我的记录不对的话，完全可以立即反馈。但是他没有。现在我测谎后，远志明至今拒绝测谎，徐志秋出来说“真相”——连他自己也承认，“关于你和远志明二十多年前在普林斯顿发生的往事，旁人无从知晓，也不容外人置喙”，他怎麽可能知道真相？他的信事实上说了很多他自己对远志明的友好，对我的偏见，这算是什麽“真相”？ \# 对于见证，他凭我弄混他的名字就认为我的记忆不好，事实上是我第一个印象就以为他叫“徐永海”，反而证明我的第一记忆是不变的；但是他所谓的回忆，即使跟周爱玲对质过，也是有很多错误的。我不会在这里一一纠正。但是大家请看他自己的说法∶ “6/23/2014”。这日期本身就是徐志秋记错的，别的内容就更不必多说了；还说我记忆不好。再给你一个事实∶记忆不好的人是通不过测谎的！ \# “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这句话是诚实的吗？为什麽有人看到按牧团和个别牧师跟徐志秋在2015年初那麽紧张亲密商谈？谈的是什麽？策略是什麽？远志明是个大男人，难道他自己没有嘴，没有笔，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如果他确实是被冤枉？如果有什麽原因远志明不肯自己出来讲话，为什麽不直接承认自己是被推出做远志明的发言人？为什麽要冒充牧师、见证人来说话？为什麽要玩这样的游戏？ \# 徐志秋自称是牧师，神对牧师的要求和批评是什麽？“牧者岂不应当牧养羊群吗？3 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羊，却不牧养羊群。4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患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包扎；被赶散的，你们没有领回；迷失的，你们没有寻找；你们反而用强暴严严地管辖它们┅”徐志秋这样的行为，哪里是在医治包扎受伤的羊？反而是在做神痛恨的搅混水的事。（以西结书 34） \# 什麽样的机构按牧这样的牧师？ 对于徐志秋先生，我在耶稣面前是完全饶恕他的所作所为的，也请耶稣再次祝福他。但是，下面几点是他做的不对的地方，在和解之前，需要检讨改正∶ \# 对他在2014年6月24日的会议上没有做出牧者和见证人应有的中立态度和行为检讨改正； \# 对他在2014年6月24日后没有及时做到传话人的职责检讨改正； \# 对他在2015年1月13日不经当事人的同意，擅自发表所谓的会议记录，对当事人，对教会造成的伤害和混乱检讨改正； \# 对他在2015年1月13日后到现在为止，出尔反尔，跟我私下道歉，但是不肯公开道歉；既不肯改正收回信，又威胁我不要及时发出我的回应信；说要顺服18位牧者，又反悔，不顺服教会代表。 华人教会容许牧者做这样不公义的事，是会有很深远的影响的。为了帮助华人教会不再出现这样的虐待行为，我把跟徐志秋交流的细节公布出来，供大家了解，借鉴。 附录I∶ 从2015年1月12日到2015年1月23日我跟徐志秋关于他发表的公开信的不实之处，及我发表我的第三封信前后的交流 From: Xu Zhiqiu Sent: Monday, January 12, 2015 11:52 PM To: Chai Ling Cc: Z Xu Subject: 备忘录 柴玲女士∶ 应您要求，6/23/2014会谈之后我向远志明牧师所在的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主席谢文杰弟兄汇报了会谈结果，报请该机构董事会参考备案。并要求董事会质询远志明，确保他如今不再对异性有任何类似的伤害，谢文杰表示，神州传播协会成立于1999年，而此事发生在1990年，董事会无法为机构成立之前的事公开道歉。他同时也表示，董事会将责成所有该机构成员，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活出生命见证，荣神益人。 近期看到您在网上发出公开信，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也有许多弟兄姐妹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作为参与调解6/23/2014会谈的牧者，并知道一些内情的人，我感受到来自良知和圣灵的催迫，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为的是澄清事实，寻求公义，让真相曝露在阳光下。 关于你和远志明二十多年前在普林斯顿发生的往事，旁人无从知晓，也不容外人置喙，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客观地陈述你们彼此见面、寻求和解的事实，并在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我个人的一些分析判断。如您所言，我们永远可以找出真相。末了在上帝那里，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了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太10:26）。 我们愿意和您站在一起，看到远志明牧师在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剖析自己、为过去的错失认罪悔改，也向因他受亏损的当事人真诚道歉。 我们也愿意与您站在一起，见证神在远志明个人生命和婚姻家庭中的救赎大能。信主之后的远志明与信主之前的远志明、二十多年前的远志明和二十多年后的远志明，已经不是同一个远志明。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可以觉察出他悔改后所结出的生命果实。我们应当为此献上感恩。 教会中的许多弟兄姐妹都在为您祷告，求主医治您心灵的创伤，使您经历基督里的饶恕、医治与接纳，可以更好地从事救助女童的公益事业；同时也使您成为饶恕别人的人，主已经赦免了我们许多的罪债，我们也应该饶恕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 附件中有我写的一篇文字，目的是为了客观地呈现6/23会谈的一些细节。这是我几经犹豫才决定写下的文字。我写此文，并未与远志明商量，也并不代表他本人的观点。此文立场纯粹是从一个旁观者、仲裁者的角度，尽量客观地陈述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作些分析与评论。 愿主恩典之光照亮我们，因为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徐志秋 PhD From: Xu Zhiqiu Sent: Tue 1/13/2015 10:20 PM To: Chai Ling Cc: 周爱玲 Subject: 备忘录 柴玲女士∶ 平安！ 请原谅我再次打搅您。 附件中有两份备忘录，是周爱玲牧师和我经过彼此核实、相互校改后写成的，力图尽量保持去年六月份会谈的原貌，然后在事实基础上给出我们个人的一些分析判断。 这是最后的版本。以前版本若与此有出入，都以这一版为准。 我们作为牧者，本著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敦促有过错的一方道歉，也希望受到伤害的一方接受道歉、进而饶恕、和解。 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并进展到今天的地步，一定有神的美意。让我们无惧事实的真相，把自己真实的生命改变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世人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唯有神是医治者、救赎主，神也是审判我们的主。 愿主安慰你，医治你！ 惟愿神的国被建造、神的名得荣耀！ Zhiqiu Xu, PhD 2015-01-18 21:20 GMT-05:00 Chai Ling : 徐先生， 您好。谢谢你把稿子发来。写了很长，辛苦了。但是，允许我在爱心中说诚实话。您的文章和方式给我和家人都造成了很大伤害。 \# 您有心来“澄清事实，寻求公义，让真相曝露在阳光下”，是很好的。希望更多的基督徒像您一样有这样寻取事实，公义，真相的心。 \# 但是不是方式也要像耶稣教导的一样。马太福音18∶15-17 可不可以在这里使用一下？为什麽不把您要说的给我看一下，哪怕给我24小时的时间来校对，以求得我们之间先澄清事实，那样即使我们之间的结论不同，您再发出去，就不至于因事实错误造成更大的混乱，更能达到您要做的目的？下面是几个例子∶ \ 叫错您的名字。实在抱歉。但是您为什麽不问我一下是怎麽回事，就断定我的记忆有误？ \ “应您要求，6/23/2014会谈之后我向远志明牧师所在的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主席谢文杰弟兄汇报了会谈结果，报请该机构董事会参考备案。并要求董事会质询远志明，确保他如今不再对异性有任何类似的伤害，谢文杰表示，神州传播协会成立于1999年，而此事发生在1990年，董事会无法为机构成立之前的事公开道歉。他同时也表示，董事会将责成所有该机构成员，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活出生命见证，荣神益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是什麽时间跟谢文杰兄弟报告的？您的话代表他当时的意见吗？这代表我当时的意见吗？ 我从来没要神州董事会公开道歉。为什麽没有把这样的反馈及时地告诉给我？ \ 您在发这篇文章之前，神州的董事会看过吗？ 知道吗？知道内容吗？ 他们现在的意见是什麽哪？ \ 我在2014年7月13日写的备忘录您看到了吗？我要求他们转给你的。 \* 您对远志明的版本的转述，对我有很大的伤害。连远志明都没证实的故事，您因为什麽原因觉得可以发给公众？ \# 你说∶“我们也愿意与您站在一起，见证神在远志明个人生命和婚姻家庭中的救赎大能。信主之后的远志明与信主之前的远志明、二十多年前的远志明和二十多年后的远志明，已经不是同一个远志明。”从您自己的文章里您说，您是在97年认识远志明的。那时他已信主了。您从没有见过信主前的远志明，怎麽能说他“已经不是同一个远志明”？ \# “主已经赦免了我们许多的罪债，我们也应该饶恕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我完全同意。但是请问，饶恕跟公义、和解，是什麽关系？我们饶恕了杀人犯后，要不要报警，使杀人犯不再伤害其他人？ \# “再揪住他二十多年前的过错不放┅”您认为，他的过错是什麽？他承认了这个过错吗？您当时不是说，“没有真相怎麽和解？现在两个版本距离这麽远？”您不记得了吗？ 等待著您及时的回答。 柴玲 On Jan 19, 2015, at 5:34 PM, Xu Zhiqiu wrote: 主内柴玲姐妹∶ 谢谢您的回复。也谢谢您在爱心中说诚实话。为我的文章和回应方式给您和家人造成的伤害，深表歉意。 请相信我和周牧师的诚意，我们只是为了信息平衡，让公众有整全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较为公允的判断。 您的两封公开信，已经牵涉到周爱玲牧师和我（尽管您记错了我的名字），让我们感到有公开回应的必要。事实上这种方式实在是我们不喜悦的，我在写这封回信的时候也顾虑重重，深怕将来这些文字又会出现在某个公共网站上。我在此向您正式提出要求，这是私人信件，请您不要发布在公共平台上。我已经把这些文件存档，并交由我的私人律师备案。未经允许公开私人信件，会涉及到一些法律责任。我想我已经清楚表述了我的意思，希望您尊重这个要求。 六月份调解会结束之后，我在数天之内即向神州董事会主席谢文杰通报了您的要求。希望董事责成远志明，确保他如今不再对异性有任何类似的伤害。谢文杰表示董事会要求所有机构成员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不允许有此类事件的发生。但也表示无法为机构成立之前的事情负责。 由于当时我忙于搬家，没有写出书面文稿，也没有向您及时报备，在此表示歉意。但您当时提出的要求，我确实以电话形式传递给了神州董事会。相信董事会也已经做出相应处理。 这篇文章是我和周爱玲牧师一起准备的，作为调停牧师，我们本著实事求是的精神，尽量复原当时的细节，力求给出对称、整全的信息，来平衡您两封公开信的内容。 我和周牧师仍然愿意站在您一方，倘若事件真如您所描述，肇事者接受教会惩戒、法律制裁，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在主张无罪推定的美国司法环境下，您作为指控一方负有举证责任。若您没有实质证据，就这麽在公开网站上指责对方“强暴”，这是极不明智的做法，也让您自己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请您三思。 说实在的，你们两个版本差距如此之大，我们也只是依据常识及调解的细节作出自己的一些判断；虽然力求公允，但我们非常有限，若有偏颇之处，敬请谅解。 愿主医治你，赐你平安！ 末肢∶志秋 Zhiqiu Xu, PhD 2015-01-19 21:18 GMT-05:00 Chai Ling : 徐先生， 谢谢您对我个人和家庭的道歉。 公众已经被误导。您愿意为做的不对的地方公开纠正吗？ 柴玲 From: Xu Zhiqiu Sent: Tuesday, January 20, 2015 9:34 AM To: Chai Ling Subject: Re: 备忘录 柴玲姐妹∶ 谢谢您的宽宏大度，接受我诚挚的道歉。 至于向公众回应，我认为没有必要，那不是我个人的风格。我上次之所以那样做，只是因为您已经把此事公之于众，我们别无选择，才选择公开应对；为此已经对您及家人造成误会，我实在不希望这类误会再次发生。事实上您的公开信也已经给一些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或许您自己并不知道。 我们上次公开的信息，并没有误导公众的意图，纯粹只是为了回应您的公开信，披露真相、平衡信息、中和您那两封公开信所带来的冲击。您的公开信未经允许，将人家的私生活公之于众，许多处指名道姓，对一些当事人造成二度伤害，他/她们有充足的理由诉诸法律，认为您对他/她们的声誉构成诽谤。倘若对薄公堂，您必须准备充足的证据自我辩护。这对于您自己及家人，也未必是一个上好的选择。 我一直坚持认为远志明应该在事实基础上向您道歉，而且他应该也是愿意这麽做的，他从西岸飞到东岸，就是专程为了向您道歉。至于事实真相，你们两个各有版本，而且缺乏人证、物证，无从考证。基于无法举证的往事，您这样单方面散布大量隐私信息，把自己置于很不利的地位。有位律师仔细阅读您的公开信，发现不下四处构成诽谤的地方。现在是网络时代，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再难收回，而且影响深远、责任重大。请您三思而后行。 基督的生命沉静而不喧哗，马太福音12章那里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样式。 我对您所有的心意，只是希望您得到医治，蒙主饶恕，也饶恕他人；如果您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我作为牧者非常愿意帮助您。只是我不希望我们之间任何的私人通信被散布到公共平台上。这是我一再向您申明的，请您尊重我的这个要求。唯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互信，继续保持沟通。 谢谢您的理解；愿主医治！ Zhiqiu Xu, PhD 2015-01-20 11:28 GMT-05:00 Chai Ling : 徐志秋先生， 谢谢您的回信。 “您的公开信未经允许，将人家的私生活公之于众，许多处指名道姓，对一些当事人造成二度伤害，他/她们有充足的理由诉诸法律，认为您对他/她们的声誉构成诽谤。”你是否可以解释一下？ “有位律师仔细阅读您的公开信，发现不下四处构成诽谤的地方。”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下，哪四处？ 谢谢， 柴玲 From: Xu Zhiqiu Sent: Tuesday, January 20, 2015 11:32 AM To: Chai Ling Subject: Re: 备忘录 柴玲姐妹∶ 这些都只是善意的提醒，具体细节，请您咨询自己的律师。 平安！ Zhiqiu Xu, PhD From: Chai Ling Sent: Tuesday, January 20, 2015 11:42 AM To: Xu Zhiqiu Subject: RE: 备忘录 徐志秋先生， 谢谢您的善意。您说的“他/她们”是哪几位？请再解释一下。 柴玲 在2015年1月22日晚，我跟徐志秋纠正他的信的不实之处，希望他自己改正的努力无效后，我终于把回应信寄给了《举目》杂志。没想到，第二天清早，收到的是徐志秋的充满威胁的电邮∶ On Friday, January 23, 2015, Xu Zhiqiu wrote: 柴玲姐妹∶ 由于您写的文字与我和周牧师相关，海外校园让我过目。我已经把您的文字转给我的私人律师，从法律角度征求意见。 请耐心等待一、两天。我得到律师意见后马上告诉您。 谢谢！ Zhiqiu Xu,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ology and Chinese Studies From: Xu Zhiqiu Sent: Friday, January 23, 2015 8:40 AM To: Chai Ling Subject: Re: 关于您的第三封信 柴玲姐妹∶ 此事在网上吵来吵去，不会有什麽结果，最终伤害的是神的教会。 我们还是应该采取建设性的方法解决此事∶ 建议组建一个有公信力的群体，帮助您和远志明达成相互谅解。 这个公信力的群体包括您的牧师、律师，远志明按牧团的部分成员、远志明的律师等； 希望达成的结果∶1）认定事实，并在事实基础上道歉、疗伤；2）给出最终的调解声明；3）在未来事工上彼此支持、合作。 最终目的是为了洁净教会、建造教会、荣耀主名。 这只是我的个人提议。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帮助您联络、促成此事。 期待您的回音。 这是我的电话∶XXXXXXXXX 愿主的名得荣耀！ 志秋 2015-01-23 13:50 GMT-05:00 Chai Ling wrote: 徐志秋先生， 您拒绝在公众面前纠正事实的错误，我不得不，也有责任给公众纠正。请不要继续试图剥夺我的言论自由。像你在2014年6月24日远志明的事件时一样， 你对我甚至不指名地公开一句我曾被强暴就高声地抨击我，说， “即使是真的也不允许公布”。我当时反驳你，说，“Are you saying, even this is the truth, as a victim I have no rights to talk about it in public？ Where is my freedom of speech? Unbelievable!” （你是说，即使是真的，我作为一个受害者也不可以说出来吗？那我的言论自由权利在那里哪？真不可思议！” 我说完，就离开房间到楼下洗手间了。再回到房间，你很好，马上就道歉了。我也谢了你。 但是你现在又在继续你当时的错误！ 希望你的律师会告诉你，“Truth, only truth, nothing but truth” will be our only defense! No matter where we are, in heaven or on earth! I have been telling the truth. It is those who have not been telling the truth should be worried！ If there is any factual mistake, pls let me know and I will correct them immediately. http://www.nvtongzhisheng.org/news/%E5%A6%82%E6%9E%9C%E6%B2%A1%E6%9C%89%E4%B8%8A%E5%B8%9D%EF%BC%8C%E6%88%91%E4%BB%AC%E5%B0%B1%E6%B2%A1%E6%9C%89%E5%B8%8C%E6%9C%9B%EF%BC%81 http://www.allgirlsallowed.org/news/%E5%A6%82%E6%9E%9C%E6%B2%A1%E6%9C%89%E4%B8%8A%E5%B8%9D%EF%BC%8C%E6%88%91%E4%BB%AC%E5%B0%B1%E6%B2%A1%E6%9C%89%E5%B8%8C%E6%9C%9B%EF%BC%81 Through this Godly process, you have failed me, and betrayed my trust as a pastor, as a legal educated Ph. D, as a witness, as a Christian brother, as a massager to Yuan’s board and back to me. I forgive you and have asked the Lord to bless you! But you have not acted in a way that demonstrated that you have truly repented and transformed. To subject me and my board to your further meddling would be foolishness and abusive! No more! I look forward for the day that you are renewed through obeying Jesus’s teachings so we can truly be reconciled as brother and sister in Christ Jesus. Ling From Xu Zhiqiu To Chai Ling Fri 1/23/2015 2:29 PM 说实在的，此事花去我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以至于我无法正常教学、写作。 我已经把关于此事的所有文件，交由律师处理。事实上我的律师已经接受处理此事，只是这一段身体不适，请允许一两天再回应。 只是目前网上已经四处出现你的这封信，这些版本都没有经过我本人和律师的回应或校改，特此声明。 今后所有的来往，还是通过律师为好。 谢谢理解。 Zhiqiu Xu,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ology and Chinese Studies 附录II∶ 从2015年1月28日到2015年3月6日我跟徐志秋关于他违反法律发表充满很多不实之处的信通过马太福音18∶15-17交流的过程∶ From: Chai Ling Sent: Wednesday, January 28, 2015 12:42 PM To: Xu Zhiqiu Subject: Letter from Ling Jan 28th , 2015, Pastor Xu, As a believer in Christ Jesus I formally and privately ask you to publicly withdraw your meeting memo regarding the meeting between me and Yuan Zhiming, which took place in June 24th, 2014 where you were entrusted as a witness and a pastor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defined in Matthew 18:15-17. Your action to publish the memo has caused great harm to me, to my family, to the church at large and to the effort of confronting a man who had committed a serious crime against me 24+ years ago. By the time you decided to release your memo to the public, you have already been informed of my polygraph result and by the fact there was more allegation against him for additional rape crimes through my first two letters to the church. Your action to publish the letter without my knowledge nor approval had broken two laws: • The confidentiality between pastor/parishioner; • The victims’ right to privacy act. As Shepard and minister of the Lord, by your above action, you have not fulfill the duty the Lord assigned to you, “Feed my sheep, feed my sheep, feed my sheep”. Instead your action had harmed the sheep deeply. As Christians, we all sin or make mistakes, because we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renewing our mind in Christ Jesus. However, if we continue to sin, that is not right. “9 No one who is born of God will continue to sin, because God’s seed remains in them; they cannot go on sinning, because they have been born of God. 1 John 3:9 (NIV)” I therefore humbly ask you to withdraw your letter publicly and immediately. Ling Chai On Mon, Feb 16, 2015 at 11:23 PM, Chai Ling wrote: Copied on the 18 pastors and the All Girls Allowed Board February 16th, 2015 Pastor Xu, In my Jan 28th 2015 email letter to you, I have privately and humbly asked you to withdraw your letter publicly and immediately. As of today, I have received no communication from you. According to Matthew 18:15-17, I am following up with the same request from you in front of the 18 Pastors and our All Girls Allowed Board members. By the form of this email, they are being invited as my witnesses in this matter. We are in step II now. I look forward hearing back from you. Ling From: Xu Zhiqiu Sent: Tuesday, February 17, 2015 6:49 AM To: Chai Ling Cc: CC Pastors ([\[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All Girls Allowed Board; 周爱玲的电邮 Subject: Re: Letter from Ling Ms. Chai: I have promised the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to assist them wherever they need information from me. Please stop sending me any further letter due to conflict of interest. Let’s pray that both you and Yuan will stick to the process, and put an end to this dispute. Sincerely, Zhiqiu Xu On Tue, Feb 17, 2015 at 1:27 PM, Chai Ling <> wrote: Mr. Xu, My email to you was not about Yuan. It is about you breaking the laws against me and about your responsibility! Pls answer my request to publicly apologize and to withdraw your letter publicly ASAP! Ling From: Xu Zhiqiu Sent: Tuesday, February 17, 2015 1:35 PM To: Chai Ling Subject: Re: Letter from Ling Ms. Chai: I have nothing further to say, and I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If you want to reach me, please do it through the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I may reply to their inquiry if I consider their question appropriate. Sincerely, Zhiqiu Xu From: Chai Ling Sent: Tuesday, February 17, 2015 4:26 PM To: Xu Zhiqiu Cc: CC Pastors ([\[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All Girls Allowed Board Mr. Xu, I take your response as not willing to correct your wrongs. So I am done with the II step according to Matthew 18:15-17. Now we have 18 pastors and our Board reviewing your case against me, I respectfully asking for their judgments on this. Ling From: Chai Ling Sent: Tuesday, February 24, 2015 5:31 PM To: Xu Zhiqiu Cc: CC Pastors; All Girls Allowed Board Subject: RE: Letter from Ling Feb 24th, 2015 Pastor Xu, I trust you have seen the report from the 18 Pastors’ investigations: 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3900 With all these additional cases against Yuan’s sexual violence, I urge you to make a public apology immediately, as the Lord commanded us: “Rebuke your neighbor frankly so you will not share in their guilt.” Leviticus 19:17. Matthew 18:15-17 Step II second time. Ling On Wed, Mar 4, 2015 at 10:18 PM, Chai Ling wrote: March 4th, 2015, Pastor Xu, I have not heard back from you regarding my following requests. Given all the recent development since my last email, \# Yuan Zhiming’s resignation: http://www.chinasoul.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800:2015-03-01-07-29-37&catid=25:newsevens&Itemid=48&lang=en-gb \# China Soul’s Board not proclaiming Yuan’s innocence: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5/february-web-only/convert-chai-ling-accuses-yuan-zhiming-rape-china-soul-aga.html?start=3 I hope you had a chance to reconsider the actions you took in the past. I respectfully asking the 18 pastors and my board to be my witnesses in my II step with you the 3nd time according to Matthew 18:15-17.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back from you soon. Ling From: Xu Zhiqiu Sent: Thursday, March 05, 2015 1:17 AM To: Chai Ling Cc: CC Pastors; All Girls Allowed Board Subject: Re: Letter from Ling Ms. Chai: Since you have submitted the case to the Independent Investigate Committee, you should submit to their authority too. Please ask the Committee to communicate with me directly. Sincerely, Zhiqiu Xu On Thu, Mar 5, 2015 at 5:05 PM, Chai Ling wrote: CC Pastors; All Girls Allowed Board Pastor Xu,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We are officially ending Matthew 18:15-17 step II with no results. I am glad you have chosen to submit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ttee of the 18 pastors. When they act according to God’s teaching, they can represent God’s church. So we can officially enter step III, tell it to the church. So we are ending the roll of the 18 pastors as witnesses into representing the church to judge this matter. We are both agreeing to submit the matter to their ruling. Dear 18 pastors, May you let us know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 Will you be willing and able to rule the matter between Pastor Xu and I regarding actions during my journey to confront Yuan’s unconfessed and unrepentant rape matters? \# If you do, pls let us know the process on how to proceed; \# Pls also let us know what kind of testimonies or co-operations you will need from us. Thank you, ling On Mar 6, 2015, at 10:33 AM, Xu Zhiqiu wrote: Ms. Chai: Please don’t call me "Pastor". I am not worthy to be your pastor, and I was never your pastor. Since you decided to place the issue in the hands of those 18 pastors, please stop sending me any private message. For any future correspondence, please stick to the procedure by writing directly to that pastoral group. Due to procedure consideration, I am going to block your email account from my side. Please don’t feel offended if your email receives no response from now on. Please do me a favor by not disclosing any of these private correspondences to the public. Consider this as my formal request. Respectfully, Zhiqiu Xu From Chai ling To Xu Zhiqiu CC: CC Pastors; All Girls Allowed Board March 6th, 2015 Mr. Xu, You are right that you are never my pastor. However you were introduced to me as a pastor and clergy during the June 24th 2014 meeting. So I treated you and expected you to act according to a pastor and shepherd as our lord defined it. You never explained to me that you are not a pastor. I have never signed a legal contract to not share our emails to the public. So I will not agree to your reques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what you say and what you do both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Ling 附录III∶从2015年3月6日到2015年3月16日，徐志秋选择不听教会牧者的记录∶ 2015年3月6日，柴远调查委员会 给我们的电邮 徐志秋牧师、周爱玲牧师，柴玲姐妹平安！ 我们诚心地盼望徐牧师、周牧师对以下所提出前面三点作出回应。 请柴玲姐妹根据徐牧师、周牧师的回应，再对以下的第四点回应。 １. 柴玲姐妹在公开信中曾经提到两位牧师“’协调会的记录’事先没有发给我这个当事人过目，就径直发布了，并声称这是’最后版本’”。 请问两位牧师，柴玲所说的是否属实？ ２. 如果柴玲姐妹所说的不属实，请两位牧师出具事先发给当事人“协调会记录”的证明 （可以是之前发给当事人的电子邮件、传真或挂号信函等），以正视听。 ３. 如果两位牧师无法出具证明，这将证实柴玲姐妹所说的乃属事实。在此情况下，我们敦请两位牧者以负责任的态度，为自己所造成的损害，包括造成大众视听的混乱，以及对柴玲姐妹的伤害等，以公开的方式向公众认错、更正自己的错误，并向柴玲姐妹道歉。 ４.如果两位牧者出具了证明，这将证实柴玲姐妹所说的不属实，在此情况下，我们同样敦请柴玲姐妹以负责任的态度，为自己所造成的损害，包括造成大众视听的混乱，以及对两位牧者的伤害等，以公开的方式向公众认错、更正自己的错误，并向两位牧者道歉。 柴远调查委员会 敬致 2015年3月13日，我给调查其委员会提供证据的电邮 牧师们， 这是我收到的徐志秋和周爱玲的备忘录。那天早上，我已在网上看到他们的文章了。他们在发表之前，没有给我看和同意。 希望这可以解答您们调查的问题。 柴玲 2015年3月14日，我再次询问调查委员会的电邮∶ 牧师们， 希望您们给我们一个结论。谢谢您们。 柴玲 2015年3月16日，柴远调查委员会回复我的电邮 柴玲姐妹∶ 回复您的提问。基于“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圣经原则，调查委员会认为敦请徐志秋和周爱玲牧师回答调查委员会的提问并出具证明并不复杂。 徐志秋牧师，周爱玲牧师截至今日为止，针对调查委员会的提问并没有配合，也没有出具证明。 调查委员会 2015年3月16日 柴玲写给CC pastors Copy 徐志秋 周爱玲 谢谢牧师们， 徐志秋先生出尔反而，先是要我跟他一起服从您们牧师们，现在牧师们开始调查了，他又不服从了。 如果徐志秋先生和周爱玲女士不听从18位牧师的调查的话，那我就只好按照马太福音18∶15-17的第三步告诉整个教会了。 柴玲 ——原载《女童之声》 2015-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美国的关税“保留 - 豁免”为何不受北京待见？
何清涟 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发表了她自3月上任以来关于美中贸易的首次详细讲话，按照近几十年的模式，中美关系是否向好，商贸往来算是一试冷暖的“春江水”。但这番讲话，除了美国商界之外，北京不高兴，看客们不甘心。我仔细看过戴琪女士的视频讲话之后，知道免除中国关税不再是问题，只是由于“保留-豁免”将主动权留给了与对华贸易有关的美商，北京因失去主动权不满意，一心期望美中脱钩或美国强硬的看客们则很难喝采。 戴琪讲话，看客们五味杂陈 戴琪女士这番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难煞了自己，在外界引起的反应也算五味杂陈，以下是各方媒体的标题，其中滋味，读者自去参详： 《推动中国改变贸易行为无果，美国调整对华贸易战略》（《华尔街日报》2021年10月8日），这是对一天前那篇不知所云的文章《美国希望与中国开展新贸易谈判，但将保留对华关税》一种小修正。 《戴琪揭对华贸易政策 左手喊对话右手续施压》（德国之声，2021年10月5日）； 《戴琦讲话硬中带软 环时回怼硬中露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1年10月6日） 其中法广这篇算是对美中双方姿态把握得很准。无需再多列举，只能说太多国家期望美国能够挺起腰板来，煞煞中国战狼的威风，对同一篇讲话才有如此五花八门的理解。 北京方面当然明白关税可免，但已经回到加入WTO之前每年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相仿佛的状态，豁免权在美国政府手中，需要让美商出面申请豁免，这样一来，北京认为自身被降级为取消关税特别区待遇后的香港，中国政府又得放低身段对美商表示“友好”，以求免除关税。这对近年总是（或总想）赢满贯的中共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网易发表了一篇《”孟姜女哭长城”：深度解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对华贸易政策新指针》，对拜登班子的低能极尽嘲讽之能事。但在批评戴琪讲话没有章法、没谈具体措施却完全错。戴琪讲话虽然弯弯绕，但其实有纲领也有具体措施。 美国对华政纲：既然中国不肯改变，美国就改变自身策略 戴琪讲演不算短，内容虚多实少，将结论隐藏在回顾历史之后，诸如美国从中国获得的改革承诺被证明是“反复无常的而又无法执行的”，当美国向WTO提出申诉并胜诉时，中国并没有改变其基本政策，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中国的计划并不包括实质性改革，等等。她当然也提到：“中国的增长和繁荣以牺牲美国及其盟友的工人和经济机会为代价，中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仍存在根本矛盾，……引发了世界经济中的零和局面“，但对策不是惩罚中国，因为“拜登总统已经言明，我们的全球竞争力和繁荣首先来自于内政。我们需要对国内进行聪明的投资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戴琪说，拜登的战略是从“优势的位置”出发与中国接触。如何才能让美国拥有优势地位？戴琪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美中关系中采取一种新的、全面的和务实的方法，能够真正促进我们的战略和经济目标，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随着我们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我们捍卫利益的策略也必须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赌注越来越大，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变得更加重要。” 这话说白了，就是放弃与中国对抗，也不再以改变中国为目标，而是专注美国国内发展——这话听起来当然也没错，因为美国内政现在确实出了不少麻烦，那些左派名之为“改变美国”的举措施必将带来极大的政治动荡：一是Copy中国模式搞大基建，二是拜登提名准备推崇苏式计划经济银行体制的奥巴诺娃采用苏联模式管理美国1200多家银行，三是准备暂时搁置3.5万亿美元两党合作的基建建设法案，先让桑德斯的5.5万亿美元福利国家扩张计划成为法律——这种朝令夕改的动摇让拜登的粉丝Karl Rove忍不住了，10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拜登为什么向极左翼投降》，站在温和左派的立场上批评了拜登。 戴琪宣示的这一对华政策纲领得到路透社10月4日消息的佐证。路透社称，拜登政府的官员们表示，“我们认识到，中国根本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制定一项与中国打交道的战略，而不是我们希望的那样”。一位官员表示，美国将在与北京的贸易关系中采取灵活的方式，其行动将根据北京的反应量身定制，并补充说：“探戈需要两个人才能跳。”这位官员表示，“我们不想拿掉任何选项，也不想先发制人地划地自限。” 具体措施：保留\-豁免游戏中暗藏游说环节 美国商界中那些在华有商贸利益的企业，一直强调中国对全球制造业不可或缺。尽管有关税、疫情和其他干扰，但很少有美国公司将经营迁回美国。大多数美国公司支持拜登，乃因其主张中国是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拜登上台后立即取消对华关税。今年8月初，一批有影响力的美国商业团体致信耶伦和戴琪，敦促政府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并降低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组织发出这封信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主席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签署这封信的其他组织包括美国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以及代表与中国有密切业务联系的经济部门的团体，如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和美国农场局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美国零售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等。 戴琪女士10月4日的声明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政策声明就是要发动“具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以免除川普政府对中国价值3700亿美元的产品施加的关税，这项惩罚性关税是为了报复中国被视为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但受到许多公司的批评。戴琪指出，这能为美国工业提供一定程度的救济，未来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免征程序，“这些关税并未有任何战略利益，还增加美方成本”。为重新校准美国对中贸易政策，她将与中方对口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进行讨论，并展开“关税排除流程”，确保现行架构符合美国经济利益。 写到这里，如果还有人不明白“关税排除流程”意指什么，我只能写成这样的大白话：拜登政府与中国政府展开新的谈判，“将保留现有关税，同时也将恢复美国进口商寻求豁免这些关税的能力”，意思是，关税可免，但人情不能直接卖给中国政府，而是得让中国政府与美国进口商达成协议，让他们出面向美国政府游说申请，结果虽然还是让中国商品低关税进入美国，但不再是加入WTO之后那种“权利当然”状态，而是恢复到加入WTO之前每年由美国国会批准最惠国待遇那种“权利或然”状态。“保留-豁免”之间多了一个游说环节，便于美国商界通过华府游说行业开展工作——9月23日，美国在华商会发表报告：美资企业中77.9% 对其未来五年在华业务前景持乐观或较为乐观的态度，仅 9.8% 的企业对业务前景表示悲观。现在想来，美国在华商会的游说早就获得白宫承诺，并知会了在华美商，否则不会有这个报告。看了戴琪女士讲话全文，我算领悟到“关税保留-豁免”就是游说成果，终于知道美中之间的暗桥一直未断。 最后，我得为挨了不少板砖的戴琪女士抱句屈：戴琪这番辛苦准备、曲里拐弯的讲话不代表她自己，代表美国政府，代表拜登总统。 （原载大纪元，2021年10月12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12/n1329821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美国的捐献文化
进入二月，美国经济就达107个月持续发展，创造了建国二百年来从没有过的记录。而军事上，美国的超强地位举世公认，从「沙漠风暴」战役到科索沃战争，无往不胜。 到底是什麽力量使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表面看，是繁荣的经济，和强大军力，但实际上，支撑它的是一种文明价值，或者说是一种美国精神在释放能量，它的核心是「自由」和「人道」。 只要细心观察美国社会，几乎每天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例如，捐献，就是体现它的一个方面。 美国人的捐献几乎是天文数字，每年捐献的钱，相当於丹麦、挪威、沙特．阿拉伯这类国家的一年的生产总值。 1991年，美国人捐出1168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亿美元。到1996年，则上升到1507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当年土耳其的全年生产总值，并相当於中国的全部外汇存底。而这仅仅是美国人一年捐出的钱。 美国人的捐献像是在进行一场冠军赛，七十年代，数额最大的捐献来自「家庭用具公司（Home Depot）总裁，是1500万；到了八十年代，是商业大亨郎埃圳（Eugene Lang），捐出3000万；九十年代，CNN总裁特纳（Ted Turner）一鸣惊人，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他总共才有30亿美元资产，捐出了三分之一。 在20世纪结束前，美国的捐款冠军是微软总裁盖茨，他曾一次捐了20亿美元，把美国所有中学图书馆的电脑更新。 ●多数捐款来自普通人 初看到这些捐献报导时，我以为美国的千万捐款都是出自这些亿万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我错了。据统计，美国一年千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在特纳宣布捐出10亿美元之後不久，83岁的黑人遗孀斯考特（I. Scott），走进旧金山市区她经常看病的医生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才是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四年的积蓄。 1997年12月，美国中部的哈堤斯柏哥（Hattiesburg）镇经营洗衣店的麦卡提夫人（Oseola McCarty），把一生劳作积攒的15万美元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建立了「黑人学生基金」。 在这之前一个月，新泽西州萨莫威力（Somervilie）镇的居民包叶尔（Eleanor Boyer）中了「六合彩」，金额达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婚的72岁老人，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20分钟後她蹒姗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老旧汽车半路抛锚，送去车行修理。随後宣布，她把六和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另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她连辆新车都没买。 两个星期前，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厨师中了六和彩，金额创了记录，达一亿美元。这位厨师表示，他会把相当部份捐给他家附近的三家中学。报上说，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顿上区的公寓，月租是589美元。这个钱数在曼哈顿只能租到极简陋的公寓，可见他们相当不富有，但中了彩，仍想到公益事业。 1998年8月10日《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道中了「六和彩」怎样花这笔钱时，92％的人回答，将与亲属和朋友分享（而不是独用），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份金额捐给慈善事业。 ●打破国界的捐赠 但绝大多数的美国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和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 柏瑞德默小姐（Pridmore）每个月给一个环保组织捐五美元，她25年前去Galapagos岛旅游过，从那时起就一直定期捐款给「生态平衡基金」。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 碰上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捐款更是踊跃。像几年前的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被炸事件发生时，加州矽谷的一位26岁的金融分析师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53,874元零8分，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数额。全公司几乎人人捐款，金额达到100多万。全国各地捐款、物品和要求献血电话之多，使当地赈济机构无法承受。「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游说捐款者把钱捐到其他项目上。 像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一样，美国人并不是都把钱捐给自己国家，而是捐给了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波士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还有台湾的地震，中国的洪水┅┅都是美国人捐赠的对象。去年春天，在我住的公寓大院里，就有为科索沃难民捐献物品的标�遗疲�旁边堆著大小箱子的衣物、用品等。 以1996年为例，那一年平均每户美国人捐出了1017美元，等於平均每户把一年全部收入的2.1％捐了出来。 ●遗产不给子女，捐社会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献，和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关系，有的人富得流油，但就是一毛不拔。很多美国人捐献，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是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 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长春藤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几千万美元，绝大部份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份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这些私营大学的校长，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於募捐，由於预算额度大，捐款额超过一百万的人，校长才能亲自接见。 中国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则有不同。1986年，居住波士顿的81岁的史坦利．纽伯格去世时，立下遗嘱，把全部560万美元的财产捐给美国政府。这位犹太老人当年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名成年子女，但没有获得任何遗产。虽然对於年度预算高达一兆五千亿元的美国政府来说，500万美元只够政府维持运作两分钟，但纽伯格在遗嘱中说，「我感激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1994年，89岁的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後留下高达9000万美元的财产。在他的遗嘱中，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三名成年子女，则未留分文。他说，「我已栽培他们，他们目前的境遇都不错。」 正是这种无私的捐献精神，不仅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而且支撑起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 ●联合国靠美国养活 中共政府的宣传上，总是谴责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霸权，但事实上美国每年向全球各地捐助大量金钱。仅从1992年到1998年，就捐助了巴尔干国家17亿美元，还有卢旺达、索马里、北伊拉克地区、海地等，捐助额高达31亿美元。 联合国仅1999年资助的国家就有13个，包括巴尔干国家、苏丹、索马里、安哥拉、阿富汗、刚果、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年度援助金达15亿美元，被援助人口达四千万。而联合国运作经费的三分之一来自美国。 中共的报纸总是指责美国拖欠应交联合国的分摊经费，但却从不报导为什麽美国拒绝交付。真实情况是，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在担负联合国所有花销的33％。而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就有五个。 美国国会提出把美国分摊的费用减到25％，并要求联合国改革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响，这才导致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柯林顿政府向联合国交费。即使减到四分之一，也是相当大的比重，因为毕竟联合国有187个成员国。凭什麽美国要担负三分之一的费用呢？当美国管事的时候，那些像中国一样不交钱的第三世界国家们就大喊大叫「美国霸权」，而故意遗忘美国向联合国交了多少钱，向全世界捐了多少钱。而实际上美国又占领了哪个国家呢？在世界任何地方需要援助的时候，北京从来都是鸦雀无声。当流氓国家做恶的时候，总是有中共的影子在後面。最近北京给臭名昭著的南斯拉夫种族清洗政权提供了一亿美元援助。 ●贡献时间：另一种捐献 美国人不仅捐献金钱，更捐献时间。义工，即提供义务服务，早已是美国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在1993年的「国际海岸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几千里海岸线和河边，清扫掉2400吨垃圾。1996年纽约「清洁日」，有7000名「义工」，在全市300个公园和公共设施清理垃圾。 1993年冬天，旧金山北部小镇帕塔鲁马（Petaluma）12岁的女孩克拉斯（Polly Klass）失踪，成为全美大新闻。那个小镇民众自发地成立了「寻找中心」，义务人员上千人。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这都是些家庭主妇等闲散人员，才有时间做「雷锋」。 很巧，正好那年的「感恩节」，我去那个小镇参加一个会议，在那里得知，这个小镇全部居民才4600人，而参加寻找小女孩的义工有1500多人，其中绝大部份不是家庭主妇，而有的是餐馆老板，把餐馆暂时停业；有的是公司职员，提前休了积攒的假期，还有工人，请了事假。他们印制了300万份「寻人启事」分发到全美各地的图书馆、加油站、旅馆，教会等公共场所；还建立电脑网站，通过全国联网查询；并几百人一组，在附近山里过筛式寻找。 1995年7月初，来美国康州麦迪逊镇参加「残障人运动会」的尼泊尔运动员马利（Mali）溺水失踪。当地有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组成人墙，在海岸边水里进行过滤式筛找。 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国，但美国人看重的是这个失踪者属於整体的「人类」。强烈的人类「同类意识」和「生命意识」，促使他们自发地去救人。 ●物质丰富，才能有精神文明 几年前「金色冒险号」运载的近300名中国人偷渡进美被捕获，大部份关押在宾州约克镇的监狱。当地的美国人社区，马上成立了营救这些偷渡者的组织，为他们募款请律师，捐赠衣物和中国食品（他们吃不惯监狱的美国饭），还定期到监狱里教他们学英文。我曾去监狱采访那些偷渡者，发现这些来自福建乡下的农民连中国话都表达不清，真得佩服那些美国人的耐心。 那些营救者还每周在监狱对面的马路边举办一次烛光祈祷会。我去采访的时候，正碰上他们在祈祷，当时气温起码有摄氏零下20多度，我这个黑龙江出生的东北人都很难坚持住，而祈祷者中还有70多岁的老夫妇。这个祈祷活动共坚持了182次，整整3年半，直到那些难民获释为至。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能够这样虔诚、持久地做一件无私利人的事。 中国人向来强调，中国物质贫乏，但精神富有。西方人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但事实证明，真正的精神文明一定建立在高度的物质文明基础上。今天，美国人向全世界的捐献更证明了这一点。 （注：文中事例和数字取自《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2月号） 2000-01-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刘宾雁∶诋毁八九民运的刘晓波
编者按∶刘宾雁在《北京之春》（1994年4月号）发表系列文章“《走出幻想》之四”，其中对刘晓波否定八九民运，以及其《一个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的假忏悔等，给予了严厉批评。下面是该文（关于刘晓波部分）∶ 这段文字和读者见面时，一九八九天安门运动和“六四”大屠杀五周年已经逼近了。运动的许多参加者来到海外，也已几年。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参加者本身关于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的客观而真实的记述，更没有对于它的成败得失的回顾与总结。就我所知，只有当年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封从德先生去年在香港《百姓》杂�疑霞湍睢傲�四”的文章中写到∶那年五月十四日，学生代表与政府的谈判，曾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惜由于一些学生领袖的反对，谈判未取得任何结果。他承认他本人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也是激烈反对那场谈判的一个。 这个空白，当然不会没有人来填补。第一个是北京政府，充满谎言与诬蔑的书和录影带，已经出了几部。第二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刘晓波。刘晓波写了一本书，叫《一个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发表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台北的《中央日报》。刘晓波不同于中共，他参加了天安门运动，又是在运动尾声中开始绝食的所谓“四君子”之一，还坐过牢，因而他的记述和分析的可信性，会被中外读者认为比中共的宣传高出许多倍。 仅就这是天安门运动参加者所写的第一部关于运动全貌的记述和分析这一点，就很值得重视。但究竟写了什麽呢？ 那本书是从作者的忏悔开始的。他在被捕后向强权屈服了，写了一个很长的“悔过书”。很多人最先见到的是刘晓波为此而写的忏悔录。不了解刘晓波的人，十之八九会被它的真诚、沉痛和责己之重所震撼。二十世纪大约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如此公开地无情地剖析和鞭挞过自己！但是我由于对此人有所了解，读到他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和体无完肤的地方，便不无疑惑起来∶众所周知，咱们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刘晓波此举真的是出于真诚，还是企图借此放一个“卫星”，打破中国历史记录，重振雄威呢？ 不久，我把这个疑问向也是“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提出，他虽未正面回答，似乎对刘晓波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后来又从郑义先生的文章中得到证实。郑义提到刘晓波“末日”一书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刘写到有的朋友读过此书的反应是∶“你的忏悔尽管读起来颇有震撼力，但这是不是一种更高级、更巧妙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甚至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伪装┅┅”书的作者写道∶“这种意见尤为尖刻，我刚刚听到时真如五雷轰顶。” 郑义在香港同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谈起此事。高尔泰告诉他∶“你还记得在成都吗？我给你讲刘晓波最近来一信，说他不久又要一鸣惊人了。”郑义一算那时间──一九九一年秋，他们夫妇匿居高尔泰家中，恰恰是“末日”成书之前。郑义来美后，又向诗人江河谈及此事。原来刘晓波在纽约卖给江河一本“末日”时，曾向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在狱中写了悔过书，栽了，这次要通过忏悔，再捞回来。 为自己有背于道德的行为而作的忏悔，居然可以是谎言，可以用来欺世盗名，对道德再来一次践踏！一个人的堕落，真的是没有止境吗？ 不能说“末日”中关于天安门广场上事件与情景的记述都是不真实的。但通读全书，你得到的印象却是∶尽管作者在卷首的忏悔中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但同其他人相比，他仍然是一个佼佼者。作者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中，刘晓波毫不掩饰地摊开了他的政治态度。他对天安门运动的全盘否定和诋毁，令人发指。奇怪的是迄今未见身居海外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提出异议。只有郑义是一个例外。 刘晓波屈尊纡贵地把自己同他认为“连民主的A、B、C还要从头学起的知识群体”和“芸芸众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们”作为叙述的主体。他认为运动水平奇低和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骨子里仍然崇拜‘革命’”，而“凡人凡事只要冠之以‘革命’之名，就充满了正义感和进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于“我们”要“革命”∶“我们”“唯我独尊”；“我们”“拉山头”，“自封为王”；“我们”“睁著眼睛说谎”“造谣”，以及“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滔天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 他所列举的现象，可能是有的，但这同“革命”有什麽关系呢？依我之见，情形正好相反。刘晓波是为了革命而匆匆赶去北京的吗？不是。四月十八日北京学生上街后，他还在《世界日报》发表一篇长文，对胡耀邦百般贬损，意思是胡耀邦算老几？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头头罢了，有什麽值得悼念的？因而他本来是反对这场学生运动的。可是不出两日，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决定回北京了，旧金山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会议他不去参加了。日后我才从他身边的人获知，他那时见到有的人在国内已大出风头，急得他抓耳挠腮，坐立不安，这才突然决定归去的。临行之前，还不忘留下一个谣言∶刘宾雁和一个什麽人到美国人那里说刘晓波的坏话，反对他参加那个会议。一到北京，又造出一个谣言，说他是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高薪毅然回国投身“革命”的。 其实，天安门运动失败的主观原因，可以从刘晓波式的人物身上找到一些线索。刘晓波比大学生更年长、更自信、更狂妄，因而在一般大学生身上处于比较稀释状态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和蔑视人民的思想和情绪，在刘晓波身上便更浓烈、更露骨和更疯狂。他在“末日”一书中自认∶“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郑义的文章援引了刘晓波一书中描绘的一个情节∶ 一次（刘晓波）穿越纠察队到广播站演讲，曾被学生纠察队阻挡。他接过话筒，开口之际，一种报复欲，“使我决定在演讲的开始高声重覆自己的名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们严加把守的学运中心发表演讲。‘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讲师，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种特殊的快感，令我终生难忘。”这个刘晓波，对不小心得罪了他个人的芸芸众生报复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没有北京市人民的竭诚支援（有的人家用光了自己的粮票和现款）和冒死阻挡军车，天安门广场很难支撑下来。你绝想不到人民的这种奉献得到的酬报是什麽∶当北京数以百计的市民已横卧血泊时，一位学生领袖居然还会说出这种话∶“中国人，你们不值得我为你们去牺牲！ 在五月十三日以前，此人不会说出这种话，尽管蔑视劳动人民的意识早已埋在心底。二十几天的领袖生涯，外国电视录影机镜头不断对准面孔，可以使一个人的自我膨胀一百倍！ 倘若没有这种自我膨胀，五月二十八日本应该撤出广场了。那是北京市各界联席会议的决定，广场总指挥也举了手的。为什麽后来又忽然变了卦呢？ 五月十四日的谈判若能成gong，天安门运动将会取得可观的成果。五月二十八日倘能按已然达成的决定撤离广场，六月三日到四日的血洗北京就不会那麽容易，因为刽子手失去了藉口。 我并不是责怪学生群体。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我在和柴玲一起接受BBC电视台采访时就说过∶“这样沉重的担子，本来就不应全部落在学生肩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这一类运动是由学生挑大梁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负起责任。” 邪恶何以会逍遥 刘晓波一字不提“六四”事件是一场阴谋的结果（四月二十四日，学生上街还不到一星期，陈希同和李锡铭就拟好向邓小平汇报的稿子，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了。其后一次又一次挑动学生，激化矛盾，可以排出一张时间表），却在那篇文章中十四次提到邓小平──并不是谴责这个刽子手（哪怕有一点保留，比如说──像他女儿说的那样，他又一次上了左派谎报军情的当），而是说“我们”“无法理性地评价邓小平十年改革开放的gong过得失”，对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计不足；指责天安门运动“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极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态一举成名的。七年以后，他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麽始终一贯的东西吗？只有他那块一百多斤的个人。这个人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一个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的信号∶毛泽东耕耘过的这块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温床。白天跑到领事馆门前示威抗议，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晚间又跑到那里去告密；一只手拉住共产党，另一只手拉住国民党，两只脚又站在民运的船上；当年激烈反共，今天又动员人到大使馆去悔过；象麦卡锡份子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帖到别人身上，自己却甘愿为代表最坏的也是最虚伪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权效犬马之劳┅┅而在做所有这一切伤天害理的非人勾当时，却不以为耻，又受不到谴责！ ┅┅ 2014-06-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2👍 0💬 0乔姆斯基们的告饶：政治正确的熊熊烈火烧着了我
何清涟 只要对西方左派目前的八阵图略知一二，就会熟悉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位左派大宗师的名字。在同龄知识精英逐渐仙逝之际，一生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堡垒美国、以摧毁这个山颠之国为己任的乔姆斯基，终于在其91岁高龄时迎来了美国末日：2020年，武汉肺炎让美国经济陷入休克，BLM发起清除美国历史、摧毁美国立国根基的美国文革。乔姆斯基作为“美国的永远反对者”，当然会投身革命洪流，而且还希望指点江山，如同2003年他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作派一样。 乔姆斯基的终生敌人：美国 乔姆斯基一生以美国为敌，美国的历届总统，无论什么人，基本是他的敌人。以近20余年的总统为例，小布什是战争贩子，奥巴马在全世界杀人，乔姆斯基因此表达过心愿：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小布希和奥巴马等人被逮捕并移送国际刑事法庭；2016年当选后，川普在他眼中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坏最坏的总统，凡有发言都必然拉出川普来批斗一番，以泄其正义之愤。今年武汉肺炎疫情祸延全球之际，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自我隔离的诺姆·乔姆斯基接受了DiEM25 TV主持人斯雷科·霍瓦特（Srecko Horvat）的邀请，分享了他对于武汉肺炎危机的反思与看法。 尽管全世界都知道武汉肺炎疫情发源于中国，而且因为中国伙同WHO隐瞒疫情，还在全世界将防疫物质搜购一空，导致武汉肺炎在世界扩散，但乔姆斯基既然将美国定位为世界“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此刻仍然文不对题地继续念颂他哼了一辈子的经文：在疫情背后，人类也正在面临核战争、全球变暖和民主的衰退等一系列更为可怕的威胁。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采访者要求他就武汉肺炎危机发表的“反思与看法”中，他对肺炎源头国中国只字未提，却怪罪于美国川普总统的制裁给伊朗与古巴带来的巨大痛苦与损害（他与卡斯特罗的友谊世界有名）。采访结束时，乔姆斯基还“高屋建瓴“地表示说，本次疫情已经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暴露无遗，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许多国家都将做出重大转型——在乔姆斯基的主义派别里，从米塞斯、哈耶克直到奥巴马，全一古脑地塞进“新自由主义”谱系，痛加挞伐。 可以说，乔姆斯基最近这场讲话，暴露了西方知识分子对社会危机的认识与现实扦格难入，他从1968年出道以来练成的“三板斧”绝技：骂美国、核战争威胁、环境危机，听起来是那么高大上，与现实却又是那么遥远。正在乔姆斯基沉浸于世界“将作出重大转型”的梦想之中时，却发现自己居然成了左派阵营“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的斗争目标。年青一辈的左派们为何抛弃了自家的大宗师？这是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2017年8月22日那篇采访惹的祸，这篇题为《诺姆·乔姆斯基：Antifa是对最右翼和美国政府镇压的礼物》中，目前在美国横着走的Far Left认为乔姆斯基严重冒犯了Antifa。 一辈子习惯了别人竖着耳朵倾听的乔姆斯基，不怕成为少数派，但却很在意后进左派追随者的背叛，可以想象这位90老人的内心郁闷有多强烈。 乔姆斯基们的政治正确只关注自身的言论自由 一贯自认为是政治正确标杆的乔姆斯基，这次为什么赶不上革命潮流了？这事先得从革命的大好形势说起，说起来，这革命大好形势还真是大大小小的乔姆斯基们多年辛苦努力，从魔瓶里召唤出来的。 自从5月25日以来，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美国各地除了打砸抢烧杀之外，以清除美国历史为己任。一场激烈的政治整合运动席卷了美国的艺术、教育、商业和娱乐机构。即使最初对这场BLM运动报以掌声的《华尔街日报》，也壮着胆子发表了《美国的雅各宾时刻》这种文章，认为这种强迫性的文化转折有可能吞噬美国公民文化的剩余部分，破坏美国持久的社会发展，“因为它具有革命思想的狂热和随意的判断力。虽然没有使用断头台，但冲动是相同的，会破坏不少人的职业，生计和声誉”，不少大学的教授、公司高管与员工因为说了被BLM与一干左派认为政治不正确的话，被告至任职机构，轻则被强迫道歉、停职，重则丢掉了工作。不仅民主党各州政府支持BLM提出的Defund Police，大学校园也处于政治正确的恐怖之下，不少教授因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被投诉至学校，被校方按BLM要求处罚失去教职、或被停止教学并公开道歉。Twitter上有个名为The Free Speech Union @SpeechUnion 的推号，列举了上百个因触犯政治正确忌讳而丢掉工作、或遭受审查的例子。其中最荒诞的一个例子，就是普利茅斯大学（Plymouth University）的一位地理学讲师Mike McCulloch博士的遭遇。一位匿名人士向普利茅斯大学校方发送了这名讲师在24小时内“喜欢”的推文列表，包括“所有生命都重要”，“性别有科学依据”以及反对大规模移民的帖子。这种藉政治正确为名对言论自由的肆意摧残，乔姆斯基视而不见。因为他心目中的言论自由，是保护政治正确的言论，而不是保护违背政治正确原则的言论，这是他多年的言行反复所证明的。 作为一个在很多领域都是少数派的学者以及知名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多少还知道言论自由的宝贵。他一辈子都痛恨美国，对美国百般批评，与卡斯特罗等社会主义独裁者却都保持友谊，有人问他为什么乔姆还要生活在美国，他的解释是：“国与国之间的综合比较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不会这么比较。不过美国有些成就，特别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几个世纪来争得的领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 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立法保护，确实世界第一。但是，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不是保护正确的言论，而是保护人人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包括不正确的观点的权利。这是各种有关言论自由的判例所证明的。乔姆斯基当年做为无政府主义少数派，以批评美国政府的一切，包括他为红色高棉所做的辩护，享受的就是这种保护。可以说，没有美国宪法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美国就不会有乔姆斯基这号人物。但乔姆斯基做为领军人物的左派阵营，近年来因政治正确泛滥而产生的言论专制倾向日益严重，因此受伤甚至失去工作的人不少。乔姆斯基作为左派阵营的大宗师，自视为政治正确的化身，暂时没被伤到，当然也不会自律。2017年8月，乔姆斯基接受了英国《独立报》的采访，对当时正在发展壮大的Antifa组织的暴力行为发表了批评意见，这些意见被采访者写入前述的那篇《诺姆·乔姆斯基：Antifa是对最右翼和美国政府镇压的礼物》。尽管乔姆斯基不是就这个恐怖组织本身的行为发出批评，而是从左派运动的策略出发来评论，认为Antifa的暴力将给右翼与美国政府送上镇压理由，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尽管他在采访中认为川普总统指责Antifa为“坏家伙”，导致了社会成员对Antifa的不安与警惕，但在BLM成员看来，Antifa与BLM都是不能批评的神圣之体。于是，在今年BLM革命进入清算历史的高潮之时，乔姆斯基得为自己的“历史错误”付出代价。 以政治正确化身自居的左派大宗师乔姆斯基，终于被熊熊燃烧的政治正确烈焰烧了头发与胡子，这把火让他看清了一点：BLM这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将要构建的“美丽新世界”，将可能没有他这位大宗师的位置。与他境况相同的还有不少左派知识分子，比如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K Rowling）女士，一向政治正确的她在6月写过一句“只有女性可以月经”，因此被列入#CancelCulture的抵制名单，不仅各种恶语加身，其作品还被要求下架。凡被BLM等左派革命者认为说过”政治不正确”言论的文化名人，包括作家、学者、教授、流行歌手、音乐人、演艺者等，都被列入这名单，痛遭批判与抵制，这抵制包括写公开信匿名信给这些人任职机构，要求开除或解雇等等，或者下架其作品。 面对#CancelCulture的文化恐怖，早就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保守派坚守言论自由原则的名言抛诸脑后的一干左派作家、学者、教授都坐不住了，在坐观甚至支持了40多天的文化恐怖之后，于是有了乔姆斯基、福山、罗琳女士等150多人7月10日联名发表的公开签名信。 这封信为何左右不讨喜？ 写这封信时，这些文化名人并没有反思这把烧灼他们的“政治正确”熊熊烈火，其实是他们多年努力添柴加薪的结果。他们也没认为清除历史、打击异己是错误，而是抱着求饶的心情，让极左派们考虑互相依存的战友关系，放他们一马，将枪口对准川普等右翼势力。在众多名人中，我为什么选择乔姆斯基作分析对象？乃因这封信上有无法抹除的乔姆斯基痕迹：仍然要求左派阵营不要用过火行为让右派得到反对他们的理由，与他2017年8月在英国《独立报》的采访中说法一致。 这封信保持了左派话语一向的冠冕堂皇。首先高度肯定了BLM的一系列纲领性要求，包括反种族主义与Defund Police（这两点的实际情况我已经在《打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美国文革正在进行时（1）》中分析过），然后再划定一个敌我阵营：川普代表的右翼是敌，是民主的真正威胁；高等教育、新闻界、慈善事业、演艺界的左翼为友。他们——即敌方的言论自由权利仍然被视如无物，这封公开信只讨论一个内部问题：“决不能允许抵抗力量把教条或强制性变成自己的品牌”打击本阵营的友军，因为“右翼煽动者已经在利用这些”。然后再晓以厉害：“我们必须通过反对任何一方出现的不宽容的现象，才能维护民主的包容。我们拒绝在正义与自由之间进行任何错误的选择，而这些离不开彼此。”最后是告饶：“作为作家，我们需要一种文化，让我们有进行实践、冒险甚至犯错误的空间”——意思是：与川普等右翼阵营的战斗正在进行，我们是离不开彼此的战友，不要再互相指责。你们做什么，我们不会指责，也拜托你们包容我们，哪怕我们彼此认为对方是错的。 这封信中还有一段话：“虽然我们早已知道极端的权力喜欢这些，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审查做派也越来越广泛地传播起来：不宽容反对的声音，将公开羞辱和排斥作为一种新时尚，以及试图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去解决复杂的政策问题”。 保守派成为这封信划定的敌方，被指正在利用极左的荒谬行为，当然不会自作多情地去喜欢这封信。但左派也很不喜欢，给予无情抨击，许多人声称这是颓废的精英主义表现。自我标注为“自由新闻记者和事实检查员”的艾琳·毕巴（Erin Biba）说：“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渠道和他们都有的听众可以使用这个集体平台的巨大优势——他们用它…………发牢骚，互联网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话负责。”DC Sentinel记者山姆·萨克斯（Sam Sacks）说：“看看谁在这封信上签名，你可以说这更多地是关于该行业的富有精英，他们不想为他们作为战争罪犯宣传工作的过去（和当前）工作承担后果。” 套向书斋左派头上的巨网由他们亲手织造 美国有今天，我半点也不意外，至少，我从2016年开始，就已经明白这是美国的宿命，这宿命就是垄断的美国大学讲台的左派教授——大大小小的乔姆斯基们共同创造的。1987年，作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他的畅销书《正在锁住的美国头脑(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预告：美国的高等教育对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失败的，因为它培养了左翼、反对言论自由心态，并尽力实现思想的统一性。 由于左派教授在大学排挤保守派，利用他们的学术地位采用各种审查禁制不同声音，让青年一代觉得言论自由根本无需存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从2016年-2018年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展现：千禧一代有一半人认为应该限制言论自由。 乔姆斯基教授虽然已届91岁高龄，我仍然希望他能够在余下的岁月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痛恨的美国成就了他，包容了他的一切，给了他名利、地位，允许他全世界范围内与独裁者成为朋友，成为当代游走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最大的制度套利者；如今，他多年努力呼唤的“美丽新世界”终于来了，却容不下他的一些并不尖锐的批评言论。请善于思辨的乔姆斯基教授扪心自问：哪个世界才真正值得他追求？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7月20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1908 ）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印度的撒切尔掌权
历时五周的印度大选，5月16日将宣布结果。各种迹象显示，在野的右翼人民党（BJP）将胜选，其领导人莫迪（N. Modi）将会出任总理。 虽然仍有人担心执政的左翼国大党（INC）会像以往大选那样最后翻盘，但我觉得那种可能性几乎没有，这有几个原因∶ 一是国大党已连续执政两届十年，民主国家的常规现象多是两届就换人做。 二是国大党腐败严重，民怨沸腾，人心思变，所以会被选票淘汰。 三是过去十年印度治安恶化，发生多起恶性强奸案（公车上轮奸致死；轮奸欧洲女游客等），致全国哗然，执政党形象蒙尘。 四是（更关键的）印度在国大党执政后期，经济滞缓，影响到千家万户。例如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4.7%，远低于之前的7%，民众不满增高。 五是国大党推出的候选人拉胡尔•甘地是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总理任上被卫兵暗杀）的孙子。拉胡尔的母亲索菲亚（英迪拉的儿媳）是现任国大党主席，儿子选总理，等于政治被他家包干了。选民对这种家族世袭已感到厌倦。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的国大党，恰恰又碰上人民党的最强有力对手——古加拉特邦的州长莫迪。 莫迪的两个竞选口号很受选民欢迎∶反腐败；发展经济。莫迪17岁时曾被父母包办婚姻，三个月后离家出走（想当和尚），从此一直单身。今年63岁的莫迪在竞选时说，我无亲无故，没有“家人”可以贪腐。莫迪已连当四届州长（14年），他信奉和推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自由经济政策，结果他执政期间古吉拉特邦的人均收入成长两倍以上，经济规模增长50%，成为被国际瞩目的经济奇迹。 而且作为总理候选人，莫迪很有个人魅力。从网络上的莫迪竞选演说来看，他不仅有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男子汉形像，而且颇有演讲能力——说话铿锵有力，手势声调配合得当，气势远超过美国共和党的上届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跟奥巴马相比，莫迪不说大空话，也从来不用字幕机（读稿），带着来自民间的自然纯朴。 莫迪把发展经济作为竞选主轴和未来印度的方向，实在是太正确了。因为印度的根本问题是经济落后，或者说是“均贫富”的社会主义倾向太严重。这是向来热衷煽动反富、反资本主义的国大党能够在印度长期当选执政的最重要原因。 印度人口世界第二多（已超过12亿），大多数是穷人。同时因为印度曾被英国殖民统治过，导致多数印度知识分子有非常强烈的反英、反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左派精英加上穷人，就导致国大党一直胜利。在印度1952年首次全国大选至今的60多年间，国大党执政了近50年！仅尼赫鲁和他女儿英吉拉•甘地，就前后掌权了32年！ 左翼社会主义政策（国有化，计划经济等）害苦了印度。在英迪拉•甘地掌权时，印度人均收入才是南韩人的四分之一，印度的边际税率（新增加财富的税率）高达97.5%！高税收，大政府，国有化，使印度的经济一直低迷。 九十年代末我曾到印度采访，痛感其贫穷落后。当时住在新德里一家靠近河边的旅馆，早晨起来，看到河边蹲著不少人，开始以为在做操、练身什麽的。但仔细一瞧，居然是在河边大小便（还有女性）。本想到河边散散步，但这种景像令人想起文革电影《地雷战》，绝不敢去踩这“恶心雷”。 上周看到印度通过法律，要用喷水车（水枪）对付这些“随地者”。喷水车上写著“你停止，我就停止”（you stop, we stop）。虽然“随地者”缺乏公德，风俗败坏，但根本问题是缺少公厕。从我到印度至今已17年，连印度首都还都解决不了公厕问题，因为没有钱，尼赫鲁们把印度搞得“一穷二白”。即使有公厕的地方，也令不谙当地情况的外国人尴尬透顶，因为里面没有手纸，只有个水龙头，意思是让你用手洗。这也是因缺乏资金所致（没有手纸钱）。 印度那麽穷，却会弄些政治正确的社会主义名堂，他们火车上的免费食物就是一例。当时我从新德里去南方的班加洛尔（相当从北京到广州），坐的是特快列车，但车上却无任何吃的东西可买，因不许买卖，要由政府提供，说这是印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这把我害苦了，因他们提供的免费盒饭，不仅味道难以下咽，更有蟑螂在附近爬，哪敢吃呵。最后只好在停车时买站台上小贩兜售的香蕉。结果吃了两天的香蕉（简直吃伤了），才苦撑到目的地（如果谁想减肥，请到印度坐火车）。那次经验，更让我彻底领教了印度式社会主义的可恶。 在这种情况下莫迪当选，推行撒切尔主义，将会极大地促进印度的经济发展，等于是把尼赫鲁们的社会主义列车搬了道岔，改了方向。 在去年4月8日撒切尔夫人去世那天，莫迪在演说中推崇“小政府、民营化”，被媒体称为撒切尔主义的继承人。因为“莫迪经济学”跟撒切尔主义同样∶减税，平衡预算，重视商业，充分市场经济。帮莫迪竞选的伦敦银行家坎斯说，“如果你定义撒切尔主义是小政府和自由企业，那莫迪经济学与撒切尔主义并无区别。” 莫迪和撒切尔的另一个相同点是，他也是小镇出身，被视为政治圈的局外人；而且也以坚持原则、不妥协著称，甚至像撒切尔夫人那样，因强势作风而被左派辱骂为独裁者。但受够了软弱无力领导人的许多印度民众，把敢作敢为的莫迪视为英雄和印度的希望。 “撒切尔”主掌新德里的白宫，不仅将改变印度，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因印度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产生一个“撒切尔”，太值得庆幸和祝贺了！ 2014年5月14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05-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
美国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军事打击恐怖份子。但仗还没打，就出现了反战的声音（虽然是少数人），在美国一百多所大学，都有示威抗议；昨天，在华盛顿有几千名来自各地的示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11人被捕），他们高举“要和平不要战争”的牌子，反对美国军事打击塔列班政权和拉登，要求使用外交手段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些反战者的理由是，911已经死了那麽多人，再为此开战，会有更多的生命损失，尤其是可能导致很多平民丧生。 “反战者”的这种诉求表面上看挺高尚，很看重生命，颇有人道情怀，更热爱和平，但实际上这种不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不分文明和邪恶，一味盲目地反对一切战争，结果不仅会导致更多平民死亡，更多灾难；而且等于给邪恶开了绿灯，使和平更没有保障。“农夫和蛇”式的愚蠢，不仅害己，也害别人。 按照“反战者”这种逻辑，第二次大战时美国、英国、俄国、中国等都不应以军事手段反击德国纳粹和日本帝国，因为战争导致大量军民的死亡。人类为抵抗纳粹和日本军国确实付出了惨重代价，据美国二战研究资料，俄国有1,300万军人、700万平民死亡；中国有300万军人、1,000万平民丧生；日本有170万军人、38万平民死亡。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是整个二战中平民死亡最多的国家，不仅超过俄国，而且是日本平民死亡人数的近27倍！ 如果人类在二战中不采取军事手段抵抗，结果会是怎麽样呢？可能至今全世界都是纳粹和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全球60亿人都成了亡国奴。中国人习惯说“8年抗战”，这8年里中国就有1,000万平民遇难，那麽如果中国人以及美、英、俄都不使用战争手段抵抗，日本再继续占领奴役中国人8年，就可能再有1,000万中国平民丧生（这还不算军人的牺牲）。 我曾在采访一位主张非暴力的佛教领袖时问道“如果你生活在二次大战期间，面对纳粹和日本军国的屠杀，你怎麽办？”他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跑。”我追问“纳粹和日本人有坦克、战车┅┅”他说“我跑的快。”显然这位佛教领袖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用开玩笑的方式躲过。像这位佛教领袖这种一概反对所有战争的做法起码有四个误区第一，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区别；第二，放弃了人类面对邪恶的自卫权利；第三，在自己逃跑的行为中，放弃了保护弱者、女性和儿童的责任；第四，这种放弃抵抗，将只能导致邪恶更大范围地蔓延，更多的无辜者丧生，使人类陷入更沉重的灾难。而这一切结果都和这种以非暴力来避免更多生命损失的人道愿望背道而驰。 美国即将进行的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的行为就是人类面对邪恶而进行的正义自卫。如果今天不去摧毁拉登的训练基地，不去根除他的上万名狂热的恐怖主义信徒，明天拉登们可能就不是劫飞机，而是劫持新疆和西伯利亚的导弹发射场，向纽约，或是伦敦、巴黎、柏林发射核子武器，把几百万生命连同城市一起从地球上永远地抹掉。上周《华盛顿时报》报导，拉登手下的人已经尝试通过俄国的黑社会组织谋求得到核武器和生物武器。从这次恐怖份子以民航飞机和平民作为飞弹进行袭击来看，只要他们能够达到谋杀人类的目的，什麽手段都会使用，问题只是他们能劫持到什麽样的武器。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基本逻辑。 如果对这麽残忍地大规模谋杀平民的邪恶势力都不使用军事手段铲除，那麽人类还要保持军力、发展武器干什麽？！那些反对使用战争手段，而要求用外交手段解决恐怖份子问题的反战者，实在是弱智到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的程度如果这些人能用劫持民航飞机、撞毁有几万平民在里面工作的世贸大厦的方式，那麽还有什麽人类的规矩、原则和道理可以被他们认同？ 如果今天美国不使用军事手段打击并根除这些恐怖份子，摧毁他们的训练基地，那麽邪恶势力就会以为这种恐怖屠杀奏效，明天就可能袭击更多的城市。那些举行反战游行的美国大学，都可能是恐怖份子袭击的对象。当那些校园连同反战者们一起被恐怖份子的炸弹从地球上抹掉时，那些反战者在另一个世界再後悔也来不及了。 在这次国会投票决定使用战争手段对付恐怖份子时，参议院以98对0，众议院以420对1的绝对多数通过。唯一投反对票的黑人女议员笆波拉李（Barbara Lee）不仅这次反战，在美国出兵波斯尼亚、科索沃等议案中，她都是投的反对票。这种现象在美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是仅有一名女性议员投票反对美国参与，结果在随後的选举中，她就被选民淘汰。後来她东山再起，结果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後国会表决是否对日宣战时，又是她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这次选民没有原谅她，不仅在後来的选举中把她选下了台，而且她永远没有再获得足够的选票返回政坛，永远地失去了炫耀愚蠢的机会。 战争当然会有伤亡，也可能有平民的损失，但正义的战争有时不得不以一定数量的军人和平民的伤亡，来换取大多数平民的生命保障与长久和平。且不说以西方的文化背景，仅以美国是民选政府以及有严密的新闻监督，美军也会在战争中注意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这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就可以看出，美国用100万美元的飞弹，打那些几万美元且几乎没有行人的桥梁，就是为了避免平民伤亡。即使轰炸南斯拉夫政府的大楼等，也是选择夜间楼空的时候进行，并事先在白天发出警告。 即使从二战时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这个极端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以少数人的牺牲而换取更多人幸存的道理。据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美国人民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一书，美国当年向日本投原子弹之前两天，曾派飞机向广岛空投了72万张传单，警告这个城市将遭原子弹攻击而毁掉，呼吁人们离开。 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不仅不是没有考虑平民的伤亡，而恰恰是为了避免更多平民和双方军人的伤亡。根据美军攻占冲绳一战双方死亡人数推算（美军阵亡12,520，日军死亡18,500），如果这样打到东京，美国将牺牲100万人，日本将丧生1,000万到3,000万人之间，因为日本本土有235万正规军，400万海空军後勤人员，和2,800万後备民兵。当美军和这麽庞大的日军决战，除了双方军人以外，自然会有非常庞大数量的平民伤亡。而至今仍被反战者们谴责、诅咒的美国在日本扔的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共是15万2千人。 同时，日本晚一天投降，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就会有更多的军民死亡。如果仅计算平民的话，以美国方面统计的“中国在二战中平民丧生1,000万”（北京军事科学院发表的数字为，军民共伤亡2,100万）的保守数字来看，中国人八年抗日战争的三千多天中，平均每天也约有3,500名平民死亡，这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投掷原子弹，逐个岛屿地和日军争夺，日本晚投降6个月的话，那麽别说美军和日军的死亡，仅中国一个国家，就会再有60万平民被杀害，这个数字不仅是因原子弹丧生的日本人的4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中国平民比日本平民更加无辜——美国之所以选择广岛，因为它是日本第二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和军工基地，而且当地民众相当狂热地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向外侵略。 既进行正义的战争，又完全不伤害到平民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这两者经常是无法两全的，最理想的状态从来都是最不可能实现的状态。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乌托邦只是给人类带来更大灾难的幻想。如果什麽都想全得的话，其结果就只能是全部失掉。 美国为尽快结束战争，减少更多军人和平民的死亡而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一事，一直成为反战者和左派们反对任何性质战争的理由之一。美军在越战中就是被对邪恶根本不了解的左派们，包括狂热的大学生、左派媒体和好莱坞牵制而无法打胜的。後来当上了美国第一夫人、现在又利用丈夫的名声而当上了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的喜莱莉，当年就是狂热反战的左派之一。她当年带领学生上街高喊“F---尼克松”的口号；她崇拜的精神领袖，并准备毕业去实习的加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越共领导人的好友和座上客。好莱坞的著名女星、後来做了一阵CNN总裁泰特．特纳妻子的简．方达，当年竟跑到河内和越共一起手持机枪对天空的模拟美国飞机射击。 这种左派狂热我来到美国後也亲眼看到。波斯湾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目睹哥大上千名学生高喊著“要和平不要战争”，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百老汇大街。这些狂热的学生们，根本不懂什麽是正义战争，什麽是邪恶，就是一味反对所有的军事行动。那种不可阻挡的狂热劲头，似乎是邪恶用多少次残忍、多少次屠杀、多少次血腥，都无法使他们醒悟（难道非得杀到他们自己头上？）。可笑的是，在波斯湾战争打胜後，这些“雄纠纠们”却又若无其事地去欢呼美国的胜利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庆祝成立50周年时，西班牙总统致词说“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今天，人类又一次到了这种时刻，为了和平，为了更多平民的生命得以保障，必须进行正义的战争，使用一切军事手段，根除恐怖份子！ 2001年9月30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2001-09-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Reality of China: A Mess of Wanton Graffiti Drawn with the Pen of Power
Translated by kRiZcPEc http://hqlenglish.blogspot.com/2012/01/reality-of-china.html I remember when Mao Zedong came to be the ruler of China, he described the country as a destitute state, a sheet of blank paper on which the newest and most beautiful picture can be drawn. After that, for three decades Mao Zedong ruled and he left on China his powerful drawings, done in a manner that was willful and wild. In the three decades that followed, 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 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painting the country with a host of methods at will. Now, with little white space left, the drawings on the blank sheet of China are testing the lowest limits of human esthetic values and moral principles. Is China rich or poor? This is probably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baffles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Up to now, China has yet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wave goodbye the status of a developing nation, even though the size of its economy is large enough to be dazzling: it’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by GDP ranking, and has $3.2 trillion in its foreign reserves. The government is so unbelievably wealthy—the wealthiest among countries across the globe given the fact that it takes away a third from that staggering volume of GDP—that not long ago, the European Union,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club of wealthy nations, has wished that China would take out one trillion to help save it from crisis. But it is also true to say that China is poor, as there are still over 150 million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absolute poverty line, being able to spend only a dollar per day. This is what I called as “wealthy government and poor people” years ago. Even in the autocratic regimes that have collapsed in succession during the Arab Spring this year (2011) such as Tunisia and Libya, the social welfare there were different from China, those governments didn’t take away as large a share from the GDP as Beijing does, and the welfare for the impoverished were much better than in China.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s challenges a variety of economic theories The role China play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ndscape defies accurate pinpoint of its status. It’s true to say China is a developed nation, since at least China’s commodity prices, be it viewed from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or other criteria, or when it comes to the prices of housing, oil or meat, milk, grain and vegetables and other daily consumer goods, have surpassed the world’s number one, the United States. The only difference is China has yet to be able to export high technology goods like all developed nations do. But it’s also not wrong to say China is a developing country, as it now exports neither resources nor produces. On the contrary, it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importer of resources and food. Apart from rich countries like Canada, Australia and poor countries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which have to provide China with all sorts of mineral resources, the world’s number one, the United States, also has to export to China maize, soybeans, pork, unpolluted fish, and even rice. If viewed with the dependency theory, which the Leftists and the Neo-Leftists see as the bible, the countries mentioned above, whether they are rich or poor, have all ended up as vassals of China’s economy, allowing China to extract the remainders out of them. What sort of position does China want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tting? I recall that thirty years ago when China just opened its market, it was very ambitious. Wholeheartedly determined to exchange the market for technologies so as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that numerous pairs of sports shoes were exported before a Boeing jet could be purchased, the country saw the export of low-end production like labor-intensive processing as an expedient measure, and it obtained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by such means as stealing and grabbing—practices that deeply annoyed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which could do noth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at a point see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s a direction. The public was very excited about it. And what happened? Up to now, not only has the government failed to shif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one that is technology-intensive, but it also degraded into inferior products the labor-intensive goods like toys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which in the past had the largest share of the world’s market. Now their market share is shrinking fast. It would not be right to say China’s falling behind in technologies, as the country has in successive years sent into space rockets including Shenzhou-5 and Shenzhou-6; it even sent up a spaceship, Tiangong-1. Despite all these achievements, the country just wouldn’t produce milk powder that meets the standards for the people to consume. In the end the problem was set aside by lowering the milk powder standards. And it seems China willingly turns its land into a shelter for polluting industries. China’s coal mining, chemical industries, metallurgy, production of electricity,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of electronics, and light industries are where high occurrence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have been logged; over 200 million people are exposed to the hazard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a swift increas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of several products, such as petrochemical products like PX (the amount of which produced in China topped the world since 2009, and accounted for nearly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total production in 2010) and rare earth, their production process caused severe pollution. As these industries became the pillars of China’s economy, protests against pollution gradually became the third largest category of mass incidents in the country. All that’s left as China’s advantage, it seem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pollution. \[Sadly, all those environment experts who have been to China for field studies would realize the country’s environment has already collapsed.\]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also challenges the macroeconomic theory. It’s not wrong to say the country is growing fast—at a rate that is unrivaled in the world’s economic history. China has proudly said to the world that it maintained the growth rate at above 8% for nearly thirty years in a row, which is a record that no other country has ever been able to keep.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macro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growth is bound to promote growth in employment and consumption, as proven b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But China’s situation has been very unique. Despite a growth rate this high, growth in employment and consumption were not boosted. The growth rate for employment has been hovering at 1-2% since late 1990s, and consumption rate (consumption to GDP ratio) has been falling year after year and dropped to 37.3% in 2009, lower than the world’s average of about 40%. This gross mismatch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data presents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macroeconomic theory that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In sum, there is no readily available theory that can explain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It’s also hard to categorize China as a developed nation or a developing one according to existing standards. And China actually quite like this ambiguity, which enables it to flexibly shift its status. When the country needs the power of discourse, it would identify itself as a developed nation; and when it wants to shrink from duties that it is expected to fulfill, it would call itself a developing country. Testing the lowest limit of human political ethics If it is said that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relied mainly on the devolution of 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forms of ownership, and the promo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then through what channels exactly did China obtain its stunning accomplishments in the two decades that followed? If you ask the Chinese what is the pillar industry in China, undoubtedly most would say that it’s the real estate. I’d add another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resource industries, or mining industries which is dominated by coal mining. In my article published in 2008, “Three decades of reform: abnormal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apacity and itsconsequences”, I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since mid-1990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relied mainly on such major sections as real estate, mining, and capital markets like the stock market; and it was from these area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extracting resources.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vided local governments with massive tax revenue, it also gave birth to a large number of real estate rich, over 120 million landless peasants,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city-dwelling households which fell victim to forced eviction and the world’s highest property price. The GDP the mining industries contributed to China became known as “blood-stained GDP”. No one could tell how many miners had their health and lives devoured by the industry that gave rise to a new one which exists in nowhere else: the industry of “pig slaughtering”: individuals who had no humanity left in them enticed others into working as miners, and then set up scenes of accident to take the lives of those miners when opportunity arose; afterward, they blackmailed the mine owners for compensation by claiming to be relatives of the victims. These cruel incidents repeatedly occurred at Chinese mines in recent years. These two pillar industries were founded on the sacrifice of the right to live of countless Chinese. Incessant incidents of self-immolation and protests across the country could not stop local governments from carrying out forced demolition and eviction \[to make way for new property projects\]. And the tragic story of a worker who contracted severe pneumoconiosis was forced to ask a surgeon to cut open his chest to prove that he was not infected with tuberculosis so as to get the compensation he deserved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only in China. Recently, Guangming Daily published an article stating that every day twenty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disappeared in China, and expressed its worries that people would no longer grow crops. Yet what I saw was peasants with no land to farm on, no prospect for employment and no place to go were being produced in bulk each day. By now there are, as I calculated, about 130 million such peasants. By making use of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to plunder from the people living resources and health, \[the culprits\] could as well be seen as presenting powerful challenges against the lowest limit of human political ethics. Challenging against the lowest limit of human ecological safety What have become of the sky, the earth, and the people, which were seen collectively as the “three powe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ky. It is said that most cities in China could no longer see blue sky, which has long been covered with haze and smog.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 by the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ore than 400,000 people died from air pollution-related diseases in China each year. In 2006, a report by the World Bank put the figure of such deaths at 750,000, and was lowered to over 400,000 at the reques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social stability reasons. The earth. It has been devastated beyond repair. I’m not going to enumerate data relating to water pollution and land contamination here. After the mudslide in Zhouqu, Gansu last y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finally admitted that the calamity was resulted from nature’s revenge on human for over-exploitation. The China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revealed data that suggested the land on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live is no longer safe: a total of 26,009 geological disasters was recorded from January to July in 2010, nearly ten times as many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2009. A total of 200,000 potential geological disaster points has been discovered nationwide. Among them, 16,000 are classified as large and extra large potential geological disaster points similar to Zhouqu. Blood-stained GDP is getting difficult to sustain. According to official figure, there are already forty-four cities depleted of their resources. The major coal-producing province of Shanxi has up to 10,000-plus square kilometers of mined-out underground area, above one-tenth of the size of that province. Collapse has occurred in more than half of that mined-out area. The people. Their overall health conditions are not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cancer villag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number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all kind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is as many as 200 million, not including those living with HIV, tuberculosis patients, hepatitis B patients, and 120 million hepatitis B virus carrier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lso said that over 100 million people are mentally ill. And as early as 2005, the Chinese officials announced there were in total 180 million ecological refugees. A “blank sheet” on which wanton graffiti has been made A man without modern concept of wealth, Mao Zedong said in the early days of CPC establishment of its rule that China was poverty-stricken. He did not see the land of the country, its w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as nonrenewable resources most valuable to humankind. In fact, it was the ecological resources left behind by the old China—the poverty-stricken state in the eyes of Mao Zedong—that supported CPC rule for over sixty years, in particular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land resources supported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the water resources supported hydro-power projects like the one at the Three Gorges; the various underground mineral resources contributed to all kinds of blood-stained GDP;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gave rise to booming tourism. Just look at the land resources alone as evidence, in the twenty-one years from 1989 to 2010, the government revenue from land sales ballooned from 447 million in 1989 to over three trillion in 2010, that’s a 6732-fold increase, and with that the proportion of revenue from land sales in local revenue has been rising in tandem. In 1989 revenue from land sales accounted for only 0.24% of local revenue. In 2010, the ratio reached 74.14%, a 308-fold increase. The governments have also become unprecedentedly cunning in extracting land values. Although the housing property for those dwell in it should be valid for seventy years, som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lready used housing quality as an excuse to order advance demolition and eviction. They even collect a mandatory renewal fee twenty years after the dead were buried in a grav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ynasty and those of the past is that: at the times of those dynasties ,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was at a limited level. As a result, the natural resources remained intact even though the dynasties were toppled. However, during the sixty-odd years of Communist rule, in particular the more recent three decades, hug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ing the technological means for extracting all kinds of resources to depletion. As a result, the “blank paper” seized with guns is now plagued with various dirt marks that one would rather not looking at, dirt marks left on it by 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 according to their esthetic ability and needs. If it is said that over sixty years ag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eft behind in China a “poverty-stricken” blank sheet, the various ecological resources were intact nonetheless. In its pursuit of development at the expense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however, the CPC would leave behin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 wild mess laden with all sorts of graffiti and dirt marks, and there would be no materials left for them to paint with.
何清涟2025-11-09 00:02👍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