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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反共绿色革命
上周末，俄国政府宣布，以86亿美元叫价拍卖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Yukos，从而标志以私有化、反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这场俄国绿色革命，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过去一年多来，许多美国的俄国问题专家都对目前发生在俄罗斯的这场变革相当肯定并充满期待。俄国的这场反共革命，起码在四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 第一个是在政治领域。在叶利钦时代，共产党人集结到一起，成为俄国最大的政党，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40％的支持率；但到1999年底的杜马（国会下议院）改选时，其支持率下滑到25％；去年底则降至12％。目前仍呈下降趋势。共产党势力正在被人民用选票淘汰。而以普京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则受到人民欢迎，在今年三月的总统大选中，普京以76％的高票连任。在自由投票的国家，得到超过七成的选票，都是大赢。像月初的美国大选，布什总统虽然获胜，但也才是51％，刚过半数而已。 第二个是经济领域。普京聘请了自由经济理论家哈耶克的学生做自己的经济顾问，推行私有化和减税政策。即使连拳头企业的俄国石油公司，也进行私有化。去年石油巨头TNK的一半股权卖给了英国公司；今夏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Lukoil也出售股权；再加上日前决定拍卖的Yukos，使俄国政府拥有的石油工业比例，是除了美国、哈萨克斯坦之外，在世界上最低的。私有化从根基上促进了竞争能力，俄国的石油产量目前已占全球市场10％，仅次於沙特阿拉伯而居世界第二位。现在俄国70％的产品来自私营企业。 在私有化的同时，俄国实行统一税率（flat，即不按收入设收税等级），并减至13％（法德都超过45％，美国是36％），是整个欧洲除爱尔兰（12.5％）之外税率最低的。在低税收的同时，普京还推行小政府，把原来内阁的30个部会，缩至17个，差不多削减一半；把政府规模削减了20％，即五个工作人员就解雇一个。 这些改革为俄国的经济增长奠定了根基。自1999年，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38％，贫穷率下降三分之一，失业率下降19％，目前为6％（法德都超过9.3％，美国是5.6％），个人收入翻了一番，目前人均收入3200美元，是中国人的四倍。尤其是俄国实行了土地私有化政策，农民可拥有并自由买卖土地，不仅完全淘汰了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俄国首次从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 第三个是军事领域。共产党时代，俄国军队有四百多万，现已削至一百万。普京准备再减35万，仅保留65万军队（中国军队250万）。俄国的一万枚战略导弹，准备到2012年减至1500枚。俄国军费最高时曾占GDP的30％，近年已削至仅占2.8-3.7％之间。俄国经济增长、外汇增加，但普京没有大力发展军事，而是投资经济。去秋的民调显示，在怎样使俄国在世界有地位的提问中， 46％的俄国人回答，要有竞争力的经济，只有21％回答“重构强大军事”。今天多数俄国人已对建造强大的苏联红军不感兴趣。 第四个是新闻和言论自由领域。除了莫斯科的三家主要电视台之外，俄国的89个地区有750家有线和无线电视，平均每个地区有八家电视台。三万五千家地方报纸和杂志中，七千家完全是私营；其中一个企业家在29个地区出版30家报纸。在今春俄总统大选时，五个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在三家国营电视上发表65小时的政见，等於每周三次在电视上攻击普京。在这场八千三百万人注册投票的选举中， 87％的俄国人表示，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 除此之外，俄国的对外政策走向现实主义，强调独立司法等法治等等，都在使这个曾发生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发源地，正经历一场伟大的反共绿色革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份。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1月24日） 2004-1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胡锦涛的兄弟崇拜毛泽东
拉美国家委内瑞拉，近年成为国际媒体报导的焦点之一，因为该国总统查韦斯，对外实行反美、亲独裁国家的政策，对内镇压反对派，强行修改宪法，取消限制总统任期的规定，实行个人专权的威权统治。 委内瑞拉近年跟中国发展密切关系。查韦斯自1999年上台掌权，过去11年来，访问中国多达6次，可能创了纪录，因为好像没有任何国家元首，会平均不到两年就跑一次北京。 中国官方媒体把这个美洲的左翼激进领袖称为“忠诚的朋友”。而胡锦涛在北京拥抱他时，打破平常的拘谨僵硬，满面春风地叫他“老朋友”；查韦斯则称他“兄弟”。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的信徒”。 《人民日报》记者在对查韦斯的专访中介绍说，这位委内瑞拉总统最崇拜毛泽东，“他熟读《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常不离口。”1999年，查韦斯刚当上总统才半年多，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主动提出要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向毛的遗体鞠躬，“表达他由衷的敬意”，说他“崇拜毛泽东”。 中国官方媒体介绍说，“查韦斯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超过一般人的想像。‘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对这些话语, 查韦斯像很多中国人一样, 经常会脱口而出。更令人惊奇的是, 他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这一点, 恐怕不少中国人都比不上他。” 正因为查韦斯研究和崇拜毛泽东，所以他几乎是全照毛泽东的思路，对委内瑞拉进行统治。在政治上，也是扼杀异议声音，推行舆论一律的高压政策。在经济上，走向社会主义，推行国有化、限制私营企业、强行“均贫富”的左倾政策。在外交上，则像毛当年那样，把美国称为“帝国主义”，煽动排外、反美的民族主义狂热。 在军事上，查韦斯也模仿毛泽东，强调“军民鱼水情”，命令军队每月在固定地段开设大众市场，以优惠价格向穷人出售食品，同时还为民众理发、修理电器和门诊看病等。不少军人对此反感，认为军人的职责是军事训练、保家卫国，怎麽能去卖水果、蔬菜、鱼肉，这是“不务正业”。但查韦斯对军队进行清洗，提拔重用他的拥护者。委内瑞拉的军队正在“查韦斯化”，也变成“党指挥枪”，而不是军队国家化。 查韦斯像毛一样，重视新闻宣传，极力控制媒体。在查韦斯掌权之前，委内瑞拉的媒体很多是私营的。查韦斯上台後，对独立媒体，尤其是批评政府的声音，千方百计进行压制，甚至镇压和迫害。美国《华尔街日报》美洲事务专家玛丽．奥格雷迪（Mary O'Grady）最近发表题为“查韦斯攻击新闻媒体”的报导说，委内瑞拉正在镇压独立媒体，限制言论自由。该国最大的私营电视台“全球视野”的总裁朱罗嘎（Guillermo Zuloaga），最近逃到美国，因为他遭到迫害，查韦斯政权要把他们父子抓进监狱。 朱罗嘎经营的全球视野电视，是委内瑞拉最有影响力的私营电视台，收视率占42％，差不多每两个委内瑞拉观众，就有一个人看“全球视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介绍说，这家电视强调监督政府，揭发丑闻；曾报导说，在委内瑞拉缺乏足够食物的时刻，由於政府的官僚作业，有七万吨食品，堆在港口没有及时处理，结果腐烂。该电视还说，委内瑞拉是全球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过去10年，由於暴力事件，导致15万人丧生。 这种报导，当然查韦斯不高兴，所以政府要对付这家电视。朱罗嘎曾被逮捕过一次，罪名是诽谤政府；後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才获得自由。去年，查韦斯政府又以私藏汽车为名，对朱罗嘎进行调查，在委内瑞拉，如个人有汽车不申报，就是私藏汽车，属於犯罪。但调查了大半年，也没找到证据，但查韦斯对全球视野电视对他的批评报导等，越来越恼火，坚持要把这家电视关掉。《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最近，查韦斯政府的司法部，又把去年的私藏汽车案调出来，重新审理，要以这个理由先把朱罗嘎父子抓起来，关到委国那所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出名的常发生暴力事件的危险监狱。这所监狱几周前还发生囚犯暴动，导致15人被警方打死。 朱罗嘎从司法部朋友那里听到要抓他的消息，逃到了美国。他已向“美洲国家组织”（OAS）的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调查他这个案子，还他公道。他并呼吁，请查韦斯到美国来跟他对薄公堂。他说，在查韦斯统治的委内瑞拉，根本没有独立而公平的司法，他没法打官司。 朱罗嘎的遭遇再次证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真是“毛的传人”，也要个人专权，实行专制统治。查韦斯强行修改了宪法之後，他就可一直掌权到2035年，加上他已掌权11年，会长达36年，不仅远超过毛泽东（毛自1949年登上天安门，至死掌权27年），也将会直追美洲的老独裁者、古巴的卡斯特罗（已掌权51年）。 查韦斯这位毛的崇拜者，成为胡锦涛的弟兄，不难理解，因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查胡”本来就是一壶茶，一种味道，都是反人道，反民主。但中国一些左派知识份子，也对查韦斯有好感，甚至欣赏，因委内瑞拉走向社会主义，符合他们所谓照顾穷人（实为要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左倾政策，实现群体主义的乌托邦）的理想。连流亡海外的一位著名中国知识份子，至死还在研究、欣赏委内瑞拉，把走社会主义的美洲小霸王查韦斯，视为英雄。由此可见，践踏个人权利的社会主义、群体主义等毛式乌托邦阴影，是多麽深远、沉重和可怕。 2010年7月26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10-07-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被忘却了的农村改革
今天在中国，加入世贸、与国际接轨等口号越来越响，似乎大有代替兴旺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口号。从一种角度看，这好象表明中国的改革已经踏上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以往那种主要关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眼光再也跟不上形势了。但也有一些比较坦率的学者专家认为，其实，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瓶颈阶段，近年来现实中面临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实际上始终无法有效解决。于是，谈深化改革的场合反而越来越少了。如果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历史，具体分析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现状，就会发现，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深思：中国改革今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难道只剩下加入世贸和与国际接轨了吗？加入了世贸、与国际接上轨，中国的改革难道就大功告成了？毫无疑问，加入世贸至关重要，但如果单打一地强调其重要性，就难免落入有意无意的“见木不见林”。 除了加入世贸这样的努力之外，中国当前就没有更关键、更紧迫的改革任务了吗？事实上，如果冷静地观察，当前中国除了需要加入世贸之外，还有一项更艰巨、更重要的改革任务，那就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村改革，改变农村目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局。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但二十年之后，农民的境况却陷入了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困难之中，由此影响到全国的经济沉入低增长和连年萧条。可惜的是，在目前国内的主流话语中，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却似乎已被忘却了。好象经过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农村的体制已经基本理顺，再也不值得重新关注了。即便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也往往是针对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对农村困局的整体评估。 八十年代中，中国研究改革的专家学者里，最强的队伍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属下的一群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使他们得以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八十年代末，这支队伍被打散了。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坚持不懈地研究“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团队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视。中国不再有研究分析“三农”问题的强势团队，并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今天的“三农”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没有了类似的团队，只靠一些政府机关的农业经济专家作些单纯的经济技术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面对今天农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见到个别学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记者的零星报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种脚踏实地、以第一手调查为基础、有充分说服力的系统整体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关“三农”的政策制定与这类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或许就是农村改革被忘却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农民状况：富起来了还是越来越穷？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时给了农民的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但土地的长期承包基本上巩固了农村的市场机制。随后，在农村流通体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进展并不大，而且过去五年来还时有反复。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可惜，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问题不在于市场机制不灵，而在于市场机制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现存的权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尝过改革甜头的农民重新置于被剥夺的可怜境地。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的状态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经济”已经逐渐消退，而政府转嫁社会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城市居民、特别是内地中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开始萎缩，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旺盛了。这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种植成本却面临着垄断型工商企业的价格哄抬，种子、化肥、电、农药等的成本越来越高。结果，出现了种得越多、亏得越重的现象。而且，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担忧。即使中国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尽量减少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 其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统计局的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个“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这个“增长”的“收入”当中，其实包括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家中积存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由于近年来粮价一再下跌，农民收获的农产品如按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出售，将严重亏本。农民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如果把这种无法变现的收获剔除，农民来自农业的现金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进城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再次，乡镇企业开始萎缩。最近在国内出现了一股谈论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清议，似乎只要在乡村多建成一些新兴城镇，农村的萧条局面就能改观了。农民搬到城镇去从事非农行业的前提是乡村非农产业的加快发展。但是，近几年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了收缩阶段，连年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数千万以往吸收过的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象，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机会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机会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机会。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机会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机会，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础”，乡下人的困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过去几年中，每当提到增加收入时，首先想要照顾的是正项收入不差、额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员，而贫困的八亿多农民就被“忘却”了；但提到扩大消费品销售时，就想到要让农民多花钱了，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民过得好一些，而是要减少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库存。一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呼吁，要打开庞大的农村市场，让农民们多消费，这样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才有销路。而现实却是，几年来全国农民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一直在萎缩。现在，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七十多是卖给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城市居民的，其中购买力最强的又局限在那少数几个繁华都市；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村居民只买得起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三十不到。当这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建议如何进一步挖农民们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时，却懒得去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多年来农村市场不但无法扩大，相反却正日益萎缩。中国部分学者的“都市偏倚”倾向其实是政府的相同倾向的反射，他们不但很少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甚至连农民贫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这样，在新世纪里农村的前景就更不容乐观，也更让人担忧了。 “三农”问题的出路何在？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方向是发展农村经济。在这方面可以长篇大论地谈很多短期内无法见效的设想。现在写在种种文件上的措施，也很少有新鲜的，多半都是过去几年来国内学者反复提到过的，写进文件里也不止一回两回了。以往几年这类措施没能“立竿见影”，今后也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就会发挥神奇的功效。 眼前真应该立刻解决的，是别让农民过不下去。所以，或者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或者是减少农民的支出负担，或者两者齐举，总要有一些措施，农村的经济困局才能略有缓解。然而，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 虽然中国在加入世贸的谈判中，坚持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其实，指望农产品补贴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有限的。首先是因为政府其实拿不出多少资金进行补贴；其次，在现行体制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皇帝为了减轻税赋，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拙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然而，中央财政虽然收入比地方财政宽裕，但花在城市里、特别是都市里的钱更多，照样是捉襟见肘。目前，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下降，中央财政连年举债，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无法再对广大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政府在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方面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内无法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政府也很难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农民不易增收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农”问题就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无济于事。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甚至也想象沿海繁华地区看齐，不但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既然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舍不得补贴，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水平。 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问题，但似乎并未产生什么明显效果。 为了试图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去年中央政府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试行费改税后，断了基层干部以往的财路，以前通过摊派而捞进口袋里的钱现在入了国库，这就可能造成干部“生活水平的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乡干部就故伎重演，新发明了非法的“人头税”等国税之外的“私税”，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非法收押不愿意交纳这种“私税”的农民。湖北某地也出现了按农民私宅面积非法开征所谓的“土地使用税”的恶例，结果逼得交不起“私税”的农民只好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离乡而逃。 跳出“官逼民穷”的循环 目前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上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于是，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结果。 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也好，试行“费改税”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彻底缓解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只有从节流上着手，即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数量。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现在，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对这一点，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不是简单的事，这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取消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革以来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这第二场“革命”还关系到如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政治社会管理体制，要真正按照农民的需要和可负担能力，来设定基层政府的规模、人数和功能，而不是象过去二十年来那样，依据上级政府的需要来设定干部人数和职能，强迫农民出钱养活他们。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全国乡村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现在，农村现行政治社会管理体制的维持成本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央政府和农民的可承受负担能力，如果继续维持这一体制，势必造成农村的进一步萧条，社会矛盾将日益激化。而改革这一体制，则是一场八亿农民与几千万基层干部之间的角力，将重新奠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经过过去十多年来村委会民主选举的实践，农村已经逐步积累起实行这场变革的社会政治条件。对农民来说，实行这样一场变革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必定大快人心。但是，按照长期形成的集权体制的惯性，这场变革又需要农村基层政府的配合，与虎谋皮，谈何容易。二十年前，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逐步推动，然后形成燎原之火，势不可挡。今后，依靠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推动这场农村政治体制变革，其势在必行已经了然。这场变革能恢复农村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问题在于，是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才勉强应付、仓促上阵，还是象当年的农村经济改革那样，主动迎接挑战，化被动为主动？这其实是一个需要高度政治智慧和胆略的重大选择。 原载《民主中国》网刊，2001年3月
何清涟2025-11-06 09:14👍 0💬 0采访曹长青∶山雨已来 风雨正满楼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时事访谈】节目。我是静汝。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1日深夜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宣布基地组织头号人物本．拉登被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击毙。奥巴马强调，本．拉登的死不代表攻击事件结束，美国的反恐行动并未终止，未来持续追查盖达组织其他党羽，致力追求美国的和平和尊严。据悉，本．拉登被美军击毙的消息传出後，美国白宫外面随後出现大批民众，人们挥舞美国国旗，欢欣鼓舞的庆祝美国和国际社会反恐的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仅推特上（Twitter）每秒就有相关新闻超过4000条。有大陆媒体人士表示，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也迅速在中国民众中传开。大陆民众对於本拉登被歼灭感到鼓舞。对於本.拉登被击毙对世界反恐形势会带来什麽样新的影响？对中共专制独裁者执政又将会带来什麽样的影响？以及中国民众应当怎麽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而把握自己的命运？ 旅居美国的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就此发表了他的看法。 下面就请听本台记者对曹长青的采访。 记者∶曹先生，您好！ 曹长青∶ 你好！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记者∶您认为本.拉登被击毙对国家反恐形势会有什麽样的影响？ 曹长青∶我觉得本.拉登被击毙，对全球战略格局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本. 拉登是全球恐怖主义的象徵性人物。他被打死了，对全球的恐怖主义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会严重打击他们的信心。有人说，一个本.拉登死了，会有更多的“拉登”出来。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在极端伊斯兰份子中，像本.拉登那麽有钱是亿万富翁、有那样经济实力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他被淫除了，非常打击他们的士气，很可能会导致全球恐怖主义群龙无首，迅速走下坡路，甚至崩盘，这是一个重大影响。 第二个，对全球反恐力量以及追求自由的人们是个相当大的鼓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正式宣布这个消息之後，虽然美国已近半夜，但在首都华盛顿立刻有上万人涌到白宫附近，庆祝、欢呼，认为是反恐的重大胜利。在纽约，被恐怖分子炸毁的两座世贸大厦遗址附近，也马上聚集了很多人，而且是来自很多国家的人，挥舞著美国国旗，喊“美国！美国！”欢呼自由的胜利。把击毙本.拉登视为自由世界的胜利！ 国际上主要国家的领袖都发表讲话，支持和赞赏美国采取的这次果断行动。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民主的印度等等，这些主要大国领袖都表示支持美国的行动，欢呼和祝贺美国在反恐上取得决定性的重大进展。 第三，我觉得这对中东、北非的革命会产生很大的鼓舞作用，因为正赶上中东、北非发生民主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的头子、象徵性人物本.拉登被打死，而且是被美国特种部队打死的，这对阿拉伯世界会产生很大影响。会增加阿拉伯世界的温和声音、理性声音，民主的力量。而中东和北非如果发生大的变化，那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甚至全球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格局的最重大变化之一。所以，从以上三方面来看，本.拉登被击毙，将对全球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您认为对中国又会有什麽样的影响？ 曹长青∶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领导人，也就是中共上层。因为中共一直把本.拉登和恐怖主义作为牵制美国的一张牌。中共跟美国打交道时手里主要有两张牌∶一张是共产北韩，靠金正日这个小霸王发展核武跟美国讨价还价；另一张牌就是恐怖主义和本.拉登，用这个要胁美国，你美国要反恐，就需要我们中国合作，那你就得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那现在全球恐怖主义头子被打掉了，中国的这张牌就没有多大分量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增加美国跟北京打交道的优势，降低中共讨价还价的可能性。这是有利於美国和西方自由世界的。 另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老百姓。本拉登被打死的消息在网路传开之後，很多中国民众都欢呼，认为是淫除了一个恶霸，一个邪恶。而且很多人都联想到中共的命运。因为中共的统治在本质上也是恐怖主义，是“国家恐怖主义”。本.拉登的恐怖主义，是不问青红皂白，为了意识形态，用暴力夺走人的生命，包括美国世贸大厦三千多平民被瞬间杀害。而中共政权跟本拉登是一样的，也是用暴力剥夺人的选择权，甚至人的生命。尤其近年来用黑社会、黑帮手段，像对北京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等等，使用黑社会手段进行摧残。现在本.拉登被除掉了，会增加中国人对邪恶的认识，促使人民觉醒，来结束中共的恐怖统治。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重大的。 记者∶您认为中国人应当怎麽看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应该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 曹长青∶中国古语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今天的全球大局和国际形势是∶山雨已来，风雨正在满楼。不是欲满楼，而是已经满楼。这个全球的民主浪潮，从苏联和东欧发生的“苏东波”民主浪潮, 结束了整个东欧的共产专制，到今天的中东和北非，被认为是“大漠孤烟直”的封闭之地，或者说被视为“死水一潭”的地方，现在居然是风起云涌，要求民主。突尼斯革命成gong了，埃及赶走了独裁者，利比亚人民正浴血奋战，卡扎非末日指日可待，叙利亚虽然严酷镇压，但也要发生重大变化，人民在反抗。这个重大变化，这个不断扩大的趋势，是二战以来，整个世界最大的变化之一。极端伊斯兰势力要崩溃，共产主义早已大势已去，这使这个世界上极权势力、邪恶政权只剩下中共、北韩、伊朗等等，这会导致中共更感到孤立，更感到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会更加看清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化，从这个变化中更感觉到一个伟大变革时代的来临。 记者∶中共有没有背後支持本.拉登？ 现在我们拿不到证据，中共政权跟本拉登有什麽直接的武器交往等等。但是，中共支持北韩的独裁者，是国际社会都知道的。北韩70％以上的粮食、石油等都来自中国。如果中国不给，北韩在经济上就垮了。北韩的主要武器也来自中国，甚至核子设备都可能秘密来自中国。 所以，没有中共的撑腰北韩早就完了。那今天本.拉登是不是得到中共的支持，我们拿不到这方面证据，但是我们看到，在心里上，中共会乐意看到本.拉登等恐怖势力强大，因为它可以牵制美国，导致美国没法腾出手来，来更多关注亚洲，对付中共的军事崛起。所以，本.拉登势力降低了，恐怖主义式微了，会使美国更有能力、更有实力，把国际战略重心从欧洲、从全球反恐，而转向亚洲，来防范和遏阻中共的军事崛起和扩张，包括威胁台湾等。 中共跟本.拉登在战略需要上是一致的，所以共产党会希望本.拉登强大。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拉登被淫除了，中共政权会兔死狐悲，非常悲哀的，因为等於他手里的牌少了一个，他的一个潜在盟友的势力被削弱了。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访谈】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汝，感谢您的收听。 （文字稿根据录音整理，以上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2011年5月3日 2011-05-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美国人拿总统“是问”
在中国，不管出现什麽灾难，中国人对政府的救援，总是感激涕零。例如四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政府事先没发出预警，又拒绝外国在黄金时间救援，事後更不追究那些豆腐渣工程倒塌造成生命损失的责任；可在官方媒体鼓噪下，老百姓仍很多感谢政府，对温家宝能赴灾区（实质是作秀）视察，更是感恩戴德。 但在美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观。每有大灾难，人们首先找政府算账，拿总统“是问”，用放大镜找政府的不是、不足、（做得）不够。 例如几年前的新奥尔良飓风时，美国人不仅痛斥当地市政府无能，更找白宫算账，指责当时的总统布什救援缓慢，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这次美国沿海发生油管漏油事件，美国人再次找总统是问，痛批奥巴马政府行动缓慢，官僚作业。最新的民调，有52％的美国民众“不认同奥巴马总统处理漏油事件的方式”。 面对舆论批评，奥巴马已四次去漏油沿海地区视察，研究补救之道，并在就任总统後，首次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试图平息批评声浪。但“白宫讲话”後，不仅没起什麽作用，反而更被媒体“修理”，主要认为他空话太多，缺乏自我批评，不承担责任。 美国福克斯电视评论员、雷根政府时国防部长公共事务副助理凯萨琳.麦克法兰（Kathleen McFarland）发表的评论，题目是∶“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这个皇帝没穿衣服！”这位伶牙俐齿的女评论家说，“白宫讲话”历来被美国人重视，整个美国都在收看。当年肯尼迪总统在白宫讲话中承担他在灾难中的个人责任；八十年代美国经济困境时，里根总统发表白宫讲话，宣布重大改革方案；九一一美国遭恐怖袭击，布什总统发表白宫讲话，列出反恐计划大纲。这位评论家激问∶那奥巴马的白宫讲话又说了什麽？奥巴马抱怨、责怪所有被视为跟漏油灾难事件有关的人∶英国石油公司，自然界，甚至美国人民（说他们用了太多汽油）。同时，跟往常一样，奥巴马从不承担他自己的责任。 凯萨琳说，她撰写过白宫讲话稿，尼克松发表辞职电视讲话时，以及後来福特“赦免”尼克松的那个晚上，她都在白宫。里根总统宣布“星球大战”计划时，她在现场。这位具有独特政治经验的评论家说，这些总统白宫讲话的共同特点是什麽？是“领导能力”。这些美国总统尽其所能，确定出强有力的、果断性的远景，和具体的计划，展示出领导力和鼓舞人心的自信。但看了奥巴马的首次白宫电视讲话後，她想喊叫∶“这个皇帝身上没有新衣！” 前阿拉斯加女州长、美国保守派的当红领袖佩林也批评说，奥巴马总统行动缓慢，没有把马上制止住漏油当作当务之急，更没有跟有国际上这方面经验的国家合作。例如瑞典和荷兰方面主动打来电话，奥巴马竟根本不回话。奥巴马却要利用这次漏油事件，制定更多限制企业的规定，扩大政府职权，走向社会主义。 在奥巴马的18分钟白宫讲话中，只有一次提到外国，却是中国。奥巴马说，美国应该像中国那样，在“乾净能源工业”上投资。俗话说“哪壶不开提哪壶”，中国恰恰是全球环保最差、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奥巴马竟然说美国要向中国的环保工作学习，他真的像凯萨琳说，根本没有穿“新衣”！美国人找他“是问”，可能也问不出衣服来。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7月5日“曹长青专栏” 2010-07-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韩寒”在崩溃边缘
韩寒发话要悬赏2000万寻找“代笔”的时候，已经输了一局媒体战。因为这种举动就是吹口哨过坟地。当年吴征杨澜干过，唐骏、桑兰等也干过。哪个心虚的名人再步这种後尘的话，就不仅让人们看笑话，而且等於证明质疑者的正确性。 而韩寒近日的举动——起诉在网上撰文质疑他的人，又犯了名人大忌∶用法律手段解决言论问题。这种做法，无论在法庭上是否赢，韩寒都将是真正的输家。而韩寒今天接受新华社独家专访，则是在找绳子自杀了。 韩寒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年轻作家，他的博客点击率据说上亿。所以，他拥有的巨大话语权力，超过任何一个质疑他的人。言论对言论的话，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占绝对优势。与此同时，他还有着娱乐明星般的偶像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读者告他“造假”属情理之中，但他却主动起诉别人的质疑，试图用此方法封嘴，则是本末倒置。 因为，对一个有这麽大影响力的人，有人发现一些问题，发表文章质疑他的“真实度”，或其他任何问题，都是太正常不过了。言论是“监督”的第一步，最基本的一步。曾经为新闻自由而呐喊的韩寒应该懂得，不仅权力者应该成为被监督的对象，名人照样应该被监督，因为“名”本身就是Power，它受到各种无形的“力”的保护。而任何不受约束的Power都是可怕的。 所以在美国，名人要打赢诽谤官司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赢了，被告也顶多被要求道歉，而不会受到经济制裁，以此保证没有权势的普通人的批评声音。言论自由，必定带来许多污七八糟的言论，也一定会有清白的好人被泼墨。这是言论自由的代价，这是做名人的代价；这当然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为了言论的“纯洁度”，为了保证好人名誉绝不受损，制定法律限制言论，那结果就不是糟糕，而是灾难。 不限制言论，言论是不是就会泛滥呢？名人们是不是就该倒楣被泼脏水呢？也不必那麽担心，那些没有根据的诽谤、攻击都会自生自灭。那些为诋毁他人而故意制造谎言的人，最後损害的会是他自己。要相信真实，相信大众的常识，相信多数人的良心最终一定会占上风。 韩寒今天（1月30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学创作是一件很有尊严的事。而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打击无非两种∶被指责抄袭，或者被‘代笔’。事实上，全世界的作家都面临这种无端指责，通常都很难自证清白。” 韩寒简直到了睁眼撒谎的地步，哪来的全世界作家都面对“抄袭”和“代笔”的指责？而且抄袭和代笔更有巨大不同。被指“抄袭”者，多是引用别人东西没给足够credit，而“代笔”则根本就是别人写的。有几个作家被指控作品整个是别人写的呢？ 在华人世界，由於名人们受谄媚的程度远高过西方社会的名人们，而被批评的程度则远低於西方社会的名人们，所以一被挑战，就受不了，就要告上法院。但如果让名人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就等於给了“名人”以权势（包括金钱）压人的机会，导致社会在道义上的更加不公。 这次麦田敢於出来质疑当时最有人气的韩寒，其勇气相当令人钦佩。後来他很快公开“道歉”，明显有受到某种压力之嫌。但现在麦田再次回到挑战韩寒的行列，应该得到广大网友的鼎力支持。 而《萌芽》编辑李其纲出来起诉麦田侵犯名誉，则是荒唐透顶。正常都是“个人”告杂志诽谤，哪有握着几十万发行量话语权的杂志告个人诽谤之理？李其纲有理，可用杂志一篇一篇地讲道理、用言论赢人、服人嘛。这麽以势压人，用权力对付言论，展示他们没有用言论赢得人心的自信。这种行为实在应受到读者的惩罚。 韩寒是靠言论，靠抨击时弊的言论赢得了中国老百姓的人心。那些言论中尤其包括“争取言论自由”的言论。我前一段还在自己的网站上转过韩寒一篇题为“格调不高怎麽办”的文章。该文就是反抗限制言论自由的。韩寒发表那些博客的行为本身，就是在争取言论自由。今天，当这个言论批评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没有什麽比用笔杆子这个武器去跟他们战斗更有力了，如果你的武器是真的。 面对质疑，韩寒说别人是“阴谋论”，“一个团伙因为发泄私愤，预设立场再有罪推论进行到丧心病狂”。这话本身才真有点阴谋论了吧？团伙在哪儿呢？私愤是什麽？怎麽大家都不去质疑王朔的东西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呢？ 这几天韩寒列出了一大堆东西，手稿呵、家信呵、亲友呵等等，要证明当年比赛的作文、小说什麽的，都是他自己写的。这实在是挺累的，这就好比韩寒昨天刚得了个全国长跑冠军，被人质疑那个比赛成绩是造假的，不是韩寒自己跑出来的，他腿脚都不利索呢，得什麽冠军呵。这时候韩寒就拿出一堆运动衣、球鞋、护膝什麽的，说是昨天比赛时穿的，再找张三、李四等等“看过”他跑的人，来证明他确实跑了。没这个必要嘛。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就得了嘛。我当你们大家的面儿，再给你跑一圈，立刻就“正名”了嘛。哪需要罗里八嗦地解释，还劳神费劲地找“证据”。 韩寒只需要接受一场作文考试，一次有媒体监督的专家提问，一天之内就可以给自己“平反昭雪”。为什麽不做？答案太一目了然了嘛！ 韩寒的“新三篇”出来之後，得到了《环球时报》连续发文背书。昨天，已经开始有官方媒体出来挺韩寒的起诉，甚至预测韩寒要赢了。今天更是新华社出面“独家采访报导”韩寒要打官司一事。以讽刺调侃官方赢得了人心的韩寒，现在得到官媒的如此背书和声援，这是迄今为止他给中国读者们送来的最大黑色幽默！ 2012年1月30日美国 2012-02-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中国经济的软肋：能源对外依存度偏高
最近，国际油价升浪不断，油价再创新高，纽约市场11月份期油升穿51美元一桶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董事鲁宾逊10月7日表示，由于产油国原油存量下降，中国对石油需求激增，在供求不平衡下，预料油价将继续高企。 中国经济与能源短缺再一次成为国际经济分析人士关注的焦点。 中国成为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引擎 中国的石油需求持续增长，能源需求已构成中国外交的第三环节。但最近的消息表明，中国政府能源外交成绩不佳，与俄国商谈了十余年的“安大线” （俄安加尔斯克———中国大庆）建设再度成为泡影，温家宝访俄在能源问题上无功而返。更让中国难过的是，俄罗斯能源巨擘尤科斯紧接着宣称，2004年余下几个月内发往中国的原油供应量将会减少。 上海社会科学院撰写的《2004中国国际地位报告》，其中有关能源的分报告分析了中国石油问题。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79%，原油消费年均增加5.77%，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长速度仅为1.67%。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原油进口量逐年增大，由1996年的2622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6,941万吨，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超过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36%。2004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上述研究报告预测，中国石油需求将持续攀升，详细数字见下表： 中国石油需求一览表 年 份 实际需求 本国产量 进口量 2003年 2.5亿吨 1.8亿吨 0.9112亿吨 2005年 2.7亿吨 1.8亿吨左右 1.0亿吨 2010年 3.1亿吨 1.8亿吨左右 1.5亿吨 2015年 3.5亿吨 1.8亿吨左右 1.7亿吨 2020年 4.0亿吨 2.0亿吨 2.0亿吨 据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最新数据和预测，中国石油需求增长将占近两年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1/3，2004年中国将越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西方舆论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引擎，并给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波动带来更大变数，对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以及石油供给安全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面临的能源困境 第一，供求矛盾日益显著 与持续膨胀的石油需求相比，中国的原油自给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目前中国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储采比仅为14.8，已开发油区的储采比只有10.9。在这样的储采比配置下，中国原油稳产已处于临界状态，目前年产油在1.8亿吨，到2020年至多也就能达到2.0亿吨。按目前的开采速度，中国将在14年后出现石油枯竭的局面，油气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第二，原油进口通道单一 从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来看，2002年进口的原油有60%以上来自中东和非洲的5个国家。中东、非洲地区正是目前政局动荡的主要地区，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恐怖事件频繁发生；而且目前中国90%以上进口的石油需要从海上船运，无论是从中东还是从非洲进口原油，其重要通道马六甲海峡安全隐患突出，石油进口面临较大的运输风险。 一旦遇到战争、外交或是其他不可抗拒的风险，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国际社会对中国能源的牵制 石油折射出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美国兰德公司在一篇题为《中国寻求能源安全》的研究报告中，对全球石油地缘政治以及中国石油资源形势做了分析，基本结论就是中国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应限制在1/3的范围之内。在这需要靠外部供应的1/3中，兰德公司对中国的建议是：应从俄罗斯解决1/3左右，从中亚解决1/3左右，另外的1/3左右可继续依靠中东。 从目前中国同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由于中国试图联合法国，挑战目前“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想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极，从而引起美国俄国等不满，美、俄、日等国在能源领域已对中国构成了较大牵制。 中国有超过一半进口的原油来自中东，而美国掌握了中东地区的石油控制权；中亚国家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是中国的近邻，但美国通过控股及参股等形式，对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油气投资及国际合作项目形成了一定控制力；中国原油水路进口的重要通道马六甲海峡是美国控制的全球最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中国对俄罗斯的石油依赖度日高，但中俄安大线（安加尔斯克———大庆）至今迟迟未能动工，就是中国原油供给受制于他国牵制的一个典型例证。 俄国的能源外交向日本偏倚 “安大线”方案最早由俄方于90年代提出，当时俄罗斯经济形势严峻，急于打开国际能源市场，向中国提出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输油管线的设想。1994年双方签署了备忘录，1996年该项目被纳入两国能源合作协议中，2001年9月，该管线规划大致完成。 也正是在此期间，江泽民和叶利钦之间签订了秘密的《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承认了近代史上中俄之间有关领土划分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江泽民端给叶利钦的这块大蛋糕来看，中国对这条石油管线需求极为迫切。 然而中国的好梦难圆，原拟在2003年年初动工的安大线如今希望渺茫。2003年1月，俄日签署“能源合作计划”，日本提出修建安纳线（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的建议。同年3月，为了应付中国，俄罗斯提出折衷方案，分别建设通往中日的两条支线，但通往中方的支线优先开工。 问题是俄罗斯的原油生产并不能保障安大、安纳两条线的供给，因此，双线方案并不能解决中日两国对原油的需求。2003年6月，日本表示如俄同意优先修建安纳线，日将提供75亿美元资金，协助俄开发东西伯利亚新油田。但紧接着尤科斯前总裁霍尔多科夫斯基被捕，安大线石油管道项目又被推迟。2003年9月，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以环保评估为由介入安大、安纳线的争执中来。 据俄新社报道，俄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杨科夫今年9月表示，该部以输油管如发生泄漏事故，将危及“贝加尔湖生态”为由否决了尤科斯公司提出的安大线项目。如果俄国最终只通过安纳线向东亚输出西伯利亚原油，中国将被迫在4,000公里长的安纳线终点纳霍德卡接油，每桶油的运价将比最初的安大线高出一倍以上。 能源工业是俄罗斯经济的基石，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目前俄一半以上的外汇收入都来自能源出口。本来供给日本与中国都是赚钱，况且中国签约在日本之前好多年，修建安纳线也比安大线的距离要长得多，但为何俄罗斯在日本与中国两国之间，要弃先图后，处处给中国吃瘪？ 这与俄罗斯的外交谋略有关。目前，俄罗斯正在借助能源来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正如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俄罗斯能源问题专家菲奥纳•希尔女士评价说：“石油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它同核武器一道构成了俄罗斯谋取国际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两个拳头’”。更何况，防止中国崛起正是俄国远东战略的重要部分，利用能源卡中国的脖子正好趁愿。所以中国虽然具有利用中亚、俄罗斯石油资源的地缘优势，但与日本相比，却没有政治与经济优势。同样，日本想方设法地让俄国放弃“安大线”而采纳“安纳线”，也是基于在本地区与中国竞争的考虑：首先，“安纳线”一旦铺设成功，可保障日本石油供应安全，使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从现在的88％降低到60％；其次，日本通过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可以提高其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 能源：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 中国曾将世界各国石油安全供应分为四类：一是资源安全类，本土产量大于消费量，其中又分两个亚类：自主安全型（如俄罗斯）和受控安全型，如伊拉克本身是石油资源大国，但毫无安全可言。二是资本安全类，如日、韩、法、德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靠资本运营，全球并购石油企业，换得股份油得到安全。三是实力安全类，如美国本身是第三大石油产油国，但又是世界第一石油消费国和缺口国，美国一方面保护自身资源不开发，另一方面又用大量他国原油供自己使用，还每年获得大量的石油利润。四是依赖受控型，即无石油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安全受控于资本大国与资源大国。中国自我评估为“绿色基本安全类”，理由是：中国虽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国，但由于是世界第五大原油生产国，所以，真正缺口只是世界第7位。但实际情况显示，中国石油安全确实是个问题。 东北亚是能源与安全结合最紧密的地区。美国著名能源问题专家K•E•卡尔德将从东北部富有能源的萨哈林（俄），穿过朝鲜经日本到中国缺乏能源的福建和广东省称为“东北亚弧形危机地带”。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及石油需求推动了世界石油需求的增长，并且今后仍将继续下去。而事实上，邻近广东与福建的南方地区的能源都需要借助于外来能源。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但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却十分落后，面对危及原油供应的战争和其他突发事件，应对石油风险的能力很低，“买涨不买落”现象便是最直接的证明。2000年，当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时，中国进口原油7,000万吨，比1999年增加了七成多；随后原油价格有所回落，至2001年年底国际油价回落至每桶17美元左右，但此时中国却在释放库存压力，减少原油进口，2001年原油进口比上年下降约7%。在国际油价高涨的2003年上半年，中国原油进口又比2002年同期增长了32.8%，原油进口“量价齐增”（进口数量增加的同时价格上涨）的恶性循环一次次再现。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量仅为21.6天。而国际能源机构要求其成员国建立起至少维持各自消费90天的战略储备量。例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石油储备分别达到158天、161天和127天。根据官方的说法，中国已展开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的一期工程，就是兴建大连、黄岛、镇海、舟山四大石油储备基地。 不过，就算是这四大基地建成后，也只有30天的储备量，与90天储备量的国际惯例相去甚远。据称，中国第二期、第三期石油储备工程已在规划之中。 由于没有石油储备，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变成了国际石油交易商炒作的本钱，结果令 国际油市价格大涨。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原油6,102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39.3%，但进口金额却增长了57.4%。 能源供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据国际能源机构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测，中国对石油进口的过度依赖，很可能因国际油市风云变幻而蒙受巨大损失，粗略估算，如果每桶石油的价格上升1美元，按照目前的进口量推算，中国将多支付6亿美元的外汇（1吨折合为7.3桶），而进口达到1.5亿吨则需多支付11亿美元。 最新出版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亦警告，中国经济今年预计将同比增长8.8%，明年成长8.0%，但如果世界原油价格保持在目前的每桶40美元左右，明年的增速将降低至7.2%。10月上旬，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全球经济研讨会”亦做出类似预测。从正常情况看，如果油价每提高10美元，将在一到两年时间里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0.5至1个百分点。因此，如果今后世界石油价格的上升高于目前的预期，世界经济减速幅度还将更大。 弗雷德•伯格斯滕（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前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则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5大危险中，有3个集中在美国。这就是贸易赤字飚升导致美元汇率持续下跌、财政赤字高升似乎失去控制，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另外两大危险因素，一个是上面说到的石油价格飚升问题，另一个是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硬着陆的问题。这些危险相互作用，从而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构成一定的威胁。 上述分析可见，如果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中国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将大打折扣。能源短缺不仅使中国的强国梦难于实现，而且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严重受制。 （原载于Taiwan News 财经文化周刊，2004年10月21日，总15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China’s Listing Social Structure
PREFACE He Qinglian was born in Shaoyang in the province of Hunan in 1956. Sent as a teenager to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on a railway construction site, she studied history a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economics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passing out in 1985. After teaching jobs in Changsha and Guangzhou, she moved to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of Shenzhen, working first in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then on the Shenzhen Legal Daily. In August 1996 she completed a book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lls of China after two decades of reform policies, declined as too explosive by eight or nine publishers. But after it appeared in Hong Kong in 1997 under the title China’s Pitfall, an expurgat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Beijing as Modernization’s Pitfall in January 1998, with a preface by Liu Ji, Vice-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n an adviser to Jiang Zemin. The book was an immediate sensation, as a blistering indictment of far-reaching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 in the PRC, selling 200,000 legal copies and vastly more pirated ones. The essay translated here appeared in the March 2000 issue of Shuwu \[House of Books\], a journal published in Changsha. The number sold out within ten days. More radical than her book, the article met with a swift reaction from the authorities.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denounced it as a ‘liberal’ document guilty of ‘inciting antagonism between the different strata of Chinese society’, and sent an investigative team to Changsha to find out how it could have seen the light of day. In May meetings were summoned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henzhe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at which confidential directives were given that her works were no longer to be mentioned in the media. On returning from a trip abroad in June, He Qinglian was demoted from her editorial position at the Shenzhen Legal Daily, and placed under domestic surveillance. Her article, however, continues to be the focus of intense unofficial discussion, amid increasing intellectual ferment in China. In study circles, it has been compared—only partly in jest—to Mao’s famous Analysis of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of the twenties, as a gripping class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 for these times. Disavowing the analogy, He Qinglian has said that where Mao’s text set out to identify the agents, allies and targets of a social revolution, her concern is simply to bring home to her compatriots some unquestionable realitie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y are living.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s of the reform-policy period in 1978. The elite, previously selected on a political basis, is now also being recruited on the basis of ‘wealth’ and ‘merit’—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underlying social structure. These new sections of the elite are now beginning to form their own interest group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lobbying channels, beyond the already established political ones. The working class, hitherto the constitutionally decreed ‘leading class’, and the peasantry, the ‘semi-leading’ class, have both been marginalized; intermediate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developing apace. All these processes have led to thorough-going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fter China joins the WTO, interest groups will multiply further,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m will undergo yet more complex change. Before the Reform Era, China was a highly unified, centralized society, in which political,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centres largely overlapped. The whole society obeyed a paramount interest—that of the Party—and the value-system appeared to be equally unified. This situation reflected the distribution of essential resources. At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monopolized not only the basic material resources of society—land, property, income and so forth—but also the political resources of power and prestige, and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here were no independent, non-governmental resources, and no 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 an essentially binary structure, ‘state vs. people’, prevailed. Chinese people at that time had no material goods beyond some simple furniture, clothing, cooking-ware, bedding, and so on. Their incomes, too, were woven into the governmental distribution system. Peasants lived under the rural institutions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mainly dependent on the labour-point system for their earnings, while urban dwellers relied on the wage scale fixed by the Personnel and Labour Ministries. Under this highly unified, monolithic state, it was impossible to form any social group with independent goals.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 The thrust of Chinese reforms has been gradually to reallocate the possession of social resources. However, as this author has repeatedly pointed out, the principal form this has taken has been a process of privatization of juridically public assets by the power-holding stratum. Its most striking feature has therefore been a glaring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s—an inequality that has been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class relations in China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way in which cur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s have crystallized has been tellingly described by the sociologist Sun Liping and his colleagues. They write: Transferability betwee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s in China has yielded a type of commutatio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analyzed by Ivan Szelenyi, which we may call ‘insider’s transfer’. Characteristic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e pattern of ‘missing no chance’, whereb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of various types of capital within a family lineage have reinforced the switchable potentials of the different capitals themselves. In other words, in each upheaval in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the existing power-holders have never missed out. Some of the high points in this sequence have been: the resumption of nation-wid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 in the late seventi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study abroad in the eighties; the openings for specul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urban reforms of the mid-eighties; the selection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late eighties; the commercial fever—‘jumping into the sea’—of the early nineties; the trade in diploma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id-nineties. These were all links in a chain of ubiquitous capital accumulation by this group. If a middle class has had difficulty emerging in China, it is partly because so many of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for one have already been cornered.1 Though the total size of the elite that now controls a stock of ‘all-encompassing capital’ is not large, it enjoys commanding power ove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Most of its members made their fortunes not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 industrial enterprise, but by reproducing and exploiting monolithic positions of power to accumulate personal wealth. This process of power-generated capitalization was studied in some detail in my book The Pitfall of Modernization, published in 1997. Since then, however, the forms of corruption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considerable changes. In the eighties and early nineties, malversation was mainly an individual affair. Typical cases included Yan Jianhong,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Guizhou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mpany; Gao Senxiang, once head of the Chinese Trust and Industrial Bank in Shenzhen; or Wang Jianye, the former boss of the Shenzhen Planning Office. But by 1995 corruption had developed from an individual to an organizational stage. A number of features distinguished such organized corruption. Often the leader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ere those most heavily implicated in cases of corruption, utilizing the public authority entrusted to their institution or branch of the state apparatus as the key asset in ‘power-money exchanges’. For their part, lower-level social organizations would mobilize the public resources under their control to bribe upper-level organizations, in pursuit of more financial support, better administrative deals or great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 case of Deng Bin in Wuxi City, Jiangsu Province, illustrated these trends. In the corruption scandal in the port of Zhanjia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Party Secretary, the Mayor and leading figures in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ere all involved—and subsequently caught. Revelations of corruption in the Army offer similar examples. By about 1998 corruption in China had developed further, from an organizational to an institutional or systemic stage. Three features define this new phase. Firstly, corruption has now permeated the bulk of the party and state apparatus. Secondly, corruption has become an established arrangement within institutions, as official posts are traded as counters in the re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ower. Qi Huogui, former party secretary of Dongfang City in Hainan Province; Yang Shanxiu, former mayor and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Anyang in Henan Province; Zeng Jincheng, former head and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Zhoukou district in Henan; and Zhu Zhenjiang, former mayor and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Hebi City in Henan, all sold official posts on a large scale.2 Thirdly, official campaigns against corruption are often no longer real threats to it, but rather instruments of political leverage and blackmail for personal gain. The case of Ruian City in Wenzhou District, Zhejiang Province, where a rural hooligan used evidence of local officials’ corruption as a lever to gain control over the whole of the political, and part of the economic and personnel structures, of the Ruian region is indicative.3 These forms of corruption are rich i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f we compare them with the scen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upshot is very similar to patterns in Latin America or Southeast Asia. The power and wealth of the few keep them on top, but the crudity of their route to enrichment means that society has no moral respect for the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s Chinese society today can now be broadly categorized into a small elite layer, a much larger middle layer, and a burgeoning layer of marginalized groups beneath (although the composition of these layer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remain fluid). Within the elite itself one can distinguish three distinct groupings, possessed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ource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We will begin by examining the first two groups, and then go on to discuss the slightly diffe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in the next section. Together,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 today comprises about seven million people, or one per cent of the employed population.4 The political elite proper consists of top state officials, high- and middle-ranking local officials, and functionaries of large state-owned, non-industrial institutions. The composition of this elite shows a high degree of continuity, since many of its members previously held positions within the planned-economy system, although others have entered its ranks during the techno-bureaucratization process of the reform era. Only a small minority of the old elite has lost social status through retirement or defeat in factional struggles. The majority have been able to use their previous administrative roles to ensure a smooth access to market opportunities—and thus to reconstitute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as members of the ‘second pillar’, the economic elite. This group include the managers of state banks and large-scale state enterprises—still preponderant within the Chinese economy \[dominating steel, cement, mining, engineering, aerospace, oil and petrochemicals, as well as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he executives of large and medium companies; and the owners of large or medium private firms. The first four of these, at least, can claim to have a literal blood-k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ruling political elite for, as we have seen, there has been little substantial change in personnel since before the reform era, beyond the transition from a political elite in a planned economy to an economic elite in a semi-marketized economy. Elite cadres began to ‘love the market’ in the mid-eighties, and soon understood how to turn the power they wielded into the personal accumulation of wealth, beginning the process of recomposing themselves into a property-holding class. The final contingent of the economic elite—the owners of large or medium private companies—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One comprises families from an official background, who have been able to acquire wealth most conveniently through a ‘one family, two systems’ arrangement (parents in government, children doing business). Kin connexions of this kind are ideal for rent-seeking activities. Another group has made its way up from non-official backgrounds, by deft exchange of ‘extra-systemic’ material assets for ‘insider’ power resources. It too thrives on rent-seeking operations. Both of these types are linked to the political elite through personal connexions rather than institutional channels, deploying their ties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maximize their own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organs of public authority. By contrast, a third type has achieved success mainly by seiz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particularly in the hi-tech sector. The formation of this stratum can be briefly summed up as follows. By the end of the seventies and early eighties, privately run enterprises started to appear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albeit always closely linked to interests in local government. The never-ending changes in official definition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initially, ‘the planned economy leads, the market economy supports’, then ‘a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followed by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now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have in part been a reflection of the ailing condi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ince the mid-eighties. As their deficits have deepened, they have ceased to function as the major tax base of the government—becoming indeed serious fiscal burdens. It i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private firms have acquired greater importance, and their legal position has gradually altered. Accompanying this process, the general quality of this layer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has improved: formerly composed mainly of outcasts from the previous employment system, laymen with barely acceptable education, it is now gradually becoming a stratum whose average educational level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By 1998, the proportion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his sector had increased to about 20 per cent. The lobbying activities of this group in pursuit of their own interests have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their enthusiasm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rrespondingly more intense. Persistent efforts have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ir own organization, the All China Association of Entrepreneurs and Commerce (ACAEC), their own newspaper—the Chinese Commercial Times—and more and more seats in offic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PCC), although these bodies are not at the core of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According to a 1996 document, more than 5,400 private entrepreneurs were selected or recommended as members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above county level, more than 8,500 as members of the PCC, and close to 1,400 as committee members in the Youth League, not to speak of eight members i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tself. Many businessmen have also entered leading bodies of the ACAEC at national, provincial, municipal or district, and county levels. These figures can only have increased in the past few years.5 Welcome news for this layer has been the emergence since 1998 of the cutting-edge topic of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to protect private property from infringements, inspired by the conviction that private riches form a legitimate part of the total wealth of society—a discussion that has clarified the logic of free enterprise to policy-makers and public alike. Although the lifestyle of the two major circles of the elite—political/governmental and economic—may appear slightly different, they share some basic features: high-speed living, limited spare time, abundant consumption and similar tendencies in their leisure pursuits and sexual proclivities. The reason for the similarity is that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the political elite—whether sexual consumption or general entertainment—in most cases takes place in the purlieus of the economic elite. As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is elite gradually crystallize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s are starting to register considerable change. In some of the larger, mor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ities, concentrated elite neighbourhoods and mini-urban communities are already beginning to form, responding to the transformed lifestyle demands of the ruling group. An intellectual elite The intellectual elite is separated from the run of general technical workers by its possession of a commanding social position and credible authority over public opinion. This stratum has experienced drastic splits and fractures during the reform era, taking a rather different path from tha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 with markedly distinct stages to it. Under the rule of Mao Zedong—who once remarked that the greater one’s knowledge, the more reactionary one becomes—intellectuals were dismissed as ‘stingy ninth-rankers’ \[in a hierarchy where the working class was formally accorded the first rank, the peasant class the second, and so forth\]. Policies for intellectual work in the humanities were strictly instrumental, to serve Mao’s continuing revolu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Era, however, the publication of an official article under the title ‘The Spring of Science’ offered an encouraging signal to intellectuals, most of whom identified strongly with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of the time. Intellectuals, in fact, provided the main social support for the reformers of this period within the Party, while conservative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within the state bureaucracy. During the nineties, however, the inequalities generated by marketization have triggered increasing strife within the intellectual stratum. Although a seg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has developed into an interest group tied to the ruling politico-economic bloc, a far greater number have gained very little from the economic reforms; instead, their relative socio-economic position has been irreversibly lowered. The attitude of intellectuals towards the reforms is therefore no longer one of unconditional support, but is now guided by the dictates of self-interest. A se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has been a beneficiary of the reform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s well as certain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economics and legal studies, have all become important cultural capital since the Reform Era began. Capable technical experts, lawyers, economists and engineers quickly monopolized high positions in social institutions, with a minority also entering the core of the power elite. This group of experts has been extremely successful in transforming their previous political capital into social capital, the network of social connexions that served them so well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Era once agai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ent-seeking China of today. Driven by self-interest, some elements have taken up positions that are in direct contrast to their earlier values and beliefs. Their ample cultural capital and money-driven ideology have been put at the service of the economic elite, enabling them to get a handsome share in the first round of wealth accumulation. This group are important allies of the new economic elite, who need the help and cooperation of economists, legal experts, social scientists, artists and—especially—the media, those who control social opinion, in order to gain a seat within the legitimate ruling order. It became clear some years ago, during official discussions of policy for the property market 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car production, that elements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were able to affect government policies both through their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 and by their role in advisory bodies. This was plain evidence of their alliance with certain interest groups, and energetic participation in pre-emptive rent-seeking activities. Sometime earlier,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revealed that family members of a well-known economist were involved in profiteering ventures. The important point here is not so much what commercial activities relatives get up to, as whether ‘theory’ joins with money to further particular interest groups, under the guise of serving the welfare of all—abusing social norms and misleading official policy. The relationship of this sector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to the political elite is strikingly different from the pattern before the Reform Era. In his essay ‘On the Four Social Elites in Today’s China’, the Sino-American scholar Cheng Xiaonong divides the intellectual stratum as a whole into a ‘commercial group’, a ‘highbrow group’, a ‘populist group’ and a ‘conservativ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affiliation of each with specific interest groups. This is a realistic analysis. Cheng argues that, by reason of their education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e outlook of technocrats with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elite is not simply determined by their own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but is liable to influence from elements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6 This makes a striking contrast with the disposition of the political elite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who did not doubt that a great ideological gulf separated themselves and the intellectual elite of their time. Today, however, when the latter is deeply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amps, the political elite can borrow or take up ideas from intellectual groups of its choice, causing an acute ‘think-tank complex’ among some circles. In reality, intellectuals have never formed a unified interest group, and it is logical that some should have formed linkages to power amid today’s rapi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The problem for the ‘think-tank’ sector is its confusion of two sets of essentially different rules, those appropriate to ‘politics’ and to ‘scholarship’. The goal of politics is to maximize rewards with scant concern to means, and to balance between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Social conscience is never the starting point in the thinking of politicians.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ly pursuits aim at truth, and in seeking it, may attain virtue or beauty too. The sector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with ties to policy-making circles tends to mix the two sets of rules, wrapping up proposals promoting particular interests as a ‘new general theory’, and so misleading society at lar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ghbrow’ sector suffers from the serious drawback that many of these intellectuals know very little about the actual problems of society. Their social criticism tends to be excessively radical, and lacking focus on empirical issues. Compared to these two types, populist intellectuals have relatively less theoretical training. Many are still confined to an old-fashioned ideology, unable to advance beyond the class struggle maxim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arxism. In this respect, they are close to those categorized as conservatives by Cheng Xiaonong, the traditional ‘Left’ in China rather than the ‘New Left’ that has arisen in recent years. As social change accelerates, conflict and regroupment among intellectuals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nounced. In all probability some old comrades will become opponents of each other in future debates over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governments has always been problematic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xperience of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suggests that when intellectuals in these societies forget their conscience and abandon their social obligations, the result is a thorough-going corruption and complete deterioration of collective life. Nor is national dignity to be restored merely by barking back 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you too suffer problems of corruption, and are not much better than us’. An underdeveloped middle class In the eighties and early nineties, policy loopholes allowed quite a few people from the lower end of society to rise in the economic scale. Occupations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intellectual strata lost prestige, while the standing of government staff, service and commercial workers improved. However, since the mid-nineties some technically advanced enterprises have given rise to a new middle-class, assessed by income and status. This group can be envisaged as a ladder with two parts. On the top rungs are well-paid intellectual workers, managers of middling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the state sector, private owners of middling and small firms, white-collar employees of firm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employees of state monopolies, a total of about 29.3 million people, some 4 per cent of the total workforce.7 On the lower rungs we find specialized technicians, scientific researchers, lawyers, teacher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middle schools, rank-and-file employees in the arts or media, average functionaries in government, middle- and lower-level management in state enterprises, upper-level self-employed and traders. These groups amount to about 82 million people, or 11.8 per cent of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With certain exceptions—some private owners of middling and small firms, managers of state equivalents,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or traders, and elderly employees in state monopolies—most of this stratum is well educated and progressive in spirit. They are the counterpart of the credentialized middle-class in Western countries. But they form a far smaller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A marginalized working class Traditionally defined, China’s working class consisted principally of employees of state enterprises. Today, however,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comprises two broad sectors. One continues to be those who labour in state-owned or large-scale collectively-owned firms; the other is made up of employees working in foreign, joint-venture, or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firms, or in township-and-village enterprises (TVEs). The two sectors are differentiated by distinct typ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kforce and the state (or managerial agency representing it)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workforce and capital owners (along with their agents) on the other. At present, with the exception of white-collar employees in Euro-American firms, every part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is in turmoil. Before the Reform Era the industrial labour force in China was, much like that in any capitalist economy, divided into core and peripheral sectors. The former were registered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firms; the latter were long-term or temporary workers in collective enterprises in urban or rural areas. The latter represented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total industrial workfor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state had two main dimensions. There was the balance between management and workers in the sphere of production, where the labour process on the shopfloor and the extent of workers’ participation or control over it was determined; and there was the sphere of distribution, where the worker was allocated a given share of the earnings of his work-unit by the state, which set his wages, medical insurance, pension system, and so forth. In those days it was not so much the labour system that generated discontent, as the total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managers did not have much real control over their employees, who worked at their own preferred speed—management had to make many compromises to gain their cooperation. The saying ‘state-owned firms have no idea of efficiency’ pointed to this reality.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relentless surveillance of the party branch and party members, workers had no space for a personal life. Even in very private settings, casual conversation could bring the risk of being labelled counter-revolutionary. As for conflicts in the sphere of distribution, they mainly concerned the fairness with which resources such as promotions in rank and payment, or housing allowances, were allocated. China did not have a middle class, but workers of state-owned firms could be compared to a ‘semi-middle-class’ in China at that time. Strict residential controls acted as a social boundary that excluded peasants from coming to the towns, blocking flows between social classes in the interest of urban dwellers. In these conditions, the main body of a ‘substitute middle-class’ was composed of work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other urban work-units, all of them organized under party control. Once the reforms got under way, however, the labour market opened up and state control over private life gradually loosened. Individuals now might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in private conversations without the fear of being thrown into jail—public spaces remaining another matter. Into what was once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state and working class, a series of intermediate agents have now cut in—bureaucrats, local power-holders and capital.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ion systems, relations between workers and firms now exhibit a range of types. Collective contracts The ‘collective contract’ predominates in state or collectively owned enterprises, which account for about 70 per cent of the industrial labour force, or some 120 million people.8 In these firms, we find management, party branches, councils of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and trade-unions. In theory the coexistence of these bodies is meant to balance power between them, but personnel arrangement procedures have betrayed this purpose. Often a chief manager of a company will concurrently occupy the post of party secretary, while a powerless but veteran deputy manager might be assigned the presidency of the trade union, and the chairman of a firm would b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rker’s council.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all management personnel, including the heads of companies, are also nominally employees of the state, and so have the same right as ordinary workers to join the trade union. Generally speaking, collective contracts have been observed very poorly in recent years. Many firms do not take the documents they sign seriously, some simply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others supplying false information, and yet others taking the view that their contracts are non-binding, ignoring the articles in them. Sometimes, what happens in practice is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has been explicitly stipulated in a contract. For instance, in the collective contract signed by a firm in Changchu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Jilin in the north-east, it is laid down that when a worker is charged with any breach of discipline, the trade union must be a party to the procedure, verifying the facts and signing the verdict, with a final binding power on the decision taken. In reality, w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trade union once differed from the management over the punishment of a worker, not only did the head of the firm pay no attention to his judgement, but he removed the dissenter from his post. Cases like this are by no means unusual. The result is that most trade-union leaders have to react ‘cautiously’ to contractual violations by executives. In their words, ‘a collective contract is indeed a legally binding agreement. But who would dare to bring charges against our managers in court? How could we keep our rice bowl?’9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Reform Era, it was noticeable that managers of state-owned firms still did not give a high priority to raising productivity 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output: they spent most of their energy negotiating with their employees over workers’ demands for stable or increased shares of the firm’s budget. But under ever increasing market pressures in the nineti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generally outdated in their equipment and short of financial reserves—have fallen into a vicious circle, as markets for their products have contracted, funds have been corruptly diverted to private firms or into the pocket of small managerial clique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tightened its fiscal squeeze on them. In consequence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or ‘off-post’ workers has steadily increased. By 1999, the shadow of unemployment had fallen over most state-owned firms. Officially published figures put the jobless at 12 million, but the actual number must be far higher than this. In short, workers in state-owned firms have seen their social status sink swiftly and drastically, losing their once protected positions day by day. The result has been a major shrinkage in the middle layer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a rapid expansion of its lower layers, an obvious formula for social instability. Western investment The situ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in firms that combine Western capital with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or companies set up in China solely with investment by multinationals. In these the trade union, party branch, and Chinese managerial staff typically form a unified front, which takes much the same attitude to foreign investors in their firm as manager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o towards the state—that is, treating them as a welfare fund. Most such firms are financially well-endowed, pay relatively high wages, offer cleaner, safer and more up-to-dat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provide better housing and other benefits than even profitable big state enterprises. Their employees thus often attract the envy of other workers. Relations between management and labour-force exhibit no sharp class struggle. Often, in fact, workers’ discontent is directed not at the foreign owners but at the Chinese managers, with complaints that they are incompetent, corrupt or nepotistic. In terms of total investment capital and number of firms, this type of company is still quite marginal. American corporations are the third biggest foreign investors in China, but the combined value of European and US investment does not yet amount to even 10 per cent of working capital in the PRC. Of a total of 7 million workers employed by foreign capital, Western firms account for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In the eyes of the media their significance lies in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they introduce and the training abroad they can offer Chinese managers. Alternatively, business schools run by foreigners in big cities may disseminate idea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rovide a training ground for modern marketing and managerial skills. In the long term, this could show some results, as Western and Chinese partner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anpower management by negotiation and consensus creates the best incentives for a loyal workforce. Asian firms—back to the past Elsewhere, regression in capital–labour relations is a stark phenomenon in China today. What we are witnessing is a return to conditions commo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f which Marx wrote the classic critique in his monumental work Capital. In the PRC today, workers employed in firms financed by Asian capital are typically forced to toil continuously for ten or twelve hours every day, with a three or four minute trip to the toilet at specified times, and no weekend off. Workers in such firms earn very low wages, in poor and dangerous conditions. Accidents occur frequently. Fires due to the absence of safety measures regularly cause dozens of casualties. Many firms producing toxicants take no protective steps of any kind, a phenomenon widely reported in the media. Particularly in firms set up by Taiwanese or South Korean capital, struggles between workers and owners frequently erupt.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in cities like Shenzhen, Dongguan or Nanhai, the incidence of labour–capital conflict is very high. Though Guangdong Province has issued Labour Protection Acts, the ‘East Asian dragons’ seldom take them seriously. This pattern of regression pu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In name, China is still a ‘socialist state where the working class is its own master’, and all toilers enjoy basic human rights. In reality, local governments competing to attract overseas capital typically bend to investors’ demands. Moreover, many local cadres cultivate good relations with foreign owners in their own personal interest. Even though they know perfectly well what are the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such factories, they would never intervene to do anything about them. When the more daring media dig out shocking stories, they will usually refuse to cooperate with reporters, and try to prevent them from pursuing the truth. Whenever major disasters occur, such as the fires that regularly burn workers to death, investigations invariably discover that cadres from the responsible offices of local government never urged the investors to install fire alarms or extinguishers as the Acts dictate. Nevertheless, the enquiry into such incidents is usually concluded in a rush, with the excuse that ‘to protect local economic growth, we must not dampen the enthusiasm of investors’. Within the already marginalized mas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labourers in this zone, overwhelmingly composed of immigrants from the interior, are the most helpless: far away from home and family, without any channel to voice their grievances. Peasants under pressure The Chinese peasantry was the beneficiary of the first phase of the reforms. The initial family-contract system did for once give peasants the sense of being liberated. However, as the focus of the reform moved to urban areas, rural regions have experienced increasingly grave problems, which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specializing in village and agricultural research have pointed out in recent years. Wen Tieju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ven claims that China’s agriculture has now become an economic sector that runs at pure cost, yielding no net profi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itie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facing Chinese peasants are three-fold. Firstly, they labour under excessive economic burdens imposed by the state. A series of governmental apparatuses, known as ‘the seven institutes and four offices’, has been newly created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rural localities. These heavily expanded bureaucratic settings hos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functionaries outside the realm of production, on the backs of a decreasing labour force. It is alleg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taxes collected by them are often not enough to pay the bureaucrats populating these offices, so that cadres employed by them turn to levying their wages directly from the farmers around them. Another burden on peasant households comes from corruption, as local cadres try to show off their ‘achievements’ or enrich themselves by launching construction or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without considering for a moment what it means for a peasant economy to foot the bill for these. Some experts are now suggesting abolition of the monetary tax on agriculture altogether, to lift the weight of the ‘seven institutes and four offices’ from the shoulders of the peasantry. Secondly, incomes from farming remain very low, since the huge size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makes it impossible to modernize its agriculture by economies of scale, while current backward farming methods have virtually reached the limit of their output capacity. The combination of massive rural over-population and limited arable land is likely to make it for a long time all but impossible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peasants, who still make up 70 per cent of China’s 1.2 billion people. In these conditions, increasingly serious conflicts are breaking out between peasants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s in rural areas. The bureaucratic tasks assigned to local cadres are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interests of peasants. Every year, the collection of grain for state granaries, the distribution of tax quota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lead to a rash of incidents. Peasants have no guaranteed democratic power. In recent years experiments with village elections have sought to meet this problem, but in most cases they have resulted merely in the form, not the substance, of change. Only a minority of villages keep their administrative work open and transparent to the public. Many rural cadres commit fraud or corruption. The worst is that quite a few local administrative powers have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local bullies. Peasants are harassed by rural hooligans all the time, as I have shown in detail in my book The Pitfall of Modernization. Together the working class,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the peasantry comprise some 480 million people, about 69 per cent of the total work-force.10 Whatever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life, compared to the truly marginalized groups in Chinese society, they are at least employed. Given that their relatively low educational level does not facilitate occupational mobility, to have work at all in a society undergoing rapid structural change is not such a very bad lot. For they could at any moment fall into the ranks of a social group that is much worse off. A vast marginal popula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total ‘off-post,’ unemployed and pauperized rural population together make up some 100 million people, about 14 per cent of the total available workforce.11 In other words, about 80 per c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live either at the bottom or on the margins of society. Such a distribution is bound to lead to social instability. A survey of 197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post-waiting’ youth (instead of admitting the existence of unemployment, the PRC has created the terms ‘off-post’ or ‘post-waiting’, all too expressive of what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since 1991 shows that they have five major features. (i) Overwhelmingly, these are crimes committed for gain. Of the 197 cases, 60 involved theft; 24 burglary; 12 fraud; 9 kidnapping; 5 drug-dealing; 26 extortion; 9 prostitution—for a total of 145, or 70 per cent of the total. The economic connexion with the penury of the ‘off-post’ population is evident. (ii) The first one or two years ‘off-post’ is the peak period for criminality, especially for workers discharged from poorly managed, very low-wage, heavily loss-making firms. (iii) Young male workers under the age of 35 are the principal culprits, accounting for just over 80 per cent of ‘off-post’ criminals. (iv) The offenders had no special skills before going ‘off-post’ and, although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is higher than the peasant average, it is still far below the requirement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v) With a previous experience of collective labour on the shopfloor, off-post workers are recruited to criminal gangs at a higher rate than peasants. Among the accused in the 197 cases, about one fourth were involved in collaborative crimes, under more than a dozen ring-leadders.12 Such an analysis has general implications. For the factors causing the discharge of workers from state firms are plain. As the economic system is progressively restructured, those enterprises that are equipped with an outdated technology are being gradually eliminated, while the newer industrial sectors require a much more qualified labour-force. The ‘off-post’ workers from state-owned firms of today, and the rural workforce that has never received any professional training, will never be able to make their way into these technology-intensive sectors. The result is going to b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which a whole generation (mainly those who left high school in the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ll have to face—a problem closely related to China’s demographic profile, and the unlimited supply of unskilled labour in the country. Some people argue that by joining the WTO China will see the creation of 10 million jobs, which will ease the current painful levels of unemployment. Such predictions are at best half-truths, since the new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ill be available only to those with some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e often reads comments in the media to the effect that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off-post workers have been spoilt, and are too choosy about the jobs they will take. This may hold in a few cases, but is certainly not true in general. Others even theorize the situation as the rule in any social transition, which always requires certain social groups to pay more for progress than others. Hence off-post workers must be sacrificed for the good of the nation. If such arguments are not entirely without foundation, they fail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this painful period will not end until a whole generation has disappeared from history, and China’s population has reached a zero or negative growth rate. Furthermore there will be an even worse problem in the future, causing yet more social suffering. The increase in school fees will make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 parents of children from lower social classes, let alone marginal strata, to pay for their education. Yet these two groups have the highest birth-rate. If in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s to be reduced in future generations, measures are required now to stop the passing down of pover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Floating criminals The large number of wandering peasants in Chinese cities and at the margins of Chinese villages are also a well-spring of various forms of criminal activity in the PRC today. The majority—over 75 per cent—of criminals in big cities such as Beiji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re non-resident ‘three-have-nots’. Some well-equipped investigators have made local studies of this phenomenon that offer rarely seen and detailed analyses of it. For example, a cadre at Jurong prison in Jiangsu Province surveyed the 202 prisoners under his supervision. He found that three demographic features defined these peasant offenders. The majority—64.5 per cent—were unmarried; most—59 per cent—had criminal skills; and not a few—16.5 per cent—had been in jail before. Their offences revealed a shift from hidden and individual to open and organized crimes: from thefts to hold-ups, and from isolated action to gang operations, particularly burglaries, heists and hooliganism, involving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Such criminal groups will typically have their own organization, plan of action, distribution of tasks and quotas, locations for fencing goods, and rules for dividing swag. A noticeable new feature of this peasant criminality is its use of specialized skills or facilities for breaking the law. Thus bus drivers familiar with neighbourhoods along their routes will help to organize repeated hold-ups of their passengers; repair mechanics will steal or alter key parts of other people’s motorcycles; locksmiths will open houses for ransacking.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 of this survey, however, is the changing motivation of peasant criminality in recent years. Previously, many peasant prisoners displayed clear signs of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which had led to conflict with the law without any deliberate aim of challenging it. By contrast, the majority of those caught after 1996 had committed crimes with the conscious intention of breaking the law and defying moral prohibitions. ‘Since other people are living a highly enjoyable life’, one prisoner said, ‘I, who am lonely and impoverished, should be able to find some stimulus and relaxation. Even if this means committing a crime, it is still my only chance of experiencing something different in life.’ The author comments: Many young people from the countryside, suffering from acute poverty and longing to become rich, have understood the market economy in a very subjective and irrational way, misunderstanding its values and identifying them simply with money and entertainment. Once their view of social values becomes topsy-turvy, their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quickly follows. Greed becomes “happiness”; the Mafia boss a “hero”; lack of taste “entertainment”. All of these normative inversions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ive, orienting criminal conduct in corresponding directions. In somewhat different language, a report by Zhang Nanyan of the Prison Bureau in Henan Province reaches similar conclusions about rural criminality.13 Black societi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has given rise to quite a number of underground gangs, of which the principal type is the ‘black society’ organized on a provincial, city, county, township or village basis. Relatively well-known examples that have attracted legal repression are ‘Xinjiang Gang’ in Shanghai, the ‘Beijing’ and ‘White Shark’ Gangs in Guangdong, the ‘Ganzhou Gang’ in Jiangxi, or the ‘Wolf Gang’ in Shanxi. These black societies, composed of company employees, post-waiting youth or peasants, are bonded by ties of personal friendship. Some have well-designed vertical structures, with a formal hierarchy and strict disciplinary rules, often simulating kinship relations to cement the organizational network. Other types are based on real clan ties, or professional connexions.14 The ever-increasing number of jobless provides a great army-in-preparation for black society recruitment.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black societies will play an increasing role in Chinese social life in the future. Historical experience, both in our own country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suggests that the most authoritarian state is likely be more merciful to ordinary citizens than the most open-minded black society. Intermediate associations Modern societies are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multi-layere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Each social class will have its own channels for protecting or expanding its interest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middle classes, which will often mediate or negotiate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 classes—a role that depends in turn on the existence of various intermediate associations. The weakness of the middle strata in China determines the weakness of such organizations, most of which do not, in fact, derive from the self-interested pressures of upper or middle income strata. Before the Reform Era, all social organizations were under strict state control. More than a hundred nation-wide associations and more than six thousand local associations existed by the early sixties, until they were paralyz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th the onset of the reforms, they began to revive and by June 1996 there were more than 1,800 such registered 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nearly 200,000 local ones.15 Some were set up through party or governmental initiatives, to fine-tune control of a social or economic sector—like the Association of Private Firms, not to speak of the ACAEC. Others have been formed by enterprises, particularly professional bodies like the Association of Fashion Design or the Association for Interior Decoration. Still others are fraternities or alumni associa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last type, which are definitely unofficial, all of these organizations operate in a ‘semi-official, semi-civil’ fashion, under the watchful eye of the government. The leaders of these 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Association of Private Firms and the Association of the Self-Employed) are all appointed by the state and paid as civil servants. Functionally, the associations usually have a double face. Towards the government, they represent their constituents; towards society, they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One body, in effect, occupies two positions. The state, for its part, has rationalized its administration of this area. From 1976 to 1988 confusion reigned, as there were no unified procedures for registering or monitor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until the State Council charged the Ministry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with bringing order into the situation. After the spring of 1989, the government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ntrolling this domain closely, and issued new regulations for the reg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setting up a double layer of supervision over it. All social organizations had henceforward to accept a dual system of control, one from the Reg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fice, and the other from the occupational Ministry under which the activities of the given association fell. In 1998 the regulations were tightened to eliminate loopholes in them. Typical of the results are the so-called ‘three shi’: the Accountants’ Association, Auditors’ Association and Lawyers’ Association. Since the professional tasks of accountant and auditor in many respects overlap, the first two merged into a single body in 1997. Theoretically, auditors and accountants are guarantors of public trust in the operations of any enterprise, while lawyers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ests of their clients, which are certainly not those of any court. Howev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big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give a fair idea of the situation of intermediate associations in today’s China. Lawyers have a very bad reput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For the outcome of legal cases does not generally depend on the verification or otherwise of whether violations of the law have occurred, but rather on how skilful a lawyer proves to be, and above all how strong his connexions are with the court. There is a saying inside the profession: ‘To fight a law suit is to fight for one’s connexions’. It is a common occurrence to hear lawyers promoting their services by telling clients how intimate they are with a certain judge. Collusion between lawyers and judges in a law suit is far from unusual in China. There are even cases where the same lawyer will succeed in act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both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Public opinion holds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very low esteem. The situ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Accountants has distinct features of its own. Today, when a Chinese firm prepares annual accounts, or the manager of a factory is about to leave his post, or a state enterprise wants to change its share structure or make a public offer on the stock market, the company or executive in question is required to present an audited report by an officially registered accountant. Typically, the audit is not carried out to improve internal management or modernize capital structure, but to comply with an administrative formality. Thus what the firm or manager will be looking for is not an institu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but an individual flexibility that can set aside professional ethics. If an accounting firm cannot meet the pragmatic demands of its clients, it will lose business. Intense competitive pressures and the absence of disciplinary sanctions within the profession thus ensure the production by some firms of falsified balance-sheets. The results are notorious. In 1998 a nation-wide total of 478 accounting associations were warned, intervened in, fined, had their licences temporarily revoked, illegal earnings confiscated, or were dissolved. No less than 103 firms and nearly 1,000 branch offices were shut down, over 5,000 personnel discharged.16 Accountants as a profession pay a much higher price than do lawyers for illegal practices—punishment is both more severe and more frequent. Their reputation is now so low that when a domestic company makes a public share-offer on a foreign stock market, a balance-sheet audited by a local accounting firm is considered unacceptable. Under this kind of ill repute, the profession has been forced to some self-examination. But i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forces ordinary women into prostitution’ does not change, such self-reflection is unlikely to bring much improvement to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Chinese accountancy. However, although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generally still unable to defend the interests of those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representing or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king of public policy-making, and possess little negotiating power vis-à-vis the government, they have created a certain ‘overlapping space’ in Chinese social life, acknowledged by both society and the state, that is new. If there is not even mor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with it, the role of this domain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a public sphere, carved out of an iron-block social life, in which citizens can participate in non-obligatory, voluntary activities. The dangers of polar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s, mo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imagined that China was entering the path to a middle-class society. This, it was widely believed, would bring social stability. For—so this argument went—middle classes act as a buffer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 classes, mitigating conflicts between them, and so affording political stability; they diffuse a moderate, conservative outlook inimical to extreme or radical doctrines, facilitating ideological stability; and their lifestyle is dominated by consumption, furnishing—when they become a majority of any society—a vast and steady consumer market, assuring economic sta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the redistribution of state propert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hare-holding raised high hopes of such an evolution. The fact that today there are members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who view corruption as a benign phenomenon, helping to wind down the old economy, is testimony to the power of this outlook. Reality, however, has disappointed these illusions. Since the starting-point of the reforms, which took the form of an intrus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to the market, acute social polarization has occurred. Not only has China failed to develop a diamond-shape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ith a large middle-class in the centre, but it has moved towards its very opposite—a pyramidal social structure, akin to that in Latin America o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like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A small minority is perched on top of a huge mass of depressed or marginalized strata, comprising more than 8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with a quantitatively under-developed middle class in between.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elsewhere indicates that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principal machine for producing a middle class, one of its functions being to inculcate mainstream—that is, middle-class—norms. But in China those in receipt of a higher education form a very small portion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country still visibly lacks the means to produce a substantial middle class. Social polarization can be seen in the pattern of urban development. As we have seen, many large or medium Chinese cities now have wealthy neighbourhoods, often guarded by state-of-the-art security systems. Consumption too is highly stratified. Speciality stores sell high-fashion items to the rich; street stalls offer cheap wares to the poor. Commercialized political power redistributes wealth to an elite now reproducing itself across generations. Members of the middle or lower classes are acutely aware of the mechanisms of dispossess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most obvious phenomenon is the contrast in the fate of managers and workers when a state enterprise goes bankrupt. Workers are thrown off-post without the slightest compensation, but a former manager or head of a factory never falls into the same pit of poverty. On the contrary, he will often be re-employed by the buyer of the firm’s residual assets—not because of his skills as a manager, but for his cooperation in disposing of state property. Such bosses display ever-stronger anti-social tendencies. The result is a rise in terrorist incidents, physical attacks on the rich, stoppages and sabotage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all manifestations of class conflict. The extent of social tension can be measured by the escalating crime rate,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murders. Cadre selection The roots of China’s problems today lie, among other factors, in the bane of backward and anachronistic cadre-selection. For a long time now there has been no rational basis for the way officials are picked in China. There is no examination system. Nor is there any open democratic mechanism. Mystification surrounds the whole process in which leaders ‘discover’ a talent, ministries ‘take care’ of gifted people, or—still worse—a party boss picks out a certain ‘successor’. Such patterns readily generate corruption, as appointments are based on personal connexions, incompetents cannot be removed from office, and positions are even put up for sale. Not long ago the media exposed the case of a party secretary at county level who sold more than two hundred posts during his tenure; and this is only one instance. The endless stream of corruption cases and abuse of power by cadres acting as local bullies are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problem—many cases never reach the public eye. Judged by their behaviour, these are power-holders of very low quality. In general, a political elite should not only display competence in social administration, but be capable of considering the interests of classes other than its own, if only to protect its own position in the long run, by allowing them some shar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on resources. Unfortunately, the current power elite in China is not only incapable of thinking of the interests of other social classes, it cannot even think of the longer-term interest of its own class. Its mentality is expressed rather in the adage: ‘Power must be utilized before its expiry date’. Posts freely referred to as having ‘gold content’ are inseparable from fraud and corruption. These people know as clearly as anyone else that the country will have no future along this path. That is why, while shouting loudly that ‘socialist China is the best’, they look for various channels to send their children abroad. Current policy-making reveals a feature that now differs from the pattern of the last two decades. More and more economic policies are based not on considerations of any overall national interest, but on a nexus of benefits to a specific social group. Such critical issues for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the restructuring of lop-sided industrial sectors or cleaning up of bad debts in the banking system remain perpetually unresolved, because tackling them would affect the interests of some elements of the political or economic elite. Production of family cars, far in excess of the traffic that existing infrastructures will bear, continues to ‘develop’ under various special favours. Property construction is out of control, paralysing the banks with a huge volume of bad loans, but appears unstoppable. At a time when everyone knows that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Chinese people in general is still very low, talk of affordable housing for urban households is never followed by action, since cheaper flats would hurt vested interests. Measures that would allay social discontent, such as forbidding the use of public vehicles for private purposes, cutting down on official banquets, preventing unauthorized collection of ‘fees’ from peasants, often become mere paperwork travelling from office to office. By contrast, policies that exploit public authority to further elite interests, like those designed to facilitate lay-offs and cut welfare benefits in a time of economic depression, lessening the burden on the state at the expense of increasing social tensions, are rushed through with rare determination. Perhaps the most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pattern occurred in early 1999, a period when official policies and pronouncements boosted the stock exchange without restraint, helping certain interest groups to lift a bear market with the stimulus of public funds and bank loans. Once the market was artificially inflated, these groups sold off quickly, leaving ordinary small players to take all the losses. Practices like this are plainly incompatible with any long-term stability for the nation, serving only to make quick fortunes for the new-rich. That such suicidal policies could be pursued in China is testimony to the myopia of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 that has lost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that is in its hand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has made its choice between the elite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f it has done so, the reason lies not only in the tilting social basis of the ruling party, but in a more general slide towards a ‘rent-seeking society’. The ship named China is sinking under the devoted efforts of a power elite that has long prepared a retreat for its family members. When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be a CCP cadre, it will be time for a comfortable retirement abroad. Media Chinese news media have always been under centralized state control. Since the Reform Era, this control has loosened, leaving more room for independent management. But all channels remain ultimately under governmental authority. Private individuals or companies are still not legally allowed to operate in the publishing sector.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government has asked certain newspapers to find their own financial resources, telling them to ‘take their risks in the market economy’—a policy editors have described as ‘tying your limbs, then kicking you into the sea’—many publishers have been forced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consumers, while taking care not to offend the government. In consequence there is an economic difference between a party newspaper and a mass newspaper. The former is funded out of government revenues, and cannot afford to be innovative in either editorial direction or reportage: its one duty is to be obedient. The latter, on the other hand, have to survive on sales, which means they must try to be popular and entertaining. However, while there are publications that occasionally carry relatively daring criticisms of the status quo, they are always being watch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often get ‘yellow card’ warnings. In recent years, whe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was not very encouraging, the government tightened control over the media. Ironically, in the same period private companies started to buy up certain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sub rosa. Transactions of this kind cannot be officially registered or acknowledged. The deal is usually sealed by a private contract signed by the purchasing company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work-unit in charge of the purchased journal on the other. Both are then bound by the private agreement. The risk falls mainly on the buyer, since if the deal is discovered by the government, or broken by the other side, the company has to write off the loss. The current reorganization of the news media could cause another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n this sector, the results of which may prov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intended goals. Another challenge to the government, of course, comes from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spread of the internet, now becoming popular with the generation under 35, is an alteration of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at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official controls, and makes it likely that the days when the Chinese media were completely under the thumb of the government will soon be a thing of the past. Into the WTO China’s bid to enter the WTO has focused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leading to all kinds of predictions about its impact. Some very influential scholars have expressed an ultra-optimistic view, to the extent of claiming that, after entr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ill force China to accept the rules of their game and thereby help the country to stamp out corruption. Such a prognosis blindly ignores experience. Most Latin Americ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member states of the WTO, yet suffer from rampant corruption. Particularly in Latin America, the typical regime was for many years a political dictatorship, allied with domestic monopolies and foreign capital. How could it then be that, when the WTO has yet to clear away domestic corruption anywhere else, China alone will enjoy this magical effect upon joining it? For that matter, however strong the US may be, when it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come to China, they have to follow the local example and play by the Chinese rules of the game, if they want their share of the takings. If we think of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a has become a ‘rent-seeking society’, and of the past performance of foreign capital on getting permission to enter China,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we have to take the battle against corruption into our own hands. What we can be sure of is that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will accelerate its rapid social polarization. If the knowledge functional for a market economy can be categorized as a sort of capital, and social connexions are a kind of resource, those who possess these assets will be well placed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China’s membership will provide—far more so than those without them. Euphemistically speaking, the former are prepared and the latter unprepared for the great adventure.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gap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in China. The richer provinces will have the resources and the capital to make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afforded by WTO membership; the poorer ones will not. The political elite will soon figure out the best way to cooperate with foreign capital. The intellectual elite will become further divided, as some elements of it update the clients they serve. Today’s economic elite will confront a more complicated situation. Sectors with little chance of joint ventures with foreign capital risk being wiped out in an open competition with multinational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has already spoken of this danger). Branches and firms that command a certain market share and an established reputation will most likely opt for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capital, to cut the costs of competition for market share. Foreign capital will be happy to oblige. On the other hand, small and medium firms, especially those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 that can offer technical services only at a low level and have been kept alive mainly by a high level of public commissions, will probably be discarded soon after China joins the WTO. Without policies to counteract these consequences, the result of China’s membership will inevitably be to fuel the explosive enrichment of an upper class and further marginalize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China today has developed a social structu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existed before the Reform Era. But this has emerged gradually, without a sharp break with the past, as the power-holders of old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new type of elite. The most crucial missing element in this society is any social movements. The only movements in today’s China are demographic—migrations. A country which possesses social movements has a mechanism for self-reflection and self-adjustment. For what these represent is always a collective endeavour to find the shapes and norms of a new life. Judged by this criterion, during the two decades of reform in China, it was only in the mid and late eighties that there were traces of an embryonic social movement. To solve China’s problems today, what we need is an entirely new social movement—one capable of aiming at a complete reform of both ideas and institutions. FOOTNOTES —————————————————– Sun Liping et al, ‘Trends and Risks of Changes in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Near Future’,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no. 5, Beijing 1998. Southern Weekend, Guangzhou, 24 April 1998. Yang Haipeng, ‘A Rural Shaman Commanding a Whole Town’, Shenzhen Legal Daily, 16 December 1999. Yang Jisheng, ‘An Overall Analysis of Curr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no. 3, Hong Kong 1999. Hu Yuemin and Zhu Y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bai Forum, no. 6, Changchun 1996. See ‘On the Four Social Elites in Today’s China’, Minzhu Zhougguo, no. 10, 1999, www.chinamz.org See Yang Jisheng, ‘An Overall Analysis of Curr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for this estimate and that in the next paragraph. Sources for the following section are: Chang Ping and Yu Liuwen, ‘Zhou Litai Lodges Law-suits for Contracted Workers?Almost a Hundred Cases of Workplace Injury Go to Court’, Southern Weekend, Guangzhou, 26 November 1999; Zhao Yunsheng and Liu Rumin, ‘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Potential Measures against Work-Place Disaster in China’, Labour Safety and Health, no. 1, 1996; Xiao Xikang, ‘A Blood-Tainted Report from a Coal Town on Labour Safety Legal Practice’, Jiangxi Labour, no. 2, 1995; Ji Wensheng and Li Junchuang,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Violation of Employees’ Rights in Privately-Owned Firms: Major Manifestation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ternal Reference on Labour Issues, no. 4, 1997; ‘A Motion to Protect the Labour Safety Rights of Female Employees in Three-Capital, Township-and-Village, and Collective Firms’, Labour Safety, no. 5, 1997; ‘National Production Safety Briefings for 1996’, Labour Safety, no. 6, 1997; Tang Can, ‘The Dual Identity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Metropolis’, Sociological Studies, no. 4, Beijing 1996; Liu Yuanyuan, ‘Black Curtains Multiply in Zhanyu factory?Migrant Workers’ Crises Multiply’, Yangcheng Evening News?Weekly Supplement, 22?28 October 1998; ‘Seven Female Workers Forced to Strip for Examinations?a Taiwanese-Financed Firm Infringes Employees’ Human Rights’, Shanghai Legal News, 22 July 1998; ‘Where are Laws, Where is Justic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Digest, 27 July 1998. Worker’s Daily, Beijing, 24 February 1997. Yang Jisheng, ‘An Overall Analysis’. Ibid. Liu Zhongfu and Zhang Qinghong,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197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Off-Post’ Workers’, Studies of Crime and Re-education, no. 5, 1997. Shi Xiugui, ‘An Investigation of Crimes Committed by Rural Youth Arrested during the Crack-Down Campaign’, Studies of Crime and Re-education, no. 7, 1997. Lei Dongwen, ‘Organizational Features of Mafia-Style Underground Social Groups’,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Research Journal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4, 1996. Wu Zhongze and Chen Jinluo, Manag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Beijing 1996. ‘One Hundred Registered Accounting Offices and Nearly a Thousand Branch Offices Closed Nationwide-Bringing the “Economic Police” to Book’, Beijing Youth Daily: Weekend Supplement, 14 August 1998.
何清涟2025-11-08 23:59👍 0💬 0视频∶曹长青∶煽动集体主义的“五四精神”不灭，自由中国就没有踪影
2018-05-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夏志清的反共精神和文学盲点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夏志清去年底以92岁高龄过世。夏志清虽然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方面的权威人物之一，但他一生坚定反对共产主义、不向中共低头的独立知识分子风骨则更令人敬佩。 夏志清是胡适那个时代的人，四十年代曾在胡适做校长的北京大学做助教，后到美国留学。国共内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拥护共产党的是主流；当时中央研究院共有81名院士，只有10名去了台湾，绝大多数选择留在中国，跟随了毛政权。那些人中，除了出卖灵魂的郭沫若之外，全部都遭到了迫害，很多被迫害致死。 夏志清在美国拿到文学博士之后，没有选择回到所谓新中国，而是留在美国教书，并且一直秉持反共立场，除了八十年代初受中国社科院钱锺书邀请回去一次，再也没有回过中国；直到去世，他都保持对中共政权的批评。 我因跟夏志清同住纽约，又都是强烈反共派，所以曾几度见面交谈。2001年底，中国异议作家王若望在纽约去世时，我们把追悼会开成了一次反共力量大聚会，当时我邀请夏先生在追悼会上致词，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纽约的很多反共活动上都可看到夏志清的身影，他口无遮拦，痛斥专制，还很有幽默感。一年多前的2012年冬，我和妻子去探望夏先生时，他对中共的痛批一如既往，我们尤其能谈得来的，是对西方左派的厌恶。在他那一辈美籍华人学者中，不仅坚定反共，而且强烈支持美国保守派的，除了夏志清，我还真没见过第二个。 文学史成就来自洞悉中共 当然，夏志清的名气，不是因为反共，而是因为他在美国当了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教授，他五十年代在美国拿到博士之后写的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了英文世界这个领域的拓荒之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这本书的成就，跟夏志清最初的职业有关。他毕业之际正逢韩战爆发，被邀请参与写作一本（给美军）介绍中国概况的书。他撰写了《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等三章。通过这项写作，原本是念英美文学的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刺激他后来写出《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被称为“填补空白”的著作。这之前西方没有系统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书。 中共主导下的文学史，当然都是推崇左倾意识形态的作家。夏志清的反共立场，使他自然地对那些亲共、或者本人就是共产党的作家，以及那些意识形态化的作品，统统没有好感。所以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重挖掘了那些不热衷意识形态的作家，像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这三个作家后来的走红，都跟夏志清最初的挖掘、称赞、高度评价有直接的关系。而夏志清的文学评论，则跟他思想上的反共有密切关系。这里的二律背反是，他恰恰是在一种强烈的思想倾向左右下，选择推崇了“无思想”的作品。 我跟夏志清先生在思想上绝对共鸣，但在文学上则相当陌路。共产党利用文学为其意识形态服务，但是，反共就得在文学作品中反掉思想、反掉道德、反掉价值选择，则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愚蠢浅薄的。作家当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能因为共产党强调了这一点，反共的作家就要去做挖下水道的。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从来都是塑造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情操、弘扬正向价值的最重要媒介，不能因为共产党极致地利用了这个媒介，反共者就泼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我曾写过十多篇批评高行健作品的文章，就是对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的完全不买账。有意思的是，我曾把批高行健的文章都寄给了夏先生，他居然都很认同。但反对我在该系列中对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的评论（同样有意思的是，我在这点上今天认同夏先生的批评，在此无法详谈）。 对张爱玲等评价过高 对上述夏先生致力推崇的三个主要作家，沈从文我没读过，无法评价。多年前读过钱锺书的《围城》，且不说没有喜欢的人物，不记得有什麽好的情节，仅仅那种给人以圆滑、玩世不恭感觉的文字，就很不以为然，过目再不想看。但夏志清却把它推崇到“无出其右”地步。当然，熟悉夏先生的人都了解，他习惯用“到顶”的词，不必太当真。比如见到任何反共的人，他都会说，你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如果说对钱锺书的评价是过高，那麽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价则是离谱了。他把张爱玲评价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说“想不到中国文坛会出这样一个奇才，以‘质’而言，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kui色。”五四以来的作家“在意像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美国大学生初读中国文学，必从《诗经》一直读到张爱玲。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曹雪芹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 夏志清甚至把张爱玲的《金锁记》推崇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是有点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了。 我知道张爱玲今天在中国很红了，但是张爱玲的主要作品《金锁记》却是我看过的最恶心、最心理阴暗的小说。其主要情节是民国初年一个叫七巧的女性受尽男权和封建势力的欺压，后来她终于媳妇熬成婆，又同样（甚至加倍）变著法子摧残儿女——破坏儿子婚姻（折磨死儿媳），毁灭女儿爱情，属于那种毒蝎子一类的女人。张爱玲全书就是详详细细地描写这种阴毒、阴森、阴暗。这样的“七巧”却被作者称为她小说世界中唯一的“英雄”。 西方女性名家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统统都有正向、纯真、热烈、向上、美好的女性形像。但看张爱玲的小说，你感觉她好像根本没读过西方同行的东西，更别提受他（她）们影响了。正如高行健把中国男人损惨了一样，张爱玲简直是给中国女人毁容。 小市民生活本来就是最无聊、最让人烦的，而张爱玲笔下的小市民，则不仅俗不堪睹，且多是邪门到超过正常人心理接受程度的地步。看过她的小说后，你就能明白，张爱玲为什麽封闭自己，最后躺到自家地板上去世，多天后才被发现，她大概是被自己创造的那些角色的阴魂们给“窒息”了。 胡适不喜欢张爱玲作品 夏志清去世前，把他跟张爱玲的通信集结出版。从通信中可以看出，夏先生推崇备至的《金锁记》曾被张爱玲改写成英文投给美国各大出版社（ 原信∶“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均不被接受。其中一家出版社（著名的Knopf）的退稿信是这样写的∶“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成了救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肮脏）。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麽说。”这是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里（自己翻译）引述的。懂英文的人都了解，英文书信一般都比较委婉。看《金锁记》原稿的那个编辑不气到火冒三丈，是不可能写那麽不客气的退稿信的。 随后张爱玲把《金锁记》改写成英文《粉泪》，投稿遭拒。后改成《北地胭脂》又投，再被拒。最后又改成《怨女》也是无疾而终。一部已发表的中篇小说内容又改成“三部英文小说”，不要说给人“江郎才尽”感觉，这个所有美国出版社都拒绝的结果，也反证夏志清的高歌推崇是有问题的。 被美国出版社拒绝后，张爱玲不死心，还托夏志清把小说转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Denald Keene（当时美国评介日本文学的权威），但据夏志清的信，这位文学评论权威“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后来《金锁记》在“英国出版后甚有恶评”。因当时没有网络，所以现在也查不到那些“恶评”的内容，或许也像那个美国编辑的退稿信那麽气得“怒发冲冠”，否则不能用中文的“恶评”这麽严重的词。 对张爱玲的小说，胡适的看法也很值得参考。这位中国新文学大将曾在张爱玲初抵美国最艰难之际给予援手（介绍她得到一笔文学基金），张爱玲的通信显示，她把胡适“视为神明”般敬仰。但她说胡适读了她的英文小说，“觉得他不怎麽喜欢那本书。我别的作品他也都不喜欢。”以胡适的中英文能力、思想和文字能力，其文学鉴赏当然不可忽视。 捧张爱玲贬鲁迅的荒唐 我更完全无法接受的是，夏志清在高抬张爱玲的同时贬低鲁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张爱玲有42页之多，但对鲁迅却只有26页，而且“评得苛刻”。 张爱玲是完全不能跟鲁迅相提并论的作家，更别说超过鲁迅了。鲁迅作品写的是大题材，研究的是中国国民性问题。无论是其小说对人物命运的展示，还是其政论对文化、社会的鞭鞑，都是华文世界迄今难有人与之项背的。不能因为毛泽东推崇了鲁迅，或者鲁迅后期有左倾倾向，就否定了他的文学和思想成就。 虽然后来夏志清也感觉到对鲁迅的评价不公，修正说“我对《狂人日记》确实评价过低。”但直到晚年，夏志清还是对鲁迅耿耿于怀，对张爱玲爱不释手，有机会就贬损几句鲁迅。例如他去世前不久接受广东记者采访，谈到他哥哥的日记如何畅销时，还不忘说一句“鲁迅、郁达夫的日记都很差，都是空的。” “《阿Q正传》不太好，滑稽太多了。”《阿Q正传》哪是滑稽不滑稽的问题。 我因实在弄不明白夏志清为什麽那麽推崇张爱玲，就曾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跟张爱玲有私情。这个平常喜欢开男女玩笑的老头儿非常认真地回答，绝对没有！我也曾在电话中单独问一向坦荡爽快的夏夫人王洞，她也认为绝对没有。我很遗憾的是，跟夏先生交谈的时候，净是谈一些反共亲共、美国左右派的事情，没有很认真地追问一下关于张爱玲，当时觉得不投机的话题就少谈几句吧。直到夏先生最后一次住院，在病床上签名送我刚出版不久的他和张爱玲的通信集，我才意识到丧失了就这个问题深入交流的机会（当然，没看这本书之前，很多事情也不了解）。 在美国念英美文学出身的夏志清，由于熟悉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所以对中国文学基本持批评态度，认为其缺乏人道主义文明，这点我很认同，觉得这才是夏志清真正清醒睿智的地方。以个人的读书经验，无论在思想和情感上，健康、阳光、积极、正向的东西，基本都是从西方作品得来的。夏志清在这点上非常正确。但在这种思想观点下，他怎麽就能欣赏张爱玲，则是令我完全理解不了的。 我非常敬佩夏志清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定反共精神，极为欣赏他对美国右派的支持，对左派的痛批，但又绝对不能认同他对张爱玲的超高评价，认为太误导读者了。在夏先生刚去世之际，跟他的文学观大唱反调实在于心不忍。但我又不能为了友情和政治思想上的共鸣就妥协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于是只能如实写来，由读者自己思考吧。盼夏夫人理解。 2014年2月21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杂志2014年3月号 2014-03-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习近平认可度居首”背后隐藏的秘密
关于《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全球领导人认可度榜习近平居首》这条消息，成为国内网热播新闻，消息始发者是风头正健的澎湃新闻。 看了这条消息的内容后，我凭直觉与经验猜到，中国的报道隐去了一些关于调查报告的重要说明。凡做过调查的研究者都知道，调查报告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说明调查的一些限制性条件，经济类还得附上如何修正偏差的说明。哈佛这一涉及30国调查的报告应该有这些内容。因此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份报告的原文，《重要国际领导人印象的全球调查》（Reflection on a Survey of Global Per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 and World Powers）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以下分析中国媒体隐去这些限制性条件是什么。 \信息、政治不自由的国家，国民对本国领导人给分高\ 该报告说得很清楚，“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该国被采访者给本国领导人打分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一个国家对涉及领导人的讨论限制越严，这个国家的被采访者给本国领导人的打分就越高”。中国与俄罗斯的政治限制与言论不自由举世闻名，两国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的打分就特别高，习近平得分高达9分，普京得分高达8.7分。而在那些媒体更开放自由、更具批评性的国家，国民给他们领导人的打分就相应较低，因此，奥巴马得分为6.2，安倍得分只有6分。（见报告表4） 但如果综合考量30国民众的总体评分，情况就有变化。报告表6显示，习近平下降为7.5分，普京下降为6.0分，位列领导人评价的最后一名。本国评分较低的领导人，综合了30国民众评分后，则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奥巴马上升为6.6分，安倍为6.1分。普京国际评价低的原因，我估计是受到乌克兰事件的影响。记得美国《时代周刊》今年年中某期曾将其做为封面人物，那是一幅漫画，普京被画成头上长角的魔鬼，两只爪子抓着血淋淋的大刀。普京的媒体形象如此恶劣，当然影响30国民众对其的评分。 哈佛教授托尼·萨奇（Tony Saich）在说明一国政治制度与采访者给领导人打分之间相关性时，使用的语言比较学术化，并未进一步说明专制国家的国民为何好像特别爱戴他们的领导人。其实，这里涉及一个专制国家民意调查的共同特征，在专制国家做民意调查，越是在国内政治上高度敏感的问题，被采访者往往为了避免政治麻烦而选择官方喜欢的答案，但这样的答案非常可能是假话。程晓农曾对欧洲的价值系统研究群组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系列做过研究，从它们历年的调查结果来看，在民主国家，被采访者对本国的制往往敢于批评；但在中国和越南，被采访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完全支持本国的制度（高达90%的人这样回答），但这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违心之言，因为，在回答另一个关于它国政治制度的问题时，70%左右的中国和越南被采访者又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更喜欢民主制度。从以真话与假话应对这两个设问的对比可以看出，要想判断专制国家民意调查的被采访者答案的可靠程度，研究者首先必须判断，自己的问题在该国政治上是否相当敏感，如果确实很敏感，民意调查得到的回答其实并不值得重视，因为很可能是被采访者出于政治恐惧而说的假话。 注重学术操守的研究者大都会注意到在中国调查遇到的问题，并加以不同程度的说明。这点我将在后面予以说明。 澎湃新闻的“选择性翻译”并非第一次。今年8月25日，上海澎湃新闻网站刊登了编译英国期刊《经济学人》8月22日发表的封面文章《中国想要什么》。当日，微信公号“五月花”发表文章《澎湃新闻的翻译可信吗？》，指出澎湃网通过隐秘的“选择性翻译”的手法，故意屏蔽批评中国的文字。12月17日这条《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全球领导人认可度榜习近平居首》，算是澎湃新闻网又一次大的“选择性翻译”例证吧。 \外国机构在中国的调查必须委托第三方\ 不过，即使是澎湃新闻，也可能不知道本国一项公开的秘密，即政府对涉外调查设置了严格的法律限制，目的是为了掌控调查结果。以中国为例，关于涉外调查有专门的政府法规性文件（效率等同于法律）。我曾在《警惕包裹在学术外衣下的谎言》（2004年1月）、《涉外调查在中国所受的法律限制――略谈皮尤中心有关中国的调查数据》（2008年6月）以及《雾锁中国》一书的第一章（P82）与注解11里，都分析指出涉外调查在中国受到严格限制之事。现简述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这方面的法规性文件主要有：2004年以前是《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发布）；2004年10月13日以后，是以“国家统计局令第7号”之名公布的《涉外调查管理办法》，两部政府法规性文件是继承与完备的关系，主要原则相同。此外还有《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申报须知》等等，这些均非秘密文件，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可查到。 按照上述法规规定，所有涉外调查只能由经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批准认可的机构负责，从2000年7月28日至2013年9月，共有34批机构先后取得“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 。 法规对调查有各种各样的严格限制，这里只提两条最主要的限制：中国政府在《统计法实施细则》与《涉外调查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两点：第一，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时，不得自行调查，应当委托中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而这一“调查资格”，必须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审查批准；第二，调查所得的全部数据资料在交付境外委托方前，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审核同意。 解释至此，读者应该明白一点，委托中国政府指定的调查机构从事调查，以及政府对调查结果审核这两条规定，等于为调查设置了两道过滤网。经此过滤之后，调查结果已经失去了所谓真实性与“科学性”。无论是皮尤这一著名的国际调查机构，还是哈佛大学，它们在中国做调查，必须遵循中国有关法律，将中国的相关调查委托有涉外调查许可证的机构，最后得到严格过滤过的“调查结果”，并依此做出研究报告。 中国是大国，不少国际性调查不能将中国排除在外，否则就“不全面”。但中国涉外调查设置的严格限制，使得有关中国的调查可信度大打折扣。这是外国调查机构面临的尴尬。但对此心知肚明的中国当局，非要拿着这些依据过滤过的数据所做出的研究结果往自己脸上贴金，最多只能哄骗一些以国内媒体为唯一消息来源者，能翻墙上外网，能读英文的中国人只要自己不愿意蒙上眼睛，总能知晓真相。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2月2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1221/2568292.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1👍 0💬 0缺席审判∶报纸成为终审法庭——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五
前不久，日本经济学家矢吹晋回忆，他和何新在北京只匆匆见面，随便聊聊。何既未提出采访，更没说过要“对谈”。他们见面不久，《北京周报》刊出长篇“何新、矢吹晋对谈录”，文中以何新“对谈”口吻，大谈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世界如何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前进。 矢吹晋见到这种凭空捏造，大为光火，马上致函《北京周报》要求解释并更正。该报不仅不予答覆，很快中国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又转载这篇约一版文字的“对谈”，唯一修改是把矢吹晋的名字换成“日本经济学家S教授”。从未遭遇过如此境遇的日本教授愤怒已极，在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揭示事情内幕并抗议中国新闻界之如此不讲道理。 矢吹晋教授的的愤怒，人们可以理解，毕竟他是一位日本教授，他对中共党报的角色和运作缺少深切的了解和体会。《北京周报》和《人民日报》相继刊发这篇编造的“对谈”，并非意在污辱、难堪矢吹晋先生，而是借机擡高这篇“对谈”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对谈”内容多为中共当局对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中共当然可以把它按“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等方式直接刊发，以前党报是经常这样做的。但经过“六四”事件，党也感到宣传机器发射的光谱很难“深入人心”。在这种时刻，有这样一篇全面地、坚定地维护党的方针、政策，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图解当今世界的“对谈”，难得宝贵。它比党直接发社论有更多“优越性”∶一是何新是社科院副研究员，社会形象为学者、专家，从他口中说出这些话，起码印证中国学术界还是有人坚定支援党的理论的，而且何新是与日本经济学教授“对谈”，给人的暗示是，日本也有学者对此感兴趣，这不仅提高了何新的身价，也加重了“对谈”的份量。而且“对谈”时用模糊手法，让人感到日本教授对何新的宏论并无异议，有的似乎颇为赞赏。这样，党的理论不仅得到国内知识份子的赞成，还从“世界”得到了“回响”。 既然“对谈”有这厶多潜在好处，党报就不惜冒编造之名，并不顾当事人的抗议，公开刊出。对於看不到、听不到外部世界真实的中国老百姓，也许它还可以産生欺骗作用。 矢吹晋先生了解了这些，就不会过於惊讶一个堂堂大国的最大报纸为什厶一定要编造一篇“对谈”公开发表。但他可能还不理解，他一连认真、客气地给《人民日报》投书三封，讲明真相，要求改正，而该报竟置之不理。为什厶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呢? 这里，涉及中国报纸的特殊运转机制，它不是外界所详细了解的。尤其是它的“缺席审判”机制。 ●绝对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制约 中国报纸的“缺席审判”机制在於，它们全是党的报纸。党报对任何一个事件、一条消息、一个言论的处理，全是以是否符合党的意识形态，是否站在党的立场考虑问题来选择、编辑、刊发的。至於它是否真实、采写是否客观，都是不重要的。 如同那篇“对谈”，是否编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符合党的意识形态“需要”。需要高於真实，需要压倒一切。这样，党报对任何新闻的处理，对任何人的批判，对任何重要事件的评论，都象法庭一样，是法官在被告缺席或无法辩护的情况下的一种单向的、居高临下的“审判”。党的绝对权力又使“喉舌”有了终审权。 作为媒体，西方报纸至少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一是信誉；二是经济实力；三是同行之间的竞争。这三者的核心是报纸必须服务於读者，读者是报纸的上帝，它决定你的信誉、你的广告收入、发行数量以及在同行竞争中的胜败。 而中国的报纸从本质上不受这些条件制约。 第一，它无所谓信誉问题。报纸是跟党转的，今天批判这个，明天又平反那个，四十年来，一直在“否定之否定”中“斗来斗去”，从无信誉可言。但它背後有党撑腰，或者说就是党的权力的文字辐射。 第二，它没有经济压力。西方某家报纸如连续报到失实，就会影响信誉，导致订户减少、广告短缺，最後经济不支而倒闭。而党报是国营单位，每年由党包揽全部财政支出。订户多少，广告多寡，对它并不重要。而且，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个单位、部门订阅。仅那几百万个基层党组织，就可以使一张党报发行百万份。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曾把这种报纸称为“官办、官订、官看的办公室读物。” 第三，中国的报纸都是“国营单位”，都设有党组织。他们是“一家人”，既不存在西方私人报纸间的激烈竞争，也不存在他们那种互相监督、制约。 除此之外，西方报纸还要接受法律的制约。而中国根本就没有新闻立法。毛泽说∶把法搞那厶细干什厶，束缚我们的手脚。而且，即使有法，也是党大於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都是党任命的。 中国的报纸由此可随意按意识形态需要“审判”一切。有时，它的“批判”就直接出自党的领袖之手，只是借报纸来“宣读”而已。如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即是典型一例。它严厉批判《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在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沈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种，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 按常理，《文汇报》是属於上海市委管辖的党报，不应由《人民日报》来“审判”。但党的文件传达下来，人们才大悟，原来，《社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写的。在这种“终审判决”压力下，《文汇报》只有屈膝称罪。第二天刊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第三天又刊出社论“痛切改造自己”，连续自我批判。 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例如1981年7月，《解放军报》突然刊发几篇文章批判电影《苦恋》。这部电影还未公演，党报就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批判它是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编剧白桦是当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朋友，据说胡对此影片并无批判。外行人不解为什厶军报批了之後，《人民日报》也跟著批?後来，《邓小平文选》出版，人们才知道原来邓小平对此有详细指示∶“关於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 对一部电影是否上演，是否批评，批评稿由谁写，哪家报纸刊载，哪家报纸转载，“领袖”都做了详细安排。最高领袖的话就是最高权力，报纸来执行“终审判决”。 ●缺席终审，不许辩护 由於报纸是党的权力的体现，因而它的“审判”不可能公正、客观，它不可能和“被告”有一种平等的关系。它是没有律师，没有陪审团，没有法律程式，也不许被告辩护、甚至不允许被告出庭的缺席审判。列什厶罪名、想判多重、让多少听衆知道，都视意识形态需要而定。它是一种居高临下、黑社会式的“终审判决”。 例如《人民日报》（1989年6月25日）在“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批判文章中，直接“判决”∶“刘晓波这个自称‘我最崇拜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至於刘晓波在什厶时间、什厶地点，对谁说过这句话以及是否说过这句话，这些证据党报都不需要，反正意识形态需要批判“八九民运”参加者。而当时刘晓波已被拘留在狱，根本无法“答辩”。党用这种缺席审判方式首先将要打倒的人从人格上、个人尊严上、社会公衆形象上全国性地“搞臭”。 这种霸道的审判，是党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常用的。在“文化革命”中，它发展到极端。党报今天“宣判”某某为特务，明天“定罪”某某为叛徒。一切都不需法律程式，也不需调查核实。毛泽东的顔色怒视谁，报纸就马上“宣判”。当时的《人民日报》上（1967年），大量是这种“缺席审判”式标题∶勃烈日涅夫叛徒嘴脸（7月16日）；陶铸是贫下中农不共戴天的死敌（9月12日）；叫中国的赫鲁晓夫永世不得翻身（7月20日）┅┅当然，党是绝不会让他们在党报上再发出任何个人的辩护声音。党报的“力量”就显示在它是“缺席审判”，只有一种判决的声音。 这种“审判”方式早在“文革”、甚至“反右”之前，就作为党报的主要机制在发挥作用。如1955年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三次刊发了“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序言和按语中，直接“判决”说∶ “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里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这样一个严厉的“判决”刊载时，中共司法机关并没有审判胡风和任何一个被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种判决不是来自司法而是来自党报。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无法为自己辩护，没有一份报纸会刊载他们的声音。面对突如其来的“缺席审判”，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抗衡，因为“序言”和“按语”都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结果胡风被打入黑牢30多年，有两千多人牵连被整，成为近代中国文坛最大悲剧。 这里，“被告”无法辩护还在於，党报传递的是党的声音，而党自称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在讲话，党是一贯正确的。对党的“判决”的任何异议、辩护，从逻辑上讲，都是为错误辩解，是错上加错，是党更不能容忍的，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後果。这就是为什厶像罗隆基、章伯钧这样对中共已“看透了”的“大右派”最後都要低头称错，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我的认罪”。 这种“缺席审判”不仅用於党不喜欢的人，也用於对付党内斗争的失败者。196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高呼“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而同是这家报纸，1974年2月2日社论却“宣判”∶“林彪是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林彪已无法“答辩”，按官方说法已摔死在外蒙古沙漠上。九泉之下，林彪恐怕也不会服气说他“不看文件”的“审判”。 同是《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刊文称江青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而1976年11月7日，该报却“宣判”江青为“破坏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罪魁祸首”。又是“缺席审判”，因江青已被关进狱中。 ●道德法庭∶审判一切 党报不仅在政治行为上不断对人进行“缺席审判”，它还包括对一般老百姓吃、穿、住、行以及个人隐私的全部干预。上海《文汇报》的“道德法庭”专栏，专门刊文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批评和“审判”，包括婚嫁、生育、婆媳矛盾、弃婴、收养等等等等。 在“道德法庭”专栏的视野中，是没有“个人隐私权”概念的。“人民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代表”人民的报纸自然要替“民”行道，监督指导人们的一切行为。这种专栏的很多文章，都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和践踏。一些揭出人的“隐私”加以道德评论的文章刊出後，致使有的当事人“没脸见人”，有的“无地自容”，有的乾脆悬梁自杀。几年前，《光明日报》曾刊出一篇对南京某大学教授的“道德审判”文章，说该教授的著作是抄袭别人的，结果那位年近花甲的老学者受不了这种人格污辱，以自杀作为抗议方式。此事当时震惊学术界。 道德和法，经常是两回事。有时一个行为并不违法，但它缺德；有时一个行为很有道德勇气，但却触犯法律。这种例子并不少见。然而党报却用道德法庭方式将两者混为一谈，以“道德审判”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 ●专制解体，报纸法庭才会消失 当然，在西方也有报纸对人进行道德审判、恶意诽谤的事情发生。但当事人至少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他可以写文章反驳，这家报纸不登，他还可以投到其他报刊，因为报纸并非都是官办。他还可以到法院控告报纸及作者诽谤罪，和他们打官司。如果这两样事他都不想做，报纸上的道德审判也不会真的成为司法、意义上的罪名，他不会因此被抓、被关、被判。而且，大多数习惯新闻自由的媒体声音的读者们，既不会把某张报纸登的对某个人的“审判”当成政府的声音，也不会认为这一“报”之言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因此，“被告”不至於身败名裂。 中国报纸的“审判”恰恰不同。第一是当事人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所有报纸都姓“党”，没有一张报纸能够接受一个被党审判的人的辩护声音。第二是他无处申告、打官司，法院和报纸一样，都是党的工具，到法院去告党，这想法会被认为精神失常。第三，人们已习惯於把党报的文章看成党的声音，认为它是代表大多数人在讲话，因此“被告”的正常形象在“审判”之後马上解体，成为人群中的孤立者、第四，最严重的是党报的这种“审判”有时就成为司法审判，“被告”马上会遭到批斗，要被迫写检查承认错误。有时还要被抓、被关，有的被活活折磨死。有时这种报纸判决比司法判决更可怕，因为它是大衆媒体，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象彭德怀、胡风、刘少奇、陶铸等一大批这样的“被告”，就是经由党报“审判”後，就被抓、被改造、折磨致死，根本就没再经过司法审判。这是报纸审判的最残酷之处。 党报的“缺席审判”主要来自党的绝对权力。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体制给了党报以权力和理论基础，反过来，党报也用这种“审判”方式来维护、强化党权的绝对化，把任何不同声音尽早淫除。二者互为依托、相得益彰。 因此，只有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体制解体，党报的“缺席审判”机制才会消失。代之而来的民主政体，不可或缺的是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与缺席审判是水火不容的。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2年2月号） 1992-0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0👍 0💬 0新疆维汉冲突的祸根何在？
广东韶关的“蝴蝶”轻轻煽动翅膀，却在新疆乌鲁木齐酿成了一场死伤惨重的民族冲突。事件起因有各种版本流传，最后中国政府却以英文向海外通告（这则消息无中文通告），这只拥有巨大能量的“蝴蝶翅膀”原来只是韶关旭日玩具厂一位汉族青年女工的一声尖叫。这则消息不公布还好，公布之后只让人看到这个“和谐社会”的极度脆弱，不仅官民之间缺乏互信，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同样缺乏互信。 若要深究造成民族矛盾的原因，则必须检讨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我曾于1999年与2000年的夏天两度去过新疆，其中有一次正好是热比娅被捕之后不久，维汉矛盾与疆独问题那时正是新疆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群体热议的话题，加之我有心了解，因此对维汉矛盾的由来有了比较多的认识。 一、“超民族政府”与维汉两族构成的三角政治关系 在美国，如果与维族青年在会议上相遇，大都知道如果要以“新疆”一词称呼他们生长的那块土地，会遭受纠正或者抗议。维族青年会告诉你：那块土地叫做“东突厥斯坦”。 “新疆”一词，与清朝那位福威俱全的皇帝乾隆有关。在乾隆完成其“十全武功”之三件――两征准部、一征回部之大业后，天山南北及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尽收为清朝疆域。在1854至1858年间，清廷将该地区重新命名为“新疆”（取其“新的疆域”之意）。中原政权对新疆的控制肇始于乾隆朝，历晚清民国，曾危如累卵。幸好富有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经验的杨增新任新疆督抚，由于他善于平衡当地各民族间的力量，使得新疆在中原纷乱时保持了18年的稳定。新疆少数族人至今犹忆这位杨督军的宽仁与儒者之风。“疆独”的产生并成为中国政府正视的一股势力，大概始自90年代。据新疆的汉族干部说，“疆独”不少骨干就是共产党培养的青年维族干部。 如果要勾勒自1950年代以来新疆的维汉关系，其实不是维汉两极――尽管这是新疆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心目中的维汉关系――用三角关系来描绘可能更适当。 中国政府是三角形的顶端，维汉两族则算是三角形下端的两只角。客观地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维、汉、回、苗、彝等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内），中共政府一直在努力扮演着“超民族的政府”、“各族共和的政府”这一角色，并采取了一系列被汉族人称之为“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政治上怀柔、经济上优惠。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只用于汉族，并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在涉及到汉人与少数民族冲突时，汉人受到的惩罚严重得多，少数民族人士惩罚极轻甚至不受惩罚。上世纪70年代本人在湘西修铁路时，同去的知青与当地苗族人发生冲突最后暴力相向，虽然事件起因责任并不在汉人知青，但最后却有几人被判死刑，而苗人基本是教育了事，最严重是拘留――在新疆、西藏等地的独立运动未形成气候之前，那些地方当局处理民族矛盾基本按如此方略办理。 在各少数民族眼中，中共当局是“汉人的政府”，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汉人并不这样认为。对这种“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颇有怨言，许多人只要血缘中有一点少数民族血统，想方设法都要让自己成为少数族人，好享受那招工、招生、参军（包括复员转业后的安排）、提干的优惠。这是发生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常见之事，任何人都无法否定。 中共政府对汉人严厉、对少数民族怀柔并非无因。在中国政府眼中，汉人是“家生奴”，怎么对待都不会产生“外心”；但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并非“免费午餐”，而是要其归化驯服，接受中共领导。这在中共眼中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少数民族有提出高度自治或者独立主张的苗头，北京政府就会认为这是对中共权威的严重挑战，一律报之以武力镇压，多年来，处理西藏、新疆问题莫不如此。 就事实而论，中国当局在处理新疆、西藏时的暴力手法与其处理内地社会反抗时的手法并无不同，都是暴力镇压与污名化宣传――可做比较的远有“六四事件”，近有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在以“超民族政府”自居的中国当局眼中，西藏、新疆都是我自家土地，怎么处理都是“内政”，何需外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来指手划脚？”但在国际社会眼中，这却是族群冲突。因此除了“六四事件”那种大规模屠杀之外，国际社会很少一致指责中共处理汉人居住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暴力，但对西藏、新疆发生的暴力镇压却关注得多。 二、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换不来安定？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头之一应是中共政府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 直至民国时代，新疆汉人的比例极低。公认的看法是：截止1949年，新疆400万人口中，维族约占75%，而汉人在5%左右。鲍大可《中国西部四十年》中的估算高一点，1948年时，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6%。由于新疆与苏联关系甚大，刘少奇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出访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往新疆移民，将汉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后中国政府新疆设置建设兵团安置军人，并在内地动员不少青年奔赴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汉族人口剧增。1964年人口普查时，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其中汉族占31.9%。此后一直稳定在30%-40%之间，历次人口普查结果分别为：1982年40.4%，1990年37.6%；2000年40.6%。 毛时代的新疆并无独立之念。有“王剃头”之称的王震的“铁腕治疆”行之于前，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继之于后，这一张一驰的文武之道，使新疆在80年代以前维持了平静。“改革”以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维吾尔族的多年积怨开始释放。与此同时，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实施了安抚性的“新疆六条”，要求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60%；与此同时还实行“三少一宽”，即少数民族犯罪少抓少捕少判，量刑从宽。由于这一政策并非建立在尊重国民权利与民族自主自决这一基础之上，而是以主子“恩赐”的优惠形式出现，并不能换来当地少数民族的感恩。而新疆地区的汉族移民的受歧视感则甚为强烈。内地人只要设身处地着想，可能也体会得到新疆汉人移民那种感觉。 归纳起来，维族人的不满有下面这些：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属于我们（这也是“疆独”的法理依据）。凭什么不断让汉人大规模迁到我们的家园里来？凭什么将我们的生存之地当作核试验基地？凭什么将我们地下的石油源源不断、几乎是无偿地输送到汉人那里？――维族人对新疆成为核试验基地之事一直耿耿于怀，1985年我刚到上海，就曾亲见在上海各院校进修的维族干部在南京东路游行抗议，目的是到外滩的上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静坐。 对于那些被政府与汉人视为优惠政策的，比如少数民族不需实行计划生育，维族人的想法很质朴：你们汉人要管就管住自己好了。我们的孩子是真主赐给我们的，想生多少都是真主的旨意，又何需你们当作优惠赐给我们？关于工作语言使用汉语的规定，维族人认为，你们汉人会说汉语是生下来就会的事情，而我们花很大气力学习之后，还是不如你们，这使维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完全沦入仰汉人鼻息生存的可怜境地。 在维族人与中共政府的关系中，维族人处于政治弱势，不满日甚。但这种不满的实际倾泄对象，却不是那强势的“汉人政府”，而是处于弱势的新疆汉族移民――在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中，维族人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保护下处于相对强势。人们会留心到一个事实：在国内各大中城市都有维族人在当地做生意，但城管部门对他们态度却与对汉人完全不同。城管对汉人的违章摆卖经常是无情横扫，棍棒相向；但对维族人的违章摆卖要客气得多。当年我在深圳华强路曾目睹过一次事件的发生；一位女青年向维族小贩购买核桃仁，摊上标明的价格是25元一公斤。等过好秤付钱时，一公斤却要收125元，维族小贩坚持说25元前那小小的一撇是“1”。双方发生争执，女青年想放弃购买，小贩却拉着不让走，最后对女青年大打出手，附近的保安过来干预，引发附近所有的维族小贩前来助战。此事的后果是第二天上百维族人到深圳市委门口静坐请愿，认为这是民族歧视。深圳市政府与市委的做法是尽力安抚并赔偿了“参战”小贩们的损失，然后通知各报社，不许报道这起纠纷。并让各单位口头通知市民，尽量不要去购买维族人的商品，以免因语言不通发生误会引致冲突――这种欺诈性的买卖如果发生在同民族人之间，最多只会当作商人缺乏商德的事例，但一牵扯到两个不同民族，就可能成为火药桶的引线。 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因改革而进一步激化，那“三个60%”（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60%）只能靠计划经济才能实行，而经济的市场化彻底动摇了过去中央政府实行的那些少数民族保护政策的有效性。随着新疆地区经济活动与内地日益的一体化（市场化的另一个结果），当地少数民族无论在就业上，还是在创业、市场开拓方面，都面临挟内地优势的汉族新移民的挤压。中共当局的愚昧就在于，天变而道不变，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发展明显受到市场化的挤压和排挤，而中央政府却依然遵循着60年前的治疆政策，面对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束手无策，维持不下去了便一味镇压，又回到了当年“王剃头”入疆时的作法。 中共在新疆、西藏遇到的麻烦其实是共产党国家特有的民族问题困境。与前苏联相似，一个用政治专制之箍圈成的多民族社会，只能靠计划经济维持；只要计划经济式微，经济的自由化必然拉大地区差距而导致政治社会冲突。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数个民族混合居住，却很少有哪个民主国家面对民族问题有这么大的困境。中共喜欢用“中国特色” 这个词来遮掩共产党专制的实质，可以说，民族矛盾困境正是这个“中国特色”难以逃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新疆问题之解在于寻找维汉都能接受的共同底线而非汉化 最近30年，中共面对日甚一日的西藏新疆问题，其实始终无能为力，左支右绌。眼见新疆局势趋于恶化，老一代面临退休的援疆干部大都有危机感，许多人纷纷为大学毕业后有机会留在内地工作的子女交一笔“出疆费”，换取子女离开新疆的自由，让他们到内地去安身立命。 更糟糕的是，中共自以为，帮助少数民族的青年一代与汉族“同化”，就能缓解民族矛盾，改善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处境。比如，通过加强汉语教学地位，变相取消维吾尔语教学（这事情有两个版本，“北京版”说未曾取消；而“维吾尔族版”则认为事实上已经取消中小学的维语教学）；用下派政治任务的方式将维族青年半强迫地送至内地打工；在“西部大开发”的口号下，让汉人大量自愿赴疆。殊不知，这些作法恰恰加深了许多维吾尔人的民族危机感，让他们从经济、人口、文化等多个层面体会到了本民族的生存困境。 6月底韶关发生的骚乱事件起因到底是发生了强奸案件还是汉族女青工的一声尖叫，迄今仍是悬案。不管实情如何，都表明了一点，维汉关系（确切地说是“超民族政府”与维族的关系）已经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 王力雄曾在“维吾尔新疆的未来出路”一文中曾对新疆错综复杂的少数民族关系有过深入分析。在对西藏与新疆等少数民族与中国政府及汉族关系的研究上，王力雄是唯一曾多次亲入少数民族聚居地调查过且有认真研究的独立知识分子，有心者可去读他的相关文章。我想谈的是这次事件的具体影响。 对海外一些说法，比如这次事件是中共阴谋之类，我持保留看法。因为从中共目前处境来看，求稳定是第一要务。王乐泉可能是昏官庸官贪官，但在这类治疆要务上，除非王乐泉已经不再留恋他头顶上那顶来之不易的乌纱帽，否则借他几个胆，大概也不敢主动制造事端，给中央政府制造如此大的麻烦。至于王乐泉有几个小时无所动作，猜想那段时间是他在等待中央指示。 中国政府谴责“海外势力操纵”之说，目的是想将维人置于不道德之境地，赢得一些同情分。但此招其实于事无补。如果中共还能够冷静看待局势，就应该承认现实：此次新疆事件多少扭转了“疆独”在国际社会的不利地位。从2008年以来，西藏问题吸引了全球眼珠，国际社会倾注了大把同情。新疆维族虽然不甘落后，不断发动了各种反抗活动，但一来是美国将东突两组织视为恐怖组织，不予支持；二是其他国家也因考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对“疆独”包括维吾尔世界大会保持距离。所以维人虽然前赴后继地付出了不少生命，但他们的政治诉求活动却未能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空间。7月新疆事件却使他们突破了僵局，一向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土耳其政府公开出面为维吾尔族站台，世界各地亦发生了不少支持新疆维人的抗议活动。连日本这种一向不以中国人权状态为念的国家都在7月9日的中日两国第五届人权对话中提到新疆问题。对于中共来说，这确实是件比较尴尬的事情，原来只需要应付支持西藏的国际压力，现在还增加了同情新疆的国际压力。 中共深感丢脸的是：它的少数民族政策是花钱未买来安定，反而招致极大怨恨，其政治向心力甚至不如疲弱的民国政府。以中共的政治禀赋，它很难明白，民族和谐是建立在国家对国民权利的普遍尊重与真正的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之上，而不是依靠掌权者厚此薄彼的恩赐。对于自掌权以来就不知政治妥协为何物的中共政府来说，目前除了诉诸暴力镇压之外，似乎已经找不到其它良策来化解民族矛盾。值得同情的是新疆的汉人移民，正常情况下，他们承受着来自政府那种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冲突中，他们因为手无寸铁与处于弱势，往往又成为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4期，2009年7月 16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法兰克福汇报》（2008 年 11 月 3 日）专访何清涟：德国之声意欲何为？
Interview Was will die Deutsche Welle? 03\. November 2008 Die Autorin Qinglian He hat mit ihrem Buch „China in der Modernisierungsfalle“ ein Standardwerk vorgelegt. 2005 schrieb die Dissidentin für die Deutsche Welle. Schnell war dies unerwünscht. Nun bat man die Kolumnistin zurück, aber sie lehnte ab. Stimmen Sie mit der These überein, China öffne sich der Pressefreiheit? Ganz und gar nicht. China bewegt sich genau in die entgegengesetzte Richtung, das heißt: mehr Zensur und mehr und mehr Lügen in den offiziellen Medien. Ich berichte darüber in meinem Buch. Ist es wahr, dass das chinesische Volk keine Meinungsfreiheit anstrebt, sondern Wohlstand? Das propagiert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Es entspricht nicht der Wahrheit. Was halten Sie von der Einlassung, die KP Chinas habe mehr als alle politischen Bewegungen der Welt für die Verwirklichung des Artikels 3 der Menschenrechte getan, indem sie vierhundert Millionen Menschen aus der Armut führte? Zum Thema Deutsche Welle: Es geht ums Ganze Erst einmal ist die Frage, wie viele Menschen in Armut sind, kein Thema, das in China frei diskutiert werden kann. Darüber hinaus verschleiert das Regime den Umstand, dass die Mehrheit der Chinesen in Armut, wenn nicht Hunger, abgedrängt wurde, seit die Partei die Macht in China übernahm. Und schließlich: Hat sich der Lebensstandard nicht fast überall auf der Welt im Vergleich zur Situation vor dreißig oder vierzig Jahren verbessert? Warum sollte nur die chinesische KP dafür gepriesen werden? Und warum sollte ihr deshalb der Tod von mehr als dreißig Millionen Menschen zwischen 1959 und 1961 verziehen werden? Können Sie uns einen Eindruck vermitteln, wie chinesische Propaganda ausländische Medien manipuliert? Viele chinesischsprachige Zeitungen in westlichen Ländern befinden sich entweder im Besitz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oder werden von ihr kontrolliert. Sie sind Teil der Propagandamaschinerie des Regimes in Übersee. Ausnahmen sind Zeitungen von Falungong und einige kleinere Publikationen in Deutschland. Das Regime versucht zudem mit zwei Methoden, ausländische Korrespondenten zu kontrollieren. Zum einen sind ihre Recherchen und Interviews nur unter Aufsicht möglich. Zweitens wird die Visa-Kontrolle benutzt, die Ansichten ausländischer Reporter zu beeinflussen. Sie müssen überaus vorsichtig und selbstdiszipliniert sein, wenn sie wünschen, dass ihre Visa erneuert werden. Das gilt übrigens für Wissenschaftler aus westlichen Ländern. Sie waren Kolumnistin der Deutschen Welle, brachen diese Tätigkeit aber ab. Warum? Jetzt wurden Sie gebeten, wieder als Kolumnistin tätig zu werden. Ich wurde im März 2005 vom chinesischen Programm der Deutschen Welle gebeten, Kommentare zu schreiben. Im September 2005 bekam ich eine Nachricht von Danhong Zhang, der stellvertretenden Leiterin des Programms. Sie bat mich, das Schreiben von Kommentaren zu beenden. Stattdessen wollte sie, dass ich Nachrichtenbeiträge über China schreibe. Das Anliegen war unangemessen. Ich leb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arbeite als Wissenschaftlerin und Kommentatorin, nicht als Reporterin. Es gibt keinen Grund, mich um Nachrichtenbeiträge über China aus Amerika zu bitten. Ich habe dies so verstanden, dass man die Vereinbarung mit mir beenden, den Entschluss aber nicht offen mitteilen wollte. Ich habe danach aufgehört, für die Deutsche Welle zu schreiben. Später habe ich aus Quellen in Peking erfahren, ein Abteilungsleiter des Propagandaministeriums habe einen Vertreter der Deutschen Welle bei dessen Besuch in Peking darum gebeten, meine Tätigkeit zu beenden. Nachdem das Problem des China-Programms ein so großes Thema in deutschen Medien und auf Websites überall auf der Welt geworden war, bekam ich vor einer Woche eine Nachricht des Leiters des chinesischen Programms, der mich bat, wieder zu kommentieren. Ich denke aber, es ist momentan kein guter Zeitpunkt, für die Deutsche Welle zu schreiben. Der Einfluss der chinesischem Regierung bleibt, und die Position der Deutschen Welle dazu ist nicht geklärt. Propagiert das chinesische Programm der Deutschen Welle Demokratie und Menschenrechte? Ich kann die Radiosendungen der Deutschen Welle nicht hören. Deshalb kann ich sie nicht beurteilen. Aber ich lese die Webseite des chinesischen Programms. Und ich muss feststellen, dass die Haltung seiner Redakteure eigentlich nicht den Grundsätzen des Journalismus in demokratischen Gesellschaften entspricht. Ganz im Gegenteil haben die Redakteure eine klare Tendenz in Richtung ProRegime. Wenn jemand die Website aus neutraler Sicht bewertet, kommt er unschwer zu diesem Schluss. Sobald ein Gegenstand die sensiblen politischen Bereiche berührt, tendieren die chinesischen Internetseiten der Deutschen Welle dazu, das Regime zu verteidigen, ausgleichende Texte oder Meinungsstücke fehlen. Hinzu kommt, dass die Redakteure selten nach Fehlern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fragen. Gelegentlich übernehmen sie sogar offizielle chinesische Propaganda als erwiesene Geschichten. Dissidenten haben geäußert, dass die deutschen Sinologen, die sich in die Debatte um die Deutsche Welle einschalten, in einem Interessenkonflikt stünden, da sie bei ihrer Arbeit auf gute Beziehungen zu chinesischen Offiziellen angewiesen seien? Stimmt das? Wo finden wir dann unabhängige Experten? Wie ich schon sagte, ist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zu China ständigen Anfechtungen ausgesetzt, da die Pekinger Regierung mit allen Mitteln versucht, Meinungen und Forschungsfelder westlicher Wissenschaftler zu beeinflussen. Unglücklicherweise sind nur wenige bereit, auf akademischer Unabhängigkeit zu bestehen. Das ist ein weltweites Problem. Tatsächlich weiß innerhalb dieses akademischen Zirkels jeder ganz genau, wer sich traut, die Wahrheit zu sagen oder die wichtigen, aber sensiblen Gegenstände zu erforschen. Das Problem ist, das die Menschen außerhalb dieses Zirkels den Unterschied nicht identifizieren können, und jene innerhalb des Zirkels es ablehnen, die Wahrheit zu sagen. Was sind die wesentlichen Kritikpunkte der Dissidenten an der Deutschen Welle? Ich würde sagen, das Hauptargument ist, dass Medien, die von der Regierung bezahlt werden, eine ausgewogene Haltung und keine parteiische einnehmen sollten, wenn sie über Themen aus einem antidemokratischen Land berichten. Es geht nicht nur um journalistische Prinzipien. Es verweist auch auf die Werte, auf die Steuerzahler und Wähler bestehen. (siehe auch Artikel: Deutsche Welle: Es geht ums Ganze) Das Gespräch führte Sabine Pamperrien. Text: F.A.Z. http://www.faz.net/s/Rub475F682E3FC24868A8A5276D4FB916D7/Doc~E7404898DA0244C179B3C9D4A99679 5B1~ATpl~Ecommon~Scontent.html
何清涟2025-11-06 09:06👍 0💬 0环境保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
1月9日，《中国日报》（ China Daily）一篇报道说，中国城市地区产生的垃圾已经达到能够处理的最大限度。到2020年，中国将有8亿6千万人生活在城市，这将使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垃圾处理系统处于更大的压力之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委员会呼吁，应通过制定更为清晰的垃圾分类标准和进行全民教育，创造出较好的垃圾管理系统。 这篇报道引述的报告所谈主要是城市垃圾，并称这是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引起的。这份报告没有提供有关农村垃圾产量的数据，但是却承认农村的垃圾处理问题非常严重，而且很可能会恶化。但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法却是“进行全民教育”，仿佛环境污染的最大责任人是盲动的民众。 将民众视为生态破坏的最大责任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首先，近几年民众的环境维权，已经成了中国民众维权抗争的主要形式。一年多以前浙江东阳画水镇农民抗议环境污染的维权事件，就是因为东阳市政府在画水镇设立化工工业区，十多间化工厂导致当地环境严重污染而引起的抗议。当地村民5年来不断上访，问题不但未得到解决，三名上访代表还被当地政府逮捕判刑。而全国十大环保案件则表明，民众在环境维权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技术、资金、制度安排、地方保护等原因，民众的环境维权很难取胜。更何况，将三峡与许多水库库区人民折腾得鸡飞狗跳并严重破坏库区生态的并非民众，而是政府。 其次，以这篇报道中谈的垃圾处理为例，这也非“全民教育”就可解决之事。在中国，垃圾处理是一个地方的公共事务。如果说中国现在垃圾处理能力远远滞后于垃圾产生的速度，那也只能说明政府在垃圾处理设施上的公共投入太少，远远不敷所需。这正好说明是政府失职，并非是“教育民众”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与之斗争的对象不是民众，而是各地地方政府与大企业。今年1月，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启动“区域限批”的行政惩罚手段，对4个行政区域、4个电力集团所有建设项目实行停批、限批，并建议监察部门追究有关人员行政责任。区域限批指停止审批违反环保法的地区境内或行业所属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是环保部门的一种行政惩罚手段，用来惩治那些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地区与企业，而不是民众。 第四，官方调查证明，民众要环保，官员要发展（即“政绩” ）。 2006年6月至9月间，中国山西省环保主管部门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山西省环保主管部门通过发放问卷和互联网问答的形式，做了一次全省范围的大型环保民意调查，调查总人数为9,411人，其中包括3,600名官员。这次调查共归纳了12个问题。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上，九成的市长、地方官员认为，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与此同时，九成民众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应当同步进行，两者相辅相成。 山西省环保信息中心负责人认为，调查当中出现这种截然不同观点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中国的体制更侧重于对官员进行经济发展的评价，而疏忽于全面发展的评价。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官员，更急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状态，并不强调环境保护，大都主张“先发展，后环保”。山西省是中国产煤大省，近年来矿难频发，环境生态也受到极大破坏，与官员们这种发展重于环保的经济发展观有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环境灾难的形成，缘于中国错误的发展观以及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的政府行为。中国当局要想在环 境保护上有所进展，必须先“教育”官员，改变官员的发展观。这种教育不能只通过“说服”、“政治学习”之类来提高官员思想觉悟，而是要有切实的考核指标，比如将垃圾处理设施的建立作为与修建公路同等重要的“政绩”加以考核。 胡锦涛一直热衷于谈思想教育，比如最近的高论就认为中国反腐防腐“最重要的措施”“加强官员的思想教育” 。这类说辞，无非是当年毛泽东“精神原子弹”“精神万能论”的翻版。当年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是依靠血腥暴力才发挥作用，胡既无昔日毛之权威，再来侈谈这些空话，无非是让人民为他的治国乏策担忧不已。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1月11日，总174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兰德公司为北京提供的选择题：治污还是治病
何清涟 柴静的《穹顶之下》引发了许多争议，片子的主题雾霾不再是焦点。延伸到动机论、阴谋论。拿女儿作秀等恶意的话题上。其中只有两个延伸的话题还算挨得上边，一是即能源置换的巨额治污费用将从何筹措？二是既然有APEC蓝、两会蓝，为什么不能让它永久化，只在大型活动时出现？ 兰德公司给北京的选择题：花钱治污还是花钱治病 公众应该记得一次“中美空气外交事件”，2011年10月，潘石屹公布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空气测量数据。在美国使领馆与本国政府公布的空气质量信息之间，中国公众宁可相信前者而不相信本国政府，纷纷指责政府信息造假。这场“空气风波”最后引发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指责美国公布中国的空气数据是“干预中国内政”，沦为国际笑柄。2013年12月初，美国环保署长吉娜·麦卡锡在大雾霾中到中国做穿梭访问，临行前，她在美国一个公共场合称，“中国排放的污染正在吹向美国西海岸”，出访过程中曾接受《南方周末》专访，也毫不讳言地说，“中国面临的空气质量挑战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并表示愿意提供技术与研究方面的帮助。 美国的“帮助”有了结果。一年多之后，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国环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GDP的10%。这一比例比韩国和日本高出了数倍，也远高于美国的水平。在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中，以空气污染的成本为最。2000年至2010年间，空气污染成本占到GDP的6.5%，水污染占2.1%，土壤污染退化占1.1%。 兰德公司为中国治理空气污染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使用煤炭、木材和废弃物为燃料的锅炉和火炉是污染物释放的重要源头。城镇地区的住宅和商用建筑须停止燃烧煤炭、传统生物燃料和塑料废弃物。2，大量替换燃煤发电——特别是在主要的人口中心及其周边，转而使用其他低污染能源，包括天然气、核能、风能和太阳能。3，强制报废易造成污染的车辆，以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源。 兰德公司关于空气治理的主要办法就是能源置换。上述政策的花费不菲，如果进行能源置换，每年要比现在多花1,400-1,600亿美元，但考虑到当今空气污染带来的相当于GDP 6.5%的健康成本（2012年这一成本约为5350亿美元），空气质量的改善和经济产出的增加可以弥补实施这些政策所支出的成本。 能源置换过程中如何说服民众？ 兰德公司的政策建议很合理，成本收益也算得清清楚楚：由政府每年支付治污费用1600亿美元，就可以让社会成员少支付健康成本5000余亿美元。无论从政权稳定性考虑还是从人民健康角度考虑，中国政府都会接受这份报告的建议，但付出的成本并不止报告中涉及的钱，还有大量其他问题。 APEC蓝与两会蓝的出现让政府与国人对空气治理有一定信心，认为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抓空气治理，恢复蓝天白云有望。但怀抱这种希望的人可能忽视了一点，APEC蓝等大型会议期间出现的蓝天，是通过政府强制，在会议召开约一个月前至召开期间，让偌大的北京城及周边地区工厂停产、汽车限制进城、各机构放假才得以实现的，餐饮业停业，即经济休眠与城市半休眠的办法才得以实现。今后要作为常规治理方法，肯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面临失业的沉重压力。 钢铁业与水泥业是制造污染的大户，但全国因建筑业的关系，这两大行业非常兴盛。以钢铁业为例，中国约有800家钢铁企业，就业人数超过350万人，水泥行业目前生产企业约3500家，从业人员90多万人。如果要以提高 污染标准，并以谁污染、谁治理来收费，这些早就挣扎于盈亏线的钢铁企业大多得关门，地方政府不仅税收无着，还将面临大量失业的压力。 二是政府得拿出大量补贴，促使国人使用高成本的清洁能源。 使用清洁能源，对中高收入阶层的压力不大，但对占人口70%左右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今年2月3日，新华社发表调查报道《高成本时代的清洁能源供热路在何方》，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该报道调查了太原、兰州、乌鲁木齐等开始推行“煤改气”、电暖等清洁能源供热方式的城市，发现清洁能源供热是“交不起、烧不暖、谈不拢”。山西崇光科技有限公司为太原四个“煤改气”城中村和部分燃气小区供热，据其负责人张福柱说，天然气价格这两年一直在上涨，现达到每立方米3.85元。算下来，燃气供暖每平方米的成本就高达7元以上。如果居民按照集中供暖的收费标准缴纳供暖费，企业肯定要赔钱。由于供热成本严重倒挂，去年崇光公司仅四个“煤改气”城中村的运行费缺口就高达5000万元。低收入户集中居住的城中村的政府补贴力度较大，最终公司算是不盈不亏。可以想象，如果在全国推行清洁能源，补贴压力很大。因此，推行煤改气的城市，基本上是“背着包袱减排降污，清洁能源供热赔钱赚吆喝”。 3月3日，王志安在《一个关于雾霾的微观调查》中，以安徽等地通过财政补贴让农民停止焚烧秸杆为例，说明财政补贴不足的情况会导致农民不配合，与钱相比较，农民不很在意空气质量。 拿出大量财政补贴，在中国经济上行时期好办，但现在经济下滑，政府财政压力加大，要拿出大规模的国家补贴，势必加税。这次认为柴静片子为中国政府加税提供了理由，就是出于这些考虑。 公众参与是治霾成功的关键 中国的环境污染，从根源上来缘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扭曲，公地的悲剧＋无人监管的政治权力，最后导致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污染的共犯结构。但要想等到民主化后才来治理，中国极有可能变成无法生存之地。从治理难度来说，在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这三种污染当中，空气污染最容易治理，也与所谓政治制度的关联最弱，因为伦敦、洛杉矶也曾发生过雾霾，最后是政府、企业、社会成员达成共识，治理成功。因此，从美国学习治理经验，从现在开始治理，应该有希望。 但是，中国的治霾又不是一个单纯依靠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现行体制对环保来说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只要公众听命于政府，却严厉排斥公众参与环境评估、监管等重要环节。从洛杉矶历时几十年的治霾经验来看，除了立法、司法、政府监管这些法律上的配套措施之外，公众参与必不可少。在立法这方面，中国的法律条文可以很完善，但司法与政府监管从来就乏善可陈，公众参与一直被政府排斥。中国早在2006年就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除条文不完善之外，更严重地是流于形式。兰德公司为中国空气治理提供的能源置换方案，行之于美国或者日本都没有问题（日本司法严厉，向有“法匪”之称），但在中国这种制度环境中，即使被政府接受，实施过程中也会困难重重，最后难免扭曲变形。 柴静《穹顶之下》发布之时，正值两会召开前夕，本可以借助片子的轰动效应，推动中国环保的公众参与。但由于中国舆论环境的险恶，所有应该被讨论的事情，比如花钱治污还是治病、巨额费用从何筹措、环保的公众参与等等，全都淹没在“劈柴”的口水战中。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1期 2015年2月20日—2015年3月5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6069）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美国倒萨：“人类的希望”
在对伊拉克战争开始之际，美国人民再次站在美军的背後为他们助战。民调显示，无论是对铲除萨达姆，还是对布什总统作为三军统率的表现，民众支持率都上升到70％。 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每场战争开始都有人“站在旗帜後面欢呼”。事实上，这次民众的支持，充分展示了（美国人民的）民主的意愿。对这种来自民众的支持，独裁者们从来都是太晚才能醒悟到，如果他们真有醒悟可能的话。他们的自欺欺人是：专制是强大的，民主是软弱的。而事实正相反。 民主国家投入战争的确很缓慢，对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激。但是，当受到威胁时，在优越的军事指挥下，民主国家可以行动起来，展示出惊人的强大攻击力量。美国志愿参军的士兵保卫自己生活方式的动力，永远超过那些强制征募兵的情绪，哪怕是独裁者和他的两个儿子。 我们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是因为它发生在911之後。美国人民清楚，在伊拉克打仗的军人们，事实上是在保护我们的太容易受到攻击的家园。我们的军人是把战争打向恐怖主义者、他们的同盟和他们的豢养者；在他们向我们进攻之前摧毁他们。 对於美军这次的任务，我们无法比海军陆战队第一军司令员马惕斯将军解释得更好。他现在正指挥著士兵进入伊拉克某地。下面是他在战争前夕对军人们的讲话： “几十年来，萨达姆虐待、关押、强奸、杀害伊拉克人民；在别人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冒犯的情况下侵略邻国；用大众毁灭性武器危害世界安全。现在是到了结束他的恐怖威胁的时候了。你们年轻的肩膀上，承担著人类的希望。 在给你们讲这些的时候，我和你们一起走向前线，走近那些准备抵抗的势力，摧毁他们。我们的战争不是对著伊拉克人民，也不是对著那些选择投降的伊拉克军人。在我们迅速打击那些抵抗者的同时，我们会对那些忍受了多年萨达姆奴役的伊拉克人民表现我们的人道情怀，骑士风度和战士的侠骨柔肠。 我们要预料到他们使用生化武器、阴谋、人肉盾牌和其他不道德的手段，但昂起胸膛面对他们，让我们做猎手，而不要做猎物，绝不能让你的团队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陷入困境。用清醒的判断能力，做对我们国家最有利的事情。 你们是令全世界最畏惧的军力，也是给全世界最确信的军力。在使用你们的武器之前，首先使用你们的头脑。在我们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北部地区前线的时候，你要和同伴们一起鼓起勇气。要相信你左右的同伴，相信你头上的空军。以愉悦的心境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战斗。 为了我们的战斗任务，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那些在我们以前的战争中，高举著我们的旗帜，牺牲了生命，却从来没有失去勇气的前辈战士，完成你们的任务，保持你们的荣誉。向全世界展示：没有比美军更好的朋友，没有比美军更可怕的敌手。” （该文为《华尔街日报》3月20日社论“The Hopes of Mankind”，译文经该报授权。Translated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2003 Dow Jones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载《观察》2003年3月20日） 2003-03-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北韩政治前景的几个不确定因素
这几天世界最受瞩目的新闻，应当是北韩独裁者金正日去世的消息。不过这种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当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西方民主国家大多是希望北韩从此能够结束极权独裁政治，走上改革之路，从此不再成为影响世界尤其是东亚政治稳定的祸害。但对于北韩的政治靠山中国与俄罗斯来说，对金氏政权未来命运的关注内涵要复杂得多。在两国中相比较，中国的关注度与骨肉相连之感更甚于俄罗斯。这从北京的悼念规格与悼词的用法，以及官方媒体的报道处理方式均可看出。打开互联网门户网站首页，看到的全是金正恩将接班，朝媒称军队和人民发誓拥护的定心丸，以及民众痛哭悼念，部分老人妇女当场哭昏等类政治八卦。北京唁电更是充分表达了极权者痛失亲密朋友的惺惺相惜之心情。 但中国人因为经历过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同样场景，见惯了这种充满了虚假的文字，谁也没将官方宣传当真。网友除了在微博上表达对独裁者去世的欢悦心情之外，更多的是关注北韩今后的政局将发生何种变化。 北韩政治的变化取决于几个不确定因素及其互相影响程度。其中首先取决于北韩内部政治的演变。目前北韩这位新主子金正恩被金正日选为政治“接班人”，并非由于他具有什么非凡的政治才能，而是血缘及其生母的得宠程度。这种继位方式几乎就是封建王朝继位方式的活化石。 关于金正恩如何巩固权力，据韩国《中央日报》今年9月22日报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已对朝军进行改编，撤下原一线指挥官，换上的对自己忠诚的年轻一代军官。同时逐步接手党内事务，通过让朝鲜居民家中悬挂其肖像树立个人权威。目前的政治倾向尚无异动，但经济上有改良愿望，据日本《读卖新闻》12月上旬报道，金正恩11月份在平壤一次会议上说过，“ 国民经济要在3年内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准，让朝鲜人民达到吃米饭、喝肉汤、住瓦房、穿绸缎的生活水准”，此前，他还说了“过去可以没有粮食，但不能没有子弹；那么今天是可以没有子弹，但一定要有粮食”。 北韩在经济上有所改革，北京应该乐见其成。一是因为当初中国改革也是从让人民吃饱饭这个起点上走过来的；二是北韩经济状况有所改良，北京援助的包袱也会轻一点。但北韩如果想在政治上走上改革之路，北京与俄罗斯的态度会完全不同。 俄罗斯对北韩的态度，已有俄罗斯亲克里姆林宫的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分析为证。他说，虽然朝鲜人民早已厌倦了目前的这种生活，都向往韩国民主体制。但金正日死后，朝鲜将延续斯大林式的政治体制。因为只要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朝鲜的主要支持者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应指望朝鲜民主化。日里诺夫斯基很肯定地说，“只有中国共产党垮台，俄罗斯社会更加民主化，朝鲜才会发生改变。”目前，“普京大帝”的政治声望正发生动摇，但能否从政治上的“冬天”走出来，进入“俄罗斯之春”，还得看未来几个月俄罗斯的局势发展。 对于北京来说，尽管金正日去世可能带来中朝关系变数是意料中事，但北京仍然希望自己能够控制北韩。北韩一直是北京手中重要的“战略资产”，在不同时期，这份“战略资产”可以发挥出不同的价值。“冷战”时期，它是中国独裁政治建立“共产主义防护带”的重要屏障；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十年当中，它是北京与美国叫板的重要砝码之一。北韩的存在及其在中国默许下的持续捣乱，是一个持续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幕后推手。有论者如此评价：“很难想像，没有北朝鲜这个麻烦制造者，西方的领导人是否还会如此频繁的想起他们的中国同事，这对急需舞台展现大国风采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显然是很失落的”。在今天，它仍然是北京在东北亚保持力量平衡的重要工具。因此，从主观愿望上来说，北京绝对不愿意北韩发生任何改变。不巧的是，金正日死得不是时候，正是北京今年外交失利，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急剧衰落之时。 因此，北京对北韩未来政局也不得不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一、对金正恩执政能力及北韩高层政治势力消长的观察结果；二、国际社会对北韩施加影响的强度；三、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走向。中国自今年11月以来外交上接连失利，尤其是面对多年以来结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缅甸的疏离，已被迫改变以往那种强硬姿态，外交部最近公开表态，“中国无意也无力在亚太排挤美国”；在对缅甸外交上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机会主义灵活性。最近，中国驻缅甸大使与缅甸民主派领导人昂山素季举行了罕见的会面，还表示，中国或参与推动昂山素季政党合法化。这是对缅甸政治变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承认，也算是对缅甸外交的一种预先投资。 可以预测，在中国国内政治进入高风险状态之后，北京对北韩的外交也会采取相对灵活一点的措施，毕竟，北京已经意识到金钱外交不能形成长期的控制力，自身的软实力有严重问题，能守住自家的菜园子就算是不错的结果。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2月21日，http://heqinglian.blog.163.com/blog/getBlog.do?fromString=bctop）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专访曹长青∶人民越勇敢 独裁者越吓破胆
卡扎菲被击毙，其独裁统治宣告结束，数十万利比亚民众上街载歌载舞，欢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旅居美国的政论家曹长青指出，利比亚人民的胜利再次印证∶人民越勇敢，独裁者越吓破胆。下面是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静汝对曹长青先生的采访。 记者∶我们知道， 卡扎菲一直用重金雇人和过渡政府军作战，但是我们看到卡扎菲最终还是被击毙。您认为这说明什麽？ 曹长青∶这至少说明两点，第一，光靠金钱收买，并不能长期稳固统治。当人们一旦觉醒，人心改变产生的力量，绝对会打败独裁者。在突尼斯如此，在埃及如此，今天又在利比亚应验了。 第二，据报导，卡扎菲临死前一天，还在期待，他可以在非洲买到更多的雇佣军，卷土重来，并相信利比亚人民是被北约和西方欺骗，反抗他的是「一小撮反动分子」。 这几乎是所有独裁者的幻觉，他们用宣传洗脑欺骗民众，最後自己也被周围的谄媚者包围和欺骗，因为谁也不敢跟他说真话，他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中，被错误的信息笼罩，做出愚蠢的决定，最後就「蠢」死了。 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当年也是这样，在伊战爆发前，他还信心满满，认为法国在联合国会杯葛美国，他们是没事的。战事爆发了，萨达姆还以为伊拉克人民会跟他一道抵御美军。但事实上，伊拉克人民早就恨透了他，就像今天利比亚人民恨死了卡扎菲一样。所以无论当年的萨达姆，还是今天的卡扎菲，都根本不了解民意是什麽，只活在他周围那些阿谀奉承的奴才中间，才会有今天被击毙的下场。 今天中南海的权力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根本不了解当今中国民间在发生什麽，人民正酝酿多大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所以，今天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在中国发生。 记者∶许多国际领导人已经对卡扎菲之死作出反应。祝贺利比亚人民迎来了新时代的开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1日表示说∶我们希望利比亚会尽快走上包容性的政治过渡进程┅┅请问您是怎麽看中共这一表态的？ 曹长青∶中国官方当然很尴尬，因为卡扎菲是他们的老朋友，是意识形态的战友，都是独裁统治。今天卡扎菲被击毙，胡锦涛可能睡不好觉，兔死胡悲。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们怎麽表态呢？他们不愿看到「老朋友」被击毙，更不愿看到独裁政权被推翻，因为全世界每一个独裁的倒台都强烈地提醒一次中国人，中国也是独裁，独裁也必须推倒。所以可以想见中国官方的窘态。 但过了一段时间，北京出於自身利益，还是会表态的，跟利比亚新政府拉关系，起码为了那里的石油和国际面子等。但是，利比亚人民是清楚的，在这场推翻专制的斗争中，谁支持了他们，谁暗中帮了卡扎菲，甚至提供军火等。从最近利比亚过渡政府正式承认叙利亚的反对派阵线为唯一合法政府（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承认的），就可以看出，利比亚过渡政府是非分明，坚持道义原则，他们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去支持邻国叙利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这一点，对中南海的胡锦涛们可能更是不祥之兆。所以你说中国官方今天怎麽表态？他们原来挺卡扎菲已丑态百出。 记者∶很多中国网友感到振奋，认为卡扎菲独裁时代的终结是民主革命的直接成果。请问您认为对中国有什麽样的启迪意义？ 曹长青∶卡扎菲被击毙，标志利比亚被疯子统治的时代结束了！一位中东问题专家在CNN上评论说，在卡扎菲的42年独裁中，利比亚好像每天都活在「鬼节」之中，那就是卡扎菲想怎麽就怎麽，装神弄鬼，恐吓大众。 卡扎菲所以敢这样，因为一切权力都掌握在他手里，他的几个儿子主掌精锐部队、国家情报，甚至连国家足球队和体育协会，都是他的儿子把持。中国是「党天下」，利比亚是「家天下」。 但这样的卡扎菲政权仍然被人民推翻了，独裁者被击毙！这里的关键是利比亚人民知道了真相，信息解放了人民，他们不再恐惧，勇敢起来反抗，获得了胜利！ 利比亚人民的胜利再一次证明，正确信息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无论多麽貌似强大的独裁政权，在觉醒的人民力量面前，都会迅速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卡扎菲政府的高官们也迅速转变了，例如卡扎菲的驻美大使，就临阵反戈，支持过渡政府，那麽他就随之变成利比亚过渡政府的驻美大使了。 中国如果再次发生大规模民间反抗，相信从军队到地方，各个阶层的中共官员都会倒戈。我认为推翻中共不会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当年邓小平虽然杀人了，都没敢正式下「杀人」的命令，只是用个模糊的 「不惜一切代价清场」的说法。而且事後也不敢承认，国内安抚，国外消毒。今天看到中东、北非这几个独裁者的结局，胡锦涛、习近平们，更没有胆量下令杀人。二十多年了，他们都不敢谈「六四」，他们敢再屠杀一次？ 上次在六四屠杀前我曾发表文章说，共产党一定会屠杀。这次，我觉得他们绝对不敢。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声音的传播还远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有这种自信，坚信你自己越勇敢，独裁者越吓破胆。 记者∶但也有网友认为，利比亚的未来将处於美欧国家的控制和殖民之下┅┅请问您是怎麽看的？ 曹长青∶今天西方国家根本没有控制或者殖民任何的国家，他们那种观点是被中共宣传误导和洗脑的结果。看在眼前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很清楚了，那里的政府是那里的人民自己选出来的。 记者∶中国一些体制内学者却对後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政局持悲观态度。认为卡扎菲的死亡未必意味著走入新时代，更可能是新一轮的历史回圈。您是怎麽认为的？ 曹长青∶体制内的学者永远要死抱旧体制的大腿，没有什麽奇怪的。历史是在向前发展的，不管他们怎麽拖後腿。中国那些体制内的学者所以对利比亚政局持悲观态度，还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他们不愿看到利比亚的变化，他们永远对变化恐惧，但他们又不敢否定利比亚人民的胜利，所以用所谓「悲观」来变相诋毁这种「变化」。另外一层意思是，通过对利比亚的悲观来曲折的表达，中国还是不要迅速变化的好。根本目的是要稳住今天中国的政局，其实就等於要共产党继续掌权。 记者∶您认为中国和利比亚有什麽不同？ 曹长青∶当然有很多不同。起码有两点很清楚，第一，利比亚没有那麽御用文人帮卡扎菲政权宣传，是民众的常识觉醒主导了後来的起义。第二，当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都没有听见有什麽知识界喊什麽「和平理性非暴力」，哪像中国，推翻专制的人民武装自卫连影儿都没有呢，异议人士民运领袖们就都在那喊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高呼「我们没有敌人」，那没有敌人，就跟共产专制和平共处吧。所以，结束共产党的前提，是先结束错误的认知、错误的信号，结束悲观，结束哀乐；而是吹响推翻暴政的冲锋号！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2011年10月21日 http://soundofhope.org/programs/1008/201517-1.asp 2011-10-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超级白手套”肖建华“失踪”的一点猜想
何清涟 中国资本大鳄肖建华在香港失踪，引发的猜测纷繁，大致不离权斗与反腐这两条线。说得最多的是让中国富豪们深感不安，还有人将其与李波被绑架类比，认为有损香港一国两制的法治；更有外媒认为因肖是加拿大公民，肖被抓间接冒犯加拿大，等等，这些看法只有“让富豪们深感不安”是真实的，其余都可当一种说法观之。 我的看法有点不同，鉴于肖建华享有“资本市场超级白手套”之誉，结合两大背景因素，中国外汇储备1月跌破3万亿（2.998万亿美元）心理关、外管局2月初出台新规要求境内基石投资者将境外IPO募集的美元按比例调回国内结汇，这才是肖建华失踪的“新闻眼”。 “超级白手套”后面都有谁？ 与肖建华接近齐名程度的资本大鳄是徐翔，号称“私募一哥”，其长项是在中国股市翻云覆雨，徐已经栽在2015年中国政府救市行动中了。坊间传闻徐是一些人的白手套，但只说背景很大，具体是哪些人至今未见公布。但肖建华不同，肖的主战场在香港股市，手中拽着一大把境内基石投资者的线。而关于肖建华和他的“明天系”王国，早在2013年1月，就由国内《第一财经日报》与《南方周末》相继做过报道，两篇报道利用查询得到的各种资料，展示了“明天系”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频繁注册投资空壳公司，迅速成为参股或控股数十家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的资本帝国，资产总规模近万亿。特别值得 留意的是报道留下的想象空间：太平洋上市黑幕曝光后，多名证券界人士涉案，并牵连副部级官员、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另一位资本大佬“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跳楼自杀，但太平洋证券的最终控制人肖建华却成功逃过此劫。报道称此中原因“一直是一个待解之谜。不过，此次事件之后，肖建华逐渐淡出国内资本市场。” 是谁保护肖建华成功逃过此劫？《纽约时报》2014年6月4日在《被六四改变命运的商人肖建华》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该文提到肖建华频繁利用“壳公司”作为投资工具，掩盖真正股东身份的投资方式。行内早就猜测肖拥有特权，能够参与涉及国有资产的交易，并与统治阶层的家人共同获益。肖建华承认，他结识了不少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并与他们“碰巧”一起投资，比如 2006年，肖建华曾为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代为收购山东鲁能电力，以30多亿代价鲸吞估值高达700多亿的鲁能。2009年又出资3.5亿，收购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婿李伯潭名下的一家房产公司。2012年，肖建华还出资收购了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的一家公司。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习近平开展反腐之后，肖建华还接盘了习的姐姐齐桥桥的秦川大地公司股份。 2016年的胡润百富榜显示，肖建华坐拥大约40亿个人资产。 有了朝中这么多贝勒、贝子与其合作，肖建华被称为“资本市场的超级白手套”并非虚誉，为一干地位“超级”的朋友征战资本市场，当然就是“超级白手套”。 也正因为肖建华有这么多有能量的朋友罩着托着，私募一哥徐翔进了局子后，他气定神闲地降临香港那著名的四季酒店，一住就是四年。他选择留在香港“北望楼”继续北望，而没有彻底远遁他的入籍之地加拿大，只有一个原因，即肖建华对他那众多的“超级朋友”有信心，因为这些朋友几乎囊括了 三届中常委的亲属，哪边都有人能够说得上话。 如果有读者不知道四季酒店的名号，可去看《揭秘滞留香港四季酒店的大陆富豪们 从苏达仁到肖建华》（腾讯财经 ，2014/11/25） 肖建华为什么被带回北京？ 这段纯属个人分析。 有人说肖建华是中共高层新一轮权力斗争的棋子，这话既对也不完全对。 说这话对，是因为中央政府确实想借助肖建华做成某件紧迫大事；说这话不完全对，是因为这件大事的目的不是反腐与权力斗争，而是为了解央行外汇金库美元日少之急。2016年，中国取消对外收购的交易高达700多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在今年1月还是穿破3万亿之底。因此，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郭松在接受中国外汇网采访时，谈到2017年中国汇改的核心内容是：境外上市募集资金结束后，上市公司应及时调回资金，并承诺按一定比例的资金结汇。汇改条文分析，请参见拙文《政府呼唤美元回家 何人心惊胆寒？》（VOA，2017年2月1日）。 但是，“要求那些境内基石投资者承诺减持境外上市公司股份后及时调回资金并结汇”，说来容易做却难，面临的难处有二： 一、这是动自家人的奶酪，引起的明暗反抗必然激烈。我在《政府呼唤美元回家 何人心惊胆寒》一文中，已经解释过，所谓中国的境内基石投资者，主要指一些一流的机构投资者、大型企业集团、以及知名富豪或其所属企业。党是太阳，这些企业与投资商，当然都是围绕太阳转并沾光的大小行星，也是中共统治之“基石”。企业集团是国有的当然好办，因为GEO们的官位是党给的，企业资产就是党的资产，说拿回就能拿回。但一流的投资机构就不一定是“国资”了，其中有不少是红二红三的，而且有明有暗，躲在大量“壳公司”后面的远比明处的要多。想弄清壳公司财富的真正主人是谁，这是一难。 二、自家人也分亲疏、势大势小，嫡庶有别。党爸有难处，儿女们不管嫡出庶出，当然都要从外边拿点美元回来救急。但哪些儿子应该多拿，哪些儿子可以少拿，当爹的虽说不可能一碗水端平，但先得心中有本帐，不能被骗。如何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这是二难。 “基石”儿女借助老爸的势头赚了不少银子，但这些银子却早就分藏海外各处，比如全世界那40多处离岸金融中心就是海外藏金窟。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与《巴拿马文件》虽然都曝光了一些离岸公司资料，但未被曝光的更多。欲知朝中事，得问内部人。外管局在呼喊中国基石投资者境外IPO按比例结汇，并不能期望这些基石们乖乖听话，得先掌握基石们的家底。欲掌握他们的家底，当然只有帮他们搬钱的白手套知道线索了。只有将线索拿到手，让“基石”们将境外美元按比例拿回境内结汇的新规才能部分落实。 从党爹的立场来看，过去“基石”们捞钱，完全是借助中国那“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江胡两朝，党一直在当眯眼猫，放任你等在仓库里搬粮充实私库。现在党要坚守外汇长城，仅仅管住小民们那每年5万的换汇额度远远不够，方才想起这结汇新招——各位“基石”们要记住，党爹不是没收你等的美元资产，是兑换，而且是拿贵为国际五大储备货币之一的人民币，与你等兑换同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也算给你们一个为党尽忠的机会，否则这外汇长城如何守得住？ 本文第一节是肖建华明天系金融帝国的媒体曝料，第二段是我的推测：中国政府强力部门出手抓肖建华，其动机不是外界猜测的高层权斗，而是需要找肖建华来帮助盘点“基石”们的境外家产，让他们“自愿”贡献部分美元等外汇，帮助党爹守住外汇长城。但是“基石”们如果不响应党的号召，为国纾难，最后难免以反腐收场。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2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xiao-jianhua-case-20170208/371562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