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东西德统一的沉痛教训
马英九最近提出「国民党的终极目标是统一」，在台湾政坛引起风波，连前任国民党主席连战都讽刺说，「有关台湾未来的前途，应尊重台湾人民的主张与决定，不应由政党来设定统一的目标。」 巧的是，在「统一说」风波之後，台湾书店出现一本新书《南北韩，统一必亡》（允晨出版）引起知识界的重视，卜大中、金恒炜、阮铭、林中斌、萧新煌、蔡英文等台湾学者和知名人士都联合推荐。该书原为韩文，为南韩首尔大学讲座教授朴成祚所著，由台湾资深报人、韩国问题专家朱立熙译成中文。 据译者介绍，该书去年六月在南韩出版时，成为轰动新闻，外电纷纷报导。因为在南韩，绝大多数人都想统一，认为当初南北韩分裂，是列强造成。因此该书出版後，马上成为劲爆的话题，也立即登上畅销榜。 这本书所以引起重视，主要因为作者朴成祚在德国留学并住了三十年，作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终身教授，他目睹和体验了东西德的统一过程，现又专门研究南北韩问题（担任南韩政府统一政策的谘询顾问），由东西德统一的教训，来探讨南北韩统一，因此相当具有说服力。 该书的主要结论是，德国的统一失败了，德国正在经历第二次分裂，体现在东西德人民的心理和经济层面。作者从东西德的例子来论证，南北韩要统一的条件比当年的德国还要差，如果统一的话，「南韩必亡」。 当然南北韩的情况和当年德国不同，因北韩仍是专制统治，而南韩已是民主国家。但北韩如果像东德那样结束了共产统治，然後两地统一，是否可行，该书根据东西德统一的後遗症，给出的结论是完全否定的。 东西德统一的後遗症，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西德经济竞争力曾排名世界第二，人均收入三万八千美元，但统一後，德国的全球排名降至第十五，国民所得降至两万两千美元，减少了40％。 为重建东德，德国在过去14年间，每年投入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不仅东德没起色，还连累整个德国经济衰落。整个九十年代，德国经济成长率平均只有1.8％，低於「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2.2％的成长率（美国是3.2％），而且德国的失业率一直高踞10％左右（比英美高一倍）。该书说，「德国为了照顾东德，而丧失了提振景气的能力。而且，将来也不见改善的希望。专家们一致同意，德国经济因为统一而没落了。原本忧虑德国统一会出现巨大德国的周边国家，现在反而换成讥笑德国的不幸了。」 在统一之前，西德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比东德强大，为什麽统一已16年了，仍无法帮助东德真正融入德国？ 朴成祚的研究结论是，经济分裂还是表层，更关键的是心理层面。 统一之後， 东西德货币做了一比一兑换，工资也均等化，包括承受东德的社会福利制度等，西德已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但即使到了1999年（统一已9年），东德地区的生产总值才只有西德的56％，但是东德人的所得水准却达82％。按道理东德人应该感恩，但恰恰相反，东德人反而增加抱怨和不满，认为给予的不够，要求更多的福利。尤其是东德的失业率高达18.5％，而西德地区失业率是8％，更造成反差和不平。 东德人虽然被西德人视为「同胞」，但统一後发现，东德人经过长期的共产统治，已和西德人完全不同，他们习惯於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习惯於社会主义大锅饭，依赖政府，对资本主义无法适应。德国专家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对平等很敏感，而且都有「共同体倾向性」（倾向於大锅饭的公社），他们不适应德国的个人主义的竞争社会。 而且德国的统一造成东德人严重的「失落感」。他们原来期待，东西德人都是日耳曼民族，都是德国人，具同族意识，那麽只要东德纳入资本主义体制，就能够享有与西德一样水准的富足。但统一後的现实，使他们的这种期待完全破碎。东德的企业因为没有竞争力而倒闭或被西德企业合并，又因为《回归法》的实施，被共产党曾收为国有的土地必须归还给分裂前的原地主而交还给西德人，再加上东德人缺乏竞争力等素质问题，很多人反而失业。 因而东德人抱怨、指责西德人缺乏同情心，桀傲与贪婪，只知道要钱，对同族人傲慢和吝啬，於是对他们开始敬而远之。西德人则认为东德人已被社会主义制度惯坏了，懒惰又不会做事，过渡依赖西德人，是缺乏独立性与自发性的人，给多少帮助都无济於事。东西德两地在统一前的那种乡愁和向往，那种热恋和热情，不仅变成泡影，还逐渐形成新的「分裂意识」，增加隔阂并开始冲突。 现在很多东德人，越来越认定自己不是「德国人」，而只是「德东人」，叫「欧西」（Ossi ）；而西德人则被称为「威西」（Wessi ）。1990年东西德统一时，61％的东德人回答自己是「德国人」，只有32％仍称自己「东德人」；但到了1992年时，称自己为东德人的上升到65％，而认为自己是德国人的降至35％，完全倒了过来。而到了2000年，认同自己是「东德人」的高达77％。 当年东西德都渴望统一，以东进政策为德国统一奠定基础的布兰德总理有句名言：「同样的东西，就要在一起。」认为「同胞」应高於「体制」与「理念」。该书作者感叹，「当时西德的政治人物都陷於一种无意识的错觉之中，认为东德人跟自己一样是同胞，只要按西德的制度去做，就能把东德变成跟西德一样。但现在证明这是致命的错觉。」因为「当时他们完全无视於东德是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了解经过长期共产统治，东德人不仅对民主政治的认知太过欠缺，其实已变成另外一个「异质化民族」。 现在东德人和西德人相互不买账，《明镜周刊》民调显示，近七成西德人与八成东德人认为，他们是不一样的。西德人甚至认为，西德与法国的差异，还比同文同种的东德人小得多；结果「造成德国统一之後的另一个分裂」。「统一之後才知道东德与西德是多麽的不同」，现在东西德的人都脱口而出，「德国统一是错误的，或是失败的。」 朴成祚教授认为，根据东西德的教训，即使共产北韩垮台，南北韩也难统一，因为北韩长期在金家父子统治下，已成为 「三位一体」（金日成、金正日、主体思想）的宗教狂社会。北韩人不仅不了解，更无法适应外部世界的生活。他举例说，像北韩难民到了南韩後，「尽管他们拿到了庞大的定居费与就业协助，在南韩得到了谁都得不到的优厚待遇，但是他们还是嫌钱给得太少，或是抨击南韩政府没有替他们做什麽，表达强烈不满。简单地说，他们有相当多是连就业等积极定居的意愿都没有，只靠政府提供的永久出租公寓，并坐吃给他们的定居补助金在混日子而已。」 该书认为，「德国采行的所有同化政策失败的原因，就在於忽略了这种社会主义的人性。再伟大的政策，或是特别的考量与注入再多的预算，因为他们不变的社会主义人性，使得德国政府的努力都白费了。」南北韩的情况也如此，或更严重，「即使把南北韩视为同一民族，其实却已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与文化。若把我们的语言与外貌拿掉，剩下的东西几乎全无相同的。」 朴成祚教授感叹， 德国统一时，东西德的人均所得差距只是一比三，而现在南韩的国民所得为一万多美元，与北韩的差距为十五比一。南韩绝无能力像西德那样连续数十年向东德投入国民产值的4％，再加上文化、心理、价值等多方面不同，如果南北韩统一，「就是绑在一起死！」 《南北韩，统一必亡》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後，引起知识界的热烈讨论，因为人们自然联想到台海两岸的统独问题。当然从政治层面，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现在两岸应统一，因一边是专制，一边是民主，两者完全无法共存。但如果中共政权垮台，两岸是否统一，台湾很多知识分子的想法也和马英九们不同。 首先在经济层面，虽然中国经济近年持续发展，但人均收入才一千美元左右，不到台湾的十五分之一。整个中国的经济水平要达到台湾目前这样，不知要多少年。台湾知名政论家卜大中为该书写的「导读」也特别提到，「中国人实际上还活在三世纪里──上海、北京、广州是21世纪，沿海是20世纪，内陆是19世纪，其实西北偏远地区还有18世纪的景象。大陆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发展极不平衡。」如果「台湾想与之统一，其结局比差不多规模（领土、人口）的东西德、南北韩更糟。」 当然在适应资本主义的心理上，中国大陆的情况比东德和北韩都有不同，毕竟走向市场经济已十多年。但卜大中认为，两岸在政治和文化心理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台湾全体都已是民主自由理念的信仰者，无法接受任何威权独裁体制与家父长制的领导文化。台湾人的人格特质讲究的是个体的主体性与利益，与中国人的集体威权人格互相捍格不容。如果统一，将在文化、政治体制与人格上产生冲突。」 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就已有64％的台湾居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而东西德当年统一时，绝大部份都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没有这种「身份认同」（identity）的不同。即使如此，现在东德人已升至有七成七认定自己是「东德人」而不是「德国人」，并由此导致对立和冲突。 台湾和东德及北韩另外一个更明显的是历史不同。东西德和南北韩，原来都是一个国家，并没有分分合合的历史。而台湾曾前後被荷兰、清朝、日本，以及後来被台湾人视为「外来政权」的蒋介石父子统治。这种独特历史，也促使台湾人随著社会开化，更多人从蒋家政治文化洗脑中清醒过来，恢复民族独立意识，而更寻求成为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而不是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统一。 台湾从第一次民选总统至今才十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数量就升至占多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已降至不到二成，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同时也是台湾人的约占二成半），可想而知随著时间推移，这个比例还会上升。正如卜大中在他的「导读」中所说，「尽管台湾与中国没有像东西德、南北韩那样歧异的经济体制差距，但却有他们没有的国族主义对抗。┅┅中国的大汉民族主义与台湾民族主义是相冲突的。┅┅中国民族主义在经济崛起後已以仇外报复式的姿态出现於国际政治中，也是西德、南韩所没有的。┅┅中国这种敌意国族主义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台湾民族主义。」 而北京政权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制定《反分裂法》等，更促使台湾人的这种民族主义意识上升，刺激他们和中国渐行渐远。卜大中的结论代表很多台湾知识分子的想法，「海峡两岸尽管同文同种，但一元威权文化与多元民主文化所形成的人格特质，已塑造了『异质的民族』，┅┅强行统一已无必要，也必将失败！」 （原载《开放》2006年2月号） 2006-01-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超级白手套”肖建华“失踪”的一点猜想
何清涟 中国资本大鳄肖建华在香港失踪，引发的猜测纷繁，大致不离权斗与反腐这两条线。说得最多的是让中国富豪们深感不安，还有人将其与李波被绑架类比，认为有损香港一国两制的法治；更有外媒认为因肖是加拿大公民，肖被抓间接冒犯加拿大，等等，这些看法只有“让富豪们深感不安”是真实的，其余都可当一种说法观之。 我的看法有点不同，鉴于肖建华享有“资本市场超级白手套”之誉，结合两大背景因素，中国外汇储备1月跌破3万亿（2.998万亿美元）心理关、外管局2月初出台新规要求境内基石投资者将境外IPO募集的美元按比例调回国内结汇，这才是肖建华失踪的“新闻眼”。 “超级白手套”后面都有谁？ 与肖建华接近齐名程度的资本大鳄是徐翔，号称“私募一哥”，其长项是在中国股市翻云覆雨，徐已经栽在2015年中国政府救市行动中了。坊间传闻徐是一些人的白手套，但只说背景很大，具体是哪些人至今未见公布。但肖建华不同，肖的主战场在香港股市，手中拽着一大把境内基石投资者的线。而关于肖建华和他的“明天系”王国，早在2013年1月，就由国内《第一财经日报》与《南方周末》相继做过报道，两篇报道利用查询得到的各种资料，展示了“明天系”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频繁注册投资空壳公司，迅速成为参股或控股数十家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的资本帝国，资产总规模近万亿。特别值得 留意的是报道留下的想象空间：太平洋上市黑幕曝光后，多名证券界人士涉案，并牵连副部级官员、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另一位资本大佬“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跳楼自杀，但太平洋证券的最终控制人肖建华却成功逃过此劫。报道称此中原因“一直是一个待解之谜。不过，此次事件之后，肖建华逐渐淡出国内资本市场。” 是谁保护肖建华成功逃过此劫？《纽约时报》2014年6月4日在《被六四改变命运的商人肖建华》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该文提到肖建华频繁利用“壳公司”作为投资工具，掩盖真正股东身份的投资方式。行内早就猜测肖拥有特权，能够参与涉及国有资产的交易，并与统治阶层的家人共同获益。肖建华承认，他结识了不少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并与他们“碰巧”一起投资，比如 2006年，肖建华曾为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代为收购山东鲁能电力，以30多亿代价鲸吞估值高达700多亿的鲁能。2009年又出资3.5亿，收购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婿李伯潭名下的一家房产公司。2012年，肖建华还出资收购了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的一家公司。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习近平开展反腐之后，肖建华还接盘了习的姐姐齐桥桥的秦川大地公司股份。 2016年的胡润百富榜显示，肖建华坐拥大约40亿个人资产。 有了朝中这么多贝勒、贝子与其合作，肖建华被称为“资本市场的超级白手套”并非虚誉，为一干地位“超级”的朋友征战资本市场，当然就是“超级白手套”。 也正因为肖建华有这么多有能量的朋友罩着托着，私募一哥徐翔进了局子后，他气定神闲地降临香港那著名的四季酒店，一住就是四年。他选择留在香港“北望楼”继续北望，而没有彻底远遁他的入籍之地加拿大，只有一个原因，即肖建华对他那众多的“超级朋友”有信心，因为这些朋友几乎囊括了 三届中常委的亲属，哪边都有人能够说得上话。 如果有读者不知道四季酒店的名号，可去看《揭秘滞留香港四季酒店的大陆富豪们 从苏达仁到肖建华》（腾讯财经 ，2014/11/25） 肖建华为什么被带回北京？ 这段纯属个人分析。 有人说肖建华是中共高层新一轮权力斗争的棋子，这话既对也不完全对。 说这话对，是因为中央政府确实想借助肖建华做成某件紧迫大事；说这话不完全对，是因为这件大事的目的不是反腐与权力斗争，而是为了解央行外汇金库美元日少之急。2016年，中国取消对外收购的交易高达700多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在今年1月还是穿破3万亿之底。因此，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郭松在接受中国外汇网采访时，谈到2017年中国汇改的核心内容是：境外上市募集资金结束后，上市公司应及时调回资金，并承诺按一定比例的资金结汇。汇改条文分析，请参见拙文《政府呼唤美元回家 何人心惊胆寒？》（VOA，2017年2月1日）。 但是，“要求那些境内基石投资者承诺减持境外上市公司股份后及时调回资金并结汇”，说来容易做却难，面临的难处有二： 一、这是动自家人的奶酪，引起的明暗反抗必然激烈。我在《政府呼唤美元回家 何人心惊胆寒》一文中，已经解释过，所谓中国的境内基石投资者，主要指一些一流的机构投资者、大型企业集团、以及知名富豪或其所属企业。党是太阳，这些企业与投资商，当然都是围绕太阳转并沾光的大小行星，也是中共统治之“基石”。企业集团是国有的当然好办，因为GEO们的官位是党给的，企业资产就是党的资产，说拿回就能拿回。但一流的投资机构就不一定是“国资”了，其中有不少是红二红三的，而且有明有暗，躲在大量“壳公司”后面的远比明处的要多。想弄清壳公司财富的真正主人是谁，这是一难。 二、自家人也分亲疏、势大势小，嫡庶有别。党爸有难处，儿女们不管嫡出庶出，当然都要从外边拿点美元回来救急。但哪些儿子应该多拿，哪些儿子可以少拿，当爹的虽说不可能一碗水端平，但先得心中有本帐，不能被骗。如何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这是二难。 “基石”儿女借助老爸的势头赚了不少银子，但这些银子却早就分藏海外各处，比如全世界那40多处离岸金融中心就是海外藏金窟。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与《巴拿马文件》虽然都曝光了一些离岸公司资料，但未被曝光的更多。欲知朝中事，得问内部人。外管局在呼喊中国基石投资者境外IPO按比例结汇，并不能期望这些基石们乖乖听话，得先掌握基石们的家底。欲掌握他们的家底，当然只有帮他们搬钱的白手套知道线索了。只有将线索拿到手，让“基石”们将境外美元按比例拿回境内结汇的新规才能部分落实。 从党爹的立场来看，过去“基石”们捞钱，完全是借助中国那“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江胡两朝，党一直在当眯眼猫，放任你等在仓库里搬粮充实私库。现在党要坚守外汇长城，仅仅管住小民们那每年5万的换汇额度远远不够，方才想起这结汇新招——各位“基石”们要记住，党爹不是没收你等的美元资产，是兑换，而且是拿贵为国际五大储备货币之一的人民币，与你等兑换同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也算给你们一个为党尽忠的机会，否则这外汇长城如何守得住？ 本文第一节是肖建华明天系金融帝国的媒体曝料，第二段是我的推测：中国政府强力部门出手抓肖建华，其动机不是外界猜测的高层权斗，而是需要找肖建华来帮助盘点“基石”们的境外家产，让他们“自愿”贡献部分美元等外汇，帮助党爹守住外汇长城。但是“基石”们如果不响应党的号召，为国纾难，最后难免以反腐收场。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2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xiao-jianhua-case-20170208/371562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中国：《共产党宣言》与无产阶级的革命魔幻
何清涟 本文述及的事情并非网络恶搞，均在中国发生。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组织中央政治局委员学习《共产党宣言》，称颂中共“选择马克思主义完全正确”的同时，中央电视台报导了一则数位无产阶级成员一夜上梁山的魔幻故事。 无产阶级成员“轻松上梁山” 5月2日，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2y0HT-E5Vk）：2018年1月21日凌晨，江苏昆山市警方接到了市民李先生的报警电话，称遭到三个年轻人抢劫，在李先生报案后三小时，警方又接到了另一起关于抢劫的报警电话。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很快确认两起案件是同一个犯罪团伙作案。侦破结果很魔幻：这个五人犯罪团伙是一夜之间滚雪球般集结起来的：两个分别来自湖南与四川的男青年，出来找工作，在上海被两家职介机构骗光所有钱后，决定去昆山抢劫，抢的第一个目标是个刚刚砸车窗的小偷，身上只有偷来的几部手机。小偷当场要求入伙，三人抢劫的新目标身上只有70多元钱，这个人一直靠贷款度日，正愁贷不到新款，于是也要求入伙，接着寻找新抢劫目标。被这四人团伙抢劫的目标是个白天混在中介公司拿日结，晚上在网吧过夜的未成年人，身无分文，遭抢后觉得抢劫比工作来钱快，于是也要求加入这支抢劫队伍，很快就找到了抢劫目标（第五个），但这位奋力反抗 ，且恰逢晨练出动，五人团伙见势不好，解散队伍。接下来就是故事开头：警方接到报案电话后，五人陆续被抓。 这类被抢者立即成为抢劫者的故事，在中国发生过多起，它的魔幻只在于一夜之间集结了五个人。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另一则“重大政治新闻“：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就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早就总结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当年拉杆子上井岗山时，队伍中多是贫穷无出路的无产者，按中共解释，这些人之所以“革命”，都是“被地主老财逼的”。 毛的这条“造反有理”语录，文革时被谱曲传唱，红卫兵们放声高歌时顿感豪情满怀，接下来就是朗诵“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世界者，我们的世界”。不仅中国红卫兵有此雅好，西方以巴黎红五月青年为主的“1968年人”也是如此，好莱坞名导演伍德·艾伦执导并主演的《六幕危机》（Crisis in six sences）再现了1968年的洋红卫兵闹世界革命的劲头。 “造反有理”是不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挥？还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作《共产党宣言》的主题表述就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国改革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状，中共早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由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劫夺有产者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中共只能在意识形态上固步自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坚持使权贵、官员甚至部分富商都得假装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普通社会成员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得接受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灌输，对阶级论、“打土豪分田地”这套革命理论非常熟悉。因此，在中国早就构成了富马克思主义与穷马克思主义的对峙，我在拙著《中国：溃而不崩》里专门分析过这一现代中国魔幻现象。如果有人将《共产党宣言》的精义总结成三条，向中国千禧一代宣传，这些人一定会成为中国共产主义二度革命的先锋。 《共产党宣言》对无产者的巨大魅力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圣经，其中要义可以总结为三条： 一，无产者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公，是资产阶级（在中国则是当官的与富人）通过巧取豪夺剥夺了你们 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与无产者”清楚阐述的革命基本道理。这一段开头就宣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这段话还包括西方剥夺东方、发达国家剥夺不发达国家、城市剥削农村等论述，这些说法与富人剥削穷人结合在一起，成为后来一切左派理论的源流。 二、资产阶级抢走无产者的财产，无产者应该通过暴力革命抢回来 《共产党宣言》将工人描绘成各种社会成员的剥夺对象：“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也就是说，除使用机器生产的产业工人之外，其他所有行业的从业者都被马克思视为剥削者——稍早于马克思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完成者大卫·李嘉图，运用劳动价值论研究了地租，他在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集中地阐述了他的地租理论。认为土地的占有产生地租，地租是为使用土地而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产品，是由劳动创造的。沿用至今的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并非马克思的地租剥削论。 马克思充满激情地用不同语句反复劝谕无产阶级成员革命造反：“无产者……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此类说辞甚多，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共产党宣言》全文。 三、在这场革命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将是整个世界 这方面的生动教科书，就是列位中共革命元老的发家故事。中共革命元老当中的大多数人，在一个讲究门第与受教育程度的科层结构社会里，肯定毫无出路，但有了革命，境况就大不一样，比如毛泽东湖南一师这种中专学历，无论是在民主国家的竞选活动中、还是依据中国改革以来讲究“知识化”的选拔标准，都不是一张优质政治门票，只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草根暴力革命将他送上了金銮殿。 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不讳言革命是无产阶级一本万利的买卖，他在陈述了无产阶级如何“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之后，用这段话为《共产党宣言》作了总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习近平偏爱《共产党宣言》实属阶级错位 在中国，所有阶层都可以喜欢《共产党宣言》，但只有中共、尤其是中共领导人不能。原因如下： 1、中共现在是中国唯一的大地主、国家资源的垄断者、国家资本主义的最终所有者； 2、中国40年前，除统治集团之外，人民全是无产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创造了数量居世界第一的亿万富翁，贫富差距之大，居世界前列，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被顶端1%的家庭占有，而社会底层25%的家庭却仅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1%左右。这种财富分配极不公正的形成过程，中国人看得很清楚：是中共权贵、官员利用权力形成的政商结合体制，让自己及部分人迅速暴富起来。 3、按照《共产党宣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中国数亿无产者应该组织起来，用暴力推翻中国的现存社会制度，当然包括这个制度的守护者中国共产党。 所以，中共总书记推崇《共产党宣言》，这种魔幻主义故事只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中共总书记昧于现状，错将他治下的中国当做马克思作为分析对象的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二是总书记太忙，没来得及亲自阅读《共产党宣言》，根本不知道这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圣经》”讲了些什么。不过，如今中国的某些反对者爱写政治幻想小说，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也许还有第三种可能：总书记深谋远虑，在等待时机，这次学习《共产党宣言》，就是预示他将在时机成熟之时，号召中国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中共。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5月7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0249）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曹长青∶伦敦政经学院帮蔡英文遮丑？
针对蔡英文的博士论文真假等争议，今天（10月8日）伦敦政经学院（LSE）网页刊出声明，主要两个内容∶1，该院1984年授给了蔡英文博士学位；2，伦敦大学总图书馆（SHL）有蔡英文当时递交博士论文的记录。 伦敦政经学院的这个声明，与之前该院的说法明显不同；令人严重质疑，是不是在蔡英文们的强力运作下，LSE站出来给权力者背书？ 因为之前，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员Ruth Orson在今年6月初的两次回信答复中清楚说了4点∶ 1，伦敦大学总图书馆（SHL）从没收到过（never received）蔡的博士论文； 2，她为负责，又再查了政经学院图书馆，高等法律研究院（ IALS），也都没有。 3，按照法规（她的原话 under law）蔡英文必须把博士论文递交给伦敦大学总图书馆和「高等法律研究院」。 4，在当年（2015）蔡英文选总统时，他们就曾下很多力气查找，但结果令人沮丧（意思是查不到任何论文记录）。 现在伦敦政经学院忽然发表声明，说他们有蔡英文当年递交论文的记录。那为什麽这位负责具体事务的专业人员却几次、几处都查不到？图书馆员无论如何都查不到的记录，怎麽现在校方突然宣布有记录了？这背後谁在撒谎？ 如果说一个图书馆员可能记忆有误或查找不周，那麽这位图书馆员明确地说，早在2015年时，他们图书馆就非常努力查过（extensive searches），那个时候就查不到。这说明，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蔡英文博士论文」 这个结论，早在4年前，就由LSE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等，一起做出了，因为他们（很可能不是一两个人）都做了努力，但结果是，查不到！ 这麽多图书馆员，2015年的查找，几个图书馆都查不到的记录；2019年6月该院图书馆员再次努力找，结果仍是令人沮丧，查不到任何记录。为什麽在被媒体和大众严重质疑3个多月之後，现在突然一切记录又都有了呢？不仅总图书馆有了，而且「高等法律研究院」那里也有了。这像是真的吗？这种明显给人感觉造假的行为是不是过於低级了点？尤其LSE发生过给利比亚卡扎菲儿子博士学位丑闻，所以很令人生疑。 今年6月12日，伦敦政经学院公关部（Media Relations）主管Daniel O’Connor以该院发言人身份发出一份声明稿，传给了发表我质疑文章（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否造假？）的台湾《民报》编辑部。该声明稿主要两点∶1，伦敦大学有发给蔡英文博士学位；2，蔡的博士论文他们哪里也找不到。 在附信中，这位公关部主任还承认Ruth Orson当初的回信内容是正确的（即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原话是∶The information in her email is correct。 另一个，上述LSE 公关部主管的声明稿，附录了一份该院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107人名单，其中有蔡英文。但美国北卡大学教授林环墙博士经查核比对发现，除一名後被注销博士，其他106人，只有蔡英文没有论文递交记录。其他全部105人都有论文记录，为什麽单单蔡英文没有？这也是无论2015年LSE图书馆员们的extensive searches（费劲查找），还是2019年6月图书馆员Ruth Orson查遍伦敦大学三家主要图书馆都查不到的原因∶因为根本就没有蔡英文递交论文的记录！ 另一个可佐证的是，上述这106名博士名单，不仅只有蔡英文的论文查不到递交记录，而且也只有蔡英文的论文不能网上购阅，其他105人的博士论文都可以！这又是为什麽？任何有基本逻辑的人都无法不严重怀疑这里有鬼。 LSE的这个声明等於为蔡英文背书——她的博士论文当年递交了，但被LSE丢失了。这个说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我在上篇质疑文章写道∶了解LSE内部运作、也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的 、一路为蔡英文护驾的「台湾研究室」主任施芳珑女士都说，「准博士都是缴交两本论文给伦敦大学 Senate House Library」。难道伦敦大学总图书馆（SHL）把蔡英文的两本论文都「弄丢了」？这种可能性的概率有多大？ 一般人拿到博士学位後，其典藏本的论文，都要装订制作多本，按规定要给学校图书馆（2本），还给要系里，给指导教授，给口试评委（每人一本也要数本），自己要珍藏（起码有2本吧），这样算下来，也要个十本八本的，而且蔡英文是外国学生，要回台找工作，更要多装订几本，因台湾的院校可能需要。按常识逻辑，怎麽可能LSE的2本、其他人手里的，蔡本人家里的，统统同时都「丢失」了？这种可能性等於零！ 蔡英文拿出来当年的论文手稿，上面满是白色涂改液。手稿能够保存，但典藏论文却一本也找不到了。更荒谬的是，在找不到典藏论文的同时，她的博士证书也丢失了。如此这般蹊跷、离谱，哪位读者看见过第二个？而且，蔡英文补发了一次博士证书，又再次补发，拿出来的三份证书，三个不同校长签名，全台湾能找到第二个人吗？ 蔡英文总统府召开记者会，展出蔡当年在LSE 就学记录等，其中有一份说是蔡的论文口试通过的通知书。但这份通知书不仅日期书写不符英国惯例（详见我另一篇质疑文章《口试通知书 露蔡英文假博士？》（http://taiwanus.net/news/press/2019/201909290118241033.htm），而且没有学院主管的亲笔签名（无任何人签名）。 如果这个论文口试通过通知书是蔡英文们伪造的，就是惊人的胆大妄为的欺诈。如是LSE提供的，说明这个学院草率、不负责任到野鸡大学地步！没有签名的文件，形同废纸，怎麽可以提供出来做证据？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这纸通知书是当年的一份真实存档，它恰恰证明，蔡英文的论文口试没有通过，因这个「准备」发出的通知书，没有学术主管签名，说明当时「没有发出」这封通知书。对一份如此重要的文件，学校绝无可能发出没有签名版。这纸「没有签名」的通知书更清楚地佐证∶蔡英文的论文口试要麽没有通过，要麽就根本没有进行过。 另一个重要文件是，如果蔡英文参加过论文答辩口试，就必须有下列证据∶ 1，与指导教授讨论她的论文的多次记录（Log）。蔡35年都拿不出来！这是其他博士候选人都有的常规资料。 2，论文口试的评审委员名字。在《洋葱炒蛋》这本自传中，蔡英文洋洋自得地炫耀，当时评审委员们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因她论文太精彩，要颁给她两个博士。且不说这是公开撒谎，因全世界哪里也没有读一个专业、写一篇论文而要给两个博士学位的，而且她的自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供这些评审教授的名字，一个名字都没有！不管多少质问，蔡英文至今都不提供评审委员的姓名。为什麽？最大可能就是没有口试这回事，或口试答辩没有通过，蔡才会隐瞒、回避论文口试的评审委员名字。 3，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博士论文口试答辩通过，几位评审委员要写一份共同意见书，每个评委签名，然後这个意见书将正式由该学院的学术注册委员会寄给（sent to）答辩人（即博士候选人）。无论是LSE，还是蔡英文本人，至今都拿不出这份必须有的评审意见书。LSE对论文口试有47条规定，其第37、38条明确规定必须这样做（请见∶https://info.lse.ac.uk/staff/services/Policies-and-procedures/Assets/Documents/guiConResExa.pdf ）。为什麽蔡英文35年来都拿不出来这个论文评审委员的共同意见书？而且 LSE 也至今拿不出这份重要的（更是必须有的！）评审委员签字的意见书，那麽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根据什麽颁发的？ LSE现在发声明，说蔡英文当年被授予博士，论文也有递交记录。那为什麽我在今年6月初向LSE校方查询时，他们不直接作答，而要求先获得蔡英文本人授权才能回复？随後，LSE负责学位资讯主管（Enquiry Services Manager）Clive Wilson回信，说要20个工作日才会给答复。LSE作为正规大学，应有完备的学生记录，怎麽需要三个星期「查找」？是不是要跟蔡英文们「合计」商量对策？ 这里有个关键机构和个人，就是LSE的台湾研究室（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及主任施芳珑。我在上篇质疑文章提到，这个台湾研究室前身是陈水扁总统时代提供资金成立的。我曾问过LSE 学位资讯处主管Clive Wilson∶蔡英文家族，民进党政府，有没有给过《台湾研究室》资金援助？他拒绝回答。 我也在上篇质疑文章公开问施芳珑女士，你的台湾研究室，有没有拿过蔡英文政府的资助？如果有，就等於施主任的薪水，是台湾方面出的，就是蔡英文政府出的。那麽施芳珑这样为蔡英文的论文等辩护，包括游说校方发声明等，是不是有利益冲突？施女士至今都不回答。 施芳珑上月中旬回到台湾，她在脸书上透露，离开英国前，她还为蔡英文的事情去伦敦大学公关部，游说他们发个声明支持蔡总统。看到今天LSE这个声明，令人想到，施芳珑的台湾研究室可能又发财了，因她游说成了，蔡政府要拿出更多银子给她的研究室了。 伦敦政经学院会这样不顾原则吗？我在上篇质疑文章谈过，该院不仅有过利比亚独裁者儿子的捐钱和学位丑闻，还用阿联酋独裁者名字，命名该学院教学和剧院大楼，被英国《卫报》专栏作家詹宁斯（Simon Jenkins）痛斥为了钱而不顾尊严与常识；向政府和商界出售自己的灵魂。这次LSE的前後矛盾说辞的声明，是不是再次为钱（蔡政府的金援）而出卖灵魂？ 2019年10月8日於美国 ——原载台湾《民报》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c27a612f-9f6e-4e9b-950f-c19b99ef907f 《曹长青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pg/%E6%9B%B9%E9%95%B7%E9%9D%92-Cao-Changqing-218812861516992/posts/?ref=page\_internal 2019-10-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思维和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大局，似乎当代中国的历史主要是从改革开放起步的。这样的视角带来一个好处，那就是总能看到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那就是把对成就的观感放大了许多倍。 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大致被分成两个30年。前30年的主题词是“革命”（从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到60年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30年的主题词是“发展”（最典型的“理论”即“发展是硬道理”）。若把前30年和后30年隔离开来，官方媒体上所宣传的“成就”似乎是满顺理成章的。但是，把这前后两个阶段合起来看，结论就有所不同了。 对后30年官方最喜欢用的主题词是“改革开放”。如今，中国确实市场化了，也融入了国际一体化。这个成就该如何评价，要看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单看后30年，似乎居功甚伟；再看前30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949年以前，中国不就是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吗？经过天翻地覆的一番大“折腾”，60年后在经济体制上回归起点，该怎样赞扬这样的“成就”呢？其实，“改革”的对象并不是“革命”前的体制，而是“革命”后的体制。被“改革”的不正是“革命”的成就吗？“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对“革命”的某种否定，因此“改革”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补过之举。就好比一个管家擅自拆毁了主人的宅邸，而后又重新建造起来，其功何在？ 前后两个30年的政绩悖论本属一目了然：如果“改革”是辉煌的，则“革命”何功之有？若“革命”不容贬低，“改革”又何来正当性？邓小平强调“不争论”，从根子上讲，其实是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样的悖论。就经济制度的建设而言，过去60年里历代执政者的政绩合在一起，至多是功过相抵。对邓小平个人而言，大体上也可以说是功过相抵，因为他本人正是“大跃进”的“副帅”\[1\]。当然，换一个角度，改革与“革命”其实也呈现出“统一”的一面，那就是“革命”建立了新型专制制度，改革则用经济体制变换来巩固这个制度，至于这个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则往往把自己藏在“人民”的背后。 回望过去60年，倘若拘泥于改革和“革命”的“成就”，自然就无法跳出其功过悖论。然而，如果是观察中国60年的发展，那么，无论是“革命”也好，“改革”也好，孰功孰过，似可搁置一旁。评价过去60年来中国的发展，要相对容易一些，也较少意识形态窠臼的束缚。即便在“革命”的狂飙年代，中国也是有发展的，从50年代以军事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化，到70年代后期华国锋、李先念鼓吹的“十来个大庆”，都体现了一种发展轨迹。革命、改革、开放，都不过是手段而已，它们最终还是服务于发展。 然而，究竟如何评价中国60年来的发展，从不同角度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国防实力大增，都市建设超过纽约、伦敦，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国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是一类结论；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贪污腐败蔓延，则又是一类评价。为“党国”谋者称后一类问题为“代价”，乃“创造经济奇迹”的副产品。在一个权贵与民众关系明显日益对立的社会里，“党和国家”的“成就”就必定是民众的福祉吗？这是评价中国60年发展时必须回答的一个根本性的政治伦理问题。 正视发展的正当性：为谁发展谁受益？ 发展本身是不能自我正名的。发展有各种模式，自然也良莠不齐。若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则走得越快、越久，损害就越大。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道理。可惜的是，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全中国上下就基本上陷入了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于是，发展成了掩盖错失的“金字招牌”，不管是什么样的工程、付出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只要戴上了“发展”这顶桂冠，就变得堂而皇之、无可质疑了。 发展毕竟只是一个过程，它本身不是目的。但在中国这却似乎颠倒过来了：过程成了一切，目的却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中国过去60年来经济政策话语中的一个绝大错误（或许只在赵紫阳时代稍有纠正）。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经济高增长吗？当然不是，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发展的目的是增强国力吗？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是城市建设的豪华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吗？那是政府的目的，却不是国家的目的。 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首先是因为政治和文化精英传统地误导国民。中国习惯于在词语系统里混用政府和国家，百年前皇上称“朕即国家”，现在则经常讲“党和国家”。两种说法殊途同归，都把国家机器(the state)与由国民组成的社会(country)混为一谈了。由此又进一步混淆了“国家”利益（在中国多半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与国民利益之别。这样的混淆对统治者是十分重要的，它引导着国民把统治者的目的当成了国民的目的，把本应为国民而存在的国家机器变成了国民献身的对象。上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因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导致连续三年的全国性严重饥馑，但毛泽东宁可听任数千万农民饿死，也不愿停止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长程导弹研制；为了“两弹”所需，政府耗用了大量黄金储备，代价是粮食进口的减少和更多农民的饿毙。这样的发展过程，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自然是“国力增强”；若站在当时濒临死亡的农民的角度，结论正好相反。 如果跳出上述观念误区，以国民为国家(country)之本（这种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理解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民为贵”、“以民为本”完全是两回事），把国民的需要视为国家的终极需要，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能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由此出发，国民如何从发展中受益，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优劣正误的唯一标准。谈到发展的受益者，当然不能只看占人口很小部分的个别社会群体，而要看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如何受益。对这一点，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都是赞成的。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牌坊”依然矗立，那么，谈到发展应当令社会的大多数人受益，当局对这一点大约也不便否认。 从一个长时段来看（中国的过去60年就是一个不算短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得快一些，所谓国民收入的“饼”做得大一些，那么，让大多数人从中获益，自然就比较容易。也就是说，一般而言，经济高增长持续得越久，越容易实现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性。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的果实大部分落入谁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权贵成为主要获益者，还是大多数国民都成为主要获益者，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进步与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快慢。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对它的认识就必须跳出单纯的增长率比较观。经济增长率比较高，这并不能自动证明发展模式的正当性；只有当经济增长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这样的发展才算是具有正当性的良性发展。这里所讲的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指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与少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世界上有过不少这样成功的例子，如战后的日本以及阿根廷、智利、台湾、以色列等。 “中国模式”：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富国穷民的收入分配 搁置关于GDP数据“水分”的辨析，如果就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计算，从1953年到2007年，54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10.1%\[2\]。可以大致上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差不多维持了一个甲子（尽管期间有过经济危机，如“三年困难时期”），在世界史上实不多见。有此条件，加上中国标榜是“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和社会均富似乎便应该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即学者们通常所说的，衡量居民收入分布状况的基尼系数骤然上升到最高点，这意味着收入差距快速拉大，快速发展的果实被少部分人攫夺。 然而，高增长下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过去60年来这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图象？似乎很少有人从动态上作过定量分析，因此也就没有比较确切可靠的判断和结论。基尼系数是个统计上的相对数，不能直观地说明权贵阶层到底获益多少。事实上，在中国这始终是个谜。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多年来刻意回避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和收入统计，在城市里，官方数据只反映职工家庭以工资为主的收支状态。众所周知，对那些以权致富的人来说，看他们的工资单是毫无意义的；工资单外那些逃避所得税的灰色收入，才是他们财富的来源，更何况他们还有大量的公费消费（从宴请、公车到出国旅游）。既然官方统计机构不愿意统计富裕群体的真实收入，就只有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即低收入社会群体的收入状况来观察。这同样可以对全局作出判断，也就是说，虽然不能准确得知富裕群体得到了多少，却可以从低收入群体那里得知，国民收入中多大一块与他们无关。 经济增长只有显著地提升占人口主要部分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才算符合社会公正的增长。中国社会中占人口主要部分的社会群体是农村居民。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制度，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他们整体地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下等国民。改革30年后，他们的活动自由增大了，但由现存制度规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仍未改变，无论是在社会福利分配、还是在子女的社会经济权利方面，农村居民时时处处都体验着“下等国民”的苦楚。到2007年，农村居民总人数为7.28亿，占全国人口的55%。可以说，这个“下等国民”群体收入水平的提升幅度，是衡量中国发展模式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经济高增长给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笔者取过去50年全国农村家计调查中调查户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数（1957年为70.86元，2007年为3,223.85元），扣除50年来农村消费物价上升的影响，结果发现，50年内农民的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3.27%。\[3\]换言之，纵观50年，农民消费水平的增长仅及国民经济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段时期内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的增加，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仍然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个大问题了。这个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结果的数据说明：中国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有目的地造成了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收入的相对低下；长期以来，这个群体只能占有经济快速增长的果实的很小一部分，于是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必然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被证明是背离社会公正的。在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三点。第一，上个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农村改革曾经一度让农民受益，当时他们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曾明显缩小。现在所看到的巨大的收入差距，乃是过去20年中骤然加大的，因此格外触目惊心。第二，过去10多年来，这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靠另外1亿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勉力积蓄才得以维持。若没有那1亿多进了城又苦干苦熬、省吃俭用的农民工对家乡亲族的贡献，这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就更加可怜了。第三，这样低的消费能力，还是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农村实行了诸项“多予”、“少取”政策\[4\]的结果。由此可见，这些政策显然未产生多少效果；然而，若没有这些政策，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就更加糟糕了。 假如中国发展模式的国民收入分配是公正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笔者按照这个假设所作计算的结果如下：假如农民的人均收入能与经济同步增长，那么2007年他们的年生活消费支出将是目前的2.7倍，达到人均8,705元（这个估算尚未考虑物价因素），接近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水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订部门头痛不已的“国内需求不足”问题，其实是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制度以及经济社会政策的综合产物。既然国民收入分配长期保持不公正的状态，最后就必然制造出多数国民贫困、消费能力低下的社会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又反过来遏制经济的正常增长，迫使政府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公共工程和房地产泡沫来维持畸形的增长格局。于是，“国内需求不足”与畸形增长方式互为因果，构成了中国经济走不出的“闭环”。 也许有人会说，50年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3.27%，不管怎么样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发展，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民众的消费水平50年当中零增长的。那么，中国农村居民50年来的这种消费水平增长到底慢到什么程度呢？上述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率只是一个动态概念，要判断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究竟如何，就必须作横向比较。若把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富裕群体的消费水平对比，可能得出的结论会见仁见智。一个比较简单而有说服力的办法，便是将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作国际比较。 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5\]（根据笔者多年研究中国统计数据的经验，国家统计局的这个调查数据常年存在着系统性高估），人均日消费是8.832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162美元。这个消费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呢？按照世界银行关于全球生活贫困线的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6\]衡量，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日消费支出尚处在全球范围的贫困线标准以下。也就是说，总体上平均而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到2007年仍然属于在贫困线上下挣扎的贫困人口。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相当大规模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远低于全球的生活贫困线，属于赤贫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贫困人口多在非洲等地的经济停滞或战乱国家，唯独中国的数亿农村贫困人口与“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并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并非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而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 这里以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为证，说明这个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很少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受惠。但农民并非唯一未受惠的群体，在城市中还有大量城市贫民（包括1亿多农民工、数千万下岗职工等）同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两个群体（扣除农村居民当中的高收入家庭）的总人数即达8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成。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显示，中国持久的高增长不是带来社会的相对均富，相反却造就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贫困社会；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仅占人口极少数、但家庭财富规模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上阶层平均水平的权贵阶层。从这个贫富现象的背后，足可挖掘出撰写巨著的丰富材料。在这篇短文里，笔者不打算进一步剖析下去了，只想指出一点：中国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特色”，那就是在短短的20多年里，从计划经济下个人收入相对平均的状态下，权贵们在几乎没有任何祖产的情况下，突然暴富起来，其富裕的速度令西方那些数代传承、逐渐积累财产的富人们瞠目。考虑到中国的贫富差距几乎是从零起点起步，短短20余年便达到了世界上几乎最严重的程度，可以说，制造极度的贫富差距乃是中国发展模式中与高增长并肩的第二大特征。 这使笔者想起一件往事。40多年前，在中共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高潮年代，中国官方曾经搜集了日本等国左翼留苏学生的文章或言论，编成了一本文集，题名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然而，那时的苏联，远比今日的中国要“干净”得多。如今，倘若有外国的左派编类似的一本书，搜集中国的社会不公、伦理败坏、道德沦丧、色情泛滥诸多政治社会弊端，冠之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大概比当年中共编的那本更有说服力。 “增长挂帅”：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歧途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中国的海外宣传当中，最常被夸耀的就是经济的高增长。似乎经济发展在中国的全部含义就是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增长速度的提升。然而，很少有人认真厘清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异同。经济增长快就等于经济发展的成功吗？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NO。那么，究竟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已经发展了60年，我们似乎还没弄清楚这方面的ABC；或者说是当权者们引导着民众回避这样的思考。 在任何一个具有市场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国家里，经济发展自然地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增长。需要指出的是，良性的经济发展必然兼顾社会公正，但一个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可能排除社会政策方面的考量。我们可以根据对一个国家发展过程的综合考察，识别其经济发展的正当性，但我们无法单纯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来判断其增长的正当性。更何况，在一个实行集权政治的共产党国家，经济增长并非经济活动的自然结果，而完全可能是各级政府营造出来的，因此高增长未必代表着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抵拒政治进步视为“中国特色”的特质，那么，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率就是这个“中国特色”的另一特质。 实际上，在集权的共产党国家里，由于政府可以集中国民经济的各种资源，所以，要造就出政府需要的经济增长，从来就不是难事。斯大林时代如此，毛泽东时代如此，中国改革以后也还是如此。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而企业的日常运营（不管是本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也离不开政府官员的“关怀”。因此，无论怎样“市场化”，中国的经济整体上仍然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只是不再依靠计划经济管理体系罢了。用一个比喻，市场体系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是“看不见的手”，那么，在市场体系下的经济增长则像是林中生长的蘑菇，没有人能准确预见它在何时长到多大；而在改革后的中国，“市场体系”被无数只各级官员们“看得见的手”掐得死死的，这些“看得见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把经济增长变成了任意摆弄的假山盆景。 只要国民经济仍然由政府主导，而政府又把经济增长率设为必须达成的目标，就必然会出现所谓的“强制性增长”，即那种不从国民需要出发，而是以政府意志和政府形象为宗旨的盲目发展模式。实现这样的增长，或许可以说是政府(thestate)的成就，但对社会(country)而言，它却未必是成就，相反却可能是不应支付的代价。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是老生常谈了。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学界为了批判华国锋、李先念的那套“大干快上”的经济路线（邓小平当时也是赞成派）\[7\]，曾经开展过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那时就明确提出，生产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经济指标（如增长率或钢产量、石油产量多少万吨）。当时的批判有鲜明的政治背景，主要服从于陈云等人夺回经济决策权的需要。一旦华国锋、李先念让位，这场讨论也就悄然中止了。 在中共执政史上，前30年和1990－2009这后20年，大体上就是毛泽东时代和“六四”后阶段，“增长挂帅”始终是中国难以逃脱的宿命。唯独在80年代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期间，大约可以说是政府的经济工作方针最关心国民利益的时期，也是经济增长率最少干扰经济的正常发展的时期。到了90年代中、后期，由于政府把“下岗”当作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径，于是便不宜再鼓吹企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样，政府的“成就”就自然而然地重新转回到“增长”指标上来，再加上经济增长率被列入干部选拔任命的政绩考察目标，从此，“增长挂帅”观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不坠。有了这样的制度基础，什么样的增长率造不出来呢？ 抛开处心积虑地拔高增长率的地方干部不谈，仅就中央政府而言，追求高增长也是利益导向下的必然。首先，不管经济增长能否带给国民必要的获益，至少政府是有很大好处的，比如“国力增强、在世界上排名提前”之类，倘若有什么代价，那也是由民众承担的，中央政府并没有什么痛苦。其次，中央政府各部门都可以在高增长的旗帜下争得资源和控制权，所以高增长在中央政府内部是不会遇到抵制的。再次，如果发展经常会背离社会公正，政府宣传经济成就时便很难强调家家户户的幸福生活，于是就格外倚重经济增长率这样的单一指标，经济增长率就是这样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政治合法性融合为一体、难分难解。 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并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自然结果，而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增长便是政治成就、增长率决定升迁”的制度基础之上出现的政府活动之记录。在这方面，过分指责国家统计局是没有意义的，它不过是一个编制统计数据的执行机构；另一方面，无论国家统计局宣称它怎样改善统计方法，我们应该相信它将变成政治上独立于执政党和当局的纯粹专业机构，不再揣摩上意吗？ 当然，对那些不真懂中国经济和中国制度特色的各国观察家来说，这种政治催动的GDP增长率经常会迷惑人。我多年来一再讲一个比喻，即中国经济增长8%其实只相对于美国经济增长2%，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从宏观经济学来看，这样讲也有充分的理论依据）。\[8\]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其他国家不可比的根本原因是：民主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来自选票，而不是经济增长率；而中国政府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特例，它既强行推动经济增长，又层层操纵增长率数据。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第一是不可靠的，第二是具有不计代价、可能失大于得的特点。 既然如此，该给中国现行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打正分，还是负分，当然不能根据增长率的高低来判断，而是要看增长是否损害人类社会的各方面目标。毫无疑问，如果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对土地、矿物、环境、廉价劳动力等资源的剥夺，而权力和财产又集中在一小群权贵手中，那么，国民收入分配不公是必然的结果，这样的畸形发展显然走上了歧途。如果为了片面满足增长率，结果损害了环境、过度耗用了资源、形成闲置的基础设施或生产能力、让各地财政欠下巨额债务或让银行的坏帐倍增，这样的增长当然就不是多多益善。何况，在现存的政治社会结构下，增长很可能只给占人口一小部分的权贵阶层带来硕果。或许还可以这么说：政府让“增长挂帅”，其实是因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在民生方面乏善可陈，只有老百姓不懂的增长率可以拿来炫耀；什么时候经济发展变成了“增长挂帅”，那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必定背离了社会公正，走上了歧途。 富国穷民的逻辑结果：经济结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困境 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走上这样一条歧途？60年后看以往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审视的时候。这种反常的结果可以让人直观地想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从制度到政策，恐怕都应当作深刻的反思。否则，如此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甚至是灾难。换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出了大问题，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发展，自从邓小平发布了“发展是硬道理”那句“金口玉言”之后，从来就没有在政策上、概念上真正厘清过，更从未允许过公开自由的讨论。 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社会公正不是一面偶尔拿来点缀“盛世风光”的彩旗，也不是一个用空话充填的宣传口号，它是一个关系到国运的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衡量发展模式优劣的标准，它甚至还制约着发展的路径与成败。所以，发展不能背离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正常的发展模式里必须实现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为谁发展、让谁获益，这体现了普世的人类价值观念，与科学其实没什么关系。用“科学的发展观”去替代“增长挂帅”，其实是文不对题，自然也无法从“增长挂帅”里解套。 谈到社会不公，学者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那是社会学家才关心的话题；或许还有人认为，只要不影响经济增长，社会不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其实，社会不公并不只对社会观念、公众舆论、社会结构变动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同样可能改变经济的走向。那么，长期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对经济构成多大的威胁呢？威胁是明显存在的，能否看得清，取决于你的观察角度。也许，从企业的层面看，把员工的工资压到最低水平，把经理的报酬尽可能最大化，符合微观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从市场研究的角度看，无非是少关心低档商品的需求，多注意高档商品的开发营销罢了。但从宏观经济的层面看，长期的社会不公必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畸形化，它不可能不影响消费、投资的结构，进而改变国民经济的体质。 在这方面，“中国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教训：权贵们的财富再多，他们的日常消费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何况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到国外消费－－或让子女在国外消费（留学、移民定居等），或者是向国外转移个人财产；政府的能力再强，也无法强制贫困的多数人口为“国家”多消费，从而创造出政府需要的足够“内需”；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就只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但这又造成外汇储备过大，其风险与机会成本过高；若出口停滞、国内消费疲软，唯一的经济增长点就只剩下房地产和公共工程了，但房地产的过度炒作势必营造出极为危险的泡沫经济，令银行系统命悬一线；若盲目拉动经济，则通货膨胀会压缩绝大多数国民的消费能力，令“内需”进一步萎缩。 这种现象与60年代从拉美经济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有某种相似性。左派的“依赖理论”曾经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风行一时，它指出了拉美经济对美国过度依赖的特征。后来，东亚模式的出现从实证方面质疑了这一理论。如今，中国模式似乎给“依赖理论”的复活提供了最好的经验素材。如果硬要把“中国模式”归入东亚模式，那么，这一回“中国模式”作为东亚模式的异类，好象可以证明“依赖理论”同样适应于东亚的某些国家（如中国）。 对“中国模式”可以有各种归纳，我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若长期背离社会公正，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最终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长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而言，难题还在于，一旦这样的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定局，是不可能像小国那样，用外贸来加以调节的。在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里，常年有几亿劳动力只拼命生产却基本上很少消费，如何维持这样失衡的经济结构呢？托经济全球化之福，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大量出口，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大量放贷（表现为外汇储备急剧上升，成为世界第一），让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帮助中国解决难题。可惜的是，中国的决策当局未能看明白，除非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都变成像欧盟成员国那样的关系（统一货币、取消关税、自由移民），否则，经济全球化也不能充当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永久“救生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资金流被迫调整，中国恐怕不能再指望继续用出口和放债来应付“国内结构失衡”了。 追根寻源，2008年到2009年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其实是一个始作俑者。奇怪的是，中国的一些学者居然以为中国这种过度出口加过度放贷的经济结构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丝毫看不到其中孕育的严重危机。一种剥夺本国多数居民、却让外国居民受益的经济增长，难道可能持续不衰？这种经济成长模式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国民的过度借贷；换言之，西方人越肯花钱，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越穷，中国的经济才能持续高增长。问题是，如果西方人不愿意再多借债呢？中国怎么办？至少从2009年夏美国的情形来看，美国消费者已经开始扭转借贷消费的不良习惯；欧洲和日本的消费者本来就不喜欢借债消费。于是，西方国家居民转向节俭，本来是有助于国际经济平衡的好事，但对中国来说却成了坏消息。中国是否能够进一步压榨本国劳动者、不断降低制造成本，从而吸引西方消费者呢？事实上中国的外资、私营企业已很难再降低成本了，而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可以发展制造业的国度，发达国家市场的订单已经开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可见，依赖过度出口来抵消因社会不公而造成的内需不足，只能是权宜之计，绝难长久。 “中国模式”内生的这个难题，从2009年开始将中国经济引进了左右失据、进退两难的窄胡同。不久前，有国内学者坦承：与出口直接相关的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到了“买不行、卖不行、不买不卖也不行”的地步；套用这句话，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调节，也进入了经济增长“快不行、慢不行、不快不慢也不行”的状态。\[9\]当然，主政者即便明白这一趋势，也未必愿意对公众和国际社会承认这一点。 对付社会不公问题，比对付宏观经济问题，难度或许要大百倍。几乎可以说，一旦社会不公成为定局，就很难找出速效的解决办法。既然社会不公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诸多政策的综合性产品，那么，仅用几项小小的政策措施，或由政府从预算内“恩赐”一点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方面的“好处”，就想根本上改变发展的社会不公性质，自然是缘木求鱼。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公正的实现或显著改善，往往不是统治精英恩赐的结果，而是社会进步状态下国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换言之，民主是通往真正的社会公正的必由之途；排拒民主，则必然导致社会不公的固态化（也许这正是某些精英不愿明言的目标），或者社会不公的扩大化。虽然政治高压可以暂时压制因社会不公而产生的严重社会不满，但政治高压无法解决因社会不公而造成的经济发展困境，因此也就无法指望社会不满的自然消解。从这个角度来看，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最终必然把经济社会问题政治化，如此则解决发展难题也就不可能单纯从经济社会领域寻求出路了。 过去，政治学界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人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会诱导出政治上的进步。“中国模式”的发展表明，与经济发展会诱导出政治进步的预期相反，中国过去60年来的经济发展，其实本身无法直接带来政治进步或政治权力的分享；背离了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孕育着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可以预见的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与政治冲突，如果不能化解在主动的民主化过程中，那么最终便会通过改变政治结构，来校正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既是回望60年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从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里看到的演进路径。 【注释】 \[1\]此乃毛泽东的说法。见钟延麟的“‘三面红旗’执旗手──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中之态度、角色与作为”，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 \[2\]计算方法：用按当年价格统计的GDP名义增长率扣除价格缩减指数的影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历年数据，价格缩减指数根据各年GDP的名义增长率和不变价指数计算。 \[3\]计算方法：用按当年价格统计的生活消费支出数的名义增长率扣除价格指数的影响。资料来源：农村家计调查中调查户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数和价格指数资料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历年数据。1985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开始计算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6年到2007年的定基价格指数是366.90），它可以直接用来计算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长率；1985年以前没有这样的价格指数，因农民的消费支出中三分之二以上是食物支出（即农产品），故用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代替（1957年到1985年的定基价格指数是248.22）。 \[4\]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6\]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TOPICS/EXTPOVERTY/ETPA/0,,contentMDK:20153855 ~menuPK:435040~pagePK:148956~piPK:216618~theSitePK:430367,00.html. \[7\]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8-469页。 \[8\]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 \[9\]经济增长“快不行、慢不行、不快不慢也不行”指的是：过快的增长只能依靠房地产泡沫，其危险在于银行坏帐可能暴增；过慢的增长伴随着百业萧条、失业急增；“不快不慢也不行”，是因为按照8％的“稳妥”增长，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便难以为继，眼前的日子就过不下去。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总第10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世界媒体艰难转型，中国更显雨狂风骤
何清涟 2016年，中国媒体的生存状态有如雪上加霜，除了与全世界媒体同样承受市场下滑、广告收入减少、裁员等衰势之外，还多了一重政治整肃。因此，决定中国媒体生死的不仅只是互联网时代必经的纸媒市场萎缩，更多的是政治因素。 中国媒体命运的国际大背景 对中国媒体命运，必须放置于世界背景之下，否则很难反映其生存艰难背后的复杂因素。 美国的电影业仿佛预感到传统媒体已进入“夕阳产业”行列，2016年年初将影业的最高荣光奥斯卡奖授给了影片《聚焦》（Spotlight），这部无论是制作还是演员阵容都不起眼的影片，却挫败了被业界一致看好的《荒野猎人》和《大空头》，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感动了太多太多的人。评论者普遍认为，《聚焦》就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用娓娓叙说的方式在悼念纸媒的昔日荣光、传统调查报道的工作模式，以及那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职业精神。我观看这部影片时，虽然知道这个故事与其获奖时距不过14年，但恍惚间总觉得它如今已非常、非常遥远。 路透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花了一年时间，跟踪欧美数十家媒体的报道热点、业界生态，于年底分别推出两组系列报道，勾勒了全球传媒业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图景。 全世界的媒体日子都不好过。以财经类权威《华尔街日报》为例，过去两年都经历广告收入下降被迫数度裁员的困境。2016年 10 月 21 日，该报甚至发出通知，鼓励“大批”员工向公司提出离职买断申请，裁员也已经在酝酿之中。而其他几家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CNN等也在各自寻找转型之路。除了借力社交媒体平台之外，还各出高招，CNN将内部划分为三个部门：数字新闻采集节目部、数字新闻编辑部、数字产品部。全力打造移动视频产品电视记者转为全媒体记者，电视新闻机构转为全媒体新闻机构。《纽约时报》尝试过传统的摄像机直播、无人机直播、现场采访直播、音乐表演直播等，通过无人机直播过中国桂林国家公园景区山水风景全貌，引来超过22万用户围观，此外还开辟了专门的美食栏目。 即使如此努力，路透社以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等六国的25家商业媒体机构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报告，仍然显示了令人忧虑的结果：报纸阅读率呈现一路下滑趋势，电视的开机率也同步下跌。媒介使用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媒体广告市场的重组和变革。 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中国与美欧媒体同步 美欧等国媒体经历的互联网时代挑战，中国媒体也都同步经历。但《人民日报》与各省党报、政府机关报可以利用自身由权力赋予的特殊地位维持订阅量，进行新闻寻租活动（主要是通过表扬稿获取赞助，或通过掌握某机构、某人黑幕秘事进行敲诈的“污点寻租”），这些我曾在《中国“新闻寻租”现象的忧思》（《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9期 2014年9月5日—9月18日）、《裁撤记者站：迟到的新闻腐败整治》（美国之音，2015年5月28日）中详细分析过。 而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后陆续冒头的“市场化媒体”几乎都面临数字化时代的巨大挑战，于2017年1月1日停刊的《京华时报》的停刊与其说是政治压力，不如说是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这一点在那篇同行悼念文章《“京华”成烟云，纸媒未来是死亡还是重生》中说得很清楚：“《京华时报》身陷困境，亏损严重，突围未果”，“上级主管部门作出了将京华时报社主管主办单位变更为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并于2017年1月1日休刊的决定”。对于报社数百名采编人员的安置问题，因为是半官方媒体，因此都按照分层分批的原则，200多个安排进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100余个安排进市属国有文化企业。对于选择自谋职业的员工，也有相应补偿。 但国外某著名的新闻NGO在综述中国媒体的困境时，却将《京华时报》这份因市场压力而关停的媒体与其他因政治压力关停的媒体放在一起，认为可能有政治原因。这判断多少有点夸大，因政治因素而关停的中国媒体与网站有不少，但《京华时报》确实不在其中。 因政治压力而纷纷凋零那些中国媒体 美国自由之家根据2016年宣传主管部门下达的管制文件做了分析，政府加意控制的信息按其重视程度 ，排位如下：党和官员名声、健康与安全、外交事务、官员错误行为、媒体与审查、公民社会、经济。为何最吃紧的经济问题 排位反在最后？我猜想是因为经济类文章多为专业性较强的文章，普通读者很难从专业性很强的分析中理出头绪，远不如其他六项敏感。 与别国媒体不同，中国一些思想、内容都比较优秀的媒体往往寿命不长，它们的生与死往往取决于政治因素，但当局总以毫不相干的非政治理由加以整肃。如果说西方媒体正在为扩大市场而发愁，中国却有不缺市场与资金的刊物与网站，仅因政治原因而被关闭，这方面的例子就是《炎黄春秋》。该杂志创办于1991年，由退休干部主办，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党内官员各种形式的回忆，这些回忆文章往往再现了一些官史不载的细节与内幕，让读者丰富了见闻，尤其是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历史事件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某些中共高层人士甚至构成颠覆性的评价。这本杂志有稳定的读者群，现在已有十几万订户， 从经济效益看，《炎黄春秋》创办21年来，未从政府那里拿一分钱财政拨款，完全依靠订阅费生存，它的被强行“接管”，只因这本杂志不见容于当局。 另一个网站“共识网”的关闭，涉及到的原因更复杂，意味着党内“曾庆红路线”的结束。这条“路线”确实存在，国内外中国人无人敢点破，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不知这个话题有多敏感，于2015年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说，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endgame）已经开始，原因是习近平放弃了曾庆红的开放宽容路线，他说：“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共为避免衰落命运而采取了所谓‘动态的方式’，……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引人注目的是，沈大伟认为，是曾庆红而不是总书记江泽民，代表了这条能从某种程度上延缓共产党衰落的路线，但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 沈大伟先生这一判断，是得自于自己的判断，还是来自中国政治高层内部人士的“耳语”，外界无从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说的确是事实。共识网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取代以美国为基地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这家杂志曾以对中国实时跟进的学术研究为主旨，问题意识为主导，赢得了国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普遍喜爱。出于北京的谋划，《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在2009年实际死亡之后，共识网将这本杂志原来的作者基本接收（非全盘），宣称自己的主要功能是补房而非拆屋。由于海内外不受中共控制的学术性刊物、网站几乎被中共扫荡一空，共识网的存在很受欢迎。但这个由中共内部资金支撑，却有一定自由度的网站被关闭，引起的惋惜情绪来自海内外多方面，也让对中共改革尚存一线期盼的人不得不暂时放弃希望。 将2016年的状况做一总结，那就是：数字化时代对各国媒体的挑战都是相似的，但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媒体则各有各的困难。 从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趋势来看，假如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愿望能实现，中国将回到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垄断中国舆论的时代。但形势比人强，只要中国还想在网络科技时代分一杯羹，这愿望永远无法达成。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第199期，2016年12月22日—2017年1月5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he-qing-lian-shi-jie-mei-ti-jian-nan-zhuan-xing-zhong-guo-geng）
何清涟2025-11-06 06:31👍 0💬 0「星期专论」∶从海外看陈水扁案
陈水扁案三审定谳後，当事人被正式迁往监狱服刑；下肢瘫痪、体重只有二十八公斤的前第一夫人吴淑珍也要被关进监狱，更凸显陈水扁夫妇的司法人权问题。纵观扁案，起码在五个方面值得重申和重视∶ 第一，违反程序正义、政治干预司法。扁案先被舆论审判，後押人取供、长期羁押等，都让人想到中国文革时毛泽东打倒政敌的方式，完全是意识形态压倒司法。而临时撤换（凭抽签拿到审理权的）法官，让判马英九无罪的人来审理、判决马英九的政敌，这是政治干预司法的明显标�遥�从而使扁案毫无公正公平可言。在三审定谳前夕，马英九总统宴请司法界高层主要人物，对扁案下指导棋，说什麽「国民的期待」。最基本的司法常识是按事实审理，简直不可想像，一个哈佛毕业、做过法务部长的现任总统，居然要求司法界按所谓人群的「期待」判案。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如此明火执仗地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实令人瞠目。 为什麽马英九不被带手铐？ 第二，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陈水扁最早是因总统特别费案被起诉，随後立刻被戴上手铐。但马英九也因首长特别费案被起诉，司法机关为什麽没有按照同等原则，给马英九戴上手铐？这本身就是司法双重标准！陈水扁被起诉後，就被羁押，在三审定谳前，被羁押两年多，理由是担心他「逃跑」。但马英九特别费案被起诉後，怎麽不被羁押？为什麽不担心马会「逃跑」？而且马英九还有美国绿卡，他妻子也不残障，更有「逃跑」条件。这样两种对待，完全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三，利用制度漏洞打击政敌。无论是特别费案，还是政治献金等，都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时代留下的後遗症，有严重的制度问题，应从政治层面进行改革，而不应用它作手段打击政敌。在马英九特别费案遭起诉时，我曾撰文，马英九不应因此被定罪，因这是制度漏洞的政治问题，不宜司法审理。任何政党拿司法做工具，损害的都是民主制度。扁案的主要症结，是如何看待政治献金问题。如认定陈接受政治献金是「受贿」，那为什麽送钱的人不算「行贿」？实情是，如法律追究「送钱者」，势必牵扯出∶他们也给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送了钱」，而且数额可能更高。送钱者不是行贿，拿钱者却是受贿，如此缺乏逻辑的判案，哪有最起码的司法公正？ 滥用司法比贪腐更可怕 更有甚者，马英九拿到的那些政治献金为什麽就不是「受贿」？根据媒体报导引述的李远哲和柯建铭的披露，马英九在选总统时，就有科技界等大老，给了他约十六亿台币。而马英九夫妇按规定公布的他们个人的十多个帐号中，根本就没有这十六亿。那这些钱都在哪里？当然马夫妇不用把钱汇到海外或把现金藏到银行金库，因为没有人敢查他们的账，国民党从来都是清算别人。 第四，政权滥用司法远比贪腐可怕。我在评论陈水扁案时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即使、假设陈水扁有贪腐，它造成的损害，只是毁掉个人；而马政府和国民党利用司法做打击政敌的工具，践踏司法而造成的损害，毁掉的是台湾的司法机制，毁掉的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推崇「先圣後王」，过於强调人的道德性，什麽圣人、完人等。而西方则是追求制度的完善，相信制度的保障，而不是什麽圣人。相信「圣人」是制造和保护腐败的最大温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千苍百孔的制度，是远比清算陈水扁更严峻、更当务之急的问题。在野党对此议题不仅鲜有抗争的声音，甚至近乎成为顺应国民党宣传的牺牲品。 撕裂族群的马政府 第五，扁案处理强化蓝绿对立，有损族群和解。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台湾蓝绿的对立，带有强烈的族群分裂色彩。马政府在扁案过程中的肆无忌惮，不仅表现了强权的霸道，也彰显了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毫不在意。陈水扁没被定罪前，被非法羁押七百多天；送进监狱後，还被和其他犯人关进一个房间。这实在过分！在南韩，全斗焕总统不仅被控贪污两亿美元，更有光州血案责任（下令镇压，导致几百平民丧生）等叛乱罪，但被判处死刑後不久就被减刑，一年後就被特赦；在关押期间，他也没有受到任何羞辱和虐待。陈水扁执政八年，没有任何血债，所谓贪腐，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制度使然、历史共业。现在，还要把他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残障妻子关进监狱，而不顾台湾的现有法律（生活无法自理的残障人士可不用进监狱服刑），这不是更刺激蓝绿对立的挑衅行为吗？ 只是上述五点，就清楚地表明，陈水扁案不是一个司法案，而是一个政治清算案。但整个华人社会对这个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正义的操作，远没有对所谓的贪腐愤怒，这个现状是华人社会习惯「人治」而漠视「法治」的最典型一例。 在整个扁案审理过程中，民进党始终没有对司法机关的违反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原则作出强有力的抗议；在五都竞选中甚至对这麽重要的议题完全回避，对国民党狂热煽动扁案，以此转移它自己是最大的腐败、利益集团这个事实，既没有警觉，更没有勇气挑战。这不仅是绿营的悲哀，更令人对台湾的民主制度能否保住而忐忑不安。（作者曹长青为独立评论员）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12月12日「星期专论」 2010-12-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中共的十大骗局
共产党三个字就是撒大谎的代名词。中共党史，就是挡住真相、编造历史。本文仅简述几件主要的。 第一，五四运动。中共一向歌颂五四，掩盖其为暴政铺路的事实。五四有两个内容，胡适强调它是新文化运动，期待它能启蒙国人，走美式民主的西化之路。但后来当上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把文化启蒙搬了道岔，变成政治运动，打著反帝反封建的幌子，宣扬苏俄的共产主义。胡适提出“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变相反对中国走苏俄道路。五四两年后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在“五四是中共的接生婆”、“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等专文中详述了共产党如何借五四发迹、通过宣扬苏俄共产主义为中共暴政铺路的真相。 第二，所谓“4.12反革命政变”。蒋介石1927年发动政变，杀了一些共产党人，被中共党史指控为开历史倒车。其实这是蒋介石的最正确之举，他很早就看请中共是暴力集团、要建立暴政的企图。当年孙中山提出“联俄、容共、扶持工农”三大政策，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他们和汪精卫、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联手，已形成多数要掏空国民党（后来汪觉醒才反共）。同时中共武装在上海等地打砸抢，已是暴民政治。蒋介石当机立断，镇压共匪，阻止了共产党提早夺权。所以它不是政变，而是“412反共革命”，是蒋介石的历史贡献！ 第三，西安事变。1991年，张学良首次（被李登辉总统批准）离开台湾到美国，我和刘宾雁等东北老乡去他纽约住所看望，谈了近3小时。他明确说，918事变时放弃东三省并没有蒋介石的“不抵抗手谕”，而是他自己决定的；但对西安事变张学良却三缄其口，因他不敢公开真相∶他捉蒋不是为抗日，而是为夺权！他以抗日为幌子，要建立以他为首（毛泽东、周恩来都捧他为王，杨虎城愿当副手）的西北联合政府，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斯大林认为没有蒋，中国将内战分裂，给日军抽身进攻苏联提供机会，所以命令毛、周必须放蒋。失去斯大林支持，毛、周、张都成政治孤儿，所以才赶忙放蒋。这场事变导致三恶果∶1，剿共被停止，红军得以幸存，还被编入国民政府体制得到军饷；2，促使日军提前全面侵华，因中国无充足准备而抗战极为艰难；3，导致中共借机壮大、最后夺权建政。没有西安事变，中共极可能就被消灭在萌芽中；张学良用一场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轨道，罪孽深重！ 第四，国共内战。这是一场清晰的中共暴力夺权之战；因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政府编制下的武装，下属造反不是内战，而是夺权！当时美国政府的“中国不通们”建议国共像美国两党那样建立联合政府，由此束缚了蒋介石反共力度；与此同时斯大林却全力支持中共，提供军事武装，所以共军才能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美国糊涂（不全力支持蒋），苏俄清醒（力挺中共），是导致中共夺权建政的重要外因。 第五，合作化运动。中共建政不久就开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更是一场大骗局。当年为打败国民党，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用提供土地换取农民子弟参军，使中共有了不断的兵源。打败国军后，中共卸磨杀驴，立即用“合作化运动”把土地又收归国有，全部成为共产党产。这场“土地交换”是中共最流氓的骗局之一；今天又把这抢夺的资产最大程度地变成了共产党官的私人财产。 第六，反右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中共一言堂的封嘴运动。据共产党官方数字，55万2973人被打成“右派”，全部遭迫害，其中2万5600人被杀和自杀。后来中共承认反右扩大化了，除96人外，其他全部都予平反。如以96人没平反来计算，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但这根本不是什麽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扼杀思想、彻底镇压言论自由、建立党天下的暴行！ 第七，60年代大饥荒。这更是一场被编造成“自然灾害”的骗局，因在1961年后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403亿斤，照当时标准，相当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饿死那麽多人。但毛泽东们认为农民受阶级敌人蛊惑、藏粮不交，不仅没开仓放粮，反而更严厉搜粮，并阻止农民逃荒，而且镇压手段极为残忍，多达270万人被枪杀和折磨致死，仅河南信阳地区就有6.7万人是被砖头砸死的。据外国学者研究，当时中国有4千万人被饿死；中共官方学者也从人口出生、死亡率推算出同样的数字。这是共产党人为政策导致的最严重大众死亡！连当时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承认，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为百分之百的人祸！ 第八，文革。这更是一场人为制造的从思想到文化到生命的浩劫。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肆虐，仅据中国官方报告，就导致200万人丧生，700万人伤残，7万个家庭被毁。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时对外国记者说，文革中有一亿人受株连（当时中国八亿人口）。后来连发动者毛泽东也承认，文革有很多人反对，等于变相承认是一场灾难。但近年习近平却又改调再宣传文革，不仅为毛招魂，更为他自己做彻底的毛式独裁者铺路。 第九，天安门屠杀。中共当局对该事件不断改口，先是把“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降级称为“动乱”，后来改称“事件”，再后来又把它叫做“风波”，最后的提法是“那件事”。五次说法，一次比一次调子低，说明共产党也感到理屈，无法理直气壮。据中共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在香港出版的《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引述的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数字，六四事件死亡727人。国际红十字会估计，六四至少有3700人死亡。中共三十多年来封锁六四消息，给国人洗脑，当今很多年轻人居然就真以为没有六四屠杀这回事。中共洗脑的本质同样是在杀人。 第十，法轮gong事件（抱歉本网因技术原因无法显示“工力”字，用拼音代替。下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气gong”在中国兴起，法轮gong应运而生，发展迅猛。但迅速遭中共镇压，主因有三点∶一是创始人李洪志不同意在法轮gong内建立党支部、归属中共管辖，从而惹恼当局；二是法轮gong宣导的真善忍等中国传统价值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严重冲突，尤其是有神哲学和无神论明显对立；三是1999年4月一万多名法轮gong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吓坏了当局，因中共最恐惧群体活动，哪怕是一个全国爱好动物的团体，如有那麽多人到官方机构前请愿，中共都不会容忍。共产党的强烈排它性决定了法轮gong被迫害的命运。 中共镇压法轮gong首先靠的是制造关于法轮gong的谎言，随之就是严酷肉体镇压。据2008年美国国会报告引述的外国专家估计，中国劳改营被关押者一半以上是法轮gong学员；后有报导指出，超过6.3万起对法轮gong学员的酷刑事件；迄今已超过4000名法轮gong学员被迫害致死。随著中国成为器官移植最多国家，非法摘取法轮gong学员器官被国际媒体不断报导。大量事实证明，法轮gong是一个信仰团体，绝不是当局抹黑的邪教。真正的邪教是中共！中共邪教不仅屠杀迫害中国人，现在邪恶到用病毒袭击世界，造成全球近2亿人感染、400万人丧生的世纪灾难！很多研究和证据都证实，病毒来自中共武汉病毒，而且很可能是共军研制的生化武器。 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百年来这个邪恶组织制造骗局、谎言治国、害人无数；靠暴力撑腰的谎言迄今肆虐中国。在中共邪教祸害中国百年之际，更令人痛感戳破谎言对摧毁暴政的重要意义。只有真相才能让谎言的黑暗无处躲藏；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在黑暗中点亮一根蜡烛。 ——原载《大纪元》2021《中共百年暴行与谎言》系列 2021-08-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A Volcanic “Stability”
Qinglian He, former senior editor of Shenzhen Legal Daily in China, is currently a visiting scholar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at CUNY’s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She is also the author of the Chinese-language bestseller, Pitfall in China, an updated version of which was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2. How much longer c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ast? Could China collapse into disunity or even civil war? These are challenging questions with no easy answers, and I have been asked both many time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n China itself as well as overseas. While it is hard to predict the future with any precision, some provisional forecasting of structural changes is possible. China is a one-party state in which the interes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CP are indivisible. Over recent years, the only answer the Party has had in its quest to uphold civil order has been to “pull up by the roots all factors with the potential to cause instability.” The Party has worked hard to create a reality in which no organizational force can replace Communist rule. In the CCP’s view, the death of the Party would mean nothing less than the death of China itself. The supposed logical corollaries are that we must tolerate the CCP’s use of “reform” as a mechanism to stave off unrest and collapse, and that we must accept the CCP’s formula of “market economics plus totalitarian ru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cenario has been extremely beneficial to the Party’s goal of stabilizing its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in turn has adopted a policy of appeasement toward China. Much to the CCP’s delight, calls for China to improve its human rights record and work toward becoming more democratic have grown ever fainter. Since 2000,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response to the doddering incompetence of Jiang Zemin has been to hedge its bets and hope that the transfer of power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arty leaders will foster “healthy” factions within the CCP and promote stability. This approach focuses too much on the Party’s monopoly of force and ignores the things that make for genuine stability. These include limits 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xploitation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moral and ethical values that can serve as benchmarks for society as a whole. If biological ecosystem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exist are the phys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tinued survival of a nation and its people, morality and moral discourse do something similar on the spiritual level. Every society needs a healthy “moral ecology” to sustain it in real yet informal ways that are not captured by a focus purely on written laws and formal institutions. An Environment in Crisis China today is gravely threatened by severe, even life-threatening pollution. Since the Party took power, China’s environment has been wantonly plundered; whatever else economic reforms have achieved, they have clearly increased the pace of exploitation. Widespread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has progressively reduced the fertility of arable land, while salinization and general soil degradation have reduced the quality of the land over large areas of the country. Deserts now cover 38 percent of China’s landmass as a result of destructive land use, and the output from cultivated land is already strained to the limit, rendering a bad situation potentially disastrous. China’s rich mineral resources are being consumed at a higher rate than ever (it averages four times the comparable per capita rate that one finds in a typical developed country), while the actual productivity gains associated with mineral inputs are meager—a sure sign of enormous waste. If we use the concept of a “gree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Can you provide a citation explaining this concept?—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rue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osts associated with China’s manner of pursu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verage figure for the last 23 years would have a negative value. From a moral perspective as well, China is in poor condition. Honest public officials are the exception, corruption is the rule. In the sphere of economic relations, the collapse can be measured by the fact that just 60 percent of all contracts in China are honored and an abnormal lack of trust has descended over economic activity in general. The source of this ethical and moral degener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government itself. Whether it is cooking up fake statistics or churning out fabricated “news reports,” the Chinese party-state is unrivalled when it comes to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become experts in “official-speak”: Schooled in the courteous manners and smooth talk required by public office, they employ these skills on behalf of the knowing promotion of lies. Before they were convicted on charges of corruption and dereliction of duty, senior officials such as former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vice-chairman Kejie Cheng and former Beijing mayor Xitong Chen each authored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on “honest government.” These sermons extolling public and personal probity gave no hint of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ir pious words and their habits of taking bribes, keeping mistresses, visiting prostitutes, oppressing ordinary people, and generally defying both the law and public opinion. With role models like these, is it any wonder that criminal behavior has been alarmingly on the rise? In any country, social morality and a general sense of ethic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written laws when it comes to holding society together on a day-to-day basis. Social morality provides people with basic standards of right and wrong and regulates their conduct. In China today, however, the ideas of right and wrong are shrouded in chaos and confusion. It has become fashionable, for instance, for economists complacently to acknowledge and defend corruption. As a result,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the case that Chinese society has little to hold it together except the raw pow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ecent years, the party-state has strengthened its various means of social control and resorted to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widespread use of secret police. These forces strangle at birth any group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develop into an organized entity, thereby ensuring that China’s people remained consigned to permanent disunity—like grains of sand on piece of paper—and have no means of developing organized res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such inglorious methods of controlling its own officials’ behavior 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that have less to do with stamping out corruption than with making enough examples to remind officials that had better remain useful cogs in the party-state’s vast machine if they wish to survive, let alone thrive. The New Uses of Ideology But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this have been the government’s timely adoption of a new ideological strategy, its centralizing of control over public life, and the forging of an alliance between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elites. In implementing its new ideological strategy and strengthening control over the public domain, Jiang Zemin’s government has been far more rigorous and effective than was Deng Xiaoping’s. The government has entirely concurred with Jiang Zemin’s intention to “pull up by the roots all factors with the potential to cause instability,” and no truly independent popular 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has been able to emerge in such an oppressive environment. While several degrees more subtle than the straightforward, jackboot-style political oppression that distinguished the Mao era, Jiang’s approach is more insidious, since it is calculated to do its work below the radar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condemnation. The CCP’s pincer strategy of vilifying Western democracy while firming up the party-state’s control over Chinese public life has done its work well. Intensified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has filled the minds of China’s young with countless political lies and fantasies. This helps to explain why, despite the admir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at persists thanks to nonoffici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many young Chinese people also harbor ideologically generated feelings of hostilit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at it represents. The party-state exercises a near-monopoly over almost all media outlets, and handles them with considerably more skill than it did in the comparatively crude days of Chairman Mao. Journalists are continually reminded, in no uncertain terms, who is paying their wages. Even the reporters themselves acknowledge that they are merely “Party mouthpieces,” a fact that leaves those members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who still entertain a conscience with no reliable outlet through which they can honestly express their opinions. Since 1999, the government has employed university-trained computer specialists to be its “Internet cops.” It has also formulated regulations aimed at taming the “wild horse” of the World Wide Web. Since Tiananmen, intellectuals have faced a new and puzzling environment. Throughout the 1990s, the party-state in effect sought to bribe intellectuals with academic honors, ranks, and salaries in order to get them to line up in support of the status quo. Those few intellectuals who would not be bought off were beaten down instead: No one would publish research critical of the official line on any topic, and troublesome scholars could easily find themselves fired, albeit always for nominally “non-political” reasons, of course. Today, influential intellectuals are subjected to personal surveillance and searches by the secret police, often as part of general-harassment campaigns designed to force emigration from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hard-soft policy—“hard” because it constitutes oppression, “soft” because it stops short of actual incarceration or physical torture—has effectively neutralized China’s elite intellectuals as an independent critical force. Most Chinese scholars today are willing to tailor their research to placate the regime, and adopt a cynical and perfunctory attitude to sensitive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As recently as a decade ag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still clinging stubbornly to the notion that it represented the working class—even as officials established intimate and profitable private ties with China’s new economic elite. Between them, the economic elite and the heads of the party-state now control 85 percent of all the wealth in China and constitute China’s super-rich. In the light of this reality, the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make a strategic adjustment in its class allegiances, and so Jiang Zemin’s “Three Represents” slogan was wheeled out, giv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s much greater room to cooperate and expand. His call to “allow private capitalists to join the Party”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device awarding economic elites a stake in the system and a legal political voice. Without doubt the most serious delusion hel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1980s was that a mature middle class would demand democratic rights. The following decade extinguished this daydream forever. The Party’s political tactics have consisted of allowing the economic elite, along with duly submissive groups of intellectuals, to claim a stake in the system and share in some of its power—a far cry from the creation of a new democratic politics. To cope with unrest and turmoil in the ranks of the poor and dispossessed, the government has had to rely on increasingly violent repression. Snuffing out small-scale protests has become a routine task for local officials, who now have a wealth of experience at it. They generally favor a “carrot-and-stick” approach: Rank-and-file protestors (often peasants or out-of-work laborers) get a small “carrot” of perhaps a month or two months’ worth of livelihood subsidies in return for getting off the streets. Protest leaders, by contrast, get the “stick.”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the government comes down hard on any “troublemakers”—worker, peasant, or otherwise—on whom it can lay its none-too-gentle hands. At a minimum, it strives to break their spirits and take away their dignity, and will not shrink from killing them if this is deemed necessary. This is usually enough to frighten off potential leaders from becoming the sacrificial lamb whose figurative or real slaughter usually signals the end of official tolerance for a collective protest. Still the poor protest—and even riot—in response to the increasingly dominant and powerful alliances formed among the nation’s various elites. But the authorities are practiced at the containment and suppression of unrest, at times sealing off whole towns and areas. Protests, therefore, are local and episodic; none since Tiananmen has come close to putting change on the agenda of society as a whole. As far as the party-state is concerned, the broad and multifaceted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can be safely reduced to the right to mere subsistence. Such a narrow reading of rights reduces the people of China to the level of animals at a trough, but as long as they remain docile, the party-state does not care. Options for the Future In general,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chosen to take an unrealistically rosy view of China’s future. This view rests on a pair of expectations that are as false as they are appealing. The first is that allowing China to jo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ill encourage democratization; the second is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ll breach CCP-imposed “firewalls” and open up Chinese society to uncensored news an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former, I can only point out that the WTO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regulate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e cannot expect or hope that it will change a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As for the second expectation, Beijing is currently undermining it through its multibillion-dollar “Golden Shield” project, whose aim is to us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extend and tighten the government’s vice-like grip on societ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dollar signs dancing before their eyes, have fallen all over themselves to get in on this particular act. But how do the China’s elites themselves see the future? Chinese society currently resembles a volcano on the verge of a major eruption. Nearly all Chinese can feel the heat from the subterranean fires, but perhaps none feel it more than China’s various elites, whose tacit common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ir best option is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through political oppression and domestic espionage. In practice, this means that all social disturbances must be forcibly and massively repressed as soon as they break out. Over the decade and more since Tiananmen, this has been the party-state’s first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turmoil from below. Within the elite coalition, the bureaucrats have a much keener sense of crisis than do the intellectuals. Beginning in the 1990s, capital flight went large-scale as legions of officials shifted their new, ill-gotten wealth to banks outside China, usually in countries where their relatives were already settled in comfort. Meanwhile, European countries alo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Australia have moved to attract Chinese students going abroad in order to develop their domestic econom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se countries realize how great is the demand for study abroad among Chinese: By some estimates, China spends more than US$4 billion a year to finance the overseas studies of its most privileged young people. This is a sign of what China’s elites expect the future to hold: Through the arrangements they are making for their children, they are voting with hard currency. As I have tried to show, it is a mistake to think that some power shift within the top ran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going to extricate China from the crises that beset it. Analysts who argue that the CCP can determine the country’s future are adopting what I would call the “fire-brigade” theory. Their assumption is that the CCP regime is similar to a highly efficient forest-fire brigade equipped with the latest gear including the equivalent of a “fire-prevention system” that includes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a high degree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squadrons of riot police, and an entire state-security apparatus dedicated to upholding the current order of things. But in China, the fire hazards are not simply random areas covered by dry wood. There are underground fires, smoldering dangerously just below the surface, that could erupt and rage out of control in any place and at any time. Even the most technically advanced firefighting equipment has its limits when faced with such hazards. Or to shift the metaphor, the day will come when the CCP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tamp down the fires that it has lit. And once its long rule is consumed in the conflagration, the unprecedented growth in China’s population, widesprea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nd the near-total collapse of social morality are just some of the factors that will make the already enormous task of reconstructing China even more difficult.
何清涟2025-11-09 00:03👍 0💬 0中国财政两大漏斗：维稳与军费
目前，第四代领导集体经营十年的中国各种隐患毕显。国内，经济萎缩、社会矛盾繁多；国际事务上，与邻国领土争端不断。过去十年形成共识的治理经验是对内“花钱买平安”，对外“外援换友谊”。 令第五代焦心的是：不仅今年各地财政告急，以往为财政下蛋的最大母鸡（土地财政）也不再下蛋。另一方面，维稳与军费这两笔硬开支却一点也不能少。 维稳：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维稳”经费开支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大概维持三七开的比例，中央承担30%，而地方承担70%。 地方政府在“维稳”开支中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越是发达地区，维稳经费投入越多。在过去15年中，对 公检法与武警的总投入，排列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而倒数第一至第五位的则是贵州、甘肃、青海、西藏与宁夏。2008年，排名第一 的广东省仅在公检法和武警方面的投入就接近400亿元，而排名垫底的宁夏则只有19亿。 但是，落后地区的投入从绝对量看虽少，占当地财政收入的比例却很大。2008年，上海只有6.34%的 年财政收入用于公检法和武警的支出，而经济落后的宁夏，这一比例则高达28.4%。这些数据表明，落后地区在“维稳”方面的经济压力要远远大于发达地区， 很多省份因“维稳”而负债经营。 更严重的问题是：贫困地区投入在维稳方面的经费越多，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钱就可能越少，蕴积的社会矛盾也就越多，维稳的紧迫性也就越强。 在政府眼中，维稳费用无法节省。据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年已逾28万起。在社会反抗逐年增加的 过程中，“维稳”已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链条的上端是地方政府的敛收：通过征地、拆迁、污染来保持税收与财政收入；中端是截访、打压、控制舆论、宣 传与告密；末端是司法系统、精神病院与监狱。 这条新兴产业链为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及其亲属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分配机会，上至中央部委，中至地方政府，下至穷乡僻壤，莫不附在这一利益链条之上。 倘若想除掉这根利益链条，无异于斩断手臂。地方政府官员怠工以至罢工、各种功能瘫痪，中央政府还怎么玩下去？ 军费：无底洞 在中国军费开支的数目上，中国与美国打了不少口水仗。问题是：即便以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据计算，每年高达6000多亿的军费开支也很高。 通过有关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与总后副部长谷俊山的案例可看到，军队系统也早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而军队提高其重要性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制造战争。 从胡锦涛时代开始，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道独特风景：以2005年朱成虎少将对外国人宣称要打核大战 为标志，不少军队将领数年来乐此不疲地就外交、内政发言。这在中共统治的60多年中，为胡锦涛统治时期所独有。无论是毛统治还是邓小平、江泽民统治时期， 从未有军队将领不经最高层授意擅自就外交内政发言。 十八大权力斗争中，军队高层的身影隐隐可见。军委主席胡锦涛虽然提拔了不少将军以示安抚，但军队高层的 政治进取姿态已是举世皆知。今年在薄熙来案发之初，胡温本想借机打压与薄关系密切的刘源、张海阳、朱和平等人，但最后这些将军毫发未伤，全都进入十八大党 代表行列，估计还会更上一层楼。 今年9月中旬发生的反日爱国游行，最开始通过《环球时报》做舆论动员的就是十位少将。其中王海运少将谈到开启钓鱼岛争端的步骤：“我们可先派渔船去打鱼，然后海监船和海事船跟进，第三步则是出动海军。我们不怕走火，但尽量避免擦枪走火。” 这三步棋中方已经走了两步。日本《读卖新闻》记者9月20日到浙江省石浦地区的渔港采访，有数名船主证 实，当地渔业单位承诺发放每只船补助10万元，鼓励渔船去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显然，事实并非像中国媒体宣传的那样，不是渔民误入有争议区域，而是中国当 局有意花钱雇佣渔民去扩大事态，制造争端。 中国目前内政不稳，高层权力分配也在微妙时期，即将接位的文官关注的都是高层政治动向。此时此刻，谁能 从挑起对外冲突当中获利，谁就是目前这一系列反常行动的幕后主使者。显然，只有军方才可能对制造事端感兴趣，唯其如此，它才会在高层权力分配的新格局中占 据更多位子，从而提升军方在高层政治中的话语权，也可以向中央政府要求更多的军费。这点，在十将军的联合声明中也已经谈到：“北海、东海和南海舰队都要建 设好，国家的财力要用到正事上。” 习、李：难题何在？ 胡温两位在不同场合都承认中国经济进入困难时期。2012年以来，地方财政面临更大的压力。随着2011年的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地方的土地财政严重受创。 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2012年上半年，全国300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 6525.9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8%。即使是最富裕的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均从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下。 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由于经济转型困难，财政收入下滑严重，深圳、东莞已濒临赤字边缘。2009年中央政府代31个省市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债有2100多 亿已经到期，但地方政府却无法还债，只能借旧还新。 在企业破产增多与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维稳压力也会加大。2011年中国GDP总量总计 458217.58亿元，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其中维稳费与军费共花掉12255亿。今年经济下滑严重，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李克强面对的首先是如 何提振经济的难题，其次就是如何应付维稳及军费需求增长的难题。 经济下滑越严重，社会矛盾越多；社会矛盾越多，社会反抗也越激烈，维稳的需求也越高。积聚到一定时期，将矛盾外引就成为自救之道，为此就得扩充军力。而扩充军力这事不能临时抱佛脚，得提前十年二十年，拿出大钱来办扩军这种将军们认为的“正事”。 当国家财政的钱越来越多地流进这两个漏斗时，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便成了空谈。如果这两个“漏斗”只是被动地等着财政支出源源而来，那么，高层文官还有主动权，可以调节水龙头的大小。倘若高层文官渐渐地被“漏斗”的掌控者所左右，这种局面将重塑“党”与“枪”之间的关系。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2年9月24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2/09/120924\cr\financial.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自由的伊拉克赢得喝彩
奥运开幕式上，当伊拉克国家队入场时，全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它表达了人们对获得解放的伊拉克的欢迎，为获得自由的伊拉克人民而喜悦！ 在萨达姆统治下，伊拉克是世界孤儿。这次是获得自由後的伊拉克首次参赛，而且在希腊南部的首场男子足球赛中，刚组队不久的伊拉克队竟在五千七百多观众的喝彩声中，以四比二击败了欧洲劲旅葡萄牙。伊拉克奥委会主席说，球员所以踢得好，「是因为他们没有了恐惧」。以往参加比赛如果输球，不仅会被萨达姆的儿子乌代羞辱，有的甚至还会被惩罚并遭酷刑。 虽然洋溢著自由精神的伊拉克队在奥运会受到欢迎，但世人对这场伊拉克战争仍有分歧，不仅在欧洲，在穆斯林社会，也在美国内部。两个月後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争议话题，可能决定选举结果。 批评这场伊拉克战争的人，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那里没有发现大众毁灭性武器；二是美国没有得到欧洲的支持，是单边主义。但其实这两个理由都不具有说服力。 首先看核武问题。萨达姆在对伊朗战争时就用过生化武器，并用化学武器一次杀害过五千库德族人。萨达姆不仅支持盖达恐怖组织，鼓励巴勒斯坦所谓烈士用自杀炸弹残害以色列平民，而且後来一直拒绝联合国的核武检查。 当时美、英、俄三大国的军事情报都显示萨达姆可能在研制核武。在发生了911袭击，三千人被杀害之後，任何人担任美国总统，都必须先发制人，因无法承受再发生类似事件。虽然迄今没有发现核武，并不能完全肯定他们没有。而且即使真的没有，战争责任也应由萨达姆承担，因为如果没有什麽值得隐藏的，他为什麽要拒绝联合国的检查？ 不管怎样，这个世界没有萨达姆会更美好，不仅有利美国和世界安全，而仅仅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解放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正如美国总统布殊不断强调的，「自由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伊拉克人民应该得到这个礼物。」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有什麽比「自由」更宝贵？二千四百万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这一点，就完全可以印证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至於说伊拉克战争没有获得欧洲支持，则是完全违背事实。八月二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多种语言的盟军」说，美国的反恐战争，得到全球近一百个国家的支持，有20个国家向阿富汗派了军队，其中有的是以北约的名义。有33个国家向伊拉克派兵，加入美英联军。 仅在欧洲，就有21国向伊拉克派出军队，包括英国，意大利，土耳其，荷兰，丹麦，葡萄牙，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冰岛，立陶宛，阿尔巴尼亚等。且不说亚洲还有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等也出了兵。 难道仅仅因为没有获得法国、德国的支持，就是没有获得欧洲的支持？谁代表欧洲，是向伊拉克派兵的21个被称为「新欧洲」的国家，还是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法德俄？从拿破仑帝国，到俄国的共产暴力，再到德国的纳粹，近代人类的主要杀戮，几乎都是由这三个国家带来的。由这三国联手反对武力倒萨，反对解放伊拉克人民，大概不是偶然，而是有其深层的内在原因。而「新欧洲」国家所以坚定地加入美英联军，就是因为他们曾身受法德俄的侵略、蹂躏、践踏，更深知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更懂得自由的价值。 十月九日，阿富汗将首次选举总统；明年二月，伊拉克将历史性地全国大选，届时这两国将加入全球129个民主国家的行列，成为自由力量的一部份。正像伊拉克的库德族地方政府总理沙利（Barham Sali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我们的梦想」所憧憬的，伊拉克战争「结束了暴君，在中东的伊斯兰地区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在美国的帮助下，我们将把伊拉克建成中东这个恐怖之地的希望之星。」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18日） 2004-08-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美国失业率和饮鸩止渴
在奥巴马的庞大救市资金已创人类历史纪录之际，美国的失业率也升至25年来最高，由此折射出美国经济危机的程度。而奥巴马动用巨额国家资金救助私人企业，并倾向银行国有化的一揽子方案，则被经济学家视为“饮鸩止渴”，将把美国经济“毒化”。 虽然美国的失业率飙升到8.1%，但是和中国、欧洲相比，明显还是有相当的不同∶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失业率是4.2%。中国的统计方式和西方不同，它只统计城市人口，而不是按全国人口来计算（中国十三亿人口多数在农村，如全国统计，失业率一定更高）。但即使这个“城镇”失业率，也被专家指出有水分。中国社科院经济学者张车伟最近引述该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说，中国城镇失业率现已升到9.4%（比政府公布的多出两倍以上）。 在中共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身为政协委员的北大经济学教授萧灼基对媒体说，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大概在15%到20%，这还不包括农村将近一亿的潜在失业人口。这位经济学家直率地说，“中国的失业率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和欧洲相比，美国的失业率也不是最高。在法、德、意、英这欧洲四大国中，法国去年失业率是7.8%，现已升至8.3%（超过美国），欧盟预测，今年将会升至9.8%；德国失业率现也升至8.5%（也超过美国）；意大利也好不到哪里，欧盟预计意大利失业率今年将达8.2%，明年会升至8.7%。英国由於当年撒切尔首相大幅减税、推行充分市场化政策，因此在欧洲大国中经济一直领先。但近年左翼工党执政後，经济也走下坡路。据伦敦的最新报告，英国失业率明年将突破10%。欧洲更严重的是西班牙，失业率今年初已升至14.8%，为欧元区中失业率之最。 从欧洲这麽多国家都有高失业率，显示这场经济危机，并不是美国独有，也不是美国的所谓房贷出现问题就能带动、传染而成的，它是全球性的一次经济修正。 面对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热衷凯恩斯主义来救市，即政府强势主导经济，扩大政府开支；同时用纳税人的钱，来救私人企业。例如知名的美国花旗银行（Citibank）出现金融问题，奥巴马政府就注入巨额资金，使该银行的国营股份达到近四成。不仅对金融业，奥巴马政府还向亏损严重、股票快成垃圾股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投入钜资。专家认为这是“无底洞”，因只要三大汽车公司漫天要价的左翼工会不消失，庞大的工会福利负担不卸下的话，政府注入多少钱都是杯水车薪。 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49位美国经济学家，多数都对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失望，评分是不及格。他们给予奥巴马的评分平均只有59分（满分为100）。即使中间偏左的知名美国有线电视台MSNBC的网上民调，多数美国人也认为奥巴马的表现“不及格”。近11万人参加“给奥巴马总统打分数”的网路调查，其中60%给奥巴马的评分是F（不及格），另有12%给的是D（也是不及格）。 美国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奥巴马启用早就被历史淘汰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救不了“市场”，反而会使美国经济恶化。在近代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是两种思潮或价值的对抗，左派信奉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倾向政府主导经济，出现问题由政府救市、救经济。右派信奉哈耶克主义，强调政府不能干预经济，政府只能做一个守夜人（保护国家和个人安全），应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自然调节经济。如果由政府官僚来主导经济，政经不分，结果就是《走向奴役之路》。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能够管好经济，能使经济繁荣，那麽就不需要市场，只要不断扩大政府规模就行了。但事实正好相反，政府规模越大，政府对经济的左右权越大，官僚主义会更严重；对经济的人为干预，破坏市场的自身运作规律，结果只能导致贫穷。共产国家的政府包揽一切，计划经济，结果一穷二白，就是凯恩斯主义推到极端的恶果。近年中国经济发展，恰恰是由於走向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 但支持奥巴马救市政策的左派学者，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保罗．格鲁曼就强调，凯恩斯那一套经济学还有用。他们说，因为美国目前处於经济危机，大众不敢消费，企业不敢投资，银行不愿贷款；只有政府这个时候大笔撒钱，才能填补这个“空白”，由巨额扩大政府开支，大兴土木，建造更多公共项目，就会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启动。他们形容说，美国经济就像坏在路上的汽车，只要大手笔花钱救市，就等於给汽车上的熄了火的电瓶充上电，一下子把汽车启动起来，於是美国经济就会“上路”，又可快速奔跑。 但美国目前经济危机，关键是人们（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多花钱，多撒钱就可以解决的。只有人们看到经济环境真的改善，经济政策真的有利企业发展，包括减税，减少对企业的限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让企业有钱扩大再生产，也就是真正有利可图，企业自然就会恢复信心，扩大投资。消费者也同样，只有看到整体经济大环境真的改善，企业恢复了信心，他们才会去买道琼的股票，个人消费也会增加。 换句话说，只有走哈耶克的自由经济道路，让市场自然调节，让股票跌到谷底最後自然会反弹。任何一个市场经济，都一定会有牛市、熊市，有倒闭、破产，只有淘汰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企业，尤其是国营性质的经济体，那些中小企业，其他遵守市场要求的厂家才会有出头、成长的机会。就像森林再生一样，只有旧的、腐败的死掉，新的才会萌芽，最後茁壮成一片绿色。现在奥巴马的“救市”，就是“救”那些应该死掉的企业。他们以政府的名义，用纳税人的钱，注入这些企业，结果它们仍然不死不活，导致整个经济环境无法更新；结果只能像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左翼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一样，政府更多干预，反而延长了经济危机，使经济萧条无法触底，当然就不能反弹，等於人为地延续了灾难。 中国古语说“饮鸩止渴”，就是描述这种状态∶解一时之渴，中长久之毒。在美国经济危机的饥渴之际，奥巴马政府用大手笔撒钱（鸩），满足短视心理，结果只能毒化美国经济，使美国更社会主义化，其毒果将是深远的。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9年3月26日 2009-04-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做中共间谍下场最惨
最近美国抓获十名俄国间谍事件，成为引人注目的国际新闻，因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破获人数最多的外国间谍案。 从媒体上看报导，简直像看冷战时代的间谍片，情节大同小异，“假护照、购买死人的身份、隐形墨水书写情报、在熙熙攘攘的地铁楼梯上交换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起诉书上就这样描绘。被抓获的十名俄国间谍，四对是假扮夫妇，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电影中的间谍“假扮夫妇”可以理解，但在现实中，两个并不相爱的人，居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还得像“夫妻”那样过活，那种日子，也许只有那些做间谍的“特殊材料”才能过。 美国反间谍机构，早就发现这些嫌犯，对他们监控已有七年。最近则拿到确凿证据∶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俄罗斯时，莫斯科向这些间谍发出指令，要他们收集美国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上的立场，对伊朗核计划的态度，以及随同奥巴马出访官员的背景等。 美国文化重视营救战俘 这些间谍的人生命运，像是洗“三温暖”，突然从热池子掉到冷水里，原来是有钱有车甚至有浪漫的现实版007，现在则一下子变成囚犯，按美国法律，间谍罪就可判五年，另外他们的洗钱罪名成立的话，最高面临二十年刑期，等於这辈子完了。 但他们也真是“庆幸”，因是在美国被抓获，美国人要用他们交换被俄方抓获的四名美国间谍。用十个人换四个，这本身像是赔本买卖，但这就是美国，哪怕换一个人，也会这麽干，因为美国文化，非常重视营救战俘，珍惜生命。於是，一场冷战以来最戏剧化的交换间谍场面，在欧洲“上演”∶两架飞机，各自载著对方间谍，降落在维也纳机场，然後十换四。 十名俄国间谍，全是俄国人。而被俄方抓获的四名美国间谍，也都是俄国人，其中三人还是俄国情报系统的上校军官。从这种身份不同也可猜测说，这四个“美国间谍”可能获得的情报质量更高。 但俄国人愿意做这个“买卖”，因为俄国民主了，也看重人的生命和价值。媒体报导说，被交换回的俄国间谍，俄当局提供每月两千美元的生活费，并报销其子女前往莫斯科探亲的费用。这十名俄国人在美关押期间，俄国外交官曾多次前往监狱探望。他们回国後，总理普京还亲去探望，称赞他们为国家作出贡献，共唱民族歌曲。 十四名美俄间谍，各自回到自己服务的国家，获得自由。这种“交换间谍”，可能会让“中国间谍们”羡慕万分，因为在美国，无论多少中国间谍被抓，中共当局从来都不予承认，更不要说像美国，甚至俄国这样，交换间谍，把自己的人要回来。在人类间谍史上，中国间谍的命运，可能是最悲惨的。 中国间谍“实在太厉害” 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一点也不比俄国逊色。前年美国《外交政策》杂�铱�登文章说，中共情报部门“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全球最具实力的六大间谍机构中排名第二。去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穆勒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间谍“实在太厉害”。联邦众议员兰迪•福布斯说，“中国现在已经构成美国最大的间谍威胁”。根据美国司法部向《华盛顿邮报》“谍语”专栏提供的最新备忘录，只是从2008年至今，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中国间谍案就有26个，其中44人被判有罪，在美国监狱服刑。 对於美方的说法，中共外交部一向否定，其发言人说，“我们反复重申，所谓偷窃美国军事机密的说法子虚乌有，所有的指责都别有目的。”中共当局一如既往，从来不承认派间谍到美国。当然，对被美方抓获的自己的间谍，也就不闻不问。 例如，美方抓获的最著名中共间谍，是曾潜伏在中央情报局达三十年之久的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他曾把美国很多最高保密等级的档偷拍成微型胶卷，秘密交给北京方面。後来是中共国安部官员俞强声（他哥哥俞正声现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叛逃到西方，才使金被捕。 北京特工杀人灭口 金无怠间谍案在美国轰动一时，因是公开审理。但北京当局始终不承认金是他们的特工。金在等待判决期间还呼吁北京，拿魏京生（当时在押）作筹码交换他出狱。但北京方面不仅没同意，当时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後做外长）还公开否认跟金有任何关系。根据起诉的罪名，金无怠“将面对最高两次终生监禁和另外八十三年徒刑”，最後金无怠绝望至极，在囚室内用塑胶袋包头，用鞋带勒紧，窒息而死。 在金无怠自杀前，曾任纽约《自由时报》总编的华文记者陈国坤曾去监狱采访过他，这位元来自台湾的记者对我描述过当时金无怠的绝望之情。但对金无怠的自杀，一直有争议，因用塑胶袋套头窒息而死，操作上不易做到。後来金的遗孀周谨予出版《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一书，提出可能是北京特工为灭口而杀掉了金无怠。 从金无怠案至今，美方抓获了很多中共间谍，无论是去年被美方破获的两起“中国间谍”案中的郭台生等三人，还是更早一点的洛杉矶的情色间谍陈文英，更有今年春在波士顿被抓获的经济间谍钟东蕃（窃藏美国航太情报，被判15年）、麦大志（Chi Mak，把美国防技术出口给中国，已判24年）等，中共当局都一如既往，从来都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间谍，当然就更无可能，像美俄那样交换间谍，让自己的特工获得自由。所以那些为中共做间谍的人，只有为党国献身这一条选择，要麽是望眼欲穿，把美国的牢底坐穿，要麽像金无怠那样有胆量自杀。不过今天在美国监狱再能找到塑胶袋套头，可能也难了；而且中共派人来杀人灭口，也更不容易了。所以中共间谍们要死，都会死得“不明不白”。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8月 2010-07-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美伊冲突，中国的态度为何备受关注？
何清涟 自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被斩首事件发生后，全球应该出场的利益相关国家都有表态。法、英都态度明确地支持美国并警告伊朗，但希望冲突不要升级；美国铁心支持但却不太听美国指挥的盟友以色列因惧怕报复，其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月6日会议中警告内阁，“这是美国的事儿，而不是以色列的。我们不参与也不想被卷进去”。中国目前除了援助伊朗37亿美元加速石化设备的修建、驻伊拉克大使张涛向伊总理表示中国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之外，还没有明确选边站、国际主流媒体却高度关注中国，大都认为美伊冲突对中国有利，想看中国如何表态，有的还比较在意中国是否愿意扛起挺伊大旗。 国际社会为何在意中国的态度？ 中东地区号称“欧洲的灯”，对该地区能源有严重依赖的欧洲当然在意该地区稳定与否。 中国近年来为了能源安全，奉行“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石油进口来源较为分散。从世界大约5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其中，俄罗斯近三年蝉联第一，接下来依次为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拉克和伊朗，三个中东地区国家都列在中国原油进口前五大来源国之列，进口份额占比总计为30%左右。这种能源依赖关系，决定了中国对中东地区必然深度关切。在政治上，中国历来奉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外交策略，被美国孤立的伊朗，中国自然乐意与之亲近。有大量证据表明，伊朗的核建设与网络控制，中国都曾“无私赞助”。 中国也从不讳言伊朗是中国盟友。2019年9月中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被称为“鹰派中的鹰派”博尔顿因主张对伊朗用武，与东家川普意见不合去职，不少国家的政府虽然心中窃喜，但只有伊朗、中国因这位“战争狂人”离职欢喜欲狂，伊朗政府官员与中国官媒全都高调表态。最重要的是，在美伊冲突不断加剧及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之时，中俄伊三国于2019年12月26日开始为期四天的联合军演，国际社会公认这是对美国的挑衅性示威。美伊冲突发生之后，中国国内官媒也按捺不住，纷纷谴责美国支持伊朗。所谓官媒向来有“党的喉舌”之称，这种态势，想要别国不关注中国态度也难。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主要牵绊是石油 BBC于1月4日发表文章《美国伊朗局势升级，中国如何布局中东》，记者采访了许多研究中伊关系的专家，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克里斯蒂娜·林（Christina Lin）认为，中国不希望美伊爆发战争，“一带一路”的顺利执行亟需一个和平稳定的中东。其他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也认为，潜在的美伊战争会给中国的地区利益带来毁灭性影响，尽管苏莱曼尼之死为地缘政治投下震撼弹，但中伊关系的关键一环在于石油。中国是伊朗原油的最大进口国，在美国禁令之下，依然购入伊朗原油并对其出口大量工业产品。通过经贸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蒸蒸日上，但其一向在中东奉行不干涉政策，避免卷入种种冲突中。 其他媒体对此的分析比BBC要悲观：在中美面临“脱钩”的危险之时，美国制裁伊朗的高压政策正催生一个中俄伊联盟，近日的海上军演正体现了这一新趋向。这些报导还引用美国陆军退役上校麦格雷戈（Douglas Macgregor）去年说过的一段话：美伊若开战，势必将俄罗斯和中国拉入战局。届时，美国恐面临一个比以往都更强大的敌对阵营。 中国不会明确选边站，但乐于添柴续火 中国对美伊冲突其实有着十分现实的考量，这种考量有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战略意义。 经济上，如前所述，中东地区三国在中国进口石油中占比为30%左右。中国在中东地区并无什么政治遗产要守护，也因此与伊朗、沙特这些互相仇恨的中东国家都能维持经济关系。国内大体维持平稳、在国际上不惮与美国小打小闹的伊朗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战争一起，随之而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原油成本提高、政治风险增高都会让北京头疼。 政治上，中国一向认为中东国家的动荡与效仿西方民主政制密切相关。中东发生的所有政治动荡、以及后来祸害西方世界的恐怖主义、包括该地恐怖主义基地与新疆的联系，中国一直认为这是美国在这些国家强行推行民主化引发的不良后果，不仅造成了中东地区的动荡，也让美国自身陷中东泥潭，还让新疆卷入其中。这些观点，中共宣传机器一直用来教育国内人民，表示要引以为诫。 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埃及、伊朗和阿盟总部，在访问行程中曾训示本国外交部官员，“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这段话被总结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三不原则”：“不寻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权力真空”。我判断，根据中国政府对中东地区的认识与美国在中东麻烦不断的教训，中国暂时不会放弃这“三不原则”，也不会让自己在美伊冲突中扛起挺伊大旗。 但美伊冲突确实让中国看到了机会：只要伊朗与北韩继续站在“抗美”第一线，对中国就很有利，中国可以利用美国无暇分心对付自己，赢得时间与空间化解中美贸易战的矛盾与压力。中国国内甚至有人这样期盼：美伊开战，中国就会象911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那样，再赢得五到十年的发展机会。中国在外交上没有同样乐见美伊冲突的俄罗斯狡猾，不会深藏幸灾乐祸之心，官媒尤其是“胡环球”及一干反美人士趁机发表幸灾乐祸之言，但毕竟不是政府表态。中国政府也会时不时烧把野火，比如放任媒体谴责美国霸权主义，大打对伊朗的同情牌；与俄国一道在联合国安理会搞点小动作，阻挠安理会发表谴责伊朗轰炸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声明等，只要让美国难受，包括暗中提供武器这类小动作在内，北京肯定会时不时捣鼓一下，但我猜想也就限于此了，习近平绝对不会有公开介入美伊冲突的心思，因为那会引火烧身。 最后要说的是，在美伊冲突中，中国与俄罗斯都并非举足轻重的角色，与伊朗共同军演算向美国“秀肌肉”，给美国添堵。但真要公开表态扛起挺伊大旗，迈入中东这个大泥潭，两国都会却步不前。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1月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108202014020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从一本书看台湾的恶势力
两年多前，我受「群策会」邀请，到台北参加会议，由於在发言中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在圆山饭店大厅被几个「爱国同心会」的人叫骂、威胁，以至拳脚相对。 虽然我经历过中国文革，但当时小学六年级，没有亲身遭遇那些暴力。而在美国十八年，更没碰到任何人对我扯著嗓子谩骂、威胁，甚至动粗这种事。因此我在台北把这些人告上法庭。 在台北出庭时，这些人还是大喊大叫，以至几次被法官喝止；上庭时，他们中有人甚至穿一身迷彩军服，还抗著一面国旗，好像演肥皂剧。案子从地方法院打到上级法院，他们在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都败诉，输了官司又上诉到台湾高等法院等，几个来回，打了两年多。刑事法庭去年最後结案，五名围攻我的人中三名主要肇事者都被判处拘役。民事法庭也在几天前做出最终判决，他们仍败诉，并被罚款。终於让这些人直接体验一次台湾的法治，教训他们不可在民主的国家撒野。 也许有人说，我所遇到的恶行，只是台湾极少数人的举动。但最近华裔英国作家张戎的书在台湾遭到杯葛无法出中译本，证明某种恶势力在台湾仍很嚣张。 张戎是世界知名作家，其代表作《鸿》全球售出一千万册。她和夫婿的英文新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揭露毛的罪恶，在西方广受好评，登上好几国的畅销榜，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但却无法在台湾出中文版。原因是书中涉及到已故国民党将军胡宗南（认为他可能是红色代理人），胡的长子、台湾前国安局副局长、现新加坡大使胡为真对此极为不满，向要出此书的「远流出版社」施压，还有黄埔军校旧部，也向出版社抗议，以至该出版社宁肯违约，损失重大，也不敢再出此书。（事情始末，远流博识网一篇《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声明有详细说明http://www.ylib.com/class/topic/show1.asp?Object=gossip&No=8318）。 上星期，张戎来纽约领取「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同行的她的弟弟张朴告诉我，一位异常积极为胡为真效力的人士曾在电话里威胁张戎说∶胡宗南还有後人在国安局做，那是个什麽地方，你应该明白。曹长青已经被打了，对付你，会更利害的。 这种威胁，无法不使张戎担心她的人身安全，因为国民党向来和黑社会有关系，蒋介石曾和上海青红帮头子拜把兄弟，蒋经国的军情局长曾雇用黑社会人员到美国暗杀了台湾作家江南。即使在今天泛蓝的集会上，还常出现黑衣打扮的黑社会形象的人。它说明，国民党长期专制、实行黑社会统治的毒菌，仍在台湾社会无处不弥漫，许多国民党人还在「专制後遗症」中持续发昏。 在台湾走向民主整整十年後的今天，这种用黑社会形式制造心理威慑的恶势力，是法治社会绝不可以允许的。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7月12日专栏） 2006-07-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Accounting Firms’ Gold Rush Puts US Credibility on the Line
Translated by Yaxue Cao Posted on January 23, 2013 http://seeingredinchina.com/2013/01/23/accounting-firms-gold-rush-puts-us-credibility-on-the-line-by-he-qinglian/ He Qinglian (何清涟) is a Chinese economist who lived in China before 2001. In her bestseller The Pitfalls of Modernization (《现代化的陷阱》), she argues presciently that, as the power of local governments grows, officials who have favored reform would come to oppose further reform because it would limit their ability to trade power for money and money for power. The book was banned in China, Ms. He forced to exile. In 2006, she published China Shrouded in Fog (《雾锁中国》) that studie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nipulates and, to some degrees, controls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media. Ms. He lives in New Jersey with her family. The Chinese original is here.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in December charged the Chinese affiliates of five big accounting firms Deloitte, Ernst & Young, KPMG and PwC and BDO for failing to comply with laws requiring access to the work papers of their audit on Chinese companies. The SEC was supposed to make a decision at the end of the December,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delisting all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US exchange. But the “deadline” has long passed and we haven’t heard the outcome of the suit. I am afraid it has probably disappeared into the black box called “diplomatic solutions.” The fate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five accounting firms in China are tied to one word: professional standing. In 2001 when native Chinese accounting firms were embroiled in fraud scandal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ranted special audit concessions to the five largest US accounting firms for their trustworthiness, and the big five’s China business has subsequently skyrocketed. But now the Big Five are embroiled in alleged fraud in their Chinese business. Over the last 12 years, the Big Five’s attitude towards their own reputation has undergone quiet change, and it all has to do with them seeking gold in China.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examine four issues: I. Did the Big Five know that Chinese companies had falsified their financial documents? The SEC said that the Big Five refused to provide required documents partially because their accountants believed that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hibited them from providing them. It’s very clever for the Big Five to place the burden of “Chinese law” that the SEC couldn’t do anything about. But the key issue remains: Did the Big Five know whether Chinese companies had falsified their financial documents when they conducted audits? When a Chinese company issues an APO in the American exchange, it must hire American-trained professional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financial literature. It was possible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PO business, the American executives of the Big Five didn’t know what their Chinese subordinates were doing, but it’s hard to believe they still didn’t know by 2004. China’s APO industrial chain started around 2001. Some US-trained Chinese professionals, in cooperation with accountants, lawyers and investment banks in the US, scouted Chinese companies suited for revers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fter a few years of practice, an APO industrial chain matured between 2003 to 2005 that helped Chinese companies to issue APOs in the US market.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had been a stream of bad news coming from the US market about Chinese stocks. In 2005, 90% of the 70+ Chinese companies had become trash stocks in less than a year after they had been issued.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faced with such a deluge of bad news, the American executives of the five accounting firms did not suspect a possible audit on their Chinese subordinates. But common interest had already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cut their connections. II. Chinese business is an enormous gold mine for the Big Five The five largest accounting firms entered China in the 1990s one after another. Arthur Andersen bankrupted in 2001 because of its involvement in the Enron scandal, so the Big Five became Big Four. But a few years later, BDO joined the other four, so it was the Big Five again. In their earliest days in China, the American brand and reputation brought these firms good fortunes. In 200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ropped them a big piece of cake. That year, many native Chinese accounting firms were implicated in a series of accounting scandals such as Guangxia (银广夏), Baiwen (郑百文), Lantian (蓝田股份), and as a result, the Chinese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ttee (CSRC) implemented supplementary audit policies requiring all public companies to provide not only the statutory audit by a domestic accounting firm, but also a “supplementary audit” by an international audit firm, when issuing an IPO or refinancing. With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 in place to correct rampant accounting fraud in China, the business of these international firms exploded.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he total revenue of Deloitte, Ernst & Young, KPMG, and PwC (before BDO joined them) in 2002 was close to RMB1.7 billion, or 38.23% of the total revenue of China’s 100 biggest accounting firms. In 2005, the percentage increased to 49.46%. In a matter of a few years, while more than 5,600 Chinese accounting firms had to tear each other into piece to fight for piecemeal businesses, the Big Five had monopolized China’s high-end audit business and the entire audit business of all of China’s companies listed overseas. Of the 1,400 plus companies issuing RMB denominated common stocks (or the A stocks), over 40% of the assets were audited by the Big Five. Director of Economic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Jiang Yong (江涌), of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ought this situation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security of China’s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China where the government routinely fabricates statistics, it’s very difficult for outsiders to know just how strictly the Big Five have conducted their audits, and what they have done to stay clean of all sorts of accounting scandals. But this much I can say for sure: the Big Five would not be able to have so much business in China without conceding to China’s “hidden rules.” Several hundred Chinese companies had gone public in the US exchange through “back-door listing,” each audited by one of the Big Five. But soon, accounting problems plagued Chinese stocks in the US, and many Chinese companies were suspended by SEC. In March 2007, CSRC announced that public companies in the category of finance were no long required to undergo supplementary audit by an international firm, the reason being “to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counting firms.” CSRC had thus far hoped to regulate Chinese stock market by granting special status to Big Five, knowing perfect well about accounting frauds among Chinese companies. Now, since the Big Five did the same things as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CSRC had no reason to give them privileges. But CSRC would never let the US know what they knew, because China stood to benefit, without consequences, from disqualified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public in the US stock market. III. Have the Big Five been knowingly engaged in helping clients to cheat? The Chinese white-collar elites, who serve in the Big Five, would no doubt see problems in the books of Chinese companies, and they have chosen to “package” these companies, with the assent of their bosses, to make them meet the American requirements in appearance. Providing “packaging” is the business secret of the Big Five. The Big Five know very well the truth about their clients. I will give Ernst & Young’s flip-flop on Bank of China’s bad debt for example. On May 4, 2006, Ernst & Young stated in an annual report that the Bank of China had a staggering $US 911 billion bad deb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tested angrily, as the Bank of China was due to be listed in overseas markets on May 25. Paul Ostling, Global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at Ernst & Young at the time, ordered an internal investigation on its report, and concluded that its report on the bad debts of China’s four biggest state-owned banks had errors, didn’t pass Enrst & Young’s formal review procedures before it had been issued, and promised “such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will not happen again”(link in English). However, Enrst & Young had its “Achilles’ heel”: its current report contradicted its audit report on ICBC the year before. If you look up news in 2005, you will know that China’s state-owned banks had been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listing in Wall Street, and hired American accounting firms for audit. Enrst & Young was the auditor of ICBC. Now, if Enrst and Young insisted its numbers of Chinese banks’ bad debts were accurate, then its audit on ICBC and a few other banks couldn’t possibly be true, and its reputation would suffer greatly. If it insisted the ICBC audit was correct, then the veracity of its report on the bad debts would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Between the two traps, Enrst & Young chose the one that hurt itself less. Enrst & Young had issued hundreds of reports before and was highly regarded by its peers. An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2006 report did not differ from other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s, including PwC, that examined China’s bad loans. On May 16, 2006, Financial Times asked “Has Ernst & Young forgotten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dependent?” wondering whether Enrst & Young had made a “Faustian bargain” with China as Microsoft and Google had done.” The episode in 2006 might have faded into the past, but now, Enrst & Young and the other major international accountancies are facing fresh allegations from the SEC. IV. Do China and the US have a legal compatibility problem, or have Chinese companies cheated on purpose? China has never been known for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it finds all sorts of excuses to evade it, security reason being a favorite excuse. This time around, the excuse is that the Chinese law prohibits handing audit working papers to the SEC. Inside China, there were people who defended China and the Big Five by claiming that the two countries’ laws have a compatibility problem. This last defense is rather far-fetched. Chinese companies of course have to obey American laws if they are to be listed in the US market. In 2004, China’s Construction Bank and ICBC attempted to go public on Wall Street, but after about a year of public relation campaigns and lobbying, including the courting of the American banking industry by both Hu Jintao and Wen Jiabao, these banks failed to gain approval for not meeting SEC’s criteria. I remember on August 11, 2005, Congress held a specific hearing on the issue of China raising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remarks of the participants, we get the sense that the accountants and lawyers involved in auditing Chinese companies knew very well that China’s state-owned banks fell short of the SEC requirements. But Donald Straszheim, former chief economist for Merrill Lynch, believed that the US decision makers should trust the judgment of the market, and should not impose special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eeking to be listed in the US stock market. Robert DeLaMater, partner at Sullivan & Cromwell, had advised many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ir securities offerings, suggested in his testimony that, if the US set the threshold too high for overseas issuers, the American capital market might lose its attractiveness. Without naming the “special restrictions,” both Straszheim and DeLaMater were referring to the Sarbanes-Oxley Act, a law passed in 2002 after the Enron and Worldcom scandals. What the two were really advocating was to lower standards, and open up special channels outside the Sarbanes-Oxley Act, for Chinese companies. Looking back now, the SEC was wise not to have done that, given that Chinese state-owned banks have been mired in loans by local governments. Or the American stock market would have been the best place for Chinese state-owned banks to rid of its bad loans and financial risks. This time around, the question is, for the safety of the American capital market, should the SEC make concessions to the Big Five who are allegedly playing a part, along with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financial fraud? To be sure, the Chinese players will not provide audit working papers, because those papers will only confirm the Big Five’s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Big Five to stay in sync with Beijing and to keep the SEC from finding out the truth. The US really doesn’t have too much choice. It either relaxes its regulatory demands in exchange for temporary “Chinese interest”, or holds steadfast the principles and punishments for cheaters. How the US handles the case would be an indication of how much the US cares about its national credibility. http://seeingredinchina.com/2013/01/23/accounting-firms-gold-rush-puts-us-credibility-on-the-line-by-he-qinglian/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最富裕的政府为何总患“财政饥渴”？
最近看到几条多少有点矛盾的新闻：一是政府有大笔的钱花不完。承接多年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之势，中国财政收入今年将超过8万5千亿，但全国财政支出在前11个月只完成了73.8%，还有近两万亿的巨款，需要在最后1个月花掉。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这种“突击花钱”就是各级政府巧立名目乱花钱。 二是中国政府始终存在严重的财政饥渴。各级税务官员为罗掘税源巧立名目，全年都在为完成税收增长8％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到12月份进入税收密集调整期，车船税、购置税、关税无不上调，还有不少新税种行将开征，如房产税。 政府的钱都花哪去了？ 更让人纠结的是，中国政府尽管成了全世界最富裕的政府，国民的宏观税负（即税收占GDP的比重）已成不堪承受之重，2009年高达32.2%，国民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未见提高，民生未见改善，社会福利未见有所增长。除了庞大的行政费用开支与养活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开支，政府这么多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有用荒唐方式花掉的。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甘肃武威市古浪县2009年1至 10月的财政收入仅有7044万元，但当地政府却在今年9月慷慨耗资1300万元，雇用运输公司将一块被当地人称做“神石”的重逾369吨的甘州 石，从古浪峡搬到9公里外的金三角广场作为城标。搬运这块石头的过程还被寓意为“时（石）来运转”，请了多位“风水大师”，县长三步一磕头，磕了99米，将这块巨石迎至县城。 还有因腐败而浪费的。云南省宣威市政府在革香河上兴建达开水电站，为安置200多户移民，建了数十幢移民安置房，总造价达2000多万元，在入住两年多后，这些房子普遍存在地基下沉、房顶、墙体开裂等严重工程质量问题。尽管有关部门经常派人修补，但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居住于危房之中的移民被迫向政府反映问题，反而被殴打恐吓。 中国的财政支出极不透明，纳税人无任何方法监督政府，政府任意挥霍的资金都不会被追究责任，因此这类事例甚多。 政府作为投资者，浪费知多少？ 堪称政府浪费公帑的无底洞是各类公共工程。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在每年上万亿的政府投资中，许多政府大宗项目普遍存在无效与低效现象，潜藏着巨大的浪费。据成思危在第九届中国经济论坛上透露，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达到2亿吨，按照每吨钢材产能投资5000元计算，中国钢铁 行业的投资浪费达1万亿元之多。 几个被地方政府普遍看好的高铁项目也存在着很大的投资浪费。铁道部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0年4月底，中国高铁累计投资已经达到17366.6 亿元，占到5万亿元总投资规模的1/3强。但是高投资未必能够带来高回报。首先是高铁建设中重复建设与投资浪费的问题。如京津之间已有3条线路， 加上京津城际和即将开通的京沪高铁，总共有7条线。严重的重复建设使高铁运营遭遇低上座率的尴尬。去年底开通的武广高铁在运营初期的上座率不足4成，远低于日本和法国高铁70%的平均上座率。这种投资浪费完全是体制所造成，其主要原因有一个：公共工程早就堕变成“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 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热情高涨，动辄就是几亿美元的海外并购大项目，手笔之阔绰让世界惊诧，以至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11月11日以“中国获取世界”为题报道中国的大规模海外并购。但这种海外并购的投资效益却值得存疑。2008年10月，中国金融网曾以“海外投资屡遭重创，中国对外扩张三大败笔”痛陈海外投资诸项巨大亏损。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为205亿美元，但是总损失却超过290亿美元。另外，根据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统计，过去20年里，中国有67%的海外收购案都不成功。人民网2009年1月12日发布一条新闻，题目就是“中国海外收购的损失肯定超过2000亿元”。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对所有政府投资缺乏最起码的成本效益管理。 为什么国民税负如此沉重，政府还要拼命加税？为什么政府花不完的财政款一定要抢在年末突击花完，却不愿转至下一财政年度使用以减轻国民负担？为什么投资发生如此巨大的亏损，政府部门还要继续往各种项目上慷慨地砸钱？究其原因，完全是出于政治精英集团的自利动机。如我过去多次论述，税收早就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所有公共工程早就成了为官员“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投资海外不仅可以为私人牟利，还可以借机安排亲属子女移民。从政治精英集团行为自利化这一角度去理解，方可明白官僚系统为何从不想法堵住浪费公帑这巨大的无底洞，而只对开辟新税源有无穷偏好。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0年12月27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10/12/101227\cr\china\fund\waste\_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中国经济进入告别繁荣的转折点
程晓农 中国最近在经济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集团濒临破产，另一个是全国性突然断电，都引起了国际经济圈的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一直紧跟这些事件的动态，想把握中国经济的脉搏。北京也担心国际经济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失去信心，在政策层面和对外宣传层面都千方百计地释放信号，希望化解外国对中国经济的担心。 一、中国三季度经济数据引起国际财经界警惕 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呈现一派繁荣，以致于整个国际社会都以为，中国将成为带领21世纪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好像没有哪个国家相信，中国经济会告别繁荣。我大概是比较早提出中国经济告别繁荣这种看法的，2017年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指出中国经济的繁荣不可持续。但这只是一种定性分析，在中国经济实际上到达从繁荣走向衰退的转折点之前，很多人会认为，那种定性的判断与所谓的“唱衰中国”并无不同。 恒大集团在中国的房地产业名列前茅，今年8月2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大公司，恒大位列全球第122名，中国入榜的8家房企当中恒大排名第一。恒大如何突然崩盘了，我9月23日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普通话网站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中国房地产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讨论了恒大濒临破产对中国经济支柱房地产业的冲击；而针对全国性拉闸限电，我10月8日在《大纪元》上的文章《中国限电秘辛》，也分析了限电政策与中美外交博弈的密切关系。这两件事，一个牵涉到中国房地产业的前景，一个牵涉到能源问题。但从这两件事本身，并不能作出关于中国经济整体前景的判断。 10月18日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马上跟进，发表了相关分析。《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的GDP等多个数据走弱，统计局在淡化涨价、能源短缺和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数据公布前后，国际经济圈在关注中国房地产业危机的同时，已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经济前景。日本的野村控股把对中国经济第四季度增长率的预期从之前的4.4%下调至3%；荷兰安智银行(ING Bank)将中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4.3%；牛津经济研究院则把对中国经济第四季度的增长预期从早先的5.0%下调到3.6%。高盛经济学家警告说，房地产业衰退可能对明年中国的GDP造成4个百分点的打击。 但《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这两家世界上主要财经媒体的分析并没深入挖掘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背后隐藏的经济信号，其描述偏于表面化。之所以它们对中国经济走向的分析难以深入，是因为其记者的分析方法基本上属于横断面解析，即从眼前的时间点切入，做单一时间断面上的分析，缺乏对经济动态规律性的观察。 二、用先行指标观察中国经济动态 一个国家的经济总是沿时间轴不断演变，如果研究它的动态过程，就会注意到，它的现状反映出过去的影响，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可能变化。只有懂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哪些是具先导性动态指示意义的指标，又了解这些数据的经济含义，才可能从动态而不是静态角度，读懂这些官方统计数据为我们提供的真实经济图景。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种经济数据，像所有各国的经济数据一样，都可以分为三类，即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但要学会分辨哪些经济指标分别归属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不但需要了解这三类指标的界定和差异，更需要懂得每类、每个指标的动态敏感性和数据变动的规律性，还要掌握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这些内容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各国大学的经济系和商学院通常没有相关的专门课程，所以财经记者们通常不会在学校里接受这方面的训练。 我1980年代后期在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担任综合研究室主任期间，曾主持研发了中国的第一个宏观景气系统，其主旨就是建立反映中国经济动态的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体系，然后探索每个指标的数量变化规律，为把握经济动态的可能变化提供科学的分析研究基础，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在苏联式政治经济学的束缚下只会静态分析的缺陷。1988年底我奉派赴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六四”后我工作的机构被整肃乃至解散，我便转到普林斯顿大学，改而研究制度转型问题，中国宏观景气系统的研发戛然而止。不过，我自己积累的相关经验和分析技巧依然有用。 所谓经济数据中的先行指标，是指经济活动发生显著变化之前率先表现出明显变动的指标，如投资品价格指数、原材料价格指数、房屋建造许可证的批准数量、企业的订单数量等。这些指标可以显示经济的未来动向，其预告效应通常会提前半年以上。同步指标反映当下经济活动的状态，比如商品销售额、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滞后指标反映的是滞后于当下经济状态的一些经济层面，比如银行未收回贷款的规模、居民储蓄、工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商业贷款、财政收支、零售物价总指数等。 下面我侧重分析国家统计局3季度数据中的先行指标，为判断今后中国经济的动向提供一些独到的看法。我所分析的资料，不仅选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项统计数据，而且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采购经理指数”（PMI）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景气调查方法，中国是在制造业各门类中抽样调查3000家企业，在非制造业企业中抽样调查4200家企业，抽样调查的样本和统计学上的代表性足够大。“采购经理指数”以50为临界点，高于50表明经济活动热络，低于50表明经济活动低迷，所以50这个临界点也被称为经济“荣枯线”。 三、今年中国三季度统计数据的先行指标分析 我选择了6个方面反映未来经济动向的先行指标，目的是观察这些指标所反映的经济动态是否一致。 第一，工业企业原材料、零部件购买价格指数，9月上涨14.3%，这说明企业进料成本大幅度上升；而制造业加工产品的出厂价格指数1-9月只上涨5.6%。出厂价格上涨幅度只有进料价格上涨幅度的差不多三分之一，说明工业企业不得不消化进料成本将近10个百分点的上涨。既然这样的成本上涨幅度不能全都转嫁给下游企业，10个百分点的成本净上涨（来料涨价幅度扣除出厂涨价幅度）会基本上吞噬企业的大部分毛利润，预示着今后将会有一大批中小企业因亏损而停产或破产。 第二，1-9月消费品价格指数只有0.6%，9月更低，只有0.2，说明市场需求疲软。结合第一点的分析，消费品制造企业很难因为制造环节成本暴涨而提价，这是消费品制造企业未来面临亏损困境的先兆。 第三，从“采购经理指数”看，8月开始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降到经济“荣枯线”以下，表明未来制造业企业的订单减少，生产不得不收缩；同时，9月开始制造业的采购量也开始掉到荣枯线以下，说明企业开始减少生产用原材料的采购。 第四，房地产业的新开工面积1-9月下降4.5%，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1-9月下降3.3%，办公楼新开工面积下降20%，商业营业用房下降17.5%。这是今后投资明显下降的先兆；再结合现有商用楼出租面积下降的报道，可以看出，商业经济活动正在收缩，不仅新的商用房需求减少，而且原有的商用房空置率明显上升。 第五，房地产企业的现有资金来源中，国内银行贷款1到9月下降8.4%，外企投资下降37%，因此房地产公司1-9月为建住宅所购置的土地面积下降8.5%。这是房地产业相对萎缩的开始，房地产公司减少买地，今后新建房地产工程数量会不断下降。 第六，主要作为饲料的玉米价格1-9月上涨31.2%。生猪和家禽养殖的数量关系到城镇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而养殖户根据肉价与饲料价的比率来决定扩大还是收缩养殖规模，因此客观上有一个“猪–粮周期”，即饲料贵—生猪提前出栏、养殖数量减少–肉价下跌–饲料需求下降这样的周期性波动。此刻中国农户因为猪粮比价偏低，即肉价低、饲料粮价格太高，因此大量宰杀生猪，导致肉价1到9月下降31.4%。这看起来是暂时遏制了消费物价的上涨，但也预示着1年内因养猪赔钱太多，会出现生猪严重短缺，随后必然出现肉价暴涨，由此再拉动食品价格急升，进一步压制消费购买力，影响工业消费品的市场需求。 这六个方面的先行指标都标示着同一个经济动向，那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走向萎缩，滑坡在即。 四、中国能否复制昔日的经济繁荣？ 上述经济变化究竟是周期性变动，即经济有起有落，落而复起，还是长期的下滑趋势？这就要结合定性分析来观察中国经济能否重新复制昔日的繁荣？ 拉动过去多年中国经济繁荣的主要是两波景气，即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的十年“出口景气”和继而代之的十年“土木工程景气”。关于这两波景气，我在去年1月16日SBS网站上的文章《2020年中国经济重审视》里作了简单介绍，此处不赘述。这里只强调一点，“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都是一次性机会，不可复制。 中国经济眼前遇到的是三大麻烦，而不是恒大自身的经营困境以及突发性断电。这三个根本性麻烦关系到中国经济的三大支柱，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消费能力。第一个麻烦是，工业原材料价格暴涨，而下游产品的涨价空间逼窄，中小制造业企业越来越难维持。第二个麻烦是，恒大集团“暴雷”表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到达濒临破灭的临界点；与其说是恒大造成房地产业走向衰退，还不如说是房地产业盲目膨胀走到尽头之后恒大率先倒下，刺破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第三个麻烦在于，中国的消费力本来是经济繁荣的产物，而中国人个人资产的七成是房产价值，房价高涨让很多人有了虚幻的富裕感；而经济滑坡、就业萎缩自然会造成消费的相对收缩，同时房价下跌又造成个人资产缩水，虚幻的富裕感随着房地产泡沫瘪下去而消失，这也会造成未来消费的收缩。 显然，中国不可能再来一轮“吹大经济泡沫”的游戏，因为房地产泡沫已经把中国的金融系统推到了金融危机的边缘。中国政府此刻最关心的不是保住房地产企业，而是如何保住银行免于倒闭。房地产企业不管大小，破产的后果是成千上万用预付款购房的房主面对烂尾楼的愤怒，而银行倒闭则是百万千万储户的储蓄泡汤所产生的社会恐惧。孰轻孰重，中国政府自然一清二楚。 《华尔街日报》10月13日报道，从10月开始，中纪委的反贪人员在25家国有金融机构展开巡视，审查这些机构的贷款、投资和监管记录，并了解这些金融机构与大型私营企业的交易内幕。这次审查的对象包括25家国有的大型主力金融机构或监管机构，其中包括央行在内的11家国有大型银行及金融控股公司，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三大监管单位，上海、深圳两大证交所，以及4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以及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国有投资单位。 从表面上看，这次是为了清查主力金融机构的腐败，但背后应该有更大的考量，那就是，通过清查腐败，发掘出这些金融机构潜在的坏账；清查的最终目的是，万一房地产这个庞大的经济支柱撑不住时，潜在的金融危机可能有多严重。这个举动也说明，中南海对潜在金融危机的担忧何其之重，哪怕动摇主力金融机构的日常运行，也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清查；反过来，这也可以说明，房地产泡沫可能引爆的全国性金融危机究竟有多危险。对中国政府来说，当务之急已经不是重造繁荣，而是防止金融崩塌。 五、中国经济到达告别繁荣的转折点 中国以房地产为根基的“土木工程景气”终结了，中国经济也实际上走到了从繁荣转向衰退的转折点；而且，这个“土木工程景气”还成了拖累未来整个中国经济的沉重包袱。正因为问题的严重性，中共一直在设法调控房地产业的活动，既想遏止它继续膨胀，又想让它别一下子破灭。从逻辑上讲，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impossible mission）。 由于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过去十多年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中央政府除了越来越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令银行已投入土木工程项目或给购房者的抵押贷款成为大量坏账，由此产生金融危机，同时也担心，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会造成地方财政的崩塌。从2017年以来北京就一直试图逐渐制止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通过限购、限价、限贷款等多重手段，来轻轻地挤压房地产泡沫。 中国今年1-9月的GDP是82万亿人民币，而建筑业总产值达到19万亿，占23%。这个比重说明，房地产业已经达到“大到不能倒”的程度。面对这个经济“怪物”，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力道如果用得太大，经济可能崩盘，金融危机会提前到来；而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力道如果用得太小，会造成从购房者到房地产公司、再到金融系统的侥幸心理，让房地产泡沫这个“金融黑洞”继续吸走更多资金，导致未来更大的金融危机。不管将来结局如何，中共对金融危机的恐惧将导致中国经济很难再靠吹大泡沫来维持下去，中国经济今后只能还原它本来的虚弱面目。 恒大是中国第一家正在垮下来的大型房地产公司，它很可能是逐渐蔓延的公司经营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露头。恒大的财务困境折射出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艰难现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真相。《华尔街日报》9月22日专门发表数篇文章，分析恒大风暴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其中的一篇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恒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这个标题非常醒目，令美国投资者触目惊心。 最近，华尔街一直寄希望于中共救房地产业，而中国政府也稍微放缓了对房地产业的压力，让央行稍稍松动银根，但这一点“毛毛雨”救不了房地产业。中南海的基本策略是，在房地产业“救房不救企”，即逼房地产企业把卖出去的图纸上住房完工，不让民众花钱落得个烂尾楼，为此逼倒了房地产企业也在所不惜；这个策略也是全局性经济策略的一部分，即“牺牲房企、保住银行”，减少了烂尾楼，就可能保住房价不要暴跌，否则，银行会因为房价暴跌、用按揭买房的房主的抵押品大贬值而陷入金融危机。 原载：澳广，https://amp.sbs.com.au/eds/language/article/china-s-economy-enters-a-turning-point-in-its-farewell-boom/cb4487c9-987f-4988-8ee1-2fb163fd3e42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中美先后想明白：实体经济不能丢
何清涟 在虚拟资本（金融）+科技创造收益比实体经济大N倍且获利周期大大缩短时，有条件的国家个个想成为科技强国，纷纷将机械制造等传统业移往他国。但一场俄乌战争打下来，就连世界居于No.1地位的科技强国美国也发现，工业不能丢，还得捡回来，否则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可能受到威胁。与之相反的是，习近平视察江苏时在苏州讲话中再次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却遭遇网友恶搞，杜撰了一个长达86页讲话稿传说，并根据习历年讲话编出十句有关中国要自力更生、闭关锁国的“新闻”，数家海外中文媒体广为传播。 恶搞固然好玩，但却湮没了上述两条新闻的真正价值：在美中两国的示范效应下，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将起重要变化。 美国开悟：战争需要工业 《华尔街日报》7月10日发表《西方再次认识到战争需要工业》（The U.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Not Prepared for a Possible Conflict with China），文中提到“美国总统拜登和北约领导人担心与俄罗斯或中国发生消耗战，将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重点讨论重建国防工业”，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来自俄乌战争：“为保障部队武器弹药供应而在幕后打响的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斗。输掉此役的一方将输掉这场战争。这是华盛顿方面正在重新认识到的一条经验教训。俄乌战争暴露出西方在国防工业能力和组织方面的巨大不足。”美国及其盟友目前还没有做好在太平洋地区打持久战的准备，美国如果与俄罗斯或中国发生正面冲突，精密武器库存可能在数小时或数日内用完。其他一些重要物资也会很快耗尽。与会的美国将军称，美国今后要发展国防工业，需要私营部门提供更多支持。 这篇文章着实让人感叹，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的粮草指的是后勤供应）是自古以来用兵者必须知晓的基本道理，居然需要再次认识，只能说承平日久，西方国家主要着眼于和平年代的消费供应，许多战时经验已经被从政者遗忘。因此，北约组织高级军事官员罗布·鲍尔（Rob Bauer）上将说的“每场战争在开打大约五天或六天之后，都会变成后勤比拼”，算一语惊醒梦中人。 WSJ这篇文章接下来谈到的内容，关心俄乌战争战况（不是指天天喊某方必胜的人）的有头脑者大概不会陌生： 这场战争先是让西方各国政府认识到，国家财政收入仅供应社会福利是不够的，还得拨出部分用于加强国防建设——自从冷战结束，福山那本《历史的终结》成了西方政客的爱物：咱西方国家的安全有美国这位“带头大哥”撑着，我们就专心发展福利与爱心事业，不但要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福利需要，还要满足外部非法移民的福利需要。俄乌战争开打后，欧洲两大国才知道战争需要军事实力支撑，不得不先后表态：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实行“战争经济”，以增加军用物资的生产。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将增加国防费用与军事支出。 美国近30年专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国土安全，有大量武器库存。但在2022年4月14日，彭博社发表了一篇《乌克兰战争正在耗尽美国的民主军火库》（Ukraine War Is Depleting America’s Arsenal of Democracy），文章称，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是类似“民主军火库”的战略，即避免直接对俄罗斯军事行动进行干预，而是靠与盟友合作，向基辅政府提供资金和武器。这场冲突已经变得高强度且旷日持久，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和重要军事资产。该文引用五角大楼官员透露，基辅每天都在消耗“需要一周时间才能输送的反坦克弹药”。作者分析称，这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选择：是选择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物资，还是节约其有限的军事能力，用于自身的防御。当时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就指出：美国现在有生产武器的技术，但国内缺乏相应的生产能力。 习近平接任后一直强调发展实体经济 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这个分工体系的形成过程如下：1970年代末开始世界产业第三次大转移，先是日本得享全球化之利，成了“日本第一”，紧接着是亚洲四小龙腾飞，前后十年光景，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崩溃，几年之后全球化正式开始，终于形成一个世界产业金字塔结构：顶端是金融业，三大金融评级机构全在美国；第二层级是科技与教育，这当然也是美国；第三层级是高端制造业，德国与日本垄断了多数市场，一些老牌工业国各自在擅长的特殊行业居有优势；第四层级就是低端制造业，中国制造以价格优势垄断了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消费品市场供应。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各种方式包括侵犯知识产权逐渐进行产业转型。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两年之后，《中国制造2025》问世，最初的重心就是发展机械制造与重工业，还囊括其他新产业，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在调整，虽然结果未必如中国当局预期那样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军工产业。仅以美国国防新闻网发布的《2021年度世界防务百强榜》为例，美国军工企业独占六个名额。剩下三个来自中国，分别排在第六、八、十名。分别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2022年1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军火工业数据，称世界100大军火商，美国占40席，中国占8席；前10大军火商中，美国占5席，中国占4席。 也许读者会问：美国既然在军火生产上占压倒性的绝对优势，为什么还会提出战争需要工业？这里有个很简单清楚的事实：美国的供应链对外依赖很强，军工生产中一些零部件是通过外包完成的。从原材料到成品之间需要一条长长的生产线和无数个供应商，其中不少来自敌对国家，这些敌对国有不少是近年尤其是2020年以后形成，其中包括中国。这就是耶伦访问中国全程低姿态，最后还在向美国公司驻华代表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寻求多元化，而不是脱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脱钩将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 国际分工体系将发生重大调整 认识世界，必须始于认知事实。美国是全球化推手，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得利者（承担的代价是本国制造业衰落）；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净得利者。但本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同于前两任坐享全球化之利，他接手时中国经济已经过了鼎盛时期，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未来发展他有自己的想法，在推出《中国制造2025》的2015年，他就开始推出做大做强的国企改革方案（此方案饱受诟病），同时强调要发展实体经济，让中国经济脱虚向实；与此同时，多次强调粮食自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共更是为减轻“美国依赖症”做大量准备，这一切被外界不断解释成要“闭关锁国”、“恢复计划经济”，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里多次这种解释是种有意的误读。 这次习近平苏州讲话中确实说了，“要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要走求实扎实的创新路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立下功勋”，再加上2022年两会期间他说过“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绝对要靠自己”，以及更早以前说过的“要将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于是被网友恶搞发挥成了闭关锁国的10句话，不少海外中文媒体转发——其实，如果有为领导人撰写时长一小时的86页讲稿这种秘书，早就被东家炒鱿鱼了。 此次北约峰会上，美国军方代表发言称战争需要依靠本国的工业，用西方流行的话来说，是要减少对外部（尤其是对敌国）的经济依赖症；用中国人熟知的话来说，是开始讲美国工业要自力更生。美国继中国之后强调要发展实体（工业）经济，这必将带来全球化分工体系及产业布局的改变，这改变当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时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7月1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711202316362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习近平掌权 中国“伪人”正式登基
美国《时代》周刊最近评选出“全球百名最有影响力人物”，在“领导人与革命家”这个选栏中，中国有两人上榜∶一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另一位是副总理王岐山。。 ●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习近平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太子党”成员。他父亲习仲勋是跟毛泽东打江山、建立暴政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曾被毛夸成“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当过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权倾一时。在这种背景下，他的儿子习近平有广泛的官场人脉关系，以此进入仕途，先是给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做秘书，然后到下面当县长，不久升到省长，一路青云直上。 俗话说“举贤不避亲”，即使是太子党，如果有真才实学，当然也可担当大任。但习近平恰恰是个不学无术的平庸之辈。我们首先看他的学历∶中国的大学文革时取消了考试入学，靠基层党组织“推荐”，让革命分子（或官员弟子）进入大学；直到1976年毛死后，第二年才恢复高考制度。习近平不是凭本事考入大学，而是在1975年被党组织“推荐”进入北京清华大学，这样的学生当时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他不是学文科，专业是化工。但他毕业后却进入军队，然后就以现役军人身份，到中央军委给后来做了国防部长的耿飙做秘书，可谓一步登天，自由出入权力中心的中南海。这个“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了“法学博士”头衔，因为他在1998年到2002年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在职研究班”学习过，因而就获得“博士学位”。但从网上可查到的习近平简历，这个期间，习近平正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被调到浙江当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等。有这些重要职务，一定公务繁忙，那习近平怎麽学的博士课程？而且这些职务都是在外省，他怎麽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听课？按惯例，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在国家图书馆都可查到其博士论文。可有学者查过，根本就没有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一个没有到学校上课，也没有博士论文的人，怎麽拿到的“博士学位”？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职研究班”，怎麽就可以授予正式的“法学博士”学位？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吗？而这样的“伪人”，就拉开架势，准备接任胡锦涛，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宣扬暴君逻辑 正是这种不学无术，才使习近平在今年初访问墨西哥时，有了中国领导人近年出国访问中，最愚蠢、最没水平的一次讲话。他在当地对华侨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麽好说的。” 习近平这一席话，显示他的思想水平还完全是一个专制君王的状态。因为按照习的逻辑，那麽现在的北朝鲜，也没有向世界输出革命（他们想输也输不出来），也没有输出饥饿和贫困（只是饿死自己的国民），也没到外面去折腾（没有本钱），那麽国际社会是不是就不能批评金正日的专制统治，不可以过问那里的大众死亡？过问了，就是吃饱了撑著没事干？一位中国网民调侃说，按照这个逻辑，任何一个暴政产生的人道灾难，只要是国民死在境内，别人就得闭嘴；如果我是个暴君，那我百分之百支持这种理论。 习近平的逻辑，就是这样一种暴君逻辑。如果它可以成立，那麽斯大林的暴政、希特勒的大屠杀、毛泽东的文革浩劫等等，外界就都不可以过问了吗？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领导人还公开宣扬这种暴君的逻辑，这在全世界领袖中真是罕见，实在是一大丑闻。 另外，习近平的“吃饱了没事干”这种口气，也证实他的水平之末流。因为这哪像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讲的话？哪有一点最基本的文化修养？简直像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在讲话，真是中南海大宴吃饱撑的，才撑出这样一种闭关锁国的自以为是、井底之蛙的不可一世。如果将来习近平接替胡锦涛，中国就将由这样一个山大王来统治。而《时代》周刊竟把这样的人捧为对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影响”什麽？难道让全世界的人都当草包，接受这种流氓无产者的思维和语言？ ● “太子党”王岐山官运亨通 入选的另一个中共高官王岐山，跟习近平一样，也是个太子党；虽然王的父亲不是高官，但他妻子姚明珊的父亲姚依林，官拜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是跟毛打江山的那代人，文革时被“打倒”。1973年，姚又被毛泽东和周恩来起用，出任中国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在这同一年，王岐山就被党组织“推荐”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也成为“工农兵学员”。 1980年，姚依林升官了，当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这同一年，王岐山改行了，从他学的民国史专业，转向当代经济研究。1982年，姚依林又高升了，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官至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这一期间，王岐山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然后就开始飞黄腾达的仕途之路。 姚依林被称为当时中共总理朱镕基的“良师益友”，曾对朱提携关照。朱当上总理，自然知恩图报，王岐山则成为“爱将”，再加上姚依林和中共另一个高官李鹏关系密切，于是他的女婿更是人脉广泛，官运亨通，从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直升到海南省委书记，但只当了五个月，就被调回京城，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然后就是市长、政治局委员，去年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共产机器上的“小政客” 王岐山被认为“很滑头”∶为人处世圆滑，政治上狡猾。他做北京副书记、副市长时，中国发生了“萨斯”传染病。当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瞒报疫情而被撤职，但同样也负有责任的王岐山却没事儿。前任市长陈希同、贾庆林留下很多人马，有评论家说，王岐山处理跟他们关系上也相当圆熟。王的助手、副市长刘志华贪污案，他也没受到牵连。 他担任副总理后，主管金融、商贸、质量检查等，但在这个期间，中国出现三鹿毒奶粉事件，造成成千上万的婴幼儿病残，他作为负责全国质量检查的最高官员，也是没事儿。 他的狡猾，还可从拒绝关照包遵信上看出。八十年代，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时，王岐山是包领导下的一个编委。包遵信后因参加八九民运坐牢，被开除公职。去年包去世时，曾为王岐山同事、现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特意给王岐山写了封信，“希望王岐山市长能对包遵信的家属有所关照。友谊高于政治，没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这一点。”但王岐山不是“大政治家”，只是共产党机器中一个“小政客”。不要说对批评中共者及其家属敬而远之，他本身就是镇压机器的一部份。 《时代》周刊选出的“2009年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把习近平和王岐山这种典型的共产政客选入，视为“伟人”，足以证明其“权威”有多大∶坦然选了两个中国“伪人”。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5月 2012-1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