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春暖时节的就业“长冬”
程晓农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尚未结束，中国开始高调稳就业。当前的就业难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一路高歌猛进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或许标志着今后就业问题将始终成为高层的最头痛难题之一。而很多90后青年人以前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就业“长冬”横亘在自己的人生路途起点。 一、就业艰难，保经济增速不管用 3月15日官媒刊登了一篇文章，《就业不牢地动山摇，李内阁首次释放弃守经济增速底线》。文章披露，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对部长们说，“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影响不可小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全力以赴稳住就业……只要今年就业稳住了，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句话不仅表明，就业难已经成为高层关注的重心，也意味着，决策者们不得不承认，就业比追求表面的经济增长重要得多；用上引文章的话来说，“就业不解决，将埋下社会失序的‘地雷’”。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是近3年中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六稳“当中，“稳就业”排在首位，却没有经济增速“保六”这一条。显然，中共高层很清楚，盲目追求表面上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局势无补。但是，即便是明白了这一点，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在行动上却习惯成自然地又滑到老路上去了。半个多月前，滇、豫、闽、川、渝、陕、冀7个省市计划推出高达25万亿工程额的重点项目计划，试图重复温家宝2008年的老办法，用大量土木工程再度拉动经济。其实，温家宝当年的做法导致地方政府欠下巨额工程债务，十来年后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无法偿清；如今“旧戏”重演，只怕会留下更大的债务，让地方政府从此“万劫不复”。 为什么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提不出有效的增加就业措施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就业难已经到了无处入手、无法解决的程度，但由于官方媒体长期掩盖真相，民间反而对就业难的长期艰巨性不甚了了。 二、怪异的官方失业统计 中国的失业率有几个独特现象。首先，农村户口居民无失业。中共的体制规定，凡是出身在农村家庭的人口，如果不能正式取得城镇户口，则终身视为二等公民，即农村户口居民；若农村户口居民想移居城镇，在多数地方，除非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并购买了住宅，才能取得城镇居民的身份和户口。这种畸形的身份歧视产生了畸形的官方失业率。尽管很多农村户口的年青一代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会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事实上，相当大数量的农村出身的青年既无务农技能，亦无务农意愿，在农村家中无所事事混日子，却从未被计入失业人口。这种统计现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样，中共官方的失业统计就排除了上亿农村的失业青年，只计算城镇失业率。 而在城镇居民当中，官方规定的失业率统计又限定为登记失业人数；失业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门登记，政府便视若无睹。负责失业登记的政府部门接受失业登记有一系列限制，首先，失业者的原雇主必须为其购买过政府的失业保险；其次，原雇主必须出具失业证明，并把相关文件转呈政府部门；再次，即便雇主为雇员购买了失业保险，但一年内解雇者不得领取失业保险金。而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如家政、快递、低端制造业等行业的小企业，并不愿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因此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自然就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他们去登记失业也是白费功夫。如此一来，登记失业人数就明显低于实际失业人数。 由于登记失业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失业动态，国家统计局从2005年开始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对失业率作统计推断，但它公布的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实际上差不多。2019年年末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城镇劳动力为46,674万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据此计算，城镇居民中失业人员已达到2,427万人。今年1月下旬到2月中旬，由于疫情蔓延，经济停摆，很多公司和店铺停业裁人，失业人数又大幅度增加。部分地区复工后，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很困难，原有员工未必能都保住饭碗。 三、“白领”岗位“一碗难求” 在城镇失业人口可能已接近3千万的情况下，目前又出现了9百多万新的求职大军，而这9百多万人多半都希望求得“白领”岗位。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达874万人，是2012年以来的最大值，比2019年多40万，明年将更多；与此同时，回国留学生从2015开始每年达到40万以上，而且与年俱增，今年估计有60万人。因此，今年春季的求职高峰期，国内大学毕业生加回国留学生就有930多万人，都具有高等教育及以上学历；他们与进城找工作的农民工不同，这些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求职者谋求的职业自然不是工厂流水线工人或建筑工地的粗工，而要找白领工作。每年上千万找白领工作的人是个巨大的就业压力。 那么，全国的白领岗位究竟有多少呢？据2018年的数据，总共是5,236万，这5千来万白领岗位是几十年累计的结果，如今大学毕业生加回国留学生每年有9百万人想挤进这些岗位，可能如意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按行业类别来看，5千多万白领岗位中，数量占第一位的是党政机关和社会管理等行政部门1,818万，占34.7%；第二位是教育领域，1,736万，占33.2%，这两大块合计占三分之二；第三位是科技领域，包括IT行业，836万；第四位，金融，699万；第五位是文化娱乐，147万。简单来说，公务员+准公务员+事业单位占三分之二，科技加金融占近三成；也就是说，95%以上的白领岗位在这两大类机构里，如果不能进入这两大类机构，就基本上没有其他机会了。 大学毕业生当中，2008年理科和文科生的比例大约是6比4，扩招多年后可能接近对半开了，即理科生和文科生大约各为400多万人。上述白领岗位中，科技领域只有理科生才能求职，假如经济繁荣，新职位每年增加10%，每年可能有80万个就业机会，理科生在科技领域的求职录取率大约是17%。而文科生的就业机会受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大。2014年到2015年政府部门每年只增加30来万新岗位，2018年曾增加92万个职位，但去年以来因为经济下行，全国31个省市中绝大多数的财政都陷入困境，连现有人员的工资都不一定保得住，今后指望考进政府部门捧公务员“铁饭碗”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教育领域里中小学师资需要的是师范类毕业生，许多综合性院校的文史哲、新闻、政治、社会学、心理学等系科的毕业生难入其门。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本来今年就会出现就业难，又遭遇疫情，就业形势似乎更加雪上加霜。许多毕业生当下最深的直接感受就是招聘减少，投递的简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就是得到回复说，停止招收应届毕业生。 四、经济下行之后的就业“长冬” 从过去两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来看，就业难早已开始，今后很可能进一步进入就业“长冬”。北京大学的教育经济研究所自2003年开始每2年做1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2019年该调查的样本包括东、中、西部地区17个省（区市）32所高校的16,571名毕业生。调查显示，2019年已确定单位37.4%、国内升学25.3%、出国出境4.9%、自由职业3.7%、自主创业2.3%、其他灵活就业的6.6%，以上6项合计为80.2%；此外，待就业12.3%、不就业拟升学3.8%、其他暂不就业2.3%、其他1.4%。2019年各类型单位吸纳毕业生就业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民营企业占35.6%，国有企业占28.4%，学校占7.6%，党政机关占5.6%，三资企业占5.1%，科研单位占1.2%，其他占16.5%。 用上述抽样调查数据推断，去年的就业状况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能在毕业时确定单位的是三分之一多，三成准备考研，出国5%，剩下的就属于自己想办法或待业；第二，2019年毕业生834万，三分之一毕业时能确定单位，大约是275万，其中去学校的7.6%，党政机关5.6%，合计只有13%。第三，大部分确定单位的毕业生都去了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合计占69%。 由此可见，现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大头只能指望企业。民营企业自2011年来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雇主，但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占比开始下降，2019年降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低点，今年可能会大幅度下降；受中美经贸谈判的影响，三资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能力减弱，2019年三资企业占比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今年可能再进一步下降。经济繁荣时企业用人增加，大学毕业生有较多的机会；而经济衰退时，企业就停止雇人或裁员，新出炉的大学毕业生就更难有机会了。 从白领岗位现有总数的行业分布来判断，企业类白领岗位主要分布在科技领域（包括IT行业）、金融和文化娱乐行业，而这几个行业目前都情况不佳。首先，科技行业主要靠风险投资和上市圈钱，现在整体经济不好，资金来源收缩，裁人风已经开始；其次，金融业过去依赖给房地产开发提供开发贷款和房贷，房地产泡沫涨到头以后金融风险暴露，去年已有几家小银行濒临破产，整个金融业从去年就已开始裁员，今后招聘新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娱乐业是许多毕业生寄希望的行业，但整体容纳量本来就很少，全国就业人数不过150万人，经济稍微变差，人们口袋里钱紧，广告来源减少，娱乐开支收缩，这个行业也会开始过苦日子。因此，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前能确定岗位的比例将远低于三分之一，自谋出路或失业的可能超过四成以上。 就业难还会间接影响到中小学生源，从而减少大学毕业生进入教育部门就业的机会。由于城市原来的老居民家庭人口老化，新生儿数量有限，城市中小学主要依靠吸收新定居的中产家庭学龄儿童入学。但是，整体就业环境恶化和高昂的房价影响了到城市定居的新家庭数量，而大学毕业生普遍就业难则意味着，在城市里就业、购房、育子、子女入学的年青家庭可能越来越少；找不到工作，自然就买不了房，不敢生孩子，生了也养不起，如此持续下去，城市中小学生源就会减少，对新老师的需要自然会下降。另外，城市小学吸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在校学生人数接近10%，外地民工不断进城从事建筑等工作，他们带去的子女会为城市学校提供新生源。但是，随着房地产业开始萧条，民工进城的就业机会也在减少，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小学念书的人数开始相对收缩，2018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在校生总人数的比例就开始下降了，今年可能进一步减少。 出生于经济繁荣年代的很多90后中国青年人一向以为，繁荣永远伴随着中国的成功，自己的前途无非是考个大学，毕业后找份城市里的工作，顺其自然就能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果实；然而，他们可能从未想象过，居然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就业“长冬”，横亘在自己的人生路途起点。既然是就业“长冬”，就很难指望就业市场“春暖花开”，往年积压的上千万大学毕业生仍然待业，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又有近半数就业无望，明年会有更多的毕业生失望徘徊。大学毕业，本来是年青人大好前程的良好开端，但如今梦断起点，担忧的不只是年青人自己，连带其父母都会进入焦虑期。抽象地谈告别经济繁荣，并不见得令很多人有梦碎之感，而“毕业即失业”的普遍化现象开始动摇很多家庭的未来预期。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20年03月23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323202015163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习近平掌权 中国“伪人”正式登基
美国《时代》周刊最近评选出“全球百名最有影响力人物”，在“领导人与革命家”这个选栏中，中国有两人上榜∶一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另一位是副总理王岐山。。 ●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习近平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太子党”成员。他父亲习仲勋是跟毛泽东打江山、建立暴政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曾被毛夸成“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当过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权倾一时。在这种背景下，他的儿子习近平有广泛的官场人脉关系，以此进入仕途，先是给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做秘书，然后到下面当县长，不久升到省长，一路青云直上。 俗话说“举贤不避亲”，即使是太子党，如果有真才实学，当然也可担当大任。但习近平恰恰是个不学无术的平庸之辈。我们首先看他的学历∶中国的大学文革时取消了考试入学，靠基层党组织“推荐”，让革命分子（或官员弟子）进入大学；直到1976年毛死后，第二年才恢复高考制度。习近平不是凭本事考入大学，而是在1975年被党组织“推荐”进入北京清华大学，这样的学生当时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他不是学文科，专业是化工。但他毕业后却进入军队，然后就以现役军人身份，到中央军委给后来做了国防部长的耿飙做秘书，可谓一步登天，自由出入权力中心的中南海。这个“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了“法学博士”头衔，因为他在1998年到2002年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在职研究班”学习过，因而就获得“博士学位”。但从网上可查到的习近平简历，这个期间，习近平正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被调到浙江当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等。有这些重要职务，一定公务繁忙，那习近平怎麽学的博士课程？而且这些职务都是在外省，他怎麽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听课？按惯例，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在国家图书馆都可查到其博士论文。可有学者查过，根本就没有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一个没有到学校上课，也没有博士论文的人，怎麽拿到的“博士学位”？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职研究班”，怎麽就可以授予正式的“法学博士”学位？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吗？而这样的“伪人”，就拉开架势，准备接任胡锦涛，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宣扬暴君逻辑 正是这种不学无术，才使习近平在今年初访问墨西哥时，有了中国领导人近年出国访问中，最愚蠢、最没水平的一次讲话。他在当地对华侨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麽好说的。” 习近平这一席话，显示他的思想水平还完全是一个专制君王的状态。因为按照习的逻辑，那麽现在的北朝鲜，也没有向世界输出革命（他们想输也输不出来），也没有输出饥饿和贫困（只是饿死自己的国民），也没到外面去折腾（没有本钱），那麽国际社会是不是就不能批评金正日的专制统治，不可以过问那里的大众死亡？过问了，就是吃饱了撑著没事干？一位中国网民调侃说，按照这个逻辑，任何一个暴政产生的人道灾难，只要是国民死在境内，别人就得闭嘴；如果我是个暴君，那我百分之百支持这种理论。 习近平的逻辑，就是这样一种暴君逻辑。如果它可以成立，那麽斯大林的暴政、希特勒的大屠杀、毛泽东的文革浩劫等等，外界就都不可以过问了吗？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领导人还公开宣扬这种暴君的逻辑，这在全世界领袖中真是罕见，实在是一大丑闻。 另外，习近平的“吃饱了没事干”这种口气，也证实他的水平之末流。因为这哪像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讲的话？哪有一点最基本的文化修养？简直像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在讲话，真是中南海大宴吃饱撑的，才撑出这样一种闭关锁国的自以为是、井底之蛙的不可一世。如果将来习近平接替胡锦涛，中国就将由这样一个山大王来统治。而《时代》周刊竟把这样的人捧为对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影响”什麽？难道让全世界的人都当草包，接受这种流氓无产者的思维和语言？ ● “太子党”王岐山官运亨通 入选的另一个中共高官王岐山，跟习近平一样，也是个太子党；虽然王的父亲不是高官，但他妻子姚明珊的父亲姚依林，官拜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是跟毛打江山的那代人，文革时被“打倒”。1973年，姚又被毛泽东和周恩来起用，出任中国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在这同一年，王岐山就被党组织“推荐”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也成为“工农兵学员”。 1980年，姚依林升官了，当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这同一年，王岐山改行了，从他学的民国史专业，转向当代经济研究。1982年，姚依林又高升了，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官至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这一期间，王岐山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然后就开始飞黄腾达的仕途之路。 姚依林被称为当时中共总理朱镕基的“良师益友”，曾对朱提携关照。朱当上总理，自然知恩图报，王岐山则成为“爱将”，再加上姚依林和中共另一个高官李鹏关系密切，于是他的女婿更是人脉广泛，官运亨通，从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直升到海南省委书记，但只当了五个月，就被调回京城，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然后就是市长、政治局委员，去年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共产机器上的“小政客” 王岐山被认为“很滑头”∶为人处世圆滑，政治上狡猾。他做北京副书记、副市长时，中国发生了“萨斯”传染病。当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瞒报疫情而被撤职，但同样也负有责任的王岐山却没事儿。前任市长陈希同、贾庆林留下很多人马，有评论家说，王岐山处理跟他们关系上也相当圆熟。王的助手、副市长刘志华贪污案，他也没受到牵连。 他担任副总理后，主管金融、商贸、质量检查等，但在这个期间，中国出现三鹿毒奶粉事件，造成成千上万的婴幼儿病残，他作为负责全国质量检查的最高官员，也是没事儿。 他的狡猾，还可从拒绝关照包遵信上看出。八十年代，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时，王岐山是包领导下的一个编委。包遵信后因参加八九民运坐牢，被开除公职。去年包去世时，曾为王岐山同事、现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特意给王岐山写了封信，“希望王岐山市长能对包遵信的家属有所关照。友谊高于政治，没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这一点。”但王岐山不是“大政治家”，只是共产党机器中一个“小政客”。不要说对批评中共者及其家属敬而远之，他本身就是镇压机器的一部份。 《时代》周刊选出的“2009年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把习近平和王岐山这种典型的共产政客选入，视为“伟人”，足以证明其“权威”有多大∶坦然选了两个中国“伪人”。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5月 2012-1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爆红网络的影星演讲（中英文字幕）
2012-10-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103 岁台湾寿星的健康秘诀
纽约的谢喜嘉、庄敏智夫妇是热心的台湾人，在当地台湾会馆举办的活动中，常看到他们的身影。谢喜嘉是美国医学博士，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常常义务摄影，虽已79岁高龄，却不辞辛苦，不怕麻烦，更不吝自掏腰包，把给乡亲们拍的照片一一印出，交给（或邮寄）给他们。在有演讲活动时，他更常自带设备去义务录影，给历史留下记录。谢太太庄敏智是夫唱妇随那种善心女性，台湾的歌仔戏大师廖琼枝来纽约演出，她用已故父亲名义低调捐助帮忙。她并不是歌仔戏迷，只是要帮台湾人出头。用她的话说，“地方传统要保存”。 在跟他们夫妇聊天时，谢喜嘉谈到103岁高龄的父亲谢文彬，引起了我很大兴趣。谢先生说，这次台湾大选，老人家坚持一定要去投票；小时候都是跟父亲去选举，现在则是他带父亲去投票。白发苍苍的两位父子投票的场面（两人加起来182岁），象徵了台湾这次大选的必然结果——不仅太阳花的年轻一代觉醒、崛起，上了年龄的世代，仍在顽强地用选票坚守自己的家园台湾。 在谢喜嘉夫妇回台投票前，我跟他们说，最好能拍几张你们父子一起投票的照片，我想就此写点什麽。 百岁人瑞我只见过一次，那还是多年前我到印度采访达赖喇嘛时，在当地藏人养老院见到一位100岁的老人，她闭目念经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曾在写美国建国先贤托马斯.潘恩的文章中提过，潘恩启程来美国那年（1774），他所生活的英国，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大英帝国），人均寿命只有46岁。那时英国20％的孕妇死于难产。有位英国艺术家的妻子，怀孕20次，生出7个孩子，但只有1个活到成年。 而今天，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达78岁，在美亚裔更高，达86.5岁（可能跟饮食习惯等有关）。台湾人的平均寿命2013年已达80岁，但近两年却下跌，这可能跟空气污染、高油饮食，尤其“顶新”的地沟油等害人食物有关。台湾的大肠癌发病率已排世界第一。这也是人们痛恨马英九政府、国民党这次大选惨败的原因之一。 按人口比例，日本的百岁寿星最多，有4700多人，其次是瑞典，美国，德国，澳洲，台湾（排世界第6位，有2700多名百岁人瑞）。由于全世界的共同现像是女性比男性长寿（台湾女性比男性平均长寿5.5岁），所以男性能活到百岁很不容易，而像谢喜嘉父亲谢文彬这样高寿103岁，更属罕见。 谢喜嘉夫妇从台湾回来后，传来他们跟父亲去投票的照片。看到他父亲腰板挺直、精神抖擞的英姿，更促我要写一下他的故事。 谁都想长寿，但重要的是要活得有质量∶一是身体健康，不能“好死不如赖活著”；二是活得明白，心智健全。这样的长寿才更有意义。刚巧几天前看到前中国深圳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去世，享年99岁。他是著名的改革家，深圳初期的开放改革成就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当年我们报纸被政府整肃关闭时，曾得到他的关心慰藉，至今难忘。我为他如此长寿而高兴，同时为他最后几年的不幸而伤感∶他在去世前七、八年已经丧失记忆，行动不便，近乎植物人；这是身体的不幸。我曾采访过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活到103岁。他去世时我曾写“张学良糊涂死了——假英雄，假将军，假基督徒”的长文，指出张学良活过百岁，但什麽人生的道理也没活明白；那是头脑的不幸。 谢喜嘉的103岁父亲则不同，一是他不仅高寿，而且活得健康，至今无大病，不坐轮椅，甚至不用拐棍，还不时到高尔夫球场挥几杆。去年（2015）台湾的高尔夫球杂�一贡ǖ勒馕弧白钭噬罨嵩薄保�并发奖牌给他（请见附后照片）。103岁的老人还能去打几杆高尔夫球，之前我真是从未听说过，实在令人惊奇！ 不仅身体的健康令人乍舌，他头脑的清晰更令人赞叹。老人家至今读书看报，关心时事，属于那种“难得明白”的老智者（跟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正相反）。这位像儿子和媳妇一样低调的老寿星一开始并不同意被采写，后经儿媳庄敏智劝说，提到我的名字和写作背景，老人才同意了；他说在《自由时报》看过我不少文章，还把文章剪下来留存，并说看过我的书。我听后很感荣幸，竟有愈百岁的读者！ 谢文彬老先生虽然103岁了，但仍保持阅读习惯，拿放大镜看《自由时报》等几种报刊，对台湾的政治如数家珍，非常了解，这也是他坚持一定去投票的原因。按说这次事先大家就知道绿营候选人会当选总统，但谢文彬却一定去投这一票，他是在投给自己多年信奉的理念——台湾人要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投票，是主人的标�抑�一。他是坚定的本土派，多年来都是投给绿营的候选人。 庄敏智弟弟的岳父也是这样。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卧病在床，但这次硬是叫人把他从三楼背下来（没有电梯）去投票。“太阳花”们感动台湾，这些成熟的“向日葵”们挚爱台湾的故事，更令人动情。 谢文彬老先生如何能保持长寿且身心健康？这不是偶然，而是有迹可寻的，起码有这样五个清晰可见的脉络∶ 第一，他非常注重干净，用他儿媳庄敏智的话说，老人家有洁癖（儿子谢喜嘉也同样）。洁癖首先源于谢老先生一辈子做外科医师。作为外科医师，手术前都要严格消毒洗净，以防止病人感染任何细菌等。这种职业要求，使谢文彬养成了一生都非常注重个人卫生和清洁的习惯。谢喜嘉说，父亲“对干净很敏感，不会乱碰东西，甚至是神经质性的干净。” 谢文彬的干净，还跟他早年到日本留学有关。日本可能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国度，连很多公厕都像花园。我有次受台侨邀请到日本东京演讲，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先生做东请客，许大使说，所以选这家酒楼，是想让你看看全日本最干净美丽的厕所。我进去一看，简直就是（不是就像）花园，楼堂亭榭，满目鲜花，据说还有人在这里举行过婚礼。那不仅是全日本，可能是全世界最干净、最漂亮的厕所。 日本的干净，是日本人平均寿命全球最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去过日本的华人，大概都会感叹日本的干净，我们更应该为全世界到处的“唐人街”都脏乱差而自惭形秽。 除了干净，日本人的礼貌修养，整体的理性、文明程度很高。大地震和海啸时，日本人那种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排长队打电话（报平安）的画面，比地震还震撼世界。而且日本医生的敬业精神也让很多人感觉，在那里治病比在任何地方（包括美国）都更让人放心。谢老先生就是在那样一个干净、敬业的环境下受过训练。结果不仅治病救人，也得益自己。 谢喜嘉博士的注重干净也是子承父业。他早年在台北医学院研究细菌学，留学美国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医学院拿到医学微生物学博士，后在康奈尔医学院的教学医院（纽约长岛）“北岸医院”（North Shore）做传染病方面的教学和资深副研究员。对细菌和微生物传染病的研究，使谢博士更懂得防范之道。他也被夫人庄敏智调侃，这父子俩都是“洁癖”。所以我跟谢博士说，你也肯定会高寿，不仅有遗传，还因跟父亲一样极重干净。而人类的一切疾病都跟细菌有关。 第二，饮食清淡，生活规律。 谢文彬老先生一生不喜欢大鱼大肉；腊肉等都不吃，饮食清淡，生活规律，食不过饱，都是少量。而且烟酒基本不沾，只是别人敬酒时喝一点点（他儿子谢喜嘉则是烟酒绝对不沾）。这些几乎是所有长寿者的共性。但这位寿星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他不吃辣，冷盘、冷食都不吃，只有煮过的才吃。只是偶然会吃点生鱼片（Sashimi）。谢喜嘉说，爸爸“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谢文彬的太太64岁就因心脏病过世了，他没有再娶，自己过著非常有规律的生活。 第三，注重运动，强身健体。 同样，几乎所有的长寿者，都是注重锻炼身体。1913年出生于台湾云林虎尾的谢文彬早年在日本时打网球，后来迷上高尔夫球，打了一辈子。他是新北市林口高尔夫俱乐部的最资深会员，曾有过“一杆进洞”的战绩。去年底，林口高尔夫球俱乐部周年庆，还特意给这位老寿星颁发了奖牌。高尔夫杂�一箍�登了他的故事，说林口高尔夫球场每年的股东三连盅、金德盅等比赛，谢文彬都会全程参加。103岁的老人还参加整场比赛，实为罕见！ 谢文彬也被称为球场的“古董”，不仅有时跑到草坪上挥几杆，教人家的孙子打球。还在2014年11月林口美丽华球场举行的“校庆杯高尔夫球邀请赛”中，老当益壮，获得了“净杆冠军”！ 谢喜嘉说，爸爸干净到“除了高尔夫球，其它都不碰”。打球是他的挚爱。103岁了，还不驼背、不蹒间A精神抖擞，用谢喜嘉的话说，“瘦瘦高高的，很帅！” 第四，为人随和。长寿者多是注意饮食和运动，性格随和，情绪不大起大落，心智平安。谢喜嘉说，父亲是外科医师，这种职业造成他早年很强势的性格，甚至在手术时训护士（做不好）等。他说外科医师容易形成这种威权性格。谢文彬从日本留学后，曾去中国东北（那时被日本占领叫满洲国）行医，二战结束之际返回台湾嘉义开业，后又加盟台北一家日本大医院，最后自己开诊所，成为有名的外科医师。退休后，他的性格却越来越随和，用谢喜嘉的话说，是“easy going”，但做事仍是一板一眼。跟很多华人不同，谢博士很幽默，我问他这种幽默从哪里学来的，他说就是当年要跟爸爸的一板一眼对抗训练出来的。 最后一点特殊之处，就是他活到老，学到老，百岁寿星还孜孜不倦地看报，看电视新闻，关心时事。谢文彬那一代台湾人，中文都不是很好，因为他们从小学的是日文和台语。所以谢文彬不会讲“国语”（北京话），后来是跟儿女们学的中文（阅读）。他看电视，也看日语节目，他会讲日本话。这种情形很像台湾的政治家彭明敏、李登辉等，我曾采访过他们，彭明敏讲中文像极了会说些中文的日本人。李登辉也是如此，他讲中文时，感觉像外国人，经常需要找词，表达不易。因为他们的母语都是日文和台语。从采访中得知，李登辉跟夫人曾文惠谈恋爱时，双方的情书都是用日文写的。自己最熟悉、最能表现自己的语言才能表达那种初恋时的热烈和情感。谢文彬老先生同样，中文不是那麽好，却过百岁后仍在用放大镜看《自由时报》等多种中文报刊，关心时事，坚持投票。毫无疑问，这种到老都积极用脑思考是谢文彬至今保持耳聪眼明、心智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 谢喜嘉说，去年父亲因跌倒而有脑出血，送医做了手术。事后治疗医师才知道谢文彬100多岁了。如果事先知道，他们可能就不敢做手术了，因风险太大。而现在谢文彬已完全恢复。这次台湾大选投票，老寿星的儿子儿媳谢喜嘉、庄敏智夫妇，还有女儿谢绢华和夫婿王政卿医师（纽约长岛的知名癌症治疗专家）等亲友都从美国赶回，大家团聚在老寿星周围，那是天伦之乐的时刻，更是庆祝绿营大选胜利的时刻！ 谢文彬老先生不仅长寿，他的人生经历，典型地代表了一个台湾人的历史，尤其是身份认同∶原来被当作日本人，因清朝战败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抛弃了台湾子民。台湾人民在自己的土地成为二等公民；二战后蒋介石带领五十万军队进入台湾，他又被当作中国人，而本地人在外省权贵统治下，又成为二等公民（国民党的统治比日本人糟糕很多，所以很多台湾人怀念日据时代）。现在，通过时代变迁和心灵觉醒，谢文彬们认知和确信自己是台湾人，所以他们要用自己手里的选票，推动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 从日本人，到中国人，再到台湾人，谢文彬们经历了重大的身份认同，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点——台湾就是台湾，这块土地不属于其它国家，只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自己！谢文彬这位103岁的寿星，健康地活到这一天，看到了台湾这个国家的发展和越来越走向健康的变化，看到了台湾大选后的绿色生机，看到了希望和未来，这是一个台湾人难得的幸运！新年之际祝更多的台湾朋友们有谢老先生这份幸运！ 2016年2月7日于佛州 台湾高尔夫球杂志对谢文彬老寿星（右一）的报导文字和颁发奖牌。 谢文彬老先生在家中。谢喜嘉摄影。 左一为老寿星谢文彬，右一为儿子谢喜嘉，右二为儿媳庄敏智，在台北团聚。 老寿星谢文彬（右三）和来探望（也回台投票）的儿女、长孙、曾孙等亲属四世同堂，在大选投票时合影。左一和左二为儿子谢喜嘉、儿媳庄敏智，左三也是专程从纽约赶回来投票、看望岳父的女婿王政卿医师，右二（戴墨镜者）是长孙，最右派是曾孙，专程从韩国赶回来投票。 庄敏智（右一）的弟弟的岳父（右三），九十多岁，卧病在床，这次坚持去投票，住所没有电梯，家人把老人家从三楼背下来去投票。 谢喜嘉、庄敏智夫妇（左三左四）与台湾著名歌仔戏艺术家廖琼枝女士（右二）相聚。摄於廖琼枝家中。 谢喜嘉夫妇（左一、右一）和表哥黄伯超夫妇（中间）在台北相聚。谢喜嘉说，小时候就跟在表哥后面玩耍、学艺，情同手足。今年90岁高龄的黄伯超先生曾做过两任台大医学院院长，2012年台湾《前卫出版社》出版的《黄伯超先生传》誉其为“台湾营养学研究领航人，本土医学教育改革先驱”。 2016-02-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中共信息管控的必然结果：无知之幕——南京大屠杀争议暴露的社会问题
何清涟 近日震旦职业学院讲师宋庚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场课堂教学，因有人将视频放到网上，导致宋被开除。国外多数中文媒体能准确抓住告密与政治惩罚这两个点，批评中国政府的专制与管控言论。但社交媒体、自媒体及一些中文网站则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不统一，将话题带往这场大屠杀是否存在这个方向，极端一点的干脆称这是中共一贯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就此事的讨论过程，让我想起了“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这一说法。 中国的“无知之幕”是言论管控的副产品 所谓“无知之幕”一词，来源多头，目前通用的含义来源于1971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指做一次思想实验：让人们处在一种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品味、技能、社会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无知之幕），假定这个社会当中有50%的奴隶，于是参与思想实验的人们将会基于这个假定来做出选择，结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会哪个位置，一旦被“无知之幕”遮挡，都被驱使着从社会最不幸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设计社会制度。 中国政府管控思想与言论的本意是让受众接受中国政府的思想灌输。我研究中国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来的灌输已比毛时代的灌输要精致，主要采用混合着部分真相的谎言这种方式来做宣传，欺骗性更大。但中国当局绝对没有想到的后果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管控无法做到滴水不漏，由于信息来源多头化，最终出现了“无知之幕”的结果：既然政府宣传充满了谎言，那就干脆设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骗者（即“最不幸者”），认定所有一切对社会、历史的解说全是谎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杀被不少人认定为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杀的争议集中在受难者人数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中旬，从这场中国人视为国耻、国难的屠杀发生之后，世界都没否认过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后，对日本侵华战争这一事实从未否定，但将抗日的主角国民政府军队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并按这一主线来阐述历史。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逐渐挖掘史实，将当年国民政府及国军奋力抗日、死伤英烈无数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展示出来，而中共因台湾统战需要——蓝营主体是国民政府、国军人士及其后裔，也放宽了限制，对这段抗战史局部进行了重新解说，尽管对中共抗战的贡献有许多夸张扭曲之处，毕竟有限度承认了国军英烈们抗战的贡献。 但这种局部还原历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还加大了部分国内民众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信任。由于中共对自身建政以来的各种人祸，比如土改、镇反、三年大饥荒造成的3000多万死亡人数、文革、六四等，当局不是规范口径，就是完全抹杀。由于网络时代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当人们接触到多源信息后，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达到极致。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中共的宣传，除了标点符号之外，没一个字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屏蔽中国人的“无知之幕”，其实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传的中日关系变幻不定 中日这笔历史帐弄成今天这样，与中国政府的宣传政策不断调整有关。1970年代以前中日关系处于冷冻期，日本侵华史成了时时必讲的政治项目，教科书、官媒、电影时刻提醒国民“勿忘国耻”。一旦中日关系解冻，就开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从唐代日本遣唐使、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弘传佛法，到从“日本晁卿辞帝都”畅想出来的古人友谊，轰炸式宣传。每逢两国之间发生不愉快，又利用民众反日游行玩国际怪罪游戏。当局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宣传，最后必然导致国民在对日问题上的严重精神分裂。 以战争赔款为例，1955年3月，中国政府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其中规定：“声明取消战争状态和宣布日本免付赔款的时间不宜过早，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决，但我方愿意解决该问题。”这表明中共已经做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决定。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日本の対中国政府開発援助，简称日本对华援助，是1979到2018年间由日本政府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政府开发援助，3.65万亿日元（合约2551亿人民币），是39年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的总额主要资金来源于日本国民缴纳的税金，在日本看来就是种变相赔偿。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的宝钢和浦东机场；武汉的长江二桥；京泰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等等，都是过去的日本援华项目。近年来，四川省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老龄化社会之下的介护培训、空气污染防治等项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这些，中方不予宣传，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项目所在地标上“日本援建”这类字样，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据来源于当时清点受难者遗体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发生于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造成如今这种状态，也与当局不断调整的宣传政策有关。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既是国史，也是南京作为受害地的历史，一直有专业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的数据整理工作，是由屠杀之后不久，多家民间慈善机构参与，亲点受难者尸体得出的数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倾毕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杀，特别是数据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专文论述此事，指出30万之数来自于四条渠道：第一条渠道：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9.8万具其中，世界红字会南京分会收埋尸体43123具；第二条渠道：市民群体共收埋尸体4.2万余具；第三条渠道：汪伪政权共收埋尸体1.6万余具；第四条渠道：日军动用部队毁尸灭迹约数万具——除了最后这一条是估算之外，前三条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学界的绝大多数人也从未否定过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辞条上写得清楚：研究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学者“因秉持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不同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不同的解读与看法，其中死伤人数的部分，有二十万以上、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否定者等各种说法”，并附有注解。 但一般公众不会关注这些历史事件。1990年代两位美籍华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创作将这一历史事件带入公众视野。一是美籍华人画家李自健1992年创作的历史巨画《南京大屠杀》在海外引起轰动；二是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译名《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并在国际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两位美籍华人对这一事件的回顾之作，当然在中国引发一段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热，出版了不少书籍，比如《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都是那段时期翻译出版的。但那时是传统媒体时代，发言有门槛，媒体能够发表的当然都有质量的讨论，讨论者都有学养且认真做过研究，不象自媒体时代，完全没阅读过相关史料的网友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宋庚一说的“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如果没有名没有姓没有身份证号，你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被不少历史虚无者当作证据引用，是网络时代的特点。史实如下：国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证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颁发。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当时根本没有身份证。 1946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后的《户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颁布了《户籍法施行细则》，对国民身份证的有关事项做出了具体规定，网上流传的没有年代的《户籍法施行细则复印件》第四章有关身份证的规定，应该就是这本细则中的一页。1947年5月，民国政府开始制作双页折叠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证，发给18岁以上国民。[\[i\]](https://heqinglian.net/2021/12/22/china-information-controlveil-of-ignorance/#edn1)2013年，中国网上曾登载过这条消息，登载之时，纯粹是历史发现，没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国家都不应该让自己的国民生活在言论思想管控的“无知之幕”下。在中国，这种“无知之幕”养育了两类人，一类是中共需要的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小粉红，一心要维护党与政府；另一类是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的国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国尽快崩溃。前者是国内微博世界的主力，后者是海外中文自媒体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者的主力。 [\[i\]](https://heqinglian.net/2021/12/22/china-information-controlveil-of-ignorance/#ednref1) 《江西现罕见“民国”一代身份证：登记有指纹符号》，中国新闻网，2013年09月06日（https://chinanews.com.cn/sh/2013/09-06/5255972.shtml）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12月22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2222021124624.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美国大选是“统独”之争
距11月6日投票的美国总统大选，只有60多天了。美国两大政党都卯足力气拼选举。共和党的代表大会在佛州坦帕市开完（正式推出罗姆尼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则很快就召开。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不仅争夺白宫，更是争夺美国的道路和方向，到底是继续奥巴马的社会主义，还是坚持传统的资本主义，这是两种思想根基、两种价值之争。 群体主义 Vs. 个体主义 自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第四任总统麦迪森（又连任、杰弗逊的思想战友）起草的《美国宪法》，到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再次强调“有限政府”，明确指出“财产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推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美国一路都在尊重个体权利的道路。直到柯立芝的继任（共和党）胡佛总统推行大政府（高预算和重关税），造成经济衰退，接任的民主党总统罗斯福乘机大肆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新政”，再到后来民主党约翰逊总统推出“大社会”，从而使美国更偏向社会主义。 后来共和党籍的里根总统执政，踩了一次刹车，把最高个人税率从70%的高峰一下砍掉42个百分点，降到28%，恢复市场经济和美国人的信心，尊重个人财富和权利，结果创造了美国经济连续110多个月的扩张期。 而奥巴马上台后，又重走罗斯福和约翰逊的老路，而且更加左倾，阔步迈向社会主义。具体为高税收、高赤字、高福利，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的大一统，推崇群体主义。而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个体主义，具体为减税、控制政府开支，降低赤字，给企业松绑，充分尊重独立的个人（权利）。这一统一独，意味著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也是群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两种价值较量的“统独”之争。 奥巴马给中国当“鞋垫” 奥巴马三年多前上台时信誓旦旦，要改善经济，但其推行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包括用国家巨额资金（纳税人的钱）救助私人企业，通过金融监管法案控制华尔街市场，巨额增加政府开支，甚至强行要求民众购买医疗保险，结果是政府又得增税。奥巴马的强制购买健保法案就长达2500页，一般小说都不到250页，等于要读10本书以上。而美国的报税法律总共有380万字，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才90万字。光是这些难读难懂的冗长文字，都得把人折磨得半死。 这种社会主义政策的恶果是∶政府开支火箭般上升，为美国二战以来最高峰。上届布什政府虽有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巨大花销，政府开支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0%，但奥巴马政府在没有对外战争的和平时期，其政府开销则升至占GDP的40%以上，是布什政府的一倍。 由于政府巨额开支，导致美国必须举债。2011财年美国的GDP是15万亿美元，国债已占GDP的103%。而全国债务（包括各州等）则高达55万亿美元，是美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15万亿美元的3.6倍以上。美国政府即使不再花一分钱，连续三年全部还债，都还不完。 庞大的国家债务成为美国人的巨大负担，平均每个美国家庭（以四口之家计算）要分摊66.8万美元债务；而平均每个美国家庭的存款只有6873美元。奥巴马上台后，等于把每个美国人都变了“负翁”。 在美国的借债中，中国是主要债主。奥巴马政府所以对北京政权低三下四，对中国的人权几乎不闻不问，这也是原因之一。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恩毫不客气地说，奥巴马已成了中国门槛的踏垫（doormat）。意思是给中国当权者当擦鞋的。 政府取代市场造成灾难 奥巴马的救市政策，对经济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但却通过“救市”，政府更直接干预甚至控制了私人企业。例如美国的最大汽车制造商“通用公司”（GM），奥巴马政府通过救市，对这个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而占有了这个公司61%的股份，成为这个私营公司的拥有者，等于把这个公司变相国有化了。现在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动不动就在媒体上歌颂奥巴马，因为这个董事长是奥巴马政府派去的，代表政府管理“通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已誓言，当选总统之后，立即会卖掉政府在通用公司的全部股票，撤回所谓的“政府管理人”，使通用公司恢复原来的私营性质，重新回到市场经济之中。 其实当初奥巴马的救市政策根本没有必要。像通用公司经营不善要垮台，就应该让它倒闭。所谓倒闭，并不是“通用”就消失了，而只是改变了董事会管理层，换了拥有者，还会以这个牌子来运作。像曾宣布倒闭的Delta飞机公司等很多知名大企业，换了管理者，则转亏为盈，更有活力。企业的倒闭和复苏，是市场的常态，应该由市场来调节，而不是政府出手干预。而政府并不产生钱，只是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或举债，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通过增税来解决，倒楣的还是老百姓。 美国企业税七大国最高 和往年的战争、枪支管理、同性恋、堕胎等问题占很大比例不同，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议题集中单一，就是经济问题。这是千家万户都最关心的。现在光是汽车的油价，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奥巴马任内就增幅104%（其他总统任内都没有过），《今日美国报》民调说，84%的美国人因为油费等上涨而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美国失业率目前居高不降，自奥巴马上台之后，一直在8%以上，而且至今已持续43个月，这是美国自1948年以来从未有过的。 但即使在经济这麽糟糕的情况下，奥巴马还是坚持他的社会主义幻想，还是要增税，用“穷人Vs. 富人”的思维，来挑动阶级对立，强调富人交税不够。美国的企业税，在西方七大工业国中，已是最高的（35%）。原来日本第一（39.5％），但通过减税和变通方式，现已实质上低于美国。美国的企业税现在是邻国加拿大的一倍以上。 奥巴马的这种大政府、大一统的社会主义政策，完全背离美国的立国之本。无论是《独立宣言》还是根本大法《美国宪法》，其根本精神是“有限政府”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即强调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重视的是个体价值，而不是什麽群体、国家、政府。正是这种个体主义精神的高扬，“个体”的强大，才有水涨船高的美国的强大，是民富国强。美国的文化共识是∶只有众多的小河丰满，才能汇集成大海；个人手里有钱，国家才有繁荣的经济。奥巴马的高税收，就是合理合法地抢夺个人财富。这不仅完全背离了美国的建国理念，而且把越来越多的人变成赖在福利上的懒汉，把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生活、家庭的责任，通过政府福利转嫁给那些勤劳、辛苦工作的纳税人。这种完全不道德的“恶”，却高举著最“善”的道德大旗，真让人想起共产主义的“美妙”图画。 在美国历史上，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在失业率超过7.4%的情况下仍能获得连任。而奥巴马面临的是失业率一直超过8%的严峻局面，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像最左倾、最无能的卡特总统一样，只做一届就被淘汰。否则，将是美国难以承受之悲哀，也是世界经济的灾难。 ——原载《看》双周刊2012年8月30日 2012-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6👍 0💬 0发展中国家的牌子与贫困县的帽子
何清涟 7月26日，美国总统川普向WTO下了为期90天的最后通牒，要求其修改一项规定，该规定允许各国决定自己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资格，认为数十个国家滥用了这一规则，并且特意指出中国不应被列为发展中国家。中方的舆论回应是：“中国：剥夺中国WTO发展中国家地位，没门！” “反对美国荒诞的WTO改革建议”。看了一下内容，觉得特别逗乐：在此事的情境上，美国的处境有如中国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不要争当贫困县时的处境一样，中国所作所为，活脱脱地论证了一条国际政治定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小弟：贫困县 关心时事的中国人或许都知道本国各地政府争相抢戴贫困县帽子，也知道发展中国家与贫困县这俩名词，但基本不会将二者的本质联系起来，本文专门就此说道说道。 从1986年开始，中国第一次正式确立贫困县名单以来，关于贫困县确定标准的质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比如国家级贫困县同时又是百强县，中国人均GDP最高的两个县（伊金霍洛旗和准格尔旗）都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与中国现在既是GDP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同时在WTO当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情景相若；美国要求重新修订发展中国家标准，而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其立场有如中国的地方政府反对中央政府摘掉自家的贫困县帽子。区别只是：中国硬性反击美国，一定要在WTO中继续当发展中国家，还可能与其他被点名的发展中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而中国地方政府面对中央要摘贫困帽子的压力，只能继续哭穷，软磨苦求，不敢与中央对着干。甲穷县也不会去联合乙穷县，因为指标有限，其他县的机会增多就是自身机会的减少。 自设立贫困县的财政扶助政策以来，贫困县的调整有3次，分别是1994年、2001年、2011年。1986年，中国的贫困县为331个，1994年调整为592个。由于贫困县的指标供给有限额，因此竞争激烈，中央的办法是将贫困县的帽子在全国各县头上转移不定，决不增加供给总量。 各县为什么要争当贫困县？看一下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总量上涨幅度就清楚了：2008年为197亿元，2013年为406亿元，翻了两倍还多；2019年为1261亿元，扶贫这块蛋糕被迅速做大。只要入选，每个县平均可获得数以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财政补贴，往往是一个贫困县全年财政收入总额的一倍甚至是好几倍之多。同时，一旦入选贫困县，还会获得各种附加政策优惠和税费减免，并将与贫困县帽子相始终。在中央、省市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的刺激下，各地都争当贫困县，争戴贫困帽。近年来各种关于贫困县的戏剧性故事频频曝光，比如安徽望江县大肆兴建占地超8个白宫的豪华办公楼。2012年1月湖南新邵县政府曾挂出宣传牌，热烈祝贺自家入选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条新闻引发了全国对贫困县评选机制的广泛质疑。经研究后报道：新邵县之所以要庆祝戴上了贫困县的帽子，原因在于一旦被列入国家武陵山集中连片扶贫攻坚重点县，则该县每年会获得国家财政下拨的5.6亿元资金用于扶贫开发，这一数字为2010年新邵县每年财政收入的1.4倍。 发展中国家这块牌子的含金量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的中央政府对付本国各县申报贫困县颇有心得，自然而然地将之用于WTO等国际组织。更何况在WTO当中，成为发展中国家全靠自个申报，美国与WTO都没有最后裁决权，因此WTO共164个成员国，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国家都自愿当发展中国家。这当然不是因为这是代表荣誉的桂冠，而是这块牌子有含金量，比如一些明文规定的优惠待遇，比如以较长的贸易协定执行期限。对比中国控制贫困县数量的方法，中国政府一定觉得自己够高明，帽子拿在中央手中，如果由各县自定，岂不全成了贫困县？ WTO对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帮扶政策，给予某些特殊的豁免，比如关税的削减，减少这类国家出口商品的配额限制、允许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工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算是将这一地位享有的优惠政策“用好用足”的典范。在WTO框架下，中国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利益边界。为了入世，中国不得不加快国企私有化改革，将2001年国企的工业产值做成只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40%，以便过关。习近平成中共掌门人后，加大对国有资本的投资，其增长速度是私有资本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轴心。政府仍然大量补贴国有企业，指望国有企业成为半导体、电动汽车、机器人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军者，并通过补贴和国有银行融资等方式加以资助。这些举措引发了美国公司的抗议，他们没想到现在居然是中国政府在和自己竞争。比如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领域，中国国家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许多外国公司因此而倒闭。 在WTO框架外，中国也是以各种方式为自己争取贸易优势，最有力的招术是控制人民币汇率，以此促进中国的出口。很多中国的贸易伙伴认为，中国的这种地位与现实不再相符。 简言之，中国希望在WTO中仍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就是为了继续占便宜，可以继续政府对其工业的补贴，可以推迟实施新的改革，还可以对外国进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所以，美国针对中国，认为不应该“穿着这样的外衣”。 为什么川普在这么多自我申报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当中，特别针对中国？这源自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经常变换自己的角色与座位，在被要求尽国际义务时，中国喜欢坐在后排充当发展中国家；在要求权力时，中国则毫不退让地要求大国地位。二是中国的各项指标确实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7月26日，白宫在发布《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地位备忘录》中列举了如下数字：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占全球商品出口总量的近13％，其全球的出口份额在1995年至2017年间增长了五倍。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此外，中国在出口方面的优势地位不仅限于来自低工资制造业的商品。中国目前高科技产品出口排名第一，仅此一项出口在1995年至2017年间增长了3800%。 其他经济指标亦是如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额接近1.5万亿美元，超过36个经合组织成员中的32个成员，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近2.9万亿美元，超过了经合组织除一个以外的所有成员。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占120家，同时中国的国防支出和太空卫星总数仅次于美国。 一想到中国现在的科技实力，不少来源于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川普总统就感到愤怒。 最后，再回到中国会不会主动摘下发展中国家帽子？我认为绝无此可能，原因有二，一、中国争当发展中国家， 与中国各县争当贫困县的动力是相同的。观念上觉得此举天经地义，也有民意支持，有便宜不占白不占。二、美国政治不稳，因此压力不够。不仅中国在等明年大选，WTO与其他国家也在等。如果换了民主党当总统，不再“美国优先”，而是照顾外国非法移民优先，自然也会照顾发展中国家优先。 （本文首发于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8月5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052019110637.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09👍 0💬 0你相信薄熙来的话剧演出吗？
对薄熙来案，有人肯定中国司法进步，更有人称赞薄熙来敢当庭翻供，力辩无罪，有勇气。但我认为这类看法是盲人摸象。从整个薄案来看，明显是因为中共高层有人保薄，才出现（导致）这种局面，这跟什麽司法透明、薄熙来勇往开来，都没有关系。 判断高层有人保薄，主要基于以下这几点∶ 第一，“微博直播”是前所未有的（也可能绝后）。以往中共判案，都是封闭作业，所谓“公审”，只是当局选择部分人出席法庭，然后官媒选用几个法庭画面（例如谷开来、王立军的庭审）播出。这次对薄熙来这个全国瞩目的大案，“微博直播”（当然也有删节）显然不是济南这种地方法院可以做主的，应该来自中共高层指示。 第二，薄熙来在受审之前可记录（律师念）案卷材料，出庭时可“随身带一大摞文件夹，有透明单页文件夹，有透明文件袋，并且每个文件夹都做了标记，每审一个事实，薄都会找出相应的文件夹。”这样的优惠待遇，同样犯案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都没有过。 第三，在庭审时，薄熙来得到多次自辩机会，法庭甚至允许薄熙来咄咄逼人地质问“证人”徐明（17个来回）等。这明显不是中共法庭的常规做法，不是那个官职很小的审判长可以做主的，应该也是北京高层事先决定。 高层保薄势力做这样的“允许”可能出于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让薄熙来自辩，来抵消检方指控（以此对付反薄派）；二是通过微博直播，在公众中树立薄熙来无辜形象。这两点显然都可在最后决定薄熙来刑期时，对薄有好处。 第四，薄熙来敢当庭翻供，口气强硬质问证人，全力狡辩，任何罪都不认，这是落到中共手中的囚犯里所罕见的现象。有人可以说，这才说明薄熙来的“特别”。但事实上，薄熙来面对中纪委的审查时不都屈服、认罪了吗？任何对中共制裁人的机制有基本了解的人都清楚，面对专制国家机器时如此“嚣张”，肯定不会有好下场。薄熙来不仅文革中亲身经历过中共的制裁，当官后也用中共手段制裁了不少人，他比别人更清楚那个机器要想惩罚谁，应该会怎麽运转。 所以判断，薄熙来的当庭翻案，不是因为什麽他有勇气、有气质等，而很大可能是，他事先了解高层有人保他，甚至是直接得到这个信息，才有了底气。他完全可能是按高层保薄势力指点的脚本在演出。 事实上，薄熙来的法庭戏演得太夸张，做戏成分太严重，整个装出一副完全无辜的清官状，这其实是侮辱所有关注这个案子的人的智力，是非常可恶的。 任人皆知，所有的贿赂，都是遮遮掩掩、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不仅为避免双方当时的尴尬，更为躲避事后可能的调查。天下哪有行贿的人，拎着一兜子现金，迈进某官员的家里说，“我给您老人家行贿来了，这是三百万欧元现金，给儿子在法国买个别墅吧。以后我的生意要靠您多关照了。”下回又拎着一个大兜子来了，“这是五百万人民币，用这钱让儿子去非洲玩一圈吧。我送你这笔钱，是因为某某工程我想做，需要你批给我。”有这样的吗？！ 正因为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薄熙来就在法庭上“正义凛然”地跟徐明 “对质”起来了∶你说过这是贿赂我的吗？我说过你给钱我就给你办事吗？徐明连答17个“没有”。怎麽可能有？！但薄熙来就利用一连串类似的“质问”来“证明”，徐明没行贿，他没有受贿。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薄熙来自己也强调，就是最蠢的贪污犯都不会不加掩饰地直说，直做，更何况他这个“非常谨慎”、连谈话都要求别人关手机的人。可与此同时，他又理直气壮地玩“装傻”的游戏。但问题是，就这种骗幼儿园小孩子的游戏，居然骗住了不少中国人，难怪薄熙来的智力够当政治局委员。 徐明给薄家在法国买了别墅，还在薄家放了别墅录像（薄熙来在场），薄熙来竟说他完全不知情。五百万公款被汇到谷开来律师所，最看重、最心爱的儿子薄瓜瓜去非洲游玩（徐明买单）等等，薄熙来说他根本不知道（甚至说不知道儿子去非洲）。总之，所有谷开来“弄”的钱，他薄熙来一概不知情。好一个“两耳不闻妻儿事”，一心只为百姓卖命的“薄青天”！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如此装憨儿，是不是几千万中国贪官全笑了？ 徐明是没敢笑，只能在心里骂∶你可真会装蒜呵。明摆着，没有薄熙来们的“关照”，徐明怎麽能成为如此富豪？一个七十年代才出生的人，30岁时就在《福克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18！四年后排名第八，后又在胡润中国富豪榜排名第五！在薄熙来辽宁掌权时，徐明还当上辽宁省政协常委、辽宁商会副主席，名下的公司有一大把。没有官商勾结，这样一个没有家族巨额遗产、没有谷歌、脸书等那种新科技发明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仅仅十几年之后，凭什麽能获得如此这般的财富和位置？ 除了跟中共更高官员的密切合作之外，徐明跟薄熙来家的关系，密切到就像家庭成员。通过庭审大家都知道了，连王立军跟谷开来闹别扭，都要找徐明帮忙调解，甚至堂堂的重庆公安局长都恳求徐明到薄熙来那里给他说说话。还有比这更清楚的吗？富豪徐明不仅仅是“薄家”的保险柜（大笔开销由他出），甚至是重庆土皇帝家的“李莲英”了。就连王立军能攀上薄熙来，最初也是靠徐明搭的线，是他介绍王立军跟谷开来认识的。毫无疑问，薄熙来在重庆掌权后，徐明的商机更多更大，当局怎麽就不查了呢？ 薄案避重就轻的最令人质疑和话诟之处就是，除了无法回避的王立军进美领馆事件之外，全案丝毫不涉及在重庆掌权时期的薄熙来。最基本的逻辑和常识是，薄熙来在辽宁、北京掌权期间都有“贪腐”，怎麽到了权力更大，机会更多的重庆之后，就立马变成一个干干净净的清官了呢？尤其是所谓的打黑，那里面可以理直气壮地蔑视司法，想怎麽收拾，就怎麽收拾。那些怕撕票的，全部家当都会送上来。更何况他们堂而皇之地“没收”了多少多少亿的“赃款”。钱都哪儿去了？检察官居然只字不提。又是一个幼儿园小朋友都会质问的问题。 所以，“薄案”避开重庆，比任何事情都更能证明中共高层有保薄势力。因为首先，中共高层有人推崇“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因为它是“共产党模式”的袖珍版，“全党版”怎麽可能否定“迷你版”？其次，是为了保护“太子党”的整体形象。在太子党执政的年代，保护太子党的整体形象，就是保护“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形象，就是保住共产党的“权力”。这两点是诠释薄案一系列“蹊跷”事件的钥匙。 曹长青的推特 2013年9月5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3-09-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信誉：“五大”在中国淘金的质押品（一）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控告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 & Yong）、毕马威（KPMG）、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和德豪（BDO）等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成员公司违反证券法，结果如何，外界正在等待年底揭晓。 这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业务上的命运系于一个关键词：职业信誉。2001年，因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陷入连续不断的造假丑闻中，美国“五大”因信誉好而被中国政府以法规形式赐予补充审计特许权，在华业务获得迅速扩张；2012年，“五大”在美国因其中国业务涉嫌财务欺诈被美国证交会起诉。12年间“五大”对待自身声誉态度的暗中变化，全缘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淘金。 本文想分析四个问题： 1、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否知道中国公司在财务资料上做假。 据SEC称，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拒绝按要求提交文件，部分原因是会计人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禁止”他们提交这些文件。 应该说，“五大”将一切责任推到美国证监会无奈其何的“中国法律”身上，确实是脱身的好办法。但“五大”在审计过程中是否知道中国企业的财务资料造假，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中国企业赴美进行APO（Alternative public offering，融资性反向收购）这类业务，需要“五大”当中的一家帮助审计。“五大”必须雇请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专业人士做雇员，才能看懂相关的财务资料。如果说APO业务开始之初，“五大”中国业务的的美国主管们不清楚自己的华人下属在做什么，可能是真的，但到了2004年还说自己不知道，令人难以相信。 中国形成APO产业链始于2001年。据披露，有一批有美国留学背景的华人专业人士做幕后推手，在中国四处寻觅适合反向并购的中国企业，在美国也有与之配合的会计师、律师与投资银行。经过若干年的实战演练，至2003-2005年之间，中国企业赴美进行APO已形成一条相当成熟的产业链。在此期间，美国股市上一直有中国概念股的坏消息传来，2005年，70多家企业在美国上市还不到一年，90%以上变成了垃圾股。面对这些纷至沓来的坏消息，“五大”的美国主管们再迟钝，此时也会对自己的华人下属在审计过程中玩的把戏产生怀疑，但此时，共同利益已经使他们难于断尾求生。 二、中国业务是“五大”挖到的巨大金矿 “五大”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陆续进入中国，其中安达信因卷入安然丑闻于2001年破产，“五大”成了“四大”，大约在2006年之后又有德豪加入，所以还是“五大”。进入之初，它们的美国招牌（信誉）并未给它们带来好运。2001年，一块中国政府为它们做的“大馅饼”从天而降。那一年，因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卷入“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会计丑闻，中国证监会颁布“补充审计16号文”，要求上市公司IPO（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 可以说，中国政府当时苦于本国严重的会计造假，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才以法规的形式赐给外国会计师事务所这块超大馅饼。由于有了中国政府规定的特许权，它们在中国的业务飞速上升。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统计，“四大”（德豪其时未计在内）在中国的 业务总收入2002年为16.9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38.23%；2005年占49.46%。几年间，当5600多家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不为每笔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业务打得头破血流之际，“四大”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中，“四大”审计的资产超过40%。 这种情况，曾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严重威胁了中国的金融信息安全”。 在政府带头编造假统计数据的中国，外人无从得知“五大”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严格审计，如何使自己避免卷入各种会计造假的丑闻。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五大”必须要迁就中国的“潜规则”，才能在中国获得如此多的业务。 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不可不提。中国政府是因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信誉优于本土同行而赐予审计特许权。此后，“五大”审计过的数百家中国企业赴美借壳上市，账目疑云笼罩中国概念股，继大批中国企业被美证交所停牌之后，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3月宣布取消补充审计，不再要求对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法定审计之外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理由是“有利于国内外事务所的公平竞争”。 此时，美国媒体对“中国概念股”账目疑云已经开始关注并有报道，但大规模的集中报道发生于2008年之后。但对本国企业账目做假了然于心的中国证监会，在“五大”包装后推出数百家中国企业赴美成功上市之后，不可能对这“五大”的信誉再持以往那种信任态度。中国证监会曾希望通过五大的严格审计规范本国股市，既然“五大”也开始与其中国同行做同样的事情，就没必要再给予它们这种特权。但中国证监会绝对不会提醒美国注意这些中国企业财务资料可能造假，因为这些不合格的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2月2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2/credit-china-companies/） （待续）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美国价值是什麽？（自序）
【本文是《美国价值》一书的序言，该书由台湾玉山社2004年12月出版】 在全球一片反美、反布什的声浪中、在全球绝大多数报纸、电视台都力挺民主党候选人凯瑞的情况下，美国共和党在2004年大选中不仅赢得了总统，而且赢了「五项全能冠军」： 一是赢了总统选举人票；二是赢了选总统的全国人头票；三是赢了参议院多数席位；四是赢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五是赢了多数州长。这是自1936年罗斯福总统以来，首位总统在竞选连任成功的同时，扩大了本党在参众两院的席位。 这个结果不仅让全世界傻了眼，甚至让将近一半的美国人（民主党支持者），尤其是左翼知识份子目瞪口呆。而在大选之日进行的出口民调中，「道德价值」竟超过反恐和经济，成为人们关注的头号议题。这更让美国东西两岸那些所谓「高智商」的文化人们大吃一惊，也令潇洒自由的欧洲人不可思议。 美国到底是怎麽回事？是美国人要逆世界潮流而上？还是如傲慢的英国《镜报》在头版大标题所高喊的「五千九百万（投票给布什的）人怎麽会这麽蠢？」美国大选结果只是一个偶然？还是它反映了美国的深层价值根源？一个民主党的美国和一个共和党的美国，到底哪个是真正的美国？到底哪个代表美国的主体价值？ 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痛恨、咒骂美国，美国是全世界最自由、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专制奴役中渴望自由的人们，最向往的地方不是自由的法国；在贫困潦倒中希冀富有的人们，最憧憬的地方不是富裕的瑞士；他们梦中的土地都是美国。 到底是什麽构成了美国持久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台湾也好，都有许多人推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更有像胡适这类优秀的中国知识份子早就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可惜他们都忽略了给我们展示最重要的：到底什麽是美国？什麽是她的具体内容？具体价值？西化是不错，可是自从20世纪以来，一直有两个西方，一个左边的西方，一个右边的西方，我们往哪边靠？往哪边「化」？ 在华文世界人们经常读到的，是有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亚洲人和西方人的不同等等。而最少读到的是，作为人，作为人类的一部份，我们和西方人有多少共性，有多少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一位美国作家说，美国的强大，在於「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s）。但这个「思想」都有些什麽具体内容？ 由於中文里能读到的实在有限，所以我在16年前来到美国以後，一直全身心地关注著这个社会，看美国人关於他们自己社会的争论，并写下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虽然既不系统，也不全面，但这毕竟是我的一个视角，而且在华文中，站在美国保守派（右派）立场的文章似乎还不太多。所以无论你是否同意，它们或许能给你了解美国提供一个参考；同时，这些文章也在不同程度上回答了上面那些问题。 感激我的妻子康尼，这16年来，我们在学习美国价值中一起成长，在理解美国价值中找到信仰，在信仰中更清晰了爱和生命的意义。这个过程使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既充满新奇和乐趣，又充实而向上；美国成为我们心灵的故乡。康尼的许多观点影响了我的思考，导引著我心灵的成长，让我更明白爱的力量和价值，而这种价值，正是美国价值的核心。我的许多文章里都留下了她的心血和笔墨，这是一本我们共同的作品，表达著我们共同的对美国的热爱。 编完这本书，我想到过去二百多年来那许许多多讴歌美国的价值、并为之奋斗的先贤们，美国在他们手中成为今天人类通向自由之路的一盏明灯。不仅美国人热爱美国，全世界更有无数推崇自由价值的人们，仰慕这盏明灯，追随这束光芒。一百六十多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热烈地赞美《美国的民主》，这部著作成为一座屹立在人类思想界的丰碑；那些深爱美国的法国艺术家，更是充满激情地把自由女神像运到了纽约，立在了这个进入美国的大门口。当代研究美国的权威历史学家、英国人约翰逊（Paul Johnson）对20世纪总结的结果是：「美国将继续是各个族裔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当代最杰出的女记者、意大利人法拉奇更是爱之深，情之切：「对我来说，美国是个情人，不，是丈夫，我对他会永远忠诚。」 现任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话则表达出所有珍惜自由价值的人们的心声：「每当我看到美国的星条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个国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 2004年11月10日於纽约 2005-01-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革命不仅可行，也是唯一的道路
革命，就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是大流血、大动荡；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更残暴的政权。这是强调中国只能走“渐进改良”之路者的理论。这种思路的来源当然很容易理解。的确，共产革命不仅把中国人“革伤”了，也把“革命”这个词变成了滴血的人头，令人闻之发抖。 毛泽东说了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了所有人的命，吓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份子，再不敢提枪杆子；好像谁再提枪杆子，再提革命，谁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糟践了“革命”两字，于是反独裁的人就得“反革命”，否则就是“以暴易暴”。 说实话，看有些人一再喊反对暴力革命，我总是想起西方左派们高喊的“天气过暖”。哪儿来的天气过暖？明明是为反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一个“说法”，就一本正经、义正词严地声讨。在中国哪来的“暴力革命”？如果有，就是共产党正在对百姓实行暴力革命，正在对言论自由实行暴力革命，正在对宗教自由实行暴力革命，正在对公平竞争实行暴力革命，正在对追求个人自由的渴望实行暴力革命。 六四屠杀刚过的时候，人们一片反思∶六四之前是知识份子期待共产党体制内自身反省改革，但六四的枪声粉碎了中国文化人的改良梦。可谁能想到，六四20年过后，在整个东欧都成为民主国家的20年之后，中国文化人又重新回到了指望中共“渐进改良”的老路上，回到了100年前依靠“皇上”变革的思维中！ 一个号称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的国家，可至今连被极端伊斯兰统治的伊朗那种选举都没有。在爆炸般的信息在空气中流淌的今天，中国人还需要翻墙挖洞，才能捕捉一点“自由”的符号；而司法的残暴、官商勾结的黑暗、社会的不公不义等等更充斥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无论如何，宁肯委曲求全，宁肯当奴隶，也不要革命了？革命难道真那麽恐怖吗？真如中国知识份子渲染的那样只有负面价值吗？ 我在《当今中国有暴力革命吗？》和《用革命结束中共暴政》两篇文章中谈到，世界很多国家都援引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用武装革命推翻了专制∶“当政府把人民置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责任和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请注意，人民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责任和义务，推翻暴政。 当年统治美国的英国君主政权所做的，是一系列司法滥权和高税收，但却没有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拥有武器的自由，更没有剥夺私有财产的权利。在那麽“优越”的情形下，美国的先贤们都已经忍无可忍，发表愤怒谴责英国“暴政”的《独立宣言》，历数英国的一系列“罪恶”，然后拿起枪杆子革命。 我们再看末代清王朝，在无知傲慢又跋扈的慈禧的皇朝天下，中国人仍有相当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拥有武器的自由；中国人同样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但我们的前辈们也同样忍无可忍了，他们同样用武装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后来的共产主义把中国推进更悲惨的一幕，但那不是革命的错，而是“人民利益”高于“个人权利”的共产意识形态之错！ 今天的中国，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不如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这个现状是否需要一个“根本的、性质的变革”？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改良派和革命派是同样的。异议出在怎样才能使这个“根本的变革”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反专制的人，大家都是认同“革命”的。 只不过“改良派”认为，只有靠共产党体制内部的松动，共产党高层的变化，才能带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变化；而要指望党内变化，就得说“党”听得进去的话，就得连捧（人权有进步）带哄（我不跟你作对）再加上谏（党的宪法还需要修）。而号召革命是不现实的∶一是没有可能，因为老百姓手里没有武器；二是革命会有大流血，大动荡，付出很大代价。换言之，在今天的中国，改良都推动不了，革命的本钱在哪里？ 表面上看，这种思维似乎很有道理。苏联由于产生了戈尔巴乔夫而垮台，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放权，台湾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后李登辉推动总统直选，走向宪政民主。这些都不仅是体制内，而且是独裁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革命”性地改变了政权的专制性质。 但是，如果深入了解苏联、波兰、台湾的情况，会清楚地发现，它们的民主转型，都不是改良派规劝、恳求、期待掌权者的结果，而全部都是靠体制外的抗争和压力，最后导致的体制内最高领导层迫不得已的变化。 苏联到戈尔巴乔夫掌权时，索尔仁尼琴等知识份子长期传播的“共产党是邪恶”，必须结束共产党统治的思想，已经在俄国相当深入人心，俄国产生了一大批持同样想法的异议知识份子。他们虽然被抓被关，但仍前赴后继，发出声音。像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提出“一个人不能同时坐（支持和反对共产体制的）两把椅子”；他公开跟共产党决裂，偷运到《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被称为“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 正因为必须结束共产统治的声音被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听到、认同、共鸣，于是俄国人民对当局的不满，蔓延全国。正是在这种外部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才提出《新思维》，不得不做一些改革，目的是要保住共产党的权力。 于是，在偏远之地遭隔离软禁的萨哈罗夫被戈尔巴乔夫亲自请回莫斯科，后进入国会当议员。如果是中国知识人，得到共产党开明领袖的如此“皇恩浩荡”，早就感激涕零，拥护“明君改革”了。但萨哈罗夫在国会开幕时，虽被戈尔巴乔夫安排第一个发言，但他却根本不配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而是明确提出，要结束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连戈尔巴乔夫都不得不回击他的批评，最后两人决裂。 十多年前我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正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俄国异议知识份子长期传播的共产党是邪恶、必须结束共产统治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俄国人在有机会的时候，不再是寻找党内的“胡耀邦、赵紫阳”，而是给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后来叶利钦敢于站到路障上振臂高呼，抵制苏共顽固派“九人帮”，就是建立在对俄国人要推翻专制的信心上，结果他成gong了。换句话说，你的目标不是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才会有戈尔巴乔夫出现！ 波兰的情况比苏联还典型。人所共知，是以团结工会为主导的长期抗争的结果。他们一开始面临的全都是镇压，瓦文萨等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抓被判，但他们一直顽强地跟共产当局对抗。最后波共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面对强大的民间压力，处于相当的困境中，迫不得已，才跟团结工会谈判，同意全国大选，结果体制外派赢得了全部自由选举的席位，波兰走向民主。波兰的经验同样不是改良派期待、恳求、规劝统治者“开恩”的结果。 台湾的情形更是如此。这些年我对台湾的民主转型过程做了些研究，一个清晰的结论是，国民党高层的变化，完全是靠“党外运动”压力促成的。台湾人民自五十年代就开始体制外的反抗，有地下结社抗争、党外刊物《自由中国》、六十年代彭明敏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到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美丽岛事件直接和政权冲突，直到1986年民进党的成立、壮大等等。这些都是促使蒋经国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这期间无数人被关进监狱，逃亡海外，甚至被屠杀。民进党是在国民党仍没解除戒严令、没有开放党禁报禁的情况下成立的，他们当时做好了全部都去坐牢的准备。 除此之外，蒋经国访问纽约时还遭到台湾人刺杀，给了他一个很大的震惊。这些来自体制外的越来越强烈的压力，促使蒋经国思考，到底怎麽做才能赢得台湾的人心、才能继续维持国民党的统治？蒋经国选李登辉做副手，绝不是要放弃国民党的统治，而是为了在安抚台湾人的同时，巩固国民党统治。蒋经国时代，李登辉一直都是非常忠诚的国民党人。但蒋经国并没留下让李登辉接班的遗言，他至死都没想好国民党怎麽才能撑得下去。 李登辉推动总统直选一事，尤其说明问题。我曾以为李登辉完全是出于推动台湾民主的愿望，所以顶著国民党内部的巨大压力，强力推行了总统直选，一举完成了台湾的和平民主转型。我曾对此极为欣赏，并撰写长文热烈推崇。但后来由于曾准备写一本李登辉的传记，阅读了更多关于那个过程的资料，加上对李登辉本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采访，得出的结论是∶李登辉作为台湾人，有相当的本土意识，也有一定的民主理念。但是，他首先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位置，才推动了总统全国直选。为什麽？ 李登辉上台后，由于他是台湾人，在国民党内位置一直不稳，所以他说自己是“虎口中的总统”。而体制外抗争的一大批人，在反抗国民党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支持李登辉，指望靠他的力量，使国民党降低对党外抗争的镇压。于是在客观上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体制外抗争一方面强化了李登辉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使国民党内部强硬派对李登辉的反弹更大，取代他的党主席和总统位置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统仍一如既往地在国民党内选，李登辉就完全可能输掉；而如果进行全国普选，他反而胜选的系数更大。因为全民投票，虽然会有民进党人出来竞争，但相当一部分体制外的抗争者担心民进党还不够成熟，胜选机会不大；与其输给国民党强硬派，不如选国民党里的亲台湾派。这就是为什麽类似绿营政论家金恒炜等一大批完全是体制外抗争的势力，在1996年并没有把票投给更符合他们理念的、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而是投给了国民党的李登辉。 对李登辉来说，推动全民直选，他既可以保住总统位置，又得到了推动民主的心理安慰。几乎所有统治者，首先想到的都是保住自己的位置。但他们同时需要良心平衡，认为自己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潮流、道义一边。所以体制外反抗国民党的压力越大，就越使李登辉清晰民意的浪潮，更给他改革的底气；同时，体制外反抗越强烈，国民党强硬派也越要排斥掉李登辉（像苏联高层“九人帮”要拿掉戈尔巴乔夫一样），导致他必须依靠体制外力量而保住自己的权力。 相反，如果台湾没有那麽强烈的体制外反抗，那就只有两个结局∶第一，李登辉如华国锋一样被干掉；第二，李登辉如江泽民、胡锦涛一样，稳住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然后像江泽民一样光荣退休，连战接班，国民党一如既往地统治下去，现在也轮到马英九，下面再接著郝龙斌。而两党政治就会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处于遥不可及的状态。 所以，从苏联、波兰和台湾的经验来看，目标清晰的体制外抗争是结束专制的必须条件，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不少改良派观点的人，也是认同上述理论的，也认为要靠民间、靠体制外压力促使体制内改革。但同时又感觉靠体制外太慢了，因为体制外的力量太薄弱了；靠那些手无寸铁、没权没势的老百姓，得到猴年马月才撼得动中共那棵大树？ 那麽到底哪头儿更慢？我认为是寄托中共党内改革更慢。因为期待体制内改革，就基本是等待。人类有什麽目标是靠等待可以达到的呢？只有死亡。统治者都期待不变，而被统治者当然希望变化。所以，必须依靠希望变化者，而不是依靠要保持不变者。这点即使在民主国家都是如此，更何况在独裁国家。 而把目标放在体制外、民间，就是去点燃火种。变革的火种永远在百姓这边，而不是在占据统治位置者的一边。无论在苏联、东欧，还是台湾，人家全都是点体制外、民间这边的火种，最后火烧到那边，烧到体制内，烧到党内高层感觉疼，不改不行了，而且是“不敢不改”了；得靠改革保自己（像戈尔巴乔夫和李登辉那样），而不是靠顽固守住现状而保自己。 永远不要把走宪政之路的希望寄托在专制政权高位者的“民主理念”上，那个最后促使“革命”成gong的领导人，一定是一个不得已的明智者。但要促使他“不得已”，必须是抗争一方的力量足够大。而要使体制外抗争的力量足够大的前提，是有清晰的、必须推翻中共政权的理念，而不是改革它。 恰恰是中国知识份子一路对共产党一厢情愿的改革期待，才导致中共对八九民运的镇压；恰恰是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下跪那个标志，给了共产党做皇上的理直气壮；恰恰是“没有敌人”这种完全错误的思维，才被暴政一次次屠杀；恰恰是一直占据绝对话语权力的中国文化人，把要依靠党内改革的思维传播得深入人心，导致人人都相信，没有什麽力量可以代替中共，所以才导致那个政权今天依然稳定。那种要依赖党内改革的思维，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呼应了中共要稳定、要所谓和谐社会的路子。 真实是∶只有人人都意识到专制是不可改变本性的狼，是自由的敌人，革掉它的命是唯一的出路，民间的力量才可能起来；而只有要起来推翻中共政权的气势出来了，才能使高层中共领导人被民众的气势威吓住，不敢再使用武器，才能在避免流血的情况下，迫使统治者让步。 八九民运，人民有暴力吗？为什麽遭到了血洗？暴君什麽时候因为你下跪，他就不砍你的头？恰恰是因为他看惯了你的下跪，觉得你就应该下跪，所以杀你的时候不在乎。因为他知道，杀了你，更多的奴隶跪下来。邓小平不是说，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吗？没错，都不用杀二十万，连二万都不用，不就稳稳当当地统治了二十年吗？判一个刘晓波，看你们谁还敢再联名！这难道不是眼前的事实吗？ 有人说，既然连联名发个呼吁、谏言都没法做了，还谈什麽革命，还有什麽路可走呵？当然有！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见得需要有什麽行动，但只要“专制必须推翻，中共绝不可依赖”的种子深入人心，一旦机会来了，就不会再是八九民运的要求党内改革，而是从一开始就追求根本的、性质的变化——改朝换代，建立一个真正的宪政民主中国！ 八九民运之前，在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反抗组织和运动，但胡耀邦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不仅北京发生了包括社会各界人士的、几百万人上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而且是全国各地都同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这个效果的产生，既是民众对长期中共专制怨气的发泄，也是八十年代中期，知识份子们向往西方，传播西方自由思想的一个结果。所以一有机会，民众一下子就起来了。当时知识份子的主流倾向是亲西方的，同时也是寄托党内改革派的。所以八九民运的诉求，没有超出知识份子思维的框架。如果当年知识份子一路传播的是一党专制必须结束的信息，八九民运就可能是不同的结果。 当年由于时空限制，导致知识份子思想的局限，再加上全世界的共产政权都还没垮台，也没有前车可鉴，所以还有情可原。但是今天，在六四屠杀20年过后，在全世界主要共产国家都崩溃之后，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国知识份子再回到20年前、100年前的依靠皇朝体制内改变的老路，是不可原谅的。 革命不仅有路可走，而且是唯一的可行之路。需要的是点燃火种，传播到位的、共产专制必须结束的信息；传播自由的美好，自由的价值；一旦机会来临，貌似庸庸碌碌的大众、墨守成规的社会各个阶层，都会在一夜之间，成为追求自由的战士。 有人认为中国人种有问题，需要几百年殖民地。我绝不这样认为！自由的渴望在每个人心中，中国人绝不例外。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吹响过革命的号角，举起过推翻专制的旗帜，他们曾经胜利。今天，在我们这一辈，同样会有人吹响这只号角，举起这面旗帜。我们不仅同样会胜利，而且在当今世界大潮的推波助澜下，我们会彻底推倒中国五千年专制的万里长城！ 2010年3月17日于美国 ——原载《观察》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08-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他要颠覆奥巴马
美国是最重视和保护新闻自由的国家，所以媒体发展自然蓬勃，现有近一千五百家日报，一万五千家电台，几千家电视台（多属全国七大电视网）。在这样专业人才济济、竞争激烈的媒体环境中，谁想异军突起，一举成名，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美国最近就出现了这种“奇迹”——目前在有线电视中收视率最高的福克斯台（FOX）主持政治评论的格林.贝克（Glenn Beck），就成为美国媒体上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其耀眼光芒吸引了美国左右两派的主要刊物《时代周刊》和《Newsmax》，两家杂志最近不约而同地用贝克的“崛起”做了封面故事。 美国左右两家重要刊物都用贝克做专题报导，绝非偶然。因为下列的数字，使他们必须重视这个“新闻”∶ ●数字支撑出“奇迹” 第一，贝克在福克斯的电视评论，虽然在收看时段并不理想的傍晚五点（长度一小时），但他的观众居然高达三百万。在有线电视新闻和评论节目的收视率中，高居全美第三名（第一是福克斯的王牌评论欧莱利，第二是福克斯的大牌主持人汉尼迪），并超过CNN和MSNBC这两个对手电视台同类节目的观众总和，而他主持这个节目还不到一年。 第二，贝克还有电台评论，通过媒体托拉斯，在全美近400家电台播出，听众达八百万；在25到54岁之间的听众中，收听率排名全美第三。 第三，他的个人网站，每个月有五百万访问者；他的每周网上影视评论，有150万听众，他的网路收入每年三百万美元。 第四，他主办的杂志《Fusion Magazine》，每年出版十期，吸引了超过20万“粉丝”。 第五，他最近的全国巡回演讲，同时被全美450家电影院播放。 第六，在过去11个月中，他有三本书出版，两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其中《常识∶反对脱缰的大政府》（Common Sense）一书，上市不到四个月，就卖了一百万册！他在今年9月底出版的《跟白痴辩论∶怎样停止小思维和大政府》（Arguing with Idiots），立刻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由此创造了“记录”∶不到12月之内，贝克有三本书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并都是第一名！ ●大步流星走成“明星” 《时代周刊》感叹说，无论在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光圈中，贝克都是全美“最热门”的人。《Newsmax》则说，贝克有巨大的观众群，人们重视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跟白痴辩论》新书，让“白痴们”在美国的任何角落都愤怒！在《富比士》杂志评选的当前全美最有名的100人中，贝克排名第81。 今年45岁的贝克怎麽会迅速成名到如此地步？他不是新闻世家出身，更无显赫的家族背景，而且出自那种最普通、甚至很撼运的美国人家庭。父母早就离婚，他十五岁那年，母亲自杀，後来弟弟也自杀了。他曾酗酒，发脾气，导致第一个妻子离婚。 但他从小喜欢广播，13岁那年就曾主持过电台节目，显露出这方面的才华。後来在康州纽黑文主持电台节目时，听众中有个女孩喜欢他，後来他们热恋结婚。随後他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宽、最後大步流星地走到全国的电视舞台，成为明星。 在美国高手如云、竞争激烈的媒体王国中，贝克能成为“白马王子”，绝非偶然，至少有这样两个原因∶ ●如鱼得水，鱼跃龙门 首先，他非常有口才，从小就练就了电台广播能力。无论在电台还是电视，以及後来的全国民众集会讲话上，他从来都是张口就来，滔滔不绝，并且条理清楚、提纲挈领。18岁他高中刚毕业，就在德州找到电台工作，主持早晨节目。这种事可能只会发生在美国，一个刚走出校门的高中生，就被雇用主持电台节目，这使他成为当时全美最年轻的电台主持人。在随後几年中，贝克在德州主持的节目，在美国七个大城市的收听率中，都进入前40名。 2000年，贝克到佛州Tampa电台主持节目时，那个节目当时才排名第18，但他接手不到一年，这个节目就在电台市场排名第一！ 2006年，他转到CNN做电视新闻评论，开始引起全国注意，毕竟这是全美、甚至全球知名的24小时新闻台。但他是在2008年10月转到福克斯电视主持评论後，才真正名气大振。因为福克斯是美国四大有线电视之一，虽然1996年才创办，比CNN晚了16年，但收视率却超过CNN，过去八年多一直是全美第一名。在四家美国有线电视台的新闻和评论节目中，收视率排在前十名的节目，全部都是福克斯的，由此可见它在美国电视媒体中的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是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贝克转到福克斯之後，可谓如鱼得水，於是就鱼跃龙门，跳到了最高峰，成为媒体的焦点角色。 ●拒绝奥巴马的“舆论领导人” 其次，有口才，进入大电视台，并不意味著一定全国成名，毕竟人中有人，强中有强。贝克所以获得今天这种地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扮演了一个鼓动、激励美国民众杯葛、抗议、拒绝奥巴马社会主义政策的“舆论领导人”角色，成为这场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反对社会主义、捍卫个人自由运动”的发言人。 贝克到福克斯主持节目时，正值美国大选，随後奥巴马当选总统。结果这位美国首位黑人总统，成了美国历史以来最左倾的总统。他一上台，就极力推行国家干预经济、国家主导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这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反感。根据一项美国民调，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对奥巴马的左倾政策“愤怒得要疯了”。 贝克主持的电视电台节目，以及主办的杂志和网路，都是口无遮拦、尖锐犀利地痛斥奥巴马的社会主义倾向，表达出这四分之三的美国人的愤怒。虽然美国有很多保守派评论家，也都批评奥巴马的大政府政策，但贝克的批评更深刻、更准确，更吸引人心。主要在於，贝克不是更多关注那些堕胎、安乐死、复制人等跟宗教有关的领域，而是更多从自由经济角度，批判大政府剥夺人的权利，强调集体主义统治美国的可怕前景，呼吁人们捍卫美国先贤确立的个人价值。美国的右翼媒体主要是传播保守派的理念和声音，但贝克宣称，他第一信奉的是“绝对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他是美国客观主义哲学创始人、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的信徒，热爱资本主义，信奉市场经济，反对集体主义，最强调、重视的是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贝克是从这个角度，以这种价值，来反对、批判、拒绝奥巴马的以集体主义价值为核心、以大政府为表像的社会主义政策。 ●抵抗政治白痴的英雄 “绝对自由意志论”的信奉者，在美国一直有很大的群体。自从奥巴马上台後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更刺激了美国民众信奉这种价值理念。目前正在美国各地兴起的“茶党”（Tea Party）运动，就是继承美国当年抵抗英国殖民统治者高税收（对茶叶等）的反抗精神，强调个人自由，而拒绝大政府。不久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几十万人游行聚会，表达对奥巴马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强烈不满和愤怒！ 这场遍及全美的抗议运动，和贝克在电台电视上的评论，呼吁，激励，鼓动等密不可分。贝克不仅做媒体评论，他实际上是在推动一场政治变革风潮。他的已在《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16个星期的畅销书《常识》，就是受当年奋笔疾书写出美国应脱离英国、成为独立国家是《常识》的英国思想家潘恩的影响，强调今天美国人民拒绝奥巴马的大政府，捍卫个人自由，是21世纪的“常识”！贝克的《常识》一书的副标题就是“受潘恩的鼓舞，反对脱缰的大政府”。他的《美国正走向社会主义》（America’s March to Socialism）一书，副题是∶为什麽我们就差一步就要主办阅兵展示导弹，强调美国走向那种炫耀强大政府的危险。九月底出版的《跟白痴辩论》一书，更是痛斥美国的左派。在全球都知晓苏联、中国等共产主义的屠杀和罪恶，在人们都目睹社会主义给欧洲带来的经济停滞和生活水准下降之後，这些左派们、奥巴马们，还要走向社会主义，还信奉大政府和集体主义，这不仅是愚昧健忘，而是要像共产主义一样，高举“善”的大旗，把美国带入灾难！ ●只要贝克在，老大哥就来不了 抗议奥巴马走社会主义的美国民众反抗运动，名为“912项目”，即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美国遭恐怖袭击的911，也是强调这是不屈服於恐怖袭击等一切要剥夺美国人自由的抵抗运动。 贝克除了有绝佳口才，清晰理念和坚定立场之外，他还有一种运用自如的自嘲能力和幽默感。他的评论，绝不是政治家在一板正经地读宣言，也不是奥巴马式的大话连篇，而是像幽默小品一样，引人入胜。他有相当的表演天才，所以他的评论绝不乏味，更贴近美国普通大众。他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娱乐性评论”。他的新书《跟白痴辩论》封面就很“贝克”∶他身穿当年苏联军服，带著红军大沿帽，撇著嘴，一脸斯大林，滑稽地提醒人们∶苏联老大哥要来了。 但有美国人说的好，只要贝克在，老大哥就来不了。拒绝苏联老大哥是美国民众的普遍心声，更是美国人拒绝大政府、抵抗集体主义的坚强决心。 ——原载《看》半月刊2009年10月 2009-10-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扒粪者人品决定“反腐正义性”？
——雷政富事件引发的特色讨论之二 雷政富不雅视频曝光引发的多重争论当中，除了“反腐败与保护隐私”何者更重要之外，还有揭发者“纪许光是真英雄还是伪小人”问题，批评者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纪的动机是想博名声；二，纪不是第一揭发者。从这点导引出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中国特色问题：“揭发者本人道德及消息来源不正当”，程序不正义，因此要追问这次反腐的正义性。还有一些人说这是2007年旧事，是建筑商为达到目的而特意拍摄的，希望造成一个印象：雷政富受人陷害。 一时之间，对纪许光的人品、动机发出的质疑声音，其热度堪与雷政富案件本身相侔。反腐败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形成的最后一道社会道德防线，中国早已不存在政治共识，有关雷政富视频曝光的各种讨论则显示，中国社会的道德共识也行将丧失。 一、有关2007年视频不能现在用来追查雷政富，这个说法之荒谬，可以用以下事实驳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担任巴黎市长期间，通过编造的21个政府职位为他的政党成员支付工资，让巴黎纳税人蒙受了大约相当于140万欧元的损失，等等，因此法国一家法庭于2011年12月15日认定前总统希拉克挪用公款和损害公信力罪名成立，判处他两年监禁，缓期执行——类似案例还有许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视频为建筑商特意拍摄这条，并不影响对雷政富权色交易的性质认定。提出这个话题的人大概根本没去想此事发生的社会背景。据说，该名女子是向雷行贿的建筑公司的女员工，为雷提供性服务，该建筑商只给她算了一笔加班费。这事件揭露的信息是多重的：1、该建筑公司专门提供一些类似的工作岗位给漂亮女性，说明这种性贿赂已经成为中国一些企业的日常公关方式；这些女员工对提供一次性服务只得到300元加班费习以为常，说明她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2、雷本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提供的性服务，说明他是此中熟手。因为养小三、包情妇容易留下后患（比如情妇揭发贪官），这种由第三方提供性对象的方式简单直接，不留后患，而且听起来比职业妓女干净一些，染性病的风险小。这是中国官场从情妇现象进化而来。雷心安理得接受这种方式，说明他追随中国官场风气与时俱进。利用自己的职权让企业为他提供免费性服务，这样的行为不算腐败，什么算腐败？ 附带说一件往事：当年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将自己与总统克林顿的情事告诉闺密特里普，被特里普偷偷录音并上交给法官，虽然多有人对特里普表示不齿，但只认为特里普为友之道太差，没人愿意与这种人做朋友，却无人质疑所谓该案证据获得的“程序正义”，即“消息来源的正当性”。 三、纪许光与第一提供者抢功、以及他借此事博出位等是否影消息来源及反腐的正当性？从常情来说，第一提供者愿意将这种资料提供给纪许光，显然在提供之时是对纪许光比较信任的。至于后来纪许光的“抢功”，指纪许光没有遵守他对第一提供者的承诺，抢先发表，这是个人信用问题。但纪许光并未在资料上造假，就不影响资料本身的真实性，自然也就没有所谓反腐过程的“程序正义”问题，更不影响所谓该事件“反腐”的正当性。因为纪委、检察院只认可证据的真实性。 四、揭发者个人动机高尚与否决定反腐的正当性，这个“动机论”命题非常荒谬，提出此看法的人在这方面的无知让人吃惊。 古今中外，揭发腐败者的动机从来就是多种多样。其中大多数都是出自内部人分赃不均，或检举者为了自保，或者由于私人恩怨，当然也有出于对腐败的痛恨而出面举报者，但人数很少。缘由很简单：外部人一般就算知道某官吏财产来源可疑，但不能凭可疑的感觉就能检举，检察机构也不能凭可疑的感觉就立案。只有内部人才知道腐败故事的详情，检举起来才会有根有据甚至拿得出凭证。近年来中国贪官为何屡被情妇拉下马？就是因为情妇与贪官关系亲密，是知情者；有的情妇还充当贪官受贿的中介。 我当年在深圳时，曾与检察院经济罪案举报中心的负责人专门讨论过此事。我问那位负责人：你们收的举报有多少转呈检察院？最后的立案数占举报信的比例有多少？这位负责人的答复是：收到的举报信只有不到10%进入处理，即与检举人约谈。如果能将材料夯实，再转呈检察院。一般来说，检举人的身份能让他们判定检举信是风闻还是实有其事。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只要将“三驾马车”（人事部长、财务部长与办公室主任）换成自己人，这单位就等于是他的私人公司，可以为所欲为。对于这种“内部人”的检举，他们一般比较重视，会沿着检举线索追下去。 持“动机论”的论者甚至懒得用脑子去想：情妇本身是贪官腐败收益的受益者；“三驾马车”伙同领导贪污腐败，早就是局中人。这些人出面检举，多半不是出于正义感，情妇是因为面临被抛弃，三驾马车多是因分赃不均引起内讧。这类检举动机，什么时候“高尚”过？ 许多国家为了打击犯罪，实行“污点证人”制度，污点证人是指犯罪活动的参与者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与国家公诉机构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的人。污点证人与一般证人的区别在于，他是犯罪活动的参与者，有犯罪污点。但使用污点证人，有利于有效收集其他犯罪者的证据，节省破案成本，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都采用，只是使用时特别谨慎。由此可见，检举犯罪者的个人品德与惩办犯罪的正义性并无逻辑关联。以污点证人为例，是想说明，纪许光就算是想借机炒作，有沽名钓誉之嫌，这些方面的不足根本不影响反腐的正义性。 网络反腐是中国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公众唯一能够参与的政治活动。虽然有点象一种群众狂欢，有时也发生误伤，比如这次将雷案的女主角照片贴错了。但鉴于中国腐败对社会的深度危害，以及反腐的流于形式——贪官获死缓者越来越多，过去五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万多件，但大多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的只有2.4万多人——中国的网络反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必要存在。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1月29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1/lei-zhenfu/）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在政府利益与民众生存权之间 ——从四川汉源事件透视中国水利工程之弊
中国中西部地区近日接连发生的数起群体性反抗事件，性质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表明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社会冲突高发期。在这些事件中，四川汉源库区民众为捍卫生存权益的反抗特别值得注目，因为这次反抗不仅涉及将近15万人民的基本人权，还说明了中国政府正是破坏中国生态环境的始作俑者。 从人权角度来看，汉源民众被强制迁徙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这种侵犯是多重的，首先，这种搬迁完全违背汉源民众自身意愿，是政府利用政治权力强制汉源民众离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其次，由于搬迁是用贫瘠的山地置换沿江两岸肥沃的土地，而政府的补偿又极不合理，汉源民众在搬迁后必将堕入贫困之境。 上述情况，当地政府心知肚明，但为了政绩，一味只将实际情况掩盖于冠冕堂皇的宣传口号之下。其实，早在数月以前，一些专家在汉源实地考察之后，指出汉源将会重蹈云南漫湾电站工程之覆辙，这些“以脱贫、发展为目标的水电工程，使一些原本较富裕的农民陷入贫困之中。” 事实上，汉源库区民众所面临的返贫问题已在中国历年大型水电站建设中反复出现过，只是由于中国政府动辄就将不利于本身形象的资料列为“国家机密”，普罗大众无从知晓而已。根据世界银行的不完全统计，在过去50年中，中国兴建的大型水电工程，共产生1,600多万移民，其中至少有1,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在移民安置过程中，中国政府漠视人权的特点体现在“重投资、轻移民”的政策中。为了动员库区农民移民，政府迫使移民的个人生存权服从于电力、防洪、灌溉、航运等所谓“国家利益”。当众多移民迁徙到新的安置地后，因土地贫瘠，无以为生，境遇悲惨，其中黄河三门峡水库的30万移民曾数次在四大农民领袖的带领下，有组织地从贫瘠的安置地逃回故乡，又被当地政府强制遣返。而这30万移民艰苦抗争的血泪史，始终未能被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知晓。 “改革开放时期”中动工的水利工程同样弊端丛生，云南漫湾电站即为其中一例。 当年修建水库时，当地政府根本未征求民众意见，擅自与水电公司签订协议，以极低的价格让出了土质肥沃的沿江土地，1980年代中期动工修建漫湾电站的时候，当地政府喊出的口号是“漫湾发电之日，就是百姓富裕之时”，而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电站水坝建成之后，当地上万库区移民生活日渐困苦。迫于生计，很多就业无门的库区男性移民只得到外地去打工，而妇孺则更多靠捡垃圾维生，生活十分悲惨。根据一项调查，在漫湾库区，在水库淹没前，当地百姓的收入高于云南全省坝区平均11.2％。而在库区淹没后，移民的收入却只能达到全省平均值的46％。此前居民电价为0.16元／度，而漫湾电站发电后，移民的用电电价却飙升为2元／度。 漫湾、汉源库区所遭遇的返贫之危，正是西部地区在“跑马圈水”狂潮中普遍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西南的大江大河上，近期在建和拟建装机容量超过300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达到10个，加上已建成的二滩电站，这些巨型电站装机总容量相当于5个三峡电站。但在水电开发进入黄金期的时候，自然生态和人类的社会系统却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上所述，这种水利工程的兴建，根本就不能在总体上增进社会的福利水平，在兴建期，是以牺牲库区民众的利益来满足政府部门少数官员及水电集团之利益需求的掠夺行为；从长远看，则是吃子孙饭，断后代路的短视行为。 汉源移民的困境，曾被记者以“四川汉源之惑：大型水电站带来的返贫危机”为题加以报道（《中国经营报》2004年8月21日），但这种舆论呼吁丝毫不能唤起地方政府的良知与政治责任感，终于酿成近日的汉源暴动。从这次四川地方政府对汉源失地农民反抗的镇压方式来看，已经从以往的“胡萝卜加大棒”变成了纯粹的高压。 中国类似汉源地区的水库移民还有多起，各地政府处理移民问题往往要借助赤裸裸的暴力手段。这种不计民生的暴力掠夺行为，正好说明了时下政府行为正在迅速黑社会化。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11月11日，总61期）
何清涟2025-11-09 00:30👍 0💬 0中国权力传承模式：血缘 + 党内程序
最近韩国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中国前总理之子李小鹏“当选”山西省代省长。对前者，央视等官媒斥之为“政治世袭”；对后者，则认为是“民主选举”。这种罔顾事实的解说，在中国网友中引起了一番讥讽。 央视、凤凰的评述错在哪里？ 由于朴槿惠是南韩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顿时让央视与凤凰卫视等宣传机器捡到一个大话题，央视还顺便将日本给捎带批判了一番，在新闻直播间节目别出心裁地引用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中片段，讽刺日本政界的世袭制度。被解构的动画片说，“政治家的儿子长大依然是政治家，董事长的儿子依然是董事长，正是伴随着这种世袭制，人类的错误历史被不断的重演。” 这话从表面上看并没错，亚洲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南韩都有政治家族（祖孙父子都从政）的现象，但如果因此用来为中国红色家族的权力传承做辩护，则大错特错。因为央视与凤凰“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日本、南韩的政治世袭基础不同，是基于民主选举。一个人就算是借助家族资源从政，必须得经过民选这一关。说得难听点，从政者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过了选民的投票关，才能当选。其从政业绩，也有自由媒体与社会在监督着。 中国的政治权力交接方式，即使在共产国家当中也很有特点：既不象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再参考任职经历，推选出继任者，高官子弟获取高层政治权力的血缘规则在上层权力传承中很少起作用；也不象北韩金氏政权那样只认血缘，从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继，或者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特色的权力传承模式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直接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太子党”可以得到种种官场晋升的特殊便利与优惠。事实证明，中国现有的权力传承方式中的血缘规则，一方面使得官场晋升出现了双轨制，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潜在的权力斗争。 红二代的政治长跑：起点高、跑道短、可变换跑道 红色家族后裔从政，比平民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从政历程，自然也不同于平民子弟，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镀金色彩。 最近中国媒体又在热炒毛远新27岁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年轻省级干部一事，却不肯指出他获得如此殊遇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是毛泽东的侄儿。改革之初，中共太子党的三颗政治明星刘源、薄熙来、习近平能踏上政治晋升的跑道，血缘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刘源的政治长跑很能证明这一特色。他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之后，1982年从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开始起跑，短短6年之间历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对于红二代来说，去基层历炼是攒资历，这在官场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因此他们在每个职务上停留的时间最长为两年。尤其是刘源，一年一个职务，每个官位尚未坐热就换一把新交椅。在六年内从副科级直升副部级，似乎这是唯一一例，薄、习二人完成这一升迁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 有些红二代在最初选跑道时，选了一条自己认为容易“出成绩”的跑道，如军队及中央各部委。后来才发现，要想进入最高权力圈，基层历炼这一关必须要过。等到不少红二代发现这一点，为时已晚。但有背景的人自能及时调整方向，更换跑道。比如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他原来一直在父荫笼罩下的电力系统工作，在41岁时已担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副部级）。当他盯住最高权力核心职位时，发现这一资历不够硬，于是在2008年弃商从政，到山西省任排名第二的副省长，用自己的强项来代替县市基层历炼，分管商务、市场监管、外事、旅游等工作。目前，49岁的李小鹏已获十八大候补中委资格，任山西代理省长，通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台阶已经为他铺好。 红三代开始政治长跑 80后的红三代正在成长，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获得或正在获得美英等国名校学历。是否回国子承父业，完全看他们自己的权衡。据港媒报道，邓小平的孙子邓小弟（邓质方之子）在其28岁之时决定更换人生跑道。他从美国杜克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一律师事务所工作，现返回中国，到其祖父邓小平政治发祥地广西百色挂职当副县长；叶剑英之孙叶仲豪（现年29岁）则走的是典型的团干部升迁路线，在其祖父叶剑英的政治大本营广东起跑，从广东罗定市市长助理开始，频换职位，今年8月出任云浮团市委书记。港媒评价说，“叶仲豪从县级市开始干起，到主管发改局局长及团市委书记，经历的职务既锻炼人，又是官场快车道，如果不是有人安排与操纵，仅凭他们自身的能力，恐怕根本无法实现。相信云浮团市委书记亦只是一个跳板，或许再一年多叶就会成为团省委副书记。” 中央、省、县级政治资源的不同瓜分方式 中国这种血缘+党内程序，是传统世袭制的变种。但因集体领导制下王爷公侯太多与要走党内选拔干部程序这两个因素，与旧世袭制相比，增加了权力传承的不确定性，如今年薄熙来、刘源等的出局就是不确定性的体现。但这不改变其本质仍是权力自赋体制下的自我授受，与日本、南韩的政治家族那种后辈利用前辈的政治资源与影响力，增加选举的动员力与号召力本质上不相同，其间没有民意参与。结果也明显不同：国际透明组织在今年参评的176个国家当中，新加坡的清廉度排名第5，日本第17，南韩居第45位，而中国则排在第80位。 还有几个中共历史上未曾出现的因素将在今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以及红三代政治长跑中起重要作用： 一、中国的政治精英，无论是底层还是高层，都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将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现象。 二、县级政治资源已经出现由一些家族垄断的现象。这种现象必然会导致中央集权的弱化。 三、省一级成为中央与地方势力瓜分政治资源的犬牙交错地带，当政治上层家族希望继承上层权力时，在省一级面临各种纠缠不清的关节。刘源当年就是在河南副省长任上仕途不得不拐弯；薄熙来多年在省部级之间晃来晃去，据说与受挫于辽宁省地方势力有关。 中国的局势发展，是否还能熬到红三代顺利接班，那是只有天晓得的事情。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2月2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2/china-style/）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The quest for an eighth Turkic nation (Part two of seven)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October 12th, 1999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six Turkic-speaking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g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With a population of around 30 million worldwide, seven Turkic countries (including Turkey) have joined the UN so far. These changes have further stimulated the Xingjiang Uighur people's awareness for independence. Xinjiang's distinctive history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the East Turkestan people's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We are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 but rather revival of our country," said Abdulhekim, the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We have always been an independent country historically, it is merely occupied by the Chinese now." "We Turks and the Uighur have the same ethnic ancestry. We did not delineate this ourselves, but Allah did; it is His will. There are two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the Turkic people still have no freedom. One is northern Iran, the other is East Turkestan.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 Turan Yazgan, a professor at Istanbul University and chairman of the Turkic World Research Foundation Despi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nial of this kind of historical viewpoint, accounts in a book recorded and edited by the Chinese, The Tangshu (唐书), closely correspond to Abdulhekim's claim. Like that of China, Xinjiang has a history of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rise and fall. The Turkestan empire thrived during the epoch of China's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Later on, following a victory over the Turkestan empire, the Uighur people established the Uighur kingdom, which was referred to in the Tangshu as the Nine-kinfolk Uighur Kingdom, meaning that the empire was formed by nine Uighur tribes. It was said that the Uighur army once helped the Chinese emperor Tang suppress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and Shih Tzu-ming (安史之乱), which the East Turkestan people remain proud of, and use as proof that Xinjiang was not only an independent country, but actually helped China. Nonetheles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continuous wars, China's Ching Dynasty army, led by General Tso Chung-tang (左宗棠), conquered the Uighurs. In 1844, some 40 years after the Opium War, Ching rulers formally declared the occupied western region a province, naming it "Xinjiang," meaning "newly conquered territory." However, the people of Xinjiang never stopped revolt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In 1937, the Uighur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n uprising in southern Xinjiang and establishing the "Islamic Republic." But it was quickly suppressed by the local Chinese warlord Sheng Shih-tsai (盛世才), who later becam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in Chiang Kai-shek's (蒋介石) government. The unyielding Uighur people staged another rebellion in northern Xinjiang in 1944, this time establish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East Turkestan. "Our army recovered all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of Xinjiang except Urumqi," said Berat Haci, 89,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 Chinese general Wang Zhen (王震) who led an invasion of Xingjiang at the end of the 1940s. "Wang Zhen said Xinjiang w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but that we must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then in order to defeat the KMT," Haci said during an interview in Istanbul. "In the future, they would allow us to have either autonomy or independence. He said, \`Lenin advocated self-government' of all nations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one million. We are communists and we must follow Lenin's instructions." Believing such a promise, Turkestan troops consented to all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o enter Xinjiang peacefully. Soon after, in the mid-1950s, China established the so-called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n began to suppress dissent among Uighur people there. "There were 10 districts in Xinjiang at that time, and they arrested 80,000 people in eight of the 10 districts and 30,000 in the other two," recalled Haci. The communists' racial oppression smashed the Uighur people's dream of independence, he said. "The assassination of the five top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East Turkestan prompted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said Erkin Ekrem, 35, a history lecturer at Hacettepe University in Ankara, who moved there from Xingjiang nine years ago. Erkin is one of the foremost scholars on this period of East Turkestan's history. He described a rarely-known incident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this reporter in Ankara. He said that among the five murdered East Turkestan leaders were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East Turkestan Akhmat Jan, Commander-in-Chief Delil Khan, Deputy Commander-in-chief Yiaskh Bakh and Foreign Minister Abdukahreem. They were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negotiations in Beijing, but requir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first fly to Alma-Ata (阿拉木图) in the Soviet Union (now the capital of Kazakhstan) and then transfer to a flight to Beijing from there.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plane crashed soon after taking off from Alma-Ata, killing all five. "The fact is that all five leaders were kidnapped by Stalin and murdered in Moscow," Erkin said. "One of the former KGB leaders who had taken part in the torture of the five leaders revealed this secret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a Russian magazine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article was translated into Uighur, and many people have read it. Following the clues mentioned in that article, some East Turkestan exiles made a special trip to Moscow and found a former Kremlin doctor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at the time. That doctor said all five leaders were imprisoned in the Czar's old stable and killed there," Erkin said. The sudden death of the five top Turkestan leaders angered the Uighur people. The commander of an artillery regi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in Yining, Rokhmannov, ordered a massacre of all local Han Chinese. "More than 7,000 Han Chinese were killed, both soldiers and civilians," recalled Haci. "Not long after that, the Chinese army marched in and Rokhmannov was killed within three days. Many of his soldiers were also either killed or imprisoned." In addition to their sympathy for the Uighur people's sufferings, many Turkish people, schola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like consider Xinjiang their own origin. Even some Turkish officials refer to Xinjiang as their "motherland" and believe that those who marched westward to Turkey originally came from Xingjiang. That is the reason they call Xingjiang East Turkestan.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of East Turkestan has generated sympathy in many Turkic nation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five top leaders, another well-known Turkestan leader, Isa Yusuf Alptekin, fled to Turkey. The East Turkes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had won wide respect from both the ruling and opposition parties in Turkey. When he died in 1995 in Istanbul at the age of 94, around a million Turkish people, from top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ordinary citizens, mourned his passing. Isa was buried next to the graves of two former presidents of Turkey. The Turkish government even built a memorial park for Isa in Istanbul, complete with an East Turkestan flag flying on park grounds. The flags of Turkey and East Turkestan have a similar design. Both sport a crescent moon in the middle.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flags is the background color -- red for Turkey and blue for East Turkestan. Conc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urkish and the East Turkestan people, Turan Yazgan, a professor at Istanbul University and chairman of the Turkic World Research Foundation, said: "We Turks and the Uighur have the same ethnic ancestry. We did not delineate this ourselves, but Allah did; it is His will. There are two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the Turkic people still have no freedom. One is northern Iran, the other is East Turkestan.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This is the second part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a long-time observer of ethnic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China.) 1999-10-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无法打赢的两场“清污战争”
2013“两会”开过，按3月15日CCTV13“两会”直播节目里专家回答主持人康辉的说法，天朝“皇帝与宰相”总算被代表们“选”出来了；俞正声代表各界政治力量表态“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支持习总强调的“三个自信”；京、沪、渝、粤、新疆等重点地区武警部队与各省军政主官也已调整完毕。“君侧”已清，“天朝皇帝”可以开始施政了。 以习总书记自己的承诺为准，他要做的两件大事都与“清污”有关：一是官场清污，反腐败；二是建设“美丽中国”，中国要美丽，第一步当然是清理遍布城乡的各类环境污染。 清官场之污，卡在了查官员房产这一关 从其可行性来说，清理官场之污比清理环境之污似乎容易一些，在此先分析习总完成这项任务的难度与可行性。 习近平自任总书记以来，不断发布各种“反腐新训”，如“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打铁还需自身硬”，“要老虎、苍蝇一齐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等，无论便于记忆还是不便于记忆，都成为“脍制传媒”的名句了。 其实，检验习近平反腐的决心与能力，眼下就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即按房产查核贪官，以清官场之污。我的理由如下：房产档次与数量本身既是检验中国人财富的最硬指标，也是衡量官员灰色收入与违法收入的硬指标。 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印钞机”之后，通货膨胀已经不可遏制，其中房价飚升最快，以至于中国80%以上的人没有能力购房，北京、上海的房产更是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房产。因此，为了让财富保值增值，中国官员发疯似的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房产。2010年上海市委以“绝不追究”相许，进行市管官员自报房产摸底试点，一千多位市管官员惦量申报的结果是人均十余套，最多的一位40余套，上海市纪委向市委报告时称“大大超出估计”。2012年11月以来，“房姐、房叔、房爷、房祖宗”组成的“房氏家族”相继曝光，拥有十数套、几十套房与十几栋楼的官员比比皆是。 时下的中国，在二、三线城市买一套两居室房子都需要百万元以上，北京、上海这两座大都市更是高达数百万。这样高昂的房价，中国官员不管什么级别，几乎都不可能依靠工资收入购买商品房，更不用说拥有十几套甚至几十套豪宅。毫无疑问，这些房子就是其主人的腐败铁证。据官方消息，早在六、七年以前，中国住房与建设部就着手建立40个城市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目前信息录入工作已经完成。理论上，习开展官场清污很好办，只要按房查究，一定能抓出一大批贪官污吏。 然而，正是在查纠官员房产腐败一事上，中国政府现了原形，从2013年2月份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加紧出台了房屋信息查询规范，禁止查询房地产信息，最先颁布这类规定的是福建漳州与江苏盐城，此后各地相继效尤。这充分说明中国的腐败源自制度：垄断一切资源的政治制度为官员提供了大量的寻租机会，官员层级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网又充分保障了官员腐败而不被追究。 在此我假定习近平的反腐完全是真心实意，他本人核心家庭成员（夫人及女儿）绝对清廉，但他如果真要清污，这场战斗既要面对数千万公务员队伍，还要面对习本人坚持绝不改变的政治制度，结果正如中纪委反腐专家李永忠所言：“不反腐败要亡党亡国，腐败反不好也要亡党亡国。”（李出此言的目的是要建立有条件的特赦） 因以上原因，我每次读到习总新的反腐训言时，眼前就出现一幅场景：在聚光灯映照的北京舞台上，习总宛如堂吉诃德，身披铠甲，横枪跃马，正在勇敢地与无数旋转的风车作战，其中一架巨大的风车就是他坚持“不走西方邪路”的政治理念。 环境清污，难在污染源头太多 “美丽中国”这四个字，被称为“十八大执政新理念”，并具体阐释为“还蓝天白云碧水于中国”，上至空气，下至土壤、河流，以及堆放在中国各大中城市郊区的垃圾山，都属于要清理范围。因此可以说，环境清污是一场面对全体中国人的战斗，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控制污染增量，让污染企业停止排放新的污染物，国民开始过节能环保、讲究卫生的新生活；二是清理污染存量。这两点意味着环境清污要面对星罗棋布、无处不在的“敌人”：从中国的支柱产业与纳税大户——石化重工业，到各地的冶炼、化工厂及庇护它们的各级官员；从任意处置各种污染垃圾的厂商、乱弃建筑垃圾的房地产开发商，到随意乱抛死猪的养殖户，甚至包括卫生习惯不好、随意遗污的不少民众在内。因此，这场建设“美丽中国”的环境清污“战争”，其难度绝对不会比前者更小，从其社会动员力来说，可能还比官场清污更弱。 何故？一是环境污染本来就与政府有关。在企业投产前的环境评估与投产后的环保监测方面，各地政府出于地方税收考虑，让环保部门有意放纵或者不作为。因此，治污必须先治官。二是民意所向也是治污必须先治官。我近日在推特与微博上与网友有不少关于环境污染治理的讨论，对于农户在农作物上乱施放农药与催生化学制剂，以及养殖户给牲畜喂各种刺激生长的抗 生素、随意处置猪尸等，有少数“底层情结”的人认为，这是底层出于“自保”的行为，可以理解；还有人认为，我去国日久，大惊小怪，其实中国人一直是这样过的。他们坚持认为，只要官吏清廉，民众也不好意思做坏事了。 由此可见，政治清污成了环境清污的前提。原因如下，第一，如果政治清污走过场，新的污染存量还会继续产生，一不小心，中国人就会步全国数百个癌症村民的后尘。于是，对于看不到明天在哪里的中国人来说，环保意识、环保羞耻感等似乎就无关紧要了。第二，中国的政治思维习惯性地认为，官员无论是思想还是品质，均是民的表率。当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就开始行教化民众之责（比如薄熙来就是典型）；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更是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经典。基于以上两点，民众要求官员带头做出表率，不能说没有道理。毕竟，在一个视法律、道德如无物的国度里，高度自律，出于污泥而不染的人，实在太少了。 十年任期内，习近平既要坚持“制度自信”，又要动员全体官民打完这两场“清污战争”，不具备上帝那种全知全能是无法做到的。我比较现实，只有两点心愿：一是希望他先从清理官员房产入手查明官员的灰色收入并酌情清理（比如四套、五套以上才算灰色收入并追究）；二是先将各城市郊区的垃圾山清理完，并开始节制污染存量，宁愿承受经济放慢的后果也不要这种毒害生命的GDP。这两点只是这两场“清污战争”的起步工作，如果连起步都无法开跑，其余的不问可知。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3月1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3/corruption-i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人权审议“过关”，人权进步渺茫
中国政府在“暴政者俱乐部”的“兄弟”们帮助下，“成功”应付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人权审议之后，发布新华社消息为自己庆功。 这些“功劳”主要是：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9倍，因此中国“已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减贫目标的国家”。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李保东在念这些统计数据时，显然在玩数字游戏，因为国内另有一套官方数据：30年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5.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将占总人口将近70％的农村人口剔除出去，只计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倍数立即从5.7倍暴增到39倍，这种计算方式岂不是自欺欺人？而从北京到联合国，贫困人口数字动动嘴皮就在顷刻之间减少了600万，这更是“中国特色”。至于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人均日消费1美元的贫困人口有3亿，中国政府绝对不会认这笔账，这里不说也罢。 李保东大使当然也不会记住另一组让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酸的数据：30年改革，中国的城乡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这从农村青年上大学人数锐减可以看出：中国高等学府中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从1980年的30%下降到2008年的18%。 新华社消息没有忘记炫耀中国政府朋友遍天下这一事实：“在中国代表团发言后进行的互动对话中，60个国家代表发言”，其中近50个国家“称赞中国自1949年特别是近30年来在人权领域取得‘巨大的’‘令人震 惊的’成就”，各国代表表示，“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是基本人 权，发展是人民享有人权的重要条件，中国人权发展成就‘与其幅员一样广大’。巴基斯坦代表指出，中国正在以人为本发展经济，不需要外国人指手画脚。” 这些对中国“人权进步”称颂备至的国家，不少属于国际社会的“暴政俱乐部”成员，本国的人权纪录颇为不佳，比如利比亚、古巴等。这些国家为什么如此热衷赞颂中国的人权成就？说穿了还是为了金钱。这里只举那个鹦鹉学舌重复中共话语的巴基斯坦为例，这个由军政府统治的国家除了对中国有高度的政治认同之外，多年来不断得到中国政府的慷慨援助。远的不说，就以2008年为例，巴基斯坦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在国际社会告贷无门，只有中国政府慷慨施以援手，不仅同意立即提供给巴基斯坦5亿美元救急，并承诺将来再增加援助金额， “绝不会让巴基斯坦拖欠国际支付款项。”金雨浇灌之下，巴国政府当然亦步亦趋地跟在中共政府后面，叫说一绝不说二，让说红决不说黑。 说巴基斯坦代表那番话是“鹦鹉学舌”，一点也没冤枉它。因为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墨西哥会见华侨时（2月11日）说了一番同样的话：“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由于笔者在“批评人权并非‘干涉中国内政’的法理基础”一文中，已经详细阐述中国为什么必须承担签署25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条约义务，本处就不再为中国领导层进行人权“普法”了。只分析一下中国当局认为中国的人权状态“不需要外国人指手划脚”的心理基础。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民众一直被统治者视为“子民”或者牲畜，地方官名为牧守或“父母官”即来源于此。因此，父母官怎样恶待子民，都是自家的“家务事”（内政）；外国人好比邻居，怎能管别人家门里的事情？所以，习近平在墨西哥这番脱口而出的话语，倒真是尽显中共本色：共产革命与“文革”折腾的是咱中国人，饥饿与贫困折腾的也是咱中国子民，管你们外国人什么事？ 当年胡温接江朱之班时，人们“胡哥”叫得巴心巴肝，尽管几年后发现胡不如江，但好歹算做了一回美梦。如今第五代的习近平一番蛮横讲话，让中国人一下进入了无梦年代。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2月19日，第284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普金主义是如何炼成的（一）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卡尔·马克思 何清涟 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南部与东部边境陈兵10万，对乌克兰实施威慑。无论普京是否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动作，克里米亚弃乌入俄之功，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已将普京视为带领俄罗斯重返世界的英雄。无论国际社会对俄罗斯重返世界是否欢迎，对内实施专制、对外奉行强权的普金主义已经隐然成形。 普金主义及俄罗斯重返世界，为社会转型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课题，即专制向民主转型不是单行道。只要专制的文化土壤没有被深挖改良，民意仍有可能簇拥专制强权复归。 \普金主义：由大国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锻造的剑\ 普金上台之后，世界各国多半把他和前任叶利钦等量齐观，一度还以为他想做勃列日涅夫第二。虽然批评普金专制倾向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因为还有一个更专制的中国在，大多数人并不担忧俄罗斯向专制回归，认为毕竟还有个民主政治的框架在那里，多少有点约束作用。自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之后，世界在惊呼希特勒吞并苏台德事件重演的同时，才发现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世界安全的威胁更甚于中国。 俄罗斯政治的明显转向，始于普金执政之后。普金上台之前，俄罗斯曾一度告别专制、走向民主。自1999年开始，普金充分利用了他娴熟的政治驾驭能力，带领俄罗斯，逐渐完成了回归专制和霸权这一政治演变，他本人则从民选总统成功变身成为独裁者。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政治上的每一个重大转变，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主流民意支持。当然，这话也可以这样说：普金巧妙地迎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成功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数百年对威权的依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俄罗斯今天的“彼得大帝”。 可以说，普京带领俄罗斯重返世界，簇拥其前行并一路伴奏的是俄罗斯主流民意。分析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政治，就知道普金主义这把“利剑”的磨成，是普金与俄罗斯民意互动的结果。 \斯大林：普京心目中的英雄\ 被西方世界视为暴君的斯大林，其幽灵一直徘徊在俄罗斯的上空。 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未彻底否定过斯大林。2000年普金正式当上总统以后，开始肯定苏联的“成就”。首先，普金恢复使用了斯大林采用的苏联国歌，并批准发行一本把斯大林描绘成“高效管理者”的教科书，大肆讴歌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的丰功伟绩。此后，他持之以恒地反复颂扬斯大林的功绩。2007年6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表示，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有污点，别的国家的历史污点比俄罗斯的还多，所以，俄国人不必为过去的历史感到耻辱。普京还说，“我们的历史没有类似纳粹主义那样的黑暗的一页。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有问题，因此我们不应该有罪恶感。” 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电视直播节目中回答观众们的各种问题，他主动提到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评价。当时，西方媒体如英国《泰晤士报》认为俄在加紧为斯大林“平反”，说“随着克里姆林宫筹备明年二战胜利65周年大型庆祝活动的进行，斯大林重回俄罗斯日常生活的进程正在加速”。普京再次高度肯定了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肯定了斯大林工业化的成就，“从 1924至1953年国家有了根本变化：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而这时的国家是斯大林领导的”，但承认这是在牺牲农民的基础上实现的。普京再次提到斯大林领导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现在谁也不能指责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 为了安抚俄罗斯人，普京也批评了斯大林的镇压，“我们的数以百万计的同胞遭到镇压。这种管理国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反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罪行”。 在东欧共产阵营崩溃后不久，捷克、波兰等国先后实施了“除垢法”，通过清除共产主义促进社会顺利转型。捷克“除垢法”于1991年通过，波兰直到1997年才首次颁布类似的法案（Lustration Law）。俄罗斯从未大规模开展除垢，2011年 3月 ，一个介绍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秘密警察监视异议人士的图片展在莫斯科开幕，曾被视为对俄罗斯政治禁忌的突破。 普京有句名言被广泛引用：“谁要是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遗憾，他就是没有心肝；谁要是想恢复原来模样的苏联，他就是没有头脑。”闻者都以为后一句话是普京这番话的落脚点，其实是误解，直到现在，人们才知道，他的军事强国梦一直存在，但并非对前苏联的简单复制；在时机不成熟时就挂在嘴上，才是“没有头脑”之举。 \强国梦迎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 对于有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俄罗斯人来说，普金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大力主张的强国主义。 1999年夏天，普京被叶利钦推上总理之位、并宣布其为接班人时，人们对其前景并不看好。车臣平暴事件才让俄罗斯人对普京刮目相看。普京指挥联邦军队分三路进入车臣，清剿非法武装，树立起“硬汉领导人”形象。12月，普京发表了其担任总理以来的第一篇施政文章《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他在文中写道：“俄罗斯正在经历几个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阶段。这或许是2-3百年来第一次，俄罗斯真正面临着成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这段话在俄罗斯人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失去昔日气势磅礴的大国荣光，是俄罗斯人心中永远的痛，挣扎于10年休克疗法的阵痛中，俄罗斯民众期待一个强势领袖，带领他们重新回到世界强国之列，这一梦想被俄罗斯媒体表述为“重返世界”。 从此，普京成为俄罗斯“女孩的梦想，男孩的偶像”，有人赞誉普京是“为俄罗斯而生的伟人”，普京的人气值居高不下，俄罗斯的年轻姑娘当中流行这样一首歌曲：“我梦想有这样一个人，他烟酒不沾，果敢坚强，像总统普京一样。”此风所及，同样崇拜威权政治与政治强人的中国，也曾掀起一阵普京热。 在俄罗斯再造苏联的梦想中，有位马克西姆·卡拉什尼科夫不得不提。卡拉什尼科夫的真名实姓是弗拉基米尔·库切连科，曾是一家网路杂志的副主编和一家亲政府的报纸的记者。他的著作甚多，《帝国的断剑》（1998年）和《为天国而战斗》（2000年）这两本书极力美化苏联的军国主义，在俄罗斯青年中影响甚大，他认为苏联复兴的道路就是成立第二苏联，他的《向第二苏联前进》一书进一步推动了这场运动，这本书曾在发行之后的18个月中再版几次，可见它在俄罗斯民众当中的影响力。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3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ow-was-putin-doctrine-made-20140329/188219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中国核安全为何成为公众的心病？
日本3.11地震中的福岛核电危机后，世界各国纷纷表示重新审视本国的核电政策。只有被称作“核电大跃进”的中国，官方态度却在短期内呈现两极状态：3月12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态度坚决地表示：“我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是不会改变的。”但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却做出决定，立即对全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检，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中国核安全的保障仅有法律是不够的 层级不同、责任迥异的政府部门的不同表态，正好曲折地反映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中国现实，因为核电厂建立的第一关就是环评——讲到此处，读者或许能够理解张副部长为何要在第一时间出来表达发展核电的决心了。《南都周刊》3月18日发表的“中国核电‘裸奔’20余年”一文，表达了国人对核电安全深感担忧。该文提到，中国的核电行业在“裸奔”了20余年后，至今还未穿上法律的外衣。因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炳德呼吁尽快出台《原子能法》。 但在中国这种制度环境中，一部法律又能保障核电安全吗？我不用到别的领域去寻找例证，只举与核安全相关的环境保护为例。核电厂在选址过程中首先要经过环境评估这一关，但环评领域恰好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腐败重灾区。 正如我曾多次强调的那样，一个现代国家对于本国环境一般要设有三道屏障，一是法律，二是企业投产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对企业污染的监测。从形式上，中国这三道屏障一道也不缺少。中国政府早就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各级人大和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多达1700多部（2008年数据）。中国各级政府也设有专门负责环境评估、环境监测的环保部门。但事实却令人沮丧：就在这三道屏障一道都不缺少的情况下，中国的环境生态迅速恶化，濒于崩溃。其中的环境评估成为第一道失灵的阀门。 在这种腐败的政治环境中，如此完备的环保机构与1700多部法律法规都未能保障中国的环境安全与国土安全，人们又怎能指望一部《原子能法》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独力擎天呢？ 为什么无法相信环评机构与专家的话？ 普通公众作为核电外行，从专业上与国家环保局、中核、中广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等三大集团聘请的专家去讨论核电安全等专业问题显然很困难。但多年来的各种环境灾难教训了中国人，让他们变得聪明起来，不再轻易相信政府的环评与专家的分析就是民众变得聪明起来的经验。 这年来大量环境污染事故与环境维权案件的出现，揭露了一个令国人愤怒又沮丧的事实：随着各类建设项目数量的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人盯上“环评”这块大蛋糕，催生了一条包括项目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甚至国家环保局官员在内的利益交织、环环相扣的食物链。 在这条食物链中，评价机构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 月那篇“环评领域成腐败‘高危地带’，专家吁打破利益链条”一文曾列举：2002年至2008年6月，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 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中心负责人因腐败问题被调查。据环保部公布2009年度环评机构的抽查结果：在全国20个省份抽选的75家环评单位中，有30家存在违规行为、工作质量较差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比例高达40%。 中国的环境评估既然已经沦为一些利益集团寻租的食物链，又怎能保证它的环评报告可靠可信呢？况且，专家们的技术水平再高，在中国也不免沦为政治的婢女。以三峡工程为例，在1989年的三峡可行性论证报告中，专家顶着压力所做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弊大于利，国务院因此否定了这个报告，让原来的评估专家靠边站，于1991年让另一个专家组出面，做出让上级领导满意的报告。既然连三峡工程这种项目的环评都如此儿戏，普通工程的环评自然更不会认真。近年来已将中国折腾得千孔百疮的环境污染项目，几乎都有环保部门预先做过评估合格的结论。政府部门擅改专家报告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以中国各地正在兴建的垃圾焚烧场为例，2008年9月4日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文件附件中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第6节提出，“作为项目与周围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控制间距，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据曾参加评估的中国环境科学院的赵章元先生披露，原来最初定的是1000米。按照二恶英的污染毒性，1000米距离也太小，定为300米完全没有依据。 腐败让核电厂变得不安全 在信息不透明与政府企业均缺少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核电工程运作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堪虞。体制下滋生的腐败渗透在核电领域中，质量与安全问题经常让位于成本控制、利润，甚至腐败行为。自2007年底以来，中国核电系统共发生三次高层涉嫌腐败被调查事件：2007年年底，因核电招标中涉嫌泄密，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原总裁蒋新生被中纪委双规；2008年年底，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原副总经理沈如刚及集团20多人涉案被查；2009年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被调查。不仅如此，连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合作的法国核能公司阿海法集团领导人之一的保罗?费尔腾都因涉嫌腐败在中国被强制扣留两个多月。这种情况下，核电工程质量是否能够确保，成为核电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由于信息受到严格控制，政府与民间处于完全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不想让民间知道，就以国家机密为由进行封锁。比如2010年10月23日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发生了8年来最严重的核辐射泄漏事件，也是半年来该厂第3度发生事故。1号机组核反应堆一条盛载冷却水的钢管，出现了3条最长3吋的裂痕，并泄漏2毫希（mSv）辐射。身为核电厂大股东的中华电力在事隔三周后才对外透露事件。本来事关香港深圳两地居民安全，但只有还保持自由身的香港能够召开立法会紧急会议，批中共当局延迟公布相关讯息，漠视香港市民安全。深圳市民根本无法对此做出作何反应。 核电项目的高危险性非其它项目可比，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它的安全保证不仅仅是技术能力与水平，而是技术之外的政治社会因素。在腐败的政治根源未能消除的情况下，停建这种项目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原载BBC，2011年 3月 21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1/03/110321\cr\nuclear\_safety.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