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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夺者不会永远是“零的集合” ―― 从钱云会之死所想到的
近几天，浙江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长钱云会之死成了中国有良知者的心头之痛。这痛，完全来自于这个生命消失的原因。官府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谋杀一个无辜的国民，这种暴政让每个人都看到了生存环境的危险，看到了个体在权力面前的无助与渺小。环视今日世界，除了与中国同为暴政俱乐部成员的北韩等少数国家之外，还有哪个政权能够以国家的名义如此谋杀国民？ “村长怎成轮下人”（http://view.news.qq.com/zt2010/qyh/index.htm）这组报道已详细叙述了这一国家谋杀的前因后果。我现在只想探究一点，在各地的农民领袖当中，钱云会的命运究竟是个别还是普遍？ 毫无疑问，钱云会之死展现了中国现实极为阴暗的一面：中国农村几千年以来从未象今天这样处于毫无自保能力的状态，农村的任何资源，无论是土地、河流、山川，还是古迹，只要官府觉得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就可以用国家名义强征。只要官府觉得在某农村兴建高污染的工业区能给当地贡献GDP，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否被污染，污染对农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何种影响，当局基本不予考虑。钱云会所在的浙江省，据国土局网站的一份编码为200631792541925.xls表格，仅在2006年就发生300起村民因征地而起的纠纷。 但中国城市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大量被夺去土地的农民无处可去；因土地被严重污染而难以生存的农民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他们不仅无处可去，还不得不忍受污染的严重危害。被逼至生存绝境的农民不得不起而反抗，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反抗中，一些农民领袖就脱颖而出。这些乡土社会的农民领袖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保卫土地而战，一类是为保卫环境而战，有一段时期中国一些媒体将这类人称之为“环境卫士”。前者是为了保护家园不被褫夺，后者是为了挽救正在沦陷为污染之地的乡土。由于他们的反抗一般都有很具体的指向，比如某个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后面的地方政府，所以他们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作为领袖人物的农民个人命运都极其悲惨。 陕西省榆林市城外的三岔湾的农民领袖高拉定，为了保护5000多亩赖以生存的耕地，从1999年开始率领3600多位村民与榆林市政府进行了长期抗争，2004年终于遭到地方当局的血腥镇压、村民死伤数人，高拉定等27位村民被诬以“聚众围攻政府罪”判刑。四川自贡维权人士刘正有的命运更是为人熟知。自1993年自贡市政府为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而征去刘所在村庄的土地之后，刘正有与他的1300多名乡亲通过媒体呼吁与法律上诉等一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抗争，最后却被地方当局以“涉嫌社保诈骗”的罪名投入监狱。曾被媒体与环保组织称之为“太湖卫士”的吴立红，也被地方当局诬之“以环保的名义敲诈勒索”陷狱。曾在2008年春天为黑龙江佳木斯富锦失地农民维权的杨春林，被当局以“勾结海外反华势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系狱。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如果在冷兵器时代，我相信在每年十余万起社会抗争中必将涌现陈胜、吴广、李自成等杰出的领袖人物。但目前由于政府的镇压力量与民间反抗力量拥有的武力极其不对称，这些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农民领袖的不屈反抗，在近期内很可能只能成为铺就漫长反抗之路的石头与细沙。 这种势力极不对称的狼羊状态，农民并非没有认识到，湖南农民领袖倪明就认为，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非农民们没有反抗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在那篇《时势论》的政论文中称：“余闻崇祯之世，官贪府污，今似而过之，民视官为虎，官以民为肉，有水火不容之势。若陈吴再世，揭竿可以为旗，斩木可以为兵，未偿不举水浒之义。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故高俅童贯之流仍窃其位。……民怒弥天，恨声载道，倘得古矛长戟可以为用，则高、童头颅不知已抛几许矣”。 正如推友@uponsnow所指出的那样，钱云会被权力公然谋杀，是在“王权下乡、自治沦丧、伦理失范三者同时发生”时才会产生的恶性事件。这个汲天下之财以自养的政府，在掠夺民财与公共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民众的绝地反抗，如今堕落到公然采用黑社会手段谋杀反抗者，其合法性必然会受到国民的质疑。 古语云：“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高压维稳的张力总有到达极限的一刻。我相信，只要钱云会之死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维稳链条总会在一个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的节点断裂。目前，底层社会借用毛泽东这个政治符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些行动释放的社会信号极其明确。记得曾有一句话：一百万个零虽然只是零的集合，但如果在其前面加上一个“1”，这个数字就有了意义。数以上亿计的失地农民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零的集合”，历史将会在合适的时机在这些堆积的零的前头加上一个“1”。 （原载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2012年12月2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0/12/thought-from-qianyunhui-death/）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中国核安全为何成为公众的心病？
日本3.11地震中的福岛核电危机后，世界各国纷纷表示重新审视本国的核电政策。只有被称作“核电大跃进”的中国，官方态度却在短期内呈现两极状态：3月12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态度坚决地表示：“我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是不会改变的。”但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却做出决定，立即对全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检，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中国核安全的保障仅有法律是不够的 层级不同、责任迥异的政府部门的不同表态，正好曲折地反映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中国现实，因为核电厂建立的第一关就是环评——讲到此处，读者或许能够理解张副部长为何要在第一时间出来表达发展核电的决心了。《南都周刊》3月18日发表的“中国核电‘裸奔’20余年”一文，表达了国人对核电安全深感担忧。该文提到，中国的核电行业在“裸奔”了20余年后，至今还未穿上法律的外衣。因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炳德呼吁尽快出台《原子能法》。 但在中国这种制度环境中，一部法律又能保障核电安全吗？我不用到别的领域去寻找例证，只举与核安全相关的环境保护为例。核电厂在选址过程中首先要经过环境评估这一关，但环评领域恰好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腐败重灾区。 正如我曾多次强调的那样，一个现代国家对于本国环境一般要设有三道屏障，一是法律，二是企业投产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对企业污染的监测。从形式上，中国这三道屏障一道也不缺少。中国政府早就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各级人大和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多达1700多部（2008年数据）。中国各级政府也设有专门负责环境评估、环境监测的环保部门。但事实却令人沮丧：就在这三道屏障一道都不缺少的情况下，中国的环境生态迅速恶化，濒于崩溃。其中的环境评估成为第一道失灵的阀门。 在这种腐败的政治环境中，如此完备的环保机构与1700多部法律法规都未能保障中国的环境安全与国土安全，人们又怎能指望一部《原子能法》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独力擎天呢？ 为什么无法相信环评机构与专家的话？ 普通公众作为核电外行，从专业上与国家环保局、中核、中广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等三大集团聘请的专家去讨论核电安全等专业问题显然很困难。但多年来的各种环境灾难教训了中国人，让他们变得聪明起来，不再轻易相信政府的环评与专家的分析就是民众变得聪明起来的经验。 这年来大量环境污染事故与环境维权案件的出现，揭露了一个令国人愤怒又沮丧的事实：随着各类建设项目数量的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人盯上“环评”这块大蛋糕，催生了一条包括项目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甚至国家环保局官员在内的利益交织、环环相扣的食物链。 在这条食物链中，评价机构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 月那篇“环评领域成腐败‘高危地带’，专家吁打破利益链条”一文曾列举：2002年至2008年6月，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 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中心负责人因腐败问题被调查。据环保部公布2009年度环评机构的抽查结果：在全国20个省份抽选的75家环评单位中，有30家存在违规行为、工作质量较差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比例高达40%。 中国的环境评估既然已经沦为一些利益集团寻租的食物链，又怎能保证它的环评报告可靠可信呢？况且，专家们的技术水平再高，在中国也不免沦为政治的婢女。以三峡工程为例，在1989年的三峡可行性论证报告中，专家顶着压力所做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弊大于利，国务院因此否定了这个报告，让原来的评估专家靠边站，于1991年让另一个专家组出面，做出让上级领导满意的报告。既然连三峡工程这种项目的环评都如此儿戏，普通工程的环评自然更不会认真。近年来已将中国折腾得千孔百疮的环境污染项目，几乎都有环保部门预先做过评估合格的结论。政府部门擅改专家报告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以中国各地正在兴建的垃圾焚烧场为例，2008年9月4日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文件附件中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第6节提出，“作为项目与周围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控制间距，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据曾参加评估的中国环境科学院的赵章元先生披露，原来最初定的是1000米。按照二恶英的污染毒性，1000米距离也太小，定为300米完全没有依据。 腐败让核电厂变得不安全 在信息不透明与政府企业均缺少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核电工程运作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堪虞。体制下滋生的腐败渗透在核电领域中，质量与安全问题经常让位于成本控制、利润，甚至腐败行为。自2007年底以来，中国核电系统共发生三次高层涉嫌腐败被调查事件：2007年年底，因核电招标中涉嫌泄密，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原总裁蒋新生被中纪委双规；2008年年底，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原副总经理沈如刚及集团20多人涉案被查；2009年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被调查。不仅如此，连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合作的法国核能公司阿海法集团领导人之一的保罗?费尔腾都因涉嫌腐败在中国被强制扣留两个多月。这种情况下，核电工程质量是否能够确保，成为核电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由于信息受到严格控制，政府与民间处于完全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不想让民间知道，就以国家机密为由进行封锁。比如2010年10月23日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发生了8年来最严重的核辐射泄漏事件，也是半年来该厂第3度发生事故。1号机组核反应堆一条盛载冷却水的钢管，出现了3条最长3吋的裂痕，并泄漏2毫希（mSv）辐射。身为核电厂大股东的中华电力在事隔三周后才对外透露事件。本来事关香港深圳两地居民安全，但只有还保持自由身的香港能够召开立法会紧急会议，批中共当局延迟公布相关讯息，漠视香港市民安全。深圳市民根本无法对此做出作何反应。 核电项目的高危险性非其它项目可比，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它的安全保证不仅仅是技术能力与水平，而是技术之外的政治社会因素。在腐败的政治根源未能消除的情况下，停建这种项目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原载BBC，2011年 3月 21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1/03/110321\cr\nuclear\_safety.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中国的腐败容忍度与腐败安全度
近两年总有人问到：既然中共政府如此腐败，为什么它的统治还能维持下去？ 可以说，如果中国是个民主国家，这个政府没可能继续混下去。但因为它是专制极权国家，而且动用了政治高压、特务网络、警察统治等所有的严苛手段，所以至今还能够继续维持表面“稳定”。但要对其统治的稳定性有所认识，有两个指标可以做为度量衡，那就是中国社会的腐败容忍度与官员的腐败安全度――这两个指标笔者分别用之于考察利益相互冲突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腐败的态度。 观察被统治者的是腐败容忍度。所谓“腐败容忍度”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途径考察：一是腐败渗透程度，这一点主要不是观察政府查办的大要案件数升降趋势，主要看腐败是否危及民众的生存权利；二是民意调查与社会舆论；三是社会动乱发作的频率。 适用于统治者的是腐败安全度，亦即我以往强调的腐败受惩率（即腐败者要为腐败付出的机会成本）。受惩率越高，腐败安全度越低，二者成反向关系。计算这一点有较大困难，因为在贪官落网之前，研究者永远不能确指贪官污吏在公务员中占多大比例，那种“将科长以上官员排着队逐个枪毙，肯定会有冤枉的；两个里面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最多只是一种对腐败严重蔓延的形容，不能拿来做为研究依据。 应该说，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发表之时，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还是比较高的。一是因为当时腐败还未危及民众生存，还未发生大规模城市拆迁与农村征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浸染于崇拜裙带关系的贪渎文化中，中国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相当高，只因官员肆无忌惮的掠夺已经将他们一点点逼压至生存底线，比如近400万城市居民被赶离家园，6,000多万农民无地可耕，这才有了第二点，即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逐渐降低。这一点可以用来自对官员与民众的调查证明。官员认知可用近几年对中央党校的地厅级学员的调查来说明：2004年，在“对今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的看法”的9个选项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仅仅排在第五位；但到2006年，同样是对300名地厅级官员的调查，在对于“什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腐败问题”列在“社会保障问题”之后，居第二位。至于在民众当中的调查，腐败从来未超出前三位最关心的问题，今年《中国经济时报》舆论调查中心和腾讯网联合举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以“谁妨碍了我们和谐”为题的问卷调查中，“权力缺乏监督，腐败猖獗”被排在“十大障碍”第一位。至于社会动乱发作的频率去年已经高达8万起，较前年又有升高。 但有趣的是官员的腐败安全度并未降低。这里只用近几年腐败高发领域国土部门的查办案件资料来说明受惩率，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2003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起，却只有134人追究刑事责任（还有738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受惩率不到1％。另一类可以用来说明官员腐败安全度高的例子是涉及社保基金的腐败大要案，以广州为例，广州市有10亿社保基金被挪用，但其处理方法颇有代表性：2001年才开始追查此事，拖延至前年才象征性地处理几个当事人，最高量刑仅为10年有期徒刑；政府还特别规定媒体不得讨论这些问题，同时承诺社保基金的亏空将由政府财政填补。这种腐败安全度显然由政治保护关系而来。 从党校地厅级官员的调查来看，社会的腐败容忍度降低造成的社会紧张，官员群体显然有所认知，但由于制度性保护趋强，并未导致官员的腐败安全度降低。而中国也给世界有关腐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特例：在高度腐败的各国当中，只有中国当局一直高调宣称打击腐败，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也渐渐逼近临界点，但官员的腐败安全度却非常高，逃往国外只是官员躲避受惩并保护同伙的最后选择。 官员的腐败安全度如果持续走高，与社会对腐败物容忍度之间形成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其结果就是统治集团的自我击溃，民众则在这一过程中饱受煎熬。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7年5月24日，总193期）
何清涟2025-11-06 23:56👍 0💬 0文言文对人的三层次摧残
二十多年前，我对余光中先生的诗颇为欣赏，曾在我的第一本作品《诗的技巧》里引用了他的「乡愁」，进行艺术分析。可惜近年来每读到有关余先生的报导，都抵销一些当年那份对他的欣赏。而对他最近反对降低台湾课本文言比例的言论，则更完全不能苟同。 文言文起码在三个方面摧残人。首先是语言本身，精通中英文的林语堂曾说， 「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古文应由专门家翻译，像柏杨把近三百卷《资治通鉴》译成白话，就是很好的尝试；而不是让孩子们把成长期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死记硬背那些被鲁迅称为「死文字」的文言上。 与西文相比，白话中文都严重缺乏语法，缺乏逻辑、缺乏词汇；而文言在这几方面都更糟。林语堂曾感叹，「文言是死的，根本不能表达一个确切的思想，结果总是泛泛而谈、模糊不清。」所以，文言文在课本中的比例越高，就不仅增加学生们不必要的难度，更会阻碍孩子们培养逻辑思维的能力。 文言文摧残人的第二个方面，是它承载太多的中国群体主义文化的毒素。今天，这种毒素最清晰、最广泛的表现就是中国人的「沙文主义」。在文言文所展现的中华文化中，从来就没有自由、尊严和个体主义、个人权利等价值。这是那些身在台湾、并没有受到共产党集体主义价值观洗脑的「在台中国人」不能尊重和接受台湾人民选择权利的根本原因。 今年初，余光中曾在国际笔会亚太会议上做题为《离心与向心∶众圆同心》的演讲，把中文世界划为三个世界：中国大陆为第一世界，台港澳为第二世界，南洋新马等国为第三世界。他这个「世界」的中心当然就是中国，大家同心同圆，心向中国。且不说那个今天还是独裁的中国，即使是一个民主的中国，作为文人，你所追求的也应该是个体的自由和尊严，而不是一个大国的荣耀。没有个体主义价值的文言文给余光中们注满了群体主义、沙文主义的毒素。 文言文摧残人的第三个方面，是其表现的对集权的崇拜。整部中国历史，都是集权统治的历史，几千年的文言文鲜见对这种历史的痛斥，自我推崇和欣赏是其主要内涵。这就是为什麽对集权的崇拜，迄今仍充斥华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余光中回中国探亲，对共产集权提供的警车开道、前呼後拥，似乎毫无忐忑之心，因为电视上看来，他春风得意，一解「乡愁」。文言文对余先生此举功不可没。 余先生在中国说，「我们的中文是不朽的」，他号称写了一千多首诗，可哪一首走出了中文世界呢？中文已经把无数有才智的华人「朽」死在「中华」这个烂圈子里，就别让今後的孩子们继续为文言文陪葬了吧！ ——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7月9日「曹长青专栏」 2007-07-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韩寒为什麽现在才“露馅”？
“人造韩寒”的质疑声浪掀起后，很多人提到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其实西方这种讽刺“造假”的名作还有好多，像《百万英镑》嘲讽冒牌富翁，《大独裁者》用真假希特勒讽刺独裁。还有被选入“20世纪百本最佳英文小说”的《scoop》。中国也曾有过轰动一时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著）。但所有这些跟“韩寒事件”不同的是，它们都是虚构的，而“人造韩寒”是真实发生的，而且还在进行之中。 安徒生真是天才，他能洞察造假者那种心理∶在《皇帝的新衣》结尾，当孩子大人都在喊“皇帝没穿衣服”时，皇帝明白是怎麽回事了，知道“百姓所讲的话似乎是真的”；但为了面子，硬着头皮把“游行大典举行完毕”，还故意“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今天韩寒父子还要出版《手稿书》，似乎也要把他们的游行大典举行完毕。 ●曹文轩是文盲，还是有隐情 无论《皇帝的新衣》、《百万英镑》还是《假如我是真的》，都展示一个问题，为什麽这麽大的谎言，人们开始时就没有识破呢？难道那麽多人的智商都出了问题吗？除了人间常态的缺乏自信、随大流、势利、谄媚等等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谎撒得太大，大到你不敢相信这是假的，或压根不往这方面想，没有这根“弦”。这就是为什麽当孩子喊出“皇帝什麽也没穿”时，人们恍然大悟，经过这一触拨，那根“弦”回来了，也就是人们看问题的“视角”变了，回到常识了。 我们设想，如果“皇帝”不游行，只在宫殿里穿“新衣”，在大臣和裁缝的簇拥下，可能“新衣”就会长时间地穿下去。问题就出在“游行大典”上，一旦公开展示，就被具鉴别力的人看到，并被有勇气的人指（喊）出来。 韩寒自1999年作文比赛获一等奖成名，随后出版《三重门》，成为全中国青少年仰慕的“天才文学少年”，这个持续了长达13年的“神话”，为什麽今天露馅了？问题也在“游行大典”上，只不过韩寒的大典模式是“博客”，碰了政治问题，引起争议，导致有识别力的人去注意了，由此看出破绽。韩寒被质疑后，众多的读者在网上查到《杯中窥人》和《三重门》后，一眼就看出问题。 但是，“新概念作文比赛”的那些评委们，都是被称为作家的人，其阅读能力按常理应该高出普通读者，为什麽没看出韩寒的初赛作品《书店》、《求医》以及复赛的《杯中窥人》不会是出自16岁孩子之手？《三重门》的责任编辑，尤其是那个给《三重门》作序的北大文学教授曹文轩，为什麽能相信那是一个少年的作品？到底是他们的文字鉴别能力有严重问题，还是有什麽内在隐情，这是很值得另外探讨的问题。 ● “韩寒”们的“剪刀差” 抛开上述这个在其他国家文坛不会发生的奇怪现像，过去“韩寒神话”没被打破，主要因为他的读者群是青少年。这个年龄段的人，由于受本身阅历、思想和文字能力等限制，缺乏鉴别作品真假、好坏的能力。我前一段写质疑韩寒的文章查资料时，在网上看过几个韩寒访谈视频，发现观众多是小青年。像《鲁豫有约》那场访谈，台下都是20岁左右的大孩子（女孩居多），还会像啦啦队那样喊叫，打出支持韩寒的横幅。你让这个当代“追星族”识别出作品的真假，可能不太容易。 而那些具有识别力的文化人，绝大多数又对孩子的得奖作品、畅销书之类不屑一顾。于是韩寒父子和他们的出版商就用这个剪刀差，剪出一件件皇帝的新衣。 在办博客之前，应当说韩寒父子还是相当谨慎的。现在韩寒拿出的所谓《三重门》手稿，就可能是韩仁均把自己在电脑上写的小说让儿子抄一遍，以免出版社生疑。有人推算，以每天埋头抄四、五小时的速度，书稿要抄差不多一个月！可见当初韩寒父子是如履薄冰的。 当时韩仁均迫切希望推出儿子，明显地，一是可以解决令他头痛的儿子不读书、考不上大学问题，二是把作为成人作品连出版都困难的小说，以少年作家名义推出去，则成为名利双收的一本万利。所以，在二千年时，韩寒上中央电视台节目，去人民网对谈等，应该都是韩父支持的。但很快发现，这位七门课不及格的儿子什麽都谈不出来，再谈就会露馅了。于是，韩寒被下了禁止令。这就是后来韩寒博客上的“公告”∶“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原则上不接受当面采访”等。说白了，就是本人不露面（书面采访可以）。中国古代那个“滥竽充数”的故事还是有启发力的∶避免“独奏”的机会，就避免了露馅的可能。 ●因“韩天才”而“添财” 韩寒这种躲在幕后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六、七年，大约到韩仁均写出《儿子韩寒》时， 才打破了规矩。韩父清楚儿子是“假”天才，为什麽还要出这种书，不怕暴露儿子底细吗？因为从作文比赛获奖，近10年过去了，韩寒的神话越来越神，已看不出任何被质疑的可能。儿子被各方捧，“天才之父”得意忘形，警惕性就放松了。再加上看到署名韩寒的书畅销，大笔版税进来，韩仁均的胃口也大了，乘机写写“天才儿子”，也能变成大把的人民币。 据语言学家石毓智教授的考证研究，起码《长安乱》、《他的国》、《光荣日》这三部小说，都是韩寒的出版商路金波写的，因为署名韩寒，就可以热卖，动辄上百万册。这是著名人物的传记也难以项背的数字。据网上资料，作家出版社那个责任编辑（袁敏）光是出《三重门》这本书就拿到80万奖金。随后路金波更是赚得满盆满碗，连他团队作家都起名“财神”。上上下下，都因为“韩天才”而“添财”了。 到这个时候，“韩寒神话”已玩到了很高的段数。但路金波还觉得不过瘾。韩寒虽已成了他（出版公司）的摇钱树，但觉得摇出来的钱还不够快（他说曾在四年内给过韩寒1700万元版税）。另外韩寒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后来居上，作品比韩寒的还畅销。像另一位“新概念作文比赛”获奖者郭敬明和其他一些新手的书都比韩寒的卖得好。 在这种情况下，路金波想使韩寒的书持续畅销，就要靠新的“炒作”手法。据语言学家石毓智的分析，几年前网上疯传的“韩国人来认领韩寒”一事，就是路金波团队的炒作。近日又有网友调查揭露，制造韩寒的“绯闻女友”也是炒作方法之一。现在看来，持续炒作韩寒，让他的知名度不降温，以此换成金钱利益，是路金波团队的目的。用“博客”炒作韩寒，则是这一系列炒作中最成gong的，也是导致“韩寒帝国”最终崩溃的导火索。 回头来看，韩寒这个“中国神话”的成gong，有其清晰的“中国特色”。当年韩寒仅凭一篇作文和一本书，或许风靡几个月就过去了，但由于他的退学，挑起了关于中国教育体制的讨论。韩仁均借韩寒发泄对教育体制的怒气是可想而知的，自己被退学，儿子被迫退学，加上怀才不遇的边缘人心态。而那些被考试压得痛苦不堪的青少年们，大多都对现体制不满，甚至痛恨死了，所以韩寒的“反叛”引起他们的共鸣。即使自己不敢做，也佩服韩寒的“勇气”。所以韩寒不仅是“天才文学少年”，更是年轻人眼中敢反潮流的英雄。 ●伙同路金波，一路走下坡 “韩寒”骂完教育体制，开始和精明油滑的投机主义者路金波合作之后，开始骂文坛、骂文化名人了。为什麽骂文坛呢，明摆着，主流评论界看不上路金波旗下的畅销书作家们，不予好评，这样就影响书的销量，惹火了路金波，于是他开骂“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X”。但这种放肆的骂，只有用韩寒的口出去，才能引来更多瞩目，同时又能起到炒作韩寒的目的（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那种粗俗、流氓，随便把生殖器搬到台面的文字，跟路金波的口气、语言习惯等相当吻合）。 但文坛也不是天天有的可骂。于是路金波又想出了让韩寒“去竖牌坊做知识分子”（路金波语）的新招儿。因为他们发现，替老百姓发牢骚很受欢迎。在《南都周刊》今年一月份对韩寒的专访中，韩寒说∶“在中国为了安全起见，我肯定站在发出呼声最多的派系里，我比他们都有名，如果我跟他们说的一样，那些人肯定会觉得找到了代言人，就会纷纷夸我，太牛X了，太对了。”南都周刊∶“那你就是安全的。”韩寒说∶“对，因为他们都痛恨权贵，批评政府，这些事本质上都是没错的。”韩寒还曾直言∶“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 在绝大多数人都噤若寒蝉的中国，韩寒的“敢言”，由于他前面名气的铺垫，加上新浪的力挺，使韩寒博客的影响力超过其他任何政治博客，尤其是《时代》网络票选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时，中国网民的一哄而上，把韩寒推成影响力仅次于奥巴马的人物（此种荒唐也代表了这种网络票选形式的荒唐），接着被CNN专访。至此韩寒冲到其人气的顶峰。 ● “韩三篇”引来火眼金睛 但政治话题在中国可不是像骂几句脏话那麽好玩的。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引过韩寒自己的话，说他连“被喝茶”都没有过。但现在感觉未必如此。认真想来，“韩三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颇有“刻意”的痕迹。因为“韩寒”没必要一口气连续三篇谈民主、自由、革命。他以前都是就当前发生的某个孤立的新闻事件评论一番，而这种“无事生非”地单纯“理论”一下政治，还是连续地“理论”，以前从未有过。而且调子跟中宣部同步，也是什麽“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之类。持“中国人素质差，民主要慢慢来”观点的人不少，但大家仔细看一下的话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人把话说到韩寒那麽“极左”的地步（起码我本人从未读到过），连相当左派的文人都没有。而韩寒这个被公认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居然忽地一下子跳到了极左派的观点上，太超出常理，恐怕不会没有原因。 但这从右往左的猛一跳，自然炸了锅。这个曾针砭时弊、替大众出气的“偶像”突然站到了他不断嘲讽的政府一边，而且话说得比中宣部更露骨，于是不少文化人愤怒了！他们原来是不看韩寒书的，现在由于义愤，要研究研究他。这一看不要紧，马上看出一连串的破绽。于是响起了“皇帝没穿衣服！”的震天喊声。 强调“沉默螺旋”理论的西方大众传播学家指出，其实一件事情，不是它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人们由于某个震撼性提醒，观察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于是对整个事情的看法就全变了。对韩寒这个事就是如此。经麦田大喊一声，知识人开始去看韩寒的作品，于是不约而同，都发现韩寒是赤身裸体的。 ●给“人造韩寒案”办葬礼 近年韩寒的偶像地位已经很稳定，韩仁均的谨慎开始放松了，韩寒也成年了关不住了，于是韩寒开始上电视、接受采访了。留心的读者会注意到，韩寒接受媒体采访，基本都是在韩父出版《儿子韩寒》前后这几年，跟鲁豫有约，跟杨澜谈心，跟陈丹青对话，跟王朔见面，跟何东扯裹脚布（长达四小时，普天下没有这麽长的电视闲聊，把采访当织布机了）。 所有的视频节目，主持人都是捧韩寒，鲁豫和杨澜，简直像丈母娘夸女婿，百般呵护，近乎谄媚。何东则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韩寒闲扯，但可不是打韩寒，而是变着法子讨韩寒高兴，那些锤子棒子，是给韩寒按摩的，让韩寒舒服得忘乎所以，说出没读过四大名著，不知道《红楼梦》写什麽，更不懂什麽儒学之类，如果被抓就当叛徒，名著都是人们没啥看的才会有的，等等蠢话（更是真心话）。 这些节目展现了真实的韩寒∶谈文学，一窍不通；谈自己作品，一问三不知；谈赛车女人，滔滔不绝。今天由于韩寒“千呼万唤‘不’出来”，拒绝在公众面前“走两步”，于是这些现有的视频节目，就成了韩寒文学能力的“终考”，考出一个真实的韩寒。 “韩寒事件”已到了这样阶段，不管韩家父子怎样继续抵赖，或缩头不做声，“韩寒”这个偶像已经垮了。不要说网络的质疑声铺天盖地，即使力挺韩寒的公知们，也没一个站出来，愿帮韩寒办场文学讨论会，让韩寒一展才华；因他们心知肚明，这样做只能使韩寒继续出丑，可能把姚文元说成元朝的了。 在西方，事情到这个份上，当事人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出来诚恳认错，深刻道歉，质疑者也就不再追究，画个休止符。但韩寒父子硬要把“游行大典”进行完毕，打破“高处不胜寒”的古训，坚持赤身裸体站在高处，任凭质疑的寒风劲吹，还哆哆嗦嗦地嘟囔，“我穿的就是新衣”。但在如此高寒中，能挺多久呢？再呆下去，恐怕得冻成“韩冰冰”了，跟范冰冰用四千万钞票绑一起也暖不过来，人们就只好给“人造韩寒案”办葬礼了。 2012年3月26日于美国 2014-02-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房产税脚步渐近
程晓农 2020年是难过的一年，新的一年开始后，中国的城镇家庭可能面临一项他们不愿意出现的新税种，即房产税。这将关系到中国的千家万户。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中共早晚会征收房产税；而征收房产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有了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但整体经济的消费将因此减少，从而导致服务业和制造业更加萧条。 一、 房产增值不交税 中国人过去20年来一直把住房看成是家庭的刚性需求，不仅结婚需要住房，显示个人成功也靠住房。很多人把拥有一套乃至几套住房，看作是自己在社会上混得不赖的标志；如果没拥有一套拿得出手的房产，在亲戚朋友面前会感觉很没面子。因此，哪怕背负沉重房贷，也要争先恐后地买房。 2019年初，广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东北、西北7大区23个城市上万家庭做财产调查，发表了《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这份报告披露，2018年中国城市家庭户均总资产162万元，净资产为154万元；家庭总资产中住房占78%，而金融资产只占12%。美国的家庭总资产里房产价值仅占35%，而金融资产则占43%。或许一些中国人会说，美国家庭资产的房产比重不到中国家庭的一半，是因为美国房产增值慢；在中国，房产平均每年增值5%是很平常的事，买股票有风险，房产增值就和人的年龄一样，只增不减。 其实，美国家庭不那么热衷于持有多套房产，与房产税有关。在美国，许多州的镇一级政府必须征收房产税，房产估值和税率高低视当地中小学的开支需要而定，多数州的美国家庭持有房产时必须缴纳房地产税（含住房周边私有土地的地税）。镇政府若要提高房产税率必须经民选的镇议会批准，而居民们基本上都反对；一些镇政府宁可把公地开发成新住宅区，以此扩大房地产税的税基，也不愿冒民意之大不韪贸然提高房地产税率。 而中国家庭则不同，中共建政以来，先是把私有房产没收充公；文革后虽然归还了部分私人房产，但大部分人住在各单位公款兴建后分配的公房里。直到90年代陆续改革了公房制度，让住户买下自己的住房，住房私有才普遍化。此后，随着房地产业的蓬勃兴旺，越来越多的家庭购买了商品房。然而，中国的家庭并不需要交房产税。许多人认为，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不包括公有的建房土地，房主只拥有几十年的房产使用权，依照财产权法律，政府不该征收房产税。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一直网开一面，现行的房产税暂行条例第5条第4款规定，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产免交房产税。所以，房产增值了，房产税则免交，增值部分就象是家庭财产的稳定增加，让很多城市家庭的下一代对自己将来可以继承的财产信心满满。 二、房产税脚步渐近？ 中国的政府毕竟不是民选的，民众对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现行的房产税暂行条例固然免除了城镇居民的房产税，但这个暂行条例随时会被新的房产税法取代。一旦政府需要开征城镇家庭的房产税，它的需要就会成为法律并强制执行。 实际上，早在2017年中共已将房地产税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但此后却“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似乎房产税的脚步渐行渐远了。这从每年人代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来，2018年和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税立法的进程分别用“稳妥推进”和“稳步推进”来表述；而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根本未提房地产税，因为疫情猖獗，当局未便加征房地产税。但当局去年5月11日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提到，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去年年底前，人们又听到了房产税渐近的脚步声。2020年12月21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表了《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20-2021）》，预计今年商品房价格增幅可能下降，建议加快开征房地产税。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财政部部长刘昆的文章，他提到要培育地方税源，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刘昆在房地产税立法方面的用词比以前当局使用的“稳妥、稳步”多了一个“积极推进”，其含义很明显，房产税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官方的放风立刻产生了社会反响，最近网上讨论房产税的话题又多起来了，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三、 土地财政可能断流？ 导致房产税临门的真正原因是土地财政可能断流。朱镕基任内，于1994年推行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税制改革。改革前大量税收流向地方政府，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分税制改革后大部分税收流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有限的地方税收、中央财政拨款和土地出让金来维持。在地方税收以及中央财政拨款额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过去20年来地方财政逐渐形成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即靠卖地盖房来维持地方财政收入。去年1季度疫情最严重时，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1.1万亿，下降8%；到了9月底，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土地出卖动作，前3季度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4.9万亿，增长10%。看起来，2020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还过得下去。 但是，土地是卖给房地产公司了，钱也由房地产公司的银行贷款和购房户交的预售金变成了土地财政收入，但房地产公司如何在房地产业萧条的情况下盖房售房来收回投资呢？这些去年新卖出的地经过开发、设计、建房，最后要靠年底卖新房来回笼投资，这能做到吗？从去年9月底公布的全国新房销售情况看，大体上还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也就是说，虽然二手房房价前景不乐观，但新房在部分城市仍然能卖出。 但是，在总体上房地产供大于求的局面下，今后房地产公司很难象以前那样大量买地了；随着房地产公司买地规模相对收缩，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就越来越难支撑了。如果房地产卖不动了，地方政府卖地也就卖不动了，土地财政便断了来路。但地方政府还得养官员，支付教育经费，以及地方上的各种躲不了的开支，钱从那里来？地方政府自然要未雨绸缪，在土地财政收入完全断流之前，准备开辟新的地方财政替代收入来源。如果地方政府现在不开始准备，等地方财政基本上失去土地财政收入来源时，就来不及了。 除了开征房产税，地方政府还有别的替代收入来源吗？目前各行业中房地产业是仍然活跃的行业，而服务业、制造业都受到重创，大批企业倒闭，指望企业突然突飞猛进，带来丰富税源，并无可能。唯一可替代土地财政收入的，就是从土地财政的产物–房产–上打主意。这就是房产税为什么快要出台的原因。 四、楼市进入熊市，挽救地方财政成房地产税的推手 很多人相信，房产税之所以不会出世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已经处于下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产税出台，哪怕只征收1%，都会让房价加速崩盘。这是高层不想看到的局面，高层希望房地产业能软着陆，当然不愿见到房地产业硬着陆。这种看法多少反映了城镇房产主们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如果房地产业已经进入萧条状态，对当局来说，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末日来临，比起房主们的利益损失，当局更在乎的是地方政府财政困境陷入不解之局。因此，恰恰是在房地产业的困境无法挽回之际，房地产税即将来临。 去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住建部部长王蒙徽的文章说，过度房地产化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已难以为继。按全国的房价动向看，2019年以后，以往那种房价一年涨幅5%以上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2020年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20-2021）》显示，2019年10月到2020年10月，有9个城市的房价跌幅在5%以上，最大跌幅为9%；若与历史上的房价峰值相比，一些城市房价的下跌趋势更明显。据纬房指数的监测，从各城市房价历史最高点到去年10月，有20个城市距最高点房价下跌10%以上，其中9个城市距2017年的最高点房价下降15%以上。 到目前为止，一线城市以环北京地区的房价大跌最为显眼。2017年北京市出台了楼市调控政策，随后房价明显下降，北京市的平均房价下跌了16%。燕郊地区在北京主城区东部，一度是房地产投资客追捧的热门区域，据《界面新闻》去年10月6日报道，环北京楼市的龙头燕郊地区每平米房价从2017年的3.8万跌到2020年的1.8万，跌幅超52%，跌幅最大的永清地区从2.3万跌到6,500元，跌幅达71%。去年7月环京住宅市场多个区域成交量下跌，其中燕郊环比下降62%，整个燕郊的房地产中介店铺半数已关门。 那么，楼市调控政策力度比北京市小的其他城市房价动向如何呢？《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20-2021）》指出，房价下跌的城市分别位于自北到南的不同地区，青岛下跌23%，天津下跌22%，广东的肇庆下跌19%，石家庄、海口、济南分别下跌18%，西双版纳下跌15%，保定下跌14%，广西北海和郑州分别下跌13%，广东的中山下跌12%。还有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也明显下跌。 既然楼市已经不可挽回地进入熊市，当局因担忧楼市而推迟房产税的顾虑也就淡化了，而挽救地方财政的紧迫性就成了房地产税立法的推手。 五、房产税将冲击经济 实际上，中国各地对征收房产税的技术准备工作早已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地的房产信息全国联网，这样，异地房主的多套房就藏不住了。2018年6月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已实现全国联网，此后网签备案联网等事务继续推进，征收房产税的技术障碍即将排除。 房地产税对“炒房客”的打击最重，很多城市的房价飙涨，部分原因就是“炒房客”囤房，导致房价长期高位徘徊。近两年炒房风虽然有所遏制，但已经在炒房客手中的空置房仍然数量很大，而征收房产税显然是逼迫他们降价售房的灵丹妙药。城市家庭绝大多数只持有一套或几套房，他们会成为房产税的征收对象吗？ 围绕着城市家庭普遍关心的房产税负担问题，目前中国存在着几项争议。第一，土地是否二次征税。政府卖地时已经把土地价格和土地使用费算进地价了，房地产公司的卖房价格包含了土地费用，今后是否应该只征房产税，而不对居民并无所有权的土地二度征税？第二，房产税的计算以购买价为计征值，还是以市场平均价为计征值。前者采用房产登记时的交易价格，而后者涉及房产的市价评估，民间肯定对政府的任何估值都十分不满。前者自然受房主们的欢迎，而后者则为地方政府所青睐，区别在于，购房后的房价上涨增益，政府能否分润。第三，按什么标准征税。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房产税率和计征起点将由各地政府自行确定，而在同一座大城市里，市区和远郊区的税率可能也会有差异。第四，除了商品房之外，大量房改房、福利房、小产权房、经济适用房等是否也要纳税。第五，房产税需向数亿居民直接征收，中国现行税制的操作中尚无任何税种是税务部门直接向个人征缴的，征收过程有一定难度。 房产税牵涉到绝大部分城镇家庭的利益，不仅因为此税是从无到有，平添居民财务负担，而且会发生民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税负争执。过去，由于不缴房产税，只要房价还能承受，买到房子就是赚到了。房产税一出台，无论是对于准备买房的人，还是对于已经买房的人，都需要在家庭财务预算里增加一笔常年的房产税开支；不只是拥有多套房的人担忧，连只有一套房的人也心里毛毛的，不知道自己所住城市的房产税能不能放过他们。除了有房户，租房的人群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房东会把房产税加到房租里去。 今后房产税何时出台、如何出台，将牵动无数人的心，这与他们今后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中共早晚会征收房产税；而征收房产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有了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但整体经济的消费将因此减少，导致服务业和制造业更加萧条。 原载RFA, 2021年1月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hengxiaonong-0104202108392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习近平与规则之间关系的迷思
何清涟 最近，论及中国政治与习近平，“规矩”（或曰“规则”）一词出现的频率加大，对习近平与规则之间的关系之分析则莫衷一是。中共中央通报令计划不讲“政治规矩”，《世界日报》评称“这个‘政治规矩’词语首次在官方文告使用，带有习近平个人风格”；美国《民主》杂志发表《改革时代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the Reform Era)，说习近平“撕毁现有的规则，逆转很多党内的规范”；《纽约时报》的采访标题则是“习近平强势重塑中国政治规则”。 那么，习近平究竟是党规的破坏者还是重建者？这得从中共政治文化中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入手分析，方能破解这一迷思。 中共政治文化：掌权者建立并任意捉弄规则 英文中，规则、规矩都用rules表达，因此，上述三文其实都是对习近平近年所作所为的不同看法。 习近平近三年主要就做了一件大事，集权。集权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反腐打击政治对手，清除其遍布党政军系统的党羽。这种做法到底是破坏中共的规则还是重建规则？弄清楚这点并不难，关键就是要了解中共政治文化中的规则与潜规则之间的关系，中共独裁体制游移于个人独裁与寡头独裁之间的变化、以及在变化过程中，谁掌握订立规则与解释规则的权力。 如果观察自1942年以来的中共高层政治（此前有苏联因素与共产国际因素），大概可以表述为：从1942-1976年毛辞世，毛泽东是个人独裁，掌握订立规则、解释规则、并随时改变规则的权力于一身。邓小平及邓后的江胡时代，是寡头独裁体制。 不管是个人独裁，还是寡头独裁，在明文公布的党章、党纪等明规则之外，还有一整套与明规则相互矛盾的潜规则，圈内人明白且运用娴熟，但绝不会在公开场合宣之于口。如果潜规则被别人点出来了，官媒通常也会一本正经地引用明规则而加以否定。之所以需要潜规则，是因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成员们有种种个人的需要，但却为明规则所不容，于是，违反明规则之事，有权力者但行无妨，只要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心照者，潜规则也，比如官员们以权谋私就是改革以来通行无阻的潜规则。 有些潜规则延续已久，也可能变成明规则，例如中共历史上的高干特殊经济待遇，本来是潜规则，1950年以后便改成明规则了。但也有些潜规则因为声名狼藉，当局只能表面上否认其存在，比如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以及刑不上现任常委的免罪“约定”等等。江胡以来，官场运行当中的种种潜规则广为流播，所谓“局地党内关系”已经“异化为帮派或人身依附关系”，以至于众多官员已经将入党升官发财、买官卖官兼容性视为半透明的正式规则了。 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官场上强调许多条关于“不”的规则，其实，这些“不”原本就是中共的明规则，只是多年来这些明规则早已被潜规则取代；在这方面，习近平其实即没有建立多少新的明规则，也没有取消多少旧的明规则，他所做的，无非是用原有的明规则对付无处不在的潜规则而已。 党内谁可兴帮派？ 中共中央最近宣布了令计划的罪状，其中的关键词是令破坏了“党的政治规矩”，这是指令成立西山会，并与周永康合谋。与周合谋这点成为罪状易于理解，但让不研究中共党史的评论者困惑的是：令计划成立一个“西山会”，究竟犯了啥规则？多年来，评论中国政治时，中文评论中，这个派、那个帮几乎是分析中国政治脉动的出发点，站队正确与否几乎成了官员们升迁的生死线；西方世界的分析中，帮派的学术说法，即政治利益集团、利益链条、政治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等，同样成为分析中国政治的出发点。 以打击帮派为理由削除政治对手，算不算“撕毁与逆转党内的规矩”？认真考察，还真算不上破坏党的明规则。因为中共在所谓党内政治生活中，历来就强烈反对帮派，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少就是以“打击反党集团”名义来清除政治对手。那场奠定毛泽东在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延安整风”，其主旨就是“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立下这规矩之后，终其一生，都以反对党内帮派为名，不断翦除那些让他不放心的同僚，决不允许在毛派之外还有别的政治派系。 1966年8月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讲的那段著名的《四言韵语·党外党内》，“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并不是真要修改规矩，从此允许党内各派共存，而是要扶持群众组织造反派去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后来作为最高指示在全国传播，其实，这话是1927年国民党清党打击中共时，陈独秀应瞿秋白所约而写的《国民党四字经》的前16个字，后面那段“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因为正是中共写照，中共自然不会公开引用。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文革，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申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规定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党内关系出现异化。邓小平对党内圈子表示深恶痛绝：“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 这一《若干准则》到底实施过没有呢？应该说，在平衡邓小平与陈云二人关系时有点作用，有陈云的牵制，邓小平这位太上皇多少受点牵制。但在邓小平对待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时，就成了废纸。只保留了军委主席一职的邓小平这位“党内退休老人”可以两废总书记，利用的是政治潜规则，即军权凌驾于党权之上，枪杆子里面出党魁这条潜规则，中共高层彼此心照，于是假装不知道此潜规则为中共党章与《若干准则》所不容了。 “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属于哪类规则？ 江胡时期，中共新一代太子党成功进入金融、能源等行业，或私募，或掌国企，还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这种分赃体制。红色权贵及第三、四代领导人的子弟亲属，公开瓜分国有资源与公共财，这一点既为中低级官员腐败起了极其恶劣的示范作用，也让中国人愤愤不平。 应该说，这种分赃体制的形成，是中共政治的又一条潜规则，而这条潜规则同样与中共的党内明规则直接抵触，后者公然违犯明规则。 早在1985年，中国党政两大最高权力机构就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明确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作为党内规则，这个决定从来就没有被废除，而是不断被重申、强调；中纪委网站刚开设时，这个文件就是中纪委公布的关于反腐败的第一个中央文件（如今已撤下，但国内其他网站上载有）。中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在《关于防止利益冲突工作的调研》报告中称，仅从1979年至2011年，就有58次中纪委全会、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内容。 然而，反腐败的明规则管用吗？它的对头不在海外，而在党内；不在基层，而在顶端。早在邓小平时代，高层子女介入商业活动便蔚然成风，而坚决抵制“禁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这一明规则的，就包括邓小平、陈云等头号大佬，因为他们均放手让子女进入公司经商。当然，这些红二代们也不把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这样的明规则放在眼里，因为党内高层还有一条潜规则，即红二代本来就是“接班人”，享有特权理所当然。有邓小平、陈云暗中支持，党内高层很快就“共同分赃”这一潜规则达成了默契。中央大佬子女介入的公司，往往是国字号；各分管部门官员子女亲属的猎场，自然是老爸的辖地；如此这般运作之下，全党“服从”中央，就从北京到各地乡村自然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 这种一家两制的分赃机制说明，在中国，极其恶劣的潜规则经常堂而皇之地破坏明规则；原来的明规则目标明确地要遏制腐败，而腐败的各级官僚却轻而易举地把明规则变成了一纸虚文。 中共政治：明规则被潜规则蚕食 接下来要分析的是两个问题：一、在研究中共政治文化中，区分明规则与潜规则的必要性；二、潜规则该不该反？三、习近平用明规则反潜规则之后，潜规则是否从此寿终正寝？要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包括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必须要了解明暗两套规则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一、明规则用来彰显正确，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但通常情况下，起作用的是潜规则。 比如宪法、党章、党纪是明规则，人民日报、央视等官媒永远只谈明规则，以证明中共政治是如何地光明正大。但是，对官场而言，真正起作用的是潜规则，比如党纪规定，严禁拉帮结派、买官卖官，各种宣传都在讲买官卖官、利益链条的危害性（也确是事实），但如果身在官场，不通晓买官卖官的渠道，不了解官市行情，不去依傍上级，与之结成政治保护关系，这人注定官场蹉跎。而且买官市绝对是卖方掌握主导权的卖方市场，因此，才会有查抄徐才厚、郭伯雄家，发现有送上成袋钞票并附上简历却未被开封查看的买官者。 二、官方很少公开宣布明规则报废（除了某条法律更新），因为政府毕竟不是土匪，打造一套冠冕堂皇的明规则（制度），对外可以证明自己是文明世界的成员，对国内民众，则可以起到蒙蔽作用。因此，即使明规则早已被潜规则替代，官方也不会正式宣布，被潜规则否定的明规则不算数了。比如禁止官员家属经商、倡廉反腐的明规则。就算全世界皆知中国现在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各项公民权利，中国宪法也未废除第35条与36条的相关规定。这种制度失灵，已经不是用政治虚伪性与欺骗性可解释的了。 三、潜规则上不了台面，因为潜规则集中反映了执政集团及其首脑人物真实的意图，但又常常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完全相反。比如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就与中共宪法谈的一切资源属于人民完全相背离；比如遴选红色江山接班人时，奉行的是陈云提出来的“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中共在政治实践中确实是这样做的，但这条广为人知并被认真奉行的潜规则，并不见之于中共任何公开的文件、法规。相反，中共无时无刻都在表示自己努力反特权。但如果有哪位封疆大吏真按文件办事，不照应管下熬资格备升迁的太子，那官运恐怕难以亨通。 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熟知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在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专家当中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很多人谈论中国的时候，甚至将潜规则当作明规则加以揄扬。比如曾庆红以退休常委却能在党内形成一条所谓“曾庆红路线”，操控朝政，完全是中国的政治潜规则起作用，但在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沈大伟的分析中，却只看到他对因潜规则而产生的“曾庆红路线”被否定的惋惜。还有人将潜规则和明规则混为一谈，认为九龙治水的利益集团是过去多年中共的“新制度建设”，习近平通过反腐打击利益集团，是“撕毁现有的规则，逆转很多党内的规范”。 这些关于当前中国政治状态的奇怪认知，部分源于对明规则与潜规则不了解。 潜规则该反，半心半意反决难成功 法治国家，规则昌明，人们只需要遵守法律。明规则和潜规则并行、明规则被潜规则挤压到成了一纸虚文、而且谁遵守谁就被视为傻瓜的社会，这个社会其实是个烂透的肮脏社会，成为“上下交征利”的投机社会，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毫无原则，唯利是图。 更可怕的是，中国人对于这种法治不昌、潜规则盛行的状态，是用双重标准对待之：公开场合痛恨潜规则，比如谈到别人升迁、致富、子女读书、就业时依靠关系，莫不痛恨并谴责之；但自己行动时，首先就想到如何使用潜规则，托关系、找后门，让自己得到比别人更优先的机会。 正是这种状态，导致了对习近平以明规则反潜规则为手段进行反腐的恶评。比如杨鲁军在《闽地记事三部曲》之一中以福建省官员的抱怨为例，说明反腐不得官心：“未料到反腐变成‘新常态’，……县里几套班子那是‘人人过关，个个脱光洗澡’，……一些人已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从政选择。这官还有啥当头？没钱收，无美女，连美酒佳肴都禁止，这七品芝麻官不当也罢了……”。面对习近平的反腐，全国地方官员以懒政不作为对待：过去办事都能收到钱，如今既然不让收，硬收有风险，那就不办事了。这种做法竟然得到绝大多数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评论者多认为，这样下去要亡党。 从人类历史来看，腐败从来未曾促进社会进步，只会侵夺民众利益、摧毁社会价值观、损害国家肌体，没有哪个社会公然反对反腐败。但只有中国非常特殊，在90年代初期有经济学家鼓吹“腐败是促进社会转型成本最小、收获最大的方式”，现在有担心亡党、官员没积极性因而不能反腐之论。这些还不够热闹，还出现反腐规则论。一个政权如果连反腐这项最基本的政治责任都不能履行，任由权贵官员瓜分公共财的潜规则盛行，这样的党亡了又何足惜？ 习近平的问题在于他只能利用明规则反对部分政治利益集团的贪腐，在于他推行的反腐规定被朝野视为一阵风。这是中国严峻的现实，假如习近平想严格按照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这一明规则行事，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无官不在被惩治之列。官员也许只能用懒政、不作为来报复反腐，但在京城政治中始终拥有话事权的众多红色权贵家族，将全部团结在江泽民、曾庆红周围，中南海那把龙椅将有如被炭火炙烤。 秉承了中华文化传统、被中共几十年统治锻造得无处不在的潜规则，并非某位强人想反就能彻底反掉。只能说，反比不反要好，至少可以提醒官场与国人，腐败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是暗室行为。否则，在胡锦涛统治时期公然行之于世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将继续延续下去，再过十年，腐败在中国就不再是暗室行为，变成“我腐败是我有本事，你有本事也腐败”——这话，胡锦涛统治后期已流行于中低层级的官场与民间了。 结论 中共垄断政治、经济、文化三大资源，将一切社会制约视为“削弱党的领导”，其结果就是为权贵、官员腐败作恶开辟制度通道。党宣部门又总在强调党员干部“大公无私”这种欺人之谈，欲以欺人之谈约束欺人之人，其结果必然是潜规则大行其道。 习近平确实是在重塑规则，但重塑规则并不等于这些规则今后将令行禁止，不会落入被“打入冷宫”的那些明规则之列。当年中共的腐败才刚刚进入“多吃多占”的腐败“初级阶段”，毛泽东想对“党内资产阶级”发动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尚且功败垂成，所谓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有如昙花一现，对高干纵容子弟干坏事的现象，毛也只能号召高干们看京剧《辕门斩子》规训之。如今，中共的腐败早已病入膏肓，贪官污吏可谓“虎狼遍地”，威望能力与政治手腕远逊于毛的习想对付这群虎狼之众，更加力有不逮。 中共的腐败富有中国特色。与较看重规则的苏共相比，中共的独裁政治具有以下特点：明规则冠冕堂皇，却流于形式，止于清谈；潜规则虽生于暗室，因其迎合官场真实需要而景从者多，终于从青萍之微末而发展成咆哮山林之势，以至于黑白不分，现阶段的反腐败被视为亡党亡国、破坏制度建设之举。 （原文分别载于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8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ne4ws-xijinping-destroy-rules-20150801/2893583.html；8月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xi-jinping-rules-destructions/289620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民主潮流席卷世界
在人类跨入2005年之际，回首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民主选举年，在欧洲，在亚洲，在大漠孤烟直的非洲撒哈拉，人民用选票，淘汰旧的势力，选择新的未来。 最令人振奋的是几天前乌克兰的重新选举，亲西方的候选人尤先科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使民主在这个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华盛顿邮报》在选举当天发表的题为「乌克兰的新篇章」的社论说，乌克兰的选举结果不在於当选者实行什麽样的外交政策，是和俄国还是西方结盟，而是结束了乌克兰腐败、专权的政治制度，使其成为了真正的民主国家。 强调要带领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和西方融为一体的尤先科胜选，向世界传递的信号是，乌克兰人民渴望自由，信奉民主价值，愿意加入西方阵营，而不愿生活在大俄罗斯的阴影之下。 在乌克兰的选举之前，另一个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乔治亚的选举，同样振奋人心，民主派也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再加上早先时南斯拉夫的选举，科索沃的民主投票，尤其是三月份俄国的选举，普京以获得76％的支持率击败共产党等阵营的候选人而高票连任，等於宣告整个44国的欧洲，除了仍威权统治的白俄之外，全部都实行了真正的多党制度，而且全部都是民主派获得胜利。 过去一年，亚洲的民主潮流也是浩浩荡荡。虽然台湾的第三次总统直选出现纠纷，虽然印度的大选执政党意外败选，反对党获胜，但都能够权力和平转移，展示了宪政民主的成熟。上个月，一亿多人口的印尼举行大选，改革派候选人获胜，成为印尼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任民选总统。亚洲最令全球瞩目的是上月初阿富汗的选举，这个曾被塔列班统治的黑暗国度，人民终於用选票发声，证明他们同样有对民主的渴望和坚信。 即使在被中国人一向视为落後、贫穷的非洲，据美国艾荷华大学教授巴坎（Joel D. Barkan）的论文「非洲的民主和前景」，47个非洲国家中，已有42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在肯尼亚终於结束强人政治，举行选举之际，《华尔街日报》发表「一人一票，多次选举」（One Man One Vote, More than Once）的社论，为民主在肯尼亚的胜利而欢呼。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十年前曾发生大屠杀导致几十万丧生的卢旺达，不久前也举行了多党选举。而在四月份的阿尔及利亚大选中，现任总统高票连任，他的对手伊斯兰主义候选人仅获得5％的选票。 即使艰难向民主跋涉，非洲人仍对民主充满信心。据巴坎教授论文中引述的在12个非洲国家做的民调，69％的非洲人认为「民主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好」，喜欢其他制度的仅有12％；超过58％的非洲人对民主在他们国家的运作「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 非洲是世界最贫穷的洲际，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人均收入才490美元，比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900美元少近一半，但那里的人民不仅肯定民主，并敢於实践民主。相比之下，那些说中国现在不适合民主，不能实行多党制的人，等於说中国人不如非洲人；本质上是在歧视中国人。 乌克兰、乔治亚、台湾、印度、俄国、印尼，以及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卢旺达等所有国家的选举都在证明，民主潮流已不可阻挡，正如一位非洲出租车司机所说，「政府就像一件T恤衫，如果你一直穿，不经常更换，它就会脏臭。」2005年，会有更多的国家换「T恤」，更多的人民将用选票展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29日） 2005-01-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中国版“肥咖法案”出台
何清涟 今年7月1日起，中国所有金融机构开始全面查核不在中国纳税的有钱人的金融账户资料，这是中国官方不久前公布的消息，目的是从2018年起全面启动中国版“肥咖条款”，向逃税的有钱人追讨欠税，也顺便搜集贪官们藏匿财产的底账。迄今为止，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权或外国国籍，一向是国内有钱人转移财产、逃避中外税收的上乘之选；但中国版“肥咖条款”付诸实施后，世界之大，中国有钱人的钱财竟可能从此无处隐藏，而明年将建立的国家监察委系统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金融税务信息，把他们想追究的人查个底朝天。 中国版“肥咖法案”来袭 4年多以前，我在美国之音发表的博文“美国‘肥咖法案’带给中国精英的烦恼”中，介绍过美国的“肥咖法案”，即美国2010年开始施行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其英文全名是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其缩写的前3个字母可译为“肥胖”，于是有人聪明地将其译成“肥咖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每年累计离开美国超过183天以上，其个人或公司银行帐户超过一定数额(个人5万美元，公司25万美元)，就可能被查核是否在海外逃税。但许多中国有钱人以为，只要财产藏在中国，即使人在美国定居，美国的法案管不到中国。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国版“肥咖法案”（以下简称“中版‘肥咖’”）出台了，其重要含义是，中美两国即将交换有钱人藏在对方国家的资产账户资料，下一步就是各自追税。中版“肥咖”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制定，全称是“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旨在清查有钱人金融资产账户资料的中版“肥咖”，把证监会、保监会也拉进来？这意味着，不光是在商业银行的资金账户和理财账户将被列入核查范围，连在证券公司开的投资账户、在保险公司购买的年金账户，也一并由证监会、保监会监督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实行查核。可以说，除了房产，有钱人各种形式的金融资产将全数被纳入中版“肥咖”的查核范围，而且查核结果不通报账户所有人。 中版“肥咖”：谁算有钱人？ 今年1月10日《搜狐财经》刊登过一篇文章，“600万海外资产土豪们小心了，中国税务机关出手了”。谁算“海外土豪”，谁算“有钱人”，民间有五花八门的各种理解；而中版“肥咖”所针对的对象有明确的界定，凡持有境外身份、不在中国纳税的个人及其公司，其2016年底以前在中国开设的各种金融账户加总余额超过600万元人民币（合88万美元），或者2017年1月1日以后在中国开设任何种类的金融账户并且总额超过600万人民币，此人就是中版“肥咖”关注的对象（金融机构称之为“个人高净值账户”）。这里所谓的“持有境外身份”，不单单指账户所有人本人以境外身份证件开设金融账户，也包括那些账户登记地址或邮寄地址在境外、联络电话在境外、账户代理人或授权签字人的地址在境外、金融账户月结单的转交地址在境外等等情形，甚至国内账户持有人用某些账户向境外账户定期转账，都一并列入中版“肥咖”的核查范围。而所谓的金融账户，包括存款账户、有现金的基金、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债券权益、托管账户、保险合同、年金合约等。 从今年7月1日起中国各金融机构开始查核上述有钱人之后，按照中版“肥咖”的规定，上述人等“需配合金融机构”，确认其是否在中国缴纳个人的所有相关税收。如果是在中国缴税，那么，他们的海外资产可能也纳入中国的征税范围；如果不在中国缴税，那么，中国税务部门会把他们在中国境内隐藏的资产通报给所在国的税务部门，其所在国税务部门可能要求他们补税、缴纳罚金，甚至承担逃税的刑事责任。 中版“肥咖”追税：眼睛盯住海外资产 中版“肥咖”出台的背景是，中国政府越来越看重资产外逃之风兴盛以来失去的大量税收。自从经济全球化趋势形成后，世界各国有钱人在海外藏匿资产、逃避巨额税收，已经蔚然成风。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副秘书长玉木林太郎估计，全球每年因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造成的全球税收损失高达2,500亿美元。为此，OECD在2014年2月的G20财长会议上决定实施“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即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简称CRS）。这是OECD为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打击跨境逃避税发布的，以便各国司法部门交换彼此所掌握的对方国家有钱人藏在本国的金融资产信息，以打击逃税行为，采取追税措施。目前已经有上百个国家承诺实施交换标准，中国于2015年12月16日签署了《多边主管机构协议》（MCAA)，成为第77个加入CRS的国家。 按照中版“肥咖”的规定，中国的金融机构将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个人高净值账户”的全面调查；然后，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所有其他“不肥”的“个人低净值账户”以及对全部机构账户的调查。自2017年9月开始，凡是中国人以及他们个人控制的公司在100个国家和地区开设的银行账户信息，将由这些国家和地区主动呈报给中国税务机关，这10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卢森堡、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以及众多有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地，如百慕大、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塞舌尔、香港、澳门、百慕大、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安道尔、瑙鲁、巴拿马等有钱人隐匿财富和避税的“乐土”。从2018年9月起中国将开始对外交换涉税信息，而中美之间的相关谈判此刻正在进行。 “狡兔三窟”的新烦恼 中国的有钱人向来深喑“狡兔三窟”之道，除了在国内保留相当数量的金融资产和房产之外，在海外也存有一定数量的财产，以求完全之道，也避免不明财产来源可能引起的麻烦。3年半以前，我在美国之音的博文“让世界认识一个盗贼型政权 ——《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的意义”里，谈过中国资本外逃的历史，这里只补充一点最近的动态。自从美国开放十年签证之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来到美国的银行开设个人银行帐户，据报导，持中国护照到美国的银行开户的客户暴增3倍以上。有的银行不需要美国地址或任何其他文件，于是有人干脆直接用国内地址开户；有的银行则允许中国客户借用其在美亲朋好友的地址开户。这类转移资产的“门道”，如今却遇到了麻烦，那就是，只要数量大到被中版“肥咖”盯上，凡使用美国亲友地址的，其银行账户资料将被美国税务部门报给中国政府；而使用中国地址的，美国税务部门可能向中国政府索要其中国银行账户的资料。尤其是许多有钱人看到国内房地产价格暴涨，舍不得放弃大好机会，用在境外注册公司的命义，把已经转移到境外的资产“洗”成“外资”，投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捞一把，如今房价开始下跌，只要他们卖房套现，恰好就撞在中版“肥咖”的“枪口”上。 中版“肥咖”实施之后，“狡兔三窟”变成了“窟窟相通”、“顺藤摸瓜”，不管把资产藏在境外还是国内，很快就将在税务机关面前透明化。据《羊城晚报》最近报道，去年便有富人闻风而动，把在香港银行的账户资金拆小、分存多家银行，以免在今年7月1日各银行启动首批有钱人账户调查时被盯上。这种做法避得了眼下，躲不过明年；到了明年底各银行的调查全面完成之时，这些人仍旧“榜上有名”。他们接下来的烦恼便是，倒底在哪国缴税，个人税负少一些，逃税的法律责任轻一些；而担心国内反贪部门追查的人，则还有一层不便启齿的焦虑，什么都瞒不过中国监察部门，“东窗事发”只是时间问题。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7月1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fatca-20170701/392482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曹长青∶川普凭什麽赢得连任？
我在美国32年，一直关心政情，尤其选举。从未看到像现在的场面∶在川普选举造势大会上，群情激昂，万众一心，对总统高喊“我们爱你！”即使是保守派非常敬仰的里根总统，也没得到如此激情的赞美和推崇，川普创造了美国纪录！ 为什麽会有如此政治景观？因川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遵守（兑现）选举诺言、并敢于对抗左派（及假新闻）、全力重建伟大美国的总统！保守派选民用“我们爱你”表达感激、感佩、力挺他连任之情。 建墙、减税、保安全、促繁荣 2016年川普选总统时，核心口号是边境建墙、减税、消灭ISIS，重建伟大美国。他当选后马上就实施建墙，即使遭左派杯葛（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拒绝拨款），他千方百计，包括从国防部转款等（左派告上法院，但川普胜诉）坚持建墙。目前已在美墨边境建了三百多英哩，使非法移民的涌入降至历史最低，保证了美国本土安全，维护了法治原则。 川普承诺减税，也是说到做到。美国的企业税（35%）原是全球最高。减税还是增税，是区分左右派的重要标�摇１Ｊ嘏尚欧钍谐【�济，认为只有减税，减轻人民和企业的负担，才是保障个体权利，更能促使经济繁荣。人民手里有钱才会消费，消费刺激经济成长（美国GDP的70%来自大众消费）；企业有钱会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这麽浅显的道理和经济常识左派永远不懂，他们就知道增税、扩大政府开销、增加福利、强行均贫富等社会主义那一套。哈耶克早就说过，左派的思路是通向奴役之路。 川普上任后，把企业税从35%降到21%，一下砍去14个百分点。再加上废除繁琐规章，给企业松绑，促使美国企业活力迸发，失业率在疫情前降到过去50年来最低；黑人、西裔、亚裔的失业率都降至历史最低；美国的就业工作人数之多，成为历史之最！ 另外川普上任后，强力实施从加拿大铺设石油管道，再加美国本土产量，就不再需求中东石油，使美国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要挟中解放出来！随后川普又给页岩层石油开采新技术解禁（左派民主党掌权时以保护环境为由阻挠），从而使美国的石油产量大增，超过沙特阿拉伯、俄国而成为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 川普还动用税收杠杆，给搬回美国的企业减税等优惠，促成最多企业回潮，更有利美国经济复苏和强大。这些美国人民都看到眼里，尤其是保守派，更心存感激，他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川普在重建伟大的美国！强大的美国必须有强盛经济底座，川普奠定了这个坚实基础。 斩首恐怖头子，镇住真主党和哈马斯 在兑现打击伊斯兰势力的承诺上，川普的政绩也同样亮眼∶奥巴马执政时限制军方手脚，不仅空袭ISIS次数受限，即使发现了伊斯兰国武装，也得先请示白宫。等猴年马月奥巴马们批准了，ISIS早就跑得无影无踪。川普却大胆放权，军方怎样动武、何时空袭，全由前线将领决定，结果很快美军就把伊斯兰国摧毁！ 川普还敢对邪恶头子下令斩首！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绑架在叙利亚边境做义工的美国26岁基督徒凯拉．穆勒（Kayla Mueller）并致死。川普下令美军组成“814特遣队”展开“凯拉．穆勒行动”（特意用凯拉生日和名字），最后把巴格达迪斩首。凯拉的父母在共和党全国党代会上哽咽地说，他们的女儿被囚18个月，奥巴马总统什麽都没做，是川普总统为他们的女儿报了仇！ 斩首伊斯兰国首领之后，川普总统又下令，把伊朗革命卫队头子苏莱曼尼斩首。伊朗为此全国骚动、抗议美国，西方左派们也反对这种斩首，但川普“虽千万人吾往矣”。两个恶魔被斩首后，中东的恐怖分子被镇住了。连黎巴嫩的真主党也收敛，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哈马斯还跟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对独裁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他们可转嫁危机给民众，官员不受什麽损失，但“斩首”可是要他们个人的命！碰上一个勇猛的川普总统，他们怕了。川普使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这是中东恐怖活动不再猖狂的重要原因。 川普的有胆有识还表现为，下令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这是之前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都承诺过、但最后都不敢做的。川普一言九鼎，说到做到。当时全球左派（尤其美国民主党）危言耸听，说这样会刺激阿拉伯世界反美暴动，美国处境危险。结果川普做了之后，什麽都没发生。这就是川普的眼力、魄力、能力。 后来川普又宣布戈兰高地属于以色列。这是叙利亚侵略以色列时失去的土地。以色列曾用土地换和平，只要叙利亚承认以国的存在，他们就把戈兰高地奉还，但遭叙国会拒绝。川普总统有胆量公开承认∶戈兰高地属于以色列！又是阿拉伯世界什麽骚乱都没发生。邪恶势力不敢和川普“硬碰硬”，绥靖无能的左派们也得承认现实。 如获“诺贝尔和平奖”是给该奖荣誉 川普总统大棒和胡萝卜齐下，斡旋中东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川普当选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不是传统盟友英国、日本，更不是奥巴马热衷的中国，而是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国王召集的全球55个穆斯林和中东国家领袖会晤，形成对付伊朗的统一战线。经川普铺陈斡旋，最近阿联酋、巴林、科索沃（穆斯林国家）都与以色列建交，塞尔维亚也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还会有其他国家跟进。中东出现空前的和平景象！挪威议员、瑞典议员都相继提名川普获“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刚当上总统，什麽政绩都没有，挪威的谄媚们就送上一个“诺奖”。川普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外交成就，历史性促进了中东和平，理所当然应获“诺奖”。连一向反川的左媒《纽约时报》也承认，川普的外交努力促进了中东和平。 川普执政近四年，最大外交冲突是与中国的纷争。疫情前美国经济欣欣向荣，但一场疫情使20万美国人丧生，经济空前损失，生活方式完全被打乱。这场疫情更使川普和内阁认识到，中共是邪恶，武汉是病毒源头，北京高层隐瞒疫情和谎报造成病毒全球蔓延。之前中共就致力窃取美国科技军事情报，并用所谓一带一路全球扩张。川普总统挺身抗共，下令禁中国微信、抖音国际版TikTok、华为，关闭中共驻休斯顿领馆，逮捕中共线民（所谓千人科技计划），驱逐中共军事院校留学生，把美国的北京媒体记者列为“中国政府代理人”（即中共工具）。这一切都使中美关系再无法回到从前。在川普执政下，美国领衔自由世界对抗中共已是大趋势。 除此之外，川普重建强大美军，把军费增至历史最高，在原有全球最多的11艘航空母舰下，又巨额投资建造两艘最现代化的核动力航母，并创建了陆海空之外的又一兵种“太空军”。川普把奥巴马时代停摆的肯尼迪宇航中心重启，几次火箭发射腾空。川普誓言，美国将第一个登上火星！ 除了经济、军事、外交之外，川普重振美国道德价值，下令把奥巴马的男女厕所浴室不分取消，强调信仰、道德、秩序、法治，对抗左派支持的“黑命贵”等骚乱。 2016年在很多人不看好川普，选前两周《纽约时报》刊登民调说希拉里当选机率92%、川普仅8%的情况下，川普竟然胜选！今天，川普的党内支持率高达95%，保守派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挺川普，黑人支持川普升至45%（2016年只赢8%），52%的西裔年轻人说川普会连任。在川普总统的竞选造势大会上，人们喊出八字强音∶再做四年！我们爱你！这样的政治景观不仅前无古人，也难见来者，面对如此一个创造历史的总统，川普怎麽能不赢？！ 2020年9月21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0年10月号 2020-10-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4👍 0💬 0还原历史真相，是纪念抗战的最好方式
何清涟 9月3日，北京以阅兵的方式纪念抗战70周年。很多评论认为这是北京炫兵演武，我认为习近平的首要目标并不在此，主要在于他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对军队已达成完全控制，所谓“纪念抗战70周年”只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口罢了。 如果北京当局真要纪念抗战70周年，那就应该做三件事情，以显示纪念诚意。 第一，还原抗战历史真相。 一部八年抗战史，在中共的重重谎言堆积之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我读小学时，高小五年级教科书收有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节选，重点论述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老师要求学生全文背诵：“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摘桃子”成为1949年后中国语言中窃取他人果实的习用语，始于毛这篇“雄文”。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八年抗战，挑水的人是蒋介石，摘桃子的人是毛泽东。但与我同时代的中国人，多数人离开中小学后就未读过多少书，因此通过这篇文章与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接受了“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谎言，根本不知道在八年抗战期间，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上，95%以上的主力都是国民党军队。那著名的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就有几十万国军将士阵亡；他们当然更不知道八年抗战当中，国军阵亡的将官有二百多人，其中包括8位上将，45位中将，其中有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而自称抗战主力的共军只阵亡了两个少将。黄埔军校在大陆期间一共办了23期，其中1945年（含1945年）以前毕业的共是19期，计37000多人 。这些黄埔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总共牺牲两万多人，60%至70%阵亡。 当时人用“一寸山河一寸血”来形容国军抗战之悲壮惨烈，实非虚言。 我是湖南邵阳人，但少年时居然不知抗日名将廖耀湘是我的前辈乡贤。1972年我去湘西修铁路，在芷江看到其时已成断垣残壁的受降纪念碑遗址，好奇心起，询问当地有文化的前辈老人，才算是推开了这段历史的一条门缝，知道了廖耀湘的身份除“国民党战犯”之外，还是抗日名将，以及他与芷江受降的渊源。廖耀湘与其统率的新6军在抗战中功劳卓著，蒋介石亲自点名廖耀湘的部队担任芷江和南京受降任务。待以后回邵阳后再问家乡老人，才知道那首儿歌“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是将国民党新六军征兵歌词的“新六军”篡改成“新四军”而来。 有了这些“实地考察”得来的历史知识，到复旦大学求学期间，听我的导师朱伯康先生谈他还是青年学子之时，参加过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他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构筑的历史谎言被一点点撕碎，随着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真实的中国抗战史一点点地被民间还原。但距离全面还原，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比如最近的电影《开罗宣言》，制作者居然用从未出场的毛泽东巨幅影象做海报，说明中共篡改历史之恶习实在难改。 因此，纪念抗战的最好方式，就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从教科书开始正本清源。 第二、设立一座抗日将士纪念堂，让忠魂有所依归。 300万川军出川抗日的悲壮历史，已经有川籍作家邓贤那本《落日》记述其事。20年前，我初读此书，看到“喋血黄沙”一节时，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因为我知道湖南是八年抗战中战斗最多、最惨烈的主战场之一，侵华日军总兵力35%夹击湖南，国军正面战场总兵力计有四分之一集中在湖南抵抗，长沙、常德、衡阳、湘西4次大会战非常惨烈，衡阳之战，国军抵抗之激烈，让日军损失惨重，因此被日军称为“华南之旅顺之战”。 不管中共如何在纸面上虚构历史，直到上世纪70年代，抗日的不少历史遗迹还留存了不少，最多的就是抗战阵亡将士的埋骨之所。在湘西修铁路时，邵阳分指挥部的民兵连曾平掉一座坟山，从遗物如水壶帽徽等来看，就是国军抗日将士的遗冢，因为附近发生的雪峰山之战，就是抗战期间以湘西为战场的最后一场大战。岳麓山后山曾有一座国军将士集体纪念堂，我70年代末去湖南师大读书时，在后山上还见过遗址与破损的骨灰坛。据50年代就在湖师工作的教师说，这是抗战时期长沙之战时阵亡将士的一个埋骨之所，文革之前尚算完好，文革时成了红卫兵“破四旧”的目标，被砸坏毁损。 这些阵亡的国军抗日将士，为保卫这块土地而捐躯，但只因他们服务的军队隶属当时的国民政府，死后连一块安息之地也被毁损、这是一个什么国度？从此，我开始留心观察中日战争后参战者的命运，包括死后的哀荣。 1999年我曾接受日本外务省邀请访日，瞒着同行之人，悄悄去了一趟靖国神社。在那里，我看到了历次日本对外战争中死亡将士的灵位，东条英机这位甲级战犯的灵位当时放在第四排的灵座当中。在密密麻麻的灵位当中，我还发现一些中国名字，了解到那是在日治时代参加日军作战并战死的台湾人。当时因时间匆忙，看得仓促，心有不甘，其后两次去日本，我都再去靖国神社。2003年，发现神社内已开设了一个战争史馆。 由于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摩擦点，我曾问过日本朋友，日本人祭拜靖国神社，是基于什么心理。这位朋友回答说，不管这些对外战争是否正义，但阵亡者都是为这个国家死的。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来负。 日本人对待阵亡将士的心情，我可以充分理解。多年来，萦绕我心头的一个愿望就是：中共政府应该摆脱意识形态桎梏，在国土上建立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堂，将所有能够找到的忠魂名字镌刻在墙上。既让忠魂有所依归，也可以让国人了解这段历史。 三、抚慰仍然在世的国军老兵，还他们荣誉与尊严 与百战余身的将士相比，抗日阵亡将士的命运也许不算悲惨。因为那些百战余身者，今后不是死于国共三年内战，就是进入1949年之后的中共治下的中国，在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的苦海中挣扎。隶属“国民党军队”这个政治符号，注定了他们的一生极为悲惨。 这些人先是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列为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同等待遇，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反右”之后，“四类分子”多了右派这个类别，变成了“五类分子”，但他们还是“国民党反动军人”；到了文革，《公安六条》将他们列入要专政的“二十一种人”，“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中的“军”指的就是他们，轻则斗争羞辱，重则被褫夺生命。从记事开始，我的街坊、同学家长中就有这类人，他们饱受歧视与摧残。我父亲在医院的同事中，有位前国民党上校军医，叫何其武，医术精湛，高大英俊，是业务骨干，但每有运动，必将波及到他。文革中，他与他那漂亮的妻子及一双儿女被下放至邵阳县农村，1968年那里发生过屠杀“二十一种人”的“黑杀风事件”，从此我再也没有他们任何消息。 那些无一技之长，只能回到农村的国军老兵，命运就更悲惨。《抗战老兵只求国家发件衣服》这篇文章中记载的孙赞高老人，只是抗战老兵当中的普通一员，他的命运就是国军抗战老兵命运的缩影：一生饱受歧视，大多数死于贫病交加与社会歧视之中。少数命长的人到最近几年才被列为五保户，有了一些微薄的生活保障。这些活着的老兵们的唯一期盼，就是他们能够领到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 日本军人及撤到台湾的国军士兵，其命运远比留在中国大陆的国军将士要好。首先，他们不必蒙受“反动军人”这种屈辱。其次，经济待遇不错。日本士兵每月有日本天皇的“恩给”（约为十几万日圆），再加上“定年”（退休工资），生活无忧。那些到了台湾的国军老兵，也有“终生俸”，可以一次领取，也可每月领取，最少的每月约为6万台币。 还原历史真相，是最好的抗战纪念方式。中国国军抗战将士在大陆遭逢的凄惨和不公平遭遇，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页。如今，中国还有不到2000位抗战老兵仍然在世，中共政府应该尽快还原抗战历史真相，将荣誉与尊严还给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军抗战将士。这不仅是对生者与死者在天之灵的抚慰，更是执政者展现智慧、良知和政治胸怀的机会。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4期 2015年8月21日—2015年9月3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9542 ）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专访】曹长青∶卡扎菲独裁终结对中国的启迪
（新唐人记者常春2011年10月21日采访报导）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军队星期四（10月20日）占领前独裁者卡扎菲的老家苏尔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执委会主席贾布里勒在首都的黎波里的记者会上宣布∶卡扎菲已经死亡，利比亚举国欢庆。卡扎菲政府终结给中国人民带来什麽样的启迪，就此本台记者常春采访了美国时政评论员曹长青先生。 曹长青∶卡扎菲被击毙！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高兴！因为卡扎菲是个著名的疯子，他在利比亚统治了几十年，实行非常黑暗的专制统治。利比亚人民勇敢起来反抗，过去大半年时间，终於把卡扎菲政权推翻，现在又把卡扎菲击毙了，这真是大快人心的消息！ 从卡扎菲被击毙，人们更可看到，全世界独裁者的下场。我们看最早那个共产国家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反抗的民众抓获後处决。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死在监狱。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也是被抓获，被判决死刑，上了绞刑架。到今天卡扎菲被击毙，这一串下来给全世界一个清晰的启示，尤其是仍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民，那就是独裁者是没有好下场的！ 独裁者在掌权的时候，总是耀武扬威、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是不可战胜的。卡扎菲像北韩的金正日、中国的胡锦涛一样，也是动不动搞什麽大阅兵，展示飞机大炮、军人方阵等，用展示武力来恐吓人民。 但今天卡扎菲的飞机大炮哪里去了，导弹和精锐部队哪里去了？一切都不存在了！为什麽不存在、消失了？就在於利比亚人的感觉、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黑暗社会，认识到这是一个专制政权，他们的认识改变了，就起来反抗了！认识改变，就有了勇气；勇气起来了，独裁者的飞机大炮就不再有力量了。这里关键是人心的变化。在人民觉醒、恐惧消失之後，人们就有勇气起来反抗，那个专制政权就不堪一击的。 卡扎菲被击毙，对13亿中国人也将产生相当大的震憾！因为今天仍然专制的大国，只剩下中国了。在欧洲，共产国家都已垮台，整个欧洲成为民主的大陆。在美洲，35个国家，除共产古巴外，其他34国都实行了民选制度。在非洲，多半国家也都走向民主。尤其是突尼斯革命，埃及赶走独裁者，到今天利比亚革命成gong，再加上叙利亚人民正浴血奋战争取自由，这一切都向中国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专制制度必须结束！只有结束独裁，人民才能选举国家领导人，才能走向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民主生活。这个信号是非常强烈的。 那麽促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发生了变化的因素和条件，中国是不是具备呢？这些国家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是互联网、脸书、推特等现代科技，使独裁政权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垄断信息、控制新闻。互联网等於是“民间通道”，信息可以流通了， 人们能够知道真相了。而知道了真相的人们，就会有反抗的勇气！这就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变化的重要原因。 那麽这些条件在中国存不存在？当然存在！而且可能比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条件还更好些。为什麽说更好，就是中国的网络很可能超过这些国家。据中国官方的统计，到今年7月底中国上网人数已达4亿8千5百万，现在可能已超过5亿，并还在迅速增长。中国13亿人，很快就会有一半人口可以上网。这个科技的条件导致中国的网络迅速发展、信息空前流通。 现在和中共天安门屠杀时代已完全不同，这个变化将绝对的改变中国。那些对中国仍抱有失望沮丧的人们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对中国的前途要充满信心！埃及可以变化，利比亚可以变化，中国也可以变化！他们变化的那些主要条件，在中国都已经存在。包括高科技之外的另外两点—— 一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都是独裁统治，上层腐败，人们强烈不满。中国也同样是专制统治，也是政治黑暗，统治集团严重贪腐，人们怨声载道。二是那些国家也是贫富差距严重，社会巨大不公。而今天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之大，已经成为世界前列，更为严重。同时中国人对这种社会不公的严重不满，与日俱增，非常强烈。而且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没有埃及和利比亚高。这一切意味著中国一定会出现变化 。 我再强调一遍，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之所以结束了专制，赶走了暴君，击毙了独裁者，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民知道了真实信息後，有勇气起来反抗。我看中国也处在这麽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於无声处听惊雷”的前期阶段。 ——原载“新唐人电视网”2011-10-21 2011-10-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周爱玲牧师所写的远志明和柴玲见面记录
日期∶6/24/2014星期二 时间∶9:30am-2:30pm 地点∶波士顿生命河灵粮堂 参加人员∶Y牧师，徐志秋（爲Y所邀请参与见证/仲裁的牧师），C，周爱玲（爲CL所邀请参与见证/仲裁的牧师） Y牧师及徐志秋牧师约9:20am抵达Acton,MA波士顿生命河灵粮堂，周爱玲牧师已在教会等候，会合后到二楼会议室等候C姊妹的到来，我们等到已过了聚会预定的时间，C姐妹仍然没有出现，也没有来电话，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她，她说她昨晚没睡好，不舒服，可否改时间会面，我说不可以，奶要求YZM从加州过来对质，以表明他的诚意，况且奶ㄧ直认为他ㄧ定会因爲畏罪不敢来波士顿与奶对质，现在好不容易约好了时间，我要她赶快过来参与会议，因为Y当天下午的班机就得赶回加州。C约10:30am抵达教会。 会议开始时，我们先做了个祷告，求主掌权，并说明他们二人必须在神，在人面前坦诚布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毫无隐瞒的陈述24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应C的要求，由Y先发言，C再发言。 Y说当时在普林斯顿，C因80年代末事件，很有名，是大家捧著的明星，对人颐指气使，他当时没有那麽大的名气，大家常在一起参与一些活动，C没车，偶而需要他接送，去Macy’s买东西等杂事，也帮过她搬家。有一天，二人看电视到很晚，有亲昵，但没有性关系。后来C打电话给他，要他过来，当他抵达时，她穿著睡衣来应门，他觉得她引诱他，后来进入卧室，进而发生性关系，是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后来一直有来往，但不再有性关系。（C反驳说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但并没有对Y性爱的描述部分提出异议或抗议） C说Y一日来找她，说是要给她看他制作的影片，她不疑有他，但没想到竟是黄色录影带，她觉得被骗，很难为情，要关掉放映机，Y就抓住她，在地上强暴了她，完事后，还向她说了一段狠话，是有关因一胎化而被堕掉的婴孩的话。(这段话可以参看C的自述)。（Y辩说他没有给她看录影带，做爱之后也没有说那些话，他重申他没有强暴她。） 只是徐志秋和我对C陈述说当Y强暴她后所说的一番话，分别提出质疑，徐牧师在他的记录里有记载他的疑问，我就不再详述。我问C∶“奶当时很关注堕胎或ㄧ胎化的议题吗？”她说∶“没有！”我又问∶“奶当时参与任何与反对ㄧ胎化有关的组织吗？”她也说∶“没有！”我实在不能明白爲什麽Y如C所说强暴她之后，要说这些话！此外，若是两情相悦，更不可能在性关系后说这些话！ 听完两人的陈述后，我和徐牧师都认为你们两人是不是讲同一件事啊？怎麽出入这麽大？我问Y你是否有可能记错人？同时我也讶异C对于24年前所发生的事，她的记得那麽清楚!可惜的是双方在当时都无法提出支持他们说法的人证或物证，C虽说她听说当时Y也曾有强暴或同居等类似的事件发生，但是C也无法当场提供受害人的名字或任何刑事记录做佐证，而且这件事发生在24年前，我们也无法还原当时的情况；又已过了法律诉讼的时效，我们也不能依法请司法人员介入或提出诉讼。他们两人，到底是谁在说实话？谁在说谎话？对我们参与协调的人是很大的挑战，我们也只能依照当时所听见的证词及观察他们当时的反应，按常理(Common Sense)，逻辑(Logic)及他们平时说话/行事的一致性(Credit ability)来作出判断。 C坚称Y强暴了她，并要求Y向她认罪，并且要求Y公开登报道歉，并赔偿她的精神损失；她也要写公开信向大众解释她上封信中所提及被强暴之事的来龙去脉。因她认为依据性侵犯案例的再犯率，Y侵犯的可能不止她一个，她要为那些Y被害人发声。我请她举出人证，来证明Y继续犯罪，或是Y在成为牧师后有犯下这样的性侵或强暴的案例。但C未能举证。 Y则称在信主以前，干过许多坏事，比C现在指控强暴的更恶的事都干过，在主面前，赤露敞开，没有什麽罪不能认的，“但是没做过的事，我也不能承认，奶不能强加我罪名，要我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 我和徐牧师对于C要Y登报道歉及赔偿的要求提出异议，但C依据路加福音19:8，认为Y应该效仿撒该，悔改后赔偿别人；而我们告诉她那是撒该自己蒙主光照，愿意偿还别人。我们引用马太福音6:14-15及18:21-35的教导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彼此饶恕，甚至达到七十个七次，因为神已经藉著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也要愿意饶恕过去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若不从心里饶恕别人，天父也不饶恕我们。C同意我们的提议，但仍坚持要公开今日的会谈的细节，写文成文字登在网上。我们希望她顾及Y的隐私权并提醒她哥林多前书6:6-7的圣经原则，但她不接受。她说她要向读者交代她上篇文章提及的被强暴之事。 虽然他们二人对于此事各执一词，但是至终他们都同意承认犯了淫乱的罪，得罪神，得罪对方及自己的配偶，依照约翰一书1:9的经文，并为此认罪，我也告诉Y说，虽然他不承认强暴C，但是C感觉受了强暴，是否可以为了她当时的感觉来向她道歉，好叫这件事情到此为止？Y也很诚意地多次向C道歉，请求饶恕，愿意彼此和好；若主许可，将来有机会还可以ㄧ起同工。C强调要让Y的牧长知道此事，并继续监督。最后由我为他们祷告，祝福，彼此握手，拥抱结束。 这次协调会的内容及结果将由徐志秋牧师及周爱玲牧师两位见证人各写一份备忘录向Y的机构及教会报告。 \另一位参与调解这事的云牧师（天上人），为了息事宁人，之前也多次和Y说∶“你就承认强暴她了吧！事情就可以结束了”。但我们提醒Y∶“依照C的个性，若不照著她说的去做，她不会擅罢甘休的！等到她在网上乱写，你的名声，神的名及教会都会大大受损的！”但是Y坚称他可以默默承受误解，但不能公开承认他没有犯过的罪。 \C事后不满意协调的结果，另请美国教会牧者出面，继而提出要Y做测谎试验的要求。并将事件登于网络。 2015-01-14 2015-0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新闻自由的价值——访华裔大众传播学者朱谦
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教授李金铨先生。我请他推荐几本美国大衆传播学者研究中国新闻的书。他是行家，提笔就写了一串。我拿回认真一看，有好几本作者都是一个名字∶朱谦。一了解，朱先生恰好就是我当时所在的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於是，我有了很多机会当面向他求教。 朱先生有一个中国学生羡慕的历史∶他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传播学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59年他考入史丹福大学传播系。那时，传播学才刚刚兴起。他的导师宣伟伯（Wilbur Shramm）是传播学理论创始人。朱先生的勤奋、聪明深得导师欣赏。他们合作研究近20年，合写了两本重要著作。 虽然朱谦教授在台湾长大，在美读的学位，但他对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尤其是党新闻的运作了如指掌。读他的书，每每令我击节赞赏他对新闻喉舌化的深邃解剖。 ●“地球村”的冲击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年度风云人物，这次竟石破天惊把CNN总裁泰德．特纳印在封面。它对新闻传播界震动最大。於是，以此为契机，我和朱先生有一次长聊。 他那天兴致很高，从美国新闻对社会的作用谈到大陆、台湾、香港，从比较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四地的利弊优劣。 他认为，虽然事先并没预料此殊荣冠落特纳，但仔细考虑，觉得特纳是合适人选，因为特纳和他的CNN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在去年一年的出色表现，可谓改写了新闻概念，强化了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地球村”意识。 传统新闻概念是报导刚刚发生的事。它意味著事件已过去。而今天，卫星传播技术和全球新闻网路的形成，使人们可以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即与事件的发生与演变同步。这是一个巨大变化。 美国著名自由记者Lynne Joiner几天前在“东西方中心”演讲时，也感叹这一点。她说，1976年初她在北京采访，正碰上中共总理周恩来逝世，她拍摄到现场第一手新闻。但当时无卫星传播设备，无法立即传回美国总部。待她冲破登机阻力，飞到东京，事件已过去了17个小时，而中共官方也早她几个小时发布了讣告。本已到手的一个世界性独家新闻失掉了。 而今天，苏联政变失败後，戈戈尔巴乔夫重返莫斯科，随著卫星转播，人们欣喜的目光和他同步走下飞机。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前夕，在国会演讲，向伊拉克宣战。他的演讲从哥本哈根到德黑兰，从萨达姆到邓小平，都能同时、同步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到。卫星传播使所有国界失去本来的意义，任何角落都成为邻居。 ●新闻的戏剧化 朱先生强调说，一般民衆对重大新闻的兴趣不大。尤其美国民衆，对美国外的事情并不当做大事来看。但去年海湾战争、苏联政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电视将新闻戏剧化了。在北京，王维林孤身一人挡住一队隆隆驶过的坦克；在莫斯科，叶尔钦站在路障上高声谴责政变;在巴格达，交织的弹火把夜晚烧亮。这一切，如同是一场大电影,一下子磁吸了民衆的注意力。尤其事件发生演变是和民衆注意同步发生的，没人知晓最後的结局，这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悬念”更刺激了观（听）衆的胃口。它一下子从情感上把所有人都拉近了，使任何政治都不再是区域性的。一种全球意识、地球村的概念变成现实。 ●将潜在的问题公开化 新闻传播对人的影响，在美国别具蹊径。朱先生的研究发现，新闻对社会变革或变更的影响，不在社论写得多麽动听，因一般读者不看社论，而在於它把社会上有突出性的事件加以充分报导，使这种“事件”引起广泛注意。像最高法院大法官汤姆士和女教授希尔为“性骚扰”对质公堂事件。在这过程中，他俩谁说的更有道理不重要，观衆站在哪一边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把三天对质的全过程现场直播给所有人看，重要的是它让每个观衆重视“性骚扰”这一社会问题。 美国的改革途径是立法。30年前，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车尾部，白人才能坐在前面。後来经过电视报导、抗争，最後议员投票、立法才解决。议员投票取舍有两个影响因素∶游说和民意。如美国枪枝管制法怎麽也难通过，原因之一就是全美有规模庞大的步枪协会，卖枪的人组成游说团，游说议员。另一种不涉及经济利益，立法的基础就在於民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大法官事件等於把一个长期在社会中潜藏的困扰人们的问题一下子表层化、公开化了。它等於指出∶问题就在那！在这里，新闻并没有把它加深，仅是把它曝光，让人们都来注意它的存在。 不久前轰动全美的史密斯被控强奸案也是这样。虽然女方败诉，但她已达到目的∶把约会强奸这一社会问题表面化了，引起公衆的注意。 ●消息背後有价值观念 美国记者采写新闻有两个因素∶表层因素是记者对新闻重要性的认识，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深层因素是新闻背後有否一般大衆价值观念。如大法官事件，一般外国人都认为没什麽了不起，无需大动干戈。连欧洲人都认为美国人大惊小怪。但美国一般大衆却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它反映了美国人的人权观念与社会价值观。 西方新闻的作用，重点不是放在改变人们的观念，虽然这种作用也有；它的重点在於改变一般人对社会重要问题的一个Agenda Setting，即议事日程上。如性骚扰这一社会问题，原来并不在一般人的注意范围内，经媒体充分报导，一下子引起大家注意。一注意才能进而构成民意，因为有了注意就形成赞成或反对。这种民意最後促成重大社会问题的立法。 ●中国新闻是另一回事 美国媒体只指向你注意什麽，你自己怎麽想，怎麽做，它不管。中国的新闻则不同。在毛泽东时代，党不仅决定一般民衆注意什麽，还决定你注意後怎麽想，怎麽做。毛时代的新闻，不仅是宣传，也是党控制大衆的工具之一。邓时代，这种效能减弱了很多。在有些方面与西方传媒有些接近，如提供经济资讯等。但在政治表达上仍相当限制。 从宏观的角度看新闻的效能，美国与中国大相径庭。美国新闻不仅向大衆提供多元资讯，还有著除三权分立外的第四权作用，即 Watchdog，监督制约著政府及各级官员。前总统尼克松因记者挖出“水门丑闻”而被迫辞职；上届总统竞选、呼声很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哈特因记者报出“金屋风流”只得偃旗息鼓；风格强悍的白宫幕僚长苏努努，因用公家飞机、豪华车办私事被记者曝光，布什只得忍痛割爱，将他送出白宫大门。无孔不入不入的新闻记者，让贪官污吏闻风丧胆。 但在中国，新闻的这种效能非常微弱。虽然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时有大胆言论，广东《深圳青年报》曾刊文劝邓小平退休，但这都是特例，不是常规。当然，中国报纸上也有“读者投书”，但那只是一般性的Watchdog，批评警察怎麽了，一般干部怎麽了等等。 事实上，美国新闻的Watchdog弁 \]未能全如人愿。因为每个大媒体後面都有大财团的政治倾向。如巨额联邦赤字这样的大问题，牵涉到很多利益集团，很少有记者去碰它。 ●台湾两报争雄 朱谦教授早年毕业於台湾大学外文系，曾在台湾一家英文报纸做过五年记者。在美国获得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後，也曾回台任教。目前台湾传播学界很多学者，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谈台湾报业如数家珍。 国民党到台湾後，即使控制最严时，台湾的新闻也没像中共那样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只是在新闻取舍上抓得紧。早在五十年代，台湾除了国民党的报纸《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等，就有唱反调的报纸，如《公论报》，还有雷震的《自由中国》等。而《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原《征信新闻》）持中间路线。 自从台湾解除报禁、党禁後，报业出现两头下降，中间突出的局面。党报销路下降，有些几乎没有读者；唱反调的报刊也没大发展。而持中间路线的两报，几乎一统报业天下。两大报共同特点是，基本保持独立性，反政府的调子它不唱，但报导范围相当宽包括民进党主张什麽、做什麽，它都报导，虽然它的社论不一定赞成。而其他无以数计的小报、期刊，可以随便批东骂西。 ●缺少诽谤意识 两大报早年在发展过程中另一特点是，政治新闻小心翼翼，社会新闻则图文并茂、大肆渲染，靠此来扩大销路。这种过分渲染的负面惯性，导致台湾报业不太注意诽谤，这种观念比较淡薄。 朱先生还清晰记得他在台湾做新闻记者时，一桩分尸案的轰动。当时发现一女尸被分成几块扔在台北五留公圳。各大报争先恐後、连篇累牍加以报导渲染。接著报纸又暗示，此女是被某空军少将害死，继而又捕风捉影说此少将名为柳哲生。後经查实，此案与柳毫无关系。但经天天报导，柳的名誉已严重损害。当时连空军少将这样有地位的人也拿报纸无奈，何况小市民。 朱教授肯定地说，从整体上看，今天台湾的新闻自由尺度已经相当宽。除电视外，当局对新闻的控制已非常少。整个台湾报业的自由程度与美国逐渐接近。 ●香港新闻淡化政治 朱先生不仅任教於美国的史丹福和伊利诺等大学，也曾任教於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对香港新闻界也相当熟悉。他认为，香港新闻界有著台湾新闻业的缺点，有些更严重，如渲染色情。但香港新闻业不像台湾没有诽谤的观念，它对这点很注意。在香港，只有二流小报才靠这个推广销路。有身价的大报等，都不这样做。而靠街边零售的报纸，才靠全力渲染社会新闻及小道消息、花边新闻来耸人听闻。 香港新闻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政治关心不够，对本港政治报导很少。这并非当局限制的结果。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比台湾大，港府对新闻几乎没有管制。主要原因在於，香港民衆对政治没兴趣，大家都关心钱。一般心态是，政治由港府去管，因而没有地方政治的概念，报纸也就无从反映。虽然对国际新闻报导很多，但水准不高。 ●新闻自由意味多元 当话题转到中国的新闻前景，我想起一位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的经历，他在上第一节课时，教授问所有学生，你们认为人类哪一个“自由”最重要？有人答“人身不可侵犯”，有人说“私有财産权”，也有人认为是“新闻自由”。但这位教授最後说是“言论自由”。他解释道∶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你们回答我问话的机会都没有。言论自由的价值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所以一切专制极权才建立在对言论自由的剥夺之上。 朱先生认为，新闻自由的意义是超越国界的。他说，当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不是一回事。言论自由比新闻自由要高。新闻是报导一桩发生的事，它和表达一个政见不一样。但有了新闻自由，就会逐渐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意味著真实性、意味著多元、意味著多元对政府的监督。它体现著民意，标志著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朱先生的研究认为，新闻自由的尺度是∶美国大於香港，香港大於台湾，台湾大於中国大陆（美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 ●典型的中国儒者 朱谦先生在东西方中心的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做研究员已18年。他写过很多文章，仅专著就有十几本，全是研究大衆传播。其中有关韩国、泰国的各一本，台湾两本，印尼三本，中国大陆六本；理论著作三本。 朱先生和所有中国移民一样，保持著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子女教育。他的三个孩子，两个儿子获医学博士学位，女儿七年前拿到两个博士∶医学和哲学。 他有一位贤惠能干的太太（Julia），与朱先生同是江浙人，青梅竹马，他们两人1949年一起从中国大陆去了台湾。朱太太原是学声乐的，是刚卸任的夏威夷国剧社社长，後来从事房地産很有成就。我去他家做客才知道，她的能干使朱先生在家中只有两件事能插上手∶倒垃圾、取报纸。 他们有一套非常宽敞漂亮的房子，坐落在风光优美的半山上。不久前，一位中国大陆作家访问夏威夷，曾到他家做客。坐在他家凉台上一览夏威夷全景，这位作家感叹再三。我心里也在想 ，朱先生今天拥有美满的家庭与学术成就，虽然说归於他个人的努力与勤奋，但也在他有一个学术自由与自由选择的环境。有时，人生就那麽一步，就走出两重世界、两个人生┅┅ ——原载纽约《中国之春》月刊1992年12月号 1992-10-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0👍 0💬 0为中国房市续命的“三口气”
多年来，中国房市泡沫破裂一直处在“狼来了”的状态中，但一季度的行情却预示这一次“狼”真的要来了。因为支撑中国房市的“三口气”，都有可能续不了房市的命。这“三口气”分别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房地产公司的市场利益；已购房老业主反对降价的集体行动。 \中国房市过度饱和的供给\ 中国的房地产业早就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从以下两个数据可窥中国房市概貌。一个数据由中国房地产研究协会2012年提供，中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约占世界的一半，为20亿平方米左右，其中超过70%为住宅面积，达14亿平方米，其中超过40%的新增住房集中在一、二级城市。 国内如此分析中国房市存量：2013年8月30日，新浪网发表“数据显示仅4年新增住宅够全国1半人口换1次房”，文中提到，以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计算，中国每年新增住宅面积可满足超过3800万人的住房需求，按某位经济学家的分析，则可满足超过8600万甚至2亿人的住房需求。 以上数据不包括2013年住宅竣工面积。2013年城市住宅竣工面积有三个相差极大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是10.67亿平方米，美银美林估算为11亿平方米，另一估算为2013年城市住宅为26亿平方米。就算以国统局的数据为准，新峻工的住宅总面积也实在够高了。 这么多的房子，谁是真正的买家？按照中国房产价格，绝大多数中低层无力购房，因此房产消费主力是官员或富人，其购买目的是用以财产保值。这点已由过去数年来陆续曝光的“房氏一族”所证明，房叔房婶房姐们拥有十几套甚至几十套住房的报道屡见不鲜，前铁道部长刘志军、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高官拥有三百多套豪宅（别墅），可算是房氏一族的顶级代表。但2013年6月间，《人民网》、《凤凰网》等主流媒体上有一个帖子为草民广为流传，那个帖子的标题叫“北京有6000个刘志军”，文章称，在北京城至少有6000个拥有住房超过300套的人。这话我还真有点相信，因为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在处级不算官的皇城，掌握各种资源即寻租机会的权力部门实在太多了。 这种几乎无限的住宅拥有需求，主要出自财产保值增值的需要，因为中国过去20多年尤其是近十余年来通胀率很高、唯有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通胀幅度，据说中产阶层的贫富分化原因，就在于买没买房，以及何时买的房。目前，官员与富豪这两大群体通过拥有房子为财产保值这一需求大幅减少，减少这种市场需求的原因有二，一是反腐，二是房产税开征在即。 \给中国房市续命的三口气\ 中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至今未破裂，完全有赖“三口气”，其中最关键的是： 1、地方政府坚定地为房地产泡沫“续气” 2013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状况并未改变。今年1月，财政部曾公布全国财政收支情况：2013年地方政府性基金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1万亿元，同比增长44.6%，刷新2011年3.15万亿的历史记录。在土地出让金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其他公共财政收入却呈下降趋势，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1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增速为近7年最低。今年一季度仍然维持这一态势。 地方政府依靠什么维持房地产市场价格不下跌？以下行径虽然荒谬，却是事实，那就是干预大型房企的定价，不让这些企业降价，以免造成买方信心下降，房市下挫。 2、房企不敢吐的一口气 按道理，房市与股市应该同理，即市场前景不佳，早降价逃生为明智选择。但中国的房企却在坚挺。其间缘由何在？ 一些大型房企老板公开解释，称地方政府不让降价。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曾公开表示，2008年因为楼盘降价，万科被南京市政府罚款4000万元。他还提到，有几个重点城市因万科降价，进驻万科查账、查税。2008年有地方政府召集房企开会时，主题可以概括为“不许降价，远离万科”。 王石的话亦得到业内人士旁证。有报道称，长沙、杭州、宁波等地方政府召集开发商座谈时，都谈到开发商不要轻易降价抛盘，以免引起市场悲观情绪蔓延。尤其是万科、保利这类“龙头房企”，它们在一个城市就有多个项目，如果降价对市场影响会很大。浙江一房地产资深人士表示，最近宁波某区有楼盘想降价，但区领导考虑降价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所以和房企打了招呼，就没降成。 不过，单纯归结于地方政府不让降价，也是片面说辞。房企真正的担心其实还有一重，即担心降价影响市场信心，导致交易量下跌。中国房市与股市一样，因投机过度，最后都成了“信心支撑”，这种信心支撑的市场特色是“追涨杀跌”，房产价格下降促销，只会让买家产生犹疑，进一步调低预期价格。据市场消息，今年一季度杭州市区商品住房成交量为10112套，同比下降37.8%；成交的均价是15388元/平方米，同比下降11.3%。分析人士称，这一现象说明低价战略并不能换来成交量的迅速回升，反而象推到了房价下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随之而来的是常州、宁波、营口、连云港、秦皇岛等地房价纷纷显现出下跌趋势。 3、老业主拼命提住的一口气 除了上述两口续命真气之外，撑住房地产价格的还有老业主拼命提住的一口气。 从2011年以来，从上海开始，全国多个城市的楼盘降价引发退房，老业主将房市降价称之为“价格欺诈”，每逢房企降价，老业主就组织起来“围攻”房企售楼处，不许降价。这种现象始自2011年延续至今，屡屡见于报道，最新一起今年4月发生于成都市。 中国的楼市调控因此陷入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不降价公众不满意，降价则部分已购房的老业主集体反对。这口气堪称中国独有，世界所无， \天下没有不破的经济泡沫\*** 过去4年以来，中国房市就依靠上述三口气延命，其中最重要的一口气当然是地方政府源源送去的续命气。 但是，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到了今年4月，中国主流媒体开始讨论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问题。新华网4月27日怀疑地自问：“楼市开始出现明显降温迹象 支柱地位会不会动摇？” 下面这组数据让国内媒体无法再闭上眼睛： 在价格明显下调的情况下，交易量不升反降。今年2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就出现了自2011年2月以来首次同比、环比双回落。国家统计局4月18日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停涨或是下跌的城市已经达到14个。最重要的一个信号是：五一小长假房市成交创新低，北京二手房市场量价齐跌。 房地产泡沫破裂，在中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以及价格下跌的幅度有多大、在多长的时间内跌多少。如果按照中国政府的惯性思维，最好是在政府可控制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时段中，一点点地在下跌通道中“可控制地”慢慢下滑，不要扑通一下跌到底，引发恐慌性价格跳水，因为那会酿成一场大灾难。 真正的麻烦是，市场供需自有规律，强行干预在一段时期内可能部分有效，但不可能永远有效。政府调控经济之手毕竟不是“上帝之手”。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5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ghost-town-20140508/191086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高级外省人的“两张脸”
自从郭冠英招认、破相，人们知道台湾有个最野蛮的群体，叫做“高级外省人”。这伙“高级”有两张脸∶对共产党，他们乖极了，恭顺得像三孙子。对台湾人，他们凶极了，霸道得像太监。这次陈水扁遭重判，再次让人们看清这两个变脸。 陈水扁被判无期，完全不出预料。因早在去年案发第一时间，马英九就定性说，这是“马可仕”，等於未审先判，给检方下指令。起诉书那句“给予最严厉之制裁”，很可能是马的手谕。陈水扁被判了最高的“无期徒刑”，但蓝委们还说“判得太轻”。那还要怎麽重，死刑吗？如果这种罪真有死刑，以马英九们那种仇恨的劲头，他们不仅会把陈水扁判死刑，甚至完全可能拉出去执行。大家别以为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今天是天方夜谭。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嚣张劲头，人们完全可以想像他们观赏人头落地的快感。马英九等高级外省人的心态，早已是“变态”！ 我们再看他们对两个总统秘书，居然重判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马永成、林德训作为下属，他们的所为，只不过是服从上司，而且又是总统可以调度的国务机要费。即使有错，也不可想像重判20年！人生有几个20年？判马英九无罪的法官，判陈水扁最重刑，已不仅是荒谬绝伦，更是他们丝毫不在乎台湾人反应的傲慢的挑战。而对两位秘书的重判，更说明国民党的法律毫无依据，他们想怎麽玩，就怎麽玩！ 但遇到对岸的共产党，“高级外省人”马上变脸了∶满脸堆笑；那份恭维，像侍候皇帝。共产党的特使陈云林，在中国根本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芝麻官（还是由於台湾民众抗议，才有些中国人知道他的名字）。可你看马政府那个低三下四，一副唯恐得罪主子的下贱状；居然派出七千警力护驾，还对去抗议“陈芝麻”的台湾人大打出手。 有高级外省人心态的，都是这副德性。你看郭冠英对台湾人多麽居高临下、歧视漫駡。可面对共产党，他就立刻蔫了。他女儿在山东青岛机场因拍了张照片，就被在场的中国人围攻、辱駡，说她拍了负面形象；最後底片被毁，她连声道歉都难以脱身。女儿向父亲诉苦，可那个对台湾人趾高气扬的“郭高级”，却要求女儿忍耐。即使女儿被欺辱，他仍要对“更高级外省人”陪笑脸。 而那个公公是国民党大老徐立德（正在上海投资）的中天电视女主播卢秀芳，也是这德行。在跟对岸的CCTV连线时，对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达赖喇嘛，那份不屑、嘲讽，甚至敌意，简直比连线同台的中共主播白岩松、王跃军还激烈。可对做共产党宣传员的CCTV那两个宦官男主播，她却满脸挤笑，亲昵发嗲地直呼“岩松、跃军”，那份撒娇、谄媚状，实令人作呕。 理解了“高级外省人”的这“两张脸”，就会理解扁案的性质。马英九用重判陈水扁，对台湾人总统用尽恶脸，向北京堆满笑脸，来取悦共产恶霸。陈水扁在判前对探访者说，“我觉悟了，他们是要把我关到死”。其实国民党是要透过重判陈水扁，把台湾人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判处无期，关到死！但千百万台湾人的福尔摩沙梦，真的遥遥无期？真能被关死吗？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9年9月14日“曹长青专栏” 2009-09-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中美两国新闻媒体的巨大差异
中美两国的报纸等媒体，严格说难以从新闻专业角度比较，因为一边是按照新闻规律办的报纸，按照英文newspaper的字面意思直译为“新闻纸”；而在中国出版的官方报纸，本质上是“伪报纸”，虽然它也用新闻纸张印刷、用报纸的形式，有标题、照片，还有新闻导语、新闻由头等等，但它缺乏报纸的灵魂∶真实。前《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曾说，他所编辑的这家中国最大的党报，只有上面的出版日期是真的。话虽说得有点绝对，但也基本说出了共产党报纸的本质特征。 但在这种出版伪报纸的地方，却激烈批评美国的报纸是政府左右，是大财团控制，反映富人的利益（以妖魔化美国出名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就这麽教学生），而同时歌颂中国的官方报纸比美国的还客观。 因此从这个角度，也许值得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报纸谁更有自由，谁更真实，谁更客观，使人们能更看清中美两国媒体的本质不同。 第一，哪里的报纸受到政府控制∶ 从新闻的历史可以看到，自从人类有了报纸等之后，大众传媒就一直伴随著被控制的命运，而且最严厉的控制来自政府。 政府控制媒体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利害、也最有效的方式是政府直接拥有（占有）报纸、广播、电视等等。什麽东西只要是属于自己的，那就最有条件控制和支配。 共产国家的新闻状况最能说明这一点，无论在前苏联，还是今天的红色中国，无论是前苏联发行量最大的《真理报》、《消息报》，还是今天主导中国舆论的《人民日报》、《环球时报》、CCTV（央视）等，所有共产党国家媒体的特点是，报纸、电视、电台、杂志等等都是政府出资办的，属于政府的财产，在行政上必须接受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而编辑记者都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国家干部，从而在制度上成为政府的一部份。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纸应该反映出钱者的理念和意志。但前苏联和当今中国的问题是，政府在拥有全部的报纸、电视和电台等媒体之后，禁止其他任何私人办报；等于在垄断报业的同时，消灭了报业市场，从而形成了舆论的垄断和操纵。 目前中国境内有1486家报纸（据2011《中国新闻年鉴》），虽然已组成了31个报业集团，但这些报业集团和西方的报业集团有本质上的不同，人家是私人办报，报人之间联合成集团，或一个新闻报人同时办有多种报纸和杂志等，自成报业集团。而中国现有的全部报业集团，都要受当地政府（和党组织）领导，都不是真正私营的。而没有私营，就没有独立，而没有独立，就不会有客观和真实。 美国的报纸从来就是私营的 目前美国有1480家日报（英文维基百科2000年数据）。这个报纸数量跟中国（1486家）几乎相同，但美国统计的全是日报（daily）。中国的统计则没有说全是日报，还是包括了周报等。即使都是日报，美国三亿人口还不到中国十三亿的四分之一，但日报的数量却跟中国相同。 明显的不同是，全部美国的报纸等媒体，从一开始出现时，就是私营的，没有像中国的媒体那样经历过一个被党和政府没收或改造成国营报纸（中共建政时）的过程。美国在二百多年前建国时，就面对一个私有制的社会，当时的各种报纸，像其他私人公司一样，属于不同的个人或商团，是私有企业的一部份，政府就像无法把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一样，也无法把报纸国营化。当一种东西不是自己拥有的，想进行控制就不是那麽容易了。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距今180多年前写的那本《美国的民主》中描述他的观察说∶美国是从欧洲来的移民和异教徒在一片荒芜广袤的土地上建立的新国家，即使在被视为非常落后的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们在全体还过著裸体生活的时候就出了一份（私营）报纸。我还把这份独特的报纸带回法国几份。”而那是1831年，比中国的918事变，还早100年。 而且从美国开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那句论述报纸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名言（在报纸和政府之间，我宁可选择有报纸而无政府，而不是有政府无报纸），也可看出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不仅没有想把报纸收回国有的意思，而且对报纸独立性的意义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第二，哪里的报纸被一个大财团掌控∶ 因此今天连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也不好意思说美国的报纸是受政府控制，毕竟人家是私营的，这样说，实在没有说服力。因此中共的御用教授李希光们只好强调说，美国是大财团办媒体，报纸等要服从大财团的利益和意志等，言外之意，美国的报纸仍不是独立的，而是被少数富人控制和支配。 美国是个私有制的国家，报纸不属于政府所有，那麽它只能被私人所有，而当个体的商人发展成大的财团公司，那麽它拥有的报纸等媒体，自然就是属于财团所有，被私有企业掌控。 但美国的媒体即使被财团控制，它们也是被各种不同的财团控制，仅华尔街列出的大公司就有500家。不同的财团由于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导致不同财团拥有的媒体的立场不同，因而形成媒体的不同声音。 而中国的媒体，虽然有近一千五百家报纸，但出钱的是一个“老板”，即中国政府。当所有的媒体都被政府拥有，政府其实就等于是一个“大财团”，那麽中国的所有报纸发出的是一个财团的声音，反映的是一个财团的理念，它是一元的；而西方多种财团办的报纸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是多元的，给读者听众提供了不同的信息和观点。 而且美国财团的拥有者也不是少数的个人，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股票，从而成为公司的股东和拥有者之一。据统计，现在有5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定的股票。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只是持有最大股份，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因而大公司的老板必须考虑持公司多数股份的其他人的利益。 美国报纸总有一派更严厉监督执政党 在美国，虽然有数不清的财团，但其政治理念并没有数不清。就像美国政府主要由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一样，财团主要也是两种政治倾向∶左派和右派。两大派别的主要分歧体现在经济领域，左派强调大政府、高福利、向富人多征税（然后通过福利制度再分给穷人），重视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调节管理作用，其基本理念是强调社会平等。右派则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削减福利，强调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重市场经济，其基本哲学是强调自由（竞争），在竞争中获得相对的平等，重视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等。经济以外的主要区别是，在对外政策上，右派更多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左派强调人权外交；右派更重视军事，主张强大国防，左派则强调裁军。 美国建立两百多年来，基本由这样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体现右翼理念的保守派共和党，和反映左派观点的自由派民主党）。左派民主党更多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憧憬，它的主要基础是大专院校的教授、学生、知识份子、好莱坞，以及穷人。右翼共和党则更多代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它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富人和商界。这也是前者更多强调平等和政府干预经济（分配财富给穷人，均贫富），后者更多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削减福利、迫使穷人劳作致富）的原因之一。 美国的报纸等媒体，基本也是这两种理念的反映者、传播者和两种不同群体的代表者。美国目前有1500多家日报，主要大报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论坛报》等，两大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已变网络版，等于名存实亡），以及三大全国电视台，基本都是左派主导的媒体，它们的读者自然以上述左派群体为压倒多数。 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标准周刊》、《国家评论》，以及各州的主要地方报纸，基本是偏右的保守派报刊，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商界和专业人士，以及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和完全市场经济的知识份子。 在有线电视中，两大台CNN和福克斯（Fox），是一左一右，相互激烈竞争（福克斯台的收视率远超过有比它历史长16年的CNN，福克斯的主要政治评论节目，收视率是CNN的一倍以上）。 由于美国政府和媒体都有左右两大派，所以两大政党不管哪个上台执政，都会有一种和它的政治理念相对立的媒体，自然地成为它的严厉的监督者和批评者。比如，当今民主党的奥巴马执政，右翼媒体则更多是左派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者；而之前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执政时，左派媒体则用放大镜挑布什政府的毛病。 不仅在美国，在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等国，都是左右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而这些国家的主要报纸，也是按照这两种理念而分野。如英国的《卫报》、法国的《解放报》等就是左派报纸；英国的老牌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法国的《费加罗报》、德国的《世界报》等，都是右派报纸。连实行了民主政治半个多世纪的日本的主要大报也基本形成了这种趋势，比如《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偏左，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则右倾。 除了西方比较强调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媒体要成为监督政府和权力者的“第四权”之外，这种两党两种理念、媒体分为两派两种倾向的政治现实，也导致美国政府无法影响全部媒体，尤其是和这届政府的政治理念不同的那种媒体力量。 第三，哪里的法律更有利新闻自由∶ 中国迄今没有新闻法。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曾致力制订给报纸等多一些自由空间的“新闻法”，但一直没有结果。毛泽东曾说，不用弄那麽多法律，限制自己。没有法，共产党就可以“随‘党’所欲”，把报纸等作为一党的宣传工具。 不要说中国没有保护新闻自由的系统法律，连新闻诽谤法、媒体泄密法等具体法规也没有，因此今天中国报纸和记者涉及到的诽谤和泄密等新闻官司，几乎都是当地司法部门各自为政，自行解释和裁决，很多裁决都不利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历史上，记者被以诽谤、间谍或泄密等罪名告上法庭的也不乏其例。但美国的这种情况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两个著名新闻案例而得到里程碑般的改变。 中国是条文法，而美国主要是案例法，以法院对具体案子的审理为今后同类案例提供司法原则和判案标准。七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两起对美国新闻和言论自由影响深远的案例，一个是阿拉巴马州警察局长告《纽约时报》诽谤案，另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都是有利于新闻自由，并限制了政府机构的权力。 在裁决上述诽谤案时，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判决诽谤成立的“三原则”∶原告如果是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一般平民不受这个限制），必须提出这三种证据，1，报纸的报道与事实不符；2，对当事人名誉构成损害；3，报纸有“事实恶意”，即报社事先就知道不是事实，或不加核实而有意陷害、诋毁当事人。显然即使当事人能够提出前两种证据，第三种也极为（！）困难，因为怎麽来证明报纸事先就有预谋？ 同时更重要的是，后来最高法院还裁决，举证责任在原告，而不是被告。这是一项巨大的有利于新闻媒体的决定，因为如果某人告报纸，说媒体诽谤他参加了文革大批判组写过整人文章，那麽要由原告提出他没有参加的证据，而不是由报纸出示他参加过的证据。因为谁负责举证，谁更困难。如果法院要求作为被告的媒体来做举证这个最困难的部份，那就加大了媒体的责任以及媒体被判有错的可能。 对上述泄密案的判决也是完全有利于新闻自由。最高法院在审理五角大楼状告《纽约时报》刊登越战文件是“泄密”一案时，最高法院也是首次提出泄密案成立的“三原则”∶不管报纸刊登的是从哪里获得的机密，报纸都有权利（和权力）向公众提供这种信息；只有这种机密造成“1，立即的；2，重大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时，才可考虑裁决为泄密。 在自由国家，政府想限制新闻的两种主要方式就是“诽谤”和“泄密”，当美国最高法院对泄密和诽谤做了有利于新闻自由的阐述和判决之后，美国的报纸等媒体就等于获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间。从此之后，美国政府想以法律限制新闻的余地更加缩小，几乎无计可施了。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第一步 中美两国报纸等媒体的不同还有很多，从技术上来说，中国曾长期实行通讯员投稿制度，由于不对自由来稿进行严格的事先事实核查，导致出现很多假新闻（有专门制造假新闻的个体户）。而美国的新闻报刊，基本不接受外稿，新闻由自己的记者采写，以保持负责任的、真实度更强的专业化报道。即使现在，中国报纸等媒体的很多骨干，还是从基层的党委宣传干事等提拔上来的（更不要说总编辑都是党批准任命的），而美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几乎都受过专业新闻训练，从地方报纸一点点做起，以新闻工作能力升迁。 新闻自由和定期选举是民主化的两个重要标志，台湾的民主化就是从开放党禁（多党选举）报禁（自由办报）开始的。中美两国新闻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中国迄今没有开放报禁，还没有私营报纸，同人办报；报纸等媒体还被政府控制，是党的工具，而不是大众公器。因而中国社会开放和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是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这个自由（没有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发表和传播），其他自由都无法谈起。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02-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被冷落的中国图书——法兰克福书展观感
“一个再骄傲的作家，站在这里，也会冷静谦虚下来。”面对“法兰克福书展”上那成千上万的图书时，我在想。因为一个人再能写，毕其一生，也只能写出书展柜上的一个格子。 10月15日至2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市举行的书展，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书展，它展出了33万种新书，吸引了100个国家的9000家出版社，和32万个出版商、版权代理商、作家、记者和读者。如果这些数字还不能描述出它的规模之大的话，那麽从它的展厅大小可以得到具体感受。在全部10个展厅中，仅第八号展厅的英文图书，我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遍，走了足足一整天。 10个展厅之间，有中型巴士接送，每个展厅，每个展位，每个入口出口都有详细清晰的指示标志，面对18万平方尺展厅，30多万图书参展，30多万人参观这样的巨大场面，德国人却把它组织得井井有条，完全没有任何混乱。仅从这个书展，也可以看出德国人的认真和谨严。 ●全球80％图书版权在法兰克福签订 法兰克福书展也是人类最古老的书展，七世纪就已开始，1503年举办的那次，就有全球339家书商参加。近年来，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更成为全球书商们的”麦加”，不过他们来这块圣地朝拜的“神”是书和利润。据统计，全球80％的图书版权合同都是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签订的。 置身在法兰克福书展，会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英文图书在全球出版业的统治地位。展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英文书的第八号展厅，比展出中国、日本、俄国、东欧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等几十个国家图书的第九号展厅面积还大。在英文图书展厅，人潮不断，购买图书版权的，参观的，谈合同的等等，使偌大的展厅几天来一直熙熙攘攘。而第九号展厅，相形之下，则显得十分冷清。一位日本的出版社经理说，“我们来法兰克福，主要是来买书的。我们知道来这里的书商，主要兴趣在於英文书。” ●北京来书展打西藏宣传战 但从中国大陆展出的图书来看，这种差别还不仅仅是由於英语语言占优势，更显出图书出版制度的问题。中国这次派出了136人的代表团，100多家出版社，摆出了50多个图书摊位。但从图书的内容和摊位的装璜，则有著明显的宣传味道。例如在中国展位，在写著China的大字後面，是一幅两人高、五米宽的巨型图片，画面是香港的高楼大厦，上面有一行字：香港会更繁荣。我流览了其他国家的书展摊位，发现没有哪个国家摆设这种政治性的宣传图片，人家都是展示自己的民族特色，并千方百计地用电脑、电影胶片、CD光碟等各种手段喜人人们看他们的图书。香港回归，只是一件新闻而已，人家到这里是做书的生意，与香港回归没有关系，而且香港的高楼大厦是在英国人的管理下建成的，这是任人皆知的，哪有什麽中国特色？ 在香港巨幅图片下面，放著30多种介绍资料，我翻了一下，除了几本是介绍中国几家出版社的图书外，有9种小册子介绍香港回归；14种单行本介绍西藏，包括西藏人权多麽好，西藏妇女地位多麽平等，西藏环境如何没有污染，有一本引经据典强调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份。还有英文版的江泽民和李鹏的讲话。在中国一些出版社的摊位前面，堆放著一些北京确立的“班禅灵童”头像等西藏宣传画，上面的纸条用英文写著∶随便拿，免费。在中国展位的墙壁上，也张贴著中共确立的班禅灵童等西藏宣传画（宣传画署名是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这些东西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北京好像不是来这里展销图书，而是来与达赖喇嘛打宣传战。与其他国家那种专注於展出图书的专业精神相比，中国图书展位的这种宣传味道给人以相当滑稽、可笑的感觉。 ●“邓小平”被减价处理 中国展出的图书内容，也有著政治挂帅的痕迹。例如展位最显著位置摆出的是《毛泽东选集》，然後是《邓小平文选》。邓的文选是英文的，毛选是中文的。我不知道来法兰克福订书的人有谁会选购这类书，能看懂中文毛选的又有几个。在中国其他出版社的摊位上，也有《邓小平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而在整个中国展位唯一的一种CD光碟作品，是由浙江电子音像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用中文朗读的邓小平讲话。我问“邓小平CD多少钱？”管理这个展位的女服务员说，“随你给，给多少都行。”显然这种内容的光碟很难卖出去。 ●出版官员只懂旅游观光 中国图书展位的冷清场面，除了由於图书内容的单调和政治化原因外，也和中国参展人员缺乏专业化有关。我在与中国摊位的一些工作人员聊天得知，来参加书展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多数是当地新闻局长、出版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和出版社社长，他们对如何选书订书和推销自己的书，都缺乏具体的专业经验和知识，也没有多大商业热情。 一位北京的出版社长对我说，“我们也知道中国的书很难卖出去，我们来是开开眼界。”书展有六天，但这位社长和他的同行们只在书展呆三天，就提前去巴黎旅游了。而且这些参展的局长、社长多数不懂外文，我在其中一个展位和他们这些局长社长聊天时，就有四次被请去帮忙做英文翻译，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懂英文，不知道那些翻看他们展书的外国人在向他们问什麽。 但中国也在书展上卖出了一些图书，广东一家出版社的姚小姐告诉我，“中国图书的拳头产品是画册，尤其像齐白石、徐悲鸿他们的画集。”一个德国小伙子用两百马克（相当一千人民币）买了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的《中国京剧脸谱画集》。该社只带来两本“脸谱”参展，我在他们展位浏览时，又有一个德国人要买剩下的那本。 ●中国图书不景气是因制度落後 面对英文图书的巨大优势，中国出版人员也承认，他们只有靠画集、针灸、烹调、太极拳、气功、推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来打开销路。例如，保加利亚展位上，就展出了该国翻译出版的《唐诗》，《离骚》和《孙子兵法》等中国古典作品。 中国出版的图书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所以显得这样不景气，根本原因是中国出版制度的落後。中国的出版社、销售图书的新华书店系统都是国营的，属於国家单位，被政府控制。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书店都没有形成像西方出版业那样的图书市场。这种“国营”性质，导致中国的出版发行不可能有专业化、市场化和竞争活力。中国作家至今不能拿到版税（除贾平凹等几人以外），无论写出什麽畅销书，也只能拿到每千字几十元人民币；出版社不出畅销书也赖活著；新华书店不景气也不倒闭；就像来法兰克福参加书展的那些新闻局长和出版社长一样，他们来了书展之後，不管能不能推销出他们的书，能不能选购到需要的书，他们回去照样当他们的局长社长。 ●一本畅销书稿酬五千万美元 而在西方图书市场则正相反，竞争极为激烈。出版发行人员要挖空心思地寻找好的作家，绞尽脑汁地做新书的宣传，苦心极虑地向全球推销。尤其在美国，图书完全形成市场，书的出版销售非常兴旺。据今年8月24日《纽约时报》报道，去年美国出版了新书58,000种；仅在国内就卖出了21亿7千万册，其中一半是小说。因此小说家写出畅销书立即成为百万富翁。美国畅销小说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与企鹅出版社签约的四本小说，平均每本曾得到预付稿酬1600万美元，他收取25％的版税（一般作者的版税是10％左右）。据今年9月22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报导，美国另一名作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的两本畅销小说，预付版税就要一亿美元。他们的小说已从美国攀到英、德和新西兰等国家的畅销榜。正是形成了图书市场，出版社拿到好书，也敢於大手笔，大批量地印刷。像美国另一个畅销小说作家约翰·格里沙姆（John Grisham）的小说，第一版开机印刷就达四百万册，数量惊人。而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书，算畅销的，第一版开机也就是三到五万册（一般开机都是一万册，或更低）。累计印数达到20万，在中国就被称为大畅销了。 ●中国图书无法走向世界 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不仅中国的书很难卖出去，中国的出版社也很难从西方出版社买到好书的版权。因为中国大陆那种不尊重智慧产权，疯狂盗版图书的现象，令西方出版社望而怯步，不敢涉足。如美国爱情畅销小说女作家桑德拉·布朗（Sandra Brown）今年新书以一本四万美元、旧书每本三万美元的版税价钱卖给了俄国，中国大陆北方一家出版社也非常想出布朗的爱情小说，虽然通过各种渠道，几度与美国出版社联系，但美方认为，中国图书市场盗版严重，中国出版社不能守信按期付给美方版税，中国出版业还远没有走上正规，因此婉言谢绝了。 从法兰克福书展可以看出，由於中国大陆出版业受政治制度的阻碍，又缺乏专业人才，再加上对西方图书市场不了解，和其他技术性的原因，中国的图书出版业要想与世界“接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7年12月号） 1997-11-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习近平对资本的态度缘何飘移不定？
何清涟 4月29日中共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依法规范和引导中国资本健康发展”。从习近平的发言来看，中国当局又想调整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了，只是这次不是推进公私合营2.0，而是要合理处理与各种资本的关系。目前，正逢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世界一齐陷入滞胀（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习近平又开始重视资本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了。 传说多年的公私合营2.0暂时踩刹车 习近平任中共掌门人以来，他自赋了两大政治任务：一是通过反腐败净化统治集团（外界评论为通过反腐败清理政治对手）；二是处理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在4月29日下午集体学习会上，作为中共掌门人的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共政治用语中的大词汇，全集中在这一段话当中，并且关系到改革开放大计、提升到时国家安全层面，不可谓不重视。 这次习近平在政治局上的讲话凸显了两个要点： 第一点是“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所谓“认识”，结合后面谈到的“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可看成习近平表示不会象毛时代那样，消灭私人资本与外资，搞“一大二全”的国有经济，形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这段话算是对几年来一直流传的中共将推行“公私合营2.0版”的一次否定，用意应该是让有如惊弓之鸟的中国私企放心。提到“国际资本”，当然是为了留住那些认为中国市场吸引力正在下降的外资。 第二点是“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这段话的意思是指：资本可以拿走政府认为合理的利润，但必须由政府确定上限，再也不会出现江、胡时期那样，出现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族，包括肖建华那样专为权贵洗钱的“超级白手套”。 最近两年，从中国的财富驱动行业分布来看，新晋的亿万富豪所处的前三大行业分别是：科技（18%）、消费及零售业和工业（17%）、健康和材料产业（14%），房地产行业已经风光不再。但财富驱动行业的变化只影响富翁的生成，不影响中国政府对资本的管控，哪个行业的资本让政府看着“危及国家安全”，政府有办法“调控”。 习近平对资本的复杂态度缘于出身及经历 理解习近平对资本的态度，要从他的出身与成长经历两方面切入。习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多年洗脑的结果，对资本有天生的警惕与反感。中共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主要内容来自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终生职业是思想家，在经济上需要依靠资本家出身的好友恩格斯资助。这位思想大师耗时四十多年完成了《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巨著，全书充满了对资本的厌恶与仇恨。他的思想不但影响着当年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共产（社会）主义运动，还影响着今天的美国与西方。美国的BLM领导人就宣称自己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资本论》里那些对资本的描述，至少有那么十几条，是文革时期革命青年们抄写背诵的经典语录。且列举几条： 1、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3、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 4、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霉的事情，它也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 5、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6、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 7、由于资本的社会力量，资本家可以玩弄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把戏，看不穿这种把戏，倒也罢了，但起劲为这种种把戏鼓吹，则要么是资本家的走狗，要么就是白痴。 出生于1940-1950年代，成长于文革时期的两代中国革命青年，只要有求知欲，对上述马克思经典语录都耳熟能详。 中国知识群体就是依靠这些思想营养作养分，如果不是非常熟悉西方保守主义理论与思想，无法改变左的底色。与知识群体相比，习近平当然更左、而且崇拜毛泽东。 习近平对资本：利用而不信任 但是，这两代中国人还有另一面，他们经历了毛时代吃不饱饭那种国困民穷的状态；青年时期赶上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也因此，他们了解外资与私人资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没有这类资本的活跃与贡献，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0年代出生的习近平也是这种矛盾体中的一员，他理智上明白资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无法摆脱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在对待非国有资本的态度上，始终存有利用之念，不可能真正尊重，当然更谈不上信任。 基于以上因素，在习近平主导下，中国政府于2015年推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此后在私企设立“吹哨人制度”，用寻找私企污点的方式，没收或者迫使私企不断献产（购买国企股份或让国企参股）——凡民营企业涉及腐败、偷税漏税问题。对这些私人资本，视其政治背景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一种是对粉红色财团——即富豪与政府或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财团的方式，采用软禁拘押或政治高压，让有政治靠山的超级金融大鳄们将转移至境外的财产转回国内，吴小晖、肖建华、王健林都属于这类情况；另一种是马云模式，用各种压力迫使其主动交班，将自己的公司“献给国家”。 中国的私企对此毫无办法，党的天空上哪块乌云何时下雨，半点也由不得他们。外逃也不安全，此前，中国政府有各种办法让私企不敢外逃，比如富豪家人、财产还在国内，生意也在国内；就算外逃，也能用各种方式追逃。现在又多了另一重考量：俄乌战争发生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包括没收俄罗斯富豪的私人资本与财产，这也让中国富豪发现：就算离开中国，也得与母国同命运共呼吸。他们当然知道台湾并非安全状态，就在2021年10月以前，台湾在美媒眼中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其代表作是《经济学人》5月封面文章《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台湾》（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也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内容见报之后，中国的私企毫无雀跃表示，并没有多生出一点安全感。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2年5月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5/4/n13727235.htm）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人民币贬值的背后：中国的外汇储备之谜
程晓农 美国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民众与其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后去哪国旅游更划算，不如关注国内民间用汇的各种管道可能被逐渐关闭……经济学者程晓农技术分析中国的外汇储备之谜。 最近几天，各国媒体都在关注一件大新闻，即人民币汇率跌破7元以及美国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其实，人民币贬值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不敷所需，无法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关心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比关注汇率波动更重要。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有三大谜：国别分布不公开、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消失、外汇储备的真实数量存疑。剖析这三大谜，有助于了解外汇储备真相、汇率下跌和外汇管制的前景。 一、中国的外汇储备位于警戒线边缘 8月5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跌破7元这个心理关口，同日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财政部指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所谓汇率贬值，就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暂时放弃它的传统做法（即抛售外汇以满足外汇市场上用人民币购买美元的需求），抠紧外汇储备的“钱包”，听任人民币贬值。虽然可以把这种举动理解为对美国加关税的回应，但也要看到，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再充裕，人民币跌破央行所设定的7元这个警戒线，与外汇储备贴近3万亿美元这一警戒线有直接关系。 中国的外汇储备究竟是什么状况呢？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谜。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债数量有限，容纳不下中国保存外汇储备的需要，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半只能投入美国的金融市场。但中国究竟有多少外汇储备在美国，其盈亏如何，外界无从知晓。中国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虽然每年发布年报，但从不公布外汇储备的国别分布情况，因此，中国买了多少美国国债，只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信息才能大致了解；至于中国的货币当局购买了多少美国的股票和公司债券，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各国专家们无法判断中国外汇储备数量变化的原因，不知道外汇储备之增减，多少与日常外汇收支有关，多少与外汇储备的投资盈亏有关。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仰赖对美贸易顺差来平衡外汇收支，而中美贸易战步步升级，中国对美出口开始下跌，于是，中国是否会出现外汇短缺，就成了国际金融界和国内中产阶层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警戒线，如果外汇储备跌破警戒线，中国将面临外汇短缺。 很多人看到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个庞大的数字，自然会想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量，中国岂有外汇之忧？其实，这庞大的外汇储备当中，六分之五不可随意动用，因为另有主人；剩下的六分之一远不敷用。 中国外汇吃紧的主要原因是，虽然坐拥巨额外汇储备，但同时也背负巨额对外债务，所谓不可随意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是还债之需。中国的外债包括政府、银行、企业向外国所借款项，按照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底外债余额为19,652亿美元，比2017年末增长14.9%，到今年3月底总计19,717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1到2年的短期债务（见《国家外汇管理局2018年报》），一到期就必须立即偿还。其次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资产，随时可能要兑换外汇转出。外汇储备中大约五分之一来自外商投资，约6千多亿美元；即使外企不同时撤资，而且当局一直在设法阻止外企这样做，但为了避免国际金融信用破产，对外企撤资和利润汇出所需外汇是必须准备好的。扣除上述两项，外汇储备只剩下几千亿美元可以动用，但那也有既定用途，每年都必须保证开支，即进口石油、粮食、制造业零部件等维持经济日常运转所必须的外汇支出，以及民航、船舶、国际保险等常规支出和出国者所需外汇。 以前中国每年从对美贸易净赚3千亿到4千亿美元，因而得以保持外汇储备稳定。今后对美出口下降，这笔来自美国的外汇来源就靠不住了。少了这几千亿，每年进口所需外汇就只能吃外汇储备的老本。一方面，中国目前对美出口发生困难；另一方面，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美国这么大的富裕的市场，足以让中国每年净赚几千亿美元。 二、央行为何“吞掉”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 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早已接近安全线门槛。为了形成门槛未曾突破的印象，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数字游戏从2016年就开始了。 中国实行严格的银行结售汇制度，中央银行规定，全国4,571家商业银行必须把日常外汇交易中获得的大多数外汇转售央行，从而形成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各家商业银行要维持日常外汇收支业务，只能保留有限数量的柜台外汇。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加上所有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合起来就是国家外汇储备。所有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就象一个水面稳定的池子，总量大约是3千亿美元左右，上下波动幅度通常在3%左右。通过观察商业银行外汇数量的反常变化，可以发现外汇的大规模集中流出或流入。例如，2015年夏季开始，资本外逃大量消耗了外汇储备，造成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急剧缩水；该年12月国家外汇储备又减少了1千亿美元。 中国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只公布外汇储备总数，不区分其中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与商业银行柜台外汇数量。但中央银行公布的两张表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两部分各自数额的变化：《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数反映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央行外汇占款额，而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当中的外汇占款额，既包括央行的数字，也包括商业银行的数字，以后一张表的外汇占款额减去前一张表的外汇占款额，就得到了商业银行的外汇占款数；再用央行外汇储备及其外汇占款的计算汇率，便可得出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数额。 2015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规模资本外逃造成国家外汇储备明显下降，为了避免让外界看出这一点，央行玩起了外汇储备的数字游戏。2015年底的国家外汇储备是33,304亿美元，其中商业银行柜台外汇是2,170亿美元，央行外汇储备为31,134亿美元。2016年1月外汇储备继续下降，央行外汇储备已接近3万亿警戒线，为了掩盖这个问题，央行决定把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全部算到自己名下，这样才凑出了1月底央行外汇储备32,309亿这个数字。换言之，从2016年1月起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其实不完全是它自己的了，还“吃进了”全部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即用后者冒充前者的一部分。为了避免账面上出现漏洞，央行又从2016年1月起修改了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当中的外汇占款概念，把它从全国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变成了央行外汇占款。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在统计上被央行“吞掉”了，但现实中各家商业银行仍然保有一定数量的柜台外汇，只是在公布的金融统计资料中，这些柜台外汇成了“隐型存在”。 三、外汇储备的真实数量存疑 然而，这样的数字游戏总有踪迹可寻。在《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里，商业银行柜台外汇的外汇占款数消失了，而央行虚增的外汇储备美元数里隐藏了商业银行柜台外汇的数量，结果就出现了人民币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之间汇率的反常跳升，2015年12月这个汇率是7.98，但2016年1月变成了7.49，相当于突然升值6%，而官方公布的2016年1月汇率是贬值1.1%。由此可知，只要计算外汇占款和美元外汇储备的表上汇率，一旦发现这个汇率出现了反常变化，就说明外汇储备里又有水分了；于是这个汇率的异动成了指示央行外汇储备水分的指示灯。 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储备美元数是个孤立的数字，该机构又不公布外汇储备的国别构成，因此外界无从判断外汇储备总数的增减从何而来，真实程度如何。最近，路透社做过这样一个测算，2019年7月欧元、日圆和英镑兑美元分别贬值2.59%、贬值0.79%和贬值4.22%，而当月美元指数上涨2.48%，假设中国外储的币种构成与全球外汇储备类似，那么7月由于汇率波动造成中国的外汇储备估值大约减少240亿美元。这种测算方法显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币种各自的汇率变化和外汇储备资产的价格变化，会造成外汇储备自然增减。 由于中国要显示外汇储备基本稳定，而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占款数在信贷收支平衡表中却不容易任意改动，否则会造成平衡表中其它各项的异常变化，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因此，央行外汇储备美元数的虚增，不能完全通过改动外汇占款来掩饰，于是，外汇占款和美元外汇储备的表上汇率就会出现与即期实际汇率相反的异常变动。例如，从2018年8月到2019年6月，官方公布的人民币汇率没有大的变化（从6.81变到6.87），而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占款从21万5千亿下降到21万2千亿，少了大约3千亿。这种情况下，如果外汇占款和美元外汇储备的表上汇率也保持2018年底的水平（6.918）不变，那么，2019年6月底的外汇储备美元数大约是30,710亿，比公布的央行外汇储备数少480亿，再考虑到其中还“吃进”了商业银行约2千亿美元的柜台外汇，那么，央行真实的外汇储备数额很可能已明显低于3万亿美元这个警戒线了。 四、外汇管制趋于强化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日益吃紧，仅仅靠外汇储备数字游戏是掩盖不住的。为了保住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这个警戒线，从2018年1月到2019年3月，中国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总共从国外新借外债2,600亿美元，以借债外汇充填外汇储备，才保住了央行外汇储备大体“稳定”，而这个外汇储备当中还有相当水分。但是，短期外债增大了外汇储备当中用以还债的负担，从而使今后的外汇储备更加吃紧。 显然，中国的外汇储备确有隐忧，政府也早就开始未雨绸缪了，其应对之策无非是开源节流，如希望引进西方国家的金融投资，同时逐步加强外汇管制。今年7月20日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金融业对外开放清单，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希望境外的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也为中国的保险业和金融业的理财产品注入大量资金。但是，各国主要媒体对此的反应都很冷淡，《华尔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正在开放的新市场是投资者不应该进入的》，提醒美国投资者要保持警惕。 事实上，人民币贬值只是外汇储备吃紧的一个必然结果，另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加强外汇管制。近年来中国政府确实在逐步收紧对外汇流出的管制。前几年已要求对外投资的民营企业把境外资产卖掉，外汇转回国内，同时要求党政干部上交护照。虽然这些动作可以说与反腐有关，但也有减少外汇流出的考量在内。最近收紧外汇管制的措施则主要针对普通民众，与反腐没有关系。其中一些新管制措施包括：一、限制正常换汇，虽然个人有5万额度，但柜台外汇不足的商业银行经常设置障碍，例如，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去银行办理往美国汇2万美元的手续，被银行以年龄超过70岁的奇怪理由阻止；二、限制出境旅游，多个省市要求学校老师上交护照、出国需教育局批准；三、严查携带外汇现金出境；四、限制境外购物，严查代购、旅游购物加收关税等。 今后民间用汇可能会越来越难，出国旅游不让去，或者换不到外汇，顶多就是不去玩了；可子女在国外念书，学费、生活费所需外汇是家长的硬开支，如果也越卡越紧，那家长们就要发愁了。现在，很多民众关心的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后，去哪些国家旅游更划算，或者国内物价可能受到哪些影响；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后对美贸易顺差逐步收缩，外汇储备吃紧的长期趋势可能导致国内民间用汇的各种管道被逐渐关闭。 （原载于SBS中文，2019年8月12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ren-min-bi-bian-zhi-de-bei-hou-zhong-guo-de-wai-hui-chu-bei-zhi-mi）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