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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得认“高玉宝是乔伊斯”吗？
对於李慎之的评价，我已经在“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和“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等两篇文章中谈了很多，本无意再谈了。但昨天读到上海的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他认为我指出李慎之的三个局限是“道德傲慢”。觉得似应再说几句。首先，道德和傲慢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因为对“道德”只能设某个标准，它只有本身的高低之分，而不存在提出者的傲慢和谦恭问题。你不能说别人提了一个高一点的标准，就是傲慢；那麽是不是标准定的越低，就越谦恭了呢？ 朱先生强调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国内那种艰难的情况下，达到顾准、李慎之那种水准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像我这样身在海外的人，提的标准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以海外环境之特殊，迫人从己”。 我的文章，从没要求李慎之们按照“海外环境”做什麽，而只是针对别人给他的 “伟大思想家”、“自由主义者的领军人物”等称号，提出评价和异议，认为从他发表的文章和某些做法来看，他在认识水平上还有相当的局限，不仅不是思想家，甚至还不够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於我得出这种评价所使用的标准，朱学勤先生认为过高，愤愤不平，认为这是“道德傲慢”。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做一个夸张点的比喻吧：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家高玉宝去世了，於是中国文学圈内一片追思：“一代乔伊斯谢世”。我由於某个机缘读到了乔伊斯和类似他水准的作家的作品，觉得不对劲，这高玉宝跟乔伊斯没法比呵；大家都把高玉宝喊成了乔伊斯的话，那人们达到了高玉宝水平就可以自认一流了，这不要误人子弟吗？於是高喊了一声：“高玉宝不是乔伊斯”。 这下招来一片愤怒的声讨：你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那是多麽艰难的环境，高玉宝没有多少文化，他多麽刻苦，才达到现在的高度，而且周扒皮千方百计打压他，不准他发表作品；更重要的是，高玉宝曾担任周扒皮的欺辱农民委员会成员，在村政府中有那麽高位置的人现在觉醒了，出来为农民写作了，这具有多麽重大的意义；由於这些原因，所以我们认定《半夜鸡叫》就是和《尤利西斯》在同样的水准上。 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争论，我举白旗後退：好，好，好，高玉宝就是你的乔伊斯吧。 夸张再稍微小一点：文革刚结束时的短篇小说《伤痕》、《班主任》等一下子全国叫响，感动了许多人。它们在中国那个特定时期，的确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如果有人今天硬说这类作品可以和《项链》、《麦祺的礼物》等媲美，它们的作者和莫泊桑、欧亨利一样伟大，那我只有再举白旗：你们伟大，你们伟大。 我上面两个例子的确有点夸张，但如果看看朱学勤先生的高论，那我的比喻也不至於夸张到太离谱。比方说，朱先生把顾准和哈耶克相比，说他们两人“对人类如何摆脱同一类极权诱惑，做出了同等价值的思想贡献。”我无法不佩服朱先生做这种宣称的勇气，更无意再长篇大论一顿顾准，抄几句许良英先生对顾准的评论要省事得多：“顾准完全否定直接民主制，认为一党专制和‘文革’都是直接民主┅┅他对民主概念的理解还是相当混乱的，可以说他的探索仅仅开始，还没有彻底摆脱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影响┅┅而且顾准文集中根本没有涉及自由、人权。”但朱先生硬说顾准做出了和哈耶克“同等价值的思想贡献”，别人还能说什麽呢。如果朱教授也这麽教课的话，岂不是把学生往“井底”推吗？ 我不过高地评价顾准和李慎之，只想求得一点真实。对此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有深刻名言：“对生者我们欠的是尊重，但对死者我们只欠真实（To the living we owe respect, but to the dead we owe only the truth）。” 作为从那个专制制度生活过三十多年的人，我切肤之痛地理解顾准和李慎之先生在黑暗的铁幕中孤独地探索的巨大艰难，每每想起，都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更为那一代知识份子的命运而悲哀。社会环境的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而且他们自己参与了建构那个障碍），限制了他们本来应该飞翔的思想。正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不再重蹈他们的歧途，我才呼吁，让我们看远一点，看高一点，把视线转向世界（既然今天已经完全有可能），把目标定到真正的国际水准。取法乎上也才只能得其中呵！ 朱学勤先生对我文章最不满之处是：我批评李慎之至死都没有退出共产党，认为这和自由主义者的身份不符。朱先生认为我是强人所难。是我强人所难吗？共产党员知识份子在中国成千上万，我怎麽没批评别人不退党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自己定位为“自由主义者”。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强调知识份子要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如果定了位，就不能再角色混乱。而中国知识份子好象恰恰最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一会儿去做维护独裁者的谏士，一会儿又去做反抗专制的勇士了，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 如果你自己定位是“自由主义者”，就不能同时再是“共产党员”。这两个角色是根本冲突的。这就像你不能一边宣称是为民除害的警察（今天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责任就是要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一边还是黑社会的成员；虽然你没有再直接参与绑票、撕票等恶行，但仍是黑社会成员这个事实本身，就仍在给予那个土匪团夥以道义支持。而像许良英先生在六四屠杀之後就主动退出了共产党，而且六四之後退党的中国知识份子还大有人在。这些人从道义上否定共产党的直接行为更令人敬重！ 我当然非常清楚，在仍是独裁专制的中国，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要面对各种压力和磨难，甚至要付出牺牲个人利益的代价。但与此同时，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无数追求自由的民衆和文化人心里，他们是反抗强权的英雄，是赢得人们尊敬的。不是我要求李慎之做烈士，而是他自己选择做英雄。但一个人不能一边享受著做英雄的荣誉，同时不牺牲做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我指出中国反抗共産主义专制的英雄仍是共产党员实在太降格，李慎之至死没退党是一大局限，这实在一点也不过份。 为了反驳我和在德国的仲维光先生的观点，朱先生还立了两个假靶子：第一，关於李慎之的“谏士情结”问题。我的文章清楚地引用了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中的话：他劝江泽民要学习邓小平，“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甚至说：“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我指出这种观点、这种语气，完全是向皇上进谏。 但朱先生却苹字不提我引用的慎之先生原话，而是长篇大“射”一顿他自己立的靶子：曹长青把李慎之“晚年还是保持著与这些党内同辈的私人交谊，幷拉著他们一起走”当做谏士情结，这对慎之先生很不公平。我只想说，这种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当作靶子来批评的做法大概不能算诚实讨论问题的态度。 朱先生的第二个假靶子是对仲维光先生指出的“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麽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仲维光的意思一清二楚：顾准的著作没有什麽学术价值。但朱先生又长篇大“射”了一顿自己立的假靶子：仲维光只认欧美学院派，指责顾准李慎之等没有学术地位。然後罗列一堆各国没有学术位置的思想大师。这都哪儿对哪儿呢？仲维光根本没有说学院派的位置本身有多重要。在教授成堆，博士成山的今天，有谁还只认头衔，而不看作品的？仲维光明明是说顾准的作品本身质量不够，这和顾准是否有学术头衔毫无关系。如果朱先生能对准真正的靶子做文章，相信力度一定会更强。 朱先生宏论中还有肯定知识份子早期投奔共产党的理想精神等，这点我在“李慎之是思想家吗”一文中已有所批评，也令不少共产党文化人们不悦。但既然我已经说了许多令人不悦的话，再多说几句大概也无妨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或许会再谈一下老一辈共产党知识份子这个话题。 2003年6月24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2003-06-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人民币贬值的背后：中国的外汇储备之谜
程晓农 美国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民众与其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后去哪国旅游更划算，不如关注国内民间用汇的各种管道可能被逐渐关闭……经济学者程晓农技术分析中国的外汇储备之谜。 最近几天，各国媒体都在关注一件大新闻，即人民币汇率跌破7元以及美国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其实，人民币贬值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不敷所需，无法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关心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比关注汇率波动更重要。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有三大谜：国别分布不公开、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消失、外汇储备的真实数量存疑。剖析这三大谜，有助于了解外汇储备真相、汇率下跌和外汇管制的前景。 一、中国的外汇储备位于警戒线边缘 8月5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跌破7元这个心理关口，同日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财政部指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所谓汇率贬值，就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暂时放弃它的传统做法（即抛售外汇以满足外汇市场上用人民币购买美元的需求），抠紧外汇储备的“钱包”，听任人民币贬值。虽然可以把这种举动理解为对美国加关税的回应，但也要看到，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再充裕，人民币跌破央行所设定的7元这个警戒线，与外汇储备贴近3万亿美元这一警戒线有直接关系。 中国的外汇储备究竟是什么状况呢？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谜。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债数量有限，容纳不下中国保存外汇储备的需要，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半只能投入美国的金融市场。但中国究竟有多少外汇储备在美国，其盈亏如何，外界无从知晓。中国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虽然每年发布年报，但从不公布外汇储备的国别分布情况，因此，中国买了多少美国国债，只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信息才能大致了解；至于中国的货币当局购买了多少美国的股票和公司债券，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各国专家们无法判断中国外汇储备数量变化的原因，不知道外汇储备之增减，多少与日常外汇收支有关，多少与外汇储备的投资盈亏有关。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仰赖对美贸易顺差来平衡外汇收支，而中美贸易战步步升级，中国对美出口开始下跌，于是，中国是否会出现外汇短缺，就成了国际金融界和国内中产阶层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警戒线，如果外汇储备跌破警戒线，中国将面临外汇短缺。 很多人看到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个庞大的数字，自然会想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量，中国岂有外汇之忧？其实，这庞大的外汇储备当中，六分之五不可随意动用，因为另有主人；剩下的六分之一远不敷用。 中国外汇吃紧的主要原因是，虽然坐拥巨额外汇储备，但同时也背负巨额对外债务，所谓不可随意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是还债之需。中国的外债包括政府、银行、企业向外国所借款项，按照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底外债余额为19,652亿美元，比2017年末增长14.9%，到今年3月底总计19,717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1到2年的短期债务（见《国家外汇管理局2018年报》），一到期就必须立即偿还。其次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资产，随时可能要兑换外汇转出。外汇储备中大约五分之一来自外商投资，约6千多亿美元；即使外企不同时撤资，而且当局一直在设法阻止外企这样做，但为了避免国际金融信用破产，对外企撤资和利润汇出所需外汇是必须准备好的。扣除上述两项，外汇储备只剩下几千亿美元可以动用，但那也有既定用途，每年都必须保证开支，即进口石油、粮食、制造业零部件等维持经济日常运转所必须的外汇支出，以及民航、船舶、国际保险等常规支出和出国者所需外汇。 以前中国每年从对美贸易净赚3千亿到4千亿美元，因而得以保持外汇储备稳定。今后对美出口下降，这笔来自美国的外汇来源就靠不住了。少了这几千亿，每年进口所需外汇就只能吃外汇储备的老本。一方面，中国目前对美出口发生困难；另一方面，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美国这么大的富裕的市场，足以让中国每年净赚几千亿美元。 二、央行为何“吞掉”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 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早已接近安全线门槛。为了形成门槛未曾突破的印象，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数字游戏从2016年就开始了。 中国实行严格的银行结售汇制度，中央银行规定，全国4,571家商业银行必须把日常外汇交易中获得的大多数外汇转售央行，从而形成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各家商业银行要维持日常外汇收支业务，只能保留有限数量的柜台外汇。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加上所有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合起来就是国家外汇储备。所有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就象一个水面稳定的池子，总量大约是3千亿美元左右，上下波动幅度通常在3%左右。通过观察商业银行外汇数量的反常变化，可以发现外汇的大规模集中流出或流入。例如，2015年夏季开始，资本外逃大量消耗了外汇储备，造成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急剧缩水；该年12月国家外汇储备又减少了1千亿美元。 中国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只公布外汇储备总数，不区分其中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与商业银行柜台外汇数量。但中央银行公布的两张表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两部分各自数额的变化：《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数反映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央行外汇占款额，而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当中的外汇占款额，既包括央行的数字，也包括商业银行的数字，以后一张表的外汇占款额减去前一张表的外汇占款额，就得到了商业银行的外汇占款数；再用央行外汇储备及其外汇占款的计算汇率，便可得出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数额。 2015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规模资本外逃造成国家外汇储备明显下降，为了避免让外界看出这一点，央行玩起了外汇储备的数字游戏。2015年底的国家外汇储备是33,304亿美元，其中商业银行柜台外汇是2,170亿美元，央行外汇储备为31,134亿美元。2016年1月外汇储备继续下降，央行外汇储备已接近3万亿警戒线，为了掩盖这个问题，央行决定把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全部算到自己名下，这样才凑出了1月底央行外汇储备32,309亿这个数字。换言之，从2016年1月起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其实不完全是它自己的了，还“吃进了”全部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即用后者冒充前者的一部分。为了避免账面上出现漏洞，央行又从2016年1月起修改了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当中的外汇占款概念，把它从全国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变成了央行外汇占款。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在统计上被央行“吞掉”了，但现实中各家商业银行仍然保有一定数量的柜台外汇，只是在公布的金融统计资料中，这些柜台外汇成了“隐型存在”。 三、外汇储备的真实数量存疑 然而，这样的数字游戏总有踪迹可寻。在《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里，商业银行柜台外汇的外汇占款数消失了，而央行虚增的外汇储备美元数里隐藏了商业银行柜台外汇的数量，结果就出现了人民币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之间汇率的反常跳升，2015年12月这个汇率是7.98，但2016年1月变成了7.49，相当于突然升值6%，而官方公布的2016年1月汇率是贬值1.1%。由此可知，只要计算外汇占款和美元外汇储备的表上汇率，一旦发现这个汇率出现了反常变化，就说明外汇储备里又有水分了；于是这个汇率的异动成了指示央行外汇储备水分的指示灯。 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储备美元数是个孤立的数字，该机构又不公布外汇储备的国别构成，因此外界无从判断外汇储备总数的增减从何而来，真实程度如何。最近，路透社做过这样一个测算，2019年7月欧元、日圆和英镑兑美元分别贬值2.59%、贬值0.79%和贬值4.22%，而当月美元指数上涨2.48%，假设中国外储的币种构成与全球外汇储备类似，那么7月由于汇率波动造成中国的外汇储备估值大约减少240亿美元。这种测算方法显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币种各自的汇率变化和外汇储备资产的价格变化，会造成外汇储备自然增减。 由于中国要显示外汇储备基本稳定，而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占款数在信贷收支平衡表中却不容易任意改动，否则会造成平衡表中其它各项的异常变化，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因此，央行外汇储备美元数的虚增，不能完全通过改动外汇占款来掩饰，于是，外汇占款和美元外汇储备的表上汇率就会出现与即期实际汇率相反的异常变动。例如，从2018年8月到2019年6月，官方公布的人民币汇率没有大的变化（从6.81变到6.87），而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占款从21万5千亿下降到21万2千亿，少了大约3千亿。这种情况下，如果外汇占款和美元外汇储备的表上汇率也保持2018年底的水平（6.918）不变，那么，2019年6月底的外汇储备美元数大约是30,710亿，比公布的央行外汇储备数少480亿，再考虑到其中还“吃进”了商业银行约2千亿美元的柜台外汇，那么，央行真实的外汇储备数额很可能已明显低于3万亿美元这个警戒线了。 四、外汇管制趋于强化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日益吃紧，仅仅靠外汇储备数字游戏是掩盖不住的。为了保住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这个警戒线，从2018年1月到2019年3月，中国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总共从国外新借外债2,600亿美元，以借债外汇充填外汇储备，才保住了央行外汇储备大体“稳定”，而这个外汇储备当中还有相当水分。但是，短期外债增大了外汇储备当中用以还债的负担，从而使今后的外汇储备更加吃紧。 显然，中国的外汇储备确有隐忧，政府也早就开始未雨绸缪了，其应对之策无非是开源节流，如希望引进西方国家的金融投资，同时逐步加强外汇管制。今年7月20日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金融业对外开放清单，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希望境外的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也为中国的保险业和金融业的理财产品注入大量资金。但是，各国主要媒体对此的反应都很冷淡，《华尔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正在开放的新市场是投资者不应该进入的》，提醒美国投资者要保持警惕。 事实上，人民币贬值只是外汇储备吃紧的一个必然结果，另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加强外汇管制。近年来中国政府确实在逐步收紧对外汇流出的管制。前几年已要求对外投资的民营企业把境外资产卖掉，外汇转回国内，同时要求党政干部上交护照。虽然这些动作可以说与反腐有关，但也有减少外汇流出的考量在内。最近收紧外汇管制的措施则主要针对普通民众，与反腐没有关系。其中一些新管制措施包括：一、限制正常换汇，虽然个人有5万额度，但柜台外汇不足的商业银行经常设置障碍，例如，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去银行办理往美国汇2万美元的手续，被银行以年龄超过70岁的奇怪理由阻止；二、限制出境旅游，多个省市要求学校老师上交护照、出国需教育局批准；三、严查携带外汇现金出境；四、限制境外购物，严查代购、旅游购物加收关税等。 今后民间用汇可能会越来越难，出国旅游不让去，或者换不到外汇，顶多就是不去玩了；可子女在国外念书，学费、生活费所需外汇是家长的硬开支，如果也越卡越紧，那家长们就要发愁了。现在，很多民众关心的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后，去哪些国家旅游更划算，或者国内物价可能受到哪些影响；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后对美贸易顺差逐步收缩，外汇储备吃紧的长期趋势可能导致国内民间用汇的各种管道被逐渐关闭。 （原载于SBS中文，2019年8月12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ren-min-bi-bian-zhi-de-bei-hou-zhong-guo-de-wai-hui-chu-bei-zhi-mi）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王林现象：方术文化与中国政治之缘
何清涟 最近的热门人物莫过于“王林大师”了，神仙死，祥云散，疑云起。关于王林的游走权贵、演艺江湖的种种，成就了无数精彩的揭秘文字。比较王林这一个体，我更关心中国术士大师生生不息的社会土壤。只要这块土壤还滋养方术文化，王林大师去了，势必还有张林、李林、赵林等“大师“接踵而来。 方术：中国人的主流宗教 人们常说中国人不信仰宗教，这其实是个错误。如果去过香港，就会明白中国人不仅信仰宗教，而且包容性极强，本土的有佛道释儒，外来的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从土地菩萨到关公元帅，都享有港人香火供奉，最受欢迎的当然是赵公元帅。 所有这些，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但与西方最主流的宗教基督教有点不同，中国人信仰宗教不是寻找心灵的归宿，更像是与神做交易：平安无事时，求神佛保佑自家升官发财，多子多福，然后捐给供奉神佛的寺庙几个香火钱；有事时，请神佛保佑自己平安度厄，如果达成所愿，对神佛许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之类。中国有句老话：穷看八字富烧香，背时倒灶问仙娘。 因为与神做交易这个特质，西方传教者一直认为中国的宗教处于低级不发达状态，中国那些接受西方文化的学者也持这看法，世界进入左派的后现代文化之后，中国一些学者虽然也学会了强调“文化不分优劣”，但还是很愿意坚持中国人不信仰宗教这种说法。 其实，自改革以来，以各种气功师名义回归社会，立身于江湖之间、游走权贵之门的方术文化，就是中国无处不在的宗教。这种方术文化的包容性与改造能力极强，它以道为本，但可以吸纳儒佛等各种宗教为自己所用，最重要的是道家方术涵盖极广：太平时节，从百姓的生育能力、房中术、养生术、点金术直到长生不老，羽化升仙，几乎满足了中国人从生到死的一切人生要求。因此，历朝历代，成名的方术大师上可游走权贵之门、中可结纳地方缙伸、商界、文化名人；动乱时期，各种方术文化又成为底层动员工具，因为那撒豆成兵、剪草为马、刀枪不入的本领让社会底层深觉造反如有神助。 王林那些杰出的先辈们 现代王林们的先辈太多，数不胜数，只能列举两位拔乎其类、出乎其萃者：一位是道家方术始祖，让人明白其魅力为何永存；再列举一位身份最为贵重者，以说明方士们根本不需要经过科举考试那窄窄的独木桥，就能够实现布衣卿相的最高理想。 方术之祖当然是著名的彭祖。彭祖家世高贵无人能及，据说是黄帝的六世孙，颛顼帝的四世孙，在他一生的八百年当中，不工不农不商不仕，就干修身养性这一件事情，共娶49个妻子，生下54个儿子。与其他讲究苦行的宗教不同，彭祖一生华服美食，从不节欲。从他每天专心潜修吐纳工夫来看，算是中华气功之祖。君王对彭祖非常崇敬，经常突然造访，他们纡尊降贵，只为与彭祖相坐聊天，然后悄悄留下一些金银财宝就恭敬地拜拜了。彭祖非常洒脱，对金银来者不拒，坦然收受，然后一转手就发放给穷苦百姓，自己不留一枚子儿，这气度，不是君王，却如君王般不蓄私财；不是大侠，却比大侠更超脱。 这个榜样激励了无数中国人，仿效者无数，虽然不可能达到彭祖境界，但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比如进入皇宫，成为“天师”之类。 不过，方术文化的鼎盛时期既非奉道家“无非而治”思想的汉朝，也不是以道教为国教的唐朝，而是明朝。方术文化对明朝的影响在嘉靖皇帝时期达到顶峰，这种影响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术士能混到位极人臣的境界。在明朝官场混的最成功的有两位道士，一是江西贵溪道士邵元节，受嘉靖皇帝知遇，在皇家道观供职，又赐“致一真人”道号，给正二品服俸，不到一年，加授礼部尚书，给文官一品服俸。死后追赐谥号“文康荣靖”，葬礼按伯爵规格。继邵元节掌道教的湖广黄冈陶仲文沐浴的皇恩更为浩荡，他先后陪伴嘉靖皇帝炼丹求仙20余年，堪称嘉靖后期痴迷道教生涯中的良师益友， “见辄赐坐，称师而不名 ”，即在宫中与嘉靖平起平坐，皇帝称其为老师。嘉靖中叶，不仅本人封礼部尚书、正一品服俸，其妻子获赐一品诰命，父母得追封追赐。他本人先封少保，又加少傅，再加少师，一人而身兼三孤，古今唯一一例，比今天的王林大师还要风光N倍。 二是术士介入朝政。嘉靖皇帝听信陶仲文之言，移居西苑，设坛炼丹，20余年不上朝理政，与陶仲文朝夕为伴。对皇室家事，陶仲文也能建议，比如对连丧二子的嘉靖建议“二龙不能相见”，在这条咒语的阴影下，实为太子的皇三子朱载垕常年见不到父亲，直到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时，他还是裕王身份。 三是用青词文化改变了一代文风，青词又称绿章、青辞、绿素，是道教举行醮典时献给天帝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文，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用来谢罪、禳灾，保佑平安。由于嘉靖帝爱好青词，善写青词者能得到重用。《明史·宰辅年表》统计显示，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 9人以撰写青词见重于皇帝，其中以严嵩最负盛名，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方术文化在社会反抗中的作用 方术文化中，那昂贵的长生不老修行术离芸芸众生实在太过遥远，因此影响最大的是那“撒豆成兵、剪草为马”的传说。每到王朝末年，就会有人依靠这类传说与神术进行底层动员而集结起反抗义军，中共教科书不管这种反抗的领头人出身是不是农民，统称为“农民起义”，被列入教科书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依次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两宋时期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与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清中叶白莲教起义、晚清太平天国起义。 尽管中共教科书努力夸大陈胜吴广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政治平等意义、钟相“均贫富、等贵贱”口号的社会平等意义，以及李自成“闯王来了不纳粮”这种反苛税的“经济翻身”意义，但实际上，这些农民起义的主流动员方式是天命说，多借谶纬说事。所谓“谶纬”即方术文化中的预言。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前学“大楚兴，陈胜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编出民谣教小儿传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农民起义时，在河道内“发现“一石人，上书“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莲教更是迷信“撒豆成兵、剪草为马、布云成阵”的各种说法。太平天国起义时，方术文化多了一点时代包装，受当时西方传播的基督教影响，洪秀全与时俱进，创立了拜上帝教，并有了一位时常假托天父、天兄下凡的大仙——东王九千岁杨秀清。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革命领袖”中，不少都与宗教有关。比如黄巾起义的大头领张角原是个烧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后升格为太平道的教主——大贤良师；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韩山童则是白莲教教主。由张角开始，中国历史上由民间会道门引发的起义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南宋的钟相几乎复制了张角的经历。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20世纪之初的义和团运动，前者因借上帝之名行中国本土方术文化之实，让西方传教士认为拜上帝教对基督教伤害极大；后者上阵之时大师兄设坛、一众团勇口念“刀枪不入”符咒等情景，无论正史、野史都载之甚详。 如果总结这些“大师”、“教主”的共通点，就会发现他们的传教多与行医巫术挂钩，张角、钟相皆是借此聚众起事，白莲教就更不用说了。 中共的组织植根于农民为主的大众，深知会道门组织是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建政之后不久，就在全国发起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在民间绵延两千余年，时常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各种神秘主义组织，终于失去了公开活动的空间。但其生存的社会土壤仍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曾出了几十位农民皇帝，起事之前的社会动员基本凭借各种低级方术文化，祥瑞、童谣、预言无所不备。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前几年广州以“项羽后人”与“清宗室后人”之名组织的“影子兵团”只是其中一例。 “王林大师”混迹于朝，“项羽后人”组织于野，让人看到一点：自太平天国、义和团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取得的进步，主要是“器用”，而非思想。我们无法否认，“王林大师”现象本质上是方术文化（包含各种神佛）与中国政治结缘的21世纪版。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2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wang-lin-20170213/372357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日本为何没有美国式左派狂飙
在全球最早建立民主制度、最繁荣、最令全球瞩目、羡慕、向往的美国，居然发生了长达近一年、以打砸抢烧为标志的“黑命贵”运动；其对法律和人类伦理道德的践踏，是任何有最基本文明的社会都不可容忍的。但这丑陋的一幕就居然在本应是文明标杆的美国发生了，其背后根源是左派的疯狂，而且这种疯狂正在颠覆美国的传统，甚至要颠覆美国历史。 1620年满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登陆美国，开启了法治、选举、基督信仰、强调个人权利和伦理道德的新文明，奠定了美国价值的底座。而现在左派民主党竟要把1620这个美国的代表性符号改为1619，说这一年黑人被卖到北美，标志美国是奴隶制起家。贩卖人口、蓄黑奴都是历史错误，但它绝不是美国的建国基础，更不是美国推崇的价值。左派从要改变1620 这个转捩点年份来颠覆历史，到包括对小学生就灌输自由选择“变性”，不再称呼男女、改为中性，男女厕不分等等，要全方位社会改造，对美国进行根基性摧毁。 纵观当今全球民主国家，几乎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左倾谬误严重摧残，从政坛被左派占领，到社会被左派意识形态弥漫。唯有日本是一个独特的、仍顽强地保持著传统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常识常理的亮眼。 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其民主制度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建立的，为什麽日本就不可想像发生黑命贵那种打砸抢？有人可以说那是因为日本是单一民族。但是，日本在历史上也没有在自己本民族内发生过法国大革命、列宁十月革命、毛泽东的文革等那种翻天覆地式的社会改造，因为其独特的文化有制约那种邪恶的社会机制。在日多年、现旅居爱尔兰的中国作家喻智官的发现是∶日本的成gong是在硬件上（民主体制等）学习了西方，但在软件上（社会文化等）坚持了自己的传统。那麽哪些机制造就了今天这个独特的日本呢？ 一篇短文只能简述几个显而易见的外在体现∶ 一是教育。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就制定了法律，规定小学实行四年义务教育，后延长到六年、九年。早在中国1911辛亥革命结束大清王朝那年，30岁以下的日本人就全都受过教育，没有文盲。而中国在中共建政的1949年，文盲率仍高达80%；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青壮年中仍有30%-40%是文盲。 法国、俄国、中国的造反/革命都是利用流氓无产者，参与者多是文盲，很容易被罗伯斯庇尔、列宁、毛泽东们煽动和欺骗。文盲多的地方穷人就多，更产生鲁迅笔下那种又蠢又坏的地痞阿Q。法俄中的三场革命前，三国都有英国作家狄更斯精准观察和描绘的“哀嚎遍野、心怀不满”的贫困阶层；它成为革命家煽动和依赖的对象。所以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完全失灵，而是首先在穷人最多的俄国和中国发生。穷人把革命当作狂欢节，因他们一无所有，失败了也无所失，成gong了则可打土豪分田地，还可翻身掌权。所以日本的普遍教育水准，降低了地痞无赖的产生。 重常识常理是日本文化核心 二是除了普及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孩子从小就开始注重传统价值的传授，其核心是“常识常理”。这四个字也是日本文化的核心。虽然日本有过二战侵略战争这耻辱的一页，但在历史长河中，常识常理的价值在日本起主导作用，所以才会有当今这样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经济富有、政治民主的礼仪日本。 日本人从小学开始，就教育和训练孩子们懂得自立、自理、自强；强调尊师、感恩、勤劳、洁净等基本行为操守。举个小例子，孩子们下课时要感谢老师，吃饭前先感谢厨师，而且要自己去拉装盒饭的推车，由孩子们自己分配食物。而且老师和学生一起，饭菜同样，校长也一样。午饭后孩子们自己清理饭盒、垃圾分类处理，并跪在地下把地板和座椅擦乾净；这整套程序完成，才算午饭结束。不可否认，一个人儿时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实在可以影响一生的操守。日本人对童年的孩子们，不是进行意识形态的洗脑，而是对个人品行的训练，实在是大智慧。 另外一件小事也可看出塑造日本人特性的细微推力∶对分配后剩下的饭菜，孩子们抽签，谁赢归谁，等于训练孩子们愿赌服输的公平精神。日本人崇拜强者，也不过份同情失败者；这次输了，潜意识都是下次赢回来，而不是嫉妒赢者、怨妇心态。日本被美国扔两颗原子弹，彻底输给美国，但日本却是最亲美、最没有受害者心态的国家。而二战被美国解放的中国，举国上下动辄对美国一片咒駡，真是两重天。一句话，日本人知道好赖，谁好学谁、谁优秀服谁。而连好赖都不知的，只能是无赖。 日本孩子上学不是家长接送，都是自己背包独自去学校，从小培养自立自强、以自己的力量求生存的正常心态。所以日本社会从来没有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爆发前那种哀嚎遍地的穷困、以及俄国和中国革命前的严重贫富对立。即使今天，日本最穷、最富的两个阶层，各占比都低于5%，而中产阶级占比高达92%！中产阶级基本都是自力更生创造财富，行为更遵守常识常理，所以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美国的黑命贵等胡作乱闹的情形、以及左派要改造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疯狂举动在日本无法发生。这也是为什麽日本的保守派（conservatives，准确翻译应是“传统派”）自民党从1955年成立至今，过去66年执政了6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信奉传统价值，自然多倾向保守派政党。这是左翼和共产党在日本无法嚣张的根本原因。像拜登的左派民主党这样偷窃大选、搞同性婚姻、变性、男女厕不分、毒品合法化、成天给不劳而获者发钱等等，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哪个政党敢喊这些，就是政治自杀、会被民众的选票淹死。 “耻感文化”重尊严、法治、礼仪 三是日本不仅从没有“哀嚎遍野、心怀不满”的庞大赤贫阶层，而且还有一种“耻感文化”，不会产生像美国这样坐吃别人纳税款、领取政府福利的庞大群体。热衷社会主义的奥巴马刚上台时，美国有2400万人领福利，八年后他下台时这个数字增至4700万，几乎翻一番。现拜登上台，领福利者直线升至6000万！美国有3.3亿人口，等于平均每5个美国人就有一个吃福利。不靠自己双手挣面包的，更容易成为心态不健康的受害者心态的病人；这些病人们也不以吃福利过活为耻。 而在日本文化下，既不能产生那麽多懒人，更不会有那麽多没有“耻感”的人。二战后美国学者在《菊花与剑》中描述过日本人有一种“耻感文化”，不是知难而退，而是“知耻而退”；不仅是要面子，更是要尊严，有强烈的荣誉感。日本人的剖腹自杀也常是因为错罪到自己都不能原谅而了断，视其为最光荣死法；是那种耻感文化的极端表现。 大家都勤奋工作，没有一个巨大的吃福利阶层，是日本左派意识形态行不通的重要原因。而在美国的黑命贵运动中，很多参与者都是领取福利、不用工作的人，所以他们有时间（不用去干活）、有精力，吃著勤奋致富者的纳税款，上街打砸抢炫耀暴戾。这个阶层中很多人还最不懂感恩，反而嫉妒中产阶级和富人，对社会心怀不满。1831年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后写出的经典《论美国的民主》特别提到，当年美国这个初建国家的健康还在于，没有一个像欧洲那样哀嚎遍野、心怀不满的贫困阶层，更多人怀著感恩的心情勤奋创业，把靠自己双手发财致富视为美德。今天美国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190年前的托克维尔时代，但却产生了多达6000万、占美国人口1/5的领福利大军！它不是贫困的产物，而是左派推行社会主义、政治正确政策的产物，更是左派政客吸选票的手段。吃福利大军是心态最不健康的一个群体，他们最容易成为左派煽动家的猎物。日本没有这样一个群体，这是左派在日本没有市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整体国民的勤劳努力、看重传统、遵守常识常理、廉耻心强、尽量不冒犯或打扰他人等文化，都导致日本不可能发生中国文化大革命那种大规模的横扫传统、孩子揭发父母、学生斗争老师等反伦理、反尊卑的野蛮运动；日本也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那种狂飙性的全盘社会改造和动乱。美国黑命贵和左派的颠覆社会价值体系之举，在日本也完全行不通。因为日本的传统就是不热衷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而是自然实行著哈耶克在《知识份子和社会主义》中强调的“渐进性改革”，也是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宣导的“零星的社会工程”，而不是左派知识份子热衷的全盘社会改造，整体性地翻天覆地、大破大立。 虽然日本媒体也是左派绝对主导，也有大把左翼知识份子，但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价值取向，法治传统等都制约著激进派。所以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毛的文化大革命，法国的五月红潮，美国的黑命贵打砸抢烧等，在日本难以发生。这是日本的幸运，更是目前左倾严重的台湾的榜样。 对中国人来说，哪怕稍有基本常识、稍微知道点好赖，都不会跟著恶霸流氓式的独裁政府三天两头乱反日，而是老老实实地学学日本社会的诸多美德，否则即使制度层面民主化后，社会层面仍不断会有痞子特色的左倾运动。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1年9月号 2021-09-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川普现象揭示美国政治“三脱离”
何清涟 印第安纳州初选结果出来之后，共和党乱了阵脚，一直在惨淡坚持的克鲁兹、卡西奇相继宣布退选，一些共和党著名人物则明确提出要“叛党”，其中几位干脆声称要支持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选举政治以选民意志为基础，如今这情形不知应该形容为精英不了解本党选民需求，还是应该形容为基本盘对精英的叛离？ 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多层次脱离普通美国人的要求，在2016年大选的提名人之争中已经显露无遗。 第一层次脱离：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焦虑失去痛感 美国故事当中最吸引全世界的当然是一些平民（包括移民后代）成为巨富的故事，这样的人有比尔·盖茨、索罗斯、Google创始人布林、股神巴菲特等。有人曾这样形容美国：这是插根树枝就能长出一棵树的国家。美国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曾让中国人努力追赶。 但这些早成为过去式。今年3月，我在《川普现象背后：美国中产阶级在萎缩》一文中，指出川普之所以能够得到不少共和党选民的拥护，主要是缘于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正在减少。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 美国民主党应付这种状况的方法就是增加税收、扩大福利供给，即所谓反贫穷战争；共和党的传统方法就是减税并刺激经济以增加工作岗位。前者被认为是政治正确，民主党的票仓因此成了各种弱势群体的云集之地。这倒并非是弱势群体短视，因为全世界都陷入了一个认知陷阱，认为支持福利主义的左派较能促进基层福祉、缩窄贫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则只顾经济发展，漠视穷人死活。 后来美国学者发现，自从1964年美国的“反贫穷战争”开始，福利开支飙升，贫穷率却停滞不下，基尼系数还从1964年的0.36攀升至2010年的0.44。现实让一些研究者意识到，社会成员如果对社会福利产生倚赖，将制造长期贫穷，开始尝试从“认知陷阱”中往外爬。 奥巴马在当政最初的五年当中，不断扩大福利开支，结果也不得不在2013年承认，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15年11月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中，当主持人问最支持自由经济的兰德 · 保罗（Rand Paul），贫富悬殊问题值不值得关心时，保罗勇敢地回答：“当然值得关心。哪些地方的贫富悬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民主党执政的州份、民主党执政的国家。” 美国与欧洲相比，福利主义的传统要弱一些，人们对依赖福利度日的消极后果也清醒一些，在降低贫困的手段上，共和党选民中有七成以上的人反对割富人的“肉”来向穷人输血。这就是川普在竞选中承诺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不是许诺更多的福利，也能获得大批低收入工薪阶层支持的原因。 第二层次的脱离：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 自二战以来，美国肩负世界领导者的重任，出钱出力甚至牺牲本国人的生命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全世界都是受益者，但咒骂美国管得太宽的国家不止独裁者俱乐部成员，包括法德等一众盟友。美国人对此颇有怨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国内事务放置于比国际事务更重要的位置， 皮尤调查5月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很好地证明了川普支持者与希拉里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根据该报告，5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解决自身问题。他们还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尽最大努力解决自身问题。持这种看法的人，共和党中有62%，民主党人中只占47%。与此相关的是：共和党人认为叙利亚与中东难民是威胁，而民主党人则持欢迎态度。 在此需要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轨迹。 美国立国之后，长期奉行开国总统华盛顿确立的孤立主义原则：“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美国应该尽量少同外国发生政治上的牵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试图努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1918年他向美国国会提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提出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国际合作和保障世界和平的设想，以多边主义替代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所谓“多边主义”外交设想显然与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相背离，其实质就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称之为的”国际主义”。此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开始转向了国际。国联、非战公约、联合国、冷战，美国的国际责任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但这种传统在911之后受到了美国民意越来越多的怀疑。 皮尤调查中心《2013年美国世界地位调查》显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受到的质疑明显增加，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少管闲事，让其他国家自己处理好关系”。在2004年，支持美国退出国际事务的比例仅为20%；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2002年，该比例为30%，此后一直稳步上升，2009年高达41%。今年5月5日刚出炉的皮尤调查，这一比例比2013年的52%又上升了5个点。 第三层次的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不一致 世界各国政要对美国大选的关注从来就不像2016年这样高。在阻击川普竞逐总统提名人中，就连西方政要都不再持守观战的绅士风度，而是直接加入舆论战，表达他们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希望她能够胜出，并保持美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延续她当年任国务卿时的美国外交方向。 而川普就非法移民、穆斯林以及外交策略的发言，内有美国政界及外交界人士，外有欧盟与中国朝野的强烈批评，认为他如果当选，将让国际秩序卷入历史性灾难。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发言人曾表示，川普的言论“造成分裂、没有帮助且根本是错的”，卡梅伦“完全不苟同”，甚至有英国民众发起一份“拒绝让川普入境英国”的请愿书，送交英国国会。 不少穆斯林国家也认为川普的言论特别令人反感，埃及、巴基斯坦两国的宗教组织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公开表示对川普的反感。中国官方学者与媒体干脆表示，希拉里当选，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更极端的批评是称“川普支持率长盛不衰，显示出美国选举政治的‘娱乐化’倾向”。 其实，世界各国如此，无非是希望美国继续承担国际责任，比如有强大的美国军力，欧盟等西方国家可搭美国的便车，节省国防开支。比如德国在和平环境中不断提高的福利举世羡慕，结果是军备废弛，德国战机老旧疏于维修，半数无法起飞。 最戏剧化的场景是各国踊跃赶签《巴黎气候协议》的场景。这一由195国于2015年12月12日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中通过的气候协议；将取代京都议定书，冀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签署与批准了该 协议，但其履行责任却是下届总统。希拉里承诺通过并加强该协议，而川普则猛烈谴责《巴黎气候协议》。本来签约期限为一年，但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1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气候协议》，创下单日最多国家签署协议的纪录。各国之所以如此踊跃，是想造成既成事实，让川普不能改变主意。 但共和党选民的想法与精英及各国政府的想法不同，希望美国政府多关注国内。川普正因为其主张孤立主义、反对非法移民、提倡实利外交而备受民主党攻击，在共和党内也饱受排斥。恰恰正是这一点，是川普今年在提名人选战中备受欢迎的原因。 在传统媒体主导舆论之时，美国人民这些想法因“政治不正确”而被传媒有意忽视，没办法化成公开舆情。但2016年不同于以往，在2012年大选中成为重要辅选战场的Google，以及facebook Twitter等社交媒体主导了选情，成为众多选民获取关于选举信息的重要渠道。据Google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各州初选开始以前，Google旗下的YouTube上关于候选人和议题的视频播放量高达1.1亿多小时，是CNN、MSNBC和Fox News这些大型电视新闻网所有关于本届竞选报道的100倍。 最后回到一个基本问题：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选的，美国政府也是美国纳税人供养并支撑的。美国人民选自己的政府，究竟应该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优先，还是以照顾国际社会（比如接纳难民、非法移民、世界扶贫等）优先？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诉诸每一个公民的理性认可。那种认为“赢了选票却没赢得民心”，美国政治中那种坚持精英意志高于选民意志，强迫选民接受“政治正确”的政治观念，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之后，确实应该认真反思了。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5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trump-us-20160506/3319021.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0👍 0💬 0中国“两会”：“权力共享”的符号与政治仪式
每年3月，中国都要召开“两会”。从中国当局煞有介事的郑重安排，与会者在赴京前认真的长时间排练，还有世界各国媒体倾注大量笔墨的报导，以及中国媒体严阵以待、长达半个月之久的头版头条加多版报道这一阵势来看，“两会”似乎在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中具有扛鼎作用。而中国对“两会”主体“人大”的种种注解也都释放出这类不容质疑的信息：中国的《宪法》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为最高权力机构，掌管立法大权；“两会”许多提案都有可能进入立法程序，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政府都在力倡“依法治国”，由此可见“两会”之重要；顾名思义，“人大”就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最高民意机构，而按照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口中念念不忘的歌诀“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代表人民的“人大”之重要自不待言。 从中国当局提供的上述所有资讯中，只能推导出一条结论：“两会”在中国确实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事实又如何？且先从“两会”中相对重要的“人大”入手分析。 一、“人大”到底是政治花瓶还是最高权力机构？ 这里先厘清一点，即为何标题中只谈“人大”，不谈与“人大”同列的“政协”？理由很简单，尽管“政治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特征，在每年3月的媒体报道中也享有齐名的待遇，但“政协”的重要性低于“人大”。它不象人大具有形式上的立法权，也不享有任何政治决策权，只有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建言权。从政协代表的确定、议题选择、会议举行等一系列程序都受到严密监控这一事实看，“政协”的政治参与有效性比“人大”更低。因此，“政协”人称“政治清谈馆”，“政协”委员充其量只是这个清谈馆中的“政治清客”而已。说白了，“政协”本来就是政治花瓶，无需多加论证。 有关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近20年西方社会已经有不少正式出版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总免不了将“人大”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度加以比较，并将提案的增多当作“人大”权力加强的表现――但如果将这些研究成果译成中文，恐怕连稍具政治常识的普通中国人都无法认同这类研究的结论。 1、“两会”在政治仪式中的重要作用 “两会”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每逢3月召开的“两会”是中国政治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因为中国当局习惯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两种荣衔作为政治奖赏。但这两种荣衔的赏赐对象略有区别，“人大代表”用以犒赏政治营垒的中坚，即内部人；而“政协委员”则是统战礼品，赐予政治表现可靠的盟友。正因为“两会”代表身份包含了如此多的政治内涵以及相应的政治待遇，“两会代表”才能够忍受会议期间的不自由，才能满足于以政治饰品的角色参加仪式般的会议与形式上的“民主讨论”。每年的“两会”，只有到了代表们提交提案之时，气氛才变得相对活跃一些。而每天只能发“两会”通稿的记者们这时也打点精神，希望能从那成百上千的提案中寻觅“两会”代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写上两篇“橡皮图章正在硬起来”，以表示“两会”代表并非“政治花瓶”。 也就是说，每年中国“两会”代表能够提出提案，提案的多少，与提案的质量，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衡量“两会代表”参政议政的尺度与标的，那么本文也从这里出发，探讨“两会”、主要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作用。 2、提案是民意还是执政党通过“民意代议机构”的利益表达？ 由于“两会”代表并非实质上的民意代表，只是中共用制度规划的“体制内参与”模式，所以，从代表的产生方式、代表们在“两会”期间所表达的意见与政治见解、表达方式的规定、会议安排等等，均有严格的程序。“代表”们也都很懂得其中的游戏规则，所以，在“两会”中，代表们的主要发言基本上都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建言，即使有时涉及民生，譬如教育、环保等，其出发点也得先站稳脚跟，先标榜自己的建言目的在于强化国家统治、加强政府治理和社会控制，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是共产党统治的长期稳定。所以这类论题多半宏大空泛，很少见到涉及特定社会群体具体利益和要求之表达以及满足要求的具体措施。 这种制度化的利益表达究其实还是代表执政党的意见。为什么执政党的意见要通过这些曲里拐弯的形式？很简单，民主既是世界潮流，中国总不能硬说自己要坚持专制，这就发明了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既然挂上“民主”二字，就还得有一套 “民主”仪式，“两会”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民意代议机构”。让“两会”代表享有形式上的参政议政，而提出提案就是“参政议政”的主要管道。由此可见，这些“民意代议机构”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装点中国特色的民主之门面。在当今世界，有了这些形式上的装饰，至少可以哄哄国际社会，让“国际友好”们觉得中国正在向华盛顿或者巴黎靠近，这样在本国的政治游戏中不至于被人抓了把柄，说他们与暴政者合作。 如果有人想打破游戏规则，认真提点意见，比如2008年2月广西政协副主席郭锡龄针对铁道部春运期间的举措提出意见，立刻遭到“封口”。郭本人以后是否还能继续当“政协”副主席，还得看他如何补救。 3、多少提案能够进入立法程序？ 不过，提案虽然多，但只有符合执政党心意的才能够进入立法程序。提案要进入立法程度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以“人大”为例，提案需要经过立案、提交常委会审议并获批准之后，才能进入立法计划。每一个环节要淘汰许多提案，经过几轮淘汰，所剩无几。以近年来被研究P.R.China的外国学者们认为有很大进步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例，第一次会议提出的提案共1,050件，到最后进入立法计划的为123件；第二次会议提出的提案共1,374件，进入立法计划的为357件；第三次会议共991件，进入立法计划的为125件；第四次会议的提案共1,006件，进入立法计划的为436件。据分析，这些可进入立法计划的提案大多属于当局认为可以强化政治统治的建议。一些外国研究者根据代表提案被立案的比例超过10％而断言，“人大”的政治作用大大加强。 这看法当然比较肤浅。提案被立案并不意味着“人大”代表的意见对政治系统产生了有效影响。据观察，即使提案列入了立法计划，与法律形成或政策产生仍有很长距离；很多立法计划因种种理由而被搁置，最终并未形成法律、法规或政策。 二、从法律软化看人大子虚乌有的监督作用 再来看人大的另一个重要政治功能。按照中国官方解释，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民监督政府的机构（依次类推，各省区的人大也是监督同级政府的机构）。而政府既然要“依法治国”，就意味着政府行为将被置于法律约束与人大监督之下。从法律要约束的对象来看，中国的法律可分为好几大类，一类是专门约束民众的，如《国家安全法》（包括《刑法》中有关“国家安全”的相关条款），以及《出版管理条例》等，对此笔者另有专文分析（待发表）。另一类看似约束所有的社会成员及社会组织的法律，如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选取中国环境保护法律的约束是否有效，是分析中国政府“依法治国”是否有效，以及“人大”是否能够有效行使监督权的一个非常好的视角。 1、选取环保执法看人大监督作用的理由 第一，从法律制度与执法这两方面来看，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与执法机构最完备。从 1989年12月颁布《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法律、法规问世，人称“环保立法创下部门之最”。这些法律、法规共分四个层次（截至2007年底），1、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律9部、自然资源管理法15部；2、《刑法》以专章形式，集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3、国务院制定的环保法规50项；国务院环保部门单独或与有关部门共同发布的规章（包括规范性文件）200余项。军队环保法规和规章10余件。国家强制性环境标准12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1项；4、各级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多达1,600余件。 除了法规，各级政府还有具体负责环境保护的专门机构，中央政府有国家环保局，省（自治区）、地区、市、县等各级政府也相应设有环保局，负责对当地的企业进行环境评估、监测环境变化，同时还具有处罚职能。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一直将环保作为与计划生育并列的国策，在考核官员政绩时实行一票否决制，每年反复强调。 但整个情况有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的那样：“环保部门立法虽多，管用的不多。” 第二，从政治结构来看，环境保护的利益诉求既有法律保护，也可以通过媒体报道曝光（即中国政府常说的舆论监督）引起当局重视，还可以通过高度制度化的会议机制（如人大、政协）得到表达，每年召开的各级人代会、政协这两会是代表们进行政治表达的重要平台，代表可在会中或平时采用提案、建议、批评等形式，向决策者或政府部门表达意见，后者通常也被要求要听取、吸收代表们的意见。 在政治学中，这种被政治结构所容纳的有组织、有结构的利益诉求，往往效率最高。下面将看看这种效率理应最高的利益诉求在中国遭遇到的命运。 2、政府环保机构为虎作伥，地方人大完全不起任何作用 按照中国的法律与政府法规，至少为环境保护筑起了三道屏障，一是将近2000余部法律与法规的既定约束；二是政府环保部门在企业投产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政府部门对企业污染的监测。理论上，有了如此完备的法律约束与政府管制，中国的环境保护应该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事实却是：中国的环境生态恶化迅速，生态难民高达1.8亿，尤其是水资源系统接近于崩溃。而污染环境的罪魁不是别人，而是那时时刻刻以为自己智慧能力超过民众以“民众教育者”自居的政府官员。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意志往往导致环保审批制度失灵。 早在90年代，中国有关环保的法律就规定，对于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在立项之前均需由各地政府环保部门做出专业评估。2002年，全国人大还专门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法》。但各地污染项目屡上不止，许多企业的污染物甚至未做最起码的环保处理，污水直排更是常见现象，中国的江河湖海及 农田受到严重污染，就是拜这类项目之赐。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政府的环保审批制度已经完全失灵，原因亦很简单，各地环保部门官员的乌纱帽都捏在属地市政府与市委领导手中，如果当地政府官员考虑的只是GDP增量与作为升迁资本的政绩考核成绩单，完全忽视当地的环境将受到何种影响，那么环保部门在环境评估时按上级意愿造假就是无法避免的。 按照法律规定，各地环保部门都要定时定点对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监测，如果发生污染，将处以罚款甚至关厂等处罚。但从上述污染事件来看，各地的环保部门似乎都处在休眠状态，甚至成了污染企业的保护者。很多案例表明，排污企业均有当地政府环保部门为其背书。以福建屏南环境维权案为例， 被告榕屏化工厂这个高污染企业就获得当地环保部门的背书，称其“环保设计验收合格，环保设施齐全、先进，‘三废’排放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江苏溧水县南京金焰锶矿排放的二氧化硫已经将企业所在地的树木全部熏死，但由于锶矿是该县利税大户，所以成了“排污达标单位”，不仅有溧水县环保局为其发放的“环保污染治理项目竣工验收报告表”，还有南京市环保部门颁发的“排放污染许可证”――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比较有意思的是，尽管环境破坏引起的社会冲突日益增多，但受害者几乎没有想到要向当地“人大”投诉，更多的是选择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甚至与污染企业直接发生冲突。由此可见“人大”的监督功能只存在于文件之中，不读政府文件的民众根本就没能感觉到“人大”居然还有“监督政府”的职能与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人大”“政协”只是名义上的民意代理机构，每年的“两会”只不过是中国一道重要政治仪式，“两会”代表荣衔是中国当局给予体制内官僚与统战对象的政治奖赏，代表们的政治功能只是充当“两会”期间在场表演的配角。这种在中共领导下的“两会”制度，无论如何“完善”，也永远不会成为欧洲各国的议会，当然更不会成为美国的国会。 （原载于《人与人权》2008年3月号）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全球政治分裂：“三个世界”格局重现
何清涟 我那篇《世界正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入口》刚发表，美国财长与美国任命的世界银行行长就发表讲话，表明要将改革全球金融体制。4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呼吁对世界主要经济机构进行改革，称乌克兰战争表明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进行改革，其中要点之一是改革IMF机制，这是针对该机构2016年吸纳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等做为该行投资国的改革而发；要点之二是要将俄罗斯从G20当中开除。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则针对中国，称减少依赖中国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两个机构是全球化两大金融支柱，世行是美国人当家；美国也是IMF的最大股东，拥有一票否决权，但掌门人归欧盟任命。现在IMF与世行同时发声，说明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全球化在2022终结亦在所不惜，国际社会将成为多极世界。 政治分裂让经济全球化受阻 因白宫一再保证不直接参与俄乌战争，美国观察人士因此不担心触发三战，目前的关心重点已经转到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将发生什么变化上来了。 1990年代苏联崩溃后，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全球化的推行顺序大致是： 第一步是经济全球化，这一点，世界各国都搭上西方物质文明的便车，无论哪个国家，从首都到穷乡僻壤，都是受益者，推行无阻； 第二步是社会全球化，比如接受西方主张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个人自由（在中国主要体现为性自由），山沟孩子与城市中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终于有机会坐在一起喝咖啡，因此也很受欢迎。虽然经济全球化引发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增大，但同时也创造了无数富人与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美国，制造业从业者与农场主在2014年左右（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之后），意识到自身成了全球化受损者，开始反对，在他们寻找政治代理人之时，川普正好出现。 及至政治全球化时，美国的“颜色革命”不仅在中国、俄罗斯受到政府当局坚决反对。2011年在中东北非四国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1990年代南非曼德拉的“彩虹革命”之后的社会发展与经济都发生严重倒退，因此，政治全球化引起的反应非常复杂，分裂的种子已经埋下。2020年美国大选舞弊不仅极大地削减了美国的软实力，左派推行的CRT、BLM、LGBTQ、大麻合法化等进步主义主张也引起非欧美文化圈的疑虑及排斥。拜登向全球发出抵制北京冬奥的号召，响应者寥寥无几，已经算是对美国如今软实力的检测。可以说，政治裂痕早存，今年的俄乌战争只是诱发因素，决非根本原因。 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我在《世界正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入口》中谈过，本文不再重复。美国能源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拉夫特（Gal Luft）最近说的一番话非常生动：“毫无疑问，过去一个月的事件标志着全球金融史上的转折时刻，将成为经济学史上最糟糕的自毁伤口被记录。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权力，这让美国能维持巨额赤字，维持30万亿美元的债务。一旦对美元的需求减少，美国将无法像近一个世纪以来那样轻松地出售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工具。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将重新考虑以之前的力度购买美债是否明智。”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对美债的需求不断下降，美国将不得不提高美债利率，这意味着偿债成本将飙升，而留给国防、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的资金会更少。这种状态必将影响美国提供对外援助、支持国际组织、保护其盟友以及在海外投资基础设施的能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对美国感到失望，并将寻求其它安全和经济伙伴。” 全球分裂成三个世界：两大阵营+不结盟国家 我曾写过一篇《2021的世界年度词：极变》，从UN气候峰会欧美强行推出绿能计划受到中俄澳印等国抵制这一事实，推论世界将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变成多极世界。俄乌战争后，美欧对俄罗斯开展的全面制裁，最后让欧盟因为对俄能源尤其是天然气的需求而陷入分裂，足以证明以往那种“将全球统一在单一经济体系下并最终统一在单一政治体系下的宏大自由主义愿景”只是一种幻想。 俄乌战争是否预示着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结束？一向主张全球化的西方观察者现在不得不面对全球分裂这一事实，但看法大同中有小异。 一是认为今后的国家联盟将按意识形态划分。 比如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elsmann Stiftung ）经济学家容布卢特（ Cora Jungbluth）认为，目前世界已然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集团：一个是民主市场经济体（欧盟、美国及整个北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另一个集团由专制国家（中国、俄罗斯及其最重要贸易伙伴）组成，他强调：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地缘政治的回归。而这一发展也导致了去全球化——试图减少对理念不同国家的经济依赖。”——这个看法其实忽视了西方世界当初推动全球化的最重要目的：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体除了美、加、澳大利亚等少数几国之外，无论本国产品需要的市场，还是本国需要的资源，几乎都对外严重依赖，从殖民时代开始，它们就需要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得到资源或者开拓市场。正是这种内在的经济扩张需求，才导致西方国家的全球化冲动。只是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过程中，西方国家觉得所有国家如果变成同一意识形态，打交道会方便很多，因之才产生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全球化需求，最后发展成美欧对他国输出颜色革命的行动。 因此，按意识形态划分经济合作关系，最后可能会让美欧自缚手脚，此时此刻的德国正在为能源未来从何处取得发愁。 第二种是按照“对公平的需求”重新组合。 对全球化一直颇有微辞的盖尔·拉夫特最近发表看法，他批评美国自掷金融核弹制裁俄罗斯反而成了自爆，失去了美元霸权地位，世界货币体系将多元化，世界随之也会被划分为三组国家。第一组是“西方+精英俱乐部成员”，如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第二组是以中国和俄国为首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s），这些国家希望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体系，使其他国家不再生活在西方的支配之下。第三组是大多数国家的状态：不结盟。不结盟国家从全球化体系中获益最多，它们希望在全球化体系中不受大国压力，可以自由和各国进行贸易，自由使用货币或者技术——这或多或少是全球权力分布的新架构，大致接近未来全球政治格局，只是除了日本之外，新加坡与韩国与中国的经济来往甚多，大多数时候，这两国会游离于两个阵营之间，只在双方对抗激烈之时视情况被迫表态。其余五分之三左右的国家处于不结盟状态，趋利而行。 随着战争结局日渐迫近，这类反思全球化的文章将会陆续问世。有为全球化唱挽歌的，有承认地缘政治将结束全球化的幻觉，还有希望建立“新世界秩序”（希望拜登与英、法、德联手挽救全球化，建立New World Order的，更有发现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但是，由于不结盟国家大量存在，估计2018年逝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积极的社会主义实践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第三世界理论将大有市场：所有后发国家、边缘国家真正的发展，不是功利主义、追求国富、亲资本式的“赶超”，而是要“别有作为”，即在与中心国家脱钩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内的平等交往与交换——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民主。 也就是说，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未来的世界比较奇幻：美欧左派奉行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理论的各种变种、中国号称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不结盟国家拉美、非洲的反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颇有渊源——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预言终于一命呜呼。从地缘政治的范畴来说，则是三种文明（变种）的冲突再现。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2年4月19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4/19/n1371541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窃选者的炫耀：组织、资金与法案的充分准备（2）
何清涟 直到2019年末，川普的执政成绩单都非常靓丽，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政策，民主党通过正常选举，都无法获得胜利——被誉为窃选战略的总设计师（The Architect）迈克尔·波德霍泽（Mike Podhorzer）在2019年充分认识到这一现实，为此动员了全部力量，从组织、资金、法案到人力都做了充分准备。 一个八爪鱼式的庞大操控选举网络组织 波德霍泽是美国劳联-产联（AFL-CIO）战略研究主席的助理，AFL-CIO是55个工会的联合会，代表1250万会员。波德·波德霍泽积20余年竞选政治的丰富经验，曾有一本炫耀竞选技能与战绩的《胜利实验室》，此书奠定他在互联网时代政治竞选这个行当中的地位：数据驱动政治的早期领导者。 在数据驱动政治这个新领域中，能够与波德霍泽并驾齐驱的人物只有那位英国退欧的“关键先生”多米尼克·卡明斯（”Mr. Key” Dominic Cummings）。但卡明斯与波德霍泽这两位虽然同为数据驱动政治的先驱人物，对全球化（大重置）所起的作用却完全是相反的：卡明斯助力英国脱欧是否定全球化，波德霍泽助推民主党当选是为了推动大重置。 但波德霍泽所作所为，远比当年卡明斯要难得多，卡明斯的任务主要是争取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选民，波德霍泽知道仅仅争取现实中的真实选民远远不够，必须创造选民，还要将这些虚拟的选民装饰成真实选民，因此，计划周密得多。 波德霍泽为2020美国大选创立的组织叫做“民主保卫联盟”（democratic Defense Coalition），下面根据需要再成立各种二级组织，采取各种因应时势需要的政治行动。这个松散的联盟虽然是个有限目的——保证民主党在2020大选中胜选——的临时聚合，但作为一个组织应该具有的动员机制 、吸纳与整合机制、驱动力机制、 控制机制等一应俱全。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竞选网络，宛如一只巨型八爪鱼，将爪子伸向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联合了150多个NGO及各种组织、包括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绿色和平（Greenpeace）、不可分裂（Indivisible）和前进（Move On）等抵抗组织；按照不同的任务与特定目标定期与临时因应需要召开的Zoom会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全美37个州的州务卿与检察长参加的定期会议；全国选举诚信委员会的22名民主党人和22名共和党人每周至少一次的Zoom会议。每次会议都会确定即期行动方向与原则，负责联系实施计划的合适人选。 在选举日之后，捍卫民主同盟实时监控了每一个压力点，以确保川普不能推翻结果。著名律师、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诺姆·艾森（Norm Eisen）曾招募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加入选民保护计划（Voter Protection Program）的董事会。从11月3日之后到1月20日，一共8天，他们列举了一个详细的78天“防政变计划”，《影子竞选秘史》将其分成五步：第一步是赢得选举；在那之后是赢得计票、赢得认证、赢得选举人团，以及赢得通常只是形式上的过渡步骤。大选之夜的惊心动魄，文章也有记载，在六州宣布停止计票的11时许，川普获得大胜，民主党深感绝望，几百位联盟的骨干立即紧急召开一个Zoom会议，但掌握全局的波德霍泽早就筹划好在大选日之后用邮寄选票的“蓝色浪潮”淹没“红色幻影”，胸有成竹地安抚与会人员，用数据展示了他的计划。这个细节可以解释，密西根、宾夕法尼亚、乔治亚、亚利桑那、威斯康辛、内华达等六个摇摆州为什么在11点之后不久停止计票，恢复计票之后，在密西根州出现那著名的“拜登曲线”——大选日之后源源不断的邮寄选票几乎都是拜登的票（蓝色浪潮）。一直有人认为，六州同时停止计票究竟是谁的指令，看了这篇文章，应该不难获得解答，因为37个州的州务卿当中，十有八九包括那六个州的州务卿在内。 《影子竞选秘史》高度肯定了乔治亚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Brad Raffensperger）等共和党官员在这次大选中所立功劳，却忘记应该表扬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州务卿女士州国务卿乔斯林·本森（Jocelyn Benson）。密西根州在2020大选中舞弊现象丛生，本森女士曾下令郡办事员，让其“销毁特定选举数据和软件” ，在阻挠共和党反对认证拜登当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她曾出版一本专著，《州务卿：民主进程的监护人（选举法，政治和理论）》（State Secretaries of State: Guardians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Election Law, Politics, and Theory)，分析介绍州务卿在选举中的重要作用。该书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轶事以及对州务卿采访，首次对选民登记，执行投票法律和法规，监督，监督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算是一本州务卿选举工作指南。本森极强的政治操控能力与她在选举认证中的表现，有人称她是“川普的克星”。 雄厚的资金 《影子竞选秘史》证实了一件事情，该联盟与硅谷、商界组成的反川统一战线，让民主党阵营成功的筹集到前所未有的巨款。这些资金有多少？据联邦选举委员会2月10日公布的数据：民主党共筹集资金32亿多美元，是川普筹款的4倍，而且都花光了。这么巨额的选举经费投入，确实足够供养大选期间从上到下、在全国有数万人参加的选举操控系统的人员。《影子竞选秘史》一文说，仅扎克伯格就出了3亿多资金。这笔巨款的数额小于托马斯-莫尔协会的阿米斯塔德项目（The Amistad Project of the Thomas More Society）公布的数字。2020年12月17日，阿米斯塔德项目发布一份报告，扎克伯格通过五个基金会资助10个非营利组织，将高达5亿的私人资金注入选举的公共管理中。报告还显示，这个黑钱网络的建立是为了收集、汇总和分析从第三方收集到的信息，这些第三方可以直接获取各州的选民档案，目的是鼓励无法无天（encouraged lawlessness），影响美国的选举和选举政策。 收割选票的重要方式就是购买选票。有了这么庞大的资金后援，民主党的受薪社工可以长期驻扎在各个社区活动，尤其是养老院、低收入者聚集的社区，培训人员，让他们用各种方式购买、收割选票。一位负责宾州、新泽西、纽约三地选举事务的高级民主党党工 ，领导了三州的选举欺诈者团队，仅在新泽西州就指导了至少20名民主党工作人员，他曾在2020年8月接受了《纽约邮报》记者的采访中，公开了自己从事选举欺诈活动的种种技巧与活动。其中包括帮助美国位居第十的富翁迈克·布隆伯格（Michael Rubens Bloomberg）在竞选纽约市长的第三个任期时买票，每票价格约为174美元。布隆伯格本人在2020年2月26日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总统辩论会上，曾声称他为民主党人在2018年中期选举购买了21个席位，因此才让南希·波洛西有机会做议长。 涉及全局的关键布局：民主党众议院的2019-HRR1法案 《影子竞选秘史》记述：保卫民主联盟的创始人迈克·波德霍泽从2017年就开始研究川普2016年为何胜选，当发现是工会的基本盘——制造业工人对民主党的背叛导致这点之后，他认为要想赢得2020年大选，“第一个任务是彻底改革美国摇摇欲坠的选举基础设施”，所谓彻底改革，当然就是从法律上铺平道路。 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掌控了众议院之后，于2019年1月公布了一份长达600页的法案House Resolution 1 （H.R. 1法案），专门用于“选举改革”。其中一些立法旨在武器化竞选融资法，赋予民主党更多控制政治言论和恐吓反对者的权力，包括两大类内容：1、该法案将要求各州提早投票，必须允许选举日和在线选民注册，从而削弱了投票册的准确性。将使各州从政府数据库中自动注册选民，包括联邦福利受益人。高校被指定为选民登记中心，并且16岁的年轻人将提前两年进行投票登记。2、该法案要求“无过错”的缺席投票，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通过邮件投票。3、它保留了“选票收集”规则。该规则使有薪激进主义者可以在社区中四处徘徊，以提高缺席者的选票。 特别让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旨在改变选举规则的法案，共和党人及川普竞选团队，居然没加以关注。直到2020年大选过后的11月10日，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高级法律研究员、前联邦选举委员会成员、选举法专家斯帕科夫斯基（Hans von Spakovsky）在著名保守派主持人莱文（Mark Levin）的专访中，才提到了该法案是民主党为收割选票所作的准备：大选前，民主党及其代理人提起了几百个诉讼——这种针对选举法进行的密集诉讼前所未有，所有的诉讼都试图消除已有的缺席和邮寄选票的安全措施，如证人签名，签名对比，让本次选举陷入选举欺诈和选票收割的泥潭。 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民主党食髓知味，H.R.1议案经过补充之后，将赋予国会对未来全国选举的完全权力，并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寻求国会通过。One America News Network在2021年2月3日专门做了个节目，介绍该法案的内容要点： 1、强制全国线上注册选民，无法核实选民身份； 2、投票日当天注册为选民； 3、全国收割选票； 4、允许重罪犯（包括杀人犯和强奸犯）投票； 5、DC和波多黎各变成州（这是为Pack Court作准备，每个新增加的州增加两名参议员，民主党可以增加4名，从此永远在参议院占多数，然后通过提名左派大法官，占据高法大法官的多数）； 6、16岁可以注册投票（16岁的人心智未成熟，易受左派教育蛊惑）； 7、禁止把非公民从选民名单中剔除； 8、禁止选民身份证，把联邦选举委员会从两党共同控制改为由执政党控制； 9、严惩那些因选举去“骚扰”投票站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人； 10、开宗明义，修改宪法：不再是州议会决定选举，而是国会有广泛的权力决定选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主持人评价说，这个法案是“把选民欺诈神圣化“，如果通过，“这个法案是民主的死亡。“ 应该承认，民主党阵营这场操控选举的谋划确实非常周密。无论是川普还是共和党参众两院，为2020大选所做准备远远不足。在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数据时代，共和党以传统竞选方式应对组织周密的数据操控大选，只能认栽。如果不认真重新组织共和党，动员本党精英投入力量研究并堵塞各种制度漏洞，共和党今后不可能有赢的机会。 （原载大纪元网2021年2月15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2/15/n1275365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程 翔：“大外宣”：中共与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之战
中共自从2008奥运会之后向国际社会开展其“大外宣”工作，至今已经十年。所谓“大外宣”，是“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的简称。开始时，国际社会对此并无太多认识，十年后的今天，大家终于看出“大外宣”对其社会带来的潜在危机，从而开始自觉地抵制它。在此时此刻问世的何清涟女士的新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以下简称《大外宣》）就显得十分及时。 对中共宣传工作的组织结构、体制、政策、手段等各方面，何清涟女士堪称是最权威的专家。她在2008年出版的《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一直成为研究中共宣传工作的学者不可或缺的经典参考书，迄今尚未有能出其右者。十年之后，她再接再厉出版了《大外宣》一书，可以说是前书的姐妹篇，详细分析了中共“大外宣”对国际社会的危害性，这对西方世界主张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的人可以说是当头一棒。 中共的“大外宣”是什么东西？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目的就是要争夺国际话语权。一篇阐述他这个观点的文章说： “国际话语权的拼争，就是争夺影响和调控国际舆论的权力。当今世界，谁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谁就能先发制人，在解读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评说国际事件，甚至在制定和解释各种国际游戏规则的复杂竞争中占到优势，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让世界在第一时间听到中国的声音和观点、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受众的对中国观点和中国道理的认同和认可\[1\]”。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共的“大外宣”，是要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力图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另一篇阐述习近平思想的文章，更杀气腾腾地强调要“敢于亮剑”，它说： “在面对事关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重大议题上，必须始终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发出中国声音、阐明中国观点、讲明中国立场，绝不能失语、缺位。特别是对西方社会在针对涉华重大热点敏感问题上别有用心的造谣、歪曲和恶意污蔑、攻击，更是要正面交锋、敢于亮剑、坚决批驳、严厉回击，绝不能当左右迎合的“摇摆人”、态度暧昧的“两面派”、独善其身的“老好人”。外宣工作， 需要的是“战士”，绝不需要“绅士”\[2\]。 从这些阐述文章可以看到，中共的“大外宣”，事实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挑起一场与西方的战斗。 有人会问：为什么国际社会必须警惕中共的“大外宣”？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不也是通过官方支助的传媒及文化机构在国际上宣扬他们的观点吗？笔者认为这里有本质的分别： 第一，从目的看，西方的宣传，是属于“意见自由市场” （Marketplace of ideas）上不同意见互相竞争受众的支持，它是经济学上自由市场（free market）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它是指让人民群众、让各党各派都利用报刊充分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意见。而充分的表达意见的前提是给予人民有关各项事物的充分的信息\[3\]。中共的目的则不然。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向新闻工作者提出“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4\]的要求。中共的目的是要“把地球管起来”，而不是让不同意见纷呈。 第二，从制衡看，由于西方社会强调多元性，即使官方刻意宣传某一种观点或者意识形态，必然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出现来同官方的抗衡，从而避免极端思想泛滥，例如上世纪50年代美国盛行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却完全无碍美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一例。但是，中共的宣传就完全不同，它的宣传是单一绝对而又不容其他意见存在更遑论挑战。人民也无选择不接受其宣传的自由。 更何况，近70年的历史已经见证了中共的宣传对大陆、台湾、香港等社会造成的破坏。 首先看看中国大陆。中共自1949年夺得全国政权后，出于建立“一党专政”制度以及巩固共产党权力的需要，它对中国人民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而这种思想控制工作就是中共宣传部门的核心工作内容。这种立足于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宣传工作，具有几个特点： 一，由于中共崇尚“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些观念经过长达70年的宣传后，使人们漠视任何道德及法律上的规范。中国年青作家韩寒说过：“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5\]”。这种宣传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人既残暴又贪婪的一个现实的写照。这种宣传使中国人民变得庸俗化、鄙夷化。 二，由于中共认为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是“一党专政”的最大障碍，因而视这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出来的价值为危害国家安全（实质是危害其执政地位）故千方百计予以封杀。在它的宣传下，中国人民普遍敌视及主动排拒普世价值，这就使中国社会离开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三，为了方便控制人民的思想，中共垄断讯息资源，人民只能够获得单一的资讯，这使他们不但自身闭目失聪，而且不愿意接受不同意见，更遑论虚心反思反省自己的问题，这使人民愚昧化。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有这样一句话：“任何專制的國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極力降低國民的心智”。这就是中共宣传“愚民化”的最佳总结。中美贸易战打响后，内地有个网民（新浪的“慕良博客”张建华）发了一个帖子，在论坛和微信上疯传，列举了18项“第一次才知道”的事实，包括原来中国的经济并非如宣传的那么好、中国很多技术是来自美国等等，认为是贸易战使他获得启蒙\[6\]。这就充分说明，中共的宣传使人愚昧。 四，为了巩固政权，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共不惜大肆宣传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从狭隘和盲目的人群中汲取源源不绝的无形的精神上及心理上的支持。最近正值中美贸易战之际，中共官媒新华社11月13日发表一篇报导，“民族意识觉醒——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目的就是要调动起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来支持中共对抗美国。长久通过宣传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来支持中共，必然使部分受影响的中国人潜存一种“暴力”倾向，随时准备以语言甚或肢体暴力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2018年9月30日，中共央視國際部（CGTN）記者孔琳琳大鬧英國保守黨年會并动手打“汉奸”就是一例。 五，中共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扭曲整个中华民族的敌我观，造成方向性的错误。从近百年的大历史看，中华民族的敌人是北方的俄罗斯（清朝时期的沙俄及民国时期的苏联）而不是美国，这仅仅从两者有没有掠夺过中国领土就足以说明之。但由于中共是苏联催生并豢养的，所以除了上世纪60年代有过短暂时间反苏外，基本上外交政策都是反美为主（改革开放后虽然强调了对美友好，但骨子里仍然视美国为假想敌）。这种宣传影响所及，人民动辄视美国为遏制中国发展的头号敌人。这种错误的敌我观不利于中国同美国及西方国家发展长远稳固的关系。 七十年的宣传，也是中国人受洗脑的七十年。每个中国人在经历过这个个人没有选择却又无从回避的强制性洗脑过程之后，很多中国人于不知不觉间被塑造成为庸俗的、愚昧的、盲动的、反美、反西方的群体。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只要十分一的人是庸俗、愚昧和盲动，这本身就足以对国际社会构成莫大的威胁。 其次，从香港近20年的历史看，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以来20年的历史经验，就是中共的“大外宣”政策成功地把一个原本崇尚自由、法治的社会，渐次变成一个半自由，半法治的社会（篇幅关系无法在此展开来谈）。香港的经验，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近乎完美的范例来说明中共如何可以凭借其“大外宣”力量成功地改造一个社会于无形。 从以上的历史经验看，中共的“大外宣”就值得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 令人不安的是，中共使内地人民庸俗化、愚昧化和盲动化的宣传工作；现在正通过其“大外宣”策略向国际社会推进。从2008年开始，中共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向国际社会强力推销它的价值观，就笔者亲身接触到的他们的活动包括： 一，中共的价值观、是非观、历史叙述等； 二，中共的发展模式； 三，为杜绝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批评，不惜维稳于国门之外及把防火墙筑到别人的家门口； 四，在海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寻找中共的代言人，替中共说话； 五，对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渗透和改造。 以上仅列举其荦荦大者。经过整整十年的“大外宣”工作，西方国家终于开始认识到“大外宣”对其国家安全及政治、社会制度带来的危害性，从而采取防卫性措施。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如果所有遵行普世价值的国家都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中共的“大外宣”，则庶几可以抑制中共如病毒般的意识形态荼毒国际社会。至于如何做？何清涟的《大外宣》有详尽的分析。 笔者认识何清涟女士超过30年。作为一个记者，她为新闻工作者树立了一个专业的典范，这就是：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正因为此，笔者看到她在新闻工作中，敢发言，重证据，不轻信。例如，她对中国“溃而不崩”的论述，就比一般“支爆”论展现出一种难得的冷静。此外，她对新闻有独特的敏锐，往往能够洞察事件的因由及预见其结果，因而对形势的发展能够有精辟的分析。她是笔者一个十分敬重的行家，蒙她邀约为新书写序，我欣然答应。 作者2019年春誌于香港大学仪礼堂 \[1\]王 慧：“外宣工作者如何应对西方媒体偏见”（作者系《中国日报》社主任编辑、《中国日报·香港版》及亚太分社副总编）2016年06月06日13:56 \[2\]张知干：“新时期外宣工作应树立新的外宣理念” \[3\] “意见自由市场”的理论最早是从英国的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引申出来的。 \[4\] 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5\]见《太平洋的風》，载“聯合新聞網”2012年5月14日 \[6\] 详见拙作：《贸易战戳破“中国模式”的神话》，载《信报》网络版论坛，2018年8月22日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粗粮锅巴∶远志明是否在撒谎？
对于柴玲指控远志明性侵事件，我们写了两篇分析的文章。第一篇是在只看到柴玲的第一封公开信、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分析了双方的利益和得失。第二篇分析柴玲、徐志秋和周爱玲三人对于2014年6月24日的见面的回忆的矛盾之处。我们所知有限，也是事外之人，只是根据所有公开的材料，对于其中矛盾的地方，发表几句不吐不快的看法。 1月31日柴玲发表了第四封公开信（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3608），提供了一些新的细节。其中有这麽一段∶ 2013年3月周爱玲牧师决定自己去问一下远志明。我当时在一个岛上跟孩子们度春假。她说远志明立即给她回电话。当我问到远是怎麽回答的，周爱玲牧师说，远的话是∶“我们之间的事是发生过。”只是远不同意是强奸的说法，还说是柴玲到远的住所找他的...我当时感觉到浑身都在发抖，不知是当时还是后来跟周爱玲牧师说∶“我根本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又不会开车，我开车是在1991年学会的。这事发生在1990年8月底，9月初，我怎麽可能去他住所找他？”我一方面生气远志明撒谎，另一方面我似乎感到我的牧师都被骗得不相信我了。 关于此事，远志明之后的版本却与此不同。周爱玲转述的远志明在6月24日见面上的话∶Y说当时在普林斯顿，C因80年代末事件，很有名，是大家捧著的明星，对人颐指气使，他当时没有那麽大的名气，大家常在一起参与一些活动，C没车，偶而需要他接送，去Macy’s买东西等杂事，也帮过她搬家。有一天，二人看电视到很晚，有亲昵，但没有性关系。后来C打电话给他，要他过来，当他抵达时，她穿著睡衣来应门，他觉得她引诱他，后来进入卧室，进而发生性关系，是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后来一直有来往，但不再有性关系。（C反驳说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但并没有对Y性爱的描述部分提出异议或抗议） 而徐志秋转述的远志明6月24日的说法∶根据远志明的回忆，当年柴玲在普林斯顿期间很活跃，也很受大家照顾。有一次柴玲请远志明搬东西，在柴玲寓所，两个人有一些亲密举动，但没有实质的性接触；直到几天后一个深晚，柴玲打电话叫远志明，并穿著睡衣开门将远引到卧房，他们才发生关系。 我们之前分析过周爱玲和徐志秋回忆的2014年远志明版本和柴玲回忆的2014年远志明版本的区别，在于远志明是否有说他们之后仍有“持续的男女关系”。但是，性关系的起因是因为帮助柴玲搬家，事件是发生在柴玲的住处，三人都没有异议的认为这是远志明说过的话。我们来分析一下远志明的话中的几个论点（注意，我们是在分析各人转述的“远志明的话”，而非分析原本的事实。以下说周爱玲、徐志秋，均指周爱玲、徐志秋转述远志明的说法）∶ 1、柴玲当时很有名，很活跃。（周爱玲、徐志秋） 2、柴玲得到别人的帮助。（周爱玲用词是“对人颐指气使 ”，徐志秋说“很受大家照顾”） 3、柴玲没车。（周爱玲，柴玲在第四封公开信里也确认她在1990年秋天没车） 4、远志明接送过柴玲，曾载她去Macy’s 买东西，也帮忙搬家。（按周爱玲的说法，远志明应该有车，否则不可能“接送”柴玲。徐志秋说法是“搬东西”，并未说远志明只是提供劳力还是帮助运输。） 5、“有一天”，二人在柴玲寓所有“亲密举动”。（按徐志秋说法，应当是“搬东西”的同一天，而周爱玲只说“有一天”）。 6、“后来”，柴玲打电话给远志明，叫远志明来。（周爱玲只说“后来”，似乎暗示是同一天。徐志秋说“几天后一个深晚”。） 7、柴玲穿睡衣开门，二人进入卧室发生性关系。（周爱玲和徐志秋都认同远志明说过这话，柴玲也没有否认远志明是这麽说的（当然柴玲不认为远说的是事实）。周爱玲说远志明说“他觉得她引诱他，后来进入卧室”，似乎暗示远志明是自己进卧室的。徐志秋则说柴玲“将远引到卧房”。） 8、周爱玲和徐志秋称远志明说二人之后再无性关系；柴玲说远志明说二人之后有持续的男女关系。（这是我们上一篇文章分析的矛盾之处） 我们来总结一下∶ 2013年3月的远志明版本∶周爱玲牧师说，远的话是∶“我们之间的事是发生过。”只是远不同意是强奸的说法，还说是柴玲到远的住所找他的... 2014年6月24日的“远志明版本”说∶事情发生的缘由，在于远志明帮柴玲搬东西，后来又到柴玲的住处，发生性行为。这一说法，柴玲、周爱玲、徐志秋分别转述，在细节上有差异，但是均提到远志明说事情是在柴玲的住处发生的。 这样，就出现了两个“远志明版本”，一个是2013年的版本，说事情发生在远志明的住处。这个版本是经由周爱玲再由柴玲转述的。另一个是2014年的版本，说事情发生在柴玲的住处。 第一个版本，经过两次转述。一次由周爱玲转述给柴玲，第二次由柴玲告诉读者。那麽，是不是转述者撒谎了呢？ 是不是周爱玲记错或者撒谎呢？柴玲的回忆提到，周爱玲决定自己去问一下远志明。以此看来，周爱玲是专门去找远志明询问此事的。她既然专门去问了，回来有什麽理由不说实话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周爱玲整体上是支持远志明的，那如果此处她撒谎，造成读者认为远志明前后的言行不一，她不是陷远志明于不义吗？她又能得到什麽好处呢？综合看来，我们认为周爱玲撒谎的可能性不大，否则就是她品行太有问题，或是能力实在太差。 那麽，会不会是柴玲谎称周爱玲如此说呢？当然，你可以认为柴玲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在撒谎，那麽，不需要任何证据也能相信柴玲在这个细节上也撒谎。否则，我们很难理解柴玲为何要编造这段对话。她提供了很多的细节，包括电话的时间、地点，她本人的想法，后来属灵的经验。特别是她提到她学会开车的时间，证明自己不可能去远志明的住处。这些细节应当都是有可信之处的。 这样看来，出现这两个版本明显矛盾的“远志明版本”，周爱玲和柴玲在转述中撒谎的可能性都不大，最有可能是远志明关于同一件事情，在某个关键的要点上，前后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如果谎言一旦蒙混过关，远志明得到的好处是最大的。2013年远志明版本中，更直接的暗示是柴玲主动引诱远志明（去远志明的住处）；一年之后，远志明提出新的版本，或许说明前一个版本实在不能说服人，所以提出一个较弱但是仍然暗示柴玲主动的说法。 如果远志明认为是柴玲或者周爱玲错误的转述了他在2013年3月的话，那麽他应当迅速出来澄清。否则，他在2013年和2014年不同的说法，必然有一个是说谎。这可不是信耶稣之前的事情，而是成为牧师之后的举动，可不是“旧事已过”，远志明先生是否应当慎重、认真的对待一下呢？如果远志明在这一两年内都仍在撒谎，那麽，他对于24年前的事情的回忆，又有多少可信之处呢？ 2015年2月9日 更多作者文章请见其博客∶ http://chinesedigest.blogspot.com/2015/02/blog-post.html 2015-02-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中美贫富差距的比较
联合国最近发布一份关於世界贫富差距的报告，结果前四名中，三名是华人国家和地区，第一名是香港，第二名是新加坡，第三是中国，第四是美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市，在全球国家中，并不构成典型意义，真正令人注意的是中国和美国，尤其是中国，不仅在大国中，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 中、美两国虽然都有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差距”产生的原因，以及两国民众对此的看法，却有明显的不同。 一般来说，贫富差距是人类的正常现象。因为人的能力不同，获得财富的多寡自然就会不一样。强求绝对财富均等的“大锅饭”共产主义，已被证明是灾难；而欧洲等国家走“均贫富”的福利社会主义，也造成经济滞缓，人民生活品质下降。所以贫富差距并不是问题，关键之处在於，这个“差距”是怎麽造成的——是比较合理的自由竞争的结果，还是人为制度造成的弊端。 94%美国人不嫉恨富人 我们先来看美国。据2006年的统计，超过五百万美元资产的美国富豪有114万人，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有900万户。而同期美国“穷人”（年入二万五千美元以下）占12%，有三千多万人。 虽然美国的贫富差距这样大，但一般美国人并不“反富”，主要因为美国的有钱阶层，多是靠两条致富∶一是自己的勤劳和才智；二是继承遗产。而且美国建国二百多年，一直实行民主制度，市场机制较完善，不仅有新闻监督，更有法治保障，能够降低弊端，保护公平竞争。美国三大无线电视之一的NBC台曾播出一项调查，美国人如何看待大富豪，结果是，79%的人回答“不关心”（don’t care），15%的人“羡慕”（admire），说仇恨的只有3%。 在美国，靠继承遗产致富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我奋斗。近年排在全球富豪榜的前三名，都在美国。首富是微软电脑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曾蝉联全球富豪榜之冠14年，身价500多亿美元。盖茨完全是靠自己的奋斗而成功。虽然他富可敌国，但美国人不仅不仇恨，反而感激他发明电脑软体，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巨大益处。 缩小贫富差距不该政府管 由於科技缩水，美国超级连锁店沃尔玛总裁沃尔顿家族的资产一度超过盖茨，成为全球首富，资产愈600亿美元。沃尔玛在全球有八千多家连锁店（美国本土3800家；在中国已有163家），年销售额四千亿美元（相同於美国年度军费开支），员工总数达200万，超过了美国军队（143万），像个庞大的帝国。但美国人不会因此“嫉妒、仇视”沃尔玛老板，因为他是白手起家，40年前在美国设店创业，完全靠自我奋斗。消费者感激沃尔玛给美国以及全球提供的巨大商品服务。 虽然全球的第二富豪巴菲特是以炒股起家，但他也不是靠“投机”，而是以专研“有发展前景公司”、判断精准而著名。他对潜力市场的眼光，使他的投资行为被作为研究美国经济的指标。例如最近他大手笔投资铁路130亿美元，就被看作美国经济走出谷底的信号之一。 《华尔街日报》曾发表评论说∶法国大革命时期处决投机商人的情景，在美国不会发生，因为美国人对阶级冲突没有什麽兴趣。美国人不喜欢阶级冲突，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致富，成为资产阶级。 最近两名美国学者佩奇和雅各合写了一本名为《阶级战争？》（Class War？）的书，里面引述的民调说，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白手起家，通过艰苦奋斗致富”是可能的。虽然很多受访者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但多数人并不认同“缩小差距是政府的职责”这种观点。也就是说，不是靠政府高税收、“劫富”的阶级冲突，而是靠个人奋斗、发财致富，来“缩小”这个差距。据2002年的一项民调，在经过科技股票大缩水和911事件的双重打击之後，仍有81％的美国大学生说，他们将比父辈更富有，59％说他们会成为百万富翁。 美国人“幸福”指数最高 美国人没有反富倾向，当然跟美国的民主法治制度有关，因为美国的大富豪，几乎都不是政府官员或他们家属，更不是靠官方特权获得的财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即个人主义精神。这导致美国人更推崇、相信自己的个人力量，来创造、发明，而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进行阶级斗争，劫富济贫。 例如2004年一项对全球44个国家的民调，在被问到个人成就主要靠自我奋斗还是外部条件时，美国在44国里排名第一，65％的美国人认为靠的是自我奋斗，是内在的力量。这个数字是德国、意大利的一倍，是中国的一点五倍。美国人更相信自我潜能的作用，“即使美国的穷人也相信他们是富翁，只不过机会还没到来。” 这种自我奋斗产生的成就感，使美国人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快乐指数最高。据2002年在全球35个国家做的“大众社会调查”，56％的美国人感到他们的人生“非常幸福” ，而法国才是35％，德国更低，是31％。 个人主义主导美国 据2003年《华盛顿邮报》和ABC电视合做的民调，92%的受访者说，他们“自豪”自己是美国人；说不自豪的只有2%。同期由知名的Pew研究中心做的民调∶92%的美国人认同“我是非常爱国的”这种说法。 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後的人》在学术界名声鹊起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信任》一书中说，美国最大的文化特色是“强大的个人主义”。他观察到，“美国人不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缺点，而是看作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傲。所以个人主义通常产生自豪感，美国人认为它是美国文明独特、最吸引人的地方。” 中国富人收入是穷人32倍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贫富差距全球最严重∶根据中国的官方报告，现在身价超过一亿美元的中国富豪，已有一万一千三百多人。而中国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占人口20%（2.6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统计，当今中国，10%的富人，占有国家总资产的45％，而最穷的10%的人，只占有资产的1.4％。中国最富有的人，占有资产比例是穷人的32倍！ 和美国情况不同的是，中国人却普遍对富人反感。主要因为中国的很多富豪，是靠巧取豪夺，甚至官商勾结而暴富的；尤其是中共官员和其亲友等，更是直接利用特权和制度弊端，把国家财产变成己有，以至有西方学者称中国经济是“盗窃经济”。因此，中国人的反富，更多是反特权、反非法手段致富。 根据2006年中国社科院等部门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在中国资产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富豪中，中共官员家属就有9,700多人，占富豪总数的86%。中国各级官员的年收入，已经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 25到85倍！ 上述报告对中国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辽宁等七省市的调查显示，共产党官员的财产和房屋，远远超过普通人。在广东，官员拥有的财产，平均每家是800万到2200万人民币。上海更严重，官员的平均资产达800万到 2500万人民币。这七个省市官员的平均资产，都超过800万人民币，等於中共官员个个都是百万美元富翁。 0.4的富人掌握中国七成财富 这些官员不仅拥有庞大资产，他们的子女，也多获肥差。据这份报告，中国七个省市的厅局级干部的子女，87%到95%在金融、地产或经贸等国家机构工作，而这些部门，都是经济利益很好，有油水的地方。 世界银行的报告（2006年）说，中国百分之0.4的富人，掌握了中国70%的财富。而在美国，最高统计是，5%的富人，掌握美国60%的财富。而这5%的美国最富有的人，不仅几乎都是靠自己勤奋努力致富的，而且承担著美国51%的税收。而美国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中产阶级阶层。 由於巨大不公平竞争而造成的中国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应该说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共产党先是通过五十年代农村合作化、城市国营化等运动，把人民的财产充公；现在又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抢劫来的财产瓜分到党员干部的手里。虽然中国目前看似稳定，但一个这样不公、不义的社会，能长久持续下去吗？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9年12月 2009-12-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Peasants’ Right to Subsistence and China’s Social Stability
In this first part of a three-part series on land rights and social stability—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in China today—exiled Chinese economist He Qinglian examines the Gordian knot that the government faces in its attemp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ubsistence for the country’s 940 million rural inhabitants. Since the 1980s,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circles of China have hoped that China’s “three rurals” problem (peasants, the countryside, and agriculture) and the abuses associated with a huge disparity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c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the completion of the society’s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to urban\] as posited by economist Arthur Lewis in the “dual sector economic model.”1 But after thirty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 despite overtaking Germany as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economy,2 China is still unable to change the reality that goes along with the current economic downturn and the vast numbers of un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Thus, China remains a nation of peasants, with more than 68 percent of its population residing in rural areas. This so-called “peasants problem” remains China’s number one problem. Although the “dual sector economic model” summarizes the economic experiences of developing nations, it does not work when applied to China. In the present stage, the crucial element in China’s “three rurals” problem is in reality the “peasants problem.” There are several levels to the problem: the land issue, the right to work,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ety. When Mao Zedong seized political power and when Deng Xiaoping initiated reform, the land issue was the key to solving all other issues. The rural population was much smaller then than it is today (460 million in the early 1950s),3 and allocation could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peasants’ subsistence. But at the present stage, when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is at a high of around 940 million,4 and arable land in the countryside has tumbled below the 1,800 million mu5 “critical mark,” China can no longer rely on land to support the livelihoods of the whole rural population. Thus, the so-called “peasants problem” is no longer simply a question of land—it also include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create “rice bowls” \[livelihoods\] for peasants. I. The Evolution of the “Peasants problem” in China China is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peasants6 making up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The “peasants problem” has constituted the foremost problem of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s primary expression is a vast surplus popul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that throw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nd and people into high relief.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are incapable of absorbing this vast rural surplus population, which has led the rural economy to fall into semi-bankruptcy or bankruptcy. This, in the end, has placed huge pressure on the whole society. The issue most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peasants problem” is land. Chinese politicians have long attempted to solve the problem: from Sun Yat-sen to Mao Zedong and on to Deng Xiaoping, several generations of politicians have been keenly aware that the land problem was the greatest of China’s social problems.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 background and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times, their thinking differed around the two issues of land ownership and the means to achieve it. But there was one point on which agreement was unanimous: land should be nationalized. Sun Yat-sen advocate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land and its allocation to peasants for their use. From his “equalization of land rights” to his “land-to-the-tiller” policies, he stressed that land should revert to state ownership, and peasants should only enjoy land use rights, not ownership. Methodologically, this meant the government would award land to peasants with little or no land and collect a land tax from them. Peasants could also supplement their allocations with land leased from the state. But Sun’s proposal was never put into practice. Mao Zedong’s thinking on land diffe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eized power. Prior to seizing power, Mao advocated carrying out agrarian revolution, confiscating land from landlords and distributing it to peasant ownership. Once the Communists seized power, the land that had been distributed to the peasants was returned to collective (state) ownership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s and people’s communes. But Mao’s people’s communes caused peasants to lose 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 and the rural economy to become impoverished.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reforms began with implementing the “household contract an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land \[management\] system-retained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the land, but his policy of contracting work to households was in form similar to Sun Yat-sen’s “land-to-the-tiller” proposal. In October 2008, the Seventeenth Party Congress touted “new land reforms,” but in reality there was no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state ownership of l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These reforms simply permitted peasants to transfer “land contract rights.” In other words, they allowed peasants to break completely from the land. Here the distinctive land system in China’s countryside—collective (state) ownership—must be explained. The land tilled by each peasant family and household in China does not belong to them, because they do not possess right of ownership of the land. They only have land contract rights. That is, they are tenant peasants of the state, and they engage in cultivation for a time period within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and pay the relevant taxes. After October 2008, the government allowed peasants to “circulate land contract rights,” which was tantamount to permitting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these rights. If peasants sell their land contract rights, it is tantamount to selling their land. In doing so, they become landless peasants who no longer have any relationship to the land. Yet \[these\] peasants have no way to settle in the cities, but have to live, landless, in the countryside.7 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ked the resolution of the long-standing intractable problems such as “greatly raising peasants’ consumption levels” and “solving the food issue and other big issues” on the circulation of land contract rights, this “reform” has not been welcomed by peasants. Take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In 2008, prior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ranting permission for contract land rights circulation, 8,240,000 mu of land were already in circulation, constituting 16.5 percent of the land area contracted to farm households in the entire province. There were also incidents of peasants being forced to circulate their land. Following encourage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to circulate land rights contracts in October 2008, some cities and counties directly \[set\] fixed targets. One county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guarantee” the circulation of 60,000 to 70,000 mu of land that year, with the task of achieving this target divided up among the townships. This reporter has met many township cadres, whose talk was all about a “1,000 mu plan,” and “10,000 mu greenhouses,” which in fact force peasants off the land.8 Similar situations also happen in other provinces. Fruit tree farmer Shi Chaoxu of Li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a BBC reporter that there is no way peasants can benefit from this land circulation. Reports in the media, he said, were all false—because he used to believe the government and he used to believe the media, but he always lost out.9 In 2008,more than 100,000 businesses fail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orcing 20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10 This situation intensified peasants’ reliance on the land (for they had no other occupation and nowhere else to go), and revolt by peasants everywhere against land seizure has become the predominant type of mass incident. In recent years, mass incidents in the countryside resulting from land seizure constituted 65 percent of all rural mass incidents.11 Even follow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cision in October 2008 to permit the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contract rights, struggles against land seizures continued. In February 2009 alone, in a village in Chengguan Town, Yunxi County, Shiyan City, Hubei Province, when the government seized more than four hundred mu—the only land left to the peasants in that area—more than one thousand peasants revolted, in an effort to block the seizure. The local authorities mobilized dozens of public security personnel to drive them away, and undertook monitoring of the rights activists who led the revolt. Petitions to Beijing by these rights activists were intercept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12 Similar resistance took place in Liulan Village in Mengxu Township, Guiping City, Guangxi Province,13 and Tongxin Village, Dayi County,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14 II. China’s “Peasants Problem”: Trend toward Greater Complexity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tremendous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but in fact the situation illustrates the deficiency of Arthur Lewis’ dual sector economic model. The main thrust of Lewis’ theory is that in a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suffering from overpopulation—a national economy where two sectors, distinct in nature, exist side by side, one a modern economic sector produced by modernized methods, the other an agricultural sector based on traditional methods—due to an unlimited supply of surplus labor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an industrial sector whose produc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e nation can borrow surplus labor from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transfer it to the modern industrial sector t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nd all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is absorbed, changing the dual economy into a homogeneous one. Wages of laborers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and the income of farm laborers gradually rise as investment increases and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develop toward equilibrium. The transition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n complete. In 2008, more than 100,000 businesses fail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orcing 20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This situation intensified peasants’ reliance on the land (for they had no other occupation and nowhere else to go), and revolt by peasants everywhere against land seizure has become the predominant type of mass incident. In the China of the 1990s, the first stage of development described by the dual economy theory did in fact appear: profits grew sharply, capital accumulation quickened, and surplus labor was swiftly absorbed. But in fact the economy still was unable to enter the second stage of Lewis’ theory. Incomes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and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did not rise at the same rate; rather, the gap between them continued to grow. Nor did the dual economy gradually shift toward a homogeneous economy: in the middle of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transfer of surplus labor fell into stagnation. In general, the reasons why China has not been able to transition smoothly from the first stage of the dual economy to the second stage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 is unprecedentedly acute; the number of landless peasants increased tremendously.In the eleven years from1996 to 2007, the total surface area of arable land in China shrank by 125 million mu.15 In March 2006,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ublicly reported that two million mu of arable farmland were being seized annually, which indicated that at least one million peasants lost their land each year.16 In this case,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calculated two mu of land per capita, but in reality, by 2006 the per capita figure had fallen to 1.39 mu17 (the world average per capita arable land is 4.8 mu). Even if we calculate according to the 1996 level of per capita arable land of 1.59 mu,18 this 125 million mu reduction suggests that at least 78 million peasants have lost their land.19 Another fact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many years,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ountryside, no land has been allotted to any new population, which means that a great many people in villages have never had land. The mode of farm production and livelihood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 single “agricultural income supplemented by income from a side occupation (raising livestock)” to a “work income (or non-agricultural income) supplemented by an agricultural income.” It is only the proportion occupied by each that differs from place to place. In economically-developed areas, non-agricultural rural household income far outstrips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has become the major source of increased income among peasants. Despite the changes to rural household income described above,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peasants remains low. According to a survey done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 2005, 83 percent of consumption nationwide took place in citie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70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ccounts for less than 2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total consumption. Overall, then, the reason peasants remain poor is that there is no way for the non-agricultural portion of their income to continue to expand. First of all, non-agricultural income is limited by the reduction in work opportunities for peasants. China’s modernized economic sector has already reached the saturation point with respect to absorbing rural labor. Second, the low wages for rural labor \[in the city\] make it impossible for peasants to survive apart from the land. These two major factors have intensified peasants’ attachment to the land. Chinese peasants can neither return to a life that relied solely on agriculture, nor can they go to live in cities. The tide of business bankruptcies in 2008 led to a great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losing their jobs and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Many of them had been living in cities for ten to twenty years. Their children were born and grew up in cities, yet they could not put down roots there, becoming a unique people on the margin, straddling city and countryside. III. The Failure of Rural Reorganization and the Degradation of Rural Local Political Power Aft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placed the people’s communes with a two-tier structure of township and village,20 it continued to extend its nerve endings into China’s villages, directly intervening in the rural reorganization process. Pursuant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ct (Difang Zhengfu Zuzhifa \[地方政府组织法\]),21 town and township heads must be elected by the township People’s Congress through an indirect election. The current voting method reforms primarily aim at increasing competitiveness in elections. However, county- and township-level political forces have formed some intricate and tricky rural interest groups that posed all sorts of difficulties in the trial rural elections that began in the 1990s. A look at the current model for township and village government reveals manipulation by the government and by mafia-like organizations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manipulation by clans. The three situations described above were in place as early as the mid-1990s. I have discussed this at length in my book The Pitfalls of Modernization (现代化的陷阱: 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22 In this century these situations have tended to worsen: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studies of the manipul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One is an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forty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Jiangxi Province. It revealed that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though it did not cast ballots in the village elections and had no candidates in them, interfered at almost every step of the way. The goal for nearly all the elections was similar: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hoped that their preferred candidates would be elected. In particular, they hoped that the former village committee office holders (or the important ones among them) would continue in office. In establishing the official candidates, they tried every means possible to get rid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among the other candidates, rather than establishing the candidates through a simple vote tally. Their machinations, in addition to making use of qualifications restrictions, included many unofficial methods. For example, in Ai Village the township authorities forced a certain Deng, a very competitive candidate for the position of village director, to withdraw over involvement in canvassing for votes, etc. \[Covert\] activities were found in 17.9 percent of cases and blatant cheating in 12.8 percent.23 The mafia and local governments operating in tandem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rural areas. After investigating 40 villages in a city in southern Hunan, Yu Jianrong, director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ncluded that the reason criminal forces could control village-level political authority was entir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local political authority—township and county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deliberately support them. In some places, for example, where one township fall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wo counties, things get extremely chaotic; in this case, the township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made use of three people with ties to criminal elements to serve as party branch secretary or village director in three villages. Once these people gained political power at the village level, they bought guns and organized criminal forces in their county and other counties to engage in numerous armed fights. The fact that the criminal forces are unchecked in these places depends in large part on the corrupt township cadres who are derelict in their duty, take bribes, act irresponsibly, and engage in mutual exploitation with criminal elements, working hand in glove with them.24 Clan forces control village committees. Clans remain a resource for local power that cannot be overlooked. This force is even now making use of new mechanisms and methods to influence the allocation and operation of village rule and have begun to interact with state power. The family name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 cadres done by the task group for Research on Self-rule in Chinese Villages25 in six counties and sixty villages, including Lishu in Jilin, Qianxi in Hebei, Xuchang in Henan, Linyi in Shanxi, Xinluo in Fujian, and Linli in Hunan, showe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adres had a common surname, the ratio being especially high among party branch secretaries. Among the “popularly elected” village directors, the ratio rose to 60 percent. A survey done in Jiangxi Province showed similar results.26 Compared to the rural gentry government in the countryside prior to 1949, the present type of rural rule that is controlled by local power composed of black and white forces is certainly not village self-governance and is even less of a benevolent government for the populace. In the 1990s, China scholars in the West overstated the role of village elections, believing the elections to be a favorable beginning of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is was not only a misreading of the politics, but also a false academic proposition. The crux of the failure of rural reorganization is the fact that peasants do not have ownership of the land, only the right to use the land. The serious abuses that exist in this land system have created consequences that will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For example, agents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rural areas, the local cadres, have the power to allocate land,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 seizure of land in the countryside. They also facilitate corruption, diversion of funds, and the invasion and seizure of land by local cadres, caus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cal village cadres and the peasants to be extremely tense. The importance of land ownership is deeply felt by peasants. In December 2007, a letter of appeal from 70,000 peasants in the Sanmenxia Reservoir area, in Yuanhuanghe, Shaanxi Province, “announcing to the country that we are reclaiming ownership of our land,” stated: If we gain land ownership and if we further achieve locally-organized schools and health care, then the new three “Big Mountains” oppressing peasants will be overturned and every social guarantee for peasants will be basically solved . . . It is our belief that only peasants’ ownership of land and right to entrepreneurship are blessings, and only they can solve the root of the rural question. Only then will peasants be equal to city dwellers, only then can they participate in and share in the fruits of modernization. We need to have village elections in place for 20 years—then we’ll really have achieved something.27 A single survey is enough to prove that the process of rural reorganiz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has failed: up until now, the composition of rural Chinese society has resembled a vast inverted T, with about 96.7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t the bottom rung of society—the horizontal line of the inverted T.28 The structure of rural society in China today is nearly the same a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carcity of land and work opportunities has caused a great number of peasants to have lost the right to subsistence. Among peasants who have lost their land, many have not found work. This is true even in provinces with large economies like Guangdong, where there are far more work opportunities than other places. One research team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id a survey of Guangzhou, Zengcheng, Foshan, and Zhongshan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discovered that among the peasant households surveyed, the land of nearly 54 percent had been appropriated. Peasant households whose family land had been seized accounted for 62.3 percent of all those surveyed. Twenty-five percent had completely lost their land; more than 75 percent had half or more of their land seized. Of peasants who lost their land, 68 percent had not found work.29 In the eleven years from 1996 to 2007, the total surface area of arable land in China shrank by 125 million mu. In March 2006,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ublicly reported that two million mu of arable farmland were being seized annually, which indicated that at least one million peasants lost their land each year. The so-called “landless peasants” and “un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are in fact the displaced persons in pre-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e peasant rebellions that overthrew dynasties in their last year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were rebellions of displaced persons. Now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mpact of the “peasants problem” on China will certainly not be contained within China’s borders. But the problem of Chinese peasants’ right to subsistence has become much more complex than it was in the era when Mao Zedong le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evolution. Mao could put peasants together with a small parcel of land by “overthrowing the local tyrants and distributing the land.” But today, when land has already been distributed to peasants through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government can no longer reorga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by adjusting the model of ownership of land resources. How to provide “rice bowls” for the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people with seriously inadequate education is now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China’s greatest human rights issue. Translated by J. Latourelle Notes 1\. Sir William Arthur Lewis, a Saint Lucian economist known for his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in 1979. According to the “dual sector economic model,” a developing nation with a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modern, industry-based, and traditional, agriculture-based) can transfer its surplus labor from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here the wages are low, to the modern industrial sector, where wages are higher, t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See section 2 of this article, “China’s ‘Peasants Problem’: Trend toward Greater Complexity,” for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dual economic sector model.” ^ 2\. China overtook Germany to become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economy in 2007 aft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vised upwards the figures for growth during that year. Geoff Dyer, “China Becomes Third Largest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4, 2009, http://www.ft.com/cms/s/0/8d9337be-e245-11dd-b1dd-0000779fd2ac.html. ^ 3\. Zhongguo Nongyebu Jihuasi, ed. \[中国农业部计划司编\], Zhongguo nongcun jingji tongji daquan (1949–1986) \[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 (Beijing: Nongye Chuban She, 1989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9\]), 6. ^ 4\. Zhongguo Nongyebu, ed. \[中国农业部编\], 2005 nian zhongguo nongye fazhan baogao \[2005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Beijing: Nongye Chuban She, 2006 \[北京: 农业出版社, 2006\]). ^ 5.One mu = 666 2⁄3m² or ~797.3 sq yd, or ~0.1647 acres. “Tudi zongti guihua gangyao tongguo jianshou 18 yimu gengdi hongxian” \[土地总体规划纲要通过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Xinhua News Agency \[新华社\], August 13, 2008, http://finance.qq.com/a/20080814/000437.htm. ^ 6\. The term “peasant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term “farmers” in the Western context. Western farmers buy their land and can live wherever they wish. They can also choose any occupation and no one will see them as “farmers” or “landless farmers.”Their children can move to pursue their studies and work and will not be met with bias because of who they are. In China, “peasant” is not only an occupation, but a kind of social identity, becaus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divides Chinese into a rural population and an urban population. Even if peasants enter the city as migrant laborers or entrepreneurs, they cannot make the city their long-term residence. The first reason i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ukou \[户口\]) system, which requires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to pay higher fees to study in urban schools than urban people with registration in that city. For example, 1) they must pay a very high sponsorship fee (several thousand yuan annually; it varies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2) the urban cost of living is too high—migrant laborers’ income is exceedingly low, such that they cannot afford to live in the city long-term. The Chinese economy was poor in 2008; migrant laborers, as well as many people who had been doing business in the cities for over a decade, were forced to return home. Because their roots are in the countryside, a parcel of land can produce what they need to live and keep a roof over their heads. (Peasants have use of two types of land: one is for cultivation, the other is for building a house.)When Chinese peasants lose their land, they fall into the realm of the “three withouts”: without work, without land to farm, and without shelter, and thus they become displaced persons. ^ 7\.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1949,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rural land system proceeded as follows. From 1953 when the rural cooperatives were established (transformed into the people’s communes in 1957), farmers’ land was all under collective ownership (another term for state ownership). Through the cooperatives (later, people’s communes), peasants engaged in collective production, recording work points every day, and receiving bonuses based on the work point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at is, incomes were distributed). Thus, there was no initiative to produce. After 1978, reform in China began in th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could contract for land based on the family as the \[contracting\] unit. This was termed the “household contract and responsibility system.”The farmers paid an agricultural tax to the government (the tax was abolish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05 because additional fees collected from farmers by local governments were too burdensome and discontent was widely voiced).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ype of land contract rights system are: farmers do not have ownership of the land, only thirty-year contract rights of use (now that the thirty-year period has expired, it has been extended to fifty years), therefore farmers cannot freely buy and sell land. This problem led to many other problems, such as forcible seizure of land by local government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asants, and peasants not receiving reasonable compensations. Thus, farmers were continually asking that the government return ownership of the land to them. The so-called “new land reform of 2008” still did not allow farmers ownership of the land, but did permit the sale and purchase of land contract rights. ^ 8\. “Tudi liuzhuan chengxian jiasu taishi mo qiangpo nongmin tuichu tudi jingying” \[土地流转呈现加速态势，莫强迫农民退出土地经营\], Xinhua Daily \[新华日报\], October 8, 2008, http://news.hexun.com/2008-10-08/109619396.html. ^ 9\. “Tudi jingying liuzhuan: zhengfu re, nongmin leng” \[土地经营流转：政府热，农民冷\],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ctober 10, 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7660000/newsid\7663500/7663569.stm. ^ 10\. Zhao Linlin \[赵琳琳\], “2000 wan nongmingong yin jinrong weiji shiye fanxiang” \[2000万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 Guangzhou Daily \[广州日报\], February 3, 2009, http://www.ce.cn/cysc/agriculture/gdxw/200902/03/t20090203\18097978.shtml. ^ 11\. “Zhongyang jiang zhubu gaige zhengdi zhidu jianshao nongcun quntixing shijian” \[中央将逐步改革征地制度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 Beijing News \[新京报\], February 23, 2006, http://www2.sdnews.com.cn/news/yw/2006-2/23\168052.html. ^ 12\. Yan Xiu \[严修\], “Hubei yunxi nongmin zuzhi nongdi bei qiangzheng” \[湖北郧西农民阻止农地被强征\],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 February 24, 2009, http://www.rfa.org/mandarin/duomeiti/zhengdi-02242009110828.html. ^ 13\. Xin Yu \[心语\], “Guangxi Guiping jingmin yin tudi qiangzheng chongtu cunmin daibiao zao jubu” \[广西桂平警民因土地强征冲突村民代表遭拘捕\],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 February 25, 2009,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uipin-02252009084850.html. ^ 14\. Ding Xiao \[丁小\], “Sichuan cunmin kangqiang zhengdi zao kansha shuren zhongshang” \[四川村民抗强征地遭砍杀数人重伤\],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 February 11, 2009,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di-02112009161304.html. ^ 15\. “Zhongguo gengdi 11 nian jianshao 1.25 yimu, chao Henan quanbu gengdi mianji” \[中国耕地11年减少1.25亿亩, 超河南全部耕地面积\], China Business News \[第一财经日报\], October 29, 2008, http://news.sohu.com/20081029/n260300608.shtml. ^ 16\. “Zhongguo shidi nongmin nianjun yu baiwan, guanyuan cheng yao yange baohu gengdi” \[中国失地农民年均逾百万，官员称要严格保护耕地\], Beijing News \[新京报\], March 9, 2006,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4180933.html. ^ 17\. “Gengdi gaoji nengfou shouzhu 18 yimu hongxian?” \[耕地告急能否守住18亿亩红线？\], Yang Cheng Evening News \[羊城晚报\], October 7, 2008, http://www.ycwb.com/gdjsb/2008-10/07/content\_1985439.htm. ^ 18\. Ibid.. ^ 19\. A sample survey by Wang Jingxin, professor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in 2003 in 11 provinces (including Hebei, Shandong, Hubei, Guangxi, Zhejiang, and Yunnan, and 134 counties). Only 84.5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had received land. Extrapolating from this, at least 13.7 percent of farmers nationwide have no land; the number of farmers who have lost their land i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50,930,000–55,250,000. If those who have not received land due to reasons such as exceeding the birth control limit are added in, the number of farmers without land in China exceeds 60,000,000. Songbin \[宋斌\], “You duoshao nongmin shiqu tudi” \[有多少农民失去土地\], Guangzhou Wenzhai Bao \[广州文摘报\], December 29, 2003, http://www.gmw.cn/01wzb/2004-01/04/01-D434A91C3170C70B48256E100024F399.htm. ^ 20\. Here, “township” and “village” do not denote the English notion of countryside, but rather, ref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tical authority at the local level: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the village committee. These are simi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government bodies in the four-tier system: federal government, states, counties, and towns. In China there are six tie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vinces (or minority autonomous regions, such as Tibet and Xinjiang), prefectures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administ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ities (counties), townships (towns), and villages. Officials in the first five tiers are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paid by the finance ministry. At the last tier, the village, prior to the 1990s, officials were appointed by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governments. From the 1990s on, they were nominally elected by the farmers. There are two primary political resource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ownship and village society: the first is the two-tier town and village structure, which consists of town- and village-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village committee under their leadership; the second is a group of town and village cadres who serve as channels for publiciz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al line, guiding polici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Until 2004, due to consolidation of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committees,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17,800 townships, 19,200 towns, and approximately 65,270 village committee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ed.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5 \[中国统计年鉴2005\] (China: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5 \[中国: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especially during the “fee and tax” era, the main functions of cadres in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tiers were to 1) represent the state in implementing collection of taxes and fees in rural society, and 2) control the township- village society, including birth control,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and responsibility for some public works, such as road work, education, etc. ^ 21\. Zhonghua renmin gonghe guo difang geji renmin daibiao dahui he difang geji renmin zhengfu zuzhi fa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issu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promulgated July 1, 1979, effective July 1, 1979; amended and effective December 2, 1986, February 28, 1995, and October 27, 2004,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fgkd/xfg/fl/200411/20041100014301.shtml. ^ 22\. He Qinglian \[何清漣\], The Pitfalls of Moderniz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 (Beijing: Jinri Zhongguo Chuban She, 1998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 23\. Xiao Tangbiao and Tang Xiaoteng \[肖唐镖及唐晓腾\], “The Role of Basic-Level Governments in Villager Committee Elections—An Analysis of Observations of 40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Jianxi” \[村委会选举中基层政府的角色与行为分析―对江西省40个村委会换届选举观察的一项综合分析\], China Elections & Governance \[中国选举与治理\], November 1, 200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372. ^ 24\. Yu Jianrong \[于建嵘\], “Heie shili shi ruhe qinru nongcun jiceng zhengquande?—dui xiangnan 40 ge ‘shikong cun’ de diaocha” \[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对湘南40个‘失控村’的调查\], Xueshu Zhonghua \[学术中华\], October 25, 2004,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173. ^ 25\. Xiao Tangbiao \[肖唐镖\], “Zongzu zai cunzhi quanli fenpei yu yunxing zhong de yingxiang fenxi” \[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2, no. 3. ^ 26\. Ibid. ^ 27\. “Shanxi sheng yuan huanghe sanmenxia kuqu yue 7 wan nongmin xiang quanguo gaosu shouhui tudi suoyouquan”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Canyu \[参与\], December 12, 2007, http://www.xinhuanet.org/bencandy.php?fid=5&aid=1469. ^ 28\. Li Qiang \[李强\], “‘Dingzixing’ shehui jiegou yu ‘jiegou jinzhang’” \[ ‘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 Sociological Studies \[社会学研究\], 2005, no. 2. ^ 29\. Li Xiaoxi \[李晓西\], “Shidi nongmin weihe buyuan canjia zhiye peixun” \[失地农民为何不愿参加职业培训\], Journa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August 7, 2008, http://www.cass.net.cn/file/20080807194090.html. ^ China Rights Forum ,No 1, 2009 http://www.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5fid=161438&item%5fid=161437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刘淇昆∶对柴玲写给教会第三封信的两点质疑
徐志秋牧师和周爱玲牧师对柴玲、远志明去年6月24日在波士顿会面的见证，笔者认为是客观、公正、态度真诚的，但是遭到柴女士激烈的抨击；两位牧师的见证（其中一位还是柴女士自己邀请的）被形容为“无形的两大棒子”。读过柴女士的公开信，不仅未被她说服，笔者反而看到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不合情理之处。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两点质疑，就教于广大读者。 关于波士顿会见柴玲迟到的问题。如果柴玲对远志明的指控是真的，此次会见对柴女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远先生从美国西海岸专程前来，可是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不见柴女士的踪影。周爱玲牧师作证说∶“我们等到已过了聚会预定的时间，CL姐妹仍然没有出现，也没有来电话，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她，她说她昨晚没睡好，不舒服，可否改时间会面，我说不可以 我要她赶快过来参加会议”。 对未按时赴约、需调解（见证）人的催请，柴女士的解释是∶“那天我生病了”。病从何来呢？柴女士在信中说∶“作为一个受害者，在经过24年后头一次要去面对向我施暴的人，对我的身体精神心灵都是极大的压迫。我病倒了”。这是她在公开信的第二部分“对周爱玲牧师所叙述事情的回应”的第1点中讲的。 可是，在对周牧师回应的第4点，柴女士又宣称∶“远来会谈之前给我电邮，说要来彻底道歉。所以我去的时候是认定了彼此要和解的心态去的”。这不是自打嘴巴、自拆谎言吗？在同一封信中，柴女士一会儿说，会见向她施暴的远志明对她“身体精神心灵”的压迫之大，大到使她病倒了；一会儿又告诉我们，因为远志明给她电邮，说要来彻底道歉，她去的时候是认定了彼此要和解的心态去的。请问，倒底哪一个说法是真的，还是两者都是欺骗？ 在柴、远会见中，远志明在两位证人面前描述了他和柴玲在普林斯顿结交，以及在柴玲卧室发生性关系的经过，强调性行为是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发生的。柴玲“并没有对远志明性爱的描述部分提出异议或抗议”。这是一个忍辱含冤24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现在在向全世界高声控诉被强奸的妇女应有的态度吗？这个漏洞太大了，柴女士于是在信中设法弥补。柴女士告诉我们，她的沉默是因为“我当时正思想著，那远志明是记错人了？还是在故意撒谎？此外，我对远志明提出一个不同的版本，非常震惊和愤怒，这是我当时没有一一提出异议和抗议的原因”。这真是越描越黑！ 远志明叙述和柴玲的交往，说得清清楚楚∶“当时在普林斯顿，C（柴玲）因80年代末事件，很有名，是大家捧著的明星”，怎麽会记错人了？远志明在两位证人面前，不但说明性行为是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指出是柴女士主动挑逗他。这仅仅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吗？如果真是被强奸，面对如此的厚颜无耻、倒打一耙，柴玲岂会一言不发、一辞不辩？柴女士曾是名闻全球的学运领袖，能在天安门广场𠮟吒风云，能在几十万人面前雄辩滔滔，怎麽此时会哑口无言呢？以柴女士的性情和经历，在“震惊和愤怒”之下，在名誉攸关的紧要关头，她决不会沉默不语，任人诬蔑。她的沉默失语，在旁观者看来是心虚理亏的表现。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2015年1月23日 2015-0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别了，中国这块曾经的投资热土
何清涟 2016年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往年有点不同，一场审议经济工作议题的会议，在召开之初发布的新华社通稿却突出表达“审议《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该文共1540字，其中437字谈国家安全，与以往相比，多了一个“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新提法。在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点提出“人民安全”实在突兀，但考虑到川普就中美贸易、一中政策发表的言论让北京感到焦虑这一因素，可认为所谓“人民安全”，其实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济安全。 中国面临的“美国威胁”究竟有多大？这得等川普公布“对华政策清单”后才知晓。目前可清楚预测的是：中国2017年的重要经济工作任务当中那项“积极吸引外资”，肯定要受到川普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的减税、再工业化、吸引外资等多项政策的严重影响。 川普效应的提前发散 今年第一季度，国际投资界还非常乐观，认为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形势大好，流入总量达1.76万亿美元，较2014年度跃升了38%，2016年也将承接这一发展势头。但到了年中，投行界发现形势急转直下，全球FDI遭遇断崖式下跌。联合国贸发会议8月份发布的报告称，2016年全球FDI有可能下降10%-15%。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全球经济走向衰退，各国投资机会急剧减少，各国保护主义的声浪开始抬头，英国退欧、美国大选的川普现象都被视为“反全球化逆流”，其中川普可能当选的预期让华尔街一片恐慌。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7月以前中国吸引外资成绩看起来似乎不错。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全国新设的外资企业将近1.6万家，实际利用外资771.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9.7%和4.3%。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其中欧盟对中国的投资增长35.6%，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增长129.8%。但到8、9月间，各种外资撤离的消息不断见诸于媒体，尽管官方声明，中国并未发生外资恐慌性撤离，但中国外汇储备连续五个月急剧减少，截至11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516亿美元，相比10月底再下降691亿美元。 中国政府加强外汇管制的各种措施不断翻新，外商撤离时不能将资本及时换成美元等外汇带走的消息不断见诸于外媒。但11月28日上海等地的外汇管理局约谈各金融机构代表并以口头方式发布了资本项监管新规之后，人们才知道今后企业的股息支付必须通过资本账户进行，资本账户股息支付的限额也降到了500万美元，超过此额需要上报审批。据说在华美资很焦急，因为不少美资公司在大选尘埃落定之后，看好减税方案，想回流美国。 中国用控制资本流出上限的方式，虽然能收一时之功，但却极大地伤害了自身信誉。外国在华企业已习惯于在年终董事会会议后把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美元利润汇回本国总部。现在情况突变，意味着投资利润被“圈”在中国，面临无法变现的新风险。毫无疑问，这一规定对中国政府2017年吸引外资政策将形成重大障碍，试想想，有哪家跨国公司愿意将资本送往许进不许出的非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将失去“理想投资国”的光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然也讨论了改善投资环境这件大事。但投资环境的改善并非朝夕之功，况且是否“改善”，还得听资本怎么说，这资本当然包括国际资本与国内民营资本，前者以欧美日为代表，占比最高的外资即来自香港的资本不算，因为连官方自己也知道，那资本主要来源于中国内地。欧美资本可以在中国境外抱怨，而且有两个机构代言；但中国民营资本只能用脚投票，用各种方式转移资本。 美欧资本的利益代言机构是美国在华商会与欧盟在华商会。这两个机构近几年发布的报告都对中国投资环境批评甚多，2016年更甚于往年。美国在华商会今年8月发布的报告表示，过半美国在华企业认为，他们成为反垄断法、食品安全和其它监管机构有选择性执法的对象。外国企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遭受中国反垄断法的不公正对待。如果这一情况不能得到改善，外资企业有可能削减在华投资。欧盟在华商会的报告也发出同样的抱怨，还特别指出两点：一是中国政府对外企执法的过程非常不透明；二是市场准入制度与欧洲相比非常不公平。欧盟各国对中国开放的领域，比如机场、基础设施等，中国决不对等向外国资本开放。面对互联网审查、无法律保障、市场壁垒等多种障碍，欧美企业对中国市场越来越没有信心。 上述问题，包括知识产权问题，数次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的重要议题，但都不能获得解决。美国在华商会在报告指出，中国需要面对“永远失去理想投资国光彩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减税方案将使美国“成为吸引资本的磁石”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财政部长及商务部长之后，就将美国的税改和经济改革计划提上日程。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也开始行动，为今后的税法改革提出了方向和基本框架。据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布雷迪（Kevin Brady）12月1日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言，川普政府将实行历史上最大幅度为企业减税，将企业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39%降至15%，以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并带动美国企业、研发和生产部门的回迁。布雷迪宣称，“我们还将通过限制进口商品补贴等方式，让美国成为21世纪吸引投资的磁石”，“让企业的产品价格、质量及服务来决定产品的竞争力，而不是关税，从而最终让消费者成为赢家，让制造业获得发展。” 与此同时，川普在社交网络上连发6条消息，声称美国将对企业实施大幅减税和政策松绑，但同时会对把工厂搬迁到其他国家、雇佣其他国家员工却想把产品售回美国的企业征收高达35%的产品关税。 川普虽然还未正式上任，但他的政策已经彰显效果：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利（Carrier）空调制造工厂答应将1000个工作机会留在美国是第一个成果，紧接着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向川普承诺，将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并创造5万个新工作岗位。前几天，IBM公司的 CEO罗睿兰（Ginni Rometty）发表致川普的公开信，称将在本土招聘2.5万人并投资10亿美元，还阐述了她认为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数项举措，以供新一届政府参考。在大选时期高调批评甚至谩骂川普的硅谷科技群英也开始握手言和，表示将共襄“让美国再度伟大”的盛举。 自2000年以来，法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爱尔兰等多个国家都陆续下调企业税率，以刺激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今后美国一旦大幅减税，必将在全球再度掀起一股资本争夺热潮。有人认为，川普大规模减税很不现实，因为美国债务多达20多万亿美元，大规模减税将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对此，川普已经说过，将大规模举借国债。谈到举借国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国竞争。大选之前，全球资本市场前景曾被普遍预测为悲观或极度悲观，如今也为川普背书：美元走强，股市上升，一片兴旺景象。就连中国资本也纷纷流往美国，只是如今被中国的外汇管制把住闸口。 综上所述，北京担忧川普新政实施后，中国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不是毫无由来。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2月17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investment-20161217/363999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时隔十年 两场中国股灾的异与同
何清涟 2024开年以来中国股市持续下跌，加上2023年中国经济下行、白领失业者剧增，不少人面临房贷断供，都希望在股市上有所斩获，因此对股灾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自媒体更是将这次股灾称之为“史诗级的崩塌”。中国政府终于坐不住了，2月6日，市场传出中共掌门人习近平将听取证监会汇报，国家队即将上场救市的利好消息，这一天股市低开高走。 其实，在30多年的中国股市史上，2024股灾真不算最严重的，毕竟在“不到三年时间，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市值共蒸发约7万亿美元”这点市值，与2015年5-7月三个月间中国股市市值蒸发4万亿美元（占同期全球股市蒸发总值9万亿美元的45%左右）的蒸发速度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 比较相隔约十年的这两场股灾，会发现不少趣点。 一、两场股灾的起因不同 2015年股灾成因，说起来有点让人失笑，完全是今上一句不经意的“御口金言”惹的祸。那时中国经济还处在胡温“黄金十年”的余绪，十年间埋下的各种问题虽然浮现，但经济形势总体还不错，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金融及金融衍生品）都无败象，中国人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还抱持较强信心。千不该万不该，那一年5月26日，今上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回应一位女记者的话时说了一句：“炒股好呀，很快就到一万点了”。此话一传，民间认为“御口金言”股市过万点将成铁定事实，率相跟风。可惜天公不作美，到了5000大关时，屡冲屡挫，最后由“疯牛”成了“疯熊”，中国股市市值蒸发4万亿美元，占过去三个月全球股市蒸发总值9万亿美元的45%左右，据说导致60万中产陷入破产境地。股市这番满地狼藉，让习总书记在全国人民面前大栽面子。 2024年股灾，却非人为因素所致。2024股灾发生之时，正面临中国2023年GDP增速放缓、中国GDP总量与美国GDP总量差距增大（2023年中国GDP总量约为美国总量的65%，低于2021年的70%）、中国人视为“投资蓄水池”的房地产价值大幅缩水、失业问题严重、中国人对经济的信心降至1990年代以来最低之时，当”证监会发布”、”上交所发布”、”证券时报”、”中国证券网”等微博账号下用户被禁止留言或留言不予显示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2月2日发表了一篇有关保护长颈鹿的科技文章留言区“成了A股股民的哭墙”，那张从低到高排列的长颈鹿图片被中国股民理解成美国股市节节上升的隐喻，各种抱怨如潮水般淹没评论区——是谓“长颈鹿事件”。 二、政府登场救市 动作大小快慢不同 观察中国经济有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因为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而屡遭西方不同对待（中国称之为“歧视”），直到如今WTO之内，美国及欧盟不少国家还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另一方面，每逢股市、房市、债市有难，无论中国的P民还是外国投资者，都如同“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望中国政府出手救市。仔细比较2015与2024，会发现相隔十年，政府出动国家队出场救市方式有别。 2015年那次，是中共掌门人习近平御驾亲征，钦点的“救市三军”阵容壮观。我当时曾就救市之举在几个月内写过数篇文章，《7月A股救市：权力与市场的对决》、《2015年金融反腐（1）：救市三军尽入狱》等。据当时报道，救市三军的“政府方阵”就有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2018年后改成“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机构）、四大国有银行、中信集团、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当时被称为“A股救市的三军主帅”，所有大型国企几乎都衔命入场救市，救市资金比2024年这一轮雄厚许多。最重要的是：当时谁坐镇指挥、哪些大型基金与国企进场救市，都公开报道，为的是提振市场信心。 2024年这次情况稍有不同，股市低迷已久，持续了三年（有人说是五年，将中间一段短线上扬忽略不计），但中央政府基本不出手救市，对所有救市呼声置之不理。直到2月2日 “长颈鹿事件”发生，中国股民将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当作“A股哭墙”之后，2月6日才传出习近平将听取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此消息一出，外界都认为政府将出手救市，股市出现轻微上扬迹象。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官方声明和媒体报道中对“国家队”的出场远比2015年低调。2月6日，有“国家队核心成员”之称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发布增持公告，称充分认可当前A股市场配置价值，已于近日扩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增持范围，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证监会发言人表示，证监会将继续协调引导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险机构、年金基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更大力度入市，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加大回购增持力度，为A股市场引入更多增量资金，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到底哪些国家队入场救市、救市资金总额多少，都只能猜想，未见官方具体报道。 三、2015股灾事后被解释为“金融政变”，2024股灾尚未政治定性 2015年那场股灾，除了蒸发庞大的市值之外，还倒下了数百名金融证券界精英。当股市没达到最高领导预期的1万点时，前所未有的“恶意做空中国”罪名横空出世。9月16日， “A股救市的三军主帅”、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与他同时倒下的还有另一位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等多名证监会官员，此事成为中国政府从砸钱救市走向“整肃内鬼”的关键转折点。10月份，中央巡视组对31家单位中共党组织进行专项巡视之后，监狱大门就对一行三会、四大国有银行、中信集团、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一众高中阶官员开启。 2015年发生的股灾，当时外界盛传这是中共江系人马发动的一场金融政变。因为当时，外资并无大规模进出中国的渠道，问题出在内部。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当时连续发文称，股灾是内部的贪腐利益集团趁总理李克强外访期间，试图发动一场惊天的金融政变以此搞垮国家经济。既然是金融政变，自然要狠狠打击，这一轮证券金融界反腐涉案人员之多，是中国股市重建25年以来未见。时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重点是打击三种人： 第一类是“把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资本”的监管者。曾掌控A股市场IPO发审大权13年之久，一度被业内戏称“发审皇帝”的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就是典型。第二类是“把公共资本变成权贵资本的投资者”，这方面的坏典型是私募基金泽熙投资CEO徐翔，徐家那40亿个人资产尽皆追缴抄没入库。第三类是“将中国资本变成外国资本的恶意做空中国的券商”。号称中国“证券一哥”、并以成为“中国版高盛”自励的中信证券首当其冲。从8月至11月，被钦点为“救市御席首座”的中信证券，其执委会近一半人进入天牢，罪名不一，“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都是轻的，“联合境外机构恶意做空”，利用“救市计划”非法牟利，才是致命之罪。除了中纪委抓捕的这些业界精英之外，中国公安部因“散布谣言”查处197人，各色股评家有不少被抓，但最著名的是《财经》记者王晓璐。王曾撰写并发表了证券监管部门研究撤退救市的维稳资金方案的报道，此文发表当天，众股指齐齐跳水。王被逮捕，后来被迫在中央电视台上认罪，说自己写的关于股市的一篇文章“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不负责任”。 与2015年股灾不同，在2024年股灾发生后，至今未见习近平“御驾亲征”，参与“救市”的国家队阵容也不象2015年那样庞大并座次分明，外资在A股的活跃度也相对低。有2015年前车之鉴在，中国券商也不敢以身试法趁机火中取栗。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免去职务，其情况与2016年前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被免职的情况类似。此时此刻，中国政府正加大力度遏制股市下滑，如果收效显著，大概不会重演2015年“救市三军尽入狱”的故事。只是对北京当局来说，头大的事在后头，因为股市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拯救股市最终还得依赖中国经济回阳。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2月2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082024124024.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陈光诚让中美两国人自豪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陪同陈光诚去北京朝阳医院验病，证实了几天来全球媒体报导和猜测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的消息。下一步陈光诚何去何从，是否会跟家人一起到美国，更成为关注焦点。 对美国这样一个相当关照残障人的国家和文化来说，绝不可能容忍对双目失明的人的迫害，更何况陈光诚是因为给被强迫堕胎的村民提供法律咨询而遭中共当局判刑的（堕胎是美国人的敏感议题），所以这份同情会更加强烈。 世上专制国家践踏人权的恶行很多，但像中国这样，动用国家之力迫害一个盲人，恐怕难找第二个！不仅因为对残障人的隐恻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任何政府（哪怕恶棍政府）都会顾及自己在本国民众和世界的形像。但这两点在那麽要脸、要面的中国居然都不存在！ 陈光诚当年被判四年刑的时候，就让人感到共产党的灭绝人性已到了令人无语的地步。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没有亲友的帮助，在监狱里怎麽起居生活？那会是多麽的困难！哪怕他真的犯了罪，也应该考虑到他是盲人，起码应该监外服刑。但是跟共产党谈同情心，完全是“对狼弹琴”。 陈光诚足足蹲了51个月的监狱才被释放，但随即又被投入另一种监禁∶被控制在家，不许外出。他在传到海外的控诉信中说，当地政法人员到他家里施暴，毒打他跟他妻子，甚至他年迈的母亲也被辱骂推撞。连他的孩子上学都有三人全程看守，书包每日被搜查。而任何外面的人去看他，都被当地政法人员拦阻，甚至被殴打和拘禁。陈光诚一家，如同活在当代巴士底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谁能找到如此这般迫害一个盲人的例子？闭上眼睛想一下，这是何等地步的残忍。 陈光诚的遭遇，除了当地党官的人性灭绝，更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那些监控和殴打陈光诚的人，都是当地政府雇用的，经费来自北京的“维稳”预算。中国政府的“维稳”经费现已超过年度军费开支，而中国军费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可想而知，在镇压老百姓上，共产党的投资有多大，恐惧多大！ 陈光诚一家用血泪证明了，在当今中国，别说共产党的监狱根本没有“人性化的环境”，连监狱之外都没有。陈光诚是一束光，照亮了中国最黑暗的部分，展示了共产党的最本质之处。 但陈光诚故事的最震撼人心之处，还不是他的遭遇，因为在中国遭受各种各样迫害的人实在太多了（例如维权律师高智晟的被摧残等等），而是他不接受那种命运，不向当权者低头，选择反抗，选择逃亡的壮举，树立了另一种样板——不是用悔过、用歌颂中共监狱和谄媚狱卒等，来谋求所谓宽大处理，而是勇敢地出逃，寻找自由！ 一个盲人出逃，简直不可想像。没有旁人的引导，哪里是路？哪里是河？方向在哪儿？怎麽知道去哪里见面？整个一个真实的“不可能的任务”。但陈光诚居然有这种胆量，翻墙涉河，而后直奔北京，进入美国大使馆！这真是扇了当局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突尼斯革命胜利，埃及赶走独裁者（本月将首次民选总统），利比亚结束了屠夫统治，叙利亚人正浴血奋战的最新的人类争取自由的伟大故事中，中国，终于也有了自己的英雄主义的传奇！ 那些协助陈光诚出逃并驱车去北京的女网民何培蓉等，当然也是这个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在当今道德低下、人心冷漠的中国，居然有如此这般闪亮的英雄之光——不惧个人得失，不怕秋后算帐，跟陈光诚一起，谱写一曲近年中国最鼓舞人心的壮丽篇章！陈光诚的胜利出逃，令人耳边响起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通过一个盲人，我们看到中国的希望——哪里都有永不屈服的反抗，哪里都有永不放弃的对自由的追求，哪里的专制城墙最终都必定被摧毁！ 《华尔街日报》在题为“胜利大逃亡”的社论中激动地说，陈光诚的胜利逃亡，简直像二战中那些不屈服纳粹的抵抗者的故事再版，是震撼人心的人类追求自由的证词。“少数勇敢的中国人为了人权和自由，而智胜了警察国家，这是值得庆贺的大新闻。” 这家全美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报纸说，陈光诚进入了美国使馆，这是美国人的骄傲。明摆着，北京有很多外国使馆，陈光诚选择了美国，这等于是对美国捍卫人权的信赖。该报说，在美国人自豪的同时，更是奥巴马政府的机会——力争陈光诚及他全家安全和获得自由；同时警告说，美国不能把陈光诚交给中国政府，如果那麽做，是背叛美国的原则，也是背叛千千万万默默地为陈光诚的胜利逃亡而高兴的中国人。 《华尔街日报》社论还特别举例说，陈光诚的伙伴说，陈想留在中国，只要活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这种爱国的冲动，当年的苏联人权活动家夏林斯基（Natan Sharansky）等异议人士也都有过，但最后都不能实现。（夏林斯基后来被救到以色列，出任过该国副总理，写过畅销书《民主论∶战胜专制和恐惧的自由力量》，我曾在多篇文章中介绍过。） 但这些没经历过共产专制、坐在纽约曼哈顿的大楼写社论的美国人都清清楚楚的道理，有些被专制碾过几个滚儿的中国人却好像不明白，或者根本就是装糊涂。其中最糟糕的是在自己微博上注明是《南方周末》评论员的笑蜀（本名陈敏），竟呼吁陈光诚从美国使馆“走出来”、“走进阳光”。难道让惊险逃出纳粹魔爪的盲人回到“党卫军”的皮靴下？ 笑蜀去年底曾撰文“为什麽中国不听”，批评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声援陈光诚是不得要领，没考虑给中共领导人留面子。我曾在“为什麽中国不听的三点误区”中痛斥他的观点。笑蜀怎麽不考虑陈光诚一家的死活呢？在一个盲人遭到如此这般蹂躏的时候，他居然首先想到的是中共领导人的面子。 这位笑蜀到底是胆小如鼠，还是满脑浆糊？难道他真的不明白从美国使馆走出来是回到被殴打迫害的黑暗日子吗？难道他真的认为中国是遍地阳光的国度吗？构成讽刺的是，在呼吁陈光诚从美国使馆“走出来”、放弃自由的时候，他本人却在民主的台湾，坐在台中到台北的高速火车上享受（他自己在微博上告示）。 至于有些人期待中共高层出面保护陈光诚，更是一厢情愿。在那种制度下，共产党的“承诺”毫无信誉，而且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哪个高官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所以《华尔街日报》社论才呼吁让陈光诚“获得自由”，来到美国。而且陈光诚一家遭受了这麽多苦难，也应该享受一下美国的自由生活，在没有恐惧，更无殴打和迫害下，享受他期盼的“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在陈光诚全家抵达美国的那个时刻，才是真正“走进阳光”，才给这个中国式的英雄传奇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 2012年5月2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2012-05-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英美价值走向世界中心
世界八强高峰会被全球瞩目，不仅有八大工业国元首参加，并首次邀请了中国、印度、巴西三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会。但这次年会与往年一样，仍是大国元首们开party、打哈哈、拍“毕业照”的会议（就像学生毕业，不管多麽不和，也要站到一起拍照）。美国总统布什原定与会两天（会议共三天），後改为只中间参加一天多。会头，他去波兰参观了奥斯威辛；会尾，他赶去约旦主持“巴以和谈”。对於布什来说，这两项行程都比“毕业照”更有实质意义。 布什把欧洲之行的首站选在波兰不是偶然的，这是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将吸取人类抵抗纳粹的教训，对邪恶先发制人，绝不退让；同时联合以波兰为代表的“新欧洲”来对付法国等姑息邪恶、实质是邪恶同盟的“旧欧洲”。 布什花了90分钟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从而成为亲临这个位址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共和党籍的美国总统福特、里根、老布什都曾参观过其他纳粹集中营旧址，但包括克林顿在内的所有左翼民主党籍总统，没有一个做过这种选择。 美国媒体报道说，在参观中，有三种实物，令布什的神情非常凝重：40尺的玻璃橱窗中，陈列著大量被杀害的犹太人头发；还有那些被送进毒气室前拆下的假肢（要留给德国人使用）；被毒死的孩子们的鞋子。布什喃喃说，“孩子的鞋”。布什在当地发表简短讲话说：奥斯威辛是“告诫者”，告诫世世代代，什麽是邪恶；奥斯威辛是“提醒者”，提醒整个人类，必须站起来反抗邪恶。他特别指出，欧洲的张伯伦们，当年做了错误的选择；以此预示，美国绝不接受今天的“法国张伯伦”，正如布什上次欧洲之行时所说，这个世界绝不可再有“慕尼克”和“雅尔塔协议”。 这已是布什出任总统後第二次访问波兰（波兰总统也访问过两次美国，并受到国宴待遇。布什政府只给过四国元首这种接待），标志著波兰正在成为美国在欧洲除英国外最亲密的盟友。波兰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坚定支持美国，派出200名特种部队参战。现又决定派出2,000维和部队进驻伊拉克，领导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7,000人的维和部队（不包括美英军队）。 前波兰副国防部长西科斯基（Radek Sikorski）5月30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波兰人很自豪承担了这种责任，因为我们深知结束萨达姆政权，对世界和平的意义。┅┅1992年我当波兰副国防部长时，就曾下令派遣一支波军到克罗西亚，帮助那里的人民获得自由。”西科斯基说，波兰人普遍信赖美国，但对欧洲缺乏信心，因为在二战中，欧洲没有保护波兰。最近，法国总统希拉克还把波兰人贬斥为“坏欧洲人”。 波兰的选择具有代表性，原东欧的10个国家，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坚定站在美国一边（捷克、罗马尼亚、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都向伊战派出军事人员或突击队，匈牙利向伊拉克流亡者提供军事训练）。柏林墙倒塌，被视为“冷战”的终结。伊拉克之战，则标�摇搬崂湔绞贝�”的结束。今天欧洲的政治版图正在重组，出现了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和原东欧10个国家为核心的“新欧洲”，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和美国立场一致，而和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旧欧洲”分道扬镳。《华尔街日报》5月30日就布什出访欧洲发表的社论“倾向大西洋主义”中，把波兰称为“新欧洲的心脏”，可见华沙的地位已举足轻重。 波兰等东欧国家之所以站在美国一边，因为它们都曾受德国、俄国之害，先是纳粹的侵略屠杀，随後是苏联的控制和奴役。而法国在二战中则投降德国，做了纳粹摧毁欧洲的帮凶。过去几年中，我曾两次去华沙和布拉格，和东欧知识份子交谈，最强烈的感觉是他们对苏联的厌恶，对德国的反感。波兰最大报纸《波兰新闻报》的一位记者对我说，她绝不再说一句俄语；并说很多波兰知识份子都有这样的情感。 虽然布什总统把前伊拉克、北韩、伊朗定为“邪恶轴心”，但从这次法德俄联手杯葛英美军事倒萨来看，这三个国家，从历史意义上说也是一个“邪恶轴心”，法德俄和英美，正好代表著人类近代历史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说英语的国家。”几年前在电视上初听到她这句话，颇感惊讶，但仔细想来，撒切尔夫人描述得非常准确，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革命，都是从欧洲大陆的德国和俄国开始的，而正是英美这两个英语国家挺身而出，抗衡并击败了这种邪恶。 先看巴黎，法国大革命给世界开了一个暴民政治、群氓革命的头。那些流氓无产者以人民的名义，举著正义的旗帜，公开烧杀抢夺，霸占别人的私产；用断头台实行残忍的红色恐怖；後来的拿破仑帝国，则树立了武力征伐和杀戮的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人类的所有革命和扩张，都是法兰西开的头。 德国更是灾难的源头，这一个国家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大半个欧洲，以及部份非洲都遭到纳粹铁蹄的践踏。像法国人发明了断头台一样，德国人以发明了毒气室、奥斯威辛而被载入史册。 俄国则最早实践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建立了第一个共产政权。不仅把俄国人民关进《动物农场》奴役了70年，还“一声炮响”，向中国输出了罪恶的共产主义，结果导致今天中国人还活在红色恐怖之中。 这三个国家今天联手杯葛美英，绝不是偶然的，这和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传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集体主义（导致极权）和个人主义（走向自由）两种价值对立、对决的历史。集体主义的代表性知识份子是德国的马克思和黑格尔，还有法国的笛卡尔和庐梭，前者强调普鲁士国家主义，後者主张唯理主义和浪漫主义。而人类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性思想家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以及美国的麦迪逊等。正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式的国家集体主义，给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的共产革命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正是洛克、亚当．斯密，麦迪逊等，为今天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奠定了思想根基。 今天法德俄和英美的对抗，从本质上说，完全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价值对立的延续。法国外长那样狂热地崇拜拿破仑，六十年代萨特和西蒙波娃等那样推崇共产苏联，都在集体主义这个轨道。如果说阿富汗曾是伊斯兰原教旨者的“麦加”，那麽巴黎就是世界左疯们的“延安”；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的邪恶者的圣地。 20世纪之所以充满血腥，就是由於源自法德俄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大规模地横扫了以知识份子为主的、充满乌托邦幻想的头颅。希特勒是极右，但本质和极左的集体主义完全一样，以德意志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人类进入21世纪後，这种以英美为代表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和法德俄为代表的集体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的抗衡不仅没有结束，而且由於增加了伊斯兰原教旨狂热（本质也是集体主义）而更加激烈。 以波兰为代表的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双重专制的东欧国家，加入英美阵营，既有历史因素，也是获得自由的人们的必然选择。它再次证明，无论是伊斯兰世界的“新邪恶轴心”，还是旧欧洲的“老邪恶轴心”，都无法阻止以英美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价值走向世界和人类的中心！ 2003年6月3日於纽约 2003-06-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中美冷战的政治对抗升级
程晓农 最近，中美天津会谈之后，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冷战中的双方通常会在四大领域发生对抗，即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和政治对抗。这次美中天津会谈不是一次单纯的外交交手，而是中美冷战的政治对抗再度升级。这次的政治对抗是在美国释放各种信号、寻求与中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通过天津会谈主动造成了双方政治对抗的升级。 一、拜登当局连续对中共示好 今年1月到4月，美国海军与中共海军在从台湾海峡到南海的广大国际海域展开了一系列对抗型演习。这种貌似越来越紧张的局势之收尾出乎人们的意料，那就是，拜登当局用向中共示好的方法，希望换取中共的合作。 首先，拜登当局裁减了美国的军费。虽然此前半年间美国军方各军种发布了十来个关于中共扩军备战和美国需要提升军力、做好军事准备的报告，拜登也让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中国任务小组，对美中两国军事对抗的局面做出评估，但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军费要减少，国防不必加强。 2021年美国的军费比2020年减少了2.2%。今年6月拜登当局公布的2022年国防预算是7,150亿美元，比2021年的预算7,040亿美元增加1.1%；由于2021年通货膨胀率达5%，实际上明年美国的军费下降近4%，加上2021年减少的比例，拜登上任后美国军费到2022年将累计减少6.1%。面对中共的快速扩军备战，美军现在却不得不连年缩减开支，更谈不上扩大必要的军备了。拜登当局的这个军费政策会造成美中两国军事力量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其次，按照拜登的政策，美国海军从6月份到现在形成了一个西太平洋海区的航空母舰“空窗期”，美国撤走了所有部署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航空母舰。现在，北到日本，南到澳大利亚，在这个纵跨南北半球的广大海域，从日本海到东海，再到南海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没有一支美国的航母舰队在值班。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最新航母与两栖攻击舰全球部署图，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的大型舰队只剩下1支在冲绳的美国号两栖攻击舰队，连长期固定驻守在日本横须贺港的里根号航母舰队也被远调到印度洋去了，它预定要10月才返回日本。这样，从6月到9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处于航母真空期。这给了中共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要回避海上对抗。 此外，美国最近突然重申，不支持台独，这又是一个对中共的示好信号。美国司法部最近还取消了对几个中共军方访问学者的指控，这几个人以伪装身份到美国进修，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否参与过窃密活动，但至少申请签证时涉嫌伪造履历。这5个人原来不敢离开美国，美国司法部撤销指控之后，中共马上安排他们立即回国。最后，美中天津会谈之前，拜登还放出了诱饵，如果谈判顺利，可以为拜习会铺平道路。 所有这些示好信号都是为一个拜登筹划已久的计划作铺垫，这个计划就是设法与中共修好。 二、中共变天津会谈为政治要胁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7月26日访问中国，在天津与中国外交官举行了会谈。谢尔曼去中国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John F. Kirby）表示，谢尔曼将在中国之行中向北京展示，负责任和健康的竞争可以是什么样子；美国希望确保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两国关系存在“护栏”，以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所谓的建立“护栏（guardrail），指的是公路边上防止汽车冲下坡的栏杆，在中美双方对抗的格局下，拜登想要让中美关系走在和缓的轨道上，不要脱轨而发生冲突。 但中共却故意回避美方的合作意愿，把天津会谈变成了“阿拉斯加会谈的2.0版”。有的国际媒体就事论事地批评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天津会谈中像“战狼”，其实，谢峰这样做不单纯是发泄情绪，而是另有目的，即一定要破坏美方的会谈目标。所以，从会谈人选到会谈内容，中共的既定方针是，让美方理性的声音发不出来，最后把冲突管控这个议题不了了之。 谢峰还向美国提出了“纠错清单”以及“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其“纠错清单”要求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等。而王毅与谢尔曼会谈时也向美方提出了3条要求。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王毅说，这三个条件是双边关系的底线。 中共延续了阿拉斯加中美对话的基本策略，要求美方先无条件做出改变，纠正川普时期的对中共决策。而王毅提出的3条要求，实际上是要求美国遵循中共设定的中美关系轨道，亦步亦趋，让中共实现它要达到的目标。这3条要求相当于中共给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设定了它的轨道：第1条实际上是要美国承认中共专制制度的正当性；第2条要美国充分满足中共的经济需要，包括大量倾销盗版伪劣产品，大规模盗窃技术机密，继续保持巨额对美贸易顺差等；第3条则要美国不得过问中共对台湾采取的军事行动。 中共外宣官媒甚至赤裸裸地表示，拜登欲实现“拜习会”，前提是放弃台湾问题上美方的既定立场。这不但是政治威胁，也是政治勒索。为何拜登没料到如此结果？为何中共如此妄为？ 三、拜登当局错误判断，中共与苏共截然相反 美国和红色大国的冷战期间，双方是不是没法合作呢？美苏冷战中双方曾长期有效合作，避免了“出轨”，防止了“起火”。苏联在冷战中与美国一直有一系列外交接触和谈判，包括双方高层的交往。苏联在冷战中表现出5个特点：一，光明正大，对自己干过的事不耍赖，承认事实；二，苏联虽是共产党政权，但与西方国家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最底线这一点上有共识，即避免核战争；三，苏联与美国虽然摩擦不断，但苏联始终保持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四，苏联基本上遵守国际规则，不致于公然否定国际法规；五，苏联认为，与美国在冷战中既抗衡、又合作，短期来看是双赢，而长期来看，最终社会主义会战胜资本主义。 而中共在这5个特点上与苏联截然相反。首先，中共从来不敢光明正大，一向否定自己干过的坏事。试举3例：一，点燃中美冷战的几项军事威胁行动，中共做了之后却抵死不承认是冷战行动，反而倒打一耙，声称是美国有冷战思维；二，中共在南海侵占国际海域作军事基地时，根本不承认其作为是军事目的，也完全否定国际海洋法；三，对美谍战方面，大批中共间谍在美国被捕，中共假装没发生，它长期实施对美国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却永远矢口否认。 其次，中共完全拒绝苏共那种尊重人类生命、防止核战争的价值观，而是拒绝和美国就防止核扩散、限制核武器数量作任何谈判。换言之，中共不想在核武器使用方面受到任何国际约束，要保留自己为所欲为的最大空间。 第三，中共只愿意在有利于自己的前提下对美国做某些让步，但不会诚心诚意地合作；即便有局部而暂时的所谓“合作”，背后中共一定会做一系列破坏“合作”的小动作。那是它的本心，它从不甘心让美国顺心。因此，中美冷战中，美国若想谋求美苏冷战中与苏联那样的战略合作，完全是缘木求鱼。 第四，在对待国际法规的态度上，中共与苏共正好相反。如果中共在国际法规的约束下自觉无利可图，便把国家法规视为妨碍它在世界上称霸的障碍，既藐视国际法规，也全然不在乎其他国家的观感。中共内心倚仗其国家之大，各国忌惮，故横行霸道也毫不介意。 第五，中共在大国关系方面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美双赢，中共的思维里对美国从来只有敌我意识和零和博弈的观念，对美国只想弱你强我。所以中共始终抱持永远削弱美国的策略，在中共眼里，凡于敌有利者，决不为之；凡于敌有损者，绝不停手。 四、中共为何不愿与美国合作？–“小偷怕警察” 中共敌视美国，真的是因为害怕美国会动摇其政治上的统治吗？其实，中共很清楚，过去70年里，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始终是有限的；即便是“八九民运”期间，学生们也只是提出民主诉求而已，他们并无撼动中共镇压机器的条件。既然中共的“美国和平演变中国”之说从来就是一个国内宣传上的拙劣手法，那么，中共为何不愿意与美国携手合作，防止中美冷战引爆冲突呢？ 苏联在冷战中与美国既抗衡、又合作，愿意接受一种双赢格局，不是美国逼迫的结果，而是苏共确实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最终社会主义会战胜资本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的信念。而中共其实完全没有苏共那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著和自信，因为中共上世纪末就已经事实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以挽救其政权掌控下摇摇欲坠的经济。中共心里很清楚，共产党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枷锁，它改行市场化就是生存下去的迫不得已，但如果中国完全在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国际规则的约束下走世界上公认的正道，中共绝对不会有“出头天”。 改革开放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共的基本战略就一直是，用共产党专制下的市场经济作支撑，利用一切国际条件，“崛起”成为世界上的新霸权（hegemony）。中共明白，靠正常竞争，中共的霸权梦永远实现不了。其主要原因是，21世纪的国际经济竞争早已不是钢产量、粮产量、汽车产量之争，而是技术发展能力之争。而中国的技术发展不但基础弱，而且受专制制度的压迫。 中共的制度扼杀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自然也就扼杀了创造自由；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科研人员，只能被官僚用经济利益和行政命令的鞭子驱使，资源则被政府胡乱支配。这种状态下，中共的技术研发永远只能在少数重点项目上实现自主突破，而在大多数行业，技术进步只能靠从民主国家连偷带抢（所谓的抢，指的是强制外企转让技术），永远也不可能产生民主国家那种自由思维状态下蓬勃兴旺的科技进步。共产党大国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也只能在有限的项目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却永远无法在技术进步方面实现整体经济的完全、真正的自主超越。 既然中国大多数行业的技术本来就是从西方国家连偷带抢，中共又希望让偷抢而来的技术尽快形成全国范围的经济效益，所以对国内企业互相盗窃知识产权当然高度宽容，但这也就破坏了技术进步的市场机制。当创新的成果很容易被抄袭模仿时，创新就变成“替他人做嫁衣裳”，企业必然对自主研发望而却步，除非能拿到政府的资助；而企业的研发若经常性依赖政府资助，那就不是真正在追求实在的自主创新，而是在用项目到政府那里“钓鱼”、骗钱。中国最近“芯片热”的大起大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既然如此，中共又绝不肯放弃“霸权梦”，那么，中共的“崛起梦”很大程度上就不能靠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而要走技术研发方面的偷盗“捷径”，而美国则是技术偷盗的主要对象。因此，中共对美国的敌对意识其实植根于“小偷怕警察”的心理中。职业小偷被警察抓住前，谁会主动与警察长期合作，那不是找死吗，除非那警察被小偷收买了。 五、为何中共选择与美国政治对抗？ 虽然中国是日内瓦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签字国，但中共绝对不肯老老实实地遵守这个国际公约，不偷不抢地按自己现有的技术能力来发展经济，那样，除少数与军工有关的重点项目，中共的经济就无法“弯道超车”，无法“崛起”了。正因为“小偷怕警察”，在中美关系上，中共既怕美国不让它偷，更怕美国等西方国家看穿了它的基本弱点。 在中共“韬光养晦”的年代，它假装自己很乖巧，实际上正一步一步地扩大技术偷盗。等大规模偷盗技术的有组织活动被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它便恼羞成怒，但绝不会痛改前非。川普总统抓住了中共的痛脚，用经贸谈判逼中共停止技术偷盗，这就是中共恨川普恨到骨子里的真正原因。 中共不肯遵守国际法规，也公然无视美国法律，这本属辩无可辩的恶劣行径；面对美国要求它老老实实地竞争，对中共来说，就像逼一个一辈子靠偷来混日子的惯盗改走正路、自食其力。中共很清楚，走正道即使不是死路一条，也是示弱之途。这种情况下，它只会采用流氓手段来回应美国的正当要求；也就是说，它唯一应对美国压力的办法就是威胁，点燃中美冷战是一种威胁，升级中美政治对抗也是一种威胁。中共的谋划是，用强权姿态逼美国让步。 这样，中共的对美战略就不可能是平等交往，而是要在威胁美国的同时，继续“掏空美国、削弱美国”。所以，中共面对川普总统的反制，外交上处于下风，就点燃了中美冷战，想要籍此逼美国让步；现在面对拜登，它一方面在冷战的军事层面加紧扩军备战，一方面又想在外交层面上逼拜登让步。在中共看来，只有美国让步了，它想在美国为所欲为，“掏空美国、削弱美国”的战略意图才能实现。 这样来理解中共的对美战略，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会出现1.0版和2.0版，几乎完全可以在意料之中。而期待中美关系和解、改善的意愿，希望中共理性地遵守国际规则的呼吁，注定是要落空的。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8/1/n13130936.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六四”错在哪里？——写在天安门事件 16 周年
转眼之间，六四事件已到了16周年，但在有记忆者的心中，那场血腥屠杀，仍历历在目。当年很多中国人期盼，下令屠杀的邓小平死了，六四就可能平反，於是人们期待，憧憬。终於在六四事件近八年之後，也就是说，一个八年抗战的时间过去了，93岁的邓小平才咽气。但他选定的接班人江泽民，一点也不比邓“逊色”，仍是一个独裁者。於是中国人又期盼，等江泽民退休，等新皇帝胡锦涛的开明、开放。 又一个八年抗战的时间过去了，江下台，胡掌权了，但拿到了全部头衔的胡锦涛更不“逊色”，甚至比江泽民还顽固、保守、反动，不仅仍镇压异议人士、法轮功和基督教，甚至提出中国要学习北朝鲜，他要当“中国的金正日”，於是中国人的六四平反梦，仍是一个梦。 中国人这种对共产党的“幻想梦”，在天安门事件时就“梦想联翩”，当时无论是知识份子，还是广场上的学生，绝大多数都高喊两个口号：爱国；改革。但这两个诉求，都潜在肯定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因为所谓改革，就是在承认共产党执政主导下的社会变化，而爱国是共产党最愿强调的，因为中国的体制是党国一体，於是爱国和爱党就浑然一体。而且爱国主义向来是独裁者推行专制，扼杀个人自由的手段。因而西人说，爱国主义是政治恶棍的最後一个庇护所。 为什麽八九运动会失败？独裁者的残酷镇压自无须再论。从反抗者的角度说，是中国人对共产党的邪恶认识不清，做“幻想梦”的结果。因为那场运动的主要诉求，不是高举自由的旗帜，结束共产党的统治，而是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对皇帝进谏般苦苦劝说，期盼皇上赐恩，等待皇恩浩荡。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塞尔登（Mark Selden）早就对此指出∶“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仍遵循中国古老的对朝廷滥用权力的进谏传统，┅┅和东欧的运动比较，中国学生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匈牙利的运动，则是跟共产党对立，最後成功地推翻了共产政权。” 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幻想或许还有情可原，毕竟他们太年轻，对共产邪恶的切肤体验不深。不可原谅的是知识份子，在耳闻目睹，更亲身体验了共产专制的残酷之後，仍对共产党抱著无尽的幻想。老一代的宣扬对共产党要有“第二种忠诚”，核心仍是忠於党。新一代知识份子要和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宣称“我们没有敌人”，要求人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有“宽容精神”。上述塞尔登教授对此批评说，和东欧人民要求多党制、并最後推翻共产党的运动相比，中国人实在太温顺。实际上就是批评中国人对共产党有“幻想症”。这种幻想症的结果就是继续被镇压、继续被屠杀。 六四过去16年了，中国人这种对共产党的幻想症远没有消失。那种“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的谬论，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反动！不是胡锦涛在支撑著中国共产党，是知识份子的这种谬论在支撑著那个专制制度。共产党的本性是狼，期盼狼会变成羊，其结局不仅是狼不会变成羊，狼还会把幻想者、东郭先生们吃掉。六四16年过去了，如果这个浅显的道理仍不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共识的话，那麽不仅六四死难者的血白流了，而且不知还要经过几个八年抗战，才能把共产党“抗”到被审判的绞刑架上。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6月2日） 2005-06-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美国汽车被工会「灭」了
美国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是全球出名的大汽车制造商，代表美国的汽车工业。美国是汽车王国，几乎每家都有车。在三亿人口的美国，有报导说，平均每100人，就有60辆汽车。两年前的一项报告说，连30%的美国贫困家庭，平均每家都有两辆车。 但在这样一个汽车王国，三大汽车公司却同时陷入财务困境；如果美国政府不出钱救援的话，就得宣布破产。有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老店，怎麽会落到如此境地？美国人真的是听了前副总统、环保宣传家戈尔的蛊惑，为了保护环境，改为步行，都不买车了吗？显然不是，因为同样在美国开办的汽车厂，日本的丰田、本田，还有德国的宝马、南韩的现代等等，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他们制造的车，仍在美国有买主，仍在赚钱。那是美国的工人和管理层出现问题了吗？也不是，因为在美国的日本等汽车公司，用的也是美国工人，管理层也基本是美国人。那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问题出在美国汽车的成本太高，比对手公司每辆车高出几千美元；这使三大汽车公司根本无法有市场竞争力，这种买卖，谁也没法做下去了。 ●汽车工人年薪超过大学教授 美国汽车公司的成本怎麽会这样高？因为工人的工薪和福利太高。2006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平均每小时工薪（包括福利等），竟高达73点26美元（中国车厂工人每小时一点五美元）。而在美国开厂的日本汽车公司，包括福利在内的小时工薪，才是48美元。美国汽车的成本，主要高在福利负担上。因为每小时73美元的工薪中，有超过33美元（占46%）是福利开支（包括牙医、眼睛等各项医疗保险，人身保险，退休金，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等）。而在美国开设的日本丰田汽车厂，每产一辆车的工人医疗保险开支，才是通用公司的十分之一（2007年）。 在退休福利过高的情况下，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退休工人数量又越来越庞大。在通用公司，现役工人和退休员工的比例，已达一比四（现役工7.3万，退休人员29.1万，加上其家属，约百万）。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又越来越长，2008年6月的最新统计，已首次超过78岁。这使领取退休福利的时间段大幅延长，汽车公司的支出当然剧增。 在2006年，美国三大汽车工人的平均年薪都已超过14万美元（通用是14.1万；福特14.6万，克莱斯特15.1万），而同年的美国大学教授平均年薪才是9.6万。汽车工人的普遍学历是中学毕业，而大学教授绝大部份是博士。汽车工人的年薪不仅远超过大学教授，更超过绝大多数的美国人。 ●工会像插足婚姻的「第三者」 为什麽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管理层，让工人拿到这麽高的工薪和待遇？他们难道不会算经济账吗？他们当然会算账，但他们是被逼迫这样做的；这个逼迫者，就是被称为「第三者」的工会。 美国一家汽车公司的负责人曾形象地说，企业和工人，就像场婚姻，只有两者亲密无间、齐心协力，才能发展壮大。但如果中间夹了个「工会」，就像一场婚姻中有个插足的第三者，情况一定会糟糕。因为这个「第三者」动不动就组织罢工，逼迫企业让步，让工人拿到更高福利和工薪；还不许企业解雇工人，成立所谓「工作库」（Job Bank），那些该被淘汰的工人被放到这个项目中，他们每天只来厂看看报纸，什麽也不做，照拿95%的工薪。 汽车公司当然不愿这样做，但工会组织的大罢工，逼得企业无路可走。1998年通用汽车属下两个部件厂罢工54天，就造成22亿美元损失。2007年通用公司员工全国大罢工，30个分厂停工，造成28亿美元损失。两次罢工就使通用损失50亿。而它每年支付给退休工人的各项福利也有49亿美元。 在资本主义工业出现之後，就伴随著工会问题。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早期阶段，工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工人权益的作用。但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会则越来越变成破坏市场经济的一支负面力量。美国研究工会问题的一位专家曾一针见血指出，「工会的主要效能，就是把工薪从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抽出来，使之不受有竞争的市场决定。」所谓最低工薪，高福利等等，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工会发动的罢工、威胁工厂生存的「人为因素」决定的。所以，只要是工会盛行的地方，自由市场就会受到限制，经济发展自然滞缓。美国的工会，在西方国家中，还算是弱势、呈下降趋势的。在被称为福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瑞典，就业人数的70%以上都是工会成员（这也是瑞典经济从五十年代的世界领先地位一路下降的原因之一）。而在美国，全国性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在上世纪高峰时，工会成员占就业人数的30%，近年则一路下降，1980年降至20.1%，到2005年，只占12.5%（约1,570万人），多数是在国营领域，在私营企业只占8%。美国汽车工会也同样，从1979年鼎盛期的150万成员，现已降至46万（截至2007年底）。 ●只要罢工，资本家多是输家 既然工会势力在美国呈下降趋势，为什麽三大汽车公司的工会还有这麽大的罢工能量？这里既有普遍因素，还有其特殊性。普遍因素至少有三个∶ 一是工会势力一直得到美国左翼政党民主党的支持。民主党主张照顾穷人，总愿站在保护劳苦大众的道德高地讲话，自然支持工会。而工会也支持民主党，是它的主要捐款和选票来源之一。据统计，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工会的捐款在各种行业中占第七位，其中93%捐给了民主党。当年美国工会成员和他们的家属总共有2,700万人注册投票（占当时美国全部投票选民总数的22%以上），其中60%以上投给了民主党。另有报导说，2006年美国期中选举（改选国会）时，民主党所以大赢而主掌国会，因工会募集了上亿美元帮民主党竞选。 二是得到知识份子占主体的美国左翼媒体的支持。每有罢工，左翼媒体总是同情、支持罢工者。支持穷人、劳工阶层，向来是知识份子占据道德高地、炫耀自己是人民代言人的绝佳机会。在媒体啦啦队的鸣锣开道下，那些同情罢工的报导，自然导引普通大众同情工人，反对资本家。而反富倾向，历来是人类不健康的嫉妒心理之一，在媒体煽动下，就更加强烈；於是企业一方，自然就成了道德的对立面。 三是得到法律的保护。左翼政党的支持，媒体舆论的同情，更体现在法律层面。美国自1914年通过第一个劳工法《克莱顿条例》，到1935年通过的《瓦格纳法案》以至今天的主要劳工立法，绝大多数都是有利工会、工人，而不利市场经济。所以有经济学家说，工会的存在和发展，主要得助於政府权力，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结果之一。 在政党、媒体舆论、立法等三重支持和保护下，可想而知，只要工人罢工，企业就只有「输」这一种结局。所以，工人一次次罢工胜利後，企业就被迫签了一个个让步的劳资协议，把工人的福利一步步炒上了天，一直到今天债台高筑、高处不胜寒的地步。 ●花一美元就可在底特律买栋别墅 除了上述普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导致三大汽车公司目前的困境。这三家公司，都设在了底特律市。这个城市的黑人比例，近年已接近90%。底特律的城市环境一直在恶化，人口不断下降，很多白人逃离这个城市。五十年代，底特律有180万人口，现已降到89万，成为美国过去五十年来，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大城市。有报导说，底特律市有多达12,000栋楼房，人去楼空，根本租不出去；有的房子甚至要白送人，因看不到出租前景，更没人买，可房主还得交地产税等。所以不久前美国一家银行，以一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底特律的一栋两层别墅，就是这个原因。底特律已成了衰败的代名词，《富比士》杂志已把它列为将在2100年消失的城市。 但仅仅把它归於黑人因素也不尽然。因为日本、德国、南韩的车厂，也多设在黑人比较多的地方，像阿拉巴马、肯塔基、田纳西等州。但这些南部州一向是保守主义占上风，联邦议员和当地议会，多数是保守派的共和党占优势，左派势力比较弱，所以工会很难打进去。而这些外国公司在当地设车厂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要工会。工人事先要和企业签署不参加工会的协定。有报导说，目前有18家已签署工人不参加工会协议的外国车厂，正在美国兴建厂房。可见主要不是黑人问题，还是工会这个「第三者」的问题。 谁都知道婚姻中有第三者的日子很糟心。所以，美国的任何机构，只要有了工会这个第三者，没有不糟心的，连教育领域都不例外。例如美国公共学校的问题恶名远扬，也和美国教师工会有直接关系；他们通过罢工等，获得旱涝保收的高福利，还不许解雇次劣教师。恶性循环的结果，就使美国公共学校越来越糟。当然啦，热烈支持工会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奥巴马的女儿们，都是上私立学校的。 ●「美国两万多地方工会，如同封建领主」 工会势力不仅损害自由市场，导致无法公平竞争，也由於它拥有权力和金钱而严重腐败。像美国汽车工会，每年仅会费收入就有二亿美元，即使近年会员减少，他们还有超过12亿美金的资产。几年前一个报导说，美国工会的一个总部，就设在纽约第六大道的最昂贵的大厦顶楼，全是大理石地面，装璜相当奢华。新泽西州一个工会主席的年薪超过40万美元，是当时克林顿总统年薪的一倍多。 2006年初，美国工会成员、调查性作家费奇（ Robert Fitch）写出了揭露工会腐败的专著《出卖团结∶腐败如何摧毁了劳工运动并削弱了美国的承诺》。这本长达412页的报告指出，自从工会出现，就伴随著敲诈、勒索、贿赂、内讧、出售就业机会、黑帮掌控、盗用福利基金等丑闻。「美国的两万多个地方工会，就像封建领主一样，大多有自己垄断的地盘；而且很多被黑帮渗透。」该书举例说，1957年美国大黑帮头目在纽约碰头，在场的56人中22个是工会领导。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政治献金最多的前十名中，七个是劳联的工会；而其中的三个工会主席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调查。费奇这本书的封面就很能说明问题，它是著名的美加卡车司机工会（IBT）1986年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开会的一张照片∶当时的该工会主席普雷瑟（Jackie Presser）坐在交椅上，由扮演成古罗马百人队长的黑帮分子抬著欢呼，完全像黑社会老大。而事实上普雷瑟也是一身三职∶工会头子，黑帮合夥人，联邦调查局的线民。2002年盖洛普的民调显示，只有14%的美国人认为「工会领导是正派人」。 在这种局面下，被工会势力主导的三大汽车公司，无论美国政府给多少资金救援，都是杯水车薪，无法解决福利、工薪过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问题。美国前总统里根说过，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别说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济私人企业，本身就荒唐；而这种救济，只能给工会继续存活的机会。而只要这个「第三者」仍健在，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就会永远糟心，直到被工会「灭」了，以破产告终。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9年1月第28期 2009-04-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