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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明首次回应∶否认一切指控；但决定辞职
神州传播协会最新公告 远志明希望在主里安静休息，已辞去一切事奉和事工。 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主席谢文杰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律师通告 本人是神州传播协会 （以下简称“神州”）法律顾问。经神州董事会主席谢文杰授权，特发布通告如下∶ 一、鉴于一个时期以来在网路上炒作的针对远志明的一波波流言蜚语，神州董事会在远志明旅行回国后当天即对远志明就有关建立在“有罪推定”理论基础上的指控进行了审慎调查。远志明对有关“强奸”、“诱奸未遂”、“性侵犯”等诽谤性指责一概否认。 二、神州严肃对待任何针对神州的违法行为，并将在适当时候诉诸法律，提起诉讼。 三、神州董事会已任命大易律师事务所祝良律师为神州接受送达的唯一代表。其办公地址是∶ 5776 Stoneridge Mall Rd., Suite 288, Pleasanton, CA 94588。 四、给神州的一切文书一律送达上述代表，否则无效。神州只接受符合加州法律的送达方式。神州不接受电子邮件、传真、公开信或媒体公告方式的送达。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特此公告， 祝良律师 LEON E. JEW, Esq. DAHYEE LAW GROUP 5776 Stoneridge Mall Rd., Suite 288 Pleasanton, CA 94588 (925) 463-3288 Tel. (925) 463-3218 Fax 2015-03-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美国汽车被工会「灭」了
美国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是全球出名的大汽车制造商，代表美国的汽车工业。美国是汽车王国，几乎每家都有车。在三亿人口的美国，有报导说，平均每100人，就有60辆汽车。两年前的一项报告说，连30%的美国贫困家庭，平均每家都有两辆车。 但在这样一个汽车王国，三大汽车公司却同时陷入财务困境；如果美国政府不出钱救援的话，就得宣布破产。有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老店，怎麽会落到如此境地？美国人真的是听了前副总统、环保宣传家戈尔的蛊惑，为了保护环境，改为步行，都不买车了吗？显然不是，因为同样在美国开办的汽车厂，日本的丰田、本田，还有德国的宝马、南韩的现代等等，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他们制造的车，仍在美国有买主，仍在赚钱。那是美国的工人和管理层出现问题了吗？也不是，因为在美国的日本等汽车公司，用的也是美国工人，管理层也基本是美国人。那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问题出在美国汽车的成本太高，比对手公司每辆车高出几千美元；这使三大汽车公司根本无法有市场竞争力，这种买卖，谁也没法做下去了。 ●汽车工人年薪超过大学教授 美国汽车公司的成本怎麽会这样高？因为工人的工薪和福利太高。2006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平均每小时工薪（包括福利等），竟高达73点26美元（中国车厂工人每小时一点五美元）。而在美国开厂的日本汽车公司，包括福利在内的小时工薪，才是48美元。美国汽车的成本，主要高在福利负担上。因为每小时73美元的工薪中，有超过33美元（占46%）是福利开支（包括牙医、眼睛等各项医疗保险，人身保险，退休金，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等）。而在美国开设的日本丰田汽车厂，每产一辆车的工人医疗保险开支，才是通用公司的十分之一（2007年）。 在退休福利过高的情况下，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退休工人数量又越来越庞大。在通用公司，现役工人和退休员工的比例，已达一比四（现役工7.3万，退休人员29.1万，加上其家属，约百万）。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又越来越长，2008年6月的最新统计，已首次超过78岁。这使领取退休福利的时间段大幅延长，汽车公司的支出当然剧增。 在2006年，美国三大汽车工人的平均年薪都已超过14万美元（通用是14.1万；福特14.6万，克莱斯特15.1万），而同年的美国大学教授平均年薪才是9.6万。汽车工人的普遍学历是中学毕业，而大学教授绝大部份是博士。汽车工人的年薪不仅远超过大学教授，更超过绝大多数的美国人。 ●工会像插足婚姻的「第三者」 为什麽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管理层，让工人拿到这麽高的工薪和待遇？他们难道不会算经济账吗？他们当然会算账，但他们是被逼迫这样做的；这个逼迫者，就是被称为「第三者」的工会。 美国一家汽车公司的负责人曾形象地说，企业和工人，就像场婚姻，只有两者亲密无间、齐心协力，才能发展壮大。但如果中间夹了个「工会」，就像一场婚姻中有个插足的第三者，情况一定会糟糕。因为这个「第三者」动不动就组织罢工，逼迫企业让步，让工人拿到更高福利和工薪；还不许企业解雇工人，成立所谓「工作库」（Job Bank），那些该被淘汰的工人被放到这个项目中，他们每天只来厂看看报纸，什麽也不做，照拿95%的工薪。 汽车公司当然不愿这样做，但工会组织的大罢工，逼得企业无路可走。1998年通用汽车属下两个部件厂罢工54天，就造成22亿美元损失。2007年通用公司员工全国大罢工，30个分厂停工，造成28亿美元损失。两次罢工就使通用损失50亿。而它每年支付给退休工人的各项福利也有49亿美元。 在资本主义工业出现之後，就伴随著工会问题。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早期阶段，工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工人权益的作用。但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会则越来越变成破坏市场经济的一支负面力量。美国研究工会问题的一位专家曾一针见血指出，「工会的主要效能，就是把工薪从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抽出来，使之不受有竞争的市场决定。」所谓最低工薪，高福利等等，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工会发动的罢工、威胁工厂生存的「人为因素」决定的。所以，只要是工会盛行的地方，自由市场就会受到限制，经济发展自然滞缓。美国的工会，在西方国家中，还算是弱势、呈下降趋势的。在被称为福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瑞典，就业人数的70%以上都是工会成员（这也是瑞典经济从五十年代的世界领先地位一路下降的原因之一）。而在美国，全国性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在上世纪高峰时，工会成员占就业人数的30%，近年则一路下降，1980年降至20.1%，到2005年，只占12.5%（约1,570万人），多数是在国营领域，在私营企业只占8%。美国汽车工会也同样，从1979年鼎盛期的150万成员，现已降至46万（截至2007年底）。 ●只要罢工，资本家多是输家 既然工会势力在美国呈下降趋势，为什麽三大汽车公司的工会还有这麽大的罢工能量？这里既有普遍因素，还有其特殊性。普遍因素至少有三个∶ 一是工会势力一直得到美国左翼政党民主党的支持。民主党主张照顾穷人，总愿站在保护劳苦大众的道德高地讲话，自然支持工会。而工会也支持民主党，是它的主要捐款和选票来源之一。据统计，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工会的捐款在各种行业中占第七位，其中93%捐给了民主党。当年美国工会成员和他们的家属总共有2,700万人注册投票（占当时美国全部投票选民总数的22%以上），其中60%以上投给了民主党。另有报导说，2006年美国期中选举（改选国会）时，民主党所以大赢而主掌国会，因工会募集了上亿美元帮民主党竞选。 二是得到知识份子占主体的美国左翼媒体的支持。每有罢工，左翼媒体总是同情、支持罢工者。支持穷人、劳工阶层，向来是知识份子占据道德高地、炫耀自己是人民代言人的绝佳机会。在媒体啦啦队的鸣锣开道下，那些同情罢工的报导，自然导引普通大众同情工人，反对资本家。而反富倾向，历来是人类不健康的嫉妒心理之一，在媒体煽动下，就更加强烈；於是企业一方，自然就成了道德的对立面。 三是得到法律的保护。左翼政党的支持，媒体舆论的同情，更体现在法律层面。美国自1914年通过第一个劳工法《克莱顿条例》，到1935年通过的《瓦格纳法案》以至今天的主要劳工立法，绝大多数都是有利工会、工人，而不利市场经济。所以有经济学家说，工会的存在和发展，主要得助於政府权力，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结果之一。 在政党、媒体舆论、立法等三重支持和保护下，可想而知，只要工人罢工，企业就只有「输」这一种结局。所以，工人一次次罢工胜利後，企业就被迫签了一个个让步的劳资协议，把工人的福利一步步炒上了天，一直到今天债台高筑、高处不胜寒的地步。 ●花一美元就可在底特律买栋别墅 除了上述普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导致三大汽车公司目前的困境。这三家公司，都设在了底特律市。这个城市的黑人比例，近年已接近90%。底特律的城市环境一直在恶化，人口不断下降，很多白人逃离这个城市。五十年代，底特律有180万人口，现已降到89万，成为美国过去五十年来，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大城市。有报导说，底特律市有多达12,000栋楼房，人去楼空，根本租不出去；有的房子甚至要白送人，因看不到出租前景，更没人买，可房主还得交地产税等。所以不久前美国一家银行，以一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底特律的一栋两层别墅，就是这个原因。底特律已成了衰败的代名词，《富比士》杂志已把它列为将在2100年消失的城市。 但仅仅把它归於黑人因素也不尽然。因为日本、德国、南韩的车厂，也多设在黑人比较多的地方，像阿拉巴马、肯塔基、田纳西等州。但这些南部州一向是保守主义占上风，联邦议员和当地议会，多数是保守派的共和党占优势，左派势力比较弱，所以工会很难打进去。而这些外国公司在当地设车厂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要工会。工人事先要和企业签署不参加工会的协定。有报导说，目前有18家已签署工人不参加工会协议的外国车厂，正在美国兴建厂房。可见主要不是黑人问题，还是工会这个「第三者」的问题。 谁都知道婚姻中有第三者的日子很糟心。所以，美国的任何机构，只要有了工会这个第三者，没有不糟心的，连教育领域都不例外。例如美国公共学校的问题恶名远扬，也和美国教师工会有直接关系；他们通过罢工等，获得旱涝保收的高福利，还不许解雇次劣教师。恶性循环的结果，就使美国公共学校越来越糟。当然啦，热烈支持工会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奥巴马的女儿们，都是上私立学校的。 ●「美国两万多地方工会，如同封建领主」 工会势力不仅损害自由市场，导致无法公平竞争，也由於它拥有权力和金钱而严重腐败。像美国汽车工会，每年仅会费收入就有二亿美元，即使近年会员减少，他们还有超过12亿美金的资产。几年前一个报导说，美国工会的一个总部，就设在纽约第六大道的最昂贵的大厦顶楼，全是大理石地面，装璜相当奢华。新泽西州一个工会主席的年薪超过40万美元，是当时克林顿总统年薪的一倍多。 2006年初，美国工会成员、调查性作家费奇（ Robert Fitch）写出了揭露工会腐败的专著《出卖团结∶腐败如何摧毁了劳工运动并削弱了美国的承诺》。这本长达412页的报告指出，自从工会出现，就伴随著敲诈、勒索、贿赂、内讧、出售就业机会、黑帮掌控、盗用福利基金等丑闻。「美国的两万多个地方工会，就像封建领主一样，大多有自己垄断的地盘；而且很多被黑帮渗透。」该书举例说，1957年美国大黑帮头目在纽约碰头，在场的56人中22个是工会领导。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政治献金最多的前十名中，七个是劳联的工会；而其中的三个工会主席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调查。费奇这本书的封面就很能说明问题，它是著名的美加卡车司机工会（IBT）1986年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开会的一张照片∶当时的该工会主席普雷瑟（Jackie Presser）坐在交椅上，由扮演成古罗马百人队长的黑帮分子抬著欢呼，完全像黑社会老大。而事实上普雷瑟也是一身三职∶工会头子，黑帮合夥人，联邦调查局的线民。2002年盖洛普的民调显示，只有14%的美国人认为「工会领导是正派人」。 在这种局面下，被工会势力主导的三大汽车公司，无论美国政府给多少资金救援，都是杯水车薪，无法解决福利、工薪过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问题。美国前总统里根说过，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别说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济私人企业，本身就荒唐；而这种救济，只能给工会继续存活的机会。而只要这个「第三者」仍健在，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就会永远糟心，直到被工会「灭」了，以破产告终。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9年1月第28期 2009-04-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喻智官∶《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读后的几点感想
若说时下反思鲁迅，批判鲁迅是一种风尚，《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便是一篇顶风逆流之作，与许多围绕枝节吹毛求疵的批鲁文章不同，此文通过对比胡适阐述了鲁迅文学价值、人格魅力、社会意义等问题，作者不是鲁迅研究者，反倒少了学究气，论点鲜明一目了然，是读透鲁迅后深思熟虑的评判。 我也喜欢鲁迅，读鲁迅作品时也有种种感受，看了此文有代我吐出心中块垒的畅快。 有关鲁迅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作者就此作了有力的辩驳，我补充几点供参考。 1）对于毛时代鲁迅会不会坐牢？看看鲁迅一些学生的命运似可推断∶胡风的命运众所周知，不用说了；萧军三八年去延安，四六年回东北后遭中共东北局迫害，连老共产党员冯雪峰也在五六年被打成胡风分子，次年又被打成右派┅┅可见受鲁迅影响的学生都具反叛和独立人格的品行，都不见容于共产党组织，鲁迅本人岂能例外？ 2）看上去“不宽容”的鲁迅，视无端空耗别人时间为谋财害命，却不吝花费精力提携文学青年和后进，不仅在文学上扶植他们，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是他们密切的朋友。因此，与同辈作家相比，鲁迅的学生最多，且都终生敬仰鲁迅，继承鲁迅精神。所以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不是缺乏爱，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不妥协，在乡愿盛行和稀泥的中国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3）因为文革中鲁迅的话大行其道，文革后有人就说鲁迅是文革暴力语言的滥觞，要批判剔除而后快。且不说，文革时，权势者断章取义地利用鲁迅，拿鲁迅的只言片语当棍子乱舞，账不能算到鲁迅头上，一如六四后，我们用鲁迅名言“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谴责中共，也不能简单地给鲁迅语言贴上“反共”或“民主”的标签，仅说明鲁迅当年言说的深刻性和生命力。 倘若鲁迅的文风真的在文革中普及，时下的中国人在网上的论战应该十分精彩，而不至于三句话说不上就开骂，把论坛弄成不堪入目的污秽地。倘若鲁迅的精神能在文革中传扬，中国人至少大多数知识人应该具备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中共的洗脑术早就难以为继了，这也是今日中共不敢面对鲁迅，开始减少初高中语文课中鲁迅的作品，以免年轻人过多接受鲁迅影响的原由。 这就是鲁迅，文革时被中共利用，今日又让中共惧怕，但无论是利用还是惧怕，都与鲁迅无关。 2015年9月17日于爱尔兰 编者注∶作者为旅居爱尔兰的中国作家，著有小说《福民公寓》和《王若望传》等。 （更多文章请见其博客 http://blog.boxun.com/hero/yuzhiguan/） 2015-09-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4👍 0💬 0教皇方济各的左倾和虚伪
罗马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首次到美国访问，奥巴马总统率妻女全家到机场恭迎。媒体更是近乎狂热地报道渲染。FBI表示，这次动用了史无前例的强级保安，从空中到地面，简直布下天罗地网。奥巴马政府动用以此大阵仗，除了保安，更是要渲染和强化教皇的权威，因为保安级别越高，人就越显得重要，越增加其威严感。 美国主流媒体多是无神论主导，这次却对代表“神”的天主教皇如此热衷，岂不是滑稽？当然不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坚力量的左派媒体非常清楚这个新教皇是满脑袋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在共同意识形态的陶醉下，什麽神呵，上帝呵，管他有还是没有，重要的是——他的理念跟我们一样。那麽教皇方济各到底在哪些方面跟左派那麽情投意合？ 第一，诋毁资本主义。 这个新教皇上任以来，天主教内反资本主义的声音更高涨，因方济各带头诋毁市场经济。他有著名的两段论∶人类社会疾苦之根是不平等，不平等之源是资本主义。方济各甚至用“市场暴政”（tyranny of markets）来形容资本主义。那只被亚当斯密经典地总结为“看不见的市场规律调节之手”，在方济各眼里，成了黑手、黑帮和暴政。 当然，人们不能要求教皇是读了专家名著的自由经济学家，但经济文盲出来指点世界经济的江山则是灾难。好在全球任何政教分离的政府都不会按教皇的指教去指导经济。 事实上，导致人类贫穷的罪魁，一是世俗专制，二是政教合一。而资本主义恰恰是降低贫穷、创造财富和繁荣的最重要制度模式。 回顾世界历史，正是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了人类的经济发展，窒息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到处都曾是阉割自由思想的君王暴政，捆绑商业自由发展的苛捐杂税。人类极端贫困一千八百多年，直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才开始改变。 二是人类的各种宗教，多是强调来世，肯定精神，不看重物质享受，并倾向“均贫富”。如果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那麽宗教对人类精神的升华有其正向价值，同时其负面作用也不至於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但问题是，政教合一主导了人类漫长历史的绝大部分。专制君王们用国家机器、重税制度等扼杀了自由经济，同时利用宗教反商反富的唯精神论，从道德和精神层面配合专制制度。这两只手密切合作，扼杀了资本主义出现的可能性。 这一切的改变，都始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民主化使人们拥有政治权利（选择国家领导人）；资本主义使人们拥有经济权利（自由交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资本主义为人类经济自由（产品和思想等的自愿而公平交换）提供了最合理、最公平、最道德的平台；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不仅得到了物质上的富有，更得到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尊严。 一个显著的例证∶全球七大工业国全是民主国家，全都实行政教分离，全都因注重和发展资本主义（其根本点是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成为富有国家，跟第三世界国家拉开距离。 而在全球范围，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极端贫困人口才大幅减少，过去三十年这个势头更为强烈。据统计，1990年，全球极端贫困（Extreme poverty）人口有36%，到2011年降至15%，少了一半多。1990年全球每天收入少于1.25美元的有8亿1千万人，现降至3亿7千万，也是减少了一半多。无论非洲、拉丁美洲还是亚洲，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转向支持私有化和民营企业，走向了发财致富之路。 这里最显著的是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印度和中国（合计占世界人口35%），原都热衷计划经济，都排斥资本主义，结果两国都贫穷落后。中国从1978年开始走向联产承包的私有化方向，印度从1991年开始经济改革（实行资本主义），结果才短短三十多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这些事实都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是解决贫穷，创造财富，带来繁荣的根本之道。它不仅不是灾难的源泉，而恰恰是个人幸福的基础——没有物质文明的所谓精神文明是空中楼阁，是欺世害人的乌托邦！经过共产赤贫的中国人，对这点可能体会更深。 罗马教皇污蔑资本主义的论调，在左翼媒体的推波助澜和宣传洗脑下，最容易蒙骗那些充满理想精神、生来就浸泡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蜜罐里的西方年轻人。西方左翼媒体用放大镜检视资本主义的缺陷，却刻意视而不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灾难！ 这样的结果就导致∶据2011年美国皮尤机构（Pew）的民调∶在18到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愈50%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对资本主义持负面看法；而在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对社会主义有好感的只有13%。 这次罗马教皇特意选在纽约多为黑人居住的哈林穷人区演讲，也是重在渲染“不平等，不公义”。方济各从演讲的学校出来时，那些少不更事的小学生们，（被教导）齐声高喊∶我们爱教皇！随后在曼哈顿中央公园，那成千上万的人呼喊教皇的狂热场面，令人想到千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高喊“毛主席万岁”的情形。乌托邦在哪里都有窒息人独立思考的神能。 第二，姑息独裁者。 教皇方济各把社会疾苦归因于资本主义，但却不谴责真正造成人类苦难的专制制度，尤其是独裁者。而且他跟暴君们很谈得来。 今年五月，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访问梵蒂冈，他是已经掌权56年的88岁老独裁者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也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但他跟教皇方济各却一见如故，在反对资本主义上，他们谈得非常投机。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Daniel Henninger讥讽说，不是谁都能跟教皇谈上个把小时的，但古巴总统就获这种待遇。卡斯特罗们当然感激教皇，因为是靠他的穿针引线，才使奥巴马放弃美国多年实行的制裁共产古巴的政策，恢复两国邦交，互设大使馆。而这正发生在古巴严重危机之际——当年苏联的无偿卢布援助没有了，委内瑞拉反美小霸王查韦斯死后，那里的廉价石油供应也不通畅了，社会主义古巴一筹莫展，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地。恰逢此时，天降圣人，方济各出面了，他说服奥巴马跟卡斯特罗握手言欢。解禁后进入古巴的美国游客和美元等，等于帮助疏解古巴危机。教皇去打气，奥巴马去建交，从宗教到世俗两个方面，给共产古巴输血，延续卡斯特罗专制的生命。 卡斯特罗见到教皇方济各，除了感激，更是共鸣社会主义理想。他们谈到这种地步，媒体报道说，卡斯特罗对方济各坦言，他阅读了这位教皇所有的演讲，所有的公报，说如果教皇的想法继续这样，他也准备去教堂（信教）了。他严肃地说，“这不是开玩笑”。他甚至说方济各是耶稣，从某种角度，他自己也是。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同一个反资“教派”的。难怪美国收听率最高的电台节目主持人Rush Limbaugh 批评教皇方济各宣扬的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pure Marxism）。 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跟古巴独裁者畅谈还不过瘾，还亲自跑去哈瓦那拜会老卡斯特罗，给那个美洲大陆仅存的共产国家（也是整个美洲35国中唯一没有民选的国家）提供“统治合法性”。 梵蒂冈辩解说，教皇方济各到古巴是促进人权。但教皇在那里却没有接见任何一位异议人士，更别说他们那些哭诉无门的妻子孩子们。就在方济各冠冕堂皇在哈瓦那演讲之际，那些想来参加教皇弥撒的异议人士，当场被卡斯特罗的警察殴打带走。方济各对这些一句话都不说！ 此前方济各在访问南韩时同样，毫不谴责北韩的恶劣人权，更不批评平壤发展核武威胁东亚安全，反而大谈什麽南韩人民要放弃对北韩的“对立思维”，要民族和解。南韩五千万人民什麽时候不愿跟同一民族的北韩同胞和解了？明明是共产北韩的非人制度割裂了南北韩！但教皇方济各的“妙方”就是用些不著边际的空话来回避真正问题——独裁专制才是撕裂亲人的悲剧祸首，才是全球灾难之源，包括目前涌向欧洲的难民问题！ 方济各呼吁西方国家收留更多难民，却回避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尤其伊斯兰国（ISIS）等邪恶势力是造成难民潮的主因。他高喊著要世界各国收留难民时，作为联合国观察员国的梵蒂冈收留了多少难民？梵蒂冈每年从各地天主教徒那里得到上亿的资金奉献，据梵蒂冈简报，光是教皇选举和就职典礼，就花了800万美元（那能帮助多少穷人！）这次教皇访美，那种史无前例的保安接待等，又要花掉美国人的多少纳税款？那能解救多少中东难民！而梵蒂冈迄今为止，（自己宣布）只收留了4个难民——做做样子而已。梵蒂冈当然不可能把难民都接到他们的象牙塔里，但可以出钱给欧洲各国让他们安置呵。教皇不会做，但要求你们大家做。 众所周知，罗马教廷和天主教内有很多左倾信徒，甚至共产分子。这位新教皇上任后更是对此姑息纵容。例如去年八月，方济各取消了梵蒂冈执行了29年的禁令，允许共产分子神父布鲁克曼（Miguel Brockmann）主持弥撒。布鲁克曼曾是尼加拉瓜的左翼马克思势力“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外交部长，因拒绝教廷要他退出政治的谕令，而被当年的教皇保罗二世削职。 可方济各戴上教皇桂冠后就解除禁令。这个共产分子神父一复职，就公开诋毁广受世人尊敬的已逝教皇保罗二世，指责他“滥用权力”，与此同时赞美古巴老独裁者，说卡斯特罗是“神圣精神的传信人（a messenger of the Holy Spirit），说古巴的共产革命是一场取代地球上的帝国的“必要斗争”，以建立上帝之国。一个无神论的、靠暴力统治的共产古巴，竟被梵蒂冈的神父歌颂为“伊甸园”。 另一个秘鲁的教士Gustavo Gutierrez曾热衷“解放神学”，也被教皇方济各请到梵蒂冈。那个秘鲁左翼教士对记者说，教皇从没责怪过他的解放神学；他还歌颂教皇方济各的反对资本主义立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Charles Krauthammer 分析说，激进的 “解放神学”在六、七十年代曾风靡热衷社会主义的拉丁美洲，“它强烈反对资本主义，并非常左倾，教皇方济各在阿根廷时（他的出生地）可能深受其影响。” 《华尔街日报》专门报道拉美事务的女记者、美洲问题专家Mary O’Grady在今年5月17日的分析报道中更明确指出∶在教皇方济各青少年时期的阿根廷，知识界被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反美主义所主导，方济各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会令人惊讶。 在这次访美时，教皇明显调低反资调子，但在国会演讲时，仍特别歌颂激进的天主教工人运动家Dorothy Day。她是一个主张无政府的和平主义者，当年曾强烈反对美国参加反击纳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崇卡斯特罗的革命战友格瓦拉、并以同情共产党反资本主义而著称的美国左翼分子。教皇方剂各居然把这样一个人跟林肯总统相提并论！ 美国智库“道德和公共政策中心”（EPPC）资深研究员Mona Charen 就教皇此举激愤地写道∶被教皇赞美的Dorothy Day不仅是狂热的左倾分子，还是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的支持者，并推崇北越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甚至还去苏联拜访俄共领袖勃烈日涅夫，而且还给其它共产政权做道德背书，不管那些政权多麽严酷地迫害本国天主教徒和其他人。人以群分，从教皇方济各推崇什麽人，就可以知道他属于哪个阵营。 第三，传播群体主义，对抗个体主义。 教皇方济各在演讲时，不断提到“共同善”（common good）“共同需要”（common need）“共同法律”（common law）。所谓“共同”就是指“群体”，用群体的概念，来回避甚至抹杀个人。在教皇的国会演讲中，全篇没有提到对美国人，更对人类文明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词∶“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这绝非偶然或疏忽。 作为天主教中的左翼代表，方济各热衷传播的是群体主义（collectivism）。而人类两千年来的主要思想争斗，就是个体主义 vs. 群体主义。人类所有的邪恶，都是群体主义的产物，或这种理论的变种。 回顾历史，人类的主要进步是从文艺复兴和工业化开始的∶结束了以神为中心，开始“以人为本”；注重今世的个体幸福，而不是来世的群体天堂。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虽然形式是一左一右，但本质相同，都是以群体主义价值为核心，打著为穷人、为弱者旗号，用人民/群体的名义，进行独裁统治。这仍是今天西方左派的理论根基，推行大政府、高税收。最根本特征是剥夺个人的选择权利。 法西斯主义的恶很容易看清，因一目了然。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恶就很难，因为它是以社会正义、为穷人争利益的名义来进行（剥夺人民权利）的。但其恶果，早已被全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灾难性试验证明过了。仅从教皇方济各的出生地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就看得非常清楚，那里热衷社会主义时，就是国家最穷困、人民最受苦的时刻。 在资本主义获得全球性胜利，包括俄国等全部原东欧共产国家都选择了资本主义模式，连仍宣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越南等都走向市场经济的大势所趋下，信奉社会主义的全球左派们痛心疾首，焦虑难堪，他们找一切机会反攻，近年已有一个小高潮∶在经济领域，法国左派理论家皮克迪（Thomas Piketty）推出《21世纪资本论》，攻击资本主义，呼吁建立全球政府，统一高税收，宛如马克思再世（详见我批评《21世纪资本论》的三篇系列文章，网上可查到）；在政治领域，热衷社会主义的奥巴马获得白宫权力，把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推向高税收，高福利，高赤字的社会主义灾难边缘；在宗教领域，方济各当上教皇后，全球演讲“均贫富”，反对资本主义，呼吁建立世界政府，统管一切。他们三位一体，贩卖群体主义，以共产乌托邦般的美妙声调，迷幻世人，打响摧毁“个体主义”的战争。 美国《市场观察》（MarketWatch）的左疯专栏作家Paul Farrell立马看清这一点，发表专文∶“摇滚歌星教皇与共和党信奉安兰德的资本主义开战”（Rock-Star Pope at war with GOP’s Ayn Rand Capitalism），指出这是一场左右派大战，并沾沾自喜地说，由教皇方济各率全球12亿天主教徒加入左派阵营，这场左右大战，保守派将是输家，只是现在他们还被蒙在鼓里。没错，美国共和党的国会议长邀请方济各到国会演讲，并激动流泪——蠢到何等地步！难怪资本主义在美国都如此步履艰难。 但左派都如《纽约时报》般清晰精明。CNN和MSNBC等左媒都连篇累牍、铺满电视屏幕地狂热报道教皇方济各的访美活动（当然右派的Fox也不敢慢待），因为方济各抨击全球气候过暖，在同性恋问题上态度暧昧（哪怕违反圣经教导）等等，都让左派开心。教皇不仅成了左翼的啦啦队，甚至直接冲锋陷阵。上述那篇左疯专栏作家在专文中信心满满地说，“教皇方济各正进行一场软性革命┅┅历史将站在他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一边。”实在荒唐到家了——难道左派们直到今天仍相信历史会站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边？很可能。左派知识分子的大脑是不可思议的。 跟以往左派对罗马教皇（尤其对保罗二世）的态度不同，现在方济各已成为美国左派的darling，左媒《时代周刊》把他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奥巴马跟他一见如故，犹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般亲热；连美国同性恋刊物《提倡杂志》都把方济各选为“年度人物”，盛赞这位教皇对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等深具影响。所谓影响，就是方济各的暧昧态度，形同给“特殊性行为”开绿灯。 第四，教皇，做秀之皇。 教皇方济各的左倾，在相当程度上是遵循原教旨基督教义的，当然有其可理解之处，历来的教皇都是这种路子。但方济各的作秀，却是历任教皇中罕见的，着实有些令人反胃，甚至恶心。 例如，他选择在梵蒂冈广场，亲吻一名全身长满肉瘤的男子。这个新闻照片撒向了世界。意大利媒体把此举跟13世纪的天主教圣人方济各亲吻麻风病人的圣迹相提并论。 这个本名为Bergoglio的当今教皇，当选后特地选用了天主教圣人Francis的名字做尊号（Francis的标准译法应为“弗朗西斯”，但中国宗教局下令，统一译成“方济各”），这次亲吻肉瘤脸男子，就是要人们联想到他也是圣人。这秀也做得太明显了点。如果教皇真的关心这个患有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的男子，他应该帮助那个病人就医，寻找高科技医术，解决实际问题。而他选在广场上，在众目睽睽、记者镁光灯下做这种“动作”，简直像好莱坞拍电影。难怪媒体不无嘲讽地称他为“摇滚乐明星”。而这教皇也真的参加过巴西的摇滚乐大会，煽动台下狂热的年轻人起来革命，《时代周刊》随后报道的标题是∶更像摇滚明星的教皇呼吁“反叛”（Disorder ）。 这次教皇前后访问古巴和美国，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他在游行车上，不断地抱、吻警卫送上来的孩子，且多是黑人小孩——最表现政治正确之举。在美国的高规格保安措施下，那些孩子都是事先经过挑选，更经过安检，才“送”给教皇“抱”的。仅我看到的画面，教皇方济各就“抱”过十多个孩子，把“秀”做到十足！事实上，所有权势人物，尤其是男性，只要做抱孩子之举，基本全是作秀。这个教皇则把秀做到皇位之高度了。 教皇方济各的“秀”可谓花样繁多，他还去给女人洗脚（以往教皇从没有过），当众亲吻穆斯林人的脚，还在自己生日时把流浪汉请来做客人。这些都事先安排媒体记者报道、拍照，所以得到广泛宣传。 《圣经》教导、耶稣告诫，都是要人悄悄做好事，不可就为张扬、为留美名。而方济各的当众拥抱肉瘤脸男人，给女人洗脚等，岂止是张扬，简直是当街炫耀嘛，直接违背耶稣基督的训诫。当然了，方济各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也很特别，他在美国国会的英文演讲（约3300英文字），居然没有一次提到Jesus Christ（耶稣基督）。连美国媒体的报道都为此惊愕、不解。 有著上述四大“特色”的教皇方济各，不仅没有受到西方主流（左派）媒体的批评，（如前所述）还受到他们的狂热吹捧，就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一脉相通。而保守派媒体和他们的读者多是基督徒，从理念到收视率角度，也不太敢批教皇。于是，这个教皇就颇有些像曼德拉一样，被捧成了“伟人”。西方左媒，对世界的一大贡献，除了推波助澜共产主义，就是制造一大堆“伪人、伪英雄”。 但今天，靠人的头脑创造的网络科技，给了大众真实的声音渲泄的渠道。在美国网络上，很多人写出对教皇方济各的不满甚至愤怒。例如在美联社的报道“教皇方济各是改革者还是激进派？”（Pope Francis: Reformer or Radical? ）的报道下面，相当多读者的跟贴是对教皇方济各的痛斥；甚至有读者激愤地写道，这个教皇是个假基督，是个撒旦！ 教皇方济各曾在接受《天主教文明月刊》（Civilta Cattolica）专访时说，“我是罪人”，“有点精明，能适应环境，但也有点天真。”事实恐怕是∶天真有点假，那些作秀展示的是绝对的世故；而“有点精明，能适应环境”则很真——跟奥巴马们一起推动反资本主义浪潮，也要成为弄潮儿。只不过很可能是弄“逆历史之潮流”，因为∶ 当年教皇保罗二世跟美国保守派总统里根联手，致力推翻东欧的共产主义，打赢冷战。而今天的教皇方济各则是跟美国左派总统奥巴马联手，要推翻资本主义、要打赢群体主义价值的战争。 正如《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Charles Hurt 所说，“历史铭记著教皇保罗和里根总统那场把千百万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正确的圣战。教皇方济各和奥巴马总统，如果不小心，也会被历史铭记，却是把千百万人诅咒到无以言喻的悲惨境地。” 更有人（Doug Ross@Journal）写道∶“奥巴马从教皇方济各那里找到了灵魂知音（soulmate），他们联手对西方文明的破坏是巨大的。” 写于2015年9月26日教皇访美期间 2015-09-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政治控制日严，心理疏离日甚
——北京与香港关系述评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如果要用图象描绘，会呈现出一幅与台湾、西藏、新疆不太相同的图像。台湾是从原来不相交的两道平行线变成绕在一起的两股绳，目前台湾还在为这种“紧密关系”感到欣然；西藏、新疆本是“中国身体”的一部分，但现在“中央大脑”对它们的指挥已发生末梢神经阻断现象，必须采用强迫治疗才能保证指挥畅通；香港则是政治经济上与大陆其实已无可再分，但怨言四起，心理疏离日甚。 一、梁振英的身份疑云与香港人的无奈 梁振英以“三低”（即低票、低民望、低凝聚力）当选，表面上看来，香港人是面临“流选”与在两个烂土豆当中二选一时所做出的被迫选择，质疑集中在当选者人品上。大陆媒体也通过“‘猪狼肉搏’失君子之风，令港人厌恶”这类报道来表示对这次选举的不满，却回避了香港人质疑的深层次问题，即梁振英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身份。 梁振英到底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在竞选特首期间，梁振英面对这一指控曾多次否认，人民网却再布疑云。该网于3月29日在“人事任免”栏目中介绍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简历，将梁冠以“同志”之称，网民对比后指出，其他香港及澳门的主要政界人士，如历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曾荫权、澳门特首崔世安等，都没有被称为“同志”。人民网在网民“关注”后去掉梁振英的“同志”之称。 细究起来，梁振英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身份，香港人既不喜欢，其实也不愿意深究。这种矛盾的态度反映了香港人对北京态度的纠结：既不愿北京（通过驻港机构）干预过多，但又深知港督候选人必须得到北京支持才有可能登上港督宝座。这种态度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就已经注定，此后几任特首选举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这次除了选举中丑闻屡出异于以往，选出北京支持的特首这一目标与以往数次并无太大的不同。 那么，为何只有这一次选举变成“充满敌意与丑闻的选举”？在选前名声并不坏的梁振英当选后，却使港人陷入空前悲观，认为他的上台，标志着“香港政治经济动荡刚刚开始”。 这还得从这次选举的大环境说起。香港人对北京的不满主要集中于几点：一是大陆人移居香港及赴港产子的孕妇日多，本来就感生存空间逼窄的港人认为这是侵占了其生存资源；二是北京对香港的控制日紧，言论自由渐失；三是香港政治与经济受到北京的干预也越来越强，发生了许多港英政府时期不会发生的事情，比如因为参加游行被捕之事。2008年超过70人因游行示威被捕，2011年，参加七一示威的19名议员和港民被警方控以非法集会罪名拘捕。 二、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以经济为轴心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前，大陆的外资以港资为主，贸易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亦依赖香港这个自由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其后形势完全变化，港澳两地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日渐加深。只要细观商务部2003年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以后2004年的《补充协议》、2005 年的《补充协议二》、2006年的《补充协议三》，就可知道这种依赖程度有多深。该协议包括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领域、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几乎涵盖了香港所有的经济领域。2010年，香港对大陆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42.6%，从大陆进口物品占其总进口额的43.5%。香港所有的上层豪商，莫不在中国大陆有各种投资，尤其是通过涉足房地产业而获得丰厚回报。 经济上，香港与大陆早已是唇齿相依之关系。北京更是通过投资及利益输送控制了香港的富商及企业主。 三、政商合作，实现红色文化渗透 香港的自由传媒制度是港英政府管治遗留下来的重大成果，也是香港社会对政界与商界督促监督的重要管道。但香港更是一个商业社会，巨商富贾通过办报纸电视等媒体，可以改变香港媒体生态，并在香港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北京为此花了不少心思，一些巨商富贾对北京的意图也心领神会，不少原来对传媒业并无兴趣的港商自21世纪以来都大举投资传媒业。北京对他们给予丰厚回报，除通过经济利益笼络港商，还给予港商各种政治荣衔。比如《星岛日报》、《头条日报》、英文报章《The Standard》所属的泛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国，2003年被北京委任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日报》集团主席冯绍波是全国政协委员。拥有《东方日报》及《太阳报》的东方报业集团主席马澄坤，2003年获北京委任为全国政协委员。 与《文汇报》、《大公报》同列为“三大爱国报章”的《香港商报》母公司联合出版集团主席李祖泽是全国政协委员。 即使没有公职或勋衔，但在国内营商、有经济利益的有以下媒体；《南华早报》所属的嘉里集团主席郭鹤年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大举投资内地房地产及酒店生意，被称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投资者之一。免费报纸《am730》创办人施永青的地产生意，在大陆有过万名职员。 王禄霞在《香港传媒的十年春秋》中阐述了她对港媒的调查结果，认为由于在中国大陆有极大的利益牵制，这些媒体的立场当然会随其老板的态度而发生变化。港大教授李金铨对港商投资媒体的用意说得很直白，他们是“替北京收拾一些难缠的言论堡垒”。 可以说，自97回归以来，香港的新闻自由逐渐受到破坏。据美国自由之家公布的2009年度及2010年度《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调查报告》，由于北京对港媒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香港新闻自由度被从“自由”降为“部分自由”。 四、香港人对香港大陆化日益不满 北京在香港回归前，曾许诺一国两制，香港的政治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港人为了维系与北京的关系，也曾放低姿态，弃用对大陆人的蔑称“表叔、表嫂”等。但随着香港大陆化现象日益严重，言论自由渐失，集会自由亦受到警方严重干预，香港行政当局对北京弯腰的姿态越来越低，港督与其说是港人治港的象征，还不如说其是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这种不满日渐积聚，去年终于导致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一事上发泄出来。 2011年12月28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分认同感降到12年的最低水平。 这项研究以0至100分计算港人对自身身分的认同程度；指数越高，其身分正面认同感就越强。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自身身分的认同感从强到弱依次为“香港 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亚洲人”、“中国人”、“世界公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其中作为“香港人”的认同指数为79.1，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指数只有61.1。 调查结果甫一发布，即遭到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的批评，认为该调查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并列的议题设置方法不科学。香港《文汇报》在30日的政情与舆论版面刊载了一篇署名“黎子珍”的文章，直指这项民调“不是学术而是政治”。不久之后，因大陆旅游者违规在地铁上吃东西，并对港人的提醒予以恶意回应，终至引发一些港人大唱“蝗虫歌”事件，将多年来香港人积郁的不满倾泻出来。 观诸历史，台湾、香港都是大陆释放人口压力而开垦出来的生存之地。自近代以来，这两个地区能够获得迅速发展，完全得益于它们与大陆在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在大陆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专制极权状态，大陆与香港台两地靠得越近，这两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就愈发会受到不良影响。台湾因政治上自成一体，尚有一些回旋空间，而香港则没有多大的回旋空间。因此，无论从为香港一地考虑，还是为大陆保持一个政治透气孔考虑，北京政府都不应该对香港政治采取如此近距离进逼状态。如果北京继续加强对香港的管控，只会导致香港与大陆双输之局。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年4月5日，第75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76）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吴征为何要“庭外和解”？
去年这个时候，“巴灵顿博士”吴征找的律师事务所发出了威胁信，要求我们立即停止发表对吴征的批评，否则承担“一切金钱损失”和“被起诉”的法律後果等。虽然我来美国後，非常注重研究新闻诽谤案，对美国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护相当有信心，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找了律师朋友商量，准备“应战”。因为我怎麽可能被他们这麽一吓唬就不再写了呢。 一年过去了，从接到吴杨律师信至今，我粗略算了一下，又写了29篇调查和批评吴征杨澜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再接到吴征的律师信，也没听到“吴博士”要上法庭真的一“搏”的消息。倒是上个月吴征杨澜夫妇到纽约，一边登门拜访各家华文报社（以确保海外主要印刷媒体不登批评他们的文章），一边要宴请有关媒体人员和我一起吃饭，明显是要“庭外和解”。这“巴灵顿博士”和“哥大笑董”的思维方式一直都是超出我的想像，原告者竟然试图要以“鸿门宴”与被告和解。我们当然拒绝了赴宴。 从当初送交律师信气势汹汹地威胁，到现在提出一起吃饭和解，吴征杨澜怎麽一路退却了呢？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官司必须得在纽约打（按常规，在发表文章的媒体所在地）。他们找的那个曼哈顿的律师事务所非常对口，以擅长打诽谤和商业不正当竞争官司而闻名。他们曾代理美国《时代》周刊公司被印尼总统苏哈托状告诽谤一案（苏哈托索赔270亿美元。吴征找这麽大的律师所给我们发信，可能也没少花钱），以他们对美国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的了解，知道这个案子在纽约打根本没有赢的希望。律师的最大目的是要打赢官司，只有赢了官司他们才有钱可赚。吴杨找的律师当然也一样。为他们写一封律师信吓唬一下当事人很容易，一旦真的要接手这个案子，就要全盘评估，有无胜算可能，如果完全没有，他们根本赚不到钱，就不会接这个案子。 但是，如果吴征在中国和我们打官司，我们则几乎肯定会输。最近看了多维网刊载的耶鲁大学华裔教授陈志武关於市场和新闻监督的文章，更感到这一点。据陈志武的研究，当中国媒体被企业或个人以名誉侵害而起诉时，媒体在第一审时败诉率高达69.27％（而在美国，媒体的败诉率仅为8％）。也就是说，我和多维网败诉率达到七成。 导致中国媒体败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律要求举证责任在被告的媒体一方，这就严重加大了被告败诉的可能。因为哪一方负责举证，哪一方的困难和责任更大；不仅证据收集困难，证人也往往不愿出庭。例如我对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在美成功企业家”、杨澜的“《纽约时报》头版”、“哥大校董”、“哥大前5％的成绩”、“三大台邀请当主持人”等等说法提出质疑和否定。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要由我拿出一系列证明上述一切都不存在的证据。存在的东西比较好证明，而“不存在的东西”怎麽证明呢？别说让巴灵顿、哥大、三大台等合作很困难（三大台怎麽合作？他们会愿意出来声明他们从来没邀请过杨澜？），即使他们都愿意合作，那我也得花很大精力去收集这些证据，否则就一定得输官司。而按照美国的法律，则要由原告吴征杨澜举证，由他们提供拥有上述学位、头衔的“证据”等。所以举证责任在哪方，哪方败诉的可能性大。由原告举证，就为被告不输官司提供了极大的保护。 由於在中国必须由被告的媒体负责举证，因此很多企业可以很容易和新闻媒体打官司，写个简单的状子递到法院，就可迫使媒体去做大量的举证工作，仅这一项，就可把报纸拖得以後不愿、不敢再去挖掘丑闻。例如据陈志武的文章，深圳“世纪新源”公司起诉《财经》杂�遥�诉状苹有7句话。陈志武感叹说，“上趟洗手间的时间就能写一纸诉状”。过去中国人写密告信，“八分钱查半年”，把当事人查个半死；现在是“7句话打半年”，用官司把媒体拖个半死。 现正进行的原中共厅级官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告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诽谤案就是这样，因古远清撰文指出余秋雨曾是文革批判组“石一歌”写作成员。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要由被告古远清“举证”余秋雨文革中怎样以文整人，而不是由原告余秋雨举证他没有这麽做。古远清明明是引用余秋雨在上海的文革战友已发表的文章中的话，但余秋雨不告那个上海作者，反而来告古远清；而且不是在古远清所居住的武汉打官司（按中国法律应在被告居住地法院起诉），硬是不按规矩地在原告余秋雨居住的上海打。这样就逼迫古远清一次次从武汉跑到上海，对於一个穷学者来说，不仅路费、精力、体力难以吃得消，而且要他对余秋雨的文革行为举证当然也不容易。余秋雨想用这种方式逼迫对方认输，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警告他人不得对“余院长”等党的文化官员说三道四，进行监督批评。曾被当局考虑提拔为文化部长（他自己透露）的余秋雨不久前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要对批评他的人和媒体逐个告，“官司要不停地打，打五年十年，一个个打下去”。 据陈志武的文章，在中国，企业告媒体不仅胜算大，而且获得赔偿金的概率是61％（而在美国仅为6％）。像吴征杨澜那些真假企业的大款们，不仅不负举证责任，胜算很大，而且还会得到“赔偿金”。这还仅仅是从法律层面，还不算从政治层面：他们可以用金钱贿赂高层官员，或者私人关系来以权势干预司法，获得胜诉等。杨澜就通过前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长王晨的私人关系，成功地阻止了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继续发表调查吴杨的文章。如果这是一场官司，可以想见其结局。 但是在美国，吴征杨澜的这些手法都根本不可能见效，别说他们很难以在中国的方式拉到真正的政治关系，即使他们有周旋於美国高层的能力，美国官员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则几乎没有。以克林顿性丑闻案为例，作为国家最高官员的总统，他能做的“干预司法”行为，只是设法让证人说假话。而如果他想影响、甚至干预法庭的判决结果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巨大约束之外，官员们还受到媒体的严密监督，所以谁有中国官员王晨们那麽大的胆子呵。 在美国和媒体打官司，吴杨作为原告除了要举证之外，他还必须证明我的调查报道有三个大错：第一，报道失实；第二，对吴杨名誉造成损害；第三，作者有事实恶意（事先就知报道不实，不加核实，故意陷害他们）。吴杨在第一条自然难以胜诉，因为如果他们能拿出任何报道失实的证据，早就和我在法庭上见了。第二，如果他们的名誉因为报道而受到损害，但他们却无法证明报道错误的话，那麽损害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报道者。第三条是最为保护记者和媒体的，就是原告必须证明媒体有事实恶意。即使媒体在第一、第二条都输了，报道完全失实，也伤害了当事人，但如果原告无法证明媒体有事实恶意，那麽他的官司也是打不赢的。 吴征杨澜大概也通过律师弄明白了，按照美国的制度和法律，他们没有可能打赢官司，因为他们的确撒谎了，欺骗了。但是，经过如此一番媒体的“洗礼”，吴征杨澜不仅死活一个字也不向公众道歉，也丝毫没有像北大的王铭铭和香港的李泽楷那样反省自己的行为，而是一边继续撒谎（说离开新浪和他的假学历没有关系，而是因被一家“规模非常大的国际传媒集团”聘为执行官，“但後来因对方高层人事变动”而作罢。哪一家公司？吴征在继续使用他一惯的骗人说法），一边用现今中国世面上的收买手段，拜会报社，企图在美国封住记者和媒体的口。恶劣至此，的确太“开先河”了！ 除了这种近乎不可理喻的恶劣之外，这对自称“媒体人”，要以新闻为一生事业的人的思维方式，也让我觉得只有用广东话的“漆线”来形容才准确。因为他们可以收买几张报纸，和某个记者，但是对海内外那麽多知道了他们欺世盗名行为的读者们，他们怎麽交待呢？他们以为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起来，人们就都忘记了那一切谎言？更何况他们绝不想就此隐姓埋名，而是要继续出人头地。可脑袋一冒出来，读者们（和杨澜的观众们）就想起“巴灵顿博士” 和“哥大笑董”，这怎麽办呢？ 再说，他们总不能相信中国的媒体在他们活著的年代永远归王晨们掌握？一旦中国有了新闻自由，谁能保证他们的“闪光经历”不被再翻出来欣赏一番？由於吴征杨澜本人暂时并没有因为海外的“吴征杨澜事件”而受到什麽根本的影响，所以大概不少人很失望，觉得媒体大概也没有什麽作用。但我可不这麽悲观，目前海内外的中文媒体都处於一种特殊阶段，但它会一步步走向媒体的规律，就像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一样，它们都会一步步靠近人们内心渴望的路子。 吴征杨澜的问题最後一定是，只要他们不公开道歉，人们就会一直记得他们；至少我会记得。 2003年1月21日 2003-01-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下水道凸显中国脆弱的城市生态
中国北京、广州等城市用靓丽的现代建筑让纽约、东京等城市相形失色，但中国城市下水道系统却时常掀开中国现代化的光鲜裙裾，暴露出内在的种种不堪。7月21日“水淹帝都”这场灾难，据报道已经有3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90万人受灾。 最近20多年是中国城市飞速扩张时期。由于公共工程沦为政府官员寻租重地，地面的道路、桥梁、建筑物成为豆腐渣工程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中国城市生态系统最脆弱之处，却是下水道系统的落后。每次暴风雨来袭，许多城市都会沦为“泽国水域”。中国当局每遇这种情况，总是喜欢用“百年一遇”、“几十年一遇”这种说法表示这是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以此推卸责任。 中国城市下水道系统的落后，凸显了城市生态的脆弱。一个现代化的多功能的城市，其城市建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近30个专业领域，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建设管理、环保、园林、消防、道路、地上、地下管线等等，其中下水管道的设计，与一个城市的规划者是否具有长远眼光及政治责任心极有关系。美国与欧洲各国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下水道系统的设计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极有前瞻性，设计时考虑的承载能力至少按当时规模的十倍以上。纽约、伦敦等城市至今使用的下水管道都建于一两百年以前。由于设计时具有长远眼光，考虑到城市及人口扩张，以及维修的方便，其基础非常牢固，人可以在里面直立行走还有裕余，直到今天仍在有效运转。西方各国的城市能有今天的发展，靠的就是这样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各国极为重视城市建设档案的收藏，许多百多年前的城市档案至今仍完好无缺，遇有改建维修，这些档案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下水道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中，几乎被放置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这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即只注重“面子工程”有关。城市下水道不在地面，与“面子”无关，因此最容易被地方官所忽视。因了这一“中国特色”，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规划永远把表面光鲜放在第一位，强调街道的宽直、地标建筑的光鲜靓丽，但在城市排水系统设计上却降格以求，据说现在仍然基本沿用前苏联模式，下水管口径比西方国家小很多，遇到流量大就无法及时排水。例如广州排水管道当中有83%就是按照一年一遇的防洪排涝标准建设的。 对下水管道系统持如此敷衍态度的中国，在城市建设档案的管理上当然也非常落后。在中国各大城市当中，上海原来是各国租界所在地，租界工部局按西方惯例，保存有城市建设档案。因为有此遗泽，上海率先在1987年建立了城市建设档案馆，但中国建设部办公厅则迟至1992年才成立了“城建档案工作办公室”，此后全国100多个城市相继设立了城市建设档案馆，但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水平较高且能够提供功能性服务的有上海、广州与深圳等城建档案馆，北京市虽然成立了城建档案馆，但连一个象话的专业网站都没有。许多地方的城建档案馆的负责人写文章谈城建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时，还停留在空泛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及审美价值层面上，未能意识到这种城建档案馆的核心价值在于功能性服务。 说起来，中国近现代城市建设与管理也曾有过道地的西方元素，比如英国在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对香港岛进行殖民统治，在它的经营管理下，有了近现代香港城市。青岛由德国占领，旅大由日本占领，两地城市建设讲究长远规划，建市之初即在道路、交通设施等方面考虑到城市规模扩大的问题；市政工程与公用设施受到重视，上、下水道齐全有效，道路系统布局合理，有煤气、电力供应，讲究绿化。上海、汉口等城市的租界，各国殖民者也刻意经营，城市规划、居住区、道路系统、市政工程与公用设施等方面均很有章法。与其母国一样，各租界的殖民者注意保存城市建设档案，因为这是城市管理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基础工作，城市的扩建、维修，几乎都离不开城市建设档案。 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共建政后，中国的城市管理极为落后。当意识到需要建立城建档案时，许多资料已经缺失。有些城市如深圳市在城市档案的征集与补救工作上做得比较好。我曾采访过深圳档案馆馆长（城建档案馆是其中一个馆），据他讲述，在90年代中期以前，深圳市也没有城建资料报备制度。尤其是旧城区的地下管道系统陈旧，径流量小，每逢暴雨，以东门为中心的旧城区必成泽国，必须改建维修。但因没有地下管道的档案，为改建带来极大困难。为此，深圳城建档案馆启动城建档案征集工作，对于80-90年代前期的建筑，想办法找到原来的设计施工图，图纸如果散佚，则找到当时的设计人员追忆绘制。对于旧城区地下管道图纸的补救方法是：每逢旧城区挖开地面维修，档案馆专业人员到场画图，补充备存。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据说已经将缺失的城市档案补充到60%左右。这项工作对于消防、城市排污防涝、旧城区下水管道改建起了很大作用。 城市的生态系统虽然离政治较远，但中国城市生态系统如此脆弱，却很能体现中国政府那好大喜功、罔顾民生、官员均以公共工程渔利自肥的腐败特色。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7月2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7/beijing-china-floodwater/）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清明节有感：中国墓地之劫
中国人现在活得艰难，普通人家不仅为了生前一套房子发愁，还得为死后的墓地发愁。这墓地的发愁除了付费日益高昂之外（据说北京一块墓地就需要20多万元），还有个死后使用期限的问题。现在纷纷流传的使用期限20年之说。将生者搅得很不安宁，因为中国现在处于人口流动性极大、社会变化极快的时期，谁敢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在20年后一定有能力续上这么昂贵的费用？如果续不上，结果难道是抛骨扬灰？ 话说中国这墓地之劫，并不始于今天。只是1949年之前，不得安宁的主要是帝王陵寝与达官贵人的墓葬。中国的殡葬文化历来重视厚葬，凡有钱人家莫不厚葬其先人，以示孝顺。这就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盗墓这个行业。尤其是汉唐帝陵集中的长安、咸阳与洛阳一带，盗墓成风，盗墓利器“洛阳铲”据说就是洛阳盗墓高手发明的。我当年曾到西安，据当地一位文物专家告知，帝陵无不被盗，只是程度不同，连秦始皇陵与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都出现盗洞。曾做过土匪、毒贩的军阀孙殿英公然派军队盗挖东陵，将乾隆、慈禧毁棺抛尸。 但那时无主的穷人墓地即义冢还算安生，因为那是“旧中国”的一项慈善事业，即当地的大姓士绅之家集资买地，归葬贫而无家之人，盗墓贼知道无利可图。遍布全国的义冢的被毁坏，始于中共建政之后的“新中国”。 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平坟在中共治下被视为天经地义。山西省晋祠镇赤桥村之西的卧虎山下，原有一座“义冢”，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赤桥村人集资建立。当地因为常有乞丐云集，死后不得归葬，于是村人集资建立义冢，此事得到当时的周姓县令鼓励，赏钱四千文，批准义冢占地一亩。时人专门刻了一块《赤桥村创置义冢碑记》，立于古刹兰若寺中，以记其事。从1834 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110余年间，义冢已扩张为4亩多地。直到1960年代，义冢也被平整后恢复为耕地。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同类举动，我当年在湘西修铁路之时，所修路段就平了一座坟山，迁葬是不可能的，全当做废土处理了。那坟山埋葬的死者除了土匪之外，还有当年死于湘西剿匪的解放军战士，因为遗物中有军用水壶与搪瓷杯，上面画的红五星还依稀可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义下，中国历史名人的墓葬遭受前所未见之浩劫。普通将相之墓难逃厄运，就连历史上很受尊崇的文圣孔子之墓、宋代清官包拯之墓都被挖掘。中共本党的前辈也难逃厄运，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之墓也被红卫兵挖掘，其遗骸抛置野外，还标上“瞿秋白的狗骨”字样拍成照片，登在当时的红卫兵小报上。大概对这类因政治鼎革而累及亡灵的事情见多了，中共两位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与邓小平都生前立下遗嘱，要将自己的骨灰撒向江河湖海。 改革开放以来，修桥修路建住宅等基础建设从未停过，凡这类工程所需要之地，不仅活人让路，死人更得让路。信奉无神论的的中共政府，对挖掘坟墓毫无顾忌，口号是不能“让死人与活人争地”。 公共墓地商业化经营就是近20余年以来出现的现象，随着地价飚升，墓地价格更是飚涨，最后“发展”出只给20年使用权的“中国特色墓地市场”，让中国人有“死不起”之叹。中国人在社会主义人间的贫富差距也体现在死后的世界里。各地有钱有势者占用几亩甚至几十亩地修建豪华坟墓的事屡见不鲜。山东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委、海德集团董事长李德海，在国家级森林公园昆嵛山中，毁林数百亩，耗资数百万元，为其母及前妻修坟，其规制超过古代王公。湛江开发区龙潮村支书梁杨辉利用权力倒卖土地敛财44亿元，占地50余亩，为其母亲修建“天下第一墓”，据说聘请踏勘墓地的风水师酬金就达一百多万元。而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王小喜无钱葬母，只好将母亲遗体捆在两个麻袋中，再绑上几块石头沉入江中。 无数往事与今天正在发生的事，证明中国是一个生者活得痛苦，死者不得安宁的国家。盖洛普2010全球幸福调查发现，七成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虽然造成墓地价格飚升的深层原因是需求无限与土地资源供给有限这一原因，但中国不重视人权才是上述现象发生的根源。在北京政府眼中，活人的人权都无需尊重，死人不是“人”，当然更不需要尊重其安眠权了。中国人的先人要想安宁长眠地下，需要特权。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之所以被其家乡父老深表感谢，原因是他的“面子”使骆氏祖先安葬之地得免迁坟之痛。财经记者叶楚华在微博上说，骆氏家乡是广东台山水步镇吉龙村，两年前曾被政府强制征地，所征地块包括骆氏集体坟场，那里是众多骆氏先人亡魂栖息地，骆家辉曾祖墓地亦在其中。骆氏乡亲多次力争，当局置之不理。直到骆家辉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当局才算是停止征地。 我曾去美国康乃狄格州的雪松岭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拜谒过容宏之墓地，也曾在台湾大学校园拜谒台大首任校长傅斯年墓园。在那安宁祥和的墓前，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想法竟是“幸亏他们未葬在中国”。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4月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4/chinas-tomb-sweeping-day-the-tragedy-of-chinas-grave-yard/）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克林顿和毛泽东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8月5日发表题为「克林顿和毛」的社论，内容是评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新书《我的人生》（My Life）在中国被盗版，并被加入很多毛泽东语录的荒唐。 该社论开篇即引用《我的人生》的中国版内容：「我出生在（阿肯色州）希望镇，那是一个风水相当好的地方。」然後还有：毛泽东曾鼓励克林顿申请到中国访问的签证。当然还有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小姐的缠绵，克林顿对这位白宫实习女生的评价是：「她太肥了，我永远无法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其实这些都是瞎编的，原书中根本没有上述内容。而且出版这本书的美国图书公司的克诺夫（Alfred A. Knopf）说，他们还没有把这本书的版权卖给中国。中国大街上的《我的人生》都是假人生，完全是盗版，并被随心所欲地增加了一些内容。 这样擅自增删翻译作品，中国官方出版社早就做过。中国著名的译林出版社，就曾把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的《活出历史》（Living History）大段删节、并添加自己写的内容，简直是「润色」胆包天，因为全世界的出版社，没有谁敢这麽干。 这种丑闻被美国媒体大幅报道、并被美国出版社追究之後，译林的名誉扫地，它不仅不再敢改希拉里的「历史」，现在连克林顿的「人生」出版权也拿不到了。於是这种「编辑」手脚的工作，就由那些无法无天的「街头编辑」承担了，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好像那书是他们自己写的。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感叹说，仅从克林顿的书被这样盗版，被改的如此面目皆非，被这样容易地摆到大街上出售（售价1美元多一点），就可看出中国的盗版有多严重，中国的法治多不真实，中国政府对智慧产权是多麽不负责任。 最後该社论也不无调侃地说，克林顿的书被如此改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的人生》太冗长、太乏味，如果中国的「编辑们」不加进一些莱温斯基、毛语录的「作料」，中国的读者可能根本无法看下去。 《华尔街日报》的判断并没有离谱。克林顿这本书一上市，就遭到美国左派、右派媒体的左右夹攻，劣评如潮，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从白宫出来的人，写的最烂的一本自传。即使连一向偏袒克林顿所代表的左翼民主党的《纽约时报》，它的首席书评家、日裔美国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也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坦率指出，克林顿的新书长达950页，粗糙、沉闷，纯属一个男人的无聊自语；而且漫无章法，缺乏焦点和秩序，冗长乏味，简直像克林顿总统任期的翻版∶为所欲为、漫不经心而辜负众望。 《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不久前写出《古拉格》一书广受好评的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对克林顿也是毫不留情，把书评的题目乾脆起为「克林顿的空虚『人生』」（Clinton's Empty 'Life' ）。 美国另一家左翼媒体CBS电视的主播丹．拉瑟也不客气地评论说，克林顿的新书有些段落像政策解说，有些像忏悔告白，有些乾脆是竞选造势演说稿和白宫档案的堆积，简直是随手拈来的大杂脍。 一般美国的书评家，都把克林顿的《我的人生》和希拉里的《活出历史》比劣，两本有共同特点，都是堆积资料，堆积事件，堆积历史和人生过程，没有坦诚，更没有真实的内心世界，因而根本谈不上对读者的人生有什麽引导，对人类历史有什麽借鉴。但克林顿还是比夫人诚实一些，毕竟他的书是自己写的，不像希拉里是捉刀带笔；福克斯电视台的政治评论节目主持人比尔．欧莱利（Bill O'Reilly）说，希拉里的书，她自己一个字都没有写。 但这对前总统夫妇的书都能登上美国「出版记录」，不仅因为写的烂，还因为两本书都初版印了百万册，都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都获得巨额的预付版税，两人都发了财。就因为他俩都是政治名人，他们把「名」卖了钱。也许从这个角度，中国人拒绝买烂书的版权，从报摊上花个一美元买来克林顿的书，看看热闹也就行了。否则像美国人那样花上30美元，看後再大呼「上当」就来不及了。 2004年8月5日於纽约（原载《大纪元》） 2004-08-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俄罗斯的希望：中产阶级权利意识的觉醒 - “六四天安门事件”23 周年反思（二）
中国近些年的外交有个特点：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如果有任何“不友好”的行动，中国政府必然提出强烈抗议；但俄罗斯对中国再“不友好”，比如俄国的中国威胁论时时泛起；中国商人及在俄侨民经常受到不公正不人道的待遇：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一波三折，中国经常遭到俄罗斯经常单方撕毁协议的羞辱，等等，但中国政府对此基本低调处理。中国媒体对这类事件也视而不见。在对待普京及西方各国元首的态度上更是泾渭分明，对西方国家首脑及政府丑闻从来不吝笔墨，对普京则除了赞扬，基本不加批评。 普京何以得到如此礼遇？原因无它，只因中国政府将普京及俄罗斯视为反民主盟友。放眼滔滔世界，北京觉得很难再找到与自己如此相似的同类项。北京认定，俄罗斯如果失去普京，将会走上亲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这将使北京感到自己失去重要的同盟者。 作为同类项，北京与普京最相似的就是两者都排斥现代民主制度，笃信发展经济是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普京在今年1月的竞选演说中，仍然坚持政治上的“跳跃与革命”是有害的，需要渐进发展；仍然强调“强大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证”；强调俄罗斯在家用电器拥有率方面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五分之四的人的实际收入超过了苏联发展的顶峰年代，80% 的俄罗斯家庭的消费水平超过了苏联时期。普京当然不会忘记提到民主化初期俄罗斯曾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唤醒人民对他的感谢之情。 ——类似的内容，人们几乎可以从江朱第三代及胡温第四代这两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讲话中经常看到。 北京与普京的共鸣还表现在二者对文化思想控制都表现出特别的嗜好。区别只在于：在有了一定创作自由空间的俄罗斯，普京还得礼节性地表示“谁也不能侵犯创作自由”，但普京真正要强调的是：“国家有义务和权力动用资源解决社会和公共问题，包括塑造能巩固国家的世界观”，“国家在文化领域也要提出相应的要求。电视、电影、互联网、大众文化这些塑造社会意识的工具都要做行为表率和制定规范”——这点，中国政府已经走在普京前面，还希望更上一层楼，能够控制得滴水不漏。 在经济政策上，普京强调大型国有公司在经济中的控制作用，富人们因此深感不安全，往外移民成了富人趋之若鹜的选择。甚至有报道说，纽约豪宅的价格因中俄两国富豪购买而被拉升——看到这些，相信熟知中国政治宣传与国情的人士都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是中国政府且慢高兴，在经历过第一轮初始民主化的俄罗斯，民主思想的种子已撒入地里，经过艰苦耕耘，俄罗斯会有收获。 俄罗斯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在于：1991年苏联崩溃之后实行了全面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不如中国政府这样全面严格；曾经有过的民主化改革，使得多党制成为今天俄罗斯政治生态，执政党势力虽然强大，但不能象中国这样以党领政、政府完全沦为党的政治工具。也因为有了这些政治活动空间，即使普京再想开倒车，也只能在俄罗斯实行开明专制，结社自由、示威游行自由、新闻自由等虽然受到普京及其政治势力的严重干预，但毕竟还为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提供了活动空间——这些，今天的中国依旧全然没有。好不容易有个透气的微博，也被中国政府全力以赴地围追堵截。 不喜欢普京强权的还有经济精英，但他们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方式，移民外国，并带走自己积聚多年的财富。 普京的支持者有两类人，一类由俄罗斯愤青组成，比如普京青年团“纳什”、“青年近卫军”等。他们拥护普京，是因为普京激起了他们的强国梦，他们高喊“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这些青年并不了解前苏联历史，也不能体会斯大林专制曾让苏联人民生活在红色恐怖之中；被普京的说教所吸引，加上普京的俄罗斯青年联邦目标计划为他们进入各级政权提供了机会，因此成为普京的坚定支持者。另一类则是普京的“票仓”，主要分布在农村等信息落后及受控制地区（与穆巴拉克的支持者阶层相同），这类地区的人群仍偏向于“传统的俄罗斯秩序”，即强权政治。 根据2011年初的民意调查，近70%的俄罗斯人选择“稳定”，即使这样的稳定“可能需要以民主原则及个人自由为代价”，只有大约20%的人会选择“彻底自由的民主”，这一人群主要由生活在莫斯科等大中城市的中产阶级构成。这些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稳定”，而是要求各种政治权利，尤其是参政权。他们是普京强权的积极反对者。经济上日趋富有的中产阶级是抗议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对政府腐败、税负太重、缺乏自由颇有怨言，但一想到失去政府的强力统治，中国可能陷入无序化的暴民政治，就成为政府强权的坚定支持者。 中俄中产阶级对强权的态度不同，与两国经济特征及中产阶级生成途径不同有关，也与社会底层是否成为本国经济的受益者有关。 俄罗斯是资源型经济，普京将俄罗斯从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非他找到了重振俄罗斯经济的科技兴国道路，而是世界资源供求格局在90年代中期发生巨大变化，普京因势利导，利用了本国资源优势解脱了本国的经济困境，并利用剧增的国家财政改善了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全社会均从中获益，中产阶级的主体并非公务员阶层，而是涵盖了各种类型的知识群体。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依赖型经济：不仅在生产上高度依赖外国的原料、能源、核心技术，甚至连市场也是高度依赖国外市场。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只能依靠对劳工生命福利的过度透支，还依赖于对本国生态环境的过度透支。中国占人口不到20%的中产阶级，除了在几个对外开放的橱窗城市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中产阶级主体是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员工，其生存发展本身就高度依赖政治强权。 （发表于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6月1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6/from-russia-politic/）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3 亿多“中产阶级”为何消失了？
最近，北京又让世界看到了这个国家非常混沌的一面：全国人大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 元之后，高达三、四亿之多的新兴中产阶级突然缩水为2400万人。按照中国物价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刚够维持低水平生存，在省会城市也很紧张。因此，这一结果意味着98%以上的中国人仍然贫穷。这幅图景与此前不久全世界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将超过美国那幅繁荣富足的中国景象简直成了冰火两重天。 富裕与贫穷，这两幅图景的主要画工都是中国政府，人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幅是真实的呢？ 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怕比较 征税起点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之后，纳税人数由原来的8400万人左右减至约2400万人。认真解读这一结果，意味着“富裕”的中国有约6000万人的月收入在2000~3500元之间，其余93.8%的人口除1.5亿每天消费水平在1美元（6元人民币）以下的穷人之外，大部分人月收入在600元~2000元之间——600元是中国政府为农村低保人口设置的低保金。 这一数字与中国在援助非洲及拯救欧洲经济时所展示的富裕极不相称。而且也与另外几组数字呈矛盾状态：一是与全国用“皇粮”供养的人数不相称。全国由财政供养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4000万加上事业机关人数，有多个估算，大致在7000万~8500万人之间，以此减去2400万人，即使这个中国收入最为稳定、让小百姓羡慕的群体也有一大半人的月收入未到3500元。二是与2010年高达29748元（3650美元）的人均GDP极不相称，粗略估算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为9亿左右，其中8.7亿多人的收入竟然都低于人均GDP水平，只能说这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 “中产阶级”数量的迷宫 最重要的是，每月收入3500元（约650美元）的人口只有2400万人，让全世界的一个颇为热闹的研究课题与媒体话题——“中国中产阶级在持续壮大、中国已形成橄榄型社会”一下漏了气。 这里且不谈早几年那些充满期望的数据，如美国著名的麦卡锡全球研究院（MGI）2006年预测的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将高达2.9亿人。只谈近两年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数据。 2010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以每天消费2美元为下限，加上世界银行的“全球中产阶级”20美元日消费上限，在此范围内，即成为“亚洲中产 阶级”。按此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不过，亚行将中国中产阶级又划作“底层”“中层”“高层”三类。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他们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这一报告中的数据受到中国国内普遍质疑，因为即使将那3亿多底层中产剔除，中国还有5亿多名实相符的中产阶级。所以中国国内媒体大呼中国人“被中产了”。 大概是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数量与标准上还不够混乱，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在亚发行公布中国有8亿多中产阶级之后的三个月也来凑热闹，提出对中国中产下定义需要一个硬指标，即年收入1万~6万美元。文章称，以此为标准，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超过3亿多，大于美国的总人口数。 中国政府与官方学者认为中国有多少中产阶级呢？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调查结论称，6万元~50万元是界定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在2009年称：中国中产阶级已占总人口22-23%，并且将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按此计算，中国此时至少有3亿5000万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年收入在6万以上。 中国在贫穷与富裕之间飘忽的原因何在？ 但就在中国政府准备核实个人收入准备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年收入6万至50万元的3~4亿中产阶级突然消失了，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中国人仅剩下2400万人。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的中国，在总人口当中，居然只有不到2%的人能够承担光荣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职责，其中的少部分人还成为成为世界奢侈品市场的消费支柱——这些人当真是“任重道远”哪。 只有以下三种解释能够粗略说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是中国政府以往对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严重估计不足，极度夸大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而外国那些研究机构本来就是雾里看花，所公布的数据无非是跟着中国官方的调门凑热闹。 二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经济与灰色收入。既然是“灰色”的，这些钱自然会被漏统，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可以在阳光下晾晒的国民收入表上。按中国现在的物价水平，月收入3500元在中等城市仅够生存。从实际购买力来看，要加上为数不少的灰色收入才能支撑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购买力。 三 中国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些人的财富远远超过外人的猜测数量。这从以下数字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共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四分之一。但按胡润统计，2010年中国千万富豪只有96万人，如果这一富豪群以千万元级占主体，其消费很难将中国变成全球坐二望一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并吸引全球超1/3的奢侈品牌来中国开店。 看来中国仍然还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其中任何一件事情的真相，需要花费极大精力。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7月13日，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7/mid-class-disappear/）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突尼斯首次总统大选传出四信号
在昨天结束的首次突尼斯总统大选中，反伊斯兰主义、呼吁世俗化、主张政教分离的“突尼斯呼声党”的88岁候选人埃斯卜西击败了伊斯兰势力支持的前过渡政府总统马尔祖基，成为突尼斯首位民选总统。 2011年初在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因国花是茉莉花而得名），不仅赶走了在本国专权23年的阿里总统，导致四国专制政权被终结（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更促使了让整个中东发生根本性变革的 “阿拉伯之春”。 近四年后的今天，这场茉莉花革命始发地的首次总统大选结果，更清晰地预示出这场革命的方向和效果。它传递的是这样几个令人振奋的信息∶ 第一，即使是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也被人民淘汰。 突尼斯革命后，接著就是埃及革命。西方左派常把这两国加以比较，把突尼斯誉为“温和变革成就”样板，把埃及贬为“暴力骚乱失败”的象征。 在美国，左翼媒体基本是这种观点。例如《纽约时报》年初发表的该报记者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题为“宪政路上突尼斯与埃及分道扬镳”的报道评述中，就引用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内森·布朗（Nathan Brown）的话说，埃及现状是“火车车祸”，而突尼斯虽然“人人在悬崖边跳舞，但从来没人掉下去。”意思是埃及大混乱，突尼斯则转危为安。 但这次突尼斯总统大选结果证实，被视为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仍是从“悬崖边”滑落，而且是被人民用选票推下去的。他们的所谓“温和”并没有成gong，照样被人民淘汰。 突尼斯有1100万人口，98%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奉者），但在这场首次总统大选中，多数人民却把选票投给了主张世俗化的候选人。这种结果说明，只要有民主选举，只要有自由表达，即使人口多数是穆斯林，也不等于他们一定支持“伊斯兰主义”，更不表明他们接受政教合一。 第二，伊斯兰党可能短期得势，但世俗力量壮大后将赢得民意。 突尼斯革命之所以得到西方左派欣赏，是因为独裁者阿里被赶走，首次议会选举时，伊斯兰复兴党拿到多数席位后，同意跟世俗派分享权力，被视为政局稳定。这点跟埃及的情况很相像，在首次埃及民选时，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当选总统（虽是微弱多数）。 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和世俗政党比较，宗教背景的政党更有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在民主力量还没有成军的政治真空（首次选举）中，他们就赢了多数席位。 但穆尔西当选后推行伊斯兰主义，引起民怨沸腾，结果在二次革命中，穆尔西政府就被人民推翻。再次民选中，世俗派的塞西将军则高票当选埃及总统。 在突尼斯也同样，在两月前举行的该国第二次议会选举时，刚成立只有两年多的世俗派政党“突尼斯呼声党”一举赢得国会217个席位中的86席，成为第一大党，而原来占89席的伊斯兰复兴党则减至69席（其他席位为小党瓜分）。 这次总统大选，伊斯兰复兴党知道自己缺乏民意支持，所以都没有推出本党的候选人，而是号召党员支持他们的同盟、过渡政府时的总统。他们虽有宗教组织帮忙，但最后还是败给了世俗派候选人。 按突尼斯宪法，首轮总统选举如无人票数过半，则第二轮再选。世俗派候选人埃斯卜西在首轮赢近40%（对手33%），第二轮则赢到56%。他在今后五年总统任期内，会推行竞选时承诺的世俗化、拒绝政教合一、促进突尼斯现代化的政策。这不仅有利于该国的政经和社会稳定，也对周边国家的变革，再次发出样板性的信号。 第三，突尼斯变革得到埃及革命的“暗助”。 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虽被视为“温和”，但在坚持伊斯兰主义上，仍属基本教义派。例如在去年六月开始制定该国宪法草案时，伊斯兰复兴党就坚持把伊斯兰定为“国教”，穆斯林才可当选总统。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开宗明义，就是规定不可把任何宗教定为国教（虽然美国是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伊斯兰复兴党坚持把伊斯兰定为“国教”，穆斯林才可当选总统，就证明了所谓“温和”只是表像。当时还没拿到国会多数席位的世俗派最后只好让步，同意把这条写入宪法。但伊斯兰复兴党得寸进尺，还要求更多，由此形成政治僵局，导致宪法草案的制定被迫中断了五个月。直到埃及人民革命推翻了穆尔西的伊斯兰政府，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看到极端伊斯兰没有出路，才同意让步，放弃了有关伊斯兰法的表述，而接受世俗派的条款∶突尼斯实行共和制，以公民权、人民意愿、法律为基础，保障人民自由和权利。实质就是“政教分离”。 推翻了（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总统的第二次埃及革命，虽然遭到短视的西方媒体的抨击，但在客观上却对突尼斯的变革起到了相当大的暗助作用——等于是警告伊斯兰复兴党，如一意孤行，就是埃及穆兄会的下场。 其实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埃及人民推翻穆尔西的伊斯兰政府，世俗派的塞西将军高票当选总统，是向整个阿拉伯世界传递了明确的信号∶伊斯兰主义是走不通的，即使伊斯兰政党通过选票掌权，如朝向政教合一，仍会被人民推翻。所以这次，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等于是吸取了教训。作为政党，连自己的总统候选人都不敢推出，几乎是未战先降，承认失败。这当然是不得已之举。 第四，突尼斯选举结果也向中国和台湾发出信号。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信号是∶无论专制政党统治多久，领导人有多强势，一旦有契机，人民起来反抗，独裁者就会兵败如山倒。在初始的民主选举中，旧势力的变种可能会赢得总统（或国会多数），但民主力量会突飞猛进地迅速壮大，随后就会是赢家。埃及走了这个过程，突尼斯也是如此。革命果实没有被窃取，茉莉花香仍飘向四方。 对台湾的信号是，在突尼斯根本不存在所谓“世代交替”的问题。这次突尼斯总统选举，是在两位老人之间选择。败选的已69岁，而胜选者今年已88岁。按规定任期五年，到时他将是93岁。 突尼斯人民看重的不是年龄，而是理念、经验、资历、领导国家的能力。但在台湾，所谓的“世代交替”其实更多是一种政治权争的托辞，实质是要把坚持原则理念的元老统统赶走，由所谓新一代的策略灵活者（其实是妥协原则者）掌握权力。 在突尼斯，88岁的前政府总理埃斯卜西，得到了1100万人民中的55.68%的选票（投票率60%），再次证明茉莉花革命发源地人民的智慧。对华人来说，8是幸运数字，让我们预祝88岁的新总统带领突尼斯走向世俗化、民主化的双重的成就 2014年12月22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2-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谢文杰，为了神州的名誉您再考虑考虑吧
您的心思不难理解，就远志明这麽一个台柱子，如果倒了，多难堪。远志明现在一言不发对他自己最有利，所以他是聪明人。但您这麽跳出来，可就不好了。 但是您的反应，不，反击，实在是只是更进一步地对您，也对神州不利。因为您的公告是可笑到极点的∶ 您说保留诉讼权，问题是，整个事件所有的控告都是对著远志明个人来的，和您何干？和神州何干？要诉讼，只能远志明诉讼，他不肯站出来，您著什麽急？您著急又有什麽用？您根本没有CASE. 我可以跟您讲讲圣经的道理，诸如听凭主怒之类，但是我估计您大概听不进，所以只好讲讲世界的小学了。 您质疑十八牧的动机。动机不是您能知道的，而且人家多次和您联系您都不回应，看来您也根本没有去和人家沟通的愿望。您连沟通都不用就直接知道人家的动机了？ 您要被害人的牧师和被害人直接跟您联系，抱怨18牧不给您被害人的资料。其实被害人的资料您只需要问一下远志明就可以知道，您不肯问，还是远不肯告诉您？实际上柴玲早就和神州联系过了，您们不是电邮不回，挂号信连说一声收到都不肯吗？ 我恶意猜测一句，被害人的联系方式您拿到以后会怎样？该不是雇佣水军去威胁吧？谢弟兄，新浪上有水军来回拷贝粘贴捧远志明的文字，这是已经被网友截屏过的，至少对我不是新闻，也许对您还是新闻？ 您再这麽继续表演下去，您只会让更多人对神州起疑心。您生意人出身，应该懂得止损的道理。您可以继续闹下去，但我相信，公义的神如果让事态继续发展，远还有更多的丑闻被揭露时，您怎麽办？ 多的我就不说了，弱弱地问一句，他（远志明）读神学院期间回国是怎麽回事？ 他和新浪是什麽关系？ 哦对了，他发预言说苏晓康太太会完全康复，现在20年过去了，这到底是假预言不是？您觉得对假先知该是什麽态度？ 谢弟兄，您不要高看了您捧出来的远志明。这个人做事不细密，我说的不细密是什麽意思，想必您也明白。 谢弟兄并神州诸位董事，我最后再提醒您一句，听闻贵机构的雇员在网上下载有知识产权保护的电影到机构的工作电脑上，我深感惊讶。即使是在遍地盗版的中国大陆，比较正规的机构也不允许员工下载盗版软件和视频音频资料到工作电脑上，违反者是可以被立即开除的。在保护知识产权蔚然成风的美国，贵机构的员工如果真的如此作为，让我对贵机构的工作氛围非常担心。很抱歉，就从这一细节上，我感觉贵机构似乎弥漫著一种散漫、懈怠乃至不法的气氛。希望您修订一下员工手册，加强对员工遵纪守法的教育。 谢弟兄，您生意人出身，对怎麽在世界里获取成gong，很有一套办法。那套营销术确实可以非常有效。不过，这世界到底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不是您的聪明和金钱就包打天下的！这话我也许说重了，谁爱听就听，不爱听，由他去。 2015年2月27日 ——原载∶《万维读者》（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_id=1037122） 2015-0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0👍 0💬 0被“数据迷宫”绕晕的北京
话说中国的数据迷宫，其实并非海外“反华反共势力”营建，而是北京自个倾力倾情打造。不幸得很，近年来北京营造的数据迷宫，越来越不能迷惑住外国人与本国国民，倒是官府自身经常被那迷宫折腾得晕晕忽忽，温家宝总理至少被绕晕过好几次。 先说刚发生的事例。6月24日温总理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中国已成功地遏制国内通胀，抑制住价格压力。此论让温粉们兴奋了十余天之后就高兴不起来了。7月9日，国务院下辖的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6.4%，创近三年来新高，显示在货币紧缩政策之下，通货膨胀触顶过程仍在继续——国家统计局这一数据否定了其上司温相此前的对外宣告。 这种让温相略显狼狈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2009年2月就曾发生过一次，而且正巧也与《金融时报》有关。那一年2月1 日，温相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现有失业农民工1200万。外国观察者们正在为温相面对真相的坦率感动时，就在次日即2月2日，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并返乡——此数据与温相公布的1200万整整相差800万。好在此前国际社会已经发生过好几起质疑中国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大辩论，而且与温相同时陷入尴尬的还有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他在联合国人权审议会上宣称，中国农村贫困人数在30年间已经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就在他宣称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国内庄严发布统计数据，声称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 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比李团长宣称的多了600万。 我倒不认为这是温相有意欺骗世人，只因统计数据产自多个政府部门，日理万机的总理，哪有时间去数据迷宫里寻宝？只能是随手逮到哪个算哪个。只是越到晚近，政府部门在公布统计数据这一政务上越不争气，除了部门间互相掐架之外，有时还得自打嘴巴。比如今年6月1日中国央行在《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宣布：地方债务总额约14.4万亿元，风险很大。这一结果让全世界都开始为位居世界次富的中国担心，一时之间讨论中国地方债务危机的文章可谓车载斗量，不少文章还开始预测中国的经济危机。北京又按捺不住了，于是由央行出面于7月11日发布消息，宣布该报告有关债务总额接近15万亿的推测错误，债务总体风险完全可以控制。 无独有偶，央行此前不久刚刚掌掴过自家脸皮。6月上旬，一份被列为“全国优秀金融论文评比的候选论文”——《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外泄。虽然事情并不新鲜，但还是被媒体抓住猛炒了一遍，比如中共自个在香港的亲信媒体凤凰网就以“央行揭贪官外逃路径，过万官员外逃携款8000亿”为题报导。在沸沸扬扬、铺天盖地的报导中，该报告旋即被央行下辖的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称贪官外逃数据严重失实。 好在中国的国家信用已经被当政者损耗殆尽，这种自打嘴巴的游戏只算是在北京政府的脸皮上挠痒痒。但不少人还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会依据这些哄外人的统计数据作为决策参考吗？ 这一担心倒还不必。因为中共政府从来就实行对内对外的两本帐制度。记得我以前说过，统计数据造假实乃中共政府从娘胎里带来的病根，是中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中央政府稳定人心的需要到各级官员的政绩需要，没有一样离得了它。说起来让老左派与新左派都受不了的是，中共统计数据造假的鼻祖乃是他们奉为神圣的毛泽东。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发布了指导大跃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九条的内容就是“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中共政府就开始 实施“两本帐”制度，其中一本对外公布，专门用来糊弄外界。国家统计局以后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有对内对外两套数据，对外公开的是《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供政府官员看的内部资料也有保密级别不同的几种，供不同级别的官员查阅。其中保密级别最低的是《统计资料》，绝密级的是《统计报告》，只抄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内副委员长（党外人士担任的副委员长不在此列），能够看到《统计报告》的人在全国不超过100人。 如上所述，中国政府部门各有一套统计数据，再加上国家统计局本来就有几根舌头，人们在这一数据迷宫当中绕圈，最终难逃绕晕之命运。久而久之，人们选择了不相信。但现在却屡屡出现国务院总理与其部属自相矛盾之事，这只能说政府的正常管理能力严重衰退，是政治衰象的表征。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7月15日，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7/beijing-economy/）
何清涟2025-11-09 00:23👍 0💬 0中国思维撞了美国规则的墙 ——名企业家孙大午签证为何被拒
何清涟 这两天中国名人的新闻多，其中之一是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申请来美签证撞了墙，为此，他写了一篇博文《我被美国拒签的两次经历——致美国总统奥巴马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封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 我仔细看了那封《公开信》，前半部分主要是陈述事实，只在最后几段谈到庚子赔款、弱国贱民、签证环境“让人感觉很受侮辱”之类，因此弄清事实并不难。造成拒签的原因其实很清楚，是孙大午先生的中国思维撞了美国规则的墙，只是孙先生未意识到而已。如果要解决签证问题，也许还得从熟悉签证规则开始。 据《公开信》所述，孙先生2008年第一次签证被拒过程如下，女签证官问“‘你有没有存款？’我说‘有’。‘有没有带存款证明来？’我说‘没有，但我带了企业的资产证明’。下来对方就不再问话，我们就被拒签了。” 这次拒签，责任其实在孙先生身上。因为签证申请要求的是提供个人存款证明，拿一本中国四大行的个人存折（20万左右）就没有问题了，但孙先生出示的是企业资产证明。从证明的易得性来说，个人存款比企业资产证明容易获得，孙先生为什么舍易求难？这当然缘于中国人之间传播的关于赴美签证知识。中国人的赴美签证心得之一是，有无移民倾向是获得签证的关键因素；如果证明自己富有，不是穷到想移民美国啃人家福利，就能证明没有移民倾向。或许，孙先生认为拿出企业资产证明应该比个人存款更能证明没有移民倾向，但这一“发挥”就麻烦大了，因为在美国，企业一般是有限责任制，企业家的企业资产与个人财产有区别，因为企业资产与偿还企业负债有关，所以不是企业家可以任意支配的私人财务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据说长年排长队，签证官不可能听签证者详细解释“中国特色”的私企财产权归属，既然申请人未按规定提交必要的文件，就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签。 中国同胞们私下传说的赴美签证心得中的另一条是：有拒签记录的人不容易再获得签证。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我听过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某女士丈夫赴美访问多年未归，有离婚意愿，她想来探亲挽回婚姻，结果是年年拒签，每拒签一次，她的心理负担就加重一分；被拒签十次之后，一看到签证官就心里直打鼓，最终没有来成美国，只能隔着大洋办了离婚手续。 孙先生基于被拒签一次的经历，以及不想再经历第二次被拒签的“屈辱”，于是让“助理在北京找了一家数一数二的旅行社，并按照旅行社的要求充分地准备了材料”；但是，由于未说明自己2008年被拒签的经历，结果又遭拒签。为什么没说，孙先生在《公开信》中叙述：“进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前，旅行社的陪签员告诉我，他们曾跟美国大使馆对我的事情进行过沟通，说2013年以前的拒签记录都已清零，所以我可以不说我被拒签过，但我并没有想过撒谎。” 我怀疑这位陪签员并非真有经验，否则就不会给孙先生出这个馊主意。签证者应该知道的是：美国是个极重官方和个人文件保管的国家，每个申请人的申请记录都会保存在大使馆的电脑系统里，签证官在办理签证时调阅电脑档案很容易查到，申请人绝不可以隐瞒以前的拒签记录，这种隐瞒行为本身被视为撒谎，本身就构成再次拒签的理由。 孙大午先生在公开信中说，“感觉莫名其妙，无理由被拒签”；但按照美国的签证申请规则来看，第一次未提交合适的文件，第二次在申请过程中隐瞒曾被拒签的经历，恰恰都构成拒签的充足理由。更何况，美国国务院的签证申请管理制度采用的是签证官的“自由心证”，只要签证官认为有理由拒签，无需请示上级批准。申请人写信给奥巴马，也无法指证签证官的决定是错误的。 《公开信》中提到的签证排队时的烦恼和不满，相信不是孙先生一个人的感受。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及领馆中，北京使馆管的地盘大，又是冠盖云集、精英荟萃的“京城”，相信排队者当中有不少人与孙先生一样，在中国是个人物；但既然到了大使馆这块美国的领土之上，就得按美国规则来。几年以前，中国电影电视剧还常讲这类故事，某人到美国后认识一权贵或富翁，立马得到不少便利，发财翻身，那纯粹是编来哄中国人开心的。我记得看过一则小故事，希拉里在一咖啡馆里接受某大报记者约访，声音略高点，服务员就过来提醒她，那位服务生当然认识这位在美国无人不知的大人物。 这几年，中国的企业家来美国观光、投资的不少，陈光标还将纽约当成了一个表演的大舞台，按他的意愿做足了慈善秀、出够了风头。从社会形象来说，孙大午不知比陈光标好多少，他在企业家当中，反对走红道（胡雪岩式官商结合牟利）、黑道（生产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逃税漏税），提倡走正道，清清白白地生产经营。他最被社会舆论看好的是他的社会情怀，例如他在大午集团实行“私企君主立宪制”选举，26名竞选者轮番发表竞选演说，竞选13个董事会成员的席位（董事长和总经理除外），因此被称为“中国民主试验田”。这样一位民营企业家，到美国无论是观光还是做投资考察，都应该是受欢迎的对象；尤其是现在，美国不少州都欢迎中国前来投资，奥巴马在APEC期间又特别承诺放宽来美商务签证，机会更多。 基于上述原因，孙大午先生大可放下拒签引发的烦恼，不必将拒签问题上升到“国别歧视”这样的高度，正视两次被拒签的原因，认真阅读签证规则，下次去签证时诚恳说明情况，俾能顺利成行。 “中国思维撞了美国规则的墙”，这种事情生活中并不少见。只要想通一点：美国的签证申请规则并非专为中国人而设，全球各美国使馆都实施同样的规则，再调整一下思维，入他国，守他国规则，也就能怡然处之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2月1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1219/256690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5👍 0💬 0美国之音∶曹长青等辩论奥巴马连任的利弊
2012-11-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我经历了桑迪飓风
这一次，桑迪风暴来临，我所居住的小镇离飓风中心大概相差约30-40英里，从10月29日至31日，全家在风暴中渡过了三天断电、不通电话、没有手机信号，收听不到任何广播的“孤岛”生活。不习惯无电生活的儿子，在风暴大致停息之后的30日，就开车出去转悠，找到地方上网，成了我们家的Radio Man。 在50多年的人生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经历过多次灾难，有些是作为亲历者，有些是作为旁观者。以台风为例，这在广东沿海几乎是每年都会发生的灾害，只是强弱程度不同。在中国，每遇灾害，无论是政府还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应对方式与美国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这里面，既有制度的差异，也有人性的差异。 先说信息公开。无论是有关自然灾害的预报及受灾情况的通报，美国政府从不视为“国家机密”。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公布其掌握的信息，允许专业机构、NGO与公众参与讨论并补充。比如这次救灾，就有些政府未能掌握到的灾害信息，有人补充后救援人员获知赶去营救，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受灾损失。 这点可能是由两国对自然灾害的态度所决定。首先，中国政府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对立关系，应付天灾人祸，总喜欢用“战胜”这个词，追溯来源，这种思想应该产生于毛时代。毛泽东总强调“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现代中国人因此不自觉中形成了“人力能够战胜自然”这种想法。既然人与自然是一种不相容的战胜关系，人迹所至，所有动物绝迹。习惯成自然，这次在报道桑迪飓风灾难时也用上了。比如我看到新浪网的报导说“美国拥有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纽约，最终没能打赢这场与大自然的战争”。其次，中国政府总以为保持稳定是最高政治境界，哪怕因灾害引起恐慌也有碍稳定，因此，对自然灾害的应急预防总是做得不够，甚至连必要的事先预报都不重视，这已经有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地震等无数事例在，我就不细数了。 美国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所居住的新泽西州，鹿、兔、狐狸、野鹅、松鼠等各种动物在庭院与路边出没，除了有可能伤害人的黑熊之外，没有人用“战斗”（即消灭）的方式去对付这些自然界朋友，更不用说乱砍乱伐。对付桑迪、艾琳等自然灾害，美国人的思维是在其来临之前做好预防工作；在灾害肆虐的整个过程中，想的只是如何救人且不拿援救者的生命冒险，没人会鼓励他人用脆弱的生命去与强大的“桑迪”抗争并战胜它。 基于此，我所在的新泽西从州到镇各级政府，在“桑迪”来临数天前就反复做同一件事，即用各种方式通过本地住户，做好防灾准备。提醒的准备事项非常细致，从饮用水、食物、浴缸盛水备冲洗马桶、为车加满汽油、将户外容易被破坏的物体搬进屋子、断电之后的防寒用品……，事无巨细，全在通知之列。从27日开始，每天数通录音电话打到本地所有的电话号码上。州、镇政府的网站与小区的网站都提醒本地住户，小区和镇政府还同时用电邮通知居民防灾。临到风暴前来临的一晚，通知必须撤离的海边住户3.9万人尚未全部撤出，当地镇政府集中人力，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通知。州长在广播中声嘶力竭地呼叫，”don’t be stupid, get out! “听到这个声音时，我真希望那些不肯外出避难的人赶快听从指导，到一些被辟为临时避难所的学校去躲避。 新泽西州政府与纽约市政府为何如此坚决地要求人们外出避难？这是因为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的教训，那次新奥尔良因为对飓风的灾害程度预期不足，一些人不肯外出避难，最后大多死于灾难。从那以后，美国各州都对自然灾害不敢掉以轻心。我所在的新泽西，每年都会遇到程度不等的暴风雨雪，几乎都以一种高度防卫的姿态应对。但不管政府怎样动员，总还有人出于种种考虑宁可呆在家里。比如纽约这次虽然反复动员，最后还是有不肯外出避难而受困者呼吁救援。虽然有官员抱怨，这些不肯外出避难的人，是拿援救者的生命来换自己的安全，但政府不会因为这些人“咎由自取”而放弃救援。 美国各州自治，但州与州之间的救援协调工作做得很不错。发生如此大的灾害，依靠纽约与新州自身的电工等专业人员肯定不够，明尼苏达等州的专业维修人员早已待命，在风暴停歇后立即冒着寒风冷雨与本地工人一起投入维修工作。风雨还未完全停息的10月30日，已经有20%多的用户恢复电力供应。专管清除路障的公司也在行动，30日上午我们想了解周边地区灾情，一家三口开车出去转悠，发现路边倒下的大树或者被锯断移走，或者被移至不妨碍交通的路边；至31日，900多万户断电者已有50%左右恢复供电。最先保证恢复的当然是医院、手机信号塔等公共设施，接下来是受灾严重区域与人口密集区域，再就是容易修复的地区，最后才轮到人口稀少与极难修复的地区。为了不让着急的市民不断催促，供电公司要求大家耐心等候7-10天。但我们每年都要经历各种大小风灾雨灾雪灾，早就知道实际等候的时间往往不到电力公司预期的一半，所以很安静的在家等候。我所在的镇受灾相对轻微，属于容易修复的地区，在断电第三天后就恢复了。 奥巴马作为总统，正处在竞选前夕，但他停止了竞选活动，将全部精力投放到救灾上来。在灾后第二天，他与纽约市长及新泽西州长联系，想来灾区看望受灾者。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拒绝了，理由是纽约的救灾工作正忙得不可开交，他抽不出警力来保护总统安全。共和党任州长的新泽西州则欢迎总统前来，我们看到的那张奥巴马拥住一位悲痛的年长女士安慰的照片，就是在新泽西沿海地区拍摄的。他向受灾居民承诺，联邦政府将向他们提供长期支持。他在灾情中的表现使他在民意调查中的受支持率上升。 美国企业与美国人在灾难时期绝不会发灾难财（少数盗贼除外）。无论是灾前人们预购食品等物质还是灾难中，商店都不会因需求上升而趁机哄抬价格。30日与31日，我儿子外出转悠时，都是外食，虽然只有极少商家开门营业，但价格现与平时一样，没有商店趁机涨价捞一把。30日晚上，他带回来的消息是：东部地区所有的私营大巴公司出动全部车辆免费载客，采取换司机昼夜行驶的方式，从机场、城市向各地长途运送因飞机停飞而滞留的旅客——我们中国人对于在灾难时期，食物、车票价格上涨数倍乃至十几倍的情况都不会感到陌生，我自己当年在深圳就经历过。每逢有自然灾难来临，国人抢购食物成风，矿泉水、面包等食品必然涨价，在中国少有商家会放过这种赚钱机会。 桑迪飓风之强烈，据称是百年未遇——这“百年未遇”并非中国媒体那类带有水份的夸张说法，是货真价实的“百年未遇”，自1888年以来从未停止过交易的华尔街也停止交易两天。但这一场强烈的飓风造成的死亡却不算多，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据说是加勒比海71人，加拿大2人，美国88人；其中美国严重受创的纽约市死亡37人，我所在的新泽西州是14人（大部分是被倒下的大树砸死）。 风灾过去后，我们没有听到发生混乱或目击伤亡却无人救护的情况，民众也不怀疑政府救灾的诚意或有意隐瞒伤亡人数。即便在通讯完全中断的几天里，美国人也大都冷静对待，各自在家度日，间或出门遛狗。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一个政府具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国民具有很强的自主能力且政府与民众高度互信的社会。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1月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1/sandy-storm/ ）
何清涟2025-11-06 09:04👍 0💬 0纸板馅包子为何必须成为假新闻？
北京电视台播出纸板馅包子这条新闻之初，在中国引起的愤怒主要是针对黑心的制作者；但北京电视台出面声明这条消息是假新闻之后，引起的怀疑与批评则直指政府，大多数公众都认为北京电视台是在政府压力之下被迫背了黑锅。 以笔者对中国新闻业处理“负面新闻”的经验观之，公众的看法相当有道理。只是在政府为何要给北京电视台施加压力上，中国公众因为多半处于信息不完全状态，只能从国内找原因。这就容易让人产生困惑，因为近十多年来，有关食品质量问题的报道几乎是批评性报道的一道主菜，中国媒体对这类报道并未有太多的禁忌。原因也简单，首先是问题食品的制造者多是个体商贩，甚至无照经营，大多并无官场背景；其次，最高领导层也并未将这类报道当作与政府形像有关的事情，毕竟这并非中央政府公开鼓励厂商如此作为。虽然有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鼓励假冒他人品牌，但多半也强调了一个前提，不要制造毒死人的假药与劣质食品，以免惹麻烦。各地的“消委会”也都是政府财政供养的机构，每年照例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开展活动。各地工商局大规模清查伪劣食品时，一般还通知地方媒体，目的固然是要让公众了解其政绩，但也还因其与公众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的利害关系－－除了高层官员之外，大多公务员也与普罗大众一样，无法享受特供的“自然绿色食品”，谁敢担保自己不成为有毒食品的受害者？ 那么，为何独独这次纸板馅包子的新闻会被宣布为假新闻呢？ 这只能说这则消息来得不是时候，目前“中国制造”正在国际社会痛受围剿，美、日、欧盟国家等不断要求本国商家从市场召回各类“中国制造”。而临各种退货要求与指责，近些年来一直陶醉于“中国经济神话”当中的中国政府感到极大的压力。为了修复国际形象，表明自己是“国际社会当中负责任的成员”，中国政府一方面被迫承认20％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另一方面以产品存在安全问题为由，宣布停止42家中国企业的产品对外出口，同时处决了国家药监局局长郑莜萸。只是这番动作的效果不象以往那样明显，以往每有小小的动作，外国传媒立刻又对中国政府充满期待，而这次却大都抱持怀疑态度，即使是一向拥抱中国的美国《商业周刊》，都对中国能改善产品质量表示怀疑。 更让中国政府满腹不快的是外国媒体上广为传播这条发生在中共天子脚下的丑闻。尤其是日本一家电视台播放了这条新闻之后，一直被中国当局视为“国际反华势力”中的主力日本右翼势力立马加以“利用”，一位国会议员公开表示为明年奥运会运动员的饮食安全担心。尽管我中华天朝上邦的臣民均知道中国政府绝对有能力不让“纸板馅包子”等类食品出现在奥运会的餐桌之上，但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政府给外国人提供超国民待遇的决心与能力绝非他国政府能比，类似这位日本右翼议员的说法给国际社会抵制奥运增加了一点小小的动力。更何况，中国长期以来就希望成为“亚洲的太阳”，这一次被以产品质量精良闻名于世的日本看了笑话，成为“亚洲的太阳”更遥遥无期。 可以说，在近几个月有关中国制造的各种坏消息当中，北京纸板馅包子算是让中国政府丢脸丢到家了，它既非质检不严格出现的食品质量问题，也非个别商贩一时一地的无良行为，而是存在了十年之久的行业不传之秘。这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是中国政府的正当管制能力已经糟到不能再糟，连天子脚下的几亩地都没看住（对异议人士的管制则当别论），二是被中国一向自诩为“勤劳善良朴实”的社会底层之堕落已经没有任何底线。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进入倒计时，一个上层极度腐败、底层堕落毫无底线的国家，又如何能在一年内迅速修复国际形象？ 我敢说，北京电视台绝对没有要与政府过不去的念头，怪只怪中国当局信息管制太过严苛，即使连媒体人都对国际社会动态不甚了了，不知自己的政府目前正处于艰难时期，因此用这该死的纸板馅包子为党和政府添了麻烦，让国际“反华势力”好好利用了一回。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7月26日，总202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桑兰的十大谎言
迄今为止，所有为桑兰辩护的人，没有一个（！）是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发言，而全部都是嚷嚷，“桑兰是瘫痪，桑兰是残疾，桑兰是瘫痪，桑兰是残疾，桑兰是瘫痪，桑兰是残疾┅┅”结论∶就饶了一个残疾人吧。但问题是∶ 残疾人有没有撒弥天大谎的权利？残疾人可不可以随意陷害人？进入小学课本的“微笑天使”、代表中国形象做申奥大使的“英雄”，能不能被允许在撒弥天大谎害人之后死不认错、绝不道歉、甚至继续在媒体上极为嚣张地撒谎？！哪个中国的老祖宗教导说，残疾人就可以撒大谎害人？ 桑兰本人更是一路都打残疾、弱者牌，但大家都忘记了吗，她不是作为“身残志不残”的榜样被聚光灯照得光辉灿烂的麽？在她变得“身残心更残”，撒谎像撒尿一样没感觉地骗人、害人之后，凭什麽就可以被原谅了呢？ 如果邻家一条瘸腿狗忽然疯了，把你家孩子严重咬伤，你可以原谅那条狗吗？连狗都不能被原谅，何况人乎？中国两千年、五千年的哪一段道德经书说过，人如果比狗还疯就可以原谅？人如果残障了就不是人了，就不可以按人的标准去要求了？中国成经济强国之后，增加了“奥运形象大使就应该是撒大谎的使者”这一条新的准则吗？ 否则的话，作为公众人物的桑兰撒的这一串又一串的谎言可以被允许、被宽容、被原谅吗？ 谎言1，赴美打官司之前，桑兰在央视节目上跟其律师唱和∶美国对她有种族歧视、国族歧视，到美国是去维权。 事实是，声称维权首先必须是有人剥夺了你的权利。可美国剥夺过桑兰什麽权利？美国什麽时候“种族歧视、国籍歧视”桑兰了？当时美国人给了她超过对待本国人的特别同情和怜爱。在医疗上，桑兰得到了“在全世界的脊髓损伤医生中名列前茅”的瑞格纳森教授的治疗（17年来都是这位医生）。在费用上，桑兰一分钱都不用出。因美国运动会给选手买了一千万美元意外险，桑兰独用这笔保险。 桑兰摔伤后被美国媒体一夜捧成“名人”，各界慰问同情蜂拥而来。里根总统夫人寄去礼物，卡特总统夫妇亲到医院看望，副总统戈尔夫人跪在其床边落泪安慰，当时因演《泰坦尼克号》而最红的影星里奥纳多去看望，歌星席琳迪翁到病房给她唱这个电影主题歌，著名的纽约新年落灯仪式让桑兰去按电钮。那是比桑兰有名千百倍的美国明星们都根本无法得到的一个特殊荣誉。经历过这些的桑兰，却控告美国对她种族歧视、国族歧视，这实在是令人痛恨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谎言2，桑兰最初在美国递交的诉状说，当年摔伤不是个人失手的意外，而是因为罗马尼亚教练贝鲁在她“按到跳马上、落地之前，挪走了她要落上去的垫子”，而导致“她的头摔在了地板上”。桑兰从一开始就有意欺骗美国法庭，诬告罗马尼亚教练贝鲁和运动会主办方。 事实是，从起跳到落下，前后只有五秒，这麽极短时间内谁也无法挪走垫子——这是违背常识的诬告。而现场新闻照片更证实，桑兰是躺在垫子上（绝不是地板上！）被急救，说明垫子根本没有“被挪走”。而且，当年在现场的中国体操队领队赵郁馨，桑兰的教练刘群琳，新华社体育记者杨明，桑兰的队友们，拍了录影带的美国教练卡特，美国选手阿特勒（获得了当届跳马冠军），以及看台上那麽多观众，没有一个人出来说看到“有人撤垫子”。迄今为止，所有当年在现场的人，只有桑兰一个人“看到了”撤垫子。 桑兰后来改口，说是在她起跑冲向跳马时，贝鲁教练撤走了那个厚重垫子上的一个薄垫子（这个垫子是教练根据不同运动员的要求加上或撤去）；并说她边跑边向贝鲁喊∶躲开！躲开！（贝鲁听得懂她的中文吗？）而她的教练刘群琳则喊“别犹豫，冲过去！” 事实是，桑兰摔残的那一跳，是她的第三次热身跳。本来试一次就可以了，由于现场有叫好声，她就连续再跳。如果外国教练撤自己运动员的垫子，早在前两次就应该撤了。而且至今也没有任何报道说桑兰的教练曾承认喊过“别犹豫，冲过去！” 从媒体可找到的报道，桑兰对“撤垫子”起码有七种说法！她可以随时随地地“改口”？到底哪句是真的？ 事实是，哪句都不是真的∶最近新华社报道美国体育运动学专家桑兹教授据桑兰摔伤过程录像做的分析报告所附录像截图显示，桑兰比赛现场的那两个垫子都纹丝不动地躺在桑兰身下，哪个都没被挪走。所以新华社的报道说，所谓撤垫子根本不存在，桑兰撒谎17年！ 谎言3，对当年摔伤录像，桑兰说她早就找到、并看过了∶“在北京奥运会前，美国ESPN电视台请我去录制一档节目，对方给我看了一盘记录我受伤全过程的录像带。┅┅看到这盘录像带时我才确认，有这麽一盘录像带存在。”（《新京报） （桑兰说看过摔伤录像的网址http://sports.people.com.cn/GB/22155/12552463.html） 事实是，所谓美国ESPN电视台采访她、并录制了一档节目等，都是桑兰编造的！桑兰至今也没有看到这盘摔伤录像，美国ESPN电视台也根本没有采访她这回事！桑兰编造这段话时已29岁，是个成年人，却敢这样随口无中生有、撒弥天大谎！ 在这次新华社报道桑兰撒谎17年之后，桑兰丈夫黄健亲口对《法制晚报》记者说，“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这个完整的视频。”黄建还对《新闻极客》表示，他们曾在2012年向卡特索要这段录像，当时的说法是卡特称录像已经丢失了。谁的说法？桑兰不是在2008年已经看到了吗？！ 现在卡特明确表示他不仅有这盘录影带，而且他愿意交给桑兰，但桑兰就是在网上被骂死也不肯去拿这盘最能展示真实的录像带！原因难道不一清二楚吗——害怕真相把桑兰的谎言撕碎！ 谎言4，桑兰在官司诉状说，她出事后，因在监护人夫妇家里“被软禁、被封口、被压抑”而无法说出真相。 事实是，在监护人家中养伤那十个月期间，桑兰曾多次接受中、英文媒体采访，其中大媒体就有∶《纽约时报》、美国ABC电视著名的“20/20”黄金档节目（华裔主播宗毓华采访），中国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香港《亚洲周刊》等。而且，除了美国名流们的探望之外，当时还有不少中国政府高官探望过桑兰∶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国务委员唐家琪、驻美大使李肇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夫人等等。如果桑兰有冤屈，她不会用英文跟外国人说，但怎麽不用中文跟那些中国高官们说说“真相”呢？这个“被软禁、被封口”之说编造得多麽荒唐、恶毒！ 谎言5，桑兰在诉状中指控说，她在中国被冷落、遭迫害∶她只能“靠每月1600元人民币（约250美元）生活。”“在中国挣扎了13年，没有正常的医疗保险，没有一分钱对她的致命的、永久性的伤残的补偿；没有寻求法律公正的自由，也没有资源。” 事实是，由于桑兰是摔在美国而出大名，所以她在中国得到的待遇远超过其他摔伤的中国运动员∶当时国家体育总局补助她20万，浙江体委也给她20万元，并每月付她工资和保姆费2200元。随后桑兰还有每月三万元薪酬的节目主持人工作。后来给新浪写博客，每篇一万元，类似合同及产品代言等，桑兰可年创收50万美元！ 桑兰在北京有一套房子，浙江体委在宁波还给她一套。媒体报道，她丈夫黄健（当时是经纪人）北京那套房子也是她出钱买的，而且比她自己那套“装修得还豪华”。她家保姆的月薪是3500元，桑兰还养一条大狗。得到这麽多好处，桑兰却说在中国“没有正常的医疗保险”，国家“没有一分钱补偿”，“也没有资源”。这个人的良心是不是被她养的那条大狗给吞了？ 谎言6，桑兰在诉状还控告CNN前总裁、美国友好运动会组织者特纳一亿美金，说他不兑现“要养桑兰一辈子”的承诺。桑兰说特纳是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面前做的承诺。起诉书说桑兰已把账单寄去了，但特纳拒绝支付。 事实是，至今都查不到任何报道说特纳在江泽民面前做过这种承诺，而且从常识角度，一个外国人怎麽可能当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面说，你们的运动员摔伤了，我会养她一辈子。这不是羞辱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吗？而且她的所谓寄给特纳的“养桑兰一辈子的账单”是多少钱呢？就这种随口的胡说八道，桑兰就堂而皇之地写在了她的递交给美国法院的诉状里！ 谎言7，桑兰起诉书说义务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侵吞她的财产，包括尿布、导尿管、轮椅什麽的。 事实是，刘谢曾照顾桑兰10个月，又在接下来的13年里为保持她的美国医疗保险（每年必须起码花掉500美元，否则保险就会被认为不需要而取消）而为她领取尿布、导尿管等等。由于太多桑兰用不完，就没全部寄回国，堆在他们的仓库里。结果这些就都成了侵吞桑兰的财产。 谎言8，桑兰、黄健打官司时宣称他们有“海外律师团”，是“由华裔，犹太裔，日尔曼裔，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印度裔，以及非洲裔等九名律师组成的‘联合国军团’”。当时中国很多媒体引用桑兰的律师团之说。 事实是，桑兰当时的律师只有海明一个人。桑黄在北京联系的时候就知道，抵达纽约后对此更清清楚楚，因为他们从始至终只看到海明一个人。但桑兰还是跟国内媒体吹嘘她的“律师军团”，一口一个“我们团队”。可整个官司下来，人们从未见过这“九人军团”。 谎言9，桑兰在英文诉状中打政治牌，说“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政府官员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她是普通工人家庭出生，受到权势者欺压。 事实是，桑兰从纽约返回北京，受到英雄般的迎接，国家体育部门不仅给了上述40万元补助和住房等，还给她戴上一个个光环∶全国青联委员，北京申奥大使，中国体育彩票形象大使，雅典奥运火炬手，北京奥运火炬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爱心大使，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运委会副主席等等。连中国《新京报》的报道都说∶“朋友说她鬼精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谎言10，桑兰到纽约警局报案，说她在义务监护人家里，曾遭到刘国生、谢晓虹的儿子薛伟森“性侵”，“一级强奸”。 事实一，据《纽约每日新闻报》（NY Daily News）的报道，桑兰在离开纽约回国前那个夜晚，趴在薛伟森肩上哭了。如果他曾“一级强奸”她，她怎麽仍对强奸犯如此一往情深？！ 事实二，桑兰回国后经常跟薛伟森通电话，在北京、在香港，以及在2008年的纽约之行中，她都曾跟薛伟森见面，和他们家人一起开Party。有谁会跟“强奸”过自己的人一起烤牛排，喝酒唱歌？桑兰在博客说∶“这个晚上非常开心，感觉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事实三，有人从网上查到照片，一直到桑兰来美国打官司之前，她都把当年薛伟森背著她的照片挂在她北京家中的墙上。全世界有谁会把“强奸犯”的照片这样珍惜、对这人如此爱戴？ 事实四，2008年桑兰黄健来纽约的那趟对刘谢夫妇的“感恩之旅”时，又住在刘谢家里。如果真曾被刘国生父子“性侵/强奸”，怎麽可能还带著自己未婚夫住在人家？甚至在2011年要来纽约打官司时（没准备告刘谢之前），再次提出住刘谢家！ 事实五，桑兰在警局报案时说，她被薛伟森“强奸”时，她母亲也睡同一张大床上。桑兰曾对中国《体坛周报》说过，她母亲每晚无法熟睡，至少起床三次，为她导尿、翻身，以免她生褥疮。但对“暴力强奸”，这个睡在旁边的母亲竟然浑然不知？！谎言撒到如此拙劣的地步，真比摔瘫痪更惨。 事实六，后来桑兰跟其律师海明闹翻打官司，人们才知道桑兰报“性侵”有两个版本，在海明那演练一个版本（内容是性骚扰），一周后到警局报案是另一版本（一级强奸）。海明为跟桑兰打官司，把警局版本递交法庭作为证据，世人才知道桑兰在一周内编造了两套说辞。 海明最后披露真情∶在美国，只有一级强奸没有时效期限制，受害者能拿到U签证（给绿卡，可移民美国）。大家看看，为了金钱、为了移民美国，桑兰不仅可以向昔日恩人索赔亿万美元，甚至不惜把人家父子送进监狱！毒到如此地步，还能属于人类吗？当然只能属于蛇类，最毒的蛇类。 桑兰的谎言实在数不胜数，就凭以上这十条，那些还敢说桑兰没撒谎的，我只能相信，他自己大概也是像桑兰一样，对撒谎跟撒尿一样没感觉。 桑兰用到美国打荒谬绝伦的21亿美元官司，用一连串的谎言，不仅把自己在中美两国的形象和资源败坏殆尽，也把“桑兰”这两个字作践成一个千古留名的“恩将仇报”的同义词——不是几年前就有了“做人不能太桑兰”这个经典句子和以这个句子命名的娱乐剧吗？ 桑兰案对社会的唯一贡献是∶警告世人，用谎言害人会是什麽结局。 2015年12月7日于美国 2015-12-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活在堕胎刀和原子弹之间」——新疆系列报导 7 之 4
新疆虽然称为“自治区”，但事实上完全由汉人统治。虽然「自治区政府」主席是维族人，但他的级别和自治区其他五个机构的领导人——「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纪检会主任；新疆军区司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是一样的。这六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新疆自治区委员会」的副书记，加上一名书记，这七个人组成新疆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决定重大事情时，「自治区政府」主席在七人委员会中只有一票；不仅其他六个机构的领导人大多是汉人，而且最终做决定的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他是新疆的「沙皇」。从中共四十年代底进入新疆时的将军王震，到後来「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宋环良，以及今天的王乐泉，都是汉人。 这样一种权力结构，使新疆人对汉人统治者的任何政策，都不能，也不敢说「不」。例如，和在内地一样，中共在新疆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允许新疆人比汉人多生一个孩子，但新疆人仍然痛恨这个政策。因为新疆人的传统是喜欢有很多孩子。「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克力木是全家十个孩子中的老八，他的在乌兹别克斯坦定居的大姐，也是有十个孩子。 「我有两个女儿，我想要个儿子，但当局说，你破坏计划生育，要罚款。」阿不克力木说，「我说认可罚款了，但领导说，还要开除党籍。我说认可开除党籍了，单位组织了对我的批判会，逼迫我改变态度。後来我妻子只好去堕胎，做过两次，差点丧了命。」 五年前阿不克力木到了伊斯坦布尔，才如愿以偿，有了第三个孩子，而且是他期望的儿子。维族人虽然可以比汉人多生一个孩子，但生育是有「指标」的，一对男女结婚之後，要等三年或四年，得到当局配给的生育指标後，才可以生孩子。「对於没有指标就生育的，当局一次罚款是三万元。对没有钱的牧民，要拆他们的房子，把牛拉走。」阿不克力木说他们「东土民族中心」经常收到从新疆转碾寄来的信件，讲维吾尔人被强迫堕胎的事。 有一封信说，在阿克苏地区土克苏县乌干乡，28岁的维族妻子尼亚杉木怀孕8个半月了，但当局说她没有「生育指标」，县里的计划生育主任哈力前木和三个民警，把她强行带到医院，剖腹堕了胎，把婴儿扔到了医院後院的一个大坑里。 尼亚杉木的丈夫在医院外等到天黑无人，到那个坑里想把孩子尸体拿回来，因为按照穆斯林风俗，必须埋葬。但他到达时，婴儿尸体已经被狗吃掉了。 尼亚杉木再次怀孕後，东躲西藏，怕被当局抓住。但当她快生产的一个晚上，不幸又被计划生育的干部抓获了。她被带到医院等待堕胎手术时，乘几个看管她的人去饭店吃饭时，她设法逃跑了。她在附近山上的墓地里藏身，後来在那里生下了她的女儿。 据「东土民族中心」获得的统计资料，仅1991年，尼亚杉木所在的土克苏县，就有846名维族女性被强行剖腹堕胎，因怀孕月份太大，其中很多人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或得了精神病，17人死亡。 同一年，在和田地区喀什县，当局派出计划生育干部432人，结果被抓获强行堕胎的有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五人，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维族女性。 「除了北京有意用计划生育降低维族的人口外，在新疆进行的核试验，严重危害了当地人的健康。突厥人活在堕胎刀和原子弹之间。」「东土民族中心」主席贝肯说。 中国迄今进行的46次核试验，都是在新疆境内进行的。1995年8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附近进行的原子弹试爆，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威力相当於当年广岛原子弹的十倍。 在新疆著名的第一淡水湖博斯腾湖附近的一个叫「马兰」的地方（地图上没有这个名字），是中国人的秘密核子基地。该基地距离附近蒙古人和维吾尔人居住区只有十公里。 在新疆出生、长大的蒙古族学者、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巴赫（Bache）说，他曾去过马兰那一带考察，发现核试验场附近的树皮和树叶都脱光了。当地医院院长告诉他，附近居民中毛发脱落和患皮肤病的特别多；血液病变的患者数量是其他地区的五到六倍；儿童、妇女患白血病、喉癌的人数直线上升；孕妇早产和畸形儿出生率也急剧增加。巴赫的两个弟弟都居住在这个地区，不久前突然患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而相继死亡。 现在美国研究清除核污染的阿雷柏克（Ken Alibek），是八年前从俄国逃出来的，他原是「苏联原子弹细菌储存中心」专家。他在1992年发表的《生物危害》（Biohazard）一书中披露，当年戈巴契夫曾指示他们的研究所提出带细菌的原子弹计划。结果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新疆马兰的原子弹试爆场附近，出现了在非洲也没有过的两种艾滋细菌ebola和marburg。它说明中国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带细菌的原子弹试验。 八十年代开始的五年，新疆南部连续发生了流行病，很多人死亡。没有人知道到底这是什麽病，只好按年份排为「一号病」，「二号病」，最後乾脆称之为「无名病」。 「我们新疆的很多医生都被抽调到那个地区帮助治疗，」一位不愿公开名字，原在乌鲁木齐市医院工作、现在伊斯坦布尔的45岁的维族女医生说，「北京也调去了上千医生，赶到那里抢救。」她悲哀地说：「我们东土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病。」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4日） 1999-10-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