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卡扎菲失国的阴影笼罩北京
这几天观看中国媒体有关卡扎菲命运的报道与评论，让人觉得这位利比亚独裁者之死始终牵扯着遥远的东方大国——中国的每一根神经。只是官方与民间的反应有如冰火两重天，民间用各种方式表达快意，官方则用各种说法强调利比亚内战的代价以及不人道，硬将这场人民自发的反抗说成是西方为了石油的阴谋。 其中最有信息含量的应该是这么一些文章： “卡扎菲留给利比亚五大难题：政治经济重建存悬念”，“血淋淋的卡扎菲警示中东 欧美根本不可信”，这两篇文章看起来是为利比亚人民担心，但实际上却完全是设身处地之言，充满了对本国人民及国际体系的恐惧。 先说“五大难题”一文。在西方等正常国家眼中卡扎菲那些怪异残暴之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眼中却被视为“特立独行”。文章列出的“五大难题”依次是新政府的产生、如何结束内战，经济重建、战争红利如何分配，如何重返国际社会等。这些问题有些确实存在，但无一不被作者夸大成几乎不可解决之难题。比如“利比亚的国名由‘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改为简单的‘利比亚’”，作者认为这是“国家发展道路尚未确定”，就未免有些杞人忧天了；军人脱军装本也不是大问题，因为反对武装本来就非正规军人；卡扎菲之死意味内战结束，但作者却还要假想出无数忠诚者要为卡氏奋战。部落与部族矛盾，卡扎菲在世就一直存在，并非新政府带来的问题。至于“如何重返国际社会”这个问题，则完全是作者臆想出来的问题，因为美国、欧盟甚至俄罗斯等国都早就承认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只是因为中国政府与利比亚过渡委的关系始终疙疙瘩瘩。所以真实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如何在“利比亚重建”中寻找一席位置，尽可能延续中国在卡扎菲时期的一些利益关系。 “血淋淋的卡扎菲警示中东”一文，则赤裸裸地表达了权力者对失去权力的担忧，看起来是说“卡扎菲的命运或许强烈的提醒也门总统萨利赫，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千万不能交权，千万不能示弱，因为一旦交权或者示弱，结局会很悲惨，一旦打输了就什么都没了”，但实际上是在抒发自身的恐惧。作者的良策是：一是要这些国家找“强悍的大哥罩着”，言下之意是要这些国家的专制政府团结在中国这位“带头大哥”周围；二是“一定要搞定自己国内的反对派，不能让他们成为带路党”，防止他们与境外势力勾结；三是要团结人民；四是绝对不要相信欧美列强。其中除了第三点是空话（人民与当局已经离心离德）之外，第一点虽然是中国政府所愿，但这些中东国家未必就认中国作“带头大哥”。二、三两点则是北京早就在戮力推行的“维稳大政”。 分析至此，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明白，这些文章并非真代卡扎菲这位过气的“朋友”鸣不平——中国外交部于10月23日由非洲司司长卢沙野出面声明“卡扎菲不是中国的朋友”，而是代北京政权的未来在担忧。至于这样表达担忧是否妥当或有失体面，看起来北京似乎也乱了章程。 以前萨达姆的专制独裁政权被美国发动的伊战推翻，中国将这场以反恐战争形式出现的民主与独裁之战说成是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这一说法使得中国人很难分清其中是非。但这次利比亚内战是在人民已经起来、凭借自身力量很难取胜并吁请国际社会介入，谈不上是外部势力强行干预。至于其他的专制者在看到卡扎菲的下场之后，是主动放弃政权还是继续顽抗，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对国内局势的判断。我相信，北京提示这些国家不可信任欧美，但在这些国家的掌权者眼中，北京可能更不可相信，这从他们将搜刮来的资产全数存放欧美国家银行可证。在“第三波民主化”及今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北京不仅从未支持收留过任何一位好朋友，甚至缺乏美国及欧洲几个大国的斡旋能力。 中国方面（并非民间）在卡扎菲之死上有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虽然早知卡扎菲失国在即，但希望其履行诺言，战死在沙场上，以保“反美英雄”风采，供鼓励驱策同类以用。没承想独裁者个个都是懦夫，大权在握时均视他人生命如草芥，随意杀人几成家常便饭，何尝想到过要珍视他人生命？但临到自己面临灭亡之际，却分外留恋人世，几乎都不愿选择自杀以保尊严。萨达姆如此，卡扎菲也如此，不是被人从地窖里揪出来，就是在下水管道里被抓，所谓“反美英雄”风采荡然无存，让同类颜面尽丧。 至于中国有人呼吁要善待卡扎菲的尸体，这方面倒是不劳中国方面操心了。因为在政治翻盘后羞辱失败者的尸体这种方法已为现代文明所不取，利比亚过渡政府已经表示要将卡扎菲尸体交还给卡氏家族。但有“掘墓鞭尸”之传统的中国却很难说，“文革”时期，中共信任的红卫兵不仅辱及大成至圣文先王孔子与清官楷模包拯遗骨，就连中共第三任总书记瞿秋白的遗骨也被掘出来并称为“狗骨”展示，这就是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要将骨灰撒入江河湖海的主要原因。但我想，要想根除这种侮辱遗体的陋习，请先从善待活人、尤其是政治反对派开始吧。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0月2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0/gadhafis-death-and-beijing/）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活在堕胎刀和原子弹之间」——新疆系列报导 7 之 4
新疆虽然称为“自治区”，但事实上完全由汉人统治。虽然「自治区政府」主席是维族人，但他的级别和自治区其他五个机构的领导人——「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纪检会主任；新疆军区司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是一样的。这六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新疆自治区委员会」的副书记，加上一名书记，这七个人组成新疆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决定重大事情时，「自治区政府」主席在七人委员会中只有一票；不仅其他六个机构的领导人大多是汉人，而且最终做决定的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他是新疆的「沙皇」。从中共四十年代底进入新疆时的将军王震，到後来「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宋环良，以及今天的王乐泉，都是汉人。 这样一种权力结构，使新疆人对汉人统治者的任何政策，都不能，也不敢说「不」。例如，和在内地一样，中共在新疆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允许新疆人比汉人多生一个孩子，但新疆人仍然痛恨这个政策。因为新疆人的传统是喜欢有很多孩子。「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克力木是全家十个孩子中的老八，他的在乌兹别克斯坦定居的大姐，也是有十个孩子。 「我有两个女儿，我想要个儿子，但当局说，你破坏计划生育，要罚款。」阿不克力木说，「我说认可罚款了，但领导说，还要开除党籍。我说认可开除党籍了，单位组织了对我的批判会，逼迫我改变态度。後来我妻子只好去堕胎，做过两次，差点丧了命。」 五年前阿不克力木到了伊斯坦布尔，才如愿以偿，有了第三个孩子，而且是他期望的儿子。维族人虽然可以比汉人多生一个孩子，但生育是有「指标」的，一对男女结婚之後，要等三年或四年，得到当局配给的生育指标後，才可以生孩子。「对於没有指标就生育的，当局一次罚款是三万元。对没有钱的牧民，要拆他们的房子，把牛拉走。」阿不克力木说他们「东土民族中心」经常收到从新疆转碾寄来的信件，讲维吾尔人被强迫堕胎的事。 有一封信说，在阿克苏地区土克苏县乌干乡，28岁的维族妻子尼亚杉木怀孕8个半月了，但当局说她没有「生育指标」，县里的计划生育主任哈力前木和三个民警，把她强行带到医院，剖腹堕了胎，把婴儿扔到了医院後院的一个大坑里。 尼亚杉木的丈夫在医院外等到天黑无人，到那个坑里想把孩子尸体拿回来，因为按照穆斯林风俗，必须埋葬。但他到达时，婴儿尸体已经被狗吃掉了。 尼亚杉木再次怀孕後，东躲西藏，怕被当局抓住。但当她快生产的一个晚上，不幸又被计划生育的干部抓获了。她被带到医院等待堕胎手术时，乘几个看管她的人去饭店吃饭时，她设法逃跑了。她在附近山上的墓地里藏身，後来在那里生下了她的女儿。 据「东土民族中心」获得的统计资料，仅1991年，尼亚杉木所在的土克苏县，就有846名维族女性被强行剖腹堕胎，因怀孕月份太大，其中很多人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或得了精神病，17人死亡。 同一年，在和田地区喀什县，当局派出计划生育干部432人，结果被抓获强行堕胎的有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五人，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维族女性。 「除了北京有意用计划生育降低维族的人口外，在新疆进行的核试验，严重危害了当地人的健康。突厥人活在堕胎刀和原子弹之间。」「东土民族中心」主席贝肯说。 中国迄今进行的46次核试验，都是在新疆境内进行的。1995年8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附近进行的原子弹试爆，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威力相当於当年广岛原子弹的十倍。 在新疆著名的第一淡水湖博斯腾湖附近的一个叫「马兰」的地方（地图上没有这个名字），是中国人的秘密核子基地。该基地距离附近蒙古人和维吾尔人居住区只有十公里。 在新疆出生、长大的蒙古族学者、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巴赫（Bache）说，他曾去过马兰那一带考察，发现核试验场附近的树皮和树叶都脱光了。当地医院院长告诉他，附近居民中毛发脱落和患皮肤病的特别多；血液病变的患者数量是其他地区的五到六倍；儿童、妇女患白血病、喉癌的人数直线上升；孕妇早产和畸形儿出生率也急剧增加。巴赫的两个弟弟都居住在这个地区，不久前突然患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而相继死亡。 现在美国研究清除核污染的阿雷柏克（Ken Alibek），是八年前从俄国逃出来的，他原是「苏联原子弹细菌储存中心」专家。他在1992年发表的《生物危害》（Biohazard）一书中披露，当年戈巴契夫曾指示他们的研究所提出带细菌的原子弹计划。结果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新疆马兰的原子弹试爆场附近，出现了在非洲也没有过的两种艾滋细菌ebola和marburg。它说明中国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带细菌的原子弹试验。 八十年代开始的五年，新疆南部连续发生了流行病，很多人死亡。没有人知道到底这是什麽病，只好按年份排为「一号病」，「二号病」，最後乾脆称之为「无名病」。 「我们新疆的很多医生都被抽调到那个地区帮助治疗，」一位不愿公开名字，原在乌鲁木齐市医院工作、现在伊斯坦布尔的45岁的维族女医生说，「北京也调去了上千医生，赶到那里抢救。」她悲哀地说：「我们东土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病。」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4日） 1999-10-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欧洲为什麽讨厌以色列
巴以冲突升级之後，欧洲舆论和美国有不同，多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26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媒体托拉斯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题为“欧洲和‘那些（犹太）人’”（Europe and 'Those People'）的文章，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克劳翰默说，法国简直忍不住它对美国的蔑视，因为唯一超强的美国踏著铁靴在世界到处找邪恶者。但就这样的法国，却选出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转世”勒庞，使这个极右派击败了社会党总理，进入了法兰西第五共和的总统选举的第二轮。 但是即使发生这样的变化，也不会使法国知识份子们教训美国人简单化的行为有所自敛。所谓“简单化”，就是因为美国人把道德力量看得高於现实政治；注重发展军力；敢於指出“邪恶轴心”；可能最使他们不能忍受的是，美国坚持原则，支持以色列。 法国驻英国大使最近在一次晚宴上谈到以色列时说，“那个狗屁小国┅┅为什麽我们要为他们冒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他把犹太人蔑视地称为“那些人”，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宴会的英国主人毫不介意说出这样的事情，而且这种对犹太人的蔑视在伦敦上流圈子里相当普遍。 现在欧洲的“大街上”和这种上流圈子相呼应：在法国，犹太教堂被纵火焚烧，犹太青少年被殴打；在比利时，两座犹太人教堂被炸弹袭击，第三座被子弹扫射；在柏林，警察建议犹太人为了自身安全不要继续戴他们那种犹太小圆顶帽。 这位美国作家感叹说，“在欧洲，只要你是犹太人就不会很安全了。事情怎麽会变成这样？” 答案并不是很困难发现，因为“反犹主义”曾塑造了欧洲的历史。怪诞的不是今天的反犹，也包括过去半个世纪反犹的停止。由於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这样人类耻辱的悲剧曾发生，使反犹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被关在了瓶子里；现在，那种赎罪感过去了，那个“妖怪”又从瓶子里出来。 这次，它更加复杂了，它不是简单地仇恨犹太人。犹太人可以被容忍，进而被接受了，但犹太人必须懂得他们的位置——只要他们没有力量，谦恭地，老老实实地。当犹太人想站起来，拒绝接受受害主义，尤其是建立以色列国，他们就不被容忍了。尤其是以色列人还有军力，他们居然拒绝忍受在七天之内有七次自杀炸弹攻击，而且进行了反击。因此犹太人在欧洲媒体上被妖魔化了，就像三十年代时那样。 法国是现代反犹的先锋派（vanguard），他们可以容忍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但不能容忍他们作为历史的组成部份。在35年前的“六日战争”时，戴高乐就切断了对以色列的支持，谴责它竟敢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後来他又贬损犹太人“是精英集团，自我感觉好，有统治欲”。 所谓“自我感觉好”就是犹太人拒绝顺从，这是35年前以色列的真正罪名；今天仍是以色列的“犯罪”。以色列最近三个星期的自卫反击，更刺激欧洲同样的反应，虽然他们不像戴高乐那样坦率说出来。 现在联合国选择了三个人去杰宁检查以色列的军事反恐後果，其中两个是欧洲人。这两个欧洲人中有一个是萨马如卡（Cornelio Sommaruga），他是前“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在他当主席的12年期间，这个地球上唯一被拒绝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国家是以色列。他的理由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就不行，“如果我们让大卫王的盾牌进来，为什麽我们不接受纳粹的标�遥俊� 这位美国著名评论家在文章结尾时说，这个人就将坐在评断以色列的法官位置。马克思曾说，历史不断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但这次马克思又错了，这第二次仍是悲剧。 （载《多维网》20002年4月） 2002-04-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4👍 0💬 0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五：真兽性对待假道德
文学评论家主要是品评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普通读者则主要通过书中的人物来寻求情感共鸣，感觉人性、人情，或得到知识启迪。虽然很少读者为了寻求道德形象高大的英雄去读书，但却会在他们随意的阅读中被书中人物那些闪烁人性的部份或瞬间所感动，对非人性的部份产生厌恶。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未见得读到过多少道德完美的英雄形象，但却读出了很多充满人性、或人性冲突的人，他们可能是作者欣赏的正面角色，也可能是被嘲讽的反面形象。像读者熟悉的《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渥伦斯基，《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渥伦斯基勾引有夫之妇安娜，在她临产有死亡危险时，追悔自己的责任，企图自杀。安娜卧轨後，他痛苦万分，回到战场寻求一死。聂赫留朵夫诱奸并抛弃了卡秋莎，但多年後当卡秋莎因被控杀人罪要到西伯利亚服刑时，聂赫留朵夫痛悔自己当年的过错，竟然跟著卡秋莎到西伯利亚，要和她结婚。 这两个男人不是道德英雄，但读者却可以看到他们富有人性的一面，尤其是他们灵魂挣扎的一面。读者在那种人性的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个人内心深处人性的一面总是战胜非人性的一面，但谁都会被哪怕是极为短暂的人性的闪光所感动和震憾，就因为读者是人，无论他曾怎样堕落，无论内心深处黑暗的部份怎样强大，就因为毕竟还是人，在人性闪光的一瞬间，感到和人的沟通，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部份。读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一种和人的沟通。 ●伪文学：有点像真的，但绝对是假的 在阅读和评论高行健作品的过程中，虽然我怎麽读怎麽觉得不是在和人沟通，但还是努力放下这个问题，以极大的耐心尝试从文学角度去评论（毕竟他拿了托尔斯泰都没得到的奖，不管真假，只能这麽做），但他的书越读越不对劲，越读越感觉自己从文学角度去评论的荒唐。因为一本书只要有几个下面这种粗劣的句子（更何况全书到处都是），就足以把其文学性和思想性全部坠落到完全不值一评的谷底： 「谁又高喊起理想，你便想又是个卖狗皮膏药的。」（《一个人的圣经》156页，下同）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比上帝还正确，还光荣，还伟大！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伟大！」（50页） 「再说到历史，譬如这‘文革’距今才三十多年，党代会的官方版本改来改去，从毛的‘九大’版本到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版本每次大变样且不去说，何况现今又明令禁止不许追究。」（155页） 「马格丽特也不知如今怎样了，把你拖进泥坑，写这本屁书，」（186页） 「算了吧，这些屁话，但他正是为这些屁话而支撑下来。」（404页） 「‘人民胜利了！’天安门城楼上就是这样宣告的。可胜利的不是人民还是党，党又粉碎了一个反党集团，在毛死後不到一个月把寡妇江青逮捕了，人民又召集到天安门广场庆祝胜利，党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伟大！而永垂不朽的还是安祥躺进水晶棺里由人民瞻仰的毛泽东。」（396页）┅┅ 再加上「就趴在她厚硕的乳房上，汗淋淋又被精液涂抹得润滑的奶上哭」 （427页）之类的恶心，说这是文字垃圾实在是美化，还是高行健自己的概括更准确：它们根本只是文字排泄物。他对文字的不自律简直到了男人在野地里撒尿的程度。 也有人闭著眼睛硬说高行健的作品是「非政治化的个人文学」，我不能要求人家像我一样忍受翻阅两本上千页「排泄物」的酷刑，仅看上面的文字，或者仅去读一读《一个人的圣经》第53章（403页）那两千五百字，然後回答它是「非政治化」，还是「个人化」，还是「文学」？ 对高行健的伪文学，从文学角度怎麽评都是硬抬举他，在我抬举了他太多次以後，必须得谈一谈那种读他的书不是和人沟通的感觉。 ●高行健的字典里没有负疚 没人要求高行健的主人公必须是个「正人君子」，但他起码得是个人吧？像我你他一样，尽管卑微，但渴望那微弱的人性部份偶然闪出点光亮，让读者感觉一点人的共鸣。 但高行健自传体的「人」可以把赤条条的哑巴孩子扔在冰凉的山路上之後，永远不再想起，不再提起，从没在心里对自己发问过一次，那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会不会被冻死或被山里的动物拖走？更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负疚感，这个词在高行健的字典里就压根没有过。 在他的两本书也看不到这个「人」对亲人、朋友、同事有一份人间的情爱和关怀，对文革中的兽性有任何震惊、愤怒和思考。他对任何残酷都可以冷静地看一眼，然後不动声色地转身走开，真是名副其实的「冷文学」。 他的书里还写少年时代偷看母亲的裸体。我实在找不出语言评这种东西，想起那个同样曾住在巴黎的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流逝的年华》开篇用十多页纸细腻地描写少年的他在临睡之前如何渴望母亲的一个吻，如何屏住呼吸倾听母亲走上楼来的脚步声。读到这种文字，痛感这真是人呵，这才叫人的文学！而高行健居然在只有四行的文字里就看到母亲的具体生理部位，还产生「萌动的欲望」（在世界文学中，即使写恋父、恋母情节的作品，有谁见过生理的东西大於心理的吗？）。 ●爱情和肉欲哪个简单？ 高行健笔下的男人「爱的只是他自己」，除了肉欲，任何情感、责任都不要。虽说男人在性面前难免荒唐，但那种毫无爱和承担责任欲望的男人天底下也少见。《教父》里那些黑手党徒们可以杀人，可以找妓女，但时刻不忘对妻儿的责任，否则男人存在的价值和男性的骄傲就荡然无存。连魔鬼都有人性闪光的瞬间，而高行健的男主角则一头扎进黑洞，再没见任何光亮，哪儿还谈什麽光明与黑暗的搏斗。 对有人指出他的作品写太多肉欲，不在乎感情，高行健在台湾回答：「谈爱情不能否认欲望的存在，承认人是一种动物，对爱情的许多迷惑就能看清些」，「欲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根本说不清，但爱情的语言却很容易出口」。 首先高行健的两本书哪里谈过一丁点儿爱情？「他」对妻子都「只记得她的身体，此外都是陌生的」。到底是肉欲说不清还是爱情说不清？是肉欲简单还是爱情简单？恐怕哪个男人都会张口就说：当然肉欲简单，他可能很容易跟女人上床，却不可能随便就爱上哪个女人；男人的肉欲还需要被强调才有吗？如果爱的语言那麽容易说出，高行健怎麽在两本书的一千多页里就死活说不出口呢？明显地，那个从没爱过任何一个女人的男主角，不仅毫无爱的能力，连想像爱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就只能欲念横流。 有人说高行健不想装「正人君子」，只想真实地表现男人心理。可那种一心只想当雄性动物，死活不要做男人的心态到底是更接近男性的真实，还是更远离人的真实？男人是性动物，男人更是复杂动物，男人要都像种猪那麽简单，这世界还会像今天这麽绚丽多彩吗？还会有文学吗？ 高行健当然可以塑造各种人物，写种猪心态，但问题是，作者在肯定和津津乐道他的主人公那种只做雄性的动物价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描写了各种令人讨厌、恶心的人物形象，像于连、葛朗台等等。但作者对那些人物都是否定或讽刺的。即使贾平凹的《废都》，都不仅对那个作家男主角持嘲讽态度，而且认为那些卑琐的「废事」都是发生在注定或已经被抛弃的「废都」里。 ●毫无悔意的造反派 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学粗劣化了一样，高行健笔下「知识份子」的人生态度把知识份子浅薄化、卑贱化和非人化了。主人公对他当造反派、参与迫害人的历史，不仅毫无任何深入思考，更根本没有忏悔的意识。 文革中，他记录下别人对他的批判，「有朝一日形势翻转，他也绝不饶人。几年来的政治运动翻云覆雨，人都变成革命的赌徒和无赖，输赢都是押宝，胜为豪杰，败为冤鬼。他迅速记笔记，尽可能一句不漏，不仅不掩饰他此刻期待的正是那有朝一日，也会以牙还牙。」 当年并不是人人都必须当造反派的。在红卫兵按著别人的脑袋批斗的时候，高行健的「他」「夹在人群中默默目睹了这番场面，心里选择了造反。」要「为生存一博和当一回英雄。」他不仅参与了造反，而且迅速当了造反派的头目，因为他感觉到了红袖章的力量。他不仅参与、主持过文革中的揪斗、抄家、大批判，更体验了那种「俨然成了失去控制的群众需要的领袖」味道。 但今天作者只是「冷眼观注他经历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他是「一个和你不相关的人物」，作者要做的就是「从记忆中出来，别替他辩解或忏悔」。 ●巨大的灾难和崇高的美丽 在对高行健的这些文字做任何评价以前，请看《被吞没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一书中的一个小故事，读者自己来比较一下人和非人境界的不同。 犹太作家列维（Primo Levi）在这部纪实自传体作品中回忆到，当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地上，炎热的夏天严重缺水，做苦役的囚犯们被乾渴折磨得痛苦不堪。列维意外地发现了一段两英寸长的水管，里面储著水。面对这一点点水，他当时有四个选择：马上一口气自己喝光它；留一点自己明天喝；和一个好朋友分享它；告诉小组里的所有人。他做了第三种选择，和好朋友趴在地上偷偷分享了这两寸长水管里的水。但在从工地回住处的路上，列维看到另一个同伴丹尼枯裂的嘴唇，血红的眼睛，立刻产生了负罪感。他和那个分享水的好友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愧疚，希望没有任何人看到他们。但是丹尼曾瞥了一眼他们俩趴在地上的情形，猜测过他们在干什麽。 列维从此永远感觉没有和丹尼分享那点水的愧疚。离开集中营以後见到丹尼，在重逢的兄弟般亲密的拥抱中，他仍清楚地看见「那杯没有分享的、代价沉重的水」挡在他和丹尼之间。那种负罪感是「凝固的，沉重的，永远的」。要知道列维并不是抢了丹尼的水，只是没有把自己发现的和他分享，而且他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分享了那一点点水。他并没有犯罪，却有如此强烈的负罪感，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性！ 作者接著写道「你是不是为自己代替另一个人的位置存活下来而感到羞愧？尤其是一个更慷慨的，更敏感的，更有用的，更智慧的，比你更配活著的？┅┅你无法阻止这些念头，你审视自己，你搜寻记忆┅┅你没有抢别人的位置，你没有打人，你没有偷别人的面包┅┅代替别人的位置活下来只是一种猜测。但这猜测吞噬著我们┅┅」 列维写到，那些幸存者们被从集中营解救出来以後，不仅没有欣喜、庆幸自己成功地活下来，却为那麽多人死了而自己活下来而感到沉重、感到愧疚。他本身是无辜者，是受害者，却对别人不能生还充满了负疚感，这是怎样一种境界！ 读到这儿真想痛哭一场，为人类曾有过如此巨大的灾难，为人类在如此的灾难面前展现出如此崇高的美丽。 ●没有主义的一条虫 我几乎无法再回头写关於高行健的作品——那亵渎人类、亵渎美丽的东西。对於高行健来说，哪里还有天方夜谭般遥远的无辜者的负疚感，他明明是罪恶的参与者，都丝毫没有负疚的感觉，更根本不想忏悔。正如瑞典评论家庐瑟松所说，他「从来没有一点同谋犯罪感在脑子里闪过」。 在文革那场灾难中，正是每一个人心中的高行健的主角那种「绝不饶人」、「以牙还牙」的小邪恶，「吴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式的小暴力，给毛泽东的大邪恶、大暴力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虽然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谁都可能干过缺德的事儿，在人性荒漠的跋涉中，谁都可能有过荒唐，但很少有人敢说出来，更不敢炫耀，因为人们毕竟有羞耻感。知耻，就是在心里否定了那种行为的价值。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自愿坦白，那就是在你准备真正忏悔的时候。而当你毫无悔意地说出缺德和荒唐的经历，就根本不是坦诚和勇敢，而是没有是非，没有羞耻之心。 像高行健这样光说出当过造反派，参与过迫害人的历史，却没有负疚的感觉，根本不忏悔，就等於是说我曾杀人，我曾强奸，我曾欺辱无辜，做了就做了吧，那就是我的历史，又怎麽样呢？ 他不仅可以无动於衷地写下：「冷眼观注他经历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他是「一个和你不相关的人物」， 今天还能若无其事、非常骄傲地说：「中国已成为过去，我现在的很多事情，已经都和中国无关。」更可以忘乎所以，大喊大叫地赞美在「女人洞穴的天堂里」「可真是美妙得没治了┅┅可真美妙得没治啦！这真美妙得没治啦！」 这是那种对爱和苦难都丝毫没有感觉、人性品质很低的共产畸形儿。他既不是人，也不是男人，更不是知识份子。当然，书里说得很清楚，他的主人公就想做一条虫，因为「一条虫或一根草是没有主义的」，也不必负任何责任的；他还「想成为一头狼回到自然中去流窜」。难怪读不出人性呢！ 本来中国几千年那种泯灭人性的文化已经把中国人吃了一半，五十年的共产党统治就把那剩下的一半中国人全吃没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躯壳里到底还有多少人的成份都很难说。共产主义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来太多非人的因素、兽性的成份，我们在从非人走向人的道路上每迈一步都极为艰难。中国人想做人都死活难做成呢，他却在那儿强调中国人的动物成份还不够。 ●纵容、玩味、炫耀原罪 有人故作高深地诠释高行健写的是「没有主义」的自然主义文学，且不说「没有主义」怎麽等於「自然主义」，也且不说高行健和马悦然都公开说这诺贝尔奖大师的作品不属於古今中外任何文学流派（那诠释者难免有自做多情之嫌），再且不说《灵山》里的那百分之八十腐烂、残缺的出土文物和《一个人的圣经》里到处喧嚣的共产锣鼓哪里有一丝一毫自然主义文学的味道，如果写性欲就是自然主义文学的话，纽约四十二街红灯区有全世界最伟大的自然主义文学。 有人说高行健的作品是迎合了西方，所以才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西方和高行健的双重误读。高行健不仅丝毫也没有迎合西方，而恰恰是用人类劣质的部份，用人类兽性的部份，向以西方基督文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挑战。 他以自由的名义，全方位地纵容无法无天，可以不要人性，可以毫无自律地涂抹文字，就连书名，他都无所忌讳地用了《一个人的圣经》，并在纽约对读者解释说，所以用这个书名是因为《圣经》讲的是原罪的故事，同他希望表达的一致。 但他没有解释的却是，《圣经》的核心内容是祈祷、忏悔和赎原罪，而高行健却用「圣经」的名字表达纵容、玩味、炫耀原罪，绝不对任何罪与恶做丝毫的忏悔。这个对人类任何真诚都不屑一顾、对任何制约人类的超然和神圣力量都没有感觉的排泄者，一面往他的「圣经」上撒精液，一面开心地大叫「这真美妙得没治啦！」他是不是疯了？ 除了那个既不懂东方、更不懂西方、鹿马不分的马悦然之外，西方哪里有人赏识高行健？ ●绝对享乐，「活在当下」 共产党推崇的「高大全」式的、无情无欲的英雄形象是虚伪的，那麽塑造完全相反的，「我只守护我自己」这种毫无人的情怀，绝顶自私，除了女人肉体什麽人生其他意义全都不要的的卑贱形象，就是真实了吗？高行健不外乎又是在走他最简单的反共捷径： 你极左，我就极右；你要共产主义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没有主义的一条虫；你一心为公，我就一心为私；你说要牺牲今天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绝对享乐今天，「活在当下」，绝不要明天；你要求对党忠诚，我就彻底犬儒主义，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绝欲，我就纵欲；你清心寡欲的时候毫无内心争斗，天生一个崇高的英雄，我纵欲享乐的时候更轻松潇洒，天生一个浪荡的狗熊；你强调以文载道，宣传意识形态，我就以文泄欲，涂抹排泄物；你让我披一张人皮，像圣人一样装模作样，我就死活不要这张人皮了，就要做真狼！ 一句话，高行健就是要用真兽性对待共产党的假道德。难怪他没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美妙得没治了」的极乐境地，原来「你同我是一路货」。 高行健哪里是没有主义，他是典型的犬儒主义；高行健哪里是没有主张，他的主张非常强烈，那就是「绝不要做人！」就像他渴望做的那只狼一样，一面在自然里鼠串，一面呼嚎著他的不做人宣言。 无论中国文学贫乏到什麽程度，也不至於悲惨到拿这种做虫、做狼，而绝不做人的价值去填补她在世界文学中的空白！ （作者注：本组系列文章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多维网刊出。2001年3月1日） 2001-0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2011 年：世界处在第四波民主化的入口
——写给2012年还处在专制下的人们 2011年将与“1989-1990年”一样，成为世界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年份。世界现代史上的三次民主化浪潮都未曾触动的阿拉伯世界，却在2011年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出人意外地成为主角。这一年的春天，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焚事件引发了一场“茉莉花革命”，以这场革命为导火线，在中东北非引发了一场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时间渐至年尾，东南亚的缅甸政治突现转机，曾经热赞“普京大帝”的俄罗斯又爆发了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议会选举舞弊的抗议示威，当年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哥”正面临“二次民主化”的抉择。 民主化背后的“路径依赖” 在阿拉伯政治中，20世纪下半叶是政治强人时代，21世纪前10年是极端分子的“辉煌岁月”。这种历史与政治背景，注定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道路崎岖多艰，不象第三波民主化的东欧国家，它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外铄型的，是苏联用枪炮将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它们的，由于并非内生需要，挣脱这些枷锁并无特别困难。 ——多年前，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四章向读者特别介绍了以制度创新和明确财产关系为主要观点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的路径依赖学说。这一学说对于观察今天北非中东俄罗斯及缅甸等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诺斯在观察了东欧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后，认为在转型社会中，通过己有的经验研究，这样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建立有效的经济市场；第二，建立有效的政治市场，即政治体制；第三，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有效协调；第四，宏观经济政策与政治市场、经济市场的互相协调。这里所谈的四点其实就是一点：制度建设。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这一观点非常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此观察正在经历“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世界，就知2011年连续倒下的三个政治强权，今后的民主化道路将因自己的“路径依赖”而各不相同。 一些国家“二次革命”难以避免 迎接民主化最干脆利落的是突尼斯。10月下旬，温和的穆斯林政党复兴党在突尼斯首次民主选举中获胜，许诺将创立世俗化的多党派民主政治。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军政府当权，引起埃及人民激烈反抗，达百万之众的示威者在军政府血腥镇压下毫不退缩，经过连续6天的抗争之后，军方终于同意考虑通过公决交出权力。下一步如何走，尚在未定之天。埃及许多媒体报道说，目前埃及革命还没有完全成功，必须进行“二次革命”。 利比亚进入后卡扎菲时代，这个充满了部族矛盾、地区矛盾、教俗矛盾的国家在经历过卡扎菲多年强权统治后，在推翻卡氏政权过程中一度形成的团结局面正被利益角逐冰释。在纵横交错的矛盾面前，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面临的局势非常复杂。新政府为了减少社会摩擦，宣布赦免卡扎菲的支持者，引发了被称为“革命起点”的班加西民众的不满。班加西民众在12月12日爆发了大规模游行，表达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不满，并要求过渡委主席贾利勒下台。这是利比亚新政府首次遭遇民众的抗议。 叙利亚在阿拉伯联盟11月发出最后通谍之后仍然顽抗。国际社会要求叙利亚政府停止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11月22日以高票通过谴责叙利亚决议案，中国和俄罗斯投弃权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皮莱1号在记者会上指出，叙利亚的现况已经可以定性为内战。目前在抗议活动中被打死的人数，保守估计超过4千人。人权高专办公室认为有必要以危害人类罪，对叙利亚高层提出起诉。 只有也门的独裁者萨利赫，在犹豫徘徊历经三次反复之后，于11月23日晚在调解协议上签名，交出其执掌了33年之久的权力。作为交换，萨利赫家族及其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获得了豁免权，免遭清算。 由此可见，阿拉伯之春与第三波民主化相比，前路确实不如东欧国家平坦，因为二者的路径依赖完全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前途如何，既需要依靠政治人物智慧，更需要社会监督与压力。前景如何，绝对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奕的过程。 国际社会于“阿拉伯之春”半途后开始的强干预 在第三波民主化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过程中，国际社会介入方式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大差别体现在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上。第三波民主化当中，外部势力的干预在起始阶段起了重要作用，往往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在1970年代走向民主化的29个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亨廷顿《第三波》）。而 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革命，在开始阶段却完全是本国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并无外部势力的介入与 “操纵”。 第二大差别是国际介入的方式与力度完全不同。第三波民主化时，美国、梵蒂冈、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和苏联（指戈尔巴乔夫时期 的苏共）都在积极地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但基本上局限于道义软性干预。而 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革命，在开始阶段虽然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与 “操纵”。但到了双方僵持阶段时，国际社会的介入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突尼斯、埃及获得的外部帮助主要是道义上的，但在利比亚的内战中，却诞生了一种空前强势的新的国际干预形式：一旦有政治力量公开反对强权当局，国际社会就会明确地站在反对派一边。如果独裁者坚持武力镇压，联合国就会以保护平民为理由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这些国际军事行动只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例如设立禁飞区），但这就使得反对派不仅能够生存还能日渐壮大，甚至取得源源不断的补给。利比亚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版本：北约通过建立空中禁飞区而形成“拉偏架”格局：只许反对派打卡扎菲，不许卡扎菲打反对派，卡扎菲的军队一露头就被北约飞机轰炸。这种国际干预一旦付诸实施，卡扎菲的日子屈指可数。 正是在这种空前强势的国际干预之下，也门的萨利赫终于想明白，能挽救他和他的家族的只有他自己，那就是交出权力。在他之前倒下的三个阿拉伯强权人物，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完全不流血只是幻想 上个世纪发生的几件大事，比如海湾战争创造的接近零死亡奇迹，以及几乎没有流血的东欧巨变，现在看来只是人类的偶然幸运。因为同是在海湾战争中让世界惊讶的美国后来在伊战中无法再创零死亡，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各国也程度不等地流了血。流血最少的是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中死亡民众亦达上百名。至今还没有结局的叙利亚已经死亡近4000人。利比亚人民因为经历了内战，民众为暴力转型付出的代价最大，据说约有 2.5万人在战火中死亡，还造成不少难民。 “阿拉伯之春”的鲜血再次表明，自由不是免费的。 还在民主与专制间徘徊的国家怎么办？ 2012年春天的看点，是正处于“普京审美疲劳”阶段的俄罗斯与缅甸。 俄罗斯在第三波进程中已完成了半拉子民主化，有了民选与半自由的媒体。只是由于这是一个被东方专制文明传统浸染至深的国度，国民对强权有种不自主的爱慕，这才有了普京大帝专权的一段回头路。目前民主化的浪潮已经由阿拉伯之春到了俄罗斯之冬，俄罗斯反对派正在积蓄力量，接下来就得看人民自己的选择了。而缅甸新总理吴登盛虽然表现出了开放之态，昂山素姬也被解除软禁，投身政治活动，但旧势力盘根错节，反对力量也各有诉求，走上民主化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在昂山素姬从政生涯当中，最艰难的路还刚开始。 至于中国，至今还处于反对派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的黑暗专制时代，还必须先从黑暗专制步入开明专制阶段。最重要的是，国人还得真正明白：Freedom is not free。没有这一觉悟，走出黑暗专制的第一步无从开始。 （本文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67期，2011年12月15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313）
何清涟2025-11-09 01:05👍 0💬 0美国「总统制」的优势
春节前後，全球华人忙著过年，而美国人则忙著投票，因为多达三十个州进行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初选。由於主要参选人都没拿到绝对多数选票，选举进入相当微妙和复杂的局面。 美国的总统大选要在今年十一月初才举行，但现在的气氛，好像正式票选已开始，主要因为美国实行的是典型的总统制，它和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澳州等实行的内阁制相比，至少有两个明显优势∶ 一是总统「直接」产生。实行内阁制的国家，等於是选「政党」，哪个党拿到国会多数席位，就由这个党内部选举或协商产生总理或首相，像德国的梅克尔，英国的布朗，加拿大的哈帕，以及澳大利亚的新总理等等，都是内阁制下、通过自己党内产生的国家元首。在内阁制下，选民不是完全清楚、确定到底谁要选总统，而最後组阁的政党决定出「元首」，选民不管是否喜欢，更无选择的馀地。 而美国的总统，则是全民一人一票「直接」选择产生。选民事先就非常清楚哪些人在竞选总统，通过直接投票，自己决定出国家元首。 二是总统需「两次」投票产生。因为要先在本党内选一次总统。而党内的初选方式，和最後的总统大选一样，参选人都要一个州一个州的竞选，然後在这些州由注册为本党的选民投票。在美国的五十个州中，哪个候选人赢得最多州，或拿到自己党内选民最多的选票，最後才会被提名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然後和对方政党以同样方式产生的总统候选人「对决」。 美国这种总统要经过「两次」选举的方式和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选民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参选人的情况，而参选人也有更多机会，阐述自己的政见，因为党内初选就有多次公开电视辩论等，使选民有更多的视角，直接了解这些总统参选人，哪个更适合当总统。同时，这种党内初选，也把不适合的参选人提前淘汰出局，最後形成两大党的两个总统候选人对决，等於二选一，因此清楚、简单、明了，选民也比较容易做出选择。 美国两党原有近二十人角逐总统，现只剩下四位，而且结果都相当出乎先前专家们的预测。首先，共和党原来最被看好的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前几个州失败後声势急剧下滑，於是退选；结果被评论家一致认为不真正代表保守派的老牌参议员麦凯恩占绝对优势。而在民主党方面，原来势不可挡的希拉莉，竟然有输给新手黑人议员奥巴马的可能。它说明选举有时会十分无常。 但无论如何，美国的民主制度相当成熟，再怎麽有意外，都还没出现过重大而无法解决的宪政危机；这和「直接」选择和「两次」投票的机制有直接的关系。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月18日「曹长青专栏」 2008-02-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2008-2013：中国政府公信力之殇
何清涟 从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的时间跨度只有五年，但如果将汶川地震后政府的社会动员力及民意支持与此次雅安地震后相比，让人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政治公信力急剧衰退，即使网管昼夜不停地删帖停号，各种质疑声音还是从微博的缝隙里不断冒出来。 拒绝捐款的N个理由 中国大陆虽然未形成有规模的反捐款运动（政府严控之下，也不可能出现），但微博上这类声音不少。香港市民前所未有地反对港府“盲捐”，除了《环球时报》予以痛批之外，对香港拒捐表示理解者不少。网友反对捐款主要有下列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中国往外大把撒钱搞外援，动辄成百上千亿，每遇灾害却希望从百姓手里抠钱。网友“图说天下”发微博：“【又到号召屁民们捐款的时候了！】10年来，中国累计免除50个国家近3百亿元到期债务。近年，向IMF注资430亿美元，援助上合组织1百亿美元贷款，朝鲜6亿美元，阿富汗1.5亿元。非洲200亿美元。免除越南500亿美元。以上共计1230多亿美元。”持相同看法的网友不少。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近年维稳开支每年高达6000-7000亿。不少网友认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赈灾就是维稳，应该从那7000多亿巨额资金中拿出一部分来赈灾。 第三个理由是质疑政府为什么不预报地震消息。尽管中国政府仍然与以前一样，坚称地震不可预测。但中国新闻网等网站曾发布消息：4月18至19日，四川举行代号“闪电-A”的跨区地震救援演练，此次演练假设四川某地发生7级以上强震，目的主要是为检验承担地震综合应急救援任务的消防部队战斗力。网友怀疑政府早就得知雅安将发生地震，只是不肯预报。然后有网友将2012年国家地震局公布的经费细则放到网上：地震预报预测270万元；震情跟踪1700万元；地震信息传输及管理5012万元；住房公积金7166万元；购房补贴8678万元；行政运行1.8亿元；机构运行2.1亿元，其中地震预报费用不到千分之一。对此，网友认为应该裁撤无法预报震灾的地震局。 第四个理由是要求政府解释，震区援建的建筑为何不达标？资金到底流向谁的口袋里了？汶川援建的建筑号称能抗8级地震，这次雅安地震后到现场采访的记者发现，汶川地震援建教室在雅安地震后到处裂缝。香港人发起拒捐活动，理由就是港府在汶川地震后先后投入90亿元支援四川灾后重建，150个项目发中有70项工程不达标。不少重建后的学校及医院建筑质素差，被验出柱梁钢筋移位、钢筋间距与图则不符等等。还有新建的学校使用1年多被拆卸改建商场，其中两条公路至今仍未能完工。 网友们又回忆起中国政府的习惯性做法：5.12汶川地震之后，没有一幢粉碎性坍塌的医院和学校被追责，倒是呼吁问责豆腐渣工程的人被追究入狱，比如谭作人至今仍然系狱，“解决提问题的人，这是政府一贯的做法”。 政府慈善之殇 人们明确拒绝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于是民间机构壹基金这次成了捐款集中流向之地。据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微博透露，截 至4月23日，共收到92万人次1.292亿元捐款，较政府背景的中国红十字会系统收到款物1.2234亿元略多。 中国政府面强大的民意背离压力下，不得已做出一系列让步：四川省民政厅先是表示要廉洁救灾；民政部则不再限定灾区接收捐款单位 ，也不再要求公益慈善组织将接受的捐赠汇缴给政府部门。红十字会被迫作出重新清查郭美美事件的承诺，却被网友冷嘲，查郭美美不如公开帐目。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获得来自国际国内的捐赠高达585.93亿元，这一巨额捐赠号称“书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捐赠发展史的新篇章”。此后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一项重要财源，发文件要求将慈善捐款收归政府管理。这一收归导致善款用途不清，直接结果就是慈善捐款下降。据《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1年中国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总额为845亿，较2010年下降了18.1%，其中政府部门与官办“NGO”下降最快：各级民政部门接收社会捐赠下降 42.19%，而红十字会接收捐赠同比减少了59.39%。 对于捐款数量下降的原因，中民慈善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说原因复杂。比如2010年中国曾连续发生西南干旱、玉树地震、甘肃泥石流等重大的自然灾害，在客观上激发了社会捐赠的热情，直接拉升了当年捐赠的收入。其次，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慈善事件被问责，也对社会各阶层日常捐赠的热情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多难并不兴邦” 2008年汶川地震后，温相一句“多难兴邦”成为这次灾难的主题曲，这首主题曲荒腔走板的极致是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中那句“纵做鬼，也幸福”，以及余秋雨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对王余两位的荒唐言论，网友痛批，但对温的“多难兴邦说”持认可态度。 时过五年又逢雅安地震。网易在地震次日就推出专题“网易《见证》：多难并不兴邦 与灾难共存”。尽管4月23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多难兴邦”，“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的凝聚力”，这个专题也未修改标题。 对北京来说，很不幸的是，“多难兴邦”这个词已成为网上言论的嘲讽目标。由网友“凡人肖申克”推荐的一个新闻跟帖在网上疯传：“实在忍不住了，吐个槽：每次地震，网络世界一片黑白，全国人民一起哀悼，各种煽情，各种你坚强他挺住，就没有人出来问问，为啥日本一个七级地震啥事儿没有跟玩儿一样的，中国为啥就跟炒脆豆角一样的震碎了呢？而且两次是栽到一个坑里了……”。 总理李克强没他的前任幸运，同样到灾区视察，却没有换来网民的真心拥护。律师陈建刚对香港拒捐表示理解后，还说了一段话：“一切源自于信任感。没有信任基础的社会，哪怕是吃‘清粥咸菜’，人民也觉得矫情”。 “多难兴邦”典出《左传·昭公四年》，原文是：“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大意是，如果统治者贤明，拥有人民的拥戴，国家就算多灾多难，也能团结人民，振兴国家，开拓疆土。统治者如果昏庸无道，就算没有灾难，也会亡国。温相2008年在汶川北川中学手书“多难兴邦”之时，媒体宣传完全不追索这条典故的原意，只是片面强调：只要中华民族有同舟共济的民族精神，就能经百难而不倒，根本不检讨政府为政之得失。 我以前曾分析过，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信任被政府罔顾民生及官员腐败摧毁，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商业信任被各种劣质产品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个人信任被各种欺骗行为摧毁。一个失去政治公信力的政府，既不可能获得人民尊重，更不可能有社会动员力。这次雅安地震后的社会舆论，算是给北京提个醒。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4月2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4/credibility-collapse/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0425/164916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纽约马拉松∶自由的交响诗
“砰”！一声大炮的轰响代替了发令枪，纽约马拉松赛的三万多名参赛者组成的人潮，像开闸的洪水，涌进纽约南端史泰顿岛（Staten Island）连接布碌仑区的万拉桑诺大桥（Verrazano Bridge）。 那万众一心涌动的人流，那甩动出千万种流线的双腿，那无数只挥出潇洒韵律的臂膀，那白色、黑色、黄色的兴奋脸庞和要征服42公里195米长马拉松赛程的三万颗雄心，将4260尺的世界上跨度最长的大桥覆盖成人群的河流、意志的海洋。在桥下翻滚的大西洋海水的映衬下，拥抱著三万多个自由意志和挑战精神的万拉桑诺大桥，形成一条流动著的巨型人桥，展现出纽约市区最令人振奋的人类景观！ ●规模宏大的“街头艺术” 当滚滚的马拉松人流从万拉桑诺大桥奔泻而下，迎接它的是簇拥在整个比赛路线两侧像堤岸一样欢呼鼓掌的200万围观者，人数达纽约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像征“联结”的马拉松，赛跑路线贯穿纽约市全部五个区，它使这一天成为纽约人的盛典∶ 在马拉松洪流经过之处，街道两旁的窗户打开了，V字形手势和各种彩旗在挥动。观众的口哨声、掌声、喝彩声在街头乐队的喧天锣鼓、号角伴奏下，与马拉松选手甩出的排山倒海的步伐，共振出纽约市区最宏大而震撼人心的“街头艺术”。 ●42公里长的感人诗句 马拉松最戏剧性的高潮是冲向曼哈顿中央公园的终点∶在激越强劲的高频音乐回荡声中，广播员一遍遍地报告领先者逼近终点的距离。围成厚厚人墙的十万观众翘首眺望，一千多记者举起摄影镜头，媒体的五架直升飞机在高空盘旋。在飘动著的各国国旗和彩色气球下，三个高悬著的巨大记时钟一秒一秒地和观众激动紧张的心一起跳动，等待著驶入终点的比赛总指挥前导车、警察摩托车...... 当26岁的墨西哥男子塞尔瓦在2小时11分21秒跨过终点线时，掌声、欢呼声和鼓乐的轰鸣使整个终点处激动成一首交响诗的巨大惊叹号！而后面42公里长的马拉松道路则是一个充满惊奇、震撼、和无数感人故事的长长的诗句—— ●敞开胸怀，欢迎每一个参加者 这是一首洋溢著自由精神的诗∶它不像奥运会或者其它大型比赛那样要求参赛者受过专业训练，有过好的运动成绩，还要经过层层选拔。纽约马拉松欢迎每一个想参加的人，不管他是什麽身份，何种肤色，什麽性别，来自哪个国家，是否有过长跑记录。只要在18岁到80岁之间。即使80岁以上，经过训练，有健康证明，也可参加。去年纽约马拉松参加者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86岁的女性，她用7小时17分钟跑完全程。 1970年，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纽约衣厂工人勒波（Fred Lebow）以个人名义，在曼哈顿“中央公园”发起了第一届“纽约马拉松”，当时有127人参加。此后每年举办一次的马拉松迅速成为最受美国人欢迎的体育活动之一。1992年，有27797名参加者跑到了终点，使“纽约马拉松”成为世界上城市举办的规模最大的马拉松。 今年参加马拉松的三万人中，有7728人是第一次参加，他们中有老人，残障人，新婚夫妇，或全家老少。在布碌仑区经营一家店铺的阿根廷移民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比赛，因为它向全世界所有人开放。到底是美国人、墨西哥人还是哪国人赢了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都可以参加，纽约欢迎所有的人。” ●99个国家的人来参加 这是一首闪烁世界主义色彩的诗∶三万名参加者中，除了美国的50个州都有人来参加外，还有来自全球99个国家的12000人。仅仅法国就来了2200人。德国和新西兰也都来了超过1000人。还有人来自日本、越南、柬埔寨和委内瑞拉等国家。这来自99个国家的外国人占了参赛人数的40％。 很多人专程来纽约为参赛亲友助威。他们中不少人在起跑处为亲友鼓气后，马上坐地铁赶到前几站的街口，再为亲人助威。他们这样连续换乘了十几次地铁，最后再赶去终点给亲人献上拥抱和鲜红的玫瑰花。这番匆忙的奔波，把助赛者紧张得比参赛者还累。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感叹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外来者比当地人还熟悉纽约地铁。” ●并不在乎美国人得不得第一 这是一首交响著多元种族共存的诗∶跨越终点线的前20名男子中，除了第三名是美国人外，其余都是外国人。他们中有各三名墨西哥人、肯亚人和意大利人。还有两名巴西人，各一名日本、南非、法国和委内瑞拉人。而女子第一名则是从未参加过马拉松比赛，第一次来纽约的21岁的肯亚女子。她以2小时27分37秒的成绩成为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非洲黑人女性，也是纽约马拉松历史上获得冠军的最年轻女子。 在纽约马拉松记录上，自1982年以来，就一直没有美国人获得过男子第一名；女子自1977年以来也没有美国人封冠。但纽约人不在乎这些，纽约马拉松照样向所有想来参加的人开放，纽约的马拉松不是为了证明纽约或美国的强大，而是为全世界所有敢于向42公里长的赛程挑战的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和自由的跑道！ ●残障人士也参赛 这是一首放射著人类不屈精神的诗∶人们为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喝彩，更为用双手把轮椅推向终点的残疾人而鼓掌。每当坐著轮椅或拄著拐杖的挑战者进入终点地段时，全场爆发的掌声和欢呼最为响亮。那摇动轮椅和支撑拐杖的双手一寸寸地艰难地“跑”完了42公里的全程。这不是比赛，这是人类绝不屈服的顽强精神在展示、在行进！ 来自越南河内的化学教授曹川冲，越战时在背送北越伤员时，一条腿被地雷炸伤截肢。他用双拐代步，来纽约参赛，以9小时23分到达终点。在旁一直陪他的是曾在越南打过仗的一位美军上尉。他们在纽约的体育俱乐部相识而成为朋友。“过去，他们在一起交战。现在他们是跑在纽约大道上的伙伴。”对此发出感叹的是双腿截肢的美国参赛者川普。他使用双拐，支撑了11小时56分，在终点处跨进了他一生的梦想。 来自英国的双目失明的裴克任也在朋友的看护下参加了比赛。他是为了给在伦敦出版的一份盲人刊物募捐。他跨过终点时说；“我累极了，但感到十分幸福。” 这种绝不向命运低头的挑战精神，伴随著纽约马拉松创办以来的历届比赛。在今年的比赛开始前，全体参赛者默哀一分钟，悼念不久前病逝的纽约马拉松发起者勒波。勒波1992年患脑癌动了手术，术后第二年他毅然决定再跑一次马拉松。60岁的勒波用5小时32分34秒跑完全程。他的好朋友，曾9次获得纽约马拉松女子第一名的德国的葛瑞特，放弃了可能赢得第10次冠军的机会，一直陪著他跑完。勒波的顽强不息诠释了纽约马拉松的真正精神。人们为他在纽约中央公园设立了铜像。他看著秒表的塑像，激励著人们争分夺秒冲向终点。 ●婚礼、牛头和卓别林 这是一首散发著节日气氛的欢乐诗∶在发令的大炮轰响之前，一对参赛的情侣在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主持下，在三万参赛者的祝福中举行了婚礼，随后穿著结婚礼服的新娘新郎汇入马拉松的人流。有的参赛者穿著牛皮衣服，带著牛头；有的打扮成“米老鼠”，虽然沉重的戏剧服装使长跑更加费力，却一路溅起笑声和更多的掌声。还有的人打扮成喜剧大师卓别林，以滑稽的动作跑完赛程。有人头戴自由女神的帽子，或高举自己国家的国旗。 这是纽约人自己组织的盛会。到处可以看到服务马拉松的志愿人员。仅志愿服务的医生就有2000人，志愿翻译350人。比赛组织者准备了三吨“面包圈”，三吨面饼，180万个纸杯和13万个固定运动员身上标志的别针。 ●为什麽看不到中国人 从上午10时50分开始的马拉松长跑，到了傍晚万家灯火时分，仍然有运动员在路上坚持奔跑。从大炮发令开跑后6小时48分时，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跑进终点，在阵阵凉风中仍然坚守在终点路段的观众，以热烈掌声向这个“迟到者”祝贺。随后跑进来的一对日本男女，面对人群的热情，他俩以日本的风俗，一面鞠躬，一面跨过终点线。 遗憾的是当比赛进行到8小时20分，第29523名参赛者抵达终点时，还没看到一个穿著标有“中国”字样运动衫的人。而中国拥有近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是中国人不热爱体育运动？不是。是中国人没有马拉松的好成绩？也不是。就在纽约马拉松举办的前一个星期，北京举办的一个国际运动会上，中国有三名女子的长跑成绩曾创造世界记录。那麽为什麽在有一万多外国人参赛的纽约马拉松上看不到中国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出国的自由！无论中共当局举办的运动会，还是北京争取举办的奥运会，目的都是为了证明国盛党强，而不是为了展示个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的力量。 而纽约的马拉松比赛，既不是为了证明纽约市政府领导有方，也不是为了显示美国的强大。那一个个举起双臂激动地呼喊著跨过终点线的男女老少，那些跪下亲吻终点线的胜利者，以及那些顽强的残障人士，让人们看到的只是每一个具体个人的强大，它显示的是自由精神的力量。 当那对赛前举行婚礼，穿著婚纱的新娘和身著燕尾服的新郎手牵手终于跑到终点时，新郎居然还有力气抱起了新娘，观众们被他们感动，为他们祝福。在场的所有人都相信，他们一定会在人生和爱情的马拉松中手牵手坚持到终点。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4年11月20日 作者注∶昨天（2013年11月3日）纽约马拉松举行。19年前，我在纽约现场观赛，写了上述这篇短文。 纽约马拉松是最具国际性的马拉松赛，吸引了全球赛手。由于去年波士顿马拉松赛发生炸弹案，所以这次纽约马拉松被警方严格保护，从电视报道可看到，全部赛程都有摄像镜头。今年纽约马拉松有4万8千人参赛。它展示美国人民绝不被邪恶吓住的意志和决心。 在上述短文中，我提到三万人参加的纽约马拉松，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赛手参加。那是19年前。今年的纽约马拉松，据媒体报导，有6名来自中国的赛手参加。这虽然有“进步”，但近14亿人口的中国，才来了6个人，不到亿分之一，而德国法国等，都是来了几千人。 但就这6个中国人，据纽约《侨报》报导，却事先被中共驻纽约的副总领事等官员宴请，他们还在酒席上向这些中共官员“献唱”。是“这6个中国人”太不普通？还是中共官员又在用体育搞政治（宣传）？那些来自法国德国的赛手是绝不会被他们的领馆“宴请”的，别说没有“政治需要”，而且，一来几千个选手，还不把他们的使馆“吃黄了”？ 自由国家参加纽约马拉松的赛手，既是自费，也没有使馆官员的宴请。那是自由意志、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精神的体现。在42公里的赛程中，不仅展示个体的意志、体能和决心，也向世界传递一个象徵∶在共产主义、伊斯兰恐怖等邪恶面前，人类朝向自由道路的“马拉松”，将一直勇往直前！ ——原载“曹长青网站” 2013-11-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美国经济为何能一枝独秀？
何清涟 在欧盟、新兴经济体苦苦挣扎于衰退而不能自拔之时，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在世界引起关注，号称“一枝独秀”。目前，人们除了讨论美国经济复苏的各种因素之外，还关心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能否继续下去。促使美国经济复苏的原因，除了世界都知道的页岩气开发成功之外，本文论及的几个因素不能忽视。 \促使美国经济复苏的几大因素\ 去年美国经济增速达3.5%，不仅是2003年以来的11年当中增速最高的一年，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与2003-2007年美国经济扩展期相比也毫不逊色。更重要的是，日本、中国都为调整经济结构苦恼多年，美国却在五年之间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变革正在美国成型。 考察下来，美国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家底雄厚，不仅环境资源与技术资源优厚，与欧洲相比更多保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竞争特点，并在危机时期制订了一系列合适的经济产业政策。 一，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重创了美国的虚拟经济，即金融系统；实体经济虽然受到较大冲击，但基本面未受大的损害，作为美国经济支柱的高科技、教育及其他实业基本完好。这一点，中国总理温家宝当年就作出了正确判断。2008年9月24日，温家宝在纽约与美国经济金融界座谈时指出，“现在的情况与上世纪30年代不尽相同。美国实体经济，包括高科技经济基础还是好的”，并说了一句美国财界广为传诵的名言：“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二，2008年之后美国资本大量回流。在中国的土地、人力成本日渐升高以及制度成本居高不下之时，美国先后出台一系列提振实体经济与出口的经济政策，例如2010年8月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宣布暂停或降低供制造业使用的进口原料的关税。法案一出，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报告预测，该法案可能使美国制造业产值增加46亿美元，并创造近9万个就业机会。事实证明，在“相对低成本的”驱动下，美国制造业资本大量回流，包括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和电脑行业等在内。这些类别的商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近70%，美国消费者对这些商品年均消费额为2万亿美元。 \美国成为吸引外资的“黄金之地”\ 与曾是外资投资黄金之地的中国相比，美国的成本优势（如土地价格低廉、优良的制度环境）不断显现，加上美国页岩油开发后具有的能源价格优势，外资不断进入美国，美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最多的国家。 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分析，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资本源源不断涌入美国，主要投向金融保险（不含储蓄机构）、制造业、批发贸易、零售贸易、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房地产与租赁等行业。欧元区经济状态不佳，欧元过剩，作为欧盟经济台柱的德国开始大量向美国投资。据Dealogic数据，2014年前8个月，德国西门子等大公司针对美国公司的收购交易总金额已经接近700亿美元，仅次于加拿大公司针对美国公司拟议的规模770亿美元的交易。日本的丰田、本田和日产三大汽车公司均不断扩张它们在美业务。 在美吸引外资总额当中，中国资本仅占很小的份额，但增长迅速。截至2012年，中国对美投资存量达228亿美元，仅2012年一年，中国对美投资达40.48亿美元。如今中国投资遍布美国40个州，行业分布极为广泛，从电脑、娱乐、钢管、纺织直至铝材、食品。无论从资金规模还是从行业分布，中国在美投资呈继续扩张状态。 今年1月下旬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 LLC）在开幕之际公布一项调查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国已超越中国成为各国企业高管的首要投资目的地。在受访的1300多名高管中，有38%把美国列为2015年最重要的市场。位居第二到五位的分别是中国(34%)、德国(19%)、英国(11%)和巴西(10%)。 \美国经济复苏得益于一系列经济政策\ 最后，必须提到美国政府在复苏美国经济方面的功劳。奥巴马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在缓解危机和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着眼于解决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启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以下政策起了关键作用： 一、将金融监管体系全面整改法案签署为正式法律。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提出金融改革方案，内容包括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准备金比例，对资产支持证券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加强对消费者和投资人的保护，授权美联储负责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推动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工作。 二，推进再工业化。针对美国以往“去工业化”及虚拟经济高泡沫化的教训，在金融业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美国重新重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作用，并将实现“再工业化”作为经济再平衡的目标之一。2010年出台《制造业促进法案》，从再造美国汽车业入手，推动制造业重组。此举与美国扩大出口的策略相联系。同时，政府对绿色产业等中长期项目提供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将推进重大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部分，加大对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科技研发投入。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个预算方案中，将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技办公室等重要机构的研究费用翻了一番，并向企业技术研发提供税收减免74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中，联邦政府计划在2009—2016年增拨数百亿美元教育经费，包括115亿美元的助学金计划、直接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100亿美元支持等举措。 三、美国非危机时期的政策储备充分。以财政政策为例，大家都应该记得曾导致政府短期关门的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中国不少评论都将此视为美国长期财政不稳定的来源。但他们不了解的是，正是关于债务上限谈判，形成了对联邦政府的无形约束。这类讨论提醒每一个美国人记住自己的国家尚有巨额债务高悬，在此情况下，联邦政府难以任意扩大政府预算赤字，否则将被迫关门。州及以下地方政府本来就受制于严格的财政平衡条例。可以说，美国清晰的财政条例确保了必要的政策储备，这也是美国与欧元区在主权债务方面的根本区别。 四，政策制定不受民粹主义的绑架。与欧盟国家一样，最近10年，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的政策主张包括扩大福利项目、减少财富不均等。但与欧洲不一样的是，尽管出现诸如占领华尔街等事件，但对富人征收惩罚性收入税、限制高收入人群的薪酬等，从来未成为美国主流的观点。 \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还能持续多久？\ 1月20日奥巴马总统发布的国情咨文，其中有增加税收与扩大福利（比如社区学院等）。考虑到参众两院全盘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与其说这国情咨文是奥巴马政府今后两年的施政蓝图，不如说奥巴 马希望藉国情咨文，为2016年大选中的民主党搭建平台，向美国人民展示，“只有民主党才真正为美国民众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利益考虑”这一政治承诺。 近十多年来，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差别正在缩小，但有些主要差别还是存在。概言之，民主党更善于“分钱”，因此主张增加福利，这就必然要多征税并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共和党更看重“赚钱”，即着眼于企业活力、偏重价值的创造，认为过多的福利是奖懒罚勤，因此主张少征税并限制政府赤字。民主党的各种政策主张更接近欧洲的福利主义政治，共和党的更偏重传统资本主义价值观。在西方国家深陷高福利泥潭难以拔足之时，只有美国还保留了一些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的特点，成为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只要美国今后不被日渐兴盛的左右翼民粹主义绑架，不步欧盟国家“高福利陷阱”的后尘，美国经济就能继续繁荣下去。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月2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121/2608549.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1👍 0💬 0中国奴工现象的制度性思考
最近舆论痛诟山西临汾窑厂奴工事件，众多论者从人性、山西地方特色等各个角度都做出了深刻的评论。但笔者却想指出，奴工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山西，从2006年11月至今年4月，《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张君、刘立民对河北临西的同类现象作了一系列报道，如“河北临西惊现残疾‘包身工’”，“来自大巴山的血泪控诉”，“黑砖厂里的‘少女性奴’”，那些工人的遭遇与山西临汾奴工遭遇堪称伯仲之间，少女性奴的境遇更是悲惨。只是阴差阳错，河北的奴工现象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之中，而山西临汾的奴工事件一则因为有大量外地媒体与互联网介入，二则有奴工原籍河南省政府出面吁请中央政府干预，才终于掀开这黑暗、令中国人蒙羞的罪恶一页。 将两组报道比较起来看，这些役使奴工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这类血汗工厂以掠夺超高额利润为目标。河北临西汪江砖厂的老板与包工头奴役的是一群聋哑或智障残疾人，而山西黑砖窑奴役的是8－13岁的孩子，都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群。而掠夺这些人群的劳动，可以比一般血汗工厂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第二，奴役者多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如汪江砖厂的老板是连任几届汪江村党支书的叶长贵，其砖厂占地100多亩，就建在运河大堤旁，长年取大堤之土造砖。山西临汾的那些窑主在当地也属于有钱有势之人。 第三，山西临汾与河北临西的地方政府均成为这些奴隶工厂的保护人。叶长贵的行为首先是违反了《残疾人保障法》与劳动法，迫使少女当性奴更是违反了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取运河河堤之土造砖也违反当地河堤保护的法规，但他的砖厂就这么红红火火地开办了多年。据披露，在临西县此类粘土砖厂有上百家，雇佣残疾人做苦力是普遍现象。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这些“砖厂老板大多有钱有势，政府有些官员和他们穿着连裆裤，老百姓不敢得罪他们”。而山西临汾更绝，劳动监察部门涉嫌倒卖童工，当地警方更是多方偏袒这些窑主。据曾三次赴山西采访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披露，在山西运城和晋城一带，这类窑厂至少有1000家以上，很多窑厂主都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中买来窑工，以榨取超额利润。付振中指出，“我们去过的这些黑窑厂，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 第四，山西、河北都有为数不少的地方媒体，不可能对当地存在数年之久的奴工现象毫无所闻。但最后揭露这些现象的却不是地方媒体，河北临西的奴工现象由《民主与法制》杂志揭露，而山西省的却只能由河南省的记者出马。 这些事件披露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媒体报道时照例批评地方政府与赞扬中央政府。但这些分析无法解释英明的中央辖下何以出了这么多恶劣不堪的地方政府，而且这些地方政府与恶势力勾结牟利的方式亦如出一辙。 对这类现象不应止于批评层面，必须思考为什么所有能对地方恶势力形成制约的力量均成为缺席者。地方媒体的沉默主要是出于制度性约束，没有媒体的负责人敢去揭当地政府的短，更何况山西还有高勤荣因揭露政府喷灌工程造假而身陷囹圄的事例在前。民众的麻木与冷漠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政府不作为或为虎作伥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无权利的民众能够大义凛然地充当先烂的出头椽子。唯一真正可以制约这些地方恶势力的是政府，但政府官员们却与这些恶势力沆瀣一气，形成利益共盟，从而使得政府管制缺位。 应该说，中国的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工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在法律禁止的情况下，这类事件却屡屡出现，只能说政府的管制能力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法律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精英群体，只能成为政府用来管束无权者的工具。 最后，请论者不要再为中央政府开脱了。因为在政府正当管制能力严重下降的同时，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政治高压、特务控制、警察统治等成为近年中央政府三管齐下的“重要”制度建设，其目的只是用来对付民众日益觉醒的权利要求。而扼制民众的权利要求，其实就是对权势者掠夺民众的纵容。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6月21日，第 197 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9👍 0💬 0蔡升达∶远志明疑似性侵事件的后续发展
由十八位牧师组成的调查团，独立调查柴玲指控远志明对她性侵的事件，已于2月23日有了初步的结论，公开在生命季刊的网站。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对于已经说过性侵犯通常都是累犯的柴玲而言，可能一点都不意外），此调查报告披露了另外两个女性指控远志明对她们有不当的身体接触，而且是发生在2013年左右。那时远志明早已是具有很大知名度的基督教界人士。很快的，神州传播协会就发了一个严正公告，谴责调查团公开如此的「流言蜚语」，质疑他们的动机，并保留法律追诉权。而远志明也取消2015年所有的公开行程，宣布今年为他的安息年。过没几天，美国的《今日基督教》杂志，就头条报导整起事件。柴玲也写了第五封公开信回应调查报告和神州的公告。隔日，2月28日，神州就宣布远志明辞去一切事工，并且发出律师信，公告他们准备对调查团提告。 虽然我个人认为，调查过程过于匆促、有些该调查的事情没有调查（但也可能是调查不出结果，所以没有提）、给当事人回应的时间不够、甚至调查团本应要纳入更多法律和心理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来共同评估，而不是清一色都是牧师，但无论如何，即使不够完善，这个调查报告依然有力地指向一个结论∶有多个女性指控远志明对她们有不同程度的不当接触。 整起事件让我最难过的，其实不是远志明躲在神州后面，不敢自己出面公开说明，而是围绕在他身边的神州传播协会和按牧他的牧师群。这些拥有权力、坐在高位的「长辈」，如果不是一副事不关己的“不沾锅”」心态，从头到尾不出一声，就是只管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名声，漠视受害者所寻求的公义，甚至还要扬言提告受害者！这是基督教领袖该有的水准和德行吗？可庆的是，教内不是只有这些绊人跌倒的反面见证而已，还是有愿意为了公义而组织调查团的十八位牧者。 不管是远志明真的有对这些女性性骚扰，或是这些女性联合起来作假见证，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我这篇文章想要谈的，主要不是远志明到底有没有罪，而是基督徒听闻这样的事件该如何消化，并且教会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降低这类事情发生的机率。 首先，有些基督徒听闻牧师或资深信徒犯很大的罪，可能会在信仰上受到冲击。常见的纠结有∶“这人讲的福音，我还能信吗？”、“神为什麽不保护这些受害者呢？”、“我以后还能相信谁？”、“神真的存在吗？”等等。我想要呼吁读者，其实这类丑闻出现，对于相信全人类都有罪的我们而言，应该不是什麽稀奇的事情才对。不是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每个人都有罪（罗马书三23），相信基督徒也会被过犯所胜（加拉太书六1），那麽纵使我们听闻信任的属灵长辈跌倒，短时间内或许会感到迷惘，也应该最终能慢慢平静下来，更加确信圣经所讲的是对的。 人犯罪其实不稀奇，我觉得比较稀奇的是，明明每天打开报纸都一堆社会新闻，大多数基督徒也都听闻天主教神父的丑闻，以及零星基督教牧师的丑闻，但有些教会却仍然愿意将权力集中在牧师身上，十足地信任他们。我必须说，这样其实是在害那些牧师。圣经教导我们要远避试探。这种警觉重要到连主祷文都有相关的内容∶「不叫我们遇见（或作「陷入」）试探」。当一个人握有崇高的权力，周遭都是鼓励和顺服的声音，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让人不自禁（也是错误）地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可以逃脱责任。也许一开始只是犯一点小罪，但是当没人追究，或是有人追究，但却被压下来，那只会慢慢走向自我毁灭之路。我的意思不是说，牧师犯罪是因为教会没有好好监督。犯罪的人，自然应该承担百分百的责任，但如果周遭的人能够防止犯罪的事情不去发生，那不是美事一桩吗？如果连培基文教基金会这个专门教导品格的机构，它的创始人，最后都因为众多性骚扰的指控而晚节不保、黯然下台，我们凭什麽以为我们的牧师，在获得我们完全不保留的信任和顺服之后，不会因此犯罪？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明问责（accountability）的重要性。我想要再次强调这点。天主教有严谨的制度，都可以爆发大规模的性侵丑闻，更何况是各据山头，行政独立的基督教教会？我的建议是，无论教会的体制如何（主教制、长老制或会众制），都要好好保护传道人和长执免于受到试探。要探访异性，不可以单独前往。有异性单独来找牧师协谈，需要在开放式的空间或是约师母一起。牧师应该离教会财务的管理越远越好。牧师应该要定期接受考核（无论是长执会进行，或是总会进行），并且教会要有清楚的解聘条件与流程。这目的不是要压榨牧师，而是保护他们不落入试探、避免争议，也间接促使他们积极事奉不懈怠。总而言之，牧师并不是圣人，而是有血有肉，有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长老执事或其他教会同工当然也是一样。除了要常常省察自己在进行教会事工时是否带有个人偏见或喜好，也要积极寻求别人的意见和谏言，以免同样落入骄傲专横的网罗中。 这次的事件，远志明、神州传播协会和给远按牧的牧师们，都成了反面教材。但我们不需要落入绝望或愤恨，不是立即把所有周围的教会领袖，都看成是还没被抓到的罪犯，也不是从此把“信任”收起来，以怀疑和冷漠待人接物。相反的，我们要更发抓住神的信实与公义。提摩太后书二章13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的眼目遍查全地，公义最终会彰显。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 我也在此呼吁神州的董事会，能重新以敬畏神的态度，思考该怎样进行下一步，才是荣神益人的行为。我建议，不要再用律师作为挡箭牌，而要好好对远志明进行调查。既然他现在已经辞去一切事工，就代表他有时间接受内部调查。如果远志明真的无罪，神州自然可以公布自己的调查结果，挽回远志明和神州的信誉。届时，再来对调查团提告诽谤都还不迟。但如果现在还没弄清楚远是否真的有性侵或性骚扰，就急著要提告，届时法院必定要对这些受害者的控诉进行调查，看是否确有其事。如果到时候法院认定确有其事，所以诽谤不能成立，那不只是远志明会更加难堪，连神州董事会自己都跟著难堪。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台湾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壹周刊报导某个已婚的政治人物召妓。这人不堪其辱，旋即对壹周刊提告诽谤，但却败诉，因为法院审理之后，认定召妓属实。这人因此也成为台湾百姓在饭桌上的笑谈。我当然希望神州不要犯下同样的错误。 2015年3月4日 ——原载《蔡升达的博客》∶ https://andrewtsai.wordpress.com/2015/03/02/yuan\alleged\sex\assault\development/ 2015-03-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经济全球化：美中双引擎正分道扬镳
何清涟 尽管美国高层“排队访问中国”试图努力缓和关系，中美两国资本却早就不再互以对方为投资地第一选择。美商对华直接投资已经在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下降，即便是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对华投资也在今年第一季度骤减，从2021年最高峰值约350亿美元降至4亿美元左右。8月3日，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敦促总统拜登对美国对华投资采取更广泛的限制，特别是在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将流向中国的私人和公共市场投资纳入新的限制中”，据说下周白宫将发布行政令。 不管两国政府如何表态，事实上是这两个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正在分道扬镳。 美国在华投资终于断舍离 谈到中美两国资本互相在两国投资，2017年是个转折点。 IMF每年组织CDIS针对FDI（外商直接投资）开展一项全球性调查，据其公布的资料，，中国在世界FDI的排名在2022年上升到第三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1992 年开始，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所有投资国中，美国对华投资居首位。据美国中国总商会（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U.S.A.）在《双行道：中美双边直接投资25年全景图》中的统计，从1990年至2016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近6,700笔，累计金额为2,280亿美元。该统计涵盖了1,300多家在中国拥有大量业务的美国企业。以后呈下降趋势：2017年，美国对华投资140亿美元，中美贸易战开打后，2020年为87亿美元，2021年为24.7亿美元，在中国当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当中仅占1.4%。 2023年4月中下旬，美国中国商会公布了对109家在华美企的调查结果，其中三分之二受访者表示不会或未决定在未来三年内增加投资。调查还发现，73%的受访公司没有将供应链转移到中国以外地方，但有27%的公司表示，已将供应链的优次重新划定（意即增加在中国之外的比重）。 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Lester Ross）告诉彭博通讯社，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目前很难看到双方关系何时开始改善，这亦必然影响企业跨境营运的能力。 中国投资美国潮自2017年开始退潮 据IMF的CDIS数据，美国目前是全世界FDI的首选之地，美国的FDI在2023年3月高达1,183.8亿美元。另据CEIC Data整理的数据（Mar 1998 – Mar 2023)，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116个经济体，其中欧盟居首，累计为659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 累计达205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美投资增长最快的是2009-2016年。2009年中国赴美投资约为7亿美元，2010年猛增至45.7亿美元，在2016年达到历史峰值464.5亿美元。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维护的中国海外项目数据库，2016年，中国公司和国有实体在G7进行了120项投资，其中63项在美国。 2017年川普入主白宫，为了防止外国企业在关键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继而对国家安全产生危害，美国政府自2017年开始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主导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开展一系列立法改革程序，并于2018年8月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CFIUS 针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审查数量已经连续多年排名第一：2017-2019年，CFIUS一共审查了697起交易案，数量较之前三年增长了42%，其中超过20%的交易是中国投资。 自此，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连年下降：2017年，中国赴美投资缩减到297.2亿美元；2018年降至53.9亿美元；2020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小幅上涨，达72亿美元。2021 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约为48 亿美元，为2011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全球发生无数大事，中美双方关系降至冰点，脱钩论声音日高，尽管中美双方都声明脱钩对中美两国及世界都不利，但俄乌战争开启，随着BRICKS的金融支付系统脱离SWIFT自成一体，全球化的双引擎美中两国分道扬镳趋势日益明显。 中美两国资本均从对方撤离，政治原因居首 中美资本双双从对方撤离，说明作为全球化主要载体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发生变化。美中位列全球第一、第二两大经济体，无论是作为投资的来源国或作为资本的接受国，在全球跨境投资的发展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美国中国总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Lester Ross）接受彭博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目前很难看到双方关系何时开始改善，这亦必然影响企业跨境营运的能力。该会会长何迈可（Michael Hart）亦表示，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公司感到在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较过去更难预测。该会公布的2023年白皮书，亦将中美关系恶化列为今年的关键挑战，指随着经贸议题与国家安全等问题紧密交织，两国不断恶化的关系已将美企推向十字路口。 但美资要从中国撤资也不那么容易。今年7月央行换帅，潘功胜走马上任，《华尔街日报》立刻提到一件往事：2016年，正值中国资金大量外流，迫使中国央行斥资1万亿美元来阻止人民币下跌。面对此局，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潘功胜想出高招，严格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采取更严厉的监管措施以打击资本外逃，包括外资企业年底将利润汇回母国也受到限制。自那之后，一些外国投资者将中国戏称为“加州旅馆”，因为在这里投资者“可以退房，但永远无法离开”。 ——这段往事，我曾写过一篇《中国经济的堡垒战：“保卫外汇储备”》（VOA。2016年12月4日），除了提到中国富人纷纷将套现的“帝国红利”转移至海外抢购豪宅作为资产保值手段，这一招已经不灵。更重要的是我提到中国加强资本管控，外企可汇出资金急降9成，有违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自由流动原则第一要义，因为所谓资本自由流动是双向的，不仅是可以自由进入某国投资，还能自由地从某国撤资。 但中方资本纷纷从美国撤出，却又是另一番考虑。7月26日，WSJ发表《中国资本正在逃离西方世界》，特别提到2016年这个中国资本在西方发达国家叱咤风云，挥洒金钱，从收购纽约豪宅和五星级酒店，到吞下瑞士的一家化学公司和德国的一家机器人巨头，这种抢购值得炫耀的资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随着西方世界对中国资本敌意加深，中国投资者正从西方撤离。该文引用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整理的一份有关中国投资的初步估计，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转战东南亚工厂以及亚洲、中东和南美的采矿和能源项目。中国政府正试图巩固与这些地方的联盟关系，确保获得关键资源。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资本最大的接受国是镍资源丰富的印度尼西亚，镍是许多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原料。 但是这篇文章没涉及到与中国资本有关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与美国资本是私人资本不同，中国资本来源复杂，撤资的原因也很不相同。一类是粉红色财团通过借贷套取美元转出国外，本属资本外逃性质，比如2016年及以前在美欧收购炫耀性资产华道夫酒店、球队与好莱坞的，是“超级白手套”肖建华、吴小晖、王健林等与中国历届常委、权贵有利益瓜葛的粉红色财团，其海外投资款多是通过关系在国内银行借贷而来，在习近平反腐败的严厉打击下，不得不撤资回吐当年转出来的资产。另外一类以私企面目出现的国有资本，这些资本的目标始终是为中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当华盛顿采取各种措施，比如限制中国资本购买美国农地，以及各种有伤美国国家安全的项目时，加上俄乌战争开始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包括没收各种俄罗斯资本（包括私人资本）时，考虑到美中关系日趋紧张，这类中国资本出于安全考虑，撤离美国是必然的。 这里又涉及到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的第二要义：资本安全。 小结 资本既不能自由撤出，又不能保障安全，必将给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自由流动带来巨大的阴影，折射出全球化退潮和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世界格局。 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依靠美国与中国这“双引擎”。一些西方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均认为，疲软的中国经济已经让世界少了一个增长引擎；如今中国资本撤离西方可能导致部分国家新增就业减少，也使硅谷等一些地区的企业所能利用的资金池缩水。但是，时光不可能倒流回2016年以前，如今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围绕着世界的两极化而伸展。但与1990前美苏冷战有不同：那时候因为意识形态对峙，经互会成员国与西方等国断绝来往；现在不仅美-中（俄）无法完全脱钩，就连美国盟友德法等欧盟成员国也必须两头依赖，仅仅一个尼日尔政变就对法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8月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07202309455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构造统治基础的方向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新社会阶层”贡献全国近1/3税收，成为中共统战新着力点。这篇文章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即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营建与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 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中国宪法开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做了定义，即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但现实生活中，工人、农民与执政者的关系到底怎样呢？前几天的一条新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2006年7月18日，因率领数万农民争取水电站股权而被投入监狱长达3年的四川宜宾农民领袖刘北星出狱。当地两万农民集资两千多元人民币购买烟花爆竹，准备“烧炮仗”相迎。而宜宾地方当局一方面要求农民不要搞任何欢迎活动，另一方面则出动了七百多武警、一百多官员前往刘的故乡――四川省宜宾县大塔场镇，封锁刘家附近路口，阻止两万农民举行欢迎仪式。两名前往迎接的农民代表梁真奎、罗道福亦被当局带走。 这条新闻至少说明以下现状： 政府与人民的利益已经处于紧张对立状态；在土地征用中，地方政府的受益完全建立在广大农民的利益受损之上；作为这个国家名义“统治基础”的农民，如果在利益受到掠夺时做默默忍受的顺民，那么还可以留在“人民队伍”当中；但只要一反抗，就立即成了被专政的“刑事犯罪分子”。 今天的中国，类似消息比比皆是。这就让人不由得要问：支撑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基础不是它所宣称的工人与农民，到底是哪些社会群体呢？ 江泽民曾经试图调和宪法与现实相悖这一难题，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其“七一讲话”宣称让私营企业主入党，对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了直接诠释。胡锦涛迄今未能建构出更好的“理论”，一直在“执政为民”这类空话上转悠，徒然让自己陷入意识形态向左转、社会经济政策向右转的困境。经过一番折腾后，现在终于有了进步，《瞭望新闻周刊》这篇文章宣示了胡锦涛及其班底了悟之“道”。 文中所指的“新社会阶层”，顾名思义，应该是指改革以来出现而此前未有的社会阶层。但通观该文，却发现除了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人员、科技企业自主创业者、社会中介组织从业者（会计师、律师、审计师等）之外，独独遗漏了数量最庞大的一个社会阶层，即农民工。而农民工不入选的理由也由全文主旨暗示了：农民工对国家税收的贡献不大。 从这篇文章的主旨，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了构造新的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比如“建立联系会议制度，拓展工作渠道和载体”；“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加大培养力度，有效提高其政策理论水平，特别是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谐共处能力”，等等。这些举措无疑比江泽民时代进了一大步，那时只有人大、政协能够吸纳部分经济精英“参政”，渠道过于狭窄，不利于团结新社会阶层的大多数。而现在则将统战对象扩大到新社会阶层（即所谓“中产阶级”），有利于培养政治共识，至少可以在党与中产阶级之间营造“和谐共处”的氛围。 这些新社会阶层的文化水准、社会观察能力与思考能力在总体上自然高于工农大众。欧美诸国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其人口结构当中确是中产阶级人口逐渐占据主流，成为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但如果以为中国目前这种“统战”新社会阶层的方式与西方民主社会相同，却是大错特错。 首先，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意识与参预能力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自然养成，而且在选举当中，一人一票，任何阶层的选票价值相等。这与中国政府用给予特权（即“统战”）的办法刻意扶持中产阶级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谐共处能力”完全不一样；其次，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中的主体，而不是被政党请来做客的政治游戏旁观者。而所谓“统战”，在共产党政治文化当中，指的就是共产党做东道主，被统战者做客，在政治圆桌旁边营造宾主共欢的气氛而已。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可见的未来三五十年内，农民仍然是中国人口中的主体，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构造统治基础时将这个庞大群体置于无权与受压制状态，这个社会的基础就有如构建在流沙上，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7月27日，第 150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美国政界对中美国防工业竞争的担忧正当其时
何清涟 从历史观之，战争-战争忧惧症-各国军备竞赛-军火生产与销售（产业链）兴旺，是相继出现的，结果必然促使制造业兴盛。事到如今，美国华府政圈已经认识到美国在国防军备上存在的一些弱点，将使自身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去优势。#2023年12月12日，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通过了近150项政策建议，重置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战略。这份由两党议员共同签署的报告认为，中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运动”，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主导了全球关键产业，并使美国在发生更广泛的军事冲突时非常脆弱。 中美经济优劣势比较述要 每年1月，是不少国家宏观经济数据出炉之时（美国是2月），因此，各种评论都会非常热闹，中美两国的GDP总量 与增速比较是热点中的热点，比如彭博社于1月25日发表评论，该文的主要观点是：2023年美国GDP增长6.3%，高于中国的4.6%。这显示在新冠疫情过后，美国经济的复苏状况比中国更好；两国的经济表现也显现在股票市场中，美国股市在本周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则陷入股市暴跌；美国的经济表现进一步超越中国，这背后很大原因归功于充满消费活力的美国消费者。中国在经历长达三年的严苛清零封控政策后，消费者及中小企业变得保守小心，导致投资与消费表现乏力。 以上分析，如果仅就GDP一项来说，完全正确。但是，认真比对第一、二、三产业的情况，则会认为国会山关于中美国防工业能力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1、2023年中国GDP总量为17.89万亿美元，美国为27.36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只有美国的65.4%，比2021年的75.5%下跌10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经济实况分析，中国GDP总量下跌与房地产业萧条有很大关系，其次则为服务业，尤其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业。 2、第三产业是美国巨大优势，总值22.2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高达81.3%。而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约9.77万亿美元，占GDP比例为54.6%，总量落后美国12.47万亿美元——所谓第三产业门类甚广，美国的金融业，高科技服务、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国际组织方面，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准，当然远远超过中国。 3、第一产业，中国是从业人员多，量大，但生产力远低于美国。农业及相关产业的GDP总量是中国占优，达12,520.4亿 美元，约为美国4.2倍。但美国第一产业只占GDP的0.9%，在美国GDP总量中仅占7.1%。中国农业的目的是粮食自给，美国不仅能管本国3亿多人的粮食供应，还能出口。 4、工业是中国优势，第二产业产值占GDP之比为38.3%。美国第二产业产值占GDP之比为17.8%，中国工业GDP总量是美国的1.4倍。 分析中国经济总的状态，看GDP总量是一种分析方法。但是，从川普时代开始的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美国众议院提出的中美竞争的重点要放在在国防工业上，恰好就涉及第4点。谁都知道，国防工业的基础就是制造业。 SIPRI：美中两国稳居全球国防产业榜首 #2023年12月上旬， 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2002年前100家军火生产和军事服务公司》，全球前100名军火商的收入总额为5,970亿美元。美国仍是全球第一军火出口大国，占据51%的市场份额。但中国的大多数国防承包商的收入在2022年都连续第四年增长，其军火销售占世界市场的18%。 这份报告称，尽管美国在军火收入上仍居首位，但与2021年相比下降了近8%，在百强榜上的42家美国公司中，有32家公司的收入有所减少。而中国的军火产业增长迅速，有八家中国公司进入了百强，其综合收入增长了2.7%，达1,080亿美元，这是第四年连续增长。其中有几家的增长值得关注：2022年，中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北方工业公司（Norinco）收入增长4.4%，在排行榜上名列第七。中国航空工业公司（AVIC）年收入增长4.7%，达206亿美元，位居第八。位居全球军火百强第21位的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增长最快，增幅为12%，达65亿美元。 该报告说，俄罗斯公司的军火总收入下降了12%，为208亿美元。由于俄罗斯军火工业的透明度继续下降，俄罗斯整体缺乏可靠的数据。除中国外，亚太地区还有22家公司在2022年实现了收入增长。总部位于中东的7家公司的军火收入增加了11%，达到179亿美元。就地区而言，中东是军火收入年度增长最大的地区。 国防工业：制造业之王 美国众议院（建议者应该是军方）将中美竞争的重点锁定在国防工业上，应该是比较了解中国近年制造业的发展情况，熟悉工业发展史的人士都知道：国防工业是制造业之王。 俄乌战争为俄国创造了大量需求，主要供应方是中国，但中国供应的不是军火，而是制造军火的机器。英国《金融时报》在2024年1月2日的一篇文章《俄乌战争后中国对俄先进机床出口猛增》（China’s advanced machine tool exports to Russia soar after Ukraine invasion）谈到，在对莫斯科军事工业至关重要的“计算机数控”设备贸易中，中国供应商目前占据主导地位。所谓“计算机数控”设备，就是指数控机床，这一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准与工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防建设上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基础性产业。 据《金融时报》上述报道提供的数据，自 2022 年 2 月以来，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力度加大，对俄罗斯出口数控设备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为这类设备可以进行极其精确的金属铣削，是军工生产必备设备。莫斯科被迫寻求从其他来源获取 “计算机数控”工具。据《金融时报》引述俄罗斯海关申报单显示可核实的最新数据，中国生产商 7 月份运送了价值 6800 万美元的数控工具，而 2022 年 2 月俄乌战争爆发前，这一数据仅为650 万美元。该文对出口记录的分析显示，与俄罗斯贸易激增的一些主要赢家与中国军队有密切的联系。以武汉华中数控为例，该公司增加了对俄罗斯的出口，2017年，它是“大脑转换项目”（一项在国防工业中用国产数控系统替换国外数控系统的计划）的主要承包商，并与中国喷气式战斗机制造商沈阳飞机集团公司合作。 该文章作者认为，数控机床出口是中国和俄罗斯深化军工伙伴关系的一个例子。数据还表明，莫斯科继续大量进口台湾和韩国制造的数控工具，这是因为以下原因：与德国和日本公司制造的设备相比，中国的工具精度较低、准确度较低，而且使用寿命较短。 图片 据俄罗斯联邦经济顾问的说法，战争以来，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发展迅速，俄罗斯军工复合体重新开始运转，失业降低，工资上涨，资金更多流向边远地区和底层，这个所谓“深层俄罗斯”的经济状态大为改善。 军工产业将在世界局部战争中悄然兴起 从前年开始，美国支持一方或涉入的战争已经有三起：俄乌战争、以巴战争与针对红海胡塞武装包括也门的袭击，目前战火还有扩大的迹像，战争忧惧正在全球蔓延。英国陆军总参谋长桑德斯（Patrick Sanders）1月24日公开发出警告说，英国人民应做好准备，一旦与俄罗斯发生战争，他们就应服兵役。法广日前报导，德国认为自己离开美国将毫无防御能力，因此命令驻美外交官，和前总统（川普）阵营建立联系，为最糟状况（指他们认为川普当选）做好准备。美国《海军时报》（Navy Times）1月22日在《红海冲突中，海军领导人问道：我们的舰船激光武器在哪里》（Amid Red Sea clashes, Navy leaders ask: Where are our ship lasers）一文中称，尽管美军在高能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领域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和开发，且已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但在应对美国海军目前在红海面临的威胁时，它们仍不具备实战能力。 北约正在催促成员国国防预算达标，加强军备。据德国智库汇整统计，2023年北约国家25国中（包含瑞典）仅有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年财政健全的实现北约的目标——国防预算占GDP 2%，15个会员国根本没达到2%的目标。 综上所述，众议院提的150项重振美国国防工业的建议正当其时。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1月2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1292024125826.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纽约世贸大厦 再次摩天而起
在911恐怖袭击摧毁了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的13年之后，一座新的、更高的、代表著美国自由精神的世贸中心1号大厦建成后今天正式恢复商务活动。 这座大厦高达1776英尺，用1776美国建国那一年的数字作为大厦的高度，代表著美国的自由精神绝不倒！ 你可以炸毁我们的双子塔，但我们再建一个比双子塔更高的（双子塔分别是1368英尺/417米和1362英尺/415米）！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土地上最高的建筑物，她是往来飞机和航船的灯塔，她更是人类自由精神战胜邪恶的象征和体现！ 仰望这座崭新的大厦，就是仰望美国的高度、人类的高度！ 1776，对美国人，对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它代表著自由力量的崛起，代表著人类文明的巨大胜利。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曾在北京大学演讲说，“当代最伟大的事情，是美国的崛起。”因为“1776”代表的是保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价值向全球辐射！ 我曾经说过，没有1776，世界就可能是《1984》和《动物农场》。 美国礼炮所以设计成21响，也是为了纪念1776，它是1+7+7+6的总和。 这座历经8年建造、耗资39亿美元、104层的摩天大楼，已有美国最大的出版公司Condé Nast等数十家大企业搬进使用，其中有一点令我惊奇和惊喜的是，有一个中国商业文化中心，在这座大厦的64到69楼租用了19万英尺的空间。这是一个民间控股的公司租用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最具美国精神的大楼里，有一个中国中心，不仅可以促使更多的美国人、全世界的人和中国人进行商业文化交流，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到这里，真实地感觉、体验美国精神。 仰望这座摩天大厦的中国人，终将有一天，把中国变成具有美国精神的自由中国！ 世贸中心1号，向你致敬！ 1776，向你致敬！ 美国，向你致敬！ 人类的自由精神，向你致敬！ 2014年11月3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1-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李嘉诚话题”突显权力与资本关系日趋紧张
何清涟 “不能让李嘉诚跑了”这个话题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余烟袅袅。从话题的挑起者，直到李嘉诚本人通过长实地产年中报告的表态，再到《人民日报》那篇显示大方的《遇到困难李嘉诚不能共度难关 不必挽留》，不仅突显了中国人至今对国际资本的流动规则还处于机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更突显了权力与资本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 有关争论可以看作是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代理人战争”，至少揭示了现阶段资本在中国的三重困境。 第一重困境：港资在中国名外实内的身份困境。 当年邓小平确定改革开放政策时，“开放”这一翼上书“吸引外资”四个大字。直到90年代，港资都是外资中的重中之重，台资次之。当时，从事中苏两国改革比较研究的学者一致认为，世界各地的华人资本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香港的地理位置与其特殊的经济作用，决定了当时中国将港资作为外资对待的政治考量。我曾在《中国地区治理危机的起源：经济篇》中，分析了香港地理位置为其带来的优势，在中共建政后，主要是为中国大陆充当“国际掮客”，在中国面临西方全面封锁时，既是中国对外的“国际通道”，还是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更是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基地。1979年以后，中国对外改革开放，香港商人不仅成为投资中国大陆的主体，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引路人与桥梁。当时，引进外资中，港资占比为70%，接下来才是台资与日资。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逐渐丧失了中国转口贸易的地位，离岸金融业务渐渐劣质化，沦为中国权贵官僚的资本外逃中转站与“大陆洗钱的后花园”，并化身为港资。我在《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中，指出该报2013年8月12日的文章“外资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所附图表“中国大陆的十大外资来源地”揭示，其中来自香港的投资为397.15亿美元，在全部外资中占比为65%。 如果说1978年至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将港资当外资看，是因为香港当时还未回归及回归初期，出于政治考量必须这样做。那么，2001年之后，则出于中共政治集团内部人的利益考量，香港在经济上被视作外资，对利益集团来说，是洗钱、转移资本的重要管道。 至今，超级港商与在港中资都是与中共血肉相连者，白手起家的中小港商或是在他国另起炉灶，或是破产收山。但“李嘉诚们”与中共血肉相连者的身份困境及其撤资，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第二重困境：外资眼中，资本许进不许出意味着资本流动受限。 “李嘉诚们”的故事，中国人都明白，但外国人不明白。今年中国股市中政府强令托市，最后以“做空中国”的罪名抓人，普遍被视为政府对资本市场的不当干预，是政府恶意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国际投行界从中嗅到危机，开始用“狗嘴里的肉包子”形容投资中国股市，《不能让李嘉诚跑了》这个话题在外资疑虑时适时出现，更让国际投行界产生怀疑，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管控国际资本流动。 所谓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转移，具体包括投资、贷款、援助、输出、输入、买方信贷、卖方信贷、外汇买卖、证券发行与流通等等。按照资本跨国界流动的方向，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分为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在加入WTO之时，主要成员国美欧各国等要求中国将来开放金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但因为在WTO成员国当中，基本没有资本准入不准出，即欢迎外资进入却限制资本流出的事例，也因此从未考虑过这种情况下的应对之策。今年中国政府管制资本流动算是让国际资本长了见识。 这种见识让国际资本多了一重担忧，万一哪天中国限制资本流出了怎么办？因此，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奉行完整的资本流动规则：不仅欢迎资本自由进来，还应该允许资本自由出去。 第三重困境：中国私人资本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中国的私人资本，一直被舆论视为有“原罪”。从民间视角看，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依靠权力，通过官商结合在“灰色地带”活动，才能将企业做大做强，其财富并不干净。从官方来看，也认为政府给予的方便造就了私企主这群“国王”，逃税、偷漏税、做假帐是企业通例，辫子一大把。平时政府不缺钱，私企主与政府官员关系好时，这些辫子就不是问题。但政府一缺钱，或者私企的官府靠山因反腐入狱，退休走人，私企主们就不安全了，这几年川商、晋商成批倒下，那情景让私企主人们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 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动员私企参股。不少私营企业家已经感到党的那只“巨灵神掌”已经罩向头顶，不少私企主感到政府可能会“关门打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早就开始大量从事“海外投资”，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今年8月中旬有那么几天，每天交易量高达500亿美元，北京痛感外汇储备迅速缩水（据《经济学人》9月28日文章称，约6000亿美元外流），因而加强外汇管制。因为“做空中国”罪名被抓的已经有几十位券商，权力与资本的关系逐渐进入紧张状态。 李嘉诚集三重困境于一身 为什么面对资本跑路，舆论选中的目标是李嘉诚？这是李嘉诚资本特点决定的。 李嘉诚是港商，而且是港商中与北京最高权力走得最近的巨贾。李嘉诚作为香港商界顶尖精英，曾受到中共历届领导人接见。自邓小平于1978年及1990年两度接见李，让他受到最高权力的“加持”，李嘉诚在香港与大陆可谓通行无阻，其特权超过任何太子党成员。罗天昊发表《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说“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尽管历届领导人都对李嘉诚表示过期望，这种期望本是对官商的，但李嘉诚本人却自认外商与私企，为了资本安全，李嘉诚过去几年从香港、内地撤资逾千亿。尽管《人民日报》发表《遇到困难李嘉诚不能共度难关 不必挽留》，故作大方，但另一篇《历任中央领导人对李嘉诚提了哪些要求》，谈的仍然是这个问题：李家资本是中国政府用政策与特殊待遇喂养的名外实内的资本，本应“与国同休”，如今国家经济困难初露，李家就携财外迁，实在是大大辜负了党的殷切期望 。国内媒体不敢明说的是：李嘉诚撤资表明“沉船效应”露头。 9月17日晚间，李嘉诚透过旗下的长实地产发布2015年中报预计表示，称看好中国经济，将继续发展位于香港、中国内地及海外的核心市场，持续增加投资物业所得经常性收入，优化土地储备以平衡稳定及增长。已经撤走逾千亿资本的李嘉诚如此表态，说明他对本身资本壮大的秘辛有自知之明，还不想也不敢与北京彻底翻脸。 其实，港资撤离中国，不止是一个李嘉诚的问题，因为外资当中有65%就是在香港的中资，这些中资的资本积累之道，大致也与李嘉诚差不多，都需要借助于与权力的关系。 中国的衰落迹象初显于2009年，资本观望了几年之后，终于跑路。“李嘉诚跑路”这个话题掀起的千重浪，突显中国现阶段权力与资本关系日趋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与习近平的执政特点有关，更与中国经济黄金时期结束有关。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9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war-power-20150929/298463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香港棋局的“双活”眼位在哪里？
何清涟 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决，原因众说纷纭。对港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结果：其一，一切回到两年前的原点，香港特首仍然将按老办法产生。北京除了折点面子之外，并无实质损失；其二，香港人民当然也还保有继续抗争的空间。剩下的问题是：香港人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以及“香港特首自己拣”的政治诉求，是北京再也不能无视的真实存在。 香港这盘棋的“双活”眼位在哪里？我认为，只要北京诚实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让香港享有名至实归的高度自治、真正实现港人治港，这盘棋就能下成“双活”。中共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者已逾60年，总该学会如何达成“双赢”，而不应该抱持“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的革命党心态。 北京对香港最大的心病是什么？ 关于香港民主化条件早已经成熟，香港人具有高度自治的一切条件，只欠北京一个“准”字。无论是港人自己，还是世界各国，对香港民主化与自治均持有高度信心，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论述过相关话题。至于北京为什么不允许香港民主化，外界分析，北京的最大心病是担心香港特首由港人选举产生，将与中共离心离德，从而失去北京对香港的控制权。 这点，中南海诸公其实只要细细思谋一番，就大可不必为此忧虑。香港的民情与社会条件，养成了香港人根深蒂固的“精英治理”的传统，港人大都非常讲究实际。如果由港人自主选举，无非是选出一个并非“京叭狗”的精英来做特首，但绝不会选出北京看了头大的“长毛”梁国雄，即永远“说不”的反对者。这一点，与台湾民主带有浓厚的草根特色非常不同，北京在筹划插手两地政治时，如果连这一特点都不考虑，算是盲人瞎马。 考虑到香港精英治理传统，北京就可以放心：最让北京头痛的“长毛”梁国雄大概不会被港人当做香港特首的候选人。因为梁是一位从左派革命者转型而成的公共政治参与者，他之所以能当选为立法局议员，那是因为香港人对立法局那些北京学舌鹦鹉烦透了，希望有梁国雄这样的人进去，搅动一潭死水。但真要选特首这一功能与立法局议员完全不同的行政首长，香港人尤其是中产及上层人士要考虑的就是另外一种品质了，除了具有不当京叭狗的相对独立姿态之外，更重要的还得要具备与北京沟通的能力与技巧。据我多年对香港的观察，港人只是特别讨厌对北京唯命是从的“京叭狗”梁振英这号人物，但大多数港人心中其实也明白，选出的特首如果不能与北京沟通并保持良好的互动，于香港的稳定繁荣不利。 一块自找的心病：香港民主化引致大陆群起仿效 中共不让香港高度自治，据说还有其他心病，比如担心香港民主化以后，会让大陆人民群起仿效，中共到时无法扼制。 这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不管香港怎样，大陆民主化诉求是压抑不住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信息的即时性与快捷性，中国大陆人民的民主意识启蒙，基本不再依靠香港与台湾两地传递，因此，无论香港怎样，都不会影响大陆人民对民主化的向往与追求。 至于大陆人民是否会向北京提出要求，比如香港民主化，我们大陆也要民主化。这也是一个虚拟的问题。事实是：尽管香港、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但中国人民大都知道那两地与中国内陆各省市有很大不同，香港成为东方明珠，就是因为毛泽东未曾统治管理那块地方；台湾成为华人世界唯一的民主政权，也只因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励精图治，蒋经国顺应时势，选择做台湾政权最后一位独裁者。只要中共放弃愚蠢的宣传，不再丑化这两地政治经济的历史形成因由，而是面对历史所造成的差异，相信大陆人民不会要求香港政治与大陆一刀切。在大陆民主化面临重重困难之时，大陆人民对香港在政治民主化上先走一步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乐见其成。 说不出口的心病：香港民主化后不再是大陆洗钱的后花园 有这种担心的人主要是权贵阶层，以及从洗钱业务中获利者，只是这理由拿不到台面上说，因为北京官方公开展示的态度是反洗钱、全球追逃，不鼓励资本外逃。 更重要的是：香港之所以成为中国大陆洗钱的后花园，并不是香港人的自愿选择，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曾在《中国地区治理危机的起源：经济篇》中指出“香港的四小龙地位：得失皆因大陆”，分析了香港地理位置为其带来的优势，在中共建政后，主要是为中国大陆充当“国际掮客”，在中国面临西方全面封锁时，作为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基地。1979年以后中国对外改革开放，香港商人不仅成为投资中国大陆的主体，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引路人与桥梁，70年代后期作为香港经济支柱的电子、制衣、玩具等产业全部迁往中国珠三洲地区，本港产业空心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逐渐丧失了中国转口贸易的地位，离岸金融业务渐渐劣质化，沦为中国权贵官僚的资本外逃中转站与“大陆洗钱的后花园”。近几年，中国的洗钱金额也将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大陆人在香港钻研出来各种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古董，无所不包。（见本人VOA博文《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 上述事实可见，地理位置与文化渊源决定了香港经济与大陆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与香港是否民主化完全无关，这方面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 北京处理与香港关系应秉承“放风筝原理” 在国际社会，香港与台湾的地位并非同样处境。台湾事实上有完整的国家体系（外交、军事、行政系统均是完整的，1949-1972年间曾是联合国成员国，有过独立国家地位。至今也还有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做为一种政治保障。香港虽经英国百年殖民，从一个有数千居民的小岛发展成国际大都市，但大英帝国这一昔日的宗主国基本不再关心香港，在去年的占中运动中也未表态支持。一直被中国指认为“境外势力”代表的美国尽管被中国官媒点名批评介入了占中运动，但美国官方对此表示否定，因此，香港的前途除了香港人自己关心之外，在国际社会并无强力奥援。 香港与中国这位“祖国母亲”的问题实际是：昔日被“养父母”英国抱养，有法治、有自由，经济上搭上了国际产业大转移这班经济快车，成为国际自由港，被誉为“东方明珠”，只是不能选政府；如今被“祖国母亲”认领回去，法治渐失，自由渐少，经济优势不再，日子过得远不如“养父母”管下那般惬意与自由，因此希望“祖国母亲”履行当年对“养父母”的承诺，并非想脱离“祖国母亲”独立，事实上也无独立之条件。考虑到这些，北京应该借鉴“放风筝原理”管理香港，将“双活眼位”定于高度自治，让双方都保有余地。 所谓“放风筝原理”是：只要有放风筝经验的人都知道：风筝的线不能拽得太紧，太紧的话风筝飞不起来，要松紧相济，风筝才能高飞、久飞。北京为何不学习做一位大度有胸怀的风筝放飞者，让香港真正自治？只要那根线（即“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拽在手里，香港安然，台湾看了也放心，何必弄得像如今这样，境内新疆西藏不得安宁，香港与台湾也抗争烽火不息？北京再威武，十只手指也按不住十个跳蚤。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6月2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hongkong-20150620/283115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参加藏汉会议的高兴和悲哀
8月6日到8日，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了三天的藏汉国际会议，有一百多名汉人知识份子和藏人学者参加，会议主题是“寻找共同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民选总理（噶伦）桑东仁波切，都参加会议并作了讲话。 在会议开幕式上，达赖喇嘛和桑东仁波切坐在主席台上，两位喇嘛穿著红色的袈裟，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一个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汉人，我坐在台下，看著这两位都超过七十岁的长者，心里一阵高兴，一阵悲哀—— 高兴的是，今年74岁的达赖喇嘛这样健康、长寿。西藏至今有14位达赖喇嘛，只有第一世（82岁圆寂）和现在的第十四世，寿命超过了70岁；其他多达九位达赖喇嘛，甚至都没活过50岁。 在14位达赖喇嘛中，现在的第十四世是第一位走向世界的领袖。他从西藏高原的一路风雪，走到印度平原的一路泥泞，又走进世界舞台的一片镁光灯中，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成为全世界无数人尊敬和爱戴的人生启迪者。 美国《纽约时报》曾说，“达赖喇嘛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历史顶峰”；美国另一家大报《华盛顿时报》感叹，达赖喇嘛“简直成了好莱坞巨星”。他几年前在纽约曼哈顿公园演讲，有五万人聆听。他最近到德国访问，又是引起轰动。德国知名的《明镜周刊》以他作封面人物，专题报导。该刊做的民调显示，达赖喇嘛在德国民众中受到的欢迎程度，甚至比罗马教皇还高出两个百分点。除了他强调的慈悲、同情、爱心、非暴力哲学得到普遍共识以外，他个人特有的自然、随和、谦恭，且带些孩子气等风格特色，也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物，这在他赢得世界性的声望和尊敬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这样一位精神领袖的健康、长寿，当然令人高兴！ 但除了高兴之外，看到台上两位老人，内心又有一种深深的悲哀。1959年，当年24岁的达赖喇嘛，率领八万藏人，逃到印度；桑东仁波切当年才20岁，随达赖喇嘛逃亡，今年也已70岁。两人都流亡了50年。人生有几个50年！这无论对任何一个个体生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更不用说对那六百多万遭中共政府殖民统治的西藏人和有家不能归的海外流亡藏人。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多年前，我曾到印度的藏人流亡社区采访，见到不少当年才几岁跟父母一起逃亡到印度的藏人。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习惯於生活在高原、有著自己非常鲜明的生活特色的民族，对他们自己家园的思念，是外人所难以想像的。一位在印度南部西藏人居民点“洪素”的藏人曾对我说，有一次他到尼泊尔，特意走到和西藏的交界处，他跨过边境线，把脚踩在西藏的土地上，激动得一直流泪。他说那十几分钟，是他一生最难忘的时刻。 今天，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宣传丑化，说达赖喇嘛搞藏独，要分裂祖国，但了解真情的人都知道，达赖喇嘛二十年前就公开宣布，不追求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於中国，但要求西藏真正自治。在这次日内瓦的藏汉会议上，达赖喇嘛又一次强调了他的中间道路政策不会改变。 达赖喇嘛不仅赢得西方人的广泛尊敬，西藏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汉人知识份子，包括普通中国人的同情和支持。在这次藏汉会议上，不管人们在其他方面有多少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支持流亡藏人返回家园的权利，尤其支持达赖喇嘛回到西藏。 中国政府蛮横地关闭大门，不跟达赖喇嘛谈判，继续对西藏殖民统治，只能向世人展示，中共是恶龙，凶悍残暴；而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像小海豚，无助而受欺压。它只能促使世界上更多有良知的人，同情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处境，给予他们更多的道义声援，而这次藏汉会议，就是这种声音的一部分。 2009年8月18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网 2009-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8👍 0💬 0马英九要把台湾变警察国家吗？
台湾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令人愈加担忧马政府要把台湾变成警察国家∶一是马英九以“个人身份”民事起诉媒体人周玉蔻，指控她在媒体爆料（说马英九接受顶新商家二亿元政治献金）是“诽谤”；二是马政府法务部长罗莹雪宣布，将修订法律限制网络言论。 总统告平民，在西方民主国家没听说过。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从没看到美国总统（无论当任还是卸任后）状告一介平民（也没告过官员）。也从未见过英法德加等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家的元首出面告平民的报导，台湾的马英九坐了两任总统，连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哈佛法学博士实在羞辱哈佛！ 美国总统为什麽不告个人？因为作为一国之元首，他的言行必须受第四权大众（媒体）的监督。身为总统和三军统帅，如跟个人打官司，就等于以权压人，威胁人民噤声。而没有人民公开、自由的批评监督，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力，就必定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常识的常识。 媒体对美国总统的批评，偏颇、缺乏事实根据的时候会经常发生，因为毕竟高层的很多作业是不透明的；而且由于两党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情绪化的随意批评，甚者恶意攻击，也时常见到。但别说总统尚在任期中，就是卸任后，也没有谁跟“攻击者”打官司。例如尼克松总统曾被恶意诋毁，他和女儿的头像竟被移植到一对“性交媾”的男女身上。拼制这种照片显然是恶意的，但尼克松没有提告，他的女儿（是平民）也没有打官司。美国的政治文化是，怕油烟就别进厨房。如果怕民众嘲讽、批评甚至恶意诋毁，就不要进政坛。 克林顿总统任期内被爆出婚外性时，他也没有提告，而是接受独立检察官的调查。克林顿夫人希拉里曾被人指控是女同性恋（有作家写出专著），她的两个“性伙伴”被指名道姓。但不仅希拉里没提告，她的那两个平民女友也没有起诉所谓爆料者。戈尔副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曾被指控接受中国方面政治现金，他也没有起诉。 美国的总统们不会状告平民，首先源自美国自建国以来的传统。 早在美国刚独立时，第三任总统杰弗逊（独立宣言起草人）就有这样的名言∶我宁可有报纸而没政府，也不要有政府而无报纸。他曾在总统府送给外国来访者一叠报纸，说看看我们国家的报纸是怎麽攻击污蔑我的。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的名誉受损而愤怒，而是为美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而自豪！ 马英九曾在美国哈佛留学，但明显地，他对言论自由，这个美国立国的根本价值之一，毫无概念，更谈何领悟。他在延续国民党用权力压制言论的独夫思路。他的妻子周美青就曾起诉政论家金恒炜，巨额索赔，并胜诉。 当然，美国总统不跟平民打官司，不告媒体诽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对言论自由的绝对保护。他们中如有“马英九”，去告也打不赢官司。美国保障民主制度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不让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公众人物 （public figure）轻易打赢诽谤官司。 美国是案例法，也就是说，官司主要是参照类似的案例来打，最高法院的裁决为同类案件确立标准。对马英九这种官员（和公众人物）打“诽谤案”，最高法院早就制定了（后被很多国家采用）三原则∶如政府官员/公众人物打诽谤官司，第一，他们必须证明被告失实（无事实根据）；第二，当事人名誉有实质性损害；第三，被告有事实恶意（即不加核实或故意疏忽）。除此还有重要一条∶由原告举证。 如果马英九在美国打这个官司，即使赢了第一条（证明周玉蔻的指控失实，他没有接受过顶新商家的二亿政治献金），也难赢第二条，因为他必须拿出具体所受的损失，比如他的个人收入大幅降低、或妻子周美青离婚等实质性的损失和伤害；即使马英九赢了前两条，也难赢第三条，证实周玉蔻的爆料是事实恶意，即明知不实却故意用假材料整人；要证明这第三条实在是极为困难的。但比这更困难的，是由原告举证。也就是说，上述那一切的证实，要靠马英九自己拿出材料来证明。 这三原则加“原告举证”的要求，等于堵死了名人的诽谤官司路。那一定会有人提问，在这种司法环境下，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名誉不就很容易受到伤害吗？难道因为他们是官员/名人就该被攻击诋毁诽谤吗？为什麽美国要制定这种对官员/名人非常不利的法律？（普通人打诽谤案不受这三原则限制，是另外的标准） 这就是美国的高明之处，或者说美式民主的优越之处∶宁可权力者和名人声誉受损，也不要因他们轻易打赢诽谤官司而使言论自由空间受限。大法官认为，权力者和名人们有很多机会在媒体上讲话，如果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有为自己辩护/澄清的机会。如果他们受到委屈，那是他们做官员或名人的代价。而一旦限制言论自由，宪政体制和公民权利都会受到严重伤害。 那这样说来，不是谁都可自由爆料、批评攻击官员或名人了吗？那整个社会不就成了一个随便侮辱、谩骂的“抹黑社会”了吗？当然不是。媒体人在正规大众媒体如果胡乱“爆料、抹黑”的话，他/她自己的信誉会迅速破产，会被媒体开除、被公众抛弃。而权力人物、公众人物，如果不受到媒体的挑战，则可能是会无法无天的；他们的有形或无形的恶，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则是更严重，更难以承受的。 在马英九告周玉蔻之际，法务部长罗莹雪宣布将修改《通讯保障监察法》，以解决所谓“网路言论脱序失控”问题。这位马英九爱将说，目前台湾名嘴泛滥，“言论内容漫无节制，不实报导频传”，网上各种毁谤等行为屡见不鲜，形成“集体霸凌”。所以要通过立法对网络言论加以控制。 对罗莹雪的讲话国民党文人附和说，“媒体名嘴和网民言论失控对官员声誉造成不小伤害”，所以不仅要尽速修法限制，更要“加强政府的网路能力以遏止网路歪风”。马英九发言人甚至扬言∶“倘若未来其他人士仍持续对马英九诋毁、污蔑也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这话简直就是模仿北韩金正恩口吻。 罗部长要管制网民，马总统去状告平民，殊途同归，都是防民之口。台湾在这样的“罗、马”统治下，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走向令人恐惧的警察国家之路。 但在今天的网络时代，连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中东那中世纪般的独裁政权都被结束了，今天罗莹雪、马英九们要走回独裁的“罗马”路，那国民党就等著民众（网民）反弹，迎接到比“九合一”更惨败的民意惩罚吧。 2014年12月26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2-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查理。柯克之死和美国第五次宗教大觉醒
美国青年保守派领袖查理·柯克被枪杀，是等同甚至超过肯尼迪总统被暗杀般的重大事件。总统被暗杀当然震惊全国和世界，但肯尼迪被杀并没有改变美国国策和影响世界格局。而平民查理·柯克的被杀，却会影响整个美国社会，甚至西方。它可能促成美国第五次宗教大觉醒，扭转当今美国的走向。 这种趋向从之前美国四次宗教大觉醒的时间点、结果，都可看出∶ 第一次大觉醒∶促成美国独立建国 第一次「大觉醒」（Great Awakening）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当时美国人口300万，没有正规军队，几乎都是猎户民兵，怎麽敢对抗独霸世界的大英帝国？ 这份胆量来自美国人的信仰。当时三百万人口中，99.8%是基督徒。信仰给了美国人「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力量和必胜信心！ 本来1620年从欧洲逃到北美大陆的新教徒在船上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要把美国建成一个基督信仰和精神的家园。但很快，美国的地大物博，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精神信仰遭到腐蚀。於是爆发了被称为美国「第一次大觉醒」的宗教复苏运动，高峰期在1730-40年代。 这是一次横扫美洲殖民地的属灵复兴浪潮，强调个人悔改、重生，良知、责任等。大规模的布道会使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广泛传播。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名牌大学，就是那个时期由牧师创立的，目的是培养更多神职人员和上帝的子民。 这场大觉醒运动是美国独立运动的先声。或者说，没有这次「大觉醒」，就不会有美国的独立建国。 第二次大觉醒∶使美国避免法国模式 第二次宗教大觉醒，更决定了美国选择正确的国家方向。它发生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後的第二年。当时美国刚刚独立，在国家的道路选择上发生重大分歧∶开国总统华盛顿和他的思想战友、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都倾向英国式的渐进改革、以基督信仰为生活中心的道路；而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杰弗逊和麦迪森，还有《常识》作者潘恩等，则倾向法国大革命式的直接民主模式。 在争论分歧之际，美国爆发了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主要是恐惧法国那种推倒教堂、杀害牧师、毁掉传统的断头台式血腥革命。巴黎街头的那种激进「去神」、反教会、启蒙理性主义（其实是极左）泛滥，被美国人认为是「道德混乱、国家崩坏」的象徵。 所以，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强调回归传统、重塑基督信仰，重视仁慈和救赎。也就是虔诚基督徒的法国作家雨果在其名著《九三年》中强调的主题∶人性、仁慈（mercy）至上，人道主义超越任何革命。仁慈之心不仅是情感，更是一种能促成救赎的力量。 这场宗教觉醒的结果，促使华盛顿、汉密尔顿这一派的胜利，美国最後选择了英国式的捍卫传统、重视信仰、渐进变革的模式，而不是全盘社会改造、推倒重来的激进法国革命模式。这次「宗教觉醒」又一次救了美国。否则如果美国走了法国大革命的道路，後果不堪设想。 第三次大觉醒∶废除奴隶制 打赢南北战争 第三次宗教大觉醒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史学家认为，这场大觉醒的宗教热忱转化成政治与社会行动，形成了一股推动内战的道德力量。钗h基督徒、牧师把「废奴」视为一种属灵责任，奴隶制度被看作「美国的原罪」。 这次大觉醒，又为美国的前途确立了座标∶废除黑奴制度，打赢南北战争，避免国家分裂，从农业社会更走向工业化。同时基督信仰得到弘扬传播。 第四次大觉醒∶扫除越战阴影 里根执政八年 第四次大觉醒发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美国因为越战而引起公众意见分歧、社会动荡，「性、毒品、嬉皮文化」带来混乱与迷失，神学自由化与世俗主义兴起，家庭结构动摇，道德边界模糊。 当时的基督教布道大师葛培理（Billy Graham）在全美及世界各地举办布道大会，动辄几万人参加并受洗成为基督徒，促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督教复苏。 这场大觉醒带来的政治层面的变化是，保守派的里根当选总统，执政了两届八年，强调宗教信仰和减税、还给人民自由的市场经济，由此带来美国连续110个月的经济扩张期。 第五次大觉醒∶查理·柯克带来属灵恩典 这次被枪杀的青年保守派领袖查理·柯克推动的校园反左派洗脑活动，被视为推广了保守主义价值，帮助了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但查理·柯克的演讲，更多像是布道、传播基督教，由此成了左派的眼中钉和仇恨对象。 他辩才无疑，知识渊博，尤其是敢说真话。比如他公开说，那些大学的「同性变性」（LGBT）宣传「就是垃圾」。这次枪杀他的凶手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同居夥伴正在「男变女」。他们无法用思想和语言战胜查理·柯克，就用子弹结束他的生命。以暴力对待言论是左倾意识形态的传统。 查理·柯克的追悼大会，入场10万人，还有好几万在场外。美国现任总统、副总统及全部内阁成员都出席，还有国会议长，参众两院议员，以及马斯克等名人。规模空前，规格也创纪录∶在美国250年历史上从未有过。 在追悼大会上致词的二、三十人，几乎都谈到宗教，强调信仰上帝的重要性！总统川普、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致词时，都把查理·柯克的遇难事件称为「精神觉醒」（spiritual awakening），呼吁信仰复兴，而非报复。柯克的妻子埃丽卡在致词时公开原谅凶手，强调「宽恕而非复仇」，这都被视为「基督教复兴」的象徵。 查理·柯克是当代的「圣保罗」 在追悼会致词的著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在演讲中说，查理·柯克所推崇的基督教的根本，是自我悔改，首先要做的，一直要做的，是矫正、规范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基督教强调的救赎。而左派的特点是，放纵自己，要求别人，要求社会怎麽做。而且居高临下，占据「政治正确」高地。 柯克跟很多左派学生激烈辩论、据理力争，但历来都尊重对方，从不发火或训斥。这一切都因为他时刻都铭记并努力去用基督之心处人处事，清晰地要走一条样板人生的道路。 天主教纽约区的总主教多兰（Timothy Dolan）把查理.柯克评价到这种高度∶「柯克是一个殉道者、烈士和英雄。他是现代版的保罗」。保罗是基督教的思想奠基者之一，也是把基督教普世化的最大推动者。查理.柯克被一个大主教推崇到当代圣保罗地步，当然有其深厚的内涵支撑。 查理·柯克不仅像圣保罗那样规范著自己的人生，他创办的旨在推广传统价值的「美国转折点」组织在美国900所大学、1200所高中都有分会，学生会员超过60万。在他遇刺身亡之後10天，就有54000个要建立校园分会的申请。无数的美国年轻人说，「要像查理·柯克那样生活！」 早在柯克遇难之前，就有美国学者著有《第五次大觉醒和美国未来》（The Fif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一书（2012年），以基督教视角探讨并确信∶美国及全球将会灵性复兴。查理·柯克遇难引起的宗教复苏，等於契合了这本书的论点。 第一次大觉醒，促成美国打赢独立战争；第二次大觉醒，使美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模式；第三次大觉醒，结束了黑奴制度，打赢南北战争；第四次大觉醒，结束了越战阴影，保守派里根当选，美国复苏。这次查理·科克的殉道，点燃了美国第五次宗教大觉醒的烈火，它对美国以至整个西方的深远影响不可估量！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5年10月号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25/28032 2025-10-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