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金恒炜开刀，台湾人心疼
得知金恒炜先生患胰臓癌开刀，震惊过後是沉重，因我父亲就是得的这个病，深知它的严重性。不少海外的台湾朋友跟我打听金先生的病情，转达他们的担忧和心疼，大家为金先生祈祷，希望他能顺利度过这段人生的难关。 无数人关心、挂念金先生，因在台湾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进程中，金恒炜有独特的作用与贡献。这位在中国出生的「外省人」，却没有多数外省知识份子热中的大中国情结，而是义无反顾地认同台湾，一往情深地热爱台湾，把脚下这块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他曾很认真地对我说，「台湾就是我的国家」。 金恒炜不仅理念清晰坚定，性格也率真，没有华人文人中那种常见的圆滑、见风使舵和精明算计。他的评论敢说真话，常点名道姓，痛斥那些为旧势力张目的獐头鼠脑。为此他成为泛蓝的最恨之一。在全国电视节目上，他遭统派殴打；在住家旁遭国民党老兵围攻，骂他「丢了外省人的脸」。但他没有丝毫後退，其凛然风骨，如同「卡在国民党喉咙的一根骨头」！ 台湾人敬佩这样的风骨！在噗浪等网路上，一片片关心他病情，问候、鼓励的读者留言。在他手术後，我曾打去电话问候，听到病床上恒炜兄坚强乐观的声音，和手术前毫无两样，被他的精神振奋和感动。 但金先生是跟别人同住一个病房，很嘈杂。而单独住，费用很贵，国家医疗保险不承担。金先生曾买了十几年的民间健康保险，可恰恰在今年初取消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会生病。或许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想节省开支。一个泛蓝女立委告他，法院判他赔三十万，他家的帐号被冻结，连他儿子最近到美国留学，信用卡还不能用；马英九的夫人也告他，法院判他赔六十万，还有其他因言获罪的官司缠身。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哪有国会议员和第一夫人，动不动就告评论家，还能打赢官司、甚至拿到金钱赔偿的？如果都这样，那谁还敢写批评文章，还怎麽监督权力者，还有民主政治可言吗？ 周美青案二审时，金恒炜准备很多证据资料，想据理力争，但却被法官不断喝斥阻止，不让他说下去。案子不到十分钟就审完了。一个总统夫人告作家、涉及台湾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案子，就这样草草结束。当年有国民党大老坦承「法院是国民党开的」；而今天「法院是马英九夫妇开的」了！ 听到金恒炜住院，台湾人著急、心疼，但统派却幸灾乐祸。泛蓝《联合报》故意报导说「金恒炜头部开刀」，泛蓝的网页上有不少什麽「脑壳坏掉了」「不得好死」等恶毒诅咒。看来台湾的蓝、绿显然有不同∶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因肾肿瘤开刀，没有绿营人士幸灾乐祸。马英九的搭档萧万长是台湾人，却靠巴结国民党而高升，被台湾人不齿。但他得了肺癌开刀，绿营没有诅咒。更典型的是深蓝的台中市长胡志强的太太出了大车祸，绿营的人更是同情慰问，为她祈祷。李登辉夫人曾文惠还亲自去医院送花。据说胡志强曾感动地说，「台湾人真好！」 我以前一直认为，最有仇恨心态的中国人是在被阶级斗争毒化过的中国。但见识过在台湾的一些泛蓝、泛统人士的嘴脸之後，发现最刻毒、最邪门的中国人居然在台湾！这个发现使我意识到，毒化华人的，不仅仅是共产党文化。 金恒炜的个案再次证明，台湾不是族群问题，而是认同问题。如果居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像金恒炜这样认同台湾这个家园，而不被践踏个人权利的大中国意识形态毒化，台湾早就会是另一番天地。 电话中，金恒炜兴致勃勃地谈五都选举，连说绿营选情很好。他依旧那样乐观，那样兴奋，那样为绿营的选举而牵肠挂肚；好像泛蓝那些诅咒，更激发了他的斗志。这种精神，不仅能战胜病魔，更能激励绿营打赢五都选战，最终打败马英九! ——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9月27日“曹长青专栏” 2010-09-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查理。柯克之死和美国第五次宗教大觉醒
美国青年保守派领袖查理·柯克被枪杀，是等同甚至超过肯尼迪总统被暗杀般的重大事件。总统被暗杀当然震惊全国和世界，但肯尼迪被杀并没有改变美国国策和影响世界格局。而平民查理·柯克的被杀，却会影响整个美国社会，甚至西方。它可能促成美国第五次宗教大觉醒，扭转当今美国的走向。 这种趋向从之前美国四次宗教大觉醒的时间点、结果，都可看出∶ 第一次大觉醒∶促成美国独立建国 第一次「大觉醒」（Great Awakening）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当时美国人口300万，没有正规军队，几乎都是猎户民兵，怎麽敢对抗独霸世界的大英帝国？ 这份胆量来自美国人的信仰。当时三百万人口中，99.8%是基督徒。信仰给了美国人「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力量和必胜信心！ 本来1620年从欧洲逃到北美大陆的新教徒在船上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要把美国建成一个基督信仰和精神的家园。但很快，美国的地大物博，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精神信仰遭到腐蚀。於是爆发了被称为美国「第一次大觉醒」的宗教复苏运动，高峰期在1730-40年代。 这是一次横扫美洲殖民地的属灵复兴浪潮，强调个人悔改、重生，良知、责任等。大规模的布道会使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广泛传播。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名牌大学，就是那个时期由牧师创立的，目的是培养更多神职人员和上帝的子民。 这场大觉醒运动是美国独立运动的先声。或者说，没有这次「大觉醒」，就不会有美国的独立建国。 第二次大觉醒∶使美国避免法国模式 第二次宗教大觉醒，更决定了美国选择正确的国家方向。它发生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後的第二年。当时美国刚刚独立，在国家的道路选择上发生重大分歧∶开国总统华盛顿和他的思想战友、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都倾向英国式的渐进改革、以基督信仰为生活中心的道路；而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杰弗逊和麦迪森，还有《常识》作者潘恩等，则倾向法国大革命式的直接民主模式。 在争论分歧之际，美国爆发了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主要是恐惧法国那种推倒教堂、杀害牧师、毁掉传统的断头台式血腥革命。巴黎街头的那种激进「去神」、反教会、启蒙理性主义（其实是极左）泛滥，被美国人认为是「道德混乱、国家崩坏」的象徵。 所以，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强调回归传统、重塑基督信仰，重视仁慈和救赎。也就是虔诚基督徒的法国作家雨果在其名著《九三年》中强调的主题∶人性、仁慈（mercy）至上，人道主义超越任何革命。仁慈之心不仅是情感，更是一种能促成救赎的力量。 这场宗教觉醒的结果，促使华盛顿、汉密尔顿这一派的胜利，美国最後选择了英国式的捍卫传统、重视信仰、渐进变革的模式，而不是全盘社会改造、推倒重来的激进法国革命模式。这次「宗教觉醒」又一次救了美国。否则如果美国走了法国大革命的道路，後果不堪设想。 第三次大觉醒∶废除奴隶制 打赢南北战争 第三次宗教大觉醒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史学家认为，这场大觉醒的宗教热忱转化成政治与社会行动，形成了一股推动内战的道德力量。钗h基督徒、牧师把「废奴」视为一种属灵责任，奴隶制度被看作「美国的原罪」。 这次大觉醒，又为美国的前途确立了座标∶废除黑奴制度，打赢南北战争，避免国家分裂，从农业社会更走向工业化。同时基督信仰得到弘扬传播。 第四次大觉醒∶扫除越战阴影 里根执政八年 第四次大觉醒发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美国因为越战而引起公众意见分歧、社会动荡，「性、毒品、嬉皮文化」带来混乱与迷失，神学自由化与世俗主义兴起，家庭结构动摇，道德边界模糊。 当时的基督教布道大师葛培理（Billy Graham）在全美及世界各地举办布道大会，动辄几万人参加并受洗成为基督徒，促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督教复苏。 这场大觉醒带来的政治层面的变化是，保守派的里根当选总统，执政了两届八年，强调宗教信仰和减税、还给人民自由的市场经济，由此带来美国连续110个月的经济扩张期。 第五次大觉醒∶查理·柯克带来属灵恩典 这次被枪杀的青年保守派领袖查理·柯克推动的校园反左派洗脑活动，被视为推广了保守主义价值，帮助了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但查理·柯克的演讲，更多像是布道、传播基督教，由此成了左派的眼中钉和仇恨对象。 他辩才无疑，知识渊博，尤其是敢说真话。比如他公开说，那些大学的「同性变性」（LGBT）宣传「就是垃圾」。这次枪杀他的凶手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同居夥伴正在「男变女」。他们无法用思想和语言战胜查理·柯克，就用子弹结束他的生命。以暴力对待言论是左倾意识形态的传统。 查理·柯克的追悼大会，入场10万人，还有好几万在场外。美国现任总统、副总统及全部内阁成员都出席，还有国会议长，参众两院议员，以及马斯克等名人。规模空前，规格也创纪录∶在美国250年历史上从未有过。 在追悼大会上致词的二、三十人，几乎都谈到宗教，强调信仰上帝的重要性！总统川普、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致词时，都把查理·柯克的遇难事件称为「精神觉醒」（spiritual awakening），呼吁信仰复兴，而非报复。柯克的妻子埃丽卡在致词时公开原谅凶手，强调「宽恕而非复仇」，这都被视为「基督教复兴」的象徵。 查理·柯克是当代的「圣保罗」 在追悼会致词的著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在演讲中说，查理·柯克所推崇的基督教的根本，是自我悔改，首先要做的，一直要做的，是矫正、规范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基督教强调的救赎。而左派的特点是，放纵自己，要求别人，要求社会怎麽做。而且居高临下，占据「政治正确」高地。 柯克跟很多左派学生激烈辩论、据理力争，但历来都尊重对方，从不发火或训斥。这一切都因为他时刻都铭记并努力去用基督之心处人处事，清晰地要走一条样板人生的道路。 天主教纽约区的总主教多兰（Timothy Dolan）把查理.柯克评价到这种高度∶「柯克是一个殉道者、烈士和英雄。他是现代版的保罗」。保罗是基督教的思想奠基者之一，也是把基督教普世化的最大推动者。查理.柯克被一个大主教推崇到当代圣保罗地步，当然有其深厚的内涵支撑。 查理·柯克不仅像圣保罗那样规范著自己的人生，他创办的旨在推广传统价值的「美国转折点」组织在美国900所大学、1200所高中都有分会，学生会员超过60万。在他遇刺身亡之後10天，就有54000个要建立校园分会的申请。无数的美国年轻人说，「要像查理·柯克那样生活！」 早在柯克遇难之前，就有美国学者著有《第五次大觉醒和美国未来》（The Fif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一书（2012年），以基督教视角探讨并确信∶美国及全球将会灵性复兴。查理·柯克遇难引起的宗教复苏，等於契合了这本书的论点。 第一次大觉醒，促成美国打赢独立战争；第二次大觉醒，使美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模式；第三次大觉醒，结束了黑奴制度，打赢南北战争；第四次大觉醒，结束了越战阴影，保守派里根当选，美国复苏。这次查理·科克的殉道，点燃了美国第五次宗教大觉醒的烈火，它对美国以至整个西方的深远影响不可估量！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5年10月号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25/28032 2025-10-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六四，共产党输了──写在六四屠杀 13 周年
六四屠杀後几天、几个月内，无数人认为，在世界的聚光灯下向平民开枪的政权一定会很快垮台。但是，13年过去了，中共不仅没有垮，中国的经济还在继续发展，并加入世贸，去年更获得了奥运会主办权。 与此同时，当年主导八九民运的领袖们星光逐年暗淡；国内的任何民运“星火”都被严酷镇压，看不到“燎原”的可能；海外民运又被自身的问题所困。於是，亲共人士更理直气壮：还是得靠共产党领导中国；反共人士则悲哀：如此下去，共产党岂不是没时候垮台了。尤其是在海外的反共华人们，眼看著越来越多的前大陆中国人庆祝“十．一”（89年哪里有？有的只是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欢迎出访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李鹏，於是对中国的现状悲愤，对中国的民主未来悲观。 但是，“六四”共产党真的赢了吗？这13年来共产党真的越来越强大吗？中国的民主未来真的遥遥无期吗？不，绝不是！ 在六四屠杀的第二天，西方主要大报全都发表社论，谴责那场杀害平民的暴行。台湾曾把那些社论结集出版了《对共産中国北京屠杀的全球反应》一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来自《多伦多太阳报》：“中国的军队和强硬派可能赢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战役，但他们在人民心中输了一场战争。” 这13年来，中国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在印证这句预言，无论表面上它是多麽红火、繁荣。共产党用暴力夺回了天安门广场，但它输了人心；它的失败，从那个血腥的夜晚就不是悄然地，而是明显地开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永远无法再逆转的“质”的变化。 在六四屠杀前，太多的中国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没有比学生跪著请愿更形象地表明这种幻想了。今天还有人荒唐地赞美那种下跪，但是即使面对英国和美国这种民主政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也没有下跪。对那种完全放弃人的尊严、向独裁者下跪乞求的行为，屠杀就是独裁者给予的最直接、最清楚的回答。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从来都是昂著头，站著争取来的，而绝不是垂首跪著乞求来的。 在六四屠杀前，绝大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真会残忍到直接杀平民。即使军队兵临城下，多数人仍认为共产党不会下令开枪，军人可能强行把学生架走，或用催泪弹驱逐。屠杀前几小时，在广场绝食的人和纽约通越洋电话时还强调，军队顶多使用橡皮子弹。但解放军的子弹却把人的心、肺炸开了花。 真子弹才使人们看清了邪恶的真面目。人类无数的邪恶在发生之前都是：要麽根本没有被想到，要麽被认为“耸人听闻”，所以才有了发生之後的“难以置信”。纳粹在进攻法国之前的一个星期，巴黎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希特勒真会攻占法国，许多人还在开party，悠闲地观望别国的战事，至到炸弹落到头顶上。这才导致美国以牺牲9,000士兵的代价登上诺曼第，解放法国。911更以3,000平民的生命代价让世界明白了一次什麽叫恐怖主义。但许多人至今仍不相信恐怖份子如果有能力就会使用核武器。 看不清邪恶，你下一步的发现就是脑袋不在肩膀上了。人类致命的弱点就是非得走到被用鲜血教育那一步。所以前美国衆议员，以坚定反共著称的周以德（Walter Judd，已去世）当时在华盛顿的演讲语惊四座，“六四屠杀是长期以来发生在中国最鼓舞人心的事情之一”，面对听衆的惊愕，他说，中共“已经把自己暴露到即使最盲目的人都能看到他们是野蛮人的地步。” 六四，共产党的彻底失败就从它的开枪开始。一位逃出来的学生领袖曾感慨地对我说，下次再有机会，目标绝对是淫除共产党政权，绝不会再有幻想。这种认识的本质性的转变，绝不仅仅发生在天安门学生身上。它发生在无数中国人心中，那屠杀的一夜开始了共产党自杀的一刻。13年来，虽然表面上人人都在热心赚钱，中国经济也在热热闹闹地往前走，又加入世贸，又要主办奥运会。似乎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腾飞。 但这就是共産社会的“秘密”，它的真正变化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人心里。虽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目前是共产党建政後最高的；但人们对共产党的不满，在心里对它的否定，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准。中国民衆对共产党统治的不满远比89年时更强烈，更广泛。美国“布鲁克斯研究所”上周发表研究员耶普（Ray Yep）的论文“保持中国农村的稳定：挑战和因应”中引述统计说，仅在1993年，就有6,230起农民抗议事件发生，在军民冲突中有8,200多人伤亡。在1996年冬到97年春，中国有9个省的36个乡镇发生骚乱，有38万农民参加。前中共人大委员长万里曾对此说，他下乡视察时问一个农民，现在乡下人需要什麽，得到的回答是，“需要陈胜吴广”。 不久前和一位来访的在大陆时熟悉的大学教授交谈，他本来属於谨小慎微、保守型的，即使私下也不直接批评共产党。现在则开口、闭口用“共产党专制政权”等辞汇，虽然他还要返回中国。这位70多岁、受了一辈子官方教育的共产党员教授，口气中不仅对共产党充满蔑视，其对共産主义本质的清晰认识远超过我们海外的许多年轻华侨们。 近来由於给“美国之音”做电视评论节目，我有机会直接听到从中国大陆打过来的电话，很多观衆、听衆对中共的批评完全是口无遮拦，而且非常自然地使用“中共”这种字眼，比海外的许多人还大胆。即使对江泽民、朱熔基和胡锦涛，也敢直呼其名地嘲讽。连对台湾、西藏、新疆等敏感问题，也敢提出不同於北京当局的看法。这在89年的时候是不可想像的。 从苏联、东欧共産国家的例子来看，正是这种人心的变化，导致那些政权的“突然”垮台。实际上这个“崩溃”的过程早就在发生，只不过突发事件的刺激使它找到一个爆发点。有70多年历史的苏共帝国，竟在72小时内，在没有任何大规模反对派组织运作的情况下，轰然倒塌、一败涂地。这根本不是当时振臂一呼的叶利钦手里有“魔杖”，而是苏联人民心中早就积蕴的不满有了爆发机会。但美国的成百上千的“苏联问题专家”，竟没有一个人预测到苏共帝国会在三天内结束。 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面对六四屠杀更是困惑不解地说，“中国确实是独特的，深不可测的。”为什麽这些研究共産主义的西方专家们总是在惊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总是看那些共産社会的表面现象，而忽视或看不到那个社会人心发生的变化，那个社会真正涌动的潜流。 今天在中国，即使是共産社会的最大受益者“高干子弟们”都对这个政府没有信心，他们要把巧取豪夺到的钱以最快速度转移到西方的银行存起来。据中共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997年“外逃资本”364亿美元；1998年是386亿。据中国经济学者樊纲的研究，2000年中国大陆外逃资本达480亿美元，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多。 中国大陆的民衆储蓄率已成为全球之冠，把收入的一半以上全部存入银行。中国老百姓为什麽不敢消费？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们要把钱存起来，一旦出现危机，有点“救命钱”。据报载，连邓小平的女儿分娩前也急著赶到美国，要把孩子生成美国公民。连中国最高独裁者的儿女都对这个政权的前景如此不看好，要为将来安排“後路”，可想而知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在共産社会，由於没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反抗运动往往难以産生；所以“突发事件”扮演重要角色：它起到了新闻传播的群体沟通作用，同时又具有调动民衆情绪的鼓动作用。所以中国的两次大规模抗议运动，都由突发事件引起：一个是周恩来去世後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另一个就是胡耀邦去世後的八九民运。这两次运动已预示突发事件在中国这种政治制度中的特殊作用。 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倾向认为，对共産国家政治的预测如同天气预报，往往难以准确，因为铁幕世界总是黑箱作业。但在铁幕的平静下面，隐藏著民心变化而积蕴的岩浆。突然事件则往往起到刺激火山爆发、淹没整个专制政权的效果。表面“强大”的苏联在三天之内就崩溃，接著整个东欧的变化都证明共産世界这一特点。任何一个突发点，都可能把共产党的统治突然结束。下次再有我们今天完全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的时候，运动的主体很可能就是那几千万涌向城市的农民盲流、下岗人员、大庆油田的工人、法轮功信徒，还有曾经幻想，现已幻灭的学生、教授们。 共产党的统治历来靠两条腿：意识形态和暴力。今天共产党在北韩和古巴之所以还能稳当地统治，这两个条件都还存在。但在中国，六四後共産主义意识形态全面崩溃。单靠暴力这一条腿往前蹦，中共不仅步履艰难，更危机四伏。 无论中共政府和许多中国知识份子怎麽强调中国的所谓“特殊国情”，但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份，眼前的泡沫金钱利益绝不可能永久地浇灭中国人心中对自由的渴望，对成为文明世界一员的向往。 海外反对共産主义的人们不必悲哀，无论多少人举著滴血的五星红旗去欢迎李鹏，中国的民主进程和这些人的“民意”毫无关系。以台湾的例子来看，当年海外台湾人投给国民党的票是绝对压倒多数，但民进党赢了。在海外享受著民主、自由，独立於独裁统治之外、不必面对随时随地的难受、却可以随时飞回美国、飞回欧洲的人们，自然有资本对邪恶有潇洒的宽容之心。但那些生活在那个制度之下、每天目睹各种腐败、亲身体验著制度造成的巨大不公平的中国人却不能！ 谁说中国人不想拥有我们今天在海外的这份自由，这份尊严，这份对明天的日子确信的安全感？这份渴望就是岩浆，它从中共屠杀开始酝酿，爆发是必然的。从六四那一刻起，共产党每一天都在输掉这场和人民较量的“战争”。所以，人们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应该充满信心。 2002年6月3日 2002-06-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不许「进口」毛泽东
旅居英国的华裔作家张戎曾以描写她家三代人的故事《鸿》而在西方出名，该书在全球卖了一千多万册。隔了十年多之後，最近张戎（和她丈夫合作）推出第二本书《鲜为人知的毛泽东》，这本被称为“毛传”的书立即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并得到普遍好评。文革时曾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乔治．华顿在英国《每日新闻》上发表的书评甚至称它为“关於20世纪最嗜杀、最腐败的独裁者的最权威传记”，并预测这本书的内容，“绝对能永远结束对毛泽东的时髦崇拜”。 为什麽这本书获得这样高的评价？香港的最後一任总督彭定康在书评中说，因为这本“最具说服力”的“毛传”告诉世界，20世纪最邪恶的暴君不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而是毛泽东。英国《卫报》的书评家雅夫达（W. Yahuda）也说，该书中的毛泽东“是一个可以与希特勒、斯大林相提并论的20世纪最大怪物；但若以造成的死亡人数而论，毛超过那两个恶魔，因毛造成七千万中国人无辜丧生。” 但一如既往，中国政府封锁一切和其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评毛著作，张戎的书根本无法进入中国。甚至连刊载书评的外国杂志也被查封。《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 “毛与我们”的社论说，最近一期《远东经济评论》因刊登了前英国《泰晤士报》编辑梅兆赞（Jonathan Mirsky）的书评，而被中国当局查禁。梅兆赞是西方知名的中国通，他在1989年因报导天安门事件而获当年“英国年度最佳记者奖”。他这篇书评通过介绍张戎的书，揭示了毛在1949到1976年期间的罪行。该社论介绍说，负责发行外国刊物的中国国家出版进出口公司通知《远东经济评论》说，因这篇书评，这期杂志将不能在中国发行。 因一篇书评就查封整本杂志，是中共当局的一贯做法。几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曾因刊载一篇对达赖喇嘛的专访，当期杂志就被禁止在中国发行。在遭到抗议之後，北京当局做的妥协是，动用大批人力，把那期杂志中有专访文章的内页全部撕掉，然後才被允许送到中国的报摊和书店。那个一群中国人在当局组织之下撕去杂志内页的场面，想来是多麽荒唐。它和当年秦始皇焚烧书籍、扼杀思想，本质毫无两样，只是中间隔了二千多年。 张戎的书虽然被中国官方封锁，但就像当年李志绥的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样，最後会被各种地下方式流传到中国，毕竟世界已进入网络时代。 张戎的“毛传”不仅将启迪中国人重新认识毛泽东，还会对西方社会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为西方知识界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和研究斯大林和希特勒，把他俩视为二十世纪的主要暴君，却没有重视毛泽东。不仅如此，西方还大量充斥著对毛的歌功颂德。上述英国作家乔治．华顿都在他的书评中愤慨地说，西方政治家、左派政客、学者、激进的时髦人物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非常可耻，他举例说，曾被誉为“英国国宝”的汉学家杨尼班（Tong Benn）就曾号召西方学习毛的中国。 为什麽会有这种现象？这中间当然有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多是从热爱中国文化、研究汉语起家的，因此多被称为“汉学家”。这种对汉语言文化的热爱，这种好感，导致他们对毛，对中国的专制制度缺乏敏感。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中国通”多是左派，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自然容易把毛的暴力革命理想化、浪漫化。多年前我在采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士（ Anthony Lewis）时，曾提到这个问题。这位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也曾多次去过中国的左派专栏作家都坦率地说，“我想部份原因是由於美国人历来对中国有浪漫情怀。我们非常容易被毛欺骗。包括美国的记者，往往非常天真、非常轻易地相信了中国一切都非常好。甚至文革都发生了，我们还没认识到。我们的确由於什麽原因对苏联和中国采用了双重标准。” 当然不要说美国记者和一般的所谓中国通，即使被视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最高权威费正清，其实也是一个“中国不通”。费的最後一本书是《中国新史》，所谓“新史”主要是修正他以前对中共的浪漫幻想和评价。六四天安门屠杀後，费正清竟感叹，他根本弄不懂中国。当被称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鼻祖”都“不通”如此，那麽那些小费正清，小小费正清，可想而知，其对中国和中共的认知，即使多麽费心，最後也是既不正，也不清。 当然除了西方中国问题专家自身的问题之外，中国知识分子本身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迄今为止中国作家还没有写出像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那样有份量的揭露共产黑暗的专著。西方人对共产苏联的真正了解，很大程度和索尔仁尼琴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有关。而且今天中国人直接用英文等揭露毛和共产中国的一般性的著作，也都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戎的书填补了一个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 （原载《观察》2005年8月4日） 2005-08-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从书本走进西藏
《开放》杂志的编辑嘱我写篇文章介绍有关西藏研究的书籍，我感到力所难及，因为我不是西藏问题专家，而有关西藏的中英文书籍很多，难以全面把握。这里只是把我读过和知道的一些重要书籍简略介绍一下。按作者所在地域分为四类：西方学者：流亡藏人：中国大陆；中国持不同政见者。 近年西方学者写的西藏的书有七、八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记》（John F. Avedo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纽约，1986）。艾夫唐是原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三次去印度，前後采访了上百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用了四年时间，写成了30万字的专著。 这本书主要报导达赖喇嘛1959年和八万藏人逃亡到印度後的情况，其中穿插西藏的历史，以及中共军队占领西藏前後的事件。由於艾夫唐是训练有素的专业记者，此书给人以客观、真实、资料丰富的印象。 该书英文版在1986年出版，广获好评。《洛杉矶时报》称“艾夫唐记述的西藏，犹如索尔仁尼琴记述的苏联，艾夫唐详细叙述的真实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传递的双重信息——被中共镇压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无畏的自由西藏——成为近年来最具有意义的报导文学。”《华盛顿邮报》评论这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书，如果你有一颗关切这个时代的正在挣扎的灵魂，此书不可不读。”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湖南的尹建新把它翻译成中文，西藏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3月出版发行。据後来台湾慧炬出版社重印此书的说明，该书在拉萨被抢购一空，其内容成为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的话题，拉萨西藏大学的多数学生都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从此书才了解到西藏的真实历史。但该书出版不久，就被当局强令停止发行，并收缴已售出的版本。中共在“紧急通知”中说，此书的公开发行是“工作中的失误”。 1991年台湾常出版佛教书籍的慧炬出版社重印了此书，对大陆译本一字没动。 ●《西藏生与死》获奖 另一本可以和这本书互相补充的是法国学者董尼德写的《西藏生与死》（Pierre Antoine Donnet: Tibet: Survival in Question，伦敦，1994）。董尼德也是新闻记者，曾派驻北京五年。他的这本书侧重写西藏内部的情况，例如1959年藏人起义，藏人在中共殖民统治下的苦难，藏文化如何被破坏濒临毁灭等。 董尼德的书对北京和达兰萨拉都有批评，例如书中说，关於到底西藏人口有多少，“北京和达兰萨拉都在玩弄数字游戏。”《西藏生与死》获得了法国“亚历山大—戴维德尼”文学奖，并被译为日文、英文和中文（台湾时报出版社1994年出版）。 ●《喇嘛王国的覆灭》被北京偏爱 西方学者另一本重要的书是美国学者梅．格尔斯坦写的《现代西藏的历史》（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柏克来大学，1989）。格尔斯坦在书中对西藏农奴制的黑暗面毫不留情地揭露。一些为北京的西藏观点辩护的人，经常引证这本书中的资料。该书被中国大陆“时事出版社”1994年翻译出版，书名被改为《喇嘛王国的覆灭》。把原书名做这样大的改动实在太有损翻译道德。这也反映出中国大陆在选择翻译西藏书籍方面的意识形态动机。 另外几本西方人写的关於西藏的书，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例如像哈瑞尔1954年写的《西藏七年》（Heinrich Harrer: Seven Years in Tibet，纽约，1954），曾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全球畅销书。去年此书被好莱坞拍成电影，更是走俏。 此外还有科尔写的《天葬》（Blake Kerr: Sky Burial，芝加哥，1993）；理查森写的《西藏和她的历史》（H.E. Richar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伦敦，1962）；波拉格写的《西藏的地位》（Michael C.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美国科罗拉多，1987）等。 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贝克写的《饿鬼：中国的秘密大饥荒》（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纽约，1996），其中详细写了西藏在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饥荒”中饿死人的情况。贝克在中国大陆查阅了很多那个时期的中共文件资料，因此该书证据详实，很有说服力。据贝克的调查，西藏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当时正被关押，饥饿难忍时，把自己便出的一条蛔虫又吃了下去，而且还切成三段，珍惜地分几次吃。该书现在也还没有译成中文。 ●达赖喇嘛的自传影响最大 流亡藏人近年也写了好几本有关西藏的书，但大多是个人苦难的回忆录。而且几乎都没有翻译成中文。例如在西方比较有影响的是达瓦诺布的《红星下的西藏》（Dawa Norbu: Red Star Over Tibet，伦敦，1974）；嘉洋诺布的《雪地上的牧民》（Jamyang Norbu: Horseman in the Snow，达兰萨拉，1979）；达赖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玛去年写的《我的故事》（Jetsun Pema: My Story，纽约，1979）。 藏人学者旺秋德丹．夏嘎巴写的《西藏政治史》（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耶鲁大学，1967。夏嘎巴是1949年之前西藏政府的泽本——相当於审计长）被大陆译为内部参考书，该书主要阐述西藏独立的历史，它在藏人中影响很大，很多藏人偷偷传阅。 最有影响的是达赖喇嘛的两本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My Land and My People，纽约，1962，台湾译为《吾土吾民》）和《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伦敦，1990）。这两本自传都在台湾出了中文版。 《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是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到印度後不久用藏文写的回忆录。这本书从达赖被选为灵童，写到逃亡印度後的生活，不仅写了他自己从一个普通牧民的儿子成为西藏领袖的过程，更写出了西藏在那段时间的历史。他写的亲切、自然，触人心弦，读者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世人所爱的人之一。 《流亡中的自在》是达赖喇嘛写的第二本自传。书中不仅详细地写了他自幼作为宗教领袖在万众簇拥中生活的内心感受，也介绍了神秘的西藏佛教。他还描述了和毛泽东的交往，流亡中的艰辛和对自由的体会。读者一般认为这本书比《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写得好。 此外还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和信息部编著的《西藏的真相》中文译本。此书全面论述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典型地反映了流亡政府的观点。书中资料丰富，但有一定的宣传味道。 如果想仅读三本书就基本了解西藏问题，那麽最好读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纪》、董尼德的《西藏的生与死》和达赖喇嘛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北京出书著眼政治宣传 中国大陆出版的关於西藏的书虽然是意识形态的一部份，但有些书字里行间仍有真实史料。例如中国大陆研究西藏的专家牙含章编著的《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虽然作者在书的“序言”中说写作此书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用於对广大西藏人民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哪有历史学家这样写历史书的！）但这本关於西藏历史上14位达赖喇嘛传记的书，还是有些真实历史资料。 例如，北京经常援引三十年代末蒋介石派特使吴忠信去拉萨察看“灵童”，并主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登基典礼），来证明西藏从属於中国。牙含章在书中对此写道，“所谓‘察看’，不过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并无否决之权。”（见该书329页） 该书附有多幅壁画插图，其中有两幅分别是第五世达赖喇嘛和清朝皇帝顺治并排坐在金銮殿上畅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和慈禧太后并排对谈。从这些壁画插图可以看出，当时达赖喇嘛和清朝皇帝皇后是平起平坐的，并无所属或上下等级之分。双方是一种“施主”和“被施者”的精神与世俗的互益关系。 ●《走过西藏》卖了八万册 大陆近年也掀起“西藏热”。在西藏生活了18年的山东出生的女作家马丽华写的五十多万字的《走过西藏》（作家出版社，1990年），详细介绍了西藏的乡土风情，在大陆成了畅销书，至去年三月，已第六次印刷，达79000册。 大陆的中国人近年写的另一本书是王力雄的《天葬》。该书今年四月由明镜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王力雄的书在阐述西藏历史部份很接近西方西藏问题专家的主流观点，即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这种说法，证据并不充分。即使是清朝期间，也仅仅是“宗主国”的关系。 但王力雄对1950年以後西藏现实的阐释，则有不够客观的地方。例如对1959年藏人起义遭到镇压事件，他说成是藏人暴力在前，解放军不得不镇压，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对现在很多西方人同情支持西藏的情形，王力雄认为是西方人精神空虚，在佛教中寻求支柱。这和原台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张逸骏的说辞一样，这是不了解西方社会的简单化结论。 ●异议人士的“大中国情结” 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关心西藏问题是很晚的事。1995年我编辑了《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一书。该书次年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此书收录了蒋培坤、丁子霖、严家祺、魏京生等14位异议人士的文章，都是同情或支持西藏人的。在这本书基础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藏学学者司马晋（James D. Seymour）和我又编辑了一本英文的《中国异议人士看西藏》（Tibet Trough Chinese Dissident Eyes），该书由美国M. E. Sharpe出版社去年出版，今年出了平装本。 1994年圣诞节，我应邀去纽约一位民运朋友家聚会。有多位民运人士比我先到，我进门刚坐下，好几个人就和我辩论西藏问题，强调西藏自古属於中国。因为我刚刚发表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一文。辩到後来，我问他们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看了哪些有关西藏的书，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看过任何一本有关西藏的书。他们的西藏观点都是北京长期宣传的耳濡目染。由此我更痛感读书的重要。只有各种观点的书都读一读，才能从中分辨出西藏的真实。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8年12月号） 1998-1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嘲讽名人的底线该划在哪里？
最近，台湾嘉义的市长选举出现争议，主要是围绕一张讽刺国民党候选人陈以真女士的电脑合成照片引起的。因为陈以真看到马英九的支持率很低，成为票房毒药，她就打出“超越党派”的宣传看板。有人气不过，就合成出一张陈女士戴“国民党党徽胸罩”的照片看板，挂在了陈以真的广告旁边，强调陈以真是国民党的候选人，支持陈以真，就是支持马英九。 结果陈以真指控这是诽谤，要提告，缉拿制作这个照片的人。国民党还通过在嘉义的公权力（现任市长是国民党籍），迫使那个建筑物的房主同意拆掉了这个广告牌。而陈以真的“超越党派”广告，却一直放在那里。 陈以真的这个要“提告”的法律动作，明摆著是要通过法律制裁言论表达自由。 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政治胸罩广告，格调不高，并说在美国，也会被人认为“品味不雅的”。事实上，品味高低和能否表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能否表达是原则，原则是不可撼的！陈以真可以组织人写文章，发广告批判、攻击那个做“不雅”广告牌的人，但是，逼迫拿掉广告牌，并告上法院，则违背了原则。 那麽美国是怎样面对这种格调问题的？对政治人物，包括public figure（公众人物、名人）的嘲讽，到底应该在哪里划一条线？或者说底线设在哪里？ 众所周知，美国是最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之一，《美国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文规定，国会不可立法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由此从根本上保护了言论自由。 在美国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案例裁决。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八十年代美国色情杂�摇镀ぬ蹩汀罚℉ustler）被著名的牧师福韦尔（ Jerry Falwell）控告诽谤一案。这个案子从地方法院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后的裁决，对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的嘲讽底线和尺度等，等于确立了原则和标准。 这个案子的起因是∶《皮条客》杂�铱�登了一个访谈，并配发了漫画，画面是牧师福韦尔跟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专访说，这位宗教家承认，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和自己的母亲乱伦。 这位宗教家当然愤怒至极，因为这一切都是编造的，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这家杂�业牟煞茫�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控告《皮条客》杂�摇胺贪�和造成他的精神损害”，索赔四千五百万美元。在地方和联邦法庭，虽然都裁决“诽谤罪”无法成立，但却认为，这确实造成了这位宗教家“精神损害”，判被告赔偿20万美元。 《皮条客》杂�业睦习宀环�，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结果九名大法官一致裁决，“精神损害罪”不能成立，也就是杂�也恍枰�做出任何赔偿。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接受了被告律师提出的辩护——虽然专访和漫画是编造的，这不是事实；但读者看到这些内容，不会真正认为宗教家和自己的母亲乱伦；它只是一种嘲讽，一种政治意见的表达，而不是事实上诽谤。 被告律师特别提到，二百年前美国就曾有一幅政治漫画，嘲讽美国的开国之父华盛顿。当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裁决说，对嘲讽性的模仿，人们可以接受，乔治．华盛顿本人也可能接受，但是，能不能在“拙劣的嘲讽性模仿”和“侮辱”之间划一条界线呢？辩护律师回答说∶不能！因为假如我们让政治人物划这样一条线，那麽这条线就会划破我们的自由。 也就是说，要在言论自由和意见公正公平之间，在言论自由和格调品味之间，真的划一条线，那麽它的结果，一定会像美国大法官们所确信的，会是损害、甚至剥夺人们的表达自由。美国人是宁可付出意见表达不公平、不公正，甚至趣味低下、野蛮的代价，也要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 这位著名宗教家的官司，成为美国言论自由的里程碑之一。 从这个著名案例来看，台湾的国民党候选人陈以真的所谓提告、要捉拿这个制作党徽胸罩合成照片的人的举动，不仅是不懂得言论自由的真正涵义，更是明目张胆地要扼杀言论自由。 至于那些强调这种政治讽刺是低格调、缺乏品味的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通过影响舆论来限制那些敢于做政治讽刺的人们。 其实，政治讽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是非常普遍的。例如美国最高权力者的奥巴马总统，还是前总统克林顿，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等，更不要说好莱坞的影星等公众人物、名人们，都是大众喜欢嘲讽的对象。关于他们的合成照片，在网上比比皆是。 那些权力人物、公众人物，没有谁像台湾的政治人物们那样，动不动就告，甚至一告再告地。而普通百姓，如果认为这是格调低，就不理这回事儿。对有些大众就是fun，看个乐子。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都是有权力、有影响力的。能够嘲讽他们，就是打掉他们由于权力而带来的威严、由于影响力而带来的偶像光环，这是限制权力人物、公众人物的一个方面。 而对于真正言行端正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来说，那些假的、被玩弄的部分，不会对他们构成真正的损失，即使构成，也是做权力人物、公众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以，能够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嘲讽政治人物、公众人物，是一个国家真正民主，有充分言论自由的标志。 2014年11月27日于美国 2014-11-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我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一文发表後，引起某些人的强烈反弹。旅居美国，经常以大国沙文主义观点论述西藏问题的徐明旭先生，撰文反驳，主张“大中国”至上，并用了标准的中共《红旗》杂志式的标题“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他的文章结论是，“‘大一统’情结已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任何人也无法靠理论说服大多数汉人摈弃‘大一统’情结。”\[1\] 有的民运人士也撰文参加这种“大一统”合唱。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南非支部的负责人，还向《北京之春》投书说，他和周围几个热心民运的中国人读了我的文章後议论纷纷，“议论的结果还是支持共产党，因为至少共产党掌权的时候，中国还不会分裂。”\[2\] 仅仅因为共产党能死撑住“大中国”的地盘，就认为可以让它继续独裁、继续剥夺十二亿生命的自由。自由的价值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竟不值一个“大一统”的概念，他们怎麽可能是自由民主的真正追求者？我痛感这些声称“追求民主”却满脑袋共产思维的中国人，正是邓後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再谈西藏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西藏是否独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以什麽价值作为建立将来民主中国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会圆满解决民族冲突和领土争端。 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 为什麽很多中国人谈到西藏问题时有这麽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大国沙文主义意识？主要是因为在共产党长期单一性的灌输中，人们对西藏的思维已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转向了同一个轨道。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政府统治著出版，即统治著对历史的解释。 这样的专制社会，历史真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连中共西藏问题权威牙含章都直言，他写书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是“组织上”安排他写。牙含章的表白，说出了中共建政後出版的所有关於西藏问题书籍的基本特徵∶历史事实要服从政府宣传。 即使近年大陆出版的西藏书籍，仍然延续著这种宣传企图。1993年5月，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万字的《西藏风云纪实》，该书极力歌颂中共给藏人带来了“人间天堂”。例如，对一九五四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车，该书夸张道∶“整个世界都震惊了，整个人类都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倾斜，整个世界都把目光骤然投向古老世界的东方之巅。”\[3\]而对1959年中共所谓“平乱”，屠杀了八万多藏人的暴行，该书却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天堂出现在西藏人的眼前。”“西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是人间奇迹。”\[4\] 恐惧不同声音 中国人就是在这样单一的具有强烈宣传企图的书籍中，得到关於西藏的知识。而西方学者和流亡藏人学者对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观点，在中国出版都是极为困难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作家艾夫唐（John F. Avedon）的著作《雪域境外流亡记》，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5\]艾夫唐曾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用了四年时间，在美国和印度采访了一百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写成了三十万字的专著。该书受到广泛好评。《洛杉矶时报》称“艾夫唐详细叙述的真实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传递的双重资讯——被中共镇压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无畏的自由西藏——造就出近年来最具意义的报道文学。”《华盛顿邮报》评论这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书，如果你有一颗关切这个时代的正在挣扎的灵魂，此书不可不读。” 据後来台湾慧炬出版社重印此书的说明，该书在拉萨被抢购一空，其内容成为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的话题，拉萨的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从此书得知了西藏的真实历史。但该书出版不久，就被当局强令停止发行，并收缴已售出的版本。中共当局在“紧急通知”中说，此书的公开发行是“工作中的失误”。\[6\] 如果中国政府出版的关於西藏的书籍是真实的，应该不恐惧不同声音的挑战。而中共当局封锁一切非官方观点的书籍，包括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宣传是谎言，因为真实是不怕比较的。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洗脑，中国人头脑里关於西藏的知识，全是政府灌输的观点。而中国人历史性的“大一统”情结，又为接受这样的西藏观提供了土壤。 制度化的谎言 这种政府宣传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例如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干部，最近来纽约办事时顺便来看我。我将一本十四世达赖喇嘛谈人生的书《慈悲与个人》中译本送给了她。她惊讶地指著书的封面上的达赖喇嘛头像说，“他的微笑是多麽真诚、慈爱！”她说以前从未见过达赖喇嘛的头像，听到的政府宣传都是“达赖分裂叛国”等等，她脑中能想像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凶狠的坏人形象。达赖喇嘛的这本书所阐述的爱、慈悲和承担人类责任的哲学使她读後非常感动。她回国时向我又要了一本《慈悲与个人》，带回北京送给她最好的朋友。 而我个人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也有著与她几近相同的经验。我大学毕业後在中国一直做新闻记者，但我头脑中的西藏知识全是官方灌输的，根本不知道什麽是西藏的真实。虽然对我来说西藏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但我从未怀疑过她是中国的一部分。来到美国後，阅读到一些西方学者和藏人的著作，才感到中共对西藏的看法是片面的，更有很多是不真实的。无论是对西藏的历史，还是现实，中国政府都像它在其他领域一样制造了很多谎言。 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中，我了解到中共不仅在西藏问题上歪曲事实，在其他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也是编织谎言。这里仅举几例∶ 中共向以“西安事变”做宣传，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炫耀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但我1991年在纽约访问到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了解到历史并非中共宣传的那样。而张学良不想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同意北京当局把他视为“西安事变”大功臣的看法，他视自己为“一个鲁莽从事的历史罪人”；\[7\]中共操纵的史籍和文学作品都宣扬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主角。但海外的历史书籍记载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担负了百分之八十的主战场。 对於朝鲜战争，中共长期宣传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我1992年在夏威夷的韩战阵亡美军墓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细示意图，标示的是北朝鲜军队率先使用武力攻占南朝鲜。後来从历史书籍中了解到，北朝鲜军队用武力统一南朝鲜的举动，受到世界多数国家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组成以美军为首，包括其他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制止了北朝鲜的侵略。但中国政府一向宣传是美国人要打中国，只字不提是联合国的部队，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案。 中共政权对历史事件随意编织的事例不胜枚举，包括邓小平主导的“中越自卫反击战”，真相也不是当局向人们交代的那样。而中共党史书上记载的十几次所谓“路线斗争”，更没有客观真实可言。读一读海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写的回忆录，都可以了解到中共是怎样玩弄历史於股掌。 洗掉“共产软件” 因此我总是对刚刚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讲，要警惕自己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知识”。要视自己的大脑如同一台电脑，有意识地将中共输入的宣传“软件”一件一件地洗掉，然後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输入真实。但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这项必须做的事没有给予十分重视。有的人以为来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真实，其实人的头脑与电脑一样，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清洗和再输入的程式，一台电脑即使从中国搬到美国，放了多少年，那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发生变化。 这种“共产软件”的可怕性可以从徐明旭近来发表的几篇谈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旭已旅居美国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满共产党的逻辑。例如他在“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一文中，不仅重复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中的观点，为中共杀害一百多万藏人辩护，还用武断的中共口吻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如今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是与中共宣传部一样在睁著眼睛说瞎话吗？！从中共占领西藏至今，藏人什麽时候享受过“充分的宗教自由”？在中国人的宗教自由被普遍剥夺和侵犯的情况下，共产党怎麽会单单给藏人“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仅经不起调查，都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常识。而且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更是毫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言。至少我读过的一些西方学者去过西藏後写的文章，就明确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被严重侵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汉学家司马晋（James D. Seymour）不久前去过西藏，他最近写的关于西藏的文章，仍然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怎样被侵犯。而且徐明旭的文章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说“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之前，又说“毫无疑问，目前藏人也与汉人一样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这麽一个地方，人们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却“享受著充分的宗教自由”吗？这符合逻辑常识吗？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徐明旭还荒唐地把中共1989年春天在拉萨对藏人的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後来写的报道，有四百多藏人被屠杀）等同於美国警方1992年春天在洛杉矶制止“黑人骚乱”，认为两者都是必须的。这种毫无正义和是非原则的混帐逻辑只有满脑袋“共产软件”的人才想得出来！ 以徐明旭为代表的这种“大中国至上”的沙文主义情绪，和为中共专制政权辩护的愚昧，根本原因是中共长期宣传洗脑而输入的“共产软件”还在顽固地继续运转著。对这些人来说，与其绞尽脑汁在“谎言的软件”里挣扎，不如换几块清新、真实的软盘。在真实信息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死驮著谎言是很累的。 二、西藏的真相 对於西藏的真相，中共最为强调的是，西藏从元朝时就和中国在一块版图内。但今人以当年蒙古帝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同时兼并与统治，作为中国从此就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依据，逻辑上是不通的。退一步讲，即使当年被成吉思汗兼并後的版图被认为是今天这块土地应该统一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应由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提出，而不应是当时同样被兼并的中国人提出。再退一步讲，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认为西藏曾是蒙古帝国建立的元朝的一部分，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法理根据，那麽中国人就应该对当时蒙古帝国辖下的越南、朝鲜和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相应地提出主权要求，单独提出西藏也是逻辑不通的。 在1992年9月发表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中，中共引证了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原密切往来的很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些史料确实是有所记载的。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的真相》一书，也引证了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这些资料在史书上也是存在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於西藏的特殊历史地位。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一种“和藩”的关系∶即名义上西藏归属中国管辖，实际上藏人独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内部事务。这种情形或叫“高度自治”，或叫“事实独立”。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间，基本都是这样的和平关系。 从辛亥革命到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这近四十年间，西藏“事实独立”的特徵更为明显。清朝末年清军曾一度攻占了拉萨，但两年後被击败驱除。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初宣布西藏为独立的国家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然两次派特使去西藏规劝，但并没有采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8\]因此连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风云纪实》一书，也承认“从一九一一年起，西藏开始享有了事实上的独立和国际承认。”\[9\]即使毛泽东当年也没有视西藏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红军长征时藏人给予食物和给他们借宿的帮助，毛泽东在接受斯诺访问时对此感激地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欠债。”\[10\]据中国法学学者于浩成的研究，毛泽东在1945年春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西藏应实行“民族自决”。但後来的《论联合政府》文本将这段话删掉了。在香港仍可看到《论联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这样的话。\[11\] 为什麽中共建政前的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没有采用武力占领的方式直接统治西藏呢？可能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权衡∶汉人不习惯于西藏的高原气候，也不习惯于那里成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围，而且西藏是一块不毛之地，直接军事统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用“册封”的方式，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显然更为合算。即使康熙年间，清王朝处于鼎盛阶段，康熙大帝也没有像後来毛泽东那样用军事占领方式，直接统治西藏。 同时西藏作为宗教社会，也没有谋求成为一个典型的独立国家。因为西藏众多男子是僧侣，佛教主张不杀生，在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庞大军队是困难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内陆地理条件使那里的经济发展迟缓，物质缺乏。他们也需要中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物质援助。既然中国人不到他们的土地上直接管辖西藏内部事务，又提供保护和援助，那麽对保持这种“和藩”关系，藏人也认为是可行的。所以也没有强烈感觉到有宣称独立的必要，因为事实上也是独立的。 应该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中最傻瓜、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权。它打破了历代中国政府与西藏的这种互相得益的关系，以军事占领方式，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还强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制造了深深的种族仇恨。今天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已经说明中共这种直接统治的失败。而中共的强权镇压，更唤出和加强了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声音。 刺刀下的“十七条协议” 当然，中共认为它的占领是合法的，根据是西藏代表於1950年签署了同意解放军和平进藏的“十七条协议”。但稍有这段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大军压境下藏人被迫做的选择。当时中共军队数量达到520万，比西藏的全部人口还多。藏人无论如何是打不过中共的。而且四万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攻占了康区首府昌都。西藏政府不得以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谋求和平。“十七条协议”是北京方面草拟的，胁迫西藏代表签字後，加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北京方面刻制的。\[12\]而远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等通过北京电台发布的新闻才得知条款内容。\[13\]它起码说明“十七条”并不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但後来西藏政府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因在大军威逼下除此没有别的选择。“十七条”主要条款是∶解放军和平进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与职权不变；实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中央不加强迫。\[14\]但後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对藏人的许诺一条也没有遵守。这就是为什麽1959年西藏爆发了全民抗暴起义。该起义迅速被中共镇压。据中共文件说，八万多藏人被“消灭”。近十万藏民随达赖喇嘛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但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却说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繁荣和进步”。说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当家作主人”。共十二章的“白皮书”中多至八章是介绍西藏被“解放”之後的巨大变化，八章中引述的炫耀共产党功绩的统计数字多达269处。\[15\]全部数字力图说明北京政府给了西藏巨大经济援助，使西藏变为了“人间天堂”。且不说这些数字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的国家是否可信，即使数字是准确的，经济援助再大，也不能证明中共用武力恫吓的方式强迫藏人签署协议，然後军事占领西藏的合法性。因为一切“条约”的法律依据都是“签约各方必须自主、自愿。”而“十七条协议”是威逼下的产物。 这就如同中国大陆人熟悉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样，恶霸地主黄世仁强抢喜儿成婚，按照黄世仁的逻辑，也是合法的，因为喜儿的父亲杨白劳在“同意书”上按了手印。但这纸“协议书”是杨白劳在威逼下被迫签署的。当然，黄世仁可以辩解说，他後来向喜儿一家提供了很多物质援助，补修了她家的漏风墙，送了很多粮食，还给喜儿买了几吨“红头绳儿”，喜儿自从到了他的手里，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没有黄世仁，就没有新喜儿。”但这一切经济援助和补偿能证明喜儿被强娶到黄家的合法性吗？不能！因为这场婚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是喜儿的自由意愿！只要喜儿不是发自内心自愿选择的，这场婚姻就没有法理根据。当然，使用强权和武力，黄世仁可以把喜二抢到家里强暴，但他无法征服喜儿那时刻准备反抗的心。这就是为什麽喜儿宁肯逃到深山吃野果当“白毛女”，也不忍受强权下的富裕。对自由的追求是人存在的规定性。在强权暴政之下，人是会低头。但内心深处那颗渴望自由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它会找任何机会向强权挑战。这就是为什麽在邓小平的统治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已有很大提高，仍然发生了八九民主运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如中共无法证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中国政府也无法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西藏这一切”。与共产党的说辞正相反，显见的事实是，在香港和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反而更繁荣，更民主。即使在蒙古共和国，结束了共党统治，外蒙古的人民比中共统治下的“内蒙古人”活得更开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的藏人活得丰衣足食，还有自由。这就是为什麽至今还有大量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逃离西藏。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自1979至1992年间，仅逃到印度的藏族青少年就达四千多人。\[16\]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面对西藏的这些事实，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包括相当一些民运人士会辩解说，他们并不是为中共辩护，因为他们也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尤其是持沙文主义观点的徐明旭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曾因发表小说暴露中共腐败而被流放到西藏多年，”也是受害者。但是，一个人受过迫害，是不是就一定比他们的迫害者正确？对共产文化有精细观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对此做过研究。他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借主人公的口说∶“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们的角色调换一下的样子。”\[17\]从中国的现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邓小平当年受过毛泽东的三度迫害，但他主导的“六四屠杀”，显示他并不比毛泽东更有人性。一个人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而是两者的价值观念是否不同。从徐明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受过中共的迫害，但他的价值观与共产党是一样的，那就是视国家、群体、边界等价值高於人的自由，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剥夺个人自由，摧残个体。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最根本的错误就在於，强调国家群体价值，而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权利。结果是不仅个人自由丧尽，国家也没有强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够战胜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视人的自由为最高原则。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今年三月，我在纽约参加了藏人庆祝新年的晚会。在那个约有三百名藏人聚集（纽约总共只有350多名藏人）的新年之夜，他们身著藏族传统服装，在雪山狮子旗（西藏国旗）下用藏文祈祷，唱西藏国歌；他们在传统的藏族音乐中跳著豪放的藏族舞；他们饮著米酒倾诉著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迫害，表达他们一定要争回自己家园的坚定信念。看著他们那众志成城的神态，听著他们男女老少手挽手狂舞时“海哟！海哟！”的呼声，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无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现在的中共政权，还是将来任何形式的中国政府，都无法用武力征服这个民族的心。 当晚我曾和十几个藏人交谈。 由於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汉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谈起中国人，充满愤怒。年轻一代藏人，这种情绪更为严重。流亡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装反抗中国人的呼声日益强烈。达赖喇嘛不得不几次公开表示，如果藏人要采用暴力方式，他将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职务。每年三月十日，是藏人纪念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纪念日。今年，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许多激进的年轻藏人要举办步行到拉萨的大游行，不顾被中共边防军射杀的危险。在达赖喇嘛的劝导下，最後才改为徒步游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轻的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麽原因，我们藏人凭什麽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麽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他的话使我想到毛泽东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藏人为什麽这麽恨中国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我们谁有过毫无理由地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验？那些徐明旭们那麽热衷而顽固地为中共已经十分强大的宣传增加分贝，怎麽让藏人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分开？不管徐明旭们怎麽强调“大一统情结已经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错误都不能由於大多数人都错它就变成了正确。如果徐明旭的“大多数”是有根据的话，那就更证明大多数中国人对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惨处境是负有责任的。在一个资讯能够自由流通的中国，我坚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权利，因为中国人民的心与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样的，他们最终的呼唤都是自由！ 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即将结束。未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消除藏人对中国人的怨恨，关键是看这些领导人有没有现代文明意识——那就是尊重民族自决，尊重藏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人的自由视为处理一切争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则。而在这一进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能否产生一大批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对徐明旭似的心存“大一统”情结、歧视其他民族的愚昧民众进行启蒙教育。 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一面主张民主自由，一面坚持对藏人权利和自由的剥夺，那就是对自由的亵渎，他们追求的也绝不会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正如藏人旦真洛布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当我与天安们的学生领袖们谈起六四屠杀时，我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起中国政府。他们这是争取的哪一门子的民主自由┅┅” 注释: 1、徐明旭:“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号 2、读者投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号，第一零四页 3、4、《西藏风云纪实》，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 5、《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萨） 6、台湾重印此书的说明 7、曹长青：“张学良纽约忆往”， 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8、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九八五年，北京。 9、同3 10、埃德华．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New York，Grove，1961）第九十六页 11、于浩成先生与笔者的谈话，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於纽约 12、13、《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1993年编辑出版（印度，达兰萨拉） 14、“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一九九二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见香港《大公报》，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15、对中共“西藏白皮书”中二百六十九处统计数字的说明 16、同12 17、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宴会》，英文版（New York，Penguin，1977），第七十页 ——原载纽约《北京之春》月刊1995年6月号） 1995-06-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意识形态给左派惹祸
在专制国家，由於没有新闻自由，记者无法说真话。但在有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却不乏滥用自由的记者。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报导重大不实消息就是一例。 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有一个多月，选情绷紧之际，美国三大无线电视台之一的CBS却独家披露布什总统在越战期间有逃兵役之嫌的四份文件，引起轩然大波。四十位共和党国会议员联名致信CBS，指出文件有假，美联社等媒体也对文件真实性质疑。因文件是已去世多年的越战时期布什的上司签署，是死无对证。但鉴定专家发现，该文件不是出自越战时那种手提打字机，而是现在的电脑软件，显然是伪造品。 在CBS决定播出这个「独家」时，内部的鉴定专家已提出异议，但在该电视台具有很大权势的丹．拉瑟坚持播出，结果酿成大祸。拉瑟最後不得不发表声明认错，说这是由於「错误判断」。给人印象是他不小心犯了「诚实的错误」。 但丹．拉瑟以往的新闻历史显示，情况并非如此。拉瑟是美国三大电视台主播中最左倾的一个，并经常把党派立场带到新闻中来。他采访保守派政治领袖时，总是相当苛刻，例如当年采访尼克松时，百般 难；後来采访老布什时两人几乎对骂。但在采访左派政治领袖时，不仅态度温和，还巧妙地美化他们。去年他出於反伊拉克战争的立场，特意在美军攻伊前，去巴格达采访萨达姆，对这位专制者一副恭敬谄媚。萨达姆当然很开心，当场决定，他要和布什辩论，要拉瑟当「主持人」。 丹．拉瑟现象并非偶然，它是西方左派出於意识形态的偏见，不惜扭曲新闻而推行左倾理念的一个典型表现。这种例子在西方左派媒体上比比皆是。例如，CNN出於其反越战的立场，在1998年编造了美军当年在老挝使用化学武器杀害逃兵的新闻，成为当时新闻界的最大丑闻。连CNN创办人、非常左倾的特纳都哀叹「这是我一生经历中最可怕的梦魇」，「如果自杀能帮上忙的话，我都会考虑」。 虽然特纳如此痛悔，但CNN「左」性难改，还在报道巴以问题时偏袒恐怖份子，在第一时间首先采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烈士」家人，渲染他们失去「烈士子女」的痛苦。以色列朝野对此非常愤怒，因而取消了CNN在该国的采访权。 在国际上很有名气的《纽约时报》去年发生的严重假新闻事件（发表了黑人记者布莱尔多达36篇不实报道），主要原因也是意识形态影响到新闻版面。该报总编辑和发行人出於「政治正确」和「种族配额制」而重用布莱尔，在发现他造假後仍继续留用，最後惹大祸。该报社论和言论版持绝对左倾观点有情可原，但其左倾意识形态直接渗透到新闻报道中的例子几乎发生在每天的版面上。 去年美国获奖作家博康（Bob Kohn）出版了《新闻欺骗》（Journalistic Fraud ）一书，其副题是「《纽约时报》如何歪曲事实及为何它不再可信」，揭露《纽约时报》多年来一直悄悄地对新闻细节进行歪曲，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来传播其左派意识形态。《世界互联网日报》评论说：「此书将可能为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敲起丧钟。」 在美国，最左的报纸是《洛杉矶时报》，它也是因狂热反战而制造假新闻。去年四月初，该报刊出一张反伊拉克战争的照片（画面是英国士兵用步枪指向平民），最後被查明是该报摄影记者用两张照片合并成的。 西方左派媒体这种出於意识形态而制造和歪曲新闻的情形，在欧洲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去年英国BBC一个记者报道了多项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不实消息，後来又用编造一位武器专家的话，来指控布莱尔政府，结果导致那位武器专家自杀。 左派媒体为了意识形态目的而不断扭曲和制造假新闻，导致美国民众对媒体越来越不信任。上星期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媒体的信心，跌到过去三十年来最低水平。左倾新闻人员用这种严重违反新闻操守的做法，不仅绝不可能赢得意识形态宣传战的胜利，更是走向媒体自杀，拉瑟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29日） 2004-09-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就业为何成为中国天字第一号难题？
中国面临的所有经济难题当中，最大的莫过于就业难。在世界经济发展史当中，为何只有中国才会成为奥肯定律的例外，出现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推究起来，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极为困难所致。 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下降与就业机会的减少 无论从世界经验还是中国经验来看，中小企业一直是各国国民就业的主要渠道。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在欧盟1800万家企业中，25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就有1792.4万家，就业人口占欧盟就业总人口的70%。越南的统计数据表明同样的事实： 2008年民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30万个，占就业岗位总数的54%，是中央国营企业的4倍。 中国中小企业创造的产值和服务价值占GDP总量的60%，上缴的税收占中国税收总额的50%左右，提供的城镇就业岗位也已占75%以上。相比之下，中国政府重点扶持的国有企业对就业帮助不大：从1998年到2008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在民企固定资产投资的 4倍左右，但提供的就业每年在减少，而民营经济提供的就业则每年以几百万之数在增加。2009年中国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引起的最大忧虑之一就是民企衰落对就业的影响。 但中国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却日益艰困。4月12日中国经济网消息：中国工信部官员透露，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约4000万家，平均寿命仅2.9岁。中国的中小企业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这让我想到此前的数据：1993 年以前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业寿命缩短的同时，中国的就业难日益凸显。 中小企业生存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 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越来越短，说明中国的制度环境越来越不利于其生存。中小企业生存环境艰困的势头，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出现。据2006年全国工商联的调查，从1999年至2006年，7年间个 体工商户倒闭650多万户。2008年以后，中国有40%的中小企业倒闭，40%的企业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影响。就连温州这一民企最活跃的地 区也有20%中小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 早在2003年，《中国民企死亡全书》曾风行一时。该书搜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一些民企死亡案例加以分析，分析了中国民企的8种常见死因，如家族经营、企业政治化、冒进、不守游戏规则等。随着民营企业日渐成熟，这本书中列的死因日渐减少，新的死因集中于企业创新能力不高、外部成本上升、企业行为过度投机等，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的社会大环境。包括：第一、政府征收的税费逐年增加，企业不堪重负。2006年全国工商联的调查表明，向企业征收的各种费用高达375种之多，这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二 是私企与国企地位不平等，在贷款、准入制、政策性转移支付、相关的补贴政策方面，民企处在被挤压状态。 2009年中国用来拯救经济的4万亿，90%流向了国企与地方政府，民营企业融资难且成本高。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就工业结构升级和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答记者问时，网友纷纷在人民网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其中第一大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税负重，生存艰难。 中国应仿效美欧扶持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税负重、缺乏资金扶持，与中国政府的政策直接相关。这种政策取向正好与世界各国的做法相反。由于中小企业对就业关系影响甚大，世界各国一般都比较重视扶持中小企业。各国的做法不太一样，有的通过财税优惠政策，如日本；有的采取各种方法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如法国。美国的中小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99.7%， 其产出占所有企业收入的40%，在经济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前总统里根曾把小企业比喻为“美国经济制度的心脏与灵魂”。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许多中小企业受到很大冲击。2009年11月1日，受总额高达649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所迫，美国最大的中小企业商贷机构CIT申请破产保护。尽管如此，在美国长期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影响下，美国的中小企业依然充满活力。为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美国中小企业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在总统奥巴马宣布新政策提案之前，中小企业管理局已在美国经济复苏资本（America’s Recovery Capital）的支持下，以中小企业管理局504贷款（SBA 504 loan）的形式，对中小企业提供帮助。 中国去年向国企注入的巨额投资并未拉动就业增长，目前中国经济的“复苏”只是一种无就业复苏。国家发改委仍然将钢铁、石化等十大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并声称其就业将超过1亿人，但以往国企对就业贡献率很低的事实，使人们对这一乐观估算存疑。如果说大型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骨架，中小企业则是肌肉与细胞。目前中国政府应对症下药，效仿美欧日等国，尽量使经济“细胞”活跃、“肌肉”壮实，这样才能给中国人造出“新饭碗”。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0年4月26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4/100426\cr\unemployment\_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胡锦涛统战台湾一厢情愿——在纽约市大学主办的台湾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在台湾这次末代国大代表选举之前，也就是连宋访问中国期间，我在台湾访问了两个多星期，实地、近距离地观察了台湾的民情、政情和舆论变化。因此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讲三点：一是我在台湾实地观察到的民情和政情；二是对连宋访问中国的评价；三是对中共最新对台政策的评估。 第一个问题，台湾的真实民情和政情：没有中国热，连宋成笑料。 在台湾期间，正是连宋前後访问中国，看台湾的报纸和电视，简直不像身在自由的台湾，而似乎是回到独裁下的中国，因为在大多数报纸和电视画面上，每天都在吹捧连宋在中国大陆的活动。虽然台湾已实现了政党轮替，但媒体仍主要由支持泛蓝的力量主导，报纸除《自由时报》和《台湾日报》，电视除台视，华视和民视的某些节目之外，基本都倾向泛蓝。因此伴随对连宋中国之行的歌颂，在媒体上掀起一股「中国热」。 但在台湾民众中间，其实并没有「中国热」，反而是对连战、宋楚瑜在北京的表现很不以为然。这从这次国代选举结果就可看出，按道理媒体那麽煽动中国热、连宋热，国亲两党的支持率应该上升才对，但选举结果却是大绿胜大蓝，小绿胜小蓝。民进党是第一大党，台联跃居第三大党，宋楚瑜的亲民党跌的最惨，去年立委选举得票率是百分之十四，这次则跌到只有百分之六，跌幅一半还多。因此台湾的真实民情是统派媒体自己中国热，「单相思」，台湾人民不仅没「热」，反而用选票给连宋泼了冷水。但好像他们自己还在自得其「热」。 我的观察和结论是，再过几年，人们对连宋的中国行什麽都不会记得，只剩下那个经典「连爷爷您终於回来了！」在台湾给朋友打电话，以前等待通话期间是音乐，现在则是「连爷爷您终於回来了」的搞笑版，每次听了都有喷饭感。连宋去中国期间，台湾媒体上的另一个大新闻是艺人倪敏然因忧郁症上吊自杀。其实如果连战早一点去中国，早有「连爷爷您终於回来了」，倪敏然的忧郁症或陷 握ㄓ A没准儿能救他一命呢。所以连战这次去中国，给台湾人带来的唯一好处是，让人笑一笑十年少，你看连他的儿子连胜文都笑翻了。 第二个问题，连宋去中国，形式和内容都是错误的。 第一个形式错误是，按照民主国家的政治常识和规矩，在野党主席不能去敌对国家签署什麽共识，因为你不执政，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你说这不是国家对国家，是党对党，但中国大陆是政经军民商，都要服从党中央，最後听从一个独裁者，是个党国，你明明是和整个中共政权在谈嘛。胡锦涛不仅是党主席，还是国家主席，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有四个头衔。你连战除了国民党主席，只有一个「连爷爷」的新头衔而已嘛。 我们看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没有在野党主席到敌对国家签署什麽共识的。例如美国不可能由在野党主席率领代表团，到美国的敌对国家伊朗、利比亚等去访问，签署什麽共识。越战後期，美国在野党是民主党，它倾向反越战，但也没有民主党主席到北越访问，和越南共产党签什麽公报的。在东西德对立的冷战时代，民主的西德，也没有在野党主席去东德访问，和东德共产党签什麽共识。在今天的朝鲜半岛，南韩的在野党主席也没有去访问平壤，和金正日举行「党对党」的对谈。如果南北韩的政治气氛允陶o麽做，只能是庐武铉和金正日谈，两个政府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就像金大中时代，南韩总统曾访问北韩，与平壤达成某些协议。 为什麽人家的在野党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等於告诉国民，我们这个在野党为了党派之争，为了打击执政党，不惜和敌人合作，不惜损害自己民主国家的利益。这种做法的结果只能是，在下一次的选举中，遭到选民的惩罚，丢失更多选票，因此正常民主国家的在野党都不可能这麽做。所以连宋们这种做法的形式完全不对。 另一个形式错误是，连宋去北京争相向共产党献媚，完全是奴才表现。连战在北大演讲反台独，是刻意迎合胡锦涛，迎合那些被共产党洗脑的那些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北大学生为什麽给连战起立鼓掌，那是太监们替皇上奖赏奴才的表现。而宋楚瑜到处卖弄地方话，也是献媚求宠。连宋的中国之行，完全是把自己宠物化。宋楚瑜在清大演讲，说你们说很多好话，「我特窝心」。连北京人都出来说，这完全是把话说拧了，因为「窝心」在中国大陆今天是很窝囊、很令人不快的意思。 中共给连宋国家元首的待遇，但他们真的心里瞧得起连宋吗，只不过有利用价值而已。那些去欢迎连宋的人，有的是政府组织来的，有的是好奇，和看熊猫的心理是一样的。包括那些喊连爷爷的小学生，那些在机场接送的夸张口号，都是一种表演而已，根本不是什麽中国人喜欢连宋。而且那种小学生的表演，机场的欢迎口号，不是偶然的，那是中国的常态。我们的儿童时代就是这样，几十年过去了，不仅词没变，调也没改，还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再见再见，欢迎再来！」人们就只管这麽喊，至於来的是连宋，还是尼克松，还是熊猫、金丝猴，都无所谓，反正都一样。 不仅是那些喊连爷爷的孩子，你看那些北大清华的学生，二十几岁了，他们的智商和诚实程度，和那些孩子有什麽不同？你也别说那些年轻人了，你看看中共台办的陈云林，他有四五十岁了吧，他在北京机场送宋楚瑜的讲话，和那些喊连爷爷的小孩子有什麽不同？那种朗诵诗式的腔调、演话剧式的夸张，不知道他自己恶不恶心。别说陈云林，你再看温家宝讲话，简直像有精神毛病，把一句话分开讲，经常中间隔了几十秒，不知是睡著了，还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不说别的，就他这种讲话法，在美国连个镇长也选不上。 除了形式不对之外，连宋中国行的内容更成问题。连战在北大喊「联共制台独」，陈水扁总统说是一大败笔，岂止是败笔，那是民主的败类。台独是什麽，它只是人民有了选择权利後的一个选项而已，你说反台独，就等於说要反对几种选项中的一种，或者说，你只有这个选择（统一），而不能有那个选择（独立）。这还叫选择吗？这不就是反对选择本身了嘛，因此反台独，就是反对人民选择，反对选择就是反民主，就是专制思维。至於说「联共」则是清清楚楚要联合邪恶，因为共产党就是独裁、暴力的同义词。 而且在北京喊反台独和在台北喊反台独性质完全不同。在台湾，这还属言论自由范围。而在独裁者的土地上，就不一样了，因为共产党认为的台独是，只要台湾不是它专制统治下的一个省，只要台湾实行民主选举，就是台独。我曾多次采访过达赖喇嘛，他十多年来一直强调放弃藏独，承认西藏属於中国，只是要求西藏高度自治，实行选举，但中共指责达赖搞藏独，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不放弃在西藏选举，在共产党眼里，就是闹独立，胡锦涛的一个中国，就是共产党的专制一统天下。这就像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跑到北京，在独裁者的土地上对民主台湾说「三不」一样，克林顿在华盛顿说，在白宫说，这是美国的政策，但在北京说，则明显是取悦独裁者，损害民主台湾，因此才会遭到美国舆论的谴责。 除了反对人民自由选择以外，宋楚瑜和连战一样，也是玩弄民族主义这张牌，在上海喊「中国人帮中国人」。什麽叫中国人帮中国人？这个逻辑就是，如果你是德国人，就要支持纳粹，如果你是俄国人，就要帮助斯大林，如果你是中国人，就要支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和连战曾强调自己是「纯种中国人」一样，都是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那种种族主义论的思维。而且明显的连战和宋楚瑜都是用民族主义，强调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民选省长」，来刻意掩说B回避了台海两岸的根本分歧，那就是一边是民主，一边是专制，一边是冻蒜（台语当选），一边是清算的制度区别。 连宋在北京的言行，明显是用民族主义来回避和对抗民主，他们代表的是一种和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驰的逆流。当年国民党在台湾抓共匪，谁稍微说个错话，就可能被当作「匪牒」。现在国民党的主席公开到北京朝拜共产党，握手，拍照，喝酒，公开声明要联共，这就像过去随便指控别人生活作风不检点，要抓去坐牢；现在自己去红灯区做了妓女，反到理直气壮了。因此（电视节目主持人）周玉寇评论说，在台湾是强暴犯，到北京变成了性无能，这就是国民党。 第三个问题，「连胡会」「宋胡会」传递出中共对台湾的近、中、长程目标：从连宋的中国之行，可以看出中共对台湾的长程、中程和近期三个目标。长程目标没有任何变化，那就是用一个中国原则吞并台湾。所谓「两岸一中」，和一个中国，没任何区别。大家都是懂中文的，你们说有什麽不同？这就像我们现在会场的这个美国喜莱登连锁酒店，你说「一个喜莱登原则」，和「两家分店是一个喜莱登」有什麽本质不同，都是一个公司、一个总老板的意思嘛。今天说一中，全世界都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台湾。不管连宋怎样献媚，怎样自我作践，大家注意到，中共在一个中国原则，也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上一点都没有让步，就是要用这个统一台湾。 中共的中程目标是，利用连宋作为在台湾的先遣人员，分化、统战、肢解台湾。胡锦涛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已成为泛蓝的「共主」，要统合泛蓝，支持国民党卷土重来，在二零零八年执政，来实行两岸一中，也就是变相的一国两制。你看国民党不是在连署劝进嘛，让连战继续当党主席，连战自己也在接受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赵少康采访时说，对再出来选总统「不排除」。因此台湾面临这样一个时刻，共产党、国民党、亲民党三家联手，要共同对付民进党和台联等本土力量，阻止台湾人民制宪正名、使台湾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和历史潮流。 中共的近期目标是，诱惑台湾总统陈水扁访问北京。不管陈总统以什麽身份去北京，只要踏上独裁者的土地，即使他被允麦 著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北京看来，也是「白旗」，变成投降之旅；而国际舆论会认为是两个中国到一起，Republic of China和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领导人到一起，最後还是一个China，没有了Taiwan。即使陈总统是以中华民国元首的身份去，到了北京也会被矮化成「特首」。因此就看陈水扁先生有没有政治智慧看到中共的这种统战意图，有没有道德勇气抵抗虚幻的中国热，和台湾的所谓民调。 谈到台湾民调，我还想多说一句，很多并不反映民意。主要因为拒答率太高。像台湾《联合报》前天（十九号）的民调，说对陈水扁的不满意率升到47％，满意的只有38％，中间差九个百分点。但这项民调的电话样本只有1309人，但其中多达455人拒答。拒绝率高达34％，超过三分之一。拒绝的都是什麽政治立场的人呢？《联合报》是统派色彩很强的报纸，台湾人对它的反感，就像中国人痛恨《人民日报》一样，因此支持绿营的人听到是联合报打来的电话，二话不说，就摔电话。因此拒绝访问的那三成四，多数可能是泛绿选民，因此那个民调怎麽可能准确？国民党一直吃这个亏，看到统派的高民调就沾沾自喜，最後洗了政治三温暖。你看这次国代选举前统派媒体的民调也是这样，说国民党将成为第一大党，结果在哪儿呢？把梦话当真，只是自己一时爽而已。 我最後的结论是，台湾虽然由於中共统战，通过拉拢在野党分化台湾，使台湾的民主进程进入艰难期，但我还是相信民主的力量。只要台湾有「冻蒜」，有选举，中共就无法吞并台湾，因为谁出卖台湾，选民就会淘汰谁，谁联合共产党，一定是政治自杀；只要有选举，真实的民意就会体现，就会占上风；而且只要台湾实行冻蒜的制度，它就不会孤单，因为它和整个西方民主阵营占在一起，是在一个民主价值的方向，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只要你看重自由的价值，肯定就会支持台湾。谢谢大家！ （2005年5月20日，原载《开放》2005年6月号） 2005-06-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千秋与朝夕——写在六四 25 周年
六四事件25周年了。当初可能谁也不会想到，之后共产党还能存活四分之一世纪。 之前的六四周年日，我多都写些悼念文字。25年了，更应该写点什麽。但今年比以往更有悲愤窒息感——鲁迅写《纪念刘和珍君》时的那种感觉。当时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惨案，杀害了47个学生，鲁迅愤怒到说他活在“不是人间”的世界，那“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压得人无法喘息。我在想，如果鲁迅活到今天，面对远比三一八更野蛮、死亡人数更多的六四惨案，还能说什麽？还能写什麽吗？他说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鲁迅会选择怎样的“爆发”？ 对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是认罪的（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首都各界在北京大学操场举行了追悼大会，鲁迅题的挽联高悬会场。仅鲁迅一个人，就写了包括《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悼念学生（更是声讨杀人者）的文章。 而今天，连六四有多少人遇难，政府都拒不公布，更别说认罪、法办凶手。鲁迅时代，还能为学生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而今天，中国的几百万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报刊上竟然无法发出一篇“纪念刘和珍君”。 25年过去，隐蔽、悄然的屠杀从没有间断，对言论和思想的谋杀远超过100年前。三一八惨案的时代，鲁迅称之“非人间”，而今天是什麽？不是全然的地狱吗？ 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吗？鲁迅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但他仍是“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因为“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鲁迅同时代的胡适，即使面对（早逝的）鲁迅所不曾见到的共产中国全面肆虐时，仍坚信“自由的中国”在人们心中！他曾以清初典故“鹦鹉救火”（“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来阐述，“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人，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不仅是出于良知，曾前后在美国26年的胡适，更深知民主自由的价值是人类发展的主流。他坚信民主是“千秋”，专制是“朝夕”；在历史长河中，中共政权是短暂的。如果说鲁迅撕开“非人间”的黑暗，告诉国人以真实，胡适则传播“真人间”的西方民主，给中国人以信念。 中国是世界最后一个大的专制堡垒。21世纪中国人能对世界做的最大贡献其实是∶炸毁这个堡垒，让民主的大潮涌进中国！思想是革命的前提。要炸毁这个“堡垒”，首先要破除两点迷思∶ 一是所谓“没有共产党就天下大乱”。我在以往文章中说过，在苏联等原东欧国家，共产党一夜垮台了，都没有天下大乱。因为原有的行政体系起到过渡作用。中国也有省长、市长、县长、乡长等等，共产党倒台，根本不影响这个行政系统的照常运转。党组织（党领导）消失了，中国不会大乱，反而一定大好！因为一夜之间就会有一百个政党出现，在现有行政体系过渡运作下，然后就开始全国大选嘛。其实只要解除党禁、报禁，中国就会像台湾当年那样走上民主轨道。根本没那麽复杂，也根本不会流血。 二是所谓“十四亿中国人啥时候能觉醒”。我要告诉你∶不需要14亿人都觉醒。历史从来都不是“大多数”人民创造的（大多数永远是∶你赢了，他随大流赶来给你献花鼓掌；你输了，他逃得无影无踪）。所以，不可指望大多数，也不必指望大多数。历史是少数的、极少数的英雄创造的！只要少数人的觉醒，少数人的努力，少数勇敢者起来反抗，成gong就不仅有可能，而且是一定的。 在埃及首都的解放广场，最初抗议穆巴拉克的只有几千人。抗议活动最高潮时，全埃及有25万上街。而埃及有8500万人口，25万占不到3%。而正是这“少数人”的勇敢坚持，感动激励了整个埃及。 在乌克兰首都的“独立广场”，开始时只有二千人在那里坚守，反抗亲俄总统。乌克兰人口4500万，那最初的两千名勇敢者占不到总人口的万分之一。 这些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不用等到全体人民都觉醒，只要有少数勇敢者坚定反抗，就能震撼全国（尤其现在是网络信息传播时代）。在14亿人的中国，哪怕只有乌克兰独立广场那万分之一，就是14万人。今天，这“万分之一”涌进天安门广场，绝对会有震塌专制堡垒的力量！ 我从不怀疑，14亿中国人中绝对有足够的英雄，只要他们真正醒悟∶对，这碉堡必须炸掉，否则民主的大厦完全没有奠基的可能。英雄的火种在每个人心里，只要一丝火苗点到那里。而且，我更不怀疑，在科技发达到和25年前完全两重天的今天，民众的抗议迟早会起来，而万里长城阻挡信息的时代却是永不复返！在信息反映民意的巨浪下，无论中共高层领导人，还是各级军人，都绝不敢再向民众开枪。 我们赤手空拳没有武器吗？谁说的！只要人们清楚∶中南海是我们的敌人。每个人手里的手机，就会立刻成为扔向中南海的手榴弹。你以为他的坦克大炮还能赢过我们吗? 睡在中南海里的人早已不信了，所以他要加固封锁信息的城墙。 有手机的人们，发一条要推翻专制城墙的信息吧，转一篇要民主选举的文章吧。这是不需要牺牲就参与炸毁专制堡垒、书写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的英雄壮举。 我们的祖先，连“鹦鹉救火”的精神都有！我们总不能没出息地自己宣称“一代不如一代”吧？更何况我们的电脑、手机绝不再是“鹦鹉翅膀沾水”，而是不必冒被烧死的危险，就可以加入灭火的大潮，而且有永不停止的水源！我们处于多麽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前面五千年的中国人没可能，后面五千年的中国人再没机会了。 六四25周年两天之后，就是盟军击败纳粹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今天，让我们用键盘、用手机、用网络，用这些无声的炮弹，打响解放中国的“诺曼底登陆”！ 抓紧扔一颗炸弹吧，伙计，为了有一天能跟孙子吹牛∶知道吗，小子，你今天的自由，是老爷子白天黑夜用键盘苦敲出来的。更为了，当我们像那些硕果仅存的二战老兵们坐著轮椅，看著献花盛开的大地、欢快嬉戏的儿童，回首那改变了世界的“诺曼底登陆”、抚摸刻在丰碑上的牺牲了的战友的名字时，可以宽慰地长舒一口气∶这个战场上曾经有过我，我曾经为了做自由人而战斗过┅┅人生一场，还有什麽比为自由而战更值得骄傲？！ 2014年6月3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6-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2👍 0💬 0邪恶向人类文明宣战
9月11日早晨9点刚过，我把送到门口的《纽约时报》拿进来，还没把关於纽约市长初选的相关报导看完，突然接到在曼哈顿工作的朋友打来的电话，电话那端在惊呼，「世贸大厦起火了！」几乎是本能的反应，我一把抓起电视遥控器，立即看到电视上是地处曼哈顿南端、美国第二高的两座双星子大楼世贸大厦在冒浓烟。我家住在皇后区，与曼哈顿遥遥相望，站在我家公寓大楼的顶部，可以看到那两幢冒著浓烟的大楼，因为它是曼哈顿最高的建筑，十分显眼。 看到那两个冒著浓烟的纽约最高的建筑，心都抽紧了。因为就在八年前，世贸大厦已被炸过一次，当时在纽约看到过那些被炸伤、炸死的人的悲惨画面（那次有六人遇难，一千多人受伤），今天，人类跨入了21世纪，悲惨的命运再次落到世贸大厦上。 最难以让人置信的是，这两座大厦竟在我的眼前、在全球电视观众的目睹下，一座、接著一座地倒塌，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在第一座世贸大厦倒塌的瞬间，我惊呼一声，完全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连电视主播都惊呼「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纽约景观从此永远改变 当第二座大厦倒塌时，我已无法忍住泪水，不仅因为世贸大厦是纽约的标�遥�是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徵，是美国强大经济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那里面正常情况下有四万多人办公，周围有无数的游客和观望者。大厦里面还有我认识的中国人和美国朋友！那不仅是大厦在轰塌，那是无数的生命在消失，在一瞬间，在我，和无数的美国人眼前，眼睁睁地，束手无策┅┅伴随这些生命的只有无法控制的眼泪，无法抑制的悲愤，无法表达的心灵的疼痛！ 在纽约居住十多年了，对世贸大厦可以说充满了感情。有朋友从中国国内来，总要陪他们去这两座110层、411米高的大厦顶部参观游览。因为它不仅是纽约最高的建筑，而且由於它和自由女神像隔著几百米的海水遥相对望，成为自由、强大的美国和人类文明的象徵。站在世贸大厦顶部不仅「一览众『楼』小」，而且俯视曼哈顿那鳞次栉比的楼群，可以真正感受到市场经济和自由精神下，美国人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蓬勃与生机。就在世贸大厦旁边，就是美国以至全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的华尔街股票市场。看完世贸大厦，再去看看股票市场、「华尔街」这条街，就可以基本感受到纽约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当代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神韵。在整个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所在城市之外，纽约是全美国旅游者最多的城市，而世贸大厦更是游客的最爱之一。如今，就在眼前，它随著浓烟，随著巨大的轰然声，倒塌了，永远地消失了，纽约的景观从此永远地改变了┅┅ ●电视把人类联成情感整体 那四架被劫持的美国民航飞机，其中有好几位乘客在飞机被劫持後，用手提电话从飞机上给亲人打了最後的电话，报告飞机被劫持，在急剧下降，那些亲人听到这些最後的声音，会有怎样的震颤——那永远的亲情、那巨大的勇气，那人生的最後瞬间┅┅ 看到这一切，再一次痛感，邪恶永远都超过人类的想像。邪恶的程度永远都被善良的人们低估。这不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恐怖组织对美国的攻击，这是邪恶对人类文明的攻击，向国际社会的宣战！ 全球主要国家领导人都纷纷谴责这种攻击美国的恐怖份子行为，世界各地的民众都沉浸在一种沉重之中。穿越边境、国界的卫星电视画面，把全球的观众联结成一个整体，不仅是一个新闻的整体，而且是一个情感的整体。过去人类发生重大事件，人们到教堂去分担一个人类整体性的情感，今天，现代科技的电视画面，把人们集中在电视机前，形成一个规模更大，几乎是联结整个地球村的感情整体。 ●家乡的牵挂催人泪下 在世贸大厦倒塌不到一个小时，我接到了弟弟从深圳的街头打来美国的长途电话，他在大洋那头焦急地询问我和家人的安全，并告诉我说，中国的主要电视台都在转播美国被攻击的电视画面，他在太平洋彼岸，和我这个居住纽约的人共同目睹一个共同的电视画面，共同见证一个历史事件。听到弟弟说他在自家、父母家往美国打过很多次电话都没有打通，这次终於在街头的共用电话打通，和我联系上，我心里涌动著感激，感受著遥在天边的亲情，那份关心，那份挂念，那份心底的爱，几乎无法忍住泪水┅┅ 一天的时间内，收到很多朋友问讯平安的电话，多数从外国打来的电话都打不进来，因此他们发来了电子信，从德国、新加坡、日本、中国大陆的电子信竟「走」了四到十个小时不等，才到纽约我的电脑里。可见全球各地对纽约以及美国的关注，电子网络的巨大空间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塞车。 美国有三大电视台，再加上澳洲媒体大亨默道克所拥有的第四大电视台「福克斯台」等，在世贸大厦被飞机撞击後，除了一个电视台CBS有画面後，其他电视都没有了任何信号，因为那些电视台都是使用世贸大厦顶部的天线向外发射电波。纽约的电话，尤其是曼哈顿的电话，很多都中断，无法打通。这种和外界隔绝的封闭感觉，再加上目睹世贸大厦倒塌导致的曼哈顿南端一片黑蒙蒙蔓延的庞大烟海，真让人有末日来临的感觉。 ●美国精神的「底座」无法摧毁 但在这浓烟黑云的背後，有美国人民和美国这个国家的另一面—— 纽约消防人员和警察迅速赶到现场，不顾个人安危地进行抢救工作，但由於世贸大厦突然倒塌，导致二百多名抢救人员「失踪」，估计已全部遇难。 事发时正在佛罗里达州一所小学给学生读书的美国总统布什不仅迅速赶回华盛顿，并在一天之内发表了三次全国电视讲话。国会议员们，事发当晚集中在国会门前，齐声高唱美国国歌，振奋全国人心。 在纽约，事发後，前往医院献血的人立即排成了长队。当晚，纽约市全市各医院的血袋全部用尽，可见献血者之多。而前往要求担任志愿人员的纽约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纽约市长当晚就宣布志愿帮助人员已数量太多，无法再接受志愿人员报名。 纽约市以及整个美国，都表现得镇静、坚毅。全国各地很多教堂，包括纽约曼哈顿的教堂，都有人群在祈祷，展示美国人民的团结和坚毅。 正如美国总统布什在演讲时所说，这些攻击美国的「野蛮的胆小鬼们，他们可以炸毁世贸大厦的基础，但它炸不倒美国和美国社会的基础。」面对这样野蛮、残忍的袭击，美国这个国家再次展现出一个民主社会的强大生命力，展示出美国人民的承受力和向心力。 9月11日，将作为「911」——美国妇幼皆知的「紧急求救号码」和历史惨剧，而永远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2001年9月11日夜於纽约（载《动向》2001年9月号） 2001-09-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用下半身写作赢诺贝尔奖——写在莫言领奖之际
继高行健之后，莫言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完全打破百年诺奖中文作家缺席的局面。但莫言登上领奖台，跟上次高行健一样，并不能高抬和展示中国文学的辉煌，而是恰恰相反，它再次在世界范围贬损中国文学形像。他俩有所不同，一个是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作品被禁、得诺奖被官媒批判；一个是官方红人，得诺奖被官媒大捧特捧。但他们的作品却在相当程度上有共性∶思想性极差（事实上，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张扬负向价值），更谈不上艺术性（拙劣地模仿西方作品）。 如果他们的作品真的那麽糟，怎麽居然都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这肯定是不少人的提问。这其实不是多麽复杂的问题，中国文化的“悠久性”、中国人的“特殊性”、中文方块字的“奥妙无比”性，足够从西方唬出几个各种各样的奖来。高行健和莫言，很可能只是打漂亮“剪刀差”的开始，现在有一批中国的所谓作家、诗人、艺术家在步高行健们的后尘，左手拥著“中国文化”，右臂举著“西方现代派”，然后双臂把两者一糅合，成了！一个让两边都大眼瞪小眼的怪胎，难道不就是应该赢得人类最高文学奖的伟大艺术“原创”了吗？ 也许有人不满我调侃被无数人敬仰的诺贝尔神台。但事实是，高行健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都是情节支离破碎，内容胡编滥造到不堪忍受（迄今没几个人读过足以证明），更有一堆一堆俗不可耐，甚至令人作呕的性描写。读那种文字，不仅不是享受，简直是受水刑。而且受完水刑，如果没有承受力，脑浆就会真被浇成浆糊了——好坏不分，品味错乱。好在太少的人自愿去受那份酷刑。 把水搅浑就显得高深 设想一下，如果高行健是用传统写法，中文读者一下子就能看出其破绽。就如同你用中国画的白描和写生，没有基本训练，就别想骗人。但如果你号称是西方的所谓现代派表现手法，是毕加索第二，或者是更绝（更99%骗人）的所谓“行动艺术”，那就没了判断标准，就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乱耍。怎麽样，你们看不懂吧。当今世界那些伪艺术家们，个个都成了哲学家。这些人之所以能唬成，就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数不清的人们都认为“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就是“高深”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才有了许多骗子，搅浑一个浅水坑，让你看不见底儿，然后宣称“我的池水海洋一般深”。哲人教导了几千年∶是真佛说平常话。可悲的是，多数人就是贱，就要仰慕他自己听不懂的鬼话。 莫言是同样手法。但我对莫言的反感低于对高行健。为什麽呢？虽然莫言是官方作家，还抄写毛语录什麽的，水平相当有限，但起码他比高行健诚实，不像高行健那麽矫情做作，故作高深。矫情做作和故作高深，是我在美国二十多年来发现的西方“伪人”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莫言的文字水平高于高行健，但却没有高行健那麽精明和刻意地“装”。在《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这篇散文中，他表示，“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他开始模仿福克纳，但坦言，“至今我也没把福克纳那本《喧哗与骚动》读完”。对他自己崇拜、要模仿的作品，居然连看都没看完（好多年之后都没看完），其浮躁之心到何等地步！ 用传统写法，对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文字描写等等，人们心里都在相当程度上有既定标准、判断标杆；如果粗制乱造，很容易被识破。但莫言跟高行健一样，都属于中国那种鬼灵精，精极了。翻到一本外国的东西，连囫囵吞枣都还没吞下去，就急冲冲按他理解的那个路子自己“胡编”去了。就像高行健的作品被披上了所谓“意识流”的外衣，莫言的作品则被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高帽。于是所有的不合情理，不守规矩，不按牌理出牌，包括文字粗燥乏味等等的“百丑”，就都用“意识流”和“魔幻”的外套给“遮”过去了。于是“低洼”变成了“峰谷”。一块裹脚布，挂到了在西方艺术园地捡来的一个旗杆上，就魔幻成中西结合的“现代派行动艺术”。 但裹脚布就是裹脚布，无论让它飘得多麽时髦、冠上多麽貌似高深的名头，扯下来一看，丑不堪睹。一部文学作品，读完之后，没有思想启迪，没有情感共鸣，没有令你欣赏的人物，没有令你怦然心动的细节，也没有让你拍案叫绝的文字，有的只是烦腻和恶心——我读高行健、莫言的感受——这不是裹脚布又是什麽呢？这种作品，哪怕它们得了火星、太阳奖，你什麽东西都得不到就是得不到，能不受其负向价值影响就是万幸了。任何一个想要点货真价实东西的人，都绝不会跟著去崇拜自己从中什麽也得不到的作品。可惜的是，我在前面说过，多数人就是贱，就要仰慕他自己看不清的混水、听不懂的鬼话。 伪文化人马悦然“指鹿为马” 当然，混水能被认为高深莫测，鬼话能被大众相信，罪魁是不懂装懂的伪文化人们。在高行健和莫言得诺奖的问题上，第一个伪文化人就是瑞典文学院的马悦然。别以为西方人就都懂西方文学，我曾对他进行了90分钟的采访，发现他根本没读过几本西方作品，对西方文学既没有宏观概念，也缺乏具体的熟悉、了解、欣赏，就更别提拿中国文学跟西方文学比较了。任何挑战我这种说法的人，我非常希望你能负责任地给马悦然一个西方文学考试，看看他能就几本西方文学作品说出个四五六来。我保证他和中国的假作家韩寒一样，绝对，绝对不敢接受“验证”。 除了对西方文学陌生以外，马悦然把他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死抠中国古文的“之乎者也”上。他的古文可能比多数中国人要好，但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判断能力，绝对低于，远低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谁要不服这种说法，也请他给马悦然一个中国文学考试，不用考别的，就请他分析一下被他推上诺贝尔奖神坛的高行健、莫言的思想、艺术、语言都“高”在哪里。我保证你除了听到一些大而空，可以套用在一百个作家、一千本伪作品头上的空话之外，任何具体到作品细节的东西都没有。为什麽？一是因为从他们的作品本身找不到可“高歌”的内容，二是马悦然对文学根本没概念，从什麽角度去分析都不知道。 那这麽没文学水平的马悦然怎麽能成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呢？理由很简单，由于中国有号称五千年的文化，是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其文学怎麽也得像在联合国一样占个席位吧，于是能说一口还算流利汉语的马悦然就在只有900万人口（相当于一个深圳市的常住人口）的瑞典变得“伟大”。这是瑞典文学院的可怜，也是中国文学的可悲。马悦然当然希望中国文学得奖，中国文学地位提高，他本人在瑞典文学院的分量就加重；无论对内对外，主观客观，都是好事。 对乱伦肉欲独有情衷 但大概是因为马悦然不懂得用上半身写作的作家是怎麽回事（他对思想、情感、人物、文字统统没概念，瑞典文学院一绝），所以就热烈地推崇了两个用下半身写作的中国作家。而且这两个用下半身写作的作家，不仅对正常男女的性事特别不吝惜笔墨，还对乱伦独有情衷。高行健《灵山》的男主角，偷看母亲的裸体，产生性的欲望；莫言《丰乳肥臀》的男主角则痴迷自己母亲和亲姐姐们的乳房。 高行健用下半身写的作品，被“高深地”安排了最上半身的标题（颇为高行健）——《灵山》《一个人圣经》。真是太具讽刺意味了。高行健的圣经，就是下半身颠覆上半身价值的“经”。莫言则实实在在，干脆把女人的肉体用封面、用标题直接剥给你看——《丰乳肥臀》——真的很莫言。 高行健和莫言的另一共鸣之处是，高行健把玩性的东西叫做“圣经”，好好地玩一下宗教。莫言呢，在他自己宣称是代表作的《丰乳肥臀》开篇，就让外国洋牧师盯著墙上圣女玛利亚的乳房，想著那个跟他通奸过的中国有夫之妇正在分娩跟他的偷情之作；全书结尾再让那个洋牧师跟那个中国乡下女人在旷野中“野合”，高潮时高喊“哈路利亚”。 西方人反宗教，少有敢这麽个玩法的。中国作家敢把上帝用下半身耍一下，伟大，谁说不该得诺奖。全世界用下半身写作的作家很多，但鲜见能入流的。但在当今中国，所谓主流作家们不都在写什麽《废都》、《大浴女》吗？今天政府还在继续管上半身，那就用下半身写吧，弄高明了，那还是“反叛”作品呢。所以高行健、莫言得奖，大概还真的很有代表性。而且能把不雅之作推上最高等级的大雅之堂，绝对是顶级水准的人类才能做到，世界应该对中国和中国文学刮目！ ——原载《看》双周刊2012年12月 2012-12-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应控告马航渎职欺骗
收看马来西亚首相的电视讲话之后，第一个感觉，失踪马航乘客家属，尤其占大多数的中国人家属，应考虑到法院状告马来西亚政府“欺骗、渎职、二级谋杀罪”（按美国法律，二级谋杀包括“结果的产生乃是肇因于行为人对其危险行为有未加以注意的明显过失”）。 因为马国首相的讲话等于承认，在马航失踪事件中，马国民航局、交通部和国防部都有隐瞒、欺骗、渎职行为，并对239名机上人员的生命丧失（如最后确认的话）负有重大责任。 马国首相讲话证明，该国政府对马航不是技术故障而失踪，在第一时间就清楚。因马航上的两个通讯设备，是分两次“人为”关掉的，前后相差14分钟。马航飞行员跟地面控制台的最后一次通话说“好吧，晚安”时，飞机上的一个通讯设备已经关闭，这清楚地表明飞机没出技术故障，而是人为因素造成。但对这些他们当时就知道的信息，马国政府却没有向全世界报告。导致早晨飞机应该抵达北京、乘客亲属来接机接不到才公布“飞机失踪”。这期间的好几个救人的黄金小时被马国政府“人为”耽误。 马国政府的第二个隐瞒是，他们在第一时间就知道飞机掉头向西飞行，但却没有把飞机已经“人为掉头西行”这个他们已经清楚的事实如实告知世界。造成全世界都以为马航在马国宣布的失踪地点“出事”，十多个国家派出飞机船舰在泰国湾海域的错误地点白忙一场，这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再次耽误了在真正地点寻找失踪飞机的黄金机会！ 马国的第三个隐瞒是，马国民航局在得知飞机掉头西行之后，当夜马国空军又监测到马航信号出现在马六甲海峡。在马航失踪几天后，媒体报出军方透露的这个消息，但随即遭马国政府否定，随后空军司令发声明说没有这回事。马国政府再次故意隐瞒。 他们为什麽要隐瞒人命关天的重大信息？很可能是担心一旦公开，将严重损害马国军方形象。因为第一，当时监测到马航转头西行的信息，却根本就没有立即报告处理；第二，虽然军方后来又侦测到该飞机信号在马六甲海峡出现，但是，飞机从东到西，横穿整个马来西亚领空，进入马六甲海峡“过程”，军方却毫无举动——要麽不知道怎麽穿过去的，要麽不知所措。这对马国军方来说，实在是一个大丑闻！（纽约时报说这种情况如发生在美国，时刻待命的F18和F5战机会立即起飞拦截）。 那麽军方隐瞒怎能瞒住，马航所属的交通部怎会配合撒谎？我在“马航是去撞美国海军基地？”一文特别提到，人们也许会忽略的是，马国的国防部长和交通部长是同一个人（都是希沙姆丁.侯赛因），所以根本不用串通就可一体扯谎。（只从这一点就可看出马国政治之腐败，两个重要部长竟由一人兼任，难道2924万人口的马国真的没人了吗？） 在西方民主国家，如发生这样重大事件，会由独立机构调查处理，即使像马国这样只是政府出面，起码也会组成跨部会委员会。但在马来西亚，竟只由交通部和国防部出面，而这两部的部长居然是同一个人，结果希沙姆丁就可一手遮天，想怎麽说就怎麽说，不仅推诿搪塞，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甚至撒谎、欺骗、故意误导等等。 希沙姆丁为什麽有这麽大的权力？他是出名的“太子”（其父曾是马国总理），《纽约时报》说他“出身权贵世家”；不仅是国防部长兼交通部长，还曾任内政部长（管警察部队等），而且是目前马国执政党巫统（已执政57年！）的副主席，被视为首相纳吉布的接班人。 希沙姆丁的权位预示，马国的一连串“隐瞒，撒谎，欺骗”很可能是他跟党内盟友的首相一起商量好的。因为只要不透露马航关闭通讯系统、不说出马航转向、隐瞒空军在马六甲海峡测到马航信号等，只是信誓旦旦马航是在泰国湾“失踪”，然后不管多少飞机船舰在那儿搜索，最后没有结果，就以“无头案”不了了之。这样既不让空军丢丑，又不让政府丢脸，甚至连最后对马航乘客家属的赔偿都可折扣，因无法证明飞机失踪原因。“事”沉大海，只给历史添加一个神秘的无头案。 但事情就“坏”在美国身上。偏偏通过卫星数据，查到马航“失踪”后又继续飞行五小时之久。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及全球媒体转载质疑下，最后马国政府无奈，只得出来承认，马航失联后又向西部飞了六小时！由此才有请求美印等国派飞机军舰在印度洋等处搜寻。 我们设想，如果马来西亚在第一时间公布马航曾关闭通讯系统，曾掉头，曾向西飞行，曾在马六甲海峡发现其信号，那麽各国营救飞机船舰就会在第一时间到印度洋和安达曼海域搜索，不仅不在泰国湾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会在黄金时间搜索，甚至可能发现飞机而营救。 而在马航失踪整整七天（160小时）后，马国才宣布（承认）飞机不在原来那个海域失踪。但这麽长时间之后，即使在印度洋等海面发现飞机漂浮物，漂浮物会随海水移动飘得很远，而且漂移物会因被散开而变小，更增加查到残骸方位和黑盒子的难度。 更进一步说，如果马国空军在监测到马航信号后，能够按安全惯例战斗机起飞拦截，就可能阻止马航失踪（迫降），即使马航执意坠海，也可立即知道其方位以营救，那就可能会有很多人幸存。 但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因为马国政府“人为”地造成马航无法在第一时间被阻止失踪，并有意误导搜索方位，丧失了寻找和营救幸存者的黄金时间和机会。 除非马航早已在某处著陆，人们还可能生还。但这种奇迹难有，现在是手机时代，马航上的239人应是人人有手机，遇到这种灾祸，如有任何人幸存，都会跟外界联系。但迄今毫无音讯，实是凶多吉少。 如最后证实马航人员全部遇难，不管什麽原因，马来西亚政府都负有重大责任，而且是隐瞒、渎职，有意欺骗等罪责（造成生命损失）。中国乘客家属们不能只是痛哭到无泪，而应从现在起就开始找律师，寻求从法律上争得正义和公道，起诉马来西亚政府。 另外还有一个经济因素，按照马国法律，如确定飞机被劫持，而不是本身技术故障，保险公司就不再负责赔偿。所以只有状告马国政府，才可能获得一定补偿。同时也是惩罚那个无能、腐败的可耻政府！ 2014年3月17日于美国 2014-03-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为“东阳富姐”吴英鸣冤后潜藏的社会不满
1月18日，浙江“东阳富姐”吴英因集资诈骗案被判死刑。出于当局意料，此案判决结果在网上掀起了讨论高潮，许多人认为量刑不当，微博上还有“@凤凰东方传媒”首倡万人签名活动，其主诉是“吴英有罪，但罪不至死”，倡议博友万人签名，请求最高法院驳回重审。 在多如牛毛的各种经济犯罪案件中，2007年的吴英案我还有点印象。我之所以记住这位“东阳富姐”，一是因其集资的局做得大，规模高达7.7亿元；二是其“富姐梦”短暂，前后只有180天，宛如昙花一现；三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就此案做过分析。李有星做为“民间融资的引导与规范”课题负责人，对浙江省的民间融资做过追踪调查，指出民间融资方式渐成职业化，女性集资诈骗突起。他指出一个当时未被当局重视的问题：浙江盛行的民间融资，由于合法、违法界限模糊， 监管体系尚未建立，让民间融资驶入“安全港”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将金融视为“国本”之一，对于集资诈骗案的主犯一向处以重刑。最早惊动全国的大案是1995年无锡新兴公司邓斌案，该案集资额高达34亿元，全案查处的处级以上干部就达46人，追究刑事责任者共达99人，被判处死刑者有邓斌及公司会计姚静漪两人。与吴英同处浙江、并因集资诈骗罪于2010年6月被判死缓的有绍兴赵婷芝。与吴英几乎同时被宣判的还有河南安阳市退休工人刘洪飞的集资诈骗案，涉案金额为8000万元，刘获刑为死刑，几乎波澜不惊。 为什么只有吴英案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这里除了吴英本身具有一些新闻看点、吴父为之奔走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据我查阅，吴英被判死刑之后引发的相关讨论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我看了一些律师就该案适用条款的专业分析后，不由得想起了2011年浙大李有星教授有关“民间融资如何驶入安全港”的提法。应该说，李的观点具有前瞻性，他看到了浙江民间融资职业化但缺乏规范管理，易使当事人触犯刑律的高风险并提出预警。2011年，温州官方文件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在1100亿元上下，占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的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在民间融资规模如此大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没有将民间融资导入“安全港”的相关政策，“吴英”们还会继续出现。 由于参与法律专业讨论的知识门槛高，一般网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与中国国情相关的常识层面。比如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理由之一是“灭口论”，认为该案还有3.8亿无法归还，“如果吴英死了，就把秘密带走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贪官就会逍遥法外。这个说法在中国当然并非出自想象，有大量前科做为依据。但放在本案似乎不合适。因为从2007年至今，吴英已经关押了四年左右，其间出于求生愿望，她已经将与其集资案相关的官员们逐一检举，有报道可查的计有：2010年7月，吴英在看守所内检举约10名官员和银行负责人；2011年8月，吴英在狱中又另外检举了7名官员。在检举涉案官员方面，估计急欲立功求生的吴英也没有什么“保留节目”了。 在诸多相关评论中，最常出现的是这类提问：“中国的贪官常常涉案数亿，为国家造成了十亿乃至更大的损失，为什么不判处他们死刑，却要判处平民出身的吴英死刑？”网友们这一不平之鸣，完全可以理解。近年来确实出现许多动辄贪污逾亿的官员，但被判死刑的人却越来越少，尤其是对副部级以上贪官依法免死渐成趋势。据新华社在2009年末披露，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无期徒刑者占8%。比如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索贿受贿1.6亿元，只判无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收受贿赂近两亿元，只判死缓；基于这一比较，网友们觉得平民出身的吴英因集资案被判死刑很不公平。 中国的死刑明显具有身份型社会的特点，即“刑不上大夫”，用于平民多，贪官则大多获免死待遇。而另一个疑问也始终纠缠着中国人：即近年来因贪腐受到惩处的多是平民出身的贪官，传说中利用父辈权势敛财的太子党们从未因其非法行为受到惩处。只有理解这一社会背景，才能理解中国网友为何要为“东阳富姐”吴英被判死刑鸣不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月23 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1/wuying/）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西方左派是“有用的白痴”
伊拉克局势最近出现动荡，因当地激进的伊斯兰教士煽动反美，并组织武装袭击美军。在美国媒体上，立即有左派知识份子出来谴责布什政府，说这场伊战从开始就错了，并宣称“美国陷入第二个越南”，要求撤军。纽约新大学（NSU）校长、前民主党籍参议员鲍伯．凯尔瑞（Bob Kerrey）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国“在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是在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吗？绝不是！它不仅结束了残暴的萨达姆政权，并从根基上铲除恐怖主义的土壤，在22个阿拉伯联盟国家的专制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让自由的价值进入中东，从整体上改变那个地区，并为解决巴以冲突创造条件。 但左派们不听这些常识和事实，他们热衷的是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理论教条。在人类20世纪的历史中，左派们的丑陋表演已经十分充分。连列宁都不无蔑视地把西方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份子称为“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最近美国学者莫娜．查伦（Mona Charen）用这句话做书名，写了一本记载左派言行的书，出版後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非常受欢迎。 该书记载了20世纪西方、尤其是美国左派的种种愚蠢。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左派们就纷纷朝拜莫斯科，歌颂苏联老大哥，把那块奴役俄国人的“动物农场”美化成天堂。即使发生大饥荒，《纽约时报》的记者还信誓旦旦地报道说，绝无此事，并以美化斯大林暴政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 六十年代越战时，是西方左派们展示偏见的一个高潮。一场抵抗共产邪恶的越战，被左派们描绘成是罪恶。他们不去反对共产主义，而是要“反反共”，专门杯葛那些反对共产党的声音和力量。美国知名的左派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说：“越战在我良知中的形象是，美国滥用权力，美国自以为是，美国的残忍；而越南则是弱者的英雄主义和痛苦的象征。”桑塔格这样看待越战并不奇怪，在911恐怖袭击之後，她又撰文说，这是美国的报应；并说美国伊战中摧毁萨达姆的炸弹，和恐怖份子是一样的。 在共产恶魔波尔布特屠杀四百万柬埔寨人的时刻，《纽约时报》记者尚柏格（Sydney Schanberg）却报道说，“如果美国人撤出柬埔寨，那里的老百姓会生活得更好。” 在苏联帝国崩溃之後，美国的左派仍在歌颂苏共独裁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寇恩（Stephen Cohen）用赞美诗般的语言描述安德罗波夫，“尽管他当了15年的克格勃头子，但他是苏联最有改革意识的资深领袖。”《纽约时报》记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则说契尔年柯“比安德罗波夫更热情，更率真诚实。”对戈尔巴乔夫，美国左派电视旗舰CNN创始人特纳（Ted Turner）赞美的更离谱：“戈尔巴乔夫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走在前面，他比基督耶稣走得都快。美国总是落後六个月。” 但对共产政权垮台後的东欧，美国的左派媒体却是另一个调子。华裔主播宗毓华报道说，“在前共产国家保加利亚，自由导致了事实上的经济大灾难。”她的CBS同事则报道说，“波兰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导致人民的每天生活更加苦难。”刚退休的老牌女主播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则对结束共产专制的俄国这样描述：“在旧苏联时代，从没见过今天这样的俄国人：贫穷，无家可归，冬日的绝望。这种人的数量在增加，难道这就是民主？” 但这些被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称为“人类自由掘墓人”的西方左派，并没能阻止共产主义乌托邦在全球的崩溃。他们从当年列宁所说的“有用的白痴”正贬值到“没用的白痴”。美国的全球反恐和伊拉克战争，最後将再次证明，西方左派们在历史上永远是站在错误的一方。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4月14日） 2004-09-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特立独行的「刺猬」——金恒炜《民主内战的必要》序
在台湾向民主化和本土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金恒炜先生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所谓指标性，就是在某些方面很具代表性，引人注目。 对我来说，金恒炜的第一次「引人注目」，是二千年大选前夕在英文《台北时报》和他相识。当时我受该报之邀赴台观选，写几篇大选评论。金恒炜给我的第一眼印象，是在打领带之处，扎了个褐色领巾装饰结，很「与众不同」。这可能是他的trademark ，因为後来从没见过他西服领带。 那天金先生和他夫人张文翊一块来报社，其夫唱妇随，配合默契的神态，令人印象深刻。後来在其他场合，也多见他俩成双结对，形影不离。台湾曾深受中国和日本的大男子主义文化影响，多数情况下是男人们自己为事业交往，女人则守在家中，仍被称为「内人」，而出双入对的金恒炜夫妇好像相当「西化」。 後来和金恒炜接触多了，尤其读他的文章，更深刻而强烈的印象是，他这个在中国出生、属於「外省人」的知识分子，却信奉一种超越地域、血缘、种族的普世价值观。而正因为这种超越，他才没有那种绝大多数外省知识分子沉迷的「大中国情结」，而坚定地支持人民的选择权，为台湾成为正常国家而奋笔疾书、鼎力呼喊。 在今天台湾蓝绿对峙、知识人也由此分野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外省知识分子都倾向国民党。例如蓝营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高层主管，据统计前者近七成、後者八成以上都是外省籍，因此自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啦啦队，为泛蓝的意识形态鸣「报」开道。 有些中国文化人能跨过反专制这一关，但却无法跨过民族主义的篱障。因为中国历史悠久，积淀太厚的「大中国」、「大一统」的群体主义瘀泥；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价值，更没把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作为终极目标，因此中国文化人自然就难以把个人自由（选择）视为最高原则。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知识人要想超越「民族主义」，简直像李白的《蜀道难》所说，「难於上青天」。 例如在台海两岸都比较知名的文化人李敖和柏杨，都曾反对国民党，并因此受牢狱之灾。同时他们也都曾激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推崇「西化」。但最後遇到台独问题，也就是台湾人的选择权利时，李敖则像共产党那样穷凶极恶地反台独，甚至跑去北京赞美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盛世」，呼吁学生「拥抱共产党」，让它再活一千年。就因为中共「反台独」，符合他的「大中国」梦想。 柏杨在文化批判上比李敖似乎更激进，提出中国是「酱缸文化」，是几千年沉淀堆积的腐臭，任谁都无法逃脱被淹没、吞噬、变成一条蛆、成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命运。他在绿岛监狱中写出的近八十万字《中国人史纲》，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狡诈、刻毒、残忍、阴险、暴行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全书的笔调是同情平民的命运，而非宣扬国家盛世、群体强大。因而在中国被称为「平民版」史纲。 柏杨当然没像李敖那样反台独，也没去北京朝拜，但他也却从来没有明确地支持台独，即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反而有时迎合北京的统战宣传。例如前年连宋访中国後不久，北京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到台北采访连战、宋楚瑜、高金素梅等，也采访了柏杨。柏杨当时不仅没替台湾人说一句公道话，还配合北京的统战调子说什麽「只要能回到家乡看一看，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还要什麽？」然後又强调「我一生没有快乐过，我们这种待遇能快乐吗？我们的境遇能快乐吗？」然後矫情地说，「我们做不到衣锦还乡了，能不能平安还乡？」还一板正经地发誓「我要活到中国的和平统一」。连中共记者回去都说，听柏杨这麽说，「我起鸡皮疙瘩」。 更离谱的是，当中共记者问到，柏杨的几个子女春节回家拜年时，「那时候（是不是）特开心？」柏杨的回答却是「除非中国强我才能开心。」 去年在接受香港凤凰电视采访时，柏杨说：「我二十九岁才来到台湾，我的思考方式、言行举止，都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我完全否定这些，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国人史纲》虽痛斥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腐败，但最後柏杨还是强调：「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惟一的立足点。」完全是「大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口吻，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超越种族、文化的「普世价值」。 只从李敖、柏杨这两位曾激烈（也不乏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向往西方的知识人身上，就可看出，中国文化人要想跨越民族主义是多麽难。我曾问过彭明敏先生，如果殷海光还活著，他会不会支持台湾人建国的选择权利？他沉思了半天，好像也无法确定。由此就别说那些一向自视「龙的传人」的龙应台、余光中们了。正因为是这麽难，才映照出金恒炜超越中国人、中国文化、大中国等概念，信奉「普世价值」的难能可贵和鹤立鸡群！ 在当今绿营的外省第二代知识分子中，和金恒炜一样理念坚定而引人注目的还有前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新闻局长谢志伟等。但他俩和金恒炜还有点不同：陈师孟因父亲在台南糖厂工作，因而在南部长大，会说一口地道台语。谢志伟的台语则能恢谐幽默，甚至妙语连珠。这种对台语的娴熟掌握，自然就和台湾人有亲近感，增加对台湾的认同。而金恒炜的台语可不那麽灵光，我不知道他能听懂多少，但好像他根本不会说。我自己不会台语，有时参加台湾人的活动，当一个台语幽默引得满堂大笑时，自己却一脸严肃，不知道人家在说什麽；尤其是参加电视节目时的困窘，当来宾都说台语时，就完全处於状况外，要全神贯注地捕捉、琢磨他们到底在谈什麽，才能插话参与讨论。语言的隔阂，在相当程度上会产生情感的隔阂；但这点却完全没有影响金恒炜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他曾很认真地对我说，「台湾就是我的国家」。金恒炜的认同，不是从血缘、种族，更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从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普世价值，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 除了理念的因素之外，金恒炜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就是他的率真。中国文化多强调「城府」，要深藏不露，其实就是「算计」或「诡诈」。什麽「话到嘴边留半句」、「揣摩上意」、「笑不露齿」、「察言观色」，这种格言警句数不胜数。早在《左传》就有「道路以目」，意思是两人路遇，只能以目传「话」。这个「目」是什麽意思，就要暗自揣摩、心领神会了。所以中国人作诗，也是强调「遥指天外」，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在这种文化下，率真、纯真、率性、真性情，都被阉割了。於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历史，就成为一部「厚黑学」。 而金恒炜所以能坚守「普世价值」，敢在国民党文化人占主导的台湾为此大声疾呼，也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西方研究一个人，很强调character （性格）因素。金恒炜表面像个文弱书生，但实际上很是个性情中人；而且胆子很大，看准了方向，就敢向前冲。例如他驾车，也是「勇猛型」的，有时令旁人惊心动魄，但最後都有惊无险，难怪他夫人文翊也说，「恒炜开车才吓人呢！」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把知识分子分成两大类：狐狸和刺猬。前者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後者则坚守原则，一贯而终。在中国古训中，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将（都是九的倍数）等，都是塑造「狐狸」的指南。因为三十六计，就是百般算计；七十二变是变来变去；而一百零八将，则是靠群体壮胆。狼总是成帮结伙（因而有狼群），而狮子则比较特立独行。从刺猬到狮子，古往今来，人类一直都推崇那种心灵强大、率性秉直的独胆英雄。而金恒炜就是这种刺猬和狮子型的知识分子，因而其好友、台湾政大社会学教授顾忠华说，「正义感，是金恒炜展现出的最令人钦佩的地方。」 为了理念，金恒炜不算计个人的物质利益。七十年代他和夫人张文翊都在《中国时报》任职，後来他出任该报副刊主编。在「中时」和「联合」两大报主宰的时代，仅做个版面主编，就不仅有丰厚的薪水，还有体面的社会地位。但金恒炜却因与「中时」老板理念冲突，八十年代中就和夫人一起离开，然後夫妻俩胼手胝足，创办《当代》杂志，引进欧美思潮。顾忠华曾说，金恒炜「是文艺复兴的手工业代表，《当代》杂志则是金跟太太的手工作品」，就是因为他们独办杂志，倍尝艰辛，更赔进去一栋房子钱。 金恒炜宁损薪水、待遇、发稿权等，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後来在给《自由时报》写专栏时也是这样「倔强」：二千年大选时，《自由时报》老板因支持前总统李登辉而支持了连战，但金恒炜却力挺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结果他又「固执己见」，放弃了《自由时报》，而去给立场深绿的《台湾日报》写「专栏」。无论从待遇、稿费，还是影响力，两报都无法同日而语。後来「台日」关门，金恒炜的稿费都没钱发。但这就是金恒炜的「脾气」，更准确说是一种大丈夫的「气节」。 後来《自由时报》更倾向本土，金恒炜才回来写专栏，而且是每周两篇，对强化绿营理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理念和性格，可能都是自我造化，属於「天时」。但金恒炜还有「地利、人和」，那就是他有一位理念默契、志同道合的太太。张文翊也是外省人，而且她父亲还是蒋时代司法院的大法官，可想而知自然偏「蓝」。张文翊虽是个孝顺女儿，但却绝不把自己的台独理念打折扣，更有股绝不妥协的劲头儿。 西方有谚语说，女人一旦认个理儿，比男人更坚持，更激烈。虽然政大中文系毕业的张文翊给人的第一印象温柔、文雅、文质彬彬，脸上还总有「招牌微笑」，但其内在则是「认理」气质。有时听他们夫妇谈台湾政情，感觉金夫人比金先生更绿，因为她对国民党欺压台湾人的霸道和恶行，「口诛」不已，他先生则晚上挑灯「笔伐」。常言说「夫唱妇随」，但他俩有时根本分不清「谁唱谁随」。 一个男人只要有太太的鼎力支持，就可顶天立地，即使受「天下围攻」，也无所畏惧。金恒炜竭尽全力为台湾呼喊的一无反顾，和他有个侠骨柔情的强大「後盾」密不可分。 在台湾绿营的写手中，金恒炜的时事评论独树一帜，因他敢说真话，敢把话说满，讲到「顶」，既不畏国民党权势，也不怕冒犯那些所谓大师（尸？）的泛蓝文化人。他常点名道姓，痛斥那些为旧势力张目的獐头鼠脑。有读者赞誉说，金恒炜的专栏文章，「以独特见解针砭时事，不改呛辣本色，常常直捣蓝营的痛处。」 金恒炜是「刺猬型」的知识份子，他用理念的「刺」针贬时弊，刺穿国民党的谎言，戳破共产党的宣传，激活被洗脑多年的台湾人神经。他的这本评论集，每一篇都像刺猬身上的尖锐、锋芒的「探针」，击中那些虚假的「喉头」、恶行的「七寸」。因而虽是「时事评论」，却绝无过时感，读之如同听到当今台湾「民主内战」中「泛绿冻蒜」与「国共清算」的对决之声。文章中洋溢出一种真的精神、活的气质和凛然的正义，更有启迪读者「做人著文」的人格力量！无怪呼台湾人意见领袖之一的罗荣光牧师曾激情地说，「没有看过金恒炜先生文章的人，就不够资格当台湾人！」我想这就是「真金」在人们心中的「份量」！ ——原载《开放》2008年1月号 注：金恒炜先生所著《民主内战的必要》一书已由台湾「允晨出版公司」出版 2008-01-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马克龙访华 法美矛盾浮出水面
何清涟 4月上旬，马克龙携一个多达60多人的高规格法国商业代表团访问北京，达成了扩大法中经济合作的意愿，虽然欧洲媒体不忘提到马克龙要求中国促成俄乌战争的结束以及禁止在他国配置核武器，但美国媒体的批评却非常强烈。回到巴黎后，马克龙于4月9日接受法国《回声报》的专访，就欧洲的战略自主思想进行多方位阐述，正式提出在美中两极之间，欧洲应该成为第三极，引发了更强烈的批评。 对马克龙的提法，有人欢喜有人怒。那么，马克龙访华的看点究竟有哪几点？ 欧盟内部的多重分裂 这次马克龙与冯德莱恩联袂访华，本是面临多重分裂的欧盟内部为赌美国嘴巴而上演的一场戏。但从中国回来后，马克龙觉得不需要隐藏不再追随美国这一多年愿望了。 俄乌战争进行了一年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直扮演对华强硬的角色，即使在启程访华前夕，就欧盟对华政策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原则性讲话，其核心就是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及其风险。 但马克龙是一国总统，不仅需要应付法国内部各种社会矛盾，还必须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对外政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法国与美、俄等双边关系重要性不断上升，成为2022年法国外交的重点；与此同时，法国还与中国保持了国家领导人与部长级之间多层级高频次的交流，还在人文交流和第三方合作上保持紧密关系，这一切，其实就是为了中法之间经贸合作预留空间。2022年，中国已成为法国的第七大进口国（法国占中国市场份额的1.4%）及第二大出口国（中国占法国市场份额的9%），经贸成为中法双边关系的“压舱石”。 在“后默克尔时代”，马克龙展现出扮演“欧盟领导者”的雄心，多次表示法国与美国有价值观共识，但法国必须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选边站队，更不会做任何大国的附庸，法国和欧洲必须确保“地缘政治独立性”。只是因俄乌战争发生，欧盟将中俄定为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面，马克龙即使在对华态度上较为友好，但在欧盟话语体系下不能独立行动，在意识形态层面不得不站在美国一边。尽管法美之间不论是在经贸层面还是在对外政策层面均存在巨大分歧，但基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价值观联盟”，以及基于北约的军事联盟，美国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和军事安全层面施加巨大的影响力。 中国尤其是习近平，已经多次提醒过法、德两国领导人要有外交独立性，意思是不要亦步亦趋跟在美国后面。估计习近平与马克龙在广州品茗相谈时，双方就此有深入讨论。 德国很在意马克龙拿到的“大单” 对于马克龙访华，别的欧洲国家多少有点漠然，但去年11月做过相同访问的德国朝野却特别在意。德国媒体当然不会错过，周四当天做了众多报道和分析。 《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尽管有种种担忧，扩大法中经济合作是马克龙此行的一个主要话题。陪同他前往北京的是一个有60多人的高规格法国商业代表团，其中包括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世界第二大电力生产商法国电力公司。火车制造商阿尔斯通等。德国《明镜》周刊嘲讽说，尽管冯德莱恩大声警告“不要和中国建立过于密切的经济联系”，但飞机制造商空客不觉得这是发给自己的警告，反而希望大幅增加其最畅销喷气式飞机在中国的产量。空客总裁宣布，将在其天津工厂开设第二条生产线，以便在中国本土生产的A320系列飞机的产量能翻一番。 但德媒在嘲讽法国企业的同时，似乎忘记德国在华投资与贸易再创新高这一事实。德国经济研究所3月底公布的数据表示，2022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高达115亿欧元，是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4月2日，德国之声在《德企在华投资创新高》中提到，根据德国联邦银行提供的数据，2020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仅为21亿欧元，而2021年投资额就已暴涨至大约100亿欧元。贸易方面，与2019年相比，德中贸易逆差增加了大约六倍。中国对德出口不断飙升，而德国对华出口则几乎原地踏步。贸易逆差已高达840亿欧元。（仅次于美国的3829亿美元），德中贸易已经出现了单向的发展趋势。 尽管捷克总统帕维尔3月下旬在德国访问时指出：欧洲多国正在校准与中国的关系，但小国的态度不能起引导作用，法、德两个大国的态度才能决定欧盟对华政策。德、法两国政界对华的态度方向一致，程度有点差异，差异来自于德国对北约的军事依赖远甚于法国。 美国对欧盟对华热络非常纠结 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之时，欧盟领导人陆续访华，美国当然对这种步调不一致心有不满，通过各种途径释放。 4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美利坚大学演讲，一方面为拜登政府不同于传统自由贸易协议辩护，也呼吁采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策略，与盟国共同打造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依赖。 媒体方面的批评声音非常直接。以《纽约时报》为例，3月30日，该报发表一篇《欧洲多国领导人接连访问中国，权衡对华战略》，逐一历数从去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开始的欧洲各国领导人络绎不绝先后访华，这些人包括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该文对欧盟两大国对华态度的实利取向很不满，认为在乌克兰战争加深了欧盟和美国的联盟关系之时，却将中国视为无法割舍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成为西方对付俄罗斯与北京的分裂力量。 4月10日，马克龙访华之行结束，《纽约时报》发表《马克龙访华之行削弱美国遏制中国的努力》，就马克龙在《中法联合声明》中作出对“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表示不满，认为法国为了经济利益背叛了美国：“在中美关系陷入冰点之际，马克龙表明了独立的欧洲立场，两国领导人都多次称赞‘多极世界’，这是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暗号，意思是一个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如今美国将中国视为自己成为世界主导力量以来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马克龙接受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这表明为了维护战后秩序中的自由体制，抵御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攻击，眼下的战斗将是复杂而微妙的。而美国的盟友对此立场各异。” 要言之，马克龙访华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欧盟的内部矛盾，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与中国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对美国主张的与中国经济“脱钩”（通过全面的出口管制和重新安排供应链来降低安全风险）大声说“不”；关于中国对台湾的威胁问题，马克龙表示了沉默；此次访华后回到巴黎的马克龙在4月9日接受法国《回声报》的专访中，不仅明确地就欧洲的战略自主思想进行多方位阐述，提出在美中两极之间，欧洲应该成为第三极，还进而陈述说“欧洲的陷阱将可能是，当它接近达到阐明其战略地位的时候，它却可能会陷入世界的混乱和本不属于我们欧洲的危机之中”（这是指乌克兰战争及相关发生的事情）。 对于马克龙表示外交上不再追随美国，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对其进行了激烈尖锐的指责，这应该只是美国政界刚开了一个头的反应。 一鲸落，万物生。美国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国政府宣称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向世界推广lgbtqi+价值观，世界将要发生的巨变可能远比马克龙说的“世界三极论”更严重，除了美欧中俄之外，还会有大量不结盟国家。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3年4月11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macrons-visit-to-china-unveiling-the-french-american-conflict/phscb0s08）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解读“公共安全账单”
仔细读完《财经》杂志5月9日的文章“公共安全账单”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5-08/110712639.html）之后，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中国“公共安全”的最大破坏者？ 这篇文章做了大量调查，再加上身处中国之内，作者与杂志对这一个敏感话题自然会加倍小心，数据是可靠的，结论是审慎的。公共安全支出超过军费勿庸置疑。该文对支出特征的概括如下： 第一大特征是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主要与国家暴力机器相关。在2011年6244.21亿元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中，武警、公安、法院、司法、缉私警察五大类的预算额度即达到 5064亿元，占全部公共安全预算的81%。其中，公安部门（含国安、铁道民航公安）预算高达3225.62亿元，其次是武警的1046亿元，而解决社会纠纷的法院，预算不过608.74亿元，只占9.7%。 第二个特征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超过中央政府，二者分别为5219.68亿元和1024.53亿元，比例超过3∶1。这意味着地方仍是维稳的主体。 第三个特征是检察院、法院的经费主要依赖地方同级财政，这也加剧了司法权地方化现象。 再往下深究，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与中国社会反抗事件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大家耳熟能详的群体性事件数据是：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为124,000起。（2008年数据见John Lee ，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美国《商业周刊》，2010年8月31日）。 据我以往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反抗频发主要缘于各级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抽取，社会反抗类型几乎完全由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特点所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哪几个领域，社会反抗也就集中在这几大领域。简言之，社会抗争的第一大类型是土地维权，在城市里是住房拆迁（300多万户城市居民被拆迁），在农村里则是征地问题（1.2亿失地农民）。社会抗争的第二大类型是环境维权，与环境污染威胁民众的生存直接相关，这些污染往往是资源不当开采和排污型提炼的结果。社会抗争的第三种类型与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相关，许多案例都涉及干部贪污征地补偿款等问题。从上述三类社会抗争的类型可以看出，各级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汲取是发生社会抗争的重要根源。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 （http://www.danke4china.net/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825）一文里已经对此有过非常详尽的分析。 地方政府的“公共安全支出”占全部支出的大头，后面隐含的事实是：地方政府既是征地拆迁活动中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地方污染企业的幕后保护者。这些年来，地方政府就是各地征地拆迁的主角与推动者，因为将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可让土地增值，政府对土地先征后卖，可以吞掉增值部分。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76.6%。这一数字揭示的事实是：没有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的财政塌了大半个天，官员们再也别想锦衣玉食，居有豪宅，出有靓车。至于地方政府保护污染企业，后面的原因也是经济考虑，许多地方、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污染企业既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即一把手支持），也是当地的利税大户。由此可见，这些因征地、污染而引起的纠纷与反抗，真正的肇事者就是地方政府。兼之地方政府拥有当地行政权、司法权，以及随时使用暴力镇压机器的权力，无论利益受损的民众通过司法途径上告还是发动反抗，都会踢到铁板一块。无数事例可证，利益受损者试图通过法律诉讼讨公道，或者是当地法院不给立案，或者是花费无穷精力财力后败诉。如果被迫发动反抗，其结果几乎都是以地方当局出动警察暴力镇压，并栽上各种罪名将领头者逮捕入狱判刑为终结。 将上述事实的逻辑关系理清楚之后，事实简单得如此可怕：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公共安全问题的最大制造者，是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5月1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5/bill-public-safety/）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经济发展的双刃剑：廉价的“中国制造”
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构架对外经济关系，目前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由于“中国制造”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巨大的环境生态损耗，所以中国廉价商品在世界市场攻城掠地的成绩虽然颇佳，但却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发生了严重的贸易摩擦，甚至对中国的人权与经济持续发展构成了深深的伤害。但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一些中国人未能认识到这些伤害，还认为能够为世界提供廉价商品是中国人的骄傲。 廉价商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造成严重伤害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因为中国庞大的出口贸易建立在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之上。资料显示，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制造产业工人的时薪大约为1美元/小时，而最高时薪为前联邦德国地区的28美元/小时，最低为斯里兰卡的0.5美元/小时。于此可见，中国劳动力成本确实低廉，而如此低廉劳动的代价是不体面的就业机会。所谓“不体面的就业机会”是指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有毒、有害的恶劣生产环境，低廉的小时工资，缺乏社会保障。可以说，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其实是以中国劳动者的福利损失补贴出口产品。 对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伤害有两点，其一是对生态环境的伤害，这一点比较明显，只是在人们思维中还未与大量制造廉价商品联系起来。目前，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生态已经面临严重问题：多种矿产资源已经或正在遭受疯狂的掠夺性滥采乱掘，所有自然水系几乎全部已经污染或面临污染，所有城市的大气也都已经程度不同地遭受污染（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由于中国环境监管的严重滞后，那些污废排放企业造成的外部成本还远远没有内部化，没有算进企业的生产成本，而是由中国各地的居民分别承担了。分别罗列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数据没有必要，有3个就已足够说明问题：有3.7亿中国人没有干净水饮用，生态难民已经高达1.8亿，沙漠化正以每年两千多公里的速度在向南推进。这种污染的环境使得中国成了SARS与禽流感的发源之地。 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另一个伤害是“中国制造”量大却不赚钱。中国虽然以“世界工厂”自居，但这个“世界工厂”为中国创造的利润却低得惊人。作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中国还有一个最致命的“软肋”，即缺乏技术和品牌等深层次竞争资源。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企业只处在中低端，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与世界经济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没有自己独家的生产技术，很多关键部件都要用人家的品牌，“中国制造”根本无法与洋品牌相匹敌，只好“贴牌”生产，这样一来，每件产品只给生产商创造了1－2％的利润。形象地譬喻，中国制造业只是世界制造生产链中的重要“车间”，与“世界工厂”的水准相差甚远。 由于“中国制造”不赚钱，于是就形成“中国制造”遍天下，而中国穷人却越来越多，国内整体消费能力低下，中国产品只能以世界为市场，国内消费市场严重萎缩（2004年消费率只有53.6%）等严重后果。这一点使得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04年高达70％，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65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达到1.1547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的比例已达到70%，外贸依存度约为70%，比1978年高出60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大国中名列前茅。 与之相比较，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产品极度依赖外国市场。 上述所有分析表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完全建立于牺牲资源与劳动力福利损失之上――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吃子孙饭，断子孙路，掠夺劳工生命，侵害劳工人权。这种策略行之于一时尚可，但现在已经走到尽头。如果再不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人将要为此付出无可估量的代价。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11月17日，总114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