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全面放开二孩与养老及劳动力供给有何关系？
何清涟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公报提了七要点，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被列为“第一要点”。 “全面放开二孩”，意在安抚民心 公报称，为了应对老龄化危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将“二孩政策”做为第一要点，主要作用就是安抚民心。当经济颓势无法可挽之时，情急生智，生造一个亮点，打造民心工程。 这一政策有没有安抚民心的作用？应该说有，但是有限。因为这一政策的真正的受益者是城市居民中党政事业机关的中低阶公职人员与企业白领。这些人受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罚则，担心失去工作，交不起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因而只能自我约束，只生一个孩子。 中国农村地区大多数是二胎甚至多胎。农村地区其实早就实行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可生第二胎的政策。但实际上不少农村人口第一个生的是儿子，也用缴纳罚款的形式生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国内媒体报道凡涉及农村贫困生，一般都是多子女家庭。但象四川省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村民何洪那样，17年间生育11个孩子，未交超生罚款且有10个上了户口，也属少见现象。 中高级官员当中，其实有不少人早就通过情人实现多胎化了，但只有在他们倒台后，这类事情才会曝光。其中最著名的“逸事”，就是前中办主任令计划那7位长期情妇与5个私生子。富人们因不受升迁之限，拥有更多的生育自主权。他们或者用钱购买生育权（比如名导张艺谋生为非婚生三个子女交748万元罚款），或者让其妻子情人在美国加拿大生育，那孩子生下来就是他国公民，人家根本不稀罕那中国户口。 只有那些在党政事业机关、教育机构工作的人，没敢多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杨支柱因为生了第二胎受罚，本人成了中国有名的超生上访户，生活大受影响。如今出台的“全面放开二孩”，算是一种迟来的公平，让城市人口的主体享有与其他人群同等生育权。 中国养老能够指望20年后的劳动力吗？ 放开二孩，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老龄危机将至，必须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都言之凿凿地将这一条作为首要理由。 这话的谬误在于两点：一、现在就算符合政策的中国人加紧生育，成为劳动力也在20年之后。二、现在的养老危机如果真是劳动力短缺，那中国就应该不存在劳动力过剩、就业严重不足的问题。但可悲的现实却是：中国现在劳动力全面过剩，低素质劳动力过剩，高校毕业生（含硕士及以上学历）找工作困难，外企白领大量失去工作。 中国的失业人口最低估计是3亿多（前总理温家宝曾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透露，中国将失去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4亿，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见本人《反节育派逗你玩：低生育率造成中国劳动力危机》） 目前中国媒体报导的失业潮遍及外资企业、东莞的出口加工企业、钢铁企业、煤炭等资源型企业。据《第一财经日报》近日报道，即使是就业相对稳定的国企，隐形失业现象正在增加，这些风险包括企业招聘需求下降（同比下30%）、部分省市失业风险累积等。 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要求政府将生育权还给人民，就直接了当地主张，不必要炒作什么“人口红利”消失的假问题。如果为解决养老危机，假定依靠二孩政策增加的人口养老，完全是望梅止渴，目前失业这道坎都过不去，指望20年之后长成的劳动力缓解已经出现的养老危机，纯粹是自欺欺人。目前中国青年失业现象严重，不少人在啃老。指望20年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养老，这就好比对一个在河里现在被水呛着快要淹死的人说，不要着急，你就自个在水里慢慢撑着，只要你想法活下去，将来你儿子大了，房子、车子应有尽有，好日子在后头。 没有今天的人，也不会有明天。今天灰暗的社会，明天也注定没有光明。近几天流传中国网络上的一篇《【红镇调查】中国农村后代之殇：从留守儿童到乡村混混》，说明教育缺失的养育后果是多么可怕。 从计划生育转向社会节育的社会条件趋于成熟 美国政府对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很欢迎，但希望今后不设限制。美国的人权派们并不了解人口及经济问题，关注的只是人权。但有一点倒是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的，那就是将计划生育转变为社会节育。简单说，就是将控制家庭规模的权利还给民众而不是由政府掌握。 中国曾经实行计划生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在实践过程中，计生部门已经成了一个依靠罚款而自肥的利益集团，强制节育过程中发生了种种不人道的暴行，导致全社会的反感与国际社会的批评。但一些反计生派却矫枉过正，有意忽视日本、台湾、香港都曾有过的社会节育运动，有意混淆计划生育与社会节育的区别，这对中国的未来有害无益。我在《中国的计划生育应向社会节育转变》一文中已经介绍过这些经验，以及由家庭根据自己的抚养能力决定生育数量与家庭规模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实行社会节育的条件已趋近成熟，至少在城市里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已经了解到抚养成本与孩子的未来有关。 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符合条件且愿意生育的人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在《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后 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一文里，列明2014年北京申请二孩的2.8万对，只占单独一孩家庭的6.3%。亦即绝大多数合条件的家庭未去申请。文章称，这情况不独发生在北京，全国情况差不多。 可以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际上是考虑了两点：一、由于经济因素（抚养成本），许多有条件生的单独家庭并不愿意多生；二、事实上，除城市公职人员及白领之外的中国人，有二胎生育意愿都生了二胎。 上海市妇联今年3月19日公布了复旦大学“今后五年上海妇女发展需求”报告的结果：在45岁以下的上海已婚妇女中，仅有15.1%者有生育二孩意愿，半数以上者明确表示“一个就够了，不想要两个”。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是女性不愿生育二孩的第一位因素。 这项调查再次证明了一个人口学的定理：教育程度高低决定生育意愿：“根据调查，教育程度较低者目前二孩生育意愿高于教育程度较高者；郊区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高于市区女性。”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女性因孩子照看问题而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重逾40%，而外来务工女性多持养儿防老观念，想生二胎。 以上调查说明，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因为生育成本及本人生活质量考虑，在中国城市及发达地区也不会出现生育狂潮。至于贫困地区的多生多育，只能依靠人们观念转变来调整了。 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参考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地区的社会节育经验，通过政策导引而非强制，让中国的计划生育成功转型为社会节育。 由于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转变，许多传统职业正在消失，社会产出越来越不由人力资本的数量而是由质量（受教育水平与所学专业）决定。中国是个机会稀缺的国度，家境决定孩子的受教育机会的好坏，补习机会的多少，出国留学与就业机会的获得。父母本身素质高，育儿有利，但其余的社会条件并不比其他平民有利。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0月3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second-child-policy-china-20151030/3030436.html ） 相关链接： 何清涟: 人口密度、环境支撑力与中国的生存环境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populationdensity-environment/1752581.html 何清涟：中国的计划生育应向社会节育转变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familyplanning-socialbirthcontrol/1752580.html 何清涟：中国推迟退休年龄为何一片反对声？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retire-20151025/302285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经济发展的双刃剑：廉价的“中国制造”
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构架对外经济关系，目前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由于“中国制造”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巨大的环境生态损耗，所以中国廉价商品在世界市场攻城掠地的成绩虽然颇佳，但却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发生了严重的贸易摩擦，甚至对中国的人权与经济持续发展构成了深深的伤害。但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一些中国人未能认识到这些伤害，还认为能够为世界提供廉价商品是中国人的骄傲。 廉价商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造成严重伤害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因为中国庞大的出口贸易建立在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之上。资料显示，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制造产业工人的时薪大约为1美元/小时，而最高时薪为前联邦德国地区的28美元/小时，最低为斯里兰卡的0.5美元/小时。于此可见，中国劳动力成本确实低廉，而如此低廉劳动的代价是不体面的就业机会。所谓“不体面的就业机会”是指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有毒、有害的恶劣生产环境，低廉的小时工资，缺乏社会保障。可以说，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其实是以中国劳动者的福利损失补贴出口产品。 对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伤害有两点，其一是对生态环境的伤害，这一点比较明显，只是在人们思维中还未与大量制造廉价商品联系起来。目前，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生态已经面临严重问题：多种矿产资源已经或正在遭受疯狂的掠夺性滥采乱掘，所有自然水系几乎全部已经污染或面临污染，所有城市的大气也都已经程度不同地遭受污染（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由于中国环境监管的严重滞后，那些污废排放企业造成的外部成本还远远没有内部化，没有算进企业的生产成本，而是由中国各地的居民分别承担了。分别罗列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数据没有必要，有3个就已足够说明问题：有3.7亿中国人没有干净水饮用，生态难民已经高达1.8亿，沙漠化正以每年两千多公里的速度在向南推进。这种污染的环境使得中国成了SARS与禽流感的发源之地。 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另一个伤害是“中国制造”量大却不赚钱。中国虽然以“世界工厂”自居，但这个“世界工厂”为中国创造的利润却低得惊人。作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中国还有一个最致命的“软肋”，即缺乏技术和品牌等深层次竞争资源。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企业只处在中低端，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与世界经济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没有自己独家的生产技术，很多关键部件都要用人家的品牌，“中国制造”根本无法与洋品牌相匹敌，只好“贴牌”生产，这样一来，每件产品只给生产商创造了1－2％的利润。形象地譬喻，中国制造业只是世界制造生产链中的重要“车间”，与“世界工厂”的水准相差甚远。 由于“中国制造”不赚钱，于是就形成“中国制造”遍天下，而中国穷人却越来越多，国内整体消费能力低下，中国产品只能以世界为市场，国内消费市场严重萎缩（2004年消费率只有53.6%）等严重后果。这一点使得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04年高达70％，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65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达到1.1547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的比例已达到70%，外贸依存度约为70%，比1978年高出60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大国中名列前茅。 与之相比较，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产品极度依赖外国市场。 上述所有分析表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完全建立于牺牲资源与劳动力福利损失之上――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吃子孙饭，断子孙路，掠夺劳工生命，侵害劳工人权。这种策略行之于一时尚可，但现在已经走到尽头。如果再不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人将要为此付出无可估量的代价。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11月17日，总114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中国污染的共犯结构 ——中国 2013“经济改革”的焦点（2）
何清涟 污染危及中国的国土安全，治理污染、整治国土已经刻不容缓。国务院在《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将污染权变成了税收与可以交易的商品。考虑到在官员政绩考核及财政预算这两大体制性作用下，污染企业与政府部门早就形成一种共犯结构，可以推想，只要不改变这两大体制，排污权商品化只是为官员创造了新的寻租空间。 \经济“改革”重点：排污权与碳排放的商品化\ 该《通知》多处提到环境、环保与资源，但真正想付诸实施的是“将部分严重污染环境、过度消耗资源的产品等纳入征税范围”，“深入推进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研究建立全国排污权、碳排放交易市场，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 中国政府通过这一“改革”，将污染变成了一种可以进入市场交易的“权利产品”。政府宣称的目标是，通过对污染企业课以重税提高企业成本，将排污权、碳排放权商品化以控制碳排放总量的方法防治污染。 中国的污染之严重有高发的癌症为证，《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对外发布：“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 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据专家分析，癌症高发与高污染密切相关。但这种高污染让中国人无处逃遁：农作物与食品污染几乎形成了从种植者到生产者全员共犯结构；空气污染、水污染无处不在，其主角重化工业都是中国大型国企，它们在各地的大量投资，对提高当地GDP很有帮助，这种利益共谋因此很容易与地方政府形成共犯，导致对环境资源的无规则利用。 \中国污染的共犯结构如何形成？\ 由于官员政绩考核及财政预算体系这两大体制性因素，中国污染企业很容易与地方政府形成共犯结构。 首先，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出于升迁的利益考量，必然在经济发展（GDP增速）与环保当中，将GDP作为第一考虑。地方官员这种考量，与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有关。 5月23日，财经网发表一篇“中国官场升迁指数分析：市长们怎样升官”，文章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等四所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该报告分析了2000-2009年涉及287座城市、976名书记和1075名市长的相关数据后，得出结论：下级政府执行上级指示是有条件的。如果省级领导更为看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地市级党政干部将加大本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如果省级领导更为关注环境指标，地市级党政干部却未必予以迎合。决定地市级官员态度的因素是：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短期内将来带来更高的土地价格、更多的土地出让收益，有助于提高次年的GDP增长率，增加官员被提拔晋升的机会。但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不能促进GDP的增长，于官员的晋升并无助益，甚至存在负面影响。 上述结论是中国官场公开的“秘密”。这份报告的价值在于其居然测算出了相关数据：GDP增长率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市委书记的晋升几率就提高了4.76个百分点，市长的晋升几率就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一个城市政府改善环境的开支，却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呈显著负相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过平均GDP校正 后的改善环境投资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市委书记的晋升几率就会下降8.5个百分点，而市长的晋升几率就会降低6.3个百分点。 这个报告正好印证了一件往事，2005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潘岳曾试图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试点，两年后因遭遇地方政府共同抵制，无疾而终。 其次，基层环保局成了吸附在污染企业身上的寄生机构。 地市（县）级领导既然追求GDP高速增长，地市（县）的环保局当然得配合一把手。按照政府赋权，环保机构负责对辖地企业进行环境评估、监测环境变化，以及惩处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幸的是，无数事例证明，许多地方的污染企业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一把手”的意志不但导致环保审批制度失灵，更导致监管成了虚应故事，基层环保部门早就陷入“收钱养人，养人收钱”怪圈——“学术”一点的说法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了一种利益共犯结构。 今年4月16日，《潇湘晨报》发表了一篇“媒体调查基层环保局：污染企业成为其收入来源”，其中谈到基层环保局官员的困惑，他们知道自身的职责是保护环境，但污染企业却成了基层环保部门的“衣食父母”。近年来，中国各地推行了排污费征管“环保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双线运行”机制，宣称的目标是“确保排污费足额用于环境治理”。但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地方财政将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缴入国库后，经预算安排仍返还环保部门，名义上是用于环保自身能力建设，实际上是默许环保部门将此费用用于人员经费支出。河南审计部门2009年曾针对某市6县（区）排污费做过一次审计，发现6县（区）环保局实有人员765人，其中自收自支人员606人，占总人数的79.2%。养活这自收自支人员的费用，就来自于对污染企业的收费。 基层环保部门与污染企业形成的共犯结构让所有的检查与监管失灵。6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在“环保局内奸细多：上面一检查，工厂就放假”中谈到，该报记者在四川眉山调查企业排污时，当地群众反映，每当市环保局检查时，环保局内部就有人向企业通风报信，污染企业就放假。当地村民向政府部门举报或者反映后，常常面临企业主的威胁、报复，殴打。 \排污权交易将形成新的寻租点\ 现在制度下，中国这种政府管理部门（人员）与被管治对象形成共犯结构的不止环保部门与污染企业。一条网上流行的段子说：“没有污染，饿死环保局；没有嫖娼，饿死公安局；没有超载，饿死交通局；没有假劣，饿死工商局；没有占道，饿死城管局……违法者是政府部门的衣食父母，政府在依赖和经营各种违法！！！” 我曾多次说过，在环境保护方面，西方国家设有三道屏障，一是法律，二是企业投产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对企业污染的监测。中国这三道屏障形式上的完备与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状况正好形成反讽。以法律法规而言，截至2007年7月，共有2,000余项，堪称中国立法之最；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环保管理部门，但这三道环保屏障，到了中国却陷入制度性失灵状态，反而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从环境评估到环境监测，每个环节都构成了官员的寻租点。 我相信中国政治高层确实想治理污染。但要想取得成效，必须先着手改变官员政绩考核及财政预算这两大体系，否则，中国的环境污染不但得不到治理，排污权与碳排放权交易还会构成环保利益链条上的新环节。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站（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s-environmental-problems-and-corruption-20130606/1676397.html；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6/emissions-trading-chinas-environmental-problems-and-corruption/）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奥运金牌“多收了三五斗”之外的损失
奥运已经临近“鸣金收兵”，中国坐稳“金牌第一”看来已成定局。但除了在金牌上“多收了三五斗”之外，无论是算经济帐还是政治帐，中国政府只能说是“负资产”――这里须先声明，算政治帐之所以有必要，那是因为中国政府本来就是将举办奥运看做展示国力与国威的超级政治秀。 先算经济帐。中国当局自己承认的奥运总投入只有420亿美元，而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奥运经济高级顾问黄为透露的花费是：从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之日到今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合计将投入约5,200亿元巨资。如此重金浇铸，在其投入的重心区域北京据说也只拉动了一个百分点的增长。而对奥运信念的过度透支，不仅使得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房地产正在崩塌，还连累了那些近年来将其产业延伸到房地产的浙商集团。浙江明星企业南望集团，一新药厂与富可达等都因涉足房地产而陷于破产困境。而房奴的断供更使银行烂帐迅速增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行将哀鸿遍野，股市退守2,300点还只是个开头。如何收拾，令人在旁看着也代为发愁。 再来算政治帐。政治帐可细分为几个科目，按中国政府心目中的重要顺序排名： 国际声誉。这是中国政府最想要的进帐，但无论是从政治还是非政治角度来看，都呈负资产状态，较之2007年要差得多。从政治上来看，直到2007年，国际社会都在期盼中国政府履行当年申办奥运时的改善人权与促进新闻自由的承诺。然而临近奥运，在一片敦促声中，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世界：抓捕异议人士胡佳等并判刑；将访民这些政府眼中的“社会疮疤”从北京悉数清理；假言承诺开放三个公园做为民众示威之地，结果却用各种方式，如诱捕申请者、不批准示威，或警告不许申请，让三个示威地空无一人；严格管制新闻与网络。将北京置于警察、武警与国安管控之下的军管状态，让“贵宾”们好好欣赏了一番警察国家的风采。 非政治层面的国际信誉也大受损伤。开幕式的焰火作假损害的倒不是中国这焰火之邦的技术名声，而是信誉；林妙可开幕式上的配声假唱事件还未过去，两名女子体操运动员的年龄作假又被国际媒体搜罗了大量证据，炒得沸沸扬扬。所以这些，都使中国的国家信誉蒙上了一层可疑的阴影。ABC（美国广播公司）使用“为了‘完美’奥运，一路造假”这一标题，报导了京奥盛大的开幕式；《澳洲世纪报》则发表文章“北京奥运给人虚假幻象”，历数了开幕式上出现的假歌手，假烟花，假少数民族孩子，还有奥运期间那假的新闻自由，假的网络通道许可，假的改善人权保证，以及在观众席上充数的假观众。不少媒体都认为造假这一特点，将是“北京奥运形象载入史册的关键”。 政治凝聚力的丧失。自从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枚金牌开始，奥运在中国就被宣传部门与媒体渲染成了“强国梦”，承载了太多应有与不应有的重负。但这一情况早在2004年就有所改变。就在雅典奥运会开幕前后，一篇题为“奥运金牌的陷阱”的文章在中国多个网络论坛流传，而后又以新闻的形式出现在了各大门户网站上。当中国成为第二金牌大国自雅典奥运会鸣金收兵之后，另一篇文章――“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体育举国体制的冷思考”问世，从而引发了国内对金牌体育举国体制的热烈讨论。这场讨论的要点就是认为教育与民生比金牌体育重要，国家的财政开支应该用在刀刃上。今天人们对金牌体育举国体制的反思，其数据、观点、持论均未超出当年那场讨论的水准，只是国内今天已无讨论这一题目的自由。而当年讨论金牌体育举国体制的弊端，其实说明当局将奥运当作凝聚人心的政治手段已经失灵。 北京2008年奥运开成今天这种“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之局，是中国当局自取其咎。北京奥运繁华散尽之后，世界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繁荣稳定，而是中国政府缺乏政治自信，以及中共统治缺乏民意支撑。 （《华夏电子报》2008年8月21日，第 258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Who are the protesters fighting for?
The Taipei Times Friday, July 27th, 2001 Ever since their violent protest in Seattle two years ago, anti-globalization groups have followed world leaders to summit meetings around the globe, such as the meetings of the heads of the G8 and conferenc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MF. The scale of such protests is getting broader and the tendency toward violence ever more severe. As in Sweden last month, demonstrators in Genoa, Italy, smashed windows, dismantled cars and assaulted police officers last weekend. It has become a predictable phenomenon: whenever and wherever there is such a meeting, it will be accompanied by the twin brothers of protest and violence. The police in the host countries have to erect barricades, deploy plainclothes officers and prepare teargas, as if facing a wa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has condemned the protesters as performing clowns in an international circus.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said, "They're condemning people to poverty." The principal reason for the protests is the claim that globalization will increase the inequalit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mong the world's rich and poor nations and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 each country. It sounds like the protesters are morally concerned about poor people and poor nations. They seem, however, to have purposely ignored the fact that it is free market economics and globalization that have lifted many poor nations from poverty and created job opportunities for poor people. History has proven that the two principal factors that can lead nations to economy prosperity are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 market competition. Equality is neither the ess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 its purpose. It is ridiculous to pursue absolute equality 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of wealth, because, quite simply, the capabilities and contributions of each human being are different. A distribution system that claims to be based on people's needs not only is a utopian illusion, but is supposed to be realized under a communist-style, centralized, planned economy.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however, has confirmed that under such distribution systems, not only are people deprived of freedom, but the inequality that develops in every aspect of people's lives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because distribution is totally in the hands of those with political power. These political powers form "a new class," as Milovan Djilas \[Editor's note: A Yugoslavian communist turned leading dissident\] has pointed out in his book of that name, that is more greedy, corrupt and cruel. They use the whole state apparatus to collect personal wealth and privilege. Soviet Russia, the PRC and all other communist countries are notorious examples. It is true that rich and poor and inequalities in distribution exist side by side in democratic capitalist countries, but people at least enjoy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it is such opportunities that make wealth and prosperity possible. There many examples of places that have few economic restrictions and are highly globalized and are among the wealthiest place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based public policy foundation, the Cato Institute, the world's freest economic regions are Hong Kong, Singapore, New Zealand and the US. Both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ave very limited natural resources but dense populations, and their economic prosperity has almost entirely benefited from fewer restrictions, lower taxes and greater openness to world markets. Chris Patten, the last British governor of Hong Kong, used to be an economic leftist, advocating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the economy. But by the time he left Hong Kong in 1997, he professed that the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had changed him, and that he had become convinced by the free economy. The example of the US may be more impressive, since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re cities and New Zealand is a small country. The US has less economic restrictions, lower taxes and a greater degree of openness than most industrialized European countries. As the number one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the US' GDP was US$9,963 billion last year, according to a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 of last week, quoting DRI-WEFA -- a newly formed economic forecasting company. That figure is double that of the second economic power, Japan, and is five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third economic power, Germany. The GDP of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 was 1.7 times that of Russia, and Chicago alone produced more than the whole of Taiwan. In addition to emphasizing supposed inequalit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apital, anti-globalization protesters also condemned harsh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As a result of their protests and campaign, many budding factories banked by Western entrepreneurs have been forced to shut down or have not been able to open at all. The protesters' argument is a regurgitation of Karl Marx's Das Kapital, in which he used outdated (obsolete even as Marx was writing the book) and single source information from some factories in their initial stage of accumulating capital. Marx concluded that the more wealth the capitalists accumulated, the poorer the workers and the harsher the working conditions would become. Therefore, Marx claimed, the poverty-stricken workers' revolution involving the overthrow of capital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m would be an unavoidable outcome for mankind.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however, has proven tha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workers' welfare are greatly improved as capitalists accumulate wealth. Democracy also played a big role in reducing unfair or illegal practices. The armies of laborers from Third World countries who try every means possible to flee to industrialized Western countries are a conspicuous modern phenomenon, while the reverse scenario virtually never arises. Another glaring fact about these anti-globalization showcases is that most of the protesters come from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Many of them don't have to work but liv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privileged welfare systems. I wonder if they know or care that when factories are shut down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nobody provides bread for the destitute. Their only option is to become poorer, which is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 protesters want. It is true that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are often far inferior to those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ut compared to losing jobs and going hungry, it is better to work and make money and eventually lift oneself from poverty. This is why people from poor countries don't protest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y want jobs. They want to accumulate wealth through selling their products with the least amount of taxes and governmental restrictions possible. Adam Smith said in his classic work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at he had dreamed that, someday, all tariffs and taxes between nations would be eliminated, so that all goods could be traded freely, and accordingly, consumers would become the greatest beneficiaries by receiving the best goods at the lowest price. The encouraging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oday is the best way to move towards Smith's dream.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2001-07-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曹长青台东大学演讲：和中共签什麽协议都没有用！
（中央社记者卢太城台东县3月18日电）中国镇压西藏事件，长期关心西藏事件的中国旅美政论家曹长青感到很忧心，他说，这事件发生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夕，对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和中国签什麽协议都没有效”；马英九的“共同市场”就是中国的“反分裂法”，让台湾如“温水煮青蛙”一样被吞噬 中国旅美自由人士曹长青今天晚上应台湾东社邀请，专程来台东大学演讲“中国对台湾的企图”，正好碰上中国镇压拉萨事件，曾经多次采访达赖和采访过上百位藏人的曹长青，对台湾目前的情况相当忧心。 曹长青表示，这已经是中国第三次镇压西藏，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三月，那次镇压有八万七千多名藏人遭到屠杀。第二次是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也就是爆发“天安门事件”之前，屠杀了数百名藏人。 这次，尽管达赖已经退让放弃独立，承认中国，且国防、外交事务全部交给北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给中国了”，中国还是武力镇压西藏，证明了“和中国签署任何协议都没有效”，“专制”和“民主”根本不可能有所协议。 这次镇压事件发生在台湾总统大选前，提醒台湾民众，中国是什麽样的政权！给台湾一个很好的启示。 曹长青忧心的说，台湾要选总统，是要选台湾未来的方向，而不是选一个人当总统就好。马英九的共同市场或是一中市场也好，正好呼应了中国的“反分裂法”，两岸共同经济发展；但是当中国资金、劳工、市场进入台湾後，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台湾会慢慢的被中国吞噬。 曹长青表示，台湾要选的总统是真正的爱台湾、爱这块土地。四年前总统大选有人趴著亲吻台湾土地，选後这些人就跑去中国和胡锦涛喝茅台酒。 曹长青表示，台湾应该放弃对中国的幻想，陈水扁执政八年，尽管对中国国释出善意，中国还是一副蛮横的态度，教育中国人仇恨台湾人，因此，一旦台湾和中国签订协定，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西藏呢？让人忧心。 3/18/2008 9:37:50 PM 2008-03-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
他解读「孤独、死亡、恐惧、同性恋」，认为「达赖喇嘛可能转世成女人或中国人」，比较「毛泽东和李登辉」，并预言21世纪。 1937年冬天，两岁半的男孩拉木登珠被簇拥的马队从他的出生地安多（今青海）护送到拉萨，这个後来闻名世界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此在有一千个房间的布达拉宫潜心研经，过著隐居生活；偶然出来，也被严裹在黄顶轿中，四周是森严的警卫和马队，普通人根本见不到他。 但现在达赖喇嘛可能是当今世界旅行最多的人，一年中有六个月周游世界，访问演讲，讲经布道。他已访问过近五十个国家，在北京抗议威胁下，仍有二十多个国家元首与他会谈，包括哈维尔，曼德拉，柯林顿等。 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之一。前年在澳大利亚，他一天的日程有17项，从早上七点五十开始，晚上八点还给二万人做「内心和平与世界和平」的演讲。他还给西方富豪们演讲「道德和底线」。 他的睿智、谦恭、慈悲与神秘，赢得了成千上万的崇拜者，包括好莱坞巨星李察基尔、史蒂芬席格、哈瑞森福特和莎朗史东。他演讲，票被抢购一空；他走到哪里，人们争相一睹为快，更有不少人希望被他摸一下头顶，得到他的祝福。 西方媒体称他为「人类抵抗撒旦的最後一个和平偶像」。有记者问他，人们是不是对他比对西藏更感兴趣？他调侃地回答∶「是中国政府对我的谴责和批判帮助我出名、成为更重要的人物。」 ●全球掀起「西藏热」 在电脑网络上打出「达赖喇嘛」，会出来全球媒体的一万二千八百六十篇英文报道和访问。最近美国《新闻周刊》还刊出封面故事，大字标题是∶「为什麽西藏是个问题。」好莱坞的电影「西藏七年」和「昆敦」（Kundun）上映後，全球更掀起「西藏热」。 全球媒体记者一批批奔赴印度北方小镇达兰萨拉，等待采访他。他说的每一句话，佛教徒都要仔细研究，藏人更是认真聆听。虽然绝大多数藏人都渴望西藏独立，但当达赖喇嘛提出「中庸之道」，即只要求西藏高度自治，百分之六十四点四的人回答∶达赖喇嘛怎麽说，我们都认同，据最近在流亡藏人中做的调查。有人批评达赖喇嘛向北京妥协，达赖喇嘛说∶「别人看过去，我著眼未来。别人情绪化，我更实际和智慧，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可笑的智慧。」 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後，他出生地的房子被中共拆毁。1986年北京提出与达赖喇嘛谈判时又修复。现在达赖喇嘛的侄子看管，平均每年有4000人朝拜。 在达兰萨拉，他早上四点起床，祈祷、研经到六点，然後洗澡，早餐。早餐通常是西藏传统的米粥∶糌粑拌和酥油与蜂蜜。他每天只吃早、午两顿饭，晚上仅喝奶茶。他每天骑半小时自行车，晚上看英国BBC电视新闻，然後可能到他的工作室修表，他从小就对复杂的机械著迷，至今恋恋不舍。 ●坦率真诚，注重友情 1997年11月28日，我在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时发现，他的住处戒备森严，门卫检查比甘乃迪国际机场还严格。藏人朋友、负责安全的才嘉告诉我，几年前，一个藏人妓女从拉萨逃来，在接受达赖喇嘛摸顶时突然嚎啕大哭，交代说，她是中共派来的。一个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人，住在高墙铁门与持枪士兵之中，让人感慨、悲叹。 这是我第三次采访他。他一般见人15分钟，长的半小时。我问他给我多少时间，他幽默地说「给你100小时，但今天是一小时，以後再给你99小时。」然後是他著名的大笑。但我们一气谈了三小时，藏人朋友说破了记录，但我没忘叮嘱他还欠我99小时。 采访用英文进行，据录音整理（有删节）。采访中达赖喇嘛偶然说一两句汉语，到底他的中文程度如何，如同他本人一样，充满神秘性。 ●同情与慈悲使人快乐 记者∶以前在纽约和波士顿采访你，谈了很多政治。这次我想问些关於人生的问题。你认为人在什麽样的情形下活得平静和快乐？ 达赖喇嘛∶什麽情形下？在警察国家或极权社会（大笑）。在严密控制的前苏联共产社会，没有小偷，没有妓女，没有丑闻。在毛泽东掌权时的中国也是这样，没有小偷妓女，这样的社会就有「和平」（大笑）。 记者∶那在你的领导下的「和平」是什麽情形呢？ 达赖喇嘛∶我认为，人应该有慈悲感，要关心他人。有关心他人的情怀，才不会去伤害别人，才培养了自律，这样就不需要员警，不需要政治角色。当有了内心的信仰和价值的时候，人就会平静和快乐。 记者∶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达赖喇嘛∶通过教育，好的家庭与学校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富有同情心与慈悲感，关心他人，人就会达到那种境界。 记者∶孤独，是现代人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人们需要妻子或丈夫。你一直是和尚单身，有没有过感到孤独的时刻？ 达赖喇嘛∶没有。孤独，并不取决於是否单身或有否生活伴侣，而取决於人是否有正确的生活态度。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即使结婚，有了伴侣，今天感到幸福，但一个月，一年後，那种热情和真实的感觉会一点点消失，最後可能双方成为敌人。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和他人有很好的关系，就不会感到孤独。 记者∶在你的生命中，你有否那样的瞬间，渴望有一个人，你可以向他倾诉内心深处的所有想法？ 达赖喇嘛∶我和最亲密的朋友什麽都说。从小我就愿意和人交流，我经常可以在身边找到能分享感情的人。 ●结婚生子，麻烦太多 记者∶在你看来，是否僧侣生活比结婚生活要好？ 达赖喇嘛∶这个我很难说，但从研学佛教来看，当然和尚尼姑的单身生活更好。单身生活可以降低这个太自我中心世界中的许多附加关系∶妻子，丈夫，孩子，孩子的孩子等等。有了孩子，你就要操心他的教育、婚姻以及将来，太多麻烦事。婚姻产生太多复杂的关系，你得操心你的朋友和敌人，你妻子的朋友和敌人，你儿子的未婚妻的朋友和敌人，太多的分支关联。自然带来很多需要做的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僧侣生活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从佛教角度，这种生活更有益。天主教亦如此。但抛开宗教的角度，泛泛地谈的话，就因人而异了。比方说，如果你的妻子分享你的感情，共担你的责任，就像两个人一个脑袋，那你就会觉得非常幸福，那就很好。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我采访一个年轻和尚，他虔诚信仰佛教，但又非常喜欢儿童，想有个自己的孩子，为此很苦恼。你有过这种苦恼吗？你是否喜欢孩子？ 达赖喇嘛∶我喜欢孩子，因为他们诚实、天真，心胸向人开放，和儿童交往非常容易，我爱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哎哟，你看看，有人为没有孩子犯愁，到处求医；有的为孩子太多烦恼，吃避丸孕，做流产。当代社会，人们不是耽心有没有孩子，而是耽心有孩子後有否足够的钱供他上学。上好的学校，意味更多的钱。孩子毕业了，又要耽心他能否找到工作，这种耽心没个完。你看，这种没有意义和不必要的问题，使做父母的觉都睡不好。 记者∶是不是因为你没有那些分支的烦恼，所以总是睡眠很好。你从没用过睡眠药？ 达赖喇嘛∶没有，我躺下就睡著，从没有吃过睡眠药。 ●死亡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 记者∶几天前，你接受印度记者采访时说，也许哪一天在新德里与达兰萨拉的山路上发生车祸，达赖喇嘛就消失了。你是否恐惧死亡？ 达赖喇嘛∶我是半开玩笑说那话。不管怎样，这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我死了，对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个打击，但这并不意味著它会停止。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这个民族还在，新一代藏人会继续斗争。但就像你的一篇文章中说的，「达赖喇嘛健在，会更容易解决西藏问题；如果他不在了，藏人的斗争会继续，但青年藏人可能会使用武力。」我不怎麽恐惧死亡，人早晚得死，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你这个问题或许应该是我有没有准备好了面对死亡。作为佛教和尚，有很多准备死亡的训练，准备死亡，即准备进入更好的来世。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或者说这种准备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重要的是当你活著的时候要活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作为和尚，我没有孩子和家庭，一身无牵挂，这是我不恐惧死亡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我今天就死了，我还是有牵挂的，因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还没有找到。 ●毛泽东使我恐惧 记者∶那你的一生中从没有过恐惧的时刻？ 达赖喇嘛∶有过两次。一次是1954年，我从拉萨去北京见毛主席。北京负责礼仪的官员弄得我非常紧张，他要求我见毛时要这样那样，必须做得准确无误。例如，他要我进门只能走十步，然後在一边坐下。当时连我的资深老师都很紧张。我站在前排，後面是班禅喇嘛，然後是我的资深老师，他拿著献给毛的礼物，再一个是我的年轻老师，後面跟著至少有15个人带著各种礼物给毛。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见那样的首脑人物，所以有些惊恐。 但真正的恐惧是1959年3月17日那个晚上，我做了决定逃离拉萨去印度。在走到一条小河时，看到河对面有大批中国士兵，都能看到士兵枪上的刺刀。我当时真有一种恐惧，因为我们可能被全部毁掉。但同时我也有一种勇敢的感觉，因为我们决定冒任何风险，面对任何困境。那是一个经过好几天的商量、反复思考後的决定。我至今不後悔当时做了这样的决定，它关系到西藏的未来，联结西藏的历史。 记者∶你有过恶梦吗？ 达赖喇嘛∶我做过恶梦。有时梦到我1959年时不得不逃离拉萨的罗布林卡宫去印度的情景。 记者∶在上次采访中，你说各种迹象表明，你可能是最後一个达赖喇嘛。但几个月前你对西方记者说，下一个达赖喇嘛将转世在西藏之外的自由世界。你改变了想法？ 达赖喇嘛；没有。我当时所以对你那样说，是因为达赖喇嘛是否存在要取决於西藏人民。如果藏人认为达赖喇嘛现象不需要存在，那我就可能是最後一个。如果藏人要求继续这个传统，那麽，问题就是怎麽继续这个传统，是否可以像罗马教皇那样选举，或根据资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到时候西藏人想继续传统的选择方式，那麽就会有选择转世灵童的过程。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西藏人还像今天在外面过难民生活，那麽下一个达赖喇嘛只能产生在西藏之外，因为作为我的转世，十五世达赖喇嘛就是为完成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追求而存在的，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达到他的追求，如「五点和平计划」和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中庸之道」。 ●达赖喇嘛可能转世成女性 记者∶西藏历史上有一个达赖喇嘛不是藏人，是蒙古人。下一个达赖喇嘛有否可能转世成印度人或中国人？ 达赖喇嘛∶这是可能的。如果是中国人，可能出现在自由中国，而不是在中共统治下。也可能是纽约的中国人，或在台湾。（大笑）但以现在西藏还没有获得自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还在流亡的现实，他的转世最有可能是西藏人。各种事情都有内在的联结。 记者∶有没有可能你的转世会是一个女性？ 达赖喇嘛∶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下一个达赖喇嘛是女性，会更有益。西藏传统中，很少有地位高的喇嘛转世成女性的。只有一个大喇嘛的转世是女性，她的寺庙存在了七百年。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拜拉库比，我听说有个八千苹鸡的禽场，你去视察时说，如果你们关掉它，我能长寿，活到80岁。结果他们就关闭了这个很有经济效益的鸡场。是这样吗？ 达赖喇嘛∶我没有叫他们必须关闭，只是说，如果有其他方法可得到同样的效益，最好使用别的方法。我说过，这样我能活到80岁。 记者∶从第三世达赖喇嘛开始，除了五世（66岁）和十三世达赖喇嘛（58岁）之外，其他达赖喇嘛都是在五十岁之内就去世了。你今年已63岁，你预测自己能活到多少岁？ 达赖喇嘛∶第一世达赖喇嘛活到82岁呢。我的专职医生根据我的健康状况预测，我能活到103岁。我经常梦想和期望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回到西藏。那时我会辞去一切政治职务和责任，做个自由人。我想在全西藏旅行，访问很多很多的地方。当然我也想去中国内地旅游，去见那些中国佛教徒，和不信佛教的中国兄弟姐妹，与他们分享我的想法。当然也想再来印度，见喜马拉雅山下的佛教徒；去世界各地，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你看，如果我活到百岁，我仍然会有很满的日程，可能那时我是一个坐在轮椅里的忙碌而快乐的人。（笑） ●最愿吃四川辣椒牛肉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市场上几乎看不到卖猪肉，藏人说他们不吃猪肉，因为你的生肖是猪。你对此怎麽看？ 达赖喇嘛∶哎哟，如果他们真的这样，他们就是愚昧或盲从。我达赖喇嘛自己都喜欢吃猪肉，对这个没有限制。我特别喜欢吃中国烹调味道的猪肉，最好的是四川菜。在我去台湾访问时，曾说过喜欢吃辣椒牛肉，记者把我这个话报道了出去。台湾邀请我的一个寺庙住持看到报导後给我发来传真说，「你最好不要提辣椒牛肉」。（笑）一般来说，藏人，尤其是年轻喇嘛避免吃鱼、鸡、猪肉和鸡蛋。 记者∶但是你全吃？ 达赖喇嘛∶是的。但在我参加佛学考试之前，不吃。过了考试，就没有限制了。西藏古文献记载，吃这些东西会损害记忆。现在藏人居民点的人不吃猪肉、鱼和鸭禽，为的避免杀戮，因佛教主张不杀生。作为佛教社会，我们当然不鼓励人们杀生。 记者∶我采访藏人居民点时看到，每个家庭，以及办公室、出租车，都挂著你的画像。你是否耽心成为霍梅尼？你怎样比较你和伊朗已逝宗教领袖霍梅尼？ 达赖喇嘛∶我常说，我不多不少只是一个和尚。不管人们是否把我和霍梅尼比较，对我都没有什麽。还有人说我已成了好莱坞明星，我也不在乎。我真正忧虑的是有些藏人自称是佛教徒，却不知道什麽是真正的佛教，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因为我属猪，他们就不吃猪肉，这是乱来，这就是缺乏真正佛教知识的结果。 ●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有宽容 记者∶不久前你在旧金山批评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很多报纸转载，成为一时话题。在美国很多同性恋者同情支持西藏。但你的话让他们很不高兴。你是和尚，从没有过性生活，怎麽知道什麽样的性行为是好或坏？ 达赖喇嘛∶佛教有「十戒」。其中三个和身体有关的是∶杀生；偷窃；不当性行为∶它包括僧侣和他人有性关系；婚外性；同性间的性行为；口交或肛交；手淫。从佛教的观点，这些都是错的。但如果同性恋者不信仰佛教，不是佛教徒，从社会角度，如果两人真正相爱，彼此尊重，而且感觉幸福，那麽有那种关系也应该可以。不管怎麽说，比暴力要好的多。但有些同性恋者想从我这里得到赞同，对我来说，这怎麽可能？观音对此说的很清楚，这种性行为是错的，我不能改变这个。但有些社会歧视同性恋者，这也是错的，做得太过分了。如果没有爱滋病的危险，双方同意，同性恋对社会并没什麽伤害。 记者∶藏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信仰佛教，以佛教立场，同性恋被视为「不当」。如果西藏获得自由独立，西藏政府将怎样对待同性恋者？ 达赖喇嘛∶西藏是个佛教社会，但没有规定每个藏人都必须信仰佛教。但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就应该遵守「十戒」。当然，一个佛教徒有了不当性行为，并不等於这个人就不可以继续信仰佛教。佛教的「十戒」有三个是涉及精神的∶欲望；仇恨；错误看法。所谓「错误看法」指不相信有来世和观音。这是最严重的违背戒律的行为。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说这个人就不是佛教徒。我们不能规定所有藏人都必须信仰佛教，我们怎能这样？社会一定是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有人信教，有人不信。应该宽容，包括宽容同性恋者。 记者∶自由的西藏会是多种宗教共存的社会吗？ 达赖喇嘛∶是的。 ●李登辉有真正的感情 记者∶我想换一下话题。你说当年见到毛泽东时产生恐惧。你几个月前访问台湾见到李登辉时感觉如何？ 达赖喇嘛∶李登辉是选举产生的。他对我非常友好，当他向我描述西藏的现状时，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真正的感情和关注。他的英语不是太好，但比我要好一些，但他总是努力尝试用他并不十分流利的英语和我交谈，以达到相互熟悉和亲近，这是多麽美好。 记者∶我在来印度的飞机上巧遇西藏流亡政府派到台湾的代表塔卡拉夫妇，我不久前在伦敦采访过他们。你们想和台湾发展怎样的关系？ 达赖喇嘛∶主要有三个∶第一，我认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只不过生活在自由的社会。我希望通过交流能引起台湾的中国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并通过他们影响中国大陆。第二，我们流亡社区的农业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和技术指导。第三，我们希望和台湾的佛教界交流，双方交换佛教文献，互译成汉藏文，通过分享，使我们更富有。 记者∶有人预测，过不了几年，民进党就会在台湾执政，如果那时台湾承认你们的达兰萨拉政府，你们会接受吗？ 达赖喇嘛∶这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我的主要著眼点在北京，不是台北。（笑）在我们接受之前，我们会仔细考虑它的复杂性和後果。 ●和尚的舌头不能说谎话 记者∶从我三年前采访你到现在，达兰萨拉与北京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问题出在哪一边？ 达赖喇嘛∶当年我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也就意味著西藏成了中国的一部份。我们当时百分之百地想留在中国。但北京宣称西藏过去就是中国的一部份，经常是「自古」，还「一直是」（笑），这就违背历史真实了。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我的观点是，西藏过去的政治地位，应该留给历史学家，我们应该著眼未来。 记者∶在去年德国波恩的「第二届世界声援西藏大会」上你致词说，北京要求你公开宣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份，你说「和尚的舌头不能说谎话」。在这点上，你会妥协吗？ 达赖喇嘛∶现实是，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问题。北京必须尝试去懂得这一点。他们应该去了解西藏大多数普通人要什麽，而不是少数为他们服务的藏干。去倾听藏人的呼声，感受藏人的感情，然後做一些政策改变。如果中国政府不再把眼睛只盯在达赖喇嘛上，就有了正确的开始。 ●寻求西藏自治是根本目标 记者∶我在藏人居民点采访发现，无论和尚尼姑，还是普通藏人，每个人的内心呼唤是西藏独立。而你主张高度自治。在你和西藏人民之间，谁是最高权力者？ 达赖喇嘛∶当然是人民，这无可质疑。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我认为「中庸之道」能更好地解决西藏问题。如果多数藏人最後完全拒绝这个方案，那就听人民的。但现在我尝试去解释为什麽要走「中庸之道」。坦诚地说，要求西藏独立的想法还是在情绪的层次，不智慧，也不现实。 记者∶你寻求西藏高度自治，是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达赖喇嘛∶不是。这是我长期思考後确定的目标。我一直认为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独立更重要。保护佛教文化不与国家自豪有关，它与人有关。如果我回到西藏，会把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不建立任何军队，除了少数必要的员警。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国的保护，也需要中国的物质援助。虽然我们也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就有责任在物质上帮助我们。而我们回馈给中国佛教文化。这样双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国现在就有几百万佛教徒，将来更会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非常尊重其他的宗教，西藏佛教不仅对藏人有益处，也对十二亿中国兄弟姐妹，尤其是对中国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处。当中国的佛教徒和其他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主动关心这种佛教文化不被毁灭。如果中国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环境，把藏人当做兄弟姐妹，我们干吗要独立，要分离？正因为在我眼里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我才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 ●21世纪将会更好 记者∶你的高度自治可以理解成是「一国两制」吗？ 达赖喇嘛∶不完全是那样。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中国的其他地区会怎样，我们要在自治的西藏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西藏议会和领导人都要通过选举产生。 记者∶最後一个问题，你怎样预测21世纪？更好，还是更坏？ 达赖喇嘛∶在20世纪，人类得到很多教训，因此也更加成熟。现在很多迹象表明，共存的精神，非暴力精神，都比以前更加强大。同时，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提到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的概念，像民族自决权，少数族裔文化保护，都比以前更被人接受。当然人们也更关心生态环境。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谈民主了，江泽民在党的会议上说要有更多的民主。这都是积极的信号。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宗教之间也比以前有更多的交流和理解。所以我认为21世纪将会更好。 ——原载香港《开放》1998年5月号；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8年4月26日 1998-05-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拜登辩论失败背后是左派理念的失败
何清涟 6月27日拜登与川普在CNN上的辩论，以拜登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过去对拜登万般宠爱且不遗余力加持的左媒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等这次毫不留情，非常迅速且异口同声地让拜登退出竞选，让民主党另推他人。CNN在辩论结束之后的24小时内，发布了多位主持人从各方面批评拜登辩论的表现，而且还详细给拜登做了“fact check”，证明拜登在辩论中撒了各种谎。不过，所有媒体亟欲论证的是：民主党政府过去三年半的失败，与左派理念驱动下的政策无关，都是拜登老迈昏庸所致，而老迈昏庸缘于拜登年龄太大、身体欠佳，只要换一个人代替拜登披挂征袍，左派的内政外交政策继续光大。 其实，拜登的辩论失败，身体只是部分原因，更多缘于他无法为自己在极左理念指导下的的政治失败与外交失败。 拜川辩论要点与媒体强调的重点 如果了解美国这三年半发生的事情，也观看了拜登与川普90分钟的辩论，就会发现，两人谈到了过去三年多拜登施政的主要问题：通货膨胀；税收政策（川普减税以刺激经济被拜登抨击为富人减税）、阿富汗撤军、非法移民与边境安全、能源政策等基本都在辩论中谈到了。川普说的都是拜登治下的现实，但拜登不是指责通胀是川普造成，就是归结于这是川普在阿富汗的失败，对于非移造成的问题干脆就说川普撒谎。连自己的“德政”都不敢承认，导致辩论进行到半小时，民主党人就在社交媒体上称“这是灾难性的辩论”，讨论酝酿已久的换人。 媒体强调的重点多半相同，以6月28日《华尔街日报》连发三篇循序渐进的文章为代表：1、拜登首场总统辩论表现不佳，民主党人私下讨论更换候选人；2、拜登的灾难之夜恐将改变美国大选进程；3、民主党还能提名其他候选人替代拜登吗？ 以上贴图来自上述WSJ第3篇文章。但是，民主党内部有实力的奥巴马派与南希·波洛西一派真正“心仪”的其他候选人并未在名单上，一位是奥巴马夫人，另一位是现任加州州长纽瑟姆·纽森，早在辩论之前，这俩就是替代人物的热选。 拜登的失误主要缘自全球化极左派的政治理想 拜登三年半的政绩（后面半年仍将如此），不少人列了长长的清单，本文仅列举几项厨房-餐桌问题（民生） 1、高通胀，至少反应在三方面：A.物价：Moneywise理财网站基于美国劳工统计局、联邦住房局和在线房地产服务网站Redfin数据的一项分析指出，未来几年，通货膨胀率或将继续超过大多数行业工资的涨幅。过去5年中，97%的职业工资涨幅未能跟上通胀，服务员是唯一获得实际工资增长的行业。近三年美国通胀居高不下，食品等基本日用品持续涨价，低收入者已经在挣扎，痛苦现在已经蔓延到中等收入消费者。 房价。美联储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美国租房成本比前年更高。据房地产研究机构Point2今年4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最大的100个大城市中，有68个城市的房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涨了一倍，尤其是在2021年拜登上台之后，房价如同坐上了电梯一般一飞冲天。调查显示，当下美国租金成本涨幅远高于整体通胀率，月租金中位数上涨10%，至1100美元。在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供应紧张和需求激增的影响下，美国的平均房价从20 万美元左右涨到了 40 万美元。报告指出，即使在2019年，部分城市的房价也只有现在的一半，房价上涨已经让许多新生代的美国人绝望，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也买不起房了。 2、以反向歧视为核心内容的DEI政策引发很多问题——所谓“反向歧视”，是指以种族（肤色）、性少数、个别宗教更有特权等为标准，赋予这个特权系列在入学、就业、升迁上更多特权。 拜登这三年多，The War on DEI已经兴起，去年10月以巴战争以来，犹太人与穆斯林这两个DEI序列中的特权阶层因“谁的特权优先”，导致美国国内反犹情绪高涨，部分长期资助教育的犹太富商开始反省DEI教育存在的问题。华尔街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今年1月发表一篇4000 余字的文章，批评“DEI 是种族主义的，因为反向种族主义也是种族主义，阿克曼表示：“过去几年里，这个国家的怨恨和愤怒情绪不断高涨，而 DEI 运动是加剧我们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 “怨恨是种族主义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而正是 DEI 运作方式缺乏公平，即公正，导致了这种怨恨，”阿克曼表示，DEI 是“哈佛反犹太主义的根源”。从此以后，长期资助民主党的阿克曼开始转向支持共和党与川普。 3，拜登政府通过教育系统诱导迫使未成年人变性摧残还不许家长干预，导致美国变性人口在其任期内激增170万。根据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家庭脉搏调查于 2021 年 7 月开始收集性别认同信息，结论是美国成年人口中约有 1.14%（即 300 万美国人）的人认为自己是变性人。 202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Williams Institute 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约有 130 万跨性别成年人。 5，大规模引进非法移民，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边界的国家。拜登在2021年1月20日就任总统的当天，就签署了开放边境的总统令。据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2023 财年报告显示，未被拘留的非法移民人数为： 2021 财年达 370 万人，2022 财年近 480 万人， 2023 财年增至620 万人，三年共计1,470万。考虑到这些人全是精壮男子，将来带给美国的亲属移民压力将非常巨大。这是美国民主党只考虑为自己建立票仓，完全罔顾美国国家利益。 4，华而不实的绿能政策。拜登上台就叫停了川普任期内审批的所有的石油开采项目禁止开采本土石油。但俄乌战争彻底摧毁了美欧的绿能梦想，欧洲恢复煤电、大规模重新启用核电，马克龙刚推出覆盖欧盟的核能计划；美国拜登政府也放弃了绿能，拜登上任后关闭限制的石油开采重新兴盛，2023年3月13日，拜登政府批准了代号“柳树（Willow）”这一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富有争议的阿拉斯加州石油开采项目。一度对“拜登经济学”情有独钟的《华尔街日报》终于在2024年1月15日发表文章，不无讽刺地总结，“美国经济免于衰退、通胀，首功竟然是石油开采”。 美国极左派与大重置的主要政治理念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绿色能源、全球人口置换、让lgbtqi+享有更多权利的性别多元化，拜登作为美国总统，这一职位注定他是这些政治理念的执行者，他的失败就是这些理念的失败。其实，美国也没几个人真相信时常有失智表现的拜登在当家作主），即使换个人来执行这些理念，结果不会更好。但是，拜登的老年痴呆却成为民主党的一份重要“战略资产”，过去常被用来掩盖一些出师不利的政治试探，此时用来掩盖极左政治理念付诸实践的失败。从美国这些主流媒体的讨论来看，参与者当然都是左派，论述主流是认为辩论输了，少有人涉及是拜登执政失败。少数承认拜登执政业绩不佳的论者认为这是拜登个人年老昏庸。一句话，极左理念没错，换个人就能干好。 民主党内正在为换人激烈斗争 对于今年的两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精英层都不满意。他们设想的理想结果是：一方面，通过一系列诉讼让川普成为罪犯，最有可能成功的就是纽约一法院审理的封口费案，原来审理的法官已经宣布将于7月11日公布判决结果，让川普在7月15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上被共和党内的RINO干掉，另推他人取而代之，以大幅降低共和党的胜率；另一方面，破例让拜登与川普在被正式推定前辩论，拜登失利就名正言顺换将。 但民主党精英的如意算盘如今没法“如意”，7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裁决认定，总统对“在其决定性和排他性宪法权力内的行为”享有“绝对豁免权”，对所有“官方行为”享有“起码是推定的豁免权”。 最高法院将涉及川普案件的几个问题发回下级法院，以确定这些问题是否构成官方行为，进一步推迟了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在大选前进行审判的尝试。 拜登在其家庭的坚持与竞选核心团队的支持下，不肯退选。左派媒体7月初的报道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态势，《华尔街日报》称拜登夫人态度坚决，要求继续竞选。博彩市场正在押注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提名人。南希·波洛西开始质疑拜登的身体状态是否能继续担任总统，《今日美国》则称，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米歇尔·奥巴马将击败川普 ，言下之意是民主党2024的总统候选人非她莫属。 自美国开国以来，2024年大选将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场大选。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07月05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05483 ）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一文或起千重浪，疫情真相重解读
程晓农 一篇来自宁波的医学论文打破了国家卫健委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实际上，这次疫情中无症状感染者具有与发病患者相同的传染力。中共从疫情开始一直编织的疫情传播谎言蒙骗了国内，也欺骗了世界各国。其他国家因轻信世界卫生组织“转播”的中共谎言而疏于防范，付出了重大代价。而中共的疫情数据只公布发病数，不公布感染数，也麻痹了世界各国。 一、一篇医学论文悄悄地撬动全球 3月28日《第一财经》网站刊出一篇署名为马晓华的文章-《最新研究结果：新冠无症状感染者密接感染率与确诊者无差异》，摘要报道了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所、职业与环境卫生所陈奕、王爱红、易波、丁克琴、王海波、王建美、史宏博、王思嘉、许国章九人联名发表的一篇医学论文，论文标题是《宁波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密切接触者感染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刊登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年（第41卷）第3期。从论文原文可看到，该文通讯作者是许国章，投稿日期今年3月4日，该杂志负责此文编辑的是李银鸽。 这份医学期刊是月刊，不知道印刷版目前是否已经发行，但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网站的“预发表”栏目可以阅读下载。之所以开篇详细介绍这篇医学研究论文的作者、投稿时间、刊登出处等细节，是因为这是一篇堪称重磅“炸弹”的学术研究成果，一旦它的重要性广为人知之后，中共有可能封杀它的存在。果然，到3月29日《第一财经》网站在压力下已删除此报道，但其他网站上仍有转贴。 为什么这篇医学论文这么重要呢？如果仔细阅读这篇论文，不难发现中共掩盖疫情的企图，也可以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在疫情确认方面一直坚持重大错误，还可以判断出，世界卫生组织因听信中共而发布错误信息，贻害各国。 二、宁波市疫情传播分析：感染后发病者和无症状感染者传染率相似 宁波市是浙江省染病人数较多的地方，最初的来源与武汉封城前逃离武汉的浙江人有关，以后就变成了本地传染。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所对该市191例感染者从今年1月21日到3月6日进行追踪观察，其中感染后发病者161例，无症状感染者30例，研究团队的关注重心是疫情的传播率和传播途径。他们根据搜集的大量数据做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与感染后发病者密切接触的人，被感染的比率是6.3%；与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的人，被感染的比率是4.11%。研究团队判断，这两类感染者传播他人的程度或感染率“没有显著差异”。 所谓“没有显著差异”，是统计学术语，指的是用数理统计学的统计检验方法对大量数据作计算后，上述两种传染率用数理统计理论来推断，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或者说，这样的微小差异属于数理统计的常规误差。检视上引论文原文，该研究团队使用的是数理统计学诸多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中的“Chi-squared Test(卡方检验)”，其计算工具是常用统计软件SPSS 21.0版中内含的“卡方检验”计算程序。研究团队采用的这一统计检验方法和统计软件，在卫生统计学当中是常用工具。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所对接触类型的分析还告诉我们，按照患者与密切接触者的关系做统计分析，密切接触者中家人的被感染率最高（17.54%），朋友的被感染率其次（15.69%）；朋友被患者感染的方式多半是户外对话、聚餐、会客、共同参与娱乐活动及乘坐同一交通工具。 这一研究实乃卫生统计学应用的普通案例，问题在于，中共治下疫情如此泛滥，诸多研究单位，除宁波这一并不出名的机构外，居然没有一家启动此类课题，也没有一家敢于发表这样的研究报告。是熟悉统计方法和软件的人才严重短缺，还是政治高压猖獗？在国内医界人士中，“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才是真相难见的根本原因。 三、“中国经验给世界带去了温暖”？ 这篇论文得出的“感染后发病者和无症状感染者传染率相似”这一结论，严重动摇了国家卫健委“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这一判断，也动摇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被毫无症状的人感染的风险非常低(The risk of catching COVID-19 from someone with no symptoms at all is very low）”这一结论。国家卫健委的错误有多严重？可以说，它是当前中美在疫情问题上冲突的原由之一。疫情初期，它提供了“不会人传人”的错误信息，然后发出“无症状感染者非主要传染源”的虚假报告，此外还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确诊数据的理解。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疫情爆发的主要承受地之一，上述误导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防范疏失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最近美国的确诊案例数字急剧上升，而中共公布的确诊数字却趋于缓慢增长，于是网上出现了一片欢呼中共抗疫成功的声音；与此相呼应，官方人士对疫情来自美国的指责引起了美国的抗议和谴责，而中共则“骄傲”地宣称，它为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为“中国行动为世界赢得了准备时间，也赢得了希望，中国经验给世界带去了温暖，也增添了信心”（《人民日报》语）。 中共在疫情期间为世界各国送去了什么？首先当然是带病毒的旅行者（详见我发表在《大纪元》的文章《疫情正在改变世界》）。其次，它误导了各国对疫情传播方式的了解，让许多政府和各国民众真以为“无症状者不传染”，于是许多国家一开始都疏于防范。再次，它还为世界各国送去了误导疫情判断的数据。随着疫情全球化，大批国家开始检测被感染者，确诊数这个数据成了全世界各国理解各国疫情动向的核心指标。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家的关注点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中国的“确诊率”与其他国家的“确诊率”不是一回事，中共从一开始就刻意压低了“确诊率”。 四、确诊感染还是确诊发病？ 有关确诊率的问题，这里不准备谈中美两国检测工具成功率的差异，那要由传染病学专家来解释。笔者关注的是感染后发病者和感染后无症状者这两个概念。为什么？“魔鬼就在细节中”。 中国公布的数据只包括检测后确诊的发病患者，而不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官方规定，“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7版）》定义，疑似及确诊病例需具备临床表现”。而美国实行的是自愿检测，即感染后发病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寻求医学检验，也就是说，美国的阳性确诊率既包括感染后发病者，也包括感染后无症状者。 比较两国确诊率，让笔者想起小学算术里的“鸡兔同笼”，如果数着鸡和兔子的腿来计算一共多少只，却忘了兔子不是两条腿，那当然是错解。同理，中共的确诊统计范畴一开始就是“一条腿”，因为它的确诊定义是确诊已发病，而不是确诊已感染，同时特意排除了未发病的已感染者；而美国的确诊统计范畴则是“两条腿”，既包括感染又发病的，也包括感染而未发病的，“一条腿”少于“两条腿”，就象鸡的腿比兔子腿少那样一目了然。因为中共试图尽量压低疫情统计数据，所以专门规定，未发病的感染者即便检测后发现阳性，因为暂无临床症状而不算“确诊”，结果中国的确诊数一直就被人为地压低了。 如果中国真实地把未患病的已感染者列入确诊数据，与其目前公布数可能有多大差距？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所的论文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即与患者共同居住的亲属中被感染的可能性是近18%。按常识推断，美国去接受监测的人群通常是一人出现症状，其家庭成员及其他密切接触者虽无发病症状也会接受检测，那么，一个五人家庭中出现一个患者就可能同时出现一个无症状感染者。也就是说，在美国，有亲密接触史的感染后发病者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很可能是一比一。据此做一个估计，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确诊范畴定义，确诊数可能会翻一番，或许更多。据BBC今年3月25日报道，“3月20日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Nature) 发表的文章称，轻症或者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占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的60%”。这个判断和我的上述推断近似。 五、中央政府责任难逃 武汉是这次全球疫情的源头，目前正展示其“确诊数趋零”的“战绩”，当此之际，《第一财经》这篇《新冠无症状感染者密接感染率与确诊者无差异》的报道无疑给了湖北省和武汉市当头一棒。首先，国家卫健委关于“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之判断就是来自对武汉疫区的观察，究竟是武汉当地政府就疫情传播模式欺骗国家卫健委，还是国家卫健委做了糊涂事，或者，两者皆非，而是高层责任？其次，这篇报道又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既然感染后发病者和感染后无症状者同样都导致疫情传播，那么，将无症状感染者从确诊感染的人群中排除的做法就是人为压低确诊数，也是中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隐瞒确诊数据，这究竟是武汉当地政府自作主张，还是奉命行事？ 今年3月24日武汉卫健委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基于现有的数据，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是由已出现症状的患者传播的’，因此无症状感染者可能不是主要的传播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的所谓“现有数据”是中国国家卫健委提供的，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只和国家卫健委打交道；可以说，这个判断是世界卫生组织从中国国家卫健委那里“鹦鹉学舌”来的。至于“为什么无症状感染者不纳入确诊病例”，武汉卫健委的回答更明确，“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定义，疑似及确诊病例需具备临床表现……如果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期间出现了症状，则将其作为确诊病例报告并公布”；也就是说，无症状感染者只要不发病，全世界只有中国把他们算作“无害受感染人”。 从武汉当地政府的说法来看，国家卫健委责任难逃。笔者核对了国家卫健委今年以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2版到最新的3月4日的第7版（第1版未公开），“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这一判断，首次出现在今年1月28日颁布的第4版中，沿用至今，一以贯之。而关于确诊定义问题，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2版到第7版，也同样一直坚持“临床发病，再以检测确定之”这一方针，纳入确诊统计的都已发病并有明显临床症状如发热、肺炎影像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BBC的3月25日报道中也提到，“在第6版防控方案中，无症状感染者并不计入确诊病例，但在网络直报中作为独立类别单独报告，不会对外公布”。 在极权国家，地方政府无权擅自发布涉及全国的重大疫情的确诊标准和关于传播方式的说明。国家卫健委用它的行动证明，无论是确诊定义还是传播方式，都是它自始至终在操盘。而国家卫健委在这些事涉全局的大决策方面绝无擅专之权，只能事事请示，唯命是从；也就是说，在确诊标准和传播方式这两方面隐瞒疫情，问题都出在中央政府。灾难就是最大的政治这一共产党国家的铁律，从切尔诺比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到这次新冠疫情，一再得到映证。问题在于，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蒙住双眼的各国政府，有多少愿意看透这一点？而在全球防疫的紧急状态下，又有多少政府能真正吸取被一再欺骗的惨痛教训？“中国经验”给世界送去的恐怕只是寒冷彻骨的“冰风”，与自诩的“温暖”风马牛不相及。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3月3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330202010420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51👍 0💬 0应给胡平王丹开刀割脑瘤
王丹疑患脑瘤，任人皆知。胡平在家帮王丹调养脑瘤，认识他俩的人皆知。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他俩是谁调养谁，谁传染谁，这爷俩（还是哥俩）都绝对得了脑瘤。对此，我确信无疑。否则这爷俩为什麽一定要拼命自扇嘴巴？这事儿我只在精神病院见过。但我不能指控人家疯了。疯了是治不好的，脑瘤还可开刀。 任人皆知，王丹曾和胡平等人一起，高调联合发声明，要“给占中港人争诺奖”。新闻铺遍海外华文媒体。 随后，胡平一而再、再而三、声嘶力竭、不屈不挠地喊∶占中港人违法，要赶紧撤，已经错过了撤的大好机会。习正恩在国内喊∶占中违法！胡理论在国外喊∶占中违法！ 胡理论你为什麽要给“违法”的人申请诺贝尔奖？的确需要快点去检查脑瘤。 王丹呢，最拿手发公开信。于是信口梦呓∶学生们要失败了呵，要做好准备；而且呢，失败后，还要端正失败态度；最后呢，“过来人”王大伯告诉你们香港小毛孩们∶因争“真普选”而激发出的热情、国际关注、参与意识等等，比“真普选”意义更为重大。也就是说∶ 你们挥汗耕耘，让大家看见你们种田就行了，这比“真收获粮食”意义更重大。 你们有病去看医生，让大家知道你们往医院跑就行了，这比“真治好病”意义更重大。 王丹胡平去看脑瘤，让大家看见医生刀刀见血就行了，这比把爷俩的瘤子“真割掉”意义更重大。 89民运，你们到天安门广场闹一闹，让全世界看见你们聚众了，让我王丹扬名就行了，这比中国“真改变”意义更重大。 埃及革命，你们到开罗广场喊几嗓子，让国际社会听见你们怒吼就行了，这比让穆巴拉克和穆尔西下台的“真革命成了”意义更重大。 消灭拉登，你们开直升飞机在拉登房顶上转几圈，让世界知道美军顺利偷进巴基斯坦就行了，这比“真干掉拉登”意义更重大。 这推理有错吗？谁有本事证明王丹不是这逻辑，请展示一下武艺。否则，请催促王丹快点再去全面检查脑瘤。 另外，我呼吁发起给胡平王丹捐款6万美元的活动，因王丹说扫描一下脑瘤需要2-3万美元。胡王爷俩当然起码需要六万。款项请捐至∶王军涛避难基金会。款项的正当使用与否，由冒名杨非羊的李进进大律师监督。脑瘤确诊之后，手术费大家就不必操心了，习正恩同志会一手承担。因为明摆著∶胡爷爷、王伯伯在海外的呐喊，跟“习大大”步调节拍恰到好处地吻合；大名鼎鼎的反共义士之声，岂是什麽周小痞之类可比拟的？ 2014年11月14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1-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中国房地产之愁：千万买家无处觅
何清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1月10日发话“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市健康发展”，各地政府纷纷响应，媒体上各路专家出动，都在预测房地产的“繁荣”将再度降临。可惜的是，房市并未随着权力的指挥棒进入繁荣。本文将分析几个问题：一是中国政府为何一定要救房地产；二是谁能成为中国房地产的买家。 中央政府为何要救房地产？ 中央政府要救房地产，是为了救地方政府的钱袋。综合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数据，自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普遍超过40%，最高的一年是2010年，比重达69.4%，以后各年依次为：2011年59.3%，2012年43.6%、2013年59.8%。2014年房地产业即便形势严峻，全国卖地收入仍然高达4.29万亿元。 如果说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的供给往往由需求决定，一旦供给过大，房屋滞销，房地产商就会停止建房。原因很简单：无人买房将导致房地产开发商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最终导致公司破产。但中国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决定土地供应量，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方向要为地方政府的政策服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这就导致新的供给不断产生，最后大量房屋滞销，“鬼城”遍布全国。 关于房地产库存有多少，在中国也是众说纷纭。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城镇尚有待售住宅4.3亿平米、在建住宅44.4亿平米，合计48.7亿平米。但就在12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房地产真实库存98亿平 完全消化需10年》。该文指出，从官方数据来看，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商品房待售面积”是近似库存的概念，但离真实库存还有很大差距。原因有二：一是部分企业购买的土地虽然还未开工，但最终要建成房屋，因此应该计入供给；二是在建项目并未计入库存。将上述两项遗漏加总，就得到了相对接近真实的行业库存，即总库存约98.3亿平方米，其中待售面积6.86亿平方米，尚未开工的企业拿地42.3亿平方米，在建商品房库存约49.1亿平方米。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滞销房产主要形成于2009至2013年这5年间。2009年正好是外资开始陆续撤出中国之时，中国经济已经基本依赖房地产这匹马驾辕。这五年间，国有土地出让金支出总额达13.49万亿元。中国政府为挽救经济投入的4万亿加上地方融资平台投入的几十万亿，基本进入房地产业。行内人士估计说，中国这些年建完了今后20年需要建设的住房。 以上说明，中国房地产形成这种超量供给，是出于政治需要而非市场需要。这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之所以没有破裂，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而非市场需要。其中首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的钱袋；次要因素则是中国人的财富当中，房地产权重过高，如果泡沫破裂，将影响政治稳定。 中国还有谁需要房屋？ 消化房地产库存，首要的任务就是寻觅足够的需求方，即购房者。 中国现在的无房户不多了。据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目前农村户籍家庭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居民家庭户均人口3人，户均1.2套住房，其中69%的家庭拥有1套住房，15%的家庭拥有2套，3.6%的家庭拥有3套以上。 可以想象，城市里那12.4%的无房户，应该是无购买能力的城市贫民。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曾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该报告指出，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两极化，共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从全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有少部分家庭物质生活丰裕（享乐型）。 将两组数据对比，无房户应该多是贫病型家庭，蚂蚁型中的绝大多数与蜗牛型家庭应该属于那69%拥有一套房产这一类别。按照目前中国房产价格，这两种家庭恐怕很难有余力多购房产。稳妥型家庭当中的绝大多数应该是拥有两套房或者更多，享乐型的家庭不少归属于那1%财富顶端的人，基本上在国内都拥有多套房产。 这些在国内拥有多套房的富翁们还需要购置更多的房产吗？前几年媒体揭露的房氏一族，即那些拥有十几、几十甚至逾百套住房的房爷、房叔、房婶、房姐们，也许不能作为中国富豪拥有房产的普遍状态。但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比例足以说明普遍状况。 发达国家的投资者资产配置当中，房地产配置比例一般都低于10%，近三年下降至5-8%之间。与之相比，中国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中，房地产占比非常高，超过60%。这一数据说明，让拥有多套房产的中国富人们继续买房，余地实在不大。寄望外来资金购买中国房产，也同样比较渺茫，因为人民币持续下跌，此情此状，不太可能指望外来资金投资中国的房地产。 中国富人的全球资产配置方兴未艾 房地产商也知道，消化严重过剩的房产只能指望中国的富人。《面粉普遍贵过面包 看看北京各区未来房价》对北京的房价作了预测，认为六环外房价要突破6万，四环内的正常房价应是15万/1平方米左右。 2014年北京人均收入位列全国第二，为43910元人民币。房地产业指望的消化库存的主力军，只能是那些高净值人士与中产阶层的顶端。 可惜的是，今年中国富人的投资由美元配置、国外房产投资、移民出国三个关键词构成。由于对中国政治环境不稳定的担忧，不少中国富人选择了投资移民。因此将手中房产变现、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资产成了他们的首选。富人资产到底流出去多少？从外汇储备的变化可以管窥蠡测：自2014年6月底至2015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从3.99万亿降至3.44万亿美元，一共减少5500亿美元。 福布斯中文发布的《2015中国高净值人群寿险市场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正以每年超过10万人的数量递增，预计至2015年底将达到112万人。 其中有47%的高净值个人已安排30%以上的资产投资海外；美国是42%受访者的首选目的地，其次是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 这些流向全世界的资金，不少化成了他国的房产。据媒体资料，过去三年中，获得葡萄牙“黄金居留许可”的投资人共2502位，其中房地产投资者2368人。在2502位投资人中，中国有1996人。一项广为征引的统计表明，2014年中国人在美国购置房地产的金额近300亿美元，紧逼加拿大成为美国房地产第二大外国客户。 连本土出产的富豪们都在忙于将房产等资产变现，又怎能大量吸引他国的高净值士来购买被雾霾与污染包围的房产？ 展望2016年，人民币贬值已成定势，富豪们正在忙于全球资产配置，房地产泡沫随时可能破裂，98亿多平米的房产过量供给所需要的数千万买家不会从天而降。不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政府此刻正在进行的拯救房市行动，都是逆势而行，难有胜算，最终只会将中国的银行系统拖入更大更深的烂帐泥潭。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2月1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real-esate-20151211/309956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杨澜有进三大台的可能吗？——追踪“杨澜传奇”之五
这篇文章是去年十二月底写完的，但在没有被发表出来之前，杨澜已经出来在《南方周末》（1月10日）矢口否认她曾经说过三大台或四大台邀请她做主持人。反正现在网上几分钟就可以查到的资料她都可以睁眼闭眼地否认，那麽几年前的报上（又没存在网上）的东西又何必在乎呢。再说，她以前根本没说过的话，现在也可以立刻制造出来嘛。 比方说，在上述《南方周末》的采访之前，从没见任何报道说她表示过，在“2000年那一班”这个节目中，她只是“中国部份的制片人”。但她现在忿忿不平地说，“我说我是中国部份的制片人，是根本不为过。”是不为过，可你以前没这麽说过呀！也没有任何国内报道说这部片子是关於中美高中生对比。但现在杨澜说，“这个片子就是关於中美两个班级的对比。说成是反映美国华人生活，是其他记者报道有误。”我似乎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要不要起诉杨澜剽窃我文章中的话。 但不管怎麽说，她毕竟没敢否认吴征在《凭海临风》序言里写的她“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的说法，大概也没法说她没读过吴征序言；同时她也承认，“我只说过美国的主流电视台邀请我出任他们的记者或主持人。”所以我的这篇文章还不算太过时，除非今天杨澜再出来把上述这些话也都收回。 对於美国几大电视台或者整个主流媒体电视台是否邀请过杨澜做主持人，不是一个应该去调查、核实的问题，这几乎就像我不可能写封信去问布希，他是否曾经邀请过中国的外交部长做他的国务卿一样。 我在“追踪之四”的结尾处说，就算杨澜是语言天才，尽管只在美国呆了不到三年，她的英语口语就达到完全和美国人一样，或者比普通美国人说的还标准，那麽她是否有可能成为三大台，或其他美国主流电视台的主持人呢？ 和中国电视节目的播音员不同，美国电视台的主持人不是靠长相和声音获得主播位置，他们首先是记者，都是从记者开始一步步做起。成为优秀记者之後才一点点从地方小台往全国性大台挪动。电视台的主播们首先是记者（reporter），然後才是主持人（anchor）。我曾听过CBS晚间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的一场演讲，他从头至尾讲的都是自己做记者的经验和怎样做个好的记者。这位当年在德克萨斯州做地方台记者的拉瑟，因在报道甘乃迪被暗杀事件中表现优秀而获得全国名气，後被升到CBS全国网上。当被问道他认为自己是记者还是主持人时，他立刻回答，当然首先是记者。 这点杨澜也不陌生。她在《凭海临风》中写道：她曾问CBS资深主持人克朗恺特（杨澜对人名从不注释英文，也不知道她在说谁），“如果在‘主持人’和‘记者’这两个称谓中选择一个，您希望别人怎麽称呼您？”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记者。当然是记者。”杨澜本人也在她的书中、采访中、从哥大毕业後迄今为止的工作中、以及她在《我问故我在》这本采访录中对自己的定位都是“记者——主持人。” 这也就是说，杨澜也明白，要在美国电视台做主持人，首先得做个好记者。那麽在吴征说杨澜可以做美国“三大电视网亚裔主持人”的时候、杨澜说美国主流电视台邀请她“出任记者或主持人”的时候，是否知道美国人最熟悉的亚裔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宗毓华（Connie Chung）是经过了怎样一个艰难的过程才坐到了大电视台全国网的记者和主持人位置上？ 1946年出生在美国的宗毓华在大学里念的新闻专业，1969年就开始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地方小台做记者。两年以後进入CBS当地台做记者，曾报道1972年的水门事件。在CBS做了四年记者之後，她终於在1976年到CBS洛杉矶地方台做了新闻主播。在做了七年地方台主播、获得过洛杉矶的最佳新闻采访奖和两个艾美奖之後，才谋到了在NBC全国网做周六晚间新闻主播的位置，并主持一个清晨专题节目。1989年她跳到CBS全国网，主持周末新闻和专题节目。在做了23年从地方到全国电视台的记者、主持人之後，1993年5月当她终於升任晚间新闻的共同主播（和丹．拉瑟一起主持）时，据《纽约日报》（93年5月20日）报道说，“她从来没有想到这会发生在她的身上。”但宗毓华在两年後就被排挤掉。《纽约时报》（95年5月22日）的报道说，主要是她和拉瑟都想抢重大的新闻采访，而不甘只播报新闻。离开CBS後的宗毓华几经波折才得到了目前在ABC的20/20中共同主持人的位置。 从这个最成功的亚裔主播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竞争到一个大电视台主持人的位置是多麽困难，必须从地方小台的记者一步步做起。而杨澜由於比较顺利地得到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的位置，她和吴征就试图（也成功地）使中国老百姓相信，她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获得美国大电视台的主持人工作“拿一份优厚的待遇”（吴征说）。至於多“优厚”你们自己猜吧，反正中国人都有个感觉，那是个很高的价钱。 没错。芭芭拉．沃特斯（Barbara Walters）年薪一千万美元；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九百万；戴安．索耶（Diane Sawyer）七百万；丹．拉瑟七百万；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七百万；宗毓华在CBS和拉瑟一起主持晚间新闻时是一百七十万（当时拉瑟二百多万），做20/20的共同主持人已降到一百万；采访过江泽民的华莱士（Mike Wallace）三百万。而普通记者或制片助理只有二、三万的年薪（据《Brill’s Content》1999年5月号）。新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求职是全美所有行业里起薪最低的，平均只有一万七（据大约三、四年前的报道）。市场经济嘛，想做这一行的人太多，老板就拼命压低工资。 由於中美新闻体制的巨大差别，一般中国人并不了解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经历，所以真诚地相信了杨澜吴征的说法，因而对杨澜崇拜倍至。在中国可以由於各种原因，学习成绩或人际关系等等，从学校直接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机构。 而在美国，如果做学者，有可能哈佛刚毕业就在哈佛谋了个教职；如果经商，可能耶鲁商学院刚毕业就进了华尔街最大的金融公司。但如果做记者，各大媒体则一般都不直接录用刚毕业的学生。因为记者是一个最容易“出错”的职业：丢三拉四，采访不到家、消息报道不准确、引言出了偏差、新闻平衡不够等等。只有在工作经验中一步步增加新闻敏感、报道经验，减少错误。所以大的媒体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让那些记者们把错误出在地方报纸、地方电台，等他们成熟了，出错少了再到大媒体来。刚毕业的学生如果进入大媒体，基本上只能做不上镜、不署名、不直接采访报道的各种助理，这样往上晋升比从小媒体到大媒体更慢。 对於杨澜来说，即使她的英语说得和美国出生的人一样标准，即使她想认认真真地走从小媒体到大媒体的路，她也当不成美国三大台的主持人。这样说并无贬低杨澜的智慧和能力的意思；这只是由於她生长在中国，无论她在哥大怎麽“恶补”，关於美国这一课都不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可以补得过来的。 媒体是一个在时、空上都和现实社会太近的东西，所以它要求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必须非常熟悉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像杨澜这个经历，你派她去报导美国主流社会的事情，诸如两党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之争等，她会茫然不知所措；如果说报导移民生活吧，任何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在移民社区长大的“小谭恩美”都会远比杨澜更熟悉。 我说杨澜对美国社会陌生并非想当然。且不说她在《凭海临风》中提到的非常有限的关於美国的部份，不仅肤浅到没法评论，而且仅限於什麽哥大留学生给孩子洗澡不小心碰坏了，孩子被员警带走了；中国女留学生和别人偷情，她丈夫开枪把她和情夫打了；美国老人多麽孤独之类。然後她用初中一年级女生的文笔和理解程度把这类事评论一番。 在总共只有七万八千字的《凭海临风》里面，关於美国的部份顶多占了五分之一，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主要是她个人的衣食住行经历。即使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了两年书，她仍是只要提到美国的事情就显得她离美国太遥远。 比如，她在一篇文章中劈头就说“理查得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这种“教授被开除”的说法实在是严重夸大。哥大新闻学院有很多各大媒体的编辑记者做合同教授，教得不好不被续签合同而已。她不知道在美国大学，尤其是新闻学院，开除教授得是多麽严重的事情！911事件後，一个被指控给恐怖份子提供援助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都不仅没被开除，还被保护了起来。 杨澜在另一个章节里为了证明美国社会太“自我封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国某部长1994年访美时，美国《时代》杂�业亩�事长曾问他：‘请问你们中国的媒介什麽时候开放呀？’该部长回答说，‘中国的电视节目中有30%的节目是从世界各地引进的，而美国主流电视中有多少外国节目呢？到底哪个媒介更开放呢？’” 中国某部长这麽说话我一点儿都不奇怪，但声称在美国念了两年“新闻”的杨澜，居然一本正经很严肃地给中国人讲这个故事，她竟然连美国的媒体根本不存在“开放”的问题，人家是按“新闻价值”和“市场价值”取舍新闻，而中国是按“意识形态价值”取舍新闻这最基本常识都没弄清楚，她实在是连中国的记者都考不上。 中国电视节目中30%可以引进外国节目是被政府批准的，老百姓想看到更多，电视台也想播放更多，可政府不允许嘛。而美国媒体可以100%全播外国节目，谁管你呵？政府哪里管得著呵！但问题是，在美国外国节目没多少人看，即使只有5%外国节目也没什麽人看。没人管美国人看什麽，可他们对外国的东西不感兴趣，自己选择不看。如果你硬要播没有观众的外国节目，电视台不得关门吗？ 就这麽一个对美国媒体的基本常识都“不是多和少，而是有和无”的人，居然坦然地（通过她丈夫）告诉中国人，她放弃了“一份优厚的待遇”和美国三大电视网主持人的位置。而中国人（有多少亿？）居然都信了。 人们或许根本没有想像过，如果一个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的二十多岁的外国人，中文说得极流利，但非中国出生、中国长大，有没有可能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做记者或主持人（除非瞪著稿子逐字念）？如果在节目过程中，观众忽然提到焦裕禄、董存瑞、庄则栋，或“文革馀孽”“海外反动人士”什麽的，这个外国人有可能都反应得过来吗？这每一个人名或词汇背後都有一段知识背景，对中国人来说是平常的事，是在那个社会生长自然而然知道的事，但对外国人来说，可能完全摸不著头脑，这主持怎麽当呵。 比方说我自己许多经历中的一个：我在哥大旁听课的时候，有一次学生们热烈地谈起了一个叫Joe DiMaggio 的人，那个熟悉劲头简直超过了对当时的总统克林顿；我猜这一定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没好意思问。後来又在报纸上也见到这个名字，而且一反新闻常规做法地没有给任何解释，说明是个任人皆知的名字，但由於当时还没有这麽方便的网上检索系统，所以我也没有去查，过了很长时间以後才偶然得知，他是美国五十年代最著名的棒球选手，玛丽莲．梦露的前夫，他的名字当年比今天的乔丹还响亮。 诸此之类，数不胜数。如果哪一天我回到中国，声称为了祖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在美国放弃了诸如《纽约时报》国际版主编的位置；别说让人家白纸黑字印出来，就只是跟一圈儿朋友吹牛，话一出口，也得先把自己吓出一身冷汗。倒不是那个位置上的人有什麽了不起，或许有不少事情你比他知道得还多，但你就不是这个背景成长的，做这个新闻主编就一点门也没有。 但吴征杨澜的话就胆大如上面这个例子，所以我才不得不就美国媒体多说了几句，希望能有哪怕几个国内读者读到，否则，如果下次有人说他们放弃了三大台的总裁位置，或者整个儿兼并了美国三大电视台，全国人民也会相信。吴征不是已经跟《北京青年报》说他要开始入股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了麽？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2002-01-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中国陷入北韩核讹诈的两难困境
10月17日，韩国政府表示，根据它探测到的活动，朝鲜也许准备实施第二次核试验，于是，北韩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朝核会谈六国展开频繁外交活动，美、韩、日三国外长于19日晚间在南韩首尔达成共识，表示无法承认朝鲜为拥有核武的国家，同时大力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赞同并拥护此一立场。紧接着，美国务卿莱斯又飞往俄罗斯与普京会谈，谋求与俄国在制裁北韩一事上达成共识。 此时此刻的北京却陷入了难于言表的两难困境。国际社会均认为中国的态度对解决北韩核武问题至关重要，而中国却实在是有苦难言。 北韩核武问题重心的转移 目前，对北韩核武器的担心的重心已经转移。北韩核试最重要的目的是讹诈美国，迫使美国给予它足够的“重视”。对美国来说，问题已经不是北韩拥有核武器，而是它拥有制造核弹的技术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因为北韩可以向恐怖主义国家输出核技术，这样会加速核武器的扩散，全球的安全系统顿然瓦解。 10月19日美日韩三国外长宣布不承认朝鲜为拥核国家，其实是说国际社会将不赋予朝鲜拥核国家的待遇。有关拥核国家的定位，在《禁止核扩散条约》（NPT）中早已有所规定。韩美日三国为贯彻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终极目标，将会进行紧密协调，并就此采取战略措施，并希望北韩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 在处理北韩核武问题时，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伊朗。伊朗直接支持恐怖主义，敌视以色列，而且伊朗周围都是出产石油的国家。美国在解决北韩核武问题时，要确保不论作出什么反应都要与韩国，特别是与中国和俄罗斯联合行动。并且还要让中俄两国相信一点：对付北韩核项目的做法并不适用于伊朗。 朝核六方会谈国家各自的利益盘算 几年来朝核六方会谈未取得成果，其实主要原因在于六个国家各有利益算计。 多年来，美国依靠自己超强的军事实力，好不容易在全球维持着目前这种脆弱的平衡。作为世界领导者，美国自然是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最坚定主张者。但美国对北韩的行动却严重受制于国内政治与亚洲地缘政治，对伊拉克的战争至今还处于尾大不掉状态，不断有美军死伤消息传来，国内民心早已厌倦对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从亚洲来看，只有日本由于受威胁感最严重，是美国在北韩核武问题上最坚定的同盟者。从10月11日开始，日本宣布对朝鲜政府实施严厉制裁，禁止该国所有船舶、进口商品和绝大多数朝鲜国民进入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此前采取的措施已大幅减少对朝贸易和财务转账。过去数年来，日本成为朝鲜商品的第三大进口国，仅次于中国和韩国。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政府目前渴望找到与中韩两国的共同立场，这是仅有的两个对平壤尚有经济影响力的国家。 但中韩两国在对待北韩问题上恰好各有利益考量。南韩一直是北韩坚定的经济援助提供者，这种援助带有绥靖之意。至于中国的利益考量则更复杂。而俄罗斯一是因为地缘政治的考虑，二是最近几年普京亟欲恢复俄罗斯于苏联时期在世界曾经拥有的地位，很乐意看到北韩时不时地给美国制造一些麻烦。只不过这种麻烦必须控制在俄罗斯的安全不受威胁的限度之内。俄罗斯这种态度决定了俄国在六方会谈中的机会主义态度。 国际社会正在考虑如何为核试验惩罚北韩，强硬派人士提出了一系列严厉制裁措施，包括中断食品援助，认为这将对北韩这个拥有原子弹的饥饿王国造成致命的打击。但国际援助机构却对经济制裁持反对态度，它们警告说，如果将食品作为一种政治工具，那么这个孤立的国家将发生大面积饥荒。 事实上，金正日从不在乎本国人民的生命，这种经济制裁从未起到国际社会预想的作用，美国与北韩之间的核博奕越来越朝着危险的方向行进。 中国与北韩关系的实质：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英国《金融时报》有评论认为，北韩核试验将促使中国、南韩与日本修好。这分析最多只说对了一半，即南韩可能会软化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但对中国与北韩关系的分析却属于一厢情愿。因为这位评论员似乎忽视了一点：最近几年北韩频频对国际社会进行核讹诈，而中国正是在美韩危险的博奕中，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确切地说，中国并不真正反对北韩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进行核讹诈，只是讨厌金正日这支中国为其装上子弹的枪越来越不听使唤。在北韩核讹诈引起的一系列折冲当中，中国扮演的角色经历了从与北韩合作唱双簧到被迫加大对北韩的绥靖力度这一苦涩演变。 中国与北韩的历史关系可以溯源至毛泽东与金日成时期。当时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对垒，毛泽东在苏联的支持下，以不惜中国士兵生命的“人海战术”与北韩焦土化将美国人逼退到三八线。通过这场战争，金日成看清了一点：毛泽东是一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既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生命，也不惜将所谓“兄弟国家”作为赌注的独裁者――早在停战前两年，北韩领土已经被轰炸得成了一片焦土，为此金日成曾几度请求毛泽东，希望停战，但最后都在毛的胁迫下“同意”继续战争。因此，金日成看透了所谓毛泽东支持“北韩人民抗击美国”的真正用意，只是想成为共产主义世界在亚洲的霸主。也因此，金日成从来就没有真正感谢过中国的“抗美援朝”。到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金日成明确表示不能理解，1972年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两国关系回暖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1989年“六四事件”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一度空前孤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是醒悟到扶持北韩这个专制极权国家，为自己在国际社会构筑一道战略屏障，是本国国际战略所必须。而北韩的核技术，也正是从中国获得的――中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约国，但屡屡违约扩散核技术，利比亚、伊朗、北韩拥有的核技术，均与中国有直接关系。 中国通过扶植北韩这一流氓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因素极少，主要是希望北韩能够成为中共在国际社会纵横捭阖的工具，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点，北韩也看得非常清楚。在北韩最初宣称拥有核技术这一问题上，中国曾配合唱双簧。在暗中支持北韩捣乱的同时，中国当局努力向世界证明一点：北京拥有对北韩独特且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要想让这个流氓国家听话，还得由中国出面，藉此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北韩也在这种双簧演出中逐渐明白了一点，如果能够摆脱中国辖制，直接与美国对话，讹诈来的利益可能远比只是成为中国手中一颗棋子要多得多。这一点想法却与中国扶持北韩初衷相悖，中国视北韩如手中弓箭，“引而不发”地充当工具，保持对美国的威胁，让中国握有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进而在东亚地区构建与美国平等的“两极”地位。金正日的自行其是，既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也让中国处于被动地位。两国关系因此出现问题，用中国政府内部传达的话来说，目前中国与北韩关系甚至比“文革”时期还要糟糕。 中共被绑架后的噩梦 事实上，北韩近年来的表现已经让中国政府吃尽苦头。其中最让中共领导层担心的是：由于北韩的核武装，可能导致中国与朝鲜发生领土纠纷。 美国核安保问题研究机构――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CISAC）研究员薛理泰于10月17日表示，由于朝鲜拥有导弹及核武器， 使中国多了一个隐患。除印度外，朝鲜是惟一没有与中国正式签署国境条约的邻国，从这一点来看，今后可能会随着朝鲜或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国家的立场变化而发生国境纠纷。 在中朝关系稳定时期，北韩曾于1963年曾秘密同中国签署了确定白头山一带国境线的《中朝边界条约》。该条约规定，将白头山天池分割为54.5%（北韩）和45.5%（中国）两部分，天池西北部属中国领土，东南部属朝鲜领土。根据国际法，秘密协定仅在两国当局都对此没有异议的 情况下有效，因此如果今后任何一方提出异议，必定会再次成为大问题。1999年以前，中国一直对本国人民隐瞒了《中朝边界条约》的存在事实、内容及其签署时间等，随着北韩在国际上的核讹诈日益升级，中国与北韩关系的复杂化，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渊源，韩国和朝鲜都在毫不掩饰地扩大这方面的争论。因此，不能排 除今后与朝鲜或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国家发生国境纠纷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发生的领土纠纷将使作为中国“战略屏风”的北韩的作用全部消失。 而北韩用来作为核试验基地的地点，竟是离中国边境仅137公里的咸镜北道花台郡。这样一来，北韩的核武器在成为世界威胁的同时，也将成为设置在北京附近的定时炸弹。薛理泰表示，北京、天津、沈阳等西安以东的大城市将直接面临北韩的核威胁，而这种状况是中国的领导层根本不愿意正视的“一场噩梦” ――于中国而言，北韩的核讹诈已经不仅仅是恶意绑架行为，更是一种直接的核威慑，只是面对自己养大的这条恶狼，中国当局真是有苦说不出，只能用“不能让金正日政权垮掉，必须继续为北韩提供经济援助”这类话来遮饰自己的困境。 中共内部对北韩政策意见的分歧 但所有这些，还不足以使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在北韩核试验之后，囿于形势，中国方面发表的声明看起来措辞似乎很严厉，但却并无实质内容，因为中国的声明一没有说“谴责”，二没有说“制裁”，仅仅只是表示“坚决反对”，熟悉中文语境的人都知道，这种留有余地的表态使中国今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反应，相机而动。 10月18日，中国最高外交决策机构中共外事领导小组在北京秘密开会讨论了北韩核试验等相关问题，与会者有外交部和解放军、对外联络部等党政军负责人和朝鲜半岛问 题专家共五十多人出席。会议的基调是：既要适当控制朝鲜军部的力量，也要稳定维持金正日政权，因此必须对北韩持续进行经济援助。 从前年开始，在北韩出牌越来越险恶时，中国已经有东北亚问题专家向中国当局提过建议：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应该修改自动介入军事行动的条款，以降低中国面临的风险。这次会议上，又有专家重提此议，但前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仍然主张不能修改， 他坚持说：“从战略角度上来说，没有比朝鲜更重要的地区。”但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却介绍了2003年访问朝鲜时的一件未公开的事情，当时金正日问戴：“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国是否会进行支持？”戴当时回答说：“我们不能那么做。”会议上这段小插曲或许可以表明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矛盾态度。 北韩核爆后中国的困境 不可否认，朝鲜核试爆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可能导致东亚国家地缘政治的变动与东亚诸国军事发展的方向。在华盛顿国防信息中心专家伊万•萨弗兰丘克看 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将触及多个国家。按照专家们的一致观点，美国可能坚持在该地区建立全面导弹防御系统，而北韩的邻国，特别是南韩与日本，将大幅提高军费开支。这会迫使中国采取反应措施，地区力量平衡将遭到破坏。 北韩核试爆对中国将产生何种影响？目前的看法是两种： 一种是认为将使中国处于被核大国包围的不利地位。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科学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特雷宁认为，日本可能将启动暂停的核计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为核大国。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拥有成为有核国家的必要技术，“最终，中国可能发现自己处于核大国的包围之中”，而这将促使其增强“核肌肉”，结局自然是被迫大大提高军费开支――只是这样一来将大大加重中国的财政负担，削弱中国核大国的优势地位，中国目前已经欠下巨额国债，是否能够支付更加庞大的军费开支，颇值存疑。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将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传统基金会专家认为，为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美国不得不转而建立一个能遏制北韩的军事－政治体系，而要建成这个体系，离不开中国的合作。这样，美中两国将在亚洲地区“仿制”两极模式的安全体系，以图解决东亚问题――但这种想法并不符合中国利益，因为中国是为了构筑一道“战略屏风”才努力扶持金正日政权。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中国使用金正日这种流氓充当大炮，炮口不一定听从吆喝，那炮口里射出来的炮火，有时候还要伤害到中国自身。但这种情况比之另一种更不确定的结果，即金正日政权被消灭之后，北韩的政治势力将由谁来填补更让中国当局放心。在中共看来，任何它无法操纵的政治势力填补北韩地区，都让中共感到比金正日更不可控制。况且，没了金正日政权，美国也就没有与中国建立“两极”合作关系的需要。所以中国绝不会被美国晃动的这块可望而不可得的甜馅饼，即“谋求在亚洲地区建立与美国平等的两极关系”所迷惑，因而与美国共同行动，消灭自己谋求建立“两极”关系的重要筹码金正日政权。 目前，正是上述这种两难困境难煞了中国当局。 （原载于Tai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6年10月21日，总26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奖廉不罚贪：自杀性质的制度性偷懒 ——评“383 方案”的“廉洁年金制”
何清涟 日前，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蓝图“383”改革方案公布，其中与重大政治话题有关的建议主要是反腐，智库们想出的新招竟然是“建立公职人员廉洁年金制度”，即廉洁官员有奖。考诸中国政治现实，这是一条自杀性质的制度性偷懒建议，不仅自绝于民，还自绝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 奖廉不罚贪：放弃政治伦理最后一道底线 这一建议之荒唐，有如希腊在经济危机之后被迫废除的一条奖励制度，即公务员按时上班、出满全勤有奖。在希腊发生经济危机、政府欲削减各种福利而遭遇抵制之 后，世界才知道希腊有这么荒谬的奖励制度，公务员每天早9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只要每天按时上班，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 按照组织管理原则，任何机构的人员，按时上下班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希腊这项奖励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这一基本要求。面对纪律松弛的公务员，希腊政府不采取惩 罚措施，而是采取不当的安抚方式，以此告诉自己的公务员：你们不按时上班不会受罚，但如果按时上班就算你为政府做了贡献，发奖。希腊这种组织管理方式，是 将欧盟为其源源提供的财政资助化为高福利与不当奖励，养活了一大群福利主义懒汉，终于导致危机，目前还苦苦挣扎于复苏路上。 与希腊这条荒唐的措施相同，中国这一“公职人员廉洁年金制度”等于承认：中国的公务员不廉洁是正常的，如果廉洁（其实只是没暴露，不意味着他们真廉洁）， 就算为党与人民做了巨大贡献，发上一大笔廉洁年金以资奖励——须知，无论在哪个国家，公务员群体的起码要求是要廉洁，即使做不到，口头上坚持也是必要的。 这条建议意味着中国执政集团放弃政治伦理的最后一道防线，表示中国官员今后不需要任何伦理约束。 与“特赦贪官论”相比，这一建议标志着中国政治伦理彻底失守。近年来，一些看到腐败会导致政治危机的人士苦心思谋，提出了“有条件地特赦贪官赎买政改”之 议。“特赦贪官论”虽然是冬烘之见，但既承认贪官需要赦免，至少还算承认腐败是罪行，与廉洁年金制变相承认“腐败是公务员正常行为”有本质的不同。此外， 特赦论与廉洁奖金的目标也不同，主张特赦贪官至少是希望换取政改，目标尚算正确；而廉洁年金的目标却不是要与中共做政治交易，换取政改，而是让公务员群体 在退休时再拿上一大笔福利——只不过遵守了一个职业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就能得来一笔巨额奖金，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体恤“官心”？ 实施“廉洁年金”必先公示官员财产 其实，就算真要实施廉洁年金，也需要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为前提，即官员家庭拥有的财产数量都属于合法的阳光收入，方可资以奖励。自1883年英国率先实施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法律以来，此后一百多年间，已有 137个国家建立或执行财产公示制度。至今为止，中国政府并未给出财产公示的时间表，甚至将要求公示官员财产的多位人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入狱。 中国政府一再拖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本来就是向公众耍赖，很不光明正大，等于变相承认中国政府官员大都不干净，一公示全完蛋。但是，如果没有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又如何才能认定公职人员没有腐败，有资格获得廉洁年金？ 最偷懒的方法当然是让官员自报。官员自报的项目现在据说已有家属子女移民留学情况，即官员是否是“裸官”。官员的房产登记据说在40多个大中城市已经完 成，但因遭受官员群体的强力抵制，联网之事一拖再拖，是否会成为“烂尾工程”还在未知之数。世人皆知，子女家属定居国外所需金钱并非小额，购置房产更需大 量资金。既然这两样最能说明官员廉洁情况的资料都不能向国民公示，就只能按照一条最简单的标准，即领取廉洁年金的公务员在退休前没有被以腐败等罪由被双规 或者被起诉。而这条标准在中国官场，谁都知道根本不能说明什么。早在90年代末，官场就知道一条定律：“反贪不反最贪的，就反不长心眼与倒霉的”。所谓 “不长心眼”的就是吃独食，没有拿出部分赃款贿赂上级，为自己寻找政治保护伞；所谓“倒霉的”，就是出于种种偶然原因，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成员如同伙出事、 情妇告发等等，最倒霉的当然是真发生过那么几次的“小偷反腐”。 更何况，“腐败黑数” 这一反腐的经验之谈早就证明，被曝光的腐败案件从来只占真实发生的腐败案件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腐败黑数”有多惊人 至今为止，腐败都被人类社会视为一种罪恶，既要受到法律制裁，也会受到道德谴责。因此，腐败行为具有天然的隐蔽性，都是黑箱操作的秘密交易，除了内部人之 外，外部人获得腐败信息的难度相当大。也因此，在任何国家，被曝光的腐败案件都只是已经发生的腐败案的一部分，这种实际上已经发生但却未被察知的腐败被称 为“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大小，与一国的政治透明度及社会监督机制是否完备有关，政治透明度越差的社会，腐败黑数越大。 讨论中国的腐败黑数非常困难。在前些年政治环境略显宽松之时，国内曾有过探讨，李成言主编的《廉政工程：制度、政策与技术》一书曾收入相关文章，有的研究 者认为至少占80%，还有研究者认为高达95%。上述这些估算，不管是哪个更接近真实的腐败黑数，都很惊人。以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中国侦查贪 污贿赂犯罪案为例，如果被查处的151350件腐败案以及查处的167514人，只占实际发生腐败案件的5%-20%，就按最低的腐败黑数即80%这一比 例计算，中国实际发生的腐败案件也有75万多件与83万多人。这一数目实在惊人，如果再按95%这一比例计算，实在让人不忍卒睹。更何况，世人皆知，中国 官员的贪腐数额会变戏法，比如刘志军一案，从一审到终审，就有374套房产不翼而飞，受贿金额从8亿多元缩水成6000多万。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腐败黑 数”有如一个难以究其真实的谜团。 在腐败如此惊人、“腐败黑数”如此庞大、官员公示财产迟迟不见实行的情况下，再实行“公职人员廉洁年金制度”，祸国殃民之烈自不必说，还等于自诩“英明” 的中共中央向贪腐官员高挂免战牌，打躬作揖求恳众官员：求求你们不要再贪。只要各位手下留情，或者做得巧妙一些，不被发现，给本党全了脸面，本中央大大有 赏。 可以说，此时实行廉洁年金制度，是一种加速中共死亡的制度性偷懒。中共要自寻死路也罢，只可惜在这一自杀过程中，中国十余亿人民及大好河山将成为其陪葬品，这种高度腐败下形成的价值观会毒化中国几代人。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6期 2013年10月18日—10月31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050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制度、文化、人——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
在21世纪的今天，联合国193个成员中三分之二以上已是民主国家，而有著13亿人口的中国却仍是没有真正自由的独裁国家。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深入探究，中国在制度、文化、人这三个方面都出现问题，是这“三个链条”的恶性循环导致目前的现状。 第一个链条是制度。 民主和专制的优劣，早已被人类历史证实。苏联及东欧的共产制度被结束后，整个欧洲44国都走向民主选举。美洲大陆除共产古巴外34国都实行了多党制。亚洲的印度、日本、南韩、菲律宾、台湾等都一人一票选举，连阿富汗、伊拉克、印尼、埃及人都开始投票。有了政治选择权，才能称为自由人。 民主制度不仅使人获得尊严，也使一个国家真正富有强大。当今世界七大工业国（G7），也是全球七强，全部都是民主国家。按西方知名的《自由之家》几年前的统计，89个自由国家占有全球产值89％，而103个基本自由和不自由国家，才占11％。它说明世界主要财富掌握在民主国家手里；只有民主，才会带来富有。“自由国家”的人均收入近三万美元，而不自由国家平均是三千美元（才是自由国家的十分之一）。 中国过去三十年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经济，所以经济方面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由于独裁专制，导致这个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人类史无前例的巨大不公、不义。只要制度不改变，社会和人都只能越来越畸形。 第二个链条是文化。 同是共产制度，为什麽东欧国家都发生了巨变，走向民主？这就涉及到比制度更深一层的文化问题。 中国的专制制度所以千年不变，是因为背后有专制价值占主导的传统文化在支撑，成为它的厚重底座。后来的共产文化，更把这种专制价值推到极端，形成中国独特的“党文化”。 胡适和鲁迅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双子塔”，他们一个温和，一个激烈，但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却非常一致∶胡适推“全盘西化”，主要出于对中国文化中泯灭人性部分的激愤。鲁迅说得更形象和刺激，直指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 鲁迅和胡适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激进”地否定，就是因为那个文化中缺乏个人自由、尊严、权利等价值，没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人文理念。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号称“扫四旧”、冲击传统文化，但事实是扫了传统的形式，本质上则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价值，把群体主义、皇权意识、等级观念发展到极致；以革命的名义，更加剥夺个人权利。 今天，仍有很多中国文化人宣扬和确信，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这和封建朝代老百姓听到皇帝驾崩，就惶恐不安，认为改朝换代就要天下大乱是同样心理，都是不把自己当人，当独立的人，当有能力做自由选择的人；仍是那种“奴才不敢，奴才该死”的被阉割者心态。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独立精神的文化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是专制制度得以存活的养分。而无数中国文化人所做的，是强化这种支撑独裁者的细胞。 第三个链条是人。 皇权至上的党文化，巩固和维系了专制制度，而统治者又用绝对权力，保持这种文化的独尊地位。这两个“链条”的相互捆绑，就勒出了劣质的中国人。当今中国人的种种毛病、恶习、丑陋，都可以从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群体主义文化上找到原因。可以说是，劣质文化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没有公民），这种劣民又维护著独裁制度，而专制体制则保护劣质文化的垄断地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给力，由此形成中国几千年的落后、封闭，尤其是持续到今天的专制。 怎样打破这三个链条的恶性循环？ 有人提出必须先造“新人”，然后中国才配有民主社会。这种观点认为，民众水准太差，不仅民主制度不会成gong，社会也会大乱。所以中国改革派知识份子多年前就提出“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 其实更早时，梁启超就提出“新民说”。这位曾到美国考察了民主制度的启蒙者，看到在美国的中国人社会仍是一盘散沙，勾心斗角，也根本不参政问政，所以他更加确信，只有造出“新民”，中国才能建立民主制度。 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可能是受梁的影响，也要塑造“社会主义一代新人”。但梁、毛最后都失败了，因为文化基因不改变，专制制度不改革，其塑造出的“新人”，则更是《动物农场》里的、北韩式的思想奴隶，比封建时代的人更可怕。 在中国知识份子中，更有人大声疾呼要首先改造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抨击，胡适一生强调西化，都是认知到改变中国文化土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无论是鲁迅时代，还是胡适活著时的台湾，以至当今的中国，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西方文化的进入，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是一种会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最终结束皇权统治的文化。中国几次文化启蒙运动，最后都失败或无疾而终，都和当权者的抵制和压制有关。 由此看来，在制度、文化、人的三个链条中，首先应该把改变制度作为第一优先目标。因为只有结束专制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多元竞争的环境下，以优胜劣败的正向淘汰规律，保存中国文化中好的部分，改变泯灭人性、限制个体权利的部分。而且，跟改变一种文化、塑造一代新人相比，制度的改变最快，其他两项则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几百年的渐进演变。 当然，制度改变只是第一步，更长久的是文化基因的改变，只有这种改变，才可能逐渐产生具有公民意识的新人（不是顺民或暴民）；而只有公民，才能维持和完善宪政民主制度。所以，无论今天的中国人怎样被指责“劣质”，都绝不是人种问题，也主要不是个人的问题，而首先是制度问题，然后是背后的文化问题。 要想改变这三个链条的捆绑，必须首先从制度开刀。制度不改变，其他一切免谈，都被这条锁链捆绑得寸步难行。那些指责中国人劣质的人，如果不想、不愿为改变制度做一点点努力的话，又怎能自认自己就不是劣质人中的一个呢？ ——原载《看》杂志2015年4月号 2015-04-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中国制造”怎样才能再度兴盛？
从11月23日开始，由中国商务部“大力指导和支持”，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商会、中国轻工工艺进出口商会等数家机构作为“制作方”的“中国制造”广告在CNN等世界知名媒体播出，宣扬的理念成了“携手中国制造”（Made with China）。这一理念强调“合作和参与”，表明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广告的用意很明显，目的是挽回自从2007年以来因质量问题在国际市场上溃败的“中国制造”之声誉。 如果国内的解读到此为止，倒也罢了。但有国内媒体却将此解读成“中国软实力的布局与经营，是围绕中国制造的对外品牌宣传活动”。 “中国制造”缺乏品牌是其致命伤，广告宣传固然重要，但却不能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中国品牌”。将这则广告解读成“软实力的布局与经营”，无异于精神自慰。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重新认可与接受，其实不取决于中国花巨资投入的广告宣传有多精彩，而在于中国制造的质量。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方面与国际社会有不同的认知。 “中国制造“的“阿基里斯脚踵” 中国媒体对“中国制造”赋予了不少道德色彩，概括而言，一，“中国制造”是建立在中国自我牺牲基础之上的“全球经济发动机”和“生活品质助推器”。在经济上升阶段，让全球安享了“中国制造”所带来的福利；二，在全球经济发生变化时，“自我牺牲”的“中国制造”又成了其他国家应付金融危机的挡箭牌；三、在世界深陷经济危机当中时，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拯救了世界，是带领全球经济走出泥潭的“发动机”。 虽然“中国制造”被如此高调宣传，但中国政府也知道，时至今日，“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形象并不光鲜，投入巨资制作广告改善形象就是为了让中国制造变得亮丽一些。 事实上，“中国制造”的“阿基里斯脚踵”不在于外包装不足，而在于其质量低劣、不安全。过去几年以来，中国生产的含毒糖浆、毒牙膏、毒奶粉、含铅玩具、含有各种有害食物添加剂的中国食品等一直是各国媒体报导的目标，上海“楼脆脆”更是让世界建筑业目瞪口呆。“商业信誉”的建立需要寸积铢累之功，而毁坏起来却犹如大水推沙。在没有多少资讯证明中国厂商洗心革面之前，仅靠广告是无法取信于外国消费者的。这一点有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为证：2009年前10个月，中国外贸出口同比下降20.5%；尽管对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出口数量减幅均持续收窄，但达到这点却是依靠降低出口商品价格得以实现。 国际社会为何对中国的“自我牺牲”不领情？ 中国的所谓“自我牺牲”，谈的其实就是“中国制造”建立在透支劳动者的生命福利与环境生态之上这一事实。但这种“自我牺牲”不仅与“高尚”无半点关系，还表明中国政府的愚蠢，是中国人的耻辱。正如我在“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一文中的分析的那样，中国对劳动者实行低工资、低福利（或无福利）的“血汗工厂制度”，不仅剥夺了劳动者权益，还使国内消费力长期低迷不振。伴随着“中国制造”行销天下，中国“血汗工厂”的面目也逐渐呈现在世界视野之内。应当令中国人感到惭愧的是，关注中国劳工悲惨境遇并试图帮助他们摆脱这种不体面的工作环境的，并非宣称“以人为本”的本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一直排斥、监控的维护劳工权益的跨国网络。这个网络由许多跨 国公司、消费者运动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外基金组织、公司社会责任国际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宗教组织等构成，它们近年来一直对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的各大跨国公司 施加压力，要求推行“SA8000标准”（全称为《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促使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生产厂家加强验厂审查，以改善中国工人的恶劣工作环境。可以说，建立在低工资低福利（或者无福利）的中国制造因其价格低廉而一度在国际市场上虽然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但不会有消费者对此领情。前些年由一些人权组织发动的“良心购买”运动，曾获得不少消费者支持。 至于缺乏环保约束，污染者无须付出环保成本，从而使中国成了各国资本的“成本洼地”，那更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监管无能所致，不会有任何厂商认为自己应该感谢中国的慷慨“牺牲”――因为资本最听利润的话，哪里便宜哪安家。不仅如此，对来自污染严重的国度的产品，各国消费者还睁大眼睛，一旦对产品发生怀疑就会拒买。欧美各国也经常筑起“绿色壁垒”，以防止受到污染的产品进入本国。 “中国制造”的出路何在？ 对“中国制造”这种情况，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员爱利卡·道恩斯曾评论说，“中国商人从来不考虑人权、环境和安全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很少捐助所在地的学校和医院等公益事业，甚至不惜和独裁政权合作，而这一切只为赚钱。”但对这类合乎事实的批评，中国政府自有一套“中国特色”的对付方法，其套路如下：开始是将美国跨国公司推行“SA8000企业认证制度”，说成是美国害怕中国强大，变相设置贸易壁垒；继而宣称这是“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制造’”，目的是打击中国出口；最后则声称“中国制造”被“强注政治商标”，“在西方有色眼镜下，中国商品也背负了政治和道德缺失的色彩。” 如此认识，又如何能让“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重振雄风”？ 我想，“中国制造”的出路除了提高血汗工厂的工人工资与福利之外，让其工作环境变得体面人道之外，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国内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象中国经济那样，对外依存度高达70％，而国内消费能力却严重萎缩。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国民在住房、教育、医疗方面投入过高。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将在明年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但我认为，提出的那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方法的腾挪空间毕竟有限，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应该从国人负担最重的方面入手“减负”，只要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的压力减轻，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会大大加强，“中国制造”也有可能从外销为主转变为外销内销并重，减轻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中国经济转型才有希望。 （首发于《纵览中国》2009年12月9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3964）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中国政府为何要污名化 Google?
在中美关系不断冒出各种气泡之时，Google总部于3月22日发表声明，中止在中国的服务并借道香港为中国大陆网民提供服务。 尽管声明迟至22日才发出，但此前种种迹象表明Google退出已成定局，因为3月1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李毅中的答记者提问，以及后来新华网与央视新闻网上接连发表的三篇污名化宣传文章都透露出了这一信息。 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以一国政府之尊对一家公司退出中国采取很不光彩的污名化宣传（包括造谣）？ 一、两篇神秘失踪的污名化宣传品 李毅中的说话透露出来的无非是：按中国政府的要求过滤信息（即自我审查）是一项没有商量余地的法律要求。谷歌如果不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就是“不友好的，不负责任的，后果自负”。李这番讲话代表了中国政府对Google退出中国的立场，也成为今后新华社等媒体不断重复的理由。 新华网、央视新闻网站上发表3篇文章当中，有两篇是污名化攻击。其中“Google在全球演闹剧”（新华网3月19日），为了论证“Google的不甘寂寞”，“给全球网民表演了一出‘我要走－我不走－我不想走’的闹剧”，该文“引证”列举了Google在全球那低下的“商业品行”。至3月20日美东时间晚10点时，我打开新华网这个页面，却看到“抱歉！您查看的是已删除或过期的稿件”，只能用catch功能或到其它网站搜索该文。央视新闻亦于3月17日发表一篇“谷歌遭代理商逼宫，致刘允邮件独家曝光”，该文宣布，27家谷歌广告代理商发表给谷歌全球副总裁刘允的信件，质问谷歌退出后，对广告商的员工有何补偿方案，对于广告商前期的资金投入有何补偿方案。但这封信亦于3月17日晚在央视新闻网站上“神秘消失”，随后美国彭博新闻则宣告这封信件为伪造。只有那篇“中国拒绝‘政治的谷歌’与‘谷歌的政治’”（新华网3月20日）还屹立于新华网上，主题是阐述中国政府及被代表的“中国人民”的立场。 这篇文章除了继续拿色情、黄色这类其实被中国政府一直放纵的话题做“颠覆政权、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的陪衬之外，最重要的一段话是：“从‘谷歌事件’可以看出，谷歌来华的真正目的似乎并非‘拓展商务’，而是充当了借助互联网输出思想，进行文化渗透、价值观渗透的工具”。至于“互联网审查制度并非中国独创，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互联网一样有着严格的审查规定”这段话，纯粹是撒谎，与中国一样被列为互联网敌人的国家其实只有北朝鲜、中亚和高加索国家、古巴、缅甸、越南，以及中东地区的伊朗等国。这些国家有不少与中国同属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成员。 一篇据说来自《中华工商时报》的文章说法更是离奇，称谷歌退出是“通过媒体将企业行为公众化、违背国际惯例要求治外法权的做法”。中国早已非殖民地半殖民地，外国资本何来“治外法权”？这些媒体的胡言乱语，无异于奴隶在歌颂奴隶主“管制有理”。其实，中国最没有资格反对互联网自由的应该是中国媒体，难道它们被政府管制、阉割、作践得还不够？只能说发出这类声音的中国媒体都患了斯德哥尔摩症。 Google退出之后，各网站与媒体接到中宣部指令，只准发新华社关于这一事件的稿件，怀念、赞扬谷歌的评论一律不放行。 二、Google退出从哪些方面刺痛了中国？ 从中国近年撤资的外资有许多家，但只有google的退出才导致中国政府如此歇斯底里地发作，仔细想来，其原因不外乎三点： 首先，是因为Google在退出时宣布的理由，即无法继续按中国政府要求过滤信息。这一点确实触及到了中国近年来拼命捍卫的核心利益――即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Google要求的信息自由，民主国家视之为理所当然，但在中国就不行。因为中国目前用以维持中共的一党专制的两大手段，除了枪杆子代表的国家暴力之外，就是专司制造谎言的笔杆子与宣传机器。而互联网从在中国诞生之日起，中国政府就投入数百亿美元的巨资，开发了监控、过滤等与限制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功能。并为控制舆论设置了一整套法律、法规与政府条例，成立了数量庞大的网管队伍，并起用了俗称“五毛党”的网评员。正因如此，Google那不再过滤信息的要求，无异于挑战中国政府的政治底线。试想，只要信息自由流通，多年来用谎言编织的红色帝国神话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对金盾工程的巨额投资岂不都打了水漂？ 其次，Google的退出，等于对引无数外资竞折腰的“中国市场大蛋糕”说不。自从2006年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引进外资国以来，中国政府觉得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想来中国切一块蛋糕，对待外资的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新专利法规所规定的所谓强制认证，使外资对它们在华研究开发的技术丧失绝对控制权。中国美国商会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在受访企业中，感 觉不被欢迎的企业已经占到38%。在这些感觉到不受欢迎的公司中，58%的公司提及到了因中国科技标准的强制实施而产生的障碍，还有50%提到了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面对日益加剧的压力，不少外资为了在中国市场立足，只好保持沉默。而Google离开中国市场，就是对中国政府挟以自重的“大蛋糕”表示不屑，对正在犹疑中的外资将起示范作用。 第三，从此中国政府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在世界公然撒谎：“中国的互联网（新闻媒体）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以前能够在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政府撒谎的，只有中国的少数前记者。但Google曾被迫做过帮助中国政府过滤互联网信息的共谋，它离开中国市场的理由，使中国再也无法继续撒上述谎言，只能改换成“依法管制有理”的说法。因此，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政府装扮“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时会变得更加心虚。 我的意思是：Google离开中国，被中国政府污名化是它的光荣，这一光荣不仅可以洗去它过去被迫与中国当局之间不光彩合作带来的耻辱，还让其它跨国公司认识到，企业在赚钱之外还有道义责任。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3月25日，第22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0👍 0💬 0众言“硬着陆”，索罗斯为何独招中国恨？
何清涟 最近索罗斯在中国再度红得冒火，引起一干官媒口诛笔伐，切齿之声境外可闻。说起来，谈中国经济“硬着陆”者不止索罗斯一人，中国为何单挑索罗斯做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这里面究竟有什么讲究？ 索罗斯到底刺痛了北京哪根神经？ 因为索罗斯最近在达沃斯论坛上说的那番话，新华社中英文评论文章一齐出动，或指“索罗斯的这种观察视角显然属于选择性失明”，或者威胁说“那些急切砸盘套利的投机者和恶意做空者，面临更高交易成本乃至严重的法律后果”，再或讽刺挖苦，比如1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发表《向中国货币宣战？呵呵》评论文章，称“索罗斯对人民币和港元的挑战不可能成功”。看这些文章，索罗斯“做空中国”的阴谋似乎正在实施。 所有文章集中批的是索罗斯的发言，并未指出索罗斯为实施“做空中国”阴谋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翻江倒海。那么，索罗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究竟说了些什么话，让中国当局如此痛恨莫名？其实，索罗斯主要表达了三点： 第一，“世界经济正在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的覆辙，但两次危机并无可比性，因为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中国”。 第二，“中国目前主要问题是通缩与高负债率，经济硬着陆很难避免。但肯定可以继续发展两三年时间”。 第三，“中国能管理（硬着陆）问题，因为中国在资源和政策选择上空间更为广阔，这是由于背后3万亿的外汇储备等原因。” 接下来，我想分析索罗斯的观点究竟有什么“错误”。 关于第一点。这句话其实半点都没错，中国政府很不爽的是索罗斯认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弱于美国。但这确是事实。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时，美国只是虚拟经济出了严重问题，实体经济基本完好。科技仍然领先世界，教育仍然是美国一大产业，制度环境也没有问题。因此，过了两三年，在华的美国制造业深感本国各方面条件优于中国，大量回流。这与中国目前实体经济面临多重困难完全不同。这些困难，比如中国经济结构不良；制造业几十个行业严重产能过剩、企业破产潮一波接一波；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都是国内经济界公认的问题，政府也早就承认。基于此，索罗斯认为危机没有可比性，当真千真万确。 关于第二点。关于中国的高负债率，这是国际投行界的共识，中国官方研究智库也持同样看法，区别只是负债率的百分比有些差别。根据彭博2015年7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6月底，中国企业和家庭的未偿还贷款占GDP的比例为207%，远远超过2008年的1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8月发布的中国经济评估报告显示，中国实际债务总额（包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与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在2020年升至250%。 201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报告称，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其占GDP 的比重，从2008 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 至于中国经济衰退会引起全球通缩还是通胀，属于技术层面的预测，比如前些年中国自家的经济学家预测通缩，结果是通胀。索罗斯说了一句“通缩”，就往“做空中国”这个大题目上扯，实在有点“欲加之罪”的味道。 关于第三点。 “硬着陆”三个字不合中国政府宣传口径，其余几乎全是对中国政府管理能力的正面表达。近三年以来，国际金融商业界渐渐统一了认识，中国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区别在于“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中国政府当然喜欢听“软着陆”，这点心思也好理解。好比一架飞机遇上危险不得不迫降时，机师技术高，运气好，就能够软着陆，有惊无险，虽然不免擦出火花，飞机受损，有些轻微伤亡，但总体上人机平安；如果机师技术差点火候，加上运气不好，飞机着陆时起火、撞毁，最严重的结果是机毁人亡。 设身处地，有谁想听“硬着陆”这种不祥预言呢？更何况中共政府从毛泽东开始，就没有树立倾听不同意见的优良传统，都以“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为能事，区别只是程度不同。 索罗斯为何被选为“做空中国”的替罪羊？ 中国挑索罗斯做“替罪羊”，只因他是“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的不二人选。 先说“天时”。中国经济目前正在释放各种利坏消息，以至于国际投行业那群中国经济的“铁粉”最近也转向，按中国的说法就是开始“唱衰中国”了。比如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褐皮书国际”（CBB International）发布的《中国褐皮书》，在2015第三季度还认为对中国经济的悲观看法“完全脱离事实”，到第四季度基调转向：认为“四季度经济不安，状况全面恶化”，全然忘记了第三季度的报告怎么说了。目前，中国股市提振无望；汇市险情迭出；尽管政府方法出尽，资本仍然加速外流。2015年股市救市不成功，都以“做空中国”为名抓了几十位证券界干才，给索罗斯套上一顶“做空中国”的帽子罩在他头上，比抓本国证券界干才更容易。 再说“地利”。索罗斯如果是英国人、法国人，这次中国政府不会找他的晦气，毕竟英、法两国不是中国政府经常指称的“境外势力”的代表，偏偏索罗斯是美国投资界顶尖人物，完全符合北京挑选“境外势力”的国别标准。 最后就是“人和”了。在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宣传里，索罗斯是个有“做空他国”前科的国际金融大鳄，成天在找吞食对象。索罗斯曾于1992年对英国央行发起狙击，让英国几乎陷入金融危机；1997年索罗斯在泰国开放外汇市场的当天做空泰铢，引发了让东南亚遭受重创的亚洲金融危机。紧接着索罗斯在1998年又做空港股，逼得香港向北京求救，幸亏总理朱镕基多谋善断，毅然决定从当时1200亿外汇储备中借给香港金管局数百亿（北京坊间传说是280亿），让香港政府得以用“挟息”手段迫退了索罗斯的进击。凤凰网不久前还在《人民币反击战：与1998年香港打击索罗斯手法如出一辙》一文中，回顾了这段光荣岁月。 索罗斯与中国的旧怨不止上述几件。20世纪80年代，索罗斯曾希望帮助中国改革开放，为此在北京设立了开放基金会中国办公室，中国安排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凌云担任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六四之后，当局为了打击赵紫阳，公安部捏造了一个说法，声称赵紫阳通过索罗斯充当美国间谍，《华盛顿邮报》刊登这一来自中国的消息后，索罗斯写信给邓小平驳斥此诬陷，中国政府于是不再提这一诬陷之说。 中国政府挑选索罗斯，当然也因为索罗斯这种投资奇才乃世不二出之人物。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败在弱者手里是耻辱，但败在强者手里则会大大降低耻辱感。中国政府现在也知道，“硬着陆”难以避免，万一不幸起火冒烟，酿至严重后果，有了索罗斯这只“替罪羊”，至少也可以向世界表明：并非本党管理经济不力，实在是索罗斯这位敌手太过强大。那么多政府都吃过他的亏，本政府吃点亏也不算栽了面子。更何况，咱国1998年还赢过索罗斯一个回合。 有了这些“天时、地利与人和”，索罗斯这次被北京挑中，成为“做空中国”的替罪羊，实在是“命中注定”。 事情说穿了就这么简单。我相信，所谓索罗斯“做空中国”说，在中国至少有七成官媒受众相信。戈培尔早就说过，谎话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更何况，中国有大批毛左，还有无数“小粉红”，《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等媒体的口水决不会白溅。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月3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news-qinglian-he-20160130/316988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为了走出黑暗，必须控诉黑暗
每年我都要阅读世界人权观察、国际大赦、记者无疆界、保护记者协会的各种报告，因为这些组织正在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不懈的努力。作为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我当然清楚我们那块国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那些被刻意美化的脓疮，被深深掩藏的丑恶。但每次读后我还是禁不住心里沉甸甸的，我真的为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的现实人权状况感到羞耻。因为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巧辩，将中国的首要人权解释成生存权，但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却只有一种，而这种标准正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首要尺度。 尽管深深了解中国现实，但曾铮女士的这部《水静流深》还是宛如一把利刃，一刀刀地剜着我那颗其实早就插满无数钢针的心。作者笔下展示了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的黑暗：在中国的那些所谓“劳教所”里，正在上演着斯大林时代在苏联集中营里上演的那些将人变成鬼的血腥故事。记述苏联集中营故事的巨著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他当年身陷集中营，亲身经历了这段地狱般的生活，出狱后采访了270位人士，将这些地狱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示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血淋淋场面。人类也因此要永远感谢索尔仁尼琴，因为在那么多有相同经历的苏联作家中，只有他将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的愤怒控诉化成了不朽的文字，任何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说教从此变得苍白无力且虚伪无耻。这部书至今还在刺痛着俄国人的神经，他们至今无法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矛盾：国内政治虽然已经走出了极权政治的阴影，但却在国际社会失去了冷战时期的世界霸主地位。但在霸主时代，苏联人民又如同古拉格群岛上的囚徒。因此之故，他们将自己的历史撕成了碎片，只收藏那些不致引起羞耻感的历史片段。据说在俄罗斯的政治历史博物馆里，有十月革命但没有列宁；有卫国战争等苏联历史但却没有斯大林。我因此也不大佩服现在的俄国人，他们依靠阉割历史来忘记自己的耻辱，远不如他们那些俄罗斯祖先有出息。 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暴政其实并不逊于斯大林时代，但至今为止，除了断碎的叙述，中国没有出现一部自己的《古拉格群岛》。而且即算是那些断碎的叙述，在国内的出版也是千难万难，经过出版者们的努力改造，将血腥味淡化了许多。曾铮女士记述了她的亲身经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如何将一些良善人民一步一步地制造成“敌人”，并不断地扩大这一“敌人”队伍。更重要的是，这部书让读者感到中国的劳改制度远非中共政府宣称的那样“将人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除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可以解释成没有人格尊严的无耻者。任何人进了中国的监狱，就会在这种劳改制度下，一点一点地将人所具有的尊严、羞耻心褫夺得干干净净。共产党当年教育下一代常用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时代）将人变成鬼，新社会（中国共产党用这个词汇形容自己的统治时期）将鬼变成人”。但曾铮女士这本书的记述，却正好展示了中共当局如何将人变成魔鬼的过程。记得孔夫子说过，人要“有耻且格”，意思是有廉耻心与自尊的人格，但中共政府的劳改，正好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廉耻与人格褫剥干净。 尽管我早就知道为了让政治犯人不能够再攻击“党与国家领导人”及“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的监狱里习惯性地用酷刑虐待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一些黑幕；知道“文革”期间张志新狱中的悲惨经历，包括当局在枪毙她以前担心她呼喊口号，不惜割断她的喉管的血腥故事；也知道在改革启动前的1978年江西姑娘李九莲在狱中被竹签穿着下腭与舌头那种生不如死的惨痛，知道钟海源被活杀取肾的地狱故事。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前犯人们了解过牢狱里的黑暗，但曾铮记述的那些细节还是让我这个中国人深感羞辱。这种非人类行为的残酷行径怎可以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了还要迫使受害者保持沉默，那就更是加倍的耻辱。记得当年我曾阅读过一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于中国的外国人的摄影集，这本摄影集有好几张照片拍摄的就是中国的凌迟、腰斩等酷刑。我记得那位作者曾评论：这个文明古国的酷刑高度体现了这个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与文明程度。当时我曾想过，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称我们为“东亚病夫”一直愤愤不平，但这种酷刑不正好说明中国人的灵魂有病吗？如果不是有病，为什么会如此变态，将死刑发展成如此残酷折磨人的“艺术”并大加欣赏？整个20世纪，中国人都在为“自立于国际社会民族之林”而奋斗（或者可以谓之为“挣扎”），但中国到底在现代文明之路上前进了多少？中国政府忙于用几个现代化橱窗城市及“神舟五号”等形象工程炫耀国力与社会进步，但我认为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诸项指标中，除了这类形像工程之外，首要的指标应该是人权，并且不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而是按国际标准公认的人权。 法轮功多年来争的其实就是一项“信仰自由”的权利，这只不过是基本人权之一而已。为了争取这一权利，不少法轮功信众付出了自由、生命、家庭幸福等高昂的代价。在尊重信仰自由的民主国家里，法轮功信众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非暴力的和平抗争方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但在严格控制言论的中国，在已经被中共政府长期以来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驯化的中国公众当中，法轮功的真相还远未被人所了解，因此还未能赢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记得我来美国后，有两个中国女子向我表示过她们对法轮功的憎恨。一位说她在中国城买菜时，法轮功送报纸与宣传材料给她，她拒绝接受。当我问及她们缘何憎恨法轮功时，她们的回答竟然惊人地一致：法轮功丢了中国人的脸。就算是中国政府镇压他们，也不该将这些事情在国际社会曝光，让我们中国人跟着丢脸。我当时非常吃惊，问她们对法轮功到底了解多少？她们答称主要是从中国的报纸与电视台电台等方面了解到的资讯，别的消息她们看得很少，也不想看。我只能劝告她们：你们听了当局那么多宣传，为什么就不能听听法轮功讲讲他们了解的情况呢？中国古语中一句著名的话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更何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政府一直依靠谎言与暴力来统治中国。你们必须想清楚一个问题：到底是制造黑暗的中国政府丢了中国人的脸，还是勇敢站出来揭露罪恶的法轮功学员丢了中国人的脸？这两位女子承认她们从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2002年11月25日，我因《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的发行，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位记者问我对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持什么看法？我很明确地在这次会上表示：我本人不是法轮功信徒，但我坚决反对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人道主义的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况且，即使从中国政府自身的法律来看，中国政府这种镇压之举也是严重违宪。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法轮功学员有权选择他们的信仰。他们为信仰自由的权利而做的抗争既符合中国的宪法，更应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有少数外国学者认为，如果从字面来理解，中国的宪法已经赋予了人民以足够的人权。但这些外国学者还必须看到这一现实：中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正好与宪法精神相悖，比如有关惩治法轮功的许多内部法规、610办公室的成立，以及有关新闻的《出版管理条例》、《报纸管理暂行规定》、《新闻出版保密规定》与《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几乎全部违背了宪法精神。而现在统治中国的正好是人治加上这些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法律”。 中国民众长期生活于政治专制的暴虐之下，在当局用以愚民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影响下，不少人已经只会以政府是非为是非，对待法轮功的态度与其说是他们出自本心，勿宁说是出于当局的宣传效果。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必须学会宽容，学会尊重与政府以及与自己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会在多元化状态中生存。什么时候中国政府放弃了控制公民的思想与言论，中国人学会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学会反对一切用强权与暴力迫使人民服从的政权，学会拥护一切允许人民批评并反对的政府，中国才可以算是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中国人民才能算是“真正站起来了”。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经过若干世纪的奋斗才争取到的一项权利。基督教传世之初，曾遭受罗马帝国血腥镇压。但后来天主教取得统治地位后，也曾以极度专制之态度对待一切“异端思想”，直至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才作为一项人权慢慢被人类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不是我参加起草《独立宣言》，也不是我曾经做过美国的总统，而是我在维吉尼亚州树起了人类社会第一块宗教自由的纪念碑。”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许认识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信仰自由同样重要。因此记住杰斐逊的骄傲于他们很有必要，我个人还没有成为某一宗教的信众，但我知道宗教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解宗教文化，恰好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二战”以后，马丁.尼莫拉(MartinNiemoller)牧师为了让人类社会永远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树起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铭刻了这样一段话： “当初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後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後，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只有当中国人认识到，从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镇压法轮功这一系列国家罪错，都不是某个国家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所犯下的错误，而是这一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本身必然的逻辑结果，中国才有可能走出黑金政治、强权统治的黑暗阴影。 曾铮女士用自己的血泪对专制暴政所做的控诉，将划破茫茫历史长空的黑暗，唤醒人们的良知。苟如是，则中国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2003年10月31日写于美国东部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桑兰律师徐晓冰是怎样在中国行骗的
桑兰的天价跨国索赔案，到告“一级强奸”被美国警方拒绝立案时，就已基本败北。其他告刘谢莫的案子，初审法官最近也做出裁决（给主审法官的建议报告），除了三项（“贪污”桑兰基金；“盗用”桑兰肖像权；“诽谤”桑兰懒惰）要求原告提出证据，还可申诉外，其他全部指控均不成立，并指出桑兰和她的代理律师海明有“滥诉”。 对于法官要求补证据的三项，海明在答辩书中对“盗用肖像权”和“诽谤”两项完全回避、只字不提，可能是实在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对“贪污桑兰基金一千万美金”这一项，海明说，这是听“证人”路平说的，而且还是路平“估计的”。天下居然有凭“估计”就起诉别人的！“桑兰基金”得到的全部捐款只有17万美元，这是包括中国领馆官员参与创办的桑兰基金会的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有人可以从17万中贪污“一千万美元”？ 美国的初审法官，无论上天堂、下地狱，都完全理解不了中国小丑们的闹剧。好在他们不理解，否则中国人的形象就被桑兰、黄健、海明、路平这些小丑们毁惨了。在大惑不解之际，美国法官只好说，好吧，你提出他们贪污一千万的证据吧。于是美国纳税人就得给这个奇丑无比的桑兰案继续买单。 至此所谓桑兰跨国官司已成了任人皆知的丑剧。连海明这个泼皮牛二，也跟桑兰闹翻，不再给他称之的“白眼狼、铁公鸡、毒蛇、厚脸皮、骗子、蛇蝎、无赖”的桑兰做代理律师了。 中国官方媒体也已冷落桑兰，网上更是一片嘲骂。中国百度“桑兰吧”的网上民调（六千多人投票），“非常讨厌”桑兰的高达95.1％（支持和不知情各占2.3％）。网民还把桑兰评为2011年“中国十大恶心人物”之首！ 在中国过去60年一个甲子的历史中，从没有第二个“名人”，名声能从高峰如此跌落到低谷，落差这麽巨大的。桑兰创了记录！连新华社的述评都说，“这样离奇的官司，称其是人类司法史上极其罕见的，应该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但桑兰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竟毫无廉耻之心。任何一个有一点点正常思维的人，闹成这样，都会赶紧撤诉，然后闭门思过。但桑兰居然最近还主动打电话找记者采访，高调誓言∶又请了新的律师，要将官司打到底。 但“病人”要打官司，没有“正常律师”接手，也就闹不下去。按道理，桑兰案已在媒体和网络上吵了八个月，任何关注这个案子的人，都不会对桑兰案的媒体炒作、司法滥诉毫不知情。所以基本常理是，不大可能再出现精神不大正常的律师出来接手桑兰案。这个案子已经扯出一堆疯子了，已经够绝的了。 但中国人群里，总是会出现一些不让人目瞪口呆绝不甘休的事儿。就在桑案丑角们差点没被网民的唾沫刷出地球之际，从美国佛罗里达的地底下就真冒出个要递给桑兰一根稻草的“勇士”。“蝙蝠大侠”都是救人，可是要救“白眼狼、铁公鸡、毒蛇、蛇蝎”这些非人类的，会有正常人的头脑吗？只需在网上稍作调查，就会哑然失笑∶原来被桑兰前律师海明告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人是∶海明又一个。难怪有人说，接桑兰案的不是“炒作”就是“神经病”！ 这个叫做徐晓冰的律师，还未正式登堂，就已被幽默的网友们封了“徐笑柄”的头衔。我们来看看这个“笑柄”有没有可笑之处∶ 第一，打开徐晓冰律师的中文网页，列有六位洋律师的头像和介绍，称之为“合作律师”和“顾问”。给人感觉，这是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因为有多名外国律师。但其实这几个洋律师，都不是徐晓冰的“partner”（合作律师）。在英文版中，徐晓冰不得不标出，他们是“counsel”（谘询），甚至多数只是跟他去过一趟中国而已。他只是拉大旗做虎皮，骗中国人。 当初桑兰的律师海明曾吹嘘“由华裔、犹太裔、日尔曼裔、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印度裔、非洲裔的律师组成”的“联合国军团”帮桑兰打官司。桑兰也一口一个“我们团队”。可整个官司下来，人们从未见过这“九人军团”。有一次海明在他的律师楼开记者会时，有个记者问他，你的九人律师军团怎麽从没看到影儿呵？海明指指墙上说，都在那儿呢，原来是几个挂在墙上的外国人照片。 桑兰的新律师徐晓冰还没代理桑兰之前，就已懂得海明之道，但他比海明还“抠门”，是“挂”在自己网页上，连海明那种挂在墙上的镜框钱都省了。 第二，据当地华人网友介绍，不要说佛州奥兰多的徐晓冰律师所没有所谓“白人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所在地，是一个既鲜见亚裔、更罕见白人的西裔区。那是奥兰多最破落的区之一。在徐晓冰律师所的斜对街，就是整个佛州最便宜的食品超市“Save-A-Lot”。相当于那种“九毛九店”，只开在收入非常低的区。从网上刊出的照片来看，徐晓冰律师所是一个老旧的木板平房，被网民嘲讽为“律师棚”，因为它很像建筑工地的棚子，如果没有招牌，人们肯定会认为那是个堆积货物的仓库。 而且其用一块大白布吊在木板墙上的广告，上面用英文写着∶每周三免费谘询，打“遗嘱、离婚、交通、绿卡”案，250美元起价。 连海明都还每小时200美元收桑兰的律师费呢（当然目前他一分钱也没收到），莫虎则一小时600美元。这位徐律师到底是慷慨，还是实在找不到客户，以此低价吸引顾客？ 上述这些情形，都跟中国媒体上的徐晓冰在美国打官司是“常胜将军”，是“著名华裔律师”，好像都对不上号。这个在成为桑兰新律师之前鲜为人知的“大律师”，怎麽把“办公棚”开在一个明显的低收入区？ 第三，徐晓冰律师所网页列出他的简历，其中一项是“现任史坦森法学院顾问理事”。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在佛州大学史坦森法学院网站打上“Xiaobing Xu”可查到，在该法学院的国际项目顾问议会（International Programs Advisory Council）名单的最后一名有徐晓冰。明明只是该法学院下属的国际项目顾问议会的成员，但他却在自己的网页“升级”为“史坦森法学院顾问理事”。这就像一个生产队长，却到外地说自己是县长，连升了几级。 了解美国大学情况的人都知道，这种顾问什麽的，只要捐点钱，就能获得。像当年杨澜就曾给她就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捐过一些钱，然后拿到该学院“谘询成员”的头衔。但杨澜比徐晓冰胆子还大，居然在她的中文简历上敢写成“哥伦比亚大学校董”。把一个下属学院的“顾问”升级成整个大学的“校董” (Trustee)。在被戳穿后，才拿了下来。 这位桑兰的新律师，也跟杨澜的手法一样，到了中国，“顾问理事”又变成是“史坦森法学院顾问董事”了。本来“理事”已是不实，升为“董事”，就更是骗人了。这种“董事”只可能是对诚实价值的“不懂事”。 第四，在中国珠海的“百年暨南讲堂人物”的专访中，徐晓冰被称为“著名大学华盛顿乔治敦法学院博士后”，这个“头衔”也令人质疑。我不懂法律学位，也可能孤陋寡闻，但好像没听说有“法学院博士后”这种头衔的。事实上，在徐晓冰的英文简历中，说他是拿到华盛顿乔治敦法学院LLM。百度对此是这样解释的∶“LLM（Master of Law）是一年的美国法律速成班，相当于美国法律硕士学位。美国本国学生基本上以读JD为主，可以说LLM就是专门为国际学生准备的一年制课程，严格说是九个月┅┅”可在中国媒体上，徐晓冰成了“博士后”，那麽是谁告诉记者这个信息的呢？简历这种东西，只可能来自本人。 第五，在上述专访中，徐晓冰还“曾担任美国联邦法院佛州地区法院首席大法官助理”。但是哪一位首席大法官呢？非常令人质疑。佛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有七位，从徐晓冰说的他从1992年开律师所至今，佛州高法共有过17名大法官，都列在最高法院的网站上。徐晓冰为什麽不敢加上这位“首席大法官”的名字？因为人们很容易一下子就查到，到底有没有过这个“徐助理”。而如果徐晓冰真当过首席大法官助理，以他律师所网页的张扬、忽悠特点，他早就会写在其网页的中文简历上，更不可能在英文版中完全省略。所以这个所谓“大法官助理”，很有可能是徐晓冰杜撰的。否则请他拿出“首席大法官”的名字，我们来调查核实。 第六，在徐晓冰的简历中还有一个头衔∶“美国佛州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人士培训项目主任”。这也不像那麽回事。因从佛大法学院官方网站查到，这只是“准备在”（is scheduled to be offered ）2010年7至8月举行的一个夏天短期项目（从现在该网页仍是这种口气来看，这个短期项目很可能没有办成）。佛大法学院网站关于这个项目只有寥寥数语，然后说详情去看徐晓冰律师所网页。可徐的网页对此只字没有。打开佛大法学院这个项目的报名表，主要是中文的（http://www.law.ufl.edu/international/programs.shtml），显然是给中国人报名用的。很可能由于国内报名的人太少或其他原因，这个项目没有办成，因为如果举办了，以徐晓冰那种喜欢吹嘘的风格，一定会在他的网站上“报导”。他到中国在广场饭吧做个讲话，都被他贴到自己网页成了“新闻”和“成就”。 第七，徐晓冰跟佛州史坦森法学院前院长Bruce Jacob（17年前任过院长）和一位芝加哥律师一道到中国，居然就成了“以徐晓冰教授为团长，罗淑玲总裁为领队的美国法律交流代表团”。经查，罗淑玲在新泽西办了一个名字很大的公司“华夏人媒体集团”。徐晓冰“代表团”的中国之行，很可能就是这位“罗总裁”联络安排的，因为她的“华夏人媒体集团”公司网页说，他们的业务之一就是给要到国内讲学访问做联络安排工作。后来她也陪同前往，“罗总裁、徐团长”结伴在中国访问，只听那“大头衔”，也足以把中国人唬住。 这位“罗总裁”还有一个奇怪的头衔，在中国报导上是“徐晓冰律师所办公室主任”。而徐晓冰又是这个“华夏人媒体集团”的法律顾问。他俩到底是怎麽个领导关系，真是法律难题。 “罗总裁”的“媒体集团”网页还有一个有趣的画面∶在徐晓冰律师所刊登的那些所谓“合作律师”，也就是那七位洋人的照片和简历，又被登到了“罗总裁”的“媒体集团”网页上，被称为“合作伙伴”（http://hxrforum.com/?action=6&bid=33&cid=46&did=18&PHPSESSID=2717a7939a127fa57452ba3e8d6ef2b9），不知道这几位“洋律师”是否知道，他们在中文网站被滤来滤去，已经被出“洋相”了。 第八，徐晓冰在中国的所谓讲学，万变不离其中，总要讲到他在美国做律师，给一个日本人做代理，如何打败了对方身经百战的犹太律师。但却从来没有提这是哪里的案子，连一个具体人名都没有。是不是真有这麽回事，无法不令人质疑。例如徐晓冰说，对方的犹太人律师当面威胁他，“你的当事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残留，我是美国人，我的客户是公司，我们打的是陪审团的，听说过珍珠港吗？┅┅你输定了！”这些话很像是编造的，因为对美国情况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一个美国律师怎麽可能这样讲话，客户是日本人，怎麽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留”？怎麽可能因为你代理日本人，就跟你说“我是美国人，你听说过珍珠港吗？”徐律师真是缺乏“编故事”的能力，这种不合情理的瞎掰，让在美国的华人一眼就能看穿。所以开篇说的接桑兰案的不是“炒作”就是“神经病”，看来不排除两种都有。 第九，徐晓冰到中国，报导多是这样开头，“美国佛州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短期培训项目主任、史坦森大学法学院顾问理事徐晓冰教授一行到我校访问”。从这个语句，很容易让人以为徐晓冰是美国史坦森法学院的“教授”。但其实他根本不是。经查，徐晓冰没有被美国任何一所学校聘为教授。他的所谓“教授”，是他带着美国法学院老院长等到中国西北政法大学“讲学”后，政法大学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聘为兼职教授”。但徐晓冰却把它当作正式教授头衔，在媒体上使用。 为什麽西北政法大学要给徐晓冰“教授”头衔？因为徐晓冰去该校时，“通过电脑图片和短片向我方直观生动地展示了美国史坦森法学院的基本情况，同时表达了其学院愿意为我校师生交流、出访美国提供有利条件和机会的殷切希望。” 徐晓冰在史坦森法学院没有任何教职，更无官职，他怎麽能代表“美国史坦森法学院”呢？这让人想到桑兰案的那个骗子证人路平，当年到山东滕州东郭镇时，也是这种玩法，自称他是美国华人企业巨子，拥有“私人医院、出版公司、文物收售中心”等，住“千亩庄园”，还是“医学博士”，“哈佛、哥伦比亚大学两处名牌高校的客座教授”等等，来忽悠中国当地官员。 路平还一本正经地提出他有向东郭镇“引进好莱坞影视城开发建设意向，及相关旅游产品开发意向。对投资开发建设很感兴趣，并提出了初步开发意向。”这位在美国申请政府救济房，甚至一度连房租都交不起的困难户，已是75岁的老人，居然敢如此老当益壮地撒弥天大慌。 从徐晓冰在国内“讲学”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他是广东珠海人，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他自己说他母亲当时是该学院的图书馆馆长。佛罗里达一位熟悉他的华人律师说，徐当年曾在“中国化工资源公司”工作，后来这个公司被撤销。徐晓冰毕业于佛州史坦森法学院。他的详细经历等目前还不得而知，因在徐晓冰律师网页上，对于他的“家乡”一栏，他都填的是“海外”（后有网友查到《解放军报》报导，徐晓冰父亲徐国华1984年退休前为广东肇庆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从网友查到的资料来看，徐及他的家人曾用“徐晓冰律师所”地址在美国注册过多家公司，而且很快就关闭，令人质疑是“皮包公司”，做移民用的。 网上记录显示，徐晓冰律师所地址有过下列公司∶ Chengdu Changfeng Amusement Engineering (USA) ； 1993年4月19日注册，1994年8月26日关闭。 Golden Chopsticks, Inc；1993年9月20日注册，1994年8月26日关闭。 Anhui Stars Communication (USA), Inc；1994年8月16日注册，1995年8月25日关闭。 Jen’s Electronics, Inc.；1997年2月17日注册，1998年10月16日关闭。 Fulland Precision Corporation；1998年11月30日注册，1999年9月24日关闭。 Yueh Sheng International Inc; 1998年4月10日注册，1999年9月24日关闭。 Panix Corporation；2002年4月30日注册，2003年9月19日关闭。 Guangdong Foreign Trade (USA) Corporation；2003年8月18日注册，2004年10月1日关闭。 BJ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rporation；1990年7月23日注册，2005年9月16日关闭。 这还不算据推断是徐晓冰家人Zhang Na（张娜）注册的Commercial Insurance公司，及徐的另一位亲属（据网友查可能是其小姨子）注册的另两家公司。如果一家人前后注册了12家公司，很多都很快关掉，这本身就很蹊跷。 除了这些玄虚之外，徐晓冰给桑兰做代理律师，有没有错？有大错！徐晓冰强调，即使是杀人犯，也应该有代理律师，“对一个职业的美国律师来说，不管他出于金钱或者别的什麽原因考量，他们都会接下这个案子。”因为律师的职责“是保证法律程序的公正和合理”。但在这里徐晓冰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把“被告”的律师和“原告”的律师相混淆。也就是说，即使纳粹德国的战犯们，在纽伦堡审判时，也应有律师辩护，因为他们是被告。但是，如果你给纳粹分子当律师，来起诉被迫害的犹太人，那就是性质相反的问题了。 桑兰不是纳粹，但是她的所谓跨国巨额索赔案，现在绝大多数网民都知道是炒作，是敲诈，是滥诉。这里不是别人起诉她，你要帮她争取法律权益的问题，而是她主动要恶意滥诉。在明明知道这一切情况下，徐晓冰还要给桑兰当这个“原告”律师，接着打海明扔下、明显无法打赢的案子，怎麽能不让人判断，这人要麽是要炒作自己的名声（他大概很羡慕海明的臭名），要麽是神经有毛病。 面对网民的质疑和批评，徐晓冰迅速修改了他的网页，很多专访文章和博客等被删除（但在网络快照的今天，只要有过就会“留痕”），其简历也修正过；并关闭了其新浪博客的读者跟帖，删掉了所有曾质疑批评他的帖子。如果不是“笑柄”，心里没鬼，就不应做鬼鬼祟祟的动作。 在今天这个网路时代，任何恶，都不会逃过网民的常识观察和判断。桑兰真的成了一绝，她总是慧眼识“恶”，跟骗子心有灵犀一点通，每找个律师、帮手，都扯出一大串的谎言在后面。看来桑兰对在中国人中“打假”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仅仅一个桑兰案，就跟出这麽多撒谎如撒尿的中国人。真不知还有多少在中国招摇撞骗的“海外华人”们！ 2011年12月21日于美国 如有网友愿打假，可把上述文章寄给徐晓冰到中国讲学时的那些接待人员，提醒防止被骗（或上网查到其email传去）。根据徐晓冰网页的新闻报导，这些人员是∶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韦郭路中段 邮编710122）贾宇校长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董和平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院长李其瑞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研室罗长征副主任；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主任张国伟副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董少谋、赵旭东、董和平、易萍； 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西安雁塔区长安南路318号）律师雷西萍、冯兴妮、杜维娟； 陕西省律师协会（西安市碑林区建国路信义巷14号）魏钢副会长； 重庆律师协会（渝北区龙溪街道黄龙路4号）孙发荣会长； 中国科大（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96号）管理学院赵征副教授； 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院宋伟院长； 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院法硕中心杨辉主任； 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宋澜主任； 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院环境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聂隽主任； 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部宋小燕副主任。 2015-06-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