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求变却方向迷茫：透视海内外的“悼念李克强现象”
何清涟 中国国字号领导人当中，两度成为海外舆论的旋涡中心并成为部分人寄望所在，唯前总理李克强莫属。2022年，“习下李上”的拥戴活动持续了一年多，最后连英文媒体都参加这轮大传播，直到开过“二十大”之后，网上拥戴的骨干们解释这活动“反映了民众意愿”；这次李克强猝亡之后，先行的传言是李夫人程虹要求第三方验尸查明死因，“有关方面”取消追悼会，可说是越惊耸越出格的传言，流布得越广。追悼会开过之后，重点成了一代人悼念改开梦。 这场有如朝露、被少数人名之为“鲜花革命”的活动，确实反应了中国部分改开一代以及年青一代的求变心理，但我从中看出了求变却失去了方向的困顿。 为什么有人亟欲“求变”？ “求变”，当然是社会成员对现状普遍不满意，这种不满因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而相异。 有人总结说，这几天围绕前总理李克强去世所发生的悼念活动，被悼念的除李克强之外，还有“团系”、“改开”和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 这说的应该是1960年代初及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因为这些梦想是专属于他们的梦想。按照约成俗定的解释，“新三届”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即77、78、79级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经历30余年三任中共领导人，他们在政、商、学各领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如今部分年长者已经退休。 “团系”成为1980年代的第三梯队成员盛产之地，乃因当时提拔干部的“四化”要求当中有“年轻化、知识化”这两条（另两条是革命化与专业化），新三届当中大批优材符合这两条，曾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的李锐还曾写过《起用新一代》，《读书》杂志曾登载这篇文章，所有中国名牌大学的“新三届”学子都觉得自己生逢改革开放时代，天宽地阔，大有用武之地。如果对当时流行的几个政治名词做个解释，政治接班人的“第三梯队”主要产自于“新三届”，以及胡锦涛、温家宝的同代人——文革前的1963-1965年这三届大学生。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从大处说，就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学习美欧，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从小处说，就是自己尽自己所学，为国尽力，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在邓（胡赵）时代曾领风骚的“新三届”精英们，那些没能过“六四”这个坎的成了著名异议人士，或是被迫辞国，或是在本国被边缘化；过了这个坎的人，其政治梦想大多在江胡时代实现了，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翘楚。但习近平的强力反腐，政界商界均倒了不少新三届精英，学界倒下的也有好些，原因多与桃色新闻有关。按部就班在体制内混且平安到站的人现在多已退休。在不少悼念文中，不少人再次提到李克强的去世标志团派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种有意的记忆错误，李克强确实出身团派，但一人成不了派，团派做为一种政治势力，在十八大后期就已经式微，标志是团派另一重镇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为培养官员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省部级干部培训班结束。这一点，我在《集体领导终结 团派被灭发生于何时？》（自由亚洲电台，October 27, 2022）一文中有详细分析。 至于千禧一代，他们对习时代的中国不满，原因相对简单得多。这代人出生于中国经济最蓬勃向上的年代，成人之后却遭遇中国经济发展瓶颈，大学也不再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不少青年的人生还未开始，就只能做“躺平族”混吃等老。世界各国青年失业率偏高，互联网发动集结的“革命”多发，但中国青年一代在当局天罗地网的严密监控之下，革命不大可能，只能抓住机会发泄不满。很多年轻人连李克强十年内的主要施政都不了解，但并不妨碍他们抄些“人民的好总理”这类赞美文字赞襄这场“鲜花革命”。 求变心切，但已经失去了方向 全球化之后，世界变得富足，“改变”这一口号在21世纪前十年曾风靡世界。其源头是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主题词Change，尽管奥巴马并未告诉美国选民，他将朝哪个方向改变，改变什么。本文不讨论美国人如今如何看待自奥巴马以来的Change ，只想强调求变是人类天性，生活富足如美国，求变尚如此急切，不用说矛盾四伏的中国。但是，中国的求变方向不一致，大家想的也不一样。 这一次悼念活动最集中也最投入的当然是北大新三届，尤其是其中的77级、78级，因为李克强是他们的骄傲与人生奋斗的标杆。且看北大77、78级学子的挽联： 忆燕园时光 欣逢黄金岁月 砥砺奋发 同立修齐治平鸿鹄志 伤今朝永别 惜君长才未展 一代梦断 惟遗家国天下不了情 也就是说：邓（胡赵）、江时期的改革开放年代，是北大77、78级学子们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黄金岁月，这段黄金岁月可以概括如下：威权体制+市场经济+有限度的言论开放。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11月3日在微博发出与之相关的两段文字，也许更清晰：“与其说是在缅怀一个人的逝去，不如说是在叹息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其中深埋着很多人的年轻岁月，还有对未来的热切向往，以及内心珍视的诸多美好事物。” “那个时代所费心建立的制度与文化，如摧枯拉朽一般地被毁坏。猝不及防中迎来的新世界，与人们期望的相比显然相差甚远。毁坏很容易，重建却是难上加难。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终于又回归到原来的轨道上了.” 劳东燕女士说得非常清楚：人们怀念李克强，其实是怀念“那个时代所费心建立的制度与文化”——那个时代建立的制度与文化，在邓（胡赵）时代，其实是“草鞋没样、边打边象”，刚刚起步的经济改革，与美国指导下的“依法治国”；江时代经历朱镕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养成了一批民营企业家与民营经济。政治体制上从来没变过，依然是一党专制，依法治国到胡温时期已经不再提起。新三届之所以不满（或曰痛恨）习近平建立的“新世界”，只因“与人们期望的相比相差甚远”。到底期望什么，她没说，也许能拿到台面上说的只有打击民营经济这一项，对反腐不满恐怕不能宣之于口。因之这段话，只能说悼念者求变心切，但失去了方向，只能寄情于经过他们美化的邓（胡赵）、江胡的“黄金岁月”。 作为“新三届”之一，我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与见证者。我在《现代化的陷阱》分析研究的时段正好是邓（胡赵）发端，江朱继续从事的改革。书中分析的内容，已经被现实证明，现阶段所有的一切，均始于权贵私有化与中共权贵努力建立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其实有诸多不满，这种不满化为那代人对《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的呼应与热销。有关江泽民等五常委的各种段子，以及中共太子党如何巧取豪夺、化公为私的 传闻，都成为京城及各大城市宴饮的佐酒小菜。 民主宪政向往不再，只剩好人政治 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有举措，皆被视为“开倒车”，政治控制加强、外交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紧张等自不必说，习的强力反腐被加上“清除政治异己的手段”这个前置词，完全抹杀了正面性——人们已经忘记江胡时代朝野均批评最高当局反腐不力。人们也忘记了中国的互联网控制的始作俑者就是江泽民的金盾工程，该工程始于1998年，江泽民的大公子江绵恒是该项目的总负责人（我在《雾锁中国：中共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中有专章论述）；在胡锦涛时期中国的互联网监控系统与时俱进，习近平只不过接过江胡两代的监控遗产并在技术上发扬光大而已。 因此，这场借李克强去世之机的悼念活动，发泄不满是悼念者的最大公约数。有人是怀念自己的美好岁月，有人则是对习近平极端不满。这两大类人当中，有不少是江胡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是习近平强力反腐的利益受损者。至于说李克强总理十年大才未展，其实是忘记了李克强第一任期内的施政：2015年3月“两会”推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到两年陆续夭折、“克强经济学”指导下的金融改革（主要内容是网络金融P2P）也在短短两年内爆雷，，2017年底，债务总额已超过200万亿（其中不少是前任留下的），达成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其中最大的就是“稳金融”，将P2P爆雷的风险努力降至最低。 真正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任内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这倒真是一个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定下方向的宏观指导计划，但可惜的是美国川普政府盯上了《中国制造2025》，围绕知识产权展开对华“反间谍战”，斩断了“千人计划”这只偷盗美国知识产权的长臂。逼迫中国在2019年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但中国政府很快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但不知是因为悼念者不太了解这个计划，还是因为避嫌，悼念者都没提这个计划，怀念得最多的就是李克强曾说过“六亿人月收入不到1千元”，评之为“敢于说真话”。 身居海外、高调纪念的蔡霞（@realcaixia）女士发表多条推文，很有代表性： “团中央1980年代集聚了一批放眼当代世界、努力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理念、有抱负的年轻精英。李克强是代表人物”——这是对消失长达9年的“团派”的亲切怀念。 “习李斗不是内斗，是方向道路之斗。李克强坚持市场化方向改革，对政府依法治权，公开透明，扶持民营经济；习近平是开历史倒车，把大小权力都集中到中共手里，习强调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所谓‘领导’就是控制一切。李本人并不争权夺利。“——习李之间存在“方向道路之斗”，这应该是蔡霞女士对前总理李克强的美好期待，表达了她对“好人政治”的向往。 在这场追悼寄情活动中，“民主法治”的向往不再，潜移默化成对“好人政治”的怀念。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李克强不是温家宝，确实从未公开谈过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不能硬说成李克强曾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实现民主化。因此，我同意悼念者的自我总结：“被悼念的除李克强之外，还有‘团系’、‘改开’和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11月6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1062023133122.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05👍 0💬 0桑兰律师徐晓冰是怎样在中国行骗的
桑兰的天价跨国索赔案，到告“一级强奸”被美国警方拒绝立案时，就已基本败北。其他告刘谢莫的案子，初审法官最近也做出裁决（给主审法官的建议报告），除了三项（“贪污”桑兰基金；“盗用”桑兰肖像权；“诽谤”桑兰懒惰）要求原告提出证据，还可申诉外，其他全部指控均不成立，并指出桑兰和她的代理律师海明有“滥诉”。 对于法官要求补证据的三项，海明在答辩书中对“盗用肖像权”和“诽谤”两项完全回避、只字不提，可能是实在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对“贪污桑兰基金一千万美金”这一项，海明说，这是听“证人”路平说的，而且还是路平“估计的”。天下居然有凭“估计”就起诉别人的！“桑兰基金”得到的全部捐款只有17万美元，这是包括中国领馆官员参与创办的桑兰基金会的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有人可以从17万中贪污“一千万美元”？ 美国的初审法官，无论上天堂、下地狱，都完全理解不了中国小丑们的闹剧。好在他们不理解，否则中国人的形象就被桑兰、黄健、海明、路平这些小丑们毁惨了。在大惑不解之际，美国法官只好说，好吧，你提出他们贪污一千万的证据吧。于是美国纳税人就得给这个奇丑无比的桑兰案继续买单。 至此所谓桑兰跨国官司已成了任人皆知的丑剧。连海明这个泼皮牛二，也跟桑兰闹翻，不再给他称之的“白眼狼、铁公鸡、毒蛇、厚脸皮、骗子、蛇蝎、无赖”的桑兰做代理律师了。 中国官方媒体也已冷落桑兰，网上更是一片嘲骂。中国百度“桑兰吧”的网上民调（六千多人投票），“非常讨厌”桑兰的高达95.1％（支持和不知情各占2.3％）。网民还把桑兰评为2011年“中国十大恶心人物”之首！ 在中国过去60年一个甲子的历史中，从没有第二个“名人”，名声能从高峰如此跌落到低谷，落差这麽巨大的。桑兰创了记录！连新华社的述评都说，“这样离奇的官司，称其是人类司法史上极其罕见的，应该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但桑兰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竟毫无廉耻之心。任何一个有一点点正常思维的人，闹成这样，都会赶紧撤诉，然后闭门思过。但桑兰居然最近还主动打电话找记者采访，高调誓言∶又请了新的律师，要将官司打到底。 但“病人”要打官司，没有“正常律师”接手，也就闹不下去。按道理，桑兰案已在媒体和网络上吵了八个月，任何关注这个案子的人，都不会对桑兰案的媒体炒作、司法滥诉毫不知情。所以基本常理是，不大可能再出现精神不大正常的律师出来接手桑兰案。这个案子已经扯出一堆疯子了，已经够绝的了。 但中国人群里，总是会出现一些不让人目瞪口呆绝不甘休的事儿。就在桑案丑角们差点没被网民的唾沫刷出地球之际，从美国佛罗里达的地底下就真冒出个要递给桑兰一根稻草的“勇士”。“蝙蝠大侠”都是救人，可是要救“白眼狼、铁公鸡、毒蛇、蛇蝎”这些非人类的，会有正常人的头脑吗？只需在网上稍作调查，就会哑然失笑∶原来被桑兰前律师海明告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人是∶海明又一个。难怪有人说，接桑兰案的不是“炒作”就是“神经病”！ 这个叫做徐晓冰的律师，还未正式登堂，就已被幽默的网友们封了“徐笑柄”的头衔。我们来看看这个“笑柄”有没有可笑之处∶ 第一，打开徐晓冰律师的中文网页，列有六位洋律师的头像和介绍，称之为“合作律师”和“顾问”。给人感觉，这是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因为有多名外国律师。但其实这几个洋律师，都不是徐晓冰的“partner”（合作律师）。在英文版中，徐晓冰不得不标出，他们是“counsel”（谘询），甚至多数只是跟他去过一趟中国而已。他只是拉大旗做虎皮，骗中国人。 当初桑兰的律师海明曾吹嘘“由华裔、犹太裔、日尔曼裔、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印度裔、非洲裔的律师组成”的“联合国军团”帮桑兰打官司。桑兰也一口一个“我们团队”。可整个官司下来，人们从未见过这“九人军团”。有一次海明在他的律师楼开记者会时，有个记者问他，你的九人律师军团怎麽从没看到影儿呵？海明指指墙上说，都在那儿呢，原来是几个挂在墙上的外国人照片。 桑兰的新律师徐晓冰还没代理桑兰之前，就已懂得海明之道，但他比海明还“抠门”，是“挂”在自己网页上，连海明那种挂在墙上的镜框钱都省了。 第二，据当地华人网友介绍，不要说佛州奥兰多的徐晓冰律师所没有所谓“白人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所在地，是一个既鲜见亚裔、更罕见白人的西裔区。那是奥兰多最破落的区之一。在徐晓冰律师所的斜对街，就是整个佛州最便宜的食品超市“Save-A-Lot”。相当于那种“九毛九店”，只开在收入非常低的区。从网上刊出的照片来看，徐晓冰律师所是一个老旧的木板平房，被网民嘲讽为“律师棚”，因为它很像建筑工地的棚子，如果没有招牌，人们肯定会认为那是个堆积货物的仓库。 而且其用一块大白布吊在木板墙上的广告，上面用英文写着∶每周三免费谘询，打“遗嘱、离婚、交通、绿卡”案，250美元起价。 连海明都还每小时200美元收桑兰的律师费呢（当然目前他一分钱也没收到），莫虎则一小时600美元。这位徐律师到底是慷慨，还是实在找不到客户，以此低价吸引顾客？ 上述这些情形，都跟中国媒体上的徐晓冰在美国打官司是“常胜将军”，是“著名华裔律师”，好像都对不上号。这个在成为桑兰新律师之前鲜为人知的“大律师”，怎麽把“办公棚”开在一个明显的低收入区？ 第三，徐晓冰律师所网页列出他的简历，其中一项是“现任史坦森法学院顾问理事”。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在佛州大学史坦森法学院网站打上“Xiaobing Xu”可查到，在该法学院的国际项目顾问议会（International Programs Advisory Council）名单的最后一名有徐晓冰。明明只是该法学院下属的国际项目顾问议会的成员，但他却在自己的网页“升级”为“史坦森法学院顾问理事”。这就像一个生产队长，却到外地说自己是县长，连升了几级。 了解美国大学情况的人都知道，这种顾问什麽的，只要捐点钱，就能获得。像当年杨澜就曾给她就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捐过一些钱，然后拿到该学院“谘询成员”的头衔。但杨澜比徐晓冰胆子还大，居然在她的中文简历上敢写成“哥伦比亚大学校董”。把一个下属学院的“顾问”升级成整个大学的“校董” (Trustee)。在被戳穿后，才拿了下来。 这位桑兰的新律师，也跟杨澜的手法一样，到了中国，“顾问理事”又变成是“史坦森法学院顾问董事”了。本来“理事”已是不实，升为“董事”，就更是骗人了。这种“董事”只可能是对诚实价值的“不懂事”。 第四，在中国珠海的“百年暨南讲堂人物”的专访中，徐晓冰被称为“著名大学华盛顿乔治敦法学院博士后”，这个“头衔”也令人质疑。我不懂法律学位，也可能孤陋寡闻，但好像没听说有“法学院博士后”这种头衔的。事实上，在徐晓冰的英文简历中，说他是拿到华盛顿乔治敦法学院LLM。百度对此是这样解释的∶“LLM（Master of Law）是一年的美国法律速成班，相当于美国法律硕士学位。美国本国学生基本上以读JD为主，可以说LLM就是专门为国际学生准备的一年制课程，严格说是九个月┅┅”可在中国媒体上，徐晓冰成了“博士后”，那麽是谁告诉记者这个信息的呢？简历这种东西，只可能来自本人。 第五，在上述专访中，徐晓冰还“曾担任美国联邦法院佛州地区法院首席大法官助理”。但是哪一位首席大法官呢？非常令人质疑。佛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有七位，从徐晓冰说的他从1992年开律师所至今，佛州高法共有过17名大法官，都列在最高法院的网站上。徐晓冰为什麽不敢加上这位“首席大法官”的名字？因为人们很容易一下子就查到，到底有没有过这个“徐助理”。而如果徐晓冰真当过首席大法官助理，以他律师所网页的张扬、忽悠特点，他早就会写在其网页的中文简历上，更不可能在英文版中完全省略。所以这个所谓“大法官助理”，很有可能是徐晓冰杜撰的。否则请他拿出“首席大法官”的名字，我们来调查核实。 第六，在徐晓冰的简历中还有一个头衔∶“美国佛州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人士培训项目主任”。这也不像那麽回事。因从佛大法学院官方网站查到，这只是“准备在”（is scheduled to be offered ）2010年7至8月举行的一个夏天短期项目（从现在该网页仍是这种口气来看，这个短期项目很可能没有办成）。佛大法学院网站关于这个项目只有寥寥数语，然后说详情去看徐晓冰律师所网页。可徐的网页对此只字没有。打开佛大法学院这个项目的报名表，主要是中文的（http://www.law.ufl.edu/international/programs.shtml），显然是给中国人报名用的。很可能由于国内报名的人太少或其他原因，这个项目没有办成，因为如果举办了，以徐晓冰那种喜欢吹嘘的风格，一定会在他的网站上“报导”。他到中国在广场饭吧做个讲话，都被他贴到自己网页成了“新闻”和“成就”。 第七，徐晓冰跟佛州史坦森法学院前院长Bruce Jacob（17年前任过院长）和一位芝加哥律师一道到中国，居然就成了“以徐晓冰教授为团长，罗淑玲总裁为领队的美国法律交流代表团”。经查，罗淑玲在新泽西办了一个名字很大的公司“华夏人媒体集团”。徐晓冰“代表团”的中国之行，很可能就是这位“罗总裁”联络安排的，因为她的“华夏人媒体集团”公司网页说，他们的业务之一就是给要到国内讲学访问做联络安排工作。后来她也陪同前往，“罗总裁、徐团长”结伴在中国访问，只听那“大头衔”，也足以把中国人唬住。 这位“罗总裁”还有一个奇怪的头衔，在中国报导上是“徐晓冰律师所办公室主任”。而徐晓冰又是这个“华夏人媒体集团”的法律顾问。他俩到底是怎麽个领导关系，真是法律难题。 “罗总裁”的“媒体集团”网页还有一个有趣的画面∶在徐晓冰律师所刊登的那些所谓“合作律师”，也就是那七位洋人的照片和简历，又被登到了“罗总裁”的“媒体集团”网页上，被称为“合作伙伴”（http://hxrforum.com/?action=6&bid=33&cid=46&did=18&PHPSESSID=2717a7939a127fa57452ba3e8d6ef2b9），不知道这几位“洋律师”是否知道，他们在中文网站被滤来滤去，已经被出“洋相”了。 第八，徐晓冰在中国的所谓讲学，万变不离其中，总要讲到他在美国做律师，给一个日本人做代理，如何打败了对方身经百战的犹太律师。但却从来没有提这是哪里的案子，连一个具体人名都没有。是不是真有这麽回事，无法不令人质疑。例如徐晓冰说，对方的犹太人律师当面威胁他，“你的当事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残留，我是美国人，我的客户是公司，我们打的是陪审团的，听说过珍珠港吗？┅┅你输定了！”这些话很像是编造的，因为对美国情况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一个美国律师怎麽可能这样讲话，客户是日本人，怎麽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留”？怎麽可能因为你代理日本人，就跟你说“我是美国人，你听说过珍珠港吗？”徐律师真是缺乏“编故事”的能力，这种不合情理的瞎掰，让在美国的华人一眼就能看穿。所以开篇说的接桑兰案的不是“炒作”就是“神经病”，看来不排除两种都有。 第九，徐晓冰到中国，报导多是这样开头，“美国佛州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短期培训项目主任、史坦森大学法学院顾问理事徐晓冰教授一行到我校访问”。从这个语句，很容易让人以为徐晓冰是美国史坦森法学院的“教授”。但其实他根本不是。经查，徐晓冰没有被美国任何一所学校聘为教授。他的所谓“教授”，是他带着美国法学院老院长等到中国西北政法大学“讲学”后，政法大学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聘为兼职教授”。但徐晓冰却把它当作正式教授头衔，在媒体上使用。 为什麽西北政法大学要给徐晓冰“教授”头衔？因为徐晓冰去该校时，“通过电脑图片和短片向我方直观生动地展示了美国史坦森法学院的基本情况，同时表达了其学院愿意为我校师生交流、出访美国提供有利条件和机会的殷切希望。” 徐晓冰在史坦森法学院没有任何教职，更无官职，他怎麽能代表“美国史坦森法学院”呢？这让人想到桑兰案的那个骗子证人路平，当年到山东滕州东郭镇时，也是这种玩法，自称他是美国华人企业巨子，拥有“私人医院、出版公司、文物收售中心”等，住“千亩庄园”，还是“医学博士”，“哈佛、哥伦比亚大学两处名牌高校的客座教授”等等，来忽悠中国当地官员。 路平还一本正经地提出他有向东郭镇“引进好莱坞影视城开发建设意向，及相关旅游产品开发意向。对投资开发建设很感兴趣，并提出了初步开发意向。”这位在美国申请政府救济房，甚至一度连房租都交不起的困难户，已是75岁的老人，居然敢如此老当益壮地撒弥天大慌。 从徐晓冰在国内“讲学”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他是广东珠海人，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他自己说他母亲当时是该学院的图书馆馆长。佛罗里达一位熟悉他的华人律师说，徐当年曾在“中国化工资源公司”工作，后来这个公司被撤销。徐晓冰毕业于佛州史坦森法学院。他的详细经历等目前还不得而知，因在徐晓冰律师网页上，对于他的“家乡”一栏，他都填的是“海外”（后有网友查到《解放军报》报导，徐晓冰父亲徐国华1984年退休前为广东肇庆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从网友查到的资料来看，徐及他的家人曾用“徐晓冰律师所”地址在美国注册过多家公司，而且很快就关闭，令人质疑是“皮包公司”，做移民用的。 网上记录显示，徐晓冰律师所地址有过下列公司∶ Chengdu Changfeng Amusement Engineering (USA) ； 1993年4月19日注册，1994年8月26日关闭。 Golden Chopsticks, Inc；1993年9月20日注册，1994年8月26日关闭。 Anhui Stars Communication (USA), Inc；1994年8月16日注册，1995年8月25日关闭。 Jen’s Electronics, Inc.；1997年2月17日注册，1998年10月16日关闭。 Fulland Precision Corporation；1998年11月30日注册，1999年9月24日关闭。 Yueh Sheng International Inc; 1998年4月10日注册，1999年9月24日关闭。 Panix Corporation；2002年4月30日注册，2003年9月19日关闭。 Guangdong Foreign Trade (USA) Corporation；2003年8月18日注册，2004年10月1日关闭。 BJ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rporation；1990年7月23日注册，2005年9月16日关闭。 这还不算据推断是徐晓冰家人Zhang Na（张娜）注册的Commercial Insurance公司，及徐的另一位亲属（据网友查可能是其小姨子）注册的另两家公司。如果一家人前后注册了12家公司，很多都很快关掉，这本身就很蹊跷。 除了这些玄虚之外，徐晓冰给桑兰做代理律师，有没有错？有大错！徐晓冰强调，即使是杀人犯，也应该有代理律师，“对一个职业的美国律师来说，不管他出于金钱或者别的什麽原因考量，他们都会接下这个案子。”因为律师的职责“是保证法律程序的公正和合理”。但在这里徐晓冰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把“被告”的律师和“原告”的律师相混淆。也就是说，即使纳粹德国的战犯们，在纽伦堡审判时，也应有律师辩护，因为他们是被告。但是，如果你给纳粹分子当律师，来起诉被迫害的犹太人，那就是性质相反的问题了。 桑兰不是纳粹，但是她的所谓跨国巨额索赔案，现在绝大多数网民都知道是炒作，是敲诈，是滥诉。这里不是别人起诉她，你要帮她争取法律权益的问题，而是她主动要恶意滥诉。在明明知道这一切情况下，徐晓冰还要给桑兰当这个“原告”律师，接着打海明扔下、明显无法打赢的案子，怎麽能不让人判断，这人要麽是要炒作自己的名声（他大概很羡慕海明的臭名），要麽是神经有毛病。 面对网民的质疑和批评，徐晓冰迅速修改了他的网页，很多专访文章和博客等被删除（但在网络快照的今天，只要有过就会“留痕”），其简历也修正过；并关闭了其新浪博客的读者跟帖，删掉了所有曾质疑批评他的帖子。如果不是“笑柄”，心里没鬼，就不应做鬼鬼祟祟的动作。 在今天这个网路时代，任何恶，都不会逃过网民的常识观察和判断。桑兰真的成了一绝，她总是慧眼识“恶”，跟骗子心有灵犀一点通，每找个律师、帮手，都扯出一大串的谎言在后面。看来桑兰对在中国人中“打假”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仅仅一个桑兰案，就跟出这麽多撒谎如撒尿的中国人。真不知还有多少在中国招摇撞骗的“海外华人”们！ 2011年12月21日于美国 如有网友愿打假，可把上述文章寄给徐晓冰到中国讲学时的那些接待人员，提醒防止被骗（或上网查到其email传去）。根据徐晓冰网页的新闻报导，这些人员是∶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韦郭路中段 邮编710122）贾宇校长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董和平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院长李其瑞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研室罗长征副主任；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主任张国伟副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董少谋、赵旭东、董和平、易萍； 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西安雁塔区长安南路318号）律师雷西萍、冯兴妮、杜维娟； 陕西省律师协会（西安市碑林区建国路信义巷14号）魏钢副会长； 重庆律师协会（渝北区龙溪街道黄龙路4号）孙发荣会长； 中国科大（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96号）管理学院赵征副教授； 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院宋伟院长； 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院法硕中心杨辉主任； 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宋澜主任； 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院环境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聂隽主任； 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部宋小燕副主任。 2015-06-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移除历史的美国“破四旧“、禁书 ——美国文革正在进行时（2）
何清涟 用Defund Police将各州警察手脚捆住之后，各种毁坏美国历史文物尤其是建国及南北战争时期塑像的暴行在美国大行其道。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一套在中国文革初期，是以“破四旧”的名义进行的。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文革运动考察报告》记述了这些早在2017年甚至是奥巴马第一个任期末尾就发生的事情。经过几年发酵与酝酿，在美国政治的关键时期——大选年集中爆发，民主党这位操盘手几乎就在前台指导。 美国文革之师：中国文革的“破四旧” 所谓“破四旧”，就是将本国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全视为封建糟粕彻底否定、予以消灭，为破坏者寻找政治合法性。这里，必须说清楚的是，这种彻底否定本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文化革命，在曾经出现过的几十个社会主义及准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毛泽东的中国出现过。社会主义的领头羊前苏联从未“破四旧”，也未将本国文化斥为封建糟粕大肆批判或毁损。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各种文化成就与现代化建设，都成为苏联继承的文化遗产，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理等文化名人都被苏联引以为骄傲。中国文革之野蛮，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极为不屑，认为是无知与野蛮。 先得介绍一下中国文革时期的所谓“四旧”。所谓“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源于中共“副统帅”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明载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被中央文革小组颁发的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肯定。指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里，所有先人创造、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都是旧的、腐朽的、反动的，必须与之彻底决裂，清除干净。 旧思想，是历史上从孔子、老庄等先秦诸子，经董仲舒、韩愈、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胡适、刘少奇等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们的著作，也指在他们影响下的其他作品，其中不少是珍贵典籍。旧文化，指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精神现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遗存。它包含的内容比旧思想的范围更广。旧风俗，则指衣食住行，包括年节、婚丧、娱乐、礼节、习惯等一切世俗表现。属于一种亚文化。旧习惯则指现实中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 在文革那种集体发疯的年代，林彪作为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号召“我们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时，没有人再去思考、探究所谓四旧是什么，因为只要发出不同意见，就成为要被扫除的“害人虫“。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红八月”期间，红卫兵全国各地出去，中华文明的精神塑造者孔子墓与孔庙，即使改朝换代也从未被破坏，却在文革时期被捣毁，全国各地的文物古迹、历史名人坟墓，几乎全都被红卫兵光顾过。为了让红卫后砸个痛快，毛的亲信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让司法系统彻底瘫痪，并出台《公安六条》为这类行为保驾护航。 在“破四旧”方面最有名的红卫兵头子就是北京大学的谭厚兰。据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仅一团队就造成如此损失，全国各地的难以计数。在文革时期，中国大陆没有法律、俨然一片乱世，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从春秋时代的孔子，到1949年以前的国民革命时期人物，无一不遭受荼毒。 美国文革：一切以反种族歧视为名 美国文革本轮“破四旧”，目的是为了重构美国历史，将殖民主义历史改变为以黑人为主的历史叙事。前总统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军总司令罗伯特·李（Robert Lee），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海家哥伦布无一例外地成为示威者的重点打击对象。有许多示威者认为，推翻种族主义者雕像为反歧视抗争的重要一步，波士顿一座哥伦布雕像在10日被“砍头”示众之后，各地掀起种族主义者及殖民主义者雕像的狂潮，推倒、泼漆及涂鸦等各种方式层出不穷。 据民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统计，美国公有土地上共有1747个南方邦联的标志物，包括780座雕像及纪念碑，103座以南方邦联军事或政治人物命名的公立学校及10座以南方邦联将军命名的军事基地等。南方邦联为1861年至1865年由11个美国南方蓄奴州从美利坚合众国分裂而出的政权，这些雕像也成了奴隶制的象征，近来沦为示威者发洩怒火的对象，许多都被推倒、泼漆及涂鸦。 面对示威者的怒火，各地政府（示威暴力多发生于民主党州）大多採取响应及安抚的策略，民主党的重要领导者、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为了配合革命小将的要求，除了开启向黑人跪拜仪式之外，还于10日公开呼吁，要求移除国会山内11座南方邦联领导人雕像，包括美利坚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军总司令罗伯特·李（Robert Lee）等在内。佩洛西称：“这些雕像是向仇恨致敬，而不是历史遗产，必须移除它们。” 另外，全美有10个以南方邦联将领命名的军事基地，国防部长埃斯珀等五角大楼高层日前均对改名持开放态度。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强硬拒绝，称这些基地已是“美国伟大传统的一部分。美国在这些‘神圣之地’训练与部署我们的英雄，并赢得两次世界大战，我的政府压根没想过要改名。” 美国文革进入疯闹阶段 趁着黑命贵运动掀起的政治正确新高潮，美国文革疯闹进入高潮。 一是教育革命，因为这现象是美国教育界多年集体努力向左再向左的结果，兹事体大，得另写文章。先埋好线索，提个醒。 二是号召焚书。2017年以前的美国文革中，就有人提出此议，这次卷土重来。NPR是家以反种族主义之名煽动种族仇恨的媒体，这次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的书架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作者胡安·达维尔认为在美国历史上，关于种族主义的书籍，电影和播客非常多，要列举一张清单，清除所有按白人视角创作的作品。他肯定“去殖民化您的书架”这场焚书运动，认为这是积极抵制和抛弃长期困扰美国心理的殖民主义叙事，叙事和文学观念——归总一句，他要清除白人作者和支持现行秩序的主流价值观。 Gone With the Wind（中文译名《飘》或《乱世佳人》），是美国历百年而不衰的文学名著，早就被打着反种族歧视旗号的极左派盯上。HBO干脆自我革命，率先将此作品以及相关影视作品下架。这本书的主要罪名是“白人视角”，该书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关心黑人平权运动，80多年前，她用这本书的稿费设立奖学金，每年支持黑人顶尖学院Morehouse College十名黑人男青年受大学教育。从设立至今，她的奖学金至少培养了八百多黑人男青年。她的基金会设“美国黑人研究系主任”一职，年薪十几万，至今这个职位仍然还存在。 革命大棒挥向同路人 美国文革正以疯狂的速度在吞噬自己的支持者。《哈利波特》的作者J. K. Rowling由于坚称妇女有生理特征遭到猛轰，因为LGBTI这个群体中的主流认为无性征才是正确的；左翼媒体人Dan Abrams制作的警察电视节目被取消；UCLA的白人教授因对学生朗读马丁·路德·金的信（其中有对黑人不敬的字眼）而被下课。 中国文革中子女检举父母而导致父母失去生命的事情比比皆是，最有名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最惨结局则是张红兵的母亲，因其被张红兵举报而被枪毙。美国一少女则偷偷录下其父母与子女交谈时的政治不正确言论放到网上，自称以这种父母为羞耻，引来无数人对其父母的恶语攻击。 远在英国的BBC这次也加入文革行列，不仅要移除大楼前的《1984》作者奥威尔的雕像，还旧事重提，将文革深入到字典，称已故拳王阿里曾于1971年接受BBC主持人麦克·帕金森的采访，期间他谈到自己年幼时就很好奇，为什么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白色的，而黑色却让人有不好的联想：“为什么白人不说‘发白函’，他们也会撒谎呀”。（英语称诬告信为black mail） 美国文革是中国文革的精神兄弟 中国文革的几个特点在美国文革当中全部呈现。 1、对于破四旧，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当时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与美国民主党州长、市长、国会议员做出相同反应。毛泽东为了让红卫兵顺利“破四旧”，1966年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美国民主党当家的州则Defund Police，抗议者的示威到哪里，警察就从哪里退出。这一期间，不管警察执法如何正当，只要出了事，必被民主党州政府抛弃。亚特兰大的警察警罗尔夫（Garrett Rolfe）正常执法过程中枪击黑人布鲁克斯致死，被该市黑人市长不分青红皂白于第一时间开除。 2、中美两国媒体都对“破四旧”给予鼓励。 文革的“破四旧”，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美国文革则获得民主党大佬们一致首肯，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希宣布要移除国会大厦里11座历史人物的塑像之后，6月15日，民主党奉为创始人的杰斐逊之塑像在俄勒冈州被民主党现在的社会基础BLM推翻在地，踏上数十只脚；波士顿决定移除该市的林肯塑像。美国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CNN、华盛顿邮报都对此类行为予以赞扬，哪怕暴力在每个城市出现，照例称赞是“和平抗议”。 3、中国的“唯我独革”与美国的政治正确 中国文革时期的政治正确叫“唯我独革”，有首歌词就是“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反革命狗头要狠狠砸烂”，“斗垮斗臭，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即使想置身事外”，当逍遥派也不可得，会被当作不革命的落后分子，时时接受革命派的教育与改造。人们被迫违心地赞同一些自己并不认可甚至厌恶的行为。 美国的“政治正确”，早就让人们高度自律，不在公众场合讨论一些敏感话题，比如种族问题、政治倾向，对LGBTI的态度，甚至公开表态支持川普就是错误，一旦被任职机构发现，有丢饭碗之虞。这就是2016年的大选民调错得离谱的原因，因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愿意表态。美国人现在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各种言论，但左派们说了，对BLM的示威游行包括暴行，必须表态支持，沉默就是对黑人的暴行（Silence is violence）。 美国的根基就是宪政基础上的法治与自由市场，以及法律约束下的个人自由。左派发动美国文革，“破四旧”绝对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接下来就是用政治正确整肃现实中的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最终目的就是颠覆美国的法治，侵犯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与私有产权，对美国进行彻底的改造。美国必须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对外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无疾而终，本国却已经被民主党等极左用“政治正确”观念逐渐演变了。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6月18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9727）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肥咖条款：中国人海外藏金透明化
7月2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国税局实施《肥咖条款》（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简称FATCA），中美两国达成了对等互惠的金融信息共享协议，于2014年6月26日开始实施。这对热衷于在美国藏金的中国权贵、官员与富人都不是利好消息，对前两种人的压力更大。 \海外藏宝的隐秘时代结束\ 根据这一协议，中国居民在美国金融机构所开账户的账号、相关收益，乃至开户人姓名和住址等信息，中国政府都可以通过金融信息共享协议的规定获取。据美国财政部信息，中国属于适用“模式1”的类别，但并未明确适用“1A”还是“1B”；国内媒体查证后发现，中国适用“1A”，中国政府按照互惠原则将能够获得相当敏感的金融信息。 《肥咖条款》的正式译名是《外国帐户税务遵行法》，今明两年列为“实施过渡期”，这项条款自2010年批准，实施期一直延展。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外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将有关美国人所有超过5万美元的帐户资料交给美国国税局，旨在要对美国人在海外的资产与收入征税。这一法规带有一定强制性，如果外国机构不配合《外国帐户税务遵行法》，将会被国税局扣留其在美投资收益的30%，并且会被冻结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帐户。鉴于美国是世界各国不得不打交道的国家，对于中国大陆、香港及其台湾那些美国国籍或绿卡持有者，这一次，“狼”是真的来了。 \中国政府这次为什么愿意合作？\ 一年多以前，中国政府对《肥咖条款》沉默以对，媒体则大肆渲染美国的“万万税”，证明中国比美国宜居宜家，富人都很后悔移民美国拿绿卡。不过，这只是媒体的报道，中国权贵官僚与富人的真实想法，外人无从得知，但公开宣布放弃绿卡的富商只有宗庆后，可见走这步棋的人不太多，大多数人在观望，并期望北京不与美国合作。恰好，近几年中美关系麻烦不断，亚洲区域冲突、网络间谍等成为中美之间越来越令双方忧烦的话题，各方面合作都很不顺利。但让在美拥有藏宝箱的中国人不高兴的是，天不遂人之愿，中国政府现在居然同意合作了。 同意合作，当然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有极大关系。这一年多以来，中国发生了好几件大事，政治高层因权力分配引起的矛盾仍在，并因习近平强力反腐而加宽裂痕。具有重磅炸弹效应的几大红色家族财富故事的报道相继在声望很高的国际媒体出现，其中最具有全局性影响与普遍性杀伤力的就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这一报告除了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朱镕基等家族外，不少重要的政治高层家族成员与著名富商的资料都列于其中。尽管中国政府对内严密封锁消息，但这份报告的存在，已经将中共统治集团永久地钉在耻辱柱上，向世人证明这是一个无耻的强盗型政权。 习、王大动作反腐，虽然因为高层内部斗争，无法突破“身份识别”这一瓶颈，但《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已经将不少红色家族成员的资料曝光，与美国金融信息互换的心理障碍已经消除。美国既然要求外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将有关美国人所有超过5万美元的帐户资料交给美国国税局，对等的条件当然也是将中国公民在美国的资料也提供给中国政府。 如此一来，会出现以下吊诡情形：中国政府向美国提供的帐户资料，主要是拥有美国国籍或持美国绿卡、但仍然在中国经商、居住并持有财产的中国人的资料；中国政府从美国政府那里拿到的，也将是在美国藏金的同类中国人的资料，包括权贵、官员、富商与富有的中产。 \权贵富人焦虑各不同\*** 各国富人不想多交税，有人选择放弃美国国籍或者交回绿卡。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或者缴回绿卡的人数上升至2999人，较2012年增2.21倍，创历史新高。据分析，可能是受《肥咖条款》的影响。但与拥有美国国籍或者绿卡的外国人的数量相比，这一数字实在不算什么。 香港、台湾的情况也与中国大陆类似，许多人拥有美国绿卡或者美国公民身份。据台湾相关资讯，台湾拥有台美双重国籍的人大约有80万人，除了部分人愿意坦然面对交税这一新增的负担之外，多数人还在想办法规避。但愿意放弃美国国籍与绿卡的并不太多。 2013年《肥咖条款》将实施的消息正式公布后，中国媒体采访多位富人，据富人们匿名发表的言论，都说后悔死了，不应该申请美国绿卡。但后来从未见过报道，说有多少人正式放弃那张来之不易的美国绿卡。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风险越来越高，美国依然是中国人移民的首选之地，许多人就算长年住在国内，也并不想因为《肥咖条款》的实施而放弃美国国籍或者绿卡，只是中国权贵官员与富人对《肥咖条款》的心态并不相同。富人面对的主要是交税问题，据国内报道，富人有的称，他们已经想好办法，做了安排，他们并不习惯在美国居住，只是将子女安顿在美国；但并没有人说，因为《肥咖条款》的实施，要放弃美国国籍或绿卡。比较有趣的是，台湾律师建议客户如实报税，以免重罚；中国律师则安慰客户，说美国是随机抽查，不严格，有逃税余地。 权贵与官员因中美就《肥咖条款》达成的金融信息互换协议，面临政治与经济双重风险。美国提供给中国的资料，可能不会是官员本人的名字，但追查帐户开户人与权贵及官员的亲属关系，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小菜一碟；这样一来，许多权贵与官员就面临黑金公开化的危险。权贵核心圈人物可能因为反腐中的“身份识别”，中国政府会将其资讯列入“国家机密”，只是作为一种让其很不舒服的政治把柄备用；但省部级及其以下官员恐怕就受不到这种关照了，有些人可能就会成为中纪委反腐的目标。 因习近平反腐势头正盛，中国媒体对《肥咖条款》的评价不象去年那样贬称“美国万万税”，改成“或许会在无意间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新的反腐工具”。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7月1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fatca-20140710/195495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5👍 0💬 0文化娼妓李敖、陈文茜
抱歉，今天我大概不能文绉绉地做时事评论，而是只想痛斥台湾的两个文化流氓。在前几天的香港书展上，台湾的那个妖婆陈文茜，被问到怎麽看待因敢於嘲讽、调侃中国政府而广受民众欢迎的青年作家韩寒。陈文茜先引用李敖的话，说韩寒不值得谈。那不值得谈就不谈吧，可她接著开骂，说韩寒没文化，说话像放屁一样轻松。年过半百的陈文茜，是二十几岁的韩寒的母亲的年龄，这种年龄的女人，用地痞语言骂一个青年人，就够病态的了，更可恶的是，韩寒在中国那种严酷、恶劣的环境下，说几句真话，挑战一下中共政府，是多麽不容易，她陈文茜不给鼓励和支持，就够孬种的了，现在还出来连讽带骂，实在太招人恨了。所以相当多的中国读者不满、愤怒，也有不少人在网上认真地跟那个半老徐娘伦理。事实上，回骂她一顿，都够抬举她了。 李敖仅仅是蔑视韩寒吗？陈文茜只是在骂韩寒吗？根本不是，他们是通过贬损韩寒，来蔑视那种敢跟中共政府作对的精神，以此给对岸的共产党送秋波。大家别忘了，李敖几年前在北大讲话，公开呼吁学生要“拥抱共产党”，要“和共产党合作”，还支持共产党再活一千年。他说共产党在中国创造了“盛世”，并强调说，中国的盛世都是一个党领导的，这个党叫做中国共产党。 我以前一直认为，最糟糕的中国人在被共产毒化过的中国。到了台湾以後才明白，最毒、最恶、最恶心的中国人在台湾。李敖、陈文茜、邱毅，就是那一类。别说陈文茜是台湾人，她如果给自己定义是中国人，她就是中国人。我见过、听过、读过的，最精明、狡猾、恶毒、刻毒的中国人，也没有一个能毒过李敖。当然也没有一个十三点、二百五、三八过李敖。 说实话，看到关於陈文茜骂韩寒的报导後，只有一个痛感，他们当年被国民党强暴了一顿，还不够过瘾，今天就满心渴望接著再被共产党强暴。可惜的是，在那个文化娼妓遍地都是的中国，李敖陈文茜把自己脱得多麽精光，做多麽谄媚的恶心动作，也没人理他们。被成堆的文化婊子们每天抚摸得飘飘然的共产党，哪里还有闲工夫搭理那对老掉牙的、连一句新鲜词都吐不出来、一个新鲜的媚态都做不出来、拉皮条都没人搭理的——过气台湾文坛恶霸和政治娼妓。 韩寒在中国能有今天的影响力，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有相当的独特性，是不可复制、模仿的。他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写小说，在年轻人中很畅销。而且他是一个成功的赛车手，得过多次中国赛车的冠亚军，也在国际比赛上拿过不少名次。写作和赛车完全是两个领域，写作者在体育方面有成就本身就奇特。小伙子又长得很帅气，这导致他有了一种娱乐明星一般的大众人气。而有这种大众人气的人，在中国那种环境中可以利用人气发横财、飞黄腾达，但韩寒却敢於就社会现实中的荒谬，发表犀利评论，是非常难得的。他在网路博客发的小短文，经常是很俏，尤其难得的是，他有自己独特的幽默感。那种调侃的口吻，在当今中国那个有话不能直说的现状下，打了一个很好的剪刀差，这是他的文章受欢迎的很重要原因之一。“调侃”，是今天中国民众“唯一”能批评官员和政府的手段，大家只能这样撒撒满腔的怒气、怨气。韩寒的作品正对了今天中国民众唯一能“吃”的胃口，所以人气高涨。 在华文作家中，幽默感是非常难得的。那个李敖当年骂国民党的时候，有时也挺到位，但却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他狂吹了一顿，说中国五百年来，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是他李敖，可今天看见这麽一个二十几岁的後生，在中国有这麽大的影响力，那个心理从来就阴暗的李敖，实在嫉妒疯了。因为那个拼了命也要出风头的老妖精清楚地知道，他这辈子到死，也没法和韩寒的风头比了。当然，事实上嫉妒还不是主要的，他的根本是要说给共产党听，要成为共产党的马屁精，为他儿子、女儿在中国发展开路。 李敖疯狂吹牛吹了几十年，也从来没引起西方媒体任何兴趣，现在又去教唆他的未成年的儿子吹。人都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李敖这个毫无人性的文化流氓，却要坑害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教他儿子和他一样漫天狂言，说自己写的东西是“划时代的著作”。难道李敖要让自己未成年的孩子像他那样把牛皮吹破天，然後像他一样臭不可闻、臭名昭著到人们连提都不愿意提吗？可惜的是，李敖的儿子大概在中国连“臭”的机会都捡不著呢，他从老子那儿学来几招牛皮功夫，哪是谎言大师唐骏吴征杨澜们的对手呢。 而陈文茜呢，（我现在用她的语言说）她是因为自己每天在自由的台湾放屁放惯了，才会以为别人都像她那样有放屁的自由。可她在中国，不仅连屁都不敢放，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她在香港都连屁都不敢放呢，只有在台湾，把人都熏死、恶心死了。不过陈文茜的确是一绝，海峡两岸、大千世界，还找不到这麽一个宣扬乳房是交际工具的文化娼妓。她嫖了民进党，再嫖国民党，现在又去嫖共产党。不过她这副徐娘半老、满脑袋鸡窝的德行样，除了那个跑到北京展示阳痿的李敖，瞎子都不会扫她一眼。 我一直记得在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办公室看到一幅画，是陈文茜举著大刀，地上躺著的是施明德和许信良这两位民进党前主席，她正在追杀的是（当时正在选总统的）国民党主席连战。我问黄昭堂为什麽挂这几个人的画，黄主席说，要提醒自己，不能被陈文茜这种女人干掉。陈文茜投靠国民党後，现在又时不时地骂几句马英九了，因为那个“性倾向特别”的小马哥更不搭理她，於是她把目标转向中国。不少台湾人说，台湾人民热烈欢送“小妹大”去北京，希望用她的“交际工具”解决胡锦涛，那中国就有救了！可惜的是，对陈文茜这种遍地通吃的文化政治双料娼妓，北京的涛哥们也好像没什麽兴趣。 中文里有一个很精彩的表达是“做婊子立牌坊”。以前对这个词，脑子里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具体形象。自从见识了陈文茜，每当想到“立牌坊的婊子”，就出现这个标准形象。现在一个在台湾立法院展示自己丑陋裸体的李敖，一个宣称乳房是交际工具的陈文茜，这一对文化娼妓，倒真是中国五千年来，文坛上最无耻的“第一对”！ 2010年7月30日“长青论坛”文字稿 2010-08-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萧万长与中时的「牛皮双簧」
《中国时报》真不愧是国民党中常委创办的报纸，只要国民党高官一出访，就吹喇叭、抬轿子。有时为做政治啦啦队，竟不顾新闻常识，甚至连脸面都不要。 上次马英九访日，中时就为吹捧，编出「会晤」安倍的假新闻，被日本媒体揭穿後，至今都不更正，更别提向读者致歉；这次萧万长访美，中时又是渲染夸张，甚至又编造出和谁早餐「会晤」的假新闻。 中时驻美记者傅建中和刘屏报导说，萧万长一天就「会晤」了42名美国议员。但从他们自己的文字也可看出，实际上其中有24名众议员，只是参加了萧的酒会，集体打个照面而已。如果这也叫「会晤」，那有五百人来参加酒会，是否就可报导说「我会晤了五百人」？ 为什麽要如此「渲染」，因为刘屏要统计出这是「最高记录」；傅建中要总结出这是「备极风光」、「极为礼遇」。 「会晤」本身已不真实，「备极」和「极为」这种形容词，更是新闻写作的忌讳；因为新闻要用事实说话，不可滥用形容词。但中时的「资深」竟如此写报导，可想一般记者编造马安「会晤」就不足奇了。 至於萧万长「会晤」18个参议员，也不像那麽一回事。按傅建中的报导，是因国民党请了「纽约前参议员狄马托带路引荐」。狄马托当过18年联邦参议员，国会多有新朋旧友，当然人家要给「面子」，开门说声「哈罗」。於是这就被中时「统计」成「最高记录」。狄马托现在只有「美国网络扑克牌协会」主席的头衔，无任何要职。当然谁给个好价钱，就可能去「公关」敲门。 但就这样的水份「会晤」，在傅建中笔下，竟成了轰动华府，发回台北的稿子标题是「满城争说萧万长」。我在美国住了近二十年，还没听说过任何一个来访者会让美国人「满城争说」。即使戴安娜复活，也不会如此！全球二百国家，几乎每天都有元首、前政要访美，经常是连个报导都见不到，哪可能为一个没几个美国人能叫出名字、也不是国家领导人的萧万长「满城争说」呵！连胡锦涛访美，《人民日报》的记者也不敢这麽随口胡说呵。 而刘屏报导说，萧万长抵美就和四位主要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亚太策士」早餐，更像是马英九「会晤」安倍的翻版。因朱立安尼的策士叶望辉说，他根本没有参加，当时他正在台湾回美国的飞机上，而欧巴玛的策士贝德正在加拿大度假，他们怎麽能参加萧的早餐呢？纵观刘屏的报导，只有对四位策士的背景介绍，而没有萧和他们的任何对话，无法不令人质疑，萧万长可能没见到四位策士中的任何一位。 可萧万长却在美国大发雷霆，责骂批评中时造假的人是「无知」和「侮辱美国国会」。但其实是萧万长和中时「侮辱」了政治家诚信和新闻的真实原则！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10月8日「曹长青专栏」 2007-10-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全球产业链重置 中越引资位势之变
何清涟 中国经济衰势早现，全球制造业第五次转移之势更是难以挽回，这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可以看出：据网上盛传，在广西中越边境友谊关，10月20日聚集了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他们打算前往越南打工，在中越边境，中方正在兴建两米多高的围墙，防止国人外逃——这倒不是中国不想输出劳动力，只因不想与越南产生纠纷，因为中越关系实在太脆弱了。中国与越南这两座庙的兴衰，往小里说，是中国经济繁华尽褪，投资环境劣化，代工时代已成历史的缩影；往大里说，是全球第五次制造业大转移的一个小镜头。 第五次制造业大转移，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经济繁荣，曾引来10万越南新娘嫁入中国；从2016年初至2019年11月，越南当局共发现1200多起偷渡案件，涉及4400名偷渡者，而偷渡主要集中在越南与柬埔寨、老挝、中国之间边境，尤其是中国占75％，也就是说，直到去年，还是越南人偷渡至中国打工。 但世界变化太快，如今中国经济繁荣已尽，投资环境劣化，代工时代已成历史，尤其是今年的武汉开始的新冠疫情，在摧毁世界经济的同时，也让中国失去了90%左右的外贸订单，工厂纷纷关门，本来就严重的失业更是雪上加霜。7月19日，21名中国公民在非法入境越南后被逮捕，罪名是在越南广南省会安镇从事非法打工活动，目前面临被遣返。该消息引发大陆网友热议，网友说，现今中国人竟需要偷渡越南打工，“给厉害国丢人了”。 其实，中国世界工厂的产业外移，早在5-7年前就开始了。这是第四次制造业转移之后的新一轮转移，算来应该是第五次制造业转移。在各国资本犹疑观望之时，中美贸易战让它们作了选择，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置这一进程。 纵观数次制造业转移的趋势，就会发现每一次大转移都必将伴随着一批相关国家的兴衰。20世纪以来，全球一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越往后，周期越短。推动每一轮制造业大迁移的重要动力虽然有差别，但主要是比较成本因素，制造业转移的基本趋势是由成本高的国家与地区流向成本洼地。目前刚开始的第五轮全球制造业大转移，主要原因是制造业面临产业升级和迁移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中美交恶是导致这次转移加速的重要因素。 全球范围内四次大规模制造业迁移 第一次在20世纪初，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至美国，为美国构建了强大的工业基础，二战当中让美国能够支援同盟国打败德国与日本等轴心国，在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世界各国进行战后重建，均赖这一工业基础。 第二次在20世纪50年代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这些战败国转移，这是马歇尔计划的重要构成部分，日本、德国重新成为经济强国，发端于此。 第三次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成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 第四次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于是，中国逐渐成为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2001年中国加入WTO，很快就成为世界廉价商品的供应基地，只是产业内容逐步由玩具、制衣、箱包逐渐向电子产品转移。这一过程长达30多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得益于第四次产业转移。 中国优势渐失，世界重置产业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曾经迎来长达2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的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1990年中国的制造业只占全球的3%，2019年则占全球市场的一半；1990年中国的出口只占全球的2%，2017年跃升到14%，全球出口份额增长了6倍。 这种全球独一无二的快速崛起使中国朝野都失去了对全球贸易格局的理性思维。经济全球化能够让中国永远成为全球的唯一赢家吗？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多年来北京当局一直有一种战略误判，因为它不了解全球贸易格局的基本原理和演变趋势。 第一，中国错估形势：认为自己还有成本优势。 大概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土地价格与人力资本上升，外商对此已经啧有烦言。但中国当时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警觉，由于从来就没有“双赢”概念，还制订一些事后看来错误的限制外资并购的政策。之所以说是错误，是因为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所图的是这类外企的资源、技术和品牌——这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几大要素；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2006年8月，中国商务部、国资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收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在核电设备制造、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制造和钢铁领域等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此规定一出，几起筹划多年的外资并购，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集团，都因被指有害“国家经济安全”而告搁浅。这一限制外资并购的规定严重妨碍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与这条政策同时制定的还2008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提高税率意味加大外资成本之举，东莞等地大量港台资本从那时就开始撤资前往东南亚，越南也就是在那时迎来了第一批外资企业进入的高峰期。 与此同时，外商对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均发出抱怨之声。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但因为在世界上，暂时没有找到比中国更好的成本洼地，中国还保持了一段发展中国家最大吸引外资国的优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仅为2 146亿，与2011年的5 087亿相比较，短短6年时间下降了57.8%。许多外资在观望中犹豫，原因是找不到与中国同样的“投资宝地”。 二、用“以市场换技术”为名，对外企的知识产权巧取豪夺。 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巧取豪夺，日呈公开之势。以下是政府指导下的大致经过：1984年3月22日中国国务院在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做好技贸结合和旧设备选购工作的报告》的批语中说，“把对外商品贸易与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实行技贸结合，用我们的一部分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是加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提出若干意见，其中有两处明确提到，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2000年中国准备加入世贸组织，而世贸组织明确禁止强制外资转让技术，中国修改了相关法规，字面上不再提这个口号，但于2008年设立了“千人计划”；加入世贸后的18年，“以市场换技术”从明的变成了暗的，由地方政府出面，继续要求外企交出技术和图纸。而最近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代表的向高端制造业进军的计划，提出了短短几年内实现“世界工厂”技术升级的目标，为了达成目标，“获取”外国技术的种种活动日益活跃，因此也把侵犯和保卫知识产权变成了中美之间的争执关键点。 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对美国造成极大损害，公司在中国只能乖乖服从，回到国内就抱怨多多，到了2018年，知识产权成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恰好就在这段时间，越南开始改革开放，而且将引进外资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 投资福地风水轮流转 越南改革开放的准备期很长：1989年3月越共六届六中全会顶住东欧剧变的压力，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理论革新，提出六项革新原则，并成功施行了单一价格政策，经济改革迈出了第一小步。1996年6月召开的越共八大宣布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步入第二个阶段，亦即实施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阶段，以后逐年都有点调整与改革，但成效不是很大，直到2009年左右，终于等来了全球制造业格局调整带来的机遇：中国引资优势渐失，全球资本开始寻找新的投资福地。 世界经济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重创。2009年美国率先走出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发展始终步履蹒跚。原来还想循全球化旧路，但2016年川普当选之后，美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让世界各国先后都考虑推出加强本国制造的口号，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到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无不以制造业发展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诉求。今年8月31日，法国政府宣布确定5大产业实施“减少对外依赖，战略工业回流”计划，法国政府推出雄心勃勃的1000亿欧元（约1610亿新元）的经济振兴计划，为了重振法国的“工业主权”，政府即将出炉的1000亿欧元振兴计划，其中划出400亿欧元支持法国工业，这其中包含从2021年1月1日起，企业生产各类税务减免的100亿欧元。法国政府已联手法国公共投资银行，向“所有提出战略工业回流的企业开放补助金申请通道”。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这种后发展中国家很难有制造业成长的空间。然而，天上还真是掉馅饼了，砸到越南的头顶，而且这掉馅饼竟然延续几年。 越南与中国比较，相对优势在哪里？ 第一，中国因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增加、税收优惠取消，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得不外迁，这时许多企业发现越南正好承接自家的工厂。越南的人口结构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且用工成本低廉。2015年，越南人口年龄中位数30.4岁，中国为37岁；越南人口15岁以上识字率94.5%，中国为96.4%；越南的用工成本不及中国的一半：上海市的最低工资为2420元，胡志明市的最低工资为1150元。 第二，越南政府善于为自身创造条件。2006年，越南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上越南颁布了新的《投资法》，对内、外资实行无差别待遇。在两大利好的带动下，流入越南的外资规模有了明显的提速，资金成倍增长，越南FDI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2006年前后，FDI流入对越南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对GDP贡献比一度超过9%。加入世贸后，近年来又陆续与欧美国家签订了多项自贸协定，例如越南-欧盟自贸协定，在投资、贸易方面享有很多互惠待遇。相对于中国来说，越南在国际贸易、市场销售方面的限制较少。这使得越南出产的货品不需交纳某些关税，一定程度上鼓励外商投资越南。2016年底，越南宣布成立三个经济特区：云屯沿海区（广宁省），文丰（庆和省）和富国岛（坚江省）。相信未来越南会借鉴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模式，大力建设越南的经济特区，发挥地区优势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第三，越南人还有一个非洲、拉美包括泰国等都没有的特点：非常勤劳（与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那代人相似），对提高收入改善自身状况有着较强的渴望，相对易于管理。从中国东莞及其他沿海地区迁出去的工厂大量迁往越南，在中国的用工方式受到的抵触远不如非洲、拉美那么强烈，这也是台资、港资、韩国等资本视越南为新的投资福地的原因。这个过程持续了十来年，仅以服装来说，我在美国商场发现的Made in Vietnam，版样、设计都很接近原来的Made in China，可以判定这些就是原来的中国制衣厂。 越南现处于外商投资增长期 据越南统计局数据，从2019年初到9月20日，共有109个国家和地区在越南展开投资项目，吸引外国投资项目达到2759个，项目数量增长26.4%。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20年66个新兴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排行榜中，越南排名第12位，其以稳定的财务指标属于后疫情阶段安全组，成为越南全国各省市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巨大机会。 越南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生产线转移的首选目的地，世界上多家大型技术集团正计划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如LG集团已将整条生产线从韩国迁移至越南的海防市，日本（越南）松下电器公司也正为迎接从泰国转移至越南的大容量冰箱和洗衣机生产线做出准备。胡志明市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玛丽·塔诺维卡（Mary Tarnowka）透露，越南是美国企业生产链转移的首选目的地，从2018年的17%增至2019年的36%。 越南政府以埋头肯干低调吸筹的务实姿态吸引了中国投资者的注意。为充分融入这一波全球制造业调整，越南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参与各项自贸协定，好为接纳中国制造业创造条件：1995年加入东协；2002年加入东协-中国；2008年加入东协-日本与东协-韩国；2011年，又加入东协-澳洲、纽西兰；2015年，越南又与韩国、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此后又不停地与爱尔兰、加拿大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当在中国的本土与外资企业家们被中美贸易战折磨得疲累之极时，突然发现，越南竟然能为企业提供了全套解决方案，不管企业出口到什么地方，总有一款自贸协定适合：零关税配合低成本，越南投资价值尽显。 越南也毫不避讳这一点，其统计总局称，越南将继续利用CPTPP、EVFTA等自贸协定的机遇，寻找和扩大出口市场，特别是农产品和水产品方面，加强中美贸易摩擦中两国加征关税名单上商品的生产和出口。 从中国学去的越南版改革开放，加上成本低廉及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成功推动了越南的经济起飞。2019年度东盟各国GDP数据陆续公布后，越南GDP以越南2019年GDP增7.02％的同比增幅领跑东盟。 可以说，越南基本已经走上了一条出口导向的快速发展道路：外资带动出口，出口行业带动其他制造业，制造业推动经济快速成长，有如中国在江朱后期与胡温十年黄金的发展时期。 中国则是一片繁华褪尽之景，在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如何止损是中国政府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越南作为投资热土还能持续多久？ 最后的问题是：在全球产业链重置的过程中，越南这块投资热土的热度会持续多久？这里先留个梗： 1、由于越南经济体量太小，承接能力有限。中国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越南有较大的承接空间，但技术密集型的，则多半得另找其他国家； 2、第五次全球制造业转移将是分散型的，不会集中在一个国家。除了拥挤在中国的资本需要另觅投资福地之外，这次产业转移还会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因素的限制，即机器人对人力的替代。人力成本的快速上涨进一步推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如今，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机器换人，希望把人力劳动从低端工作岗位释放出来，制造业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工厂利用工业机器人获得了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生产速度。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简称IFR）在其年度报告中称，得益于智能制造和自动化，世界各地工厂内正在运行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270万台，创下新纪录。2014年至2019年五年时间里，全球机器人安装量增加近85%。根据报告，全球范围内，2019年工业机器人年度安装量排名前五的市场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和德国。 全球制造业第五次转移过程，将是各国力量重新配置过程，大多数在第四次转移过程中没能富裕的国家，在这一进程中获得的机遇只会更少，越南是少数幸运者之一。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10月26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e-10262020110139.html 10月2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027202012475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关于“笼子、老虎与苍蝇”的随想
在人们行将对中国的政改、反腐等感到绝望之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22日的一番讲话又激活了无数人的希望。这番讲话的要点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败“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制度的笼子由谁编？笼子的钥匙由谁掌？ 先说这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典故。从几年前开始，网上就流传一段美国小布什总统的演讲，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在网上查不到相应的英文，也找不到出处，算是中国人将“托古改制”的传统发展为“托洋改制”，希望借美国总统布什之口表达中国人对限制权力的民主政治之向往吧。 由于共产主义文化对领袖有一个不近人情的要求，即领袖必须同时具有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三种功能。因此，每届新领导人上任后，必须发明点什么“理论”，至少得提出一些说法，不如此，领袖似乎就有缺陷，不够完美。因此，习近平上任之后，成体系的“理论”虽然还未出台，但各种说法已有不少，出炉不久的“三个自信”因为“创始者”之一的衣俊卿身陷《言情录》风波而光芒消退，这次终于将网上流传的“小布什语录”增加了三字，变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语甫出，海内外群情激荡，有雀跃欢呼的；有表示质疑的；还有人说，不管做不做得到，有这个说法总比没有要好吧？ 自古君无戏言、自“十八大胜利召开”之后，习总所有的讲话都表明一条：中共的权力一元化格局绝不做半点变动，限制权力的西方民主制度是“邪路”，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两把刀子绝对不能丢，而且还不能“用后30年（改革开放）否定前30年（毛式统治与文革）”，既然满怀“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那只能继续维持中国共产党一党掌权的格局。因此，习总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言下之意就是由中共这位掌权者自个设置制度，自个将自个关进自己编织的“制度笼子”了。 制度笼子虽有，全用纸绳编就 “笼子”之说也让人产生疑问：难道此前中共治国毫无章法，不设置任何制度？这肯定不对，纪委、监察部、检察院、反贪局、预防腐败局这类机构可谓叠床架屋，一直处于扩张状态；军队、公安还各有内部系统，比全世界哪个国家都多。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12月发表的《中国的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中国的反腐败可谓万事俱备，从领导层的决心到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从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到制度创新防治腐败，要啥有啥，堪称世界最完备的。仅举一例，改革30余年以来，仅有关禁止领导人配偶及家属经商、以权谋私的专门规章，中纪委至少下发过20来个文件。不仅如此，中国还于2006年发起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经常出席国际反贪会议，向与会各国介绍中国“成功的反腐经验”。 那为什么中国的贪法腐败越来越严重，在世界腐败排行榜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靠前？例如在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2012年清廉印象指数》报告中，共有176个被评比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得39分，排在第80位，比2011年的75分有所下滑。 说白了，原因很清楚，中国那“制度笼子”的编织材料是纸绳，笼子的钥匙在中共自个手中。那笼子的栅栏随时可以弯曲得更开阔，让所有腐败行为能够通过栅栏肆行无阻；有时不让其变成坦途，让官员及其家属自由通向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成就了中国几百万裸官。 所以，如果还是同体监督，即自己监督自己，那就是沿袭旧制，往纸笼子上再加上几道纸绳，让它看起来密实一点。这“笼子”不要说关“老虎”，就算是狐狸、黄鼠狼之类也关不住。道理还是那句我讲过数百次的话，“再锋利的刀也砍不到刀背上，再高明的外科大夫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如果是异体监督，那就得将笼子的钥匙交出来，即：将选举权、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各项政治权利还给人民，执政权必须通过民选由本国纳税人授予，再通过民选产生的监督机构（如议会）来监督权力的行使。不解决这些涉公民权利及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说得再多也没用。 不知习总书记在讲出那句“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时，是否想到这句话可能与他刚讲过的“制度自信”有本质的不相容？ 《环球时报》再放话：“编织我们自己的笼子” 一向用心揣摩高层意图的《环球时报》，立即于次日凌晨在官方网站上发表社评——《编织紧扣中国实际的“制度笼子”》，一方面盛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显示了中国社会对于限制权力有着高度的共识；另一方面又声称，“中国不可能编出一个同西方一模一样的‘制度笼子’，如果这样编，中国就会变成南亚或东南亚那些国家的翻版，既未必能治住腐败，还会把国家推向巨大的不确定性中。” 编笼子是个大工程，如果在现有制度下编笼子，实际上就只能采取“治乱邦用重典”这类方法，惩治一批贪官。从王歧山当初放话反腐要“润物无声”之后，习近平以总书记身份号召的反腐败已进入观望状态。这次习近平亲至中纪委，所有现任常委全部出席，在讲话中表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反腐，等于否定了“润物无声”那种春风化雨的反腐。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还托专家之口表明“中央将打两大老虎：金融腐败和省部级贪官”，果如是，原来在国务院主抓金融工作的王歧山应该轻车熟路，抓出几只“大老虎”来。 我等旁观者是不是可以先等着看看“反腐战绩”，待抓出几只货真价实的大“老虎”后，再为中共自个为自个编“笼子”的壮举欢呼吧。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6期 ，2013年1月11日—1月24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542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我跟台湾的“缘分”
我在中国的时候，台湾对“大陆人”来说，一直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和概念，尤其是带着违禁色彩。因为只要提起台湾，接下来的概念就是“台湾特务”，好像台湾对“大陆”的唯一兴趣，就是收集情报，而任何一个和台湾有点“瓜葛”的人，都可能是台湾特务。和国民党在台湾的强势“反共、反攻大陆”宣传相反，共产党的宣传里极少提到台湾。在资讯极端贫乏的岁月里，那麽一、两部有“台湾特务”出现的电影，已经足够深入人心。 我们对台湾内部的资讯一无所知，也不关心，因为没有兴奋点让你关心。所以和台湾在心理上的距离，比和美国还遥远。到1987年，我在深圳看到一些国民党老兵从香港经深圳，回到内地去探亲，开始了解到台湾的富裕。偶然也看到港台电影，除了强化了一点对台湾的“资产阶级化”的印象之外，仍感觉很遥远、陌生。 见到的第一个台湾人 直到1988年来美国留学，才见到第一个台湾人。那是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大学城，有家华人饭馆，老板庄振戊先生是从台湾来的，他为人很热情慷慨，对我们这些留学生很友善、关照。那时我们对台湾有“外省人”和“本省人”之分，毫无概念，只知道他是台湾来的。据说当初中国大陆留学生刚到美国时，台湾学生见到他们就喊“共匪来了！”不知是真的，还是笑话。 多年过去，想到我们最初来美国的日子，就想起最早见到的那位台湾来的庄先生。但不知道他是蓝还是绿，因为如果是蓝，后来就可能对我们不会那麽友好了。结果，在2007年秋，台湾人在纽约举办了一场有四千多人参加的台湾加入联合国集会游行。我受邀做了一个演讲之后，刚走下讲台，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很像是那位印第安那州的庄先生，因他身材魁梧，给人印象深刻。在疑惑中，他开口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他真是那位庄先生，专程从几千里外的印第安那州，赶来纽约参加这个集会。于是，在我来美国将近二十年之后，才知道我结识的第一个台湾人是“绿”的。后来得知，他还是台湾人在印第安那州的大将之一，出钱出力，参与各种台湾人活动。去年底我到圣路易斯演讲，他们夫妇还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去看我，还拉去一大堆当地的玉米，给所有与会者。他像二十年前一样，还是那样热情、慷慨。 我们“和平统一”了 在印第安那念了一个学期之后，我们就搬到了洛杉矶。遇到的第一个房东崔喜，也是台湾人。那次租房经验，以后再也没有过，所以令我和妻子至今难忘。因为那个台湾房东，居然把两岸三地的五家“统一”在一个屋檐下。崔喜和她先生都是台湾本地人；来自香港的安东尼在一家华语电台做记者，他当时的女朋友，是来自台湾的“本地人”，基本上和安东尼住在一起；达尔文是建筑师，台湾外省人。他温文尔雅，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年近三十，仍单身，但追他的女孩子，有时竟跑到我们这大房子中，死缠着不走。另一对夫妇来自中国大陆；加上我们，总共五家。 多年过去之后，回想起来，十分惊讶，当年那麽多人住在一起，共用一个厨房，两个卫生间，还是香港、台湾、中国的不同背景，居然相处得非常融洽，从未发生过任何争执或纠纷，而是有事相互帮助。每到周末，大家一起合伙做饭，一大桌子人，聊天、讲笑话，其乐融融，真正是“和平统一”了。我们并非不谈政治，而是谈得很热烈。大陆人骂共产党，台湾人骂国民党（本地人、外省人好像没什麽区别），香港人只是乐呵呵地赚钱、交女朋友。这一大屋子人，经常在一起，从生活到政治，无话不谈，却从未发生过观点冲突，更绝无争吵。今天想来，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跟黑人学车差点丧命 女房东的先生常年在台湾，她自己在洛杉矶阿罕布拉区经营一个小五金店。当时大房子门口路边，有位当年越战的黑人老兵，“住”在自己汽车房子里。女房东好心，让他从大房子拉出条线，于是他的“汽车房”有了电。他经常住在我们门口。 刚到洛杉矶时，必须学开车，因那个城市庞大，公共交通很少。那个黑人老兵主动教我开车，为我省一笔学车费。可跟他学车的第一天，他就叫我上高速公路。我刚在小路转了几圈就上高速，相当紧张，所以不敢开快，他就踩我放在油门的脚，汽车就一路飞驰，伴着我的心跳。到了一个很远的郊外，他下了车，让我在车上等。但不一会，就看到他被一帮黑人追赶，他跑过来跳上车，跟我高喊Go Go Go（快跑）！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那帮人已经追到了，来拉车门。我凭直觉，知道大事不妙，所以拼命踩油门，一溜烟上了高速公路，一路飞快开回住处。 回来才发现，车门上有很多血。美国给了越战老兵很好的待遇，但那个老兵却把钱花在了毒品上。他趁教我学车之际，开到那里买毒品，发生了纠纷。当时如果没跑掉，不知会有什麽後果，想来後怕。但我从此再不惧高速公路。不过也再没有过第一次上高速那种演电影般风驰电掣的经历。 台湾的女房东看到我学车辛苦，要出钱帮我交学车费。怕我不接受，就让我帮她清点五金店货物，好在我以前当过出纳和会计，帮她清点得清清楚楚，她很满意。 后来我们在美国搬过许多次家，但这位台湾人，是所有房东中最和气、友善的一位。可能这也是我们这一大套房子里，中港台背景的几家住户，能够一直友好、快乐地合住在一起的原因之一。还或许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彼此相互尊重，所以才能和睦相处、居住，“统一”在真正和平、友好的前提下。 到民进党总部听“台独” 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我和其他一些在美国的前中国新闻记者们，创办了一张《新闻自由导报》。当时有一些来自台湾的人支持（外省本省都有，从口音上听，外省人比较多）。和他们聊天时，也谈到了台独问题，有人问我怎麽看。我说人家自己要独，当然应该支持。当时有人对我这个“大陆人”不反台独很吃惊，大概也有人认为我对台独实在无知。 当年（1989）底，我和其他一些中国民运、异议人士一起，应邀首次访问台湾。那次访问，是政大、联合报和国民党主持的。期间有民进党的人传话，想邀我们到他们总部聊聊。很多民运人士表示不去，以示反台独，另外也有向邀请一方表态的意味。当时只有我和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主编胡平等几个人，去了民进党总部。除了我本来就没有对台独的反感之外，还因为我在中国是做记者的，职业习惯（也是要求）就是要听双方的意见，所以更愿意去那里听听。 当时一个民进党干部，给我们讲了为什麽台湾人要求台独等。讲完後，他们问，如果你们这些民运人士将来在中国掌权，当总统了，台湾人仍要独立，你们打不打？记得当时胡平回答说，用武力打吧，不符合民主原则，但不打吧，那我们刚执政，台湾就独立，然後西藏和新疆也连锁反应要独立，中国领土一下子少了一大块，怎麽向人民交代呢？我的回答很简单，绝对不能用武力，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权。我不想从政，更没有想过当总统，所以更多想到的是原则、理念，而不是政治利害和操作层面。我跟胡平的分歧，是因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也是后来我写台湾问题的一个基点。但当时对台独问题的认识和感觉都是抽象的。 直到台湾通过总统直选，成为民主国家之後，我才真正产生了关注台湾兴趣。后来在洛杉矶的一次演讲中，我引用了一个流传的段子，其中最后两句是，“台湾说要独立，全中国人民都笑了；北京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全世界人民都笑了。”在台湾演讲，再次引用这个笑话之后，我的“台独”立场就被定性了。于是，这场和台湾的“缘分”就被拉得更近了。 但二十年过去，台湾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这其中，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国民党的变化。记得1989年第一次到台湾时，有中国异议人士对国民党拒绝接收逃到台湾的大陆人士表示不满。当时国民党接待我们的人回答，“如果你们大陆人都逃到台湾来，还不得把台湾压沉了。”我接过来说了一句∶“怪不得我来台湾后，一直觉得晃晃悠悠的。”回家学给太太听，把她逗得哈哈大笑。 今天，国民党不仅不怕“大陆人”涌向台湾，把台湾压沉了，而是张开双臂，欢迎陆客。通过两岸经济连结，实现共产党期待的一体化。或许他们宁肯台湾被压沉了，也不肯让她高傲地独立吧。 今天，台湾对我来说，往日的遥远、陌生感早已荡然无存。但对她越熟悉，越期待她尽快走向一个成熟、独立的真正自我。 ——原载台湾《当代》月刊2010年6月复刊号 2010-06-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民意与新闻自由——纪念《新闻自由导报》创刊五周年
柏林墙倒塌，随之整个共产阵营全球性崩溃，标志著共产主义这种违反人性、剥夺民意的专制势力历史性的终结。 共产势力的终结，根本原因在於它不体现民意。而人民意志是一切政府合法权力的基础。人民意志的体现，通过定期、真实的自由投票选举来实现。 所谓“定期”，即有再选择的机会。如果没有拒绝的权利，选举就成为灾难。如同中共政权那样，声称其合法性在於1949年人民夹道欢迎选择了共产党。但它从此不给人们再选择的机会，剥夺了拒绝的权利。 所谓“真实”，要有两个条件的保障∶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信息的自由交流，批评的公开化和新闻舆论的监督，选举就会成为虚假和装饰。 新闻自由保障著选举的真实、公平；真实的选举才体现人民意志，进而构成民主。 正因为新闻自由和民主有这样直接和逻辑的关系，1801年就任美国总统的杰佛逊就写下这样的名句∶“如果让我在有政府而无报纸和有报纸而无政府之间做一抉择，我将毫不迟疑地选择後者。”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开宗明义就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写道∶“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 人所共知，美国的高官和议员们都怕记者，因为丑闻一旦被揭露，下次选举，选民就会选掉他（她）。怕记者的实质，是怕记者背後的选民。这是新闻有监督力的原因之一。因而一个普遍被人接受的理论是∶新闻自由的程度标志著一个社会民主的程度。 正因为新闻自由对民主有这样的意义，一切专制政权都要控制新闻。如同中共那样，将新闻垄断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利用操纵的媒体来“伪造多数”，制造民意。官方媒体制度化地制造谎言是独裁国家的特征之一。 对共产极权最早的群体反抗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当时布达佩斯大街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官方广播是谎言”。33年过後，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新闻记者游行时喊的口号是∶“不要再逼我们撒谎”。 共产政权左右民意的手段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制造民意”。即把少数人的意见通过垄断的媒体硬说成是大多数人的。在《人民日报》上经常出现的这种句式传递著这一企图，如“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党和各族人民”等。两者连在一起使用，就是要构成心理暗示∶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党是民意的体现。 其二是“导向民意”。即人们相信官方的宣传，最後大多数民众的想法与官方一致。例如1958年的群众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的全民投入，更多原因是民众相信宣传、自愿参加的结果。有些民众的热情比毛泽东还高。如果当时实行公开选举，毛很可能获得极高的选票，他的政策也可能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是不是民意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真正民意的形成和表达需要两个条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前者使人们知道本地区、本国以外的信息与事实，在比较和选择中形成意见；後者使少数怀疑、挑战者的声音得以传播，使人们在思考和辨别中做出判断。也就是说，一种意见必须在接受外在信息的挑战下，仍被大多数人接受，才形成真正的民意。在没有外部信息的碰撞、不同声音的反对的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民意的形成与表达。 新闻自由的更重要意义是它体现著人的“知的权利”。它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之一。人的智慧来自两方面，前人的知识，同时代人的思想交流。离开“知”，即学习与交流，人封闭在屋子里苦思百年仍是白痴。 随著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有些人选择回国。但一位朋友说，他现在绝不可能回去。为什麽？因为“恐惧”。他说无法想像每天看不到西方的报纸和电视心里会怎样“发毛”。一个知识分子，不知道这个世界每一天在真正发生著什麽，那种感觉能把人吓死。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即使在中国可以看到BBC等知道了全球新闻，但不知道美国一流的知识分子怎样思考和评价这些事件。没有交流，就没有灵感的迸溅和思想的飞跃。不知道世界发生什麽，又没有思想交流，每天捧著《人民日报》发傻，最後变成傻子。 共产政权的领袖们对新闻传播意义有深切的了解。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就说，“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70万个生产队，70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人们起来革命，把我们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出一年，一个星期，那也会使我们灭亡。” 独裁者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都紧紧控制新闻，绝不让新闻获得自由。正因为如此，在六四枪声响後五天，一群中国旅美新闻记者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在洛杉矶创办了《新闻自由导报》，传播自由的声音。虽然它还十分弱小，但毛泽东总结过了，办一张专讲共产党不愿意听的话的报纸，共产党就会“灭亡”。即使再小的一支蜡烛，也会使整个屋子的黑暗无处躲藏。这就是《新闻自由导报》艰苦创办的初衷，也是它五年来倔强地坚持下来的意义。 ——原载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1994年6月10日 2009-05-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徐州八孩母只是中国人口拐卖的悲惨片段
何清涟 随着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曝光后，各种不忍闻的丑陋与黑暗都一层层揭开来，评论汹涌如潮。美国一些媒体的中文版评论将其归于中国女性权益得不到保障，国内少数评论也跟风将此归于女权范畴，许多Z世代甚至不知道中国人口贩卖这条食物链非常古老。还有论者认为只要习近平发雷霆之怒，这条食物链就会消失。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简要回顾中国人口拐卖这条产业链的历史，如果未意识到这点，中国恐怕将这条产业链限制在最小社会伤害范围内都做不到。 人口贩卖是中国地下经济的主要产业 我经历过中国最黑暗的毛时代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类拐卖妇女、穷家兄弟共妻的悲情故事几乎是贫困农村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生存方式。在这位徐州女子的前面，排有一长列与她同样遭遇的中国女子；在她的后面必将还会有后继者。 1980年代直至2010年代，中国并不讳言拐卖人口这类社会丑恶（官宣用语），打击人口贩卖的活动曾被列为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由各地司法部门制成横幅宣传。各地公安部门也会上报打拐成就，并称将多少名被拐卖妇女送还家乡与父母团聚。中国报业在1990年代曾有过一段十余年的辉煌时期，只要不涉及政治敏感内容，社会民生题材可以报道。那些报道揭示了被拐卖女子们从被拐卖之日开始的悲惨命运。 人类社会有三大古老产业：卖淫、赌博、贩卖人口，毛泽东时代据称扫荡了这一切污泥浊水，我们小时也深信不疑。1990年代享有盛誉的《海南纪实》曾登过一篇文章，揭示的正是毛时代的地下经济人口贩卖。那个年过60的资深人贩子讲述自己的职业生涯，三年大饥荒时期是其业绩最辉煌的一段时期，他从中部省份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前后共带了数百位妇女，其中有的还有丈夫孩子，贩卖到当时还有口饭吃的西北部地区，远至甘肃等地。他自称一辈子活得不冤，在贩卖人口的过程中“采百花”，并且认为自己让这些妇女有了活路，积了阴功。 我儿时曾耳闻“拍花子”（拐卖儿童），街坊中有位与我年龄相若的男童失踪，一位与他一道玩耍的女孩亲见他被人用一块糖哄骗走的，女孩也被诱哄，只因胆小没跟着走。这篇采访证实了人口拐卖在毛时代其实存在。由此可见，毛时代的悲惨故事不是没有，只是在媒体上消失得非常彻底。 徐州是拐卖妇女的重灾区 徐州一向是拐卖妇女“重灾区”。根据1989年5月出版的著作《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8100名。书中最令人惊诧的是徐州市出租车司机拐卖妇女大案。据书中所言，当年整个徐州出租车半数司机都参与拐卖妇女，只要从火车站拉到单身女孩就会转手给人贩子卖掉。这本书还明确写明了出租车属于“华航汽车出租公司”“云龙旅游服务公司”和个人私营出租车。 这本书的出版，既与当时国内尚算宽松的舆论环境有关——那时六四还未发生，除了政治话题之外，揭露社会阴暗面有一定自由；更与当时国内新闻业风气有关，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有职业担当。1988年9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轰动全国，曝光了多达11位女研究生被拐卖的案件，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海同济大学一个女研究生的案例。《光明日报》记者武勤英在翻阅1988年6月7日《河南日报》之时，该报右下方一篇短文引起她的注意，该文说的是拐卖女研究生的骗子李敏已于1988年6月6日在郑州落网。两位中国年轻女子相遇于郑州一旅社，年龄大七、八岁的名校女研究生居然被一位来自农村的半文盲小姑娘拐卖，这个故事情节促使武勤英做了到当地采访的决定。 这篇报道的梗概如下：同济大学的女研究生小A在郑州火车站附近的旅社与一个叫李敏的16岁农村小姑娘相遇，被后者拐卖到了山东省郓城县农村，作价2480元，买主是农民宫长恩。 在被拐卖的71天中，小A遭到宫长恩的强奸，并被严加看护。在卷宗里小A自述：“我曾经把灯泡取下，触过电，或许电压太低，或许我的鞋太绝缘，未死成；我曾经上过吊，但绳子靠墙太近，我一伸腿又下来了；我曾拿着刀划过手，但未找到大血管，没有下手；我也曾到处寻找农药……” 宫长恩最后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该报道虽然写了11位女研究生的不幸遭遇，但同济大学女研究生小A因本身的光环：（班长、党员）而备受注意。她与拐卖者李敏的反差实在太强烈：一个是纯真、善良、毫无识别能力的女硕士；一个是邪恶、贪婪、铤而走险的文盲。不少读者的关注点在这，认为高分低能的现象应该要改变。还有评论者谈到受害者被骗的理由是倒卖银元赚钱，不该有贪心。文学评论家冯立三的一篇评论很有代表性：“《沉重的思考》有开阔的思考视野，它将一种不容于人类的罪行，将农民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所造成的愚昧，将一位女研究生因不能在金钱的诱惑下庄重自处，在危难关头又因虚荣不能进行有效的斗争而酿成的悲剧，作了全面的、深入的剖析，提供了有关经济、文化、道德、法制等诸多方面的启示。”顺便提一下，徐州八孩母的事件见诸网络后，一篇2017年的文章《请别把女儿养成傻白甜》再度在网上流传。 武勤英还记述了采访过程中山东省郓城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讲的一件事：贵州省一位妇联主任来此解救当地一位被拐卖的妇女，走在街上，被几个当地人绑架了，在倒卖她的途中，这位妇联主任谎称自己也是倒卖人口的贩子，已把“货”带来了并答应共同取“货”才乘机逃脱。 必须正视的残酷事实 关于徐州八孩母的悲惨故事，本人相关推特后的一些留言很能说明中国人的认知缺陷不完全由言论管制造成，有的留言认为这是万恶的中共统治下的产物，消灭了中共就不会再有这类现象；有的留言者假装不知这类悲惨故事的存在。 对于前者，一是昧于中国历史，中国人口贩卖是个古老产业，除了毛泽东时期没有纪录之外，从1980年代至今，国内媒体从来不缺少这类报道与纪实片、大要案纪录片。比如1989年《古老的罪恶：徐州拐卖人口的书不说，2007有电影《盲山》，2016年有“巫山童养媳”，每次都会牵出拐卖妇女的讨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该电影宣传称“是根据河南襄城姑娘郜艳敏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讲述18岁的打工妹山菊被人贩子拐卖到大山，多次自杀未遂后，被公婆的善良感动，决心以善报善，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后来为了改变山村贫穷的限制，解开大山里人们封闭落后的思想，当上了代课教师的故事。 但现实中郜艳敏的命运却完全不同，她被转卖、被强奸，再以2700元的价格卖到了太行山深处的河北保定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她的丈夫常喝醉了酒打她，影片与真实事件中完全不符，被指美化拐卖妇女现象。 还有一种民主小清新，在推特上说，不要责备农村的愚昧，全怪中共，是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害了中国人，只要民主化了，就不会有人口买卖了。这话也算是另一种扯淡的政治正确了，用Google搜索，输入关键字：难民，人口走私，就会发现联合国都承认这现象的存在。而女性难民在逃亡潮中，对她们加以施害的主要就是同行的男性难民。这类报道有，只因西方左媒要保护难民形象，不多提了。 昨天的新闻就是历史，中国拐卖妇女的罪恶，既是历史，更是现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罪恶在中国农村是共同体犯罪但却不视为犯罪，这需要另外写文剖析。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2月7日，https://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072022111821.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中美贸易战，台商何去何从？
何清涟 中美贸易战引起台商普遍的恐慌心理。7月6日之前，台商因川普在中兴制裁议题态度时软时硬，对贸易战是否开打还抱观望之态。7月6日，美国对中国大陆出口商品的第一波课税正式生效，除了已经生效或即将生效的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外，美国还计划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此后，台商普遍在思考何去何从。 被中美贸易战硝烟呛着的一众台商 中国对美国出口前十大都是外资企业(含台资)，其中8家台资企业、为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成都两分公司、达功电脑、昌硕科技、名硕电脑、仁宝信息技术、1家新加坡企业、1家美国企业；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百大企业中外资占7成（其中台资占4成），陆资仅占3成。2017年，台湾对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出口总值达1302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量的41%，其中约有七成是零组件与半成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大陆组装生产成最终产品之后，再出口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地方。 大陆台商对台湾经济的贡献如此重要，在川普3月下旬宣示中美将开打贸易战之时，就有分析师示警：台湾可能将成中美贸易战的重灾区。 最初，台商希望这次美国咋唬一阵就算，毕竟在中国经营多年，熟门熟路，与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都维持着良好关系，有的台商在中国开设了两家以上公司，比如鸿富锦精密电子、达丰电脑都在中国开设了多家分公司，撤资太伤元气。 对中国政府而言，在对美出口前十大占七成，前百大占四成的台资企业，绝不能说不重要。中国政府也不希望台商撤资，在华外资企业对中国而言，好处显而易见：技术与产品设计是不花成本地引进，但却是提升国家商品竞争力的种子。产品输出国外市场可换来税收与外汇。中国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含量，因此中国政府尤其需要将技术密集型的台资留在国内。 但中美贸易战的后果，就是逼迫外资撤离大陆。 台商的难处 台资企业（主要是制造业）会大举撤出中国，转往美国投资或迁厂至东南亚避险吗？应该说，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有困难，否则，蔡英文任总统后推行的新南向政策不会应者寥寥。今年6月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率领124位成员访问团出席“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是66个参与国里最大代表团，目的就是帮助台商考察美国的投资环境。 郭台铭是台商中“早起的鸟儿”。2016年川普胜选之后，郭台铭就准备将部分投资转移至美国、并与川普总统建立了直接联系，如今他宝押两边：在大陆生产的产品销给中国与亚洲，在美国生产的产品销给北美市场。也因此，他在这场硝烟弥漫的贸易战中，还成了美国的明星外企：今年6月27日，鸿海富士康“威斯康辛谷科技园区”破土动工，川普总统亲自出席，与总裁郭台铭一起破土。7月18日，川普总统宣布新的“学徒”政策，让美国公司为员工提供工作技能训练，郭台铭与23家美国公司在白宫一起宣誓，表示支持这项政策。 郭台铭三十年间成为世界级巨富不为无因：见机而作的灵敏，大概只有香港李嘉诚可比。除此之外，他的实力亦非其他台商能够相比。据行家分析，台商迁厂的难处，不同的产业会有不同的评估，如钢铁业在台湾因环境评估标准较严格，外移的诱因较大；但芯片、电子零组件这类高科技制造业由于产业链庞杂，移动的评估项目也就多。简言之，较为单纯的传统产业对投资美国的兴趣较为浓厚，高科技织造业则较为保守。台商要换牌桌，必须考虑美国下游品牌商的意向。若品牌商不愿吸收关税，对于毛利不到10%的电子产业而言，等于会失去美国订单。 对于在大陆电子供应链里的众多台商而言，最担心的不是品牌商将转单至其他国家，因为论ODM能力，他们没有竞争对手，但若供应链里有人脱队抢订单，破坏了原本的平衡，那供应链就完全被打乱。一些台商希望中国政府想法维持台商的内部团结，但他们不知，在贸易战中前途未卜的北京，目前实在无力管台商这些事情。 是新南向还是迁美？ 第二轮制裁之后，台湾政商学三界人士都明白贸易战不是嘴上说说的事儿，必须考虑台商未来的去向。 美国盯准《中国制造2025》，这对台湾企业可能会造成两种影响：一方面，由于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投资生产的很多，与中国大陆业者在生产链上的结合非常紧密，所以当美国对技术转让有诸多限制，台湾的供应链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当中国大陆无法从美国取得相关的关键技术或零组件时，可能会把生产订单转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台湾企业也许因此得到“转单”之利。正因为影响非常复杂，基于此，台湾有学者认为，由于中美贸易大战在未来可能导致双方课税增加，台商应该考虑转回台湾、或是转到第三地投资。更有舆论认为蔡英文那一直受到冷落的”新南向”政策这次会柳暗花明。但有学者对“新南向”提出相反意见：东南亚等地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投资风险，这些国家法规的透明度低、法律的解释空间大、政府的廉洁程度低，均造成厂商投资成本不确定。因此，在目前台湾政府中意的南向国家中，政府应该与当地国签订有约束力的投资保障协定。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资本流动规律几乎是每10-15年为一个周期。但本轮资本流动的特点与以往不同，以前是发达国家流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90年代初由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联手推动的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成了最大受益者。这轮中美贸易战只是美国总统川普要改变全球化既定格局的一个大动作，但全球资本却正在流往美国。当英美两大左派大媒体《金融时报》与《纽约时报》都在斥责美国抛弃盟友之时，英国左派精英惊呼“谁丢掉了‘我们的美国’”之时，台湾商政学三界应该看清全球化形势逆转这一事实，对台湾企业对外投资之地重新定位布局。 （原载台湾《看》杂志，第192期，2018年8月5日，https://www.watchinese.com/gb/article/2018/23906?page=show）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巴灵顿和中国教授分肥（上）
在很多人对新浪网共同主席吴征的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提出质疑之后，吴征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却只字不提他怎麽获得的这个“博士学位”，反而表示他听说巴灵顿大学的教授“有很多都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出来的”。言“内”之意，有哈佛、麻省理工教授的“大学”还有错吗？ 巴灵顿大学有没有从麻省理工和哈佛出来的教授？别说在这所网络函授学校的网页上没列出任何从“哈佛、麻省理工出来的”的教授，甚至连一个不管从哪儿出来的教授都看不到。 打开美国正规大学的网页，一般都可以看到该校主要教员的名单，尤其是主要科目的教授还列出学历情况，例如从哪所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等。但在巴灵顿大学的网页上，根本没有这类介绍，不要说教授，连任何一个教师的名字都没有！ 巴灵顿大学是“网络教育公司”（Virtual Academics.com）下属的10个函授学校之一。该网络教育公司有雇员15人，其网页列出了11名雇员的简历，从中可以看出，全部这些雇员都不是教师，而只是公司管理人员，包括那名1991年创办巴灵顿大学的19岁美国青年斯蒂文．贝廷格（Steven M. Bettinger），现是该网络公司总裁，今年30岁；他的父亲罗伯特．贝廷格（Robert K. Bettinger）是巴灵顿大学校长，今年64岁。 这11名管理人员中，仅有一个人拥有博士学位，是从前苏联分离出去的乌克兰的Kharkov大学获得的，是数学和电脑专业，现在负责公司的网页设计等。其他10名雇员中，有一人的名字前写著Dr.（博士），但简历中没有说明在哪里获得的博士，或是不是博士。另外9名雇员，全部都没有硕士学位，其中有几人获得过学士学位。巴灵顿大学校长罗伯特．贝廷格的简历只是说，他毕业於纽约的长岛大学（LIU），是函授教育专家。 巴灵顿大学印制的学校简介上写的是“校长罗伯特．贝廷格博士”，但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商业报》记者追问下，这位“校长博士”承认他没有博士学位。但在给该报记者的电子信中，该校说“罗伯特．贝廷格校长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过硕士学位。”但那位美国记者查了该校在阿拉巴马州教育局注册的资料，上面并没有显示贝廷格校长有硕士学位。那位记者又问询了哥大学生记录办公室，答覆是，贝廷格曾在教育学院一个不授予学位的项目学习过，该校没有给他颁发过硕士学位。 雅虎金融网刊出的该网络教育公司的自我介绍说，巴灵顿大学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注册（没有说得到美国任何教育机构认可）。该介绍上仅提到一个外国的名字，即中国，强调巴灵顿大学已被中国的省级高教委员会认可。 为什麽在全球189个国家中，巴灵顿大学单单能够打入中国、得到中国省级教委的认可？经过记者调查，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性的中国人在中间穿针引线，给了巴灵顿相当重要的帮助。 第一个中国人是高从德。在该公司列出的11个雇员名单中，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Richard Congde Gao（译音高从德）。他的简历说，高从德“是该网络教育公司的副总裁，负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络事务，并是加拿大温哥华的巴灵顿学院院长。”高从德的学历是，“从中国武汉的Huangzhou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美国学习过MBA，他的学术成就包括发表过东西，有发明专利和被认可的设计等。” 记者找到了现居温哥华的高从德，在电话采访中，首先请他证实吴征是否在巴灵顿大学获得过博士学位，但高从德对此不置可否，说不能提供这个资讯，并对巴灵顿大学是否设过博士学位也不予证实。“巴灵顿大学现在有多少注册的中国学生？”高从德说“这是学校的内部情况，不能公开。” 在问到他的名字Congde是哪两个汉字时，这位温哥华巴灵顿学院院长也不提供，并很警觉地反问，“你从哪里拿到我的名字？”对於他担任院长的温哥华巴灵顿学院，他回答说，“两年前就不办了。”并强调他现在不再负责巴灵顿大学进入中国的事务。当问他现在是谁负责时，高从德说“你自己去查吧”。 当记者指出“网络教育公司”的新闻简报提到他以巴灵顿大学的亚洲事务副总裁身份於1999年去了武汉，和湖北“电大”建立了“双学位”合作项目，并成立了湖北巴灵顿学院时，他承认有这麽回事。网络教育公司在雅虎金融网上的自我介绍上说的巴灵顿大学被中国一个省级高教委员会承认，就是指这个在武汉建立的巴灵顿学院，已被湖北省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并认可。 该网络教育公司2000年1月26日发布的“新闻简报”说，“湖北是中国最大的省份之一，有七千五百多万人口。巴灵顿大学和湖北电大达成了协议，网络教育公司将向湖北电大提供独特的远程教育，并建立了湖北巴灵顿学院，主要校园设在武汉——中国的第三大城市。” 该“新闻简报”还引述巴灵顿大学的“中国事务代表”高从德的话说，“我们正在寻找大型校舍，我们从1999年9月开课，这种合作项目获得积极回响，申请下学期入学的人增长了350%。”湖北电大学生只要申请入学巴灵顿学院，就可获得双学位，即巴灵顿和湖北电大两个学位。 该新闻简报还引述巴灵顿大学校长罗伯特．贝廷格的话说，“我们非常高兴巴灵顿大学进入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市场。” 记者看到高从德的简历上写的是毕业於武汉Huangzhou科技大学，感到很生疏，因为没有听说过武汉有这样一个译音为“黄州”的科技大学。几次问高从德Huangzhou是哪两个汉字，他都拒绝提供。 后来他打来电话说是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华中”怎麽会拼写成了“Huangzhou”？高从德解释说：“我的发音不准确，美国佬又听不好，所以他们写成了Huangzhou。”并反问道：“难道你怀疑我做假吗？如果我做假，怎麽会最后告诉你是华中理工大学？”但为什麽一开始那麽神秘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既然是亚洲事务副总裁，有什麽值得躲躲藏藏的呢？ 高从德说他曾任院长的温哥华巴灵顿学院两年前就不办了，说明他在该网络教育公司至少已有两年以上。“难道你两年多来从来没有看一眼你们公司网页上你的简历，没有发现你的毕业学校名字拼写错了？”高从德犹豫了一下说，他从来没有看过网页上他的简历。 对於高从德简历上说他在美国学习过MBA，记者问他在哪所大学，获得过什麽学位？他回答说，在康乃尔大学学习过，但没有获得学位。并说他还在纽约的华人区法拉盛住过一段时间，但没有提供做什麽。 高从德虽然说他不再负责巴灵顿大学在中国的事务，但在巴灵顿大学中文网页上列出的中国学生报名地点是温哥华的地址，报名电话是他的电话，电子信地址是[\[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但在记者采访高从德之后，巴灵顿大学的中文网页迅速消失了，仅有“Updating”字样，至今没有恢复（电子信地址也由Richard换成了webmaster）。而且“网络教育公司”列出的11名员工中，Richard Gao的名字也很快“消失”了，现在仅剩下了10个员工名字和简历。记者再给高从德打电话问“这是怎麽回事？”他非常不耐烦地回答：“我不能给予解释，我不再管这事，我这里有客人，你要怎麽写就怎麽写吧。”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帮助巴灵顿打入中国的另三个关键性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一个是北京“亚太文化和教育基金会”副主席赵立桐（译音Litong Zhao），另一个是自称孔子第72代后裔的孔令伟（译音Lingwei Kung）。 据主管巴灵顿大学的“网络教育公司”2000年2月15日的新闻简报，“本公司今天宣布，任命了三位著名的中国公民为（网络教育公司）国际顾问团成员┅┅一位是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博士。他现在还担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盟副主席。钱先生拥有数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元，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国家领导人。钱博士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该简报介绍赵立桐说，“他是亚太文化教育基金会副主席，中国人口控制协会秘书长，中国医药基金会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前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主任。赵先生是人口统计经济学家、教育家、自动化控制公司的资深工程师。” 该简报介绍孔令伟说，“孔令伟博士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东方山投资公司主席，东方商务集团主席，教育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孔夫子的第72代后裔。” 该简报引述巴灵顿大学校长罗伯特．贝廷格的话说，“我们网络教育公司准备在中国的远程教育中扮演主要的角色，我们的外国顾问团成员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专业经验和对中国教育市场的了解，将对巴灵顿大学在中国推行这一目标提供巨大的帮助。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外国顾问团成员的经验，我们有质量的项目，以及我们扩大的战略，在可见的将来，将把中国变成我们公司的巨大的资金来源。”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2002-01-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在思想之路上永不停息的跋涉者――介绍苏绍智先生晚年学术思想及近作《民主不能等待》
经历过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的人，只要熟悉当时理论界那尖锐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必定会记住苏绍智先生的名字与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1989年，他是朝野皆认可的“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外研究中国的圈子也常根据他的言论来预测中国的改革风向。 1985年我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那一年经济系邀请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的苏绍智先生来演讲，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那时复旦大学学术气氛浓厚，慕苏先生之名而来者极多，一个能容纳三百余人的大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走廊与窗外均站满了人。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讲过程中，不时响起听众自发的热情掌声。尽管记忆随着时光流逝而磨损，但苏先生那次演讲的内容我还记得不少，其中印像最深刻的是苏先生所讲的这么一段话：我们经常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但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是隐性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干部除了货币收入之外，还有大量非货币收入，级别越高，非货币收入也越高；一个高干的工资看起来并不高，比如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过三百多元而已，但如果将其保姆、司机、保健医生、厨师、住房……等所有一切都折算成货币收入，再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收入相比，中国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实际收入差距比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要大得多。他还谈到，共产党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政治虚弱的表现，要广开言路，真理越辩越明，等等。 80年代中国政治风云多变，思想领域更是“几月人事一番新”。当时有好几位学者公开提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主要是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找到一些与党以往的解释不同的提法；而苏绍智先生则不同，象他这样公开直接地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不平等，当时十分罕见。苏先生之所以成为1979年到1989年间中国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总是敢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省。 1988年11月初，苏先生访问英国归国路经深圳，我有机会就中国改革问题当面向苏先生请教。我问苏先生对邓小平提倡的“摸着石头过河”有何看法？苏先生很干脆地回答说：“中国改革缺乏总体方略，朝什么方向改革一直模糊不清。改革之初有如人在扬子江边，还有石头可摸，现在改革都到了扬子江江心了，哪里还有石头好摸？一场事关这么一个大国、牵涉十多亿人利益的改革，哪能没有一个总体方向与改革方略？这样改下去，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我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写成了一篇采访。当时程翔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他非常关心中国改革的前途，遂将这篇采访分三次发表在《文汇报》头版。前后不到20年，苏先生与我均先后被迫流亡海外，如赤子般爱国的程翔处境更惨，被中国当局栽上污名入狱――今日中国之世事无常，竟至于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预见到，几个月以后中国将发生一场震惊世界且逆转改革方向的“六四”事件。但那时苏先生对改革前景的忧虑之情却让我明显感觉到，他其实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这场缺乏方向与政治体制内涵的改革并不看好。 一个多月后，“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于198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所有被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之名的学者均抵制此会，苏先生却选择“单刀赴会”，在会上慷慨陈词，发言内容涉及到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对“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评价，以及为“文革”以后受到打压的理论研究者鸣不平等当局禁忌的话题。《世界经济导报》刊登了他的发言。自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中国知识界曾一度沉寂，苏先生此举一时传为佳话。 1989年的春天，北京波澜迭起。一些追求民主的知识界名人不断发起各种签名信活动，以苏先生的德望，这些活动自然都不会置身事外。再后来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苏先生不得不走上流亡之途。至今老人已白发苍然，尚无法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国。尽管我们之间不多谈及这个话题，但我理解老人的心情，他乡明月再好，总不如故土山水亲切，更何况一位毕生以国家为念、被逼辞国的老人呢？ 了解苏先生的思想历程，对了解中国当代思想史很有帮助。 一、几历蝉蜕的思想历炼 在所有社会科学流派当中，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并不为人类提供终极价值，只有马克思主义塑造的“共产主义社会”被解释成“天堂”，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具有类宗教功能的社会科学体系。由于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化，它几乎成了共产党国家民众的唯一信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童都背诵过小学课本上的白话诗“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生活成长的知识分子，往往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这一观念。直到他们深深为现实所困，其中的一部分人才开始了对共产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论的反思，于是成为“困而知之者”。而苏先生在“困而知之”以外，还多了一点，即“学而后知”，他多年浸淫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与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中，结合自己的深入观察，对共产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多有非常精辟且发人深省的独到见解。也正因为如此，他被中共党内那些思想僵化、不学无术的“左王”视如眼中钉、肉中刺。 苏先生的经历有别于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1949年中国鼎革之际，他刚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那时还未取消学位制度，因此他也就成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经济学硕士之一。当时他所接受的教育并非后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西方经济学，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均是他后来在自己的教学研究中所接受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与了解，使他在“文革”前的十余年中一直是中共重用的青年才俊，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研究――不过那时不叫“智囊”，只叫“写作班子”，因为当时全党甚至全国只允许有一个大脑，即毛泽东，其余的人只能供毛驱策，再等而下之，只能接受毛思想的灌输。“文革”开始后，苏先生彻底“靠边站”了，他远离“写作班子”，却有大量时间思考探索，这才有了后来1979年到1989年这段意识形态斗争中如磐石般屹立的苏绍智先生。 对于自己从1949年直至1965年间的研究经历，苏先生自己曾有过总结。他谈到，自己虽然迭经运动，“不免小风小浪，并未遭灭顶之灾，原因之一就是我讲课和文章中的论点多系阐述马列主义原理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要求。回想往事，无论教书与撰文，其实并无推动社会进步之作用”（《民主不能等待》之自序，以下同书只注页码）。当年被毛统治下的革命思潮裹挟的知识分子大都写过不少这类文字，但很少有人能如此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较之那些在“文革”中红极一时，而不知反思甚至文过饰非者，其瑜自见。 苏先生思想之重要变化始于70年代中后期。那时秉承毛时代遗风，党内权力争夺必须包裹理论外衣，以表明自己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孔子所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就是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何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苏先生凭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尤其是不拘泥于党八股的领悟，参与了中共党内理论界的几次思想交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转化 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八、九十年代与中国老一代党内知识分子如苏绍智、王若水、刘宾雁等过从甚多，对他们晚年的思想趋向了解颇深。他曾如此表述这三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刘宾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信奉者，王若水是一位坚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苏绍智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若以这三位先生晚年的著作或其思想表述来看，麦克法夸尔的这种概括是相当到位的。王若水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他晚年的重要思想自述，他本人也将这篇文章视为自身思想信仰的涅磐之作；刘宾雁先生去世前几个月，美国一华文媒体曾以“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专访旅美著名作家刘宾雁”为题发表过一篇访谈，介绍了刘宾雁先生晚年的思想历程；而苏先生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转换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清晰可辨的思想足迹，在中国这种以思想异端入人以罪的国家，他这种思想转换需要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鲍彤曾记述了一个情节，“1987年夏天，有人以‘中纪委’的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建议开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当时我以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的身份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1\]但当时的中共高层，老人政治当道，极左势力极大，赵紫阳的淡化处理还是没能保住这几个人，中纪委最后还是作出对四个人的处理决定：苏绍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王若水除名，吴祖光劝退，张显扬开除。 那么，苏先生“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0年代，苏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工作时，提出一个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想法：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马列所，与作为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的马列学院应该有所不同。马列学院的任务是证明、确立共产党领导层所坚持的马列主义论点，并以之宣传、教育群众从而维护共产党统治与政策的合法性；社科院马列所则是以马列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独立的、自由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使思想得到解放，克服唯上是从和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有所前进。进而，苏先生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不是绝对真理。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乃指导一切思想的“理论基础”，其实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在世界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科学众多学派之一。苏先生的这一看法在国际学术界属于常识性认知，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官方话语中马克思主义还保持“指导思想”的地位，但凡有点头脑的学者实际上也不再将其视为“科学的科学”。但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各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当作“圣经”，每遇问题或者争论，都要到经典著作中去求证，以获得片言只语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在这种“理论研究”氛围中，苏先生提出上述看法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勇气。 第二，既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社会科学，就应该像对待其他理论一样，用现实来检验或证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与发展中将不断得到修正，这是正常的，不是“修正主义”。这些观点其实也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看法，更是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圈的共识。但是，那些对自己的执政行为缺乏自信且僵化不学的政治领导人，听闻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和“可以证伪”便产生恐惧，担心共产党的合法性被否定，因而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势整人禁言――苏先生当时说这些话极具挑战性，是针对中共不断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而言的，其批评锋芒直指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守势力。 第三，“马列主义”的提法是不对的。马列并提而形成马列主义这个概念，是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有的。这个提法把列宁主义当作那个时代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把二者等同起来。事实上，列宁主义不过是在俄国这一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国家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之一，其特点是崇尚暴力专政。列宁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而斯大林主义更是极大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这些在今天看来寻常的话语，在80年代的中国却深犯政治大忌。当时，邓小平为评毛定了“功过三七开”的调子，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崇尚实用且并无多少理论兴趣的邓小平没有意识到，他这一禁条其实给中国的改革设置了一道很大的思想障碍。因为在中国，要改革就得否定“文革”，就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奉行的极左思想路线；而要评毛，就必然要涉及马列主义，因为毛泽东定下的基调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毛泽东对斯大林主持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极为推重，理论界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变种。自从苏联在50年代中期推动“非斯大林化”运动以来，国际上的左翼阵营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多有批判。中国理论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但却避免比较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同质性，在中国批评列宁主义仍然是个理论禁区。说起来更有意思的是，当时许多人在马列“经典”著作中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找理论依据，竟然搬出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秉承了当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这一观点的讨论，当年不仅是马列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史学界世界现代史研究的热点。如此“研究”，无论今天看来多么不经，这就是当年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起点。而在当时，苏先生能就马克思主义提出上述三点看法，不啻佛门中说的“狮子吼”。 当年苏绍智先生提出这三点，对中国思想理论界去马克思主义之魅极其重要，可说是从内部攻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城堡，所以中共左派对苏先生领导下的社科院马列所恨之入骨。“左王”邓力群在近年出版的《邓力群自述》中谈到，当年社科院建立这个所时，“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后来一段时间却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第一所。” 在这一点上，虽然不必要象毛泽东那样走极端，如“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但在邓力群这类顽冥不化者看来有如罪状的“反毛泽东思想”，正好是中国人在告别思想蒙昧时代时早就应该迈出的一步。苏先生在80年代就走出了这一步，这说明他的思想早就突破了中共为他们这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设定的思想藩篱，而邓力群及其落寞的后继者们、包括为当局献计献策要回归“延安道路”的智囊们，其间境界高低，真是有若云泥之别。 三、一段应该理清的理论公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早已被当作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甚至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媒体广为宣传，国人均耳熟能详。但这一“理论”究竟源自何处，由谁正式提出，90年代初期缘何被打入冷宫，后来又如何被当局拿来当作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现在国内学者已不再提及。如同中共历史上很多因人废言的历史公案一样，这一理论也有一段故事。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斯纳（MauriceMeisner）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一直跟踪研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化。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中，他曾梳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被官方报纸推崇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但它决非创新；这一有关中国发展的同样的思想曾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绍智以‘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在1979年就提出来了。可能是‘不发达’一词带有贬义，官方意识形态专家迅即改为社会主义的‘始初的’或‘初级的’阶段。在1981年以后，这一理论被接受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最后，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重提了这一思想”。 关于苏绍智先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首倡者这一说法，流传甚广。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连我这个刚从学校毕业未久的研究生都听说过。本人亦曾就此事问过苏先生，但是他否认了这一说法。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有一条，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一价值观如今流变为“奏折派”，成为智囊或到中南海讲一次关于社会或人文科学基础知识的讲座，几乎成了对一位学者人生价值的最高肯定。中国当局奉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如今已经是只剩下一个空头口号，但一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其某个观点如果被官方接纳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哪怕仅仅是被某位政府高官赏识，通常会被本人及社会视为一种荣耀。我的同代学者当中，就有人曾因某高官引用过他文章中一个名词而欣然接受了外界视其为“智囊后备”的“待遇”与接待，但从未公开澄清那名词其实并非他的学术原创，直到有人写文章将这一名词的来龙去脉理清并公诸于世为止。苏先生对此却秉持严肃的态度，丁是丁，卯是卯，从不夸大自己的理论贡献，也不掠人之美。正因为上述说法流传甚广，为了给世人留下一个比较客观的研究文本，苏先生于1998年1月亲笔撰写了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的长篇论文，将这一理论的来源以及在中国如何成型仔细交待明白，而且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一文里，苏先生先澄清了麦斯纳的误解，继而考诸多种文献，如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以及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苏先生指出，“显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不发达和发达的提法早就存在，事实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并不是80年代的新发明”；只是由于在毛泽东时代这一理论被长期禁锢，到了80年代新提出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第51页）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在这次会议上，苏绍智先生与冯兰瑞教授做了一个联合发言，题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批判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所提出的“大过渡”思想，重申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和“发达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据此分析了中共左倾路线的根源。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中国仍然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还属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远远未进入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若干政策还是可以恢复的。 不了解当时中国思想禁锢之严重的后代学者，自然不易理解那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残酷性，因此可能也很难明白，为何这样一个今天看来似乎寻常的发言，会使苏先生在此后十年内受到中共内部的老左派的反复批判。这一发言后来整理成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在思想理论界放了一响重炮，一时洛阳纸贵。大学里讲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教师，只有少数思想解放者才敢向学生介绍这篇文章。中共意识形态大管家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章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组织了大批判，并且不准苏先生与冯兰瑞反驳，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三大”前后，赵紫阳开始大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对这一理论的批判才算结束。但苏先生提出“中国应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一说法却一直受到批判。 苏先生专门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来龙去脉。他指出，首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说法作理论分析的，是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由赵紫阳委托鲍彤组织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7年1月5日，鲍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苏先生认为此文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创始之作。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第二节中，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为题，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过了若干年，在中共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却只字不提赵紫阳与这一理论的关系。对此，苏先生指出，江泽民“实际上完全是拾赵紫阳的牙慧，并无创新，甚至许多文句都与赵紫阳的报告雷同”；但“中共十五大报告却讳言赵紫阳和中共十三大。……说明中共还走在为在位者改史的旧道上。”（第57－58页） 尽管苏先生提出的“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颇有渊源关系，但苏先生仍然指出这一“理论”只能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时效性及其先天不足：“中共领导层虽然看到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灾难性后果，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但仍然不愿意承认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何本质性错误，而只是强调中国的条件不够，不宜超越阶段而‘冒进’。因此，中共才搬出了社会主义应分为两个阶段的提法，认定中国还处在初级阶段，……可采取一些灵活的政策，诸如引进市场经济、承认资本主义的一些范畴（如利润、股票、期货、跨国公司）等。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由来，很难说它是邓小平的发明创造。……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中共领导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在是为了应付极左派喋喋不休的共产主义说教的‘煎逼’，抵挡保守派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攻击，使自己处于反左防右的不败之地。”（第58页） 苏先生对自己有关“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还做了如下反思：“今天看来，我们关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虽然在反对左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在理论上并没有摆脱马列主义的束缚，也没有否定列宁、斯大林的主义制度模式，因而存在不少矛盾和缺陷，经不起理论上的推敲。缺陷之一是，我们仍然肯定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和经济决定论，即历史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严格决定论发展的，而进入每一阶段的时间基本上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事实上，历史比马克思的这个简单的推论要复杂得多。缺陷之二是，关于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即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我们当时认为是正确的；只不过因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太低，只能先退回到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旦生产力发展了，还应进入马克思设想的或列宁、斯大林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绝大部分都与现实不符，而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不但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而且业已死亡。”（第54页） 基于此，苏先生提出了“究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朝什么方向过渡”的问题。他认为：“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对应的应该是高级阶段，即发达的社会主义；逻辑上顺理成章的推论就是，一旦条件成熟，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还是要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实行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第59页）他历数这一模式的特点，特别是毛泽东将此模式推行到极端而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及其他各方面遭到濒于崩溃的灾难，然后沉痛地问道：“难道中国告别苏联模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苏联模式吗？”（第59页）他认为，苏联、东欧诸国社会主义瓦解的现实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都足以证明：任何国家一旦改革了原先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既不应该，也不可能重返那旧的社会主义模式了。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高级阶段，实际上是种空想，不能成立，根本就不存在再过渡到高级阶段的问题。因而，“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没有意义了。”（第60页） 目前，在老一代共产党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反思仍然停留在这种模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的，错就错在没有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至于持这种说法的人到底是基于本身的认识局限还是在中国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使用的特殊自保方式，外人实无从知晓。中共党内的知识者甚多，但只有李慎之先生从思想层面，韦君宜女士从亲身经历出发，曾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做了深刻反思。苏先生曾经是中共党内公认的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践后果的反思，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空白。而要做出这种否定自己前半生功业的反思，非灵台澄明且兼具大勇气的智者所不能为。 四、英雄到老难入佛――仍在思想之途上跋涉的苏绍智先生 苏先生被迫流亡海外时，已逾60高龄。在近20年的流亡生涯中，他的目光始终投向遥远的中国。对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他都倾注了深切的关注之情。“六四”事件之后，对于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失败及中共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苏先生一直在苦苦思考，并时有文章发表。《民主不能等待》一书就是苏先生扶病写作，披沙沥金，从其晚年笔耕中选出50余篇文章结集而成。这些文章既记录了苏先生一生在思想的荆棘之途上的艰难跋涉，又有浓厚的中国时代特色。 该书按论文思考主线共分为十一编。“中共应告别东亚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贪污腐败探源”这两个专题收集的文章，代表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在“民主不能等待”这一专题的文章里，苏先生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出发，指出只有政治转型才能促进经济转型；如果只进行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改革，消极等待民主阶段的到来，不仅不能等到民主政治，经济改革也将断送。在“苏维埃帝国为什么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绝非救世良方”等文章里，苏先生在详尽论述苏维埃帝国解体的内在原因与共产主义理论的逻辑矛盾之后指出，“一个世纪的实践告诉人们：共产主义绝非救世良方”。 苏先生穷尽毕生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中历经诸多痛苦磨砺。他的思想历程几乎折射了中共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历程：1978年以前，毛泽东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六经注我”，让马克思主义为毛的专制统治服务。1978年以后，许多研究者开始改成“我注六经”，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找出原著中某句话是如何说，这句话的微言大义又意指什么，毛的说法又与经典有何不同，以求在思想解放之途上获得寸积累进之功。而苏先生与众多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没有在“我注六经”这一阶段上停留太久――有所停留，也是为了当时思想解放的需要――就直接开始了他打破藩篱的研究，最后终于走向大彻大悟。这种大彻大悟并非简单的“我们受了骗”，而是一种有深度的理论思考。 他曾经用下述几段话来概括他的毕生思考：“一部中国现代史，是寻找并开拓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历史。这条道路艰难曲折，跌宕起伏，却于20世纪中叶堕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魔障。”“不能兑现的空想的意识形态，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极权统治，没有选举、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政治体制，没有市场化、没有竞争、没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纵容特权、践踏人权、扼杀自由的社会，这就是共产党极权政治的概貌。”“世界前进的方向是：在重视人权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在民主政治制度下通过法律形式保障人权”。“民主宪政制度都是广大人民奋斗得来的。决无坐等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民主政治会自然降临之事。中国人民应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之改革，争取建立民主政治制度，通过法律保障人权，把中国人解放成为人，而不再是工具和奴隶。” 上述总结，可谓掷地有声。这是一位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感悟后的精诚之言。可以说，由于苏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是在“学而知之”兼“困而知之”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其感悟较同时代人更深，反思也更彻底。他与李慎之先生在晚年间相互砥砺的友情，建立于这种相知甚深的同道之谊之上。 从学术建树的意义来看，苏先生这一代中国学者，包括我们这代学者以至下一代，其贡献与价值并不体现在学术史上，而是体现于思想史上。生活于一个社会价值观念被意识形态教育及宣传严重扭曲的极权社会，人们连了解真实都很困难，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往往是将被颠倒的一切“拨乱反正”，回归到常识上来。所以，要考察与评价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所做的思想贡献，必须将其与当时的制度环境结合起来看。特别要考虑到一个时代因素：自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于中国人而言，最痛苦的是人的思想淘洗。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经历过80年到200余年，每一代人的思想基本上都是通过代际更替自然完成的；而中国近30年的现代化历程，除了浑浑噩噩者之外，每一代人的思想转换有如精神炼狱，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落后就可能成为思想化石。我曾读过一首诗，那是作者形容自己思想历炼之苦痛的：一切都已成形，一切都不稳定；生中死，死中生；生无穷尽，死无止境。“文革”时期不少善于思考者，现在有如思想活化石。而象苏先生这样，一直虚怀若谷，以博大心胸观人照物，一直不停思考并时有思想火花迸出的前辈学者，确实有如人中之檀。 在当年中国思想界起点非常低的情况下，苏绍智先生将自己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一角色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走出了中国追求民主的可贵第一步。作为后学者的我辈，不应当忘记以苏先生为重要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披荆斩棘，在中国的思想莽原中为开出一条新路的努力与尝试。正是苏先生这些可敬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筚路蓝缕所做的奠基工作，才使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有了一个较高的思考起点。 记住他们这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记住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史。 苏绍智，《民主不能等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1世纪中国丛书（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1月出版。 【注释】 \[1\]鲍彤，“咫尺天涯忆紫阳”，《议报论坛》，2004年10月8日。 本文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美\] ，2007年第2期，总第97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让当局头痛的“金融维稳”
何清涟 最近几个月，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民主沙龙做节目时，总有听众痛诉自己深受集资之害，数万元投资血本无归。痛诉之后就是痛骂政府不作为，抓了人也没帮他们要回钱。这些听众并不知道，目前社会矛盾的一大引爆点就是以集资、传销、理财产品等名目出现的金融诈骗案频发，据中国公安部不完全统计，亿元以上案件逾百余起，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金融维稳正成为中国当局深感头痛的问题。 中国“庞氏骗局”的新特点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中国经济早就陷入“庞氏增长”。“庞氏增长”这一词，是从美国庞氏骗局（ponzi’s scheme）引伸而来。“庞氏骗局”之称源自美国意大利移民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他于1919年成立一空壳公司，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庞兹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兹成功地在7个月内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这一骗局持续了一年之久才被戳破。 中国的集资、理财产品与传销，本质与庞氏骗局相同。据中国公安部官员在2017年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传座谈会上的发言，2016年全国新发生的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元，发案数量前十位省份合计新发案件3562起，涉案金额1887亿元。 京沪两地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之地，其金融犯罪也代表最高水平。 今年6月，上海市发布《2016年度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其中涉及非法集资、理财产品等的犯罪问题。7月下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发布《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蓝皮书，称北京市非法集资类犯罪发案数量、投资人数、涉案金额均呈上升态势，尤其是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如“e租宝”等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非法集资等案件频发，并引发如群体性事件等次生问题。将两地报告综合起来看，这种金融犯罪具有专业化新特点： 一、涉案公司组织结构严密，专业化程度高；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均采用集团化、跨区域、多层级的运作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复制出数量庞大的公司群，波及全国。这些公司实际控制在同一人之手，彼此关联，互相掩护，对投资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也造成了参与犯罪的人员数量远超过传统的非法集资案件。如“e租宝”、“申彤大大”、“中晋系”等均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销售层级众多，销售数额巨大。 二、与新兴金融业相关的非法集资案大量出现，一些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犯罪。这种情况是指各类依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公司，在“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口号的导向下，虚构一些理财产品吸引投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平台。 三、追赃减损工作难，返还比例普遍偏低。北京的返还比例10%－30%左右。这与其他地方相同同，2016年，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兆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非法集资案件多年处置情况来看，涉案资金发还比例极低，基本在10%-30%之间，有的案件可能更低，基本称得上血本无归。今年4月，《半月谈》杂志在《涉案金额屡屡破亿能追回的九牛一毛——非法集资案追款善后问题调查总结》：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非法集资案件9500余件，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8200余件、集资诈骗案1200余件。返还比例最高的是“e租宝”，案发时，其未兑付集资款共计380亿余元。据业内人士计算，“e租宝”投资人目前可以返还的比例也仅为3成左右。大多只有10%左右。 四、投资人缺乏理性，易产生极端化诉求。这话说得比较隐晦，其实就是指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2016年，“传播大数据”与非新闻曾对2015年群体性事件类型加以归纳，做出了相同结论：与中国金融系统影子银行的大规模商业欺诈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快速上升。 “影子银行”靠谁背书？ 全国各地通过25家金控平台（即依托银行生存的影子银行系统）所做的业务，大都具备跨地区特点，国有银行通过赋权给影子银行系统，不断吸纳各种中小储户投资，所谓P2P是一种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在收取一定费用的前提下，向其他个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个人”、“第三方平台”、“小额借贷”是其中几个关键词。但几年之后，P2P业务模式就变成了金字塔骗局，中国有2520家经营P2P业务的网贷平台，绝大多数陷入破产，只有约1/20幸存下来。民生银行爆出30亿元假理财产品案，以及国海证券的“萝卜章”事件，动辄逾百亿资金，就是近年来较大的理财产品诈骗案。 中国政府高调宣称“金融去杠杆”，结果却“发现”杠杆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在正规金融系统之外、且很难被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而这个影子银行系统恰恰是正规金融系统培养出来并授信的。中国的金融系统的主干是国有银行，由政府信用背书，这些银行为了集资，通过赋权给影子银行系统，推出各种理财产品，骗得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经营不善倒闭，国有银行却无需负任何责任。国际评级机构穆迪2017年5月发布报告称，它测算出中国2016年影子银行资产已达人民币6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从2010年到2016年，金融系统发生了重点变化，大型银行资产所占比例从52%下降到28%，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所管理的资产却从9%激增至20%。 正是国有银行与影子银行系统这种夹缠不清的关系，加之各地方政府因监管资源不足、专业性不够及税收动力驱动，往往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放任不管，导致被骗的民众对政府产生怨念。 在传销活动及地方性小规模集资活动中，利用熟人关系网络行骗则是常见现象。江苏省是传销活动高发之地，当地公安部门总结案件发生原因时，发现传销者在发展下线过程中，多以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熟人为主要欺骗对象。传销者为了发财，不惜以亲情换取一己之利，甚至骗自己的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加入传销。公安部总结近年办理的各类金融诈骗案件时，发现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仍是非法集资重灾区，集资活动正呈现“下乡进村”的趋势。这种乡村融资活动，主要是依赖熟人网络进行。 以上分析证明，政府监管缺位、金融系统通过对影子银行赋权、投资者相信暴利神话，造成了近年来中国目前金融诈骗活动的猖獗，最后酿成危机。当局强调金融维稳，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7月30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financial-stability-20170730/396571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七“我你他她”，一塌糊涂——高行健作品的人称混乱
原创性（originality）是天才艺术家的最重要标志。整整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迄今已颁给97名作家，从他们的主要作品来看，瑞典文学院相当重视这一点。 那麽高行健的作品是否有原创性？瑞典文学院士马悦然在接受我采访时肯定地回答，高行健“是非常有原创性的一个作家”。这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马上追问：“这个你主要从他的哪一种作品看出来的？”马悦然回答：“从他所有的┅┅尤其他的戏剧，特别强。”并具体解释说，“他运用三个不同的人称代词，我你他，表示一个人，这是一种新的技巧，这是别人没有用过的┅┅” 《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部小说是高行健获奖的主要依据，两本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用“我你她他”这种抽象人称代替，没有具体名字。这可能确如马悦然所说，是“新的技巧”，因为在这之前，起码我还从没有看过这样使用人称的文学作品。最能玩花样的乔伊斯也没这麽玩过；卡夫卡《城堡》中的“K”也完全是一个具体人名。 那麽为什麽现代派先驱作家都不敢尝试“我你他她”这种“新的技巧”，而让高行健给“原创”了呢？任何有点小说写作经验的人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手法虽“新”，但有技术上的无法操作之处。 中外小说，几乎都是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述。使用抽象的第一人称“我”，给不给叙述者起名字都不会发生人称混乱，因为“我”只有一个。但如果使用第二或第三人称，那麽这个叙述者必须要有具体名字，如只用“你”、“他”或“她”，一定会和其它人物发生人称混乱，因为书中的其它人物虽有具体名字，但在大量的时候叙述者不得不用“你”或“他”来称谓。 这个问题只在一种情况下可能解决，那就是书中只有一个人物，比方说《鲁宾逊飘流记》，如果主人公在荒岛上一直没有遇到其它人，那麽把鲁宾逊称“他”还是“你”，都不至于发生人称混乱。但他後来还不能救那个土人，因为只要有第二个人，这“你”和“他”迟早要发生混乱。所以不仅鲁宾逊得有名字，并且作者马上得给这个新人起名“星期五”。这说明，只要主角不是我，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物，哪个人都得有名字，连猫和狗都必须有。 即使在没有第二个人物的情况下，还必须有另一个条件，“你”和“他”才可以作为叙述者使用，那就是主人公不能回忆或想象其它人物。哪个作家一定要故意给自己制造这麽多局限呢？ ● 人称混乱，不知所云 如果高行健的“尝试”解决了这个难题，当然属于“原创”。但在《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中，高行健不仅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难题，而且由于他“大胆使用”抽象“我你她他”，导致人称混乱不堪，经常把作者自己都搅混了。 例如在主要人物都没有名字的《灵山》中，“我”和“你”平行地走两条旅行路线。“你”的旅途中有代表不同女人的“她”。而“她”又会谈到“她”的女伴，于是经常两个或多个“她”搅在一起，像“她总来找她说她的苦闷”（245页，台湾“联经文学”版，下同）；“她说她特别想躺在她怀里”（163页）等烦死人的绕口表达。 同时书中也出现无数不是主人公的他和你，虽然不细究也马马虎虎可以对付过去，但如果推敲的话则大多数都根本行不通。比如38章，明明是写“你”的一章，前面省略了主语，後面231页突然出现一句“他”，接下来又是“你”和“她”在谈话。 虽然中文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省略主语，但英文不可以，所以这章在英文版中那些省略主语的部份全成了“我”说什麽；上面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他”变成“你”，後面接著都是“你”了。这种人称变化无论是在中文还是英文，都完全是一塌糊。 高行健的人称混乱，要叫起真儿来，真能把人气死。就说典型混乱的78章吧，“你”不仅是“她”而且还是“我”。当“我”要跟“你”对话时，“你”就是“她”，当“她”要跟“我”对话时，“你”就又是“我”，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对此，作者一定又会高深地解释，“我”和“你”分身之後又走到一起了，一会儿又分开了。 这里到底哪个是“本尊”哪个是“分身”？是台湾分身术巫师宋七力剽窃高行健，还是高行健从巫师那儿得到灵感？反正他怎麽用怎麽是，就像他的画哪头朝上都对，怎麽看都是“现代派艺术。” ● 用鼻子吃面条 《一个人的圣经》中同样，主要人物没有名字，用“他”回忆在中国的经历；用“你”叙述在海外的生活。高行健在这本书里比在《灵山》的时候更困惑了，更是经常被“我你他她”弄得乱七八糟。因为使用“你”和“他”比使用“我”和“你”在技术上更加倍地无法处理。 例如在35章，主人公“你”竟在回忆文革的历史部份出现了，在“你”了几段之後变成了“他”；“他”了几段之後又变回“你”，为什麽变呢？高不是忘记了“他”是过去，“你”是今天，而是由于在“他”的篇章里出现了其它人，必须也用“他”来称谓，技术上没法办了，他就随心所欲地把人称换掉了。 46章本来是回忆历史，但却全篇用了“你”，回到了应该是“他”当年在农村生活的片断。也是由于“他”遇到了另外的他，在人称上没法办了。 47章也是回忆历史，应该用“他”才全书统一，但作者在第一节却用了“你”，第二节以後则变回“他”。这一章是回忆为躲避文革而到农村居住，作为乡下教员的“他”如何得到当地县委“陆书记”庇护的情景。“他”和陆书记在一起对话时，陆书记只能称“他”为“你”。而更荒唐的是（该章倒数第二节），陆书记和“他”谈了很多之後，作者突然写到，“他就这麽教导你”，陆书记成了“他”，那个全章一直使用的主人公“他”这时被改成了“你”。这不是作者疏忽，而完全是因为无法把它处理成“他就这麽教导他”，而不得不这样临时换人称，任自己矛盾混乱。 48章，仍然应是“他”的历史部份，但第一、二、三、四节却用的是“你”，第五节突然变成“他”。而在第四和第五节，明明是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却用了“你”和“他”两个不同的人称。这次可真是高行健自己被“你”“他”们弄胡狺F。 高行健两本小说的人称混乱基本都是这样。作者就像鸵鸟一样，一头埋起来，用自称的“现代派”遮掩了。 做从来没有过的事，可以是“新”，但绝不等同于“创新”。因为“创新”，至少要合理、成央A别人可以借鉴。而高行健的这种“新技巧”，连他自己的作品都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这就像大家都用嘴吃面条，有人硬是用鼻子把面条吸进去，结果呛的鼻涕一把，眼眼泪一把，不仅他自己难受，别人也不能那麽做，这怎麽能是“创新”呢？ 这也像写文章，有人如果不是一行行地按逻辑写，而是打破行、节、页，用一个个字排列成弯曲的图案——他是与众不同，这种写法也从没有过，但人们能说他是“创新”吗？ ● 藏拙的障眼法 其实，只要细读高行健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用这种所谓的创新手法，其实完全是藏拙的一个障眼法。高行健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根本没有写传统小说那种塑造人物，构思情节和描写细节的能力。所以他直接去尝试现代派，但是，没有哪一种新的东西不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牛顿都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有传统文字基础的现代派一定是假的、伪的！ 高行健在对於自己到底属於哪类作家，哪个流派这个问题上，也像对他的人称使用一样，想怎麽说就怎麽说，怎麽说都有理。他一边指出布莱希特、贝克特等作家对他创作的意义，明显给人一种感觉他是那一类的作家，而且他自己不断在演讲中说《灵山》是按照他的《现代派小说技巧初探》的主张写出来的，可是当人们开始挑战高行健写作手法的时候，高行健本人和马悦然又都承认高什麽流派都不是了！什麽流派都不是，就不是个东西！ 当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北明问他的戏剧到底是什麽流派时，高行健回答：如果一定要定义我的作品，“到是有一个方法：它不是什麽？这是一个方法，一个排斥、排除的方法。它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个，最後大概就是它了。” 这是人话，还是鬼话？！ 当我问马悦然，有人认为《灵山》既不是传统小说，也不是现代派小说，那麽你认为它属於哪一类小说？马悦然说，“（它）不是一个传统小说，也不是现代派小说，是一个特别的、很特殊的小说，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小说。” 鹦鹉学高行健，瑞典文学院居然有这样的伪院士！靠玩弄洋人不懂的古汉语，不仅可以唬成个中国文学专家，还可以蒙上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当，西方左派这种照顾非主流文学的“政治正确”做法，不能骗了西方，更害死中国人了。 听到马悦然这样评价时，我当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高行健“创作”出了人类从未有过的文学表现形式，而且和古今中外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没有关系，天哪，他真是天才！所以今後我们谁也不要再称高行健是现代派或哪个派了，人家就是“高行健派”。他凭这麽“巨大的成就”得奖本身也一定是前无古人、後无来者的绝对“原创”。 （原载多维） 2001-01-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骆惠宁主理西环治港，重点何在？
何清涟 曾在青海、山西担任封疆大吏的骆惠宁于退休之际接任中联办主任，对这一任命，各种猜测都有，有认为他被任命是因为无派系；有认为这是习近平无人可选，最后只好选一位政治忠诚度高的。骆惠宁与香港素无瓜葛，有看作是长项，认为可以超脱于利益集团争斗之外；也有看作是短处，认为无治港经验者治港，两眼一抹黑。还有人认为，这一任命根本没考虑港人感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也因此，我决定将一直想写、在推特上偶然会发上三两个推的一个话题说透，说透这个话题，就明白骆惠宁此行重点是什么。 被掩盖的修例风波之缘起 2019年2月，香港政府正式宣布提出修改《逃犯条例》和《刑事互助条例》，删除原有引渡法例不适用于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的限制条文。从这部法律所要解决的目标来看，应该是帮助中纪委全球追逃。无须否认，香港是中国资本外逃的中转站，也是中国权贵家族与他们的白手套洗钱的后花园，许多与权贵家族有瓜葛的富商从习近平反腐开始，都躲在四季酒店（其中一座中国富豪喜欢住的楼被称为望北楼）里。有几篇报道尽述其事，例如《香港四季酒店的大陆富豪们》，对这座酒店的功能总结得也很传神：四季酒店已经成为部分内地富豪贪官的临时避难所与各种信息传递之地，跑路也非常方便。 但是这部法律实在生不逢时，陆港矛盾已经持续升温多年。2014年底，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了一场要求自由选举的运动，占领市中心街道长达11周，此即“占中运动”或“雨伞运动”，这场运动虽然终结，但埋下的火种与不满却从未熄灭。2015年10-12月间，香港发生过铜锣湾书商被绑架事件；2017年1月，号称中国权贵家族的“超级白手套”的富商肖建华在四季酒店被绑架回大陆。尽管在中共眼中，铜锣湾书店涉及造谣污蔑领导人，肖建华涉及腐败犯罪。但在香港人看来，这种行为触犯到香港的法治——“两制”下香港与大陆最主要的区别。更兼香港经常有人到大陆去就失踪被捕，因此几乎所有的香港人都有担心的理由：在大陆投资的商人担心某天因过往的贿赂行为被抓；记者与学者担心某条言论犯禁而在大陆失踪。香港本来就有一个由亲民主活动人士和议员组成的群体，于是数十万人在香港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计划，随着运动的推进，很快就变成要求双普选，最后归纳成五项诉求，“光复香港”这类被视为港独的口号也经常出现。 北京一直认为，一场持续这么久的运动，需要资金与物质运输，背后一定有各种势力，尤其是“望北楼”一系力量在其中操作，香港商界当中也会有人暗中资助。北京的“香港二次回归”计划当中，结束香港的官商共治列为第二大任务。并非没有人提到望北楼一系与逃犯条例的关系，反送中运动开始后十余天，国内就有一篇《迎来送往：香港望北楼与逃犯条例》，但少有人注意。路透社12月21日发布消息，引述來自中方匿名官員的信息，指出中纪委是香港《逃犯条例》的幕後推手，我在推特上再度发送这条消息，提醒大家注意。 骆惠宁长于理乱、治吏 回到习近平为何挑选骆惠宁做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做官比较低调，不事张扬。他的从政之路从1980年代开始，具有那个时代平民子弟从政的所有特点：当过知青，恢复高考后上大学，毕业后从政。因为无家世背景、无过硬靠山，主要依靠一步一步在官场打拼，任职之地几乎全是中国的贫穷多事之省。从履历来看，骆得以步步升迁，全赖他能沉稳任事。1998年中国长江沿岸发生重大水灾，时任巢湖地委书记的骆惠宁主持防汛工作，保住当地未出现溃堤险情。2003年4月，骆惠宁调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2010年1月任青海省省长，4月青海玉树地震后，骆惠宁兼任青海省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灾区救灾、赈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016年6月转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理山西官场地震后的经济与吏治重建工作，用官方的话来说，是重建当地政治生态。2019年6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到山西考察，在骆惠宁陪同下调研吕梁、忻州、太原等地。据媒体公开报道，习近平此行对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估计这几天伴驾述职，习近平对这位几乎同龄的部级官员颇有好感，这就是此次任命的由来。 骆惠宁祖籍浙江义乌。江浙自明清以来就是科举重地、官宦之乡。浙江人性格温和，行事婉转细致，做官为吏基本不脱这一特色。习近平起用这位长于理乱、治吏的官员主理西环治港，显然不是希望他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般地治港，而是慢工出细活，将香港长期以来的“官商共治”这团利益关系乱麻、以及乱麻与曾庆红班底这条线的关系理出头绪。至于采取何种对策，应该是在全面了解情况后再行定夺。 骆惠宁西环治港有几成胜算？ 骆惠宁在香港无利益瓜葛及人脉，成为一些分析者眼中的“利”，也成为另一些分析者眼中的“不利”。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却忽视了一点：在一定的条件下，运作得当，利可以转化为弊，不利可以转化成利。 在廖仲恺之子廖晖退休之前，香港一直是廖氏父子的地盘。曾庆红接手之后，很快成为曾系的地盘。所谓“香港特殊论”，在香港人眼中是一国两制；在北京眼中，则是必须由“知港派”主理西环治港。曾系与中共掌门人同心之时，自然好办；但习近平当掌门人以来的反腐，极大地触动了党政军警特各派系的奶酪，有的利益集团几乎是连根拔，也因此，习近平与江曾一系的权争之局至今也未了结。当习近平在国内反腐之时，香港的望北楼成了中国的法外之地，动了个肖建华，最后引发长达七个月的“反送中”（中共认为是“乱港”）运动，虽然被说成是无中心、无大台，是民间自发参予、组织，但富有斗争经验的中共并没幼稚到采信这说法，就在1月8日，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在公开发言中称，香港抗议者曾接受外地训练。只是真要找出幕后黑手的实锤证据，网络时代也并不那么容易。恐怕将勇武派的青年抓进去问，大概也是一问三不知，因为所有联络工作，包括物资发送，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了解以上种种并不难，多看多问就行，难的是在利益纠缠之外用心理出头绪，提供出合适的对策敉平香港事态，这就需要身在利益纠葛之外的人主理西环治港。 骆的长处就在于理乱与治吏。话说山西吏治之败坏、官商纠葛之复杂广泛，在中国内地省区大概也算前三名之内，王儒林面对如此乱局，维持会长做得艰难。骆2016年中转任山西省委书记后，三年之内，硬是将一个几近瘫痪的山西官场推入正常运转状态。与薄熙来督渝弄得鸡飞狗跳相比，山西由乱入治还能波澜不惊似乎更高一筹。其继任者楼阳生对骆惠宁的评价是“经验丰富、做事严谨、待人宽厚，善于把方向、谋大事，善于创造性开展工作，善于抓班子、带队伍，勇于担当”，熟悉官场套路的人都知道这不完全是套话，套话不必要用“做事严谨、待人宽厚”这类考语。这手以柔化刚的工夫，在如今的香港很可能就适用。比如骆惠宁入港之后与记者见面时，一反历任中联办主任在大楼外面会见传媒的惯例，说知道外面风大，所以安排职员让媒体到大堂内，这种体贴之意立时就将港媒的敌意化解不少——人性相通，香港中联办与国务院港澳办均是中共官员，人性、官场习气都相若，香港商界、政界与北京沟通时，起作用的也是中国人的共性，就看如何处理。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香港人会面对另一种相对柔性的西环治港模式。现在就断言骆惠宁必败言之过早，但如果认为他能积极应对香港反对派的诉求那也是奢望，是否让香港实现双普选，那不是他的权限。港人下一步的目标也需要调整，以光复香港为任务的“港独”当然逾越了中共的接受底线，“一国两制”的空间尚有可谈余地。可以说，勇武派确实为香港赢来了一些空间，我相信香港人赞成勇武派抗争，但未必就愿意承担勇武派“揽炒香港”的后果。接下来，得看香港政界与民主派阵营如何博弈了，利用好这次契机既需要技巧，更需要眼界。 （原载苹果新闻网，2020年1月14日，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114/CQZEZWVMUD6CCE5KZIK6TNHLJY/）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天朝如今多谀臣
中国目前习称“天朝”，当朝者也以秉承传统文化为荣。且不说其政治生态如朝纲败坏、政治腐败、官吏骄奢淫佚，以及社会道德堕落等多项指标只能与历史上王朝末世甚至乱世相比，就以谀臣谀士这两项的数量而言，就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王朝末世。最近宋鲁郑以“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在各种谀文中力拔头筹。 捂住眼睛看世界的奇文 宋文开篇就说：“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 自从习近平十八大上亮出“三个自信”以来，颂声不绝，但宋鲁郑这篇文章的谄媚程度，以及罔顾事实方面，已经超过了所有已经发表的文章，独占鳌头。 通观宋文，中共统治主要有三大成绩，一、在西方列强面前站起来了，中国现在不是鸦片吸食大国了；二是引用台湾文人李敖的结论：纵向比，今天的中国早就超越汉唐。三，比亚洲两大强国日本与印度要强。 写这等“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文章，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家传。汉朝最强盛的汉武帝距今已2100余年，唐代的鼎盛时期距今亦有1400多年，这两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其实远非今日天朝可比。这种比较带来的“进步感”，也只有宋鲁郑能够在心中油然而生。 印度日本当中，印度较差一点，毛病不少，如饥饿、强奸等当然都存在。问题是：宋鲁郑有意忽略了中国的贫困人口其实超过印度，联合国在《世界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中提到，2010年，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28.2%；印度为 28.1% 。按人口绝对数计算，中国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为3.84亿，印度为3.43亿，中国比印度整整多出 4100万。至于强奸（包括官员强奸幼女）这类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只是中国人对此司空见惯，很难为此激发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政府也不允许抗议）。况且印度再糟糕，目前也还没有出现中国那种遍布全国的癌症村，没有遭遇到中国人现在难以承受的土地污染、水污染与空气污染；印度的政治精英也无需依靠食品特供来保证自己的食品安全与水安全。当然，印度政府也没有中国那样与军费相侔的昂贵维稳支出。 中国的谀文很多，但不少还半睁着一只眼睛看世界。宋鲁郑此文，可算是捂住眼睛看世界。 《求是》看重宋鲁郑文章的哪一点？ 宋这篇谀文通篇全是瞎扯，《求是》杂志社的编辑们再愚蠢，也没还没蠢到自己真相信它。《求是》杂志真正看中的是宋文这段话：“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这段话完全是赤裸裸地站在统治集团之立场言事。宋认为中国现行政治权力更替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却罔顾中国现行政治已经完全抛弃传统帝制下统治集者责任（皇帝家天下也是责任政治，皇帝是最终责任人）；政治伦理（统治集团与人民的关系是养鸡取蛋）；儒家文化要求的敬天畏人（民意即天意，包括对自然的敬畏，担心失去民意支持）。说它继承了西方定期更替的优点，却罔顾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奠基于民意之上，中国完全是统治集团内部黑箱操作，并无任何民意基础。 站在统治集团立场上看，现行制度确实“优越”得不能再“优越”。其优越性之一是宋鲁郑提到的“定期更替”，宋未便说出的“定期更替”的真正好处，是指这种“定期更替”可以满足统治集团高层的君王梦，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与其它类型的独裁政治相比较，中国现行体制确实富有弹性。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之后，我曾在“中国茉莉何时才会绽放”一文中分析过：“在政治权力执掌方式上，突尼斯、埃及与中国有较大差异。突尼斯、埃及两国是一党独大，在野党的活动能量有限，有形式上的选举但被最高统治者操纵，本.阿里统治了 23年之久；穆巴拉克在总统宝座上一坐长达30年，还有将总统大位传给儿子的打算。中国是一党专制，但最高统治者实行了代际更替，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即权力分享）的独裁体制；相比较而言，中国这种权力共享的模式，使政治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低于权力独占型的突尼斯与埃及。”简言之，统治集团最高领导层的定期更替，让权力集团中的高层看到了希望，他们精密计算的结果是：保持现有共产党垄断权力的格局，他们离权力核心的距离远比其他政治体制中要近得多。 第二大优越性，更是宋鲁郑绝对不肯明言的。那就是现行中国政治的专权如同皇权，但却无须负任何政治责任。中国皇帝是家族责任制，皇帝核心家族必须为王朝倾覆买单，比如崇祯在政治军事双重失败之后就得在煤山自缢。中共政治是无责任政治，统治集团内部实行利益分赃的潜规则。只要政治上忠于本利益集团，不管有多大的失政，不管如何将手伸向公共财，如何贪腐好色淫乱，副总理以上的人绝对无须付出政治代价，普通贪官也获得宽待，自2007年以来贪官免死就是一例。 《求是》看重的就是宋鲁郑文章指鹿为马的厚黑功夫，该杂志登载此文，目的与赵高相同：附和者即党的好同志，批驳者其心必异，属于外人甚至异类。 习李新政，“新”在只有谀臣谀士 有人曾将士人（知识分子）分成数种，如唯利是图的贪士、蝇营狗苟的鄙士、摧眉折腰的谄士等。宋鲁郑应该归于哪一类，请读者自作评判。我想说的是：胡温当政之时，中国满朝文武除了谄士谄臣之外，毕竟还有谏士谏臣，如于建嵘愿意向皇上们陈明民生之艰，张木生愿意谈时局之危。自从习近平登基以来，新朝之上连谏臣的一席之地也不再有。在习近平持续表达对毛的崇敬与“文革”的偏好、邦交上以专制国家为友之时，伴随他的却全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谀词颂语。难道这类谀臣谀士才是习心目中的“男儿”？ 《荀子·臣道》篇曾提出，君王要区别“态臣”、“谏臣”与“圣臣”。邓小平统治后期“圣臣”就已绝迹，只剩“谏臣”与“态臣”两大类。“态臣”的特点是“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即“违道顺上”之谀臣、佞臣。习李之政，如果只剩下谀臣谀士与为了各种目的献上谀词的“外国朋友”，这朝廷，将是一番什么气象？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5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20130504/1654779.html；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5/tianchao-china/ ）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罗宾汉是最不道德的文学形象
好莱坞新片《罗宾汉》近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国家上映，备受瞩目。它是根据英国传说中的绿林好汉罗宾汉的故事拍摄的。人类自有电影以来，罗宾汉的故事已被拍过好多次。可见人类对劫富济贫、要求财富平等的偏爱。 她的书影响力仅次於《圣经》 但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却对罗宾汉的这个文学形象提出批评，认为劫富济贫的罗宾汉，是人类文学作品中被热烈讴歌的英雄中“最不道德的形象”。用了最不道德这个评语，可见这位美国哲学家和畅销书作家，对罗宾汉这个形象的反感甚至痛恨。 安•兰德是客观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在美国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在1998年美国兰登出版社做的《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评选中，在“读者投票评选榜”上，安兰德的代表作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获第一名，另一重要小说《源泉》获第二名。她的另两部小说（《颂歌》、《我们活著的人》）分别排第七、第八位。而她一共就出版过四部小说。20世纪出产的英文小说数量，远超过以往任何世纪，但安兰德一个人，就囊括了前八名中的四名。她的小说全都不是娱乐作品，而是深刻的哲学探讨。能受美国大众如此推崇，绝不是偶然，而是有其深邃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199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全美最大图书俱乐部做了一次读者调查，在被问到“最影响你一生想法”的书时，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仅次於《圣经》，排第二位。 抢银行救济穷人有什麽不对？ 这样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和畅销书作家，为什麽如此反感罗宾汉这个深入人心的文学形象？罗宾汉劫富济贫，有什麽不好？安兰德认为，恰恰是这个“劫富济贫”有问题，因为它是强行抢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虽然目的是为了帮助穷人。 安兰德认为，用这种方式推行平等，均贫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共产党就是以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利益等等，抢夺有产者的资产。当年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大规模的罗宾汉化，也是用武力方式，抢夺富人资产，然後以所谓平等的名义分给穷人。有人会说，那分给穷人有什麽不好？且不谈这个目的本身的问题，即使这个目的没有错，但手段明显错了，犯了“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错误。因为如果肯定“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那麽今天人类的恐怖分子活动，也就可以成立了，他们也说自己的目的是高尚的。看一件事情，关键不是它的目的怎样，是不是高尚，而是看它的手段，是不是恶劣。只要手段恶劣，就绝不会有真正高尚的目的。 据《华尔街日报》2006年5月的报导，在德国，就有一些人热衷做现代罗宾汉，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汉堡市抢劫了一家高级食品店，抢走的香槟酒、牛肉、高档巧克力等，价值1500欧元。但他们不是一般抢匪，而是要把这些食物分给穷人。他们的口号是“汉堡免费”（Hamburg for free）。而在这之前不久，一伙主张社会主义的左派，抢劫了汉堡一家餐馆，也是要把食物分给穷人。《华尔街日报》说，这些“超级英雄要跟西方最大的罪犯——资本主义——进行战斗，实现均贫富。” 安兰德对罗宾汉这个文学形象的批评，以及她的核心思想，是强调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这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而对这个价值的践踏是罪恶和邪恶。在人的权利中，最关键的财产权，不可有任何理由剥夺，不管你是均贫富，还是济贫，都不可以。 “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人权” 兰德曾经在批判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章《建造纪念碑的人们》（The Monument Builders）中指出，“当你考虑社会主义的时候，你要清楚它的本质，不可自欺欺人。记住，没有‘人权’和‘财产权’的对立。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人权。既然物质商品是由个人的思维和劳作所生产的，也是维持他们的生命所必需的，如果生产者不能拥有他们劳作的成果，他就不能拥有他的生命。拒绝财产权意味著把人变成国家财产。任何人宣称拥有‘重新分配他人财富’的‘权利’，就是宣称他有把人变成奴隶的‘权利’”。 今天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保障人的财产权的基础之上的；并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文化上的认知，更有法律层面的保护。这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这也是为什麽今天美国民间抗议、反对奥巴马倾向社会主义政策的茶党（Tea Party）运动风起云涌的原因之一。美国人拒绝政府用高税收这种强制手段（不交税要坐牢）来抢夺勤劳致富者的私有财产，拒绝以平等的名义，进行社会财富二次分配，以国家力量走向“罗宾汉化”。因为共产主义和一切极权社会，都是用为“人民”“多数”“集体利益”的理由，剥夺个人的权利；而一切权利的剥夺，都是从剥夺财产权（共产）开始。安兰德否定罗宾汉这个文学形象，是否定这种剥夺别人自由和财产、由集体主义走向极权主义的思维和道路。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5月 2010-06-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红色家族”的财富传奇缘何又被翻晒？
最近，中国的权斗又起波澜，这一次波及的对象是一直被认为接班毫无疑义的王储习近平。招术是中央A已加之于薄熙来身上的一招：揭其亲属的财富传奇。且看中央B如何出招： 6月29日，美国彭博通讯社（Bloomberg）网站在中国被屏蔽，很多中国的用户无法登陆该网站。彭博通讯社认为，这是因为该网站报道了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家人经商并拥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资产。类似的外媒报道以前曾发生在胡、温两家公子身上，在中国得到的待遇当然是一律屏蔽，所以彭博社网站被屏蔽在中国乃是天经地义。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Fortunes of Elite”，译成中文，意即“习近平家族中的财富精英”。报道指出，习近平家人好运连连，在多家公司中拥有的资产总额高达3.76亿美元，其中包括在拥有17.3亿美元资产的一家稀土公司中拥有18%的非直接股份，以及在一家科技公司中拥有价值2,002万美元的控股额。文章指出，据彭博通讯社所做的调查显示，随着习近平在党内官职的提高，他的家人扩大了对一些公司的商业兴趣，其中包括矿业公司、地产公司和移动电话设备公司。文章还指出，习近平副主席的家人还在香港拥有一座价值3,150万美元的豪宅，长期以来房子一直是空着的，而且在香港还拥有另外至少六处房产。 这篇报道让人想起今年5月间的一篇旗鼓相当的中文报道，《中国新闻周刊》5月11日发表了一篇“谷望江曲线控股喜多来的资本谱系揭秘”，指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三个姐姐个个叱咤商场，大姐谷望江借助喜多来集团控制20多家公司，价值达1.26亿美元，入了香港籍，还在灰色可疑的资本外逃中转站维尔京群岛拥有一个全资公司Infomatic Resources Limited。 更值得注意的是6月26日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四届研讨会上，已经被海外某些评论与媒体吆喝了无数次“倒也，倒也”的周永康的一番发言。周永康强调，本届研讨会以“资产追回为主题进行研讨”，“资产追回是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重要环节和手段”。联想到前一向外媒被北京“喂料”中有一条，周永康因在政法委工作多年，掌握了高层一大堆见不得人的秘密，因此，让其立即下台不利于稳定，可以判断周永康这段追回资产的发言并非纯粹的官样文字。周发言三天以后，彭博社就如此系统地披露了习近平家族的财富传说绝非巧合。这轮报道与5月间国内媒体（中央A是背后推手）揭谷开来大姐谷望江财富传说之举，正好形成“对等打击”原则。习薄二人之子女均在求学阶段，还未来得及加入敛财行当，因此揭其亲属的财富传说比较容易入手。 用腐败作为打击甚至清除政治对手的理由，已经是江泽民时代就开场且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老戏码了。当年政治局委员陈希同被整肃时，就有熟悉北京内部情况的人说过：陈希同的贪腐，远远比不上同僚张百发；其子陈小同的敛财挥霍，也远比张百发儿子逊色。因此，陈希同之败并非其贪腐，而是江核心要拔掉这颗碍事的钉子。此后，胡锦涛也效法其前任江泽民，拔掉了上海陈良宇这颗钉子。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揭黑幕之举其实早在胡锦涛第二任期内就已经开始，只是当时揭的重点并非胡锦涛，而是温家宝总理的公子温云松。2009年7、8月间，英国《每日电讯报》和非洲媒体报道胡锦涛长子胡海峰事，主要内容是胡公子亲自执掌的清华同方集团威视公司在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被卷入诈骗和行贿调查。查其缘由，那是因为纳米比亚的参与者东窗事发，连累了胡公子，并非胡的政治对手刻意向外媒喂料。但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2010年1-3月间，温公子云松执掌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的报道则是一波接一波。最开始是路透社1月25日发自香港的一条消息披露新天域内幕，继而是英国《金融时报》于3月10日发布China:To the money born——此文的中文译名有《译者》的“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还有《金融时报》自己于4月17日译成中文的“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但这些消息都只能在海外流传、发酵，国内几乎不可能看到这类消息。同年12月10日，《澳洲悉尼先锋晨报》发表Historic Point Piper home set for the wrecking ball，指曾庆红之子曾伟夫妇花了3,200万澳元（约人民币2.5亿元），购买了Point Piper区的著名豪宅Craig-Y-Mor，也是澳洲第三昂贵的房子。 2010年这轮集中报导中国太子党的财富传说之波过后，中国还发生了一件极为诡异的事情，即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出面否认了6年前（即2004年）由梅本人出面公布的一个商务部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该报告被国内媒体反复征引的内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梅新育否定了这个报告以后，追查贪官海外财产之事就暂时不再被媒体提起。对这一诡异过程，我花精力大量考证梳理后，写了一篇“中共十八大人事布局的雪泥鸿爪”述及资本外逃这一话题 的来龙去脉，以备参考。直到今年3月12日，才有一篇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我国去年抓获1,631名外逃贪官追赃77.9亿元”见之于媒体。 中共高官的腐败，除了北京要清除的对象之外，一般是“上不及副总理”。太子党及高官夫人的财富传说，内容再离奇，也被视为“党内家务事”。今次消息发生在据说“清廉自持”且中央A、B双方都不碰触的习近平身上，更兼目前是权力斗争正处于胶着状态的敏感时期，让人不得不对北京还未落幕的权力斗争做更多的猜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7月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7/red-princelings-xi-jinping-family-wealth-reporting/）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