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右派”为何在欧洲崛起
4年前，在15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是右翼政党执政，其他几乎都是倾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府。但这次法国大选透出的信息展示：到今年底，整个欧盟剩下的左派政府恐怕只有瑞典、比利时和希腊，其他12个欧盟国家都将是右翼政党执政。欧盟为何发生“地震”，整个欧洲大陆向“右”转？ 欧洲在过去4年，简直像发生“政治雪崩”，左派政府纷纷垮台：今年3月，在葡萄牙，右翼社民党和人民党联手击败了执政的左派社会党；去年11月，在丹麦，左翼社会民主党被淘汰出局；去年9月，在挪威，左翼政党被击败交出权力；去年5月，在意大利，右翼商业大亨贝卢斯科尼击败了执政5年（换了4届内阁、3个总理）的左派政党而出任总理。 本月15日荷兰国会将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公开宣称“伊斯兰教和荷兰自由传统不相容”的福泰领导的右翼政党将会胜出。虽然他在6日被暗杀，但这种用政治谋杀来封住别人的嘴、压制政见的暴行，更会刺激选民把票投给右翼政党。 今年9月的德国大选更为引人注目，执政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将会输给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9月全国大选前唯一的地方性（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右翼大获全胜；极左派“绿党”连最低要求的5％选票的一半都没达到，输得相当惨。 法国总统希拉克以82％的选票击败极右派候选人勒庞，是世人早就预料的事，人们惊讶的是极右派能够史无前例地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从而使大选在右翼和极右派之间进行，居然没有了左派的份儿。 包括欧洲、美国在内的左派媒体，只是渲染“极右派崛起、反移民”，而淡化、或刻意不报道和传递左派全球性失败的背後根本性原因。 在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获17％的勒庞被千“报”所指。但勒庞领导的极右政党早就在法国存在：1995年（法国总统一届7年，比美国多3年）那次总统大选中，勒庞的极右党就获得15％选票；更上一次选举，获得13％。14年间，极右派选票才增加了4个百分点，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法国“极右派崛起”（第二轮选举它连20％都没达到），而是左派总理和他的政党的失败，左翼的社会福利主义思想和政策正在被法国人民淘汰。连英国《经济学人》最近的文章也指出，在欧洲，包括中欧和东欧，“没有任何极端右翼已经有了巩固的势力，或者形成了对民主构成危险的结合。” 对于欧洲向右转，美国右翼旗舰《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表示，答案是两个字：欧元。认为是欧盟实行统一货币之後，导致经济更加混乱和困难；因为欧盟15个成员，经济水平高低不同，各国经济政策不同，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不一样，但却硬性要求使用一种货币，汇率等不和本国经济一起变化，显然对其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主张“充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她今年4月出版的新书《治国方略》（Statecraft: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中说，建立欧元“可能是当代最大的一个愚蠢举动” 。 但《华尔街日报》的答案还仅是触及一个点，其深层原因在于欧洲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福利社会主义左翼经济思想：更多的政府控制，更多的国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平均主义。 法国是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典型之一：其资产国有化比例为西方7大工业国之最，占24％以上（美国低于15％；英国低于20％）；法国的税率为54％，再加上10％社会安全税，高达64％，企业和个人收入的一多半被政府强行收去（美国在布什减税政策实行後最高税率为36％）。 法国人的福利是世界闻名的，付薪假期长达6、7个星期，遭解雇，可获60％以上工资，甚至长达五年。任何人去世都可从政府得到安葬费6,000多美元。高福利、高税收带来的是企业外移，造成高失业率。现在法国失业率为9％（德国是8％；瑞典是7％；美国上周末达到6％，人们已惊呼）。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左派总理（第一轮被淘汰的）若斯潘却在1998年决定把工作时间从每周39小时减到35小时，等于法国工业每周减少4小时的产值，使法国企业在国际上更缺乏竞争力。法国企业家抱怨说，“这等于全球企业百米赛跑，法国要穿脱鞋，我们没个赢。” 意大利右翼能够胜出，也和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左派候选人强调政府控制和高福利，要加税；而右翼的贝鲁斯科尼则主张把意大利现有最高等级的43％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减到33％，削掉10个百分点。 德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政府已经感到大势不妙，因而也提出减税，说到2005年，把个人所得税从目前的51％减到42；公司税从50减到40。但该党的增税历史已很难让选民相信这新的承诺。 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欧洲左派经济学家、伦敦政经学院院长纪登斯最近到台湾访问，被当地媒体几乎捧上了天。但所谓在右翼和左派经济理论中走“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左派政党体面地向右派政党的理念靠拢，不得不做的让步，也要减税，限制政府规模和福利，提高企业竞争活力等，更多注重自由，而不是强求平等。左派政党提出第三条道路，如同中共提出“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一样，实际上是婉转表达不得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国家的右派政党，就从来没有提出“第三道路”，而是一直坚持本来的道路──市场化和自由化。 除了欧洲的变化之外，美洲、澳洲和亚洲等也出现这种“向右转”的趋势。在美洲，福克斯领导的右翼政党前年结束了墨西哥长达71年的左翼革命党政权。在澳洲，霍华德的右翼政府在去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在日本，强调经济改革的小泉出任了首相，决定对国营的包括储蓄在内的邮局系统开刀。印度右翼人民党几年前结束了尼赫鲁家族左派政党长达45年的执政後而组阁，至今稳定。连普宁的俄国政府，也已决定把税收降低到13％，成为欧洲国家中除了爱尔兰（公司税12.5％）之後最低的。而英国的布莱尔工党，虽然是左翼，但已在“第三条道路”上走了很远，“远”到被人称为“披著工党外衣的保守党（撒切尔所属的右翼政党）”。 欧洲、以至全球这种经济向右转的大趋势再次证明，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哈耶克的《通向农奴之路》，以及八十年代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联手倡导和实行的充分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低税收，限制福利──重自由而非平等，在自由中寻得相对平等的经济思想和社会理念，更走向世界。 2002-05-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红色家族”的财富传奇缘何又被翻晒？
最近，中国的权斗又起波澜，这一次波及的对象是一直被认为接班毫无疑义的王储习近平。招术是中央A已加之于薄熙来身上的一招：揭其亲属的财富传奇。且看中央B如何出招： 6月29日，美国彭博通讯社（Bloomberg）网站在中国被屏蔽，很多中国的用户无法登陆该网站。彭博通讯社认为，这是因为该网站报道了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家人经商并拥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资产。类似的外媒报道以前曾发生在胡、温两家公子身上，在中国得到的待遇当然是一律屏蔽，所以彭博社网站被屏蔽在中国乃是天经地义。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Fortunes of Elite”，译成中文，意即“习近平家族中的财富精英”。报道指出，习近平家人好运连连，在多家公司中拥有的资产总额高达3.76亿美元，其中包括在拥有17.3亿美元资产的一家稀土公司中拥有18%的非直接股份，以及在一家科技公司中拥有价值2,002万美元的控股额。文章指出，据彭博通讯社所做的调查显示，随着习近平在党内官职的提高，他的家人扩大了对一些公司的商业兴趣，其中包括矿业公司、地产公司和移动电话设备公司。文章还指出，习近平副主席的家人还在香港拥有一座价值3,150万美元的豪宅，长期以来房子一直是空着的，而且在香港还拥有另外至少六处房产。 这篇报道让人想起今年5月间的一篇旗鼓相当的中文报道，《中国新闻周刊》5月11日发表了一篇“谷望江曲线控股喜多来的资本谱系揭秘”，指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三个姐姐个个叱咤商场，大姐谷望江借助喜多来集团控制20多家公司，价值达1.26亿美元，入了香港籍，还在灰色可疑的资本外逃中转站维尔京群岛拥有一个全资公司Infomatic Resources Limited。 更值得注意的是6月26日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四届研讨会上，已经被海外某些评论与媒体吆喝了无数次“倒也，倒也”的周永康的一番发言。周永康强调，本届研讨会以“资产追回为主题进行研讨”，“资产追回是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重要环节和手段”。联想到前一向外媒被北京“喂料”中有一条，周永康因在政法委工作多年，掌握了高层一大堆见不得人的秘密，因此，让其立即下台不利于稳定，可以判断周永康这段追回资产的发言并非纯粹的官样文字。周发言三天以后，彭博社就如此系统地披露了习近平家族的财富传说绝非巧合。这轮报道与5月间国内媒体（中央A是背后推手）揭谷开来大姐谷望江财富传说之举，正好形成“对等打击”原则。习薄二人之子女均在求学阶段，还未来得及加入敛财行当，因此揭其亲属的财富传说比较容易入手。 用腐败作为打击甚至清除政治对手的理由，已经是江泽民时代就开场且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老戏码了。当年政治局委员陈希同被整肃时，就有熟悉北京内部情况的人说过：陈希同的贪腐，远远比不上同僚张百发；其子陈小同的敛财挥霍，也远比张百发儿子逊色。因此，陈希同之败并非其贪腐，而是江核心要拔掉这颗碍事的钉子。此后，胡锦涛也效法其前任江泽民，拔掉了上海陈良宇这颗钉子。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揭黑幕之举其实早在胡锦涛第二任期内就已经开始，只是当时揭的重点并非胡锦涛，而是温家宝总理的公子温云松。2009年7、8月间，英国《每日电讯报》和非洲媒体报道胡锦涛长子胡海峰事，主要内容是胡公子亲自执掌的清华同方集团威视公司在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被卷入诈骗和行贿调查。查其缘由，那是因为纳米比亚的参与者东窗事发，连累了胡公子，并非胡的政治对手刻意向外媒喂料。但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2010年1-3月间，温公子云松执掌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的报道则是一波接一波。最开始是路透社1月25日发自香港的一条消息披露新天域内幕，继而是英国《金融时报》于3月10日发布China:To the money born——此文的中文译名有《译者》的“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还有《金融时报》自己于4月17日译成中文的“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但这些消息都只能在海外流传、发酵，国内几乎不可能看到这类消息。同年12月10日，《澳洲悉尼先锋晨报》发表Historic Point Piper home set for the wrecking ball，指曾庆红之子曾伟夫妇花了3,200万澳元（约人民币2.5亿元），购买了Point Piper区的著名豪宅Craig-Y-Mor，也是澳洲第三昂贵的房子。 2010年这轮集中报导中国太子党的财富传说之波过后，中国还发生了一件极为诡异的事情，即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出面否认了6年前（即2004年）由梅本人出面公布的一个商务部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该报告被国内媒体反复征引的内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梅新育否定了这个报告以后，追查贪官海外财产之事就暂时不再被媒体提起。对这一诡异过程，我花精力大量考证梳理后，写了一篇“中共十八大人事布局的雪泥鸿爪”述及资本外逃这一话题 的来龙去脉，以备参考。直到今年3月12日，才有一篇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我国去年抓获1,631名外逃贪官追赃77.9亿元”见之于媒体。 中共高官的腐败，除了北京要清除的对象之外，一般是“上不及副总理”。太子党及高官夫人的财富传说，内容再离奇，也被视为“党内家务事”。今次消息发生在据说“清廉自持”且中央A、B双方都不碰触的习近平身上，更兼目前是权力斗争正处于胶着状态的敏感时期，让人不得不对北京还未落幕的权力斗争做更多的猜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7月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7/red-princelings-xi-jinping-family-wealth-reporting/）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中国财政危机：距悬崖还有一公里
何清涟 最近，中国崩溃论再起，悬崖、危机、崩溃等过去由境外势力垄断的词汇都出现在公开言论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崩溃论的主力是中共自家人，“境外势力”只有章家敦在预测中国离崩溃不到半年。最重要的是，这次预言危机的人当中，有个重要人物，那就是中国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 楼财长发警告：离悬崖还有一公里 2月26日上午，中国财长楼继伟在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的分会场——“OECD经济政策改革‘力争增长’”上发表简短演讲，提醒各国，越推迟结构性改革，改革空间越小，别等到站在悬崖边再改革。 作为中国财长，楼继伟当然知道要如何保持“政治正确”。他表示，中国比较有幸，还比较有改革空间，但中国也有许多问题。他还发表心得：空间是在变化的，越推迟结构性改革，越侵蚀改革空间，好比让自己站在悬崖边上。“一个人可以掉下悬崖，但是一个国家掉不下去，所以我们只能承受痛苦。最好离悬崖还有一公里就预见到，加紧改革，不要等到最后1米。”楼财长强调，大家往往更关注短期的问题，这没有错，但是更加需要关注长期和短期的问题。 内行听门道。楼财长很聪明地将中国问题放在全球问题当中来谈，但实际上他预想的重要听众是国内比他更有决定权的最高领导层。目前正值国内舆论空间步步收紧，各类经济数据的颁布都要审查后才能发表，一心为党国着想的任志强因说了一句“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算触了今上“媒体姓党”的逆鳞，此时此刻正在经受网络大字报狂风暴雨般的洗礼，还有可能被开除出党、上央视认罪亮相。因此，即使贵为一国财长的楼继伟，也只能借国际会议发出警示。 财政部是中央的钱袋，从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军费、公共安全支出、西藏、新疆、西北等动荡不安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额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全国各省市的主要公共支出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几乎就全靠它了。楼财长职司是管理中央财政这只钱袋，他提到的离悬崖一公里的危机，当然主要指财政危机。而且他还说了，“空间是在变化的”，各国有幸离悬崖还有一公里，亦即1000米，那么中国每天那距离是缩短1米、2米还是更多？是缓慢前行还是快速滑行？这就得看中国的改革举措是否有效了。 国家账本显示财政安全有问题 国家财政部的收入支出明细帐就是中国的国家账本。目前这本国家账本已经收不抵支，财政困难确实已显山露水。以下三条消息放在一起看，就可以嗅出危机味道： 一、2015年财政赤字高达2.3万亿。2016年2月1日，每日经济新闻刊发《2015年财政赤字达2万亿 2016年平衡收支恐更难》，其中提到，2015收支差远超预期。2015年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高达15.22万亿元，同口径增长仅为5.8%，增速创自1988年以来新低；但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17.58万亿元，同口径增长13.17%。收支相抵后，2015年中国财政赤字突破2万亿元，达到23551亿元，且高于年初预算数字7351亿元。 二、2016年1月财政收入同比下降0.7。据财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月份中央政府支出为838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7512亿增加11.6%。1月份中央政府收入为7256亿元，较去年1月的7305亿元略减0.7%。1月份赤字1131亿。但考虑今年经济下行之势，今后数月内增加财税收入的可能性不太大，财政赤字将继续增加。 三、县级财政捉襟见肘。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前11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9.2%，各地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据财政部调查，2015年，国内至少有21个省的基础养老保险增长率出现负数，不少地方养老金出现穿底现象，养老保险基金濒临破产边缘。官方承认的养老金缺口达1万亿，但实际情况远比这严重。过去，养老保险基金出现入不敷出情况，通常会靠地方财政补贴，但现在不少县连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政府本身就有巨额负债问题，养老基金的运行尤如黑洞，将不断蚕食中央政府财政结余，同时令国家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 那么，离悬崖一公里之时，中国财政改革的第一刀举向哪里？其实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应该知道，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第一刀。 中国财政改革的第一刀 目前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接近15%之时，养老保险缺口与社会安定相关。如果有法可想，中国政府不会动这一块。但由于企业破产潮还在继续，为了让剩余的企业能苦撑下去，万万不能加税，否则全玩完。增收既然无多大腾挪余地，减支就成了唯一可行之法。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去年就开始了，大概这就是楼财长讲的“距离悬崖一公里”的时点。2015年1月，国务院发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3月6日，楼财长在记者会上端出了改革方案，称养老保险将采用三条支柱，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商业养老保险。10月，“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革”政策出台。11月初，中央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要制定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的法规；2016年1月初，楼继伟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制定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第一财经日报》据政府部门数据测算，以2015年底全国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月2250元为缴费基数，按照当前8%的医保总费率(单位缴费6%、个人缴费2%)，退休人员需要缴纳的平均额度为每人每月180元。 为什么要选在民生这块？这点掰开说很简单：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能少，事关干部情绪；军费与公共安全支出，事关政权安全。只有民生方面，砍几刀问题不太大，最多就是发牢骚，写点段子骂骂政府，反正老年人的造反能力也不强。 中央政府要看紧钱袋的决心，可从刘源被任命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一职管窥一二。中国政府两只钱袋当中，央行管发钞票，财政部管花钞票。中国各省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省区，一向拿着本省的钱袋从财政部的口袋里哗哗地接银子，“跑部钱进”是要务。但今年不比往年，财政赤字高达2.3万亿，央妈不得不扎紧钱袋口。刘源从未在财经口任职，如今被任命此职，要的不是他的专业经验，而是他的太子党要员身份。他的到任，等于财经口大门前放了一根顶门闩：今后财政部难以招架各省要钱的苦情陈诉，可以推说：这是人大财经委定的盘子，有事找它去。有人说，人大财经委是个闲差，这话是忘记了中纪委走红的命运：在王歧山到任之前，中纪委也是个喝茶看报消闲度日的衙门。 财政安全是政权安全的保障 谈危机的文章不止一篇。安邦咨询2016经济研判内部讨论稿有意公开发表，其中提到的问题有：政治压力空前、政策文件失灵、大部分所谓金融创新是瞎胡闹、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三、四线城市的领导今年要以“稳”为主，搞好两点：安全不出事，运行要稳定。城市不能断水、断气，出了大事更是不行。老邓经济茶馆则写了篇《我，已经嗅到了崩溃的气息》，从人民币大放水谈到人民币币值剧贬，甚至预言3月份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剧烈跳水，外汇市场崩盘有可能。 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中说过，财政安全是一国政治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所有的危机因素早就埋下并逐渐严重化，但只要导致政权崩溃的即期因素，比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极端表现是政变）、外敌入侵、社会内部强有力的反抗不同时出现，发生危机共振，中共政权就不会崩溃，而中国则会在20-30年内维持溃而不崩之局。 本文所列举的国家账本上的几个大数，仅仅只是开始。能否在距悬崖一公里的距离内完成卓有成效的财政与金融改革，应该是中国政府现阶段的头等大事。事实上，中国政府并非坐吃等死，笔者接下来将分析目前已现端倪的危机应对准备工作。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2月2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news-he-qinglian-china-crisis-20160227/321105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中共的疫苗研制暴露了什么？
程晓农 自从2019年秋疫情在中国初起，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中国疫苗一度独步世界。然而，分析中共的疫苗研制过程，就可以发现一系列疑点，对国际社会了解新冠疫情的真相，不无助益；而且，中共制作疫苗的计划本身还暴露出它的另一个企图，谋利于害。 一、中共疫苗试制起始点的启示 中共宣称，新冠病毒的第一例是2019年12月1日在武汉出现的，到1月21日全国确诊人数只有440例；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的第8期疫情通报说，“目前没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假如这些官方资讯是真实的，那么，当时官方应该是对疫情可能全球化毫无预期，也毫无防备。 但是，《北京日报》今年3月25日的一篇报导却提供了完全相反的线索。这篇报导提到，中共在2020年初就已确定了5种可以应对疫情的疫苗，并开始部署试制；报导提及，这5种疫苗技术之一就来自中共军方生化武器首席专家陈薇少将及其团队。这则报导既启人疑窦，又发人深思。 由此可以想到三个问题。第一，如果致病病毒真如中共所言，是自然界小范围偶然出现的（几只蝙蝠之祸），而且不会人传人，那么，中共为何动用包括军方生物战部队在内的力量，大规模研发疫苗？第二，中共能在2020年初武汉封城前3个星期前就完成了多种疫苗的初步研发，说明它早就知道疫情将大规模扩散。既然如此，那它掩盖疫情、编造病毒不易传染的谎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种谎言只会造成疫情迅速全球化。第三，2020年初，当时5种疫苗都已进入面向应用的阶段（后来试制中有些未能商业化），为什么不更早在武汉封城，这样，因疫情扩散的全球死亡人数不是可以降到最低吗？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中共在疫情初期的行动极为反常，暴露出明显的祸心，它不是要尽快阻止病毒的全球化，似乎是在等待病毒的全球扩散。 二、中共疫前即已备好疫苗品种？ 国际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医疗保健供应链专家普拉尚特·亚达夫 (Prashant Yadav)指出，“疫苗制造是一项几乎无限组合必须完美运作的努力”；原材料、培养疫苗所需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生长的培养条件等都存在差异，“这是具有既定原则的科学，但有时比艺术更独特。”所以，设计疫苗的制造工艺和开发新的疫苗，通常需要数年时间。但是，中共对这次疫苗的研制却驾轻就熟。 今年1月16日新华社有一篇报导提到，中国的国药疫苗从立项获批到研发、建设、生产、上市，只用了344天。其中，从启动科技攻关到获批临床试验，用了98天；从进入临床到武汉、北京两个研究所先后都做完Ⅰ/Ⅱ期临床试验，用了78天；再从Ⅲ期临床试验启动，到上市获批，用了168天。这个344天的说法，是以国药疫苗2020年12月30日在国内上市供货为终点，往前倒推344天，大体上就是去年的1月21日左右，即武汉封城之日。但344天的说法有个漏洞，那就是，如果2020年1月21日之前疫苗尚未开始研发，那么，此前的2020年初，中共确定的5种可应用的疫苗从何而来？ 用于临床试验的疫苗必须先完成研发和试制，美国辉瑞疫苗从去年3月20日开始研发，研发和试制花了至少4个月的时间；中共的国药疫苗是去年4月12日开始临床试验的，它如果真是1月21日左右开始研发，那么，其研发和试制只用了80天，比美国辉瑞公司少三分之一的时间。 中共疫苗的研发和试制远远快于美国辉瑞疫苗，暗示着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中共疫苗的真实研发起始时间不是1月21日，而是更早的时刻，比如2019年的12月，甚至是疫情尚未出现的11月。第二种可能，中共早就有新冠病毒的疫苗在手，这次试制疫苗过程中的所谓研发只是走个过场，所以能节省大量时间。不管是哪种可能，这两种可能性都标示着同一点，那就是，中共在疫情初起之前早就有备而来，为此做好了疫苗研发。 这间接地说明，这次疫情的病毒自始至终都在中共的掌控之中，并非自然界的突发事件。做毒药和用毒药之人，手里都有解药；而能制作解药的，只能是制作毒药之人，因为别人不知道毒药的成分是什么。疫苗也一样，手里没有致命病毒，自然就没有办法早早准备好遏制病毒的疫苗。 三、中共快速大规模量产疫苗的奥秘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7种疫苗，即欧美的辉瑞、AZ、强生/杨森、莫德纳，中国的国药和科兴，以及印度血清研究所的Covishield。美国疫苗上市供公众接种的时间是2020年底，但当时辉瑞疫苗的产能很小，到今年3月才达到月产量1亿剂的规模。但中国疫苗的大规模量产能力几乎早于美国1年。 美国的辉瑞疫苗从去年3月下旬开始研发，然后初步试制，再到完成前后3期临床试验，最后获得批准、上市供应，中间用了9个月，这是当初辉瑞的研发人员自己都难以相信的速度；然后，辉瑞疫苗达到每月量产1亿剂的规模，又用了几个月。这样，辉瑞公司从去年3月开始研发，到今年春天疫苗全面上市，合起来就是1年时间。 中国则早在2020年10月8日就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为92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疫苗及购买疫苗的资金。中国加入该计划之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表示，到2020年底中国疫苗的年产能可达到6.1亿剂。也就是说，早在2020年夏末初秋，中共疫苗的大规模量产能力就已接近月产量上亿剂。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前几个月世界疫苗供应市场上只有中共疫苗独领风骚，因为当时欧美的疫苗从2020年底开始制造，到大规模量产，还需要差不多3个月时间。与中共疫苗相比，在世界疫苗供应市场上，欧美疫苗因为起步晚，供应量远远跟不上国内外需要，给中共疫苗独步世界留下了差不多6个月的空窗期。 即便中共的疫苗试制和生产能力完全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但临床试验和制作疫苗所需要的微生物之培养过程，是无法压缩或提速的，所以，中共达到大规模量产疫苗所需要的时间，最快也应该和美国的一年大体上差不多。然而，中共大规模量产疫苗的时间线，又暴露出一个和前两节内容相关的问题：既然中共疫苗去年初秋即已达到每月量产1亿剂的规模，那中共准备大规模量产疫苗所必须的微生物培养和化验、检测、原液分装、封装等专用原料及装备的开始时间，按照美国的最快速度一年为参照，大约可以从中共大规模量产的2020年初秋倒推到2019年秋天。 中共宣称，致疫病毒是2019年12月1日在武汉偶然出现了第一例，这个谎言被它快速大规模量产疫苗的时间表推翻了。按上述推断，2019年秋天的时候，中共不仅手握新冠病毒，而且也掌握了可使用的疫苗品种，甚至开始准备大规模量产疫苗了；其假定是，疫情势必很快从中国扩散，殃及全球。但当时中共没透露一个字，而是悄悄地静观世界各国陷入疫情重灾，中共似乎那时就开始坐等它的“收获”了。 四、中共为大量出口疫苗而推迟国内接种 中共等待的“收获”是什么？它在等待疫情全球化、夺走几十万人的生命之后，大发疫情财。因此，它的疫苗达到量产规模之时，并未在国内使用，而是一方面囤积数亿剂疫苗，一方面到国外作临床试验，为疫苗大规模出口打开通路。2020年6月23日国药疫苗即已在阿联酋开始了第3期国外临床试验，这次临床试验共包括阿联酋、巴林、埃及和约旦的40,832人；而2020年7月21日科兴疫苗也开始了国外第3期临床研究。当时美国的疫苗还在初期研制过程中。 为什么中共不抢先在2020年6月宣布，它的疫苗即将量产呢？那个时刻正是它安排其疫苗国外临床实验的时间点，而与此同时，其量产疫苗的技术和设备条件已经准备好了。这不是吹嘘其疫苗研发“成就”的大好机会吗？中共不那么做，显然是经过仔细考虑的。那时中共应该已经考虑到两个不能在去年6月宣布疫苗量产的因素。其一，如果去年6月就宣布疫苗即将量产，不免会暴露马脚，让全世界怀疑，中共在病毒扩散全球之前就已备好疫苗了；其二，中共必须等疫情扩散到各国之后，才能堂而皇之地在一些国家实施临床试验，为其疫苗的全球销售获得准售资格。 这前一个因素就决定了，中共2020年6月疫苗在握之时，尽管国内防疫急需疫苗，但为了对国外保密，国内就不能展开接种；换言之，中共人为地推迟了疫苗的国内接种时间，为的是到国外发疫苗财。台湾《联合报》网站2021年6月7日报道，到这一天为止，中共已经向九十几个国家承诺销售或捐赠近7亿剂疫苗。 据新华社报道，2021年1月13日全国只接种了1千万剂疫苗。当时中共的疫苗年产能已达到6亿剂。据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资讯，中国的大规模疫苗接种今年3月才开始，今年3月23日全国接种仅8千万剂，占年产能的八分之一；4月底达到2亿5千万剂；今年6月21日才达到10亿剂（有的疫苗要注射2剂）。为什么是2021年3月开始在国内大范围接种？因为在这个月份，欧美疫苗开始走向量产阶段，而欧美疫苗的防疫效果远远优于中国疫苗。所以，中共就抓住了欧美疫苗尚未大规模量产的这几个月“窗口期”，把几亿剂疫苗用来优先出口赚钱。中共的这种疫苗供应“先国外、后国内”的方针，恰恰暴露出它听任疫情全球化之后发疫灾财的险恶用心。 五、中国疫苗的国际大销售以不可靠的临床试验蒙混过关 为了抢在美国疫苗大规模上市之前大量出售中国疫苗，中共在国外所做的临床试验也十分草率，只是为了蒙混过关。中国的国药和科兴疫苗早在2020年秋初便完成了第3期临床试验，但国药疫苗的第3期临床实验报告却拖到2021年3月才写出来，2021年5月26日在《美国医学会期刊》（JAMA）上发表。今年5月26日之前，中共的疫灾财已经赚到不少了。 国药疫苗的第3期临床报告一发表，立刻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质疑。彭博社今年5月27日的报导指出，中国疫苗的制造商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分享有关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足够数据。国际医学界的专家们阅读了国药疫苗的第3期临床报告之后，马上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实验样本的性别比例严重偏斜，男性占85%，女性只占15%；其次，实验样本中，最可能染疫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占2%，绝大部分参加实验的都是相对较少染疫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再次，40,832个受试者中，只有2例是重症感染者。因此，欧洲的一位病毒学专家董宇红认为，这样的临床试验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证明疫苗对重症感染的保护力。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尽管如此，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为中国的国药疫苗开通了销往全球的道路；世界卫生组织到现在还未正式给中国的科兴疫苗开绿灯（因为其临床试验报告始终未正式发表），但中共已在全球销售了3.8亿剂。 今年6月27日美国之音刊登了一则报道，介绍了世界上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的研究产生了三项新的发现：中国最早发现新冠病毒的时间比目前知道的至少要早2个月，病毒蔓延全球的时间可能在武汉封城之前就已经发生；最早出现的新冠病毒呈现出与人体惊人适应能力，不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中国专家销毁最早病毒样本，被认为是试图掩盖病毒来源的新证据。笔者则分析了中共疫苗研发制造过程中的若干疑点，与上述报导所提到的新发现有高度相关性。疫情真相的揭秘，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27/n13051596.htm
何清涟2025-11-06 06:48👍 0💬 0西方学者对马政府再表失望
31名西方学者，上周五在英文《台北时报》发表给马英九总统的公开信，对马政府要跟中国签经济协议走向一国两制、对陈水扁案的司法不公等“台湾今日的司法倒退，政治制衡力退化，民主和新闻自由受损”，表示“深感失望”。 这些远在美国、加拿大、亚洲、欧洲、澳洲的学者，三番五次（已是第五封公开信）写信，关心台湾前途，关注台湾人命运。那份对台湾的爱，那份对民主价值的捍卫，那份对台湾要被中国吞并的担忧，浸透在字里行间。 马英九刚上台一年多，就引起西方学者如此关注和不安，这麽多次发表公开联名信，说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台湾现状的危机性。而且这些学者多是懂中文，都是研究台海问题的专家。仅举我在会议上有过交往的几位，就强烈感觉到，他们对台湾的鼎力支持和担忧，缘於他们对台湾的深刻了解∶ 叶望辉曾是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亚洲安全顾问，不仅能讲流利的中文，还会些台语。因他早年曾在台湾南部传道。正因为在南部，使他更了解台湾人的历史和情感。多年来，他一直为台湾仗义执言，以至他被中国列入黑名单。 谭慎格曾任职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也是能讲流利中文。能在美国大报就台海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的学者相当有限，谭慎格是重要一员。他那种鼎力支持民主台湾的声音，实在很难得。 巴黎里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高格孚，也是知名的台湾问题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台湾外省人的国家认同转变，中译本（《风和日暖》）经台湾允晨出版後，很畅销。他也会讲中文，多年来一直关注台湾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进程。 迈阿密大学政治系主任金德芳教授，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她一向支持台湾，不久前在美国奥兰多台湾人夏令营上，她分析马政府全面倾中，对台湾的处境非常担忧。 章家敦的专著《即将崩溃的中国》曾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多次在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杂志《评论》看到他的大块文章，深入分析台海两岸政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林蔚，也是经常在《评论》上撰文，分析海峡两岸，对台湾支持不遗馀力。章家敦和林蔚的妻子都是中国人，这大概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这次公开信中，新名字有林培瑞（Perry Link）。他在中国异议知识份子中可谓鼎鼎大名。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早在1972年中国代表团访美，展开乒乓外交时，就被美政府选做中文翻译。他的中文好到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中国相声”。他的妻子童屹，是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後逃亡美国。 这种“中国通”对台湾的担忧不是无的放矢。这些学者明白表示，“我们不偏袒岛内任何一方的政治争议，而是完全著眼於台湾的国际形象及信誉。”“因为我们强力支持台湾的民主，并深深关切、在意、并希望看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得以持续茁长。” 对西方这些学者的警钟，马政府很可能一如既往地装聋作哑。但愿它能唤起更多台湾人心中的危机意识，奋起捍卫台湾这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我只是用这篇专栏，再一次提醒大家，这是西方学者就台湾的民主法治倒退，陈水扁案的司法不公，发表的第五封公开信。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它应该促使岛内反对党真正有所行动。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16日 附录∶ 给马总统的公开信 马总统钧鉴∶ 在过去一年来，来自美国、加拿大、亚洲、欧洲、澳洲等一群包括我们在内的国际学者，几度公开向贵政府表达我们对台湾目前的一些发展和走向的顾虑及关心。2008年11月6日及12月2日，在致贵法务部长王清峰的信件中，我们特别指出有关台湾司法倒退、制度上的瑕疵、以及行之于在野党成员的司法追究之滥权。 今年1月21日和5月21日，我们特撰两封公开信给您马总统，明确表达我们对司法公正、新闻自由及民主制衡的关切。新闻局长苏俊宾给我们的回复没有针对问题核心；我们也未见到贵政府拿出具体行动解决问题，令人深感遗憾。 此後的一些後续发展—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再次激励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必须重申∶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意见，是因为我们强力支援台湾的民主，并深深关切、在意并希望看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得以持续茁长。我们也强调，我们不偏袒岛内任何一方的政治争议，而是完全著眼於台湾的国际形象及信誉。 有赖於台湾人民的努力和坚持，台湾在二十年前开始转型成为一个民主社会。这项成就值得肯定，我们也坚信「民主」是台湾在建立并强化其国际关系上，以及阻止外权干涉，最大的王牌。 我们相信您和我们有共识—台湾的民主幼苗能够成长茁壮，只有靠自由民主正义及人权的基本原则来培育，建立权责分明，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此认知亦符合您今年签署，经立法院核准的两项联合国人权条款的内容和精神，希望能更进一步依照国际法律协会的建议制定为法律，在台湾实行。 在过去二十年，台湾在这些方面有相当的进步；也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台湾今日的司法倒退、政治制衡力退化及民主、新闻自由受损而深感失望。在国际人权组织，如自由之家及无国界记者等，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台湾的排名退步，恰恰反映了上述种种的负面发展。 同样的，这些负面发展也受到其他国际学者及友台人士的关注，尤其是有关针对陈前总统司法案件的处理，包括审理过程中的瑕疵、办案人员明显缺乏中立、无数的侦查延期、以及对前朝政府官员弹劾的手段。为此我们再次诉请您确保司法公正、公平、公义。 今天当您的政府正把台湾带向与中国更密切的经济合作路上，建立在自由民主正义及人权基本原则上的权责分明、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更形重要。我们肯定降低台海的紧张关系，但也要强调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及人权不容因此而被牺牲。 与对岸强邻关系改善的过程必须是公开的、审慎的、并遵循民主的过程，与立法院及在野党有完全沟通，对人民完全公开。我们欣闻贵政府官员公开表示∶与中国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得到国内的共识，以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我们深信与中国对话的过程应会是公开的，谘询性的，并尊重台湾近二十年发展的民主传统为前提而进行。 我们在此强调，一个国家的成长及繁荣，其经济及政治关系必须保持国际多元化。但是与单一的邻国过度亲密，将迫使该国面临此单一邻国的不安稳所带来的风险，尤其当此邻国是一个藐视台湾民主成就的极权国家，此威胁更形严重。 马总统，我们以国际学者的身分观察台湾多年，支持并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深信台湾有资格更加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平等的一员。要达到此目标，唯一的方式是台湾本身确保其民主成果，其主权、人权及基本自由有保障，社会民主更加巩固，台湾才有能力面对未来的挑战。 顺颂 钧安 2009年11月6日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等31人 1.Nat Bellocchi 白乐崎［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2.Coen Blaauw 昆布劳〔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 3.Gordon G. Chang 章家敦〔「即将崩溃的中国」作者〕 4.Peter Chow 周巨原〔美国纽约市立学院经济学教授〕 5.Stephane Corcuff 高格孚〔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和台湾研究」政治学副教授〕 6.Michael Danielsen〔丹麦哥本哈根「台湾一角」主席 〕 7.June Teufel Dreyer金德芳〔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 8.Edward Friedman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和东亚研究教授〕 9.Michael Rand Hoare〔英国伦敦大学退休副教授〕 10.Christopher R. Hughes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教授 〕 11.Thomas G. Hughes 〔美国前参议员斐尔国会办公室主任〕 12.Terri Giles贾泰丽〔美国福尔摩莎基金会执行长〕 13.Bruce Jacobs家柏 〔澳洲蒙纳许大学亚洲语言和研究教授〕 14.Richard C. Kagan柯耕义〔美国翰林大学教授历史系荣誉教授〕 15.Jerome F. Keating祈润夫〔国立台北大学副教授（已退休）〕 16.David Kilgour〔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国务卿〕 17.Andre Laliberte〔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副教授〕 18.Perry Link 林培瑞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退休教授〕 19.Daniel Lynch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 20.Liu Shih-Chung刘世忠〔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21.Victor H. Mair〔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系教授〕 22.Donald Rodgers〔美国德州奥斯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23.Christian Schafferer〔侨光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奥地利东亚研究协会主任，「当代东亚」主编〕 24.Scott Simon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副教授〕 25.Michael Stainton〔加拿大多伦多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26.Peter Tague〔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系教授〕 27.John Tkacik 谭慎格〔前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及前美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官员〕 28.Arthur Waldron 林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29.Vincent Wei-cheng Wang王维正〔美国里奇蒙大学政治学教授〕 30.Gerrit van der Wees 韦杰理〔台湾公报编辑〕 31.Stephen Yates 叶望辉 〔DC Asia谘询顾问团主席，前美国副总统国家安全政策顾问〕 原载∶《Taipei Times》，《自由时报》翻译并转载 2009-11-13 ◇◇◇◇◇◇◇◇◇ An open letter to Taiwan’s president Friday, Nov 13, 2009, Dear President Ma Ying-jeou (马英九),During the past year, we, the undersigned — scholars and writers from the US, Canada, Asia, Europe and Australia — have publicly expressed to your government our concerns about a number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Taiwan. On Nov. 6, 2008, and again on Dec. 2 in letters to Minister of Justice Wang Ching-feng (王清峰), we focused on the issues of erosion of justice, significant flaw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judicial abuses against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On Jan. 21, 2009, and again on May 21, we addressed two open letters to you, Mr. President,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fairnes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as well as erosion of press freedom and democratic checks and balances. We regret to say that the responses received from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Minister Su Jun-pin (苏俊宾) did not adequately address the issues raised, nor have we seen any substantive ameliorative steps taken to correct the problems. Since then, a number of developments have taken place — some positive and some negative — which prompted us to write to you again to express our views on these issues. We wish to reiterate that we raise these points as strong international supporters of Taiwan’s democracy who care deeply about the country and its future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 We also emphasize that we do not take sides in internal political debates, but do have Taiwan’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credibility as an international partner in mind. Because of the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aiwan was able to make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wo decades ago. We applaud this achievement and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is basic fact, democracy, is the strongest card Taiwan can play in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strongest protection against outside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internal affairs. We are sure that you would agree with us that Taiwan’s young democracy can only grow and prosper if it is nurtured through good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his would also adhere to both the letter and spirit of the two UN human rights covenants signed by you and ratifi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be enhanc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covenants into national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aiwan has made major progress in each of these areas. It thus has been a dis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an erosion of justice, a weakening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and a decline in press freedom in Taiwan. These trends are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ly downward ratings Taiwan received in the annual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Freedom House and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hey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expressions of concern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friends of Taiwan related to the flaws in the judicial proceedings against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陈水扁) and the apparent lack of neutrality in the continuing “investigations” and indictments of other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former DPP government. We thus appeal to you again to ensure that measures are taken to ensure the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of the judiciary. Good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are all the more essential now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moving Taiwan on a path of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We believe that a decrease of 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indeed be welcome, but emphasize that this should not be done at the expense of the hard-w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itself. Thus,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your large neighbo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eeds to be an open, deliberative and democratic process, in full consultation with both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and fully transparent to the general public. We are thus pleased to hear that officials of your government have stated that any agreement with China would need to have both a domestic consensus, including approval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acceptanc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trust this process will be open and consultative in ways that respect the democratic traditions begun so promisingly two decades ago. Indeed, we emphasize that a country can only grow and prosper if it has diversified ties —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 to other countries. Too close an embrace with one neighbor will expose that country to the risks of volatilit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in particular if that neighbor remains authoritarian and openly disrespectful of Taiwan’s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Mr. President, we wish to emphasize again that, as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writers who have followed, supported and applauded Taiwan’s impressiv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e feel strongly that Taiwan should be more fully acce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full and equal partner.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if Taiwan ensures that its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are safeguarded, that its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re protected, and that the democratic fabric of society is strengthened so the country is ready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head. Respectfully yours, NAT BELLOCCHI Former chairman,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COEN BLAAUW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GORDON CHANG Author,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EDWARD FRIEDMA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ETER CHOW Professor of economics,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STEPHANE CORCUFF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a and Taiw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yon MICHAEL DANIELSEN Chairman, Taiwan Corner, Copenhagen JUNE TEUFEL DREYER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ami JOHN TKACIK Former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former officer at the Taiwan Coordination Desk,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TERRI GILES Executive director, Formosa Foundation, Los Angeles MICHAEL RAND HOARE Emeritus read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CHRISTOPHER HUGHE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OMAS HUGHES Former chief of staff to the late senator Claiborne Pell, Washington BRUCE JACOBS Professor of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RICHARD KAGAN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Hamline University JEROME KEA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tired). David Kilgour Former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sia-Pacific (2002-2003), Canada ANDRE LALIBERT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ttawa DANIEL LYNCH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U SHIH-CHUNG Visiting fellow,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VICTOR M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ONALD RODGER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ustin College CHRISTIAN SCHAFFERE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ir of Austrian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 SCOTT SIMON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MICHAEL STAINTON 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Toronto PERRY LINK Professor emeritus of East Asian Stud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ETER TAGUE Professor of law,Georgetown University ARTHUR WALDRON Laud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INCENT WEI-CHENG WA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Richmond GERRIT VAN DER WEES Editor of “Taiwan Communique,” Washington STEPHEN YATES President of DC Asia Advisory and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to the US vic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aipei Times 2009-11-13 2009-11-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董乐山为何不原谅董鼎山
按照西方新闻界的一个不成文的默契，爲同一家报刊撰稿的专栏作者，一般不会公开撰文相互批评，尤其是在他们同是专栏作者的报刊上。虽然中文作者经常有不在乎任何规矩的做法，但我自己觉得有道理的，总是试图按西方规矩去做。但在西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西方媒体似并不太陌生的董鼎山先生，在《开放》9月号上，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指责我在“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开放》8月号）一文中指出“西方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是中国文革式的做法。他认爲我的观点“非黑即白”是“文革陋习”。 什麽叫文革做法？首先，它最关键之处在於，只允许一种观点存在，而用行政手段剥夺别人回应、挑战的权利。今天董鼎山可以在任何报刊上发表挑战、抨击我的观点的文章，我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怎麽施行文革做法？ 其次，关於语言。文革语言的明显之处在於没有事实根据的大话、空话，侮辱、谩駡，和乱扣抽象帽子。但是，无论多麽恶劣的语言都并不可怕，只要允许被挑战的话。这就是爲什麽在西方文坛照样有相互非常刻薄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駡，但没有人会以爲然，因爲谁都无法阻止别人的挑战。那些不以事实说话，而只有空话和谩駡的，只能自取其辱。 ●爲什麽左派恨美国 我来美国这十多年来，一直很注重自己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在批评文章中，力求准确辛辣，但绝不用空话和谩駡。这主要还不是担心“文革语言”，而是因爲空话和谩駡没有力量。我已经不止一次见过董鼎山这种讲理讲不过别人，就给扣“文革”帽子的做法，但我不会反过来指责那些乱扣帽子的人才更“文革”，因爲我完全可以回应，让读者判断谁更有道理。 现在回到我的文章“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首先，西方左派（尤其是极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这种结论根本不是我的发明，这在西方是常见的现象，常识般地爲人所知。关於这方面的讨论有太多的文章了，随便去Google就可以查到一大堆。近年更有畅销专著《爲什麽左派恨美国》（《Why the Left Hates America: Exposing the Lies That Have Obscured Our Nation's Greatness》by Dan Flynn），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常识”。中东问题专家，《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家派普斯（Daniel Pipes）曾在去年11月12日的《纽约邮报》发表题爲“仇恨美国的教授们”（Profs Who Hate America）的文章，点了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爲首的几个左派大学教授的名字，指出他们是仇恨美国。 美国最坚定反对共産主义、最热烈推崇资本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安．蓝德（Ayn Rand）曾说，左派知识份子是爲虎作伥的“爪牙”。美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说得更彻底∶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难道他们这种“非黑即白”的、对西方左派的痛斥都是中国的“文革做法”吗？ ●做思想坦诚的知识人 自三、四十年代至整个冷战期间，西方左派同情、向往共産主义，反对以美国爲代表的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奇事，而是知识界的普遍现象。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董鼎山先生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实吗？还是由於他本人多年来一直持左倾观点，所以对我强烈抨击西方左派的文章，无法不敏感？ 董鼎山先生指责说“非黑即白的态度要不得”。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灰色地带！在恐怖主义和反击战之间“非黑即白”；在极权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非黑即白”。作爲一个思想上坦诚（intellectually honest）的知识人，我从来不回避自己属於右翼，因爲我从来不想讨好所有人群。 而董鼎山先生有胆量承认他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吗？说自己不左、不右、不黑、不白的人，不是头脑不清楚，就是功利城府太深。爲《开放》撰稿的作者，大都在国内无法发出文章，而董鼎山先生则是极少数的可以在极权的中国仍有发表文章特权的作者之一，还有能上《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殊荣”。能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人，自然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人。 尽管多年来我对董鼎山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发表的许多明显左倾（甚至亲共）观点，都持反对态度；尤其是由於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中国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的哥哥，而他们兄弟之间的对共産社会认识的巨大差异，曾多次令我欲撰文评论。但碍於同是《开放》专栏作者的原因，一直未提笔。现在董鼎山先生率先打破规矩，那我就不会客气。 ●骨灰不留在专制的土地上 在西方华裔中，类似董鼎山这种多年左倾、却从不反省的文人大有人在，但我认爲这里面董鼎山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就因爲他是董乐山的哥哥。在中国所有的翻译家中，董乐山是最令我敬佩和感动的，因爲他翻译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和《奥威尔散文集》等这些深刻揭示极权社会黑暗的作品。只有对极权社会彻骨痛恨的人，才有可能用心血翻译这些作品。在他那一代中国知识人中，有翻译能力的大有人在，但明显地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作品价值的人屈指可数，否则怎麽这仅有的几本关於极权专制的书，竟然都是董乐山先生翻译的！ 董乐山先生能选择翻译这些作品，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出於他对极权社会的清晰的认识。生活在专制下的董乐山先生，在专制和自由的选择之间是非常“黑白分明”的。据国内作者的回忆文章，由於他的某篇文章无法通过审查，他曾宁可撤稿，也不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改变观点，他尊严地说“我不会写遵命文学！”一个多麽令人肃然起敬的宣言！在那个制度下！董乐山先生去世後，连骨灰都不留在专制独裁的土地上，让亲人带到美国；其对专制和自由的黑白真是太分明了！ ●自由人不能爲监狱辩护 相比之下，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董鼎山先生，却曾用许多文字在中共的报刊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热嘲冷讽。在七、八十年代，董鼎山是少有的几个能在中共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海外华人作者，其观点多附合中共意识形态（当然，否则怎麽发得出来！）西方当然有许多可抨击之处，但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其迎合中共宣传的意义一目了然。鼎山、乐山两兄弟不和，是董鼎山本人也承认的事实，而这种不和主要是在对中共的观点上。直到1997年，董乐山还指责董鼎山“爲中共讲话”。据2001年《开放》杂�叶远�鼎山的采访，他表示由於董乐山至死都没有向哥哥说句道歉，所以他很伤心。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我很吃惊，怎麽应该是董乐山给董鼎山道歉？完全应该是董鼎山给董乐山道歉才对！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通向海外的窗口是极爲有限的，在那少得可怜的资讯中，董鼎山那些对西方社会的偏见文字就占了相当的份量，所以很扎眼。他的那些关於美国的介绍，基本没有超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轨道，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附合共産主义思维的麻醉剂。而董乐山的作品给人的是，啓迪灵魂、认清共産主义邪恶的清醒剂。1986年我在深圳第一次读到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时，那种巨大的震憾至今难忘。当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爲“官僚化、极权化使世界变得黑暗”的书评，急切地希望更多的读者去看这部著作，该文最後一句话是∶“请君一读，定会感慨万千！” 近年来，董鼎山的文字有了一定的转变，对中共有了几分含蓄的批评，但他不仅从来没有反省过当年那些附合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字，也没有改变其左倾观点。当然，那些观点从根本上是来自一个源头的。 其实，简单清楚地归纳一句话∶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功夫，抵消著董乐山用血和泪所做的努力。 （载《开放》2003年10月号） 2003-10-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中产阶级的行动能力与制度限制 ―― 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断想 (二)
最近《南都周刊》发表了一篇“中产万税”，描述城市中产阶级在日益沉重的税收压迫下的艰难生活。与早些时候相继发表的“今天的中产，明日将无力养老”、“中国白领压力重重，中产阶级梦或只是梦想”等文相比，这篇“中产万税”集中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产阶级在税收方面并不具备任何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无论是政府开征新税种还是重新厘定税率，中产阶级（当然还包括全体国民）都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机会对这一事关国民经济权利的大事发表任何意见。 在民主国家，税收是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无论是增加税率还是开征新税，公民都有权讨论并充分表达意见，最后通过本选区的民意代表国会议员在国会会议上投票表达赞成或反对意见。这就是利益表达与利益博奕的常态化操作。 一个国家如果以追求建立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为目标，不仅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优于贫困阶层，更主要是因为这种社会结构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模式可以达致社会稳定。道理也很简单：中产阶级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其权利意识与行动能力普遍居于贫困群体之上。通过中产阶级广泛的社会参与，能够形成一种健康的利益博奕机制，可以限制权贵的滥权，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也就是说，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其优势并非在于其数量庞大，主要在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可以使社会成员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附关系。 现阶段，中国政府很乐于展示中产阶级的数量，尽管政府公布的数据（包括政府引用的外国咨询机构的数据）根本无法得到民间认同，比如前一向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中国中产阶级数量达8.17亿，但国内网民对此数据及中产标准都普遍表示质疑，认为自己“被中产了”。但在有关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方面，政府不仅不想方设法提供制度平台，反而采取种种限制措施，结果导致中产阶级不仅缺乏行动能力，甚至也缺乏参与意愿。 根据社会运动理论，成功的集体行为多由以下因素决定：运动参与者本身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所面临的阻碍或推动因素等等。从这些因素来考察，可以分析中产阶级的行动能力及其受到的各种制度限制。 从利益驱动来看。“中产万税”以及其它类似的文章表达了中产阶层因过重的税负而产生的剥夺感与压迫感，在纳税人权利缺失之时，国人也普遍不以逃税为耻。乐观一点看，这些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觉醒，近几年以城市中产为主体的几起环境维权活动也都表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在觉醒。 从利益表达的方式与动员能力来看，目前中产阶级面对利益受损的局面时，多以发牢骚为主，缺乏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这里可能牵涉到集体行动的规模问题。例如税负过重不能形成集体行动，是由于税收波及面大，利益相关者容易产生“搭便车”心态，反而缺乏动员能力，不易形成集体行动。从现在已有的几起成功案例来看，这种集体行动的利益相关者不宜太多，几千人的规模反而比逾万人更易组织；利益诉求必须具体；利益相关者受损过大且无退路。如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场的环境维权，就具有上述几大特点。 从动员工具来看，网络确实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合适的动员工具。过去数年以来相继发生的孙志刚事件、邓玉娇案件、新疆七五事件都显示了网络作为动员工具的强大能力。但这种动员工具正受到中国特有的制度限制，比如Facebook在香港有很大的动员能力，但在中国就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工具。中国政府目前不仅严加管制互联网的门户网站，对讨论区与各种微博亦采取严厉管制的方式。面对国家的强控制，行动者依法维权的空间极其有限，其人身自由也面临着来自政府的极大威胁。 中产阶级的行动能力还受其思维惯性的影响。在“家国一体”思想影响下，中国人对国家（包括国家的代表党与政府）有比较突出的一体化倾向。这一思维惯性通常表现为两极化：当面临利益可能受损之局时，人们普遍对政府抱有幻想，“国家总得为我们着想”这类言论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在利益受损成为定局之后，人们虽然对政府充满不满怨恨，但通常会以“我们小小老百姓有什么用呀”这类言论发牢骚，少数人则以极端的反抗方式如自焚等表示抗争。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中产阶级的群体行动能力反而不如部分地区的农民。中国每年发生十万起左右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农民因共同利益（如征地、污染）以地缘与血缘等关系组织起来的反抗，城市里的拆迁户反倒是孤军奋战。最近，上海市民在火灾之后的献花行动曲折地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并展现了市民的勇气，但还算不上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第三波民主化理论有一个重要发现，即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里，权贵集团对可能使其利益受损的政治体制改革持完全排斥的态度。中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前些年官方曾经提过扩大统治社会基础的设想，认为“新社会阶层”（即中产阶级）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应该“成为统战新着力点”。当局当然也知道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比较保守，普遍求稳，大多不愿意介入政治活动，其利益诉求往往限于经济利益，而非权利诉求。但即使这样，中国政府也不愿意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建立制度平台，让他们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从目前越来越严厉的维稳措施来看，这种官方着力设定的制度限制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原载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2010年12月2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0/12/chinamiddleclass/）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撒切尔主义响彻欧洲
3月26日《华尔街日报》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因病谢绝讲坛、从此不再公开演讲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撒切尔的声音”。该社论评价说，虽然今年76岁的撒切尔夫人最近因发生几次小的中风後，听从医生决定不再登台演讲，但“撒切尔主义已经响彻欧洲” 撒切尔夫人从1979到90年担任英国首相12年。在此期间，这位保守党领袖和当时的美国共和党籍总统里根联手，进行了一场经济革命，强调并实施充分私有化、市场化，降低税收，削减福利，减少经济规定，限制政府权力，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其核心价值和本质特征是把自由看得比平等更重要。在自由中获得机会的平等；而不是像左派政府那样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扩大福利、强行高税收，用劫富济贫的方法追求财富的平等。 ●私有化：人类共同的理想 信仰里根和撒切尔主义的现任美国总统布什6月10日在华盛顿招待国际民主联盟政党领导人宴会讲话时，对这种价值概括说，“在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追求中，把自由放在首位的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就，超过因强化政府权力而窒息经济自由的体制。这是历史的记录。民主资本家对自由、公正、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的设想激起了世界的向往。自由的市场、民主的政府和自由的社会并非美国观念，并非欧洲或西方观念，而是人类共同的理想。” 过去几年来，这种“人类共同的理想”通过“经济全球化”走向整个世界，尤其是响彻欧洲大陆。1998年时，有15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两个国家是主张充分私有化的右翼政党执政，其他几乎都是倾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府。而到今年底，整个欧盟剩下的左派政府恐怕只有瑞典、比利时、希腊，其他12个欧盟成员都将是倾向撒切尔主义的右翼政党执政： 强烈亲美的意大利右翼领袖贝卢斯科尼（名言：不管美国主张什麽我都赞成，即使还不知道美国要说什麽）去年5月击败了执政五年的左派政党出任总理，罗马首先向右转；4个月後挪威跟进，左翼政党被击败交出权力；去年底，丹麦的左翼社会民主党被淘汰出局；今年春，葡萄牙的右翼政党击败了执政的左派社会党；5月，荷兰国会大选，公开宣称”伊斯兰教和荷兰自由传统不相容”的政治新星福图恩虽然在选前被暗杀，但他创建仅90天的右翼政党仍胜出，席位竟超过执政的左派工党而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和得票最多的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一起，构成了荷兰稳固的右翼政府，从而结束执政8年的左派工党内阁。6月初的爱尔兰选举，更是一面倒，主张自由经济的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 ●法国左派一败涂地 欧洲最令人瞩目的是被称为“左派大本营”的法国最近的四场大选（总统和国会选举各两场），每一场都是希拉克领导的右翼共和联盟获胜，从而结束了法国长期左右共治（左派社会党获国会多数席位而出任总理，右派候选人当选总统）的政治格局（也是僵局），法国多年来首次实现总统和总理都是右派的局面。 虽然巴黎的左派媒体，如《解放报》、《世界报》等，极力渲染这场选举是勒庞为代表的极右派的失败，因希拉克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获82％的选票，但《华尔街日报》说，只看法国的左派报纸和电视，根本无法了解法兰西社会究竟在发生什麽。法国的四场选举，结果明显是主张并实施高福利、高税收、大政府，并把工作时间缩短为每周35小时的左派社会党的“滑铁卢”。那位当年设计35小时工作制的社会党议员，这次被选民报复性地选掉。 目前整个欧盟中的主要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挪威、丹麦、芬兰、爱尔兰、奥地利、卢森堡）都是右翼执政，成为撒切尔主义的信奉者。 6月下旬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在整个欧洲大陆，政治人物都感觉到必须表态∶支持还是反对撒切尔主义。而欧洲左派们的主要口号就是反撒切尔主义。准备大罢工的西班牙工会，抨击该国右翼首相执行的是“撒切尔的最反动政策”。法国的左派社会党指责右翼总统希拉克“仿效撒切尔”。连比利时的左派首相也被贴上“幼儿撒切尔”（baby Thatcher）的标签。 而在意大利，右翼总理贝卢斯科尼和他的内阁成员们则公开表示“崇拜撒切尔”。被暗杀的荷兰右翼政治家福图恩曾多次说过，要“借用撒切尔的手提包来对付欧盟”。 ●英国最性感的女人 连远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更有大批撒切尔的崇拜者。《华尔街日报》的印度裔专栏作家、极为崇拜撒切尔的瓦拉达拉金（Tunku Varadarajan）在今年1月的专栏文章中引述说，伦敦的文学杂�摇禘rotic Review》曾向读者发问卷，选全球过去一千年中最性感的女人。结果撒切尔不仅入榜，且名列第四（第一是玛丽莲．梦露，第二和第三也都是电影演员）。瓦拉达拉金说，这绝不是从生理角度，而是英国男人们认为决然领导并打赢福克兰群岛战役（1982年和阿根廷交战）、果敢坚定推行自由化经济的撒切尔，以其独特的气质吸引并征服了他们。 在去年8月的英国保守党会议上，特邀与会的撒切尔在演讲时又语出惊人，她说，包括纳粹在内的“欧洲的所有问题都出自欧洲大陆本身，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英语世界。”意指讲英语的美英两国的原本资本主义模式才是欧洲的药方。这种自由经济的理念，使撒切尔强烈反对“欧盟”这种方式。她认为欧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试验品”，“共产党人和左派在尝试利用欧盟来引进社会主义”。撒切尔在今年四月出版的新书《治国方略》中甚至说，欧盟“根本无法变革”，建立欧盟“可能是当代最大的一个愚蠢举动”。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最後画龙点睛：“可能这位铁娘子至今仍冷淡欧洲，站在门外，但欧洲却一步步走向了她。” （载《开放》2002年7月号） 2002-06-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中国外资政策正面临重大变化
2006年10月，中国调整有关外资的政策陆续出炉，其中作为标志性的事件有二：一是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议案已于10月8日通过，明年三月“两会”期间有望表决通过《企业所得税法》；二是官方研究机构就中国今后的外资政策取向发表报告称，未来中国的外资政策将逐步向中性外资政策转变。所谓“中性”，即指取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 这种政策的转向，标识外资在中国赚取高额利润的黄金时期行将结束，尽管在过去20多年里，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外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了它们的淘金梦，但黄金梦仍然刺激着外资前赴后继。 中国经济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中国外资政策逐渐收紧，外商对华投资下降。近日公布的统计数字印证了这一点：今年前9个月外商对华实际投资同比下降了1.52％。 但这一结果是中国政府意料中事。因为这是去年以来，中国逐步收紧外资政策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外资政策发生转变，缘于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 第一是中国不再存在资金饥渴。据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升至9,879亿美元，直逼1万亿美元大关，位列世界第一。 巨额外汇储备，意味中国不再存在资金饥渴。过去的政策规定，凡是外资就能得到所得税减半以及“三免两减”等优惠政策，目的是为了多引进资金。现在资金既然已经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外资政策应该改为以吸引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高新技术为主要目的。 第二个因素是国内资源约束日益严峻。长期外向型的经济政策，使中国国内的资源配置向对外经济集中，包括能源、矿产资源、土地、廉价劳动力、政策等在内的众多资源，都在向对外经济部门倾斜。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环保约束几乎等于没有，中国在付出了资源、环境、能源等高昂代价的同时，获得的社会福利却并未同比增加，国内市场始终处于需求不足状态，所谓“可持续发展”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这两个因素决定中国必须调整外资政策。 外资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目前中国调整外资政策，主要依据两个标准：一是看相关领域的外资政策是否与当前中国的经济利益相冲突；二是看现有的开放度是否会引发经济安全问题――只不过何谓“经济安全”，在中国已经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尽管中国国家有关部委制定过标准，并公布了禁止外商投资涉足的领域，但实际上，即使在一些未涉及经济安全的行业与领域，外资的收购也被以有害国家经济安全为理由而告搁浅。 目前，已经明确将要调整的外资政策有两大类： （一）两税合并 所谓“两税合并”，指中国对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将实行统一的税收标准。过去在中国对这两类企业实行的是两套税收制度，内资负担重，外资负担轻。根据中国公布的数据，内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税负约25％，而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税负仅12％左右，两者实际税负相差13个百分点。对外资的这种税收优惠曾是中国吸引绿地投资的主要原因。但近三年以来，随着外商投资总量的升高，一种对外资的不利看法逐渐升温：中国外资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而内资因税收太重，在与外资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于是，要求内外资企业税收合并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后主张两税合并的国税总局、财政部及国家发改委获胜，这才有了本文开头所言的外资政策的调整与改变。从目前的进程来看，“两税合并”议案明年3月将提交给全国人大通过，最迟将于2008年实施。 “两税合并”后的税率，财政部已经预告了一个25％的比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已经完成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到25％－28％对财政收入影响的估算。为了安抚地方政府，“两税合并”在执行时间与地域上，不会“一刀切”，时间上会有一至两年的过渡期；地域上会给西部地区保留一定的宽松尺度。 “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影响甚大。在所得税方面，因为外资企业享有很多所得税优惠政策，政策规定“两免三减半”后，地方政府往往又实行先征后退，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港台资本，过去在中国的赢利基本上依靠税收优惠与出口退税政策，这类企业在新的税收政策实行之后，许多可能会从中国撤出。而大的跨国公司情形可能会有不同，因为中国只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或者子公司所在地，它们将产品销售给境外母公司，可以通过定价来转移，将利润转移到税负偏低的国家，以此规避损失。还有一些以中国为市场的跨国公司，其产品全部供应中国市场，这类企业只能咬牙坚持，直到无利可图。 至于所谓内资企业两税合并最大的受益者之说，其实不过是种说法而已。因为内资企业并未因此减少税负，如果要说受益也是间接受益，比如内资企业的产品相对于外资同类产品，可能原来质量相对差，但价格却接近――因为外资产品税负偏低，可以将价格定得偏低，提高市场占有率，而现在因税负相同，中国产品可以用低价策略占领部分市场。 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中国政府，将因此增加不少税收。 （二）外资并购政策 发生重大政策变化的还有外资并购政策。前两年外资并购曾经是中国商务部鼓励的外商投资方式。以2004年的数据为例，2004年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的外资约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10%左右。近一两年来，外资对中国企业并购的步伐有所加快，引起关注的有这么一些著名的并购案例，如凯雷收购徐工机械、拉法基控股四川双马、新桥投资入股深发展、美国AB公司入股青岛啤酒、阿赛洛谋求入股莱钢股份等。这些并购有的成功，有的未成功。未成功的理由主要是舆论认为，一些企业有关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事实上是否有关并不重要）。持续三年的舆论造势以后，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与企业名单已经大大扩展。 在中国资金饥渴已得到缓解，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外资并购的门缝越来越窄。2006年8月8日颁布、9月8日生效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可说是中国外资并购政策调整的标志性文件。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动向值得关注： 1、中国国务院正在酝酿成立一个类似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部际联席会议，由发改委牵头、商务部、财政部等参与的协调机构，将对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所有重大外资并购项目进行审查；2、与此同时，在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将设限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包括：核电设备制造、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制造和钢铁领域。据说还将列出囊括20－40家重点企业的名单，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直接点名保护。如何界定重点企业？则主要通过其市场占有率、资产规模、生产规模、销售收入等指标来衡量。 负责引进外资的商务部历来主张保持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但今年却一反以前的态度， 发布了《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检讨数年来吸引外资投入中国的成效。报告的基调倾向于认为中国产业已为外资控制，充满经济安全的忧虑。 未来如何把握外资并购政策？中国舆论普遍认为应该设两道“红线”：一条看外资是否扰乱经济秩序，第二要看是否威胁产业安全。在这两条线以内的外资并购，可能都属于“防范”的对象；而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外资，将会受到鼓励。 谁在影响外资政策？ 在问谁在影响外资政策之前，其实最应该问的是“谁在关注产业安全”？ 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发布、被广泛引用为中国产业安全受到威胁的证据的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等等。 上述产业本来并不列在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行业的名单之上，中国当局本来也不认为这些产业与“经济安全”有关。可以说，上述产业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是最近两年被炒作出来的话题。那么，是谁在关注这些企业的经济安全？ 与上述产业有关的只有两类组织或人群，一类是与上述产业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中国企业；另一类是消费者。从消费者的利益来说，中国消费者购买外资企业的商品与服务，远比购买中国本土企业所获得的质量要高。而且在那些不受外资控制、“经济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的行业，如电信、石油能源、金融系统，人们不得不忍受这些企业的垄断定价与劣质服务。而且这些国有经济寡头对公众利益的掠夺，从下列事实可证：中国政府在今年十六大召开期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强势部委，以新华社名义于 10月4日发布文章，要“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向公众承认了这些国有经济寡头损害公众利益，破坏社会和谐。 可以说，将外资进入普通工业当作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来炒作的，只有与这些外资有竞争关系的国内企业，而上述行业的大头则全是国家企业，非民营企业。 不可以小看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国家政策乃至法律的能力。为了保持它们的垄断地位，这些年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各种方式，包括收买学者们打着保护民族工业的旗号为其呼吁，这才有了今年外资政策的方向性调整。实际上，与其说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如果说这些例子还不够明白，那么中国正准备针对外国大型连锁商业机构如沃尔玛、家乐福等的在华扩张推出限制性规定，则完全可以证明与经济安全无关。因为这些外资大型连锁商业机构的经营除了与民生有关之外，根本不涉及所谓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的企业也学乖了，学会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维护自身利益。很多行业协会现在纷纷介入有关外资并购的争议中来，例如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就公开反对德国舍弗勒集团与洛阳轴承集团初步达成的收购协议；中国水泥协会也要求政府对交易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外资收购国内水泥企业事件进行审查，等等。 如果国内企业要求保护是为了赢得时间，改善本身素质，提高商品及其服务质量，那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外资挤出的目的不在此而在于保护垄断利益，消费者根本无法享受“涓滴效益”，这种保护主义高张的民族主义旗帜就蒙上了可疑的阴影。 中国人变身外资的路被堵绝 外资政策变化的第三个标志是堵绝了中国人变身外资以赢得优惠之途。 在中国的外资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假外资，即中国人将钱转至海外，再以外国公司的名义注册而回流中国的资本。根据中国的总结，假外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港澳及国外有实体经营的中资企业，出于发展战略的需要，回到国内来创办外商投资企业；第二种是出于海外融资的目的，通过注册海外空壳公司及返程收购，以红筹形式上市的原内资企业；第三种是纯粹出于政策性寻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空壳企业，然后将自己变身为外企的原内资企业。 据估计，第三种形式的假外资目前在中国已非常普遍，时至今日，不仅实行单一低税制的香港成为内资企业注册壳公司的宝地，维尔京、开曼、萨摩亚已分别成长为中国FDI第2、第7和第9大来源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至于全部的FDI中假外资的比重到底有多高，世界银行早在1992年就估计该比重已经达到25％；而许多专家学者则估计，到目前为止假外资的比重应该已超逾33％。 中国当局2006年8月推出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引入了“实际控制”原则。第十一条、第十五条要求当事人向审批机关披露其管理关系及实际控制人，对于境内主体实际控制的并购行为均报送商务部审批。根据第九条规定，对于境内主体以其控制境外公司名义并购境内企业的，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原则上不享受优惠待遇。此外，第五十八条规定，境内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改变国籍的，不改变该公司的企业性质。 上述规定使得“假外资”的套利预期落空。这一变更倒是很符合中国政府一向视海外华人为本国子民的政治原则。 （原载于TAIWAN NEWS 财经文化周刊，2006年11月8日，第26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镜头之外的美军战绩
美军攻进巴格达，伊拉克战争趋向尾声，但批评美国的声音却永远不会有尾声：战争开始不久，就指责美军作战计划失败；现在面对美军胜利，又预言美国将陷入战後伊拉克泥潭。反正有些人总是期待美国“倒楣”，但事实却总是和他们的期待相反。 自3月19日开战以来，人们每天盯著电视画面，看到的只是导弹又炸了几个军事目标，联军又向伊拉克推进多少英里，但迄今为止，美军在这场战争中最重大的战绩并不在观众们的视野中。 开战之前，美国最担心的是两件事，一是伊拉克动用生化武器；二是放火烧油田。前者可能导致美军大量伤亡，後者将造成全球油价飙升，损害世界经济。但美军这次采取的新战略，几乎完全避免了这两种非常可怕情形的发生。 美国战前在海湾地区集结了25万军队（伊拉克有39万军队，上次海湾战争时有103万），但并没有全部集中在科威特，而是战争打响、地面部队攻进伊拉克的纵深之後，采取“滚动开始”（rolling start）方式，平均每天增派二到三千军队陆续进入伊拉克。这种战略是为了避免25万大军（还有英国的5万军队）都集中在科威特的弹丸之地，一旦遭到伊拉克导弹攻击（尤其带生化武器的弹头）导致美军大量伤亡的可能性。 美军这次实行的新战略，除了主要依赖高科技控制的远程导弹攻击，空中定点轰炸，灵活机动的快速装甲部队之外，更依赖大批特种部队（而非传统的大量步兵）。这种做法既可行动迅速，又可减少兵员损失。美军特种部队在开战後迅速抢占要地，制约了萨达姆使用生化武器的能力。伊拉克之所以至今尚未使用生化武器，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而是他们发射使用这种武器的主要力量已被美军摧毁。科威特大学政治系主任阿尔．伊萨博士7日接受美国之音战地记者采访时说，萨达姆军队撤退时都没来得及把一些桥梁摧毁，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联军推进那麽快；他们也没有机会使用化学武器。 美军的另一个重大成功是保住了伊拉克的主要油田。伊拉克共有73个油田，1,500个油井。如果萨达姆毁掉这些油井，全球油价将会飙升。按照世界石油组织欧佩克主席、卡塔石油大臣阿塔亚（Al-Attiyah）的战前预测，如果伊拉克有一半油田遭毁坏，全球油价将会飙升到80或100美元一桶（战前为40美元一桶）；因为伊拉克是中东第二大产油国，全球75％的石油来自中东（中国的进口石油也60％来自中东）。而一旦全球油价飙升，将对包括美国、中国等所有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上次海湾战争时，萨达姆的军队放火烧了科威特的730个油井，导致科威特花了8个月、400亿美元才把大火扑灭（美国这次对伊战争预算是600亿美元，可想而知400亿是个多大的数字）。 战争打响後，美军动用特种部队，迅速抢占了油田要地，伊拉克南部的600个油井，只有4个被萨达姆军队放火焚烧，另有5个输油管道遭纵火（4个燃烧油井已被美军扑灭3个）。伊拉克中、北部的900个油井，也绝大部份已掌控在美军手里。因而全球油价不仅没有飙升，反而下跌30％，现已降到28元美元一桶。4月7日《华尔街日报》在题为“原来准备石油短缺，现在欧佩克担心石油过剩”的报道中说，欧佩克主席阿塔亚将在4月24日召集“紧急会议”，研究由於伊拉克油田没有遭到毁坏，全球油价进一步下跌，石油过剩问题。按照战前的“石油金融报告”预测，如果美国对伊战争顺利，油田被保住，全球油价将会下跌到每桶15美元以下。这对全世界所有致力经济发展的国家都是好消息。 在摧毁了生化武器发射机制、保住了油田的同时，美军地面部队现已进入巴格达。而在赢得了这麽多重大战绩之後，美国只有约100名军人阵亡（其中近一半是自己意外误伤），这个数字和以往美军参与的战争相比是很低的。上次海湾战争（没有攻城的棘手战斗），美军还阵亡378人（占当时50万美军的0.075％）。这次美英和伊拉克投入的总兵力69万，这麽一场大战，而且要攻占面积相当12个台湾、人口也有2千4百万的整个伊拉克，包括城市，还要尽量减少对方平民伤亡，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只有百名左右军人阵亡（占25万美军的0.04％），美国各大电视台请的军事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以这麽小的损失取得这麽重大的战绩，是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不久前纽约附近罗德岛的夜总会的一场大火，就有100多人死亡。 所以，客观地看待这场战争，可明显看出，这个仗美国人打得相当成功，最主要的战略目标都已基本达到：第一遏阻了伊军使用生化武器，没有使美军遭到重大伤亡；第二保住了伊拉克主要油田没有遭到毁坏；第三尽量避免了众多平民伤亡，美军阵亡率也很低；第四是战争进行不到3个星期就攻占80％的伊拉克，拥有100％的制空权，并打进其首都巴格达。 但是，即使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取得这样的成功，那些反美者仍不会住嘴，还会批评美国攻占一个“主权国家”，推行霸权。且不说，人类文明价值越来越倾向人权高於主权，被萨达姆父子奴役的伊拉克人民应该获得自由（看看萨达姆的那些豪华宫殿和老百姓的破土屋有多大反差！），美国也一定会把伊拉克交给伊拉克人民治理，而且从长远的美国本土和世界安全来说，也必须铲除萨达姆。美国名将巴顿将军的孙子、《巴顿们》（The Pattons）的作者罗伯特．巴顿（Robert Patton）在CNN强调说，美国必须打这场战争，这是他的祖父军事战略思想的延伸。 911之後，美国提出先发制人，以主动进攻来进行防御，正是巴顿在二战中全力推行的战略。第三装甲集团军司令巴顿将军是有史以来最具进攻性的将领，是二战中率领军队推进速度最快、歼敌最多的将军。他的名言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事实证明，筑墙，挖沟，修掩体或者依托大海保护自己的人，都是轻信别人的笨蛋。任何形式的防御都狗屁不值。”世界上最滑稽可笑的防御大概是二战时法国人修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可它连一丝一毫的作用都没起到，德国人轻松地绕过去了，於是傲慢的法国人就做了汪精卫。 美国的做法就是在证明巴顿将军“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正确性。美国上空每天有约6万架飞机，以每架100名乘客计算（其实多数国际民航乘客都在200人以上），每天就有600万人（一个香港的人口）在美国空中；美国的港口每天进来100万个集装箱；美国和墨、加边境，每天有成千上万货柜卡车进出；仅一个纽约市，每天就有11万来自全球的游客；还有数不清的各种国际会议、商业往来等等，这样一个自由流通、幅员广阔的国家，面对自杀性恐怖袭击，根本是防不胜防的。 虽然美国成立了新内阁机构“国土安全部”，并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但天长日久，不仅人的警惕性会降低，而且也消耗大量资金。仅战争打响後纽约增加警力每个星期就多开支500万美元。据4月3日《华尔街日报》社论“打伊拉克战争有什麽好处”中引用的数字，过去12年，美国每年为遏阻伊拉克而花销的军费达130亿美元，未来将增至每年190亿美元。今年65岁的萨达姆如果再活20年（还不包括他像金日成那样死後把权力交给儿子），那麽美国为遏阻伊拉克的军费还得花3,800亿美元，再加上本土安全需要的2,500亿美元，总共得6,300亿美元。而这次倒萨之战，战争预算是600亿美元，才是遏阻伊拉克预算的10％。 不仅铲除萨达姆比遏阻在经济上更划算，更重要的是，只有铲除那些暗中支持恐怖份子的政权，才能釜底抽薪，斩断恐怖份子的经济来源和温床；同时向其他窝藏恐怖份子的国家发出信号，在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不再有苏联核武威慑）的新战略格局下，美国有军事能力、有政治决心、更有道德勇气，来铲除那些敢於支持恐怖份子的邪恶政权，在保证美国本土安全的同时，解放被专制奴役的人民，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 去年11月，布希总统在华沙大学演讲时说，人类绝不应再有“雅尔塔协议”，绝不应再绥靖邪恶。这次对伊拉克开战，就是布希实现这种邱吉尔式诺言的开始。正如邱吉尔的孙子小邱吉尔3月10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所说，“今天的联合国和三十年代的国联一样，都是无能的，面对邪恶不采取行动，不承担道义责任；而布希和布莱尔所展示的决断力和精神，证明今天自由世界的领袖已从邱吉尔那里得到了启示，伊拉克战争绝对是正确的，它将铲除萨达姆这个邪恶政权，解放伊拉克人民，进一步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使美国和世界更加安全。” 2003年4月8日於纽约 2003-04-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从杨佳事件看中国的实体正义
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上海袭警事件之后，官方与民间对此事件的评价呈现为极端对立的两极。官方称之为“毫无人性的暴徒”；而网民的称谓则从“英雄”直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杨大侠”，杀警行为被讴歌成“为民除害”，“是一个人针对国家暴政的抗暴战争”。声援更是多种多样，有发起联署签名呼吁对杨佳实行特赦的，还有号召为杨佳捐款的。2002年曾因反贪饱受迫害最后被迫走上杀人道路的“人民英雄胡文海”的故事，又被张贴于网上，两人成了民间热捧的侠义英雄。 毛泽东曾有名言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用此话来观照民众对杨佳事件的反应，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这个“人民政府”已经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了。人们对胡文海与杨佳的同情与赞誉，其实是人们对政府权力肆虐、社会缺乏实体正义等现状严重不满的一种心理折射。 实体正义（也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两个层次。实体正义指的是符合公认的道德价值的社会正义，程序正义指的是法律正义。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是一致的，因为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可以说，法律正义是手段，社会正义是目的，社会正义往往通过法律正义来实现。但在中国这个各级政府机构已经堕落为一个个自利型集团的极权社会里，社会正义却极难通过程序正义来实现。以2002年判决的胡文海杀人案来说，当时舆论就指出这个案子未能通过程序正义实现社会正义，胡文海是在通过正常渠道要求查办贪官不果反受严酷报复后铤而走险，为追求社会正义（惩治贪官）付出了生命。而法院判处胡文海死刑，虽然体现了法律正义（即程序正义），但却让两种正义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目前杨佳袭警案陷于了同样境地。 中国为什么总发生这类情形？这得从中国的程序正义（法律正义）是否符合程序正义之原则说起。法学院教授讲解“程序高于实体”，常举的例子是一位母亲给兄弟俩分蛋糕的故事，切蛋糕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平分配。这位聪明的母亲这样做：让老大去切蛋糕，让老二先挑选；如果有谁提出异议，那么双方角色互换。只有这样，切蛋糕的才会注意切割比例的公平，先选蛋糕的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这个故事里的角色分配的意义就在于分权，规则的制订者与监督者谁都别想专权。在分权制衡的前提下，程序正义强调的是参与、协商、平等，通过对大家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的服从，达成社会正义。 中国正好相反，在一党专制下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合一，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就是监督者（有时还是参赛者），许多法律都是出于政府自利目的（比如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民众权利）而制定，这种法律有程序却未必有正义，只是通过强权压制迫使民众遵守。在如此法制下，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被规范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即使对最不合理的一些“规则” 民众也只能被动地服从。比如最近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株连亲族的方式强迫拆迁，对那些不愿搬迁的“钉子户”，发现其有子女亲属在政府机构上班，则停止其子女亲属的工作，让他们“打通”拆迁户的“思想”，直至做通（即同意搬迁）后才允许回去上班。这种毫无正义出于政府自利目的之“规则”只会积累民怨，所谓官逼民反，就是指权力玩弄游戏规则而导致的结果。当人们无法忍受之时，必然会采用各种方式（包括暴力）维权抗暴，抗暴的最高形式是农民起义，最悲壮且具暴力审美价值的形式是武松血溅鸳鸯楼。后者一向就被民众视为大侠、英雄。以替天行道为期许的水浒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底色――人治与专制从未改变。 目前所谓“依法治国”可说连起码的程序正义都没做到，更不用说实体正义的实现了。惩治杨佳固然实现了“杀人者偿命”的法律正义，但在是否实现了“实体正义”这一点上，中国当局与民间注定无法达成一致看法。只要中国当局不改变制造“杨佳”的政治土壤，进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境地为时不远。 （《华夏电子报》2008年7月10日，第 252 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行将走到尽头的“维稳”与“维权”
亦真亦幻的中国2.20茉莉花革命之后，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摆在中国人的面前，那就是政府的维稳与民间的维权均已走到尽头。对于政府来说，高压维稳只是最糟糕的一种延续其统治的方式而且难以为继；对于民间来说，局限于保护私权利的维权活动，不仅未能如预想的那样为维权者换来活动空间，反而一古脑被当局视为危险人物而加以拘押迫害，成为权利被严重剥夺的高危人群。在此情况下，再坚持认为维权能够为中国民主化道路开辟一条道路，只能说是有意对现实视而不见。 不可能获得最终胜利的维权活动 中国的维权活动大概发韧于2003年左右，孙志刚事件曾给予维权人士极大的鼓舞。关于中国维权活动被迫自我设限即不涉及政治公权力，只维护私权利即民众的财产权、人身安全等，还有维权到底能够走多远，我早在维权活动鼎盛时期就写过一篇“争取私权利的维权活动与要求公权力的民主化运动”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大意是说，目前中国的维权活动，要点就是维护民众的私权利，比如土地权利、住房权利以及其它生存权利。在维权活动当中，出于策略考量，维权者有意表示“维权活动不介入政治”（其他一些争取宗教自由的活动也有类似表述），其目的在于向当局表明：我们只是争取生存权与信仰自由的权利，并不以争取政权为目标。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明确的表态，将维权活动置于政治安全之地。 但现实表明，大多数维权案例都无果而终，少数取得成功的个案也几乎完全缺乏制度性反馈，当局根本未在相关的领域内做出任何调整或者改良，反而对原来的空间收缩得更紧更严密。由于侵犯民众私权利的主体往往藉助于公权力，越到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干脆就由地方政府直接出面，这就使得维权活动不可避免地变成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以弱博强的艰苦斗争。不少昔日的维权律师如高智晟、陈光诚等本人就成为中国当局残酷迫害的对象。由于维稳过程中发生的暴力事件骇人听闻，过去很少批评中国政府的 《华尔街日报》2月21日发表了一篇“China’s Hooligan Government”（中国的流氓政府），通过谴责中国政府的流氓行径，实际上是暗示了维权的无出路。 BBC 2月10日发表了一篇读者来稿“打地鼠式的维权”，作者“华夏”认为，中国多数官方侵犯民众权利的事件，其解决过程并非真的象打一个地鼠那么简单有效。维权者举槌有风险，下槌有风险；更多时候干脆就是毫无效果。而没有效果的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忽略了造成这些案件的制度成因，比如“人们谴责李鸿忠和李刚父子为官的无耻，却很少质问选举权的缺失；谴责乐清事件中地方政府的阻挠和掩盖证据，却很少指出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缺失；谴责法院在无数案件中的不公或不作为，却很少指出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系和一个以‘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宪法本身的虚假性”。二是在人数众多的受害者群体中未能形成真正的“反对派”群体。中国多数受害者的具体目的是具体冤案的平反，他们会无意的或“策略”的避免指出造成千千万万类似冤案的根源。鉴于以上两点，作者指出：这种“打地鼠游戏是一个游戏者不可能最终胜利的游戏：地鼠冒出的频率会上升到游戏者措手不及的程度。” 简言之，回避政治制度缺失的维权，最终连维权者也会变成受迫害者。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归咎于维权人士的策略考量，主要应归咎于中共的黑暗专制。从积极方面考量，维权活动在中国的命运也让民众看清了中国极权政治的本质。 中国不应成为被第四波民主化遗忘的角落 我曾多次撰文指出，民众的私权利受损源于公民政治权利的缺失，以一党垄断公权力并垄断社会资源为特色的政治制度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产生的总根源。要想和平转型，只有逐步还权于民，最首要的是将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还给中国人民。 这些基本的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只有拥有这些权利，人民才有质问政府决策的权利与公开反对政府决策的权利，才能和平移交政治权力。没有自由言论与自由结社这些“保证一切权利的基本权利”，一党专制下的选举、分权与宪法保证毫无意义。中国要想走上民主化道路，这是一道无法回避的政治门槛。 但中国共产党集在野党夺权经验与执政60余年经验于一身，清楚地知道争取私权利的斗争最后必然通向争取公权力之途。中国当局将民众因权利受损的各种诉求一律视为不稳定因素予以严厉打压，目的就是防止要求权利的维权活动最终走上要求权力的道路。中国的维权活动已经走到尽头。至于触及到政治合法性的所有因素，一直被北京当局列为禁区。这些年来中国的宣传机器反复唠叨的就是 “决不能实施西方的三权分立，决不能要西方的新闻自由”，并将一党专制列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要求美国等西方国家予以尊重。这就是近年来维稳成了中共第一要务，维稳费用直追军费的原因。 在中共眼中看来，最近突尼斯本.阿里与埃及穆巴拉克被掀下统治宝座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美国压力之下实行了开明专制，多年前就开始实行多党制并放松新闻管制，允许民间组织 与外国 NGO活动。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为社会留下了一定空间，正是这些空间导致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的产生。但无论中国当局如何严防死守，如今进入了网络时代，中共这种“老革命”毕竟遇到了“新问题”，“2.20茉莉花革命”让中共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之中：面对无名氏通过网络发起的集会如何处理？如果当成真实集会对待，最后却连集会的真正组织者是谁都无法知晓，出动维稳的豪华阵仗只是扑了一场空；但如果置之不理，又害怕步本.阿里与穆巴拉克之后尘。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维权活动走到尽头，势将迫使许多人放弃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幻想；正如我在“一部伟大的现实魔幻主义作品：2.20茉莉花革命”中所说：“这场革命在见证了中国当局的极度脆弱之时，还见证了中国民心思变。不少大陆人士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在这一天赶到现场“围观”，从他们的自述来看，他们随时准备根据现场情况，将自己从围观者变成参与者。”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2月25日，第46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887）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中美关系，谁更能战斗在“伙伴”心脏里？
何清涟 “中美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之时召开的，从双方对话前的舆论造势来看，完全显现了双方外交政策的特点：美国对华政策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而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则呈现相当的稳定与持续性。 政治制度决定的中美外交政策特点 随着“华府对北京的感觉越来越不舒服”，对华政策上出现了三种调整建议：来自军方和外交圈的鹰派建议是，除了保持对中国的绝对军事优势，还可以考虑采用冷战时期用以钳制前苏联的经济工具，比如收紧技术出口限制，推行不包括中国的贸易安排等。另一种建议正好相反，认为华盛顿应该设法寻求与北京关系的“新常态”。第三种建议与克林顿以来的对华外交政策一脉相承，即双方应该通过共同合作的项目来一点一滴地积累信任，这条路有助于稳定。 且不说三种意见在政界都有反对者，作为“看守总统”的奥巴马在任期内也已没有时间做此调整。下一任入主白宫的人究竟是谁还等着选民掷骰子，三种建议哪一种将成为主流，目前没人知道。 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邓小平改革以来就没有大变化。对美外交政策的方向是：经济上，美国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政治及意识形态上视美国与普世价值为敌，国内宣传未脱“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这一毛时代的老调，只是说法文雅一点而已。在外交重要性上，美国一直被列为“友好合作”的第一位超级重要对象。这多重矛盾的外交目标，中共按照“斗而不破”的原则，居然都达到了：美国每年例行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外交部也照例声明，此类行为已被双方都当作例行公事，谁也不再当真。就算是北京认为美国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也是双管齐下，在外交声明中非常强硬，在国内党媒上口诛笔伐，但暗中却灵活处理。 这一点是双方政治体制决定的。美国是民主国家，两党政治，总统任期最多两届，在对华政策上都有自己的考虑，也有不同的智囊班底，比如上一任总统小布什本人并不喜欢共产主义中国，对华政策采取“熊猫避险”是因为911事件发生后，出于反恐需要不得已而为之；但奥巴马却并非这样，他本人早年因思想倾向被称为“黑色马克思”，大选获胜后，曾委托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纽约）制定对华政策，该所邀请中国外交部属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中国视角”出发参与起草美国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清单中一半内容由中方撰写。这种做法在美国历史上属于开天辟地第一次，无异于对北京说，请告诉我，应该怎样与你相处才让你满意？而中国也就真开列出了一张清单，指出中美两国应该建立经济、反恐、防扩散、绿色、跨太平洋等五个伙伴关系，目的是希望美国放弃“价值观外交”，尊重北京政府的“核心利益”即中共一党独裁的执政地位。直到后来中美关系发生许多不舒服的事情，奥巴马才做了小幅调整。 北京势力渗入美国，借助的是美国的开放 毫无疑问，自中国改革开放重回世界以来，中美双方都在加强交流，但对这种交流中，除间谍活动是中美双方法律都不容的之外，中国设置的禁区远比美国多。 在90年代，国际交往被界定为四个层次，一是国与国的交往，即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二是NGO之间的交往；三是通过教育学术机构等开展的文化交流；四是各国人民之间个人的交往。但是，民主国家没想到的是：后三种交往在国体、政体相同的国家比较容易达成平等交往，但在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这三种交往往往容易被后者利用，即你国NGO来我的国家办NGO，要受种种限制，而我国可以在你国创办任何组织，因为这是你国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你国媒体来我国采访，要受许多限制；而我国媒体可以在你国“纵横天下任我行”。以下是中美民间交流的各种不对等： 一、双方在对方国家开放媒体的不对等。中国将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华人社团当作“海外统战三宝”，直接或者间接资助了不少华文学校与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当中的绝大多数已被纳入中国的大外宣体系，新华社人民网消息在美国24小时自由传播。但外国机构与企业均不能在中国办媒体，除了涉外宾馆有几份有限的外文媒体供外国旅客看之外，就只有China Daily这份中国自办的英文媒体了。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受到的诸多限制与恶劣的对待，北京外国驻华记者协会（FCCC））在年度《在华工作环境报告》中曾加以列举，近几年的报告呈现的情况用词是“恶化”、“糟糕”和“更加糟糕”，外国记者在中国从事报道的过程中遭遇干预、骚扰以及暴力行为。这些，我在被《剪断的中国新闻自由之翅》一文中有详细分析。 二、中美双方对两国在本国的NGO态度很不一样。美国（包括欧盟）在中国能够派驻的社团组织极有限，除了美国在华商会（USCCC）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社团。但大陆华人社团却在美国遍地开花，不少美国大学都有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学生会，各大城市的China Town的华人社团更是多如牛毛，中国使领馆通过他们开展各种政治性活动。但中国严厉限制社团活动，美国学生在中国的大学不能成立学生会，美国各种基金会在中国成立的NGO，被北京当作美国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工具，极尽打压之能事，今年还宣布在境外NGO在华机构当中建立党支部（见拙文《党支部空降NGO，“两新组织”尽染红》）。比如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两个著名的“以中美友好为诉求”的华人（或为主）团体都出面游说，一个是杨振宁等人当年发起成立的百人会，另一个则是美籍华人与少部分美国人组成的Project朋友。 中美关系在政治游说上的不平等 从法律上来说，中国不接受外国的任何游说，如果有，那也只是出于需要找一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或者友好人士递个话之类。但美国就不同了，游说是合法的政治活动。美国首府华盛顿北部有一条由西向东，横贯华盛顿的K街，这条街上集中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和民间组织，每天有无数活动在此开展，并影响全球政治外交事务的变化。外国公司或政府在美国可以通过两种办法登记游说。因为说客的最大资本就是人脉，能够与国会议员接近且出入无禁的人自然是最佳说客人选。因此，外国政府或者公司要在美国开展游说，最好的办法是委托华府一些专门从事游说的咨询机构。这类机构有不少是卸任议员与官员开办。他们的工作是为雇主争取利益（按雇主的要求缩小行政当局和国会之间的分歧，或是扩大这种分歧）。中国人熟知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就是由在中美建交中立了汗马功劳的前国务卿基辛格雇佣。他雇佣的人有一批退休外交官，其中包括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老布什总统的国安顾问史柯科罗夫特（后来自己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咨询公司），前国务卿伊格柏格等人。据美国公共诚信中心统计，从1998年至2004年，来自中国的游说费用累计422.53万美元。从2004年开始，这种游说扩大规模，驻美大使馆由公使衔参赞苏格领导的游说工作小组已有26人。从2005年开始，中国驻美大使馆还和Hogan & Hartson与Jones Day两家公关公司长期合作，从事对美国政府、国会和智库等机构的游说工作。Jones Day的主要业务是在台湾、西藏、宗教自由和经贸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提供简报，并代为联络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关系的美公关公司最多时曾达到8家。 由于这种活动过于兴盛，201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批准一项修正案，禁止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大使，以及行政当局需要国会批准的政治任命官员在离职后10年内为某些国家政府游说，该修正案禁止游说的国家是美国务院指定的“存在严重侵犯人权和宗教迫害而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这个名单包括中国，而中国正好是近年来通过“游说”获益最多的国家。 对本文做个小结，那就是，美中关系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构成因素，一个是经济依存， 二是民间交流。从结果看，中国很好地利用了美国的跨国公司与民间交流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而美国则相形见绌，无由施加影响。中共当年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之时，习惯性的将地下工作者称之为“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如今美国是“战略伙伴”，可以与时俱进地称之为“战斗在‘伙伴’心脏里”。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9期，2015年6月12日—2015年6月25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8630）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马英九有望得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总统奥巴马自从两年多前宣布参选总统之後，一路都是美国和世界媒体的宠儿。虽然美国右翼天天怒斥奥巴马阔步迈向社会主义、讨好世界独裁国家，但除了在美国人气相当下降，在世界范围，奥巴马仍是冉冉上升到政治明星，其光环只差一寸就赶上刚去世的歌星迈可杰克逊了。 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桂冠——诺贝尔和平奖，一下子把奥巴马甩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地步，成了全世界媒体嘲讽的对象∶他什麽都还没做呢，靠说大话、漂亮话就得奖了啊？原来左派也知道奥巴马没有成就。挪威把一个成就奖给了奥巴马，连他们都受不住了。这可是在西方媒体上非常难得的一次让右派们看乐子的机会。在广播、电视和报纸上，是罕见的一片嘻嘻呵呵的嘲讽、娱乐。不仅右翼，左派们都认为这次给奖是个“玩笑”、“闹剧”。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右派的《华尔街日报》和极左派的网路《哈芬登邮报》（Huffington Post）居然有了共识∶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教育人的机会。 多年来挪威的诺奖委员会利用和平奖“玩政治”、推行左倾意识形态，早已遭到无数人批评。从1994年把奖给了从事恐怖主义活动长达20年的“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到2002年给了什麽和平也没促成、只会讨好独裁者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到2006年给了天天喊地球过热，却坐著私人飞机，到处放废气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他家豪宅用电量是平均美国家庭的20倍），诺奖委员会的举动，令越来越多的人不屑一顾，甚至不齿。 不久前去世的南韩总统金大中，在二千年因为推动所谓阳光政策，去和北韩进行什麽双边会谈，因此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结果怎麽样？不仅一丝一毫作用也没有，北韩照样是独裁的无赖国家，跟十年前、二十年前毫无两样。更荒唐的是，金大中後来被揭出，他是靠贿赂金正日一亿美元才促成那个会谈。金大中表示那是给北韩人民的援助，但具讽刺意味的是，除了金正日多了几栋豪华别墅之外，北韩人民照样在饥饿、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但这些，诺贝尔的奖给完，当然就什麽都不管了。 奥巴马那一堆美丽的承诺，四年任期内能兑现几分，诺奖委员会才不在乎呢。他们能用发明炸药赚的那笔专利钱，来发“和平”奖，能用这点小权，试图影响国际政治，就很得意了。 马英九的个人抱负之一，是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在台湾早已是旧闻。要得这个奖的快捷方式和唯一可行之路，是促成所谓的两岸和平统一；所以马英九上台後昂首阔步向中共靠近，在短短的一年多里，马政府从频送秋波，到热烈拥抱，其步伐之快，是奥巴马的漂亮言辞也跟不上的。有人嘲讽马英九想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异想天开、想吃天鹅肉。其实真的不是，马英九是以实际行动向中共靠近，哪像奥巴马只会耍嘴皮子。 诺奖委员会近年越来越要奖励向独裁者妥协、下跪的人。从马英九上任以来对中共的奴颜婢膝看出，他其实可能早就明白诺奖是怎麽回事了；所以哪天诺奖委员会再发疯，马英九得了，台湾人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0月12日“曹长青专栏” 2009-10-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解牛∶从“远柴纠纷”看极端思维
柴玲指控远志明强奸一事，打公开信一出来，我就基本相信柴玲版的故事，断定远志明这个牧师做不下去了。18个牧师的调查报告，提供更多远志明牧师渔猎女色的指控，为柴玲故事的真实性提供佐证。而远志明自今无法公开回应，取消既定的讲道行程，更把2015年定为他的“安息年”，做鸵鸟状一头扎进沙堆里。 我看到许多基督徒朋友，右派朋友，反共朋友，至今不愿意相信柴玲的指控。这些人里头，有的居然是律师等。我感觉很好笑，又很可悲。 基督徒朋友出于本能不愿意相信，这可以理解。一个华人明星牧师的道德信誉被摧毁了，一定程度上让主的名蒙羞，影响基督徒传福音。我相信，即使是那18个牧师，也不希望这发生。但基督徒要面对现实，更要有公义心。我印像里，台湾大约每年都会曝出一件教会丑闻，大抵是某个牧师（或者是邪教的牧师）借传道的名义诱奸信徒行淫乱之事。如今丑闻发生在远志明身上，基督徒不能因为不愿意相信而丧失是非正义心，丧失基本判断力。 右派朋友和反共朋友也不愿意相信。远的丑闻，会被中共利用攻击抹黑基督教和民运。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不能因为某人打上反共的旗号，什麽污泥烂菜我们都要帮忙捂著盖著。反共的也不一定就是好人呀。如果为了反共而抹杀黑白真相，这样的反共有什麽意义？ 在远志明拒绝回应的情形下，还有的朋友却在柴玲的几篇公开信之间反复琢磨比对，在细枝末节上寻找貌似矛盾之处，来质疑整体的可信度。可惜，并没有什麽实质的“矛盾”，是当事人无法通过补充说明而自圆其说的。 至今还有许多人很著急，呼吁远志明赶快出来说明，不能吃闷亏， 要反击柴玲的污蔑等等。我看了都笑。一个牧师如果没有人格的可信度，怎麽劝人信上帝？信誉是牧师这个职业的生命。不论远志明如果看得开世上的荣辱，他也不可能让柴玲的信终结他牧师的职业生命。如果可以解释得了，远志明早就出来解释了。我在先前的一篇文章里分析过，除非证明柴玲是臆想型的精神病患，否则在这事上，我只能相信柴玲。呵呵。 关于最初介入调解的几个牧师的证词，我读过。我严重怀疑他们有“牧牧相护”的嫌疑，或者存心想掩盖华人教会的丑闻，否则，只能说他们缺乏逻辑分析能力。 也有许多人，面对庞大的事实，仍然不愿意相信柴玲。不愿意相信她，因为觉得64上了她的当。很荒缪，怎能因为一个人25年前在20岁出头时的的一句话，就不相信她一辈子的任何话？何况，如同柴玲解释的，她期待的“流血”，并不是坦克机枪镇压的流血。这解释我是相信的。当年有几个人事前想得到老共对学生民众直接用坦克碾用机枪扫？那麽多“老反共”都没想到，她一个黄毛丫头反而是先知先觉？我雇过的女助理，20出头的，都幼稚得很。用政治家的标准去要求当年的柴玲，苛刻过头了。我不是说当年的柴玲在广场上没有过错，但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女妖怪女魔头。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柴玲对远志明的指控是诬控。 如果不相信柴玲对于远志明的指控，那就意味著∶一个事业成gong、生活富有、有广泛知名度、有夫有孩、有信仰寄托、精神正常、通过了测谎鉴定的华人中年女性，无视华人文化对被强暴妇女的歧视，诬告一个多年没有生活上关联的牧师24年前强奸过她。莫名其妙！果真如此，那它是太极端太罕见了，你只能说柴玲是个女魔鬼。 质疑柴玲指控真实性的朋友，实际上是选择相信这极端罕有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此事上质疑柴玲撒谎的，就具有极端型的思维模式。 极端型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是一种钻牛角尖的思维。在脱离现实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形下，把质疑对像想像成一个邪恶得毫无信用、又狡猾厉害得总是可以让其阴谋诡计得逞，以基于该臆想得出的概率微乎其微的推测，来解释一个事件。这种极端思维模式，在中国人中并不罕见。比如，中国的任何社会问题，包括金融危机、香港占中、台独、新疆暴乱、藏人自焚、钓岛争端、南海争端、基督徒抗争、陈光诚出逃、刘晓波得诺贝尔奖、环境溃烂、贪官外逃┅┅ 许多中国人都会义愤地将其归咎为美国的阴谋。问问他们美国有什麽必要搞这一切又怎麽可能操纵这一切？ 他们说反正中国不好美国就获利，所以让中国吃亏的事都应该是美国人的阴谋。 极端思维模式泛滥，阴谋论就大行其道；公信缺失，大家都疑神疑鬼；只有立场，没有是非。本应一目了然的黑白，都会变成五彩缤纷的“他说，她说”罗生门。很不幸，柴玲对远志明的指控，居然也会遭受这种极端思维模式的质疑。或者说，这种脑残式的极端思维，让远志明在舆论上居然获得一丁点可以逃避喘息的空间。 2015年3月1日 更多作者文章请见其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jieniu/ 2015-03-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2:32👍 0💬 0塞西高票当选埃及总统的意义
中东最大国家埃及的选举已经结束，虽然正式计票结果要在一周后宣布，但根据埃及选举委员会传出的信息（西方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前国防部长、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塞西获得了“横扫般的胜利”，赢得了93.3 %的选票！其对手萨巴希只获3%，另有3.7%无效票。 在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中，候选人能拿到60%选票，都是大赢，且是罕见的。埃及这场选举，有西方观察员，普遍认为进行平和，无选举纠纷，是相当真实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塞西能赢过90%选票，说明埃及人民的强烈支持！ 在此前的海外投票中，塞西获得94.5%的选票。我在“埃及大选扇西方左派嘴巴”中评论过，埃及的海外侨民多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他们得到的信息更多，整体知识水平也高于埃及国内八千万人民（很多是农民）的平均值，他们的高投票支持，更展示埃及人民对塞西的信任——他能促成国家稳定，并重挫极端伊斯兰势力，保持埃及的世俗化并走向民主。 从最新结果来看，这次埃及选举的投票率近46%，低于上次总统选举（穆尔西当选）的52%。这被一些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敌视塞西的西方左派媒体视为塞西的失败。 当然，投票率低于50%，即使你赢得百分之百选票，也会被认为没有得到多数人民支持。但埃及的情况不同，很多评论家指出，这次投票率偏低，主要由于不少埃及人认为，塞西一定当选（对手如同陪衬），而没有踊跃出来投票。在五月中公布的民调中，塞西的支持率为76%，其对手萨巴希只有2%。而且投票前统计的海外投票，塞西拿到九成五。这都使更多人确信，塞西一定大赢，所以有“反正也不缺我这一票”心理，就不去投了。 另外按埃及的选举法，选民必须在户籍地投票，很多在外地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可能不会费时费力（还费钱买车票）回住地投票，即使他支持塞西。而且开罗等地正处于高温，超过摄氏41度，那些怕热的，更不想去排队投票了。 所以这个46%投票率，绝不像一些左派媒体解读的，是埃及人民冷淡塞西；更不是多数埃及人支持穆尔西。例如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首轮投票率也是46%，没有过半。第二轮时，投票率才达52%，穆尔西的得票率是51.7%（对手获48.3%），拿到1320万选票，其中很多是因为反对穆巴拉克而投给了穆尔西，因其竞选对手沙菲克是穆巴拉克时的总理和空军司令。穆尔西被推翻后，2013年初举行的埃及新宪法（世俗化）公投，也被视为对塞西将军的支持度公投，尽管遭到穆兄会的抵制，该宪法仍获得2000万支持票（高出穆尔西2012年底推出宪法草案时近一倍），这个数字远超过穆尔西当选总统的得票数。 这次埃及大选的合格选民是近5400万，按46%投票率，有2484万人投票。塞西赢得93.3%，就是2317万张票。这不仅超过当年穆尔西拿到的1320万票，也超过上次新宪法公投的2000万票。 对埃及大选，西方左派媒体冷嘲热讽，《纽约时报》曾刊文说这是一场闹剧（farce）。左翼网络《赫芬顿邮报》则刊文说，这场埃及选举“只是包了一层自由和公正的外壳，埃及人并不享有自由公正的选举。” 一场近2500万人投票的选举，没有发生冲突，更无重大纠纷，整个选举投票过程平和顺利，可在西方左媒那里，竟成了“只有自由和公正的外壳”。在萨达姆时的伊拉克，霍梅尼阴影下的伊朗，金正恩严控的北韩，这种专制国家的所谓选举，才动不动“候选人”拿到90%甚至100%“高票”。但埃及不同，从结束穆巴拉克到今天的所有重大选举，包括穆尔西上台，两次宪法公投，这次的总统大选，都被普遍视为是真实的选举，是民意的体现。埃及上述这四场大规模投票（都超过二千万人），其程序和过程都是民主的。在这种背景下，塞西能拿到90%以上的选票，这种高比例是罕见的，在近年西方所有国家选举中都是没有过的！它说明、更证明，埃及人民对塞西的强烈支持！它根本不是什麽“外壳”，它是实实在在的民意！ 《纽约时报》和《赫芬顿邮报》等左派媒体，当年对利比亚推翻卡扎菲，缺乏歌颂的热情。对刚结束的乌克兰选举（首轮投票，亲西方的候选人就赢过半数而当选），也没怎麽报道（因为当选的是亲西方派）。对今天赢得九成以上高票的塞西更是有敌意。但当年他们对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当选，可是全力叫好的，兴奋的不了得。因为这些喜欢玩“政治正确”的左派们，可以由此显摆他们是多麽支持“弱势群体”，多麽敢跟美国的基督教们唱反调，而支持“伊斯兰们”。这就是西方左派的德行！ 塞西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没有参加造势大会，只是接受媒体采访。这跟不久前刚结束的印度大选时那种嘉年华会般的人山人海的大型造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埃及媒体报道说，塞西无法在造势活动中现身，更不要说与民众亲密互动了。因为已发生两起针对塞西的暗杀阴谋（被粉碎）。在选前一周的塞西竞选集会上，还发生了自制炸弹爆炸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其中两名是警察。塞西没在现场）。 内有伊斯兰分子的暗杀阴谋，外有西方左媒的人格谋杀；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埃及人民的强烈意愿，他们说，我们不管奥巴马们支持谁，我们选择塞西！ 路透社报道说，刚公布部分计票结果时，埃及选民就知道塞西大赢了，很多地方都有人载歌载舞，放鞭炮，汽车鸣笛，庆贺塞西高票当选。在当年推翻穆巴拉克和穆尔西的开罗解放广场，那里聚集了几千人，这些行使了投票权的“国家主人”，在欢庆民主在埃及的胜利！ 2014年5月28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5-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强奸犯嘲笑性骚扰
最近中国媒体出现很多嘲笑台湾和美国的新闻报导及评论，主要是针对台湾大选纠纷和美国虐囚案。看到这种宣传，让人想到强奸犯嘲笑性骚扰。 台湾选举出现纠纷是事实，但迄今的调查显示，任何一方都没「作票」，枪击案也非自导。除了早期在野党曾尝试街头抗争外，现在选举纠纷已完全进入司法程序解决。它恰恰证明了台湾民主机制走向成熟。 中共在嘲笑台湾选举纠纷时，好像完全忘了，它在用专制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的选择权，一直强奸民意。且不说台湾大选没有作票、买票，即使这一切都有，也根本轮不到那个用枪杆子剥夺了中国人全部选举自由的中共来嘲笑。 对美军虐囚案的反应也同样。虐待囚犯，不论在哪里都是劣行和丑闻。但中国媒体刻意不报导的是，它是五角大楼自己调查出来的，是美国媒体率先报导并严厉批评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个体行为，不是政策和制度导致的，美国政府已严厉处罚那些当事人。而且那些虐囚行为，没有毒打和摧残，更多是恶作剧。 而在中国，不是什麽虐待问题，而是直接处决杀头。据国际大赦的数字，过去十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处决二千人以上，去年竟处决一万人！仅法轮功学员，已有九百多人被迫害致死。上月在纽约召开的美国精神病学会议披露，有一千多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中十三人被药物「治」死，更有无数人随时都遭到中国公安警察的毒打，以及各种残酷的肉体摧残。 这样一个残暴的政权，居然有脸嘲笑台湾和美国！奥维尔早就在《一九八四》中揭示了专制政府的实质，他们的世界从来都颠倒黑白：「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6月21日铿锵集） 2004-06-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4👍 0💬 0台湾：族群分裂还是认同危机？
台湾大选发生纷争，导致蓝绿更显对立，於是有人认为台湾已处於本地和外省两大族群分裂状态。但所谓族群对立的背後，主要原因不在出生地、祖先、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是国家认同的分歧，和对台湾民主现状的心态不同所造成的。 这种认同和心态的不同，完全打破了省籍界限。「泛蓝」的支持者中，也有很多本省人，例如为国亲两党助选的许信良、陈文茜等，他们不仅是台湾本地人，还曾在民进党中做过党主席和文宣部长。 同时更有很多外省籍的知识份子，支持认同台湾「泛绿」的主张。例如早在蒋介石时代，外省籍知识份子雷震，就曾尝试组党，并提出台独主张，要建立「中华台湾民主国」而遭到蒋介石的迫害，入狱十年。 台湾另一位更知名、更优秀的外省籍知识份子是殷海光，他一直为争取台湾的民主自由而呼吁。许多最早从事台湾独立运动的先驱们都深受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殷海光早在六十年代就指出，蒋介石是利用反攻大陆做幌子，连在南京制定的那部并不民主的宪法都不实行，而以「戒严法」实施军事独裁统治，用「反攻大陆」之说，来欺骗台湾人民接受蒋介石的终身制和蒋家王朝。 ●外省人的台独理念 这次陈水扁连任总统後，报载要请叶菊兰入阁，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叶菊兰的丈夫郑南榕更是知名的外省人，他为台湾独立的理念，为抗议蒋家王朝，自焚身亡，成为台湾人最尊敬的民主烈士之一。 目前活跃台湾学界和舆论界，支持台湾独立的外省籍知识份子，更是大有人在，例如当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孙子、前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当代》杂�抑鞅唷⑵缆奂医鸷沆浚�电视评论节目主持人谢志伟，还有曾参与撰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被称为胡耀邦的谋士、现在台湾淡江大学担任教授的阮铭等。 这种打破了省籍界限的分野，正反映出台湾内部对国家认同的分歧。泛绿的支持者，更强调认同台湾，视自己是台湾人；他们追求的是建立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或至少是保持现状，拒绝中共的一国两制，绝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活在「大中国」幻觉里 而泛蓝的支持者，则倾向认同虚幻的「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但他们的这个「中国」概念根本不清楚。像连战那种「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宣称，大概连他自己都欺骗不过去。因为显见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国际社会广为认可代表「中国」。而如果认同用五百枚导弹瞄准台湾的独裁政权，他们自己也说不过去；於是就闭著眼睛不看导弹，只看自己脑子里幻觉的「大中国」。 「泛绿」强调，不管本地还是外省人，不管先来後到，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都是台湾人；外省人则被称为「新台湾人」，由此组成台湾命运共同体，一起来珍惜台湾，建设台湾，保卫台湾。这种认同民主自由的台湾的意识，越来越成为台湾的主流，这当然是陈水扁能够连任总统的最主要原因。 但在台湾有些人认为这种本土意识将导致亡（中华民）国，因而才出现这次大选後如此激烈、情绪化的纷争。其实中华民国早就名存实亡了，只是泛蓝的人无论如何无法接受和承认这个现实，这个真实。他们以为继续拒绝认同台湾，那个虚幻的「中国」就真的存在。 ●当主子还是当主人 另一个导致族群分裂和对立的原因是，一些曾掌握权力，或曾享受特权的外省人，仍有继续当「台湾的主子」的心态，他们不愿意和台湾人一起共同做「台湾的主人」。主子是这片土地的掌权者，而主人是这片土地的耕耘者，这是两种心态。 当年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带去五十多万党政军人员。这些人成了台湾的「主子」，统治了台湾半个多世纪。国民党所代表的外省人，成为台湾的特权阶级，几乎所有好的位置、机会，都属於他们。外省人三个字，曾经是「上等人」的代名词。本地人不仅毫无政治地位，连说自己的「台语」当年都要被罚款。而无论日制时的台湾，英制下的香港和葡制下的澳门，都没有做到这麽绝；可想而知，国民党特权阶层对台湾人歧视到何种程度。 我去年在四个台湾社团演讲时发现，这些本地学者团体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医生，後来在美国的台湾人社区演讲时，发现也同样，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医生；一问才知道，原来当年国民党等外省人垄断了台湾主要的党政军要职，留给当地台湾人的只有医生等理工科空间。另外当地人也不敢进入政治等领域，因为担心不慎而遭到迫害。 ●草鞋皮鞋都要走台湾的路 这种区分本省外省的最明显标�夷�过於台湾的「眷村」，蒋介石政权把自己从中国带到台湾的人马，集中安排住在一起，还享受到本地人没有的食品卷等特殊待遇。这在某种意义上如同希特勒把犹太人集中安排到「Ghetto」，纳粹是按种族进行隔离和虐待；而蒋介石则是把外省人集中到一起，给予优待，成为「人上人」。台湾媒体的编辑记者多支持泛蓝，就是因为他们多是从「眷村」出来的，是外省人的後代，才得到这种进入新闻等上层建筑的机会。 我在台北参观二二八纪念馆时，兼职解说员是位中学老师，她说，外省人那种视自己是「上等人」的心态相当严重。例如她所在学校的一位外省籍老师授课时就公开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是民进党」。意思是做民进党人没出息。本省人的屏东县长苏嘉全被提升为内政部长，他首次和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马英九见面时，泛蓝的人就说，这是「穿草鞋的去见穿皮鞋的」。马英九是典型的外省人代表，当年是被国民党保送到美国读书，根本不需像本地人那样吃自费留学的苦。 但随著国民党失去权力，那种「眷村」式的等级则难以继续。但有些国民党人仍然是居高临下瞧不起本地人。比如他们说，这次大选民进党是赢在了「一高一低」∶高年龄段、低学历。毫不掩饰地表示，只有老人和没文化的人才支持民进党。这种继续对本省人的歧视态度，表明他们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当台湾的主子的心态根本没有变。 台湾要想结束所谓的族群对立，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以国民党人为代表的外省人要改变「主子」心态，发自内心地尊重和平等对待当地人，认同台湾这块土地，共同做台湾的主人。 （原载《开放》2004年5月号） 2004-05-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4👍 0💬 0曹长青台湾社区演讲∶靠人民自己结束专制
【大纪元2011年04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程成马里兰报导）4月16日，著名政论家、专栏作家曹长青就目前中东北非的反专制革命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惠顿（Wheaton）长老教会发表演讲，该论坛由华府台湾同乡会（TAAGWC）和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举办，包括台湾中华电视公司前总经理江霞在内的大约150人参加了这个活动。 ●反对专制要坚定、勇敢 面对中东北非轰轰烈烈的反专制、反暴政的一波一波的革命浪潮，还有正发生在利比亚的政府军屠杀平民的惨剧，曹长青表示这些国家人民的勇敢值得佩服，他引用当代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话说∶“人最重要的美德是勇敢，没有勇敢其他美德都谈不上。” 曹长青说，突尼斯人不是靠联合国而是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本.阿里23年的独裁，埃及人民也是靠自己结束了穆巴拉克30年的专制统治。有西方评论家指出， 埃及这场革命并没有得到外界的支持，甚至西方社会没有给予应有的道义声援，这是西方的耻辱 。而那里人民勇敢、坚定，不寄托於外界或者哪个领袖，只有靠人民自己才能结束专制统治。台湾人也是要靠自己，才会在世界上不受中共打压的站立起来。 ●中东北非革命震撼中国人 北非中东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是落後、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他们革命的成旦 什磊H产生强烈的震撼，但有一些亲共人士说中国情况不一样，“他们贫穷，我们经济发展。”曹长青认为这个说法很难成立。 他用失业率和人均收入的数字来举例∶突尼斯的失业率是13%，埃及在革命爆发前是9.4%，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数字，中国的城乡失业率现在达到34.7%。从人均收入来说，利比亚人均收入和台湾一样是一万六千美元，是中国四倍以上，巴林的人均收入二万七千美元。所以由此看出，他们有这麽好的生活他们还是要自由。这个信息强烈冲击著中国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是专制的问题。 他说，中国和埃及的情况很相像，所以近期中国政府很恐惧，到处抓人，害怕这些事件在中国上演。北非与中国类似，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官方统治集团贪腐越来越严重，而中国贪腐更加严重，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广东，山东，辽宁等7个省市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县团级官员平均资产800万人民币。在中国10%的富人掌握全国资产比例是45%，而最穷10%人口仅占有1.4%的财产。中共太子党，钱多得没地方花，二三十岁就开始流行买墓地之风。 ●手机、互联网成为现代革命成gong因素 互联网的发展和突破网路封锁技术的实现，使得信息得以在专制统治的地方得以自由传播。曹长青认为现代革命之所以成gong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网路的发展，而在中国这种力量更是不可忽视的。 “为什麽中东北非现在成gong，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手机和网路，北非革命发生全靠手机网路、facebook、 Twitter等。埃及革命的导火线就是一个叫萨伊德的年轻人被警察打死了，网民把血淋淋的画面放到网路上，呼吁大家声援，很快facebook上关注的成员就达到50万，对埃及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还列举中国今年1月的统计数字，国内上网人数超过4亿5千万，还不包括网吧。他自己的长青论坛，也经常收到大陆的来信。信息的流动导致很多人不是那麽闭塞了，这是相当重要的改变。像当年六四，就是因为信息完全被封锁，才使中共的洗脑得以成gong。而信息就能改变被洗脑的状况。 ●中东北非革命的启示 曹长青说，中东北非的革命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要发生变化。虽然有人说没看到变化，只看到抓人。但一年前，埃及照样抓人，又有谁能想到一年後埃及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包括前苏联时期，美国有1500名苏联问题专家，没有一个人预测到有70年历史的苏共帝国会在72小时内就垮台。共产专制国家就是这样的特点，人民反抗积攒的自由力量是外界所无法评估的。 他指出，联合国对利比亚的干预，是成立60年以来，第一次授权对国家政权用武力干预，这个信号很强烈，当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屠杀的时候，国际社会有了法理、有了先例，可以从人道角度进行干预，可以炸毁、打击这个国家军事设施、军事力量，这对於中国也是一个制约，所以如果中国武力对付台湾，国际社会干预的可能性会更大。 他认为利比亚人民在这种国际干预下一定会胜利。有了利比亚的先例，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或中共政府对内血腥镇压人民时，国际社会也可同样去制裁他们。就像卡扎菲、穆巴拉克，他们的所有的资产、几百亿美元都被外国银行冻结了。中共当权者的钱无论放到哪里，将来也会被冻结，并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中共政权不结束 台湾安全没保障 曹长青说，中国的改变对台湾安全起著决定性的作用，“共产党不消失、这个政权不结束，台湾的安全就没得谈。” 近几年，一些台湾艺人为了在中国大陆发展，发表一些迎合北京当局口味的言论，中共甚至用钱去支持某些台湾政客在电视上做广告，公开宣传中共，给台湾人洗脑。 对於这些在中共软硬兼施下被妥协的人，曹长青对在座的听众们说∶北非和中东给中国和台湾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勇敢，要坚持自己的梦想，艰难的时刻更不能放弃。 “在这个历史的时刻，尤其是艰难的时刻，我们要为台湾做些什麽，贡献自己的力量。庆gong的宴会可以缺席，艰难的时刻不可以缺席，要有信心。” 美东时间: 2011-04-18 ——原载大纪元网∶http://www.epochtimes.com/gb/11/4/19/n3232101.htm 2011-04-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谁应该代刘晓波领诺奖？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但由於人在狱中，无法亲自领奖。他的妻子刘霞能否成行去代领，从目前中共的高压手段来看，也是未知数。 那麽谁应该代刘晓波去领奖？某些传出来的消息是，海外民运的“人物们”可能又要为争这个荣耀而摆不平了。现在诺贝尔奖争完了，如果再为争“谁去领奖”而打起来，那中国人的事儿就真没辙了。 事实上，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如果刘晓波夫妇不能去领奖，最合适的代领者，应是六四屠杀时被坦克压断双腿的幸存者方政。最应受邀出席颁奖典礼的，不是任何国内外的“人物们”，而应是那些仍在狱中的政治犯们的家属。理由如下∶ 对这次的和平奖，挪威的颁奖词和诺奖委员会主席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得很清楚∶是给中国的整体人权运动以道义支持；给了刘晓波，因他被重判，成为“最突出的象徵性人物”。所以很多人说，胡锦涛是最大推手，因不重判，刘就不会获奖。挪威颁奖给中国人，意在提醒世人关注中国的人权，抗议中共的专制。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方政去代领奖，具有特殊意义∶他是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刘晓波在得奖後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所以方政去代领，符合刘的意愿方向。既然亡灵们不能登上领奖台了，那为什麽不让一个活著的，最能用身体见证六四屠杀的人去领奖？ 在六四之夜，方政作为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两腿被中共坦克压断，高度截肢，二十年坐在轮椅上（去年来到美国）。这个形象出现在挪威的颁奖台上，会成为全球媒体的聚焦中心，将让全世界再次想到天安门那些无辜被杀害的孩子，那些伤残的身心，那些艰难的挣扎，那些不屈的抗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双腿被解放军坦克碾断的幸存者形象，比任何语言，任何领奖词，都更能震撼世界、打动人心；尤其在今天这个手机网路时代，这个轮椅上的照片，会随著挪威颁奖典礼的报导，传向整个世界！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提醒全世界再次记起六四屠杀的机会。而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达到方政出现的效果。 说老实话，国际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刘晓波是谁，连美联社的视频报导，都把刘晓波的名字念错。他们也可能记不住方政的名字，但是，通过媒体画面，他们会记住，一个中国青年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压断了双腿。他在代替一个仍在监狱中的政治犯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方政出现在挪威的典礼台本身，就向世界定格了∶这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 我在想，如果方政去代领奖，他在致辞後，依靠义肢最後从轮椅上站起来，象徵性地告诉世界，即使被压断双腿，中国人也会站起来！那会是一个全场来宾起立致敬的时刻，那会是人们被感动得流泪的时刻，那会是中国人的苦难和人权抗争的形象成为一体、走向世界的时刻！ 为了这样一个时刻，为了这样一个中国人难得的机会，民运领袖们也好，受刘霞委托的人也好，应该从大局出发，别把它变成一次发放“favor”、送人情的机会，而是真正利用它，为中国人权呐喊一次。 网上有一份据称是刘霞开出的邀请名单，有些社会名流，以及企业家等等。但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那些中国政治犯的妻子们。她们那些为中国的民主而坐牢的丈夫们，是这份荣耀的一部分。所以，她们应该坐进挪威的颁奖大厅。她们的出现，又再次凸显中国人权的恶劣状况。而且可以由她们告诉世界，她们丈夫的苦难，她们自己的苦难，中国普通人的苦难，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 这份名单过长，但起码我们可以列出下面这些∶ 首先应该邀请高智晟的妻子耿和。高智晟作为一个基督徒，却全力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喊冤、打官司，因此被中共严酷迫害，至今下落不明！他也是被迫害者的象徵性人物！而且也曾被诺奖提名。他没有获奖，但应分享这份荣誉。现在他的妻子耿和已经在美国了，去挪威比较容易，所以首先应该得到这样一个机会。 其次，应该邀请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创办《中国之春》和民联的王炳章因坚定反共，2002年被中共从越南绑架，判处无期徒刑，至今已在监狱八年了。海外民运为王炳章发出的救援声音实在太少了！王天安为了救父亲，已停学一年，她会说流利英语，更有利就人权问题直接发声，向国际媒体呼吁营救被判无期徒刑的父亲。 另外，像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等，这些至今仍被关押的政治犯的妻子都应是邀请对象；还有师涛的母亲等。如果她们出现在挪威颁奖典礼上，比任何其他民运领袖都更有“影响力”，更具“说服力”，都更能向世界证明，中国还关押著多少政治犯，中国的人权状况多麽恶劣！ 曾金燕、贾建英、师涛的母亲等人，都出过国，说明已有护照，比较容易成行。即使不能，还可考虑请他们的孩子去参加，像何德普夫妇的儿子，就在美国留学。由这些（正在监狱中的）政治犯的家人，参加这个诺贝尔奖典礼，很有意义。 另外，可邀请那些已出狱的政治犯的妻子们。例如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徐永海的妻子李姗娜，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任畹町的妻子张凤颖，刘京生的妻子金艳明，王万星的妻子王军英，等等等等。我只是偶然从网上读到她们的故事，深为感动。还有许许多多我没有读到，我们大家也都不知道的。她们的牺牲，她们的坚韧，她们的勇敢，和那些默默承受的细腻的苦难，不是当事人，是无法体会的。分享一次这个典礼，算是对她们多年付出的一个小小的补偿吧。 我在想，如果这些政治犯的妻子们、孩子们、母亲们出现在挪威的颁奖典礼上，她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所以，海外如果派人去，应该找一些英文足够好的，能够面对媒体讲话的，配给那些中国政治犯的家属们做翻译。在全世界媒体难得为中国人权聚焦一次的时候，让中国政治犯的家属们，好好给世界讲一讲她们的故事。这是一个多麽不应该错过的机会。而且这样一个阵容的领奖团，也足够特别，足够凸显“中国特色”。 刘霞作为政治犯的家属，对那些妻子们的经历，应该会深有体会。她不能代丈夫领奖，就让她那些同命相连的姐妹们出征吧！ 而且，这些人去挪威的一切费用，全部都应该由“中国人权”来出。过去这麽多年来，中国人权每年几百万美元的进账，天知道他们在曼哈顿的帝国大厦把钱都花在了哪里，都干了些什麽。这一次，干点让我们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实事吧！ 2010年11月7日於美国 2010-11-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