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民粹抑或民主，谁主未来中国沉浮 - “六四天安门事件”23 周年反思（三）
孙中山曾将民生、民族与民权合称“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光明未来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识的极权或威权国家，民族主义极容易被煽动成盲目排外，民生主义则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作为民生保障与富国足民前提的民权，更是极易被挤压至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共建政60余年以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民生。至于民权的落实至今未见，民主话题更是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中，弘扬民族主义与保障民生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完全只是公民出于自愿的一种政治表达，民生则属于经济权利，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没有民主制度，民权有如无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国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统治者的仁慈与开明，比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意识到“文革”的后果是民不聊生，让百姓吃饱饭才重要，于是开始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开放农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民族主义更是经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服务于外交。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普京构建强权政治的基础，但因为俄罗斯已进入开明专制，政治领导人当选必须经过民选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后还是得通过选票体现，哪怕这选票是通过“购买”或者操纵得来。普京青年团支持普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希望国家更强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他们的团歌是“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他们嘲笑我们；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当年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俄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后利用俄罗斯优质的天然资源与石油价格上涨这一时势，迅速扭转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歌词说明普京的选票来自于解决民生，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国家强大的希望。 但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奠基于信奉者的自我欺骗，当局者也不需要象普京那样用社会福利、经济利益、为青年人提供进入各级政府的管道这种方式购买。对付不同层次的人民，北京当局娴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对于知识界的新老左派，当局在打压各种针对当局的批评意见，却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户，让他们以自己拥有特殊活动空间而沾沾自喜，并以消灭不同意见为己任。这一点已经为过去十余年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交锋”所证明，当局捆住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手脚，让新左放开手痛击，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败局，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纷纷倒戈。 对于中国民间底层成员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当局固然有不喜欢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物借怀念毛泽东批评时政，但对他们认同毛的专制与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绪，则从不忘记加以利用。政府与民间毛派也经常默契地在玩“扮傻游戏”。对于参与扮傻游戏的民众来说，明明是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如土地住房，但民众却硬要装出一副（也许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种“扮傻游戏”上演到近两年，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奇观：一部分人选择相信温家宝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只是由于党内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温家宝无所作为。甚至有关温家妻儿经商致富的消息，他们也宁可相信这是温的政敌造谣中伤。另一部分人选择相信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出于让底层受益的惠民考虑。这类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种悖论：现有体制放纵官商结合掠夺民众，但对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这一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身上。他们对于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之罪假装不见，将毛时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实际是连当工人都需要打破头）、有免费医疗的社会，以此作为镇痛剂。 这种出于生存焦虑的民粹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对政治强人的期待。本来，在俄罗斯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对领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国这块肮脏的土壤中，时至今天，从政治泥潭打滚出来的的领袖人物，并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国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对心中的领袖美化，这种精神，说是犬儒也罢，说是阿Q也罢，就是中国的国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周年，反观这23年中国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90年代前期，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再次启动经济改革，为国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镇痛剂，一段时期内，“六四学生也有错，是学生不撤出天安门才导致镇压”、“向前看”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经济学界，腐败是瓦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谬论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纪零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无论是国内的异见者还是关注中国人权政治状态的美国，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温和方式让中共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于是国内有“护宪维权”之说，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成为抗争活动的主流形式，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提政治权利要求，比如选举权、游行集会权、自由结社权与新闻自由等权利，将重点放在经济权利（如征地拆迁利益受损）及司法受害申诉等上面。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此后基本成了断头路。在真正的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之后，国内不少社会底层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回归。薄熙来的民意拥戴就来自这种因生存焦虑而引发的民粹主义。这种焦虑之严重，已让民众来不及辨识薄的真正政治意图。 中国民心思变，已经是凡有眼者也可见之事实。但这种求变心态究竟出于生存焦虑还是出于权利意识觉醒？这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政治强权实行资源再分配获得缓解；后者则必须是制度变革。民众大多是短视的，民主制的希腊在面临危机时，民众尚且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民粹主义更容易抄近路，走与强权相结合的道路。 民粹与民主，在今后的中国谁主沉浮？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摆脱专制桎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只要滋养民粹主义兼民族主义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来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却始终存在。 （发表于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6月1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6/tian-anmen-square-23-years/#comment-202444）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谁应该代刘晓波领诺奖？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但由於人在狱中，无法亲自领奖。他的妻子刘霞能否成行去代领，从目前中共的高压手段来看，也是未知数。 那麽谁应该代刘晓波去领奖？某些传出来的消息是，海外民运的“人物们”可能又要为争这个荣耀而摆不平了。现在诺贝尔奖争完了，如果再为争“谁去领奖”而打起来，那中国人的事儿就真没辙了。 事实上，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如果刘晓波夫妇不能去领奖，最合适的代领者，应是六四屠杀时被坦克压断双腿的幸存者方政。最应受邀出席颁奖典礼的，不是任何国内外的“人物们”，而应是那些仍在狱中的政治犯们的家属。理由如下∶ 对这次的和平奖，挪威的颁奖词和诺奖委员会主席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得很清楚∶是给中国的整体人权运动以道义支持；给了刘晓波，因他被重判，成为“最突出的象徵性人物”。所以很多人说，胡锦涛是最大推手，因不重判，刘就不会获奖。挪威颁奖给中国人，意在提醒世人关注中国的人权，抗议中共的专制。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方政去代领奖，具有特殊意义∶他是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刘晓波在得奖後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所以方政去代领，符合刘的意愿方向。既然亡灵们不能登上领奖台了，那为什麽不让一个活著的，最能用身体见证六四屠杀的人去领奖？ 在六四之夜，方政作为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两腿被中共坦克压断，高度截肢，二十年坐在轮椅上（去年来到美国）。这个形象出现在挪威的颁奖台上，会成为全球媒体的聚焦中心，将让全世界再次想到天安门那些无辜被杀害的孩子，那些伤残的身心，那些艰难的挣扎，那些不屈的抗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双腿被解放军坦克碾断的幸存者形象，比任何语言，任何领奖词，都更能震撼世界、打动人心；尤其在今天这个手机网路时代，这个轮椅上的照片，会随著挪威颁奖典礼的报导，传向整个世界！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提醒全世界再次记起六四屠杀的机会。而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达到方政出现的效果。 说老实话，国际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刘晓波是谁，连美联社的视频报导，都把刘晓波的名字念错。他们也可能记不住方政的名字，但是，通过媒体画面，他们会记住，一个中国青年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压断了双腿。他在代替一个仍在监狱中的政治犯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方政出现在挪威的典礼台本身，就向世界定格了∶这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 我在想，如果方政去代领奖，他在致辞後，依靠义肢最後从轮椅上站起来，象徵性地告诉世界，即使被压断双腿，中国人也会站起来！那会是一个全场来宾起立致敬的时刻，那会是人们被感动得流泪的时刻，那会是中国人的苦难和人权抗争的形象成为一体、走向世界的时刻！ 为了这样一个时刻，为了这样一个中国人难得的机会，民运领袖们也好，受刘霞委托的人也好，应该从大局出发，别把它变成一次发放“favor”、送人情的机会，而是真正利用它，为中国人权呐喊一次。 网上有一份据称是刘霞开出的邀请名单，有些社会名流，以及企业家等等。但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那些中国政治犯的妻子们。她们那些为中国的民主而坐牢的丈夫们，是这份荣耀的一部分。所以，她们应该坐进挪威的颁奖大厅。她们的出现，又再次凸显中国人权的恶劣状况。而且可以由她们告诉世界，她们丈夫的苦难，她们自己的苦难，中国普通人的苦难，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 这份名单过长，但起码我们可以列出下面这些∶ 首先应该邀请高智晟的妻子耿和。高智晟作为一个基督徒，却全力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喊冤、打官司，因此被中共严酷迫害，至今下落不明！他也是被迫害者的象徵性人物！而且也曾被诺奖提名。他没有获奖，但应分享这份荣誉。现在他的妻子耿和已经在美国了，去挪威比较容易，所以首先应该得到这样一个机会。 其次，应该邀请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创办《中国之春》和民联的王炳章因坚定反共，2002年被中共从越南绑架，判处无期徒刑，至今已在监狱八年了。海外民运为王炳章发出的救援声音实在太少了！王天安为了救父亲，已停学一年，她会说流利英语，更有利就人权问题直接发声，向国际媒体呼吁营救被判无期徒刑的父亲。 另外，像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等，这些至今仍被关押的政治犯的妻子都应是邀请对象；还有师涛的母亲等。如果她们出现在挪威颁奖典礼上，比任何其他民运领袖都更有“影响力”，更具“说服力”，都更能向世界证明，中国还关押著多少政治犯，中国的人权状况多麽恶劣！ 曾金燕、贾建英、师涛的母亲等人，都出过国，说明已有护照，比较容易成行。即使不能，还可考虑请他们的孩子去参加，像何德普夫妇的儿子，就在美国留学。由这些（正在监狱中的）政治犯的家人，参加这个诺贝尔奖典礼，很有意义。 另外，可邀请那些已出狱的政治犯的妻子们。例如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徐永海的妻子李姗娜，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任畹町的妻子张凤颖，刘京生的妻子金艳明，王万星的妻子王军英，等等等等。我只是偶然从网上读到她们的故事，深为感动。还有许许多多我没有读到，我们大家也都不知道的。她们的牺牲，她们的坚韧，她们的勇敢，和那些默默承受的细腻的苦难，不是当事人，是无法体会的。分享一次这个典礼，算是对她们多年付出的一个小小的补偿吧。 我在想，如果这些政治犯的妻子们、孩子们、母亲们出现在挪威的颁奖典礼上，她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所以，海外如果派人去，应该找一些英文足够好的，能够面对媒体讲话的，配给那些中国政治犯的家属们做翻译。在全世界媒体难得为中国人权聚焦一次的时候，让中国政治犯的家属们，好好给世界讲一讲她们的故事。这是一个多麽不应该错过的机会。而且这样一个阵容的领奖团，也足够特别，足够凸显“中国特色”。 刘霞作为政治犯的家属，对那些妻子们的经历，应该会深有体会。她不能代丈夫领奖，就让她那些同命相连的姐妹们出征吧！ 而且，这些人去挪威的一切费用，全部都应该由“中国人权”来出。过去这麽多年来，中国人权每年几百万美元的进账，天知道他们在曼哈顿的帝国大厦把钱都花在了哪里，都干了些什麽。这一次，干点让我们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实事吧！ 2010年11月7日於美国 2010-11-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中国推迟退休年龄为何一片反对声？
何清涟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终于进入“预告期”，“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革”政策最近出台。此方案引发了国内一片反对声。本文将介绍“改革”要点，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改，民众为什么要反对。 退休年龄改革方案要点 10月14日，中国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 改革的原因之一是日渐加重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具体数据是：中国现在60岁以上人口为2.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5.5%。根据预测，2020年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社会抚养系数高，负担重。 作出此方案调整是基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目前的退休政策是50年代初期确定的，当时人口的预期寿命不到50岁。60多年过去，人口的预期寿命已达70多岁。而中国的退休政策没改，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有8000多万，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 这一改革方案是依据前两年传说中的“清华方案”，即“国民基础养老金＋个人储蓄养老金”二元制结构，其中明显吸纳了英国经验。近十年以来，英国养老压力异常沉重，很快将进入每个工作的英国人要养活两名退休者的困境。2014年，英国正式公布新方案，预定每年推迟6个月，到2040年达成69岁退休，因此，英国被称为世界上退休年龄最高的国家。英国政府预计，在提高退休年龄后，政府在未来50年里可节省5000亿英镑的开支，约合人民币5万亿元。 政府“卸包袱”意图非常明显 几年前，国内多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养老保险面临巨大缺口，难以为继。这个缺口有两部分构成： 一是养老保险的巨大空账问题。 所谓“空账”，是指一个账户里名义上有钱，但实际上却只是个无法兑现的空头数字。这些存进去的钱，是被地方政府为了支付即期所需支付的养老金而挪用了。 早在2012年7月，国内媒体就在《我国养老金空账以25%速度扩大 2015年或现缺口》一文中，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的说法：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额为2.5万亿左右，而实账部分仅为2703亿元左右，“空账”达到2.25万亿。 此后几年，空账额继续扩大。2015年5月国内媒体报道《养老金个人账户继承遭遇尴尬：空账额近3万亿》，称真正做实的个人账户额度只有4000多亿，个人账户被用空了近3万亿。 二是养老保险的缺口巨大。 缺口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官方版本就有好几个。几年前，中国银行报告称，如果要维持现有的养老金给付水平，除已有的养老金之外，在2013年这个时点，需要另增18.3万亿的养老金，才可以保证未来70年退休金的发放。中国社科院财贸所高培勇等人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有社保制度框架下，要确保2020年中国每个退休者都能领取养老金，以替代率（即领取养老金占该年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52.4%计算，养老金支付缺口都会持续增加。最早在2015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会出现支付缺口。 2015年1月，《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向名义账户制转型》系列报告中公布了测算结果：一是隐形债务大，以2012年为基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隐形债务为86.2万亿元，占2012年GDP的比率为166%。二是将出现收支缺口，并很快陷入枯竭。北京大学郑伟等人的测算结果是，养老保险基金将于2037年出现收支缺口，2048年养老保险基金将耗尽枯竭。 现阶段之所以未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是由于以下三因素： 一是因个人账户养老金通常只占个人养老金的10%以下；二是因各省借支其他个人账户资金用于支付当前养老金。随着个人账户养老金占个人养老金的比重越来越高，养老金能否支付的问题将会凸显。三是因为中央一直用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在支撑。《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2010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但从1997年至2000年，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也就是说，累计结存的数额中，将近三分之二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如果没有中央的财政补贴，多个省市的养老保险已经收不抵支，陷入破产状态。 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退休者尚能领取退休金，对50岁以下者就可能是画饼一张了。 政府新要求：养老不能只依靠政府 上述情况下，要想使中国的社保系统持续下去，只能采用以下方法：要么提高在职职工的缴费水平，要么降低退休职工的社保待遇。 提高职工的缴费水平已没有空间。中国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奇高，“五险一金”已占工资总额的40%至50%。也就是说，职工拿到手的工资，还不到工资总额的60%。有人算了一笔帐：月薪1万，职工只能拿到7454.30元，而老板要付出的是14410元。这种情况下，企业觉得负担非常沉重，近年外资不断撤出中国，原因之一就是认为中国的劳务成本远远高过其他国家。据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测算，中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 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是：中国未来的财政和企业要是不想被社保拖垮，社保规模缩水（低缴费低保障）是唯一可选择的改革路径，否则压垮了企业，政府、国民都没指望。今年3月6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记者会上就端出了改革方案，称养老保险将采用三条支柱，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商业养老保险。我曾在《两会观察：三笔糊涂帐，“解决”有妙方》中指出，楼部长的讲话很专业，译成大白话就是：以前，中国大多数城镇职工是依靠社会养老保险，今后这块将降低。要想日子过得好，大家还得有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如果没有，那就自个掏钱购买商业保险。政府给你们的帮助就是提供税收优惠。 民众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理由 自从延迟退休金的方案出来之后，反对声一直未断。反对者普遍认为，寄望延迟退休来解决养老金巨大缺口并不现实。 第一，加重就业压力。中国每年离退休人员至少有600万人左右。如果延迟退休，就会占用至少600万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岗位，这会使中国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减速下行阶段，据多家研究机构估算，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减少就业机会约100万。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从10%左右下降到7%以下，意味着每年约减少就业机会300万个。一边是经济增速下滑，一边是延迟退休，等于每年“吞掉”900万人口的就业机会。 第二，延长退休年龄，一些中年失业者就会长期在贫困中煎熬。近几年，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中国较多，私企大量破产。不少失业者均在40岁以上，很难重新就业。许多50岁到60岁之间的失业者，已经成为无收入者。不少人依靠积蓄度日，希望熬到60岁退休，领取退休金。 中国官方在介绍这个“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革”方案时，列举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各国的退休年龄。但却有意不提至关重要的一点：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均有失业保险及各种社会救济，失业者生活并无大碍。美国近年也推出90个月的失业救济，澳大利亚虽然相对吝啬一些，但也并非全无，都不至于陷入绝境，而中国并无这类福利。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1月 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retire-20151025/302285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中美“婚床”的裂缝将有多宽？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美关系风波迭起。从Google事件、对台军售，直至奥巴马准备接见达赖喇嘛，所有过去美国为顾及中国政府情绪而暂时搁置的事接连推出。这些事情与去年开始冒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结合在一起，使中美关系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向慎谈政治的美国在华商界人士对中美关系前景也持悲观态度，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 战略研究中有个经典方法，叫做“场景想定”（Scenario）。这次中美“婚床”出现的裂痕，会将中美关系推向何处？已经有人在做“场景想定”。但是，无论是何种“场景想定”，必须从现实中推论得出。所以本文还是从分析中美关系缘何出现裂痕开始。 “婚床”缘何会出现裂缝？ 中美关系一向就被一些人比喻为“联姻”，虽然观察者都知道这桩婚姻的两造实属“同床异梦”，但由于双方都希望保持这一关系，所以“婚床”一直未曾裂开大口。即使是目前硬招迭出的奥巴马政府，最初也对中国政府充满友善之意，在对华关系上创造了“两个第一”，一是在对华政策上充分考虑了来自中国的“智囊”的建议，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是由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邀请中国外交部属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中国视角”出发参与起草的；二是开创了美国总统上任不到一年就访问中国的先河。这次访问中，奥巴马公开表达了正面接纳中国和平崛起、愿意同中国分享部分“领导责任”等意愿，这一姿态被媒体形容为奥巴马试图“与北京共舞”。 从表面上看，这次出现裂缝是奥巴马向中国伸出的友谊之手却并未赢得北京的友谊，特别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受到中国政府的轻慢，导致中美关系出现转折点。中国政府如此做派的心理基础，是认为美国霸权呈现衰势，中国崛起大势已成，美国对华需求日渐增高。此情此势之下，无需担心中美关系出现变数。 但从长期战略角度看，中美关系这张“婚床”并不牢固，这除了双方的价值观完全对立之外，还在于这对“非友非敌”的大国都把对方看作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者，缺乏建立长期战略盟友关系的基础。 除了这点之外，中国方面显然还忽视了为国内政治经济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 美国经济转型，中国因素减弱 先说中美经济关系。2005年以前，中美经贸的重心是贸易（纺织品、玩具业、制衣业等）。2006年以后，美国则将促成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作为首要任务。中国在推出国有银行业上市之时，美国银行、高盛等好几家金融巨头都成为中国国有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搭上这些由中国政府保驾护航的金融巨舰在中港两地上市，捞得盘满钵满。但随着投资的“三年锁定期”届满，这些“战略投资者”都获利回吐，离开中国市场。也就是说，在以往中美外交中，先是产业界，后是金融界，都曾是中国政府游说美国政界的有力同盟。而目前这一阶段，这两大利益团体与中国暂时处于利益疏离状态。 美国经济目前正面临转型。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开始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与储蓄。这些措施促使美国的经济结构与消费方式迅速转型。 2009年12月中旬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持续上升，稳定在5%左右，美国家庭已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买家；而外国投资者在美国国债余额的增量中占据的比例下降，已经从2008年的54%降至2009年的第三季度的27%。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是作为廉价消费品的提供国，还是作为美国国债债主的重要性均大大下降。 2009年12月31日，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属于中国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文章指称中国的汇率政策是“重商主义的”，是“掠夺性的”，赞成用保护主义来解决美国就业不足的问题，并判定中国没有胆量大量抛售其美国国债储备来做出反应。由于这位学者的专业地位，他这一提倡会产生较大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容易上升到战略高度，与正在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 而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日前就奥巴马准备会见达赖喇嘛发出威胁，特别强调“美国领导人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会见达赖，破坏两国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度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什么 好处吗？是为‘无利’”。这类威胁只能说是昧于美国经济形势的昏愦之言。 中国拥有什么“反制”美国的王牌？ 在美方宣布对台军售计划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2月2日在批评美国的决定时，使用排比句“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来表达愤怒。《环球时报》则援引“中国专家”的话说这回中国对美国是“真骂、真反制”。 前面已分析过美国经济方面的中国因素正在减弱，没谈到的是中国可能将原定于购买波音飞机的订单转给欧洲的“空中客车”。现在再来看中国手中还握有什么“反制”美国的王牌。 军事方面。中国声称要制裁那些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公司。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游说美国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就在Google事件引发中国黑客讨论，舆论对中国政府多有指责之时，代表美国300多家军工企业的19个游说团体还在积极活动，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放松对华武器出口的管制。中国政府在多方恳求美国解禁而不得的情况下，何谈制裁？所以这种“制裁”最多是取消或者推迟双方军事交流罢了。 抛售美元国债，与美国打货币战。从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以来，就一直有人在做这种“场景想定”，倒是中国政府从未用此作为威胁。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在此先做个“场景想定”：中国将其庞大的美元债券在市场抛售，如果无买家（事实上没有这么大的买家）接盘，有价无市的状况只会迫使卖家打折廉售，这时候美国再来个趁低吃进，结果是中国的外汇资产严重缩水。所以这种自残式的“杀敌”，不到万不得已，相信中国政府不会采用。 只剩下朝核与伊朗这些“重要的国际与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了。但这张“王牌”打出来，中国也无出奇制胜的胜算。就算是中国在这俩问题上故伎重施，放弃和美国有限的合作，重回杯葛任何美国提议的老立场，大不了也就是将小扯皮化为大扯皮，比中国与美国“合作”时糟不到哪里去。更何况，奥巴马已经为中国重归“不合作”老路作了足够的准备，在明年的新预算当中列了7080亿的国防预算，用来增强“提供安全的能力”。 但中国政府有必要在国际上多一个处处与自己叫板的敌手吗？看不到目前有这个需要。现阶段，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已经进入高风险期，经济状况更是远不如外部观察者们看来那样乐观。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没有与美国比拼的本钱。而孤注一掷，象前几年朱成虎威胁的那样，要以焦土策略与美国打一场核战争，中国国内的状况又还没糟糕到这般令统治精英绝望的程度。更何况精英们捞钱的机会还多，全家移民外国的前景正美着呢。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预测，这次中美“婚床”出现的裂痕，其结果严重不到哪里去，至少不会成为所谓“第二次冷战”的开头。但既然美国已经决定不再谦卑地向中国示好，令中国政府不快的贸易保护措施、网络战、抓捕中国间谍的行动、支持西藏达赖喇嘛、人权话题等一道道大菜均少不了要端到中国政府面前。中国当局还得做好准备：形势一度对中国极其有利的亚洲地缘政治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日本的亲中态度会有所改变，台湾马英九的头也不会再叩得咚咚作响。 （首发于《纵览中国》 ， Wednesday, February 03, 2010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4841）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哈佛女孩一场毕业演讲牵出的是是非非
何清涟 如今的世界政治戏剧性极强，一国一事，均可以上升至国家利益层面认识，归于爱国卖国范畴。哈佛女孩蒋雨融一场演讲带来的成就感没超过24小时，因其家庭背景被曝光，注定成为坑爹大事。但由此牵扯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恐怕更严重，那就是她入学哈佛这件事情本身，极有可能进入“哈佛与中共勾结”这一范畴。 #一夜之间：励志故事成权贵子女抢占优质资源 哈佛大学2025届毕业典礼于5月29日在校园如期举行，有一位华人女孩Yurong Luanna Jiang（中文媒体先据拼音译成“江玉容”，实为蒋雨融）上台演讲，演讲内容很有哈佛政治正确的范儿，全是人类共同命运、环保、人权这类大话题的心灵鸡汤。演讲刚完，中文网沸腾，中国门户网站网易以《哈佛战胜川普这天，史上首位在哈佛毕业演讲的中国女生震撼全场》为标题登载，不吝奉上各种溢美之词。可惜骄傲感与欢喜只延续了不到十小时，接下来的故事她的家庭背景被扒出来了，变成了利用父亲权势与门路抢占优质资源的老套故事。 以下是网络上扒出来的故事： 这名来自中国山东青岛的留学生蒋雨融早在2022年就已在与中国国资委相关的“中国绿发协会”上官宣，其父蒋志明则为其专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现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和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中国绿发会是由大陆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协主管的全国性公益基金会，其秘书长周晋峰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帮助蒋雨融申请了哈佛肯尼迪学院，在哈佛大学录取之后，中国绿发会特意发布了该条微博，对周晋峰的推荐行为，表示感谢。 图片 截至5月31日为止，这个故事还只是掌握资源者利用自身的能量，为子女谋福利。但到了6月1日，这故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演变成“卖国”问题了。以下是网易文章《又一起坑爹事件？蒋雨融年学费上百万：靠举荐制留学回国变学霸》 A person speaking into a microphone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这段“#她爹在绿发会，这个NGO是福特基金会的外围组织，本身就是带路党的孩子。这类人的子女典型路径也就被总结出来了：自小西方教育，国际奖项镀金，回国组建NGO，煽动性别对立、环保、动保议题，扰乱社会秩序，瓦解社会共识。这已经是CIA几十年的老套路了。” 其中几个关键词，在中国很具有政治杀伤力：NGO，尤其是有外国资金的NGO，是美国与西方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的推手（或曰和平演变的工具）；福特基金会更早就被说成是CIA的抓手。还有文章更是将蒋姑娘这类人定性为“外国在中国颜色革命的政治代理人”。 #美媒各取所需地解读Yurong Jiang的讲话 哈佛VS川普行政当局，在美国其实是场价值之争。早在奥巴马时期，以哈佛为代表的常春藤名校，就成为“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主阵地。所谓“Woke”，是将源于对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的反思，扩展为涵盖种族、性别、性取向、环境正义与殖民批判等议题的政治正确范式。哈佛等校纷纷设立“多元与包容办公室”、取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雕像、审查教材与课程叙事，并在招生、招聘与校园治理中强化“身份认同”优先，将族裔、性少数取向背景纳入重要标准。具体来说，哈佛热衷推动“种族正义”与“结构性平权”，如支持BLM运动、引入反种族主义课程、放任反犹活动，少数保守派学者与异见学生因观点不合主流而被边缘化，甚至被迫离开，使得“觉醒”成了一种文化专制，引发美国社会对哈佛学术自由与言论空间受限的担忧。 在保守派眼中，这类高校代表的已不是自由与进步，而是一种脱离现实、背离传统的“精英泡沫”，也因此成为其政治反击的集中目标。现任美国副总统J.D. Vance 在2022年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之后，在一个名为“国家保守主义”的组织的会议（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 II）上发表了闭幕词《大学是敌人》（ The Universities are the Enemy） ，可见他对左派那套DEI政治正确规范深恶痛绝。 在哈佛VS川普行政当局的法律纠纷中，持Woke理念的美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哈佛。中国是哈佛生源最大来源地，取消国际学生的签证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所有报道都关注了这场在史无前例的法律纠纷中举行的哈佛2025毕业典礼，蒋雨融的讲话成了所有媒体报道的重点，例如：25岁的姜同学在演讲中从未直接提及川普政府，也未提及其对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富有的大学的多管齐下的攻击，但她的指向是明确的：“我们的崛起并非通过证明彼此的错误而实现，而是通过拒绝彼此放手而实现。”美联社在次日对她的采访中如此说：在演讲过程中，蒋雨融一直在思考校园之外的动荡及其对同学们的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我所传递的信息就是人类同生共死”，“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在思想、种族和身份认同方面存在着许多分歧。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运用更多的道德想象力，想象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 但社交媒体则是另一番景象，这事上了X上的保守派大V @amuse的每日要闻，这位博主批评哈佛大学选择的毕业演讲者是“一个受中共资助和监控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并指控其父亲为一个“充当中共准外交代理人”的非政府组织工作。 A screenshot of a news article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这位拥有63.9万名粉丝的帐号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据他在简介中所言，其页面浏览量超过40亿次，视频观看量超过4亿次，影响力往往超过许多主流媒体。也因此，他的评论将在保守派人士中引发反响，正在指责哈佛大学与中共有勾结的川普政府，找到的例子主要是胡温时期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为中共政府培养省部级官员，因而获得“中共海外第一党校”之称，以及习近平女儿习明泽、薄熙来儿子薄瓜瓜在哈佛就读这些事实，但蒋雨融的例子生动的说明，看似普通的中国留学生（主要在文科就读），可能都是哈佛与中国官员交换利益的筹码。 到目前为止，美国主流媒体对此无视，只有BBC轻描淡写地记载了这一事实，在《哈佛大学中国毕业生演讲引争议》（2025年6月2日）提到，蒋的演讲“在美国和她的祖国引发了褒贬不一的反应。在美国，一些人指出她与中国共产党存在关联”。“美国当局曾试图限制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并指责该校‘与中国共产党勾结’”，另一方面，一些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声称，蒋雨融父亲所在机构得到了美国知名公司和基金会的支持。但为了给美国同行面子，称“BBC尚未独立核实这些指控”。 #是“中美关系的桥梁”还是“两头通吃的勾结”，全视两国关系 中美两国断交时期（文革前至文革），美国、台湾等海外关系在中国被视为“里通外国”，有“敌特嫌疑”；中美建交之后，各种海外关系成了中国政治贱民的救命稻草，许多有海外关系的“阶级敌人”家族因此改变命运。尤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奉昔日的“美蒋特务”为座上宾，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海外关系成为婚姻考量中的重要筹码。中共高层中如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习近平、薄熙来等人子女都有海外留学经历。那时候，在美中两边都有关系，搭得上线的人被称为中美交流的重要桥梁，1990年由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创办的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是美国一个华裔精英NGO，其成员来自商界、政界、学术界及文化界。发起人有建筑师贝聿铭、企业家杨雪兰和音乐家马友友等。台面上百人会的宗旨是“在促进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交流”，其中包括数名在美国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华裔高官与相当知名度的华人、两岸三地政要名人。百人会每年的年会，都会邀请美国政、商界的重要人士参加，曾在中美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随着中美关系恶化，百人会已经沉寂。 #无论是如今已经因间谍罪入狱的纽约孙雯，还是这位本来注定会在环保NGO中供职的蒋雨融，她们的人生理想就是充当中美交流的重要桥梁，能成为百人会会员。但她们的运气太差，一个在人生的巅峰时期、一个在拿到人生优质入场券之时，遇上了中美关系进入阴天版且乌云密布之时，这位“哈佛女孩蒋雨融”的故事收场已经超越了她本人能够掌控的范围了。 （原载台湾上报，2025年6月4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31699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无知少女和邮寄选票
刚结束不久的美国国会选举再次引发作弊争议，与2020大选时川普总统和保守派民众认为被窃选有同样问题。美国1776独立后成为人类第一个民选国家，“民主灯塔”怎麽会有窃选问题？这次选举原被认为的红潮（共和党大赢）没出现，反而左派民主党保住了参议院。问题出在哪里？简单说，出在八个字∶无知少女，邮寄选票。 左派喜欢穷人，所以制造更多穷人 民主国家都有左右派分野，在美国，民主党是左派（激进派），共和党是右派（传统派）。在过去多年的选举中，多是左派获胜，因他们推行社会主义，用高税收、均贫富等宣传洗脑，不仅俘获了“无知少女”的票，同时也等于是理直气壮、正义无比地用大撒钱的福利政策“买”选票。 “无”指无产者，这是左派票仓。实际上美国的“穷人”并不那麽穷，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报告，美国所谓贫困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比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整个欧洲城市的普通家庭平均居住面积要大；美国大部份穷人孩子都营养过剩，平均身高比在二战时参加诺曼地登陆的美军高一英寸、体重多十磅。但这些人为什麽支持民主党？因左派煽动贫富差距、阶级斗争、仇富心态，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的贫穷不是自己的问题（很多人不工作、躺在福利上吃别人的纳税款），而是富人和中产阶级造成的。左派民主党宣传他们“照顾”弱势群体，所以穷人用选票“回报”。 奥巴马执政之前，美国领政府福利的有2700万人（已是很大数字，占美国人口8%）；奥巴马卸任时，领福利的美国人暴增近5000万！等于每六个美国人就有一个领福利。美国最低工资已增至每小时15美元（亚马逊公司是17美元，银行业22美元），每月工作20天，至少有2400美元收入。美国失业率目前是3.7%（法国是7%），劳工严重短缺，到处都在招工。所以只要稍微勤奋，就会找到活儿干，收入不错。但为什麽越来越多美国人不去工作、靠福利活著？因为左派政府滥发福利金，给那些想不劳而获的人钻空子，不拿白不拿。民主党用庞大福利“收买”人心，等于变相贿选。有人讽刺说，左派喜欢穷人，就制造更多穷人。其实他们是喜欢权力，用福利贿赂选票。哪个社会都是相对“穷人”多，是人口底座，左派就用“均贫富”（和当年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一个逻辑）煽动贫富对立，拿到穷人票，这套宣传一直有效，左派乐此不疲。 “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是“越左倾” “知”是知识份子。毛泽东曾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其实是“知识越多越左倾”。保守派的美国雷根统曾说，“20世纪很多知识份子都是高智商的、悲观的小精明者∶独特而愚蠢的理论，往往只有知识份子相信它。”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很蠢的理论，但它却成为众多知识份子的理想，所以他们不遗馀力地渲染贫富不均、富人的金钱是丑陋的，反富仇富。印度左派开国总理尼赫鲁曾蔑视地说“利润（profit）这个词是肮脏的”。但没有利润就没有企业、没有资本主义、没有经济成长和富裕。颇为反讽的是，那些反利润、反资本主义的左派，自己却拼命捞钱，像奥巴马当总统八年，资产暴增几千万美元，拜登同样。 全球左翼知识份子都热衷社会主义，他们掌控很多话语权，一直煽动洗脑民众。像知识份子比例非常高的犹太人，绝大多数支持左派民主党。奥巴马选总统时拿到79%犹太人选票。市场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在《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心态》中指出∶“过去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是反对资本主义精神状态的大本营。从马克思到托洛斯基、到马尔库塞，汗牛充栋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文献，大都出自犹太人之手。在所有国家的左翼激进政党中，包括俄国的共产党，以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左翼激进政党，在组建、领导政党的人士中，犹太人的比例总是异乎寻常地高。”在美国，犹太人掌控最多的媒体和科技大公司，左翼知识份子用精神鸦片毒化民众，是最大祸根之一。 左派票源∶“少不更事” “少数族裔” “少”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和少数族裔。一个公认的说法∶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是缺乏良心；三十岁以后仍是左派，是没有大脑。因为随著年龄增长，人会更有经验和常识，更能做出理性判断。而年轻气盛，仅凭一腔热血，很容易受骗上当。像中国文革毛泽东要发动“红卫兵”造反，就是因为中学生多是“少不更事”，容易被蒙骗。 “少”也指少数族裔∶西裔，黑人，亚裔。西裔目前已占美国人口18.7%，黑人占12.1%，亚裔占6.1%。这三个族裔都是民主党的票仓。因左派一直渲染宣传，少数族裔在美国受白人欺负，民主党能为他们争利益（西裔和黑人都是领政府福利的最大群体）。所以他们就把选票“回报”给恩主民主党。直到他们中有醒悟者，分辨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自我放纵和传统价值的分野，才可能转向支持共和党。奥巴马和拜登都拿到90%黑人票和65%西裔票。这中间最不原谅的是华裔，尤其经过共产主义的，他们本应支持强调真正宪政民主、市场经济、保守主义价值的共和党，却也因左媒的洗脑而多数支持了民主党。近年因川普总统执政，很多华人觉醒，成为坚定的保守派。但毕竟还无法抵消源源不断的大量新移民，他们太易被左派蒙骗。 “女”是指女性。在美国，多数女性支持左翼民主党，多数男性支持共和党。女性比较敏感、容易情感用事，更容易相信左派的所谓照顾弱势群体、分发更多福利等宣传。民主党与共和党 ，顾名思义，前者更强调直接民主，煽动人的情感，获得选票拿到权力。而后者（共和党）更强调规矩、程序，即共和，凡事强调法律和程式解决，诉诸人的理性。所以左右派也可被视为“感情用事”和“理性抉择”的不同。 邮寄票的背后猫腻 “无知少女”的左倾选票早已常态地体现在西方国家的选举中，是左派经常获胜的根本因素。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这次2022年的国会改选又出现一个临时因素∶左派以疫情为由，说为避免传染、方便选民而大规模发放邮寄选票。 在奥巴马执政前，美国虽三亿人口，邮寄票也就几十万，主要来自驻外军人和旅居外国的美国公民等。上次总统大选，左派广发邮寄票，这次国会选举如法炮制，虽然美国疫情早已缓解，不再是问题。目前美国的餐馆、飞机、赌场等都已人潮汹涌，几乎没人戴口罩，但左派还是广发邮寄票，甚至发给每个选民。 这就产生严重问题∶一是邮寄票经过邮箱、邮局、运输、开拆等很多环节，作弊就有了机会。而现场投票，没有这些中间环节，选票的真实就更有保障。更成问题的是，选票上没有选民的名字、地址、签名，更无任何身份证件的要求，只是把候选人名字旁的圆圈涂满。那麽谁拿到选票，都可涂那个圆圈，根本无法核实真伪。邮寄票的信封上有选民名字地址和签名，但信封和选票是分开的。接触到选票者（邮局、中间运输、拆封者）如果作弊，就可把信封里的选票调换，狸猫换太子，选民根本无法知晓，你明明投了共和党，选票却被中间调换，任何权威笔迹专家也查不出那个“圆圈”是谁涂满的，怎麽涂给了民主党。 美国三亿多人口，2020大选有1.5亿多人投票，这麽庞大的数字，如果多数是邮寄票，那就给作弊巨大机会。2020大选就被查出很多“投票”者早已去世，是死人票；还有早已搬家不在此州的幽灵票，更有很多人接到两张邮寄票，甚至有很多只有绿卡的非公民也收到邮寄选票。如果想作弊，寄出邮寄票，再到现场投票，等于选了两次。这次美国选举，在投票之前就已有近五千万邮寄票，占总投票数的近一半。 台湾的选举都是现场投票并核实证件。即使住在外国的中华民国护照持有者，也必须飞回台湾现场投票。设想如果台湾学美国，也搞大规模邮寄票，那麽在中国的100万台商通过中共控制的邮局寄选票，如果也像美国这样选票和信封分开，选票上毫无个人名字地址和签名等，那麽台湾的选举就没法玩了，上次台湾总统大选，投票人数是1446万，100万台商选民（占7%）就可左右选举结果。 从2020美国总统大选到这次国会选举，左派已从大规模邮寄选票中尝到了甜头，所以不管有多少作弊，多少质疑，他们就硬是以“方便选民”为由，继续坚持大规模发放邮寄票，而且不核实证件；再加上“无知少女”的选民基础，左翼在美国选举中占优势，就成为必然。更严重的是∶如果一个政党、一大批人，已经堕落到把诚实的价值踩在脚下、想要用偷票夺政权的地步，那选举就没法玩了，宪政民主就死了。 2022年11月19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2年12月号 曹长青推特∶ 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2022-12-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4👍 0💬 0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之根源分析
一、反市场规律的一组矛盾现象 二、宏观调控难在何处? 三、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原因 四、政府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 【注释】 最近一年多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经济萧条。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需求的措施，至今也未取得明显成效。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宏观经济层面的需求不足，在表面上的需求不足背后，还有更深刻、复杂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上的问题，本文即试图就此作一些分析。笔者认为，在中国当前的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对经济活动起关键性作用的仍然是国家的作用和政府行为；在制造“租金”的各种社会条件并未改变的情况下，由于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着主导作用，所以无法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为完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金融、外汇等资本市场），而各种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就会继续存在。 一、反市场规律的一组矛盾现象 1\. 最终消费率下降、储蓄存款持续攀升意味着什么? 自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经济“泡沫”消退后，消费偏淡、市场疲软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如何刺激消费则成了中国经济政策上的一个主要难题。国家计委宏观经济课题组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1年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以每年约0.6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已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58.8%，大大低于70%的国际平均水平；同时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53.1%下降至47.5%，比60%的国际水平也明显偏低。该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只能以内需为主的国家，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将成为再生产正常循环的严重障碍。\[1\] 由于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从1994以来连续五年逐年下降，1998年消费需求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比1997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2\] 与此同时，中国的商品库存和积压物资日益增多，这样，要清偿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变得越来越难。早在1996年底中国的积压物资价值已达5,000多亿元\[3\]。最近有人认为，今年第二季度的库存物资有所减少，这是宏观经济形势好转的表现。但这样的判断显然忽视了一点，即积压物资有所下降与企业开工率下降是密切相关的；1998年全国处于半停产状态的企业占21.3%，而处于完全停产状态的企业占0.9%，比1997年的状况要严重得多。\[4\] 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仅为210.6亿元，1999年3月末，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7,814.7亿元；其中城市居民的储蓄余额增长最快，1984年至1988年年均增长582亿元，1989年至1993年年均增长3,800亿元，1994年至1998年的年均增长额则高达7,700亿元。\[5\] 近年来储蓄存款的持续高增长，是产业结构失调、失业率显著上升、居民预期收入危机感增强等综合作用的产物。国家统计局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在当前的57814.7亿储蓄存款中，有20%左右(1万多亿)为公款私存、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另有60%左右为定期存款。在今后的一、两年内，政府将逐渐推行存款实名制、并不断加强金融监管，预期这些公款私存的部分将会从储蓄存款中被剥离出去。在居民的定期存款中，相当大的部分是目的性存款，主要用于应付购买现居住的住房或未来需要的住宅、应付下岗失业、在改革公费医疗后个人可能需要支付的大笔医疗开支、逐年上升的子女教育费用等。较乐观的分析者认为，这些因素有利于银行储蓄的增长；但是，一旦这些因素消失或其作用缓解了，银行的储蓄业务必然受到震荡性的冲击，储蓄存款不会总是这样持续地攀升。\[6\] 如果仅观察最终消费率和居民储蓄存款这两组数据，就可能简单化地把最终消费率下降和居民储蓄存款攀升视为此消彼长的因果关系，进而得出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库存积压的结论；按照这一思路，既然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那就只有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扩大生产规模、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而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需找到新的消费热点，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近两年来，这始终是政府与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但若换一个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实际问题要复杂得多:在储蓄率上升的同时，中国的消费需求其实一直在快速地持续增长；即使在过去的两年中，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也相当高，大体上年平均增长8％。(见表1) 如果从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来看，消费不畅的主要原因并非消费者需求下降了，而是社会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许多行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导致中国出现了庞大的无效供给。有人认为，二十年的改革使中国从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从表面上看，此话确实不错；但若考虑到中国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处在840美元的低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更低，那么，中国目前这种在低消费水平下出现的“过剩经济”，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受需求约束的供给状况，有极大的不同。据调查，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家庭的80%还没有彩电、洗衣机、电冰箱这三大件，除了缺电少水、没有电视信号转播站等原因外，主要原因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太弱。 表1、1994-1998年商品零售额增长情况\[7\] 年份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1994 16,053.0 15.3 1995 20,598.0 22.0 1996 24,614.0 16.3 1997 26,843.0 8.3 1998 29,155.0 7.9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这种“过剩”，虽与城市居民的需求不旺有一定关系，但若把低收入、低消费的农村考虑在内，中国的潜在消费空间其实仍然非常大；问题是，在多年来的投资误导及其他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已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由此导致的商品过剩，是在中国还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尚未温饱的前提下，在低消费水平基础上形成的“商品过剩”。 2\. 为什么产业结构失衡、形成了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 中国目前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主要是九十年代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结果。这其实是中国经济的老毛病，针对这一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发出过警告；近年来，政府每年也根据产能过剩的行业的状况，颁布限制投资的产业名单。但是，由于中国各级政府仍然具备资源配置功能，同时每年还是主要以经济增长指标来考核官员的业绩，再加上地方、部门、企业和个人在投资上项目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经济学家和中央政府的警告基本上没能起到阻遏作用，无法改变地方政府和企业盲目地靠“拍脑袋”来决定投资项目的行为模式。结果，各地投资决策中的相同错误总是一再、反复地出现。 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各地产业结构呈严重的趋同态势，而引起了“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经过一轮“恶战”后，不少生产彩电、冰箱的企业被淘汰出局，而各地政府和企业只不过“理所当然”地将庞大的资源浪费视为交“学费”。中央政府也未采取限制性措施、避免以后再交这种“学费”。到了九十年代的“八五”经济发展计划时期，各地的投资热点再次出现了惊人的趋同现象。 首先，广东沿海等地受香港产业转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战略等因素影响，加之利益驱动和信贷、财务等约束机制不完善，在珠江三角洲内出现了全面的产业结构趋同化；同时，在长江三角洲各地调整产业结构时，也出现了产业结构与珠江三角洲趋同的现象；再进一步看，这两大三角洲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又被中、西部地区原样复制，使得全国都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的结果。(见表2) 尽管经济学界有人曾发出警告，作为一级资源配置者的中央政府也多次指出，长江经济带已初步暴露出产业同构化、投资分散化和空间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要求各省市出台一系列有较强约束力措施，但这种警告和建议并未产生多少效果。最后，全国的许多产业终于形成了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见表3) 表3所列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中，高速公路最低、仅12%，房地产业最高、也不过67.9%。 表2、近年来各地产业发展规划中选定的支柱产业一览表 地区 支柱产业清单 珠江三角洲: 汽车、石化、高新技术、钢铁；改造和提高:电子、轻纺、医药 上海市: 汽车、石油精细化工、电子信息设备、钢铁、电站成套设备、家电 重庆市: 汽车（摩托车）、化工、冶金、重大机械装备、建筑建材、轻纺 浙江省: 汽车与摩托车、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电子信息设备、新型合成材料 安徽省: 汽车、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工程机械、家用电器 江苏省: 汽车（摩托车）、石油化工、电子、机械 表2、目前13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及产能利用率一览表\[8\] 行业 生产能力 利用率(%) 生产能力 利用率(％) 1997年 1997年 1998年 1998年 电信（百万门） 111 63.3 135 63.7 电力（千兆瓦/小时） 53.7 50.3 高速公路（公里） 4600 10.8 6000 12.0 航空（百万英里运力） 95,138 64.0 108,457 60.0 电脑（百万台） 4.2 67.0 电冰箱（百万台） 20 36.0 21 52.7 洗衣机（百万台） 22 56.0 空调（百万台） 11 40.7 彩电（百万台） 45 44.4 微波炉（百万台） 40 50.0 汽车（百万辆） 2.8 55.0 3.0 54.0 摩托车（百万辆） 30 33.0 30 33.0 房地产 65.8 67.9 在中国的零售商品额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仍然出现这种生产能力严重闲置的情况，说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存在着严重问题。造成各地支柱产业同构和全国性产能严重过剩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误导、资源配置不当；而投资误导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其对国内资金的影响与控制，追求本地投资规模的最大化，以推动经济发展，导致各地政府同时竟相在同一产业中大规模投资；结果，一个新的“热门”产业刚出现不久，就因各地重复投资而变成“夕阳产业”。最典型的例子是集装箱行业，因该行业厂投资规模小于一千万美元，而地方政府拥有的单项投资规模的审批权正好是一千万美元，结果在不到十年里，中国竟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国，而国内这一行业的各厂商则面临过度竞争、互相杀伤的局面；又如，各地在小汽车制造业也是一哄而上，很快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VCD视盘机走俏时，全国一哄而上的投资导致该行业的产能大大过剩，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不到20%。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通过优惠政策(如给投资者补贴)等，鼓励外商在本地的直接投资，过去5年里中国引进的1,860亿美元外资中，相当大的部分是投资在产能已过剩的产业中，如汽车、石化及零售业。3. 市场化的改革为什么无法阻止投资失误、无法实现优胜劣汰? 现在，中国商品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已相当激烈，从这一表面现象来看，似乎市场机制在中国已经形成，其作用与市场经济国家似乎已不再有很明显的差别。可是，为什么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不会出现中国目前的这种全国性盲目投资、产能过剩?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阻止投资失误呢? 改革以前，政府和企业在投资方面主要是受资源(资金)约束，在资源给定的情况下，负责投资的官员们想在哪里投资、资金就会投往何方。改革的目标是让企业的投资受到需求约束，即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若投资失误造成产能过剩、投资无法回收，企业就必须付出裁员甚至破产的沉重代价。然而，中国的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说明，与改革前相比，投资体制只发生了一项不触及制度弊端的变化，即资金来源变了，由财政拨款为主变成了国有银行的贷款为主；但各级政府官员仍然是投资决策的主体，他们并不为决策失误负任何责任；企业因投资失误而造成亏损时，往往停止偿还银行贷款，最后把投资失误的经济负担转嫁给银行；而银行是国有的，其负责人也不会因坏帐增加而受到惩处；最后，因投资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实际上是以银行坏帐的形式转移到了普通存款人身上，而国家对国有银行的保护又把这种实际存在的损失掩盖了起来。 还有一组看似矛盾的现象值得注意，目前的商品过剩是在技术落后、生产率普遍低下、产品竞争力弱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常规，在产品过剩的状态下，市场竞争会导致生产领域内的优胜劣汰，同时流通领域中消费者的权益会不断强化，买方会居于有利地位。但中国的市场形态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它完全不是买方有主动选择权的格局，而是卖方横行，买方的权益经常被故意侵害，这与发达国家商品过剩状态下的买方地位完全不同。卖方的横行有许多表现，如假冒伪劣产品盛行(此类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甚至为部分地方政府所纵容鼓励)，各部门(如不少城市的中小学与医院)用强制摊派的办法、迫使“消费者”“购买”他们根本不需要的产品，还有邮电、保险、银行等部门利用其垄断地位强制或误导消费者接受不平等条件等。 对垄断和落后企业的保护进一步促使更多企业的行为发生劣变，使这些企业经营的重点不是放在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和内部管理上，而是如何用各种手段(甚至不正当的欺诈手段)来促销。从消费者向全国消费者协会的投诉中，可以发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欺骗诈销、计量不准等许多商业欺诈方式\[9\] 可以说，目前出现的这种在商品过剩的状态下消费者主权严重缺失的情况，大概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政府之所以保护落后的企业、继续维持对这些企业的“软约束”、甚至在这些企业早就该破产的情况下仍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有市场需求或十分重要，而是因为不敢让这些企业里成千上万的就业人口失业。而支持保护落后企业的直接后果，就是建立在大量产品的无效供给基础上的“虚假就业”。4. 为什么多年大量的投资失误未造成金融风波? 如上所述，在目前的投资体制下，各级政府把自己变成了国家银行体系的巨额借款人，在投资中失误连连，造成了巨额的银行坏帐。为什么银行仍然能安然无恙呢?其原因在于，政府同时还采取了两类维持银行运作的措施:其一是严格控制对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只给很少的银行信贷，从而腾出更多资金来支撑落后的国有企业；其二是把储蓄存款的实际利率维持在相当的水平上，使城乡居民的存款不断大幅度增长，从而保证政府能为投资项目继续融资。 但是，连年来不受控制地融资、以及用非通货膨胀型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其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债务比率逐年升高，诱发了潜在的金融危机，到1996年国有银行的自有资产已下降到3%左右。而金融系统大量发生的贪污腐败行为，又大大加深了银行危机。可以说，目前银行能“临危不惧”，主要靠的是国家信用。 由于国有银行大量的呆滞贷款无法收回，最近，有关方面提出了债权转股权的建议，希望通过银行和企业两方面的大范围的重新资本化，缓解银行面临的危机，这就是“债转股”出台的大背景。但是，债权转股权之举极可能摧毁社会的信用道德，那些正常还贷的企业看到拖欠贷款的企业可以通过债权转股权的形式赖帐，以后就再也不会按时还贷了。所以，在大规模推出债权转股权之举以前，必须对银行体系面临的道德风险作一客观评估，因为，这种改革可不是交得起“学费”的改革。 二、宏观调控难在何处? 1\. 用财政手段启动需求为何难以奏效? 早在房地产业率先出现萧条局面时，就有人提出，效法“罗斯福新政”、动用国家财政力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来拉动需求、启动经济。这些主张有一定道理，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特殊时期、以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来换取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现代经济学的一种观点。但是，为什么这一在市场经济国家可能奏效的做法，具体到中国的国情里，就不那么灵验了呢?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在需求之外，腐败造成了财政的启动需求资金大量“渗漏”，从去年开始不断见诸于报端、实令人寒心的关于“豆腐渣”工程的报道，适时提供了最好的说明。 1998年以来震动全国的豆腐渣工程有1998年夏季抗洪时暴露的九江堤防工程、1998年投资上亿的云南“坑人路”、1999年1月垮塌的四川省綦江县彩虹桥以及由此牵扯出来的该县的100余项不合格工程、1999年4月四川通江县彭坎岩大桥主拱垮塌\[10\]、三峡工程也有20余处出现严重问题。由民建上海市委员会援建的陕西省延安市柳林镇的希望小学也成了豆腐渣工程。\[11\] 全国的“豆腐渣”工程当然不止这几处，若检索近期报纸，即可信手拈来几则。去年九江堤防的“豆腐渣”工程暴露后，中央政府组织检查了全国的水利工程，发现堤防工程存在着较多质量问题，尤其是那些以地方管理为主、有农民投工投劳参加建设、以及投资有缺口的中小型堤防工程项目。其原因是，这些项目中有的资金被挪用或被层层克扣，有的是被层层分包，造成工程施工中偷工减料，留下了隐患。\[12\] 国家检查机关近几年查处的10多万件贿赂案件中，建筑业竟占了63%。据报章披露，1995年以后竣工和1996年在建的50万元以上的25.14万个工程项目中，约40%的项目处于失控状态，或不进行公开的投标而搞“地下交易”或“暗箱操作”，于是就出现了“大楼盖起来，干部倒下去”的怪现象。除了偷工减料以外，在基建项目预、决算中以虚报数字侵吞工程款项，数额也相当惊人。1998年财政部对全国23,320个投资项目进行的预决算审查中，共核减不合理支出88亿元，例如河南省三门峡市六峰路拓宽改造工程一项，虚报额竟高达25.3%。\[13\] 财政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量“渗漏”的结果，不仅仅是工程款项被侵吞，而且还导致严重的工程事故损失。据报章透露，整个“八五”计划期间，全国共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78起，直接经济损失几百亿元。\[14\] 近几年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在1000亿元左右，此数正好相当于1998年国家通过增发国债而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数。换言之，“豆腐渣工程”造成的损失额和中央增发国债后用于启动需求的投入额大致相当。 为什么近两年加大财政投入启动经济，但启而不动呢?显然，不能只看财政资金投入总额的多少，还必须追索它的流向和流程。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强化政府的财政措施就意味着形成巨大的“租金”、产生更多不经济的寻租活动；财政资金往往通过政府各部门流向寻租者，目前相当普遍的工程层层转包现象即是明显的例子，1998年对国有粮食部门的审计也证实了这一问题。\[15\] 寻租及截留的款项到底占财政投入的几成尚难估量，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及各种政府拨款的流失比例看，约有40%左右会流入寻租者和贪官污吏的私囊。在未能形成有效防范寻租行为的机制之前，加大财政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只是使财富流向强势阶层手中；同时，由于寻租人和参与截留财政款分肥者均是高收入群体，其住房及一般生活消费需求早已满足，部分“成功者”甚至已达到“小车一部、房子两处、老婆一正一副”的消费水平。因此，从财政“渗漏”来的资金一般都转化为他们个人的银行存款或进入证券市场，难以转化为消费需求。这样，用财政投资启动需求自然就难以奏效了。 2\. 消费者为什么不掏钱消费:倾斜的市场供给 自今年5月份以来，政府以公开托市的手法介入股市，并发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动员全国人民公开参加炒股(亦即动员人民参加一种公开的合法的大规模赌博)，并于6月10日再度降息(这是近三年来第七次降息、且幅度相当大)，使得股市一度飚升。于是，又开始了新的一轮通过纸币进行的财富重新分配。政府的目的显然是要将钱赶到“市场”去消费，一些经济评论和传媒的标题已耸人听闻地到了如此程度：“花钱就是爱国”。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并未能将股市的繁荣维持多久，因为启动股市后，这种泡沫经济必须通过多层次的投机才能获得虚拟升值，而多层次的投机又必须靠不断增大货币投入才能维持。与此同时，居民存款也未大规模减少，意味着“赶钱”的措施收效甚微。 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中国市场中的供需结构的特点，就会发现，问题未必是出在需求方，而更可能是出在供给方。目前需求弹性小的商品与服务(如水、电、煤气、医疗、教育等)\[16\]，其供给基本上是垄断型的，其“市场”完全向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者倾斜，买方并没有主动选择权。由于缺乏竞争性，这些行业存在普遍的质次价高、无效率及浪费现象，不仅有“电老虎”、“气老虎”之类的垄断供给者之威势，还经常乱收费，其员工的职业道德也常遭指责。由于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因经济形势好坏而变，加上面对垄断型供给者，消费者即使对这些行业的商品和服务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近年来，在改革的名义下，这些行业或者从基本免费变成要消费者分担其成本(如教育与医疗)，这就意味着这些行业的服务价格突然大幅度上涨。由于没有替代选择，消费者即使缺乏支付能力，也只能硬着头皮支付\[17\]；但是，消费者也必然因此项支出的猛增，而不得不压缩需求弹性大的那部分消费，结果在其支出结构中，服务类消费的上升被商品类消费的下降而抵消了。可以说，在这些行业，垄断性供给的大涨价遏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需求。 在商品类消费方面，需求弹性较上述服务类大，但也要区分日常和耐用消费品。在很多城市家庭中，不少耐用消费品(如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的拥有率已接近饱和，只有需要升级换代、又具有购买力的家庭才有需求；而对微波炉、电脑、空调、摩托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则还受到操作能力、购买意愿和经济条件的影响。正是在这些需求量相对有限、市场竞争激烈(包括进口商品的竞争)的行业，需求却无法制约供给，全国各地受地方利益的牵引、重复投资，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存在严重的产品过剩。可以说，在这些行业，已严重过剩的供给永远也无法找到能充分满足它的需求。 还有一类商品是消费者迫切需要的、但其价格与消费者的购买力相差甚远(如住房)，因此供求完全不衔接。过去二十年来，住宅建设发展得很快，但因房地产业是个寻租行为泛滥的行业，房价因此而居高不下，一般为居民年收入的12倍以上（京、沪、穗、深圳四地更高于此水平），所以全国有7,20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卖不出；另一方面，全国城市人均住房仅8平米，需求殷殷。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下，由于受到需求的约束，供方应降价求售，直到价格降到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水平。但在中国，因供方的原因，房地产业的价格落入了一种“政策性陷阱”，宁可滞销、套死，也绝不大幅度降价。这个“政策性陷阱”就是，主要的开发商是国有企业，80%以上的贷款来自国有银行，房地产价格不降，开发公司的资产帐面价值尚能保值，经营者也算有业绩(这与老总们的乌纱帽有关)；至于银行贷款，反正是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公对公)，拖下去不还就是了。不仅如此，有人还利用这个“政策性陷阱”反过来要政府设法用政策帮房地产公司“解套”。目前有人主张债权转股权，就为欠债者开辟了一条新出路，所以这一“政策性陷阱”越挖越深了。 至于炒得很热的新经济“增长点”──小汽车制造业，供求落差就更大了。一方面，前两年各地都将发展小汽车作为本省的支柱产业，使这一行业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而另一方面，90%以上的城市居民事实上远未达到买车的生活水平\[18\]，何况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存在着交通拥挤的情况，若再盲目发展私人用小汽车，不仅会加剧交通挤塞，还有能源供应和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以，这个行业的供给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个虚幻的需求。 上述分析表明，在销售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如耐用消费品)，供给的增长没有真正受到需求的约束，所以供大于求的局面难以改变；在供给垄断的行业(如交通、水、电、煤气)，尽管价高质次，消费者也只能被动接受，老百姓存入银行的钱，多是为了购买这类垄断性商品和服务作准备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很难把这类存款从银行驱赶到去消费。中国建设银行三峡分行今年曾进行了一次储蓄动机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储蓄的动机主要是改革带来的支出压力加大以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佳。被调查户中，为了应付未来基本生活，以及住房商品化、子女教育费用的共占80%，而用作投资保值、以及因没有感兴趣的商品可买而储蓄的只占20%。\[19\] 所以，如果以为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手段，对耐用消费品之类的需求就会明显回升、供给过剩的局面即可扭转改观，显然是过于乐观了。消费者的行为完全是理性的，问题是供给者的供给和定价行为不理性。政府连续七次调低银行利率都未能启动市场，这说明调低银行利率的措施已经失灵、不可再用；要是继续用下去，无非是拿老百姓的钱去贴补国家财政，也只能解一时之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原因 上述问题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混合：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失灵。市场失灵有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即不完善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由于各地方政府都参与资源配置，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重复雷同；而重复建设的这些企业的生产运行，造成了生产过剩和无效率。而不完善信息与不完善市场问题，同样也是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果导致政府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 从1993年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来，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不断加强，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政府高估了直接调控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亦低估了间接调控的作用。直接调控要想取得成效，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调控者要具备大量信息，首先是拥有决定做什么的真实可靠的信息，其次是必须具备有效监管经济过程的能力(包括有效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的能力)。然而我国政府目前的状态表明，无论是在获得真实信息方面、还是在事后监管经济运作过程和经济结果方面，都未能达到正常状态。 首先是信息的严重失真，其表现之一就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掺假兑水”。由于长期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来考核地方官员，结果事实上就是在鼓励各地官员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以虚假信息来对付上级政府的考核；而上级决策部门根据这些层层上报的失真数据作形势判断、并制订相应的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无效率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一些部门在利益驱动下常常提供信息的“负供给”\[20\]，少数人把最危险的建议当作可行方案提了出来。例如，证券界部分人士认为，增发货币、维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长，会带来一种财富效应；还有，从企业利益出发，一些人提出减免亏损企业的债务；出于财政的利益，有人提出扩大货币发行量以缓解财政困难等。由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不当政策的鼓励，信息的虚假供给还有增多的趋势。与此同时，政府对社会的“正供给”──如政令的及时准确的下达、改革措施的执行、法律对社会的约束等，却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造成了“软政权化”的局面。 为局部利益驱动所提出的这些危险的建议若真被采纳实行，对国家而言，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例如，减免亏损企业的债务，等于是要彻底摧毁社会信用的道德堤坝；既然拖欠银行的贷款可以获得减免，那么今后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用这种逃债方式规避银行债务，银行的信用链条将会因此而断裂。至于那个依靠增发大量货币来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的建议，若不是缺乏经济史方面的常识，就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因为，这一政策无非是打通中央财政和中央银行这两只钱袋，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财政从来都是困难的，连最富有的美国都有过大量财政赤字。正常的做法应当是依靠发展经济和合理地扩大税基来减少财政赤字，同时尽可能量入为出；而不是依赖“中央银行”的印钞机，无限度地满足财政无止境的需求。更何况，现在中央政府还承担着投资者主体的大量责任，对资金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打通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让其不受限制地向中央政府供应货币，是非常危险的政策建议。 再次是政府事实上未能对经济过程有力地监管或事后监督。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为已日益染上了“权力市场化”和“政府行为企业化”的恶疾；各级政府官员现在都将手中的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将前来办事的公民视为“客户”，以各种手段迫使客户进行“权钱交换”，报纸上随处可见这样的例证。而叠床架屋式的反贪机构的膨胀，根本赶不上贪污腐败行为膨胀的速度。运动式的反贪污也早已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的现象:反贪污腐败的口号越响亮，贪污腐败的数额越来越大，卷入腐败丑闻的高官越来越多，所谓的“阳光法”处于虚设状态。经济犯罪案件的直线上升就证明了以上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政府对经济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有效监督呢? 以上因素产生了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化特征。其典型特征是，政府行为的扭曲导致市场失灵，同时也导致政府失灵；所以，出现了在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失灵的双重失灵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社会的“正供给”──如政令的下达、改革措施的执行、法律对社会的约束等，往往处于无效率状态，形成了“软政权化”的局面；而与此同时，政府对社会的各种“负供给”却呈不断增大并强化的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势有制度化的趋势，正日益普遍地成为政府机构和官员们的基本活动方式和生存方式；而在这种状态下，无论官员们的个人品质如何，政府行为中的“权力市场化”和“政府行为企业化”都难以治愈。 能否把解决政府失灵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个别决策者身上呢?根据世界经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往往都喜欢凭藉历史积淀和个人从政经验（政治倾向）来处理国家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摸着石头过河”就反映出这一特征；同时，决策者们比较喜欢听从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对任何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则不太感兴趣。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其实已经深入“扬子江”中，早就摸不着“石头”了；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其实已很难再凭借制度的历史积淀和个人的从政经验来解决问题。欲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其前提是正确地认识、了解社会。但是，目前政府内部层级之间扭曲的信息负供给，使得决策者无法准确地把握实际状况，也难以正确地理解社会中各类问题的严重性。即使决策者个人对腐败、政府失灵等现象深恶痛绝，希望扭转已被扭曲的政府行为，但目前的政府失灵是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员为己图利的行为方式的共同结果，如果不从制度上改变这种自我图利的行为方式，就很难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 四、政府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 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难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采取一些短期内可见效的措施，以改善经济运行状况。例如，逐步放开公共产业，让非国有资本进入、增强竞争，以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形成消费者主权；降低房地产价格，让百姓以6-8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购买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同时以部分房地产商破产的代价，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房地产“过剩”引起的银行危机。另一种思路是从长远来考虑，通过矫正政府行为，让市场机制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同时也治疗政府失灵的问题。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事之一便是尽快结束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这种局面，但这已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与政府改革有直接关系。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前苏东国家“指令──控制型”经济的崩溃，西、北欧国家因“福利国家”政策而面临的财政危机，东南亚国家国家的经济自由化趋势和去年以来国家扶持型发展“奇迹”的破灭等现象，引起了对国家和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其重点在于政府的有效性问题。 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凯恩斯主义曾促使人们认识到一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但世界在变化，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也在变化，不同国家因人口、资源、历史文化、政治传承等各自渊源的不同，对有效政府的需要也很不一样。例如，若把美国的民主政治原封不动地用到亚洲国家，效果就可能不同；而亚洲的某些威权政治文化在欧美国家也不会受欢迎。但每个政府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必须为国民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方略、消除贫困、争取社会的稳定。在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方面的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则要大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往往缺少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财产权的保护、道路的建设、基础医疗保健与基础教育等；如果政府不在改善公共物品和服务上努力，或者由于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公共服务质量恶化，民众和企业就会相应地采用种种办法逃避税收，进而导致公共服务的进一步短缺或品质恶化，结果进入一种“马太效应”式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对69个国家的企业家的调查显示，许多政府在履行其主要职能方面相当不称职，它们不能保护法律与秩序，不能保护财产权，而且在法规与政策的运用上没有预见性。投资者往往认为这种类型的政府不可信赖，结果这类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很多机会。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使法规更具有灵活性；并实行政府自我管理机制，选择有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工具等，以改善投资的软环境。 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建议，可依两阶段进程来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在第一阶段，将政府的能力集中在可能而又应该完成的基础性工作上，即建立法律基础、避免政策环境被扭曲、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并与工商界和市民社会合作来提高政府有限的能力。其次，由于让垄断性的公共机构提供社会性服务不会产生好结果，所以可把基础设施及服务的融资与它们的运营区分开，并将公共事业中的竞争性和垄断部门分开，让私人企业参与公共部门的活动以增强竞争。第二个阶段是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法律易而执行法律难，设定政策目标后却缺乏达到这些目标所需之政策，而且立法和司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相当弱。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可从三方面入手。其一是有效地实施已有的法律法规，并缩减随意性的权力以减少腐败的机会；其二是将政府置于更激烈的竞争之下，政府内可改革官员的聘用制度、建立基于个人才干的内部晋升制度，同时鼓励私营的公共服务业与政府竞争；其三是使政府和人民的联系更密切，如允许人民有发言权、更广泛的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管道、谨慎地下放政府权力等。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比较有效的，用经济学语言来表达，即这些国家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正供给”；而发展缓慢或陷入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之政府，则往往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影响甚至阻碍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从这方面来看，在重建政府作用方面，发展中国家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确实面临着重大挑战。尽管如此，答案却只有一个：改革固然有风险，若不改革则将可能付出更大的社会代价。 【注释】 —————————————————– \[1\] 《周末》，1999年5月28日。 \[2\]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3\] 《中国市场经济报》，1996年11月2日。 \[4\]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7日，第1版。 \[5\] 《粤港信息日报》，1999年5月16日，第1版，数据由原点市场研究公司资料中心提供。 \[6\]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4月29日。 \[7\] 《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2月2日，第1版。 \[8\] 《港澳经济》，1999年4月号。 \[9\]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24日。 \[10\] 该事故导致6人死亡、11人重伤。据披露，通江县境内的危桥还有数座，如沙溪境内长约180余米的双拱空心石桥桥体石块下落，铁佛境内长滩大桥的桥体已下沉等。 \[11\] 原载《经济日报》，《深圳商报》1999年5月9日第10版转载，《南方都市报》1999年5月25日。 \[12\]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20日。 \[13\] 《深星时报》，1999年5月9日。 \[14\] 《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年4月22日，第6版。这些工程事故共造成289人死亡、253人重伤。 \[15\] 这次审计发现，严重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等违反财经法规的案件达1,181起(《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12月7日，第2版)；过去六年来，全国粮食收购款总共出现了2,140亿元的大窟窿，其中800多亿元挤占挪用，其余皆为亏损挂帐。(《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10月13日，第2版。) \[16\] 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属社会福利性质，其改革在中国还刚起步，而费用的缴交属国家强制性，消费者并无选择，与其相关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故此处不涉及。 \[17\] 改革前，住房、教育、医疗等是社会福利分配的一部分，基本上免费分配给职工，所以长期以来职工的工资只含有基本生活费、并不包含支付这类服务的费用。现在，在改革中，这些服务的成本逐步转移为个人支付，结果教育和医疗的价格成倍上涨，这方面费用的支出大大超出了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笔者曾对一些家庭月入万元以上、家庭固定资产几百万以上者作过口头调查，连这样的家庭都深感难以承受这两项费用的上涨幅度；这些家庭比较了国内外教育的“成本”和“效益”后，往往干脆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接受教育，一半以上的家庭在中学阶段即让孩子出国。以此观之，只要国内的教育“改革”局限于收费与扩大规模这两项上，大涨价而不改革体制、不改善服务，那么这些流出国的钱是决不会再回流的。 \[18\] 养一台国产车的全年费用(包括车险、养路费用、汽油、维修、停车费用、车位费等)一般在1500至2000元，这大大超越了一般人的消费能力。 \[19\]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4月29日，第1版。 \[20\] “负供给”概念由张祥平先生首创，本文借用。见张祥平，“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经济分析框架的扩展和若干结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号。 （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4期）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美国应对“三大危险朋友”，态度有微妙差别
何清涟 台湾自5.20赖清德总统就职仪式之后，内外都没消停，内部是反国会扩权斗争，泛绿希望斗争结果与当年“太阳花运动”一样圆满；外事则是为了“惩戒”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的“新两国论”，解放军进行为期两天的大规模围台演习；演习结束两天后，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麦克·麦考尔（Michael McCaul）率领的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5月26日抵达台北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同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则及时表达：期待与大陆交流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谅解、和解。 尽管从一开头就知道中共军演主要是恫吓，但在自媒体上，“中国军队一战攻克台湾”的粉红呼声与“中共与台湾一战必亡”的灭共派之间的口水仗刷屏。我想借此机分析一下美国如今对待三个“危险的朋友”态度的微妙差异。 欧亚基金会报告：中国不是邪恶轴心成员 今年1月8日，欧亚集团发布2024 年主要风险报告。该报告列举了十大风险，面临“盗贼轴心”被当作全球第五大风险。这部分前半截主要谈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流氓国家”，自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他们一直在努力加强合作，到2024年，这些国家之间更深层次的结盟和相互支持将对全球稳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它们会增强彼此的能力，并在全球舞台上以越来越协调和破坏性的方式行事。俄罗斯将成为风险的主要推动者。 该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是流氓轴心成员。北京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但也没有支持入侵，也没有为普京的战争努力提供太多帮助，除了购买打折的石油和允许军民两用商品继续流通之外”；报告还指出，中国会继续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维持平衡；北京不希望俄罗斯与朝鲜走得太近——以上其实算不上预测，只是重复了美国对华“战略模糊”政策的判断。 该报告的结论其实也是重复华盛顿对华的外交说辞：中国常常从这三国的反西方行动中获益，并保持着事实上的亲轴心国中立政策，“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默许，轴心国的流氓活动的影响力就会更小”。该报告最后称，这四国“主要关注的是政权的生存和地缘政治利益。因此，他们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将是交易性的”，这一判断其实有误区，布热津斯基这位地缘政治大师（这一理论的重要创建者之一）的地缘政治的核心，就是基于利益的结盟而非意识形态的结盟。东盟国家的选择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报告的上述内容基本是老调重弹，但“美国的危险朋友”一节里，该报告的分析颇具现实主义考量。该报告称“美国的敌人正变得更加危险，但即使是它的朋友今年也可能将其拖入扩大的冲突”，然后将泽连斯基、内塔尼亚胡及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列为三位“危险的朋友”。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023年10月11日在布鲁塞尔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向媒体强调了美国同时应对“多战区危机”的能力，外界通俗解读为“美国有同时应付三场战争的能力”，在俄乌、以哈两场已经发生的战争之外，加进一场预期的“台海战争”。 泽连斯基\-乌克兰已经渐成鸡肋 自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入侵以来，总统乔·拜登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为其提供了 1,130 亿美元的军事和其他援助。然而，随着战争的拖延，美国国内对乌克兰的政治支持已经动摇，严重削弱了拜登今年继续提供援助的能力。如果川普在 11 月获胜，乌克兰人就可以告别他们最大的支持者（这是2024全球风险 #1）。在国内压力下，以及对美国支持减少和战场上日益困难感到沮丧的情况下，绝望的泽连斯基将冒更大的风险来扭转战局，并在川普可能就职之前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请参阅最大风险＃3） 。这包括对俄罗斯、克里米亚和黑海目标进行更激进的攻击，威胁俄罗斯做出反应，并可能迫使美国更直接地卷入战争。 这一预测正在变成现实。瑞士将于今年6月举办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邀请全球160多个代表团参加，瑞士外交部目前已确认有80余国与会，其中有一半是欧洲国家。泽连斯基呼吁美中两国领导人出席这次峰会，就如何制止战争统一全球舆论，并加大对未受邀出席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压力。 据报道，拜登此前表示，由于他的会议日程安排，将不会亲自出席在瑞士举行的峰会，而中国和巴西则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坚持认为“冲突双方”都应坐到谈判桌前——如果美中俄三国领导人都缺席这场峰会，那就成了一次表态大会。 以色列：美国两党精英都不能丢弃的盟友 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世界皆知，该报告用“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也是美国累计外援的最大接受国”来概括非常准确。该报告也很清楚地看明白一点：以哈战争初期，尽管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很复杂，但他仍然强烈支持以色列。但两国很快就加沙战争的进行和结局出现了公开的分歧，包括对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战后治理中应发挥的作用以及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行性等在内。拜登希望看到战争结束，而内塔尼亚胡有政治和个人原因让战争继续下去，甚至升级。 该报告的判断已被现实证明，面临大选的拜登陷入两难：他不敢丢弃以色列，犹太人将近80%支持民主党，犹太富商是民主党的主要金主；他也不敢放弃巴勒斯坦，民主党的基本盘青年学生、lgbtqi+、穆斯林群体为此发动数百场反战抗议。因为支持这场战争，美国与欧洲盟友当中一些国家正在离心离德。 5月23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以色列大使馆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说时，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此时正值内塔尼亚胡因攻打加沙的方式与美国拜登政府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民主党人为此愤怒。 对美台关系的判断符合现实 该报告指出：华盛顿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及其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对于阻止中国入侵和宣布从台北独立至关重要。尽管拜登一再表示美国将保卫台湾免受中国的攻击，但“战略模糊”仍然是官方立场，总统不想冒与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危机的风险。该报告认为，如果台湾选举副总统赖清德担任总统，因中国认为他是这一代人中最支持“台独”的台湾领导人，台海的不安现状将很快受到考验。 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在“战略模糊”阶段，经济战略被概括为“三条腿的板凳”，也就是关税、技术补贴和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限制措施变得清晰一些，但“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未变。赖清德总统在就职讲话中阐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引发了中国大规模军演威胁，摩擦很大却终未走火，美国暂不需要为卷入第三场战争伤神，但态度肯定是维持两岸现状。 赖清德在美国代表团到达当日发表的讲话，表明他对现实有清醒认识。早在2022年4月俄乌战争开打两个月之时，其时正值台湾群情激昂地称“台湾就是乌克兰”，不少台湾名嘴声称要用美乌共享信息战打垮中共，好些台青上乌克兰战场当志愿者之时，赖清德当时两度公开声称：“台湾决不能成为乌克兰”。也因此，赖清德在总统任上，在坚持他一向的“台湾不需要再次独立”、“两国互不隶属”这些主张时，会注意留出避战空间。 以上美国“三大危险朋友”与美国的关系是否化险为夷，除了它们各自面对的敌人如何行动之外，美国大选结果也是一个极大变数，其中，乌克兰这“朋友”关系最为脆弱，赖清德将继续在美中之间走钢丝。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06月0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02900 ）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中国股市的病根在何处？
5月以来，几乎与四川地震同时，中国股市也接连发生几场“地震”，股民损失惨重。由于境外游资与大炒家早已清仓离场，只剩下那些将家产全部押上去的小股民还心有未甘地恋恋于股市，希望政府出手救市，以图减少损失。 中国股市大跳水 5月以来，中国股市连续出现强烈“地震”，且“震波”不断加大。从6月9日至12日这4个交易日里，沪深A股总市值已由此前的21.66万亿元迅速大幅缩水，4天内A股市值损失近2.7万亿元，平均每天6,800亿元左右。有人计算，其时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账户约为1.15亿户，由于绝大多数投资者都同时拥有沪、深两个账户，A股市场的股民约为5,750万户，上述市值损失意味着A股市场的每位投资者平均每天损失1.18万 元。4天累计，每位投资者的平均市值损失近5万元。最让股民绝望的是，被股民寄以厚望的中国石油也无法止跌。 6月18日的全线普涨让业界人士为之一振，以为大量游资进场，股市回春有望。没料想仅是昙花一现。6月19日，中国股市再现“黑色星期四”，6月20日，沪深两市在震荡中走出了红线，沪指冲高后回落，最后报收2,831点。 中国股市这一轮“牛市”行情从2007年1月发动，至2月16日冲破3000点大关，此后，境外游资（其中不少是中国出境漂白的游资）不断涌入，中小散户纷纷进场，硬是将中国股市拉抬至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其时中国股市总市值高达40多万亿。与那时相比，6月20日的中国股市，市值缩水高达20多万亿元。 没有赢家的股市？ 谁在股市里赚了钱？为解答这个问题，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与搜狐网、和讯网、东方财富网等联合做了一项调查。调查时段自2007年1月1日开始，至2008年6月17日，共有764,588名投资者参加了这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2.51%的投资者亏损，盈利的只占 4.3%，勉强不亏的占3.15%。在亏损者当中有59.98%的人的亏损总额占其金融货币财产的50%以上。 当询及导致中国A股大幅下跌的原因时，接受调查的人当中，有81.85％的投资者认为中国A股市场调控及监管有问题，有12.22％的人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朗，3.42％的人认为最主要原因是外围金融市场动荡，还有2.51％的人认为最主要原因是油价持续攀高――从我对中国股市的观察来看，认为中国A股市场调控及监管有问题的答案多少接近事实真相，而后三种看法的人对中国股市的基本性质都缺乏了解。 中国股市：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中国股市从其诞生之日开始，就是一个圈钱与财富再分配的场所。最开始是一批先知先觉的企业有效地利用了这一交易平台圈钱。总理朱镕基最开始想“规范整顿”股市，折腾了一番后发现难度实在太大，于是产生了一个聪明想法：与其让别人在股市圈钱，政府来收拾烂摊子，还不如政府自己圈划算。于是将大批经营不善且资金饥渴的国有企业推向股市，利用股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救死扶伤”。尝到了甜头后，本届政府比朱更大胆，干脆利用股市成功地化解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大量坏债。 这样一个股市注定充斥着投机者。股票的上涨根本不是基于企业的业绩，而是基于有无炒家在拉抬其市价。没有任何人想长期持有某企业的股票，都是追涨杀跌，轮番炒作。对这样的股市，政府如何监管？又有谁有能力监管？ CCTV的调查其实漏掉了股市的真正赢家：上市企业。许多国有企业本来不是生命垂危，就是病入膏盲。当它们通过股市成功地圈到了大批钱后，方才起死回生。即使后来逃避不了死亡命运的企业，至少也通过股市资金续过一段命，而这一续，至少改变了许多国企负责人的命运，让许多上市的利益相关者不同程度地获利。只不过，他们都是隐形获利者，很少人有宣染这一点。 与欧美包括亚洲的股市相比，中国股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政策市”，没有政府积极的政策倾斜与扶持，不会有股市的繁荣兴旺；但也正因为政府的扶持目的与方法都出于自利的需要，中国股市始终有“病”。 银行业：中国股市的最大受益者 但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个股市存在可以化解一些经济风险。 多年来，中国银行系统的巨额坏帐（最高时曾达9,110多亿美元）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心头大患。经济观察人士一直认为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经济危机的引爆点。有那么几年，中国政府曾想尽方法，试图将中国银行中的巨无霸――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推向华尔街圈钱，以转嫁金融风险。但此举因华尔街设置的门槛过高，最后只好转向香港与中国A股市场。在中国A股市场陆续上市的银行计有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华夏等多家。银行股最红火时，其总市值曾占中国股市市值的一半。 对比中国银行业上市前后的坏帐率，就可以知道股市的存在以及政府掌握股市的操控权，对中国当局来说是多么必要。 由于中国银行业的坏帐率对世界来说都是个秘密，为便于比较，此处只引用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4年3月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为18,900亿人民币，约占贷款总额的19%。但从2006年以来，各银行陆续上市之后，情况大有改观。到2007年末，中国、建设、工商等五家大国有银行总资产2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亦降到历史新低，平均不良率仅为8.05%――须知这些年中国银行业除了裁员之外，其经营手段并未有明显改善，腐败也并未大幅减少，由于房市下跌、企业破产及股市下跌，新的不良贷款在持续增加。如此情况下不良贷款率大幅减少，股市圈钱之功实不可没。 对于这样一个为政府自利目标服务的股市，期望它“健康发展”，只能说是期望者过于幼稚。 （原载《看》周刊，2008年7月3日，第1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曹长青∶口试通知书泄露蔡英文假博士？
蔡英文博士论文/证书等遭很多质疑。蔡本人不出面解释，公器私用，由总统府开记者会，拿出一堆文件，博士证书就有不同的三份，而且是不同校长签名（两次补发），也是创了世界纪录。 蔡英文被强烈质疑的一点是∶如果她当年参加了论文答辩口试，那就应该有评审教授。按伦敦大学规定，至少是两名教授评审。像当年用捐款获政经学院博士的利比亚卡扎菲的儿子，他的评审教授Meghnad Desai在英国《卫报》发文说，当时他是作为校外教授参加了对格达费儿子的口试评审。他说另一名是校内的，共两名。 蔡英文如果有参加论文口试，两位（至少）答辩教授是谁？蔡始终不提供。在其自传《洋葱炒蛋》中，蔡英文提到几名评审教授讨论两个多小时，认为她的论文太精彩，要给她两个博士学位，最後给她一个半（不是开玩笑，而是说真给了一个半）。且不说这是个已经让所有人嘲笑的一目了然的谎言，因为哪里都没有读一个专业给两个或一个半博士的，既然蔡英文那麽清楚地记得评审教授的讨论，怎麽却连教授的名字一个都不记得呢？被问了千百遍了，为什麽至今一个都拿不出来？！ 而且，那麽高度评价她的论文、赞赏到要给她两个博士的评审教授，蔡英文居然在《自传》中一个名字都不提，更无一个字的感谢，这太不合常情常理了吧。什麽事不符合常情常理，就必须打一个问号。是蔡英文把评审教授们的名字全忘掉了？如果真忘了，35年来哪天都可以马上去学校查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压根就不存在要给蔡英文两个博士的评审委员（口试委员）。 蔡英文根本没有博士论文评审委员的另一个证明是∶按照伦敦大学的规定，论文口试答辩通过後，评审委员要写一份共同意见书，写明通过的理由。而蔡英文为什麽到现在都拿不出这份意见书？35年都拿不出来！ 在这次总统府记者会上，发言人黄重谚解释说，不是每个博士论文（指递交给图书馆的典藏本）上面都印有评审委员的意见书。但是，即使不印在博士论文上（其他很多人的论文上面都有这一页），那麽起码应该有这样一份意见书吧？它在哪里？为什麽从不见踪影？ 伦敦政经学院的学位论文答辩有总共47条规定，非常详细，其中第36、37、38条规定，论文答辩通过後，必须（必须！）有主持答辩的几名评审委员的共同意见书、委员的各自签名、答辩日期、答辩人名字等。然後这个答辩通过通知书，正式由该学院的学术注册委员会（the Academic Registrar）寄给答辩人（即博士候选人）。请见这个规定∶https://info.lse.ac.uk/staff/services/Policies-and-procedures/Assets/Documents/guiConResExa.pdf 蔡英文没有这份重要的评审委员共同意见书，说明她没有通过论文口试，当然就没有获得这份口试通过的通知书（共同意见书）。或者她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论文口试。 但这次的总统府记者会上，发言人拿出一份文件，说是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口试通过的通知信。请读者注意，那不是有评审委员各自签名的那份共同意见书，而是学院负责学位注册事务的主管发出的通知信。 不管怎样，有这样一份通知信，也可证明当年有参加过论文口试，并获得通过。但是，这张通知信又是一个复印件（不是原件）。这里之所以强调复印件，是因为在电脑合成、复印技术高超的今天，什麽文件都可拼制出来。复印件是令人生疑的。 我们假定蔡英文提供的这个复印件是真实的，是出自当时的伦敦大学。但是，与该大学类似通知书比较，可很容易看出，这次蔡英文提供的通知书涉嫌伪造。 大家请看下面这张图，左边是总统府记者会拿出来的，声称是1984年蔡英文获得口试通过的通知书，右边是1991年该学院给一位先生发出的通知书，两相比较，问题一目了然。我把这张图上有人用红色标记展示的不同，用文字再描述一次∶ 1，右边那张，有personal 字样； 左边蔡英文的那张没有。格式不一样。 2，右边那张，右上角的日期，是按英国正规日期写法∶3 July 1991； 左边蔡英文那张是∶8 February, 1984。多了一个逗号，不是英国常规日期写法。 英国正规大学的行政部门，每天做这种事情的人，在这种细节上弄错的可能性小到几乎没有。 本人上网查了一堆英国信件，除了有美国人写的完全按美式的（February 8，1984），其它英式的，基本都是 8 February 1984 这种格式。虽然也找到一份有逗号的，那是1949年发出的，很早的时代。有英国的朋友提供了英美日期标准写法的网页，从中更可看出英美写法不同∶https://www.englishclub.com/vocabulary/time-date.htm。 蔡英文的通知书有这种差错，是不是出自不高明的造假人之手？ 3，右边那张是∶Dear Sir, 两个字母是排得很齐的，显示是一起打字的； 左边蔡英文那张的 Dear 与 Madam却不是一般齐，Madam比 Dear 低了一些，显然不像是同时打字的。这就不排除，是把原来那个位置的 Sir 涂掉，换上了 Madam，可惜又是不高明，没对齐，再次给出明显的伪造痕迹。 4，右边那张有这样一行话∶ A copy of the Examiner’s report on your candidature is enclosed with this letter for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中译∶口试评审委员对你论文的报告（即共同意见书）副本随此信一起附上给你个人存档)。 左边蔡英文那张，就没有这段话。那这个涉嫌伪造的通知书上为什麽不加上同样一段话呢？因为如果加上，就有个要提供口试评审委员共同意见书的问题。而蔡英文拿不出这个共同意见书，於是索性就不要这段话。 5，右边那张，在学术注册主任落款处有一句英文∶「Yours faithfully」； 左边蔡英文那张是∶「Yours faithfully, 」，多了一个逗号，这是美式落款。 6，右边那张有学术注册主任 G. F. Roberts（Mrs.）的签名； 左边蔡英文的那张没有任何人的签名。没有签名的文件，等同一张废纸，没有法律效用。 7，右边那张左下角的邮寄地址处「Road, 」，後面有个逗号； 左边蔡英文的那张Road 後面没有逗号，格式又不一致。 尤其是寄给蔡英文的地址，写的是 Taiwan。在1984年时，蒋经国仍统治（1988年才解除党禁报禁），邮信地址会写Taiwan，而不是 Republic of China，或加上ROC？而Taiwan 的使用，好像是二千年台湾有了政党轮替之後吧？这个要请有经验的海外台湾人回忆、认证。 上述这些格式不同、日期写法不同、英文单词排列高低不同、尤其是没有说随信附上论文口试通过的评审委员共同意见书、更没有学术注册主任的签名等等这麽多问题都展示，蔡英文拿出的这张口试通过的通知书可能是伪造的。如果最後证实这张是假的，那蔡英文的所有文件都不可信，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就这一纸假文书的严重性，已经足够把蔡英文的全部诚信撕得粉碎。。 更何况，围绕论文和博士学位，蔡英文的谎话已经多到数不过来了。简直到了可怕程度。选举是一时的，而诚信的价值是永恒的。如果为了选举，就容忍撒谎欺骗，那台湾无论有多少次选举，也跟对岸没多少区别，因为他们都接受同样欺骗的价值，都可以为了权力不择手段。 2019年9月29日於美国 这个口试通知书的对比图片，请见∶https://cq99.us/taiwan/2019/09/6587/ 2019-09-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中国为何成了“整形共和国”
美国三大无线电视台之一的ABC台，八月底播出题为“中华整形共和国”的专题报导指出，根据“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ISAPS）的最新报告，中国的整形市场已居亚洲之冠，全球排名第三（仅次於美国、巴西），占全球市场的12.7％。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现已成了“中华整形共和国”（Plastic Republic of China）。 该报导说，中国的整形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在北京，高中和大学生占了近八成。中国的年轻人比亚洲其他地方的人更爱美、更有钱（整形很昂贵）吗？可能都不是，而是中国的就业市场迫使她们去整形，因为这样比较能找到工作。 中国年轻人所以刮起“整形风”，主要因为中国的女性就业歧视等，早已成为中国的风潮，女性在找工作等诸多方面，都受到歧视，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共产党炫耀的什麽中国“男女平等”，“女性是半边天”等，都成为一种自我嘲讽。 早在几年前，法国《世界报》就在“中国存在性别歧视”的专题报导中举例说∶21岁的重庆大学女生刘丽（译音）就业应聘时，在上衣藏了答录机∶一个中年男性考官问她∶“你有男朋友吗？”“你赞成婚外性行为吗？”“如果客户对你提出性要求，你造择合作还是拒绝？”刘丽断然拒绝回答这些问题，摔门走了。她气愤地对记者说∶“这些问题跟我应聘的职位之间有什麽关系？这完全是个人隐私！”刘丽曾想起诉他们，因有录音证据，但最後还是放弃了，担心公开诉讼可能对自己将来找工作更不利。 德国的《南德意志报》去年底报导说“中国就业性别歧视问题趋於严重”，连许多中国国有企业和部委都几乎只招收男性。许多中国女性突然发觉，尽管她们上了大学并成绩优异，但仍无望得到一个职位。一名遭拒的北大女生说，该部委招聘人员当面对她说∶“你太矮了，我们只要1.65米以上的。” 性别歧视在中国不是秘密，连官方的《中国妇女报》也报导说，一些企业明确规定“不招收女职员”，或要新招收的女工在合同上签字保证“合同期间不怀孕”。 在中国失业率攀高，下岗严重的情况下，“在城市，跟男性相比，女性被解雇的机率更大。”北京《中国日报》说，即使女工保住了工作，她们的平均工资也比男性低30%。而在农村地区的性别歧视更严重，农村妇女的自杀比例高得令人不安。 几年前《中国青年报》做的民调（在六千人中）显示，三个受访者中，有两个以上认为，中国存在“性别歧视”。其中四成四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难找到工作。 2009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用了近一年时间，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在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做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的性别歧视现象非常严重∶平均每四个女性，就有一人因自己的性别而被用人单位拒绝录用；甚至在签《劳动合同》时，被迫签订“禁婚”、“禁孕”条款。 调查发现，九成以上的女大学生求职时，感受到性别歧视。56.2%的人在求职中遭遇过性别、户籍、学历、外貌、健康等就业歧视。在北京地区，不是本地户口求职遭拒的比例，高达93.9%。使中国的首都可能成为全世界最排外之都。 媒体报导说，中国年轻女性的流行语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一些女性把自己袒胸露肩的照片贴在求职信上，或在简历写上“乐意晚上去喝酒”。一名女性在谋求一个办公室职位时甚至提示说，她在天津选美比赛中得了第二名。 虽然近年不论东方、西方，都有肥胖问题，很多人减肥瘦身，但中国的女孩子减肥，很多却是为了“工作需要”。据一份对女大学生的调查，有七成以上的女生在减肥，其中大部分人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有评论说，因很多用人单位以“曲线”论“英雄”，不够“曲线标准”的会四处碰壁。这仍是一个围著男人转的世界，许多女性不得不进行这一“形象工程”。 到过西方旅游或留学的中国人，坐西方的飞机时，马上就会发现，西方的“空姐”远没有“空大妈”、“空奶奶”多。但中国的空姐，个个年轻、苗条、漂亮，几乎像选美小姐的候选队伍。因中国空姐招工，如不符合这些身高、脸蛋等的形象要求，就别想飞上天。 现在连中国政府的公务员招工，都明目张胆地有歧视条款∶据今年四月中国政法大学公布的《国家公务员招考中的就业歧视状况调查》，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北京、黑龙江、浙江、广西四地的国家公务员招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八种就业歧视。例如，报考公务员的资格之一为“年龄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等於人为地排除了任何其他年龄段者成为公务员的机会。 这还是中央国家机关，在小地方，就更肆无忌惮了。例如前年广东阳东县公开招聘政府接待人员，条件竟然是∶“身高1.62米以上，未婚女性，五官端正，举止大方，能歌善舞，能饮白酒一斤┅┅”。有明确的身高和婚姻状态要求，已是歧视，还具体规定能喝多少白酒，恐怕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政府招工有这样的荒唐条款，这等於是公然把女性当交际工具。 在就业市场激烈竞争的中国，女性自然成了最先受冲击的对象。但中国女性仅仅靠“整容”就能真正塑起自信、自尊，并更有市场竞争力吗？中国成了“中华整形共和国”，女性就能真正站起来吗？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女性即使个个都成了西施，或许不仅不能地位提高，反而更沦为工具。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10年9月7日 2010-09-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曹长青∶川普的中国政策与基辛格
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对台政策很清楚∶不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因为它不能代表整个中国，这是一个真实，也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同时美国也无法承认台湾是个国家。道理更简单，「台湾」只是个地理名词，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法律意义上叫台湾的国家。 美国的对中国政策也很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但不承认北京宣称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美国有《台湾关系法》对台提供保护，阻止中国并吞。但对这一点，美国不愿公开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特点是，对北京代表中国，愿意清晰大声说；对台湾不属於中国，选择战略模糊，只做不说。 现在川普上台，跟蔡英文通话，称她「台湾总统」，预示这个只做不说的「战略模糊」可能改变，美台关系也要朝向「战略清晰」。 清晰到什麽程度？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波顿（John Bolton）撰文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是1972年制定的，时代在改变，台湾已迈入民主，中国崛起扩张，美国的一中政策应与时俱进。波顿提出，美国应强化「美台关系」，尤其军事关系，甚至恢复驻军台湾。 波顿的声音不是偶然，反映了很多美国有识之士对民主台湾的认知与支持。川普政府的很多阁员「亲台」，但没有一个亲中派。川普本人也曾对中国尖锐批评。这些都给人强烈感觉，美国的一中政策，可能朝向对中国更强硬、对台湾更友好的方向。 波顿VS.基辛格 川普是以反「体制内」而当选的。但在美国国务院，学界等，有太多体制内派，或者说墨守成规派。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理论（和老资格的）靠山，就是所谓「打开中国大门」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即使川普，也在当选不久就跟基辛格见面，请教对中国政策。 如果说波顿代表的是美国新生的、要改革一中政策、更多倾向民主台湾的力量，基辛格代表的则是美国守旧的、要维持倾斜北京的体制内派声音。 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会如何？波顿虽然代表很大的改革力量，但基辛格是外交元老，而且人老体不衰，虽已94岁，仍热衷穿梭中国（他访问中国50多次）。川普当选後，他又前往中国，两边传话，意图保持美中关系在体制内的老路。 基辛格不仅是外交大佬，在政治光谱上还是共和党保守派，有众多体制内拥护者，连川普也视他「资深」，对「基辛格博士」相当礼遇。 川普上台後，美国外交圈盛传，基辛格建言，美中应签署《第四公报》。美中关系的基石是三个公报（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基本精神都是强调一个中国（北京代表中国）。基辛格建言签第四公报，就是要把原来的三公报再强化，要把川普政府套牢在传统体制派的「一中」里。 权谋外交没有成旦L 但基辛格一生致力强调的「现实政治」外交，其实是权谋外交，善於妥协和交易；看重的是利益，而不是原则。但这种权谋外交，看重利益，却根本没有得到利益，并没有真正成旦L！ 英国知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研究基辛格的专家，他去年出版基辛格前半生的传记∶《理想主义者基辛格》（Kissinger,1923-1968:The Idealist）。该授权传记长达1008页，凭厚度也是巨著。 大概因为是授权传记，所以弗格森对基辛格的评价多为正面、肯定。但这本巨著目前只是写到1968年，而之後基辛格才当国务卿等，影响政府外交政策。弗格森如写下卷，会怎样评价基辛格的「现实政治」不得而知。 弗格森认为基辛格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书中提供的史实却难以佐证。按弗格森的引述，基辛格在政治上一出道，就是游走於美国两党（更是两种不同理念）之间，左右逢源。他曾支持保守派的洛克菲勒，但又在左翼的约翰逊和肯尼迪政府做顾问。这种做法本身，就透出几分机会主义的灵活。 虽然书只写到1968年，但毕竟涉及「越战」。弗格森说，基辛格以政府顾问身份去了几次南越，就得出结论，军事手段打不赢，只能外交解决，美方要对北越让步，有所妥协。弗格森用很多篇幅和细节描述基辛格怎样力图说服当时的约翰逊政府接受他这种「现实政治」理论，但没有达成。 弗格森也批评说，基辛格的这种「现实政治」是幻想，因河内政权是一种革命暴力，它毫无诚意谈判妥协，只想把美军从当地赶出，把南越纳入共产统治；北越接受谈判只是玩手段，为他们在战场上获得更有利地位。 打开中国大门，只是个神话 尼克松当总统後，基辛格出任国安顾问、国务卿，这种「现实政治」有了市场。基辛格主导了美国与北越谈判，最後河内如愿以偿，美军撤出，南北越被统一於共产统治。这种所谓「现实外交」，不仅是权谋，更是妥协、投降，根本不是实现，而是彻底失败。 南越被统一，人民被奴役；基辛格博士不管了，他到挪威领诺贝尔和平奖去了。当时他跟北越领袖黎德寿共同获奖。他俩缔造的所谓「和平」，就是把南越推入共产奴役。正如奥威尔《一九八四》「老大哥」逻辑∶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 基辛格更大的「现实外交」是所谓打开中国大门，「联合中国，对付苏联」。但今天回首，这件事跟当年与北越谈判一样，也是妥协到投降。可从三点看出∶ 第一，苏联解体後的档案证明，当时莫斯科没有攻打中国的计画。毛泽东渲染苏联威胁，建构军事三线，发动民众挖防空同等，只是转移国内矛盾（文革造成巨大政治经济危机）。毛并不认为苏联真要进攻中国。所以基辛格的「联中抗俄」缺乏事实基础。 第二，即使弗格森也在书中比较说，虽然中苏都是共产国家，但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情况就开始变化（缓解）；而毛的中国，对外向世界输出革命，对内发动文革造成百万人丧生，他们才是更大的威胁。基辛格强调「联合小邪恶，对付大邪恶」，但当时中苏比较，毛的中国更邪恶。所以基辛格的判断也是失误。 第三，由於前两项，导致基辛格的「联中遏苏」战略没有实质成效；反而使毛泽东们获得内外巨大利益。在内部，1972年毛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近尾声，灾难完全展现，毛的声望大跌。在这个时候，美国对中国政策解冻，尼克松与基辛格访问北京，等於给毛政权打了一针强心剂，增加了毛的帝王自豪感和共产中国的合法性。从72年尼克松访华到76年毛去世，中国国内的政治镇压，经济国家垄断，思想文化封闭控制等等，所有一切都毫无改变。所谓基辛格的打开中国大门，只是神话。只是几年後，随著这个打开的大门，红色中国走向国际，更有机会在联合国等舞台对抗自由世界。所以北京的共产领袖一直把基辛格视为朋友，甚至恩人。 坚持原则才打赢冷战 正因为历史如此，2011年基辛格出版《论中国》（On China）一书，大谈他打开中国大门的贡献，当年见到毛的秘辛等等时，大西洋两岸媒体，像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书评，对这位「中国通」的大作多有批评。 美国学者葛瑞蒂（Patrick Garrity）在对弗格森的基辛格传记的书评中也直率指出∶构成讽刺的是，最後赢得冷战胜利的，恰恰是七十年代拒绝基辛格理论的那些人，他们的领导者雷根後来当选了美国总统。在雷根领导下，美国不再实行基辛格那种「世界多元平衡」战略和所谓「现实政治」的权谋，而是强调原则，坚持理念，强势对抗共产主义，最後导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强，重建了自由世界为主导的全球秩序。 今天，如果川普继续沿著基辛格的外交路子走，那麽他成左渐i能性很小。但如果他能延续并强化当年雷根总统那种注重原则理念的强势外交，就不仅会为美国自身，也会为自由世界争得最大的战略利益。 ——原载台湾【看中国】月刊2018年4月号 2018-04-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左派法官在敲碎美国的根基
美国的左派阵营主要有五大块：大学教授群体，主流新闻媒体，好莱坞，律师和法官，工会。其中法官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法官判案，起著对社会导向的作用。这就是为什麽上次佛州高院和这次旧金山联邦法庭干预选举，引起全国媒体的激烈争论。（最高法院最後裁决，不是干预选举，而是纠正佛州法院对选举的干预。） 「加州选州长，要重演上次总统大选纠纷」，不少媒体的大标题这样说；因为还没选，官司就打上法庭，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三名左派法官上周裁决，不可按期（10月7日）选举，理由是有些投票机陈旧，不合格。 一时加州以至美国舆论哗然，有报纸评论说，这是左派法官为了帮助现任州长而做的拖延之计。戴维斯去年底就是用这些所谓「不合格」的机器「选」出来的，那个时候不提机器陈旧，现在要选掉他，就说机器不合格了，这明显是在玩政治，保护戴维斯不被呼声越来越高的共和党候选人施瓦辛格「终结」。 在舆论呼声下，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决定召集11名法官，重审这个案子，22日开庭辩论，C-Span电视现场直播，23日上午做出裁决，否决了3名左派法官的裁决，使加州选举能按期在两周後进行。 虽然原来的裁决被纠正，这三名法官的判案，也再次反映出美国司法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左派法官占多数的法庭，在判案时往往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法律和常识；很多离奇的裁决，显示美国的法院越来越左倾。 去年7月，该庭三名法官的一项裁决就曾引起全美一场风波，因为他们判决学校的「忠诚誓词」（其中有「在上帝之下」这个短词）违宪。当时美国参议院以99对0票通过决议，谴责这项裁决（知名的右翼参院外委会主席赫姆斯因病无法投票，否则就是百分之百。後来这项裁决被该法庭多数法官否决）。而据美国CBS电视台报道，同是这个法庭，却裁决在公立学校宣讲伊斯兰教应受到保护。 《华尔街日报》昨日就此发表题为「第九巡回法庭」的社论说，「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再次证明它是美国土地上最发疯的法庭。」他们的判案越来越离谱。例如，加州一个刑犯，为了生孩子，要求狱方把他的精子寄给他的妻子。狱方不同意提供这种服务，狱犯就告到法庭，结果这个法庭的三名法官竟裁决那个犯人胜诉。这简直像个电视脱口秀的笑料。（後来该庭多数法官重新审理纠正了这项裁决。）由於这个法院的裁决经常太离谱，在过去10年中，有约75％，即四分之三的裁决後来被美国最高法院纠正，其中三次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做出的。 美国的这种左倾法官的离奇判案，不仅在加州，在全美范围也越来越多。像1992年美国著名的案子，当年79岁的老太太史特拉·利柏克（Stella Liebeck）因自己把刚买来的热咖啡不小心洒在腿上，竟起诉麦当劳店，说他们的咖啡热度太高，造成她皮肤烫伤；最後左派法官竟判她胜诉，裁决麦当劳店赔偿16万美元，惩罚金48万！ 後来美国有个团体用这个老太太的名字设立了「史特拉奖」（Stella Awards），每年评选美国最荒唐、离奇的案例。去年评出的有：俄亥俄州的律师沙夫尔在乘坐Delta飞机时，邻座恰好是个大胖子；他随後起诉这家航空公司，说他被迫和这个肥男人紧挨渡过2小时，如同强迫「结婚」，索赔9万5千美元。另一案是因多项重罪而服15年刑的犹他州犯人莱斯，声称他信仰「吸血教」（Druidic Vampire），要和女吸血教徒有性关系，并要求狱方必须提供血供他吸，否则就是剥夺他的宗教自由。 去年五月，《华尔街日报》还报道说，旧金山一个240磅的女性被健身俱乐部拒发教练证书，因为俱乐部有身材要求的规定。她到市人权委员会上诉，说「身体歧视」；当时旧金山还有一个案子在审理，是当地芭蕾舞团拒绝了一个女孩的申请，因她长得太矮，太男性化，不符合他们对女芭蕾舞演员身材的要求。结果，那个健身俱乐部怕输官司，和那个240磅的女性「庭外和解」，取消了对体重的要求。 看到这种案子，总是令人吃惊，因为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如果是个大胖子，那谁还相信你这个俱乐部的健身效果呵；看那一身肥肉的「教练」在那气喘吁吁，你还健什麽身呢。如果是个矮胖子在台上费劲儿地跳芭蕾舞，那还不如去看日本相朴。《华尔街日报》当时对此发表社论说，如果这麽发展下去，那下次300磅的男人就可起诉麦当劳，说他们的肥胖是由於汉堡包的味道太好，他们没法拒绝造成的。胖女人也可以起诉好莱坞，说她得不到《漂亮女人》（Pretty Woman）中朱丽娅．罗伯茨那个角色。 这种「政治正确」的做法，在很多法庭越来越流行。例如，几个星期前《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家麦当劳的女员工因小时患病而脸部生理扭曲、落下严重残疾，因而她被雇用後，一直被安排在後台厨房工作。干了几年後，她提出应提拔她做经理，在遭到拒绝後，就上诉法庭，说是该店「歧视」残疾人。而麦当劳解释说，确实无法提拔她做经理，不仅因为她的能力不够，还因为如果她当了经理，就得去前台，那麽她的严重扭曲的脸部，会把来就餐的孩子们吓坏了，顾客会逃走。报上刊出了这位女士的脸部照片，确实挺吓人，比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个丑陋的敲钟人还令人恐怖。当然，这位女性是不幸的，麦当劳当年能雇用这个人，已经表现出相当的人道情怀；今天不提拔她做前台经理，是可以理解的，你总得有点常识，如果顾客都被吓跑了，那这个店还怎麽开下去。但「政治正确」的法庭，又是裁决麦当劳败诉，还要求速食店赔偿这个残疾人精神损失费。至於那个店是否还能开下去，左派法官则就根本不管了。 近年更有不少案例是控告烟草公司。香烟盒子上明明写了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但这些烟民仍在吞云喷雾，等到患上肺癌等疾病之後，就状告烟草公司。在左派法官主导下的法庭，很多烟民都胜诉，烟草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又是被痛恨资本主义的左派们痛宰的对象，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个亿地赔偿，以至大的烟草公司，不得不开始逃离美国。 从上述那个告麦当劳店咖啡过热的老太太史特拉，到这些告烟草公司的烟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到他人身上，利用美国左派法官的「政治正确」，敲诈商业公司和社会。《纽约时报》8月10日刊出一份纽约市卫生局对爱滋病人的调查结果，在一万名HIV感染者中， 40％承认上次「性活动」中没带保险套，30％说有两个性夥伴，34％承认有三个以上。而这些人却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没给爱滋病药物更多研究款，抱怨社会对他们照顾不够；他们不反省自己的滥交行为，却让别人承担後果，迫使纳税人出更多的钱，来支付他们巨额的医疗费等。 美国的左右派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到底个人应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右翼保守派一向强调的是，个人自律，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由每一个承担自我责任的个人，组成一个健康强大的社会和国家。而左派们则以个人自由的名义，鼓励甚至耸恿个人放纵，要求吸毒合法化等，颠覆很多人类的正向传统价值。而左派大学教授，还有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好莱坞，以及像CNN、《纽约时报》等左派旗舰媒体，则把这种个人放纵美化为「自由」，结果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像第九巡回法庭那样的左疯法官，通过他们离奇古怪的判案，政治越来越正确，道德越来越低下，结果等於是用法庭的小锤，一点一点地敲碎美国价值的根基。 2003年9月23日於纽约 2003-09-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难民问题——世界的难解之结
何清涟 世界难民问题成为最难办的政治问题。就在联合国就缅甸若开邦大屠杀周年严厉谴责昂山素季，并准备就委内瑞拉难民问题在9月17-18日召开中南美十三国外长会议之时，美国国务院于8月27日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 UNRWA）机构的运作方式、资金使用等提出严厉批评，宣布将中止对UNRWA的所有资助。 从资格最老、几乎成了“世袭”的巴勒斯坦难民，到最新产生的委内瑞拉“移民”，都遇到了世界不再帮助消化的难题。 因难民问题，昂山素季失去了多项人权奖 涉及种族矛盾的冲突，往往历史成因非常复杂，国际社会介入之后，也不易解决。缅甸的罗兴亚危机就是一例。 罗兴亚人是居住于缅甸若开邦阿拉干地区的一个回教徒（穆斯林）族群，大多是在英治时期进入缅甸的孟加拉人，尤其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孟加拉V支队的后裔，英军当时为阻断日军通过阿拉干向印度推进，组建了一支由孟加拉人组成“孟加拉V支队”。但英军撤进印度之后，V支队并不抵抗日军，而是致力于屠杀阿拉干地区的若开族佛教平民，强占土地。故此，缅甸政府至今仍称之为“孟加拉的非法移民”。2017年8月25日，150名恐怖分子向若开邦的24个警察哨所和缅甸陆军第552轻步兵营营地发动袭击，造成10名警员、1名士兵、1名移民官死亡，这引发了缅甸军队大规模清乡，捉拿恐怖分子，行动激烈，戮及无辜，对于青年男子更是直接就地正法，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从其定居的若开邦逃难到邻近的孟加拉，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外界用“种族清洗”甚至“屠杀”来形容缅甸境内迫害罗兴亚人的情况。 一场罗兴亚穆斯林难民危机，将集国际人权界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昂山素季女士变成了他们痛斥的人物，折射的其实是难民危机正成为难解之结。今年8月2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布有关罗兴亚人的调查报告，报告严厉谴责昂山素季未能利用她事实上的政府首脑地位和道德权威，来遏止或阻止若开邦事态的发展。昂山素季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让若开邦陷入人道危机的是恐怖份子的行为，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对缅甸形成的威胁仍旧存在。”在她发了这番言之后，爱丁堡人权奖被撤销，这是昂山素季被撤销的众多人权奖项中的第七个，在这之前，美国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牛津、苏格兰格拉斯哥、新堡、爱尔兰都柏林等都已陆续撤销颁发给她的人权奖。 昂山素季作为缅甸的民选领袖，对缅甸国内的民族矛盾之复杂与尖锐，自然与国际人权组织这些外部观察者的眼光、思考完全不同。在这种恩怨牵缠半个多世纪的种族矛盾中，她得将本民族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她过去在国际人权组织积累的声望，处理罗兴亚穆斯林的方式遇到这么强烈的谴责，可见在联合国为首的国际派代表的难民+宗教立场，与各国政府代表的本国利益的冲突已经非常尖锐。 前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最新调查称，缅甸军队对罗兴亚人的屠杀涉及国际法规定的三类罪行：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有必要对军人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这些决议要想落实，联合国得有强大的执行能力才行。历史经验证明，联合国强大的执行能力主要由美国支持。 委内瑞拉难民如潮，终成邻国不堪承受之重 因经济崩溃，几乎看不到改善的前景，数百万委内瑞拉人踏上了逃亡之路。据联合国高级难民署（HCR）和国际移民组织(OIM)公布的数据，自2015年陷入经济崩溃困境以来，人口不断外溢，目前在国外的委内瑞拉人大约230万，其中160万是2015年以后逃出来的，其中90%分布在拉丁美洲。 最初，拉美邻国都出于同情心而接受委内瑞拉的经济难民，邻国哥伦比亚在最近16个月中接纳了100万委内瑞拉人，并批准其中的82万人在本国居留合法身份。但三年多过去，如潮水般涌至的人数，终于让众多邻国啧有烦言。秘鲁、厄瓜多尔、巴西等国不得不开始想办法控制难民涌入。今年8月23日，联合国高级难民署（HCR）和国际移民组织（OIM）在日内瓦发布联合声明，批评中南美国家对委内瑞拉移民收紧接纳政策，特别指出厄瓜多尔和秘鲁两国针对委内瑞拉移民增加护照方面的新规定，例如秘鲁最近修改了对委内瑞拉移民的临时居住证规定。 委内瑞拉难民（联合国特意称为“移民”，应该是不想纳入联合国的安置范围）面临的问题，说明难民问题解决基本无解。与人口密集、民族复杂的亚洲相比，拉丁美洲比较幸运：拉美诸国居民属于拉丁语族（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种族冲突很少发生；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拉美政治严重左倾，在左派政治版图占拉美国家的80%的情况下，各国间人口流动连意识形态障碍都没有。但万事皆有“度”，哥伦比亚在收留了百多万委内瑞拉人之后，社会情绪发生了变化，从张开双臂欢迎变成排斥，很多民众要求政府减少对于委内瑞拉难民的财政帮助，而更多将钱花在自己国民身上。8月初，巴西边境城镇帕卡赖马（Pacaraima ）发生袭击委内瑞拉难民营事件。当地居民放火烧难民营，将数百人赶出国境。媒体报道称，巴西警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暴行。 联合国难民署与中南美13国外长将于近日举行会议，目的是希望中南美国家接收更多委内瑞拉的“移民”，从目前情势来看，只怕难以如愿。 欧洲对难民从欢迎到推托 2015年以来的难民潮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生态，各国都被恐怖袭击、强奸案折磨得精疲力尽。两年间，德国接收了共约120万难民，除了恐袭之外，还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德国社会从2015年9月欢迎逃离战乱和迫害的难民，转向对收容政策及难民融入的质疑。据法国《欧洲时报》今年2月4日报道，一项德国民意调查显示，近2/3的受访者购买了武器，以作防身之用；另有1/3的受访者坦言，“外国人和难民”是他们最害怕的群体。 法国早在2016年基本停止接受难民。 支持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欧盟委员会终于在2018年改变了态度。在6月召开的欧盟峰会上，经过极为艰难的谈判与磋商，各国达成了“共识”：在欧盟外建立难民收容中心，欧盟国家协议接回已在该国登记的难民。但会议开完之后欧盟峰会难民决议会几乎无法执行，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拒绝在本国设置难民营。埃及议会议长阿里（Ali Abd al-Aal）公开表示，埃及拒绝欧盟在该国建立难民收容中心，因为这样的计划违反埃及法规和宪法，合法登记的难民可以在埃及任何地方逗留，不能强迫他们呆在某个设施里。阿里还表示，埃及已接受了约1000万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巴基斯坦、苏丹、索马里等国的难民，已达到该国所能承受的限度。接受了约290万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已经不堪其负，每与欧盟发生些小小的不愉快，就声称要让这些难民过境去欧洲，欧盟只好赶紧用各种手段安抚。 在安置难民的问题上面，波兰、匈牙利为首的东欧国家拒绝为意大利、希腊分担部份难民。意大利因为不堪忍受难民带来的沉重负责，早已关闭了港口。 上述情形，被德国之声在今年7月1日的报导《欧盟峰会难民决议会打水漂？》中一言以概之：从开罗到华沙，反对在本国安置难民的力量正在形成声势。 联合国难民署的尴尬 联合国难民署是负责国际难民安置的，但现在面临着各国不愿意接收的困境。据该机构今年提供的数据，全球共有6,85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在6,850万流离失所者中，因躲避战乱与迫害而流亡国外的难民总数达2,540万人。 面对源源不断产生的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却越来越找不到愿意接收他们的国家。今年6月25日，难民署发布《2019年全球重新安置需求预测报告》，称全球需要被安置到第三国的难民人数在2019年将增至140万，但2017年只有7.5万名难民被重新安置。按照目前的速度，全世界现有的难民需要18年才能安置完毕。 在欧洲向中东难民打开大门之前，美国多年来是全世界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每年美国允许8.5万名难民入境，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接收难民的总和。2018年美国宣布退出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难民署失去了一个最大的慷慨接收国。如今，没有美国的积极配合，联合国的难民安置遇到了麻烦。 除美国之外，加拿大与澳大利亚都是移民大国。目前除了加拿大政府表示欢迎难民以外，澳大利亚从2012年年底开始执行严格的移民政策，严查坐船偷渡的非法移民，使得这些人根本无法在澳大利亚落脚。美国《纽约时报》曾于2009年11月5日披露，澳大利亚斥资3.7亿美元在其海外领地圣诞岛上建的难民拘留中心，将许多偷渡被截获的难民遣送到这里关押，这里的设施和防护措施堪称“21世纪的奥斯维辛”。但澳大利亚政府不为国际社会的种种批评所动。根据澳移民局统计，涌入的难民最后只有10%以“政治避难”的方式进入澳大利亚。现在，澳大利亚居民对非法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充满了恐惧。 联合国难民署遇到的难民安置问题，仅仅只用人道主义的大道理劝说各国政府，几乎难以解决的。无论什么体制的国家，都有个承受能力的问题，不可能接受源源不断、每年都在增加的难民。与其继续以前这种已经没有效率的工作方式，不如改变一下工作方向，游说联合国将工作重点转移至消除难民产生的根源。难民署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三分之二的难民均来自以下五个国家：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缅甸与索马里。若以上五个国家中的任一个国家结束冲突，都可能为扭转全球流离失所局面做出巨大贡献。 真正的难题在于：以往联合国决议之所以有效，在于美国愿意出钱出力牺牲本国军人生命去执行；当美国退出联合国各种机构之后，联合国的决议就缺乏执行力。 （原载台湾上报，2018年9月6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7408）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一带一路”三年之间大变身
何清涟 5月14日，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据中国官方介绍，这个为期两天的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提出3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表示要参会的国家共有亚、非、拉美与欧盟共百余个国家 。北京高调宣布：这是在世界出现逆全球化潮流的情况下，由中国搭建平台，习近平担任总指挥、世界各国合奏的一曲交响乐。 在华丽的表象下面，细心一点的读者就会发现，从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设想至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一带一路”从目标到资本筹集方式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目标：从输出过剩产能到当全球化新领军 2013年，中国试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以此为核心，筹划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蓝图，向国外大量输出过剩产能，评论者将此称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这词早就弃用，输出“过剩产能”也省略了“过剩”二字。从2016年1月亚投行开业之后，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宣传用语逐渐变化，越来越高大上，背后原因乃是美国政治的变化。 川普参与美国总统大选，以其反全球化的姿态横空出世，并誓言废除奥巴马的TPP协议。美国舆论与政界普遍反对川普，从竞选时就开始预言：美国退出TPP，就等于让出亚太地区的领导之位，让中共填补。到了11月大选尘埃落定之后，英美主流媒体一致悲叹，美国将放弃全球化领军大旗。英国《金融时报》立刻将“世界总统”这一位置的职能分拆为二，在《中国将引领全球化》一文中，将全球化经济领军大任授予中国；在《默克尔是西方衣钵的继承人》，将西方价值的接班大任赋予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支撑经济全球化的价值主张，即人权理念、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推广被从全球化经济领军的身上剥除了。 一向被视为“新闻自由之敌”的中国政府倒也当仁不让，加上TPP协议因没有美国加入而胎死腹中，于是趁机将“一带一路”计划当作中国力扛全球化经济领军大旗的起步机会：首先，将“一带一路”定义为一首需要众多乐手参与的交响乐，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交响乐的总指挥；其次，中国认为，大力推广一带一路已经具备基础条件，几个平台已经搭就：70个成员国、1000亿美元股本金的亚投行（2016年1月开张），其中中国认缴了股本30%多；中国投资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国投资兴建了4G时代的TD-LTE技术，促进 了这些国家的电联现代化。 重大变化：从中国出资到共同出资、共担风险 “一带一路”说起来庞大，其实是个可虚可实的计划。实，是指这两条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国家，本来就与中国有或多或少的经济联系，或投资、或贸易。世界上现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经与将近170个建立了经贸来往。基于这一现实 ，纳入一带一路只是形式上的变换；虚，是指纳入一带一路之后，对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来往到底会有什么变化？这完全取决于钱从何而来。从提出“一带一路”的设想以来，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下三方面：投资的钱从哪里来？项目的利润有何保证？有无投资风险，风险有多大？ 这些问题，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5月4日在中国金融杂志官方微信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要点是：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必须借助市场力量，以市场化融资为主，积极发挥人民币的本币作用。以撬动更多的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形成正反馈。 这篇文章不经由《人民日报》发表，各国政府及相关专家也许未曾注意到。但路透社却很敏锐地发现了这条消息预示的动向，立刻于同日发表一条消息（中英文皆有）：《周小川称“一带一路”投融资应以市场化为主 积极发挥本币作用》，意在提醒参会国注意。我不知道前来参会的110个国家是否都及时看到这条消息，以及看到后是否明白其中意涵。以周小川的中国央行行长身份、在“一带一路”北京峰会前夕发表个人署名文章，只能看作是中国政府向参会国吹风之举。 北京的算盘：人民币本币取代美元作为投资 中国政府希望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共同出资、共获收益、共担风险” ，可算是吸取了以往教训，即海外投资“麻烦项目”多，尤其是国企做为投资主体的项目，90%以上陷入失败。（《中国海外投资为何麻烦项目多？》，VOA，2016年6月23日）这想法当然比以前那种外援式的投资要聪明与现实，但各国能否如愿响 应，得看各国政府如何考虑了。毕竟，世界上只有极少数政府能像中国政府一样，充当巨额投资主体。大多数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当中，投资主体只能是企业，而企业考虑的主要是投资收益与风险，对项目的评估及风险评估，与政府完全不同。 但这还只是与会国一个较小的失望，更大的失望是周小川强调：要积极发挥本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使用本币开展投融资具有许多优势，包括有利于动员当地储蓄和全球资金、有利于降低换汇成本并维护金融稳定等。 不容否认，参会诸国当中，不少国家是奔中国那数万亿外汇储备来的。尽管中国政府的外汇保卫战打得非常艰苦，但这些国家一想到3万 亿这个数字，就会觉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京随便撕下一只小角，就够自己吃半天。因此，听明白周行长这条宣示之后，多少会有点失望。 但周小川行长需要考虑的是中国的长远大计：人民币国际化并逐渐取代美元霸主地位： “资金接受国可直接使用他国本币购买本币发行国的产品，节省换汇成本。随着资金接受国和资金提供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本币收入越来越多，未来也可直接使用资金提供国的本币偿还融资债务，节省换汇成本。” 试想：中国在一带一路中使用的各种投融资方式，运用开发性金融、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包括金融机构互设、金融服务对接、资本市场联通以及金融基础设施联通等等，都是为中国将要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服务，中国拿出来的是人民币，而人民币与美元比起来，实在太软了一点，虽然已经跻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五大储备货币，享有特别提款权，但实在算不上纸黄金。如果中国央行继续像以前一样开动印钞机，世界各国也会考虑：接受中国的人民币本币，贬值风险实在太高。 何解？就在今年4月，我写了一篇《人民币国际化为何事与愿违》，其中谈到，世界各国央行在2016年最后一个季度所持人民币储备为845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仅有1.07%，仅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中人民币的份额的十分之一、2016年10月，IMF将中国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将其权重定为11%，低于美元和欧元，但高于该篮子中的其他两种货币英镑和日元。更重要的是，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地位也在下降：从2015年下半年起，上述指标大多下降，2015年第3季度至2016年第2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由2.09万亿人民币下降至1.32万亿人民币，同期内人民币结算规模与跨境贸易总额之比则由32.5%下降至22.0%。 综上所述，这次“一带一路”北京峰会的与会诸国众多，会上的交响乐听起来也非常雄壮，但参与各国代表想到原本期望拿到手的可能是人民币与人民币折价的中国产品，还要自己再出一部分资金（共同出资）、共担风险，那兴头就减了许多，“一带一路”计划实施将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将是意料中事。 链接： 何清涟:产能过剩成中国经济“核威胁”-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述评(1) http://www.voachinese.com/a/heinglian-blog-china-marshall-20141115/2521813.html 何清涟:“一带一路”只算了半本帐-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述评(2) 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marshall-part2-20141118/2525497.html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5年5月13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one-belt-one-road-20170513/385080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报导桑兰案的喉舌出丑
从我当年在国内办《深圳青年报》至今，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中国的新闻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深圳青年报》是全国第一家用电脑打字排版的报纸，现在中国的所有报纸都告别铅字、告别毕升、用电脑在版面上玩各种花样了。中国新闻在技术、形式层面大幅进展，可以说跟西方没多大距离了，但在报纸的内容、本质层面，诸如真实、客观、准确、新闻平衡等等，别说跟西方仍有巨大鸿沟，甚至跟二十多年前相比，都没有多少改变。最近中国媒体就“桑兰跨国索赔案”的报导，就是典型一例。 原中国体操运动员、13年前在参加纽约运动会发生意外摔成残疾的桑兰，要来美国打官司，状告纽约运动会主办方、保险公司、以及她当年的义务监护人夫妇等，索赔18亿美元（後增至21亿），成为海内外华文媒体的热门新闻。 对这个案子，中国主要媒体都做了报导，中央电视台（CCTV）的名牌节目“时空看点”也给予专题报导。这个从网上可以调看的节目显示出，堂堂中国最大电视台的知名节目，严重缺乏新闻专业意识，更妄谈“新闻平衡”等基本的专业要求。即使对桑兰案这个和“党的政治宣传”没有关系的民事诉讼事件，也是一言堂的、一面之词的习惯做法。我这里谈的不是评论（opinion），而是新闻报导。 当然，这个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在技术层面做得相当不错，今非昔比∶节目背景很醒目，有桑兰索赔18项的分类，诸如违背美国哪条法律等，使观众对繁琐的索赔案能够在视觉上一目了然。女主持人也能口齿清晰地介绍案子的来龙去脉及背景等。 但在内容层面，则跟做新闻的专业要求背道而驰。对桑兰索赔18亿巨额、她的律师不断在媒体发消息的做法，网上有相当多的质疑∶这不是打法律官司，而是炒作。但CCTV的这个节目，却只是电话连线采访了桑兰和她的律师海明，而没有任何其他来宾，完全是一面之词。从新闻平衡的角度，对这样一个争议性案件，起码应该采访双方的律师，如果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无法采访到，那起码也应该找个懂得美国法律的华人专家、律师，或者国内的法律专业人士，提供不同的观点，平衡桑兰律师的一面说辞，给观众提供多元选择的视角。这是一个新闻节目最基本的做法，但中央电视台的王牌节目之一，从主持人到节目编辑、制作人却好像都完全不知道。 CCTV节目制作者不仅做新闻不专业，更缺乏对国际事务的基本了解，所以才能把桑兰律师海明的不顾常识的说法，照搬到中央台的屏幕上。例如海明说，“美国保险公司对桑兰有歧视性的区别的对待，美国保险公司说，你如果是生活在美国，是美国人，我们就全都照顾你。但是呢，你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那保险公司就不管。” 任何对美国这个体制有基本了解到人都知道，别说保险公司，任何一家普通商务机构，甚至私人企业，都不敢有任何带歧视性的条文规定。如果美国保险公司敢有海明宣称的那种说法，根本不用华人，美国白人（他们比华人更“政治正确”）早就把那家公司告上法庭了。 而对桑兰律师的这个“美国保险公司对桑兰有种族歧视”的说法，CCTV的主持人，竟全盘接受，没有一句质疑∶美国保险公司的什麽人，在什麽时候，对谁说过这样的话？对桑兰的保险事务，在哪个具体事例上是按那种说法处理的？ 节目中这个主持人问过一句，说桑兰索赔18亿，有人指责说是“狮子开大口”。海明的答复是，“指责的人只能是他们对美国法律不太了解。美国打官司就是说，你要打的项目越多越好，因为它最後有些项目会被删除的。如果你现在只开口要一千万，那最後给你删除、删除，剩不了多少了嘛，对不对？” 这根本不是一个专业律师在用法律条文说话，而明显是一个炒作者的梦呓。非常简单∶如果海明那种逻辑成立，那人们打任何民事诉讼官司，都应该事先索赔巨额天价，然後等法官往下减就是了。哪怕最後减到罚一百元，我也先要个十亿、八亿的。对这种完全不严肃、不专业、近乎街头无赖式的回答，CCTV的女主持人竟也是照单全收。也可能，作为政府喉舌，在专业水平上，她跟这位“律师”有对应性、般配了。 更离谱的是，女主持人竟然在节目结尾时，呼吁观众支持桑兰。在美国，绝不会发生节目主持人（无论是应该客观中立的新闻报导，还是带强烈主观色彩的评论）在讨论一个案子时，会呼吁观众支持哪一方的。因为这不仅不符合新闻原则，也不符合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虽然评论节目主持人会事先推测、判断结果，但却不会发动群众。 在中国，跟CCTV的喉舌地位能相提并论的，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而新华社记者杨明写的这个案子就更绝了，干脆写成了小说。桑兰案的最近发展，是一名所谓医生路平（没有美国医生执照）递交证词，说当年看到桑兰被她的义务监护人的儿子在盖著的毛毯下面性侵，好像他有透视眼。但那个所谓医生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只是一种说法，所以该指控广受质疑。但这个“说法”到了新华社记者（杨明）笔下，就变得如此栩栩如生∶ “一个全身瘫痪的17岁少女，在熟睡中，被一名成年男性奸污了！处女下体血迹斑斑，肥头大耳的男人气喘吁吁，他扔给少女几张卫生纸，他刚刚在一个毫无知觉的肉体上完成了一次兽性发泄，在一个刚刚摔成重残的姑娘身上实施了一次野蛮入侵！┅┅压在她身上的那个肥胖男人是监护人的公子，是她嘴里的哥哥，是她在美国的恩人，是完全不顾她的心理感受，把她当作泻欲工具的人。她压抑著本能的愤怒和厌恶，颤栗地悄悄问了一句∶‘为什麽出血了？’这不是小说和电视连续剧里面的情节，这是试图还原13年前发生在美国、摔成全身瘫痪的‘微笑天使’桑兰身上的一幕！” 当时根本不在现场，又事隔13年，杨明居然在北京“看到了”事发现场的“下体血迹斑斑”，看到性侵者是“肥头大耳”。这新华社记者比那个无照医生的透视眼还厉害。而且他的耳朵还是“顺耳风”，能听到13年前那个男人“气喘吁吁”，甚至还能听到桑兰的“悄悄问”。 在编完这样的小说情节之後，这位新华社记者开始义愤填膺地评论了∶“那个男人就是个畜生！┅┅我们无从知晓那个富代对她发泄过多少次，但我们能推测出桑兰当时的无奈、无助。” 在文章结尾，这位新华社记者承认，他对这一幕是“推测出”的。但作为一个权威机构的新闻记者，就真人真事，而且是一个正在打官司的，非常有争议的案子，怎麽可以随便写出这种明显煽情的推测文字？而且这种完全靠想像、编织的文章，居然发在中国《体坛周报》等报刊。杨明用新华社资深记者的名义，简直是在耍弄中文读者。 这篇东西，即使是一个没受过任何新闻训练的新手写的，都不能原谅（因为明知是编造），更别说杨明这种“资深记者”。据新华社网页的介绍，杨明1983年到新华社工作，现为“高级记者”。从1983年到今天，28年的新闻生涯，都没有让新华社记者懂得起码的新闻常识∶不能夸张、虚构，更不能写成小说。但杨明恰恰做得正相反，以此真“扬名”天下、成为“高级”的负面新闻教材了——典型的中国官方新闻缩影。 2011年6月16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2011-06-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邪恶、无知和民族主义的胜利——评中共办奥运
一排中共最高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泽民高举双臂像当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春风得意，他身边站着那个手上还滴着“64”鲜血的李鹏。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他们得意的时刻，因为申奥的胜利等于确定了今后7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这对于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已经倒台10年后的今天来说，不能不算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最后一个顽强的胜利。这个胜利是邪恶的胜利、无知的胜利、民族主义的胜利。 一，中共的大邪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小邪恶﹕ 在申奥问题上，中共领导集团是绝对比它所领导的人民头脑更清楚的，那就是主办奥运即使比办亚运会有更巨大的贪污、腐败、挥霍国库的（一定会发生的）现实，也一定要办，因为它对保住共产党在中国的最后统治有重大意义。中共办奥运，不是办体育，是办政治，利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世界媒体聚光灯投向北京的机会，来凸显共产政权继续存活的能耐。让一个在过去50多年执政中就使多达可能八千万中国人因饥饿和迫害而丧生的邪恶政权来主办以自由精神为特征的奥运，是人类良知的再次沦丧。 而那些支持中共政权办奥运的国家中，很多都是小邪恶，如共产古巴、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等。它们从来都是联合起来抵抗西方文明。哪里有邪恶，哪里就有它们。中共这次获得办奥运，是大邪恶和小邪恶的一次联合胜利。 二，西方世界对共产制度邪恶的无知﹕ 当今世界一个无法不令人悲哀的现实是，共产政权在俄国和东欧的垮台，不仅没有帮助西方更加清醒地认清共产邪恶的本质，反而导致许多西方人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以“自由主义打败天下无敌手”来结论出人类反邪恶的“历史的终结”。一些西方人把中共办奥运竟比喻成当年汉城办奥运，认为可以促进社会开放、向民主转型。而显见的常识是，当年举办奥运时的南韩并不是共产政权；全世界至今全部的共产政权没有一个主动放弃权力，走向民主，包括东欧和原苏联的共产政权，无一例外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后建立的民主制度。期待通过办奥运，中共就会走向开放和民主，只能证明世人对共产党和独裁者本质的无知。而事实一定会让西方那些对共产中国充满浪漫情怀的人们像当年看到天安门屠杀一样跌破眼镜，他们只能被共产邪恶一次一次地再教育。 三，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这次推动中共申奥的呼声中，一支重要力量是海内外华人。他们把北京办奥运看作是中国的荣耀，中国人的自豪。但明摆着的事实是，这是中共政权办奥运，是中共以监狱、屠杀的暴力来强行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国。而办奥运的明 显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延续这个强奸民意的政权的寿命。中国和中共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就凭中国的二千多家报纸、上万本杂志，没有一家能发出对申奥的不同声音这一点，中共就不配办奥运。但中共从来都清楚，它用严格控制的宣传工具灌输了50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人是一支最有效的强心剂。无论那个政权在代表和强奸中国人的半个世纪中犯下过多少罪行，这支民族主义的强心剂都永远可以使它的民众亢奋起来，狂热地和他们的独裁统治者站在一起。在共产党的强大宣传下，海内外的中国人习惯了去关心国家是否强大，而不看重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是否生活得自由、有尊严。而当具体的个人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时候，无论怎么高喊国家强大、民族兴旺，都只能带来狂妄的虚幻。曾经横扫欧洲的德国，曾经以世界超强主宰冷战时国际舞台的苏联，不仅根本没有赢得世界的丝毫尊敬，更给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巨大灾难。 2008年奥运会举办的时候，正是“64”屠杀近20年之际。当天安门广场彩旗飞扬、莺歌燕舞欢庆的时刻，那被共产邪恶埋葬的八千万冤魂，会发出怎样痛苦的呼喊！历史一次一次地告诉人们，对邪恶的麻木和容忍一定会得到残酷的报应。 2001年7月13日于纽约 2001-07-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4👍 0💬 0【透视中国】中国大陆已進入社会反抗高峰期
【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制作组报导】二零零八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大陆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被中共称之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反抗运动的数量逐年上升，近年来更是呈爆发性增长的趋势。 【旁白】二零零五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披露，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由一九九三年的八千七百起，增加到二零零三年的六万起;参与人数也由七十三万人增加到三百零七万人。二零零四年民众的反抗事件上升为七万四千多起，参与人数超过三百七十六万人。而二零零五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达到了八万七千起，平均每六分钟就发生一起。 【主持人】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七年的具体资料官方没有公布，但我们从下面中共国家统计局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公布的「社会统计年度数据」的资料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旁白】二零零六年中共公安机关受理的所谓「扰乱单位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滋事」、「阻碍执行职务」等四类案件的数量为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九十二起。 【主持人】刚刚过去的二零零八年，民众的反抗事件不但数量多、规模大，在行为力度上也较之以以往更加激烈，我们我们可以从从贵州甕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以及上海杨佳杀警案中看到，民众的利益被侵害，而又申诉无门是酿成所谓「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共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好，GDP持续增长近三十年，为甚么大陆民众还有那么多的不满？社会反抗会有那么多呢？ 二零零八年八月九日,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应美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邀请，在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发表了题为『近十年中国为何進入社会反抗高峰期？』的专题演讲，详细地分析中国大陆社会反抗事件发生的深刻根源。下面就请您欣赏何清涟女士的演讲。 【何清涟】我觉得这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因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富国强兵」，而不是「富民」。那么「富国强兵」就注定有一条，就是要加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而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主要的一点就是「税收」。那么这些年来，中国的税收确实是大大增长了。 我把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六年的『中国统计年监』的有关资料仔细算了一下。一九九四年中国财政试行「分税制」，一九九五年正式开始以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加上预算外的收入，就占整个国家GDP的百分之二十多。那么这些年来持续增长，一直涨到现在是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这是讲的比例。绝对量因为中国的GDP总量越来越大，因此政府也越来越富。但是整个国民的工资，这些年来就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四之间。但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用来养人，叫做「吃饭财政」，就是给公务员提供工资和福利。那么公务员和党政事业机关吃财政饭的总共是七千万人左右,都是靠财政供养。因为中国有党、政、工、青、妇，还有包括新闻媒体、大学等等，所有的统称为党政事业机关。都要靠(靠)财政供养。 大家算一下，七千万人耗掉了GDP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六十，其他的十二亿五千万人只能分享那百分之十二点多的GDP的财富。你想一下这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平等！ 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又发生了很多问题。比如政府的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再加上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失业问题严重到甚么样子呢？中国政府创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指标叫做「城镇登记失业率」。就是说农村的失业我不算，城镇来登记的我就算；不登记的我不算。所以它的失业率一直就没超过百分之四。但是后来使所有的人都质疑这个数位，因此从前年开始它就说要和国际接轨。 社会劳动保障部的前部长田成平，他在（香港）媒体上公开讲了中国的失业人口达到二亿五千多万；城市里至少是五千万。中国十三亿人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也才七亿五千万到八亿之间，这样一算就等于是将近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成年人失业。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像去年就有百分之七十的高校毕业生、研究生找不到工作，今年据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主持人】下面是一段大陆东方卫视二零零九年一月有关南京高校毕业生招聘会的报导，我们从南京一隅，不难窥见到整个中国大陆就业市场的全貌。 【大陆新闻】在南京国际会展中心，密密麻麻挤满了找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据了解这次的专场招聘现场提供的岗位数有四万多个，而经过网上的事先遴选，一共有五万三千名毕业生领到了入场券。学生：『一个早上只投了两段，因为排的人太多了，而且中意的公司也不是特别好找』。统计显示，二零零九年江苏高校毕业生人数较二零零八年增加了近三万，其中本科生的增幅最大，比去年多了百分之十二点五五。 【主持人】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就业市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为找到工作许多大学生将薪酬降至仅可维持温饱的最低水平，有的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大学生的就业市场也从以前的纯白领市场，向蓝领市场转移。广东最近就发生了大学生跑到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去争抢饭碗的情况。有专家警告说：因失去土地，而進城务工的农民，如再失去工作，将会成为散落在中国民间的「定时炸弹」。 【何清涟】维系一个社会，依靠两点，一个就是「机会」。大学被叫做「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很多穷人家的子弟通过读大学，可以慢慢的爬升到中产阶级，现在在中国这条路是基本上被断绝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认同」。大家从这次奥运举办就可以看出来，跟当年申奥的时候中国人认为这个奥运是自己的事完全不同，这一次民众和政府对奥运的认识和肯定，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应该说很多人得是盼着奥运出点甚么事；而且一些人要藉着这个奥运要制造一些事情，以便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人权有严重问题。那么中国政府，把毛泽东时代那种由居委会发动人海战术来监控人，看见任何陌生人都盘问的监控手段，又再引入北京。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个利益的重新配置过程。那么当它重新配置的时候，就有些人得利，有些人受损。那么最大的得利者集团当然就是官僚集团，还有权贵集团，以及跟他们相联系的个人。那么最大的利益受损者集团是谁呢？在农村里面这些年来就变成了农民。为甚么呢？就是为了「税费」。 当时按照中央的精神，「农业税」是由地方政府代征的。它是占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五，说是不高于百分之五，但是每年全国增收五百亿的农业税；而地方政府的乱摊派达到三千多亿。也就说是中央政府规定的六倍以上。所以前几年农民的抗争，主要就是为了「税费」的抗争。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不同的税收来源。对于地方来说，这些年来是「土地财政」，就是开发房地産。 在美国出卖土地跟政府无关，政府只是法律的制定者，大家按法律办事就行了。但是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同时充当了两个角色。对农民来说，他成了「买家」，他要从农民手里用很低的价格把地征上来；对房地産商，他又成了「卖家」，他用很高的价格卖出去。这一买一卖之间的价格就成了中国的地方财政税收的「支柱」。那么大概占多少比例呢？多的占到百分之六十多，像北京、上海；就连房地産业不大发达的像西安这些地方，也占到百分之四十多。 从一九九八年以来一直是这个格局。尤其是到最近这几年的「土地财政」就更加明显。那么地方政府的官员为甚么热衷「土地财政」呢？除了政府利益之外，还有就是官员个人也要靠这个发土地财。 国家审计署审计了很多部门的贪官以后，最后说了一个比例，中国的贪官腐败案件百分之九十都和土地有关。房地産就成了中国的龙头産业。各个地方都在建城市，把城市建得很漂亮，但是这个城市建设确实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家园，使城市的居民失去了房子。所以从一九九八年以来的民众的反抗主要是三个类型： 第一，农村农民因失地而反抗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土地减少了近一亿五千几百万亩。农业部的估算是说每失去两亩土地，就等于一个农民没有了土地，因为中国的人均耕地是一点四亩。所以土地减少了一点五亿几千万亩，就相当于是有八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中国的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他就是彻底的「三无」人员。叫做：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因此这些农民的反抗就非常激烈。 比如四川汉源要修水库而征地，给农民替换的地都是一些不毛之地。山上又没有水，又是石头，就要人家往里面搬。而且官员又把补偿的征地款贪污了三分之二，每一家人只能得到一万多块钱的补偿。那么大家用完了这一万多块钱，他们喝西北风都没地方喝，汉源农民就不愿意搬，所以才发生了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万汉源农民抗争的事情。 第二，城市居民因强制拆迁而反抗 在城市里一九九五年以前的社会抗争主要是失业工人，他们因为争取了社会福利，为了自己的工作而抗争。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是一个分界线，在城市里的社会抗争，就是拆迁户因被强制拆迁而進行的反抗。 政府自己从来没有给过具体的统计资料，但是瑞士有一家「住房与驱离中心」统计过，它公布说：从一九九五到二零零五年，中国总共有三百八十万户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最近这几年别的地方它没统计，但是它统计了北京，因为北京要办奥运，要「清场」，每个月有一万三千多人被从家园里赶出去。所以它从二零零五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七年，两度给中国政府颁发了一个「严重违反住房权」的「人权奖」，把中国钉在这个耻辱柱上。 大家知道城市里的拆迁户用的反抗方式非常激烈，二零零三年南京的邓府巷的翁彪自焚，烧死八个人的事件震惊了全国。以后又有不少人选择这种方式。他们希望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他们有的到北京天安门去采用这种方式，结果北京市颁布了一个『禁止自焚的条例』。它说这是用自焚、自残的方式来威胁党和政府，所以民众连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没有了。 有一个安徽的朱姓农民，到金水桥上跳下金水河，当时没有淹死，他被抓起来，判了三年徒刑，罪名是他用这种方式要挟政府。中国人的处境真的是非常悲惨，这也是中国这些年社会反抗非常厉害的原因。 第三，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维权 地方政府在挨近城市的地方征地搞房地産开发；在偏远农村的它就引進污染企业，办工业区。所以现在全国到处都是污染。「环境维权」现在已经成为民众维权抗争的主要内容，其数量已经逼近了「土地维权」。 在座的各位啊，你们真的是不了解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到了甚么程度。现在是七大水系，江、河、湖、海没有一条是干净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水都是三类水，根本不能饮用。还有百分之三十的水都是五类水，就是毒水。像淮河流域的水流经哪里，鸭子遊到水里，立刻就死亡。严重时还有人的眼睛被熏瞎。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几十亿来治理淮河，结果越治越污染，钱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从二零零六年开始，中国每两天就发生一起比较大的水污染事件。 【旁白】根据中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二零零二年发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国的地表水分为五类。一类水质最好，属源头水；二类水为可饮用水；三类水仅为合格，但也被定为可引用水，四类为工业用水；五类水被定为农业及一般景观用水；而达不到五类的统称为「劣五类」。根据《二零零二年环境状况公报》，人们所熟悉的杭州西湖、武汉东湖、云南滇池和济南大明湖的水质均为劣五类。 【主持人】目前中国大陆的水污染已出现由支流向主干延伸、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渗透、由陆地向海域发展的趋势。大陆的饮用水安全正面临严重的威胁，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已出现了因水体污染而导致的水质型缺水。 【何清涟】你们大家看一看中央的纳税五百强企业。前面六十家企业大都是「资源型」企业，也就是石化工业，那都是造成严重污染的行业。他们纳的税占中央财政税收的将近一半以上，污染非常厉害。这些企业几乎已经取代了原来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污染。 近两年在厦门发生抗议的PX专案，在成都抗议的PX专案。它们一个是台商和中央部属企业联合投资的；另一个就是石化总公司在成都直接投资的。这些专案一投资就导致整个成都市的环境严重污染，所以成都的人民和厦门的人民都集体抗议。这个PX专案在中国大概有十几个，而且都是在中国的好城市。 【主持人】大约从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日开始，在厦门市民中传阅着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旁白】「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专案，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産，意味着在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主持人】文中提到的「苯」专案也就是PX专案。PX是一种有毒化工原料「对二甲苯」的缩写。国际上PX专案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目前中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兴建的大型PX生産基地有十馀处。而厦门的PX专案是由中共国务院批准立项，国家环保部审查通过，并纳入中国「十。一五」産业规划的合资专案。原计划于二零零七年夏天开工兴建，但在厦门各界民众的强烈抵制下，PX专案被搁置了近十八个月，那么最终的结果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海东方卫视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三日的最新报导： 【大陆新闻】因环保争议搁浅十八个月的厦门PX化工专案可能移址漳州。国家环保部昨天在其官方网站上披露，漳州PX专案已经列入环保部已批准的名单，总投资已从原先的一百零八亿元升至一百三十七点八亿元，其中用于环境方面的投资约八点三亿。据悉PＸ专案是一个有高额回报的化工项目，二零零六年厦门引入该项目时，预估投资一百零八亿，投产后年产值高达八百亿。但是在第二年，专家市民强烈质疑这个化工专案会导致厦门环境恶化，厦门市随即暂缓了专案建设。 【主持人】近年来，一些因污染环境而在其他国家禁止生産的産品,却在中国建立了生産基地。伴随着「中国制造」行销世界，人们担忧在中国大陆这个“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否会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垃圾场”近近年来有数据显示，二零零四年来大陆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五千一百一十八亿元，占当年GDP的百分之三点零五。而这一连串的环境生态危机并非源自天灾，而是出自人祸。 【何清涟】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它是靠甚么来支撑的呢？两大支柱。一个是透支劳动力的生命成本、生命福利，一个就是中国的环境成本。 中国制造为甚么低廉？中国的鞋子为甚么能卖那么便宜？就是因为鞋使用的原料-苯是个高污染的原料，但是在中国，政府根本就对这类厂家徵收任何排污费。 这方面，我认为要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因为中国有一个《环境评估法》，其中环境评估的主题就是政府。中国的环保法律到现在五个立法渠道，一千七百部法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关于环保的法律、法规。中国有一个环境评估法，其中环境评估的主体就是政府。中国的环保执法机构，中央有环保局；省里有环保厅；地方都有环保局，县、市都有。 那么环保局部门的职能其实就是两条：一个是企业投産前進行环境评估；另一个就是企业投産后环境监测。但是环境评估报告他们基本上都是做假的。环保部门有个说法针对三种状况：一个叫做先上车后买票，就是企业先投産，投了産以后做个假的评估补上去；一个就是不补票，就是干脆逃票了；还有一个就是边上车，边买票。就是一边建厂，一边申报。 比如福建屏南，屏南那个地方本来是穷，但是山清水秀，非常美丽。结果有一个国家扶贫专案進去了，然后县政府成了那个专案的大股东，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股份。在那里投産半年以后，山上的竹子全部死光了，以后村里的村民得癌症接连死去的不少。村民要求化验，当地环保部门不给他们化验，他们就自己花钱千里迢迢找到别的地方去化验，但结果当地法庭不予采信。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带领他的学生来做环保顾问，全国有五十多家媒体登了这个消息。结果打了三年官司。他们要求赔偿二千多万，并要求这个厂搬出去。打官司就花了二百多万，最后赔偿多少呢？赔偿二十万元。而且厂里说，不搬出去，因为这是扶贫专案，你们很穷，还要继续扶你们。 现在糟糕在哪里呢？糟糕在这个政府一点進步都没有，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那种强权政府的思维，习惯用政治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对付民众的维权要求。而民众倒是慢慢地有了纳税人的概念，有了维护权利的概念，希望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政府有办法让当地的法院不接受他们的投诉，不给立案。就算是有法律教授愿意给这些村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又找到一些NGO（非政府组织）给他们提供钱，帮助村民打官司，但是打了几年以后，用在打官司上的钱比他们得到赔偿的钱还要多得多。 因为中国政府是党管一切，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是由党来管。像屏南那个专案政府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每年在那里还拿一千多万的税收，他根本就不顾及那个地方老百姓的死活。我分析了二十多个环境维权案例，最后发现地方政府都是元凶。不是官员在那些污染企业个人有股份，就是它（污染企业）是当地的税收大户。所以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是不管的。 【主持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保护环境的全球性宣言《人类环境宣言》。《宣言》指出： 【旁白】「人人都有在良好的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权利，同时也负有为当代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职责。」-选自1972年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主持人】有人说保护环境首先就是保护生存权。而所谓的生存权，就环保而言，就是保护老百姓基本健康需求的权利，如，呼吸新鲜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吃上安全食品等。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当中，中国就占有六个，中国大陆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民众的生存权。 【何清涟】现在全国到处都是污染。污染严重到甚么程度呢？它已经严重地毁坏了中国人的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和生存环境，把大家逼到一个绝地。 一，环境污染造成使得中国的空气不再安全 中国自己公布，每年因为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死亡的是四十万人。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比它公布的数位多将近一倍。 世界银行二零零六年做了一个报告，其中说中国每年仅仅因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是七十五万人。结果中国政府就向世界银行关说，不要公布这个数字，因为一公布会引起社会动乱。世界银行很恼火，但没有办法，只能删掉那部份内容。但是它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面放投影把那些要删的报告内容全部播放出来。BBC报导了这个消息。后来中国政府就出来说：我们根本没有要求世界银行删报告，那是它造谣。世界银行的报告已经公布出去了，也就不跟中国政府争这个事了。 二，环境污染造成使得中国的食物不再安全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全国现在有百分之十的农田已经受到了污染。这一亿五千万农田之所以受到污染，除了使用化肥外，还有污水排放；堆放固体垃圾等原因。更严重的是这一亿五千万亩中间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农田是重金属污染。农田被重金属污染以后是不可治理的，除非把表层的土翻了埋到地底下几丈深，要不然那个放射性等有毒物质都会上来。 最严重的是污染通过栽种的农作物「食物链」传导到食物中，所以去年中国的稻米在南韩验被验出有毒。2007年是大家抵制中国有毒食品的高峰年，到处都化验出东西有毒，所以现在这食品已经不再安全。 大家知道太湖在金庸的笔下是多么美的一个地方，它是中国的鱼米之乡当中的鱼米之乡。然而现在太湖污染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太湖産的稻米被验出含有一百二十多种致癌物质。有一个「太湖卫士」叫做吴立红，他多年来一个人上访。写检举信让周边的污染企业受到查处，最后他被当地政府诬陷送入牢房。二零零六年太湖蓝藻又发生了，有人写文章就说：「太湖蓝藻今又起，有谁记念吴立红」。「太湖卫士」被他们送進牢房，大家不再抗争了，就任它们污染。 三，环境污染使得中国人的工作环境不再安全 根据国家卫生部透露的资料，中国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涉及有毒、有害品的企业超过一千六百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二亿人。其中有两个职业病集中的重点人群：一是一亿名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农村的农民工；二是一点三六亿名在乡镇企业从事工业劳动的农村劳动力。 应该说跨国企业，包括台商投资的企业都有污染，但是确实没有成为污染的主体，主体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 中国百分之八十三的乡镇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百分之三十四的乡镇企业劳动者接触尘毒有害作业，职业病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四点三七。中国现在每年增加的尘肺病人是一万例，现有四十四万人患有尘肺病。这些人的肺早就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壳，必死无疑。环境污染造成中国人的工作环境不再安全。 四,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不再安全 因为工厂的污染造成尘肺村、中毒村、癌症村，这样的村在中国有很多，而且是遍布长江流域和几大湖区。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浙江都出现了癌症村，这是由于他们的饮用水出了问题，附近有污染企业。像河北有一个叫做涉县的地方，癌症发病率是全国平均发病率的几十倍，被叫做「死亡之区」。环境污染是严重影响了民众的身体健康，导致这个死亡率上升。 在国内时我到过贵州，贵州有个地方采用土法炼铅，污染整个山，周围几十公里都已经是光秃秃的，树木都死了。当地人每年的收入倒是增加到一千几百块，但是他们不能喝那里的水，不能吃哪里生産的粮食，要花高价到外面去买。当地乡政府官员还跟我说，我们穷啊，没办法啊，等等。但是当地乡政府官员都不住在那里，都住在县城里面去，所以农民在那里忍受污染。所以我认为，这么一帮子当官的实在是丧尽了良心。就是为了他们的政绩，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可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哪怕是你今天活着明天要死，他都不管。 大家可能要问：中国的官员为甚么不关心这问题？他不是也住在这个地方吗？我在回答日本记者和美国记者时说：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现象，中国的资本外逃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精英群体是最喜欢移民的。跨国企业在中国贿赂中国的官员，其中六种新方式中有三种都和移民有关。一种就是给他们的子女提供在海外留学的机会；一个就是帮助他们的家属移民；还有一个就是海外的公司里面给他们设置股权。他们都是不打算在中国呆的。 山西的煤老板跟官勾结在一起，发了财以后，都不在山西住了，他们都到北京还有沿海的地方买房子了。我曾经到过山西的阳泉，那天他们阳泉煤矿的一些领导人请我吃饭，结果在座的八个人中间每个人的子女全部都在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读书，家里有的就移民了，他们自己并不准备住在那里，所以那个煤矿怎么样乱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中国正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中国贪官污吏才可以不对自己的国土负责。他们把这个国家就当作自己一个敛财的地方，纷纷到海外去在建设自己的新家园，贪污的钱几辈子都用不完。 第四,「洩愤型」反抗 从一九九八年以来的反抗,除了农民因失地反抗;城市居民因拆迁反抗;民众的环境维权这三大类之外，还有了一类反抗就叫做「洩愤型」反抗。因为前三类维权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大家积累的怨恨很多，所以遇到一点事件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突发性事件。 比如今年（2008年）的贵州甕安事件，就是因为一个女中学生被害死，死因不明，最后导致当地民众几万人冲击政府、烧政府大楼，包括附近县城的人都赶来了。这么大一件事，你要说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吗？他们跟这个学生无亲无故。『南方周末』去采访那个新上任的官员，他最后说了一句真话，他说其实就是长期以来仇官、仇警、仇富这三个情绪的积累。「仇官」，就是仇恨政府；「仇警」，就是因为警察作为镇压工具，常常是在第一线去镇压民众，大家心里对他们积累了仇恨；「仇富」，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些富人，尤其是那些边远地区的富人，基本上是依靠权势发的财，所以呢归根结底，就是仇恨现存的政权和政治制度。 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公共政策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又掠夺了老百姓的生存资源，所以他们被迫反抗。那么这种反抗有没有退让的馀地？没有，民众的愤怒可是到了极限。 大家都知道，杨佳是一个北京青年，在上海受到不公正待遇，去上海杀警察，一连杀了六个，结果中国的民众一边倒的称赞他是英雄、大侠，没人同情那些警察，说警察是如何如何的该杀。有一个警察的妻子感到非常委屈，她开了一个博客，介绍他丈夫平常的工作，还有为人怎么低调。最后她说，他们也捐过款帮助过贫困地区的人等等。她问，为甚么大家要对她的丈夫被杀叫好，她感到很受伤害。有人就写文章说：大家仇恨的不是你丈夫这个个体，而是仇恨你丈夫代表的这个制度。这个话是说对了。 【旁白】「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杨佳 【主持人】这是北京青年杨佳在谈到犯案动机时所说的话，它透露出此案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冤屈。一名上海访民说，杨佳跟所有有冤无处申的访民一样，是在求助无门下，被逼上梁山的。而在中国大陆您要想告状、上访，为自己讨个满意的「说法」，可以说比登天还难。 【何清涟】这个上访制度说是一种司法救济，就是大家在感到法律不公正的时候，可以到中央上访。就好像是封建社会里的告御状一样，这个制度确实是学了封建社会的击鼓鸣冤。但是，它恰好忽视了那个制度最核心的一个部份。以前那个「击鼓鸣冤」制度是规定由老百姓敲击登闻鼓，县官就要马上理事；而且不但要理事，县官有审判权，也有裁决权。但是现在就正好把这一条权力剥夺了。 信访部门和上访部门只能接受投诉，它没有处理的权力，还得发回地方政府处理。而这些访民很多控告的就是地方政府，这就等于狼吃了羊，羊到兽王那里告状，然后兽王就把羊重新放到狼那里去寻求公正，让狼重新审理一遍。所以，这就是为甚么中国的冤案那么多的原因。多到甚么程度呢？有一个调查统计，只有千分之二的访民经过持续不断的上访，最后得到了一个说以前处理错了的结论。还有千分之九九点八的人，经过十年二十年家破人亡的上访，最后甚么也没有得到。所以上访就成了埋葬上访者的一个大坟场。 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一个副教授姓萧叫萧瀚，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是掩埋绝望了的上访者的坟场》。文章末尾他悲愤地说：我注意到他们（访民）多年，但是我实在是帮不上甚么忙，我只想劝他们一句：你们擦干眼泪，收拾行李回家，不要再告了。他说，就是这个司法制度害的你们成了今天这样子，你们不要再相信它了。他说，你们如果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就去皈依一种宗教，然后用宗教救赎的精神去宽恕给你制造不幸的人。如果这条做不到，你们就干脆复仇。他说，复仇,在任何社会制度下，这种血亲复仇是允许的，是有一定正义性的。 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跪着求甚么公正了，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你们但凡还有一点血性，就去杀了给你们制造不幸的人。作为一个教授按道理不会这样讲，他也是因为看到太多的不幸、太多的冤案。 《纽约时报》一个叫杜斌的记者拍了一本摄影集，他拍了整整三年，记录了无数个冤案的故事，非常悲惨，这本图文集叫做《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ThePetitioner:LivingfossilunderChineseRulebylaw，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萧瀚那篇文章就是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 我讲过一个政治笑话，这个笑话可能你们在座的人也知道。这还是讲江泽民时期，江泽民不是喜欢去访贫问苦嘛，他到湖北去访问一个农民，跟老农民嘘寒问暖了以后问：你们还缺甚么呀？这个老农民回答说：「我们甚么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连反抗的心都有了，就缺一个人来带领我们闹事。 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了。如果是冷兵器时代呢，官府也不过是拥有锋利一点的长矛大刀等十八般兵器。而民间就用刀子，菜刀甚么的对抗。现在中国有核武器等，全都「武装到牙齿」，老百姓根本就没任何反抗馀地。 所以全国现在的群体性反抗，有的地方也真是拼了命来。就像最近新疆有两个穿着警服的人去砍警察，他们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无非是希望新疆的民众，少数民族的一些诉求被国际社会关注。因为遭到体制暴力的压力是每个人都承受到的，有的人承受力大一些，有的人承受力不大，加上一些个别事件，就导致很多人産生报复情绪。但是这种报复是一种不定向的报复，像杨佳这样寻找施害者报复，这种人比较少。很多人就是随意发泄，祸及无辜者。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章，叫做《为甚么中国暴力蔓延》，还有中国社科院一个教授姓唐的也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了暴力蔓延的根源。 我记得我在深圳时，有一个小青年在严打的时候被杀。他就是因为从农村来找工作，到深圳来投靠老乡，没投靠到，钱用完了，走投无路就在街上抢了一个女的包，那个女的其实没带多少钱，身上大概就是几十块钱吧。那个女的吓得尖叫，他一着急就拿刀子把那个女的杀了，正好碰到「严打」，因此就被判死刑。 他从离开他的家乡–四川到深圳，总共只有半个月时间。他在临死的前一天，我让我部里的一个记者去采访他，他说，他饿了十几天，很久没吃一顿饱肉，就是有这个愿望。那个记者就给我打电话，我说，你用我的钱，问他想吃甚么你就给他买甚么，只要跟警察讲是我们送的就可以。警察后来同意了，然后就买了扣肉，还有些川菜给他吃。说真的那个小青年是挺可惜的，但是很多这种走投无路的人祸及无辜，都是在一种说不清的状态下走向这条路的。中国现在每年的刑事犯罪率那么高，有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在里面。这些事情就使中国的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完全流失了。 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政治信任，就等于没有了统治合法性。政治信任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民众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就是爱国等；第二个层面就是对政府的认同，其中就包括对国家机构的认同等；第三个层面就是对领袖个人的认同。 应该说共产党统治了五十几年，认同程度最高的时候就是四九年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去了那一段时期。那个时候的政治信任是三个层面都有。然后就是毛泽东以后就不断地搞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后来又是大跃進、三年大饥荒、文革等。到最后，对领袖的认同到毛泽东去世以后差不多流失得没了，但是大家对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还相信。然后邓小平搞改革，邓小平就用「发展就是硬道理」；然后再许诺「先富带后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大家都觉得只要国家发展了，我们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发展经济学有一个名词叫做「涓滴效应」，好比水如果不断的往下面流，一滴一滴往下渗透，土壤就湿润了。那么发展也相同，尽管百姓这时候不受益，但是国家富了你们慢慢地也会享受到「涓滴效应」。 但老百姓现在发现，富裕跟自己无关。国家是越来越富了；官也越来越富了；但他们也越来越穷了。像农民现在不是被迫去卖血，就像河南的爱滋村；要么就是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做妓女。现在连苏州这种地方都有很多下岗女工被迫去卖淫，而且卖淫的价格低到了十块钱一次，是十块人民币，不是十块美元啊。他们这些人都是做人母亲、为人之妻的人，被逼到这个地步。苏州是甚么地方？苏州只要不发生战乱，在历朝历代都是中国寸土寸金的地方，居然被逼到了这个样子。 从这个政府来说，它习惯了过去那种政治性控制的方法；它不习惯考虑老百姓的生存权利。他认为我政府的权威很重要，我的利益很重要，还是那种个人利益需要服从国家利益的逻辑。中国的所谓「国家利益」跟「公共利益」其实就是党的利益的两种表述，叫做：公共利益是个筐，甚么烂东西都往里面装。它要侵夺老百姓，就把「公共利益」这块牌子扛出来，要老百姓给它让路。 十年前我的《现代化的陷阱》出版的时候，当时中国的人都认为我很悲观。现在我有时在国内的网站上看到一些讨论我这本书的文章，都说十年前看这本书的时候，他们觉得悲观，现在才发现是惊人准确地预测了中国的现在。他们调侃说，其实中囯共产党就是按照她书中讲的那个路线发展下去的嘛。其实那个路线不是我提出来的，我只是归纳并预测会是这样。还有人给我留言说，何女士啊，你当年看到的「陷阱」是越来越深，我们都爬不出来，怎么办呀。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我有一个很悲观的预测。共産主义革命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大悲剧。一个国家凡是被共産政权统治了多少年，这个国家要想恢复到共産统治政权以前的状态，或者是正常的状态，可能也要花同样的代价。现在看到，原发型的共産主义政权，如前苏联，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它不是也在反反覆复嘛。但是其他国家，像捷克、波兰，他们就走出来了。我曾经去过一趟德国，你别看西德面积比东德大，西德当时也算是很先進的，但是统一了一个东德,，直到现在带来的矛盾和摩擦还是非常大，留下的后遗症也非常多。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到民主制度）是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我觉得有两个基础条件中国更特殊：一个是人口。没有哪个国家背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包袱。还有一个就是资源短缺。以前毛泽东总爱夸口「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这些年把「地大物博」删掉了，知道已经不「地大物博」了。「人口众多」现在也变成了包袱。但是仅仅是经济危机还暂时不会促使共产党的倒台。因为共产党这个政府确实是一个「全能」政府，它控制资源的方方面面。但是有一条，危机毕竟是危机，就算它不倒台，它也是面临危机。 我在中国的一些朋友讲，中国政府现在就成了一个危机处理者。你们大家去中国的网站看一下就知道了，从前年开始，中国政府就责令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各种应急预案，如医疗事故应急预案；环境危机应急预案；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等等，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就是因为各类社会反抗事件特别多。 我在日本时，有一个『日经新闻』的记者采访我，他说：中国贪污也没有甚么关系嘛，经济发展，老百姓也受益等等。我就跟他讲，老百姓到底受了甚么益？我问他你知道中国的外资中间，有多少是出去洗白了以后再回流的吗？有百分之三十四点几。这是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都是贪官污吏干的。那些发了财的人把钱带出去，然后再到那个维尔京群岛注册，然后再以外资的身份回去投资。中国每年说引進外资多少，其中百分三十四点几是来自于这些假外资，实际上的中资。那么香港也是一大基地。香港很多也是中资，到那漂白。 最后我问他，如果要选日本首相，如果你们日本首相的子女都拿了美国绿卡，随时准备开溜，你们会不会选这样一个人做你们的首相呢？他说，那我们不会选，我们要选一个能对我们负责任的人。我说，你们既然不选这样随时准备开溜，而且有贪污嫌疑的人做你们的首相，那为甚么要中国人忍受，中国人也不能忍受这样的人做自己的国家领导人。 我觉得中国人对这个政府确实不应该再容忍了。对海外华人来说，哪怕你再认同这个政权，至少应该知道腐败是不好的，在这一点上也应该反对现任政权所作所为。 【网路视频】上海高等法院杨佳袭警案二审法庭外. 【主持人】您刚才看到的是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三日，杨佳袭警案二审法庭外，民众声援杨佳的一段录影。面对警察的暴力殴打，市民们齐声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而同样的声音和标语近来在中国各地不断地发生。二零零九年三月六日正值中共两会期间，在北京南站再次发生访民抗暴行动，他们撒传单、打横幅、痛殴截访者，并砸毁数辆警车，抗暴现场访民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贪官！打倒腐败！」等口号。看来「打倒共产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民众发自内心的吼声。 最新一期《了望》周刊发表记者的分析文章说，二零零九年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中共党总书记胡锦涛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纪念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言时，呼吁民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何清涟女士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未来，既不由当局者「不折腾」的意志决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别革命」的知识精英们决定。被中共反覆「折腾」了几十年，如今又被挤压到生存边缘的底层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对生活的无望，以及对前途的绝望，使得他们不得不走上「折腾」之路。可以预见如果中共当局继续抱持「不折腾」的政治固守之僵化态度，那么中国大陆最后必然陷入翻天覆地的大「折腾」之中。 《新编国际歌》 一 起来，被剥夺土地的农民， 起来，全中国下岗的人！ 访民的冤屈无处鸣， 贪官污吏到处横行。 独裁者打个落花流水， 中国人起来！起来！ 不要再让我们出卖灵魂， 我们要自己主宰命运。 这是最后的觉醒， 团结起来到明天， 没有邪党的新中国就一定要实现！ 二 从来就没有甚么伟光正， 不要再那让谎言横行。 要创造中国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摆脱洗脑控制，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传那揭露恶党的九评， 退出中共才能保命。 这是最后的觉醒， 团结起来到明天， 没有邪党的新中国就一定要实现！ 【职员表】 总策划：杨光 制片人：林丹 谢宗延 剪辑：元志 摄影：林冲 灯光：谢宗延 主持：林丹 听打：谢翼 张国华 林美华 字幕：元玲 美术：元玲 应祖扬 资料：袁宏 旁白：姜光宇 脚本：林丹 监制：谢宗延 【新编国际歌】 编者：锺鸣 音效：Belinda Pan 演唱：新中国合唱团 『透视中国』 新唐人网址：http://www.ntdtv.com/xtr/gb/prog13.html 『透视中国』 信箱：[email protected] 『透视中国』（DVD，VCD，BT，eMule 下载）：http://insidechina.ntdtv.com 『透视中国』 优美客网址：http://youmaker.com/video/user?id=tszgntd （本节目文字稿，欢迎采用，请勿删改。转载请注明 新唐人『透视中国』）
何清涟2025-11-06 09:06👍 0💬 0欧洲再次向右转
最近，已扩大为二十五个成员的欧洲联盟，推举出新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并任命了新的执委；由於新任主席和所有主要执委都是市场经济主义者，因此这个成立了半个世纪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被视为「向右转」，向美国靠拢，而正式告别了法国德国主导的「轴心期」。为此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欢迎新欧洲」的社论欢呼说，欧洲进入了新的时代。 欧洲向右转，近年走过三阶段。首先是过去六年来，欧盟成员国中的左派政府纷纷下台，主张自由经济的右派政党接连在大选中获胜执政。六年前，在十五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是右翼政党执政，其他几乎都是倾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府。但过去几年，几乎像「政治雪崩」，陆续有十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左派政府被右派取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荷兰、葡萄牙、挪威、丹麦、芬兰、爱尔兰、奥地利、卢森堡，希腊，现在欧盟中的左派政府只剩下德国、瑞典、比利时，还有刚卷土重来的西班牙左翼政府。 第二个阶段是十个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更改变了原来欧盟的结构，注入新的血液。这些东欧国家，由於曾深受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之害，更加强烈地主张哈耶克的自由市场道路。因而这些国家更促使欧盟向右转，不仅在经济理念上，在外交政策也如此，因新加入欧盟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十个国家，全部支持美国进行的伊拉克战争，而被人称为「新欧洲」。这次欧盟的新宪法草案所以难通过，就是因为「新欧洲」拒绝被自视老大的法德这两个「旧欧洲」主宰和操控。 第三个阶段，则以这次欧盟推举出的新主席和新执委为标�遥�因为欧盟多数国家拒绝了法国德国提出的人选（反美的比利时总理），而是选择了强烈主张市场经济，并支持美国军事倒萨的葡萄牙总理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担任扩大成员後的新欧盟的首任主席。 巴洛索不负众望，上任後拒绝法德试图安插自己人担任执委的要求，而是选择了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出任欧盟的主要执委，例如把最重要的一个执委员位置给了强烈主张市场经济的前荷兰交通部长，这个六十三岁的女改革家在八十年代曾领导了荷兰的电讯私有化；把负责税收政策的执委位置给了立陶宛的改革派、议会发言人。立陶宛十年前就实行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单一税率，过去五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六以上。 虽然法国的希拉克和德国的施罗德都力争安插自己的人马，但负责管理欧盟内部市场的重要执委位置，则被给了爱尔兰前财政部长。《华尔街日报》社论感叹说，没有谁比这位前财长更合适了，他推动爱尔兰去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八，推倒了阻挡欧洲走向市场经济的「最後障碍」。爱尔兰现在不仅是右派执政，而且是所有欧洲国家中公司税最底的，不仅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而且是单一税率（法、德最高税率都超过百分之五十）。 连普宁领导的俄国政府，也已决定把税收降至百分之十三，成为欧洲除爱尔兰之外最低的。由此可见，法国德国所代表的那种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之路，已被越来越多的「新欧洲」国家的人民扬弃；那个「旧欧洲」，已到了该写墓志铭的时候了。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25日） 2004-08-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你能不劳而获，只因别人代你负重前行
何清涟 跋：本文是为了回应推友“诗酒年华@TristanN45”而写。这位推友希望建成一个10%的人工作，让其他90的人能够不劳而获的超级福利社会。中国是一个原始共产主义情结特别严重的国度，因此写作此文。 6月5日，瑞士就“无条件基本收入”计划进行公投，瑞士人居然以76.9%的比例否决了这个政府派发免费午餐的计划，这对全世界所有患上福利饥渴症的人，简直是一条太不和谐的信息。须知要求免费午餐及更多的免费午餐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号称尚保持自由资本主义特点的美国都在2016年刮起了桑德斯旋风，其他国家就更未能免俗了。 瑞士人为何拒绝政府派发免费午餐？ 按照瑞士“无条件基本收入”倡议者此前的初步构想，如果公投获得通过，将立法确定无条件基本收入的高低；预计每个成年人届时每月将获得由国家无条件发放的2500瑞士法郎，儿童则将得到625瑞士法郎。而现有的养老金、失业金以及其他社会福利补助金将被取消。值得注意的是，正式的公投案中，并没有提到任何的具体数字，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资金来源方案，只是强调无条件基本收入将能让全体民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确保大家“都能参与到公众生活中来”。 这个天上掉蛋糕的计划，如果在别的国家，定然获得高票通过。但瑞士民众一如既往的冷静，投票结果显示，支持引入“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民众只有23.1%，投反对票的民众比例则高达76.9%。瑞士《新苏黎世报》则在公投前就预测“注定通不过”，因为瑞士人对资金来源不明确的福利方案向来抱以怀疑的态度。文章指出，近年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延长法定带薪休假的公投已经先后被否决。 拒绝这些需要极强的理智。须知欧洲领袖法国不断因政党拉选票的需要而继续向左再向左，在福利制度上推陈出新，最后让整个国家不堪重负，直至今年1月宣布法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瑞士人之所以能够对免费午餐保持警惕，只因他们清楚：政府并不生产财富。经费来源不明，其实意味着只有一个来源：加税。既然左手得到一块蛋糕，右手得交出另一块蛋糕，那就得盘算一下支出与收益是否成正比。加税的结果，无非是增加政府二次分配的可控制财源，其结果是多养公务员及与之相关的NGO，有利于不工作的不劳而获者，那就一动不如一静，少折腾为妙。 希腊前财长、瓦鲁法基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为瑞士“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设想找到了依据。他们认为，随着信息化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将会被机器人、人工智能取代，这意味着社会生产不再需要以往那么多的劳动人口。此次瑞士的公投倡议者就明确表示，无条件最低收入将会是“对科技进步的人性回应”。瓦鲁法基斯进一步论证，机器人取代人类进行劳动的进程早已开始，“但是机器人却不会消费”。推友诗酒年华的主要理由相同，只是增加了两条：“1.人出生到地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应该有他的一份。2.人类前辈留下足够的知识遗产。凭这两条就可以不劳动而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当然劳动的人可以得到的更多些”。 瓦鲁法基斯是激进左翼，他的国家希腊早已成了一个道地的奶瓶国家，多年来需要欧盟喂养。如果瑞士人昏了头，听从这位“自由马克思主义者”的召唤，也会将本国人民变成奶瓶族。但瑞士没有希腊那欧洲文明发源地的位势，在本国无法供奶时，只能走法国道路，宣布国家经济进入紧急状态，没法学希腊榜样举债度日。 “法兰西荣光”养成的“福利懒虫宝典” 无条件基本收入反对者认为，这种“由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是“懒汉们的疯狂计划”。这个说法大致没错，因为欧盟国家大多因高福利而陷入窘境。 法国的高福利让全世界的福利偏好者们羡慕不已。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好处是公民从出生前到死亡可以享受400多个名目的福利保险。所谓“出生前”，是指法国女性只要申请，可以在怀孕7个月时收到福利局提供的数百欧元的生育津贴。新生儿出生后每个月可领幼儿津贴177欧元，直到满3岁为止。这笔月津贴在10年前曾经高达300欧元，孩子越多，福利越高，如果生6个孩子，每个月可领1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子女福利。所以，生孩子在法国是个有利可图的事业。法国人责怪法国籍穆斯林人口生孩子多，白享福利，其实应该去责怪本国福利制度设置的激励机制。 法国《劳工法》（code du travail）对劳方照顾得无微不至，除了确定每个工人每周的工作小时数、退休年龄、员工福利之外，还包括工作环境中的每一个细节问题。这本红册子从1910年撰写时旨在保障工人权利，让工人有能力和雇主以及股东抗争。百余年间，内容在不断增加：1990年，一本《劳工法》重500克，也就是一斤，到2014年，这本书已有3600页，重达2公斤。员工一旦受雇，要想解聘，简直比解除婚约都困难。法国的失业保险优渥，为美国望尘莫及，失业者在失业两年间，可以领取每月最高5000欧元的失业金。 这种号称“法兰西荣光”的福利社会主义终于结出了一朵奇葩。2006年10月，法国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我，职业求职者提尔里·F》，作者用的是笔名，住在法国中部，当时44岁。报载，提尔里开黑色阿尔法·罗米欧豪华跑车，从他位于上流社区的公寓中可以俯瞰网球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提尔里这种豪华生活竟是依靠法国福利制度支撑的。他在18岁以后的26年成人生涯中，只工作了31个月，其余的日子里一直靠吃政府救济生活。在这本书中，提尔里披露了他的“懒虫秘诀”，他对法国的福利制度可谓了如指掌，24年来得以充分利用制度的漏洞，成功地令自己“失业”。比如，他出版书籍时所领的“特别互助救济金”，从理论上讲只提供给那些在过去10年里至少工作过5年的失业者。但提尔里发现，就业培训也被计算为工作时间。而罗阿讷市就业中心经常会安排他去上各种五花八门的培训班，结果，这些培训统统也算为“工作”，让他能顺利拿到救济。他也会按要求去求职，先后接受过简历写作、向雇主发求职信以及如何回答面试问题等各种培训，但每次求职面试时，他都故意和老师建议的反着来，想尽花招令未来雇主失望，砸掉即将到手的饭碗。他解释说：“如果我找到了一份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那么我每个月的收入反而比吃救济时还要少。 这本书出来之后，一直将高福利当作“法兰西荣光”的法国人，那心情恐怕五味杂陈。政府不会创造财富，这么高的福利，当然只有依靠高税收。法国的企业税接近40%，如此沉重的税负，导致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几十年前，在全球企业五百强中还有不少法国企业，如今已经寥寥可数。从1974年开始，法国政府公共支出从来未能成功控制在预算之内，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维持在1/3左右，近几年已经高达GDP的57%以上，这一比例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包括北欧的福利国家瑞典。 法国人的税负全世界最高。假设一个法国人年平均收入为5.58万欧元，纳完税之后实际到手的钱只剩下2.81万欧元左右，缴税比重高达57.5%，高于欧盟45.1%的平均水平。自2013年以来，法国的免税日已经向后推迟了3天，近5年的税收总额上涨了1.2%。法国人劳动成果的一大半都用来支付各种税费。这位福利懒虫为什么就不想想，人的尊严来自于自食其力与创造，他的不劳而获，全赖辛劳工作的纳税人负重前行？ 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养老，二是济困，困难者包括失业、贫病残疾不能就业者。人皆有老，年轻时他们的交税付出，老年后应该有所回报。人的一生难免有困，平时工作交税支撑社会，困难时社会福利系统理当回馈。但不劳而获者却成功地利用了制度漏洞，以平等、博爱之名剥夺社会与他人。这样的福利制度，既将社会成员变成废物，也必将导致国家衰落。希腊的现状，可引为借鉴。 何清涟: 哀希腊: 希腊缘何成为奶瓶国家(1)，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711/2857692.html； 何清涟: 哀希腊: 希腊缘何成为奶瓶国家(2)，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he-qinglian-20150711/2858473.html。 （原载于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6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swiss-society-20160608/336845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3👍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