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东南亚未来的选边取决于美国政治
何清涟 美国的亚太战略以扼制中国势力在亚太地区的扩张为目标，战略构想中的盟国除了日韩之外，就是东盟国家。上个月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发布《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中国与海外媒体均以“东南亚风向变？中国首超美国成站队首选”大幅报道，并引述专家意见，认为若未出现能够与之匹敌者，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持续上升。 这一变化缘何发生？是不可逆向还是继续呈钟摆状态？本文试作分析。 必须考量《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发表的国际背景 该研究所自2020年首度发布《东南亚态势报告》以来，该报告已成为该地区精英阶层对地区和全球重要关键问题看法的年度评估。今年的调查基于对东盟十国的1994名决策者、记者、商人和专家的访谈，结果显示：50.5％的受访者表示东盟应该与中国结盟而非美国，比2023年的38.9％相比大幅成长；美国则从去年的61.1％下降至49.5％。这是该项统计自2020年以来，首度出现中国好感度高出美国的情形。 细分下来很有意思：在东盟成员国中，仅有菲律宾、新加坡及越南的多数受访者选择美国为结盟首选，其他7个国家则倾向与中国结盟。从“一带一路”倡议与对中贸易中受益最多的马来西亚、印尼、老挝欲与中国结盟的立场也最为鲜明，支持人数超过70％。 近20多年以来，东南亚地区国家一直奉行“政治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这一策略，这种三角关系一直未变。直到去年，东盟十国的大部分国家还坚决反对中国在该海域的扩张，如今发生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只能说它们对美国的信心因加沙战事发生动摇。 拜登入主白宫三年以来，美国已经涉入两场暂时看不到结果的战争。俄乌战争自2022年2月下旬开始，国际社会多认定战争很快结束，普京将下台。结果是战事拖到现在尚未结束。但2023年10月以来的以巴战争带给美国的影响远比俄乌战争复杂，一是美国民主党基本盘，包括大学生、lgbtqi+、BLM在内，因反对政府支持以色列而举行抗议活动，最近百多所大学校园抗议只是一波新高潮；二是美国因支持以色列而陷入孤立，多次联合国会议的表态，以及欧洲爱尔兰、挪威、西班牙三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就是证明。这两个因素确实都动摇了盟国对美国的信心。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宗教因素，该地区有三个伊斯兰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 文莱，其余7 国中，柬埔寨和新加坡的穆斯林人口较多，越南和老挝穆斯林人口较少。这种人口构成，在以巴战争之后，影响了该地区对美国的态度。 由此观之，在东南亚与中美这三角关系当中，中国因素可变项不多，但美国因素可变者甚多，一是国内政治（比如大选结果），二是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与方式。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本身的政治也是可变因素。 东盟十国，亲美亲中各有考量 美国的亚太战略从奥巴马第二任期重返太平洋开始，至今已历12年，美国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多次与东南亚的政府高层互访，2023年更可视为美国与东盟接触的高峰。去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东盟伙伴法案，将东盟与欧盟、非洲联盟列为同一层级的国际组织，并承诺扩大区域外交及经济往来。但至今除了日本、南韩之外，多数东盟国家拒绝选边站，原因无他，乃因东盟十国因与中国关系不同，比如是否有领土争端、感受到的威胁大小、经济往来多少等情况，对美国的态度而有差别。 例如，《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显示，菲律宾、新加坡及越南选择与美国结盟者依旧占多数，但菲律宾之外的国家对于美国的支持普遍减弱。在美国重申对菲律宾的防卫承诺之际，菲律宾对美国的信心从去年的78.8％增加至83.3％的历史新高。但是，领土威胁并不象菲律宾那样强烈的新加坡与越南尽管亲美，但对中国的态度又与菲律宾有区别。 新加坡不再是李家坡，对华关系未变 在过去数次亚太地区及东盟会议上，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多次代表多数东盟国家向美国表态：在美中之间，不要迫使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陈说的理由非常充分。但在今年4月，李显龙辞去总理职务，一直被视为接班人的黄循财接任总理。外界当然也关心黄循财是否会萧规曹随，继承李显龙的对华政策。 中国已经放话：李显龙在正式宣布即将退位以后，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全新加坡人能支持黄循财率领的第四代领导团队。李显龙所指的“第四代领导人团队”，早在去年12月份就已经率团访问中国，这时正是李显龙确认黄循财为接班人之后。该访问团规模宏大，成员中包含了新加坡政府内阁三分之一以上的高级官员，其中七位是掌握实权的部长，几乎全部为第四代领导团队的核心成员。 黄循财在副总理兼财长部长任上时，多次明确表示对华态度，比如去年12月再次强调，永远不要押注中国衰弱，中国继续是一个能为双边合作提供巨大机会的经济体。今年5月6日，他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时，记者问，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和出口限制，引发全球科技体系一分为二的担忧，新加坡如何应对？黄循财强调：“我们希望出口限制的出台会得到谨慎权衡，因为如果存在国家安全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小院高墙”围起来的院子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许多经济领域的技术分岔（bifurcation），不仅会对新加坡造成伤害，也会伤害美国和全世界。 已经可以肯定，黄循财接任之后，大体上会遵循李显龙的外交路线，与中国打交道基本是新车旧辙。况且美国正处在大选年，现阶段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双方都不想挑事，黄循财接任之后暂无选边站队的压力。 越南新近再次宣布：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越南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在一度似乎与美国缓和之后，现在又回复到中间路线。最近两个动作可能让美国不快。其中之一是路透社5月9日披露的消息，在越南准备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的访问之际，越南推迟了定于5月中旬与欧盟负责对俄制裁事务最高官员的会晤，理由是“无暇会见”。另一个动作就是在赖清德宣誓就职台湾总统的5月20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姮在回答记者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提问时强调，越南将在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基础上，与台湾在经贸、投资、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保持和发展民间关系和非官方关系，不与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这位发言人还重申，越南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认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合作对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美国实施了各种对华贸易限制措施，中国日益依赖越南帮助规避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2023年越南对美贸易顺差接近1050亿美元，是2018年川普政府首次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时的2.5倍。 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之下，东南亚成为双方积极拉拢的地缘政治角力场域，但东南亚国家的态度一直处在钟摆状态。尽管《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显示出对美国不利的变化，但确实是受到加沙战争的影响。今年大选落幕之后，如果美国国内政治有大的变化，国际政策随之调整，东南亚国家的态度亦会随之变化。不过，除了菲律宾之外，其余九国的调整只会限于对中美两张餐台的青睐度，绝对不会丢弃其中一张餐台。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5月2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522202418092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你能不劳而获，只因别人代你负重前行
何清涟 跋：本文是为了回应推友“诗酒年华@TristanN45”而写。这位推友希望建成一个10%的人工作，让其他90的人能够不劳而获的超级福利社会。中国是一个原始共产主义情结特别严重的国度，因此写作此文。 6月5日，瑞士就“无条件基本收入”计划进行公投，瑞士人居然以76.9%的比例否决了这个政府派发免费午餐的计划，这对全世界所有患上福利饥渴症的人，简直是一条太不和谐的信息。须知要求免费午餐及更多的免费午餐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号称尚保持自由资本主义特点的美国都在2016年刮起了桑德斯旋风，其他国家就更未能免俗了。 瑞士人为何拒绝政府派发免费午餐？ 按照瑞士“无条件基本收入”倡议者此前的初步构想，如果公投获得通过，将立法确定无条件基本收入的高低；预计每个成年人届时每月将获得由国家无条件发放的2500瑞士法郎，儿童则将得到625瑞士法郎。而现有的养老金、失业金以及其他社会福利补助金将被取消。值得注意的是，正式的公投案中，并没有提到任何的具体数字，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资金来源方案，只是强调无条件基本收入将能让全体民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确保大家“都能参与到公众生活中来”。 这个天上掉蛋糕的计划，如果在别的国家，定然获得高票通过。但瑞士民众一如既往的冷静，投票结果显示，支持引入“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民众只有23.1%，投反对票的民众比例则高达76.9%。瑞士《新苏黎世报》则在公投前就预测“注定通不过”，因为瑞士人对资金来源不明确的福利方案向来抱以怀疑的态度。文章指出，近年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延长法定带薪休假的公投已经先后被否决。 拒绝这些需要极强的理智。须知欧洲领袖法国不断因政党拉选票的需要而继续向左再向左，在福利制度上推陈出新，最后让整个国家不堪重负，直至今年1月宣布法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瑞士人之所以能够对免费午餐保持警惕，只因他们清楚：政府并不生产财富。经费来源不明，其实意味着只有一个来源：加税。既然左手得到一块蛋糕，右手得交出另一块蛋糕，那就得盘算一下支出与收益是否成正比。加税的结果，无非是增加政府二次分配的可控制财源，其结果是多养公务员及与之相关的NGO，有利于不工作的不劳而获者，那就一动不如一静，少折腾为妙。 希腊前财长、瓦鲁法基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为瑞士“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设想找到了依据。他们认为，随着信息化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将会被机器人、人工智能取代，这意味着社会生产不再需要以往那么多的劳动人口。此次瑞士的公投倡议者就明确表示，无条件最低收入将会是“对科技进步的人性回应”。瓦鲁法基斯进一步论证，机器人取代人类进行劳动的进程早已开始，“但是机器人却不会消费”。推友诗酒年华的主要理由相同，只是增加了两条：“1.人出生到地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应该有他的一份。2.人类前辈留下足够的知识遗产。凭这两条就可以不劳动而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当然劳动的人可以得到的更多些”。 瓦鲁法基斯是激进左翼，他的国家希腊早已成了一个道地的奶瓶国家，多年来需要欧盟喂养。如果瑞士人昏了头，听从这位“自由马克思主义者”的召唤，也会将本国人民变成奶瓶族。但瑞士没有希腊那欧洲文明发源地的位势，在本国无法供奶时，只能走法国道路，宣布国家经济进入紧急状态，没法学希腊榜样举债度日。 “法兰西荣光”养成的“福利懒虫宝典” 无条件基本收入反对者认为，这种“由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是“懒汉们的疯狂计划”。这个说法大致没错，因为欧盟国家大多因高福利而陷入窘境。 法国的高福利让全世界的福利偏好者们羡慕不已。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好处是公民从出生前到死亡可以享受400多个名目的福利保险。所谓“出生前”，是指法国女性只要申请，可以在怀孕7个月时收到福利局提供的数百欧元的生育津贴。新生儿出生后每个月可领幼儿津贴177欧元，直到满3岁为止。这笔月津贴在10年前曾经高达300欧元，孩子越多，福利越高，如果生6个孩子，每个月可领1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子女福利。所以，生孩子在法国是个有利可图的事业。法国人责怪法国籍穆斯林人口生孩子多，白享福利，其实应该去责怪本国福利制度设置的激励机制。 法国《劳工法》（code du travail）对劳方照顾得无微不至，除了确定每个工人每周的工作小时数、退休年龄、员工福利之外，还包括工作环境中的每一个细节问题。这本红册子从1910年撰写时旨在保障工人权利，让工人有能力和雇主以及股东抗争。百余年间，内容在不断增加：1990年，一本《劳工法》重500克，也就是一斤，到2014年，这本书已有3600页，重达2公斤。员工一旦受雇，要想解聘，简直比解除婚约都困难。法国的失业保险优渥，为美国望尘莫及，失业者在失业两年间，可以领取每月最高5000欧元的失业金。 这种号称“法兰西荣光”的福利社会主义终于结出了一朵奇葩。2006年10月，法国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我，职业求职者提尔里·F》，作者用的是笔名，住在法国中部，当时44岁。报载，提尔里开黑色阿尔法·罗米欧豪华跑车，从他位于上流社区的公寓中可以俯瞰网球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提尔里这种豪华生活竟是依靠法国福利制度支撑的。他在18岁以后的26年成人生涯中，只工作了31个月，其余的日子里一直靠吃政府救济生活。在这本书中，提尔里披露了他的“懒虫秘诀”，他对法国的福利制度可谓了如指掌，24年来得以充分利用制度的漏洞，成功地令自己“失业”。比如，他出版书籍时所领的“特别互助救济金”，从理论上讲只提供给那些在过去10年里至少工作过5年的失业者。但提尔里发现，就业培训也被计算为工作时间。而罗阿讷市就业中心经常会安排他去上各种五花八门的培训班，结果，这些培训统统也算为“工作”，让他能顺利拿到救济。他也会按要求去求职，先后接受过简历写作、向雇主发求职信以及如何回答面试问题等各种培训，但每次求职面试时，他都故意和老师建议的反着来，想尽花招令未来雇主失望，砸掉即将到手的饭碗。他解释说：“如果我找到了一份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那么我每个月的收入反而比吃救济时还要少。 这本书出来之后，一直将高福利当作“法兰西荣光”的法国人，那心情恐怕五味杂陈。政府不会创造财富，这么高的福利，当然只有依靠高税收。法国的企业税接近40%，如此沉重的税负，导致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几十年前，在全球企业五百强中还有不少法国企业，如今已经寥寥可数。从1974年开始，法国政府公共支出从来未能成功控制在预算之内，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维持在1/3左右，近几年已经高达GDP的57%以上，这一比例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包括北欧的福利国家瑞典。 法国人的税负全世界最高。假设一个法国人年平均收入为5.58万欧元，纳完税之后实际到手的钱只剩下2.81万欧元左右，缴税比重高达57.5%，高于欧盟45.1%的平均水平。自2013年以来，法国的免税日已经向后推迟了3天，近5年的税收总额上涨了1.2%。法国人劳动成果的一大半都用来支付各种税费。这位福利懒虫为什么就不想想，人的尊严来自于自食其力与创造，他的不劳而获，全赖辛劳工作的纳税人负重前行？ 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养老，二是济困，困难者包括失业、贫病残疾不能就业者。人皆有老，年轻时他们的交税付出，老年后应该有所回报。人的一生难免有困，平时工作交税支撑社会，困难时社会福利系统理当回馈。但不劳而获者却成功地利用了制度漏洞，以平等、博爱之名剥夺社会与他人。这样的福利制度，既将社会成员变成废物，也必将导致国家衰落。希腊的现状，可引为借鉴。 何清涟: 哀希腊: 希腊缘何成为奶瓶国家(1)，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711/2857692.html； 何清涟: 哀希腊: 希腊缘何成为奶瓶国家(2)，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he-qinglian-20150711/2858473.html。 （原载于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6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swiss-society-20160608/336845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3👍 0💬 0911 事件对美国媒体的冲击
911事件即将一周年，人们都说它改变了美国，仅对新闻界来说，它也像地震，对媒体造成强烈的冲击。概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小报化倾向有煞车作用： 在专制国家，政府以拥有媒体的方式控制新闻，但在崇尚市场经济的美国，媒体主要受消费市场中读者口味的无声“控制”，它迫使一些媒体为迎合大众，而向新闻娱乐化、小报化倾斜。英文媒体评论界使用的“小报”（tabloid），是指品味低，哗众取宠，不严肃的媒体，它以报道明星名流隐私及娱乐为主，像在超级市场出售的《星报》、《问询报》等，都是典型的小报。即使声称是严肃媒体的《今日美国报》这样发行最大的日报（210万份），也由於影视和体育等娱乐新闻比重过大，而被新闻评论者视为小报，或娱乐报。连老牌的《时代》周刊近年也有娱乐化倾向。据新闻评论专业杂�摇度莼恪罚˙rill’s Content）1998年1月引述的统计，1977年时，国际事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占21.2％，而到1997年，则下降到只有5.8％；娱乐性报道作“封面故事”，1977年仅占7.7％，而1997年则上升到15.4％。从这20年《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变化，可以看到大众口味对媒体的影响作用。 虽然新闻学院的教授们强调，报纸不仅是向大众提供他们想知道的，而且更应该提供他们应该知道的，即强调媒体的提升大众口味的专业责任，但美国媒体的小报化倾向仍越来越明显，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美国人更不太关心世界大事；同时国内政治没有大危机，人们对严肃的新闻缺乏兴趣。据统计，1977年，有77.6％的美国成人每天看报；而199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8.7％。 九一一事件刺激了更多民众关心美国之外的世界和国际政治。这种民情的改变，等於是给媒体的小报化踩了一下煞车，刊载严肃新闻的报纸销量上升。 第二，左派媒体受到打击： 美国一直是右翼共和党、左派民主党轮流执政，媒体基本也是这两种理念的反映者。美国目前有1509家日报，主要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两大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以及三大全国电视台，基本都是左派主导的媒体；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标准周刊》、《国家评论》，以及各州的地方报纸，多是偏右的保守派报刊。在有线电视中，两大台CNN和FOX，一左一右激烈竞争。 九一一事件使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派媒体遭到打击，右翼报纸的销量大幅增高。据今年四月统计，保守派报纸《纽约邮报》过去半年销量增加了16％，达到日销56万多份（《纽约时报》日销约80万份，星期天150万份），跻身全美第10大日报。在有线电视领域，建立了22年的左派旗舰CNN，其国内收视率大幅下降，而创办了才六年的右翼电视FOX的收视率今年初则超过了CNN，尤其是它的主要政治评论节目，收视率竟是CNN的一倍以上。 美国女律师、保守派政治评论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在911後由於严词谴责伊斯兰主义，而被《国家评论》杂志解雇。但她随後出版了抨击左派媒体的著作《诽谤：左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以780个注释来证明左派报纸电视等如何歪曲保守派，结果不仅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在非虚构类居第一名已八个星期，成为亚马逊网络书店、《出版家周刊》等公认最受读者欢迎的书之一。 第三，媒体向重视国家安全倾斜： 国家安全和新闻自由的平衡历来是新闻界争论的话题，九一一事件则提供了向国家安全倾斜的机会。因此在美国媒体中提出“见到拉登是采访还是先报警”的争论，以前媒体遇到这种情况，强调新闻采访和大众知情权第一，现在则基本倾向“先报警”抓获拉登，保证人民安全第一。 虽然911事件对美国媒体有很大的冲击，出现上述的变化，但美国媒体分成左、右两派相互平衡，并共同作为第四权监督政府权力的根本职能等都没有改变。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9月5日） 2002-09-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六四悲剧和知识份子的责任
今天回首六四这场运动，如果说它失败的话，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共产党的残暴镇压，中共调动了野战部队，屠杀平民。另一个原因，由于中国知识份子没有传播个人权利、个体自由、结束共产统治的根本价值，所以学生运动的主调还是爱国主义等，因而没能留下自由主义的精神遗产。 对第一个层次原因的探讨，已经非常清楚。事后人们得知，当时中国的掌权者邓小平已做出这样的决定，宁可杀二十万人，也要保证共产党继续统治二十年，认为“值得”。因此共产党大开杀戒，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惨遭杀害。 从另一个角度看八九民运，它几乎没有留下什麽思想遗产。当时学生主导的这场运动，主要口号是反贪腐，爱国，改革，而鲜少提出个人自由，个体权利等自由主义的价值，更不要说没有鲜明地提出“结束共产专制”、全国普选、人民享有政治选择权的民主要求。 学生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份子的思想水平，还局限在支持党内改革派（而不是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框架内，学生们从本国知识份子那里，得不到真正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 一个人不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 今天，原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专制全部被结束，人民获得了自由。但在中国，仍是共产党统治。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两地的主要知识份子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原东欧和苏联的知识份子，很早就从根本上否定共产主义，而中国的知识份子，则热衷支持党内改革派，仍在肯定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相当影响和决定天安门运动的诉求水准。 例如在南斯拉夫，早在五十年代，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吉拉斯（Milovan Djilas，也译为德热拉斯）就反省共产主义的制度问题，他的专著《新阶级》明确指出，共产党已成为巧取豪夺、欺压人民的新（特权）阶级。即使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改革被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对《纽约时报》斩钉截铁地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也是这种必须结束共产统治的思路。索尔仁尼琴写出“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谎言加暴力，知识份子应该做的，是去撕破共产谎言；而没有谎言的伪装，暴力没法统治下去。 萨哈罗夫则提出“一个人不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要麽附和共产谎言，要麽起来反抗，传播真实。萨哈罗夫选择的是跟共产党“决裂”，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被研究者称为“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呼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教条的民主社会。索尔仁尼琴当时激动地评价说，“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份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和他们同时代的东欧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哈维尔、昆德拉也是这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主义。昆德拉提出，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必须戳穿谎言，恢复记忆。真正知识份子质疑共产党的每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铁幕”，让人们看到藏在后面的丑陋。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大声疾呼，要勇敢地喊出“皇帝没有新衣” ，使共产谎言的“外壳四分五裂”。哈维尔非常赞赏那些喊出“皇帝光著身子”的勇者，在“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动。” 正是这种一步到位，完全否定共产主义，喊出共产党没有“新衣”，才给了人们新的视角，促使了民众的觉醒。所以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知识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刘宾雁至死寻找“善良的狼” 而在八九民运的时代，在中国知识界占主导的声音，是支持邓小平等改革派。很多言论具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像刘宾雁等，本身都是共产党员。刘的代表作《第二种忠诚》，不管强调了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所谓跟党内坏人做斗争，是为了党的健康，实现更好的社会主义。刘宾雁后来在美国流亡近二十年，去世之前，还在“寻找共产党”，并忿忿不平地说∶难道社会主义就该这样在中国失败了？他不认为，也不甘心。 以《第二种忠诚》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份子，向中国人传递的仍然是这样的信号∶共产党是可以改变的（变好的）；狼是可以变成善良的。六四事件所以有那麽多平民遇难，就和中国知识份子这种对“狼”的本性认识不清有相当的关系。即使屠杀前夜，天安门广场的知识份子还在喊“我们没有敌人”，在美国的民运领袖主张“和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最后当枪弹打到身上，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天安门学生在中国知识份子的“寻找善良的狼”的幻想引导下，完全不知道，更不清楚，这个世界绝没有善良的狼，只要是狼，本质都是吃人的；必须结束狼的世界，才有羊生存的可能。 不仅挑战皇帝，更否定整个朝廷 原东欧和苏联的知识份子，就没有去寻找善良的狼，而是告诉善良的人民，共产党就是狼，必须结束吃人的制度。索尔仁尼琴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对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但正是这些智慧而勇敢的知识份子喊出“皇帝光著身子”，使人民有了重新审视“皇帝新衣”的视角，一下子明白那是虚假的，是谎言，因此当机会来临时，他们行动的诉求才是在结束整个“皇帝新衣”制度这样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上一点衣服的好皇帝。 中国的刘宾雁们追求和欣赏的是做“忠臣”，拒绝和厌恶的是“奸臣”。而萨哈罗夫和哈维尔们，则是既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不做任何臣民，他们要做的是自由人。他们跳出什麽党内改革派、保守派的思路，站在捍卫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高度，不仅挑战皇帝，更否定整个朝廷。东欧和俄国人民，没有付出像中国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惨烈代价，但他们结束了共产专制，获得了自由！ 六四屠杀不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克·赛尔顿（Mark Selden）很快发现了这种不同，他的结论，可能今天仍值得中国人深思∶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遵循古老的谏诤和对朝廷滥用权威进行有原则的抗议传统，┅┅跟1989年东欧发生的很多运动比较起来，中国学生尽管向党对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却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东德的运动则使不同公民社会的结合跟党和国家对立起来，终于导致推翻了共产党政权。”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9年6月4日 2014-05-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2👍 0💬 0曹长青批金溥聪造假 金承认不是溥仪堂弟
金溥聪是溥仪的堂弟吗？ 曹长青 县市长选输，马英九急了，於是饥不择“人”，居然不避嫌，让他的“亲密伙伴”金溥聪出任国民党秘书长。虽然泛蓝媒体把这位“金内助”捧得天花乱坠，但其实他跟马英九同样，也是被媒体包装出来的花架子，甚至喜欢营造“神秘”身份。例如他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这种说法，就明显不是真的。 虽然蓝营媒体和维基百科都说“金溥聪是溥仪的堂弟，全名爱新觉罗. 溥聪”，但都没有给出历史根据。而且从常识来说，也不像那麽回事。溥仪是1906年出生，金溥聪是1956年，两人相隔整整50年，怎麽成了同辈“兄弟”？按辈份，金溥聪的父亲就是光绪皇帝的堂弟，而光绪是1871年出生，那金父是哪个朝代出生的？他又是什麽封号的“亲王”呢？ 据互动百科，金溥聪的父亲金铄曾就读张学良资助并任校长的中国东北大学，於是台湾媒体就说，金铄是张少帅的门生。张学良短期当校长的1928年，金铄要麽没出生，要麽还是幼童，怎麽就成了张学良“门生”？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想像，那个所谓“溥仪的堂弟”可能也是这麽演绎来的。 如果金溥聪是溥仪堂弟，那他父亲就是满清“王爷”贵族了，当时苏军占领东北，在满洲国继续称帝的溥仪和他的王爷们都被押送西伯利亚，这位“溥仪的叔父”用什麽高招漏网溜到台湾？这里全部的奥妙，可能因为金家真是满族，金溥聪名字中有个“溥”字，於是浮想联翩，联到了“溥仪”，就爱新觉罗起来。这真让人担心，如果哪天金溥聪去了北韩，见到金正日，两人谈古论“金”，是不是也成了“金正日的堂弟”？ 在中国关於满清皇帝家族有详细列表，根本就查不出有“爱新觉罗.溥聪”这麽一个“溥仪的堂弟”。据专家研究，“爱新觉罗”後裔在中国约三、四十万人，这麽大的基数，也没谁敢冒充“末代皇帝堂弟”，因为溥仪那辈皇室就那麽几个人，这段历史一目了然。 虽然媒体望风捕影，但风头可能来自金溥聪，因为这种家族历史，只能本人提供；如果不准确，本人一定会澄清。现在连维基百科都这麽介绍，海峡两岸媒体一片照抄，但人们迄今没有看到这位曾经教授新闻的“末代皇帝堂弟”出来澄清，强调新闻的真实。反而（据报导）他曾跑到南京的中山陵，对著孙中山说什麽他是“大清不肖子孙”，好像真有那麽回事似的。 退一万步讲，即使金溥聪真是皇室遗少，但清王朝是国民党革命、推翻的对象。国民党秘书长再炫耀自己是满清皇帝的弟弟，这不是逻辑混乱到“乱伦”的地步吗？但这种事在国民党权贵中并不罕见。不久前，蒋介石的孙子蒋孝严就跑到中国，当著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面，夸赞、吹捧中共拍摄的打败国民党、庆祝建政六十年的宣传片《建国大业》，还连看两遍。金溥聪是巴结被国民党推翻的大清帝国，蒋孝严则谄媚“灭了”国民党的共产帝国。你说一个国民党的秘书长、一个国民党的副主席，头脑都坏掉到这种地步，难怪这个党今天去跟共产党乱伦。 金溥聪被称为一路辅佐马英九的“金牌、王牌”，俨然一副“党国”皇亲国戚的爱新觉罗了。但爱新觉罗代表的是大清王朝的灭亡。王牌，也可能是亡牌。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2月14日“曹长青专栏” 最新报道∶金溥聪终於承认不是溥仪堂弟 ［中央社］即将接任国民党秘书长的金溥聪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金溥聪今天透过友人说，他从未公开或私下提及自己是溥仪的堂弟，也不清楚与溥仪的血缘亲疏关系为何。 金溥聪友人转述说，金溥聪父亲生前只告知他的满族背景是镶黄旗，属“溥”字辈。对於有媒体评论指他并未否认或澄清是否为溥仪的堂弟，金溥聪接受友人建议，作出澄清。 金溥聪确定将接任国民党秘书长後，他的旗人背景不断成为媒体讨论的话题。有些谈话性节目还指称他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并且以当年国民党推翻满清，如今却找个满人担任党秘书长。 金溥聪表示，部分媒体这几天指他是溥仪的堂弟，这些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不论是私下或公开，他从未向任何人或媒体表示他是溥仪的堂弟，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与溥仪的血缘亲疏关系为何？也没认真研究过，这部分只能由历史学者考证。 他透过友人说，父亲虽然是历史教授，但生前也只是告知是镶黄旗，属“溥”字辈，其他的他未真正深入了解，因为那已是过去的家族历史。 对於有媒体评论指他并未否认或澄清是否为溥仪的堂弟，金溥聪接受这个建议，因此澄清。他强调，满清王朝是百年以前的历史，有些人要用戏谑、嘲弄的角度谈他的出生背景，在民主开放的社会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也常常自嘲是台湾教科书中的“鞑虏”，客家人的妻子嫁给他是“和番”。 他表示，接受国民党秘书长职务後，作为一个志愿性的公众人物，就必须概括承受这些讨论。金溥聪也说，父亲是旗人，母亲是汉人，他非常不希望看到有人因为对他出任此职有不同的看法，藉此拨弄族群关系，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金溥聪表示，在大陆作家二月河写康熙、雍正、乾隆那几本畅销书以前，早年台湾的武侠小说与历史教科书强调的都是满清後期的腐败，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他很少主动提及自己的满清背景。这一次因为出任新职，引发有关他出生背景的讨论，也非常无奈。 ——中央社2009年12月14日【22:15】；原题∶金溥聪∶从未说过是溥仪堂弟 2009-12-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为何特别灵？
何清涟 最近，阿里巴巴公司成了中美两国的新闻焦点，马云最后与中国工商总局就白皮书事件达成和解，再次彰显了他的阿里巴巴“咒语”特别灵，总是在关键时刻推开机会之门，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纵观马云及阿里巴巴的成长史，其中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中国常见的政商勾结话题，值得深思。 2012年：隐瞒信息为马云带来命运转折 这次美国的七家律所联合起诉马云“涉嫌隐瞒受到监管部门调查”等信息，国内论者也特别希望马云能够受到一点教训，不少人都说，“美国的投资者不好惹”。但希望归希望，现实归现实，就在2月5日早上我看到《华尔街日报》消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即将与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分支机构就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争议达成和解，这件事情预示着阿里巴巴头上的乌云可能飘过。要知道，那130多家中国公司当时可是涉嫌财务欺诈，比今天马云面临的指控严重得多。 话说马云隐瞒信息不是第一次。2012年那次信息隐瞒竟然被马云高明地化成命运转折点。雅虎曾是阿里集团的大股东（22.6%股权）。支付宝被马云剥离阿里巴巴集团，变身为马云控股的私人公司。雅虎投资者认为，雅虎公司未能及时披露这一消息，致使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于是引发阿里回购雅虎股份事件。这次事件本来会使阿里严重受挫，但马云长袖善舞，得“贵人”相助。 2012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完成回购一半雅虎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交易，金额为76亿美元（当时约合480亿元人民币）。这家电商巨头通过向顶尖投资机构出售股份筹集了部分交易资金，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的主权基金，以及三家著名的中国投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是马云生命中的“贵人”，有了他们加盟阿里，从此马云的事业蒸蒸日上，几乎没有翻越不过的高山。 其中为阿里融资近半的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是中共元老陈云之子，该银行的三大股东是中国国务院、发改委与汇金公司，前两者是中国政府机构，汇金则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官商之一。这一顶级官商背景之外，还有权贵们联袂加入，《纽约时报》曾于2014年7月21日发表《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详加介绍。在投资阿里的中国公司高管中，有2002年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者的子孙20多人，堪称中国等级金字塔顶层，其中有江泽民孙子江志成作为合伙人的博裕资本；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创立的新天域；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军、政治局常委贺国强之子贺锦雷分任掌门副掌门的中信资本；还有现任常委刘云山之子刘乐飞任副总裁的国开金融。这些有深厚政治背景的公司因贷款、投资等成为阿里的股东，阿里从此蚕蛹化蝶，淘宝网和天猫在2012年销售额达到1.1万亿人民币，超过亚马逊公司和eBay之和。成为外媒称誉的“世界上最伟大的集市”。 数度被揭隐瞒信息，马云总能遇难呈祥 隐瞒信息，其实就是“不诚实”。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这是很要命的一条指控，但对马云来说，居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先说1月28日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官网发布的“白皮书”。在这份对阿里巴巴行政指导的“白皮书”，指出其存在5大问题。主体准入把关不严、对商品信息审查不力、销售行为管理混乱、信用评价存有缺陷、内部工作人员管控不严。随后，淘宝发布声明，称工商总局网监司司长刘红亮“情绪执法”，决定向工商总局正式投诉。“白皮书”当晚被撤。这场巨型企业与政府监管机构的公开较量，只有几天就偃旗息鼓，局长张茅与马云握手言和。 通过这次官商博弈，外界才知晓，国家工商总局这是第二次为马云让路。第一次让路是2014年7月，其时工商总局的“白皮书”已经出来，但不得不推迟公布，理由是当时阿里巴巴正谋求在美国上市，公布这份报告会对上市造成负面影响。第二次让路就是这次张茅被迫与马云握手言和。在美国投资者委托数家律所准备起诉马云之后，为了让这次集体诉讼失去理由，国家工商总局决定“釜底抽薪”：1月30日，工商总局称上述“白皮书”实质是行政指导座谈会会议记录，不具有法律效力。 谁都知晓，中国政府很强悍，一般商家都深谙“民不与官斗”之至理；如果遇到这种国字号监管机构在正式文件中如此“评价”自己，不啻灭顶之灾，只能伏首认错，并表示痛改前非（“改”的方式有明暗多种，中国特色），哪能让“庄严”的国家机构先为自己在美国上市的利益考虑推迟信息发布，继而又为自己在美国免遭诉讼收回自己的白皮书，让“国家信用”因“企业信用”受损？ 然而，马云的阿里巴巴确实够牛皮。国字号机构不怕马云，但对马云背后那些影影绰绰的“大个子”深为畏惧，可以猜想，张茅局长在审时度势之后，也不得不做出“明智”选择，与马云握手言和。 美国的投资者究竟有多不好惹？ 外界期望“美国投资者不好惹”，这期望本来在美国也有现实基础。在准备参与集体诉讼的七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当中，最先发难的是著名的美国股东权益律师事务所（Pomerantz LLP），该律所由被誉为“集体诉讼教父”的Abraham L. Pomerantz创立，在公司、证券和领域反垄断诉讼领域享有盛誉。这盛誉可是身经百战积累的，如今它宣布对阿里巴巴涉嫌信息披露不充分展开调查，并称该项调查将针对阿里巴巴及其部分管理人员或董事，考察其是否存在违反美国证券法的行为。听起来还真的很严重。 但是且慢，美国的一切，只要加入了中国因素就得另说了。比如人们都知道，美国人爱批评政府与总统，对贿赂行为也深恶痛绝；对中国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也颇有微词，如此等等看法，总体上都是对的；但是，当美国的规则与中国的“规则之外”相遇之时，美国总是出师不利。 阿里巴巴原准备2014年7-8月之交在美国上市，因《纽约时报》7月21日那篇《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暂时推迟。在回应有关其公司背景质询时，马云的回答是，“公司唯一的背景是市场”，并说外界对个别股东的身份做了过度解读。马云的回答不奇怪，奇怪的是，美国证交会及投行界对这一问题未深究下去。其实，美国投行界历来看重中国企业及中国人的政治背景，摩根大通就专设一个“子女项目”（Sons and Daughters），吸纳中国权贵子女为其工作，以获得在中国市场的种种便利。正是在证交会的“忽视”与投行界鼎力推动之下，阿里巴巴成功在美上市，成果远比预估的丰硕。9月19日阿里股票上市，首日市值高达2300亿，到11月11日“双十一节”这个阿里自创的购物节，阿里巴巴在纽交所的总市值已超过富国银行和通用电器，以2847亿美元的市值暂居第8位。 两军相逢勇者（或智者、诈者）胜。相对于美国企业，美国投资者绝对不好惹；但遇到中国公司，赢的就不一定是美国投资者。就在阿里巴巴2014年进入美国上市之前，130多家中国企业因涉嫌财务欺诈在美国股市遭到停牌被调查，但与财务欺诈相关的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普华永道等却未受到相应惩罚，因为它们拒绝按美国证交会要求提交文件，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禁止”其提交这些文件，中国政府也为这种遁辞背书。此事纠缠几年之后，结果竟然是美国证交会与四大达成和解。 130多家中国概念股的总市值最高峰时达500亿美元，停牌退市时缩水至200亿美元，跌损高达六成。阿里巴巴的上市规模远超上述公司总和。据说，准备起诉阿里巴巴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手上握有重要证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阿里巴巴实际上是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简称VIE），如果它步那些中国概念股之后尘，将是美国股市的灾难。 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信用，但中国无论是政府信用、制度信用、企业信用还是个人信用，都乏善可陈。过去，中国政府曾以中国法律为名拒绝提交中国在美上市企业的财务资料原始文件；现在，又让国家工商总局与阿里共谋隐瞒信息。在此情况下，美国与其在受骗后责怪欺诈者，不如多做自我检讨，反省自己为何遇到中国企业念动“芝麻开门”咒语，就允许它长驱直入美国市场。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9期 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5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5297） 参考资料：Wall Street Journal Alibaba’s IPO Puts VIE Structure in the Spotlight Alibaba Class Action Suit Faces Unusually Long Odds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费正清和余英时谁更懂中国？
中共十六大的结果是，江泽民根本不放权，仅是给了胡锦涛一个总书记的空头饺，通过扩大政治局常委人数，安插自己的嫡系，使自己仍大权在握。一些美国的“中国通”对此表示惊讶和不解，因为他们原来的预测是“江泽民这次会全退”。 为什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这次又是“中国不通”？退休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余英时先生有句概括性的名言：“费正清和他同时代的‘中国通’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伤——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共的性质。”“四十年来他和欣多‘中国通’对中共发展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 在美国学界对中共的看法上，费正清（J. K. Fairbank）和余英时的观点可谓两极。1991年去世的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一生致力於研究中国，著作甚丰，桃李遍地，当今美国政界学界有很多他的弟子，因此费正清的观点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1995年我采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谈到费正清时，这位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多次去过中国的作家把费正清称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 但费正清却对红色中国长期持正面看法，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不可能被压制的”，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最後竟做出“共产主义不适於美国而适於中国”的著名论断。 据费正清自传，尼克松访问北京，最早是费正清提出的建议。他对基辛格说∶中国自古有“朝贡”传统，美国总统主动先访北京是会满足毛“皇帝”的心理的。一直到“六四”屠杀，费正清才有所醒悟，叹息说，“中国确实是独特的，深不可测的。”他去世前把最後一本书取名《中国新史》，里面修订了一些自己的错误认知，这个“新”字也喻示他重新阐释中国。 余英时可能是美国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最罕见的一位，他既没有随波逐流融入费正清式的对共产中国的浪漫情怀“主流”中，更没有像杨振宁、李政道等华人学者争相跑北京，享受中共的红地毯；而是始终坚持对共产邪恶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 我没有采访过余英时，没有机会当面请教为什麽在美国专家们争相展示“中国不通”、华裔学者们争相跑到北京谄媚共产党的“历史洪流”中，他不仅能清醒地独善其身，而且还更难能可贵地慧眼识真，看出中共的邪恶本性，公开批判。但我从阅读他的书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线索∶ 余英时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从中国几千年动荡的历史中，他发现，那些领导革命、翻天覆地造成社会大动乱者，都是“边缘人”（据我有限的阅读面，还没有看到其他中国问题专家这样论述，这可能是余英时的独创）。余英时在《费正清和中国历史》一文（收入台北《西方汉学家论中国》1995年版）论述说，“以领导主体而言，中国史上的造反集团从来不是务正业的农民，而是各式各样的边缘人。正如黄巢是盐枭（旧时指私贩食盐的人——本文作者注）、李自成是作为驿卒的乡村‘无赖’、洪秀全是客家籍的不第秀才（这是双重边缘人）。”“边缘人在治世难有展布，但一到乱世便有机会大显身手了。” 余英时通过他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对中共的对比性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毛泽东为领导主体的中共的确继承了一种中国传统，即社会边缘人的造反传统，┅┅所以20世纪是中国边缘人最活跃的时代；而‘革命’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活动场所。┅┅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个最典型的边缘人集团。” 余英时和费正清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仅洞察到中共不仅根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更不体现什麽“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而且还深刻地观察到，中共这个“边缘人集团”的特点和做事习惯是∶不讲规矩，没有理想，不按牌理出牌，极端的利己，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余英时在上述文章中写道，“（费正清）始终不了解边缘人集团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鄙弃社会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规范和价值，因而行事可以肆无忌惮，┅┅这个集团在造反的时期是不惜运用任何手段夺权，在夺权以後则千方百计地保权┅┅由於它摧毁了整个民间社会，并且独占了全部生活资源，它已转化成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阶级。” 今天看中共的经济改革，和江泽民的所谓交班，几乎全是按余英时所观察和阐述的路子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统治权力，保持“江泽民二世”的“中国皇帝”权力。而且为了这个“权力”，江泽民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可以提出“资本家入党”（拉拢商界，和毛泽东夺权时拉拢商界、建立统一战线一样），可以提出市场经济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提出要和历来被北京视为美国推行霸权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话”，对美国展开笑脸外交┅┅ 同样，为了保持江泽民的个人权力，可以公开地违背共产党的惯例，政治报告不让“接班人”来做，连这麽点小小的露脸机会都不给胡锦涛，比当年慈禧对待“儿皇帝”光绪都做得过份（已有文章指出，中共八大、九大、十大，毛都是让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做报告。邓小平时代的十二到十五大，也是让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做报告）；可以毫不忌讳地公开扩大政治局常委人数，安插自己的嫡系。《纽约时报》11月15日说，“九名常委中，有六个是江泽民的亲信。”当日《洛杉矶时报》记者朱亨利（Henry Chu）发自北京的分析说：事实上，这根本不是选举，而是黑箱作业。政治局常委中的五名江泽民亲信（曾庆红，贾庆林，黄菊，李长春，吴邦国），都有“狡猾阴险的政治玩家”（wily political operator）的名声。 当年毛泽东、邓小平还要讲点“面子”和修饰，尽量不把“边缘人”的面目让人们看得太清楚（也因此蒙骗了一大批中国知识人和美国的“中国不通”们），现在江泽民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展示他的“边缘人”的丑陋，不择手段，不计後果，贪婪地霸占和吞噬权力，恰恰透露出，他所领导的共产党集团，像当年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等边缘人集团一样，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2002-11-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8👍 0💬 02020 大选将决定美国未来国运
何清涟 美国2020大选在即，由于民主党候选人首轮辩论一、二场都欠缺亮点，美国主流媒体不免着急，接连出台民调，证明川普除了经济政策之外，非常不受欢迎。根据选情分析网站538对近70年来的总统大选民调汇总分析，发现在初选时期两党候选人未确定时进行的假设性民调，准确度偏低，跟最终大选结果平均相差11个百分点。世界记忆犹新的是2016年大选中美国90%以上的民调都错得离谱，所以，只有媒体对民调津津乐道，大多数人现在都对民调姑妄听之。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次由于民主党竞选人的主张多趋极左，两党竞选主张的分歧与冲突较2016年更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场大选关系美国未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之争，直接决定美国国运。 选择川普还是民主党，关系到美国国运 在克林顿时代与小布什时代，不管是选择民主党还是选择共和党，更多是一种政治与经济政策的选择。选民主党的选民，多是赞成高税收，大政府，增加福利；选共和党，则赞同相对低的税收、相对小的政府，保持美国立国以来的基层自治。加上两党都想争取中间那20%多的人，在有些主张，比如对同性恋的态度上甚至趋同，两党更不会去触动基督教——基督教虽然不具备国教地位，但美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是圣经地带（Bible zone），人们信奉上帝帮助自助者，排斥毒品，对婚姻的态度保守认真，具有家庭责任感。加之中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个人拥有持枪权是生活安全所需要，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保护自己及家人不侵犯。但经过奥巴马之后，美国政治与青年人的思想观念发生极大变化。 奥巴马参加总统竞选时，使用的关键词是Change，许诺给美国带来改变，但未说明是朝什么方向。奥巴马将八年任期中的改变当作能够进入历史的丰功伟绩，他竭尽全力支持希拉里竞选总统，就是因为希拉里承诺全面继承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细数奥巴马的主要“政治遗产” 一、奥巴马留下的政治遗产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肤色为代表的新身份政治，按人的肤色给予不同的待遇。严重撕裂美国种族与警民关系的“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因奥巴马发言的严重倾向性而推向高潮。一位名叫“Ziad Ahmed”的穆斯林青年，因为在考卷上一口气写了一百遍“黑人命贵”不仅因此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耶鲁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也努力延揽入学），还获得奥巴马白宫接见（2015年）。佛罗里达州、维吉尼亚、威斯康辛州的大学甚至出台根据学生的肤色给分的荒谬决定。 历史有时候非常吊诡，奥巴马的当选曾激发美国人实现种族平等的更高期望。但实际情况是，奥巴马离任时，美国的种族冲突，以及黑人与警察的冲突，远比他上任时更严重，这与他在冲突发生之后的一些不当表态有关。 二、重新构建美国历史。奥巴马主政时期，美国倡议反种族主义的社会运动团体，否定南北战争，焚烧各种与南北战争有关的纪念物的暴行在全美都有发生，人称“美国的文革”。在北卡州小城Durham，左派把一尊纪念南北战争时期一个战士的雕像（文物）推到、摧毁：新奥尔良市议会通过决议，将本市仅存的四座南北战争时南方军将士的文物雕像全部移除。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是撰写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主张宗教自由、是撰写美国宪法的重要作者，在美国建国时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备受尊崇，可以说，美国历史离开这个人物将无法解说。但因他曾经是个大奴隶主，一直成为左派攻击的对象，2019年6月，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市议会投票取消这位大奴隶主杰斐逊的生日庆祝。 2019年7月3日，2020年民主党人候选人贝托·奥内克（Beto O’Rourke）宣称，1776年象征北美十三州的贝琪罗斯（Betsy Ross）旗帜是白人民族主义的象征，另一位候选人朱莉安·卡斯特罗（JuliánCastro）也将这面旗帜与“痛苦的”邦联（Confederate）标志相提并论，两人都认为这面十三颗星的旗帜是仇恨的象征——事实上，奥巴马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这面象征美国建国初期十三州团结的旗帜被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 马克思标榜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在共产主义出现以前，任何一个国家都看重自己的历史传承。中国有句古语：欲亡其国，先灭其史，美国独立战争为立国之始，如果北美十三州的旗帜被这些社会主义左派如此否定，美国走向何处，真是个问题。 2019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纽约革命俱乐部（NYC Revolution Club）——一个自称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拉美裔美国人为主的极左组织，在推特上号召人们参加在华府焚烧美国国旗的活动，他们认为美国国旗是奴隶制的象征，美国是人类的祸害，川普是法西斯，主张无国界世界大同。 正是这种氛围中，川普总统“让美国伟大”的主张成了左派眼中的罪孽——试问，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有如此诡异的政治氛围？ 三、重新构建美国人的宗教观。套用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的名言“所有动物都平等，但某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就是“所有宗教都平等，但某些宗教比其他宗教更平等”。在对待基督教牧师与穆斯林神职人员对待对方的经书一事上，奥巴马的态度截然不同。居住于佛罗里达州、被称为“疯狂牧师”的特里·琼斯曾于2010年声称，将于911那天焚烧《古兰经》 ，从奥巴马到联合国秘书长，从欧洲到中东，全世界都在抨击琼斯以及他所属的佛罗里达州50人小教会。2013年911那天，美国佛罗里达州警方宣布：特里·琼斯宣称要焚烧三千册古兰经，警方以犯有刑事重罪的罪名逮捕了这位牧师。在同一时期，2012年9月11日，埃及穆斯林神职人员Abdullah带领两个团体在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前游行，并公开烧毁一本《圣经》，还在抗议中宣称，他已经计划让他的孙子在《圣经》上撒尿，奥巴马对此不置一词。 2019年4月21日是复活节，斯里兰卡发生了一系列由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动的恐怖袭击，造成290人丧生，450人受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里，发表悼文时，对死者避称“基督徒”（Christians），改称为“复活节崇拜者”（Easter worshippers），引起英语世界公愤。对此，时政评论人陶杰在《政治正确大反智》嘲笑说，“政治正确玩到这种极端，难怪奥巴马一度被美国保守派怀疑为伊斯兰内奸。希拉里也被指有叛国行为。看来真有几分眉目。被炸死的人，在复活节去教堂礼拜，当然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身份，不是妓女之须改称‘性工作者’，不必视为冒犯，也毫不敏感，不必鬼鬼祟祟、遮遮掩掩，另称什么复活节崇拜者。” 至于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与业绩，主要是被动参与阿拉伯之春，最后成就了ISIS，造成了席卷欧洲等国的难民潮——本文论不及此。 2020年大选决定美国未来 从美国的主流媒体与自相矛盾的民调中，人们只能看到它们努力展示的前景：美国人不喜欢川普，喜欢民主党。但民主党的首轮竞选辩论第一、二场均已落幕，让民主党建制派更着急的是：尽管20多位民主党竞选人在辩论台上展开了唇枪舌剑，战况极为激烈。但在他们热衷的几个话题，例如全民医保、边境移民、控枪这些最热点的问题，鲜能听到有力的举措。 我生活在美国，已经很清晰地感受到极左派正在用他们极不宽容的政治正确禁忌强行推行其主张： 人人都发生活费、政府包办医疗——不劳动可得钱，不交费可得无限保障。但他们从来不问钱从何而来，仿佛美联储可以无限制印钞。 性别种类无限制扩张。奥巴马在任期的最后一年签署了一项严重违背伦理与常识的跨性别厕所令，规定在全国的公立学校，人们可以按心理性别认同选择洗手间与更衣室。纽约现在法律规定的性别多达31种，纽约人权法院还颁布了各种性别的称呼，称呼错将受惩罚。如果说性别选择是个人自由，但法律规定任何商业机构若不尊重，或不为某人所选择的性别身份提供便利，将有可能触犯纽约人权委员会订立的条例，招致六位数字（美元）的罚款，这就是要求特权了。 极左派还主张，这些改变性别的费用与所有妇女的堕胎费用全由联邦政府负担。毒品无罪化，许多蓝州现在大麻合法化，开设了各种大麻店为吸麻者提供服务——以上各种主张，都是主张纵欲而无须个人负责，让其他纳税人为其买单。 人类历史上，只有社会主义等极权国家产生禁忌话语，迫使人们自我审查或缄默。美国的左派采用政治正确禁忌话语让自身的一切主张处于不能挑战的地位，并限制他人的言论自由，凡有人公开表达意见不赞同他们的主张，就实施集体围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卡瓦诺大法官任命表决时，民主党组织人员在参议院进行骚扰性激烈抗议（被共和党参议员斥之为“暴民”）。最近的事例就是一位8岁小女孩因募仿民主党新科议员AOC，其家人受到左派的死亡恐吓而被迫关闭视频。 2020大选，对国际社会来说，希望民主党当选，无非是让民主党继续奥巴马的国际政策，继续出钱出力当个名义上的世界领导者。但对美国国内来说，则关系到美国国运。 鉴于民主党已经严重社会主义化，民主党竞选者的主张也越来越极左化，选民主党就意味着美国将社会主义化，奥巴马时期留下的政治遗产将更极化。就连民主党的铁杆也开始担心，纽约时报专栏作家Bret Stephens在《民主党人的悲惨开端》（A Wretched Start for Democrats）一文中评述，民主党竞选人的主张表明，这个党漠视选民利益，但有兴趣帮助除了美国选民之外的所有人。因此对美国人来说，选川普还是失去国家方向感的民主党人做总统，一是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选择合乎常识还是反常识的生活方式。 川普与所有民主党竞选人一样，并非完人，但选总统不是选道德完人，而是选能够保障选民利益之人。选川普，就是继续走过去两年多来的道路：减少失业，阻止非法移民，加强美国国力（军队），回归常识，尊重法律与秩序。选民主党，就是让美国迅速社会主义化，并颠覆美国人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国家认同与宗教观。 所有的选择都有后果，2020年尤其不同。在这两条道路当中，美国选民们，你们想好要走哪条路了么？ （原载2019年7月10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7/9/n11374352.htm）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台湾要不要自尊
在纽约家中看奥运开幕式，却替万里外的台湾感到悲哀，因为在最有机会凸显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时刻，台湾的体育队却不能打出自己真正的名字，而是举著一个莫名其妙的牌子「Chinese Taipei」入场。美国电视转播时解释说，这是台湾代表队，大概担心一般美国人可能不知道这是哪国选手。 「Chinese Taipei」给人感觉是把族群志�液偷孛�混用到一起作为国名，这就好像美国队入场举了「American New York」（美国人纽约）一样荒唐。 这个被译成「中华台北」的名字显然完全不准确，因为台湾并不仅仅是台北，台湾还有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其他几十个城市和广大的乡村！哪怕是打出一个「Chinese Taiwan」也勉强说得过去。 当然，这是国民党时代的遗产，被北京打压的结果。但这次台湾在雅典做奥运广告，即使挂出「Chinese Taipei」，照样还是被北京施压而拆除了。它至少说明，即使向北京妥协到「中华台北」也没有用。 开幕式上，另一个和中国有关的、颇为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是，香港不仅单独组队参赛，而且还堂堂正正地举著「Hong Kong」的牌子入场，前面根本没有什麽「Chinese」字样。一个已回归中国、完全受北京中央政府统治的香港，不仅可独自参赛，还可以打出和中国无关的名字，而一个从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过的台湾，却被欺负到连自己的名字（无论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都不许喊出的地步。 怎麽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得从台湾自己开始，坚定地拒绝这个荒唐的名字；尤其是台湾的媒体，应理直气壮地把自己国家的代表队称为「台湾队」，而不是什麽「中华台北」或「中华队」。只有台湾有自尊，最後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只有台湾人民敢於争取这份本来属於自己的权利，首先让台湾在自己心里站起来，喊出自己真正的名字，才有可能一步步地推动世界承认这个名字，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站起来！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16日铿锵集） 2004-08-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4👍 0💬 0泰坦尼克号重建再次起航——纪念海难 90 周年（4 之 1）
整整90年前（1912年4月14日）的今天，人类建造的第一艘时速最快（每小时43公里）的巨轮“泰坦尼克号”（Titanic，港台译为“铁达尼号”）在驶往美国途中，在大西洋撞冰山沉没，船上2,208人，仅有705人获救，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 “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人类制造的第一个豪华巨轮，被称为“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首航时她装载了6,000吨燃料，3,435袋邮件，900吨行李，还有大量珠宝首饰，船舱中还有一件无价之宝：波斯诗人莪默伽耶的《鲁拜集》原稿。 据史料记载，乘客中有知名戏剧制作家、美国总统的侍从武官、费城电车大亨、国际管道公司总裁、钢铁业巨子、传记作家、神学家、名画家、雕塑家、电影明星、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家，以及美国亿万富翁阿斯德，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施特劳斯等。一等舱的337名乘客中，仅百万富翁就有57位。 当时《纽约时报》曾刊出一等舱乘客的名单，可见世人的关注。船上富豪们的总资产高达5亿美元，折合成2001年的价值等於120亿美元（中国的军费开支去年才是170亿美元，可想而知当年这条船上有多少财富），因此引起世界媒体报道，全球瞩目。但航行4天後，在大西洋上撞了冰山，2小时40分钟後沉没海底，1,503人遇难。 这场巨大的海难当年在全世界的震惊程度，几乎不亚於911纽约世贸大厦被撞毁。美国、加拿大和全部欧洲的主要城市都有市民丧生，全球一片哀悼、悲痛。美国、英国的所有旗杆都降了半旗。美国总统塔夫脱和英皇乔治互致唁电，德皇也发了唁电。除了圣诞节，从没有关过门的世界最大的“梅西百货商场”（至今座落曼哈顿第六大道）也闭门休业，悼念它的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遇难。纽约最大剧院之一的“哈里斯剧院”也停止演出，追思遇难的著名戏剧制作人哈里斯先生。 1997年，沉入海底的“泰坦尼克号”被好莱坞“打捞”了出来，制作成历史上最昂贵电影《泰坦尼克号》（2亿美元成本）。她仿佛是那艘豪华巨轮重新腾跃水面，载著传奇的故事，爱情的震撼，人性的辉煌，在高科技和大手笔的双浆滑动下，叱吒风云，雄姿万里，风靡美国，穿越大西洋，驶入英国、法国、德国，又开进穆斯林世界，驶入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泰坦尼克号”狂飙席卷了整个世界，创造了迄今为止全球电影业的最高票房价值：收入18亿美元。 《泰坦尼克号》电影乘风破浪，在全球范围掀起了“波浪”。各种领域，各种生意，都想“搭乘”《泰坦尼克号》。50年代出版的“泰坦尼克号”的书和小册子，当时不到1美元，现在则升值到40至50美元。沉船事件时的一张手写“幸存者名单”，现在拍卖会上以5,000美元售出，而且没有人知道谁写的这个名单，为什厶写它。美国的商店里，到处都有“泰坦尼克号”字样的皮带、钥匙链、恤衫和复制的“泰坦尼克号”小模型出售。四种关於泰坦尼克号的书，同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 更有疯狂的美国人会花25美元购买号称是“泰坦尼克号”巨轮残存的煤块，或花95美元买一件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使用过的道具救生衣，而且1,000多件救生衣全部销售一空。电影里的道具救生艇，一艘叫价25,000美元，美国一家名叫彼德曼的邮购公司已卖出6艘。 在《泰坦尼克号》上演前，美国经营北大西洋轮船客运的公司都提心吊胆，担心人们因为看了这样沉船的电影，而不敢乘坐轮船穿越大西洋了。加州的世界旅游公司的老板汤姆．杰克逊说：“我们听说要演这个电影，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担心乘客都让它给吓跑了。” 但出乎这些轮船公司老板意料的是，这部电影不仅没有把乘客吓跑，反而为轮船公司招来了更多的乘客。电影放映後，多数在大西洋上经营客运的轮船公司，乘客量都大幅增加，船票售出率上升了15%。原来乘客大多是50岁以上的人，现在一下子来了很多年轻人，有一些学生成群结队坐轮船来体验“泰坦尼克号”的浪漫。更有新婚夫妇来坐船度蜜月。 轮船公司现在担心的是，他们的客轮远没有“泰坦尼克号”豪华。但轮船公司的经理们都保证，他们船的救生艇可比“泰坦尼克号”多，每个乘客都有位置。因为这些看完电影来乘船的青年人，上船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救生艇够不够。让这些青年乘客比较失望的是，他们要像电影中的杰克和露丝一样到船头桅杆那里，体验一下随船“飞翔”的滋味，但所有轮船的这个地点都不许乘客进入，怕有危险。 轮船公司看到乘客大幅度上升，马上增加客轮。大西洋客运上增加了八艘轮船，其中最大的一艘是“辉煌王子号”——有17层甲板，比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还高9米，能够装载2,600乘客，比“泰坦尼克号”乘客量还大，而且造价是“泰坦尼克号”的60倍，达到四亿五千万美元。 洛杉矶的一个富豪，看到“泰坦尼克号”这厶有诱惑力，灵机一动，投资5亿美元再造一艘和“泰坦尼克号”一模一样的巨轮，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大西洋90周年的今年，将从纽约出发，驶往欧洲，通航在当年的航线，一个房间每晚收费1,000美元。 雄伟的巨轮“泰坦尼克号”再次出现在波涛翻滚的大西洋上，载著90年前的传奇，载著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永不沉没的信念，载著新一代男男女女对昨日的好奇、对爱情的渴望、对人性辉煌的憧憬┅┅ 2002-04-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中国的尴尬：从全球经济引擎沦为绊脚石
何清涟 2016年杭州 G20峰会上，中国竭尽全力扮演“好东道主”这一角色，希望藉此提升国际地位，但还是面临难以摆脱的尴尬。这份尴尬不是来自于海外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批评，而是缘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地位的变化：2009年，中国是拯救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2012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如今，全球化格局支离破碎，中国被西方国家视为破坏全球化的罪魁祸首。 中国成为本轮峰会的众矢之的 8月30日，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前白宫国际经济负责人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在小组讨论中表示，在全球经济衰退和崩溃的背景下，奥巴马自2009年上任以来对于美国经济温和复苏的贡献成就显著。目前，全球经济正设法避免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会者都明白，这番发言是针对中国而来。 近两年以来，各国政府与智库批评中国的“保护主义”大概涉及三方面：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成为WTO的各种贸易争端中的常客，涉及领域大至钢材，中至巴西纸浆，小至美国鸡爪等诸多领域。从去年以来，美国、欧盟等国不得不提高关税，以对付中国钢材的低价倾销。本轮峰会上，所有其他的国际贸易问题均被搁置，主要聚焦于中国钢铁过剩产能。欧美国家与会代表都指责中国因无法消化本国庞大的钢铁产能，将过剩的钢铁产品向国际市场倾销，导致欧美多国都出现钢厂倒闭危机。中方则反复强调，这些国家无视中国企业效率高、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低等因素，关税壁垒让中国企业成为某些国家“过激反倾销措施的受害者”。 二是跨境投资。2014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位居全球第二的对外投资大国，仅次于美国。至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投资范围遍布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由于中国政府希望本国投资（主力是由国企、以国企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为主的国家投资）在外畅通无阻，因此一直对外承诺会放开市场，减少对外资在华企业的各种准入限制，给予公平待遇。但事实是在华外企都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市场准入规则很不对等，自由市场是美国与欧洲与生俱来的商业基因，而中国政府从未放弃他们对市场的强干预，经常会做出一些与自由市场原则相悖的政治决策，介入各产业的发展，因而担心他们会在中国面对更多的阻碍。 三是环境问题。中国近30多年以来，以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发展经济。由于环境影响具有外部性，不仅中国人成为这种发展战略的首要受害者，有时也会祸延周边国家，比如污染空气会飘散至周边国家、水污染会影响与中国共享河流的下游邻邦，中国的污染原料制成的食品会出口到其他国家，这方面的争执从未绝迹。 本轮峰会最大的成果是批准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等三份文件，达成开放投资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两项共识。美中两国是世界最大的国际航空温室气体排放国，本轮峰会上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算是“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各国都难以接受的世界经济格局巨变 这次峰会召开之际，正值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巨变之时，与会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经济衰退，拖了世界的后腿。这个说法是基于西方国家那种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国经济过去在长达30年的时期内曾保持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现在与今后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2009年以前，世界经济格局是由美国主导、中国驱动模式；2009年以后，演变为美、中、德（欧盟）三足鼎立的格局。对于这一变化，世界各国均能接受，因为从1990年代初期至2009年这20年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经历了反差巨大的角色变换，不经意间，从一个处于边缘的角色转换成世界多国的经济发展引擎。所谓“引擎”，不是指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各类廉价产品，而是指中国的各种需求日益畅旺，带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中国成为世界资源与农产品的最大买家，诸多矿产资源国与粮食生产国都从中受益。过去15年当中，中国消耗全球大多数工业金属的40%-50%，一度曾消耗全球铁矿石供应的近三分之二。 我在《中国经济衰退，资源国发展梦碎》（VOA，2016年2月5日）一文里，开篇就指出：“在中国跃升为全球GDP总量第二这个过程中，中国像一只巨兽，吞食着全世界的各种金属、燃料与农作物，从非洲、南美到澳大利亚，许多国家都将自己的繁荣梦奠基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之上。中国经济的衰退，殃及的不只有中国人自身，还殃及几十个正在准备将各种资源矿产卖给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寻找资本市场的发达国家投资行业。如今，中国经济减速，意味着中国对外进口，特别是生产所需要的资源与原材料减少，这对某些依靠中国需求而繁荣经济的国家影响特别大，比如澳大利亚既向中国出口小麦，也向中国出口大量铁矿石，其经济十年荣衰皆因中国需求起落。近几年因为中国铁矿石需要减少，减少了政府税收，规模较小的矿企被迫关门裁员。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8月30日国会授权国会图书馆印发了一本《提防中国》的小册子，促请议员深思：澳大利亚一直支持中国崛起，如今要考虑如何应对包括在南海扩张利益的中国。其中特别提到要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表达了对这一由中国主导、旨在对付美国的项目的忧虑。 长话短说，世界各国对中国态度变化的起始点是2012年。自习近平接管中共最高权力以后，不得不调整国内畸型的经济结构，来自中国的资源与庞大原材料需求急剧降低。虽然为了保地方财政还在继续发展房地产，但却实施以向欧亚非南美地区输出过剩产能为目标的“一带一路”计划。说穿了，中国过去发展本国严重过剩的房地产业与各种基础设施，消耗了全世界各种矿产，让相关国家保持了就业与不同程度的繁荣。而中国则利用从全世界进口的铁、铝等资源，建造出了天量房地产与各种闲置的基础设施，实现了“居者有其房”：目前农村户籍家庭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居民家庭户均人口3人，户均1.2套住房。《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2月3日发文，称中国房地产真实库存高达98亿平方米，按现有购买速度，完全消化需10年。更严重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2015年9月对媒体透露，国务院一项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34亿，亦即中国各地政府拟建的住房可容纳全世界现有人口70亿的一半。 中国政府拯救不了世界经济 如果中国政府这种近于疯狂的规划能够落实，中国仍然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可惜，中共在毛时代将政治权力滥用到极致，也就是“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习近平2015年倾国之力也未能将中国股指拉抬至其随口许诺的一万点，股指逼近5000点之时，几起几落，结果是2015年股市市值蒸发25万亿，消灭了60万户中产阶级。估计他也没办法让中国继续采购全世界的资源矿产，保持引擎地位。 G20杭州峰会行将结束，与会者携满腹对中国的意见而来，载一公文包的重要协议而去。协议很美好，现实更骨感。中国想保持世界经济引擎的地位，但不可能建造可供全球一半人口居住的住房，将那荒谬之极的城市规划落到实处，因此无法继续吞食世界各国的资源矿产与膨胀的资本；世界各国希望向中国出口资源与各种原材料，却不想要中国的过剩产能。因此，各国政要回国之后，还得想法调整本国经济结构，过一段失业增加、福利下降的苦日子，忍受本国选民的怨恨与怒气。 以上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也许美国例外）的经济新常态，直到世界再度发现资本扩张的“新大陆”。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9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hina-global-economy-engine-obstacle-20160903/349293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3👍 0💬 0拜登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程晓农 拜登的对华政策充满着两面性，他时而向中共示好，时而又宣布对华备战。拜登不是在演戏，而是纠结于“政治正确派”价值观和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根本对立。拜登当局降低调门，把中共定性为“主要竞争者”；事实上，中共并非“竞争者”，而是战略大敌。 中共有预谋、有步骤地点燃了中美冷战，而且狂妄无知地以为，它会成为赢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目前足以应付中共的威胁，中共能不能继续嚣张下去，全看拜登当局究竟打算如何应对中共的威胁。 一、中共专制是一种正常的“文化规范”？ 拜登2月16日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参加CNN的电视节目时介绍，他2月10日与习近平通话时告诉习近平哪些话。他解释说，“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习近平的中心原则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基于这一点，他采取了那些行动并将其合理化。从文化上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范，每个国家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期望遵从。我不反对习近平在香港所做的事情，不打算反对他在中国西部和台湾所做的事情。”这是拜登按照他的本心、他的价值观和“拥抱熊猫派”的一贯立场所言。 拜登的价值观充分展现了美国“政治正确派”的看法，他们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共产党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制度；为了给自己圆场，他们使用从欧洲进口的“文化相对论”。“文化相对论”强调“多元文化无分对错”，这是欧洲诞生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其实质是“道德否定论”，认为基督教文明基础上产生的关于是非对错的道德观念必需淘汰，应该由性混乱、鼓吹族裔对立和阶层对立、反资本主义、反西方宗教的各种观念来替代。 拜登把红色专制说成是“cultural norm（文化规范）”，无疑是为共产党专制文化涂上正当性色彩。这是一种诡辩，专制和自由并不难区分，是对还是错，本应是民主制度下基本的价值观念。但新马克思主义鼓吹的是推翻现存的民主国家的社会秩序，引进各种改造民主社会的新老马克思主义红色价值观，所以它要强调“文化相对论”，把专制文化和民主制度的传统文化划上等号，用“多元文化无分对错”给他们喜欢的专制文化戴上正当性的桂冠。拜登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拙劣的学生，鹦鹉学舌时都不懂得怎么样把那套诡辩论绕得天花乱坠，结果说出来就成了赤裸裸的专制宽容论。实际上，“政治正确派”极其虚伪，它对自己要打压的西方传统价值观就毫不容情，完全不讲“多元文化无分对错”。 我们在美国看到，“政治正确派”的价值观无非就是一种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专制思维，它和红色专制的价值观本是同根生，这就是为什么它在价值观上对红色专制永远亲和。它把自己的那一套强加给美国社会，用“政治正确”作为借口。“政治正确派”和共产党一样，都想用自己的专制思维控制全社会。“政治正确派”也批评中共专制下的人权状况，那不过是一种试图洗刷自己与红色专制价值观紧密联系的作秀，既非真心，也不认真。美国“政治正确派”的老一辈里，很多人是当年反战运动中喜爱《毛主席语录》之辈，后来不少人进入大学讲堂，一代又一代，培养出如今在大学和中学里占压倒性地位的亲马派（亲近马克思主义）教师，他们从来对中共有好感。 二、美国政治上的三派分立 川普（特朗普）时代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非常清晰明确，而拜登的对华政策似乎有一点混乱。但是，单纯用“政治正确派”和传统价值观的对立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或者用“熊猫亲善派”和“熊猫遏制派”的对立来判断美国的对华政策，都过于简单化了。因为，此刻美国的政界、商界不止有两派，实际上存在着三派。 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存在着“熊猫亲善派”和“熊猫遏止派”，前者在政界、金融界、商界和学术界里有不少，而军方和共和党里有一部分议员属于后者。但并非所有议员都能按这两派来划分，也不能按两党来区分这两派。 笔者所说的三派分立，首先是指“卫国派”，“熊猫遏制派”属于这一类，而“熊猫亲善派”中的部分人可能也会有所醒悟而加入；其次是“卖国派”，“熊猫亲善派”中的部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宁可强敌弱己；第三派是“害国派”，这些喜欢政治正确理念的人，未必像“熊猫亲善派”那样与中共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但他们为了自己这派建立专制的一统天下，不惜用各种所谓“政治正确”的说法，推动种种伤害美国利益的政策。 今后的美国国策将在这三派的较量中产生。两党中都有这三派，只是比例多少不同。共和党里“卫国派”多一些，但也有“卖国派”，还有一些人会为了个人利益与“害国派”勾兑；民主党里“害国派”占相当大的比例，还有很多“卖国派”，但也有一些“卫国派”。究竟在哪项政策上哪派占上风，要看政策的内容。比如，国防问题上基本上是“卫国派”占上风；而在对华经贸、金融政策上，“卖国派”有相当的影响。用保守派或自由派来简单化地区分对华政策的总体方向，不一定能充分说明问题。 今后的美中关系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军事层面的对抗是明显的，但在其它层面就需要经常具体分析。拜登不愿意象川普那样，在冷战的各个层面采取一致的政策；相反，拜登会在军事、谍报、经济和政治方面做出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的决定。对“卫国派”加强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卖国派”和“害国派”口头上不能反对，却可能在行动上常常主张弱己强敌的政策。当军方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中共越来越大的威胁时，它对加强国防的呼声和要求会得到国会和政府里一批“卫国派”人士的支持，在对华政策方面军方会成为主要的推手。虽然美国的企业界有不少公司反对川普在经济上遏制中共的政策，但军方的强硬立场会对“卖国派”产生一定的约束。军方按照美中军事对抗的节奏在抓紧部署，而美军的备战部署必然会限制经济方面的两国交往，未来的美中经济关系将处于两国军事对抗的背景之下。 三、中共磨刀霍霍，准备战争动员 亚太地区现在面临着最危险的十年，其根源在于中共的国际野心和军事威胁。中共的对美军事威胁并非口水战，它实际上已经为战争动员做了立法准备。去年10月22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在一篇题为《国际安全不稳定性突出，中国国防法拟增“开战条件”》的报导中说，中共在国防法中扩大了“开战条件”，把经济需要列为“开战动员”的重要理由。中共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0月13日开会审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的国防法修订草案。修改前的国防法共12章70条，此次改法拟修改其中的50条、增加6条、删除3条，特别是明确“发展利益遭受威胁时”要全国总动员或局部动员。 中共如此修改国防法，究竟意欲何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目的是在法律上做好实行战争总动员的准备。其实，中共高层和军方决定发动战争时，并不需要履行法律程序，当年中共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珍宝岛战斗等，都事先对国人保密，事后则让官媒按拟定好的宣传版本进行社会动员。 中共这次修改国防法，在“总动员”前面回避了高度敏感的“战争”两字；其实，与国防法相关的“总动员”只有一种，即战争总动员。战争总动员的举措通常包括下列几项：第一，扩大兵源，征召退伍军人重回军队服役；第二，把民用经济部分转变成为军用，延长工时；第三，按照战争需要，限制民用消费品和民用工业品的供应。 中共修改国防法时把经济需要（即官媒所说的“发展利益”）列为战争总动员的理由。其含义是，哪怕并未遇到真正的外来军事威胁，只要经济发展遇到麻烦，它就可能发动战争；换言之，中共通过修改国防法，把对外战争的“开战条件”扩大到无穷大，随便一个说法都可以轻易地和“经济利益”挂上钩，然后便可被中共拿来作为开战的理由。 这种战争总动员所涵盖的范围当然不仅仅是台海冲突，因为与中国的“发展利益”关系最大的是海外贸易、技术盗取和外资流入，而这些主要与美国有关。在中共的战略里，美国是可能妨碍它的全球经济利益的主要国家；而修改国防法意味着，中共的战争威胁所瞄准的主要是美国。 四、中共为何不愿和平竞争？ 按照常识，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有在和平状态下才能顺利进行；而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可能遇到麻烦，那样的麻烦应该按照国际法规和国家之间的协商来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利益，难道可以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吗？正常竞争中无法获得的经济利益，用战争就能抢到吗？ 中共的思维貌似违反常识，似乎不可理喻，其实是另有不可告人的原因。中共的“崛起”是靠破坏国际规则和各国法律才得以推动的，比如，大规模窃取美国等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机密，用偷来的专利和技术制造产品去挤垮美国及其它国家的企业，违反国际贸易规则长期维持对美的高额贸易顺差等等。如果回到国际规则和法律层面正常竞争，中国就失去了这些支撑其经济的重要手段了。所以，川普开启的中美经贸谈判一涉及侵犯知识产权这个主题，中共就翻脸不认账了；同时，中共坚持对美施压的方针，既然它经济上仍然依赖美国，就在军事上下手，试图逼美国让步。 而美国大选舞弊之后的政治方向恰恰给中共提供了机会，因此，中共现在反而觉得自己可以挑战美国了。《多维新闻》3月6日使用了一个标题，《2021中国两会，坚定且充满野心》。“充满野心”这4个字，就是此刻中共高层的心态。它的野心是什么？最近习近平讲了几句话，“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言为心声，在习近平的心目中，中共现在已经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仰视的心态，而是一种“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碾压你们”的感觉。习近平没有说出来的是，如何把这个世界变成中共的天下，要说一不二；而且，习近平话里的“世界”，并非中小国家，而是美国；他所说的“平视”，当然不是中共短短几个月里有突然的成就，而是美国正在呈现危险的下坠姿态，特别是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上的下坠。 中共的《多维新闻》2月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从中美官方的表态来看，北京尽可能地回避被贴上‘挑战美国’的标签。事实上，‘中国挑战了美国’这一点，北京已经难以避讳。经济上，中国从2011年至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有不少经济人士预测，中国将在2027年或者2028年超过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一带一路’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触动会日益显现出来。军事层面，中国与美国同样都是拥核国家，中国近年来在南海、台湾的军事存在感明显加强，解放军的军事震慑力大增，美国在亚太的绝对优势正在变成相对优势。”这些话是中共的对外宣传语言，其自夸成分大可质疑，但它“充满野心”的心态透过这些话语却充分体现出来，中共并不避讳它在挑战美国。 五、中美之间是竞争关系吗？ 拜登把中共定性为“主要竞争者”，在外交语言层面降低了川普行政当局对中共的认知，比川普当局温和得多。中共是正常的竞争者吗？历史上，美国在民主国家当中有过很多国际政治方面的竞争者，比如，法国的戴高乐时代一直奉行所谓独立的外交路线，与美国唱反调；又比如，世界经济方面也有过挑战者，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经号称可以买下曼哈顿。今天的中国挑战只是当年的法国竞争和日本挑战那种层次吗？当然不是。 《多维新闻》2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决定北京和拜登政府互动的两个现实》指出，目前中美关系存在着两个现实。第一，中美关系在过去4年尤其是2020年的急速恶化有趋向新冷战之势。第二，中美新冷战或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它到底有多危险？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早在2012年在《金融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文章，后来又在他的书《注定一战》中指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他借用古代雅典将领修昔底德的话，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其含义是，当大国受到新兴强国的威胁时，两个国家之间很可能爆发战争。过去几年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证明，历史仿佛正在按照艾利森的假想，一步一步地被中共推向修昔底德陷阱。正因为中美进入了冷战状态，“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现在已十分流行，指的就是冷战当中的战争冲突风险。 中美冷战是中共挑起的，川普做了及时的应对。虽然拜登当局降低调门，用“中国挑战”来描绘当下的中美关系，其实，美国现在面对的不只是和平的挑战或竞争，而是中共的全方位、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威胁。中共早就在军事、经济、谍报和政治渗透四个主要层面造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对美国来说，这种威胁是美苏冷战结束以后从未有过的。中共不是不小心点燃了中美冷战，而是有预谋、有步骤地点燃了中美冷战，不管全世界怎么看，它认为自己会是赢家。 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目前足以应付中共的威胁，中共能不能继续嚣张下去，其实全看拜登当局究竟打算如何应对中共的威胁。这关系到美国的未来，关系到东亚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3/10/n12803042.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法国郊区青年暴乱背后的移民整合困境
何清涟 法国自6月27日骚乱以来，蔓延至本国220个城镇，以及周边多个国家，最后法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全面封锁，互联网全面停电的方式，才算将这场世界瞩目的全国性暴乱敉平。据法广公布，这次动乱共有3651人被逮捕，其中大多是14岁-18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尽管法国媒体不愿意触及这场暴乱的本质，但大量移民进入法国形成的平行文化成为撕裂法国的主要原因，却是无法回避的。只要对比2005年11月24日法广报道《“郊区暴乱”挑战法兰西整合模式》[\[i\]](https://heqinglian.net/2023/07/11/2023-french-riots/#edn1)，就会发现，无论是事件导火线、深层因素、暴乱者主体，两次暴乱惊人地雷同。 暴乱导火线如出一辙 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两名少年为躲避警察不幸触电身亡，立即引起该市民众的抗议，抗议活动迅速向巴黎郊区各省蔓延，并在蔓延中步步升级。愤怒的青少年从大规模焚烧汽车到与警察正面冲撞，从捣毁商店、企业到焚烧学校甚至幼儿园，完全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除巴黎郊区之外，中部城市里昂、圣艾蒂安，西南部的波尔多、图鲁兹，南部尼姆、阿维尼翁，东南部的尼斯以及北方的里尔等城市郊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2023年6月27日，法国一名17岁青年纳赫尔·梅尔祖克（法语：Nahel Merzouk）在巴黎郊区楠泰尔被一名警察在一次交通执法行动中开枪击毙，事件发生后引起轩然大波，导致接下来北非与非洲裔移民组织的一连串的暴乱、袭击与抢劫事件，并蔓延至法国220多个城镇。 暴乱者社会构成相同 从社会构成上说来，2005年那次暴乱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北非的移民后代，而且多数是移民的第三代，从文化认同上说，他们一方面信仰伊斯兰教，但多数已不会讲阿拉伯语；一方面身处法国法制国家与福利社会，但却时刻感觉到笼罩于失业与歧视的阴影之中。他们不仅看不到出路和希望，相反感到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与冷遇。由于认同扭曲与对前途的绝望，使他们经常处于一种怨恨和莫名的愤怒之中。2023年这次依旧如此，法国入籍移民是暴乱主体：在被捕者当中，10%是外国人，90%都是入籍的移民。 暴乱者不满的原因也相同 2005年暴乱结束后，法媒总结暴乱原因是郊区青年“失业与失学、歧视互为因果”， “郊区”危机的最明显的原因是失业，郊区青年人失业率超出法国平均失业水平的一倍以上是常态，在一些问题严重的郊区，失业率往往可以达到30%甚至40%以上。这些青年人失业的原因一是学业程度不高、知识训练不足，二是甚为普遍的种族歧视，这两者往往又互为因果。由于大量失业，导致青年人对前途没有信心，对学业没有兴趣，甚至中途辍学；也由于失业与自暴自弃，更加剧了社会、企业对他们的冷遇和蔑视。 18年过去，新的一代移民后裔成长为青年，除了受教育程度提高之外，其他条件依然没变。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法国的移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3%，约700万。移民中有48%来自非洲，三分之一来自其他欧洲国家，还有14%来自亚洲。总体而言，移民的教育水平已经明显提高：拥有高等学位者，2006年仅38%。2019年为43%。尽管教育水平明显提高，移民的失业率依然高于全法水平。2021年，法国移民的失业率为12.7%，法国全国的失业率为7.9%，而来自非洲国家移民的失业率则达到了15.3%。 法国应对移民问题的郊区改造计划 法国6-7月初的动荡消退后，联合国和几个国际人权组织要求法国政府停止其有争议的种族定性行为，并改革警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言人沙姆达萨尼（Ravina Shamdasani）说，“这是这个国家认真处理种族主义议题与执法歧视的时候了。”国际特赦组织说，“纳赫尔的死再次证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效应。” 法国政府当然不接受这种批评，在暴乱期间先后发表声明，外交部称，“任何说法国警方存在种族主义或系统性歧视的指责都是毫无根据的。”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7月4日回应上述批评说，法国警方是种族主义的说法“无法接受”。 法国政府不接受倒也并非他们卸责。相对于人权组织与联合国这种比较超然的机构，政府需要面对移民带来的许多实际问题。应该说，自诩以人权立国的法国在这方面算是相当努力的国家。 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大量青壮年人口，战后为缓解劳动力严重不足大量接纳黑人和穆斯林移民。为方便吸纳移民，法国政府还专门成立“国家移民局”和“难民及无国籍人士保护局”，为移民和难民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融入法国社会。但由于伊斯兰教是个内向性极强的宗教，具有极强的排他性，法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通过婚姻、国籍和宗教管理、校园文化等措施强化伊斯兰教和法国社会主流文化及价值观的融合，但收效甚微。从1970年代末以来，移民后代由于各种因素而聚集在经济社会条件较差的城镇郊区，形成自己的文化圈，出现了与法国主流文化完全异质的“平行社会”。 法国移民政策的拳头项目是由法国政府牵头的所谓“低租金住房”计划，这是一种社会福利。但是，移民整合问题不仅仅是住房问题，如果不能对入学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因素联系起来系统考虑，仅仅是解决住房问题不仅不能解决社会融入，还可能人为造成移民过于集中，形成与城市完全不同的“郊区”移民区隔问题。这种现象在欧洲相当普遍，再加上穆斯林人口的高生育率（法国穆斯林妇女的生育率为2.6，而非穆斯林妇女仅为1.6），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穆斯林有一半年龄不到30岁，而其他人口30岁以下的只占到32%。法国审计法院2012年的统计显示，在推行“郊区改造计划”的地区，失业率依然是其他地区的两倍，家庭生活水平不及全国平均的一半。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曾在2022年对法国的低收入郊区进行调查，调查定义的低收入郊区是全法中位数收入（1800欧元/月）的60%。在教育和医疗上，相关地区为3岁以下儿童开设的日托中心数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体育娱乐设施为其他社区的一半；私人医生数量比其他地区少40%，专科医生数量比其他地区少67%。 法国人对移民暴乱的态度正悄悄转变 被暴乱者称为“爱之夏”的法国郊区暴乱渐渐淡出，然而，法国移民的“郊区”问题却不会因此而获得解决，平行文化对法国的撕裂将会更加严重。对于法国来说，真正的困难不是暴乱的暂时平息，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如何认识这种“暴乱”的性质与根源。 长期的贫困生活和不受重视的环境使法国郊区青年日趋偏激，对法国社会充满敌视。这种情况下，一点火星就会引爆这个超级“火药桶”。据法国BFMTV电视台援引内政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本次骚乱中，法国约有5900辆汽车被焚烧，超过1.2万个垃圾桶被烧毁，约1100座建筑物被纵火或破坏，还记录到270起袭击警察局的事件——考虑到这些青年包括他们的父辈大都依靠法国社会福利为生，说他们咬的就是那只长期喂食他们面包的手，一点也不过份。毫不夸张地说，此次骚乱是法国社会所有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矛盾，类似的骚乱还会在法国上演，一起微不足道的治安事件就足以引发暴乱。 2020年5月以后美国爆发BLM运动，造成极大损失，法国媒体与公众一片叫好声，认为是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导致的恶果。时隔三年，法国的“爱之夏”暴乱，也被国际社会称为系统性种族主义引发的后果。但法国人似乎不太在意这种指责，这从为肇事警察与死者的捐款结果可证：枪击纳赫尔致死的警察获得163万欧元，而为死者纳赫尔家庭筹款的数目仅超过40万欧元，前者为后者的四倍，死者纳赫尔的家属指控为肇事警察的家庭筹款可耻，并威胁起诉，但未获得舆论积极响应，这说明法国公众对待移民与平行文化的态度正在起变化。 最后我想提醒一句：伊斯兰移民问题并非法国独有，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面临这一共同问题，只是程度不同。 [\[i\]](https://heqinglian.net/2023/07/11/2023-french-riots/#ednref1) 《“郊区暴乱”挑战法兰西整合模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发表日期 24/11/2005 （http://www1.rfi.fr/actucn/articles/071/article\_77.asp） （原载澳大利亚国际广播电台，2023年7月11日 ，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opinion-on-french-riots/1dkp4b2lv）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中国为何不会出现断崖式崩溃
何清涟 （2016年6月24日波托马克文化沙龙演讲纲要） 感谢李恒青先生，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里与各位交流。 生活在国外的华人，只要是第一代，无论多少年，都会关心中国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局势走向。我对此的判断是：溃而不崩。这个预测是我2013年在《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及前景》一文中做出来的，当时的估计是：在未来可见的20-30年当中，中国将陷入溃而不崩的状态。很多人常记成崩而不溃，是因为没理解好这句话的意思。溃，指的是国，即中国从社会生态上将一天比一天更为溃败；崩，指的是政权，即中共政治短期内不会崩溃。目前，中国的社会紧张程度，让所有阶层都觉得自己不安全，无谁能够逃离暴力：不是政府暴力，就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暴力。前者的样板是从今年2月以来相继被抓的中国超级富豪肖建华、吴小晖。后者的最新例子就是6月16日江苏省徐州一家幼儿园爆炸案，造成至少8人死亡，65人受伤，其中8人重伤。 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溃而不崩的中国，没有谁得到春天。 一、政府强管制力：维系中国的最后一根纽带 从我的《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后，这段时期内，西方提出了两度崩溃论，一是章家敦先生2000年写的《中国即将崩溃》；二是2012年发表在《全球事务》9/10月刊上的文章：即将崩溃的中俄两国，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副主任编辑杰克逊·蒂尔（Jackson Diehl），甩认为中共与俄罗斯这两个独裁政权都面临瓦解命运，但是2012美国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却都没有对此作好准备。 中国舆论认为这些作者都是胡说八道，我倒不这样看。他们的预测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事实基础之上：中国确实具备了各种崩溃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在美国，必将导致大规模抗议，政权易主。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与欧美不同，不来源于民意，而来源于政治暴力，即枪杆子。这种政权与民主政府相比，一是有相当强大的调集资源能力；二是抗打击能力远远超过民主政府，只要政府还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就能够克服危机，避免政权倾覆。 人类社会中，支持一个国家需要四根支柱：生态系统、社会成员的基础生存条件例如就业、维系社会的道德伦理、政府的强制性权力。中国这四根支柱，有三根陷入倾塌或歪斜状态，仅剩下一根支柱，即政府强管制力，在维稳第一的考虑下，越来越粗大，成为中国的擎天柱。 生态系统是海陆空全面污染：六分之一的土地受重金属污染，轻度污染的也占一半以上；70%的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空气方面，中国的雾霾全世界有名。生活于严重污染的环境中，中国癌症高发，每分钟五人死亡，每分钟6人确诊癌症。十年之间，北京肺癌增加56% 。环境维权成为社会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 社会的生存条件主要指社会成员赖以求活的工作。安邦最新报告：三分之一已经死亡，三分之一濒临死亡，还有三分之一则勉强维持。此外，最新估算，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30%左右。按照中国的统计口径，农村人口基本上算全员就业，尽管实际上有将近3亿农村劳动力年龄人口几乎无业可就。 道德伦理方面，社会信用系统出现严重问题，所谓信用系统，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必须从两个层面建构，一是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二是伦理道德，包含政府官员的政治伦理、以及各职业群体的职业伦理。前者是强制性的他律，是制度信用；后者形成自律机制，是道德信用。如果制度约束已经失灵，意味社会秩序瓦解。而中国的情况表明，中国的信用体系在四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国家信用失灵。中国只是加入WTO才几年的成员国，因侵犯他国知识产权一直饱受诟病，这次集中爆发的有毒食品与药物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信誉；二是政府与国民之间的信用约束已经断裂，厂商既不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也不为本身的长久利益考虑，而政府也缺乏对厂商行为的有效约束；三是商业信用，朱镕基时期的三角债、银行一共出现三轮的坏帐、目前的理财产品与金融平台失序；生产者只有自己一时的短期利益考量，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四是表明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支持中国社会的三根支柱都陷入半倾塌状态，仅剩下一根，即政府管制在起作用。这就是近十年以来维稳成了首要政治任务，五年前维稳费用一度超过军费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近期是否会出现危机共振？ 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导致政治危机并导致危机共振？我的判断是，在最近若干年内（至少10年内）不会发生导致共产党垮台的危机共振。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事实：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几大危机叠加所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经济危机（最后集中表现为财政危机）、社会底层的反抗、外敌入侵。如果这几大危机先后出现并同时共存，这个王朝必亡无疑。以下逐项分析中国现存的危机因素： 1、统治集团高层已经形成一元化领导格局 2012年11月习近平接班前后，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确实发生过薄熙来试图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权力挑战，支持薄的人有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与部分军中红二代。习近平通过反腐有效地收拾了所有政敌并重整权力结构，将胡锦涛时期“九龙治水”的寡头独裁变成党政军权集于其一身的个人独裁。 中共已经从舆论方面为习近平连任做准备。统治集团内部权斗肯定存在，但不足以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危机。 目前离习近平做满两届还有五年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泽民以后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是增加总书记的任期，从两届延长为三届、四届还是干脆无限制；或者是变总书记制为毛时代曾施行过的党主席制，这些都是技术细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外界估计的那么强烈。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望可能远远强于要民主化的愿望，那些没有足够财力移民海外的中下级官吏与中产阶层，甚至希望习近平能够撑住这溃败江山，以免发生灭顶之灾。目前来看，希望中共马上崩溃并愿意为此参加反抗的人数远低于希望稳定的人数。 2、经济危机（核心是财政危机）是否可能出现？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最担心的其实不是所谓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潜流，也不是“政治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而是经济上出现“毁灭性打击”，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对这一点几乎都没有把握。从2016年8月开始，中国政府将精力集中于货币维稳，即人民币贬值不能过快，而货币维稳的关键战役则是外汇储备保卫战，即要守住3万亿美元这一所谓“心理关口”。今年则从金融整顿变成了防经济政变。 但所有这些危机，离政府的财政危机还有一段距离。 中国政府与其他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个专制政府，调集资源的能力远比民主政府强。只要执政者意识到危机在何处，防范能力会远远超出民主政府，尤其是那些软弱无力的民主政府。2016年在中国GDP增速下降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中国全国税收高达11.59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4.8%。 而今后几年内，地方政府增加税收的重点是征收房产税。 房（地）产税这一税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征收，但在中国迟迟未能开征的原因，是中国房地产价格太过高昂所致。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7%， 很多富人、党政机关干部基本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其中拥有十余套者也不罕见，因此几乎所有中国人对征收房产税都抱抵制态度，原因是房价收入比过高： 2017年2月国务院《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出台实施，其中明确提到“支持各地区在房地产税、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方面探索创新”，意即各地财政困难，允许地方政府开征房产税。表面上看来是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其实是中央政府在下放权力的同时，也将压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了。 以上分析，是想说明，中国政府的财政危机暂时还不会出现，房产税还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只要中国政府财政上可以支撑住军队、武警、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中共政权就不会崩溃。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给这些系统的从业者加薪。 3、国内反对力量弱小且分散。 目前中国，除了各地零星的工潮、各种维权事件之外，大规模的有组织反抗极少出现。近十年中国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维权律师群体的成长及其活动，但发生于2015年的709律师抓捕事件，将这支力量摧残殆尽，国际社会正在援救他们。目前在现实生活中暂时还看不到新的力量形成，并对中共政权构成挑战。 总之，国内危机因素非常多，但中共灵活的应变措施，还能将各种危机缓解或降低至最小伤害程度。剩下的就看中共经常强调的“外部势力”是否构成威胁。 四、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有多大？ 中国历史上，西周、唐、宋、明等几个王朝都是在衰落之际遇到异族入侵而灭亡的，中共本身也是在苏联全力扶持下战胜国民党而夺取政权的，前苏联更是在美国推动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内外压力煎迫之下而崩溃的。因为这些历史经验，中共政府一直都将外部力量对中国施加的影响称之为“和平演变”，从2005年起改称“颜色革命”，加以严厉防范。与周边9个国家的领土纠纷，虽然有些摩擦，但双方都知道不太可能引起全局性冲突。 我多次说过，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演变趋势，必须考虑国际因素这个变量。这种“和平演变”当然有，但从其实际效果来看，中共实属体制性过度防范。事实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与前苏联时期完全不同。据前年的数据，全 球现在共有168个国家与中国有经贸投资关系：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共的投资、依赖中国对本国矿产资源的需求、援助等；发达国家如美、欧、加、澳需要与中国多方经济合作。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并非前苏联在国际社会中的状态当时前苏联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贸易来往与经援关系），这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任何一国要对中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都会陷入“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之境。几乎让所谓经济制裁无从入手。且不说从2009年以来指望中国救命的欧盟，就以中国视为外部势力的总头目美国来说，也从来不是中国政府渲染的“敌对势力”。 1、美国对华政策的八字方针 美国自从基辛格主掌对华外交开始，经过20多年交往，终于磨砺出一套对华政策理念，并被浓缩为八个字的务实方针，即“接触、合作、影响、改变”，收缩性极大。比尔·克林顿总统当政以来，将这一原则定为两条主线：经济往来为主，人权为辅，此后这一原则从未改变，只不过有时候主要是“接触、合作”，在可能的时候施加“影响”，比如向中国派许多NGO，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但最后的结果证明：接触一直是双方所需，合作关系经常变化，有时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有时候是“战略伙伴”，但“改变”中国的作用甚微。（见何清涟《美国减少外援 牵动国际政治神经》，VOA，2017年3月17日） 美国试图影响、改变中国的实施工具主要是派往中国的各种NGO。 美国在克林顿时期，与江泽民治下的中国出现过一段短暂的“蜜月”。克林顿时期伊始，美国确定人权外交方略，合作主要是通过NGO组织进行，以美国为主的各种各样的NGO先后进入中国。 中国到底有多少海外NGO一直是个谜。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报告曾估计总数在1万家左右，其中最多的是美国NGO，约占总数四成。美国显然是希望通过大量NGO进入中国开展“接触、合作”，达到“影响、改变”之目的，因此选择的中方合作机构主要是官方控制的各种机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安子杰（Anthony J.Spires）的研究报告揭示了这一事实。 安子杰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资料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 的统计归类分析，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3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中国的学术机构都是官办）、政府部门、官方NGO的资金分别占 44.01%、25.38%、16.62%，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 但这种受控制的“合作”近年来也被迫中止。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表为国家安全重新定位的讲话之后，国安委部署摸底调查在华境外NGO，制订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软硬齐来，最终让7000多个由外国资助的NGO在中国无法生存。 2、美英两国放弃对外推广民主化 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s）对以往这类项目的评估是：“美国、经合组织国家等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后只是帮助腐败政府继续掌权”，鉴于奥巴马总统留下20万亿美元巨额债务，新政府将削减开支，国务院的预算据说将缩减三分之一，所有援外项目将受到新总统和国务卿的仔细审查，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 中国正好属于“产权不清、法治不倡、高度腐败”的专制国家，对中国的各种援助极可能被停止。中国国内对此的反应是发表一篇《川普终止美国颜色革命》并火爆网络。与此同时，另一条重大消息，即英国首相特里莎·梅2017年1月26日美国费城演讲中提到，由于英美对世界主权国家的政治干预失败， “英美干预主权国家并试图按照自己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这话其实是正式宣告英美将终止向外推广民主化的政治努力，本应引起世界关注，却被大多数英美媒体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 中国政府对“颜色革命”的防范打击，可以称之为“体制性过度防范”，指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军事干预“解放中国人民”，当然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中国的问题最终还得让中国自身来解决。 五、中国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无论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的邻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中共政权什么时候崩溃，而是一旦中共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中国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重建能力，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还关系到中国周边国家的稳定。 对中国来说，有些问题可能通过民主化得到解决，比如政治权利问题；但有些问题在民主化之后还会继续严重困扰中国，如同中东北非四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一样，比如失业问题。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还多出一些自身的问题，比如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资源高度对外依赖、人口十倍于那四国人口的总和。 仅举三项最基础的资源需求，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有多脆弱： 2014年中国石油净进口约为3.08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9.5%。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在2014年就下降至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 中国大陆人口13. 83亿（不包括香港澳门）。 卷入“阿拉伯之春”的四国人口（2013年）其计1.22亿，不到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四国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后产生了ISIS，叙利亚至今仍处战火之中，其余三国亦未恢复到革命之前的水平，高失业依旧，大量无业可就的青壮年人口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被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的难民潮淹没之下的欧洲大陆已经丧失了安全。 有“阿拉伯之春”的经验在前，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这个人口第一大国再发生什么导致社会严重失序的革命。这就是奥巴马做了两任美国总统，持续干预中东事务，却认定“一个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就承诺过，他当总统之后，对外将放弃意识形态斗争，而他也是这么做的。 六、中国将以什么方式解决自身问题？ 人类历史上，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只有三大类：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在中国1919年之前，中国推倒重来的革命是农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革命，更是彻底颠倒社会秩序与传统观念的暴力革命； 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采用对外扩张的战争，试图改变局面。 第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后的国家干预下的资本主义危机解决方式。这方式早就成为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主流方式，欧盟持续扩大债务上限、美国发行国债都属于这一类别。 在三种解决危机的方法当中，第二种方式，即对外扩张，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远非对外扩张、只是输出过剩产能的“一带一路”计划本来深受不少国家欢迎，但一听说中国将用本币（人民币）对外投资，各国热情立刻消减；近年来通过货币量化宽松及财政扩张政策加大政府投资，算是实施第三种方式，但最后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加大了金融风险，目前正在加大整顿力度。 在官方意识形态将近70年的持续培养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第一种即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念最为贴近，几乎天然地会选择第一种。 中国30多年来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于集中的不平等状况。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的数据表明：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穷人太多，就必然导致消费不足，市场疲软，因而经济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溃。既然认为这种周期性危机或长期萧条是极小部分人压榨绝大部分人的必然结果，那么解决的方法便是消灭统治阶级、推倒社会秩序，重新来过。 也就是说，当支撑中国社会的四根支柱当中有三根倾塌之时，中共维系极权统治只会越来越依赖政府的强管制。这种政治逻辑之下，只有中共遇到不可克服的财政危机，底层的暴力才有获胜的可能，但更多的可能是在一片混乱中，离权力最近的军事力量接管。在多种可能中，中国成为“失败国家”的可能性并不很低。根据现状推演，这种全局性的财政危机大概在最近的10-20年内不会出现。这一时段之后，则超出了逻辑推演的范围。 以上分析，只是我对中国现状的观察，并非本人对第一种方式有什么偏好。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溃而不崩的中国现状，让社会各阶层都活得焦虑或痛苦，没有谁得到春天。 （本文是2016年6月24日波托马克文化沙龙的演讲纲要）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6月26日-27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prospect-20170625/3915376.html；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enco-20170626/39172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还原“政治正确”的真实面目
程晓农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具负面含义的“政治正确”概念。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种诉求日益张扬。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与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一、“政治正确”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国，从校园到政坛，“政治正确”俨然以法律的面目发出了“领导一切”的声音。很多人并不了解“政治正确”这个口号的来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其实，“政治正确”来源于苏共和中共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国历史学者莫里斯·伊瑟尔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关于“20世纪美国左翼历史发展”的演讲。据伊瑟尔曼介绍，1919年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美国共产党成立，并公开宣称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苏维埃美国；美共在上世纪30-4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密切，并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二战后美共逐渐瓦解。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将中国及古巴作为追求的典范。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据维基百科介绍，在30年代，“政治正确”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那些服从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众的挖苦之语，意思是，他们只会一味地鼓吹和捍卫苏共的方针政策。美共必须坚持莫斯科规定的“政治正确”路线和口号，因为它是拿卢布的苏共傀儡，直到1987年苏共已经开始政治松动了，美共仍然依靠苏共每年300万美元的补助。而在中共输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国那些喜欢毛泽东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新左派经常按照中共反苏反修的调子讽刺美共成员。比如，美国毛粉们会模仿“红卫兵”的口吻对美共成员说，“同志，你并不那么政治正确噢”。 里根时代结束后，从90年代开始，“政治正确”在大学讲坛上和校园里复活了，但少了卢布的气息或毛语录的余音。回忆那个时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课堂里，教经典理论课程的非裔美国人教授把《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教材，我写了篇读书笔记，把《共产党宣言》彻底否定了，这位教授并没有任何异议。那时“政治正确”这词极少出现，或许在个别讲座里会冒个泡，但那时用“政治正确”这个词，仍然多少包含一点讽刺左派的意味。有学者认为，“政治正确”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它的标志是对不同价值观的不宽容。 但是，随着美国大学讲台上的教师们越来越左倾，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进步主义”口号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确”的。它在校园、媒体和社会上越来越流行，其原初的负面含义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种诉求则日益张扬。最近以来，“政治正确”之下的诸多口号中又加进了“打倒川普”，以致于许多川普的支持者为了避免“政治正确”的压力，再也不在民调或社区环境里表达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确”变成思想专制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本来只是一种标签，就像“最好的品味”这种广告词一样，是对它所推销的主张、政策的包装或广告。任何商品的好坏，关键在于其内容，而不是单纯由包装或广告所决定的。然而，近年来“政治正确”似乎正在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一些人试图用标签来掩盖内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进步主义”旗帜下提出的口号或政策主张，就不许质疑，不许有不同意见，不许别人保留看法，否则就用“政治不正确”的“棍子”去打击不赞成“进步主义”口号的人。 没有经历过红色专制的美国人体会不到，什么叫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社会专制。而对中国人来说，自从1949年开始直到今天，他们始终生活在红色专制之下，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中国人远比西方那些挥舞着“政治正确”标签的人更懂得思想专制的实质，因为他们就是思想专制的受害者。红色政权的思想专制特征是，通过政治权力或其它社会权力（比如学校里的成绩给定权）而掌握话语权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观点规定为“政治正确”，不允许任何人提出质疑，也不许别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对敢于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通过经济压力或社会压力，强迫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们服从，即让价值观上不服从者难以生存，最后许多人只能被迫做两面人，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只有私下场合对信任的人才能说真话。 2016年8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过耶鲁大学学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美国校园中，政治正确不是法律，但其‘管辖’的范围却往往超过、超出法律。言论自由固然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在美国社会越发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个人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来自美国历史上诸多里程碑式的平权法律法案，而是来自政治正确原则”。 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更保护思想自由，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泽东的“小红书”得以在美国传阅的原因。但是，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国教育界的左倾化。在教育圈里，不但新进教师必须保持“政治正确”，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教师会受到排挤，发表论文、教师晋级有“政治正确”的“玻璃天花板”，连总统选举时不支持“政治正确”的教师们都必须小心地缄口不言，以免遭到同侪的批评。这种现象代表着“政治正确”正在从思想专制升级为社会专制。 恰恰是从这一现象中，可以发现“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因，那就是对民主国家内部在“政治正确”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无情打压。“政治正确”派经常以关心人权、特别是共产党国家的人权为自己的妆扮，以突显自己对红色专制的不满是“进步”的表现。但是，他们真厌恶思想专制吗？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共产党政权，哪一个不是专制社会？红色政权之所以专制，就在于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剥夺人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迫违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弹，除了坚持实行专制之外，没有其它生存之道。这也是中美冷战背后的一个意识形态原因。 但是，“政治正确”派批评红色政权的人权问题，却总是停留在人权表象的层面，对专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却从不愿意触碰。而如果不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含的专制基因，就无法挖掘红色政权下的专制根源。“政治正确”派总是给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留下种种宽容，其原因在于，他们其实十分赞赏马克思主义的专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也会身体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正确”正在蜕变成思想专制和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确”派的两面人特征也暴露无遗。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对共产党国家人权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对本国那些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人毫不宽容的立场，恰恰和红色政权对待异议人士一样。一方面，“政治正确”派似乎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十分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又小心呵护。 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左派虽然批判共产党专制，却从来不肯彻底否定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们更不愿意像共产党国家经历过红色专制的异议人士那样，深刻挖掘共产党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即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政治正确”发挥了遮羞布的作用，让那些不否定红色政权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们批判了红色专制下的人权状况，因此就“政治正确”了。可以说，西方左派既要继续拥抱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又怕被说成是共产党专制的追随者，于是用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替自己辩白。他们对红色专制的批判从来是虚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谈专制不好、要保护人权，却拒绝彻底否定红色政权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专制基因。 四、“政治正确”派与谁为敌？ “政治正确”派与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为敌，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产党政权，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其实属于政治不正确。 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无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时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不依恋政府提供的福利。因为理智告诉持传统价值观的人们，民主国家的财政并非来源无穷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纳税人们用税款填充起来的；若为了个人需要过度掏挖国库，既会毁掉这个国家，也会毁掉个人的努力意愿。在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谦卑的自尊”。所谓谦卑，是指他们只要求有机会努力工作养活自己；所谓自尊，是指他们不愿意依赖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纳税人提供的有限资源。 “政治正确”派却把持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称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这种说法在媒体和民调中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其实，持有传统价值观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反，“政治正确”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意识形态，即与“政治正确”的原初面目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变种。 美国左派价值观的精神资源进口自欧洲，即战后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比如，诞生在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整个欧洲具有支配性的影响，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就是后现代理论的产物。文化相对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价值相对主义，而价值相对主义的实质其实是道德虚无主义。欧洲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被看作左倾幼稚病和左倾优越感的后果，左倾幼稚病是指乌托邦思维占上风，左倾优越感是指以左倾思维为时髦。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热衷于批判欧洲的文明，同时对其它意识形态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讲是非，不分好坏。许多欧洲人不喜欢美国，就是因为在美国民间仍然十分活跃的传统价值观与欧洲的左派价值观格格不入。 从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学课堂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往往大量介绍来自欧洲的种种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时髦”流派。美国的文化精英大多数接受并传播左派价值观，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观念上关注人权、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欢马克思主义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纪60-70年代是毛粉。他们可能对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态度，毕竟这种模式因苏联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以及数千万人饿死在“公社”的共产主义旗帜下却装聋作哑，他们更不愿意讨论马克思主义在红色专制国家政治实践的末路问题。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喜欢马克思主义属于思想自由，那么，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真理、最高价值观和思想专制的本质，同样属于思想自由；如果坚持“政治正确”是政治自由，那么，批评“政治正确”也同样应该属于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当“自由派”用“政治正确”一面倒地侵蚀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时，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就遇到了威胁。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对这套路数，许多美国人只是本能地觉得不对，却说不清背后的走向意味着什么。但对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异议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为全球的终极真理和人类大趋势，试图把所有其他人纳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正确”这个口号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这个口号没有正确性可言；而“进步”主义的实质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进步”的，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从民主向专制滑坡的危险路径，所以是一种退步主义。 中共与这股西方国家的左派潮流有“亲戚”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但出于两个原因，双方没办法真正合作。因为，西方左派现在奉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为了与共产党政权划清界限，以争取民众，不得不批判红色政权的人权状况。出于意识形态的同源问题，左派政党比右翼政党更害怕背“为专制政权帮腔”这个“锅”，在对华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党往往会刻意强调它对人权的关注，而这样的立场使得它没法与中共“勾肩搭背”。 (原载大纪元，2020年8月1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8/10/n1231996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刘淇昆∶柴玲令人惊叹的狂妄
关于“柴远事件”，我已经写过五篇文章，对柴女士提出了严重的质疑。无论是柴女士本人，还是她的热心支持者，比如凌俐女士，对我的质疑一概装聋作哑，一声不出（尽管凌女士此前指名道姓地要我发表意见）。这种态度并非出乎我的预料。面对思维慎密的推理、合情合理的置疑，她们无言以对，理屈词穷。 今天在曹长青先生的网站上霍然发现了柴女士的第七封公开信及其附录。对这篇“懒婆娘裹脚布”式的文章，本人实在连（捏著鼻子）看完的耐心都没有，更没有任何评论的兴致。只是偶然看到了柴女士在“附录VI”的一段话，觉得柴女士的自我膨胀和狂妄，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请大家看看这段文字。这对于认识柴女士的本性，对判断“柴远事件”的是非曲直，或许不无助益。 在“附录VI∶我要周爱玲牧师转交给刘彤牧师的电邮信节选”中，柴女士宣称∶“我意识到1990年时我本该是得救嫁给主耶稣的。那是真的┅┅认识到这个可能是让我很痛苦的，像打开洪水的闸门一样。想想过去19年会有什麽不同∶我本来可以在1990年认识主耶稣的。我本来可以在1990年开始抗议一胎化政策的，这三百万个小孩原本可以得救的。我自己的工作原本可以轻松得多，我的婚姻原本可以有更多平安，可以更好┅┅原本可以不一样的事会有多少啊”。 柴女士在这里大声疾呼∶由于远志明在1990年强暴了她，致使她没有在那年“得救嫁给主耶稣”，因而使她没有“在1990年开始抗议一胎化政策”，因而使三百万“原本可以得救的”中国孩子丧失了生命。柴玲开始抗议中国一胎化政策的早晚之别，决定了千百万孩子的生死存亡。 请读者不要以为柴玲在这里主观上夸大了她的作用和影响。柴女士在她的公开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过类似的说法（由于没有她的参与，千百万中国孩子丧失了生命），“附录VI”实际上还是她表现得“最谦卑”的一次。请看柴女士在她的第一封公开信中是怎麽说的。 “1990年本该是我认识基督的一年。19年在苦海和黑暗中挣扎，看不到希望和光明，19年没有办法帮助中国结束一胎化政策，2到3亿孩子就这样被杀死了。如果我（们）能在1990年，当全世界的媒体还在关注中国和中国的人权状况下，就提出废除这个一胎化政策，多少孩子可以被挽救！！！” 由于柴玲没有在1990年“就提出废除这个一胎化政策”，“2到3亿孩子就这样被杀死了”，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遗憾？！怪不得柴女士用三个惊叹号结束了她的陈情。 柴女士的自我评价、自我期许，不能不使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望洋兴叹。在钦佩之余，还要向柴女士请教一些问题。首先要请教的是，由于柴女士没有在1990年就提出废除一胎化政策，倒底有多少“原本可以得救的”中国孩子丧失了生命？您在第七封信中说有三百万个孩子，可是在第一封信中，您断言原本可以得救的孩子高达2到3亿。因为数字相差太大，不能不请柴女士澄清一下。 其次是逻辑问题。1990年远志明还不是基督徒，更不是牧师、传道人。即使他真正强暴了你，怎麽会使你和基督教会疏远，怎麽会妨碍你和耶稣结婚呢？远的恶行和基督教扯得上关系吗？再者，即使没有“嫁给主耶稣”，就不能抗议一胎化政策吗？抗议该政策是基督教的专利吗？以抗议该政策闻名遐迩的陈光诚，不是基督徒吧？（陈光诚其实没有笼统地抗议一胎化政策，他只是抗议在推行该政策时的野蛮和不人道） 柴女士既然深信，由于你没有在1990年“嫁给主耶稣”，由于你没有在1990年开始抗议一胎化政策，2到3亿中国孩子因此丧生，今天中国政府改变了一胎化政策，一定是你抗议的结果，一定是你的大gong大德了。遗憾的是，公众的认知好像并非如此。中国一胎化政策的松动和转变，是因为长期推行该政策的恶果已经显现。在不远的将来，恶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对国计民生将有重大影响。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悬崖勒马。 如果柴女士坚持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坚持认为因为没有你的及时参与，千百万“原本可以得救的”中国孩子丧失了生命，坚持认为自己结束了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就请柴女士原谅我的“有眼不识泰山”。 2015年4月15日 2015-04-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在华外资缺的不是规则，是透明度
中国的外资目前正经历着资本结构大转型，劳密型外资由于减薪增税、利润减少而另寻“成本洼地”，不断从中国撤出。但非劳密型外资却正兴致勃勃地进入中国能源生产、机械制造、食品消费品生产、商业、金融服务业等各行业，农产品行业更被中国一些人认为“已被外资曲线控制”。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从3月14日开始，外资并购境内企业需过“安检”。《通知》颁布后，时论一度认为缺乏实施细则不易操作。但近日国家发改委官员宣布相关细则将在3个月之后推出。也就是说，今后外资企业在中国实施并购，需经过三道门槛，第一道，符合《外商在华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的产业准入政策；第二道，涉嫌市场份额垄断的，要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接受反垄断调查：第三道，如果涉及《通知》中规定的领域还要接受国家安全审查。 一个国家对外资进入当然应该设立门槛。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缺建设资金，只好降低门槛，现在不差钱，有了设立门槛的条件。再加上将近30年来的引进外资，既未用市场换来技术，又发现自家诸多涉及经济安全的领域都成了外资的“盘中餐”，在此情况下推出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也无可厚非。为了说明这一必要，不少人花费笔墨论证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均设有外资的安全审查法律，并声称“中国政府出台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是针对美国的类似制度出台的‘对等制度’，为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并购受限提供一个政策工具”。仿佛外资对安全审查抵触很大，须得要仔细说明中国是仿照贵国法律，双方互不吃亏。 其实，自从2006年推出限制外资并购的10号文以来，安全审查法规及实施细则的出台，在外资看来是意料中事。外资真正在意的不是相关法规，而是中国投资环境的“不透明”，这种“不透明”笼罩在市场准入、立法和执法透明度以及知识产权等各方面。这些问题，应该说以劳动密集型资本为主的亚洲资本不太关心(因为都奉行亚洲价值观，对腐败容忍度较高)，但欧美资本却相当关心。去年中国美国商会（ACC C）发布的调查与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年度白皮书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09/2010》都谈到这些问题。 有这些担心并不奇怪。外资抱怨中国的制度执行过程不透明，是有无数案例可做佐证的。这种不透明与其说是制度造成，还不如是中国“人治下的法制”之必然结果。因为只有不透明才能让中国官员浑水摸鱼，而且在摸了鱼之后还能逍遥法外。近些年来不少涉及外资的腐败案例，不是中国自个发现，而是美国在查处本国跨国企业海外腐败行为时才发现并通知中国政府的。这张长长的名单上最显赫的官员是前中纪委委员、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朗讯门）。西门子、美国两大烟草公司联一国际与环球烟叶公司、美国控制组件公司等向美国司法部检举的中国受贿高官，大多在中国未受惩罚。中国国家商务部条法司的郭京毅，更是开创了立法腐败的先河。郭利用手中修改、解释商务法律法规的权力，极为隐蔽地按 照行贿者需求设计制度。在华外企都深知，向中国高官与相关业务部门主管行贿，是外企在中国必须遵循的“潜规则”。《通知》将审批权从原来商务部单头掌控变成由商务部与发改委双头掌控，对于外资来说意味着原来只需要向一个部门“公关”，现在需要向两个部门“公关”，多花公关费用罢了。 有人认为《通知》出台，意味着闭关锁国。这倒是不必要的忧虑。2010年中国声称要优化外资结构，既提高准入门槛又提高税收，但外资仍对中国市场趋之若鹜，这一年中国引进外资高达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创历史最高水平。缘何会出现如此现象？ 说穿了其实也简单，盯准中国市场的外商很多，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抱怨虽多，但绝不会将在中国市场上吃了亏这种“商业机密”与商界人士分享，未挤进来的却希望能在这市场上淘金。中国政府也看准了这一点，知道甲外资退出，自有乙外资填空。官员们也早已摸索出一套索贿经验，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外资顺应中国的制度环境，在如何获得市场机会上相互竞争。这就是中国不断提高外商投资门槛，中国却不担心没有外商前来投资的原因。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3月22日，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3/foreign-companies-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中国人的健忘和麻木——写在“918 事变”周年日
1931年9月18日，隆隆的枪炮声撕碎了中国东北三省的宁静，太阳旗插进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地，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一夜之间将东北同胞变成了亡国奴。 中国人谈到抗日战争，习惯说“八年抗战”，意即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但实际上应是“15年抗战”，因从“918事变”至“77事变”东北沦陷这七年间，不断有中国军民反抗。研究这段历史的日本学者称“中日战争15年”，即是从“918”算起。战後的国际“东京审判”也是这样计算，判定日本“918”无故挑衅，发动侵略。 ●中国人损失惨重 在日本对华侵略的15年中，抛开几乎无法统计的巨大物质损失，仅仅是生命，中国人就付出上千万。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仅仅“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就伤亡34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了61万。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平民伤亡为900万。後来北京军事科学院发表的统计数字为，军民共伤亡2,100万。 据在美国出版的《日本侵华研究》的编辑、南伊利诺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吴天威的研究，仅南京大屠杀，就有34万中国军民死亡；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拿活人做实验，使3,000中国人丧生。而在东北发现的日军屠杀华人劳工的“万人坑”已有103座，“炼人炉”5座。 ●一国两“耻” 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是二战期间生命损失最严重的国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损失，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却没有义正辞严地向日本政府追究责任，要求战争赔偿。虽然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二战後曾要求日本赔偿，但1952年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友好条约》，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蒋介石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中共要乘胜“解放”台湾，因而蒋介石急於拉拢日本，扩大联盟阵线，同时也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1972年，毛泽东与日本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也放弃了对日索赔。1987年，刚复出的邓小平访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约》，以法律条款确定放弃对日索赔。毛泽东、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从联合国赶走台湾，独占“中国席位”後，拉住日本以孤立台湾。海峡两岸政权，都为了各自眼前的政治利益，在对日索赔问题上丧失了原则和道义，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更有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廉耻的两岸政客与“学者”把日军侵华战犯奉为座上宾。日本船业大世川一良是当年“东京审判”确定的70名甲级战犯之一，他逃脱审判後经商发了大财，前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而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和中华学术院竟赠送世川一良名誉哲士学位。现在形容海峡两岸有很多术语，如“一国两制”“一国两席”“一国两府”等，但在对日索赔和追究战犯责任问题上，两岸的表现可谓“一国两耻”！ ●72％日本人认为应赔偿 正因为海峡两岸如此软弱，有些日本政客才敢於公开抵赖历史。除了修改“教科书”，仅从1986年至今，日本就有四名内阁大臣公开否认当年的侵略，日本一名国会议员还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 当然，日本民间并不是这样认为。日本《朝日新闻》七月在2,316名日本平民中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2％的人认为日本政府战後对战争受害者赔偿不够。因此，抵赖战争责任和拒绝战争赔偿的只是日本政府和少数极端的民族主义份子。 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战败国，德国政府与日本的态度显然不同，他们至少做了三件赎战争之罪的事∶第一，战後德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视篡改当年德国侵略性质、公开主张纳粹观点为违法，名文规定此类言论不受言论自由条款保护。1993年11月，德国将一名81岁的前军人判处22个月监禁，因他出版小册子为纳粹辩护，说当年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是编造的；第二，前西德总理韦理·布兰德1970年冬访问波兰时，冒著寒风在华沙二战死难者墓碑前下跪道歉，其虔诚忏悔赢得世人尊敬，也成为他在次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第三，德国战後对犹太人的赔偿已达600亿美元，至今还有17万犹太人每月自德国领取养老金。 ●犹太人全球建浩劫馆 日本之所以不能像德国那样忏悔战争罪行并赔偿战争损失，除了日本人本身缺乏正义和道义责任外，还由於中国人自身的麻木和健忘。虽然海内外都有华人发出不忘历史、对日索赔的声音，但在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中，这种声音并不强大。与同样在二战中遭浩劫的犹太民族相比，在谴责日本政府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为中华民族的遗忘和麻木而痛心。犹太人在二战中死亡的人数只是中国人的三分之一，但犹太人的苦难全世界知晓。从德国到以色列，从波兰到美国，犹太人一座又一座地修建“浩劫博物馆”。仅在美国，就有旧金山和迈阿密的纪念犹太人的山坡和海滩雕塑。1993年2月，洛杉矶建成开放了一座浩劫博物馆，当年四月，经15年计划筹建的最新大型的浩劫博物馆在首府华盛顿建成开放。而犹太艺术家们则在出版了数不清的书籍和影视作品之後，近年又拍出了赢得全世界范围的对犹太人同情、对残杀者愤怒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不成功便成仁 为什麽中国人不像犹太人那样嫉恶如仇，对苦难和罪恶刻骨铭心地记忆呢？不要说对半个多世纪前的“918”，连对被中共迫害至死的几千万同胞，很多中国人也相当麻木。甚至对几年前震惊中外的“64屠杀”，有人也开始忘记。中国人为什麽如此健忘与麻木？从根本上说，是这个民族缺乏生命意识，缺乏同类意识，和缺乏追究责任意识。 缺乏生命意识，就是不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尤其是不重视他人生命的宝贵。东方文化历来强调“家庭、群体、国家、社会、君主”等价值观念，而不看重个体价值。当一种文化对个人价值不重视，个人生命也就随之不再那麽非常重要。从对待“战俘”上，我们即可看出中国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且不说古时就有秦国“坑降卒40万”（这样大规模杀害战俘，人类史上也属罕见）和汉代将军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而遭汉武帝杀母斩妻；即使近代，国共两党虽针锋相对，但在战俘处理上却相当接近。国民党将领临危受命时，往往得到上级面谕“不成功便成仁”，并得到自刎的短剑。不少内战时被俘的国军将领，在中共监狱度过几十年岁月，经“特赦”後，取道香港去台湾竟遭拒绝，其中有人绝望，在港自杀。 而在朝鲜战争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两万人被俘。有一半选择去了台湾，其余一万人坚持返回了中国大陆，结果这些人从此终身处於被歧视和迫害，有的团师级军官遭到军法审判，罪名是“为什麽不战死”。大陆近年曾有报告文学详细披露这些志愿军战俘返回後的悲惨命运。 ●珍惜具体的生命 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战俘的态度则不同。在波斯湾战争时，被伊拉克俘虏的美国士兵牵动全美民众的心。有士兵在战场失踪的乡镇，家家户户悬挂黄色丝带，表示对他们的挂念。这些战俘後来都在家乡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没人追问他们怎样被俘，为什麽在伊拉克电视上曾谴责美国。对美国人来说，这些人的生命最重要。 越战已结束近30年，美国至今还在寻找失踪的官兵和战俘。美国国防部长期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做广告，对提供越战美军失踪线索者给以报酬。即使确定人已死了，还千方百计把尸骨找回。即使有人已投降留居越南，还要询问该人愿否回美探亲访友。 最近的例子是美军有一名上尉在索马里被俘，美国主要媒体都予报道，全国民众极为关注。当这名战俘获释，他在索马里美军营房的担架上就接到了美国总统从办公室打给他的慰问电话，而当他到达美军欧洲基地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军司令在机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他手捧鲜花，躺在担架上穿过仪仗队的场面，生动地体现了美国人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珍惜。 从美国人民和政府对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官兵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对生命的重视。在夏威夷、华盛顿和纽约等城市，美国人民把二战、韩战和越战的全部阵亡人员的名字都一一刻在了一座座白色的大理石碑上。 去年夏天，在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我曾见到一位40多岁的女性亲吻纪念碑上的一个名字，刹那间，我被这情景相当感动。我不知道那个刻在大理石上的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兄弟，但我知道，对於她来说，那个刻在碑上的名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命。他或许曾经热烈地亲吻过她，他或许曾经和她牵手走过童年┅┅那一刻，我想起了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它是用千百万被碾碎的血肉和灵魂铸起的没有具体生命的墓碑，只是用来象征国家、民族的伟大。 ●我们是同类，必须帮助 在缺乏生命意识的同时，中国人更缺乏人类“同类意识”。即视其他人、其他种族、国家的人为自己的同类的心理不强烈。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对索马里和卢旺达难民给予关注和援助，是因为他们视那里的人民是“我们共同的人类”，我们必须帮助。而在这些援助者里，我们从未见过自视“第三世界领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队伍。当然，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几千万同胞的死难都麻木的话，也就无法谈及对其他种族的关切了。 在“64事件”5周年之际，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发表声明，对六四遇难者表示悼念，对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抗争表示敬意。但他在演讲中也不无悲伤地指出，“由於各种各样的原因，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西藏问题，尽管西藏在六四之前几个月刚刚遭到大规模的镇压并宣布了戒严。”一个仅北京就有100万人参加的民主运动，竟然没有一个百姓、一个知识分子谴责中共几个月前对藏人的屠杀，而中共对藏人镇压的消息北京民众并非一点都不知情。可见中国人的这种人类“同类意识”多麽淡漠。 ●生存者的负罪感 相比之下，古巴人的生命意识和同类意识也远超过中国人。最近引起美国媒体关注的是古巴难民问题。仅八月就有两万名古巴人从海上逃来美国，其中有一人被确证淹死。25,000名居住在迈阿密的古巴人上街举棺为同胞送葬，并抗议卡斯特罗独裁政权。而逃自中国大陆、在海上飘泊了114天的“金色冒险号”难民，抵达纽约海岸时淹死了10人，全美200万华人没有任何人为他们送葬游行，更没因此抗议中共暴政导致这些同胞冒死逃向美国。 当人缺乏同类意识的时候，那麽面对死去的同类就很难产生“幸存者的负罪感”。近年来由中国人用英文写作和译成英文的四部揭露中共监狱、劳改营和文革浩劫的自传性作品引起注目。它们是∶吴弘达的《风疏雨骤》；巫宁坤的《一滴泪》；翟振华（音译）的《中国红花》和卜宁（无名氏）的《红鲨》。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1994年夏季号英文《新亚洲评论》杂�疑闲戳艘黄�很长的书评，对这四部作品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由中国人自己用英文写出来他们的苦难已是难能可贵。但他在结尾处仍指出∶这几位作者的写作动机有所不同，有的是为了揭示中共统治的真实，有的是为了让西方世界更加了解共产专制的残忍，有的表示，“不把自己经历的这些苦难写出来，等於白活。”然而，他们的写作动机中都缺乏二战後犹太作家那种“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 所谓“幸存者的负罪感”是指这样两层意思∶同样在那种摧残生命的苦难中，我幸存了，而其他人却没有，幸存者对那些丧生的同伴（同类）有一种负疚的感觉。另一层意思是，我幸存了，那些同类被邪恶杀害了，我作为人类的一员，没有能保护住那些遇难者，有失人的责任。中国人习惯於用“又不是我把他们杀死的”来解脱责任。没有人要求幸存者一定去负什麽责任。但是幸存者的那种“没能保护好同类和我一样活下来”的“内疚感”则是一种更高的、更接近人的境界。这种负罪意识正是来源於人的同类意识。而这四部较有影响的揭示苦难的作品同时都没有这一点，可能不是偶然。 ●宽恕不等於遗忘 正因为中国人缺乏生命意识、同类意识和幸存者的“负疚感”，才导致中国人对苦难的遗忘和对残杀者的“宽恕”。但是，宽恕不等於遗忘，更不等於可以不追究责任。宽恕邪恶和不追究责任就是为将来可能再出现的屠杀提供“许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以“宽恕”为美德，但是却经常在宽恕中丧失了坚持是非的道义责任。例如日本宣布投降时，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马上宣布∶“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以此淡化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与中国人也相当不同。例如，美日两国二战後成为盟国，关系一直友好，但美国照样在夏威夷修建“珍珠港事件纪念馆”，强烈谴责日本的偷袭和残杀。在馆内放映的珍珠港事件影片结尾以宣誓的口气说，如果我们忘记了当年的遇难者，我们就是忘记了我们是什麽人，我们美国代表著什麽！ 而犹太人不仅在世界各处建浩劫纪念馆，还50年来不断地坚持追查缉拿当年的纳粹分子。《纽约时报》经常有这类报道∶79岁的前纳粹帮凶托威尔今年在法国被查出，法庭对他半个世纪前迫害犹太人的罪行进行了审判。50年前移居阿根廷、现年81岁的前纳粹分子培勃科不久前被查获，将被引渡到意大利接受审判。美国一著名德裔教授因学术成绩斐然，逝後该校悬挂了他的画像。犹太人社团经过多年的查找和证据收集，最後确证这位教授当年帮助过纳粹，要求那家大学摘下他的画像。 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并不会影响我们和已经放弃了军国主义的民主的日本建立友好关系和发展贸易往来。战後的德国因为认罪、制裁战犯和进行战争赔偿而更好地发展了与以色列、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友好关系。而日本则以它的经济实力超过中国而强硬地拒负战争责任。那麽，中华民族，这个历来被称为“最要面子的”民族，是否在遭受日本强暴之後，就仅仅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不顾自尊地放弃追究日本的责任？ ●拒绝遗忘，才会强大 中国人已把人类的健忘本能发展到惊人程度。相当多的中国人不仅忘掉了“918”，忘掉了被日军杀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而且对中共半个世纪来迫害至死的几千万人以至几年前的六四屠杀也麻木不仁。纽约有30多万华人，可六四纪念遇难者晚会，只有约300人参加，不到纽约华人的千分之一。据各方面的统计数字，“64”时至少有上千名学生和市民遇难。对此淡忘的人们，不知是否想过，如果“64遇难者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是你的丈夫、妻子或者兄弟姐妹，你是否还要冷漠？如果对这样的事实你也不动情，那麽如果那个“名字”就是你自己，你还能忘记吗？！ 第一个提议修建华盛顿“浩劫博物馆”的犹太作家埃利·威赛尔（Elie Wiesel）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致词中说∶“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再遭屠杀的危险。”中国人只有拒绝遗忘，永远记住“918”、“77”、“文革”、“64”，提高每一个人的生命意识和同类意识，嫉恶如仇，坚持道义，才可能结束共产专制，建立一个民主强大的中国，避免“918”等可能的外部侵略和类似“64”的内部屠杀。在一个民主自尊的中国面前，日本政府才可能对当年的侵略认真地道歉并赔偿。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4年9月18日） 1994-09-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毛泽东时代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本质相通
何清涟 最近，创造了哈利波特这个人物的英国女作家J.K.罗琳被纪录片《哈利波特 20 周年：重返霍格沃茨》（Harry Potter 20th Anniversary: Return to Hogwarts）拒之门外，原因2020年6月7日，J.K.罗琳发了一条推特：“‘来月经的人’。我敢肯定以前有一个专门的词是用来形容这类人的。谁来帮帮我。囡人？奻人？釹人？”。因为这条推特被左派认定是在嘲讽如今政治最正确的性别——变性人，罗琳惨遭左派取消文化的打击。此后一年多，尽管罗琳努力展现政治正确，向左派战友们输诚，仍然没能回归左派革命队伍。 作为一位经历过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人，J.K.罗琳的故事不过是中共“韦君宜们”——投奔延安的革命少女们的故事重演，因为当年的中共——“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与今天的新左派、BLM——中国人眼中的“洋马克思主义”都出自同一师门——马克思主义，在以下几大禀赋上，二者本质相通。 不断寻找与制造敌人的斗争哲学：唯我独革与唯我政治正确 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最大的不同，就是要不断清洗思想异己，以保持革命队伍的纯粹性。因此成为左派之后，就必须面对阵营内部比谁更左这种命运，一个左派永远会打倒一个在他（她或牠）右边的左派。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接近结束之时，将文化大革命定义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革命是需要制造斗争对象的，长期匍匐在毛脚下、唯命是从的周恩来终于成为运动对象，“批林批孔批周公”，“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只好躺在病床上接受批斗。周恩来冤不冤？冤，终生紧跟，还是没能成为毛的不弃之臣。 J.K.罗琳的情况与周恩来类似，她一直追求政治正确，在LGBT、黑人群体和跨性别话题上努力“政治正确”。2015年，罗琳在社交平台转发粉丝拼图，支持黑人女演员出演舞台剧版《哈利·波特》中的赫敏一角，当时的她被左派公认是“政治正确”的代表。只因2020年一句话说“错”，就成了左派战友赶尽杀绝的目标。 制造一个政治正确的阶级（群体或种族），宣称其代表正义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身份政治，马克思通过《共产党宣言》制造了一个代表正义的无产阶级——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叙事当中，越弱势的群体就越是天然正确，越是少数就越是尊贵。为了维护这种谬见，他们对任何不同意见都极度敏感与不宽容，凡被他们视为“背叛革命”的人，一律斩尽杀绝，苏共与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清洗内部叛徒、特务、异见者最好的注脚，托洛茨基本人是当之无愧的血腥独裁者，但在与列宁的血腥较量中败下阵来，成了被清洗的对象，半生流亡。中共历史上有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中包括三位总书记都被清洗，其中刘少奇死时背着“叛徒、内奸、工贼”的骂名。 美欧左派号称追求多元化，但实质上却继承了身份政治。马克思制造了一个原罪阶级（剥削阶级），毛泽东在中国将这个阶级命名为“黑五类”，文革时扩充为“二十一种人”，舆论上予以羞辱，政治上予以打击；西方左派制造了一个原罪种族即“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外加恐同症、恐跨（性别）症等，如今这些原罪已经成为口袋罪，一言不合，各种帽子齐飞，数支大棒同挥，这位J.K.罗琳所经历的其实只是所有被左派打击的异己者的遭遇而已。如果她要是不明白孤立敌人（哪怕这敌人昨天还是一条战壕的战友）是左派阵营的铁律，算她白在那个阵营里混了。 讲究“历史清白”的一贯革命 罗琳努力表现为何不被认可？只因她不明白马克思主义需要一贯革命，凡有动摇就是历史不清白。以中共祖师爷毛泽东为例，虽然时常讲点斗争策略，在需要时“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可能扩大支持者队伍，以取得某一阶段胜利，但一旦不需要这些“战友”或者“同路人”了，立刻将斗争大矛戳向对方，翻历史旧帐，1949年以前对王明等人的翻历史旧帐不说，对彭德怀、林彪等一同打江山的老战友，也是每到关键时刻就翻出历史旧帐，证明他们一向反对最正确的自己。 1957年让中共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质疑，触了毛的逆鳞。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算彭的旧帐：“……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西方左派尤其是Far Left也是如此，最喜欢翻历史旧帐。2020年，武汉肺炎让美国经济陷入休克，BLM发起清除美国历史、摧毁美国立国根基的美国文革。乔姆斯基作为“美国的永远反对者”，当然希望以左派宗师身份继续指点江山，向其左派徒子徒孙宣告世界“将作出重大转型”之时，却发现自己成了左派阵营“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的斗争目标。年青一辈的左派们为何抛弃了自家的大宗师？这是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2017年8月22日那篇采访惹的祸，这篇题为《诺姆·乔姆斯基：Antifa是对最右翼和美国政府镇压的礼物》中，在美国横着走的Far Left认为乔姆斯基严重冒犯了Antifa，于是将自家祖师爷列为取消文化的打击目标。 J.K.罗琳地位不如乔姆斯基，但因其冒犯了最最正确、代表左派前进方向、在美国现占人口1%的跨性别者，自然不会被左派们原谅。因为在左派眼中，一日为革命叛徒，终身将是叛徒。也因此，罗琳女士这一年多以来为了回归左派阵营所做的各种政治正确表态，仍然不能获得左派的原谅。 美国人开始认识到Far Left的危险 对于从中共治下逃出的人来说，对如今美国左派们热衷玩的这套把戏，实在是太清楚运动走向了，因为中共的革命运动就是不断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过程，先打击本阵营之外的敌人，同时清理自家革命队伍，将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阶级敌人”、“不坚定分子”陆续清除出去，在运动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喜欢定指标，比如“5%的坏人”。“革命者”为了让自己不落入“5%坏人”的行列，陷入了谁比谁更左的比赛，上演了无数“革命吞噬亲儿女”的故事。 但对于从没真正经历过左祸的美国人来说，对Far Left的危险不那么容易认识。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主席Kay C. James @KayColesJames女士比很多人都更早意识到这一危害。早在2020年6月，她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极左派控制社区的策略》，指出美国富有的左翼捐助者正在资助全国左翼组织，投入大笔资金于地方的小型选举，让地方市议会、学校董事会和县检察官办公室变得左倾，让Far Left对美国的地方事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并有更多机会接触美国的青少年。因此，这位保守派领袖呼吁美国人将自己的时间和一部分财富用于保卫这个国家，并从保卫社区开始，反对左派从内部毁灭美国。 一些因为仇恨川普的左派媒体比如Economist，在川普当政期间以及大选期间，拼命支持拜登与民主党，现在终于被拜登一系列经济政策吓坏了，今年9月4日，《经济学人》发表一篇《来自非自由左翼的威胁》，先为自由主义正名，认为经济学人代表古典自由主义，要捍卫自由主义对个人尊严、开放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普遍承诺。而Far Left则是非自由左翼（the illiberal left），是左翼民粹主义，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反对及身份政治的提倡非常危险。整篇文章是希望廓清古典自由主义与进步自由主义的区别。但是，《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与作者似乎都不太明白左派的斗争哲学就是要清除一切不同意见，出于反对保守主义的需要而支持Far Left，其结局不会比J.K.罗琳更好。 作为一位经历过毛泽东统治的暗黑极权时代且体验过美国宪政对自由、人权的保护的中国知识人，深知在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主导之下，整个中国呈现的是一种用野蛮代替文明，用落后代替先进，用无知代替有知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倒退，目前美国Far Left主导的进步主义运动，与毛时代的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也与Kay C. James女士一样，希望美国人能够行动起来，保护宪政美国。 （原载大纪元，2021年11月29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29/n1340661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从科索沃危机报道比较《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
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世界反应两极。北约19个成员国意见一致，其中12国直接参战。欧盟15个成员国一致支持。穆斯林国家除了美国的宿敌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几个国家外，几乎都是持默许态度。 激烈谴责北约的主要是俄国和中国，印度持一般不赞成态度。俄国是政府、军方、国会以及部分民众激烈反对，但主流媒体却持比较中立的态度。中国大陆的情况则相反，民众没有激烈反应，反而是官方媒体一面倒地谴责北约，其密集报导和激烈抨击的程度远超过几年前美军打击伊拉克时的反应。 从这些报导和评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媒体仍一如既往地扮演著政治宣传的角色，它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面倒偏袒南斯拉夫 第一，中国媒体对科索沃危机的报导，没有遵循新闻平衡原则。所谓新闻平衡，就是媒体应该以中立的角度客观报导，在报导中对两方的观点都要反应，构成新闻平衡。但中国媒体对科索沃危机的报导，清一色是南斯拉夫政府的观点。例如，战事爆发後，新华社三名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特写和通讯“梦魇从天而降”、“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和“科索沃属於塞尔维亚”， 完全是从南国政府立场报导科索沃危机，文章的“标题”就毫不掩饰对南斯拉夫的偏袒。 这些文章没有真实报导科索沃人民的悲惨处境，更没有涉及科索沃危机的真正原因： 第一，科索沃有两百万人，其中90％是阿尔巴尼亚族，塞尔维亚人不到一成，因此科索沃一直享有自治地位，而且这个地位在1974年写入了南斯拉夫宪法，但却被南斯拉夫强人总统米洛舍维奇於1989年下令取消，他还禁止当地学校使用阿尔巴尼亚语教课。 第二，对科索沃人的不满，南国当局采取的是军事镇压，导致25万科索沃人流离失所，4万人躲到山上受冻捱饿。战事爆发至今，已有85万科索沃难民涌入邻国。 第三，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捱家捱户将阿族人赶到大街，用火车运到边境驱走，如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犹太人的悲剧重演。 第四，北约卫星目前拍到的塞尔维亚军队大批屠杀葬埋阿族人的墓地已达43处。这些被国际媒体报导、全球知晓的事实，唯独在中国大陆媒体见不到报导。 ●中美媒体截然不同 中国媒体上更看不到对南斯拉夫内部不同声音的报导。例如，中国很多知识份子熟悉的南斯拉夫已逝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新阶级》一书的作者吉拉斯的儿子、贝尔格莱德的历史学家阿雷克斯．吉拉斯（Aleksa Djilas），对南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就持批评态度。而现任南斯拉夫民主党主席、原贝尔格莱德市市长德金蒂吉克（Zoran Djindjic）也是公开批评米洛舍维奇。南国著名报纸发行人库如维嘉（Slavko Curuvija）更是直言米洛舍维奇是独裁者。这些在中国媒体上也是一个字也没有。 战事爆发後南斯拉夫政府逮捕了该国著名独立电台B192的总编辑马蒂克（Veran Matic），随後又关闭了这家电台，同时驱逐北约成员国记者、严厉控制新闻。米洛舍维奇的妻子在政府电视上指控报纸发行人库如维嘉“支持北约轰炸，是叛徒”，第二天库如维嘉就在家门口被蒙面人枪杀。南国知识界有1000多人为库如维嘉送葬，但谁都噤若寒蝉，南国处於白色恐怖。对这些事实，北京的媒体也是完全回避。 但在美国媒体上，主要报纸《纽约时报》不仅报导北约的轰炸，也报导塞尔维亚人的反应，南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谈话，南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以及在美国的塞尔维亚族人示威抗议北约的游行。甚至连不到一百人规模的塞尔维亚人在《纽约时报》门口抗议该报社论支持北约轰炸，该报也做了图文并茂的报导。 不久前北约飞机误炸了南国的平民车辆，导致60人丧生。对此美国主要报纸、电视都给予了详细报导。虽然此事不利於美国民众对北约军事行动的支持，但《纽约时报》用了近两个整版的篇幅加以报导，并配发了平民死亡的现场照片。 ●什麽是“大多数国家”？ 第二，中国媒体对国际社会对科索沃危机的反应的报导也是不客观的。中共媒体众口一词谴责北约绕过联合国单独军事行动，但刻意不提如果经过联合国，俄罗斯和中国会动用否决权，因此绕过联合国是迫不得已的事实。实际上，如果没有中俄的否决权，北约的行动一定会得到联合国授权。因为战事爆发後，在俄国和中国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结果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只有俄国、中国和纳尼比亚三国反对。而支持北约的12国中，有7个国家不是北约成员。 新华社不仅对安理会这样的投票结果不详细报导，却用他们50年来惯用的抽象语言说，“北约的行动受到了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的反对，连日来，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众持续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按照新闻的基本要求，记者只应该写具体事实，让读者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结论。但新华社的报导，再次典型地证明了中共媒体是只给结论不写事实、不用新闻语言说话的“伪新闻”。例如，说“大多数国家”就不是新闻语言。什麽叫“大多数国家”？按照新闻基本常识，应该写的是到底有多少个国家，让读者自己得出这麽多国家在联合国187个成员中是否“大多数”这个结论。“许多国家的民众都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中“许多国家”是抽象的概念，到底是哪些国家？“大规模”也是个结论，记者应该报导的是示威游行的人具体有多少。 ●大字报语言充斥版面 第三，中共媒体的评论一面倒向南斯拉夫政府，根本没有多元声音。《人民日报》电脑网站至今发表的对科索沃危机的评论近四十篇，无论是社论还是个人署名评论文章，无一例外都是对北约的抨击，而且用词极为激烈。例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武力干涉，法理不容」，署名评论「别把人逼急了」；以及新华社评论「有悖时代潮流的不义之举」、「北约穷兵黩武，世界岂能安宁」、「荒唐的战争逻辑」，无论文章标题和内容，都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大字报。 任何报纸，当然有权用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表达自己报社的立场，但是，一个专业化的报纸，一个崇尚新闻平衡原则的媒体，一个尊重读者知情权的大众传播媒介，一定会在自己的社论之外，还向读者提供其他不同观点的评论。这样，不仅体现自己报纸是专业化的，客观的，超越争论双方立场的，也向读者提供思考这些问题的不同角度。 ●真报纸和假报纸 战事爆发後，《纽约时报》社论是赞成北约行动的，但在言论版上，不仅发表了赞成北约空袭的文章，也发表了批评和反对北约行动的言论。例如，该报发表了《外交事务》杂�业闹葱兄鞅嗟钥ㄈ鹧牵‵areed Zakaria）质疑北约军事行动的评论「不能说不的超级强国」，认为对科索沃人的独立诉求，美国应该说「不」；如果支持，会连锁导致库德人、克什米尔人以及西藏人都跟随著要求独立。《纽约时报》还发表了南斯拉夫独立电台总编辑马蒂克的专论，批评空袭只能助长南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轰炸等於炸毁了南斯拉夫的民主萌芽。 《纽约时报》刊登和自己社论立场不同的观点是因为，第一，要做一个专业化的报纸，就必须遵从新闻平衡的原则；第二，作为负责任的报纸，有责任向公众提供多元声音；第三，作为独立於政府的媒体，必须客观报导和反映现实，而现实是，只要有人群，就永远有不同的意见，客观严肃的媒体，就要为这些不同意见提供发表的机会。 美国有二亿五千万人口，有不同的声音；而中国大陆人口是美国的五倍，在这麽大的群体中，怎麽可能对一个问题全部都是一个看法、一个声音呢？尤其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社会控制显然比毛泽东时代松动很多，再加上电脑网络、传真机、直拨电话等高科技的出现，更给人们从其他渠道获得信息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产生不同於政府立场的看法，不同於官方媒体社论观点的意见。 那麽中国的报纸上为什麽就没有这样的不同声音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的报纸虽然是由记者采写、编辑加工，以新闻纸的形式出版、发行，但它是“假报纸”，是只有官方声音的宣传机器，完全不是客观传递信息的社会公器。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 1999-05-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