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在华外国媒体的尴尬与难堪
9月10日（星期天），新华社选择休息日发布了一部注定要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法规文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规定所有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即新华社全称）审查批准，并由新华社指定的机构代理。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 相对于中国同行而言，外国在华媒体的骄傲在于它们一直以自由媒体自居，这一规定将它们在华的真实生存状态揭橥于世。与其说引起的是痛苦，不如说它们面临的是难堪。 新规定只是新桃换旧符 其实，这个法规文件并非前所未有，早在1996年4月15日，新华社曾经发布过一部《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发布经济信息的管理办法》，只是当时外国通讯社尚无在中国本土报道经济类消息之外新闻的自由，所以该办法只规定了经济类消息。而10年过去，时移势异，外国通讯社进入中国的日多，加之目前中共控制媒体日益加紧，于是就有了这部新法规文件。 新规定共有二十二条，其中许多条又细分成若干款。其中最要害的则是第十一条 。该条对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作了政治内容的严格限制。现列于下：“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即不准鼓吹台独）；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荣誉、利益的；四、违反中国的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的；（天主教、基督教、法轮功均包含于内） 五、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的；（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均含于内）六、散布虚假信息，扰乱中国经济、社会秩序，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可以说，这十条所限制的内容已经无所不包，仅第十款所言“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一项，就已经埋下若干地雷，非在中国呆在若干年，无法了解那几百部法律的具体内容。而且这些条款正是限制中国媒体的条款，这样一来，等于中国政府将外国在华媒体视为自己“家奴”而非“友邦”来管理了。 而这部“法规文件”要限制谁也解释得非常清楚：“本办法所称外国通讯社包括具有通讯社性质的外国新闻信息发布机构”。一向不能与欧美媒体享有同等待遇的港、澳、台媒体这次也获升格：“第二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通讯社及其他具有通讯社性质的新闻信息发布机构，在内地发布新闻信息，参照本办法执行。” 新华社还宣布，将每年进行一次年审评估，决定是否给各家外国通讯社换发新的营业执照，对违规者将发出警告或要求限期纠正错误。如果外国通讯社发布不良新闻和发展用户，将可能被暂停或吊销营业执照。 外国媒体的幻想：用利益游说与合作的老办法化解压力 尽管是星期天，外国驻华媒体大多都及时看到了这部“法规文件”――中国政府将政府各部委及省市政府颁布的条例称为“法规文件”，无须人大通过，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笔者当天就收到了来自外国媒体记者的好几封电子邮件，询问的就是应该如何看待这部法规文件？他们希望如同1996年那部法规文件一样，在执行过程中不太严格。随后几天，外国传媒纷纷讨论，中共海外喉舌也纷纷加入评论，认为是新华社要垄断信息。但都坚决回避一条：外国在华媒体将受到限制。 为什么以前那部法规外国媒体可以视若不存在，而这次却如临大敌？ 这只好埋怨中国政府太不给面子。1996年网路还刚刚进入中国，电脑也远未普及，中国当局发布的那部法规只能印发各省市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及外国通讯社。对于外国通讯社来说，它们在本国政府面前是以挺起腰杆坚持新闻自由而赢得社会公信力的，如今到中国淘金，不管其内心的赚钱冲动如何强烈，但遵守新闻自由这条准则在表面上却不能丢弃。否则尊严何在？信誉何存？于是它们采取了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办法，不断游说本国政府，让它们以利益关说中国政府。最后在欧盟和美国支持下，经过两年的艰难谈判，以及不断拜托访华的英美高级官员为他们说项，终于成功地淡化了1996年规定的效用。新华社最终不仅放弃了要求外国媒体支付他们的收入分成（15％），所谓审查也睁只眼闭只眼，反正不涉政治。而这些大通讯社给予中国政府的回报也相当丰厚，它们不仅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谈判中给予中国以强大的舆论支持，还与跨国资本共同构造了“中国神话”，2005年世界各国媒体尤其是英美法德几国一些媒体还举办“中国年”，大加宣传。而中国人权状态的恶劣、贫富不均、政治腐败、官员贪贿、民不聊生、动荡四起等在这些媒体的笔下均已消失，代之以中国崛起、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民主化已依稀可见、人权正在进步这些内容。 但这次发布不同以往，网路可以将这部法规文件传播天下，于是外国媒体在中国也能坚持新闻自由理念这件漂亮外衣被撕碎了。怎么办？外国媒体均感惶然。 似是而非的解释 综合所有解释，可以看出一点共同特点，那就是淡化政治限制的色采，努力将此解释为新华通讯社设卡寻租，想要通过管理权分肥。几大典型的说法是： 亚洲时报在线：控制舆论只是副产品，其真正目的，跟中共各级官僚的“权力寻租”，……新华社要垄断讯息，作为外国通讯社发展国内业务的唯一代理人的同时，表面理由当然是“促进新闻信息健康、有序传播”，把自己的重要性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包括有权删除危害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破坏中国统一、扰乱中国经济及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内容，以合理化这种垄断行为，并否认是为了几个“铜臭”。但新华社提供这种独家“中介服务”，一定会收取独家“服务费”。 《泰晤士报》：如果新华社能够通过要求外国媒体的分成来换取他们发布金融数据的权力的话，新规定将成为新华社的“新金矿”。 其余如《华尔街日报》等的反映也大抵如此。但无论怎样，外国媒体业者毕竟是压力的直接承受者，与其老板即媒体本部感觉多少不同，他们已经从中看到了危机，这当然不仅仅是规定本身引起的，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日渐加紧控制国内媒体，比如7月出炉《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就已经让外国记者感到风声鹤唳，危机在即。驻京外国记者俱乐部主任刘美远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表示，驻京外国记者俱乐部正在研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设法弄清楚这部法规究竟将产生哪些影响。但她承认：“显然这是一个倒退，这必然会被认为是令人不安的中国对媒体的打压。”而总部设于巴黎的“记者无疆界”则明确指出：这一规定是剥夺新闻自由。 新华社加强审查的目的在于政治控制 其实，新华社的垄断地位及其拥有的“年产值”均非外国同行所能想象。在中国，新华社是新闻通讯行业的唯一垄断者，中国政府规定，凡属国际新闻以及国内重大事件，只能用新华社通稿，而这通稿均是收费的，中国每家日报只要不想让自己成为只报道当地新闻的地方小报，均需要使用新华社稿件，而新华社则按报纸级别决定供稿等级，并收取相应费用。至于新华社颁发的各种等级不同的内部参考资料，也要收取费用。而新华社办的刊物如《半月谈》（分公开与内部两种版本）等，均规定各地党支部要公费订阅，仅内部版订户就逾两百万。所以，外国媒体即使上交“规费”，那也只不过对新华社那巨大的“年产值”起点锦上添花的作用，绝对不可能使新华社审查时放过那些不符合政治标准的稿件――除了审查者想自断经脉。也因此，新华社不断向外国传媒解释：他们会给外国通讯社以生存空间，委婉暗示其目的不在于“钱袋”。 公平地说，大多数外国记者进入中国之后，倒也并非心甘情愿地“自律”，而是中国的外部环境迫使他们放弃坚持原则，否则他们在中国很难呆下去，饭碗的压力毕竟大于一切。这一点我曾在《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一书的第九章“外国记者在中国”中，已有详细的分析与介绍。这里只谈谈近两年“胡－温新政”以来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遭遇。 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危险 两年多以前，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人为之欢呼雀跃。而中国政府的承诺也使那些“拥抱熊猫派”充满了希望，他们不厌其烦地预言：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中国在人权、新闻自由方面多少会有进步。 两年过去，情况到底怎样呢？这里不谈中国国内的新闻媒体与网路如何在严格管制下战战兢兢度日，只谈人们以为享有自由的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遭遇。 今年8月7日，位于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布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是根据对来自21个国家的210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的调查所作出的。结果是：外国记者经常遭到中国当局逮捕，记者及其采访人有时甚至会遭到暴力袭击。 该俱乐部发现了70件记者受迫害的案例。其中30例是记者受到调查，10例是记者遭到袭击，也就是说，被打或者必须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另外还有21例是调查资料被没收或者毁坏。” 外国记者俱乐部还说，为了控制外国记者，中国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监督体系，所有外国媒体的电话都受到监听。所有的信件，以及电子邮件都会被检查人员阅读。瓦特斯说，理论上，外国记者每次采访都要经过审批，“一些敏感的题目，例如疫病暴发，工业事故，或者农村骚乱等都无法得到采访许可。但是我们必须报道有关内容，因此会忽略这些规定。” 但没有采访许可而出去采访的人会成为攻击的目标。一名法国电台记者在报道一起农村骚乱时遭到殴打。两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因报道侵占农民土地问题而遭到调查，他们不仅必须交出所有收集到的资料，还必须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德国记者布鲁默曾被拘留数小时，理由是他未经允许而就三峡问题进行了采访。英国记者瓦特斯表示，这样的情况对外国记者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我曾有一次因报道煤矿事故而遭逮捕。当时我们没得到许可就采访了矿工。还有一次是报道广州附近的农村骚乱。我们到达那里以后，警察将我们带走，并拘禁了几个小时。”瓦特斯本人在三年中就被逮捕了五次之多。 瓦特斯表达愿望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还未出炉。在他表达希望中国当局放松新闻管制的愿望之后这一个多月里，中国的新闻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怎样才能免受魔鬼契约的束缚？ 限制外国通讯社的新规定发布之时，中国总理温家宝正在英国访问。面对外国记者的不满，温家宝两度空言承诺，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资讯机构开放的政策没有改变。但他又重申“希望并相信”外国媒体、资讯机构会遵守中国的法律。 美国国务院和欧盟对这一新规定的出炉表示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西在一场媒体简报会上说，媒体自由属于基本权利，也是中国宪法认可的权利，美国势必反对任何违反媒体自由的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将和美国的贸易伙伴探讨新规定是否有违中国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欧盟官员也批评中国政府此举为“非常负面的发展”。 外国媒体仅仅依靠本身力量，是无法与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他们现在的想法，比如用当年消解1996年同类法规影响的办法来渡过艰难时期之类，也不现实。因为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环境与国际环境完全不同。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正好刚刚将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引进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须。国内种种社会矛盾也还未曾发生或者处于萌芽阶段。那时候中国需要良好的国际形象，需要外国媒体与外国资本的帮助加入WTO。最重要的是，那时的中国政府还没有多少国际经验，总以为欧美资本多少要坚持人权原则与民主社会的游戏规则。 而现在，中国依靠外资大量输血，经过十余年发展，外资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已经开始对外资投入的形式挑三拣四。国内社会矛盾重重，底层反抗不断。况且在加入WTO以后，美国也不能再以国会每年需要通过最惠国待遇作为筹码，迫使中国承诺改善人权状态。与当年中国不得不忍气吞声听美国指手划脚批评相反，中国现在早就学会了在WTO规则的框架下玩游戏，而且玩得让外国人挑不出毛病，比如最近的金融行业准入规则就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看穿了外国资本重利轻原则的把戏，明白它们只要有钱可赚，所谓原则也是可以放弃的。外国记者的职业原则必须服务于其供职的媒体追逐利益的需要。 笔者的结论是：这一次外国媒体如果还继续签订“浮士德契约”，那么中国当局还会得寸进尺，以各种方式审查外国记者发往本部新闻稿的日子将为期不远。 （原载于Taiwan News 财经文化周刊，2006年9月21日－9月29日，总25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从科索沃危机报道比较《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
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世界反应两极。北约19个成员国意见一致，其中12国直接参战。欧盟15个成员国一致支持。穆斯林国家除了美国的宿敌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几个国家外，几乎都是持默许态度。 激烈谴责北约的主要是俄国和中国，印度持一般不赞成态度。俄国是政府、军方、国会以及部分民众激烈反对，但主流媒体却持比较中立的态度。中国大陆的情况则相反，民众没有激烈反应，反而是官方媒体一面倒地谴责北约，其密集报导和激烈抨击的程度远超过几年前美军打击伊拉克时的反应。 从这些报导和评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媒体仍一如既往地扮演著政治宣传的角色，它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面倒偏袒南斯拉夫 第一，中国媒体对科索沃危机的报导，没有遵循新闻平衡原则。所谓新闻平衡，就是媒体应该以中立的角度客观报导，在报导中对两方的观点都要反应，构成新闻平衡。但中国媒体对科索沃危机的报导，清一色是南斯拉夫政府的观点。例如，战事爆发後，新华社三名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特写和通讯“梦魇从天而降”、“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和“科索沃属於塞尔维亚”， 完全是从南国政府立场报导科索沃危机，文章的“标题”就毫不掩饰对南斯拉夫的偏袒。 这些文章没有真实报导科索沃人民的悲惨处境，更没有涉及科索沃危机的真正原因： 第一，科索沃有两百万人，其中90％是阿尔巴尼亚族，塞尔维亚人不到一成，因此科索沃一直享有自治地位，而且这个地位在1974年写入了南斯拉夫宪法，但却被南斯拉夫强人总统米洛舍维奇於1989年下令取消，他还禁止当地学校使用阿尔巴尼亚语教课。 第二，对科索沃人的不满，南国当局采取的是军事镇压，导致25万科索沃人流离失所，4万人躲到山上受冻捱饿。战事爆发至今，已有85万科索沃难民涌入邻国。 第三，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捱家捱户将阿族人赶到大街，用火车运到边境驱走，如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犹太人的悲剧重演。 第四，北约卫星目前拍到的塞尔维亚军队大批屠杀葬埋阿族人的墓地已达43处。这些被国际媒体报导、全球知晓的事实，唯独在中国大陆媒体见不到报导。 ●中美媒体截然不同 中国媒体上更看不到对南斯拉夫内部不同声音的报导。例如，中国很多知识份子熟悉的南斯拉夫已逝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新阶级》一书的作者吉拉斯的儿子、贝尔格莱德的历史学家阿雷克斯．吉拉斯（Aleksa Djilas），对南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就持批评态度。而现任南斯拉夫民主党主席、原贝尔格莱德市市长德金蒂吉克（Zoran Djindjic）也是公开批评米洛舍维奇。南国著名报纸发行人库如维嘉（Slavko Curuvija）更是直言米洛舍维奇是独裁者。这些在中国媒体上也是一个字也没有。 战事爆发後南斯拉夫政府逮捕了该国著名独立电台B192的总编辑马蒂克（Veran Matic），随後又关闭了这家电台，同时驱逐北约成员国记者、严厉控制新闻。米洛舍维奇的妻子在政府电视上指控报纸发行人库如维嘉“支持北约轰炸，是叛徒”，第二天库如维嘉就在家门口被蒙面人枪杀。南国知识界有1000多人为库如维嘉送葬，但谁都噤若寒蝉，南国处於白色恐怖。对这些事实，北京的媒体也是完全回避。 但在美国媒体上，主要报纸《纽约时报》不仅报导北约的轰炸，也报导塞尔维亚人的反应，南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谈话，南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以及在美国的塞尔维亚族人示威抗议北约的游行。甚至连不到一百人规模的塞尔维亚人在《纽约时报》门口抗议该报社论支持北约轰炸，该报也做了图文并茂的报导。 不久前北约飞机误炸了南国的平民车辆，导致60人丧生。对此美国主要报纸、电视都给予了详细报导。虽然此事不利於美国民众对北约军事行动的支持，但《纽约时报》用了近两个整版的篇幅加以报导，并配发了平民死亡的现场照片。 ●什麽是“大多数国家”？ 第二，中国媒体对国际社会对科索沃危机的反应的报导也是不客观的。中共媒体众口一词谴责北约绕过联合国单独军事行动，但刻意不提如果经过联合国，俄罗斯和中国会动用否决权，因此绕过联合国是迫不得已的事实。实际上，如果没有中俄的否决权，北约的行动一定会得到联合国授权。因为战事爆发後，在俄国和中国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结果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只有俄国、中国和纳尼比亚三国反对。而支持北约的12国中，有7个国家不是北约成员。 新华社不仅对安理会这样的投票结果不详细报导，却用他们50年来惯用的抽象语言说，“北约的行动受到了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的反对，连日来，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众持续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按照新闻的基本要求，记者只应该写具体事实，让读者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结论。但新华社的报导，再次典型地证明了中共媒体是只给结论不写事实、不用新闻语言说话的“伪新闻”。例如，说“大多数国家”就不是新闻语言。什麽叫“大多数国家”？按照新闻基本常识，应该写的是到底有多少个国家，让读者自己得出这麽多国家在联合国187个成员中是否“大多数”这个结论。“许多国家的民众都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中“许多国家”是抽象的概念，到底是哪些国家？“大规模”也是个结论，记者应该报导的是示威游行的人具体有多少。 ●大字报语言充斥版面 第三，中共媒体的评论一面倒向南斯拉夫政府，根本没有多元声音。《人民日报》电脑网站至今发表的对科索沃危机的评论近四十篇，无论是社论还是个人署名评论文章，无一例外都是对北约的抨击，而且用词极为激烈。例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武力干涉，法理不容」，署名评论「别把人逼急了」；以及新华社评论「有悖时代潮流的不义之举」、「北约穷兵黩武，世界岂能安宁」、「荒唐的战争逻辑」，无论文章标题和内容，都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大字报。 任何报纸，当然有权用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表达自己报社的立场，但是，一个专业化的报纸，一个崇尚新闻平衡原则的媒体，一个尊重读者知情权的大众传播媒介，一定会在自己的社论之外，还向读者提供其他不同观点的评论。这样，不仅体现自己报纸是专业化的，客观的，超越争论双方立场的，也向读者提供思考这些问题的不同角度。 ●真报纸和假报纸 战事爆发後，《纽约时报》社论是赞成北约行动的，但在言论版上，不仅发表了赞成北约空袭的文章，也发表了批评和反对北约行动的言论。例如，该报发表了《外交事务》杂�业闹葱兄鞅嗟钥ㄈ鹧牵‵areed Zakaria）质疑北约军事行动的评论「不能说不的超级强国」，认为对科索沃人的独立诉求，美国应该说「不」；如果支持，会连锁导致库德人、克什米尔人以及西藏人都跟随著要求独立。《纽约时报》还发表了南斯拉夫独立电台总编辑马蒂克的专论，批评空袭只能助长南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轰炸等於炸毁了南斯拉夫的民主萌芽。 《纽约时报》刊登和自己社论立场不同的观点是因为，第一，要做一个专业化的报纸，就必须遵从新闻平衡的原则；第二，作为负责任的报纸，有责任向公众提供多元声音；第三，作为独立於政府的媒体，必须客观报导和反映现实，而现实是，只要有人群，就永远有不同的意见，客观严肃的媒体，就要为这些不同意见提供发表的机会。 美国有二亿五千万人口，有不同的声音；而中国大陆人口是美国的五倍，在这麽大的群体中，怎麽可能对一个问题全部都是一个看法、一个声音呢？尤其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社会控制显然比毛泽东时代松动很多，再加上电脑网络、传真机、直拨电话等高科技的出现，更给人们从其他渠道获得信息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产生不同於政府立场的看法，不同於官方媒体社论观点的意见。 那麽中国的报纸上为什麽就没有这样的不同声音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的报纸虽然是由记者采写、编辑加工，以新闻纸的形式出版、发行，但它是“假报纸”，是只有官方声音的宣传机器，完全不是客观传递信息的社会公器。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 1999-05-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0👍 0💬 0中国外交重回“韬光养晦”的背后——中国政府的困中求存
胡锦涛的美国行吸引了不少西方媒体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中美经贸关系、北朝鲜问题以及中国的人权问题。胡锦涛任内的这最后一次访美，适逢中国当局的 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折之际。对外关系方面，当局从“崛起”转变为“韬光养晦”，对内则全面挤压国内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过去多年来尚存的一点空间， 实施前所未有的打击和压制，表现出对“失稳”的恐惧。然而，几乎很少有媒体注意到当局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更无从分析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但是，离开了这一大背景，对中国当局今后政策意向的判断就难免浮于浅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也缺乏实质性的理解。胡锦涛访美之前，中国当局的对内对外政策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转变，其征兆为何，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问题。进一步看，这些转变缘何而起，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都想了解的大话题。 从“崛起”重回“韬光养晦”：中国对外姿态的180度大转变 1989年邓小平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中国当局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当时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这一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战略方针。此后中国当局一直在 国际社会维持一种低姿态。其实，整个80年代当局实行的也是这一方针。“韬光养晦”战略本身就包含了一旦实力增强就要“一展雄风”的潜台词，但在实力不足 之前则暂时忍让，以低姿态应付国际社会的诸多批评。可以说，“韬光养晦”战略的基础和前提是对自身实力的判断；凡是强调“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方针时，就 表明中国当局对自身实力不足有着种种无法明言的隐忧。 但是，自从2003年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提出了“崛起”这个战略 判断和方针定向之后，胡锦涛和温家宝相继在国内外说明了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此，“韬光养晦”战略弃而不用了，“崛起”成了中国媒体上代表官 方立场的一个热门词语。随着“中国崛起论”的播散，“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也相继出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拯救世界经 济”一类的说法不时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也越来越高调，越来越强硬，“说不”渐渐取代了“韬光养晦”式的“笑脸外交”。温家宝在哥本哈根全球峰会上违背国际 礼仪的傲慢无礼态度便是一个注脚。这种公开而毫不掩饰的轻蔑和满不在乎其他大国领导人感受的强硬姿态，是1980年代以来历任中共领导人从不采用的。当 然，最能代表“崛起”新姿态的是中国的进攻型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以及海军“走向世界”的行动。用郑必坚10年前的话语来描述，那就是中国当局终于找到了一 条“奋力崛起”的“新道路”，“领导层”的“雄心壮志”可以实现了。对外关系方面的战略方针从“韬光养晦”变为“崛起”，表明中国对自身实力的增强有了充 分的信心。“中国崛起论”并非官方的一家之言，英文《中国日报》曾如此报道，过去十年中在众多国际关系术语中“中国崛起”是使用最多的词汇。此说确否，笔者无暇考证，但说国际社会中不乏应者，大约属实。 然而，世界各国的中国观察家很少有人注意到，2010年末，中国当局又把它的国际战略方针从“崛起”变成了昔日的“韬光养晦”。12月，专责外交事务的国 务委员戴秉国在外交部网站上发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章，宣称中国只能与西方大国“同舟共渡而不是同舟共‘斗’，才有出路”。中国的外交部在重大外 交方针上并无决策权，需听命于由政治局少数常委组成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由戴秉国出面的官方“对外战略的重大宣示”，显然不是他的个人看法，而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借他的文章表达的决策性意见。亲北京的凤凰卫视表示，“戴秉国所言，基本上可以被外界理解为中国最高层意图的直接传递”。与过去数年来宣传“中国崛起论”的调子相反，这一新的战略方针重新强调，中国“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这一说法正是“韬光养晦”方针时代的常见表达。 其实，2010年年末之前，“中国崛起论”在国内媒体上还炒得风风火火，这个“崛起”了的大国新思维主要表现为准备应对因“崛起”而出现的国际冲突与摩 擦。例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在《瞭望新闻周刊》上表示：“‘中国的崛起’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无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她都已经成为一个 世界性的课题：所有的人都必须面对她。”而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张沱生（曾任军事学院教官、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驻英使馆副武官） 则说得更直白：中国的“软、硬实力一起提升……中国崛起已经走过数量崛起的阶段而进入了一个质量崛起的新阶段……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摩擦、冲突可能 此起彼伏，有时甚至有所激化。地缘接近的新兴大国之间的摩擦与分歧可能加剧。”2010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一项调查，即“中国国际地位的评估 和影响”，调查结论是，10年以后中国的影响力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时中宣部要求全国各大网站转载。显然，那时“中国崛起论”还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官 方认知和宣传基调。 但是，仅仅9个月之后，戴秉国却在上述文章中明确表示，“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中国不会在世界上称霸，“不可能也不愿把大把大把的钱 都花在军费上”，“这一点国际社会可以监督我们”。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崛起论”扶摇直上时那种中国媒体上常见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的“豪言 壮语”。戴秉国在文章中重述了邓小平20多年前关于必须“韬光养晦”的话，并且申明今后奉行此战略方针并非“是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阴谋诡 计”。他表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国家之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摩擦，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关键是问题出现了……是睚眦必报，或是小题大做， 还是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对于晢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主张先放一放……有些问题也可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去解决。”亲北京的凤凰卫视虽然未必了解对外 方针转变之端倪，但还是很恰如其分地把戴秉国宣示的新外事战略方针描述为“好人外交”。至于为什么中国当局突然从“崛起”变得如此“和蔼可亲”，戴秉国语 焉不详，他只提到了短短两句话：国内要“抗危机、保稳定”。 转变对外方针的国内原因 如果单纯从国际环境来看，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迫使中国当局放弃“崛起”的战略方针而重回“韬光养晦”的因素。于是，只有从中国国内的动态来分析这一转变的动因了。也可以说，当局对外方针的180度大转变，并非迫于外部压力，而可能是应对国内困境的不得已之为。 无论是对外方针上从“崛起”转变为“韬光养晦”，还是对内政策上全面打击压制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都发生在2010年10月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这 说明，正是在这次全会期间，当局对国内国际环境作过深入探讨，并且决定采取断然措施，由此便有了对外对内方针的重大转变。 其实，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尚未滑坡，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10年快速增长，用于“维稳”的手段和经费绰绰有余，虽然民众的不满和对当局的不信任前所未有，但当下并无“覆舟”之险。 了解中国决策机制的人都明白，凡事关重大国情的资讯，在中共的制度下均属国家机密，非民众可闻知。中宣部严密控制下的媒体只能发表官方认为不会动摇民心的 信息。因此，若单纯依靠官方的新闻发布，读者和外国记者是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实情的。唯有中国的高层官员才可能通过党政军情系统的内部保密文件获悉各种警讯 和真实数据。在这种体制下，高层官员随时掌握和了解真实情况，在局面困难时会采取“外松内紧”的作法，即宣传上仍然强调“莺歌燕舞”，而施政上则“步步收 紧、处处设防”，随时应变。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既然不可能与闻那些高度保密的国情资讯，那就只有关注其施政的反常变化，从中分析导致这些变化的可能原因。 毫无疑问，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发生的对外对内方针的重大转变均系反常之举，那么，是什么因素迫使中国当局选此反常之策呢？ 就当前的中国局势来看，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潜在困境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经济过去多年来靠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泡沫支撑，现在已难以为继。 这个 “中国发展模式”虽然引起了少数外部观察家的质疑，但多数人对它的可持续性还是多少抱有期待的。但是，2010年下半年爆发的通货膨胀终于把当局逼到了无 法拖延回避经济泡沫破灭的境地。过去多年来，为了维持出口，中国坚持维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但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国内货币投放过量的严重后果。2010年 这一后果开始发生作用，全面的通货膨胀不仅造成农民工的工资上升和出口企业的工资成本大幅度增加，而且使得出口企业使用的国产原料价格猛增。例 如，2010年中国国内的棉花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可以想见，2011年起占中国出口相当大比重的服装纺织品将面临出口困难，很多订单将转移到其它国家。可 以说，人民币升值会减少中国的出口；人民币不升值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同样会减少出口。中国当局的短视就在于，它只看到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而未预见 到人民币不升值早晚一天会引起全面通货膨胀，最后的结果还是减少出口。 出口无法继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当局唯有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泡沫来拉动经济了，而这两个“经济增长点”又威胁着银行系统的安全。过去几年中中国 各级政府的“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主要靠的是银行贷款，而这些项目的收益有限，不可能如数还贷。因此，银行只能不断扩大贷款规模来支持“经 济增长”。然而，如此扩大贷款规模早晚一天会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同样是短视的，它似乎一直不愿意未雨绸缪，及早防范，而是抱着侥幸心理，巴望着能出现信贷过度膨胀而物价永不上涨的“中国奇迹”。 严重通货膨胀的到来终于打破了中央政府的幻梦，中央银行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不得不连续采取收紧银根的措施，2011年还将继续收紧 银根。信贷的闸门被关住之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泡沫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火。更严重的是，倘若“铁公基”项目一旦因贷款紧缩而停摆，或房地产泡沫破灭， 不仅经济增长滑坡，而且银行危机立刻显现。中国潜伏多年的金融危机一旦被引爆，中国当局将面临最严重的局面。所以，中央政府拧紧银行贷款的“水龙头”是早晚一天的事。 在信贷膨胀的前几年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就入不敷出，要靠土地财政维系，到2009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相当于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如今银 行奉命对信贷严加控制，地方政府更是只能在土地财政上打主意，“刮地求存”。现在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然债台高筑，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2010年仅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便高达7.38万亿元，显然，一旦断了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就可能功能瘫痪，中央政府的统治基础随即动摇。为了应急图存，中央政府不可能制止地方政府的“刮地求存”之举，而地方政府的“刮地求存”又必然引发广泛的社会反抗并制造出长期的社会冲突温床。 据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调查，全国征地之后的土地增值收益之分配比例大致如下：城市政府获得20％－30％，投资商获得40％－50％，村干部及村委会获得 25％－30％，而失地农民只能得到5％－10％。显然，这只是明帐，看不出暗盘交易，投资商的那块份额中还有相对比例是要“上贡”给官员的，所以政府及 其官员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如果地方政府不发土地财，那么农民所得的失地赔偿就可以增加至少3－4倍。但是，地方政府若放弃了土地收益就 难以生存。2008年国土资源部正式推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全国各地开始了一轮夺地运动，美其名 曰为“让农民上楼”，实则“拆村夺地”。被迫住到城镇新盖楼房里的农民没有生计来源，“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无钱维生”。如此下去，可以预见 到，全国范围内又将出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社会群体——“离村农民”。正因为看到这些“离村农民”将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根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陈锡文警告一处地方官员，这样做“你们将来哭都没眼泪”。然而，中央政府并未因此断然中止“拆村夺地”运动。 今日中国的农民被低价夺地之后引发的官民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让民众活下去，还是让官府活下去，双方已成水火之势。这种官逼民反、不得不然的局面，中国历 史上屡见不鲜，如今只是盖上了21世纪“中国模式”的新戳记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动乱”温床何其之广，“动乱”之源何其之深，“维稳”之举何其 之难。 困中求存：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外表光鲜，其实隐患极深，当局似已束手无策。 中国政府注意到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但经济结构转型非一日之功，缓不济急，无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更何况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对复制、剽 窃国外技术的依赖，在侵犯知识产权本身成为发展经济的常见“捷径”的体制环境里，本国企业不可能花大笔投资从事经济结构转型所必须的技术研发，外资企业对 自身技术被盗疑虑重重，经济结构转型很可能只是徒有其名，中国经济很难指望它来摆脱发展的困境。 可以说，正当“中国崛起论”甚嚣尘上之时，当局赖以自傲的“中国发展模式”其实已经陷入困境。上述危局与国际压力几乎毫无关系，全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和 “中国特色”的制度内生的。70年代末中国有一句流行的官方话语，叫做“积重难返”；如今，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似乎又面临一次新的“积重难返”了。对 这样的局面，中央政府应当是了然在胸的，只是不敢承认，也不能承认罢了。也就是说，统治危机迫在眉睫，并非夸大之辞。对当局而言，2010年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似乎就是一根点燃了的通向火药桶的导火索。 中国当局的麻烦不仅是经济困境，而且还包括困中求存之道（如“拆村夺地”之类）直接可能引发持续广泛的社会冲突。由此来看，当局将对外战略从“中国崛起” 转向“韬光养晦”，其实是国内危机日深情境下的应急之举，苦无良策之际，唯有“安外”以图“稳内”。戴秉国说这不是“阴谋诡计”，似属实情。 如果看清这一大背景，那么目前中美双方元首的会谈达成什么结果，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胡锦涛“送礼单”、扮演“好人外交”（凤凰卫视之语），无非是希望美 国不要给包袱沉重的中国当局添加压力，内里的难言苦衷，美国的行政当局和国会自然并不了解。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当局重回“韬光养晦”之后，它的国内政策将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国内结果。依然落在“中国崛起论”窠臼里的外部观察家们可能将需要重新学习了。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44期，2011年1月2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840 ）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没有硝烟的阵地：关于 61398 部队的故事之一
程晓农 在过去的一周里，位于上海市浦东的解放军61398部队吸引了世界各国媒体的注意。《纽约时报》率先刊登了关于这个部队的故事，随后诸多外国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到那个营区墙外去拍照。于是，61398部队突然闻名于世界。从各个角度、不同高度拍摄的它那座12层中心大楼以及该军事单位营区的照片，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这个军事单位到底是干什么的？ 61398部队：总参三部二局的“高桥阵地”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61398部队的正式称谓是总参三部二局。如果仔细阅读《纽约时报》引用的Mandiant公司的那份题为“曝光中国的一个网络间谍单位APT1(APT1: Exposing One of China’s Cyber Espionage Units)的报告，就会发现，在军队内部，61398部队又被称为“高桥阵地”。 在《纽约时报》报道之前，有关该 部队营区和办公楼的许多照片就已经出现在互联网上，在上海的黄页网上也能查到这个部队的登记地址，大同路50号。从这些照片来看，61398部队的营区位于高桥镇同港路、大同公路路口，部队大院呈三角形，大院内主要有三栋建筑；但营区面积并不大，沿大同路一侧的院墙长度不过二百多米，营区面积大约只有 0.04平方公里，大院里很象一个普通的办公区，虽然被称为“阵地”，却没有陈列在室外的武器装备。显然，这个营区是一处没有硝烟的“阵地”。 Mandiant 公司的那份报告引用了中国电信集团2009年3月的一份内部文件，标题为“关于总参三部二局需使用我公司通信管道的请示”。这份文件很短，但明确说明了两件事。第一，61398部队隶属于总参三部二局，它在总参三部内部被称做“高桥阵地”；第二，总参三部二局是“重要的信息管控部门”。但Mandiant 公司、《纽约时报》以及对61398部队作过报导的各国媒体都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他们从未向读者具体说明，总参三部（对外使用的名称是技术侦察部）负责管控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它是一个专门打网络战的部门吗？ 其实，总参三部从1950年到现在一直存在，它是一个负责搜集分析电子情报的部门。61398部队可能是总参三部下属的一个侦听站。称它为“阵地”并不错，因为它不是后方的计划部门或方案设计机构，而是直接搜集电子情报的“前沿阵地”。不过，在这个“阵地”上，不但没有一点硝烟，甚至完全不使用传统的兵器；它的工作人员熟悉电脑和网络技术，而且还掌握英语，他们坐在空调房里，所用的“战斗武器”就是电脑、键盘和鼠标。2010年7月1日，《经济学人》刊登过一片文章，“鼠标和键盘会成为冲突中的新武器吗？” 61398部队的故事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电讯监听：总参三部的由来和任务 互联网上有关解放军总参谋部机构设置和变迁的信息显示，1949年底，总参谋部成立时就将原中央军委负责无线电侦听和无线电通信的三局分设为技术部（无线电侦听）和通信部（无线电通信）。技术部和通信部就是后来通称的总参三部和总参四部，前者专责涉外的无线电侦听，后者负责军队的有线和无线通信。总参三部通过设在边境和沿海地区的无数“监听站”，侦听、处理国外各种电台的通信传播信号，截收电子情报，据说有十几万工作人员；此外还负责监听所有国际长途电话， 截收海外的传真；电视普及后，开始24小时监听监看外国电视；自从发射军事卫星之后，实施卫星侦察成了该部的一项任务；互联网出现后，又增加了利用电子过滤系统截收邮件的监视互联网通讯的任务。它在海外也设有若干监听站，如1992年经缅甸政府同意，在安达曼海的岛屿上设立侦听站以监视印度洋；1994年经老挝政府同意，在老挝南方占巴塞省(Champasak)设立三个侦听站；1999年与古巴的卢尔德（Lourdes）侦听站展开合作。 据 网上信息披露，总参三部在全国各军区都设有侦听站，其人员、编制、预算等完全由总参三部负责。该部军人不仅受过技术训练，能操纵各种复杂的电子装备，而且懂外语，否则就无法侦听破译外国电讯。各地的侦听站有不同的目标区域，例如，兰州军区的侦听站负责侦听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无线电通信。总参三部下属各局当中，有一些局专门针对特定国家，如总参三部二局以美国为主要对象，要求其成员熟练掌握英语，在上海地区的总参三部二局下属单位61398部队招聘工作人员时就要求掌握英语。在总参三部内还有一些局负责运作特定的侦察、通信系统，如卫星、传真、移动电话等。 上海在空间距离上离美国非常遥远，但是，上海是亚太地区国际通信的一个重要的通信转接中心，也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主要的物理链接国际出口和官方的国际”网关”。 中国自从1993年建成第一条国际海底光缆系统，现已拥有7个大型国际海底光缆系统，其中3个在长江口的崇明岛登陆，3个在上海的南汇区登陆。上文提到的中国电信集团，它管理的中美海底光缆系统（CH-US）就是在上海崇明岛东滩登陆的。61398部队的营地位置选在靠近崇明岛的高桥地区，处于光缆登陆地点崇明岛和中国电信设在浦东康桥的通信枢纽之间。该单位侦听的目标区域很可能就是美国。 21世纪：从电讯监听到网络入侵 无线电报是19世纪的发明，电讯监听则始于20世纪初。二战期间，无线电侦听曾扮演过重要角色，美军在中途岛设伏，大胜日本联合舰队，以及在南太平洋空中伏击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主要就靠破译日军的密码无线电通信。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军队曾充分利用电讯侦听来谋取作战成功。2009年军方曾发表过一篇纪念原总参通信部顾问周维晞的文章，“党在特殊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我军忠诚可靠的通信兵，”其中提到，1947年国军胡宗南部进军延安地区时，共军虽未能破译国军的密码电讯，但通过侦听国军电台的活动，成功地判断出国军的行军计划，从而伏击歼灭了胡宗南部的几个旅。 1950 年后，解放军的战略假想敌逐渐由台湾的国军变成了苏军、美军，电讯监听也日益国际化。与此同时，电讯监听的内容也从单纯的军事通讯扩展到非军事领域，虽然 负责监听的仍然是总参三部，但政治、经济、科技等非军事信息也在电子情报搜集的范围内。互联网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通讯的模式，无线电台的重要性下降了，而互联网却成了搜集电子情报的重要管道。Mandiant 公司的报告透露，上述61398部队的12层中心大楼完工于2007年，这个营地是总参三部二局对美搜集电子情报的“高桥阵地”，但它的大楼上却没有接受无线电讯号的天线或接受卫星讯号的大型碟型天线。由此推测，它搜集的既不是无线电通信的讯号，也不是卫星通信的讯号；在这个“高桥阵地”上，工作人员的工作对象很可能是国际光缆以及互联网。 互联网问世之前，总参三部的主要功能是侦听各种国外电子讯号，从技术上讲还算是被动搜索，基本上不踏入信号发出国的领土。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出现了全新的电子情报搜集模式。一国军事情报单位通过国际光缆进入它国政府、军事单位和企业的网站，如果只是下载网站上公开的资料，似乎不会被干预；但是，如果一国的军事情报单位通过各种手段入侵外国网站的内部数据库，然后把它国网站的保密数据打包下载，传回本国，这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搜索式电子侦听，而变成主动入侵、直接盗取资料了。如果是情报人员本人亲自打开外国机构的保险箱或电脑，试图拿走或下载资料，一旦被抓获，是无法抵赖的；然而，网络入侵者坐在大洋彼岸的办公室里，运作电脑程序去搜集它国保密的电子情报，即便被查获， 如何认证，如何交涉，如何惩治，目前国际社会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防范对策。 原载《纵览中国》网站2013年2月27日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9960）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李希光毒化中国的记者
中国最近提出了媒体改革的《实施细则》，似乎颇有新闻要走向专业化的愿望。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93年出版的《变化著的亚洲新闻》一书中的数字，当时中国近10万名新闻记者中，有一半没有大学学历，只有6％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而过去十年来，中国建立了很多新闻院校和新闻系，在专业课程的设立，以及对记者的职业训练上，都比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改进。新闻人员，也比十年前增加了几倍，达到40万人。 但中国新闻走向专业化，还有很长的道路，不仅需要“硬件”（保护新闻自由的民主制度），更需要“软件”（真正有专业水准的新闻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具有新闻专业知识、坚持新闻原则、指导学生走真正记者道路的教师和优秀记者的榜样。 但遗憾的是，中国明显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指导人才，更有极不合格的伪教授占据著重要新闻院校的重要位置，这将严重阻碍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例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前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就以他那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後》证明了，他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误人子弟的伪教授和劣质记者。 中国俗语说“名师出高徒”，那麽反过来可以说，“伪师出劣徒”。《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出版，李希光、熊蕾、韩松等著），就是最典型的伪师编写的毒化中国记者的教材之一。几年後重读这本书，实在感觉它应该作为一本新闻院校的“特殊教材”，告诫想当记者的学生们，新闻写作应怎样避免“李希光式的错误”。 ●新华社记者用概念取代事实 简单说，《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背离了真实客观的原则： 第一，使用概念和结论式的语言，而不是用事实说话。新闻专业训练中，最强调记者写的东西必须客观，记者只能向读者提供事实，而不是记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和结论。但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中，恰恰有很多这样的语言。例如，像该书第9页说“美国媒体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地妖魔化中国”，第8页说“美国记者一切从意识形态出发，从白人至上出发，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当成他们的敌人来塑造。”第405页说“没有一个美国记者敢正面报道中国”，第72页说“美国媒体在播种仇恨的种子”等等，都是主观判断和抽象的结论。作为记者，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提供事实，而不应该用这些空洞的概念和情绪化的结论。不能抽象地说美国媒体是“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妖魔化中国”，而应该写出美国的哪一个报纸，哪一家杂�遥�发表了什麽样的有关中国的报道，这篇文章怎样不符合中国的真实，如何歪曲了中国的情况的具体事实。这样才能让读者在这样的事实陈述中自己得出“美国的媒体在妖魔化中国”这样的结论来。而李希光等三名新华社的记者这种用概念和结论取代事实的做法，背离了记者首先要用事实说话的基本职业要求。这样的武断的语句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 ●美国文学教授反驳李希光 第二，在该书列出的“事实”中，不仅有很多与事实不符，而且有些明显是编造。例如书中第20页说“美国媒体从来不批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美国媒体从白人至上出发”，就明显违背事实。因为美国媒体在南非实行种族主义政策时，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而今天美国媒体对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批判仍然是毫不留情。美国媒体中现在有很多黑人编辑记者，这样武断地说美国媒体都是从白人至上出发，也是对这些黑人新闻人员的污辱。 该书类似这样的事实错误很多。例如，说中国异议人士吴弘达来美後“学业不佳，找不到饭碗”，就与事实不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和吴弘达写的《自传》，他从没在美国大学读过书，哪来的“学业不佳”问题呢？ 该书还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是反华人士，说美国国会举办的制裁中国的听证会，“十有八九有他”，他与美国国会保守的反共参议员赫尔姆斯“一个台上，一个台下，一唱一和”，但林培瑞是位研究张恨水等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家的文学教授，他在香港《争鸣》杂�曳⒈砦恼路床邓担�这些都是编造的。因为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到过美国国会做证，还是在财务委员会。”所谓“十有八九有他”完全是捏造；而且他至今也没和赫尔姆斯参议员见过面，所谓与他“一唱一和”完全是无中生有。 ●对美国媒体的无知，令人目瞪口呆 这种与事实不符的例子书中实在太多了，再例如，该书说：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展开对中国的攻势，如同中国文革时的“两报一刊”一样。并还斩钉截铁地断言：“美国的媒体只有歌颂美国的自由，没有批评美国的自由”。 我订阅《纽约时报》已十多年，每天都读这张报纸。在这张报纸的言论版上，几乎每天都有评论以至批评美国政府和官员以及美国政策的文章。而《纽约时报》的七个专栏作家，他们每人每周在上面发表两篇专栏文章，几乎都是对美国政府各个方面的议论或批评。由於《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是倾向民主党的左倾报纸，在目前右翼共和党执政的现状下，抨击白宫的声音更加强烈。李希光们说美国的两家大报联合起来攻击中国，也可能是由中国文革时代的报纸做法而联想出来的。事实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虽然都左倾，但却是两个相互竞争十分激烈的大报，他们各自隶属不同的报业集团，各自的报道也都是独立的，它们和中国文革时的“两报一刊”完全是两回事。这两张报纸当然有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但他们批评美国政府更不留情。坦率地说，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纽约时报》的很多人，对美国的仇恨（此处我用“仇恨”两字并不夸张）一点也不亚於李希光等三个新华社记者。 而比较右倾的报纸，像《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等，则在左翼民主党的克林顿执政时，三天两头痛斥白宫的各项政策。所以，像李希光等人这样把美国媒体捏成一个团，好像他们是一个整体，发出新华社、《人民日报》式样的统一声音，这实在是对美国左、右派媒体针锋相对、激烈争斗的事实无知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 ●随口胡说，背离基本新闻专业要求 第三，书中引用的很多事例都没有出处。新闻专业训练都要求对引用的话、援引的资料交待出处，即列出什麽人在哪里说的、资料来源在何处。这样既便於别人查证，也说明你的“引用”有事实根据，显示作者对读者负责。但《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很多引用别人的话都没有出处。例如，该书引用说，“我的一名美国电影导演朋友贝尔”怎样批评谴责美国。但“贝尔”显然仅是这个人的名，他的全名是什麽，具体在哪个电影公司工作，拍了什麽电影，都没有交代。而且，在“贝尔”的後面也没有标上他的英文全名。中英文名字经过翻译差别很大，你不标上你所引用的人的英文全名，随便用一个贝尔或保尔，这个人是否存在就令人怀疑，他的话就不那麽可信。 这种现象在该书中很普遍，例如该书说“美国媒体公开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高於一切”。美国媒体是个很抽象的词，美国现在有1509家日报，上万家杂志，还有上百家电视，1400家电台，到底是哪家报纸，哪家杂志，哪个电台，什麽时候，发表在哪里？而且你用“美国媒体”这个词，似乎美国整个新闻界有一个共同宣言似的，那麽这个宣言在哪里？书中都没有交代，书後更没有任何索引、注释和说明。该书在激烈批判美国时，就说这“正如一家亚洲报纸所说的”等等。“亚洲”是个多麽大的地理概念，一个有点新闻常识（更别说是指导学生怎麽写新闻的教授）的人，会这麽写吗？到底是哪一家亚洲的报纸说的，发表在哪一期报纸的哪个版面上，书中都无交代。这种“引证”不仅完全背离基本的新闻专业要求，而且给人以作者自己编织之嫌。 ●谴责“性骚扰”却肯定“强奸” 该书批判了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和伍洁芳合写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一书，但就在《中国觉醒了》一书的後面，我数了一下，该书作者们一共列举了171条注释，一一解释书中引述的别人的话，引用的资料，出自什麽地方，在哪本书，哪一页上，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等详细资料。但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的後面，一条注释都没有！这样写书作文章，无论作者是记者，还是学者，都是既背离学术要求，也不符合新闻规矩的。 第四，该书大量使用了新闻记者最应讳忌的夸张、武断、情绪化的语言。例如这类句子： “美国当年用巡洋舰向伊拉克发射导弹，是打给中国人看的。”“中国人不再是懦夫，让美国人吓的发抖。”“美国也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一人一票选举，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白痴，就是美国人别有用心。”西方人“丧心病狂”，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等。 美国媒体当然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你的批评要根据事实说话，用这种空洞的共产文化语言，除了展示自己水平的低劣，实在起不到任何作用。 《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作者在做比较时使用双重标准。这正如对“性骚扰”和“强奸”的态度，当你批评“性骚扰”时，你必须更要谴责“强奸”。如果你一边情绪化地谴责咒骂别的地方的“性骚扰”，却对自己周围的“强奸”视而不见，甚至肯定“强奸”，这不仅是使用双重标准，而且是流氓逻辑，完全是不讲道理。 《妖魔化中国的背後》正是这样一个不以事实说理，不讲道理，严重背离新闻客观真实，使用双重标准的典型的例子。而该书作者中有三人是记者，其中李希光还是“新闻学教授”，给中国未来的记者讲授“现代媒体采访与写作”。在这种“伪教授”的指教下，如果出产一批“小李希光们”的话，他们才真正可能在媒体上“妖魔化”中国和世界，更对中国新闻走向专业化带来严重危害。 （载《开放》2003年11月号） 2003-11-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
程晓农 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繁荣不再是“常态”，而经济困难反而成了“新常态”？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今后繁荣消逝的缘由，实可谓，荣兮衰所伏。 早在20年前我发表过一篇“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1\]，分析港台资企业给大陆送去的的繁荣；那时发达国家的外资基本上未进入中国，港台资企业这份难得的“礼物”能维持多久的繁荣，是当时值得关注的问题。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又维持了差不多20年的经济繁荣。中国的经济繁荣究竟能持续多久，这个话题现在再度引起人们关注。本文的标题与笔者当年拙文的标题相互呼应，如此命题，是因为笔者认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今后繁荣消逝的缘由，实可谓，荣兮衰所伏。 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稳定经济，而习惯了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和领袖全球之类宣传的人们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潜在困难往往估计不足。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给国人和全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连续的高增长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经济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对此不应该再有怀疑；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把本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长期繁荣产生的拉动效应上。相比之下，中国政府似乎倒还清醒一些。事实上，中国的媒体从2008年开始，每年年初都谈“最困难的一年”\[2\]，多年来年年如此。这种用语并非危言耸听，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部分真实状况，但国际社会忽视了其中的奥秘。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宣布，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低于8%，并且称这样的经济成长放缓为“新常态”。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下降，是景气循环的正常现象，还是经济长期趋势的转折点？对此，国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笔者以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3\]构成，只有了解了它们的由来，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繁荣不再是“常态”，而经济困难反而成了“新常态”；也就是说，中国过去20年里“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的形成与消失，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困境的钥匙。 一、“出口景气”的形成与消逝 1997年是中国为加入经济全球化而全力努力的第一年。那一年，中国终于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依赖，开始了国企改制，其实质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而经济市场化又为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终于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而在此期间，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从而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可以说，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经济繁荣其实就是拜“出口景气”之赐。 中国从1978年便开始经济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轻工产品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4\]；但真正推动中国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市场开发能力和生产技术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种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5\] 在出口景气时期，外国公司几乎对中国所有有利可图的产业都作了试探，从各种消费品到汽车，从能源产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房地产业到金融业，几乎未剩下任何“尚未开垦”的投资“处女地”。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曾经成功地迎来了“出口景气”的辉煌岁月。从2003年到2007年，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中国能够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是，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却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全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维持久远；若中国一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以后谁还有能力持续从中国进口呢？所以，中国不可能依赖靠出口来不断推动经济成长的道路，“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只要出口的增长放慢，“出口景气”就开始下滑。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景气”只持续了几年，就受到了三重打击。其一，成本快速上升。随着出口景气达到顶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税收、地价、能源价格等等也不断上涨，使得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外资企业的利润逐渐被侵蚀，而不得不关厂或迁走。其二，出口市场收缩。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受到冲击，各国的购买力明显萎缩，让中国的“出口景气”大受冲击。美国市场相对收缩之后，中国把眼光紧盯在欧盟国家身上，但近两年欧盟前途因种种内生的原因日见动摇；一旦欧盟缩小或解体，势必造成欧洲市场重现关税壁垒，同时欧洲各国经济大受影响，因此，欧洲市场的前景也令人担忧，至少是无从乐观。其三，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加快技术进步，自动化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增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则纷纷选择引进外资、加工出口的发展模式，中国产品的国外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曾经因为大量廉价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电子消费品等，让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受惠；但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低，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这三重压力都不是对中国出口景气的暂时性冲击，也不是周期性现象，而是会长期存在并迫使中国的“出口景气”收缩的重要因素。 外资企业从中国撤资始于2006年，先是广东省来自港、台的制造鞋类、服装、玩具的企业关厂；然后，许多生产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及小家电的外资企业也黯然撤离；接着，外资撤资浪潮进一步蔓延到长江三角洲这个电子、高科技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到2015年，一些制造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的大型外资企业也相继关厂。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撤离中国的企业纷纷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而不少美资企业则看好墨西哥的制造业新区。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之后，中国的“出口景气”从2012年开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当年出口按人民币计价下降2%\[7\]（如按美元计价，则下降7.7%）。于是，中国经济从此彻底告别“出口景气”，出口年增长25%到35%的繁荣光景一去不复返了。 二、“土木工程景气”的脆弱与“坚挺”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其主要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这一政策深受地方政府欢迎，各级地方政府非常积极地扮演着城市开发计划制订者和开发商的双重角色：一是把市区的居民旧住宅拆除，翻建成高档办公楼、商业区或豪华住宅；二是通过道路、机场、公共设施等市政建设，大量建设城市郊区的住宅小区；三是借债为这些建筑项目融资。当全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都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之后，中国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从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8\]，其中，2014年房地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20.6%\[9\]。 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如果持续多年，就可能产生房地产泡沫。可以说，虽然“土木工程景气”支撑了中国过去8年的经济繁荣，但同时房地产泡沫也悄然形成。如果作一个国际比较，就会发现，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就不算严重了\[10\]，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11\]，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这一比例不过是6%\[12\]。仅以房地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论，中国当下房地产工程的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日本平成泡沫时期的1倍，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房地产投资规模的3倍。 就这样，短短十年之内，土木工程便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它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比如，在土木工程的上游产业中，钢铁、水泥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以及钢铁、水泥等产业需要的煤炭业，相继急剧膨胀；广告业、室内装修材料、家具制造等房地产业的下游产业也生意兴隆。土木工程的上游产业究竟膨胀到什么程度？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即水泥和钢铁的产量。据报导，在“土木工程景气”高潮时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13\]；同时，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从2008年的6.6亿吨（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49%）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69%）。\[14\] 于是，“出口景气”衰退之后，中国政府制造出的又一波景气—“土木工程景气”惠及各行各业；它既带动了上游、下游产业的过度膨胀，也埋下了一旦景气衰退便会随时暴露的制造业和采掘业严重的产能过剩。 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与2008年这一波景气开始时全国的住房平均销售价格相比，2013年的全国住房平均销售价格上涨了64%。\[15\] 中国住宅价格最贵的北京、上海和深圳2007年的平均房价大约是每平方米1万元，而现在这几个城市的平均房价比2007年已经翻了两番多，这样的房价相当于普通人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代表着房地产资产的泡沫化。房地产泡沫化的另一个特征是，住宅所有者并不在所购房屋中居住，而是购买房产后任其空置，等待房产升值再出售牟利。发达国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间；2012年仅北京市就有381万套空置住宅，空置率接近30%\[16\]；2015年6月中国所有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达到22%到26%\[17\]。 要了解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严重程度，就需要了解中国城乡居民的住房拥有状况。据201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家庭，户均人口3人，户均拥有1.2套住房，其中69%的家庭拥有1套住房，15%的家庭拥有2套，另有3.6%的家庭拥有3套以上，还有12.4%的家庭租房居住，属于无购买能力的市低收入家庭。\[18\] 中国现有城镇人口7.5亿，约2.5亿户，按照上述调查数据，城镇居民现在总共拥有3亿套住宅；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住宅需求基本上已经得到满足，即使从现在起完全停止土木工程，中国也不会出现住宅短缺。但是，中国还有正在施工或已经建成但找不到买主的1亿套住宅，按照过去3年的平均销售速度计算，这1亿套住宅至少需要7年时间才能售出。\[19\] 用这些数据描述的房地产泡沫全景图是：2.5亿城镇家庭，4亿套住宅，供给比需求大60%。很明显，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也就快走到头了。 中国在短期内发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制造出了一个副产品，即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现代化，城市景观大为改善；而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富丽堂皇，远远超过纽约、大阪、芝加哥、洛杉矶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切似乎都象征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繁荣；但是，外国人不了解的是，中国的城市建设其实是各城市政府大量借债、过度投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市民作为纳税人和选民，不允许民选市长任意借债、胡乱挥霍纳税人缴纳的税金。但在中国，市长是上级政府任命的，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如何用城市建设的成就赢得上司的欢心，从而得以升官；至于自己任内推动的建设项目让市政府欠下多少债，就留给下任去操心了。因此，中国的城市现代化，首先是被市长们的升官动机所驱动，服从于他们攀比、炫耀政绩的动机，是各城市政府之间一直在进行的城市建设“锦标赛”的结果。其次，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过无限度的借债来维持城市建设，而不考虑债务偿还；绝大多数市政府的财务状况都远远不足以支撑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投资，也无法偿还如此规模的城市建设债务，所以，城市建设得越漂亮，说明市政府欠下的债务越多。如果仅仅按照合理的预算收支平衡来规划城市建设，那么中国的城市建设规模或许仅及目前的几分之一。也可以说，实际上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今后几十年内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设项目都完成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大规模城市建设过程也是政府官员受贿、发财的捷径；但是，很多城市建设工程并不能让民众受益，只是表面上好看。 中国城市建设的过度投资，最后导致“鬼城”遍布全国。所谓“鬼城”，它描绘的是，城市盲目发展导致之后居住人口远远小于城区可容纳人口的“空城”。从2015年底公布的50个“鬼城”名单来看，这些“鬼城”分布于中国28个省和自治区当中的22个省及自治区；不仅出现在中国的西南、西北等不发达地区，也出现在广东、江苏、山东这些沿海经济比较繁荣的省份，甚至山东省的烟台市、威海市以及离上海市不远的江苏省太仓市和常熟市也成了“鬼城”。\[20\]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的房地产业供大于求，几年前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样的房地产泡沫显然十分脆弱；但是，为什么几年来房地产泡沫仍然貌似坚挺，甚至还不断扩大？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一旦房地产的供给过大，住宅和办公楼滞销，房地产商就会停止建房，以避免公司破产，但中国却不是这样。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税收收入，所以，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财务平衡，就必然充当吹大房地产泡沫的“自动充气机”。中国各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泡沫的饥渴和依赖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在2013年达到顶点，为59.8%，这个比例到2014年回落至56.2%；从20个省和直辖市的数据来看，有12个省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50%，其中，海南、江西两省2014年达到75%，天津、安徽、山东、江苏等省市的这个比重是60%至70%。\[21\] 这种地方财政对土木工程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把房地产开发既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也视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土木工程经济畸形发展。 正因为这种对土木工程经济的高度依赖，不仅仅各级地方政府会对担心房地产泡沫过大的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政府不要遏制“土木工程景气”；各商业银行也是如此，因为商业银行的大量资金已经投入土木工程项目，或成为购房者的房地产贷款，银行甚至比地方政府更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所以，银行总是以金融稳定为诉求，要求中央政府不要下令对房地产泡沫“关闸断水”。其结果便是，虽然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非常脆弱，但各级政府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捧着它、护着它；甚至当这个泡沫稍微瘪一点时，便赶紧把它再“吹大”一点，于是这个脆弱的房地产泡沫便始终貌似“坚挺”。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未必敢继续把这个泡沫无限度地“吹大”，那会导致金融“灾难”降临。中央政府对2017年经济政策的态度就充分体现出一种既不能“吹大”房地产泡沫、又不能“刺破”房地产泡沫的两难意图；既要抑制房地产过热，又要小心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另一方面，在不能盖过多住宅的背景下，从2017年开始，中国的土木工程经济把资金更多地投向公共工程施工项目，比如地下管线升级等，以便为“土木工程景气”继续注入一些“燃料”；尽管如此，中国最近几年出现的“土木工程景气”已经失去了过去几年那样强劲的动力，开始呈现逐渐衰退的势头。 三、为什么中国没有“消费景气”？ 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只能靠国内消费、出口和投资这“三驾马车”来拉动，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开篇常识。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已经不能再靠不断扩张出口或投资快速膨胀来保持繁荣了；那么，中国能否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来实现今后的经济繁荣呢？在讨论这种可能性之前，需要先了解过去30年国民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 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一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不断下降，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徘徊在36%左右(见附表)。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这一比重处于35%这样极端偏低的异常状态，中国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都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当稳定，美、英、日、法、德分别是69%、65%、61%、56%、55%。\[22\] 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 1981 1991 2001 2006 2008 2009 2011 2012 2013 % 52.5 46.7 46.5 37.8 36.5 35.7 35.7 36.0 36.2 数据来源：国内生产总值以及2008年以后的居民消费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第68-69页；2008年及此前的居民消费数据见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5/indexch.htm）。 中国国民的总体消费乏力，其原因简单来说就是，改革以来虽然经济增长快，但由于严重的社会不公，大部分家庭的购买力很低，他们的消费处于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14亿人口中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人口只占4%不到，只靠他们的消费力无法拉动整体经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他们对此话题已不再感兴趣，因为这其实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非经济政策可轻而易举地解决的。而今这个话题已经在中国的媒体上消失了，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普通白领和蓝领的购买力被房价压榨一空，这种情况下再空谈提升消费，不免迂腐。 目前中国政府明知土木工程经济的畸形发展是严重的问题，但却不得不冒着房地产泡沫化的风险，继续维持土木工程经济，实在也是因为出口和消费都无法成为今后中国经济继续繁荣的支柱。这样的选择本身表明，似乎除了依赖土木工程经济，并没有其它选项可供选择。所谓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其实就是繁荣消逝之后对现状的认可。 （程晓农：旅美独立学者、原《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1\] 程晓农，“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美国，《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第18至63页，亦见《MBA智库文档》（http://doc.mbalib.com/view/f75016f4fbc072ac0276f30f1d1d7941.html）。 \[2\] “每一年，都是“最困难”的一年……” (http://www.managershare.com/post/227834)，该文排列了国内网站从2008年到2016年用此标题发表的相关新闻报导的截图。 \[3\] 景气一词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借自日本经济界所用术语，特指某个特定时期经济情况良好或繁荣的状态。在景气分析中可发现某一时期经济景气的主要成因，本文所谈的两个景气，便是用成因命名景气特征。 \[4\]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4，第329页。 \[5\]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4，第329页。 \[6\]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劳动世界的格局改变—2006年国际劳工组织报告”（http://www.un.org/chinese/esa/labour/changingpatterns/2\1.html）。 \[7\] 中国海关总署，“2016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2017年1月13日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598/info836849.htm）。 \[8\] 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包括建筑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业投资。数据来源：2013年以前的数据见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4，第50页，第284-286页；2014年数据见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9\] 数据见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0\] 日本最近的一轮经济泡沫始于1989年，而这一年正好是日本换用新的紀年年号“平成”，故日本国内常用平成泡沫指称1989年之后的那段经济泡沫年代。 \[11\] 房地产投资占GDP比例畸高，中国房地产泡沫是一颗毒瘤”，前瞻网，2014年05月04日 (http://house.ifeng.com/detail/2014\05\04/46139202\0.shtml)。 \[12\] 吉诺斯谈中国：还没裸奔，但也差不多了”, 共识网，2016年1月27日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zjds\0127/1234.html)。 \[13\] “除了石油，中国大米进口量也是世界第一,” 有趣“财”快乐，2016年1月20日（http://finance.qq.com/original/MissMoney/mm0097.html）。 \[14\] “前3季度大中型钢企主业巨亏550亿，‘谋转型’才有出路”，《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0月29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51029/n424504610.shtml)；世界粗钢产量见国际钢铁协会网站（http://www.worldsteel.org/zh/statistics/statistics-archive/steel-archive.html）。 \[15\]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4，第479页。 \[16\] “多城市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 “楼市新观察“637期，2012年11月20日（http://nj.house.sina.com.cn/zhuanti/lsxgc37/）。 \[17\] 腾讯房产，“中国住房空置率低于30%，” 2015年6月4日 (http://view.inews.qq.com/a/HOS201506040161810J)。 \[18\]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http://www.suibi8.com/baogao/27500.html）。 \[19\] 纪睿坤、葛逸瑶，“90亿平方米楼市高库存如何解题？” 2015年12月26日，和讯网（http://pit.ifeng.com/a/20151226/46844874\0.shtml）。按照中国城镇家庭每户平均住房面积不到100平米估算，这90亿平方米待售住宅相当于1亿套住房。 \[20\] 新华网，“50大‘鬼城’来袭”，2015年12月10日 (http://sy.house.sina.com.cn/news/2015-12-10/14126080599720634664712.shtml)。中国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定的人口与建成区面积的合理比值（“占用地标准”）为每平方公里建成区容纳1万人口。中国的标准排名研究院根据城区人口与建成区面积的比例计算，假如一个城市的城区人口（万人）与城区面积（平方公里）的比例小于0.5，而且未来该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强，就认为该城市可能成为“鬼城”或“空城”，而这一数值被称为“鬼城指数”。列入“鬼城”名单的50个城市的“鬼城指数”均小于0.55。作为对比，据维基百科的信息，东京都西郊人口居住密度较低的世田谷区每平方公里居民人数为1.5万人，而中国那些“鬼城指数”接近0.5的城市其建成的居民区及城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仅相当于世田谷区的三分之一。 \[21\] 辛继召，“卖地时代结束：土地出让金一季度仅占地方财政收入32%”，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05月25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525/005922253699.shtml）。 \[22\] World Bank, “Household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 of GDP),” downloaded on 2/27/2016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CON.PETC.ZS). 首发《中国战略分析》总第3期，2017年第2期，2017年5月，http://zhanlve.org/?p=673
何清涟2025-11-07 00:01👍 0💬 0ZT 读者投书∶王丹哭穷要特权
很多媒体，包括台湾《自由时报》等，都曾报导，在陈水扁前总统的国务机要费一案审理中，无论是检察官还是陈前总统本人都证实，王丹曾得到陈前总统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20万美元。 《自由时报》（2008年5月16日）报导说，“国务机要费曝光后，王丹推说把钱（20万美元）给了《北京之春》（民运刊物，王丹任社长）等组织，但《北京之春》经理薛伟却告诉记者∶我们从未收到王丹转来的一分钱。” “国务机要费案”审理时，检察官和陈水扁本人，就如何把20万美元分三次交给王丹一事，做过详细调查和说明。当时中央社、《自由时报》等都做了报导。最初王丹矢口否认拿钱，后来法庭文件出来，中央社报导说，王丹对此“没有特别意见”。 当时海外中国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党”的主要领导者、资深民运人士王希哲、徐文立、汪珉、黄奔等人曾联署公开信，要求王丹交出台湾政府给海外民运的20万美元，但王丹不予回应。 王丹从哈佛毕业后，就到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并还兼任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有相当可观的薪金收入。后来王丹又在台湾组织成立了（网络）《华人民主书院》），他本人出任了“董事会主席”，该书院几次在台举办募款晚会，也得到不少资助。有人说，王丹是海外最富有的民运人士。他在美国不购买个人医疗保险（欧巴马医保实施后，低收入者保险金降到很低），现在却哭穷，等于要台湾人给他出医疗费，实在是有点离谱。 而且王丹呼吁台湾移民署给他开绿灯，即在他没有“回美证”的情况下，也可登机返回台湾，不仅是公开要做违法的事情，而且更是离谱的要求。因为根据台湾移民署的公开说明，王丹有美国绿卡，同时有他担任客座助理教授的台湾清大的任用聘书，他出入台湾是自由的。凭什麽他呼吁“台湾移民署”给他开绿灯，开什麽绿灯？难道让台湾移民署给他开回美国的绿灯吗？王丹的大脑可能确实出了问题！ 他作为绿卡持有者，超过六月个不在美国，需先办理《回美证》，以便从台湾返回美国时能够合法入境。现在他不跟美国移民局交涉，却要求台湾政府帮助，甚至呼吁清大学生“通融”台湾移民署，甚至还有人提出一人一信写给移民署施压，这简直荒唐到神经错乱的地步！ 王丹不可能不懂这个《回美证》的事情（他已在台湾几年了，按理说以前也应办过了），但为什麽还这样呼吁，把头痛自己定性为肿瘤或脑癌。他还没经过检查，怎麽就可以自己定性呢？这不明摆著是装可怜、博同情、要捐助吗？ 至于他在自己脸书上说，在美国量个血压就要1750美元，更完全是瞎扯，要骗那些不了解美国情况的台湾读者。因为在美国即使没有健保，去私人诊所，看个医生包括量血压，也就50美元左右。而且有些大超市里的药房，还有免费的自己量血压的机器。哪来天方夜谭的1750美元！ 王丹还说在美国检查一下脑部，就要花二、三万美元，更是随口胡说。大家都可以从网上查到如下信息∶美国各州的收费标准虽然不同，但做全脑的CT扫描检查等，费用是在270到4800美元之间，根本没有什麽二、三万美金的。王丹这样夸大其词，简直到了撒谎的地步。 王丹隔一阵子就自我制造点新闻。他上次说共产党当局说海外的王丹是假的，明显是编造的。当年共产党从监狱把他放了之后，把他送出来，今天说他是假的有什麽意义？难道共产党当年是抓了假王丹，判了假王丹，再把假王丹送到美国？还有没有一点常识逻辑？ 这种故意自我制造新闻的行为实在恶劣。他到底要干什麽？要媒体关注？要人给他捐同情款？还是真的大脑得了某种疾病？因为正常人不会这麽荒腔走板。 2014年7月25日 ——转自《台湾e新闻》（taiwanenews.com） 王丹申请回美证更新 干台湾政府什麽事?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目前人在美国，今（25）日下午在脸书发文，说他中午去超市时，突然头昏，差点倒地，他“严重怀疑是脑部肿瘤或者脑血栓，因此非常希望尽快就医检查”。王丹说，这种状况已经持续2个月。不过，他在美国并无医疗保险，又苦等不到“回美证”而无法登机返台，因此他希望台湾政府可以专案处理，可惜迄今仍未获回应。 王丹在脸书写道，“其实有点焦虑，所有的医生都说要尽快检查，但是我在美国没有健保，因此想提前返回台湾看病”，他说，“量一下血压就是1750美元，脑部检查一下，至少两三万美元”，超过他的承受能力。 王丹表示，上周已经向台湾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设法协助尽快返回台湾看病，但“至今还在研议中没有回覆”。 由于王丹的回美证仍在美国移民局申请更新，他担心过程太久会延误治疗。“希望台湾政府能够专案处理，让我回来台湾就医。”动态一出，引来众多网友关心，他回覆“看了一堆留言，首先感谢大家的关心”，但又接著说，“那些不切实际的建议我就只能敬谢不敏了。大家真的要是关心我，就麻烦你们帮我想办法能够回来台湾检查吧。毕竟，我在台湾有健保。这样不是实际一点吗？” 不过，王丹４小时内在脸书ＰＯ文三则，除了交代自己的病情与心情，希望转托网友代向政府提出呼吁。 由于王丹仍在清大担任客座教授，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并问要如何帮助，王丹回说，“帮我跟移民署说，请他们通融我回来台湾。”留言中也不乏有人欲号召大家“一人一信到移民署署长网站”。也有网友质疑，此例一开，会有更多人要求特权。 台湾移民署∶王应向美申请协助 不过，台湾移民署表示，清大为王丹申请的入台证期限至今年十月六日，期限内王丹入出境台湾完全“畅通无阻”。但因王丹需领有出入境美国相关文件才能返美，而向美国申请相关文件约需耗时二个月，王丹应向美国相关单位申请协助，加快文件核发速度，而非向台湾求援。 根据美国国籍与移民法，绿卡持有者属于没有美国国籍，也不具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但其在美国境内基本享有和本国国民一样的待遇，不过没有选举权（依美国各州法律有所不同）和被选举权。 根据美国移民法，永久居民入境美国时，需使用有效的移民签证与有效的母国护照，否则不得入境。拥有美国绿卡后，只要离开美国不超过一年，绿卡本身可以当作有效的入境移民签证，不需去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另外申请签证。离开美国超过一年，必须于离境前先申请回美证（reentry permit, I-327），作为入境的有效移民签证，回美证有效期最多两年。若是超过一段时间未入境美国的持卡人，在入境时很可能会被判决失去永久居留权，因为移民法要求绿卡持有人离开美国，必须是暂时性的离境。 2014-07-24 \[台湾e新闻评论\]∶ 1\. 王丹拥有“美国绿卡”, 就王丹而言, 是“回美证”重要, 还是身体检查重要? 完全由王丹个人决定。 如果是身体检查重要, 则放弃等待“回美证”,下次再申请。 如果“回美证”的重要性大于身体, 那麽他可以慢慢留在美国再等二个月。决定权完全在王丹, 有时该花的钱还是得花。 2, 王丹的“回美证”是向美国的有关的移民机构申请, 台湾政府完全没有主导权或管辖权, 王丹怎麽会希望台湾政府出面帮忙? 3\. 在美国也很多人都没有并医疗保险, 有人嫌贵不想买; 有人则是买不起。 至少王丹在台湾还有收入是清大客座教授, 而且在台湾还有健保, 实在是幸福之人。 ——原载《台湾e新闻》（taiwanenews.com/）2014年7月25日 2014-07-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叙利亚人民书写壮丽的历史
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不断开花结果。但在叙利亚，却遇到空前的阻力，阿塞德政权用坦克大炮镇压人民的反抗。据统计，过去10个月，就有5400名叙利亚人被杀害，平均每天死18人。 面对阿塞德如此屠杀自己的人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提出，国际社会有必要使用武力制止叙利亚的屠杀，但这个议案却遭到俄国和中国的否决。 俄国和中国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常见的经济利益，而更多是政治原因。俄国并不需要叙利亚的石油，它本身是世界石油输出大国（仅次於居首的沙特阿拉伯），它要的是叙利亚的存在带给它的怀旧感∶阿塞德的父亲当年按苏联模式建立了叙利亚的军队、工厂，包括情报系统等等。今天俄国人看叙利亚，就像看自己的孩子，有心理上的亲切感。另外，俄国通过动用否决权，可以再次显得像个“大国”，起码给他们自己这种虚幻的光荣。 最近，俄罗斯卖给了叙利亚36架战斗机（价值5.5亿美元），使阿塞德政权更有了屠杀自己人民的武器和资本。 恐惧“花香”飘进中国 中国否决联合国议案，跟俄国大同小异，也是意识形态考虑。但中共跟叙利亚的苏联模式没有关系，北京恐惧的是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之风，吹醒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吹毁中国的专制城墙。中共希望保住叙利亚，阻止茉莉花在中东遍地开花，“花香”飘进中国。 中国支持大马士革，不仅拿不到那里的石油，还会失去“阿拉伯联盟”的石油保障，因该联盟曾承诺，如中共不动用否决权，他们将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石油。但一向算政治账的北京政权，宁可中国失去石油，也不要失去（统治中国的）权力。当年支持利比亚的卡扎菲就是同样原因，冒着利比亚革命成gong後不给中国石油的险，也要力挺卡扎菲，阻止茉莉花革命在那里开花。 面对俄、中就叙利亚问题动用否决权，美国媒体上有强烈的呼声，呼吁奥巴马像当年克林顿总统解决科索沃问题那样，率领北约直接军事干预，制止叙利亚的屠杀。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黎巴嫩裔专家、“伊斯兰和国际秩序”项目共同主席阿贾米（Fouad Ajami）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呼吁，美国应以“科索沃模式”解决叙利亚的人道危机。 选掉奥巴马是“雪耻” 但对这种呼吁，奥巴马政府无动於衷。阿贾米在文章中也承认，高调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对中东茉莉花革命反应冷漠的奥巴马，没有克林顿那种guts。而实际上，奥巴马缺乏的是向世界传播自由的理念，没有这种理念，谈什麽决心和胆量。这位一心向往社会主义的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只有一种胆量∶对内，全面推行大政府、高税收的社会主义政策，对外，到处代表美国道歉，向独裁者和强人们低头哈腰甚至拥抱。 中东人是不幸的，在茉莉花革命之时，却赶上美国是个自卡特总统以来最软弱、最无能、最无道德勇气的奥巴马执政。突尼斯革命时，奥巴马政府无动於衷。成千上万的埃及人涌进解放广场要求独裁者下台时，奥巴马的国务卿信誓旦旦说，穆巴拉克是我们的盟友，他的政府是稳固的。勇敢反抗的利比亚人被血腥镇压时，奥巴马躲在白宫不敢吱声，最後是英法两国挺身而出，支持利比亚反抗者，奥巴马才不得已表示提供军事协助。一向被视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自二战以来，第一次放弃了旗手的职责和形象，被评论家称为“美国的耻辱”。所以美国人说今年11月份的总统大选，选掉奥巴马是“雪耻”！ “政治正确”救了科索沃 当然奥巴马不敢采取行动，还跟美国精英们的舆论有关。当年克林顿敢对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政权动武，轰炸南斯拉夫，是得到了美国左派媒体的鼎力支持。像左翼旗舰《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虽是同为左翼的克林顿的思想战友和政治啦啦队，但面对科索沃问题时，他却连篇累牍在专栏中痛斥克林顿胆怯、不敢绕开联合国领衔北约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路易士的专栏最能体现左翼媒体的政治正确∶表面是在南斯拉夫和科索沃之间选择，背後还有支持穆斯林（科索沃八成人口是穆斯林），而不站在跟美国自身相同的白人基督教背景的南斯拉夫一边。这种选择，最能展示西方左派热衷占据道德高地的倾向。最後克林顿就服从了这种政治正确。於是科索沃人民捡到了一个幸运。 但今天在叙利亚，就没有这种背景，左派们也没有了当年那种要占据道德高地的政治正确狂热。而右翼保守派，则有另一种误区，总是担心中东的“穆巴拉克”等强人消失了，伊斯兰的“兄弟会”等激进组织会占领政治真空，所以他们也对结束那里的“阿塞德们”统治缺乏热情。这是中东茉莉花革命发生以来，美国的左右两翼都缺乏强烈支持和热情的重要原因。 阿贾米甚至悲哀地提到，所谓“新崛起的大国——印度，巴西，南非，也都道德迟钝（Moral Obtuseness），选择跟大马士革的残暴政权站到一起。”历史以来跟叙利亚关系紧张的土耳其，也只是向叙利亚反抗者提供“虚假的承诺”，阿贾米甚至毫不客气地说，美国的反应也是如此相像的“可耻”。 有勇敢人民，就有自由前景 现在采取行动的是欧盟，通过决议，要求阿塞德下台。英国和法国又是联手，向大马士革提出同样的强烈要求，并进一步冻结了叙利亚官员在欧洲的资产。但是，离开军事援助，叙利亚的反抗者跟阿塞德的军力相差太悬殊，几乎就是眼睁睁地被屠杀。 如果奥巴马总统有一点道德勇气，起码可以采取利比亚模式，建立空中禁飞区，进而空中轰炸那些阿塞德派去屠杀自己人民的军队和坦克群等等，起码给予叙利亚人民心理上的支持，让那些勇敢的人民感觉到，世界在关注他们，道义在他们一边，他们会赢得最後的胜利！ 电视画面上那些叙利亚人民冒着镇压的炮火和子弹勇敢反抗的场面，感动和激励着世界上所有仍被奴役的人民，告诉他们，自由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的；外界的援助是渴望的，是需要的，但不是先决条件，更不是靠等待和祈求就能得到的。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都在印证着一件事∶有什麽样勇敢的人民，就有什麽样自由的前景！突尼斯成gong了，埃及赶走了独裁者，利比亚处决了卡扎菲，叙利亚人民也一定会获得最後的胜利，那将是中东最震撼人心的时刻之一，更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中伟大的一页！向勇敢的叙利亚人民致敬！ 2012年2月18日於美国 ——原载《看》双周刊2012年3月 2012-03-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被冷遇的索尔仁尼琴
“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 这不是一个无知狂妄的俄国青年的胡言乱语，这是79岁的索尔仁尼琴（港台译为索忍尼辛）在他的新书《崩溃的俄国》（Russia in Collapse）中的预言。《纽约时报》报道这本书时说，此书是索尔仁尼琴四年前返回俄国写的第一本书，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册。 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书头版竟只印了五千册，对此，俄国另一名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耶夫（Medvesev）评论说：“令人吃惊的是，这样的大作家出书只能印五千册，说明俄国人对索尔仁尼琴失去了兴趣。”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更尖刻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 ●比卢布贬值还快的声望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被允许在莫斯科出版时，发行了100万册。仅仅不到九年，这位大作家的声望竟比卢布贬值还快。他刚回国後在全国电视上主持的“交谈节目”因收视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没有媒体关注。这次出书也几乎没有报纸报道。麦德维耶夫说，“他的名字使他的文章仍在报刊上发表，但没有人看。” 为什麽一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被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今天却被他的同胞离弃？ 有人认为，这位作家的思想与俄国社会严重脱节，“已完全过时”，成为“行走的骷髅”。但更根本的原因是，这位作家虽然一生都在反抗共产主义，但他内心深处的思想观念和共产主义的两个最重要的价值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一是视国家利益高於个人自由，二是追求人人平等，均贫富，恐惧私有财产。除此之外，他还强调民族传统，反对西方文明。 ●斯拉夫民族沙文主义 索尔仁尼琴回国後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这种语言很像当年苏共《真理报》上的话。）他在美国起程回国时，曾刻意展示他是一个“爱国者”，在机场向记者们炫耀他的“苏联护照”（除索尔仁尼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妻子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美国籍），他举著“共产苏联”发给他的那本护照对记者们说，“虽然不幸运的是这上面印著‘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本苏联护照。”一个自由作家，流亡了20年，还认为国家所属比“自由人”的身份更重要。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後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 大苏联解体後，在多数分出去的小共和国中，俄罗斯人成了“少数民族”。索尔仁尼琴对此强烈不满，他认为这是“企图压倒俄罗斯民族的阴谋”。他在书中激愤地质问：“俄罗斯民族为什麽要受制於少数民族？”在索氏的民族观中，大俄罗斯民族应该永远高於其他民族。他主张“重建大俄罗斯”，因此，在俄国和车臣的两年冲突中，他一直谴责车臣“分裂”，而无视俄军镇压车臣人民的残酷。连客观报道这场冲突的“自由欧洲电台”也被索尔仁尼琴指责为“有点像车臣的电台”，而恰恰是这家自由电台当年向苏联广播了他那些被禁的文章和演说。 ●平等均贫富的乌托邦 俄国在走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货币不稳，物价动荡，贫富拉开。索尔仁尼琴对此激烈批评，认为统治精英摧毁了“俄国工业”，“私有化”是把祖产廉价转到“少数人手里”。他大声谴责社会贫富不均，批评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 但索尔仁尼琴忽视了，或者说从来没有明白过，拥有私有财产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赋权利之一。只有保障人们私有财产的权利，充分实行自由交换“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人民才可能富有，社会才能繁荣。 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差别，出现“不平等”。在自由（竞争）和（财富不能）平等之间，西方思想家向来主张自由第一。他们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等。在自由竞争、优胜劣败的社会，不可能有财富的平等。那种一味强调“财富平等”的社会，最後一定是既没有自由，更无平等。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在“均贫富”的“乌托邦”运动中，没收了私有财产，剥夺了个人自由，结果共产党成了吉拉斯笔下拥有一切特权的“新阶级”，使社会更没有平等和公义可言。 ●“既不懂俄国，也不懂西方” 索尔仁尼琴这种“俄罗斯至上”和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对西方持抵触的态度。他呼吁，“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於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在索氏的语汇中，经常见到的是“我们，我们”，而几乎没有“他们”和“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索尔仁尼琴指责今天俄国的走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数典忘祖”，说它造成了俄国人的“道德危机”。他疾呼：国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和文字，不以身为俄国人为荣，俄国社会将崩溃。“未来十年，我们将萎缩到非洲国家的水平，现在我们已经被别人这样对待了！” 麦德维耶夫批评索尔仁尼琴说，“他反对社会主义，他反对资本主义，他不知道他到底要什麽。”而阿迈林更直截了当：索尔仁尼琴“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国。” 索尔仁尼琴在欧洲呆了两年，然後在美国住了18年，为什麽不了解西方文明的真正价值呢？因为在这20年中，索尔仁尼琴一点英文也没有学，更不屑於去了解西方社会，只是躲在美国佛蒙特州乡下小镇用俄文写他的《回忆录》。在启程回国开记者会时，他还是靠在哈佛读书的小儿子做英文翻译。 ●被淘汰的“电脑” 索尔仁尼琴的教训是，我们反对共产主义，不能仅仅是反对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更重要的是要反对造成苦难的那套价值观念。共产主义的核心就是国家民族至上，消灭私有财产，均贫富，要平等。这种希望均贫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罗斯作家中是有传统的。当年远比今天的索尔仁尼琴更有影响力的大作家托尔斯泰就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奋力疾呼取消私有财产，均贫富，要平等。和托翁齐名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支持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思想二十世纪初在俄国深入人心，所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席卷苏联。共产主义首先在俄国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俄罗斯作家们广泛地传播了平等和均贫富的观点是有直接关系的。 共产主义的另一个核心是国家和群体至上，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否认个人价值。而我们今天提倡西方文明，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的核心价值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至上，高度肯定个人价值，是更有人性的，更高的文明。 无论哪国的知识分子，人来到西方，绝不等於了解了西方，更谈不上把握了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学习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呆一辈子，也会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根本不了解西方文明的价值。人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不是把它搬到西方，它就可以自动地“西方化”了，如果不主动地去“清除”（delete）那些旧的“共产软件”，重新安装（install）新的文明价值，并不断“更新”（upgrade），那麽这台电脑无论在西方放了多少年，还是一台二八六，落得像索尔仁尼琴一样被淘汰的命运。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10月25日） 1998-10-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哀希腊：希腊缘何成为“奶瓶”国家
何清涟 希腊的公投是人类进入20世纪这一“人民的世纪”以来最魔幻的一场人民秀。这场秀并未帮助希腊摆脱困境，反而让外界看到希腊的不堪：一，希腊依靠举债度日，被人民视为理所当然，债权国要求希腊同意节约和改革后继续借债，居然被希腊总理与财长斥责为“敲诈勒索”与“恐怖主义”；二、希腊政府不守规则和国际赖帐行为，获得本国人民高达61.31%%的民意支持。 世界皆知，20世纪是“人民的世纪”，这个世纪形成了一条规则，即“人民永远是对的”，民意不可逆。但希腊此次的“民意”到底应不应该顺从？从短期看，关系欧元区的安危与未来；但从长期来看，其实关系到希腊自身的命运。 希腊公投挑战并试图颠覆国际金融秩序 世人皆知，国际金融秩序是依靠规则与信用维系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这种金融秩序得以维持并运转的前提。债务人如果是个人，不能偿债，其财产会被没收；如果欠债不还者多，那么金融秩序就玩完。 希腊人似乎没看重过规则，许多人在国内就拒不偿还银行贷款，还将这一拒绝姿态理直气壮地扩展到希腊对欧盟的债务上，这些天，希腊人民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连奥林匹斯山上的希腊诸神都听到了。希腊人民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他们深知“人民永远是正确的”这一“人民世纪”的规则。只要有了人民的支持，希腊政府首脑就有了赖帐的盾牌。 千万人民用集体力量颠覆了欧盟的金融秩序（事实上也是欧盟内部秩序）。希腊欠债不还占据道德制高点这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左派和极右派甚为欢喜，正在暗暗为希腊人民率先打乱欧盟秩序拍手称快。据说这些国家的左派和极右派以及追随者支持希腊，尽管他们的动机不一样。 希腊人民对本国的信誉满不在乎是有传统的。要了解希腊的信誉历史，可去阅读莱因哈特等的著作《这一次不一样∶过去8百年金融荒唐事》。该书提到，从1800年以来希腊是欧洲违约最多的国家，拉丁美洲的国家信誉已经很糟糕，据说希腊的信誉比这些拉美国家更糟。 希腊人民给“人民世纪”的规则出了难题 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人民神圣”这个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凡信仰民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国家，基本都知道“人民永远是对的”，比如中国就经常说“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如果单个人犯了错误，政府也知道必须将他们驱逐出人民的行列，这叫“净化人民队伍”。与Syriza联合执政的ANEL是极右派政党，在希腊议会投票支持公投的金色黎明党Chrysi Avgi是纳粹主义党。 不少伊斯兰国家的人民也经常游行示威，支持极端宗教势力与恐怖主义，世界舆论认为那是洗脑的结果。但希腊人民并非中东国家的人民，在东方国家眼中是先进的西方国家成员国，虽然近年因为借债度日，希腊人民的国际风评不佳，他们的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年轻人啃老等毛病都被反复批评。但这些毛病再多，也丝毫不影响希腊人的“人民地位”。 如今，希腊人民用自己的投票做出的选择，按“人民世纪”的规则衡量，希腊人民只可能是正确的，那么错的只能是要求希腊还债没有给希腊延长第二期救助贷款的欧盟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以德国朔伊布勒为首的其他欧盟国家的财长们。 但这些国家也有“人民”，比如欧盟的台柱国德国的人民就对希腊人民无力还债，还让德国继续借钱就很不高兴，不断地表达这类“人民意志”，包括想退出欧盟的意志。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于6月22日公布了促进欧盟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的报告；2017年德国将迎来议会选举，法国则逢总统大选。德法两国人民也将展现人民的意志。于是希腊人民与德国人民之间就产生了“人民内部矛盾”，哪一国的人民意志是正确的？这还真是让“人民世纪”规则的奉行者伤透了脑筋。 掌背掌心都是肉，哪个国家的人民都是人民，怎么能厚此薄彼？更何况哀兵必胜，希腊人民当中的老人们这几天的悲苦情境，被拍成照片与视频上传，与欧盟无关的旁观者当中，同情心上升不少。 宙斯的后裔何以成了“奶瓶族”？ 中国人对希腊的印象主要由两大片段构成，一是希腊文化，比如荷马史诗、希腊神话，柏位图与希腊悲剧等；二是30-50年代的知识分子当中的拜伦热。希腊神话中，希腊诸神（亦即希腊先民）那智慧、勇敢、神武的禀赋特点，超越了所有国家的远古众神。拜伦对希腊的礼赞，以及拜伦以诗人身份赴希腊国难的英雄壮举，并于途中死于热病，被希腊赐以国葬荣誉的浪漫英雄故事，连同诗人那张著名的身着希腊民族服装的画像，构成了当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狂热膜拜的英雄主义图腾。 拜伦的《哀希腊》是其长诗《唐璜》中的一节，被中国当时有名的文学家们译成多种版本，几代中国读书人都曾被希腊“那英雄的竖琴，恋人的琵琶”感动过，我当年还能背诵《哀希腊》的片段，比如“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火热的萨弗在这里唱过恋歌；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面！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 但自中世纪以来，希腊的真实形象离中国人了解的完全不符。在《社会主义害惨了希腊》这篇文章中，作者详述了二战以来的希腊政治史：希腊共产党势力强大，站在“冷战”前沿为苏联打了一场代理人战争；整个世界进入民主化浪潮之后，希腊出现了军事独裁；1967年发生军事政变后的民主制是半吊子，人民崇拜强权，他们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始终在帕潘德里欧与卡拉曼尼斯这两个强大家族中来回更替。当整个世界都开始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时候，希腊却沉浸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幻梦之中。 20世纪80年代，哈佛骄子帕潘德里欧总理执政期间，希腊的国有经济不断膨胀，公共部门约占GDP的30%，到1990年高达45%。庞大的国有部门导致希腊经济沉闷而低效。2010年希腊的铁路系统每天都要亏损200万到250万欧元，整个铁路系统的欠债高达110亿欧元；希腊“国家公仆”的退休年龄是58岁，且退休系统有五花八门的特殊规则和附加退休金，导致希腊退休金系统为欧盟最贵，占国民经济总产值17，5%，而欧盟平均只为13,2%。 希腊内部经济不振，生财无道；国家信誉极差，借款无方。这些因素注定希腊玩不下去，但欧盟拯救了希腊。那张让希腊成功加入欧元区的做了手脚的“经济成绩单”，据说是美国高盛公司帮助做出来的。加入欧元区之后，希腊有了欧元的信贷信誉背书，借钱不再是问题，大规模举债使希腊人民的幸福生活得以延续并不断提高，2000-2008年，希腊工资涨幅40%，而欧盟的经济支柱大国德国同期却降了0,8%。希腊人民不用多劳动却有高福利保障的日子固然轻松快乐，其结果却使希腊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自2009年1月开始，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先后下调其主权信用评级，直至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 依靠借债度日来成就国民的幸福日子，与希腊人民的国民性有关。这些国民性见之于各种评论，可以概括为：希腊社会上层腐败，中下层沦为“享乐的蟋蟀大军”；全民逃税：只喜欢享乐却拒绝承担责任；人民偏好免费午餐，因此养成了政府依赖症，政府与国民互相帮衬，团结一致当国际无赖。以上诸种因素，导致希腊一步步成为依靠他国喂养的“奶瓶国家”。 希腊人民错将免费午餐当作人民权益，其结果就是丧失了自立者皆有的自尊人格。 共产主义终结曲：奶瓶国与奶瓶提供国之间的怪罪游戏 希腊成为“奶瓶国家”，欧盟难辞其咎，至少希腊朝野都持这种看法。 希腊原卫生部长阿多尼斯·乔奇阿蒂斯（Adonis Georgiadis）最近说了一段大实话：“30年来欧盟让我们用其钱活。这是错的。你们以此把我们变成了一个从未学着干活的扭曲孩子。这是欧盟伙伴的坏政策，好政策应该是培养其能力。希腊人切实活于真实世界，这将是条艰难的路。多年来众人过得太舒适：我们啥都不干就拿到钱。我们必须要成为成熟的社会，……我们应靠自己的钱活。我们要让民众知晓他国纳税人不愿再承担我们的债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复兴国家并拥有光明的未来。如果我们只互相欺骗，那我们只能陷入消沉下去的漩涡中。” 如果说这位前卫生部长先生在批评“欧盟伙伴的坏政策”的同时，还知道希腊人靠别人养活多少有点说不过去，那么希腊人民可不这样想。BBC几位记者在公投前夕去了希腊各地，写了一篇《记者来鸿：还不起债 希腊人这样说理》，以下是采访的重要片段： 记者乔·米勒去了雅典，他接触的退休老人对欧洲那些富有大国充满了怨气，“觉得那些强大的欧洲国家让他们受了委屈”。一位叫做维克托的失业者如此表达意见：德国及富有国家的人民“嫉妒我们整天晒太阳”，希腊掉入现在这样的处境，责任完全在那些国家。“他们早就应该懂了，希腊这样一个小国家永远偿还不起这样的债务，但是，他们还是不停地给我们喂钱”，“我们本来应该都是平等的。所有这些大国家经验那么丰富。希腊这么小，难道他们就不能帮我们走出这个烂摊子？” 记者兰顿去的是科孚岛，该岛人民怨怒交集，“所有的人都承认，希腊存在问题，官僚机构人浮于事、加入欧元区时做过假账。但是，布鲁塞尔也知情，怎么这就成了希腊人民的错误呢？” 不独退休者、失业者反对欧盟的债务提案，部分富有的希腊人也反对，记者米勒去了南欧最富裕的农业小村安纳夫拉，这里的希腊人认为欧盟的提议有“误导”，如果“不抵消债务，希腊今后可能两三代人都要继续吃苦。” 此话直白说就是：希腊今后几代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原因，就在于债主不给把债抹了。富有者还有一重担心：偿债的责任都会落在他这类有工作的纳税人头上。 概言之，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理念经过七拐八弯的延伸，造成了今天希腊人理直气壮吃“国际大锅饭”的心理。希腊原财长瓦鲁法克斯有句金言：“不管德国人一再怎们说，最后他们还是付钱”。当奶瓶供应国希望奶瓶享用国有所克制并承担一些责任时，后者就开始充满怨恨的怪罪游戏，玩起了“人民公投”。英文网络这样描述这场公投：我家借了你家的钱长期不还，你家催债，我家成员集体投票，反对还钱。因为这是我家“人民”的集体决定，“人民”从来不会犯错，因此，我家欠债不还具有正义性。 欧盟为什么愿充当奶瓶供应者？ 欧盟愿意充当奶瓶供应者有其思想渊源。欧洲本来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的空想共产主义，经马克思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再演变成今天的新左派，左倾思潮在欧洲大陆历200余年而不衰。 在第一国际之时，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分为两支，一支是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支是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夺取政权的伯恩施坦路线，被马克思痛批为修正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因苏俄暴政、红色高棉大屠杀、中国毛泽东的统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而臭名昭著。但“修正主义”的继承者们却因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而在欧洲大获成功。 法国的左派政党将共产主义那套“按需分配”包装成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公正”，变奏为高福利主义，法国公民从生到死可享受400多项福利。从1974年开始，法国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就一直维持在1/3左右，近年来更高达GDP的57%，这一比例之高，让北欧著名的福利国家瑞典亦相形失色。法国因此深陷福利陷阱，沦落成二流国家。 德国政坛影响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其前身就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建立的28个工人政党中最具政治影响力。与苏共不同，这个无产阶级政党走上了议会道路，经过长期发展，逐步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改良党、从政治边缘到权力核心、从纯粹反对派到主要执政党的转变。1966年首次进入大联合政府，参与联合执政。 两德统一后，社会民主党利用统一后的困境，以“社会公平”名义和福利为主诉赢得选票，掌握执政权的省渐渐超过基民党，把持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处处为基民党联邦政府政策设置障碍，最后赢得大选。但社会民主党赢得选票的方式无非是承诺提高福利，等到其党魁施罗德上台后，德国经济已经陷于困境、失业者高达4百多万。施罗德不得不顶着工会的压力，实施了哈尔茨IV改革，开始削减福利，使长期失业人口数量在两年内减少了70万。因为哈尔茨改革，社民党在竞选中失去工会支持而败选，但为默克尔执政奠定了基础。如今欧盟只有德国经济一枝独秀，失业率在4,7%。 与法国相比，德国人能够意识到什么是根本利益。2004年我曾去过德国，正好遇到德国工会领袖说服工人接受小幅降薪，以留住企业。这位工会领袖演讲的大意是：可恶的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正在抛弃祖国，到其他劳动工资成本远低于德国的国家去，比如中国。为了保住大家的工作，请工人兄弟做些小小的牺牲，不要与这些没有祖国的资本家一般见识。 以左翼长期主政的法德两国为轴心建立起来的欧盟，用提供奶瓶的方式对待希腊，从短期看，似乎是帮助希腊；但从长期看，损害了希腊人的自立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希腊人的怪罪也许有点道理。 社会主义变奏曲还将害惨欧盟 欧盟与希腊等小国之间这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只能依靠两种力量约束，一是强权的力量，二是契约精神。欧盟并非强权压制下的组合，是欧洲国家基于利益考量与统一理想的自愿联合，因此只能依靠契约精神。 如前文所述，由于希腊人缺乏契约精神，且长期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因此陷入债务泥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特点是迫使人民出让自由换取经济保障，苏联、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特点与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相悖。中国毛时代发生的大饥荒还证明了一点：人民即使出让了自由，也未必能获得生存保障。 欧盟各国的高福利政策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变奏曲，虽然不需要人民出让自由，但却难免纵容人类好逸恶劳的特性，导致欧盟各国程度不等地陷入高福利泥潭。希腊之所以成为欧盟国家当中第一个破裂的脓疮。只因它是依靠他国纳税人提供奶瓶。 比较有趣的是，真正经历过共产主义劫难的捷克、波兰、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资源条件虽然比希腊差，反而不象希腊那样依赖国际大锅饭，成为奶瓶国家。这些国家大概是因为经历了社会主义之痛，才懂得拒绝这种包裹着蜜糖的毒药。 社会主义确实害惨了希腊，接下来还将害惨欧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6月22日公布促进欧盟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的报告，不知这些欧盟领导人想到以下问题没有？财政一体化的结果必然是福利一体化。如果欧盟未实现税收一体化，那么这福利一体化对于欧盟各国纳税人来说并不公平，难免进一步奖懒罚勤，导致各国人民之间产生矛盾。但要实现税收一体化，还必须先实现经济同质化，目前欧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远未达到经济同质化地步。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用强力推行的社会主义大同梦以社会成员失去自由为代价，导致社会成员整体贫穷；如今欧盟正在用自身的实况证明：用福利诱饵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大同梦，既使本国企业失去竞争力，陷入高福利陷阱，还用国际大锅饭喂出希腊这样的奶瓶国家。 （原文分为一、二，分别载于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7月1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711/2857692.html；2015年7月12日，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he-qinglian-20150711/2858473.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9👍 0💬 0奥巴马的风流父亲和左倾母亲
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问中国，由於他有一个已在中国深圳住了七年、娶了中国妻子的同父异母弟弟，加上这个弟弟刚好这时在美国出版自传体小说《从内罗毕到深圳》（内罗毕是肯尼亚首都），於是奥巴马和这个弟弟的关系、他的盘根错节的家庭背景等，再次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新一波关注。 其实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奥巴马的父母，他本人的成长背景等，都成为选战话题。但由於美国主流媒体基本左倾，甚至成为奥巴马的啦啦队，所以这些“话题”没有成为报导重点。只有《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普利策奖得主马拉尼斯（David Maraniss）写了五篇对奥巴马身世的系列调查报导，非常详细地勾画出奥巴马的家庭背景和思想形成的原因—— 五十年代末，在美国教会的赞助下，奥巴马的父亲从肯尼亚来到夏威夷大学学习。他当时还上了报纸，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美国留学的肯尼亚人。当地人回忆说，奥巴马的父亲能言会道，既有主见，又善辩论，嗓音也浑厚，属於那种有“超凡魅力”（charisma）的演讲天才。“只要他一开口，屋里的人都会停下来，听他滔滔不绝。”他带宽边眼镜，身材修长，还很会笑。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信奉革命，期待肯尼亚从部落主义走向民族主义。 父亲皮肤像沥青，母亲像牛奶 奥巴马的母亲安娜是出生在堪萨斯的美国白人，到夏威夷大学时才17岁。两人在学俄语的课堂认识（都想学会俄语，向往苏联），很快安娜就被这个肯尼亚人迷住，不久就怀孕了；由於怀孕而被迫结婚，六个月後，奥巴马出生。 奥巴马的父亲刚到夏威夷时，当地人回忆，从没见过肤色这麽黑的黑人。奥巴马自传也说，他童年记忆是“父亲的皮肤像沥青一样黑，母亲却像牛奶一样白。”在美国还很保守的六十年代初，一个白人女孩，嫁给一个来自肯尼亚的黑人，是罕见的。但安娜之所以能这麽出格，是因为她是个非常反叛的女孩。他父亲想要个儿子，结果只有这麽个独生女，於是给她起了个男孩名，叫斯坦利（Stanley）。安娜从小就痛恨这个名字，也非常反感统一校服等规矩，并且挑战上帝的存在。他们家後来搬到加州伯克利住了两年，那里是美国左派大本营，安娜在那儿接触到左倾思想。後来他们又搬到西雅图，那里至今都是左倾民主党的地盘。安娜在西雅图的中学老师，更是激进的左派，给学生选的书，多是谴责资本主义、批判美国的作品，甚至还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华盛顿邮报》记者马拉尼斯找到当年安娜的书单，上面几乎都是左倾读物。再加上安娜的反叛、刚烈性格，所以自中学起，安娜就痛恨美国的资本主义，向往马克思的共产世界。她到夏威夷後，去掉了“斯坦利”这个名字，改用安娜；并跟那个来自肯尼亚的马克思分子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她不顾父母强烈反对，在夏威夷跟老奥巴马结了婚，那年她18岁。 肯尼亚的花心男人 但安娜不知道的是，这个肯尼亚男人在自己家乡不仅已结婚，而且生了一儿一女。老奥巴马後来对安娜说，他在肯尼亚时已离婚了，但这是谎言，因为他後来回到肯尼亚，继续跟那个女人生活，又生了两个孩子。 由於有了小奥巴马，安娜只好退学，在家带孩子。丈夫三年学习结束後，又找到在哈佛进修的机会，只身去了美国东部，从此一去不复返。安娜带著两岁的小奥巴马去哈佛找丈夫，结果发现丈夫在那里有了新的美国女人，根本不要她们母子了。伤心愤怒的安娜，带著小奥巴马返回夏威夷，跟丈夫办了离婚。 现在中国深圳的这个奥巴马总统的同父异母兄弟马克.奥巴马.狄善九，就是老奥巴马在哈佛读书时勾到的那个美国女人生的。老奥巴马和马克的母亲还生了另一个儿子叫大卫，後来在一次摩托车车祸中身亡。 他的四个女人、九个孩子 奥巴马曾说，他在夏威夷家里有次整理旧物，看到一份剪报，是他父亲在哈佛时当地报纸的报导。老奥巴马就有这种能耐，他刚到夏威夷时，就上了美国报纸，几个月後，又被报导一次，因他对夏威夷土著问题等有“独到见解”。他刚到哈佛，居然也被报导。後来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善用媒体，有评论说，也可能是有父亲遗传的天赋。但令小奥巴马不解的是，这份哈佛报导，只字没有提到他和他母亲，好像他们不存在似的。这位肯尼亚的花心男人，用同样手法，隐瞒了他的婚姻史，在同时已有两个婚姻的现状下，又骗住另一个美国女性，并结婚（在美国结婚只需要身份证，只要没有前面的配偶去告，重婚多少次都没人管）。 据芝加哥《太阳报》报导，老奥巴马和第二个美国女人的婚姻同样以离婚结束，他最後又回到第一个肯尼亚妻子怀抱。这期间他又和另一个肯尼亚女人（没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叫乔治。所以，奥巴马总统共有八个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妹，来自他母亲的两次婚姻，他父亲的三次婚姻加婚外关系。 老奥巴马虽然娶了两个美国女人，但对美国毫无兴趣，因为他痛恨资本主义，所以哈佛学习结束後，返回肯尼亚闹革命。他虽能言善辩，雄心勃勃，回国後还有很好的工作——给美国石油公司和肯尼亚政府工作，但他的革命理念却到处碰壁，难以付诸实践。於是沮丧、绝望之际整天喝大酒，最後酒後驾车，车祸丧生，只有46岁。 年少“反叛”铸成人生大错 安娜带著小奥巴马，生活不易，後来嫁给一个激进的印尼穆斯林，去了雅加达。她和第二任丈夫有了一个女孩，即小奥巴马的同母异父妹妹马雅。小奥巴马成了这个新家庭的累赘，於是被送回夏威夷，交给安娜的父母代管。 奥巴马是在外公外婆的拉扯下长大。这两位二战时的美军後勤人员，对小奥巴马非常关爱，特意送他到私立学校，并为方便他上学，卖掉他们原来的大房子，在学校旁边租了公寓。奥巴马的外婆是当地一家银行业务主管，非常能干，後来升任银行总裁，还被当地报纸报导，成为夏威夷的女中豪杰。 十岁时，奥巴马的父亲从肯尼亚来夏威夷看过他一次，送他一个篮球，从此他开始打篮球。他後来说，那次跟父亲见面，印象糟极了。没有父母的成长环境，再加上是黑人，奥巴马在青少年时期迷茫困惑，感到前途无望。他吸毒，不用心学习。 奥巴马的母亲後来反省自己的人生，苦劝奥巴马，说自己就是因为年少时“反叛”，结果铸成人生大错，要他无论如何要努力，不能自暴自弃。後来外公外婆出钱，送他到常春藤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奥巴马没有住校园，在外面与同学合租房子。室友回忆，奥巴马那时还是吸毒。去年总统大选时，媒体想挖奥巴马在哥大的成绩，但被校方拒绝。哥大一向左倾，力挺奥巴马选总统。媒体批评说，不愿公开成绩单，说明成绩糟糕。 反美牧师成了精神导师 後来奥巴马去了哈佛，也没有入学成绩的报导，因美国有照顾黑人的法案。奥巴马可能是从父母那里得到遗传天赋，在哈佛期间就开始显露出演讲才能，也展现一定的写作能力，当上了《哈佛法学评论》的首任黑人主席。 法学院毕业後，他没去纽约、华盛顿这种律师业的天堂，而是去了黑人较多、对他从政有利的芝加哥，在那里从议员做起。2004年美国大选时，奥巴马在民主党的全国党代会上演讲，一炮打红，因为他会列宁式的演讲；只要有好的稿子，他就可以把抑扬顿挫发挥得很好，使其极具煽情和感染力。奥巴马的口才不仅来自父亲，也来自母亲。安娜的中学伙伴後来看到奥巴马演讲，说这完全是安娜当年讲话的劲头。 奥巴马的左倾思想，在夏威夷时就开始形成，因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黑人共产党员诗人，受到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社会的宣传蛊惑。後来在芝加哥，他参加的教会，牧师赖特更是以反美著称，九一一美国遭攻击时，赖瑞竟说，这是美国自作自受。上帝诅咒美国！这位反美牧师，成为奥巴马的人生导师，是他的证婚人，也是他两个女儿的教父。後来奥巴马又跟炸了纽约等几地的著名美国恐怖分子艾尔斯成为朋友，美国媒体报导甚至说，奥巴马的从政生涯（选议员）是从艾尔斯家的客厅开始的，因最早在那里得到捐助。 奥巴马对白人有偏见 虽然奥巴马的父亲欺骗了他母亲，後来又抛妻弃子，而且他三岁後只见过父亲一面，但他的自传，写的却是《来自父亲的梦想》。书中极少谈到他的母亲，而且对关爱照顾他成长的外婆，也被指责有种族主义倾向，因为他外婆有一次等公共汽车，被一个要钱的的黑人青年纠缠恐吓，她说如果不是公车马上来了，她的头可能被打破。奥巴马可是黑白分明，他跟父亲同一肤色，不管父亲多糟糕，他们也是有“共同的梦想”。而外婆外公不管对他多好，但他们是白人，就是有种族主义；所以奥巴马对自己血缘中的白色一面就抱有偏见。当然，奥巴马之所以更推崇从来没有关照过他的父亲，最根本的是，他跟父亲有共同的革命理想，都向往社会主义。 奥巴马跟他同母异父的妹妹马雅，关系也不亲密。即使跟他母亲，也颇疏远。他母亲得了癌症，但在印尼被误诊，说是消化不良，治疗几年，最後在美国确诊是大肠癌，而且已完全扩散。安娜回到夏威夷，最後只有她母亲（父亲已去世），还有她的女儿马雅，守护在她床边，去世时只有52岁；那之前几个月，她儿子奥巴马的自传《来自父亲的梦想》出版。她去世时，奥巴马并不在身边，第二天才从芝加哥赶来夏威夷。报导说，奥巴马匆匆把母亲的骨灰撒到大海，“就回到他芝加哥的生活中了”。 关於父亲的记忆是负面的 奥巴马那个在美国就学并拿到硕士学位，七年前到中国深圳发展的同父异母兄弟马克，对他们共同的父亲，可不像奥巴马那麽一往情深，谈什麽父亲的梦想，而是强烈批评，甚至谴责痛斥。据马克最近出版的自传体小说《从内罗毕到深圳》，老奥巴马和马克的母亲生活了九年，後来离婚。马克小时候经常听到母亲尖叫，因为他酗酒的父亲殴打妻子，也多次打过他。“我还记得那个房子，我能够听到尖叫声，听到妈妈的痛苦，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无法保护她。”“在我的童年，关於父亲的记忆，基本上都是负面的。”马克最近也在多家美国媒体上指责父亲。 奥巴马跟马克并不亲近；当然他们从未一起成长，也没有亲近的理由。所以当马克上CNN赖瑞.金节目宣传新书时，被问到是否跟哥哥奥巴马常联络，马克躲开不回答。这次奥巴马去中国访问，所以要见这位同父异母兄弟，其实是要借有一个弟弟在中国这件事拉近跟中国的关系。因为这位弟弟爱上了中国，不仅娶了河南太太，还热衷中国书法，读《红楼梦》，汉语程度达到七级。这件意外的和中国的关联，更增加了一些中国人对奥巴马的好感。而有一位显赫的美国总统哥哥，马克也在中国成为名人。他最近宣布，要很快出一本自传，里面会有他这个总统哥哥，还有他们共同父亲的更多故事。奥巴马的印尼妹妹，和另一个在肯尼亚的弟弟乔治，也都要出自传。於是他们父亲的形象会越来越清晰——欺骗、家庭暴力、不负责任，向往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而自由世界的灯塔、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居然倾心如此这般《来自父亲的梦想》？ ——原载《开放》2009年12月号 2009-12-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一部伟大的现实魔幻主义作品：2.20 茉莉花革命
2011年2月20日这个日子，无论中国人未来以什么姿态回顾评说这一天，它将因以下几点被载入中国史册。 第一，这一天，中国发生了一场旷古未闻的“革命”，我将其称之为“一条推文引发的茉莉花革命”。推特中文圈不少人是某种程度的参与者——或是传播了这条消息或是发表了相关评论，其鼠标就是促使这场“革命”发酵的gongju。在20日以前，我就说过这是一部产生于地下奔突着烈火的地面之上的伟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归属于行为艺术类别。 根据我对信息源的追索，最初是一位叫做“@mimitree0 秘密树洞”的推友于2月17日在推上发布了这条消息：“中国‘茉莉花革命’初次集会日期已定，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下午2时，全国各大城市集合地点将提前一天在博讯新闻网公告，希各周知。如届时情况有变不能及时通知，请自行前往各大城市中心广场。” 这条消息在数人转推后被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丁小发现并以“中东镇压示威受关注 网传中国茉莉花革命日期已定”发了消息，紧接着博讯滚动新闻据此发表“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此后这条消息于一天之内在推特及其它网络上不胫而走，又被一不知名网友制作成茉莉花革命的Google地图，然后再有网友发布这次革命的口号，如“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公义，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报禁”等，一场疑真疑幻的茉莉花革命就这样发酵成熟了。 由于Facebook与Twitter等微博在伊朗大选及埃及革命过程中曾起过巨大推动作用，此时正当世界发出“什么时候轮到中国革命”这类疑问之际，新闻媒体对于这条消息不敢忽视，BBC、VOA等都纷纷播载了这条消息，美联社亦加入进来，2.20茉莉花革命的舆论准备工作就这样一步一步被推向高潮并完成了。 第二，中共对“2.20茉莉花革命”的体制性防卫过当，暴露了中国政府内在的极度虚弱。就在中文推特圈众推友对此消息抱持怀疑态度，大都认定是场行为艺术之时，中国政府却用自己的“豪华出场”完成了这部魔幻现实主义行为艺术作品。 近十年以来，中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都逾十万余起，民众的任何合理要求都当作“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待处理。中国当局的维稳费用高达五千多亿元，所谓维稳警力的杀伤力装备早已堪与军队媲美，在“处突维稳”方面早就处于“体制性防卫过当”状态。各地的不稳定因素，如上访者、维权律师及人相关人士、意见领袖全部被当地公安等机构纳入监控范围。当网络上传言20日全国13个大城市将出现茉莉花革命时，中国各地维稳部门紧急出动，以喝茶、谈话各种名义将上述人士控制住。而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则通知各高校，让学生这一天不要出门。军队亦得到通知，有个叫做“茉莉花”的恐怖组织将于这天采取行动。到了20日这一天，被列入全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的场地全被警察、便衣、警车占领。其盛况可从美联社、博讯、BBC、VOA等相关媒体的报道与照片中可见。当局的惶恐可从以下事实略见一斑：布防的城市不止宣布要集会的13个城市，还包括不在名单上的城市，如青海西宁等地。 中国当局用自己的行动解说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杯弓蛇影”这几个古老的中国成语，也让一场网络上的虚拟革命变成了现实，至少海外所有媒体都如此认知，香港与台北的支持者打出的标语就是“支持中国的茉莉花革命”。 第三，2.20中国茉莉花革命在见证了中国当局的极度脆弱之时，还见证了中国人民心思变。不少大陆人士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在这一天赶到现场“围观”，从他们的自述来看，他们随时准备根据现场情况，将自己从围观者变成参与者。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一些外国记者浮于表面的观察：北京街头除了警察与记者之外，其他人并不关心茉莉花革命。 最后，我还得回到“是谁发起了这场茉莉花革命”这个问题上来。目前有几种猜想，其中之一是认为这是由五毛发起的钓鱼行动，当局要借机抓人以示威慑，因此这是一场维稳预演，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会冒出头。对此我仔细考量了以后，认为在目前这种地火处奔突的情势下，中国当局不大可能玩这种“烽火戏诸侯”的把戏，主要是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我这里谈的“成本“倒并不仅指维稳费用的增加，而是其体制内的信用成本损耗太高，容易让终日忙于“处突维稳”的部门产生疲劳懈怠。更何况，看到当局为了一条推文引发的“革命“如此奔忙，以后有人用鼠标隔三岔五地摆上这么一道，当局就得全力上演这种维稳紧急行动，实在不是聪明之举。 事后如果有人冒出来以“革命组织者”自承，我也不会相信。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北非中东的革命掀起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人们全力期盼中国也发生类似革命之时，有那么一位独具匠心的推友发了一条信息，等于从山顶上推下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在往下滚动之时，不断遇到各种加力，如同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革命的一方主要在网络世界发力；被革命的一方即中共政府则成了现实中的主要参演者。一位叫@yinxingongzi的推友的总结大体符合事实：“现在看来，这次国内所谓的鲜花革命是一场由网民倡导，由党中央响应和领导，由各级维稳部门倾力参与，由人民群众围观鉴赏的后现代民主主义革命。” 这次2.20茉莉花革命带给世人的最大鼓舞则是：不是人民怕政府，而是政府怕人民。中国大地现在地火奔突之局已经形成，从任何一个角落里冒出的地火都有可能燃烧成燎原大火。 图片集：http://www.jordanpouille.com/2011/02/20/un-parfum-de-jasmin-a-pekin/?sms\ss=twitter&at\xt=4d61712c02590d8f,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OUEhto3kJ8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2月22 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2/jasmine-revolution/）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反弹奥巴马的美国景观
奥巴马赢得美国总统後，美国出现了几个耀眼的政治景观。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在民主党的18个参选人中，最左倾、最具有社会主义理念的奥巴马胜出，成为民主党的的候选人，并最後赢得了白宫。而在共和党的11个候选人中，最走中间路线的麦肯恩胜出，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结果是大败给奥巴马。 共和党输了白宫，也输了参众两院之後，尤其是奥巴马上台後大幅扩大政府开支，使美国人对政府阔步迈向社会主义的倾向非常担心，於是开始了强烈反弹。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代表了这种反弹。 首先是茶党（Tea Party）的轰轰烈烈的出现。Tea Party 源自1773年发生在波士顿的拒绝英国殖民政府高税收的“倾茶事件”。这个tea 也被人解释为∶Taxed Enough Already！（税已太高） 当年是反对殖民地的高税收，现在则是反对奥巴马政府的高税收。这个Tea Party并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一个松散的草根组织，他们在经济理念上是强调小政府、低税收，接近“自由意志论者”（libertarian）。在社会问题上，他们也不像保守派那样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等，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提这些事儿。只是在要小政府、反对高税收上达成统一战线。现在这个统一战线成为制约奥巴马政府滑向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媒体新星，带领风潮 而这个“茶党”的轰轰烈烈，又和媒体的一位新星有直接关系。他就是福克斯（Fox）电视台的格林贝克（Glenn Back）。格林贝克在零八年以前在CNN主持节目。但由於CNN属於左倾的电视台，所以右倾的格林贝克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在零八年他被福克斯电视台请去。由於福克斯的老板默多克（台港译梅铎）本人是“自由意志论者”，所以这几年他请了好几个“自由意志论者”观点的主持人，像原来美国三大无线电视网之一的ABC台的2020节目主持人斯托赛（John Stossel），原CNN “交火”节目的右派主持人卡尔森（Tucker Carlson）等等，格林贝克就是这些“自由意志论者”中的一个，也是成绩最突出的一个。他把自己在福克斯下午五点钟的节目变成了一个反对大政府的讲台。其实下午五点是一个很不好的时段，大家都刚下班，还没回到家。但他居然把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在一年之内从不到五十万，大幅提高到三百万。而他在广播电台收听率则达到八百万，排全美第三。而且去年和前年他出版的三本书全都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其中两本是第一名！ 美国之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格林贝克现象，除了他个人的能力之外，主要是因为民间有一个强烈的对奥巴马政府的反弹，他们和贝克的理念主张产生了共鸣，於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迅速升出来的明星。 女人认准理儿，比男人更激烈 而贝克的出现，并没有把其他右派媒体明星给挤下去，多年来一直火红的林博（Rush Limbaugh）、汉尼蒂（Sean Hannity），欧莱利（Bill O’Reilly）等等，收听、收视率都没有下降，也同时提高；这都和民间这股强烈反弹奥巴马的情绪有关。同时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在一个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有真正被市场左右的媒体，支持著他们传播自己认同的理念价值。 与此同时，奥巴马的上台也造就了另一个明星，前阿拉斯加女州长、麦肯恩竞选总统的搭档佩林。麦肯恩选输之後，人气一落千丈，参议员的位置都要不保，还要佩林去月台拉票。但佩林本人却由於是坚持右派理念者，她的人气不仅没因输掉大选而下跌，反而继续看涨。她辞去州长後成立一个 “後援会”，几天内就获得百万捐款。而且她的新书一出来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现在更是到处被请去做演讲，非常受欢迎。虽然左派媒体一路都在强势攻击她，但佩林的人气仍然在高涨，探讨其中的原因，和麦肯恩走中间路线正相反，是由於佩林的右派理念清晰，坚持原则，而且对奥巴马的批评毫不客气。真正具有女性的特点，那就是认准了一个理儿，原则性比男人更强，追求也比男人更激烈。 CNN被打得落花流水 在这场反弹奥巴马的潮流中，另一个耀眼的景观，是福克斯电视台在引导美国舆论中的越来越强劲的影响力。以前美国都是三大无线电视网ABC、CBS、NBC 为主流媒体，左右媒体舆论。而在过去这些年，有线电视把新闻和评论的天地几乎全抢了过去。在美国现有的三大有限电视网福克斯、CNN、MSNBC中，福克斯的收视率远远高於前两家，在很多时段观众比CNN和MSNBC这两者加起来还多。 CNN是1980年创办的，比福克斯早16年；但福克斯却把最早创办的有线新闻台CNN打得落花流水。据《纽约时报》3月29日的专题报导“CNN的收视率继续下跌”，福克斯不仅保持了连续八年收视率超过CNN，而且今年第一季度，是福克斯的收视率最高的季节。而CNN同期收视率不仅没上升，反而继续下降。 例如，CNN的主要节目之一，是晚上九点黄金时段的“赖瑞.金现场“（Larry King Live），这个节目连续多年收视率下跌，今年第一季跌得更惨，从去年的134万人，跌到目前只有77万人，差不多跌去了一半。福克斯的王牌政治评论主持人欧莱利在黄金时段八点钟的节目“欧莱利事实”，连续九年收视率第一，观众是赖瑞金节目的四倍以上！今年第一季度观众又增加了28%。格林贝克下午五点钟的节目，观众比上一年又增加了50%。 强调自由经济、反对大政府、对抗社会主义的“自由意志论者”主持的节目，跟在美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同样价值观的茶党运动，相互呼应，影响力相得益“涨”。这一特殊的政治景观，对奥巴马政府的挑战，对年底美国国会选举的冲击，对阻止美国快速滑向社会主义等，都是相当令人瞩目的。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4月 2010-05-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穷人、富人都要革命！
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始，民主浪潮简直是一发而不可收，把中东和北非的一潭死水卷出翻天巨浪，掀倒了专权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并正在结束利比亚的卡扎菲疯子政权。 二十年前，东欧发生的民主巨变，震撼了中国人。同样是在共产政权统治下，东欧人，包括苏联人，最後都勇敢地站起来，结束了共产党的统治。但中国人为什麽不能？这个问题，已拷问了中国人二十多年！ 今天，中东和北非的巨变，更加拷问中国人。因为不少中国人认为，阿拉伯和北非世界是落後的，是无法跟现代化接轨的“大漠孤烟直”的封闭社会。但那里的人民用行动粉碎了世人的成见，勇敢地站起来挑战专制，在突尼斯和埃及，都获得了胜利。利比亚人的胜利，也是指日可待！而且在伊朗、约旦、巴林、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甚至阿尔及利亚等都出现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 面对中东的变化，中共仍是老“共”常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实为专制压倒一切）。而那些总愿站在政府角度想问题的文人们，也帮腔什麽，埃及发生革命，是因为那里贫穷、落後，老百姓才不满上街。言内之意，中国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准提高，老百姓知足，中国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 当然，贫穷是一个原因，8400万人口的埃及，是中东的最大国家，在20到25岁的年轻人中，失业率高达40％。在全国失业率中，九成是年轻人。 那麽中国的失业率是多少？官方公布的数字一直被质疑有水分。例如中国政府公布的2008年前三季的城乡失业率是4.0％，但当时中国社科院公布的是9.7％，相差这麽大，到底哪个准确？台湾经济学者预测中国失业率是30％，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是34.3％。 但埃及等中东和北非国家，一直都是贫穷的，为什麽以前人民没有这样反抗？最关键的因素是，今天出现有线电视，网路，手机，还有脸书、推特等等，人们空前地知道了信息，通过“网路政治”，知道了当权者的腐败、社会的巨大不公！ 例如，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个人资产达几十亿美元，网路有报导说，他的财富可能超过全球首富比尔盖茨（450亿）。穆巴拉克的专权和奢华是出名的。《华尔街日报》最近题为“去穆巴拉克化”的文章说，埃及革命胜利之後，埃及人正在清理穆巴拉克的遗迹。穆巴拉克和中国的毛泽东、台湾的蒋介石、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一样，也是到处树自己的雕像，大街小巷更是布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甚至地铁出口也不能幸免。还有用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像开罗近郊的“穆巴拉克教育城”，地处海滨的“穆巴拉克科技城”。据统计，埃及有388所“穆巴拉克学校”，160个学校是用他妻子名字命名的。更不要说，在每个政府大楼，在每个学校教室，不论公立还是私立的，都有穆巴拉克的画像。 穆巴拉克最後一次电视讲话，宣布他绝不下台。当时他穿了一套有细条纹的西装。英国记者把从电视拍下的照片不断放大，发现西装条纹全是由穆巴拉克的英文名字组成。毛料专家说，要织出这麽细的纹路，单是工钱就要一万英镑（近两万美元）。由此可见权力者的奢华！ 突尼斯也是这样。2009年美国大使参加该国总统女婿的家宴时，目睹了这个权贵家庭的豪华，很多普通突尼斯人的食谱，还不如总统家人的那只宠物虎的。随後美国大使写出一份外交报告，把突尼斯贵族的奢侈跟普通百姓的贫穷做了比较。这份标示“秘密”的报告後来被“维琪揭秘”披露出来，成为刺激突尼斯人起来革命的原因之一。 所以，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的革命，出发点不仅是贫穷，更主要是巨大的社会不公；上层社会的极端腐败，刺激了老百姓强烈的不满。而在当今中国，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更为严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居全球之冠∶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统计，当今中国，10%的富人，占有国家总资产的45％，而最穷的10%的人，只占有资产的1.4％。更严重的是，这个贫富差别主要是权力导致的。 2006年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说，在中国身价超过一亿美元的11,300多名富豪中，中共官员家属就有9,700多人，占富豪总数的86%。中国各级官员的年收入，已经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到85倍！ 中国社科院曾对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辽宁等七省市进行调查，发现共产党官员（处级以上干部）的平均资产，超过800万人民币，等於中共官员个个都是百万美元富翁。而据联合国报告，中国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赤贫人口有近两亿；每天收入不到两美元的贫困人口有六亿以上；绝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在上层腐败、社会严重不公上，中国绝不比突尼斯和埃及逊色，可能更严重。所以，从因权力而导致的贫富差别这点上来看，中国的革命条件也已经完全具备。 至於说中国经济发展，人民比以前富有了，就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这个理由也同样站不住脚。突尼斯的失业率（据维基百科《世界概况》）是13.3%，埃及是9.4%；同样有人民上街示威游行的巴林更低，只有3.7%（不到欧盟平均值的一半）。这更说明，贫穷并不是最主要原因。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在最近的文章“北京和阿拉伯抗议”中说，波斯湾的小国巴林，人口只有120万，是中国的千分之一，土地面积是中国的万分之一。巴林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二万七千美元，是中国人的近十倍。但巴林人富有了，仍然上街示威，仍然要求结束专制。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没有选举，没有政治选择权，就是奴隶，就不是自由人！ 斯蒂芬斯的文章说，巴林人所以上街示威，因为“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公，形成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酵母。” 我们再看利比亚，那里的人民正在用生命的代价，谱写人类争取自由的伟大史诗！面对卡扎菲的残酷镇压（政府战斗机的轰炸，外国雇佣军的屠杀），利比亚人却毫不退缩，英勇反抗，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国歌的那句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铺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 那麽利比亚人民是因为贫穷吗？也不是。利比亚的人均收入，也是远高於中国人，在2009年利比亚的人均GDP就已达到一万六千美元（跟台湾一样多）。 所以，在中东和北非，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起来革命，都起来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过上有尊严的、“人”的生活。二十年前的东欧革命，拷问了中国人；这次，中东革命更是无法回避的“提问”∶就像六四事件是那句著名的歌词所说的，中国人，你还要忍受多久，你还要沉默多久？！ 2011年3月9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1-03-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时代》周刊乱捧中国“伪人”
美国《时代》周刊最近评选出“2009年全球百名最有影响力人物”，在“领导人与革命家”这个选栏中，中国有两人上榜。 《时代》周刊近年一直进行这种所谓的“评选”，但这不是来自全球选票，也不是公开的专家评定，而是这家刊物自己的闭门造车，硬生生地给自己制造一个“权威”。在这家刊物影响力江河日下的情况下，要用这种自己加冕的权力，增加刊物的影响力。但他们从不列出，“影响力”的指标都有哪些？正因为没有指标，所以就有他们为所欲为、滥施“权力”的馀地。但其荒唐性，则越来越明显。仅从这次入选的两名“中共高官”，就能让人看到这一点。 这两名入选者，一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另一位是副总理王岐山。《时代》周刊说这两个中共官员具“全球影响”，而且是“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不仅荒唐，简直是自我作践。 ●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习近平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太子党”成员。他父亲习仲勋是跟毛泽东打江山、建立暴政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曾被毛夸成“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当过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权倾一时。在这种背景下，他的儿子习近平有广泛的官场人脉关系，以此进入仕途，先是给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做秘书，然後到下面当县长，不久升到省长，一路青云直上。 俗话说“举贤不避亲”，即使是太子党，如果有真才实学，当然也可担当大任。但习近平恰恰是个不学无术的平庸之辈。我们首先看他的学历∶中国的大学文革时取消了考试入学，靠基层党组织“推荐”，让革命分子（或官员弟子）进入大学；直到1976年毛死後，第二年才恢复高考制度。习近平不是凭本事考入大学，而是在1975年被党组织“推荐”进入北京清华大学，这样的学生当时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他不是学文科，专业是化工。但他毕业後却进入军队，然後就以现役军人身分，到中央军委给後来做了国防部长的耿飙做秘书，可谓一步登天，自由出入权力中心的中南海。这个“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了“法学博士”头衔，因为他在1998年到2002年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在职研究班”学习过，因而就获得“博士学位”。但从网上可查到的习近平简历，这个期间，习近平正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被调到浙江当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等。有这些重要职务，一定公务繁忙，那习近平怎麽学的博士课程？而且这些职务都是在外省，他怎麽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听课？按惯例，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在国家图书馆都可查到其博士论文。可有学者查过，根本就没有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一个没有到学校上课，也没有博士论文的人，怎麽拿到的“博士学位”？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职研究班”，怎麽就可以授予正式的“法学博士”学位？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吗？而这样的“伪人”，就拉开架势，准备接任胡锦涛，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宣扬暴君逻辑 正是这种不学无术，才使习近平在今年初访问墨西哥时，有了中国领导人近年出国访问中，最愚蠢、最没水准的一次讲话。他在当地对华侨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麽好说的。” 习近平这一席话，显示他的思想水准还完全是一个专制君王的状态。因为按照习的逻辑，那麽现在的北朝鲜，也没有向世界输出革命（他们想输也输不出来），也没有输出饥饿和贫困（只是饿死自己的国民），也没到外面去折腾（没有本钱），那麽国际社会是不是就不能批评金正日的专制统治，不可以过问那里的大众死亡？过问了，就是吃饱了撑著没事干？一位中国网民调侃说，按照这个逻辑，任何一个暴政产生的人道灾难，只要是国民死在境内，别人就得闭嘴；如果我是个暴君，那我百分之百支持这种理论。 习近平的逻辑，就是这样一种暴君逻辑。如果它可以成立，那麽斯大林的暴政、希特勒的大屠杀、毛泽东的文革浩劫等等，外界就都不可以过问了吗？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领导人还公开宣扬这种暴君的逻辑，这在全世界领袖中真是罕见，实在是一大丑闻。 另外，习近平的“吃饱了没事干”这种口气，也证实他的水平之末流。因为这哪像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讲的话？哪有一点最基本的文化修养？简直像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在讲话，真是中南海山珍海味吃饱撑的，才撑出这样一种闭关锁国的自以为是、井底之蛙的不可一世。如果将来习近平接替胡锦涛，中国就将由这样一个山大王来统治。而《时代》周刊竟把这样的人捧为对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影响”什麽？难道让全世界的人都当草包，接受这种流氓无产者的思维和语言？ ● “太子党”王岐山官运亨通 入选的另一个中共高官王岐山，跟习近平一样，也是个太子党；虽然王的父亲不是高官，但他妻子姚明珊的父亲姚依林，官拜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是跟毛打江山的那代人，文革时被“打倒”。1973年，姚又被毛泽东和周恩来起用，出任中国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在这同一年，王岐山就被党组织“推荐”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也成为“工农兵学员”。 1980年，姚依林升官了，当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这同一年，王岐山改行了，从他学的民国史专业，转向当代经济研究。1982年，姚依林又高升了，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後又官至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这一期间，王岐山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然後就开始飞黄腾达的仕途之路。 姚依林被称为当时中共总理朱熔基的“良师益友”，曾对朱提携关照。朱当上总理，自然知恩图报，王岐山则成为“爱将”，再加上姚依林和中共另一个高官李鹏关系密切，於是他的女婿更是人脉广泛，官运亨通，从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直升到海南省委书记，但只当了五个月，就被调回京城，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然後就是市长、政治局委员，去年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共产机器上的“小政客” 王岐山被认为“很滑头”∶为人处世圆滑，政治上狡猾。他做北京副书记、副市长时，中国发生了“萨斯”传染病。当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瞒报疫情而被撤职，但同样也负有责任的王岐山却没事儿。前任市长陈希同、贾庆林留下很多人马，有评论家说，王岐山处理跟他们关系上也相当圆熟。王的助手、副市长刘志华贪污案，他也没受到牵连。 去年初他担任副总理後，主管金融、商贸、品质检查等，但在这个期间，中国出现三鹿毒奶粉事件，造成成千上万的婴幼儿病残，他作为负责全国品质检查的最高官员，也是没事儿。 他的狡猾，还可从拒绝关照包遵信上看出。八十年代，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时，王岐山是包领导下的一个编委。包遵信後因参加八九民运坐牢，被开除公职。去年包去世时，曾为王岐山同事、现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特意给王岐山写了封信，“希望王岐山市长能对包遵信的家属有所关照。友谊高於政治，没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这一点。”但王岐山不是“大政治家”，只是共产党机器中一个“小政客”。不要说对批评中共者及其家属敬而远之，他本身就是镇压机器的一部分。 《时代》周刊选出的“2009年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中，有习近平和王岐山这种典型的共产政治中的政客，足以证明其“权威”有多大∶坦然选了两个中国“伪人”。 ——原载台北《看》双周刊2009年5月21日 2009-05-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美英协议是“战略不确定”还是战略后退？
何清涟 在英国根本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川普政府于5月8日迅速推出英美关税协议， 其目的有二，一是向世界展示关税战的第一枚胜利果实，二是给各国关税协议“打样”，为5月10日美中瑞士会谈以壮行色。但这两个目的一个都未达到，反而让世界再次强化了对川普关税战的“战略不确定”印象，利益权衡过程更显犹疑。 #“战略不确定”加剧了各国的观望 美国是关税战的进攻方，而且是“1国VS75国”，川普的老对头《纽约时报》将这列为《100天，特朗普的美国与世界决裂》的重大决裂。但除了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之外，其余应该是关税战的陪练国。川普本人对各国开出的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姑且不论中国这个特例，仅以日本为例，两轮谈判开始时川普都通告世界双方会谈非常成功，有望签订协议，一旦日方回应不如意时就开口痛骂日本长期榨取美国。各国都认为川普这种率性言辞导致市场可预期性极差，中国谓此为“朝令夕改”。 4月29日是川普就职百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白宫新闻会上为川普多变的关税政策辩护，称之为“战略不确定性”（strategic uncertainty），并为此做了注释：你永远不告诉对方，你最终要什么，通过这种方法为自己创造筹码。在5月5日米尔肯全球资本会议上，跨国资本的高管们重点关注中国，希望赶紧暂停关税，与会者希望他们能尽快至少敲定几项协议，让商界领袖了解未来的发展方向。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发出警告，称在关税战这个过程中，全球经济可能会付出“不小的代价”。她指出，贸易失衡已累积多年，但现在“我们正从可预测的贸易机制走向新的平衡”，“从这里到那里，道路充满不确定性”。 英美签约让世界看清了美国的底牌 在川普宣称的排队等候与美国签约的国家中，英国这个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列位第九且是唯一的对美贸易逆差国，居然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5月8日，川普在白宫高调宣布与英国达成协议，各国媒体都拿着放大镜寻找其样本意义，结果发现政治宣示大于实质意义：协议保留了美国对英国10%的”对等关税”基准，仅对特定领域作出有限让步：英国每年出口美国的前10万辆汽车适用10%关税（超出部分仍为25%），钢铝关税将谈判替代安排。作为交换，英国为美国牛肉、乙醇等产品提供约50亿美元市场准入。更关键的是，协议缺乏具体细节，如钢铁关税取消需满足何种条件、何时生效均未明确。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成熟、完善的协议，不如说更像是川普为了回应米尔肯国际资本会议上美国商界大佬的愿望，急于证明自己说过很多国家排队等候签约并非虚言。 对英美这份协议，BBC在《英美关税协议解读：并非贸易协议，只涉及部分商品》（5月9日）一文中有详细解读，除了外界普遍指出的上述问题之外，BBC文章还指出，这不是一项正式的贸易协议。川普提到的是“贸易协议”（trade deal）而非贸易协定（#trade agreement）——这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批准trade agreement的权力属于美国国会，流程上说，国会如果需要批准一项贸易协定，耗时将比川普对部分关税实施的90天暂停期更长。因此，这一协议宣布的只是一项范围很窄的协议的基本内容，接下来还会有数月的谈判和法律文书工作。 #英美贸易协议反应了川普关税战的困境 以下几点分析，足证英美贸易协议匆忙签订，乃因川普关税战面临困境： 1、川普关税战的目的之一是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英国是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当中唯一为美国贡献顺差的国家。2024年前，英国与美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1632.79亿美元，。其中，英国对美国出口逾712亿美元，自美国进口920亿美元，英国对美贸易逆差为207.85亿美元。因此，英美协议就算达成，却与川普通过关税战消除贸易逆差这一宏大目标风马牛不相及。 2、英美这份Trade Deal对其他国家不具模本意义。在一份协议也未签下的情况下，英国算给了大哥面子，但川普自己也没将这个Trade Deal当作与各国谈判的模本。据英方表示，美国将对从英国进口的汽车新设每年10万辆的低关税进口配额。对配额内进口车征收的关税将从27.5%下调至10%。但川普对此表示：“今后不打算在汽车领域进行同样的交易”。 3、川普政府想通过美英声明告知世界，美国所有的贸易伙伴都可能面临至少10%的关税，仅此一项就将导致美国平均关税从2024年的2.4%永久性地上升三倍，是美国的胜利。这本来可以安慰正为对等关税忐忑不安的世界各国，但5月9日川普在白宫宣称今后将“永远”对贸易伙伴征收至少10%的基准关税之后，随即又说有的国家会是例外，“但基本上，10%是最低基准关税，有些国家的关税会更高。”这种游移不定，在川普而言是“战略不确定”，但在外界看来，则是美国立场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必须仔细权衡如何与美国谈判才不吃亏。比如针对近日美英两国政府就包括汽车在内的10%关税达成协议的相关谈判，日本首相石破茂11日在富士电视台节目中表示：“这是一种模式，但我们一直在要求（美方）取消关税。并不意味着10%（关税）就可以接受。” “孤立中国”策略的前景如何？ 《华尔街日报》认为英美贸易协议没有要求英国承诺孤立中国，但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英国贸易及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英美这份协议的背后，还暗藏针对中国供应链的算计。具体体现在美方对于英国钢铁和制药等战略领域设置的“安全”条款中，该条款要求相关行业必须“尽快满足美国在供应链安全和生产设施所有权方面的要求”，以获得美国关税的豁免或减免优惠政策。英国前贸易官员艾丽·雷尼森对此明说，“华盛顿希望英国和其他国家公开关键信息，最终切断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尤其在钢铁等敏感领域。”简言之，与英国达成的这些所谓“安全条款”，可能成为美国迫使其他盟友将中国排除在关键供应链之外的“样板”（template），胁迫英国等盟友在敏感领域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 美国对华关税战的一个重要战术就是孤立中国。今年4月16日，《华尔街日报》就地《美国计划利用关税谈判来孤立中国》一文中谈到，据华府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计划利用正在进行的关税谈判，向美国的贸易伙伴施压，以限制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其设想是，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承诺孤立中国经济，以换取白宫减少贸易和关税壁垒。该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是这项策略的重要推手，解放日关税之后，美国官员计划与70多个国家进行谈判，要求这些国家阻止中国通过其领土运输商品，阻止中国公司在其境内设址以规避美国关税，并且不在其本国经济中吸收中国廉价工业品。 这项计划在推行过程中，几乎被美国所有的盟友拒绝，其中包括日、韩、英等国在内。这次在匆忙中签署的英美贸易协议中附上这一条款，以后是否能实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都是且走且看的事情。但从本来的强行要求变成有条件的安全条款，本身就是美国在后撤。 #对于川普利用不确定性增加谈判筹码这一策略，英国《金融时报》5月10日发表《川普如何将不确定性武器化》一文，作者是交易员出身、现为神经科学家的约翰·科茨。该文充满讽刺意味，称不确定是一把双刃剑，会戏弄人的大脑，结果不仅可能损害将不确定武器化者的投资回报，还可能削弱其主宰世界的能力。 （原载台湾上报，2025年5月1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30046 ）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
在有关共产党国家政治演变的研究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向被视为毛泽东独创的异想天开的政治试验。中国和西方的学者谈到“文革”这一概念或政治运动本 身时，往往不约而同地把它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后10年联系在一起。其实，“文化革命”并非毛泽东独创，而是他从苏联模仿来的政治舶来品；“文化革命”的始祖 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 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其政策话语里，从苏联模仿来的“文化革命”一词曾频繁出现在重要 的党政文件里。从1964年到1966年8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也与苏联30多年前推行过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从1966 年8月起，毛泽东将一场类似于苏联的“文化革命”转变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产生了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更为恶劣、广 泛、深刻的后果。 1978年，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编辑出版了一本《俄国的文化革命，1928－1931》\[1\]，介绍苏联的“文化革命”。1985年，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派珀（Suzanne Pepper）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此书。\[2\] 派珀在书评中提到，费茨派垂克关于苏联“文化革命”的书本来应该引起西方国家许多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之人士的兴趣，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这些人对此书知之甚少。\[3\] 派珀的书评发表至今已20余年。尽管中国的“文化革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从概念到方法有种种相似之处，但无论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还是苏联问题专 家，通常都只观察分析单一国家的“文革”，很少有人将中苏两国的“文化革命”纳入比较研究的范畴，因而研究者和读者都没有机会通过“文化革命”的比较研 究，发现单一国家“文革”研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Rodrick MacFarquhar）关于中国“文化革命”的三卷本专著\[4\]探讨“文化革命”的起源时，把“文革”解释为“百花齐放”和“反右”的延伸，由此回溯到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这一角度虽然将苏联因素引入了关于中国“文革”的研究，但麦克法夸并未把苏联的“文化 革命”纳入分析，自然也无法从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文化革命”的比较中得出任何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初步分析这两场“文化革命”的异同，从中提出一些供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一、苏联的“文化革命”：“文化专制”加“文化进步” 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主张是左翼还是右翼──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强调文化对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启蒙大众来提升民众的素质，进而 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整合社会。政治倾向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各自都把自己的文化认知视为底层民众应当接受的样板，在俄共（布）党内也是如此。“十月革命” 前，俄共（布）的左翼“前进派”高度强调，在政治和社会转变之后，文化的转型必须立即跟进。“前进派”的领导人阿列克桑德•波哥达诺夫主张，革命成功之后 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新文化应当有全新的艺术、文学、生活习惯和伦理，那时侯文化领域要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掌权。\[5\] “文化革命”的想法即由此而来。而俄共（布）的主流势力，比如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文化其实是超越阶级的，俄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落后，而不是把文 化“无产阶级化”。1922年到1923年，在列宁生命的晚期，他还在文章中强调，推动文化的进步应当包括克服农民社会的落后性、培养讲究卫生和效率的习 惯、破除对科学技术的迷信。\[6\] 在斯大林推出“文化革命”政策之前，“文化革命”这个词在俄共（布）的话语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准确定义的比喻。 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该词的英译是Great Breakthrough in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国读者或许会由此联想到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类似口号），“文化革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斯大林出于其政治目 的，在文化政策方面基本上采纳了俄共（布）“前进派”的激进主张。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对抗，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就 是通过“阶级斗争”（在俄文里这个词的原意是“阶级战争”）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来占领教育文化阵地，形成无产阶级的在文化领域的主 导地位。\[7\] 因此，苏联在1928年到1931年间所推行的“文化革命”，并不单纯是列宁主张的那种“文化进步运动”，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在提升整个社会文化素 质的同时，也为实现当局的“文化专制”服务。 由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依赖于思想专制，因此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政治观念都被视为“异端”，而任何不愿意充当执政党“应 声虫”的人都被看作是潜在的“阶级敌人”。这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导致苏共当局对“十月革命”后仍然留在专业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充满了怀疑和 不信任，对共产党不能彻底控制教育文化领域耿耿于怀。这种情境下，借推行“文化革命”政策而实现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似乎是这种制度的必经之途。斯大林提 出，无产阶级“必须成为专家，成为自己事业的主人”\[8\]；他强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管好自己的国家”。\[9\] 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以及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经常本着良知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出批评，希望共产党能纠正一些不应发生的错误。 哪怕这类批评有时只不过是私下里传播的微词贬语，在极权国家里，这仍然被当局视为对极权主义政党与领袖之权威及正确性的挑战。回顾苏联“文化革命”的历史 背景，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强制型农业集体化导致农民的反抗和农村的大范围饥馑，最后导致数百万农民饥饿而死\[10\]；同时，快速工业化也产 生了一系列问题\[11\]。对自身错误极为敏感的苏联当局，自然不愿意再听到任何“杂音”，即便是真话、实话也会令自诩“永远正确”的苏共感到难堪。当然， 消灭“杂音”要另找理由，于是就有了用“阶级斗争”作借口来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苏联的“文化革命”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步骤。首先，当局精心组织了一些公开的政治性审判，如1928年的沙赫基审判和1930年的“工业党”审判，声称工程 师和“资产阶级专家”是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反革命集团”，透过官方的报纸广播对全国详细报导这些审判过程，形成对非党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强大政治压力，为 把这些人从原有岗位上赶下来造舆论；其次，通过大规模的短期培训计划，将工人培养成工程师和企业主管，将农民培养成农业集体化后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的负责 人，将忠于共产党的人士派去掌管文化艺术团体和研究机构。随后，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大批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被迫离开原职，而大批共产党支持 重用的激进分子占据了大学、研究所、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的领导职位。\[12\] 同时，大批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许多“阶级敌人”的子女被所在学校开除。\[13\] 当局还授意基层的激进分子关闭教堂，逮捕了大批神父。此外，当局也发动了提升工人农民文明程度的社会运动，包括培养工农大众建立良好的基本卫生习惯、改进 口语中的粗俗俚语、阅读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观看古典歌剧舞剧等。 在苏联“文化革命”的开始阶段，激进的青年人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经过苏共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宣传教育，192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社会里，青年人当 中出现了一大批急于在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的激进分子。“文化革命”开始时，这些青年人冲击中学和大学，把“资产阶级专家”赶出研究机构，袭击教堂，声称依 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要废除货币、家庭和法律。\[14\] 尽管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时采纳了俄共（布）早年“前进派”的激进主张，但他走得并不远，一旦政治上达到了“占领教育文化阵地”的目的，斯大林就宣布 “文化革命”结束了。1931年，斯大林发表了“经济建设的新条件、新任务”这一讲话，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暂告一段落。 苏联的“文化革命”将大量非共产党知识分子逐离岗位，以“马克思主义斗士”和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取而代之。斯大林宣布，经过这场运动，大部分沙皇俄国时代 留下来的技术精英现在是可以信任的了\[15\]，从此共产党实现了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1932年4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决议宣布，解散所有现存的文学 和艺术家社团，用统一的“全苏文学与艺术家协会”代替。\[16\] 紧接着，斯大林在同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会议上宣布，在短短的一年里，二百万农民经过短暂训练走上了集体农庄的管理岗位，而11万工程师和农业经济学家 则被从城市驱逐到乡村去，同时，农村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17\] 随后，为了暂时安抚知识分子，斯大林黜降了一些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最活跃的“打手”，解散了“文化革命”时期的应景产物“共产党人科学院”。\[18\] 二、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异同 1966年夏，中国的官方媒体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对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的故意曲解。“文化革命”不仅在“共产 主义阵营”里早有先例，而且中共也在1958年正式宣布过“文化革命开始了”。\[19\] 据史而断，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其实是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1960年代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中共的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1949年中共建政前新华社就介绍过苏联的“文化革命计划”。\[20\] 建政之初，中共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把斯大林的制度架构和统治手段当作治国“宝典”。所谓的“苏联模式”有一系列施政特点，例如，建立政权之后经过将 近10年的稳定期，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为此需要强制型农业集体化，与此同时实行打击知识分子和普及大众教育的“文化革命”，伴之以残酷的党内斗争。中 共执政后的政策轨迹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时间与苏联稍有差异。凑巧的是，中共建政后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起始时间恰恰与苏联同 步，1958年中共首次宣布“文化革命开始了”，正是执政将近10年之时。 1950年代，随着中国的“全盘苏化”，中共把“文化革命”作为“苏联经验”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搬到了中国，但不同阶段对“文化革命”的解释却视政治 需要而随时变化。例如，1956年1月24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21\] 按照这一说法，似乎“文化革命”就不是打击知识分子，而是依靠知识分子了。几个月以后，刘少奇1956年9月15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则把 “文化革命”说成是“文化教育”的另一种表达：“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在12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22\] “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敌意越来越深，对“文化革命”的提法也相应“革命化”了。在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刘 少奇的说法是：“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时他还提出，要“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 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3\] 这一政策设想基本上是斯大林“文化革命”计划的翻版。 按照中共的最初设计，“文化革命”是“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不甘于屈居“晚辈”赫鲁晓夫之下、急于争当共产主义阵营新领袖的毛泽东求功心切，不 择手段，结果他的“大跃进”比苏联的“大跃进”失败得更惨。于是，中共不得不选择休生养息之策，毛泽东也黯然退居“二线”，将烂摊子交给刘少奇等人收拾， 中国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无疾而终。然而，“文化革命”这个政治口号和政策设想却一直留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 1962年，毛泽东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旗帜，试图夺回对政局的绝对控制权，他选择文化领域为突破口\[24\]，“文化革命”又卷土重来。按照 1964年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法：“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目标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社会主义 的文化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 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25\] 在当时的官方话语\[26\]和一些文人的应景文章\[27\]中，这场“文化革命”有时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其政策含义与斯大林模式的“文化革命”并无二 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这种他们十分熟悉的“文化革命”不仅没有任何抵触，而且积极参与。刘少奇个人对毛泽东掩藏在 “文化革命”旗帜背后的真正用心察觉与否，其实无法阻止“文化革命”的发生。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从1966年开始刻意换用他那套毛主义的“文革”话语，以区别于以往中共推行的斯大林式“文化革命”，其中最主要的话语就是为党内 “大清洗”制造舆论准备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继续革命”等“理论”。1969年4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九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专门解释了 “文革”的“准备”过程。然而，此报告一字未提中共在1966年以前所主张的“文化革命”，仿佛那个“文化革命”从来就未存在过。历史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 掩盖了，从此以讹传讹，人们普遍接收了官方的这一说法，仿佛1966年发动的“文革”还真是“史无前例”的。 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政策时，可以说是就事论事，达到目的便及时收兵。苏联的“文化革命”结束后，政局仅仅平静了几年，斯大林又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著名的 “大清洗”。随着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送上审判台，全国有大批苏共中央委员、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秘密逮捕，送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就象苏联 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中所描绘的，人人都害怕秘密警察的黑色轿车停在自己住宅的楼下。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产生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个黑色政治幽 默：一个人感到最轻松自在（在俄语中这个词也表示“幸福”）的时刻，是秘密警察来敲门抓人时，发现不是来逮捕自己，那就可以响亮地告诉秘密警察，“你们找 错门了，那个人住在隔壁”。 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 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 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中苏两党及其控制下的极权社会其实有着文化特质上的重大区别，这决定了毛泽东能轻而 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 苏联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驯化出独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原来是工人、农民，通过速成的专业教育就转行成为专业人士或管理 干部。其特点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但与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不同，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进步和世界事务缺乏兴趣，而专注于工艺技术方面的小发明，或热衷于落后省 分开发、行政管理以及工商管理方面胆大妄为的计划。\[28\]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自从1960年代中共提出“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之后，教育部门对在校大学生和调干生的培养，产生了与苏联“文革”后新一代 “知识分子”特质相近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当中的党、团干部又十分典型地集中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色。比如，在他们的个人知识积累当中，理工 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官方意识形态教条为主，缺乏人文素养，未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虽有大学学历却对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鲜有认识， 政治上自觉扮演“积极分子”的角色，热衷于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甘当“驯服工具”，没有独立思考的兴趣和能力。当“又红又专”的这一代按照年龄阶梯升入权 力高层之后，他们的人格缺陷对国家的政治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多数成了共产党技术官僚的中 坚，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一代”\[29\]。统治精英个性、能力上的趋同化，体现在治国方面就表现为“勃列日涅夫时代”僵化保守的政治特征。 以上分析说明，对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政府而言，“文化革命”是极权主义统治彻底控制文化教育领域的必然过程。就此而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发 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绝非偶然，因为“文化革命”是共产党极权制度内生的、为全面达成极权主义控制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当然，毛泽东对1966年的“文化革 命”之种种操纵设计还有其个人政治动机。 三、提升还是降低社会的文明程度：中苏两党文化特质的体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远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恶劣，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之外，还与中共的文化特质有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苏联 模式”。“苏联模式”的中国传承者全盘继承了苏联“导师”们的政治遗产，但却抛弃了苏联“导师”们基于俄国历史文化传统而维持不坠的那种对本国传统文化与 西方文明的尊重，这与中国传承者自己的文化特质有密切关系。 在共产党国家，执政党的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因为极权体制下执政党只允许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活动，它宣称自己的 成员“天然”地代表着“先进文化”，因此在贯彻其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的过程中，执政党成员的文化素质必然支配整个社会文明的演变。由于执政党的集权性质和 民众自下而上的盲从，其领导集团的文化素质又对社会的文明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中苏两党建政时期领导集团文化素质的差异使得两国 “文化革命”对社会的文明演变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众所周知，俄共（布）的领导集团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总体上对现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在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过程当中以及“文化革命”之后，苏 联当局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希望把工人农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尔乔亚”的文化层次上去。 在苏联的“文化革命”年代，当局提倡的“文化”包含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低层次的“文化”是基本的卫生习惯，如洗手时要用肥皂，要每天刷牙，不随地吐痰，扫 除文盲等。这主要是针对苏联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生活习惯提出来的，旨在消除社会生活中落后与不文明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城镇居民而 言的，要求大家注意餐桌上的举止、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对女性的礼貌谦让，还要求大家掌握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知识；第三个层次是礼仪文化，它曾一度被称为 “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化，这包括要保持良好仪态、说话时用语优雅、穿着整洁适当，还要具备一些对古典文学、古典音乐和芭蕾舞等高雅文化的鉴赏能 力。总之，苏联当局希望企业管理阶层和新政治精英能达到礼仪文化所要求的水平。\[30\] 虽然苏联当局排斥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但它对科学本身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尊重。当局对苏联科学院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在“文化革命”和历次政治迫害 当中，苏联科学院的制度从未受到冲击，科学院院士的精英和特权地位也一直受到保护。\[31\] “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这是苏联“文化革命”后，即1930年代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一场社会文明运动的主题。在此笔者抄录一份刊登在1936年苏联媒 体上的“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10个问题”\[32\]，在当时苏联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团体配合共产党的“社会文明教育”宣传中，它很有代表性。 “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十个问题”： 能否完整地背诵普希金的一首诗歌？ 能否说出出莎士比亚的5部剧作的名字和主要特点？ 能否列举非洲的4条河流的名称？ 能否说出你最喜欢的作曲家的名字以及他的3首代表性作品？ 能否列举5枚关于苏联汽车的邮票？ 能否不假思索地用小数报出分数3/8的数值？ 能否说出上一个赛季最重要的体育比赛以及它们的结果？ 能否介绍一下上个季度杰出艺术家拍摄的你最喜欢的照片中的3幅？ 您读过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吗？ 详细地说一下，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会出现“斯达汉诺夫运动”？ 在这10个问题中，只有最后一个有意识形态色彩，而其他问题都与提升大众的文明程度有关。虽然苏联当局并不要求工人农民都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在大、中 学生和机关干部当中，“当一个有文化的人”却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当然，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尽管苏联的极权体制延续了将近70年，苏联民众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脑教育中，但苏共文化政策的现代文明取向对苏联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 苏联民众在培养基本文化素质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传统。从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上看，苏联民众平均的文明素质并不低于自由民主国家国民的水准。这样的文明素 质与俄国政治转型的平稳性有很大的关系。 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作为“革命党”的中共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党，其早年政治领袖当中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纷纷落马，自1930年代初期开 始，占据领导岗位的党内精英集团成员大多数未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多数领导集团成员长期生活在偏僻荒凉的山区，“占山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 现代文明处于隔离状态。在长期依靠低文化程度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夺取和掌握政权的过程中，中共习惯于打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抬高工农干部，形成了工农干部 “老粗”高人一等的党内传统。这种局面自从“延安整风”之后愈发严重了。自中共“七大”开始，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则成了党内至高无上的 “君主”，毛泽东的个人文化素质因此对中共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表明，毛泽东长期以来有“反智”情结和“反文明”情结，其“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观察他这两个情结的一个样本。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个人卫生习惯上仍然对文明持抗拒态度（如讨厌洗澡、刷牙），自然更谈不上对 稍高层次的现代文明的尊重了。毛泽东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类让“大老粗”扬眉吐气的话指导国事，于是他领导下的中国就沿着反文明的方向行 进。 1950年代中共曾一度奉行“全盘苏化”的方针，苏共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多少影响了中共领导集团的观念，那时苏联流行的文明习俗和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城市社会 里深受欢迎。许多1950年代的大中学校学生的外国文学和音乐修养基本上都来自“全盘苏化”时期苏联文化的熏陶。然而，随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彻底失 败，他在国际共运阵营里的威信遭到重创，毛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之梦从此破灭。面对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轻慢，恼羞成怒的毛泽东倾全力于中苏论战，著 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于此时问世。中共尊奉的佛教高僧赵朴初的逢迎之作“某公三哭”（又称“哭三尼”，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 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经《人民日报》发表后，更是在坊间广泛流传。“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成了妇孺皆知的口号，中苏两国关系从此恶化。在 “反修防修”的旗号下，苏联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进的苏共党文化均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 当毛泽东1966年把“文化革命”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推向疯狂的颠峰时，中国在文化领域里实际上被引导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仅反对西方的文明，也反 对苏联的文明；既反对外国的文化，也反对本国的文明传统。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同时又发展出了 一整套现代愚昧来替代文明与文化。正是在这种现代愚昧的支配下，“挥舞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等充满了中国古代民间神巫文化色彩的祈 祷赞神仪式，挟权力之威席卷1960年代的中国大地。 “文化革命”在苏联提升并保持了国民的文明程度，而在中国却降低并毁坏了国民的文明素质。“文革”之后人们批判这场政治运动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文革” 的有形破坏上，却较少谈到“文革”的无形破坏。事实上，“文革”对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毁灭性打击，后果深远。 时值“文革”40周年，回溯这段历史及其影响，令人感慨颇深的是，今日中国国民的文明程度仍然难以追比当年苏联国民的文明水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西方 的现代文明里只选取了商品和技术，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仍然持排斥态度。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社会在疯狂追求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道德和伦理日 渐消亡。精英层文明程度的退化和道德堕落尤其触目惊心，物欲、肉欲、权欲成了许多精英的唯一追求，并且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 中国反文明的“文化革命”和缺乏文明熏陶的“革命精英”所留下的这些重创，已经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沉重负担。由此来看，中国的不幸不仅在于无法拥抱苏联式 的文明建设，还在于中国式的“文革”不死。消灭文明不难，重建文明却实非易事，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背离文明而走向现代化。如果要问“20世纪后半期以 来中国是否进步了”这个问题，仅从价值观念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去评价，恐怕很难回答一个“是”。这是个有关文明兴衰的大题目，中苏两国“文革”的比较研究可 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假如说，极权主义统治是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家难以逃避的噩梦，那么中国的灾难比苏联要严重得多，中国特色的“暴力革命”和 “文化大革命”对现代文明的破坏，将对21世纪中国的演变路径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苏“文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涉及“文革”这一研究领域， 它同时属于共产党国家文明的比较研究，而后者对认识共产党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作者说明：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宋永毅先生提供了一些中国的史料，特此致谢。 【注释】 \[1\]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2\] China Quarterly, No.103 (Sept., 1985), pp.534-537. \[3\] Ibid., p.534. \[4\] Rod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5\] David L. Hoffmann. Stalinist Values: The Cultural Norms of Soviet Modernity, 1917-194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8. \[6\] Ibid, p.39. \[7\] 出处同注\[1\]，第8-40页。 \[8\]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45年出版），第354页。 \[9\] 出处同上，第369页。 \[10\] 参见高王凌的“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载《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 \[11\] David R. Shearer. Industry, State, and Society in Stalin’s Russia, 1926-193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 出处同注\[1\]。 \[13\] Sheila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18. \[14\] 出处同注\[1\]。 \[15\] 出处同注\[5\]，第40页。 \[16\] Catrioa Kelly and David Shepherd. Russia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3. \[17\] 出处同注\[8\]，第484页。 \[18\] 出处同注\[13\]，第17页。 \[19\] “文化革命开始了”，《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6月9日。 \[20\] 新华社1949年4月11日报导，“实现苏联文化革命计划，青年团员是积极参加者，卡夫坦诺夫赞扬共青团学术成就”。 \[21\] “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文化革命’、‘技术革命’”（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303/5304/20010608/484747.html）。 \[22\] 新华社1956年9月17日报导。 \[23\] 刘少奇，“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新华社1958年5月27日报导。 \[24\] 新华社报导，“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胜利，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闭幕，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式”，1964年8月1日。 \[25\] 新华社报导，“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31日。 \[26\] 例如，在新华社1964年11月27日关于“陆定一副总理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讲话，会劳动又会从事文艺活动的人是最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导中，“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是混用的，两者并无区别。 \[27\] 曹禺，“文化大革命万岁”，载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28\] Chris Ward, ed. The Stalinist Dictatorship. London: Arnold. P.112. \[29\] 出处同注\[13\]，第6页。 \[30\] 出处同注\[13\]，第80页。 \[31\] 出处同注\[13\]，第108页。 \[32\] 原载莫斯科的Ogonyok（《精神》）杂志，1936年第1期第22页，引自沃尔科夫的文章“文化的概念，1935年到1938年：苏维埃的文明化和斯大林时代的日常生活”。V.V. Volkov, “Kontseptsia kulturnostsy, 1935-1938 godei: Sovietskaya tsivilizatsia i pofcegnefnostsi Stalinskovo vremenyi (Conception of Cultureness, The Years from 1935-1938: Soviet Civilization and Everyday Life of Stalin’s Time.” Moscow: Sotsiologicheskyi dzrurnal (Sociological Journal), 1996, No.1-2, pp.194-213。V.V. Volkov是俄国圣彼得堡市欧洲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教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如何“问政”？
程晓农 中共的“与时俱进”最近几年有了新花样，它接过了“民主”这面旗帜，“裹在自己身上”，发明了“中共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说法。鱼目混珠之后，“中共式民主”便堂而皇之地登场了。那么，中共的人大等同于民主制度里的议会吗？笔者从剖析中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代表产生和投票、“问政”过程，来说明“中共式民主”究竟是什么货色。 一、中共喜欢“民主”？ 12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新闻发布会，英国路透社记者提问：中国的人大代表当选后，只需要做到令上级领导和党的满意，而选民即便对他的上级领导不满意，也没法直接把领导投下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田培炎回应：美国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当选后，选民就拿他们没办法，只能等下一次选举；“中国人民不喜欢更不需要这样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中共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一旦发现有违纪违法行为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惩处”；“这样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 “中共式民主”到底是什么？田培炎的上述回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鱼目混珠手法。中国有真正的选民吗？选民是对应候选人的，如果在街上随便问几个市民，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选区，本选区当选的地方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是谁，更不知道全国人大代表在人代会期间说了什么、如何投票。准确地讲，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行为是国家机密，从不公开。 据全国人大官网介绍，全国人大、省级人大、市级人大代表均系间接选举，选举他们的是低一级的人大代表。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要经过至少两级以上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而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并不需要征求自己“选区”选民的意见，完全由他们自己按上级政府的意图投票。所以，所谓“中共式民主”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实际上是通过间接选举，把选民改换成了当选的地方人大代表，从而完全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完全与选民隔离了；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其实与选民无关，那是中共组织部门的挑选和安排。 至于全国人大代表的罢免，更与选民无关。田培炎的回答把因刑事犯罪被上级机关“罢免”，冒充为“选民”行为。“选民”对本选区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日常政治活动通常一无所知，更无法向全国人大代表问责、追责，更谈不上罢免他们不喜欢的全国人大代表了。 中共这种把选民与候选人全过程隔离的人代会制度，居然被描述成“全过程民主”；这说明，“中共式民主”其实不过是用地方政府挑选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来冒充民选的民意代表，以假代真而已。 二、全国人代会对人大代表的严密监控 在“中共式民主”之下，虽然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地方政府挑选出来的，但中共对这些代表的言行从来就不放心，因此实行了一套从来不对公众公开的监控制度。每次全国人代会期间，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监控。这种监控分为明的和暗的，先介绍会议期间对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开监控。 这种公开监控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人代会开会之前，先召开全国人大代表的中共党员会议，以便向这些代表交代，如何“开好这次会议”，也就是要听话、服从，互相监督。 第二方面的公开监控是严密地控制会议程序。每次人代会都是先开全体大会，宣布会议的议程。这些议程主要包括，一共开几次全体大会，哪几天分组开小组会；每次全体大会宣读哪些文件，比如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部长的财政报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等；最后一次全体大会投票通过审议这些报告的报告，再选举指定的总理。 这样的全体大会上，有时候会安排指定的发言人发言，但不允许代表们自由发言。所有代表按照要求，乖乖地分区坐好，听领导人作报告；再按照上级要求，举手或按键投票。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大一向被称为“橡皮图章”或“选举木偶”的原因。全国人大办公厅的一项任务就是，怎样把“橡皮图章”或“选举木偶”包装得“好看”一些。这样就出现了个别代表的意外举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有个黄顺兴，曾担任过台东县长和台中地区的立委，1985年利用到美国探亲的机会投奔中共，定居北京。中共为了对台统战，曾封他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某在中共的全国人代会上，经常按照台湾立法院的模式在人民大会堂里表演，随便发言，反对各项议案。他算是打破中共人代会控制模式的第一人。 1993年黄顺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反对三峡工程，最后只好辞掉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后死在北京。黄某是中共支持者，又是台湾人，中共允许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橡皮图章”做点包装。然而，他的下场并不好。中共与会的官员人大代表或其他各界被指派的代表们，当然不敢像黄顺兴这样做；他们懂得自己在会场上只是花瓶，而且属于随时会被高层摔碎的花瓶。 实际上，每次人代会期间，最高领导人完全掌握与会代表的态度和倾向；如果发现苗头不对，某些事项有很大争议，就会推迟表决，直到保证能有多数支持才投票；或者是下次换届时，把那些讲怪话、发牢骚、讲真话的代表换掉，换成听话的乖乖牌。至于高层为何能掌握代表们的个人态度和倾向，靠的是人代会期间那套暗的秘密监控制度。 三、各省代表团小组讨论的记录，用会议简报直报高层 全国人代会期间，分组开小组会的任务是，在审议的名义下，“学习”高层在全体大会上宣读的各项报告。这时候允许小组会参加者发言，同时派工作人员记录发言内容。 这些小组都是按地区划分的，通常每个省市的代表都集中住在某个宾馆，同吃同住同开会，每个省市的代表再分几个小组进行讨论。特地安排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在一起开小组会，其功能是，同一小组的人彼此比较熟悉，可以互相监督。军队系统的与会者不与各地区的与会者混合编组，而是军方代表集中在一个组，也是为了互相监督。 分组会议的发言没有多少事先的安排，看起来比较自由，但全国人大办公厅会派人在每个小组会的会场记录代表的发言内容。这些发言记录不给与会者看，与会者不知道工作人员记录的自己的话，是不是有选择性，是不是完全真实，什么话被故意漏掉了，什么话被添油加醋了。 所有小组会议的发言记录当天晚上连夜汇总整理成两类会议简报。一类简报第二天发给与会者，内容是引导大家按照高层意图来表态、讲话；另一类简报对代表们保密，第二天一早直送高层办公桌上，那里面不搜集空话、套话，而主要反映分组会每个会场的会议动态和“出格”的话。高层看到的会议简报里，通常会包含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比如，谁讲了一句“出格”的话，高层就从中掌握到某人的态度，然后决定是不是派人找他谈话。这种只给高层看的简报，其他小组的与会者不在现场，事后也看不到这类简报，因此完全不知道某人讲过什么“出格”的话。 四、克格勃式监控：密报人大代表会议期间的言行 全国人大办公厅派到每个省市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同时还承担了一项秘密任务，那就是对与会者暗中监控。即便与会者们私下交流，也可能同样被监控密报。 这些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与某个省市的代表团同吃同住同活动。同吃是指在同一个餐厅吃饭，可以坐到任何一桌；同住是住在同一个宾馆，全天候地与代表们在同一地方；同活动是指晚上看戏看电影也坐在一起。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这些工作人员实行暗中监视。 这些工作人员在人代会召开之前，已经记熟了自己所管这个代表团每个与会者的年龄、性别、姓名、职务。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要求这些监控者，不询问代表的姓名就能准确识别每个代表是谁。这样，监控者可以随时不动神色地观察，然后在心中默记与会者的私下交谈。每天晚上这些监控者有一个秘密任务，要每天写密报，专门记录谁在走廊里、饭桌上讲了什么牢骚话。 每天半夜，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派专车到各省市代表团所住宾馆，从驻团工作人员那里收取密报，密报的内容不通过电话上报，只用文字记录稿传递。密报经过全国人大办公厅的会议简报组通宵整理，编入专门给高层看的会议简报里。这样，整个会议进程当中，与会者的一言一行，只要有“出格”的，高层都了解。 每个省市代表团的团长都是省长、省委书记，这些参加全国人代会的“老鸟”们非常清楚监控者的存在，因此省级领导们对那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都表面上客气，暗地里防备，敬而远之，生怕自己或本省参会人员成为密报对象。只有一些新挑选出来的基层人大代表才会傻傻地找到那些监控者，反映下面的真实情况。“老鸟”们一发现那些“菜鸟”去向“上级”反映情况，就会设法不露痕迹地把“菜鸟”们引开，免得他们“撞到枪口”上。 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被指定担任全国人代会会议的控制任务，国家安全部还会派特务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去监控这些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派出的驻团人员。 中共的政治制度中，选举、开会，这一切只是政治仪式，其功能是为专制政权营造一种表面上的合法性；同时又让参与者在这些仪式的“表演”当中，感受到当局无孔不入的监控和压力。这样的代表，既不代表选民，也不敢问政，更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他们到北京开人代会期间，处于全过程被监控的状态。这就是“中共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状况。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8/n13423232.htm
何清涟2025-11-06 06:47👍 0💬 0专访曹长青∶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后悔闯下大祸
（看中国记者艾琳报导）1936年12月12日，中国西安发生事变。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将蒋介石扣留，同时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主张，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按照中共建政后出版的教科书描述，西安事变是张、杨对蒋介石进行抗日的“兵谏”，后在周恩来妥善的处理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十年内战，并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扭转了中国的危局。 那麽，这段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在西安事变78周年之际，《看中国》记者专访到了曾在90年代与张学良会面，并畅谈近三小时的前《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家曹长青，就“张学良和西安事变”进行分析解读。 看中国问（以下简称“问”）∶今天是西安事变78周年。自中共建政以来，全面操控媒体业，利用电影、电视或小说等方式演绎“西安事变”，打造中共是顾全大局，张学良是古今英雄，风流倜傥。不知老师在见到张学良后，印像如何？是否与中共宣传的张少帅相符？ 曹长青答（以下简称“答”）∶张学良自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被软禁，直到1991年5月才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到美国访友，前后长达54年。他那次来美国时，我跟刘宾雁等几个东北人，以老乡身份与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见面，畅谈了两个多小时。 以前，只在中共电影上看过“张学良”，那次见到他本人，顿感失望，因为他哪有什麽“少帅英姿”，而是一个个头不高、满脸老年斑、头发稀疏的老头。当然那时他已九十岁。但那一瞬间的强烈反差而产生的感觉，虽已20多年过去，仍印象非常深刻。 看来中共拍摄的关于西安事变的影片，连选择演员（好像是个俊男明星）都用了心计，以增加“张学良”的形象宣传。事实上也获得相当的效果，因为在我的感觉里，以前想到张学良就是“少帅”，再加上中国方块字“帅”字产生的联想，就更增加了张学良英姿勃发的正面形象。 其实别说老年的张学良，即使年轻时的张学良，也不是什麽英姿勃发。我在网络上看到张学良三十年代的一个讲话视频（在谷歌可查到，当年可能就留下这一个演讲视频），满口东北土话，跟今天那种愤青的水准差不多，甚至连话都说不连贯。所谓张学良的“风流倜傥”等，是中共宣传刻意营造出来的，为的是强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的形象。中共的宣传从来都是处心积虑的，他们在这方面很有能耐。 问∶当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隔50多年，张学良是否为此感到内疚，甚至是后悔？他对中共建政后的所作所为如何评价呢？ 答∶那次在纽约的聚谈中，张学良明显对当年发动西安事变感到后悔。他反省说，自己的性格可用八个字概括∶“鲁莽操切，胆大妄为”。他对我们说，“我正是这种性格，才会闯下大祸，做了那麽多捣乱的事。如果说东北人好捅娄子，那我属于这种人，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 张学良甚至认为，“如果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所以张学良认为，几十年失去自由（指被软禁）“是应该的，没有什麽好怨的。” 张还说，当年坚持陪同蒋先生回南京，就抱著准备死的决心。而他能活下来，是因为蒋夫妇的宽恕大度。张一直感激宋美龄的关照，使他保住性命。 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造成生命损失。蒋介石逃跑时，摔伤了脊背（到老年要拄拐杖，终生未愈），蒋的几十名卫士被打死，蒋的堂侄孙蒋孝先少将、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中将杨国珍等多名国民政府要员被打死。但张学良这个主要肇事者，不仅没有“偿命”，却被宽大处理，一生衣食无忧，活到101岁。蒋介石实在是过于大度，按照法律原则，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命”，张学良就应被判死刑。当时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傅斯年（胡适的弟子，后出任台大校长）等就呼吁应该严惩张学良，“对张惩处极刑”。 问∶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8周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7周年，中共将后者作为今年首个国家公祭日，您觉得哪个事件对中国人伤害更大呢？为什麽？ 答∶中国近代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当然是毛泽东们的共产党。但追究来自外部的原因，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个人。这两个国家，第一个是俄国，一声炮声，送来马克思主义，使中国走向共产道路，贻害无穷；第二个国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共产党乘机迅速发展，最后坐大，建立红色政权。一个个人，就是张学良。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使已近被剿灭的共产红军得以幸存。 当时红军经过长征大溃败，再加上张国焘分裂带兵出走，陕北红军只剩二万人，而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10万）加上张学良的东北军（20万），以及杨虎城的西北军（3万），加起来是33万对2万，绝对可把毛的共产势力一举歼灭。但张学良的兵谏，改变了国共两党关系，使红军幸存，还被编入国民政府军编制（八路军，新四军）拿到粮饷。 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期间，实行三分抗战、七分发展的内部政策，到抗战结束时，当初二万人的红军，发展到有120万人的军队。最后又由于苏联的全力援助等，从东北开始，打向全国，夺取了政权。 所以，有史家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失败，其实是从西安事变开始的。张学良给中国的历史进程“搬了道岔”，使之滑向有利共产党的方向。胡适后来沉痛地总结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今天看来，这个历史论断是准确的。所以中共当局一直视张学良为“大gong臣”，大树特树。 问∶您觉得蒋介石与毛泽东最大的区别是什麽？ 答∶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比喻说，蒋介石和毛泽东，就像项羽与刘邦。项羽不管怎麽说还是贵族，他有所不为。但刘邦完全是个流氓，他为所欲为。项羽说，把你刘邦的爹抓起来烹煮，刘邦的回答是，别忘了给我留杯羹，那意思他也要尝尝爹的味道。刘邦就可以流氓到这种地步。 从对待张学良这件事上，更可看出毛、蒋的不同。从史料来看，张学良送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张的知己部属宁恩承接机。宁恩承回忆说，张学良在进城路上跟他探讨的是，蒋介石会不会杀他，张学良用东北话说，“我这麽大的个（指这麽高的地位），他那麽大的个，我说了算（话）。”那意思，我承诺送他安全回来，他也应该承诺不杀我吧。结果不仅没有杀他，还好吃好喝供了他一辈子，最初在台湾的几年，张学良还有一妻一妾陪伴。 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采访做的《口述历史》中说，“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重新派了医生，派了中央医院的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得很，一直还是关心。这里我还要说，那后来经国先生对我更好了，对我好得很，对我很关切。” 当然有史家批评，蒋介石对日本放弃战争索赔是“以德报怨”，对张学良（杀死了他的全部卫士等）也是“以德报怨”，赏罚不分明。说蒋介石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也有说是因基督教（蒋夫妇都是基督徒）的宽恕说导致，还有说，是出之宋美龄的女性慈悲同情，因张学良一直说感激蒋夫人“保护”（保住性命）。 如果当年张学良不送蒋回南京，后来正式投共，可能就会在中共内部斗争中，早就被斗死。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早就投共，官至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结果文革中遭批斗（诬指他是党内东北帮首领），因他喊冤不认罪，被迫害致死。连他弟弟都被诬陷为东北帮首领，如果是张学良这个前“东北王”，更会被定为“东北帮主”，一定是凶多吉少。 共产党想处置人的时候，是不会对张学良感恩的。当年从国民党投共的高官，文革中几乎全部遭到迫害。张学思被迫害致死时，年仅54岁。而导致蒋介石的全部卫士等被打死的张学良，却颐享天年，活到101岁。比当弟弟的，多活了近一倍的岁月。这个对比，就可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略见一斑。 ——原载《看中国》2014年12月12日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12-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张锦华：警惕中共的锐实力——红色大外宣
张锦华 国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 海内外知名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女士一向十分关注中国的新闻言论控制，她在2006年出版的《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至今为止，几乎仍是系统地分析中共控制媒体的唯一专著。2019年初，何女士继续再接再厉出版本书《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补上了中共对国际社会输出言论和媒体控制的各项事实和数据分析，并说明近两年来国际社会如何觉醒和反击。同时拥有历史和经济学专长的何女士，也曾是一名优秀的记者，著作一向严谨、分析犀利、数据资料确实丰富，更坚守自由与人权的核心价值。相信本书的问世同样将是学界了解中共外宣的必读之作。 简介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简介中共的对外宣传史，资料很珍贵，尤其是回溯到中共早期建制时期，西方媒体左派记者如Edgar Snow等人如何赞誉共产体制，却完全无视于中共如何剥夺人民政治权利。本章也说明澳洲、加拿大以及美国政府如何在2014年之后，才警觉到中共的外宣机制已影响该国的自由民主及政府决策，于是相继质疑中共的外宣媒体具“间谍”性质，并修订了相关法案，包括澳国政府重修反间谍和外国政府干涉内政的法律、美国修订《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等。 第二章主要分析中共自2003年后，如何将外宣“本土化”，也就是为了执行“外宣工作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贴近对中国讯息的需求，以及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中共在其经济大幅成长之际，编列了巨大资金，或是直接建立中共主要喉舌媒体分社、或是收编或聘用外国的记者编辑、或是入股或并购外国的媒体等等。执行的范围广及欧、美、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在习近平上台后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下，各项外宣计划更是要“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而对于多个国家在该计划下出现“债务外交”等恶果，则是只字不提。 本章也评价了这些用钜量经费操控下的外宣成效，作者认为“传播力不等于公信力，信息发布也不等于信息的到达、信息的到达也不等于受众按照发布者的意图解读”。她语重心长地强调，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归根就底是由其“国内”政治社会状况来决定的。中共无法杜绝互联网上各种管道传出的有关中共的高度腐败、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生态灾难、暴力镇压百姓等，其外宣内容充斥的正面形象就缺乏公信力了。 第三章是详细分析国际上的“中文媒体”如何被中共笼络及收编，目前多半已逐渐靠向中共。中文媒体是中共所谓“海外统战三宝”（中文媒体、华人社团与中文学校）之一，本章主要以美国为案例，分析中共如何以入股、收购、主办交流会议、研修班、论坛等等积极且规模庞大的交流平台，影响海外的中文媒体。结果是：“自21世纪中国强力推行大外宣以来，世界中文媒体版图已呈现红色和粉红色”，还能够坚持独立和批判立场的中文媒体已屈指可数，如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以及《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等。 第四章则是专门谈香港九七回归后的媒体“喉舌化”现象。本章记录香港在港英殖民统治下曾经享有的新闻自由已成明日黄花。无论是所有权、言论、编采及广告等均多遭控制，甚至批判性强的记者遭到威胁、离职或暴力攻击。连外国新闻机构的记者都遭到整肃，例如，2018年时任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凯，也是Financial Times的亚洲新闻编辑，因邀请“港独”人士演讲而遭到驱逐出境，“香港已死”终已到来。作者更痛心控诉，北京藉财团之手操控香港传媒市场，纵容中资媒体肆意搅乱香港舆论，这不是在帮助香港发展，而是导致香港大陆化、中共化。这对香港市民来说，不啻一种“国家犯罪”。 第五章是谈中共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作者直指台湾新闻自由度的升降明显受到两岸局势的变化。2008年马政府上台后，两岸交流日多，亲中商人也大张旗鼓进入台湾媒体市场。很明显的，所有权的变化也同时伴随着新闻编采立场的变化（如亲中的正面报导、回避负面的公共议题）、甚至是弃守新闻专业（偏向的报导和新闻置入等）。由于当时的执政者强力地推动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及两岸服务贸议协定，导致公民社会发动了反服贸协定的太阳花运动。作者认为在中国挟持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之下，值得肯定的是，台湾的知识分子能够勇于抗衡，包括旺旺三中集团大规模并购有线电视的计划终于挫败、服贸协定也终于罢签，新闻言论的自由环境获得暂时的维护。2016年至2018年的国际新闻自由度评比，台湾连续三年重新获得亚洲第一的排序（名次则是在40名左右），而中国则是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中倒数十名以内。不过，作者也警告，中共汲汲于对台湾媒体渗透和言论控制，台湾实必须时时警惕。 第六章是“中国的形象焦虑与大外宣效果”，作者总体分析为什么中共要花费巨资，营造中国的正面形象；又获得什么样的效果。其实做为GDP世界第二大总量的中国，绝对是任何国家不容小覻的“强国”，为何还要不计成本地“争夺话语权”？作者首先用《环球时报》及其英文版《Global Times》为例，讽刺地指出其对内对外是“阴阳脸”，一方面对外宣的报导故意显示中国的“自由开放”，例如凸出其对异议人士的公开采访报导；另方面，对内则是不惜扭曲讯息，撒谎编造中国的正面假象。作者认为，由此也可看出，中共原有的真实面孔太丑恶，不能以本来面目示人，因此投入巨额经费，打造一副好看的面具。但作者认为，不管中国大外宣如何妆扮自己，世界总有看穿中国真面目的一天。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强烈指责中国的军事侵略、盗取商业机密、各种间谍活动、侵犯人权，以及干预美国选举等，显然将使中国的大外宣不能再像以往的无所顾忌。 最后一章是进一步分析“2018：美国阻击中国大外宣之始”。本章说明美国如何从早期将中国定位为“经济合作伙伴”，因此秉持“接触、合作、改变”的基本原则，希望最终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但是，前述“拥抱熊猫派”在2016年川普当选后，遭到“屠龙派”的打击，使得中共经营多年的美国外宣工作，几乎趋于瓦解。2018年由美国智库、国会或政府出台的几项报告，直接揭露了中国“学术间谍”、由中共出资和影响的“孔子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收买人才的“千人计划”等等，如何利用美国的开放社会，出巨资打造平台，伸长臂监控异议者、压制谈论六四、台湾、新疆、法轮功等议题，利诱和影响美国政策和意见领袖。 尤其是，独裁中共的外宣计划实际上结合著党国的经济战略计划，压制负面批评，背地却以“掠夺、复制、取代”的策略，长期盗取高科技知识技术、然后复制生产，在全球市场中取代美国公司，甚至忘形高声宣传“中国制造2025”，让美国感受到强烈的不公平贸易带来的威胁，川普终于坚决地发动了中美贸易战。本章内容是当前最新的发展，作者又是长期观察中美经济社会的专家，内容精彩详实，值得仔细阅读。 本书付梓之际，美国以23项罪名起诉华为及其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这些罪名中包括违约出售伊朗禁用技术、窃取商业机密，涉及电信欺诈，窃取机械人技术等等，并要求从加拿大引渡孟。司法及贸易大战才要开始。无论后续如何发展，这些指控显示中共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各种金钱收买或盗取专利的行为，实为所谓的“强国”之耻。目前已有美、英、德、日、加拿大、荷兰、澳洲、法国，以及台湾等地均开始抵制华为产品。这些年来中共为了维护其党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大外宣投资恐将陆续付诸东流。 反思：认识锐实力和软实力的不同 也许有人会问，任何国家都在从事外宣工作，中共巨资投人的大外宣有何不当？文宣工作又称“软实力”，各国都在努力经营，当然也投入大笔金钱，像韩国影视产业行销全球，还被奉为国家投入文创的典范。中共的大外宣策略，例如“孔子学院”推动中国文化教研和中文教育，有何不妥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分辨两个名辞：软实力和锐实力。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17年12月初公布一份报告：《锐实力：威权主义影响力在民主国家中渐增》（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即首先区别“锐实力”与“软实力”的不同，后者主要是透过文化传播增强其本身的吸引力或说服力（形象），如韩国的影视文化风行全球就是典型。但“锐实力”则是以“利诱”及“威胁”并用的方式，令有利于己方的舆论变成主流，回避或压制负面议题或问责言论，从而减低威权强国在海外拓展经济项目和国家形象上所遇到的阻力。 这份报告主笔之一Juan Pablo Cardenal，是西班牙记者，现旅居于香港，在2014年出版《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即详细分析中国如何从媒体、经济、学术与文化等各层面影响拉丁美洲。藉由各种经济优惠、交流参访或论坛平台的方式，拉拢他国社会的公/民间社会团体成员，其目的就是达成“中国积极设定的政治议程，与党国立场都相当一致，且明显是为减弱海外批评中国的声音。”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就是藉由“锐实力”所发挥的经济利诱，达成强制的“舆论操控”，压制批评中共的言论，俾维护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 2017年12月14日的英国经济杂志《经济学人》（《Economist》）也以“锐实力”（Sharp power）为题，形容中国日增的国际影响力，主要是指中国通过收买与拢络等多种做法，影响舆论取向，操控各国的决策。有别于国际社会认可的“软实力”作法，锐实力的影响力具侵略与颠覆性、能削弱他国主权，是一种独裁国家利用自由国家开放社会的“不对称作战”。各国随着中共愈发高姿态的大外宣作法，因而开始警惕并定位中共为具威胁力的“外国势力”\[1\]。 中共锐实力的案例 中共锐实力运作于全球的案例包罗万象，台湾应有最明显的感受，例如：针对拥有中国市场的影视明星或企业商家、跨国企业如航空公司或旅馆饭店等网站，对其有关台湾的言论立场，或台湾籍属名称等，均要求“屈服、道歉、并宣示配合既定政治原则，甚至进一步自我审查、限制言论或学术自由，或违背自由意志而配合做特定的发言、表态，甚至迫使他人也配合表态。”\[2\] 国际上的文化学术界亦有多个案例受到瞩目和警愓。例如，本书中提到的中国在多所大学设立的“孔子学院”，就是操作“锐实力”的具体事例。近年来澳洲及美国各地均持续揭露以中共资助（补助、捐助）等方式在各大学建立的孔子学院，表面上宣称从事中国文化教研，但隐藏在背后的则是，中方运用经济手段干涉学术自由，因而引起学术界觉察和反弹。近年已有多起大学关闭孔子学院的案例\[3\]。美国国会也拟提案将“孔子学院”列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登记范围\[4\]。 另一个引起强烈反弹的言论操控案例，是201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屈从中方压力，将旗下重要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超过300篇论文和书评从其中国网站下架，据报导其背后有中方大量捐款。本案引起上千名的该期刊作者联署抗议，剑桥大学才撤回下架的决定。另一世界最大学术图书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据报导也从旗下《中国政治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及“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网站删除了一千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均含有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政治“敏感”的关键词，如“台湾”、“西藏”、“文化大革命”等。施普林格显然是为了他们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其说辞是他们必须遵守中方合作伙伴——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执行的“本地分销法规”\[5\]。 由以上讨论可知，中共锐实力是透过中国在经贸市场、工作权乃至生存安全上的影响力，也就是威权国家的综合实力，公开或非公开地施压、影响特定对象，让对方屈从或自我审查，达到其操控、影响舆论的效果。这并不仅是影响言论自由，更威胁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 至于如何有效对抗来自中共的锐实力攻击和影响呢？在2018年12月2日的一场“台美如何共同面对中国锐实力？”国际论坛中，多位学者均指出应加强分享台美和区域资讯和法规制度；在传播面向的作法，则建议媒体应尽力透过自身的力量去进行调查与揭发任何“红色资本”（Chinese capital and and investment）隐藏的利益勾结。\[6\] 《台湾守护》（Taiwan Sentinel）总编辑寇谧将认为，互联网和社群媒体的时代，中共的外宣操作，更可以透过假新闻（fake news）、假消息（misinformation）和假资讯（disinformation）等，利用自由开放社会的保障，进行不对称的渗透和影响。台湾即将到来的2020的总统大选值得密切注意。因此，民众与媒体都有责任，加强认识中国锐实力手段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方式上包括定期举行双方学者专家和公民社会团体的交流会议，有系统地分享资讯与调查成果。透过共享平台，提升民众情境意识（situational awareness），从而揭露中国锐实力直接或间接的威胁。 而本书的出版，正是揭露中国锐实力的力作。也是作者做为公共知识分子，关心人类自由、公义与人权的长期而深刻的重要成果之一。 2019.02.08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 # 注释： \[1\] Economist, ‘What to do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China is manipulating decision-maker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The best defence is transparency’. Dec 14th 2017. 下载日期： 2018.12.29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12/14/what-to-do-about-chinas-sharp-power \[2\] 《中国特色的“锐实力”套餐，正在渗透全世界》The News Lens网，下载日期： 2018.12.28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1055 \[3\] 相关报导甚多，仅举下列几则：《联合报》，2018/08/ 16 ，《向中共说不！美大学关闭孔子学院》。下载日期： 2018.11.30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312317 《大纪元时报》，2018/02/26. 《美学者提6步骤 吁政府对孔子学院采取行动》。下载日期： 2018.11.30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2/26/n10174121.htm 《苹果日报》，2018/02/22. 《网民发起白宫请愿 促关闭美国孔子学院》。下载日期： 2018.11.30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realtime/20180222/1301930 \[4\] 2018年03月19日，《阻孔子学院统战 美将祭出法令管制》 https://www.epochtimes.com.tw/n243825/%E9%98%BB%E5%AD%94%E5%AD%90%E5%AD%B8%E9%99%A2%E7%B5%B1%E6%88%B0-%E7%BE%8E%E5%B0%87%E7%A5%AD%E5%87%BA%E6%B3%95%E4%BB%A4%E7%AE%A1%E5%88%B6.html \[5\] 同注3。 \[6\] 李牧权（2018.12.02）,《对抗中国锐实力 美学者：台美应联手》，2018-12-02. 《台湾醒报》。下载日期 2018.12.30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513859
何清涟2025-11-07 05:02👍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