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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中国女性形象的宋美龄
宋美龄以106岁高龄在纽约去世，成为海内外一条醒目的新闻。连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分别发表了讣告式的专稿，美联社以第一时间发出的通稿，则被多家大报和电视台使用。 美联社的通稿，基本是相当肯定这位百岁老人，但上述美国两大报的专稿，却有褒有贬。其中《华盛顿邮报》对宋美龄的负面评价部份，主要引用罗斯福总统夫人的回忆录；而《纽约时报》的负面评价部份，则显得不那麽专业，引用的资料竟有来自野史类的《宋氏王朝》等书，包括什麽宋美龄以美貌勾引了美国高官等多处没有准确事实根据的野史。作为有盖棺定论意味的讣告专文，如此滥用道听途说的资料，实在令人为具有国际声誉的《纽约时报》汗颜。该报大概後来也发现了自己的严重非专业化失误，在没有通知读者的情况下，悄悄改动了10月24日已经发表的专文，今天读者可以在《纽约时报》网站上看到的文章，已经删掉了先前发表的许多资料不确切的内容。 连日来中外媒体对宋美龄的评价褒贬不一，当然是因为她纵贯三个世纪的、反映出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变迁的传奇经历。她的一生，客观地说在四个方面特别值得肯定，同时也有三点缺憾： 值得肯定的第一点是，她在西安事变中临危不乱，以相当的政治能力和智慧，促使这场危机和平解决，解救了她的丈夫——後来领导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的领袖人才。 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当时中国学界领袖之一的胡适就给张学良发去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则撰写社论，发出中国知识界的呼声，直指张学良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就连斯大林也认知蒋介石是领导中国抗日的领袖人才，当时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美国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国散记》中引述宋庆龄的话说，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 除此之外，宋美龄对张学良的特殊制约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张学良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他夫人）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台北《中国时报》解读说，这个最爱的女人就是後来定居纽约的宋美龄。在1991年张学良如此高龄时还这样痴情，可想而知当年宋美龄亲临西安，对张学良最後同意释放蒋介石的特殊作用。（但这只是一个土匪头子的单相思，张学良来纽约，宋美龄都没见他，连对他去世都没说一个字。） 第二点是，宋美龄一直全力辅佐支持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中共官方媒体向来说，是西安事变促成蒋介石抗日。但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只是不想提前抗日，想尽量赢得时间，发展工业，建造军队；因为以当时中国那种农业社会现状，没有抵抗已初具现代化的日本的能力。具有远见的胡适也看到这一点，因而也强调尽量和日本周旋，以赢得准备时间。但由於张学良的鲁莽和愚蠢，发动西安事变，促使日本提前侵略中国，国人只得仓促应战，由於国力相差太悬殊，中国人损失极为惨重。 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作为第一夫人，宋美龄全力支持丈夫领导抗日战争。她亲临前线，指挥运输弹药，为伤兵包扎伤口，鼓舞前线官兵士气；尤其是帮助建立了中国空军，并力邀陈纳德等美国飞行员，组成了空军“飞虎队”抗日。路透社当时曾拍摄有宋美龄身著军服、在前线的照片，给人巾国英雄的强烈印象。因而美国有褒有贬的两家大报的专稿，都非常肯定宋美龄坚定抗日的民族气节。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美国《时代》周刊把蒋介石和宋美龄评选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夫妇”。这是该刊迄今76年“年度风云人物”评选中唯一一对夫妇获选。 第三点是，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成功地演讲，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援助，而且在美国重塑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形象。1943年，宋美龄成为自英国女王之後，第二位受邀到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她以那次演讲征服了美国人。《纽约时报》的讣文说，当时“无数的美国人被她的热情、果断和美貌而著迷，因而为中国的抗日而捐款。她在国会的演讲如电击般影响了参众两院，为中国赢得了亿万美元的援助。” 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从文学、电影等艺术作品中，西方人了解的中国女性形象，就是裹小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即使善良，也多是无知的村妇（无论是当年赛珍珠笔下的欧兰们，还是今天张艺谋影片中的菊豆们）。而宋美龄以她受美国一流女子学院的教育、流利的英文、落落大方的举止言谈、果断坚定的抵抗侵略者的精神，一扫中国女性在西方的晦气形象，以一种有文化教养的、和西方人心理很接近的现代女性形象，横扫美国人心。无论中国曾经和今後有多少比宋美龄更优秀的女性，但如她一般一举拔高中国女性形象的机会和条件恐怕是空前绝後了。 第四点值得肯定的是，宋美龄一生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从没有动摇。1948年，在国共内战、共产党军队占上风之际，宋美龄再次临危受命，到美国游说，希望得到自由世界领袖的支持，来遏阻受斯大林大量援助的中共军队。但她这次美国之行失败了，因为左派已在美国朝野占了上风。当时主导中国问题研究界的是费正清（还有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等对中共有浪漫情怀、敌视国民政府的「中国不通们」。在那些美国左派眼里，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从今天美国左派们反对铲除萨达姆政权，就可看出当年他们对共产邪恶的知识几乎等於零）。当时《纽约时报》的社论曾劝告美国人不要对共产党将领导的中国持有偏见。一生正面评价共产党的费正清，直到北京“六四”屠杀，才感叹“中国是深不可测的，根本无法弄清”。 蒋介石夫妇和国民政府面对的是苏联直接援助和武装的中共军队，以及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冷漠和疏远，他们要孤军抵抗共产主义，可想而知他们的悲愤。但宋美龄没有退却，她留在美国一年多进行游说，後来推动成立了支持中华民国的“美国百万人委员会”，该会主席、联邦参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有一名言：20世纪教给我们一件事：共产党永远是共产党；不能对它有幻想。 《纽约时报》的专稿说，回到台湾以後，蒋夫人也多次到美国游说，她表示，只要共产党存在，亚洲的安全就没有保证（这是至今仍没有改变的残酷现实）。在1950年的一次访美中，她表示，“无论你们是否帮助，我们都必须战斗，我们没有失败。”“她始终保持著对共产主义的绝不妥协的立场，呼吁国民党去‘拯救我们十亿大陆同胞。” 即使到了高龄，宋美龄仍头脑清楚，立场坚定。1982年，中共对台统战，由国民党元老廖仲凯之子、中共对台统战负责人廖承志出面，给台湾领导人写信。当时已85岁高龄的宋美龄则给这个廖承志“世侄”回信，义正辞严指出，如果当年廖仲恺是假信三民主义，潜伏国民党内，则“有亏忠贞”；如果是真正的孙中山总理信徒，则是“世侄有亏孝道”。宋美龄在信中痛斥中共暴政，并写道：“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陈纳德的遗孀、共产党的说客陈香梅近日撰文说，当年她曾提出见宋美龄，转交宋庆龄的亲笔信，但遭到蒋夫人的拒绝。可见她对那位一向为中共说话，经常是北京座上宾、没有灵魂的女人的反感。 在台湾政局发生变化，很多国民党的将军、大老都开始以朝拜北京、谄媚中南海权力者为荣时，宋美龄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晚节，没有因为她对台湾政局变化的不满，而接受中共的任何统战。据前中共铁道部长吕正操的秘书张友坤根据录像整理的文章“吕正操纽约秘晤张学良”，1991年6月4日傍晚，张学良被邀到纽约中共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的别墅，和吕正操密谈，准备以治疗眼疾为名回中国大陆。当时中共使馆外面是悼念六四遇难者的集会，而张学良则在里面和中共官员握手交欢，可见中共的统战几乎无孔不入；但对宋美龄，却从没有起过作用。 但纵览宋美龄的一生，她也有很多局限。首先是，她虽然很小就受到西方教育，但始终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而从本质上，仍是一个蒋家王朝独裁专制的支持者。《纽约时报》曾引用她的话说，她只有长相是东方的。言外之意，她是西化的、亲美的。浅薄的美国记者在报道时，几乎都是强调她是基督徒、会说英文，喜欢西方生活方式等外在的东西，来强调她是西化的。但实际上宋美龄不仅长相是东方式的，她的思维，她的思想，仍基本是东方君王统治型的。罗斯福夫人曾在自传中说，宋美龄“可以美妙地谈民主，但她不懂得怎样生活在民主制度中。” 如果说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期间由於内忧外患，很难实行民主还有情可原的话，那麽到了台湾之後，蒋介石仍是实行王朝统治，死时还像皇帝那样，把权力传给了儿子，继续家天下。而在这个过程中，从没有看到宋美龄这位在西方民主国家受过教育、被认为“西化”的人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包括五十年代台湾主张多党选举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代表人物雷震被逮捕、判重刑，後来作家柏杨等入狱，更不要说大批民进党人士被关押、迫害等，宋美龄不仅从没有出来捍卫自由的价值，反而一直是蒋家统治的维护者。 其次，当台湾解除党禁、报禁，走向民主时，宋美龄却感到无法在台湾呆下去了，选择永久定居纽约。她不仅没有成为推动台湾走向民主、自由的革新力量，还成为阻止这一历史进程的守旧势力的代表之一。当然，以宋美龄的经历和在中国曾有过的地位，以她对国民党丢掉大陆的痛心疾首，以她80多高龄还有“光复大陆”之心，如果她能跨过这一步，那真是一个奇迹。 最後，宋美龄走了，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等文字。徐志摩曾有诗句说，“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现在蒋夫人是“不留下一片云彩”。如果她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没有权衡利害之心，真的对历史和真实负责，应该给後人留下点什麽，关於她的经历，她的人生思考，她作为中国近代历史重要见证人的所知所感，包括那可能永远成为历史之谜的西安事变真相等等。这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宋美龄走了，标志著蒋家王朝的最後终结；同时也给一个罕见的中国女性的传奇经历，划上了一个句号。她没有留下“一片云彩”，却留下了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2003年10月28日於纽约（原载多维） 2003-10-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张锦华：警惕中共的锐实力——红色大外宣
张锦华 国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 海内外知名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女士一向十分关注中国的新闻言论控制，她在2006年出版的《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至今为止，几乎仍是系统地分析中共控制媒体的唯一专著。2019年初，何女士继续再接再厉出版本书《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补上了中共对国际社会输出言论和媒体控制的各项事实和数据分析，并说明近两年来国际社会如何觉醒和反击。同时拥有历史和经济学专长的何女士，也曾是一名优秀的记者，著作一向严谨、分析犀利、数据资料确实丰富，更坚守自由与人权的核心价值。相信本书的问世同样将是学界了解中共外宣的必读之作。 简介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简介中共的对外宣传史，资料很珍贵，尤其是回溯到中共早期建制时期，西方媒体左派记者如Edgar Snow等人如何赞誉共产体制，却完全无视于中共如何剥夺人民政治权利。本章也说明澳洲、加拿大以及美国政府如何在2014年之后，才警觉到中共的外宣机制已影响该国的自由民主及政府决策，于是相继质疑中共的外宣媒体具“间谍”性质，并修订了相关法案，包括澳国政府重修反间谍和外国政府干涉内政的法律、美国修订《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等。 第二章主要分析中共自2003年后，如何将外宣“本土化”，也就是为了执行“外宣工作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贴近对中国讯息的需求，以及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中共在其经济大幅成长之际，编列了巨大资金，或是直接建立中共主要喉舌媒体分社、或是收编或聘用外国的记者编辑、或是入股或并购外国的媒体等等。执行的范围广及欧、美、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在习近平上台后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下，各项外宣计划更是要“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而对于多个国家在该计划下出现“债务外交”等恶果，则是只字不提。 本章也评价了这些用钜量经费操控下的外宣成效，作者认为“传播力不等于公信力，信息发布也不等于信息的到达、信息的到达也不等于受众按照发布者的意图解读”。她语重心长地强调，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归根就底是由其“国内”政治社会状况来决定的。中共无法杜绝互联网上各种管道传出的有关中共的高度腐败、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生态灾难、暴力镇压百姓等，其外宣内容充斥的正面形象就缺乏公信力了。 第三章是详细分析国际上的“中文媒体”如何被中共笼络及收编，目前多半已逐渐靠向中共。中文媒体是中共所谓“海外统战三宝”（中文媒体、华人社团与中文学校）之一，本章主要以美国为案例，分析中共如何以入股、收购、主办交流会议、研修班、论坛等等积极且规模庞大的交流平台，影响海外的中文媒体。结果是：“自21世纪中国强力推行大外宣以来，世界中文媒体版图已呈现红色和粉红色”，还能够坚持独立和批判立场的中文媒体已屈指可数，如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以及《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等。 第四章则是专门谈香港九七回归后的媒体“喉舌化”现象。本章记录香港在港英殖民统治下曾经享有的新闻自由已成明日黄花。无论是所有权、言论、编采及广告等均多遭控制，甚至批判性强的记者遭到威胁、离职或暴力攻击。连外国新闻机构的记者都遭到整肃，例如，2018年时任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凯，也是Financial Times的亚洲新闻编辑，因邀请“港独”人士演讲而遭到驱逐出境，“香港已死”终已到来。作者更痛心控诉，北京藉财团之手操控香港传媒市场，纵容中资媒体肆意搅乱香港舆论，这不是在帮助香港发展，而是导致香港大陆化、中共化。这对香港市民来说，不啻一种“国家犯罪”。 第五章是谈中共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作者直指台湾新闻自由度的升降明显受到两岸局势的变化。2008年马政府上台后，两岸交流日多，亲中商人也大张旗鼓进入台湾媒体市场。很明显的，所有权的变化也同时伴随着新闻编采立场的变化（如亲中的正面报导、回避负面的公共议题）、甚至是弃守新闻专业（偏向的报导和新闻置入等）。由于当时的执政者强力地推动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及两岸服务贸议协定，导致公民社会发动了反服贸协定的太阳花运动。作者认为在中国挟持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之下，值得肯定的是，台湾的知识分子能够勇于抗衡，包括旺旺三中集团大规模并购有线电视的计划终于挫败、服贸协定也终于罢签，新闻言论的自由环境获得暂时的维护。2016年至2018年的国际新闻自由度评比，台湾连续三年重新获得亚洲第一的排序（名次则是在40名左右），而中国则是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中倒数十名以内。不过，作者也警告，中共汲汲于对台湾媒体渗透和言论控制，台湾实必须时时警惕。 第六章是“中国的形象焦虑与大外宣效果”，作者总体分析为什么中共要花费巨资，营造中国的正面形象；又获得什么样的效果。其实做为GDP世界第二大总量的中国，绝对是任何国家不容小覻的“强国”，为何还要不计成本地“争夺话语权”？作者首先用《环球时报》及其英文版《Global Times》为例，讽刺地指出其对内对外是“阴阳脸”，一方面对外宣的报导故意显示中国的“自由开放”，例如凸出其对异议人士的公开采访报导；另方面，对内则是不惜扭曲讯息，撒谎编造中国的正面假象。作者认为，由此也可看出，中共原有的真实面孔太丑恶，不能以本来面目示人，因此投入巨额经费，打造一副好看的面具。但作者认为，不管中国大外宣如何妆扮自己，世界总有看穿中国真面目的一天。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强烈指责中国的军事侵略、盗取商业机密、各种间谍活动、侵犯人权，以及干预美国选举等，显然将使中国的大外宣不能再像以往的无所顾忌。 最后一章是进一步分析“2018：美国阻击中国大外宣之始”。本章说明美国如何从早期将中国定位为“经济合作伙伴”，因此秉持“接触、合作、改变”的基本原则，希望最终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但是，前述“拥抱熊猫派”在2016年川普当选后，遭到“屠龙派”的打击，使得中共经营多年的美国外宣工作，几乎趋于瓦解。2018年由美国智库、国会或政府出台的几项报告，直接揭露了中国“学术间谍”、由中共出资和影响的“孔子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收买人才的“千人计划”等等，如何利用美国的开放社会，出巨资打造平台，伸长臂监控异议者、压制谈论六四、台湾、新疆、法轮功等议题，利诱和影响美国政策和意见领袖。 尤其是，独裁中共的外宣计划实际上结合著党国的经济战略计划，压制负面批评，背地却以“掠夺、复制、取代”的策略，长期盗取高科技知识技术、然后复制生产，在全球市场中取代美国公司，甚至忘形高声宣传“中国制造2025”，让美国感受到强烈的不公平贸易带来的威胁，川普终于坚决地发动了中美贸易战。本章内容是当前最新的发展，作者又是长期观察中美经济社会的专家，内容精彩详实，值得仔细阅读。 本书付梓之际，美国以23项罪名起诉华为及其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这些罪名中包括违约出售伊朗禁用技术、窃取商业机密，涉及电信欺诈，窃取机械人技术等等，并要求从加拿大引渡孟。司法及贸易大战才要开始。无论后续如何发展，这些指控显示中共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各种金钱收买或盗取专利的行为，实为所谓的“强国”之耻。目前已有美、英、德、日、加拿大、荷兰、澳洲、法国，以及台湾等地均开始抵制华为产品。这些年来中共为了维护其党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大外宣投资恐将陆续付诸东流。 反思：认识锐实力和软实力的不同 也许有人会问，任何国家都在从事外宣工作，中共巨资投人的大外宣有何不当？文宣工作又称“软实力”，各国都在努力经营，当然也投入大笔金钱，像韩国影视产业行销全球，还被奉为国家投入文创的典范。中共的大外宣策略，例如“孔子学院”推动中国文化教研和中文教育，有何不妥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分辨两个名辞：软实力和锐实力。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17年12月初公布一份报告：《锐实力：威权主义影响力在民主国家中渐增》（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即首先区别“锐实力”与“软实力”的不同，后者主要是透过文化传播增强其本身的吸引力或说服力（形象），如韩国的影视文化风行全球就是典型。但“锐实力”则是以“利诱”及“威胁”并用的方式，令有利于己方的舆论变成主流，回避或压制负面议题或问责言论，从而减低威权强国在海外拓展经济项目和国家形象上所遇到的阻力。 这份报告主笔之一Juan Pablo Cardenal，是西班牙记者，现旅居于香港，在2014年出版《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即详细分析中国如何从媒体、经济、学术与文化等各层面影响拉丁美洲。藉由各种经济优惠、交流参访或论坛平台的方式，拉拢他国社会的公/民间社会团体成员，其目的就是达成“中国积极设定的政治议程，与党国立场都相当一致，且明显是为减弱海外批评中国的声音。”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就是藉由“锐实力”所发挥的经济利诱，达成强制的“舆论操控”，压制批评中共的言论，俾维护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 2017年12月14日的英国经济杂志《经济学人》（《Economist》）也以“锐实力”（Sharp power）为题，形容中国日增的国际影响力，主要是指中国通过收买与拢络等多种做法，影响舆论取向，操控各国的决策。有别于国际社会认可的“软实力”作法，锐实力的影响力具侵略与颠覆性、能削弱他国主权，是一种独裁国家利用自由国家开放社会的“不对称作战”。各国随着中共愈发高姿态的大外宣作法，因而开始警惕并定位中共为具威胁力的“外国势力”\[1\]。 中共锐实力的案例 中共锐实力运作于全球的案例包罗万象，台湾应有最明显的感受，例如：针对拥有中国市场的影视明星或企业商家、跨国企业如航空公司或旅馆饭店等网站，对其有关台湾的言论立场，或台湾籍属名称等，均要求“屈服、道歉、并宣示配合既定政治原则，甚至进一步自我审查、限制言论或学术自由，或违背自由意志而配合做特定的发言、表态，甚至迫使他人也配合表态。”\[2\] 国际上的文化学术界亦有多个案例受到瞩目和警愓。例如，本书中提到的中国在多所大学设立的“孔子学院”，就是操作“锐实力”的具体事例。近年来澳洲及美国各地均持续揭露以中共资助（补助、捐助）等方式在各大学建立的孔子学院，表面上宣称从事中国文化教研，但隐藏在背后的则是，中方运用经济手段干涉学术自由，因而引起学术界觉察和反弹。近年已有多起大学关闭孔子学院的案例\[3\]。美国国会也拟提案将“孔子学院”列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登记范围\[4\]。 另一个引起强烈反弹的言论操控案例，是201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屈从中方压力，将旗下重要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超过300篇论文和书评从其中国网站下架，据报导其背后有中方大量捐款。本案引起上千名的该期刊作者联署抗议，剑桥大学才撤回下架的决定。另一世界最大学术图书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据报导也从旗下《中国政治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及“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网站删除了一千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均含有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政治“敏感”的关键词，如“台湾”、“西藏”、“文化大革命”等。施普林格显然是为了他们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其说辞是他们必须遵守中方合作伙伴——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执行的“本地分销法规”\[5\]。 由以上讨论可知，中共锐实力是透过中国在经贸市场、工作权乃至生存安全上的影响力，也就是威权国家的综合实力，公开或非公开地施压、影响特定对象，让对方屈从或自我审查，达到其操控、影响舆论的效果。这并不仅是影响言论自由，更威胁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 至于如何有效对抗来自中共的锐实力攻击和影响呢？在2018年12月2日的一场“台美如何共同面对中国锐实力？”国际论坛中，多位学者均指出应加强分享台美和区域资讯和法规制度；在传播面向的作法，则建议媒体应尽力透过自身的力量去进行调查与揭发任何“红色资本”（Chinese capital and and investment）隐藏的利益勾结。\[6\] 《台湾守护》（Taiwan Sentinel）总编辑寇谧将认为，互联网和社群媒体的时代，中共的外宣操作，更可以透过假新闻（fake news）、假消息（misinformation）和假资讯（disinformation）等，利用自由开放社会的保障，进行不对称的渗透和影响。台湾即将到来的2020的总统大选值得密切注意。因此，民众与媒体都有责任，加强认识中国锐实力手段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方式上包括定期举行双方学者专家和公民社会团体的交流会议，有系统地分享资讯与调查成果。透过共享平台，提升民众情境意识（situational awareness），从而揭露中国锐实力直接或间接的威胁。 而本书的出版，正是揭露中国锐实力的力作。也是作者做为公共知识分子，关心人类自由、公义与人权的长期而深刻的重要成果之一。 2019.02.08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 # 注释： \[1\] Economist, ‘What to do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China is manipulating decision-maker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The best defence is transparency’. Dec 14th 2017. 下载日期： 2018.12.29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12/14/what-to-do-about-chinas-sharp-power \[2\] 《中国特色的“锐实力”套餐，正在渗透全世界》The News Lens网，下载日期： 2018.12.28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1055 \[3\] 相关报导甚多，仅举下列几则：《联合报》，2018/08/ 16 ，《向中共说不！美大学关闭孔子学院》。下载日期： 2018.11.30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312317 《大纪元时报》，2018/02/26. 《美学者提6步骤 吁政府对孔子学院采取行动》。下载日期： 2018.11.30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2/26/n10174121.htm 《苹果日报》，2018/02/22. 《网民发起白宫请愿 促关闭美国孔子学院》。下载日期： 2018.11.30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realtime/20180222/1301930 \[4\] 2018年03月19日，《阻孔子学院统战 美将祭出法令管制》 https://www.epochtimes.com.tw/n243825/%E9%98%BB%E5%AD%94%E5%AD%90%E5%AD%B8%E9%99%A2%E7%B5%B1%E6%88%B0-%E7%BE%8E%E5%B0%87%E7%A5%AD%E5%87%BA%E6%B3%95%E4%BB%A4%E7%AE%A1%E5%88%B6.html \[5\] 同注3。 \[6\] 李牧权（2018.12.02）,《对抗中国锐实力 美学者：台美应联手》，2018-12-02. 《台湾醒报》。下载日期 2018.12.30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513859
何清涟2025-11-07 05:02👍 0💬 0公民罢免对建立民主政治的促进意义
2003年3月福建省福安市1万多名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向宁德市人大和福安市人大正式递交罢免市长蓝如春及其他官员的罢免理由书，此举无异于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公民维权的星星之火，此后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多起。 这些零散的公民罢免运动，在形式上看来与中国历史上民众集结驱逐贪官事件类似，但内容上却有了新的意涵。首先，这一场三方（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民众）博奕表现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公民们已经不再盲目相信建立在政府道德权威之上的潜规则，开始学会借用明规则（宪法与法律），在极其有限的政治空间里寻求突破。它既构成2003年公民维权的重要内容，还给参与者上了一次良好的民主教育课。因为民主政治的理论并不复杂，其要义在于实践；二是对中国的政治花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起了一次冲击。 中国宪法理所当然是今日中国政治的明规则，但在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却完全是党文化下的一套“潜规则”，比如中宣部对舆论的控制就不是依据宪法，而是依据“党的宣传纪律”。吴思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政治的要义在于除了一套由朝廷律令代表的明规则之外，起实际作用的却是一套“潜规则”，官吏们所有的贪赃枉法行为，都是“潜规则”运作的结果。这一“潜规则”文化至今仍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而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一步，应该是慢慢消除潜规则文化，使中国走向法治，即让法律这些“明规则”从纸面上的东西变成现实中的规范。今年3月，《中国改革》杂志社记者赵岩在福州市组织50多名农民代表学宪法，让其明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政精神，算是让农民明白用“明规则”来捍卫自己权力的初步尝试。在今天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这一举措除了给农民的反抗提供一种保护色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农民运用明规则抗争，促使中国政治摆脱“潜规则”的束缚。 这些公民罢免运动还形成了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冲击。从所有案例看来，直接对垒的其实只有政府与民众两方，那么笔者为什么要说是三方博奕？道理很简单，无论按照宪法规定，还是现有政治架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既是立法机构，也是对政府行使监督权力的专门机构。监督并罢免不称职的渎职官员，本是“人大”应该践履的政治责任。但这些受地方官员盘剥欺压的老百姓，最后非得冒着入狱的危险发动罢免运动，正好说明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花瓶，并未履行自己的职责。“人大”始终未能摆脱政治花瓶的地位，完全是“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决定的。中国的“人大”代表的产生名义上要经过“民选”这道程序，但实际上却奉行如此“潜规则”：中国各级政府一直将“人大”代表人选做为一种政治待遇，原本是安排失势官员的一种政治安抚手段，改革以来又成为收买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笼络工具。代表名额都是先由政府钦定，再由名义上的“选民”画圈。而选民的动员工作则由选区各单位承担，先讲好要大家选XXX，不得自行决定。这样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听谁的话不言自明，老百姓除了在每年例行的“两会”期间，看到代表们对政府决议举手表示赞同之外，很少看到他们还作了些什么事情。近些年来极少数“人大”代表们也偶而发言批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但他们很清楚底线在哪里。个别人大代表越线而不知收敛，下一届“人大”代表名单中就不会再有他（或她）的位置。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一个人能够当上“人大”代表，说明这个人具有足够的趋利避害的“理性”。既然代表们都明白自己头顶上这顶“准官帽”由谁赐给，还有谁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去换取“民心”？公民罢免运动，让人们开始反省这一政治花瓶的社会功能：一个不能履行自己职责的机构，是否有必要存在？ “潜规则”是人治（仁政）的必然产物，明规则（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能成为有效率的社会约束。清除纵容官吏胡作非为的潜规则，建立明规则，是走向法治与民主政治的起点。可以说，公民罢免运动又一次将中华民族推向了新一轮历史选择的关口，能否形成燎原之势，则看中国人自己能否有把握历史机遇的悟性与运气。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5月20日 总3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坚持原则的领袖才能获得人心
在民主选举已经成为多数国家常规日程的今天，在媒体渗入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现状下，对政治人物的品头论足也更引起普通民众的关注，尤其是在任何选举之际。那麽到底什麽样气质的人更有人气、更能赢得最後和持久的胜利？最近日本国会改选结果，尤其近代英美政治家的历史，给人重要的启示。 ●安倍软趴趴 日人思小泉 两周前，日本上议院改选，结果自民党惨败，失去多数党地位。《华尔街日报》社论说，这和安倍的妥协性政策及个人气质有关。本来小泉卸任前，通过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不仅大胜在野党，更使本党内反对邮政私有化的「造反」议员全部淘汰出局，给自民党留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执政优势。但安倍作为小泉继承人，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上任後，却把很多被淘汰的妥协性议员又请回来。此举令选民非常失望，甚至愤怒。而且安倍内阁不重用改革者，而多是老政客和顺从的人，结果丑闻不断，两内阁大臣因说蠢话辞职，另一个因涉贪污而自杀；还发生了丢失国民年金纪录的大丑闻，这些都引起选民强烈反感。安倍去年上台时支持率高达70％，结果现跌至30％，最低时曾至15％。 选举之前，日本选民，尤其年轻人，强烈怀念小泉，因小泉的气质是坚持原则、敢做敢当，并有为改革而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和魄力。他们说，软趴趴的安倍实在令人「乏味」。 著有《日本经济复苏的长征》一书的日本问题专家卡兹（Richard Katz）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安倍怕输，因而不敢大胆改革，结果却是大输。而小泉坚持理念，不担心输赢，结果却是大赢。两种气质，导致完全不同的结局。 ●英相邱吉尔 伟大政治家 坚持原则和理念，是优秀政治家的特徵。在近代历史上，看重原则，反对绥靖主义的英国首相邱吉尔，是公认的伟大政治家。邱吉尔的授权传记作家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在前年出版的《邱吉尔和美国》一书中指出，正因为理想精神，邱吉尔才成为「二十世纪少有的认识到美国对世界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的外国元首之一。」中年时，邱吉尔就说，「我对美国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在将卸任之际邱吉尔首相主持最後一次内阁会议时说，「英国要永远和美国结盟」。这句箴言影响了他的所有继承者。 二战结束时，邱吉尔甚至对杜鲁门总统说，「如果我能再生，我只愿意做一个国家的公民，那就是人们都知道的、将会有不可阻挡的未来的——美国！」 尽管邱吉尔如此这般推崇美国，但他在珍珠港事件後访美时，对华盛顿的错误政策却绝不缄默。在美国国会演讲时，邱吉尔直言批评美国的孤立主义，尤其指出一战後美国如果一直和英国联手，就能避免两国後来更多的流血和牺牲。当时不断有掌声的国会大厅，顿时鸦雀无声。因为外国政要在美国国会演讲，从来无人敢批评美国政府。但这就是以坚持原则著称的邱吉尔，他不会对美国的任何错误政策说「是可以理解的」，更不会回避批评和直言。 ●撒切尔夫人 伦敦将立像 英国另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她在担任首相的11年中，不顾左派杯葛和左倾工会的阻挠，执意改革，推行市场经济，将国营企业私有化，从而为英国今天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目前英国失业率2.7％，不仅远低於法德两国的9％，也少於美国的4.5％。这是撒切尔夫人当年推行自由化经济的果实。 而撒切尔夫人不顾内阁成员反对，甚至不管美国的不支持立场，毅然下令与阿根廷打的「马岛之战」，最後大获全胜，更展现了「巾帼英雄」的胆识和魄力。英国议会两党议员今年二月一致通过决议，在伦敦竖立一座撒切尔夫人铜像。这是英国有史以来首次给在世的前首相如此殊荣。 ●里根呛苏联 连任获大胜 当年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推行市场经济的美国总统里根，更是一位以坚持原则著称的政治领袖。他不看重民调，更不看重那些反对派阵营的媒体喧嚣，而是重视原则理念，在内阁成员中有阻力的情况下，坚定推行减税、小政府、削减福利、充分市场经济，以及强大国防、反共等政策。 面对强大的苏联帝国，他敢於对抗，公开指称苏联是「邪恶帝国」，并呼吁拆除「柏林围墙」。因而他连任时赢了50州中的49个，获得「横扫般的胜利」。 从邱吉尔、撒切尔的精神，到里根、小泉的大胜，再到安倍的大败，当今哪类政治家都不乏样板和教材，选择走谁的路是政治家自己的事，但其结果却影响整体国民的命运。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8月12日「星期专论」 2007-08-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曹长青：拜登掌权，害美国损世界
这场美国大选如果最后是左派民主党拜登偷窃成功而掌权，不仅重创美国，也因美国是自由世界旗手而严重损害西方战略。这从拜登扬言要改变的四个重大外交政策可看出： 拜登已发话，他进入白宫第一天就要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此协议是由认同全球气候过暖的国家组成。川普执政后所以退出，因该协议毫无约束力，对违约国家既不定期检查，更无违规惩罚，就是个装模作样的牌坊协议。但美国加入后却要每年给联合国气候组织10亿美元，让那些官僚们像世卫组织干事长谭德塞们般挥霍。川普是商人出身，不当这个冤大头，节省美国纳税人的钱。 气候过暖是借口 实质是反资本主义 每年10亿美元对美国经济体来说像一个铜板没什么，但美国如支持这种气候协议，等于支持全球左派遏阻资本主义。因所谓气候过暖是假议题，它没有获得科学界定论。而且过去100年全球平均气温才增加1度，左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的是以环保为由阻止资本主义，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 对此看得透彻的前捷克总理、共产时代的反共异议人士克劳斯（Vaclav Klaus）说，这种左派环保者的意识形态，实质是以保护环境之名，抵制市场经济，反对人类的自由发展，要像共产主义“计划经济”那样来“计划环境”，最后“计划个人的生活”，带有明显的集权企图。它如得逞，“将会使我们倒退到中央集权和限制自由的时代。” 川普执政后，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并废除左派以环保为由限制经济发展的种种陈规陋习。解禁了沿海石油开发，支持页岩开采等，从而使美国一跃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不仅不再依赖中东石油，并促全球油价下降，有利世界经济。而拜登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会以环保为由再禁沿海石油和页岩开采等。这对美国经济一定造成重大伤害。所以拜登被称为“败家子”。 恢复伊朗核协议是“放虎归山” 拜登的更进一步败家是，他说入白宫就恢复伊朗核协议。这个协议在奥巴马时代使伊朗获得被美国冻结的一千多亿美元，德黑兰用此款武装恐怖组织。伊朗承诺仅发展民用核子，绝非军用，完全是欺骗。民用军用像手心手背，马上可翻转。如伊朗拥有核武，对中东和平构成巨大威胁。过去4年，在川普总统斡旋下，以色列已经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科索沃等5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关系正常化，中东大国沙特阿拉伯也同意以色列飞机通过其领空，这都是川普总统的重大政绩，因此他被多国议员和学者推荐获诺贝尔和平奖。 但左派拜登们恢复伊朗核协议，等于把这一切付诸东流。德黑兰有了核子武器，以色列可能被迫轰炸摧毁，中东稳定局面将被打破；目前川普政府在后面力挺，前台的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反伊朗战略联盟局面就可能被破坏。中东局面可能倒退到奥巴马向邪恶妥协绥靖的时代，或者更糟。 与俄国为敌是放过真正敌人 拜登上台还会改变目前美国对中俄两国的不同态度。川普总统执政后就想缓和美俄关系，甚至希望美俄连手共同对付真正的威胁——伊斯兰主义和中共集团。伊斯兰国（ISSI）被铲除后，中共成为全球主要威胁。川普的联俄抗共大战略是对的，俄国普宁虽有威权倾向，但毕竟俄国有了选举和相当的新闻言论自由，而这都是专制中国完全没有的。俄国的教育投资已超过军费开支，目前看不到俄国有侵占整个欧洲并全球扩张的野心和能力。 虽然有过克里米亚事件，但那是特殊的，因58%以上的克里米亚居民是俄国人，他们向往俄国。如果由联合国举办公投，结果也会是多数愿意回归俄国。当年俄共领袖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送给乌克兰，就如同毛泽东要把海南岛送给广东一样，是把上衣兜里的铜板放到裤兜。另外更由于克里米亚事件时美国是极端无能的民主党奥巴马掌权，他对外只知道妥协鞠躬，给克里姆林宫开了绿灯，俄军才敢进入克里米亚。而整个欧洲也是一片软骨头，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暗中与普京合作，以获俄国天然气等。 奥巴马拜登的中国政策是“养虎为患” 拜登与俄国为敌的直接结果，就是降低了对全球真正敌人中共的重视，更给北京扩张机会。这将是对川普的全球战略、也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创。川普执政后，越来越清晰认知到，用一带一路全球扩张、窃取美国经济科技情报、全面渗透的中共政权才是美国、也是西方世界的最凶险敌人！所以川普政府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外交等多领域反制北京。前所未有地与中国打了贸易战（之前美国历届总统都没这种勇气），给中国产品增税，扭转贸易不平衡；更在军事上与印度日本组成《印太战略同盟》遏阻红色中国；政治上则联合包括非洲美洲等国家制约北京；外交上更关闭了中共在休斯顿使馆，逮捕中共线民，全面遏阻中共在美势力。川普政府认知到，过去克林顿、布什父子、奥巴马等前后28年实行的帮助中国经济壮大的政策是养虎为患，必须停止。 如果拜登掌权，这个遏制中共的川普大战略肯定被改变，且不说拜登列出的内阁名单基本都是过去民主党政府的旧官僚，定会倒退到奥巴马的绥靖时代，更可怕的是，因拜登已患老年痴呆症，且病情明显在迅速恶化，他很可能越来越少出来讲话，更别说实际执政；其副手哈里斯将会真正掌权。这就实现了奥巴马的政治设计：据说是他强烈要求启用哈里斯做拜登副手的，这样他就可以垂帘听政，他和哈里斯，两个黑人一前一后（台）操纵美国政治。 哈里斯是美国国会最左的参议员之一，还有靠和权势男人睡觉进入政界一路高升的风尘历史。这样一个毫无道德底线的狂热社会主义分子，与实质上是信奉伊斯兰主义的奥巴马连手，不仅对外政策将大倒退，而且将把美国带入深渊。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政治前景。所以很多有识之士都清楚认知并大声疾呼，这场大选是上帝和魔鬼之间的战争！ 当然，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American Exceptionalism），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被先贤们视为“山巅之城”，要成为人类的样板。美国人民，尤其是支持川普总统的7500万选民，能吞下拜登们偷窃选举、继而败坏他们挚爱的美国这颗恶果吗？美国民间蕴藏着巨大的坚守传统美国的韧性、捍卫伟大美国的勇气和决心。这股力量将会以怎样的形式爆发出来？这场正邪大战的结局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2020年12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1年1月号 2021-0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4👍 0💬 0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动了谁的奶酪？
何清涟 6月1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这一决定，美国国内主流媒体和世界各国高度一致地予以批评。《巴黎气候协定》涉及两个重要话题：一是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引起全球温度上升；二是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名列前两位的二氧化碳主要排放大国，对此应承担重大责任。因此，川普此举被视为挑战这一“全球共识”，批评者义愤填膺。 一个合理疑问：二氧化碳只增不减？ 自上世纪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量确实越来越大，但是，科学界并未就上述话题达成“全球共识”。而本文想提出一个“共识”之外的常识问题，我们真的了解地球上五大洲各自的二氧化碳增减变化吗？如果缺乏了解，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责任又该如何合理地分配呢？ 受过中学教育的人都知道，煤炭和石化燃料在燃烧过程中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巴黎气候协定》强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危险性，给人们的感觉是，好像二氧化碳在大气环境中总是只增不减。笔者虽是气候领域的外行，心中也产生了一个常识层面的疑问：如果地球上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是否意味着氧气越来越少？倘若如此，那么，地球升温只是次要问题，而人类呼吸的氧气不足才是头号难题。奇怪的是，在网上查不到任何相关讨论。 这个貌似幼稚的疑问，其实可以启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气候问题。到过美国的人，如果曾在郊区中产阶层居住区住过，通常都对那里密集的树木、碧绿的草坪、清新的空气等外部环境印象深刻。中学的生物教科书告诉大家，绿色植被为了完成光合作用，在白天吸进二氧化碳，排出氧气，这就是绿地面积大的居民区空气良好的原因。绿色植被是二氧化碳的“杀手”，到网上搜一下，很容易就会找到这样一条信息，1公顷阔叶林每天可以吸收1吨二氧化碳。也就是说，虽然燃烧煤炭和石化燃料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但绿色植被每天也大量吞食着二氧化碳，生成氧气。正是因为这个自然过程的存在，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地球上氧气不足。由此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思考，增加绿地面积，有利于吸收二氧化碳，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进一步看，绿地面积大的国家，比绿地面积小的国家，吸收的二氧化碳多得多，维持大量绿地的国家对减少温室气体有不可抹灭的贡献。 城市绿化研究与地球暖化研究的一个矛盾 既然绿地能吸收二氧化碳，那么，影响大气状态的就不是《巴黎气候协定》计算的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应该是未被植被吸收的二氧化碳剩余量。然而，《巴黎气候协定》为何只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却不估算主要国家植被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呢？如果在网上查找一下城市空气改善方面的研究资料，会发现不少论文探讨如何增加城市绿地面积，以便增加空气含氧量。但是，在关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中，却很少看到关于植被覆盖率不同的地区二氧化碳吸收量的分析，似乎一旦进入全球气候研究领域，植物吸收二氧化碳的积极作用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大约10年前我曾被邀请参加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分校举办的一个学术讨论会，我的发言与中国的环境维权有关，而会议的另一些发言者则关注气候变化。会议休息期间，我向一位专门研究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影响气候的专家请教了绿地能否改善大气质量这样一个常识问题，希望了解植被覆盖率高低对大气质量的改善有多大差异。可是这位专家很平静地告诉我，他们只研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不计算植被对二氧化碳的吸收量；他也没有明确回答我的提问，为什么把植被对二氧化碳的吸收量排除在气候研究之外。这个回答太令我惊讶了，难道是因为植被对二氧化碳的吸收量实在微乎其微，不值得关注？那为什么我们日常在绿地环境里对新鲜空气有那么明显的直感？ 忽略植被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巴黎气候协定的失误？ 上述疑问在作者的心中久久挥之不去。写这篇博文之前，为了解惑，专门找了一些数据做了一个粗略估算，结果令我大为吃惊。我无法取得关于绿地面积的数据，只估算森林的二氧化碳吸收量，以网上可以查到的200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70亿吨）和森林覆盖率（16.5%），假定每公顷森林每天吸收1吨二氧化碳，每年有效光合作用的日数是6个月，估算结果是，中国的现有森林每年可吸收的二氧化碳数量为排放量的4倍。倘若依此推论，中国的巨量二氧化碳排放可完全被森林吸收；而用同样方法估算，美国的现有森林每年可吸收的二氧化碳数量为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0倍。 毫无疑问，这个估算只是一个外行的分析。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比如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因缺少植被而无法被充分吸收，用烟囱排到空中的二氧化碳可能进入大气层，森林区域远离都市、工厂区等二氧化碳集中排放地等等。但至少上述估算给了我们一个启发，那就是，要讨论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以及各国对此的影响，像《巴黎气候协定》那样，光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森林、绿地和农作物耕种区的二氧化碳吸收量，两者之差才是比较可靠的分析依据。 《巴黎气候协定》是“共识”还是“糊涂账”？ 看来，《巴黎气候协定》单纯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个指标，本身就值得重新探讨。或许因这一指标最容易计算，用煤炭、石化燃料的消耗数量便可推算，简单明了，但并不能因此证明：把被植物吸收的大量二氧化碳仍然当作危害地区大气环境的因素，就是“科学”的依据。 事实上，科学界似乎对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一个观点，即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导致地球全球温度上升，其实并无真正的“共识”。据维基百科介绍，“科学家发现，过去50年可观察的气候改变的速度是过去100年的两倍，因此推论该時期的气候改变是由人类活动所推动”。推论并非定论，只不过是有待科学研究验证的一个假设。《巴黎气候协定》仅仅根据一个尚未充分验证的假设，便作出一系列不容置疑的断定，似属草率，因为“目前全球平均温度的变化与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与气温上升，实际上並沒有直接的关系”（维基百科引述专业论述）。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导致地球全球温度上升这个观点之所以成为主流意见，似乎与左翼政治家们把它列入“政治正确”之列有关；一旦属于“政治正确”，就如同“真理”一样，成为不可质疑的教条。 这次川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几乎被美国的主流媒体视为“逆天之举”。《纽约时报》严厉谴责川普把美国变成了“流氓国家”，这一评论为中国官媒广为转载。川普所用的理由是此协议不利于美国经济，这个说法也遭到不少批判。但是，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些批评川普的政府和媒体，美国纳税人完全有理由问一句：请告诉我，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究竟剩下多少未被绿地吸收？我们该为一笔糊涂账买单吗？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6月11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paris-agreement-20170610/3895242.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7👍 0💬 0宋乔∶远志明、中国教会和党文化
最近柴玲公开指责远志明二十年前强奸她，并要求远志明道歉的消息在网上和海外华人中闹得沸沸扬扬。我很少去教会，但我可以想像，各地华人教会一定也是议论纷纷吧。网民们的说法五花八门，有质疑柴玲的诚信，说她瞎编造的；有说柴玲可能有心理疾病的；有批评远志明是个混混，要他公开做出说明的；也有的把远志明，柴玲和海外民运人士通通贬斥为没有道德操守的胡作非为之徒的；也有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嗤之以鼻的。 这件事本身十分具有戏剧性，因为两个很有名的民运人士，多年以后又先后信了耶稣基督，成了基督徒，远志明还成了有影响的传道人。这两个人的关系本应更加亲近，但突然之间爆出二十年前的“强奸”事件，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这一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否真的发生过，已经很难证明，其性质是强奸还是两情相愿也难以说清。即使证明强奸是确有其事，也早已过了法律追诉时效的期限。照理，这本该是远志明和柴玲之间的问题，最多也是教会内部的事务，或民运分子的家务事。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教会和民运队伍的范围，也使我产生了从文化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想法。 据柴玲所说，她找过远志明的某位按立牧师，这位牧师的态度是要柴玲把这事掩藏起来，因为这可能损害远志明的声誉，进而损害教会和传教的事gong。网上也有人指责柴玲不该把几十年前的旧事重提。他们为远志明辩护，称他如果真犯有奸淫罪，也是在信主得救之前，这罪早已得到主的赦免。果真如此吗？其实就是基督教信徒们对此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何春勋、何俊明等十三位华人牧师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在这个声明里明确表示∶“教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或藉口，掩盖、袒护、包庇或纵容罪恶。爱、宽容、赦免，都不能取代教会对罪恶的清理。教会必须显明其公平与公义的特质。” 他们还进一步申明∶“柴玲姊妹提出的这些很严重的指控，必须经过公正的调查与澄清。如果确属事实，远志明牧师应该坦诚面对，当就自己信主前和以后所犯的罪，勇敢地、彻底地悔改。我们深信远牧师若真心地悔改，神必赦免、洁净┅┅这将会给远牧师和家人带来心灵上真正的自由，以后也可以安然站在基督的台前。深信神也会赐远牧师恩典和力量去面对一切可能的后果。如果事实并非如柴玲姊妹所言，她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我百分之百地赞同何春勋等十三位牧师的意见。我坚信，事情非如此办，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我一向认为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没有宗教情怀的民族。中国虽然有多种宗教，但中国人里真有虔诚信仰的实在太少。我们中国人对宗教多是抱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人们进寺庙，道观，教堂主要是求平安，求健康，求发财。有时候同一个人可以进出几个不同的宗教庙宇。真正为了信仰而愿意献身的少之又少。各种宗教在中国本土化和世俗化的程度也是最高的。宗教的本土化是一个普遍的现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土化的结果可以让这个宗教变得更好，也可以让他变得更糟。可悲的是各种宗教到了中国后都变得更糟了（可能伊斯兰教除外）。 我们中国文化里的一些坏东西融入了这些宗教。最明显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对人们的独立意志，自由精神的压制和打击的做法，被很多宗教接受。中国人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习惯融入了中国化的佛教，最早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容许“呵佛骂祖”的传统荡然无存。以至于谈玄说佛成了某些人追名逐利，自高身价的工具。上世纪著名的马列主义佛学家赵朴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迎合中共“反修斗争”的需要，赵朴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写了有名的散曲《某公三哭》，嘲笑，谩骂在前苏联领导改革的赫鲁晓夫。他不单骂赫鲁晓夫，连赫鲁晓夫的太太和女婿都一并带上，尖酸刻薄，看不到一点佛家宽容大度的影子。今天的情形更加荒唐，中国的佛教寺院大多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僧人们也整天为权势名利而奔忙。 各种宗教在中国逐渐朝坏的方向蜕化的过程现在是愈变愈坏。国内个宗教团体都是在宗教局控制下的，和尚，尼姑，牧师们都是共产党公开或秘密任命的。这些神职人员都有对应的行政级别并享受相应的待遇。除了组织控制外，由于共产党的严厉管制，党文化向各种宗教的渗透日益严重。即使海外的华人教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和美国人的教会比，华人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执事们在行事风格上受党文化的影响极深。从中国大陆出来上了点年纪的人第一次迈进教会都会感到回到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如像国内基层领导干部爱以党的化身出现一样，国外华人教会的牧师，长老和执事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神的化身或代表说话，做决定。国内各级共产党组织都把党的各级负责人打扮成一贯正确，即使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和缺点，也被他们自己或下属掩饰起来。这样做有一个好听说法叫维护党的威信。这种做法在华人教会也很普遍，流行。这些教会领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基督教的一个根本属性就是尊重和爱每一个个体，因为他们是由神造的，是生而平等的。在教会里大家都不顾世俗的辈分，互相以兄弟，姊妹相称。就是牧师在神的眼里也不必普通信众有更高的地位。每一个信众都有直接与神交流的权利。我听说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经常以个人的好恶论断信众，随意地取消信众在礼拜日上台侍奉的权利。但他最终被发现曾经隐瞒离过婚的事实，而他的前妻就在附近不远的另一个教会。事情被揭露出来后，好些人以维护教会的名誉和维护神的荣耀为借口替他遮掩。这事情引起了教会里两派信众的严重不和。 有的牧师或执事还很听不得不同意见，哪怕只是对圣经的不同理解，有时这种理解的差异是非常小的。过去二十多年里我听过冯秉诚牧师多次讲道，但我后来对他的讲道渐渐失去兴趣。他在后来经常举一个例子，说一次他们在街上漫步，恰逢一个跑江湖的在表演特异gong能。当他表演失手时就说∶观众中有牧师或僧人的请离开。言外之意是资深的牧师有特殊的能力能干扰这些特异gong能。看来，冯牧师似乎真以为自己具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呢。我很担心他继续这样下去，很可能那一天就成了“冯半仙”了。同时我对当年毛泽东被捧上神坛，他也把自己摆到众人之上有了一点理解。过度的权利和无限的吹捧让他昏了头。我说这些是表示我珍视个人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精神。失去了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人就可能被欺骗和奴役，成为奴隶。 现在基督教信众在中国飞快地增长。有人估计，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也有人满怀信心地期望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会对中国的前途起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说实话，我倒没那麽乐观。无论基督教在中国有多大的发展，无论中国的基督徒占全民的比例有多高，如果信众们丧失了独立意志，自由精神，过去几十年在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号下发生的各种惨剧就会在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和天国的神话下重演一遍。 基督教里和世俗社会对事物的评判有不同的标准。我不欣赏那种硬把神、教会和圣经的概念强加于世俗社会的做法，这样做是一厢情愿的，也是粗暴的。我们看到每一种宗教都自称有高于世俗社会的道德标准。果真如是的话，那大可不必对教徒和神职人员的过错以各种藉口掩饰，袒护，包庇或纵容。我很赞赏何春勋、何俊明等十三位牧师的声明∶“教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或藉口，掩盖、袒护、包庇或纵容罪恶。爱、宽容、赦免，都不能取代教会对罪恶的清理。教会必须显明其公平与公义的特质。” 附∶ 何春勋、何俊明等十三位牧师的声明 读到柴玲姊妹写给教会的信，我们为其中谈到的问题，感到震惊和伤痛。我们在神面前迫切祷告，凭著圣灵的感动与带领，以此信作为对柴玲姊妹公开信的回应。 一. 我们的原则 1\. 教会是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用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属灵群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见证。教会应当竭力遵行基督的命令，维护自身的圣洁（以弗所书 1:4,5∶26‐27；彼前 1:15,2:9） 2\. 基督徒（包括传道人）作为“蒙恩的罪人”，会有软弱，会犯罪、会跌倒；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教会应当遵行圣经的教导∶“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拉太书 6:1） 3\. 教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或藉口，掩盖、袒护、包庇或纵容罪恶。爱、宽容、赦免，都不能取代教会对罪恶的清理。教会必须显明其公平与公义的特质。 4\. 一个人，在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可能犯有各样的罪。而当他真正重生之后，就一定会为自己过去的罪真心地忧伤和悔改，并有悔改的表现和行动（见路加福音19:8 撒该信主后的表现）。 二. 我们的态度 据柴玲姊妹在信中所言，她已经按圣经的教导，走完了马太福音 18:15‐17节的过程。但信中也指出，远志明牧师提出了“另一个版本”，因此“并没有达成真正的认罪和解”，使得该事件目前落入了“He said，she said”（各说各话）的情况。柴玲姊妹在公开信中说，她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是真相，主动接受了测谎专家的测试。信中说，测试结果表明，她所说的都是真实的。现在她希望教会对该事件做出公正的判断。 鉴于此，作为华人教会的牧者，我们愿意怀著对主、对主的教会、对广大弟兄姊妹、对柴玲姊妹、对远志明牧师负责的态度，以诚挚迫切的心，表明我们的态度，并做以下呼吁∶ 1\. 我们写这封回应信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或论断任何人，而是鼓励柴玲姊妹、远志明牧师以及众教会，采取一个符合圣经原则的方式，去积极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 2\. 既然柴玲姊妹已经以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公诸于众，远志明牧师就应该暂停手中的事工，以严肃、诚恳、公开的态度，来面对这项指控。远牧师应该为自己的家庭，为了教会中那些爱他、支持他的弟兄姐妹，更是为了基督的名不受羞辱，采取合宜的行动。我们认为，基督徒接受测谎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因为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 5:37）；但如果事情发展到必须依靠测谎才能得出真相时，我们支持远牧师接受测谎。 3\. 柴玲姊妹在公开信中说∶“我希望你（指远牧师）对我的性侵犯和后来的两次欺骗行为 （第一次是2011年11月左右对我说的谎话和威胁；第二次是2013年3月对周爱玲牧师说的谎话）书面道歉。”我们认为，柴玲姊妹提出的这些很严重的指控，必须经过公正的调查与澄清。如果确属事实，远志明牧师应该坦诚面对，当就自己信主前和以后所犯的罪，勇敢地、彻底地悔改。我们深信远牧师若真心地悔改，神必赦免、洁净（“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 1:9），这将会给远牧师和家人带来心灵上真正的自由，以后也可以安然站在基督的台前。深信神也会赐远牧师恩典和力量去面对一切可能的后果。如果事实并非如柴玲姊妹所言，她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4\. 与此同时，柴玲姊妹在信中提及∶“几位维护远志明的牧师都用神在使用他的理由来说服我不要继续证实真相。并以这件性暴力发生时他还未信主等为他开脱，甚至攻击我为什麽胆敢把这件事讲出来等等”。如果真的有牧师如柴玲姊妹所指出的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赞同这样的做法和说法。 我们深信，神看工人的圣洁，比工人所做的工作更重要；并且，如果一个人带著没有被对付的罪来事奉，既不能被神悦纳，也不会被主记念；我们坚信神的教会不应该掩盖罪恶，而是要靠著神的恩典和怜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罪恶。 5\. 无论从今日的教会现实还是从教会历史角度，我们都应当严肃、认真地处理此事件。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由于一些类似事件没有“真相”，以至于多年来给教会带来分裂、伤痛、争吵和羞辱。而现在网络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信徒在询问此事，感到困惑不解，已经受到打击，又不知所措。为了对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群羊负责，对基督的教会和教会的历史负责，我们必须找出该事件的真相，给我们牧养的信徒及公众一个答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马太福音 5:37）。掩盖真相，不做任何处理，将对双方都不公平，都是伤害；而最受伤害的，则是主的教会，是教会中许多的小羊。 6\. 因此，我们认为，远志明牧师作为该事件的当事人，有责任给关心他的众教会一个清楚的交代。同样，远牧师所在机构的董事会，远牧师所在教会的牧者与长执会，远牧师的按牧委员会，以及湾区牧者联祷会，在寻求澄清该事件之真相方面，有责任为远牧师提供帮助，并且有义务监督远牧师采取正确的行动。为了澄清真相，成立一个有公信力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是必要的。 三. 我们的盼望 事实上，神若纠察罪孽，没有人能站立得住。我们无论在什麽境况下，各人都当儆醒敬虔度日。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 要我们圣洁。我们诚挚盼望弟兄姐妹为这件事祷告，让这两个家庭以及神的众教会都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想藉此破坏教会的魔鬼撒但蒙羞退后。 我们诚挚地呼吁，众教会为此事件迫切祷告，求圣灵动工，使真相得以显露，罪恶得以被清理；受伤害的，得著医治，软弱跌倒的，得以被赦免、被扶持；神的教会得洁净、得复兴，神的名得荣耀。 牧师署名（按姓氏拼音为序）∶ 1\. 何春勋牧师 2\. 何俊明牧师 3\. 黄雅悯牧师 4\. 刘传章牧师 5\. 刘 康牧师 6\. 任运生牧师 7\. 王天声牧师 8\. 王峙军牧师 9\. 文耀铭牧师 10\. 辛立牧师 11\. 余钧牧师 12\. 张道山牧师 13\. 赵约翰牧师 ——原载《华夏文摘》（CND） 2015-03-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海明成桑兰案葬礼的第一具尸体
曾轰动一时的桑兰跨国天价索赔案，近日以桑兰的原律师海明公开向被告道歉、认罪、并赔款5000美元而告一段落。（美国法院网刊出的）海明《道歉书》说∶ “本人在针对刘国生先生、谢晓虹女士和莫虎律师的诉状中，提出了一些欠缺依据、明显恶意和不符合纽约州法律的控罪，因而造成对他们的严重伤害，对此本人非常后悔。 本人对刘国生先生、谢晓虹女士和莫虎律师在互联网和媒体上作出了失实的指控，包括‘性侵’指控，目的在于压迫他们在诉讼上作出退让和解，由此而构成对他们的伤害，本人同样深表歉意。 有鉴于本人的上述严重错误行为和不当做法，刘国生先生、谢晓虹女士和莫虎律师允许本人向他们道歉，并且向他们支付一定金额的补偿，作为双方的完全和解，本人对他们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为此，我恳求他们的饶恕。” 桑兰去年来美国打索赔18亿（后增到21亿）的官司，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这场闹剧所以能上演，关键是这个海明律师当时接案。 本来桑兰14年前在纽约摔伤纯是“意外”（中美两国体操协会都认定），案子又都过了司法追诉期，所以这个官司完全是“无案可打”，正常律师是不可能接案的。但海明为了出风头，给自己打广告，竟然接下这个荒唐案，然后大肆炒作，三天两头开记者会，几乎每天在博客发评论，调侃辱骂被告及其律师、报道此事的记者等，甚至把批评桑兰的网友告上法庭（虚拟15人），其荒谬绝伦超过任何肥皂剧作家的想像（我曾在“桑兰的恶棍律师”一文中列数其神经病患者般的一堆丑态）。 面对这幕荒唐剧，被告和他们的律师只得向美国法庭递交了要求惩罚滥诉行为的“Rule 11”，让法律制裁无理取闹者。但在法官还没裁决之前，海明就告饶，其道歉信起码证明两点∶ 第一，海明承认他在代理桑兰案时提出了“明显恶意和不符合纽约州法律的控罪”，等于公开承认他是“滥诉”。第二，对桑兰告义务监护人父子性侵一事，海明承认这是为了逼迫被告“退让和解”。等于承认“告性侵”是为了逼对方掏钱，实质就是讹诈。海明在这个讹诈案中扮演了导演的角色。 海明此刻道歉、认罪、赔款，到底是良心发现，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权衡利弊后的精心算计？我认为是后者远远大于前者。海明在继续演戏！ 桑兰案的诉讼要项已经被该案的助理法官全部否决，认为没有根据，不予立案，并认为相当部分属于滥诉。最后只剩四小项，要求桑兰海明提供证据后再重新审核。但桑兰海明的回复，没有拿出任何新证据。那麽按初审法官的裁决逻辑，这个案子基本会全盘否定。 最后整个案子的20几项指控都不成立的话，那桑兰海明的“滥诉”罪名就必然成立，受到“Rule 11”惩罚的可能性随之骤然升高。在这种大局基本已定的情况下，海明“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认错、道歉并赔款，以此避免“Rule 11”的惩罚。这样罚金没那麽高，更重要的是，保住他的律师执照。 我以前曾写过，“都说海明疯了、傻了。是没错。但玩起真格的，他又一点都不傻了。一看莫虎真要打他的律师执照，他立马又电话、又写信地告饶，给500块就撤诉，现实得不行。”这次看到真要被“Rule 11”罚了，他再次立马老实了，公开道歉，磕头作揖恳求对方宽恕，还咬着牙掏出5000块。 我之所以认为海明的道歉认罪更多是权衡之计，首先是基于他自己的言论∶ 第一，他在博客上把“道歉”解释成是韩信受胯下之辱，甚至谈到耶稣上十字架。俨然一副他是正义的化身，此时屈就一下自己，是为了今后更伟大的事业。一个人无耻至此，别人只能当闹剧来看。 第二，海明还在对媒体强调，那份中英文道歉书，是被告方起草的，他只是签字而已。如果海明真心认错，就不会再强调这个道歉书是谁写的，因为不管谁起草，你自己签字了，就是认同。如同租房、买车等合同，不管哪方起草的，你签字了，就是同意这份文件。强调“道歉书”是对方起草的，什麽意思？完全像一个怨妇，刚刚签完离婚书，就满世界去喊，“是他起草的离婚协议，我被迫签字，我根本不情愿！”海明这个怨妇，是自己干了坏事被休，不仅不真心认错，却上演一出“忍辱负重”戏，试图来挽回点脸面。 这出戏演得太烂！它使我痛感，如果没有美国这种制裁“滥诉”的法律，像海明那种恶行，就可以玩得通。他可以毫不在乎地漫天撒谎，毫无感觉地出口成“脏”，毫无心肝地满脑袋邪门。对中国人，他就煽动民族主义，在CCTV上编造什麽美国种族歧视桑兰；对美国人，则控诉中国是极权主义，高官们欺负桑兰。 什麽做人的规矩，做律师的道德，做事情的道理、常识，在他那里统统都不存在。对这场官司会给被告家庭带来多大的痛苦，多少金钱损失，多少人生烦恼，他一律不管，大概连一丝闪念都没有过。只要“海明”两字能上媒体，能上镜头，即使臭名远扬也要。只要被人瞩目，怎麽都行，哪怕当葬礼上的尸体！ 这个要风头要到疯的海明绝不是中国人中的唯一，大大小小的海明在海内外到处大闹天宫，把华人世界闹得乌烟瘴气。但现实最终是公平的∶那些为了虚荣、风头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的人，最终损害的只能是他自己！海明是一个典型，是海明们的一个镜子。真要感谢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只有法律制裁，才能迫使成天演小丑闹剧真人秀的海明们停止装疯卖傻，停止为达目的不惜一切手段的恶行。 但是，这个以海明道歉、赔款而部分了结的案子，因对海明的罚款过于轻，而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构成对他的惩罚，被告接受这种条件，令人遗憾。一场惊动海内外华人的荒唐剧，一场在美国丢尽华人脸面的官司，以这麽小额赔款就可以脱身了，它能达到遏制海明（其他海明们）继续滥诉害人的效果吗？我怀疑。 对伤害他人者，不罚到他真痛（起码得付一半律师费，桑兰付另一半），他转眼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疼，继续害人。这海明，伤疤还在滴血，已经表示自己“韩信受胯下之辱”了！另外重罚还有警示其他恶律师的作用。 当然，我也不认为海明一点认错之心都没有，在此和解之前，他已经一再表示自己接桑兰案是个错误。通过跟桑兰的接触，他已经认识到了，桑兰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心灵丑陋的残疾人。无论如何，能公开认错总是好事。中国人认错总是比登天还难，而美国人，无论多麽有权势、名声，只要错了，马上就得公开认。这里有自身和公众、媒体两方面的制约。而中国人则在两方面都“饶人”。所以那些犯错者就死挺着、死赖着，无论多错，就像掉了脑袋的鸡一样还直著脖子往前迈步。 我曾在“桑兰海明谁更毒”的文章说过，“海明跟桑兰打，就是斯大林跟希特勒打，同归于尽是最好的结局。” 现在海明先向被告低头认错，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没桑兰那麽坏，是聪明之举。认错虽然不易，但却是赢回尊严的开始。不够真诚的认错，也比不认错好；只要认错了，就对继续犯错有制约效果。 现在海明道歉了，桑兰却毫无悔意，又找了新律师，要重起炉灶，从头再告美国几家机构，以及义务监护人夫妇等。华人中的荒谬剧永远演不完，这世上还真有“海明第二”来接这个案子。我在“桑兰新律师， 骗子又一个？”中评论过，已接桑兰案、在佛州奥兰多开业的华人律师徐晓冰，基本上是海明的同类人。 据网上记录，徐晓冰曾开过十多家公司，又很快关闭，被网民质疑是搞皮包公司办移民。而且他冒充“佛州史坦森法学院顾问董事”到中国讲学。照片显示，在跟中国校方对谈时，桌上摆中美两国国旗，俨然一副他是美国代表状。 但真实情况是，他只是个普通的律师，在美国开业惨淡经营，“徐晓冰律师所”简陋得像工地仓库，设在奥兰多的低收入区。 桑兰的多项指控都已被划入“滥诉”之列，现在海明撤了，徐晓冰递补上来，难道他是故意要做“海明第二”，成为桑兰案的陪葬品？海明的“告饶书”，明显对桑兰和徐晓冰来说都是凶兆。如果徐晓冰想步海明后尘，大概现在就得开始准备写“悔过求饶书”了。（caochangqing.com） 2012年3月6日于美国 2012-03-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保密”之祸
程晓农 集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信息管制，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圭臬，对影响民生的重大事件向以“保密”为要。这次中国疫情爆发就是祸起“保密”，因“保密”致祸，以“保密”掩祸，直到举国因祸而恐，最后还是得稍泄真相，以免被动。 一、祸起“保密” 去年12月初露兆头的“武汉肺炎”迅速扩散全国，成了许多省市乃至世界多个国家的疫情。追根溯源，实乃“保密” 致祸。对疫情的保密至少包括疫情程度和疫情源头两方面。武汉疫情初发于去年12月初，12月1日在武汉出现了最早的病例；然而，此后一个多月里该市并无防范，全国亦无戒备，主要原因就是“保密”。李文亮去世前当地政府认为他就疫情“造谣”，而官方判定“谣言”的依据并非疫情是否存在，实际上是因为他违反了“保密”的需要。武汉市长声称，未获授权，不便公布疫情，无非是“保密”为要的体制规则使然，上下皆从。不少人认为，防疫要依靠信息透明化，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国防疫和“保密”有直接关系，而保密制度直接破坏防疫效果。 “保密”不仅限于国内。据维基百科介绍，早在1月14日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有限度地人传人。但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WHO随即将其报道改成“可能”人传人。如果瘟疫会人传人，那么，武汉“封城”就应尽早实行，赶在春节前常规的大量外流人口出行前避免疫情扩散。然而，待有关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反复斟酌之后再确定“封城”之必要，为时已晚。武汉疫情的高发期适逢春节将临，人口大规模外移是可以预见的，加上疫情消息，更加剧了武汉的居民以回家投亲、旅游等方式快速流往全国乃至世界多国，于是疫情扩散的后果终于无可挽回。 “保密” 致祸，此非首端。2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刊文介绍，原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回忆1988年1月上海甲型肝炎爆发的防疫情况，提到一个情节，“虽然1987年12月有关方面已经预计到了甲肝可能会大规模爆发，但却没能广泛宣传其预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因为政府对披露疫情有种种顾虑。30多年过去了，这个“保密”的体制规则显然并未改变，于是在武汉乃至全国再度重演瘟灾。当局总是指望“保密之下悄然灭疫”，然而从上海甲肝到萨斯，再到此次疫情，屡试屡败，致祸连连。 二、“保密”掩祸 疫情公开后，“保密”规则依然在运作。一方面，对于致病病毒的源头，既回避公开的讨论，也对公众关注的病毒来源地严加控管；另一方面，对疫情统计则多方掩盖，试图冲淡公众的担忧。 官方宣称，引起“武汉肺炎”的病毒来自武汉市的华南海鲜市场，但随后的研究从41个病例中发现，其中27人与这个海鲜市场有接触，但其余14个人没接触过，占34%；也就是说，病毒还有其他来源。最近，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关注，这个实验室研究炭疽、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8日报道，“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此举揭示武汉P4病毒实验室可能与军方的关联”。陈薇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她在武汉“封城”之后立即“空降”该所，一个“普通”的实验室需要一个少将在如此敏感时刻“接管”，说明其中隐情不少；而军方接管无异于“军管”，“军管”之下，当然首要之务仍是“保密”。于是，疫情的源头之议，恐再无澄清之时。 然而，2月14日晚的中国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紧急加稿，报道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同时《人民日报》指出，习近平强调，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这个说法可以多少帮助读者了解一点疫情的“源头”问题，那就是，此次疫情与“生物安全”有关。据《百度百科》解释，“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 武汉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社交媒体上民间信息与官方数据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至2月12日24时为止，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疫情通报显示，湖北确诊病例只有33,366个，其中武汉19,558例；而且，从2月6日起武汉市和湖北其他地市的每日新确诊案例呈递减趋势，似乎疫情之恶化有望缓解。随之，北京开始要求各省市春节后复工，以挽救经济半瘫痪之势。然而，很多人对官方公布的疫情数字持保留态度，其疑有因。最新的事实证明，湖北及武汉当地政府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掩藏了大量病例，且看下文分析。 三、“保密”失灵 这次的疫情演变和防疫操作有三个特点：第一，特重灾区武汉全靠中央操盘，疫情已经发展到非集中全国民间、军方力量才能应对的严重地步；第二，次重灾区湖北其他地市因疫情超出医疗设施条件而不得不依赖外援，北京因此于2月6日下令16个省市对湖北16个地市对口包干；第三，其他省市形成了城自为战的单打独拼局面。 有趣的是，16个省市对湖北除武汉之外的地市分别包干的命令却打破了疫情统计管控的作用，支援湖北各地的那些省市抽调防疫人员和医疗设备的同时，也逐渐掌握了湖北各地疫情的真相；于是，春节后大量前往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的外地人口流入之际，东部和中部各省市纷纷实行以防传染为重心的“封城”“封省”自保措施。结果，中央关于复工的统一号令不得不让步给地方自治，市内居民得以安全，而外来人口则难以落脚。 2月上旬后半段的短短数日内，全国4个直辖市（京、沪、津封城，重庆封几个郊区县），华东地区6个省的所有省会城市，中南地区6个省区当中除海南、湖南外的其他4个省会城市，加上黑龙江、云南、四川、宁夏四省区的省会城市，一共14个省会城市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由此，经济上最活跃地区的重要城市都实施了防疫“紧急状态”，全国共80多个大小城市实行了“软封城”或“硬封城”；此外，除湖北省之外，还有辽宁、江西、安徽和宁夏实行了“封省”。“硬封城”指的是疫区居民或车辆不能进城，例如，江苏省无锡市8日宣布，“对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疫情重点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律劝返”；“软封城”又被称为社区“封闭式管理”，外地人或车辆可以进城，但不能进入被封闭的居民小区，部分城市对小区居民出户购买生活用品菜蔬等活动实行限日限次，以减少感染机会。 近日BBC网站刊登了《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事记》，记录了一系列关于此次疫情的相关事件。但这个大事记漏掉了目前对全国社会经济活动影响非常大的一组事件，那就是“封城”“封省”。武汉“封城”人人都知道，但是北上广深等最大城市和半数省会城市“封城”，在国内互联网上既无系统报道，也无深度调查，仿佛未曾发生似的，大约还是“保密”的关系，即负面消息“不宜广为传播”。 四、解密“排雷” 2月13日北京高层宣布撤换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由上海市长应勇改任新的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改任武汉市委书记。同一天，国家卫健委和湖北省卫健委发布的至2月12日24时截止的疫情通报出现重大修改，为完成这项修改任务，这两个机关花了几个小时来研究在通报中如何措辞，每日通报发布的时间因此推迟了半天。 根据湖北省卫健委2月13日发布的2月12日疫情通报，武汉市2月12日的确诊病例从2月11日的1,104个突然暴增到13,386，相当于2月11日的12倍。很显然，该市公布的2月12日确诊病例并不都是当日发现的，而是“释放”出来的“积压”数据；也就是说，这些病例早就存在，只是出于“保密”的需要被掩藏着不公布。湖北省卫健委并未在通报中就此给出解释，而国家卫健委则代湖北出面说明，这些病例属于国家卫健委新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规定的按“临床诊断”新确诊的数字。但这一说明仍然暴露出了明显的漏洞，这个《诊疗方案（第五版）》的颁布时间是2月5日，为什么湖北省在新的鉴定确诊病例的规定下达后一周内没有任何动作，而突然到了2月12日才恍然大悟呢？ 其实，联系到湖北省委书记及武汉市委书记2月13日换人、而原任在2月12日就已准备让位这件人事变动，可以想到，“释放”“积压”的病例数据，很可能并非医疗方面鉴定标准的修改之即时结果，那只是个托词或借口，为新任主官“排雷”才是真正的原因。原任“积压”病例数据是为了掩盖疫情的严重性，但这些“积压”的病例数据代表的是事实上已经存在多日的严重疫情；一旦新官上任，严重的疫情、真实的病例数是无法继续掩盖下去的；不但难以掩盖，而且会成为原任为新任“埋下的地雷”，随时会“爆炸”。新任自然不愿为前任“扫雷、牺牲”，而原任心里也一清二楚，此时被撤换，无疑会被上峰追究责任，而“埋雷”之事只会“罪上加罪”；与其将来被指控为“隐瞒真相，陷害后任”，还不如离任之际“排雷担责”。于是，每日疫情统计数字就在湖北及武汉两位书记离任的那一天增长了11倍。 各省市支援湖北抗疫，可能导致湖北各地的疫情“保密”失灵；主官换人、新官自异地赴任，会成为部分“解密”的倒逼机制。这不是21世纪国家治理的新“经验”，读史的人都知道，古之君王，有的明白这些道道。不过，王沪宁这个最高“智囊”是否了解这些，就不清楚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2020年2月14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214202013002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51👍 0💬 0美国文革/BLM 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幽灵
何清涟 随着BLM反种族歧视的街头暴力蔓延，各跨国公司正纷纷将带有“白”字的商品下架，并承诺今后将招收一定比例的非裔，比如微软将招收非裔员工不低于30％。当此革命形势大好之际，前一向对BLM（Black Lives Matter）欢呼叫好的主流媒体，突然齐刷刷地高调报导疫情，不再关注任何与BLM有关任何消息。运动还未完结，媒体为何突然噤声？细查之下，才发现，原来是BLM的重要人物纷纷登台，创始人之一公开宣称他们不在意弗洛伊德之死，真正的目的是要让川普在大选之前下台；大纽约地区的负责人则宣布要摧毁现存的不能满足他们要求的政治系统，包括这个组织与奥巴马的联系浮出水面，美国主流媒体立刻知机而退，重新寻找另一个打击川普的新方向：疫情重发，不能重开经济——当然不会总结原因就是前一向的革命集会引发的。 BLM联合创始人自述的目标 自５月25日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锁喉而死，由Antifa与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组织高举“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旗帜下，在全国范围内烧毁历史人物的各种塑像，各种打砸抢烧盛行。由于民主党州各级行政长官都表示对BML革命行动高度配合支持，纽约、旧金山、明尼苏达州的公共安全成了严重问题。 正当人们对民主党将公共安全置于不顾、公开提倡推倒美国先贤的塑像百般不解之时，6月23日，BLM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派翠丝·卡洛斯（Patrisse Cullors）女士在电视上上发表讲话，承认该组织成员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议程比为非裔美国人伸张正义要简单得多。就是要让川普不参加大选，在11月之前下台。等拜登上台后向他施压，要求其制定政策，改变警务和刑事定罪的关系。 6月24日，大纽约地区BLM领导人Hawk Newsome在采访中公开说，如果美国“不给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将毁掉这个体系” ；“耶稣基督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黑人激进革命家。”“我只是想通过一切必要手段实现黑人解放和黑人主权。” BLM的前世今生 BLM（中文译为“黑命贵”）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在美国公开活动。卡洛斯女士发表此次目标是要让川普下台的讲话之后，卡洛斯女士2015年接受《现在民主！》（Democracy Now!）的采访视频被挖出来。在这段采访中，她坦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神学有浓厚兴趣，称自己曾在美国国内恐怖分子埃里克·曼恩（Eric Mann）办的“劳工/社区战略中心”（the Labor/Community Strategy Center）接受过10年培训，她称这个中心为“第一座政治家培养所”。 卡洛斯描述了她如何养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成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组织者。她承认该该中心的主任埃里克·曼恩（Eric Mann）是她的私人导师。这个曼恩赫赫有名，不仅是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的重要成员，还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左派运动的中坚（这类人骄傲地自称“1968年人”），曼恩曾与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尔·艾尔斯（Bill Ayers）在“地下气象员”中合作，因轰炸警察局和政府大楼而闻名。他们号召组建“白人战斗力量”与“黑人解放运动”联合，和其它激进运动一起达成摧毁美帝国主义的目标，并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 劳工/社区战略中心将这个运动称之为“城市实验”（ an urban experiment），利用基层组织“关注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的反抗历史，以及与共产主义有悠久深厚的历史联系的黑人和拉丁裔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关键时刻可以动员（这符合组织学原理“地缘关系”，这次BLM的街头行动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动员社区力量进行暴力活动。 卡洛斯女士明言，该中心还对美国共产党（the U.S. Communist Party “特别是黑人共产主义者”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对“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 Party），美洲印第安人运动（the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年轻上议院（Young Lords）、布朗贝雷帽（Brown Berets）和“伟大的1970年代革命性彩虹实验”（the great revolutionary rainbow experiments of the 1970s）的革命经验感兴趣，这些经验都被“新共产主义运动”吸纳。 2018年1月，卡洛斯女士曾出版一本自传《当他们称呼你为恐怖分子：一个黑命贵的回忆录》（When They Call You a Terrorist: A Black Lives Matter Memoir，January 16, 2018），此书在亚马逊网站上有销售。 “地下气象员”的创建者与奥巴马曾是战友 “地下气象员”组织现身，少数敏感的美国人立刻想起奥巴马与BLM之间有个共同的联系人，比尔·艾尔斯（Bill Ayers）。 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他当选时，美国人与全世界都为之欢呼，认为这是美国这座民主灯塔的伟大胜利，是美国种族平权的里程碑事件。尽管他曾有“黑色马克思”之称，尽管他在白宫的第一个圣诞节树上挂上毛的画像，尽管他支持黑命贵运动加剧了美国种族冲突，尽管他任期内在美国许多州实现了毒品除罪他，主张性别多元化甚至颁布男女同厕令，尽管他今年不同寻常地违反退休总统行为惯例干预美国大选，但美国人不愿意往其他方面猜想他的用意。 他真正暴露自己的目标是在6月1日发表的那篇讲话。6月1日，在美国各地为弗洛伊德举行悼念仪式及抗议游行不断升级之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Medium发布了封告全国抗议者书，原标题为《如何让这一刻成为真正的转折点》（How to Make This Moment The Turning Point for Real Change），他在演讲中公开说，要靠新一代的活动家来塑造最适合时代发展的策略。与他以前空话连篇的演讲不同，这一次他指出具体改革方向：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反复出现的种族偏见问题，除了通过抗议、选举来改革之外，重点在于在改革警察部门和刑事司法系统，最重要的切入点是在州和地方两级，BLM要求Defund The Police的呼声与奥巴马演讲形成应和之势。 即使如此，美国人还是没想起奥巴马被刻意隐藏的政治发家史。直到卡洛斯等人现身，才终于有人想起二者的关系。这关系，在2008年总统大选前40多天前的9月23日，《华尔街日报》曾刊发《奥巴马和艾尔斯将激进主义推向学校》（Obama and Ayers Pushed Radicalism On Schools）一文，提到撰写了两本自传的奥巴马刻意隐藏的一段与艾尔斯有关的历史。从1995年到1999年，奥巴马领导了一个名为“芝加哥安嫩伯格挑战赛” （The Chicago Annenberg Challenge ,简称CAC）的教育基金会，并一直担任董事会成员直到2001年。该组织向社区组织者和激进的教育活动家手中投入了超过1亿美元。这个CAC是1960年代Weather Underground创始人Bill Ayers的创意。CAC档案中的文件清楚地表明，艾尔斯和奥巴马是CAC的合伙人，也是奥巴马的政治领路人，1995年，奥巴马首次参加伊利诺伊州参议院竞选是在艾尔斯家中举行的一次聚会上。但在2018年总统大选中，由于艾尔斯的激进政治色彩与过去的纪录（比如轰炸五角大楼与警察局等公共建筑），奥巴马刻意淡化与艾尔斯的关系，将其称为“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人”。 艾尔斯何许人也？这里有必要介绍“地下气象员”这个组织及其社会网络。维基百科相关辞条这样介绍威廉·查尔斯·艾尔斯（William Charles Ayers）：生于1944年12月26日），美国基础教育理论家，退休前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曾获杰出教育教授和高级大学学者的称号。在1960年代，艾尔斯曾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创建者与领导人，该组织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他以1960年代激进的激进主义以及后来在教育改革，课程和教学方面的工作而闻名。由艾尔斯与他人共同创建的“地下气象员”，是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旨在推翻帝国主义，终结美国帝国。为反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地下气象员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起了轰炸公共建筑（包括警察局，美国国会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运动。 奥巴马进入白宫后，有人从他日益左倾的政策中嗅到了危险，继续揭露艾尔斯与奥巴马二者关系的文章，在《艾尔斯的政治生涯如何起步？》(Isn’t This How Bill Ayers Got His Start? Apr 16, 2013)一文中，介绍了艾尔斯从1969年开始进行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今天称之为“恐怖活动”），包括杀死警察、在献给警察伤亡的雕像中植入炸弹、以及一系列轰炸五角大楼、旧金山警察局等公共建筑的活动。但艾尔斯最大的成功，不是这些业绩，而是作为“体制内长征”的一员，成功地进入了美国的大学，成为教育家。他经常在演讲与教学中谈到“美国帝国的终结”，建立新世界，以及“我们在整个世界中应扮演的角色”，并在大学生培养左派激进分子。在艾尔斯的圈子里，人人都知道奥巴马是他最好的朋友。 1968年由巴黎红五月揭开序幕的世界左派运动，在美国以反越战运动出现，在日本则是赤军运动。世界范围内的左派运动在1969年终结，因运动的领导者与骨干多是精英学生，他们顺利地实施了“体制内长征”的策略，进入了大学、研究所，通过占据讲台与培养后进，以排斥异己的方式在大学里完成了左派对教职的垄断，让大学成为培养左派的基地。其中少数非常杰出且有能力的人如艾尔斯等，还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开办了各种培养左派社会运动人才的基地组织。艾尔斯最大的成功是做了一回造王者，将奥巴马成功推向总统宝座。 极左派要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 如今，终于到了美国极左派实现自己“终结美国帝国”梦想的时候了，他们将宝押在今年的大选上。为了这一刻，他们准备了很多年，这也是今年民主党各种阴招、损招齐出。除了各州正在发生的议员选举作弊之外，在BLM没正式出动之前，疫情就是民主党今年的大选主打牌，口号也变成“拜登是领导美国成功抗疫的不二人选”；BLM上街打砸抢烧之后，几乎所有的生物化学专家都纷纷表态，说BLM革命运动非常重要，防疫的社交距离措施暂时可以不管了。如今打砸抢烧策略看来没得到民意支持，又开始打疫情牌，AOC甚至公开号召民主党州一定要拖到11月 大选之后才重开经济，要让失业变得更严重，压垮川普政府。 所有这些，只有一个目的：不择手段，一定要赢。这一点，已经为一些美国人察觉。6月23日，乔尔·B·波拉克（Joel B. POLLAK）发文指出，近日的三个迹象表明，民主党就算是在11月大选中获胜，他们要的不仅仅是转移权力，而是要改变美国的社会制度，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 美国政治形势非常险恶，我不敢象2016年那样肯定川普一定会赢。但我敢肯定，民主党极左派赢了之后，加上拜登这个木偶总统，美国将会沦落到什么状态。川普毫无疑问有许多缺点，但相比极左派会用社会主义毁了美国这一危险，我愿意容忍这些缺点，我也希望其他美国人看到这一危险。 与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1.0版不同，那是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共产革命。民主党上台，美国共产革命卷土重来，动物庄园故事重演，而这一演变发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对人类真是莫大讽刺。推根溯源，套在美国资本主义脖子上的绳索，是艾尔斯这类坚韧不拔要终结美国的极左派，以及美国教育体系与媒体多年努力制造。 （原载大纪元网，2020年6月3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6/30/n12221645.htm?fbclid=IwAR2-HXokgJw97nSLhAp-OsS7ogNfF4SgXnZuGtXwRBROm7TgObhIlKowppc）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周永康泄露了哪些“国家机密”？
何清涟 周永康案终于尘埃落地，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在500多字的新华社消息中，周的罪行约占220多字。周所涉及的罪行类别，其中大多数早已通过财新网系列报道通报外界，新的只有一类，即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自薄熙来案发之后直至今年上半年，由于中共高层内斗，各种涉及中共高层领导家族财富故事的“党与国家机密”外泄，其中，究竟哪些“国家机密”外泄与周永康有关？ \关联之一：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泄密\ 由周永康系的管道外泄的国家机密，当然主要限于周永康的“政敌”之家族。2012年6月开始，有这么几条新闻震惊世界，一是彭博社6月29日报道的《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权贵精英身家几何》，称习近平姐姐家族拥有财富高达3.76亿美元；二是《纽约时报》10月26日报道《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直至11月27日《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称温家宝家族拥有的财富逾27亿美元。尽管位势远逊于总理的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家族拥有的财富规模超过温家，高达31亿美元（《纽约时报》2012年12月31日：《戴相龙亲属借平安获利》），但因其位势不显，一般人不太关注。 北京对这两家媒体的报复有多种形式，除了外界都知道的不给两家记者发签证之外，最有效的一次报复行动是中国当局在2013年11月30日突击搜查了彭博社位于北京和上海的办事处，拿到了一些重要证据。据香港《苹果日报》2013年12月23日在《李东生落马“死因”揭晓：向彭博社爆习黑材料》中所说，“本月20日，官方宣布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号为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据悉，李东生犯事，是因为美国彭博社去年所发表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有关材料寄自中央610办公室。” 李东生是周永康一手提拔的嫡系，这点在李曾经供职的中央电视台人所共知，国内媒体也公开谈到这一点。根据国内财新网2014年7月开始刊发的系列报道《周永康的红与黑》提供的资料，2013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对周永康一家先后批捕的时期，周永康亦在那时失去自由。 \关联之二：《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的资料来源\ 2014年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尽管意义非常重大，但外界都明白，这些资料外泄完全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份《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公布了上百位中共高层家庭成员，其中有涉及习近平、邓小平、李鹏、温家宝等五位中共领导人家属的资料（另外还有胡锦涛的堂侄），独缺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朱镕基等四位政治局常委家属子女的资料。外界据此认为，这些信息是周永康系势力提供的，我在今年1月25日的文章《让世界认识一个盗贼型政权 ——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的意义》中指出，有这一可能，但并不影响资料的真实性及其意义 。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对资料来源阐述如下：“所有小数据库来自两个较大的独立数据库，分别包含两间离岸中介公司─总部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英联邦信託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过去三十多年的内部资料。它们帮助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公司注册离岸实体、设立隐蔽银行账户”。这些信息被载于一个硬盘上，交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某人或者某几人，谁是硬盘的提供者，以及提供者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报告并未涉及，但这完全符合保护新闻源安全的媒体伦理。 资料中独缺江、曾、周三家的资料，我认为是出于以下可能：这两家公司因某种短处被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拿捏，不得不在威胁下交出资料。有了李东生为彭博社提供有关习近平亲属相关资料的“前科”，外界将周永康系势力向外媒提供信息作为假定，可以成立。因为相对于其他部门，国安部门与公安部门获得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周永康等有办法做点手脚，删除江泽民、曾庆红与周永康等家族成员的相关资讯，再将资料外泄出去。至于朱镕基家族成员无资料，一种可能是朱家子女确实没涉及这类离岸公司，二是周系在提供资料时故意将其删去，以模糊消息来源。 以上判断还有三个参数可做佐证： 一是时间段吻合。按《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我们如何进行报道》中提供的时间，ICIJ应该是在2013年7月左右得到那个含有250万份离岸金融秘密文件的硬盘，这一时间正好处于外媒密集报道这些高层家族丑闻这一时段之内，与李东生向彭博社提供资料的时间相近。 二是参与该报告事务的人被砍伤。香港《明报》前总编刘进图在报告发布后不久，即今年2月26日被“不明身份者”砍成重伤，当时港媒指是涉及新闻自由，但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却称，她熟悉刘进图，刘不会与人结怨，也不相信事件与新闻自由有关。台湾《壹周刊》经调查后，于3月6日刊发长文《刘进图误踩地雷，卷入中共内斗》，将刘进图卷入《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一事揭示出来。 三，中共当局开始调查向周永康提供信息的国安部官员。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今年1月中旬被中纪委带走。梁被带走的原因国内没报道，据《纽约时报》2月22日报道《中国反腐败调查或已触及国安系统》（记者储百亮, 安思乔）独家消息，有两个消息源告诉记者，梁克涉嫌把来自安全局间谍网、电话监听以及中国首都的告密者的信息，非法转交给周永康，为其提供帮助。 《纽约时报》近两年有关温、习等高官家族的资料来源何处，与周永康系是否有关，目前尚无公开资讯可资考证。仅以《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所涉资料来看，涉及人数共有37,000多名，高层家族成员上百位。如我所言，这份报告充分暴露了中共盗贼型政权的本质。中共当然更会认定，这份报告对党与国家形象伤害极大。新华社12月6日凌晨发布的消息宣称：“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考虑到前不久中国刚颁布新的《反间谍法》，从所有迹象来看，周永康获重刑极有可能。参考类似案例，近10多年以来中共高官因对外泄密而身处极刑的只有少将刘连昆，因向台湾出售情报于1999年被处死。另外一位少将姬胜德因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和出卖军事情报牟取暴利2千多万，检方控以受贿罪、贪污罪及挪用公款罪等多项罪名之理由被拘捕，军事法庭在一审中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数年后改判无期。姬胜德的量刑肯定考虑了“议贵”这一潜规则，中共最高当局看在其父中共元老姬鹏飞的面子上从轻处置。周永康贵为政治局常委，量刑时是否考虑“刑不上常委”这一议贵原则，将是其获刑轻重的主要因素。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2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zhou-yongkang-20141205/254821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美国大选，希拉里病情影响究竟有多大？
何清涟 今年美国大选充满了不确定性。911纪念会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提前退场，其病情的不透明，更是大大增添了这种不确定性。对于要在没有“总统范儿”的“大嘴”川普与“不诚实”的希拉里当中二选一的局面，不少美国人本来就颇有怨言，如今再加上希拉里疑似患上帕金森氏症，让选民们情何以堪？尽管民主党内部“私议”要换候选人，但是，只要希拉里能够像默克尔一样坚信“我们就是能办到”，这种“私议”只会成为一阵轻风。 民主党为何需要希拉里再披征袍？ 希拉里本人视入主白宫为人生第一要务，否则也不会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再披征袍。数年前我曾遇到一位美国老太太，她真的很喜欢希拉里，但她希望希拉里不要参选总统，因为“舆论会将她撕成碎片，我不想看见她受伤。”希拉里本人当然很清楚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包括家庭成员的一切都会被舆论晾晒，也知道竞选是场极其费神耗力的马拉松长跑，但她还是毅然参选，说得好听点，是她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之大之高，无论是第一夫人还是国务卿，都无法企及。为了这次总统选举，她准备了许多年，不管是什么病，都无法消磨她问鼎白宫的坚强意志。 更重要的是民主党需要她。尽管希拉里麻烦缠身，各种丑闻不断，电邮门都出了三大波，但民主党还是对她不离不弃。这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希拉里身份显赫，在政坛长袖善舞的能力在民主党内无人能及。这次民主党参与总统提名人竞争的人士只有两位，有她在，民主党内人士无论多有抱负，也只能小心避让。因此，只有一位本是独立参议员的桑德斯为了借窝孵蛋，与希拉里展开了长达数月的竞争。7月底民主党召开“团结的大会”，桑德斯在会上号召自己的支持者支持希拉里之后，宣布退出民主党，当真是“事了拂衣去”，还尔功与名。 二、民主党的利益集团需要希拉里。美国虽然说是三权分立，但是执政党永远更有权力，奥巴马就多次以总统令的形式签发了国会不会通过的法令。今年5月中旬，奥巴马政府曾指示美国所有公立学校学区准许跨性别学生选择使用符合他们的性别认同的厕所，为了社会中极少数人（可能不到万分之一）的“权利”而置青少年女生安全于不顾，幸好联邦法官封杀了这一堪称荒唐的政令。但民主党并不气馁，知道如果再执掌一届白宫权力至关重要，因为美国联邦大法官有几位都是80多岁，由下任总统任命几位左派大法官，今后民主党的任何政令都将没有法律障碍。 三、奥巴马需要希拉里继任，以便捍卫其政治遗产。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政治光谱上归属于左派一系。他入主白宫八年，实施的政策基本都是左派心仪的各种政治理想，如扩大财政支出以提高福利、大规模扶贫（无证难民的救济比本土美国穷人还高只是其中一例）、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包括同性恋配偶移民），还有赦免贩毒死刑犯则预示美国向吸毒贩毒无罪化迈出一大步。这些政绩被他一言以概之，美国依然伟大。 但在对奥巴马的政绩上，美国人的看法不一样，据《华尔街日报》和国家广播公司的民调，70%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近几年来的皮尤调查则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本国政府少管闲事，专注于国内事务。今年5月的调查表明，这一比例已经高达57%。共和党也誓言在本党人士入主白宫之后要改变奥巴马的政治方向。 《纽约时报》等媒体认为，川普就是利用了这些民众心理，将美国说成无比黑暗。奥巴马特别看重自己的政治遗产，亟需一位接班人。这方面，希拉里比任何人都要合适。一般而言，美国总统干满两届之后，本党候选人必须要与现总统政策保持一定距离，以争取选民。但希拉里今年形格势禁，在电邮门频出之时，她需要行政当局的支持与保护（共和党选民集会上呼口号，要将她“关起来”）。因此，在今年7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奥巴马总统夫妇联袂为其站台，称希拉里是唯一有资格接任他的人选，并呼吁选民投票给希拉里，让她延续他未完成的政策。9月13日，在希拉里·克林顿因患肺炎休息养病的几天里，奥巴马亲自出马到费城为他的这位前国务卿竞选。 也正因为希拉里集民主党万千宠爱于一身，无论是邮件门几度发酵，无论爆出了什么猛料，包括向希拉里的基金会提供政治献金的外国机构中包括沙特、卡塔尔与大批中国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希拉里每次都能在民主党与左派媒体的一边倒的帮助下化险为夷。因此，就算有少数民主党人私议换将，也难觅替代人选，即使是现任副总统拜登披战袍代其出征，也难有希拉里的人气与运气。 希拉里的病情对选情影响有多大？ 希拉里的病也许严重，但只要她没倒在竞选台上，对今年选情影响不如想象的大。 她的病的要害不在于病情本身，历史上美国总统候选人生病的也有过，她不是第一人。要害在于她隐瞒病情，坐实了美国人认为她不诚实的看法。在电邮门事件上，她已经让68%的选民认为她缺乏诚信，但有部分选民已经做好选择一位缺乏诚信的总统的心理准备。 无论是病情还是不诚信，希拉里会继续得到美国媒体与民主党阵营的全力支持。出于意识形态相同的原因，美国媒体在这次大选中出现了集体站队现象，但左翼媒体却认为这种倾斜性报道理所当然。2016年8月9日，《纽约时报》公开发表《新闻媒体应该如何报道川普？》（Balance, Fairness and a Proudly Provocative Presidential Candidate）。作者Jim Rutenberg认为，尽管把川普报道成一位不正常的、具有潜在危险的候选人不仅会对新闻系统造成震荡，而且可能给其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带来优势，但只要记者认为川普当选总统具有潜在危险，就应该抛弃美国新闻业在过去半个世纪（甚至更久）的传统职业伦理，用在记者生涯中从未用过的方式来报道川普，虽然这从正常标准看是说不过去的。由于媒体已经决定放弃传统职业伦理，电邮门已被成功地诠释成俄罗斯操控阿桑奇干预美国大选。民主党资深议员南希·佩洛希也于9月8日公开发言，要求媒体忽视电邮门消息，指责共和党阵营不应该利用这些俄罗斯政府试图操纵影响美国选举而提供的信息。 基于以上种种，希拉里的病情被解释成她克服病痛参加竞选，正好表现了她的意志力非常顽强。民主党阵营内虽然私议换将，但因希拉里本人斗志昂扬，称肺炎没什么大不了的，因此这种私议只在社交媒体上一晃而过。 是否影响选民的选择？其实也未必，今年美国大选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发生的，从选民来说，今年两大阵营的铁杆粉都是因为支持某党的政策与政治取向而选择阵营。这类选民当中，民主党约占选民总数的40%出头，共和党这一比率被媒体分析认定为34%，无论发生什么，这些铁杆粉不会改投另一方。中间立场者当中，不少人其实想选川普，但因顾及政治正确的压力（在某些民主党票仓州，这种压力会以各种形式出现），而不敢公开表态。今年7月底川普由于言语不慎导致恶评如潮，经历了选情大滑坡，由南加州大学朵恩塞夫学院（USC Dornsife）与《洛杉矶时报》共同执行的“破晓民调”（Daybreak Poll），在8月下旬宣布形势翻转，川普再度领先希拉里两个点。据《洛杉矶时报》说明，川普的支持者当中，不少是第一次接受民调者（即以前不表态）。 基于以上分析，因希拉里病情而受到影响的人，应该是厌恶川普而选择投票给希拉里的选民。他们本来并不喜欢希拉里，但也不会因为希拉里生病就改投川普，极有可能选择不去投票。这类选民对摇摆州的选情有重大影响，在民主党票仓则无碍大局。民主党与《纽约时报》等媒体早就算好了：就算民调中川普支持者超过希拉里支持者，还有最后一道保险杠，那就是选举人制度。按照他们的计算，民主党有242张选举人票作基础，离当选总统所需的270选举人只差那么一点，而川普再努力（何况共和党内诸多唱反调的大佬在扯后腿），也比不过希拉里。美国历史上，总统候选人赢了普选没能赢得选举的事情发生多起，原因就在于这个选举人制度。 因此，只要希拉里能够挺住，赢了今年这场大选，无论今后她身体状态如何，民主党的执政地位都能得到保证。 在民主党眼中，希拉里的身体状态与意志力关系到民主党的运势；在美国的众多盟友眼中，还关系到世界的命运（欧盟的现实考虑之一是北约军费问题）、全球化的前途。从来没有一场美国大选如此牵动世界利益格局与无证难民的命运，因此，为了以上各方的明天，希拉里一定要在高超医术的帮助下，咬牙挺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第191期 ，2016年9月3日—9月15日， 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he-qing-lian-mei-guo-da-xuan-xi-la-li-bing-qing-ying-xiang-jiu）
何清涟2025-11-09 00:59👍 0💬 0吴小晖力争“赵家人”身份为哪般？
何清涟 中国新一轮金融市场整顿，“赵家人”安邦赫然在册。5月5日，中国保监会发布《保监会监管函（监管函〔2017〕14号）》，因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款产品规避监管规定，扰乱市场秩序，禁止该公司三个月内申报新产品。官方媒体一致声称，这是中央“针对资金脱实向虚与资产泡沫化而进行的金融反腐”。 安邦自卫战的重点为何放在争身份？ 从2017年开年至今，共有18人被处罚“市场禁入”，李友、郭丛军、冯小树和鲜言等4人“终身禁入证券市场”。“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发表评论称，这些重罚的背后，是近年来不断积累的金融乱象以及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监管部门频频出招也许只是一个开始，可预见的是，金融反腐的轮廓将会愈发清晰。 相对其他公司受到的惩罚，安邦被禁三个月内申报新产品相对较轻，但要害在监管函最后一句：“我会将视你公司整改落实情况，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这句话的伸缩区间甚大，能够让保监会不要“进一步采取监管措施”，安邦得找到护身法宝。对于吴小晖来说，最有力的护身法宝还是他那“赵家人”大佬孙女婿身份。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最近安邦法律部为何声言要“起诉财新传媒及其旗下《财新周刊》、财新网等媒体多次对公司董事长吴小晖进行人身攻击，捏造其‘有过三次婚姻’的不实报道，炮制其‘夫妻关系已确认中止’等谣言，……严重侵犯公司权益及吴小晖先生的名誉权。” 上述安邦公司法律部4月29日发布的声明，是回应同日晚间财新网发布的《穿透安邦资本魔术》一文。回应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董事长吴小晖的婚姻私事，另一部分为安邦公司的公事。这回应给人的感觉比较怪诞，一是公私不分，安邦形式上并非吴小晖的私人企业，公司代替董事长起诉媒体对其婚姻的报道，应该是诉讼主体错位；二是财新关于吴小晖婚姻报道是两年多以前的事情，发表在《安邦大冒险》（财新《新世纪》 ，2015年2月2日）；三、安邦法律部声明不是对刚发布的的回应，而是对财新“一系列报道的抹黑与误导舆论”的回应。总体上看，争“赵家人”身份是安邦的诉讼核心。 这种奇特的法律部声明说明，安邦遇到极大的压力，身处危局。如果不借重邓府孙女婿这一“赵家人”核心成员身份，难以化解。 危局有多严重？ 从2015年开始，安邦的媒体曝光率就很高，国内有《财经》、《南方周末》与《财新》，国外有《纽约时报》，不断报导安邦的“资本大冒险”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每年都增加一点新内容，主题就是一个：安邦12年之内资产扩大1百倍的秘密，就是“利用银行销售大量不安全的理财保险基金来获取资金”， 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安邦用高利率从民众那里吸纳大量资金，用于境外的房地产投资。有时还玩虚假注资，比如2014年安邦为满足监管要求一举增资499亿元。安邦的增资资金从何而来？郭婷冰利用公开的工商注册资料、企业年报资料等写成《穿透安邦魔术》一文，剖析了安邦2015年一年海外投资1000亿的谜团。作者从引入巨额增资这一步关键之棋开始，到剖析安邦“股东结构迷阵”背后的“吴小晖家族控制”，再到条分缕析安邦相关股权安排、增资安排的手法，指出这种 “幼蛇吞巨象式的控股”方式，是“左手倒右手”的虚增资本式“自我循环注资”。 安邦公司这种用短期借债来从事长期投资的经营手法，极有可能因一个环节的资金短缺而崩盘，让购买安邦理财产品的民众血本无归，可算是中国金融业危机隐伏的一个典型。中国的金融乱象遍布在房地产、债务、保险、股市、银行等领域，牵一发而动全局，一旦在某个环节上发生金融风波，就可能危及所有家庭的金融资产和房产价值。现阶段，中国政府被迫将维持金融安全当作头等大事，局做得特别大的安邦不可能不在整顿名单之上。 相比其他公司受到的处罚，安邦的处罚算是轻的。但吴小晖心中却非常清楚，如果不是有那道邓府孙女婿的免死金牌护身，难保周全。因此，他在与财新网的多年恩怨中，重点抓出一条关于其婚姻的不实报道来说事，这显然是得了毛泽东抓纲治国真传：路线（身份）是个纲，纲举目张，只要有赵家人身份在，不怕天塌下来。 邓府婚姻是吴小晖最重要的政治资源 邓小平孙女婿这一身份，对吴小晖来说相当重要。《人民的名义》一剧放映后，有人直观地揭示了中国人进入名利场的三种方式：赵公子凭借父亲权势“横着进去”；农民子弟祁同伟只能“跪着进去”，先是被逼在学校操场跪下向省政法书记的千金梁璐求婚，岳父死后则向现任省委书记赵立春的祖坟下跪；渔家女出身的高小琴则只是“光着进去”，以肉体铺路。吴小晖如果不能借联姻之力，变“跪着进去”为“横着进去”，就没有今天这格局。 《安邦大冒险》如此介绍：“吴小晖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背景，则是其与前领导人家庭联姻。据熟知情况的人士透露，吴小晖善于将这一关系用于商业拓展和声誉背书，让一些不甚知情的政、商界人士为安邦提供便利。”其实邓府孙女婿身份的作用绝不止得到便利这一点，2012年开始的大反腐，红色家族是道平安符，诸多红色家族成员，除了薄熙来与“谋逆”有关，罪在不赦，其余还真没见有谁倒台了。就连《人民的名义》中，那位赵公子的父亲也不是红色家族成员，只是一介资深封疆大吏，到了退休年龄，赐一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一副国级职别荣养。从这方面来说，那部电视剧还算写实，拿出来示众的贪官，基本上是农民或者平民的儿子。 因此，那些揭露安邦“资本大冒险”的报道再多，吴小晖也不太在意。但若说他与邓卓苒婚姻“中止”，吴小晖就特别不高兴，因为这等于说他不再是“赵家人”了，身份之事与财富甚至生命安全攸关，所以一定得掰扯明白。这就是吴小晖在2015年中国几家媒体集中披露安邦内幕之时，选择最弱势的《南方周末》开刀，逼迫《南方周末》2月1日登了篇道歉声明：“本报1月29日关于安邦保险的相关报道，信息核实有不实之处，就此对安邦保险集团及主要负责人致歉”。但财新登载的吴邓“夫妻关系已确认中止”，却让吴小晖的“赵家人”身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挥之难去。 2014年：太子党退出商界，吴小晖海外扩张 十八大前后，新老太子党纷纷退出商界。温家宝儿子温云松于2009年退出他创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之位后，让其姐姐齐桥桥及姐夫邓家贵出售资产，退出商界（《纽约时报》两篇《被六四改变命运的商人肖建华》（06/04/2014），《习近平亲属退出多项商业投资》（06/18/2014）），2014年最后一天，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刊登了陈杰人的《习近平反腐肃清亲属企业》，称习近平开家族会议，让其母出面令其姐姐习安安及姐夫吴龙解散其公司新邮通讯。识相的太子党也在那一年纷纷离开商界：2014年10月，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从中金公司辞职。陈小鲁则宣布自己在一些公司的股份都是代持，非本人所有。 但安邦公司却寻求海外扩张，2014年以后，开始了海外“买买买”的过程。今年4月26日，吴小晖在北京接受《新京报》采访称，截至2016年底，安邦人寿总资产达到1.45万亿元。其中，海外保险资产达9000多亿元，占总资产比例超60%，成为中国首个国际化的保险企业，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保险公司。吴小晖这样强调，可能是想以国际化这块牌子彰显实力，却忘记了权贵们的“超级白手套”肖建华被抓，实缘于中国政府为打赢外汇保卫战必须遏制资本外逃。一个起家于国内，不断发行保险理财新品种圈钱到海外投资的驸马产业，小小地捞一把，习近平可能也就忍了，但把局玩得这么大，就另当别论了。据网易新融街消息，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专门落实国家金融安全工作，命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及各大交易所要做出明确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第二轮金融整顿。第二天，本文开头所引述的那道保监会文件就下达。 安邦在国内募集的资金那么多，如果垮了，会引发国内金融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对付吴小晖的目的不在于抓人，而在于逼安邦海外资金回流。安邦的庞氏骗局需要新业务延揽新资金，一旦新业务被停，新的资金源被断，安邦高息揽钱以新还旧的把戏就玩不转，因此不得不被迫从海外调拨资金回国，以维持公司运转。至于以后这笔帐如何算，一是看吴小晖的表现，二是看邓府是否承认其驸马身份。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5月7日，http://www.voachinese.com/a/anban-20170507/3841614.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911 和美国人的新痛
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转眼九周年了。但今年的纽约纪念会，跟往年不同，一是因为有911遗址旁盖清真寺的争议，又出了一个佛州的基督教牧师扬言要烧《可兰经》的举动，这些都会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 穆斯林团体要在离911遗址旁两条街的地方盖一座15层高的清真寺，在美国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支持的人认为，“任何人在美国都有宗教自由”。而要盖清真寺的人宣称，他们这样做，是要促进伊斯兰社会和美国的交流与友好。 但反对的人认为，他们不是反对穆斯林在美国盖清真寺，也不是反对伊斯兰教，而是反对在911遗址旁边盖清真寺，认为这会伤害911遇难者家属，也是伤害美国民众的感情。美国的民调显示，6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任何人在美国都有宗教自由”。同时民调也显示，高达70％的美国人，反对在911遗址附近盖这个清真寺。这个民调本身就说明，多数美国人支持穆斯林在美国的宗教自由，但不同意他们在911遗址旁边盖清真寺。一位在911中失去了儿子的母亲说，“在哪里盖都行，但别在这盖！”她儿子是纽约消防队员，当时在世贸大厦救火时丧生。这位母亲说，911虽已过去八年多了，但每次路过那里，她的心都仍在痛，“像经过地狱一般难受”。她说，如果那里再建一座清真寺，那简直像插到她心里的“一把刀子”。 另一位在纽约市政府工作、家住世贸大厦对岸的史泰登岛的人说，当时一个多星期，他跟往返曼哈顿的船上乘客一起，看著911遗址的烟雾，大家都沉默不语，那种悲痛和沉重，至今难忘。他无法想像，那里再冒出来一座清真寺，给纽约人带来的感情伤害。 911时我住在纽约目击了那座大厦的倒塌。虽然我没有亲友在那场灾难中遇难，但那种震撼和悲痛，至今难忘。我曾多次带朋友登上那座大厦的楼顶，俯瞰曼哈顿。那种为人类建造出如此壮观的建筑物的惊叹、感叹，仍在心头。但就在眼前，它被邪恶撞塌，更有近三千个生命，随著大楼化为灰烬。那种完全无法想像的震惊，那种要爆炸般的愤怒，我将终生难忘。911是纽约人、美国人永远的痛。所以，这不是宗教自由问题，而是要不要尊重纽约人，尤其是911难属，以及多数美国人的情感问题！ 现在，要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的伊斯兰教长，在CNN上预言说，如果这个清真寺无法在那里盖，那麽美国人就可能会遇到麻烦，会遇到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弹。无论这位Imam的本意如何，他这番话给人一种威胁、甚至是呼吁伊斯兰世界反弹的感觉。甚至令人想到黑社会、绑匪的威吓∶要麽按照我说的去做，否则我就杀人。如此做法，是要和多数美国人、非穆斯林人和好吗？结果当然正相反。 在美国人关於清真寺的争论尚无任何结果之际，又来了一个火上浇油的。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扬言要在911悼念日这天，公开烧毁200本《可兰经》。对牧师要烧毁《可兰经》这种极端行为，和穆斯林国家不同的是，全美上下、左派右派，从官员到基督教领袖，是一致的谴责。总统奥巴马认为这是一个会给美军带来危险的行为，呼吁他停止这种做法；国务卿希拉里称这个举动是“无礼、可耻”，司法部长认为这是“愚蠢、危险”。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在脸书发表文字说，“焚书是和美国理念、美国价值对立的、针锋相对的东西。”著名基督教布道大师葛培理（Billy Graham）的儿子富兰克林（Franklin Graham）说∶那个牧师虽然有权利去烧《可兰经》，但有权利并不等於那麽做是对的。他用了英文中的right这个词。“He has right to burn, but that doesn’t make it right.”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权利的rights，而是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人之常情的common sense。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和焚烧《可兰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有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利，但是，都不正确，都有损於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宽容与友好相处。 如果说那个穆斯林团体坚持要在911遗址附近盖清真寺，是一种意识形态，有政治和宗教的考虑，因为当初为这个清真寺起的名字，就是代表伊斯兰教的胜利；但那个扬言要烧《可兰经》的佛州牧师，则明显是故作惊人之举，就是要吸引媒体。他让所有人都看出来是一个publicity stunt（哗众取宠）。就像当年那个女歌星麦当娜，全身脱个精光，到大街上走一圈一样，目的是要吸引镁光灯，要出风头。例如这个牧师还事先召开了要烧《可兰经》的新闻发布会，各地记者云集，比他的教会成员还多，因他的教会还不到50人，不仅规模很小，而且一直默默无闻，这次则在全美国出了大名。但却是一个注定让这个牧师身败名裂的臭名！ 如果这个牧师真的非常反感、痛恨极端伊斯兰主义和恐怖分子，他可以去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去寻找、抓获宾拉登和盖达恐怖分子，那才是真正的勇敢。而在有言论和表达自由宪法保障的美国，高调喊什麽烧《可兰经》，实际上是个非常不负责的胆小鬼举动。而且这种愚蠢行为，明显可能给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士兵，还有到穆斯林国家旅游的美国人带来危险。这个举动，会触发世界各地伊斯兰教徒的抗议，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就已有穆斯林烧毁美国国旗的抗议示威等。正如极端伊斯兰分子的恐怖主义行为，实质上是在摧毁伊斯兰一样，极端基督分子这种举动也是在摧毁基督教。幸亏这种作秀的极端分子极少。 在911遗址旁盖清真寺，美国人有支持有反对，虽然反对的人比支持者多出一倍多，但毕竟各种声音都有。但是对佛罗里达的那个牧师要烧《可兰经》，美国却是上上下下，全国一致的反对，谴责、痛斥那个牧师的疯狂行为。一些美国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团体，甚至还决定在911纪念日期间，用公开朗诵《可兰经》，来表达对焚烧经书行为的抗议，同时也表达对宗教自由的支持。这就是美国，一个多元而理性的美国。 ——原载《观察》2010年9月11日 2010-09-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美国两代进步主义运动：从行政国家到深层政府
何清涟 6月16日，曾为全球化第一推手、推动WTO体制的创立者、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在CBS的“深夜秀”节目中表示了他的担忧：“我实际上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很有可能在几十年内完全失去我们的宪政民主。……我以前从未像现在这样担心我们民主政府的结构。”这位前总统总算是与民同忧了一回，因为美国人正在担忧“失去民主”。就在克林顿说这番话的前一天，雅虎新闻-YouGov 民意调查显示，55% 的民主党人和 53% 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有一天“可能”不再是民主国家。 克林顿担心的“民主政府的结构”是指什么？ 2020年以前，美国对外介绍的美国政治是以个人自由（言论自由为重中之重）、法治作为基本特点的宪政民主，但近几年来正处于岌岌可危状态。尽管The Hill在转引这些话时，从主持人问克林顿“在非常非常黑暗的几年里如何挺过来”，想引伸克林顿直言是前总统川普造成“对民主的破坏”。且不说克林顿并未接过这话头，考虑到川普在位时是位名至实归的弱势总统，其“破坏力”实在有限：行政机构并不听他招呼，他离开白宫后，整个行政系统弹冠相庆。拜登上任虽然只有一年半，但其施政深刻影响了美国与国际社会：美国一年半内增加债务10.5万亿美元，相当于2021年全球GDP总量的八分之一；“喜迎”自1981年以来未有过之高通胀，积极向世界推广的美国主流价值成了LGBTQI彩虹文化，让乌克兰出头抗俄的代理人战争，更是深刻改变了国际社会政治版图，多极世界正在取代冷战后的单极世界；因此，克林顿担心的应该不是川普，而是他的本党继任者对“民主政府的结构”所造成的影响。 民主政府的结构之所以成为克林顿担心的重心，乃因美国政府早已成为一个脱离民意、由专业官僚管理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也就是川普2016年参选以来不断指出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约拿·哥德堡（Jonah Goldberg）在《西方的自杀》（2018年出版）一书中早就说过，行政国家自威尔逊总统主张创立以来，经过百年演变，已经成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存在。 进步主义并非美国的新生事物 哥德堡在书中指出，美国进步主义思潮起源于更早的十九世纪，当时许多开创新学派、新领域的美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都在德国读过大学，或者是有个德國留学的老师，而那个世纪的德国，到处弥漫着马克思、黑格尔、赫德（Herder）的味道。这些思想家受到德国新一代文艺复兴，也就是德国新兴社会科学的影响。此外，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也深刻影响美国大学学界，当时很多人都相信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历史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科学时代”，主张应该让进步开明的专家来引导社会的道路，将人类带向完美之境。这项过程从本质上就注定要走集体主义，而且个人主义根本就是“西方世界所患的病”。 作为那个时代进步主义领袖，其中有一位影响特别特别大，那就是美国第28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924年），由于他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又是曾任美国总统的人当中唯一拥有哲学博士头衔之人，其主张被后人称为“威尔逊主义”。威尔逊留下了两项对美国影响深远的重要政治遗产： 对内，提出“行政国家”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概念并着手建立。威尔逊曾在1880年代说过，“由明智的政治家管理的最专制国家，要优于被蛊惑民心的政客操弄的最自由国家”，因此他主张：第一，要把政策与民意分开，防止人们用投票来决定太多不该那样决定的事情；应该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官僚管理国家，因为“所谓的自治，并不表示要让人民决定每一件事。管理家务的人未必需要亲自下厨，而是应该信任厨师，把炉火跟烤箱交给厨师来处理”；第二，他希望“政府研究出最佳的方法，让公共舆论得以控制某些事务，同时完全无法干涉其他事务。第三，”政府应该拥有行政上的弹性和裁量权。组织从上到下都不应该死守权力制衡的旧观念”。能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就是行政国家。行政国家的建立，被称为“美国二次革命”。 自威尔逊以来的行政国家，最后形成了一个庞大且与选民意志无关的公务员系统，这个系统的上层官僚主宰着这个国家的一切，他们才是美国政治的主人，而且受公务员工会保护，不能任意解雇。行政国家过去有时会被称为管制型国家或是“政府的第四部门”，后来演变成一个由官僚、监理者以及他们使用的规范所组成，独立于宪政体制运作的复杂网络，成为“一个照不到光，民主无法监督的‘平行政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行政国家的成员并不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受同一套司法体系所规范”。如今捍卫行政国家的人和那些进步派却认为，要有这种无法课责的权力，才能有“现代化的”良好治理。美国在2016年开始备受指责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指的就是行政国家的极端化。 对外，威尔逊主张美国登上世界舞台来为民主而战斗，支持众多小民族（如波兰）建立民族国家。这成为以后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理念，为理想主义者所效仿，却为现实主义者所排斥。不过，二战以后，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我们都知道美国自1950年代以来就主张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苏联垮台之后和平演变成了“颜色革命”（向外推广美式民主），2021年以后则被拜登政府界定为向外推广LGBTQI等美国进步主义价值理念。 简言之，当时的进步主义，希望把宪法中的“牛顿原理”（权力由人民授予）换成“达尔文原理”（赢者通吃），希望将政权交给“大公无私”的社会科学家或行政官员来管理，而这些人之所以可以统治国家，并不是因为得到“我们老百姓”的同意，而是因为目光卓越，并且具备威尔逊所谓的“专业知识”。 深受德国（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美国各学派，让美国学界传承数代之后仍然对学科初创时代拖着的那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尾巴钟爱不已，最后通过1968年的“体制内新长征”占领美国大学、研究所、传媒，终于让美国大学系统成为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天下。川普上台表示要清理华盛顿沼泽，瓦解行政国家（深层政府）以来，公众了解Deep State这个名词，但大多数并不=不了解DS其实就是由administrative state发展沿革而来。 美国第一代进步主义核心人物威尔逊的内外政策实行之后，美国事实上告别了华盛顿的“光荣孤立”，在世界事务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二战之后主世界沉浮大半个世纪。但左派的特点是唯我独革，认为一切进步都由自己开始，忘恩负义否定一切包括历史是左派的胎里病。威尔逊根本就想不到自己会遭遇一场死后余劫：1930 年，普林斯顿建立了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于1948年以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第13任校长、美国第28任总统之名将该学院冠名为“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2020 年 6 月BLM运动中发生美国式文革，美国开国先贤及国歌作者的塑像统统被打倒在地，并以各种方式侮辱践踏。在普林斯顿大学进步主义师生的集体压力下，该校董事会投票决定删除伍德罗·威尔逊的冠名，因为他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政策使他不適合成为学校或学院的名字。”——我得特别说明，普林斯顿大学算对自己的老校长手下留情，远比美国第二任总统杰斐逊幸运，雕像没被推倒，也沒被用各种方式侮辱。 比较遗憾的是，尽管哥德堡分析的“行政国家”其实是川普竞选以来提出要清理的“华盛顿沼泽“——深层政府（Deep State），但因其对川普的痛恨，他拒绝使用这个被川普经常使用的词。他承认自己是RINO，赞成世界主义（全球化），并将川普的“让美国伟大”贬称为部落主义，更兼此书发表于2018年，而美国政治之病要到2020年5月BLM运动之后才充分暴露出来，因此影响了这本书对奥巴马以来深层政府的形成的剖析深度。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2年6月19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6/19/n13762932.htm）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中美贸易协议，两国孰赢孰输？
何清涟 近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川普总统认为美国赢了，中国坚持说是“互利共赢”。中国国内舆论分成两极，学界认为结果不错，网民则认为这个协议丧权辱国，甚至为刘鹤送上“刘鸿章”之名。但国际主流媒体表达的看法却让人眼镜碎了一地：美国输了，而且是从战略上输了。 协议确有“城下之盟”之嫌 中国签署这一协议，明显是为了避免川普在去年12月15日宣布的新一轮加征关税上路。协议中，中国承诺在2020-2021年两年内进口总额为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与服务，其中近500亿为农产品，其余为能源、制造业产品。在这一贸易协议里，美方没得到北京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承诺，中国也没能让美国撤销所有加征关税，约3600亿美元销美货品被加征的关税仍在。除了最实质的关税条款之外，其余的条款大都是意向性的，川普也知道得等11月美国大选之后再说。 既然协议没达到双方期待，两国为何要签？那是因为双方都有解套的需要。 以美国拥有的绝对优势（实力与知识产权方面的道义），最后却因中国的“大豆战略”而师疲无功。出于非常实际且必要的政治考虑，川普必须休战，第一阶段协议关于农产品与能源购买的条款，正是川普此刻稳定票仓之需。这也是民主党以务求全胜为借口，力反签署协议的原因。 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更是疲惫不堪，正如我在《美国之胜：将中国从进攻逼回防御状态》（2019年12月25日）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美国已经取得三重胜利：中国对外扩张成收缩之势；全球产业链重置，中国贸易峰值期已过；知识产权方面，斩断了中国“千人计划”的偷窃之手，唤醒全球对中国的防范之心，一条反华国际战线已经隐然成形。 中国的麻烦远不止这些。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数月，其间警察的暴行引发全球人权组织对中国的谴责，催生了美国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让中国局部回到了加入WTO之前的状态：香港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得视美国国务院对香港人权状态的评估而定。更兼经济下行，外资撤离，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对中国政府的维稳形成极大隐患。在此情况下，如果硬抗下去，增加的关税将成为压垮不少中国外贸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必须止损解套。 双方都需要战略迂回空间。这就是协议内容未达到双方预期，但双方都愿意签署这一协议的原因。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重考虑，川普2020胜选连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既然如此，美国农产品与能源本就是中国需要之物，签署协议既缓解了关税压力，让国内外贸型企业能够存活；还可以卖给川普一个人情：采购这么多农产品，帮你稳定了农业州选民基本盘，连任成功后可以留点商量余地。 但一众看客却很不高兴，只是不高兴的缘由各不相同。 一众看客有说法 市场一直怀疑中方每年采购400-5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承诺，认为中国没有这么强的消化能力，因此极有可能无法兑现承诺。川普对此的做法是邀请庞大的“观战者”见证签署仪式。这一仪式美中双方参加者为52：10，美方52位“观战者”当中，32位是来自阿肯色州、蒙大拿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北达科他州、得克萨斯州等农业州和能源州的参议员、众议员和州长等，这些州是2016年川普的主要票仓。川普这样做的目的不言而喻：作为总统，我已经为兑现竞选承诺尽了最大的力。如果中国没做到，那是中国不守承诺。 BBC于1月15日发表《高举胜利旗帜退却的特朗普 抑或已近终极的“第一阶段”》，该文的判词是：“从战略的高度看美中贸易战的第一阶段，无论是政治经济评论人士还是商家，一个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已经输了，而且可能已经失去了扳回来的机会“。作者重复了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看法：美国为了“短暂而有限的获益”，付出了“(对美方)有着深远的实质性代价”。甘思德的看法一直被广为征引，可以归纳为四条，一是中国无法继续从外部取得基础技术，要继续成功前行会越发困难。二是美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机会将下降，寻找与中国人就诸如气候变化等紧迫的区域和全球问题进行合作的方法将变得更加困难。三是美国的单边主义破坏了与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盟友的关系。四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培育的全球经济体系如今遭受到最严重的破坏，首先是中国的腐蚀，其次是川普使用关税战。 甘思德的看法有代表性。自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盟友基本不支持，全球化的推手机构，比如IMF、世界银行、WTO也全都不支持。不支持的理由也很简单，川普要通过贸易战改写世界经济格局，而盟友们一直在搭美国的便车，现存经济格局更是上述国际机构几十年持续努力促成的结果。如今不想当世界总统的川普总统觉得美国太亏了，要让美国重新伟大，所以就只能孤军奋战。 早在2019年11 月传说中美双方将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之时，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UNCTAD）发表一份《美国对中国关税的贸易和贸易转移效应》专题报告，指出了谁是中美贸易战的受害者，谁又从中美贸易对垒中获得了最多好处。 报告分析了相关贸易数据后指出，而受中美贸易战冲击最大的行业包括中国的化工、家具制造业和电子机械制造行业。美国加征关税后，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下降了350亿美元，关税增加导致的商品价格上涨绝大部分被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与此同时，中国厂家最近开始降低出口商品价格，部分承担了关税成本。 该报告还指出一个事实：进口中国产品关税的增加，导致美国转向其他市场。在中国减少出口的350亿美元中，其中约六成（210亿美元）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42亿美元转到了台湾。中美贸易战的其他得利者者还包括墨西哥、欧盟、越南、韩国、加拿大和印度，他们都争取到更多出口美国的份额。 联合国贸发会的结论是：中美贸易战两败俱伤，不仅损害了中、美双方，而且还危及全球经济稳定和未来的增长。 这个结论的矛盾在于：既然有那么多得利者，其结论只有一半是对的，即中美双方受损，全球经济失之桑榆，收之东隅，除了联合国贸发会认定一点：中国经济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只有中国的利益才能代表全球的利益。 就上述报告公布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年10月发布对全球经济的展望预测：中美贸易战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到2020年将累计使全球GDP减少0.8％，换算成美元高达7 000亿，相当于瑞士的经济规模。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最近表示，在贸易战中，“每人都是输家”——这个每人，当然不是指人而是用人指代国家。说这话时，她忘记了联合国贸发会列举的那些得利国家。 一个谬传：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增加的关税 在贸易战开打的近两年过程中，“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增加的关税”成为国际媒体的共识。美国消费者有三亿多，没有机构做过相关调查。但关税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最后会通过通货膨胀率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两个数据反映出来。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对通货紧缩的恐惧感一度高于通货膨胀，他们认为适当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有好处。2012年，美联储出台一规定，如果通胀率高于2%，就加息；如果低于2%，就减息。而2019年上半年，关税没有引起通胀率升高以及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涨，以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来衡量的通胀率仅为1.5%。 美国的CPI指数在2019年12月达2.3%，相较于11月的2.0%有所增长。从美国历史数据来看，这算中等偏低数值。据历史数据，1948至2019期间平均值为2.8%，该数据的历史最高值出现于1980年3月1日，达14.6%；历史最低值则出现于1949年8月1日，为-3.0%。可以说，这两个数据并未呈现出美国消费者利益受损。 最后，关于美中两国孰赢孰输，我的结论是：中国输了，并非输在战术上，而是输在实力上，一个技术、资源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国家，与美国比拼，最终会输，而且时间越长，输得越惨。目前签协议止损，是明智选择。美国的输并非现存事实，现实是美国经济形势很好，连一向唱衰川普的华尔街也在去年12月承认，股市涨势将会延续至2020年。IMF、联合国贸发会、甘思德认为美国输在未来，那是用全球主义者的眼光看待这问题，他们习惯了美国牺牲本国利益成全他国，并认为世界各国搭美国便车为理所当然。如今，盟友与中国经济下行，而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不肯再帮扶盟友与发展中国家，那就是输，输了世界领导者的风范。只是川普主张美国优先，与国际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价值评判系统。如果川普连任，这一局面还会继续下去。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 2020年1月17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who-is-the-winner-in-us-china-trade-deal）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性骚扰：女人的梦魇
1991年秋，托马斯被布什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女教授希尔出来指控托马斯曾对她性骚扰，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对薄公堂”，被电视现场直播，报纸追踪报道，不仅给美国民众上了一堂“性骚扰”的普及教育课，由此也把性骚扰问题提到了全美的议事日程。 受希尔教授“挺身而出”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同样处境的女性站出来，通过法律向骚扰者讨回公道。近年的“琼斯告克林顿性骚扰案”，以及莫妮卡．莱文斯基和克林顿的性关系，被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使“性骚扰”问题几乎家喻户晓。 但即使这样，仍然只有很小比例的性骚扰受害者公开站出来。据统计，只有3％的被骚扰的女性出来指控骚扰者。主要的原因是证明困难。因为性骚扰的界限、证据都是很困难划定和提供的。著名的是“琼斯告克林顿性骚扰案”，今年四月被法官撤销，认为“证据不足”。 最近，对前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和克林顿性关系的调查，有了突破性进展。莱文斯基的律师说，她将承认她和克林顿有过性关系，并同意在陪审员前做证。莱文斯基和克林顿“性传闻”的证实，再次把“性骚扰”问题提到台面，引起媒体和女权专家的讨论。 ●性关系中的“借车和偷车” 曾在指控托马斯性骚扰中出了大名的希尔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参加了琼斯、莱文斯基和克林顿性关系问题的讨论。但这位曾声称受到性骚扰，对性骚扰现象深恶痛绝的“女权英雄”，却独树一帜，认为现在美国对性骚扰的界限太扩大化。她认为琼斯案不是性骚扰，因为“证据不足”；威利女士在白宫被克林顿强吻和抓摸乳房也不算性骚扰，因为那不是她的工作场所。莱文斯基和克林顿的性事更不能算性骚扰，因为那是两相情愿。 美国另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领袖格洛莉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虽然她的文章开头说“如果现在指控克林顿性骚扰的这些事都是真的，克林顿应该去看性心理治疗医生。”但她认为琼斯案不是性骚扰。她说，性骚扰是指要求对方给予性服务，对方拒绝後，骚扰者进行报复，迫使对方就范。而克林顿在阿肯色的旅馆房间里向琼斯提出性要求，琼斯拒绝後，克林顿再没有要求，也没有报复琼斯，因此这就构不成性骚扰。对莱文斯基和克林顿的性事，她认为更和性骚扰无关，因为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她比喻说，这就如同借车和偷车的区别一样。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的性关系如同借车，是对方同意“借”的。性骚扰如同偷车，是对方不愿意，强行获得的。她的结论是，克林顿和那些女人的关系都是“借车”的关系，克林顿提出“借”之後，有的同意了，有的不借，但克林顿没有一次次纠缠著要“借”，而是对方说“不”就罢手，更没有去“偷车”。 斯泰纳姆的比喻是很俏，但毕竟人不是车。而更重要的是，当有人提出借车时，车主很清楚，如果不借，就会遭到报复，因为提出借车的人是个有权势的人，或者是她的顶头上司，这时候的借车，不可能公平。 斯泰纳姆的“借车、偷车”比喻的盲点，就在於她忽视了，或故意模糊了要借车者和提供车者，两者的身份、地位的不同，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处境的不同。而“性骚扰”的核心是有权者对无权者的骚扰，因为无权者无法对有权者性骚扰。而两者权力相等，也骚扰不成。因为所谓骚扰，就是有权者一方利用权力占无权者的“便宜”。 对“性骚扰”的定义和界限，美国也是近些年来在不断明确。最早的定义出现在1964年所定的“民权法”第七条，联邦平等就业委员会定了这样的规定： “凡是基於性的强制或胁迫他人的行为都是犯法。任何性的要求如不受人欢迎，或是当做某种交换条件或好处的，不论是用言语表达的，或是用肢体行动表达的，不论是以明示或暗示的，都构成性骚扰。” ●最高法院对性骚扰的首次阐述 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阐述“性骚扰”是在1986年，审理“梅里特银行对文森”一案时做的裁决。 文森（Mechele Vinson）是“梅里特银行”的职员，她在诉讼中说，尽管她和男主管有过近五十次的性关系，有两次还是在银行的金库里做的，但她是不情愿的，因为那位银行主管是她的顶头上司，他要求她这样做，她没有办法，只好顺从。 文森的官司在两级法院都败诉了，最後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九票对零票一致通过，文森的“性骚扰案”成立。 大法官第一次对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有关性骚扰条款做了阐述，认为“性骚扰”就是“性歧视”。即使是双方都“同意”的性关系，也可能是强迫的结果。并特别强调指出，性骚扰中，女方同意和他者有了性行为不是关键，关键是女方对这种性行为是不情愿的（unwelcome）。 最高法院第二次就性骚扰做出裁决是1993年11月。那一年哈里斯（Teresa Harris）女士也是把性骚扰案打到了最高法院。 哈里斯在一个设备租赁公司工作，她的顶头上司是个男士。这位男士不断对她性骚扰，例如，说她是个“笨屁股女人”，并建议哈里斯和他一起去“假日旅馆”房间里讨论她的长薪问题。 无法忍受这种工作环境的哈里斯女士上告到法院，但在联邦“地方法院”和“上诉法庭”，她都败诉。 哈里斯上诉到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又是以九比零一致通过，哈里斯的“性骚扰案”成立。女大法官奥康纳在撰写裁决书时，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解释：即使性骚扰的行为没有严重损害被骚扰者的精神心理，被骚扰者的诉讼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即使性骚扰者，没有因为被骚扰对象拒绝而打击报复，这个骚扰案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骚扰者的行为，已在工作场所造成了一种“敌对的工作环境”。 ●性交换和敌对的工作环境 自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了第一例性骚扰案件之後，所有的法院都开始认定，以“性”交换“利益”是性骚扰。例如，一个老板告知或暗示他的雇员，她的去留、提升、加薪等等，都取决於她是否顺从他的性要求，这就是典型的性骚扰。 1993年最高法院对性骚扰案的裁决，明确了造成“敌对的工作环境”也是一种性骚扰。这种骚扰并不是用解雇、不加薪等方式恐吓，而是老板对雇员，或上级对下级不断进行“不受欢迎的”性要求、性建议、性评论，使工作场所变成令被骚扰者“厌恶的环境”。 最高法院的这两次对性骚扰的法律定义，为下级法院审理性骚扰案提供了明确的判案原则和事实界限。同时更鼓舞了那些被性骚扰折磨的人公开站出来，和那些骚扰者打官司，讨回公道。 ●骚扰了25个女侍的名厨 1991年，希尔指控托马斯性骚扰时，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收到的性骚扰申诉是6,883件。到1997年，这种申诉案件上升到15,889件。等於5年内上升了一倍以上。 性骚扰案的增加不仅是被骚扰者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下，受到鼓舞，出来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也说明性骚扰问题的严重程度。 今年4月，霍夫斯洛大学为纽约《每日新闻报》做的调查显示，在纽约长岛，21.4％的女性说她们工作时曾被性骚扰。在纽约皇后区，这个比例更高，达到23％。两项加起来，等於每4个女性，就有一个人被性骚扰过。性骚扰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厌恶的环境”是非常普遍的。 例如，在长岛的“格伦．奥克斯俱乐部”（Glen Oaks Club），它的餐厅厨房，就是一个典型的“敌对的工作环境”。有4名女侍已上法院告这家餐厅的大厨对她们性骚扰。 21岁的凯瑞．罗森（Keri Rosen）小姐是大学生，她业馀时间在这家俱乐部餐厅做侍从已4年，她说，大厨菲托斯总是问她的性生活怎麽样，抓摸她，说低级下流的玩笑，还要求她口交。她向俱乐部主管反映了多次，毫无作用。因为菲托斯是个烹调技艺高超的名厨，公司不想因此解雇他。虽然这家俱乐部也有禁止性骚扰的规定，但从没有认真实行过。 据罗森小姐和其他员工的交谈得知，在这个俱乐部，被大厨菲托斯性骚扰的女侍多达25名。於是罗森和另外3名女侍在当地州法院起诉，告了大厨菲托斯性骚扰，和该俱乐部是“敌对的环境”，索赔两千万美元。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性骚扰赔偿的天文数字 随著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和骚扰者，以及所在公司打官司，那些发生了性骚扰、管理不善的公司输了官司的报道，不断出现在报纸上。 1994年9月1日，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的12名陪审员裁决，要求著名的“贝克＆麦肯奇律师所”付给该律师所前女秘书威克斯715万美元的性骚扰赔偿费和惩罚金。其中五万圆是精神损失费，其馀700万是惩罚金。 《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的社论说，700万美元的惩罚金，这个庞大数字应该使那些公司的总裁们清醒了。 1997年6月4日，纽约布鲁克林区法院的陪审员裁决，要求“曼哈顿福特汽车销售公司”赔偿该公司前顾客服务顾问麦金太尔（Mclntyre）女士660万美元的性骚扰损失费和惩罚金。 35岁的麦金太尔在1994年提出诉讼，说她在这家汽车销售公司工作时，她的上级主管和另一名员工不断对她性骚扰，她的办公桌上被刻上了性挑逗的话，那个员工还抓摸过她的喉咙。 福特汽车公司赔偿的660万美元中，其中500万是惩罚金，160万是麦金太尔女士的各种补偿费。 麦金太尔性骚扰案判决之後两个月，另一家同类企业“三菱汽车公司”也被女工控告性骚扰。这次不是一个人告，而是29名女工一起告。这家总部在东京的日本汽车公司，今年六月和这些女工“庭外和解”，赔偿了3,400万美元。 ●今年的两起著名性骚扰案 今年，有两起上了报纸的著名性骚扰案的判决。一件是纽约的一家房地产经纪人公司被17名工作人员告性骚扰。这些控告人说，上级主管总是在办公室里说黄色下流的话，要求和女工有性关系，许诺给好处。在公司的聚会上，主管还请来了脱衣女郎表演。 这家在长岛、曼哈顿和花园城都有分支、员工达200多人的房地产公司，最後和这17名控告人“庭外和解”，付出了155万美元的赔偿费。这17名控告人中，有5名是黑人，还有一名是男性。 近年最大一笔性骚扰惩罚金是要求美国特快邮寄UPS公司付出的。今年2月12日，在审理“琳达．钱农对特快邮寄公司”的性骚扰一案时，陪审员裁决，邮寄公司需付8,000万美元的惩罚费，和五十万美元的性骚扰精神痛苦补偿金。 22岁的琳达．钱农（Linda Channon）小姐在该公司工作时，受到一个男性卡车司机的不断骚扰，有一次在两人争执中，那个司机用手戳了她的乳房。她向上级主管申诉後，却遭到报复，被不断调动工作，以避免和那个司机相遇。而有些工作根本不适合女性做。琳达说，“每一天我都被大声斥喝，被贬损，被羞辱。在那个公司，对男人和女人，是两个标准。”後来琳达辞职，并到法院递了诉讼状。“特快邮寄公司”对这个裁决正在上诉。 ●主管和部属约会就有麻烦 今年3月，美国有9,500多成员的公司人事部协会在首都华盛顿开会，研究如何防范性骚扰。人事部门对监督性骚扰问题很不情愿，那些人事部的主任说，“这是让我们做看家狗和警察，不是好差事。”这种差事的困难在於，无法分清部门主管和下属的约会，是两个人 入情网，真心相爱，还是以性交换利益的性骚扰。也有的主管真的最後和那个和他约会的下属结了婚，但也有很多反目为仇，下属，多为女性，控告男主管是利用职权站她的便宜，是性骚扰。 为此，一些大公司做了更严厉的规定，不仅禁止抓摸，开性玩笑，还禁止和下属谈恋爱。有的公司甚至规定，不经对方同意，往女秘书办公桌上放鲜花也不行。 这种主管和下属的约会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一种，但也最容易发生性骚扰纠纷。原因很简单，一方是主管，有权，一方是属下，没有权。在这种权力不相同的两者之间发生的性关系到底有多少是公平的，真实的，有时也真是说不清楚。但很多性骚扰专家都指出，这种关系是“不真实的”，权力的失衡扭曲了这种关系。因此，在芝加哥大学和密西根大学同时担任法学教授的凯瑟琳．麦金农（Gatharine Mackinnon）在20年前就提出这样的理论：性骚扰就是性歧视。在一个有权力的男人和一个没有权的女人之间，没有所谓“同意”的性关系。 ●师生两“性”情愿是不“真实的” 这种权力失衡的性关系在大学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例如，《纽约时报》杂�冶ǖ溃�耶鲁大学一个32岁的教授和一个16岁的女学生有了恋情，发生了性关系。但後来两个人闹翻了，女学生指控那个教授性骚扰她，说她和教授上床是在他的压力下，为了获得好的分数。这个事件发生後，耶鲁大学制定了新校规，规定教师不可以和所教的学生谈恋爱，更不可以发生性关系。 为了防止这种师生间的性骚扰，哈佛大学，爱阿华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维吉尼亚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都采取耶鲁大学那样的严厉校规。 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校规不符合宪法。按照宪法，人们有性自由，教师有和学生恋爱、结婚的自由。但1988年对美西一所大学800名教师进行的调查发现，他们中有25％承认和学生有过床上关系，许多人还不止一次。 ●女人骚扰男人 九十年代初，美国畅销小说家迈可．克里斯顿（Michael Crichton）写了一本名为《揭露》（Disclosure）的畅销书，内容是一个公司男职员被女主管性骚扰。这本书後来又拍成了电影，还相当叫座。因为人们经常听到的都是男人利用权势骚扰女性，现在反过来了，女的骚扰男的，当然觉得新鲜。 但这部小说也不全是瞎编胡扯，现实中确实也存在女经理、女主管性骚扰男职员的事。据专家统计，在美国的性骚扰案件中，11％是女主管对男职员性骚扰。这更证明了最高法院在裁决性骚扰案时的定论，性骚扰不是男人对女人，而是有权力的一方利用权力要占无权者的便宜。 今年4月5日的纽约《每日新闻报》报道，45岁的公寓管理公司的部门经理路易斯（Louis）说，他在两年前刚到这个公司工作几个月，他的上级女主管就邀请他一块晚宴，之後又邀请他到她的公寓，对他调情地摸摸抓抓。他当时告诉她。“这样把公私搅到一起不合适。”後来那个女主管还是纠缠他，他向公司总部做了申诉，公司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儿。而那个女主管从此和他反目为仇，处处刁难他，直到一年後她从公司调走。 路易斯对这件事很感叹，他说，“这事很滑稽，当你不在这个位置时，就不知道是什麽滋味，可想而知那些遭到性骚扰的女性是怎麽渡过的。” 1993年5月20日，洛杉矶法院在审理一个男职员告女主管性骚扰的案子时，陪审员裁决，那个女主管的公司要赔偿那个男职员100万美元。 33岁的男职员萨比诺．古铁雷兹（Sabino Gutierrez）说，他在公司上班六年来，一直受到他的顶头上司女主管玛丽亚．马丁内兹的性骚扰。由10名女人和两名男人组成的陪审团，一致裁决这个性骚扰案成立，并判决那家公司要赔偿100万。 据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的统计，在1992年的10,557件性骚扰申诉中，有968件是男性控告女主管性骚扰。 ●同性也骚扰 不仅性骚扰发生在女主管对男职员，性骚扰也发生在同性之间。今年3月4日，美国最高法院首次裁决了一个男子控告另一个男子性骚扰的案例。 9名大法官在九票对零票的裁决中认为，他们考虑的不是骚扰者和被骚扰者的性别，而是骚扰行为本身是不是存在。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同性恋权利项目的主任马特．科尔斯说：最高法院的资讯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同性恋者，还是非同性恋者，都不可以在工作场所受到性骚扰。” ●性：骚扰世界各地 性骚扰案例在美国这样多，并不等於性骚扰在美国最严重，而是美国比较重视这个问题。和美国相比，其他国家的性骚扰问题同样严重，但民众重视的程度，立法限制的程度，都没有达到美国这样。 例如，在俄国，性骚扰问题相当严重。1994年4月17日，《纽约时报》记者从莫斯科发回一篇关於俄国性骚扰的专题报道，报道说，在莫斯科的招工广告上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要有电脑技术，能打英文和德文，18岁到25岁之间，身材苗条，长发。经面试挑选。 俄国各大公司雇用女职员，年轻、性感也成了选择标准。有的公司在征招女秘书的广告上直接写著，“性格开放”。在莫斯科，每一个俄国人都知道这是什麽意思。有的乾脆要求应征者是单身，还要有修长的腿和金发。 女秘书在办公室里被抓摸是常事，或者被叫到旅馆房间“讨论”她的长薪问题，拒绝老板的性要求就可能被解雇。 35岁的女医生姗仕拉耶娃说，她的顶头上司，62岁的主任医师总是抓摸她，要和她上床。她不干，就要被解雇。这个主任医师已解雇过两个女护士，因为她们拒绝了他的性要求。在这家医院，就像整个俄国一样，没有谁认为这是个什麽大不了的事。姗仕拉耶娃说，“不幸的是，在这里，连丈夫们也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正常的。” “莫斯科妇女银行”不仅做金融，还给夜总会介绍女郎。该银行副主任乌达洛娃说，在她的银行里，性骚扰和性歧视根本不算是问题。银行老板安德洛科更直率：“如果一个给我工作的女人结婚了，我就解雇她。” ●日本男人的最新“爱好”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日本，性骚扰同样严重。今年3月12日日本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政府机关里，17％的女公务员曾被上司要求发生性关系，其中6.2％曾被强奸，或性侵犯。 去年四月二日《纽约时报》驻日本记者纪思道从东京发回的报道说，在地铁里抓摸女孩子在日本是平常事。69％的女中学生说，她们在地铁里被性骚扰过。 该报道介绍说，日本男人的最新“爱好”是找女中学生上床，一小时150美元。妓院为招揽顾客，就把春房装饰得像中学课堂，年轻的妓女穿上中学校服，打扮成小中学生的样子，挤出一脸天真，来满足嫖客。 日本的法律是，男人和12岁以上的女孩有性关系是合法的。一项调查显示，东京的高中生中，有25％的女学生参加了“黄色电话服务俱乐部”，在电话中给男性提供“性服务”。其中4％承认她们和男人上床换取报酬。 ●中国：性骚扰司空见惯 在中国大陆，随著经济发展，私人企业兴起，公司女秘书几乎成了总经理情妇的代名词。经理招女秘书，都要求年轻、漂亮、单身，还要“思想开放”。和俄国招工广告上的“性格开放”异曲同工。这样的“秘书”被大陆人称为“小蜜”，即像小蜜蜂一样绕著经理转，和经理的关系亲亲“蜜蜜”。 那些拒绝经理性要求的女秘书或女职员，不是被解雇，就是遭到经理白眼，没有提升长薪的机会。有的根本就不会被雇用，找工作到处碰壁。 性骚扰像在俄国一样，在中国大陆也没有得到重视，没人把它当做大不了的事。性开放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潮流，变成一种时髦。据对上海五千名大学生的一项抽样调查，“赞成婚外性行为的男大学生超过50％，女大学生为45％。” ●泰国、中东：完全拥有，不需“骚扰” 在泰国，性骚扰更不是问题，因为泰国过去的传统是三妻六妾，等於合理合法地在家里对一群女人随心所欲地“骚扰”。连政府官员有情妇也被视为正常，根本都用不上去“骚扰”，乾脆直接拥有。 泰国刚下台不久的总理昭华立，去年向媒体公开承认，他拥有3个妻子。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法律规定一个男子可以有4个妻子，但女人在公众场合却不许露脸，必须带面罩。这些国家连“性骚扰”这个词都很陌生，因为当女人已成为男人的囊中之物，尽情取用，也就不需要麻麻烦烦地去骚扰了。 ●墙里开“性”墙外香 正因为性骚扰在其他国家不是很受到重视，因此这些国家对克林顿和莱文斯基性丑闻的反应，和美国很不一样。他们认为美国人小题大做，或者是无事生非。 泰国政坛的男性欢迎陷入性丑闻的克林顿去泰国避难。女性则认为这件性丑闻在泰国不会造成如此的争议。 多次担任副总理的泰国公民党主席沙马克说，婚外情在泰国司空见惯，如果政界人士用这种事攻击对手，一定会遭到众口谴责。 泰国政府副发言人更表示，只要是“伟大领袖”，往往都精力过人，女人成群。如成吉思汗，拿破仑，毛泽东等，都是例子。在泰国政界，婚外情是寻常之事，因为如果有这种传闻，足以证明这位政客一定会是“伟大领袖”，可以跟随。 在俄国，面对他们自己的总统叶尔钦体弱多病、总做手术的衰老样子，俄国人听到克林顿和21岁的女孩子有性事，反而崇拜克林顿的活力，羡慕美国人有一个性欲旺盛、健康强壮的领袖。 莫斯科的政治分析家舍根．马科夫在电视上说，“这里的人也许觉得白宫有些事不对劲儿，但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克林顿）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俄国人认为，这才是应该领导国家的人。” 莫斯科的俄国外交科学学院教授乌拉迪兰．斯洛特林在谈到克林顿的性丑闻时，批评美国的女权主义和“政治正确”。他说，“现在有个东西叫‘性骚扰’：你看了一个女人一眼，就得必须和她结婚。这像17世纪的俄国乡村。”这位教授认为对克林顿的性指控是政治阴谋，“在美国，过去暗杀领导人用手枪，现在杀领导人用‘性骚扰’。” ●欧洲为克林顿“喊冤叫屈”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社论说，“中东问题，波士尼亚问题或者亚洲问题，都需要美国，和一个受人尊敬的美国总统去解决。一个被全球嘲笑的总统几乎没有能力去推动任何事。所有指控克林顿的人，必须迅速拿出证据，否则闭嘴。” 义大利的评论家埃尼欧．卡莱托在《米兰日报》上说，“把克林顿和尼克森两件丑闻相提并论是不可宽恕的错误。尼克森的丑闻比克林顿的严重很多很多，克林顿不应被评断为政坛和性坛的麦克．泰森（因强奸坐过牢的美国拳击手）。” 在英国，小报大报头版都是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美国的报纸称这种性丑闻一直是英国小报，包括一些严肃报纸的“每天的面包”。婚外情是英国政治的传统，19世纪晚期的英国13任首相，11个有情妇。英国外相拉宾．库克正和妻子办分居，因为他和女秘书玛格丽特有了情事。 在欧洲，对克林顿最同情、对美国人如此看重别人的性事最愤怒的是法国人。法国《探索日报》的社论激愤地说：“想知道一个人的所有事，从根本上来说，是极权主义的做法，是纯粹的暴政。这种做法，有时候给美丽的美国民主涂上了不幸的警察国家的形象。” 法国公众意见研究所於一月底对400名法国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83％的人同情克林顿，而不是他的指控者。 ●“八年才有三个女人，不是好情人” 1998年2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出该报记者在纽约采访的一些法国游客对克林顿性传闻的看法。 在曼哈顿“苏活画廊区”的法国餐馆用餐的37岁的法国游客弗兰科伊斯．劳德说：“我的上帝，是的，我被震惊，在8年中，仅仅有三个女人？他还是总统？他显然不是个好情人。” 餐馆的侍从麦克．赖纳特在旁边应声附和这位顾客说：“她是女人，他是男人，就这麽回事儿。我认为，因为他有性事就不要他当总统，这不是逗乐子，就是疯了。这又不是和动物有了性事。” 另一个法国游客说，“这是好消息，证明他不是同性恋。”“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仅仅对他妻子才是个问题。” ●性交换是典型的性骚扰 虽然克林顿的性骚扰问题，欧洲人觉得没什麽大不了，但在美国受到重视，被广泛讨论。一般研究性骚扰的专家都认为，性骚扰的典型案例是用权力胁迫对方提供性服务，或者叫性交换。这种交换是多种多样的，表现的形式也是十分隐晦的。 例如，克林顿和原阿肯色州女歌手珍妮佛．佛劳尔斯的性关系，和莱文斯基的性关系，都有性骚扰的成份： 第一，克林顿是个有权势的人，後者没有权力。这种性关系本身就不是平等下的产物。女权主义者洛莉亚．斯泰纳姆说克林顿和这些女人的关系是“借车”，是对方同意的，但“对方”是清楚的，同意之後会得到好处。 第二，有了性关系之後，女方都获得了好处。例如，和克林顿有多年性关系的佛劳尔斯，後来演唱生涯每况愈下，没有了工作。她向克林顿州长求援，结果被安排到州政府工作。佛劳尔斯得到的这个政府工作，原来是在政府干过多年的资深雇员查莱特．佩里做的，她是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因为佛劳尔斯要这个工作，她被解雇了。她曾到州里的“就业诉讼委员会”申诉，该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佩里不该被解雇，佛劳尔斯得到这个位置是不合适的。但克林顿的密友丹．巴尼斯是“重新审核委员会”的主任，他否决了“就业诉讼委员会”的决定，硬是把那个位置给了佛劳尔斯。 莱文斯基也是两相情愿和克林顿有性关系，但莱文斯基也得到了好处。她在白宫实习结束，就被白宫方面推荐到国防部工作，起薪就是三万多。而一般一个大学毕业生想到国防部工作，难上加难，而且薪水也不会那麽高。後来莱文斯基离开了国防部，又是克林顿的密友乔登出面为她在纽约找了一个年薪四万的大公司“公共关系”行政主任的位置。这也是她和克林顿的性关系中不言而喻的“性交换”。斯泰纳姆把这说成是“借车”，两相情愿，等於熟视无赌两个人地位的不平等，和後面这些交换关系。 性骚扰问题越来越被重视，说明一个社会对女性权利的重视，对女性地位的尊重。同时也说明，人类在“性”活动中，越来越趋向於减少附加的交换因素，使人的性活动，更纯粹，更有人性。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9月13日） 1998-09-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美国的中国研究出了什么错？
一整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从失误中觉醒了。他们曾经以为，经济转型和民主化会始终相伴前行，却未看出“中国模式”的本质，即这种共产党资本主义与其它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是不同轨道上跑的车，共产党资本主义必然阻断民主化。 一、“一整代中国专家的觉醒” 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这份报告的产生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有32位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研究，包括法兰西斯・福山、戴雅门、葛来仪、黎安友、沈大伟、裴敏欣等。这是多年来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圈首次讨论中国如何在各方面对美国施加影响的专题报告，其中提到了中国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通过约谈、签证控制等手法，试图操纵美国学者的观点。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表示，“这证明了一整代中国专家的觉醒，他们曾自认在帮中国走上世界舞台，到头来却发现出现了严重失误”。 此前，在2018年8月于波士顿召开的美国政治学会的年会上，有人对五百位中国问题学者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发现，有68%的被调查学者承认，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存在着“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问题。 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向来有“拥抱熊猫派”和“敲打熊猫派”之别，而前者居于主流。显然，这种状态的形成，与“中国影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学者们的观点可能与北京的压力有关，但也未必都是如此，因为还是有不少学者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文章。这里不准备讨论“中国影响”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观点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目前刚刚开始的话题，没有大量深入的系统性研究分析，很难就此作出简单的断言。但是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是不是“拥抱熊猫派”的观点过于夸赞中共，而“敲打熊猫派”的观点就基本正确呢？未必如此。 二、中国研究圈视界的局限性 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存在着两个重要缺陷。其一，绝大多数人忽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例如，中国70-80年代全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在90年代突然变成了少数人所有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企转型不过就是把公有资产转变为私有，别无其它。其实，几十万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私有化行动关系到巨额国家财富的私有化，而几千万“国家职工”则突然裂变成劳资双方，这个过程涉及到侵占国产、社会公正和公众参与权等重大问题。如果这场私有化严重违反了社会公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评价就不能单纯是正面的。可惜，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圈里，很少有人涉足这一课题。而这一缺失导致了对中国经济转型认知的偏差，乃至对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社会矛盾和政治走向缺乏把握能力。再比如，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威权型政府推动政策果断有力，是经济改革的有利因素，但他们忽视了威权型政府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故意撒手不管的情形，像朱镕基为了方便上面提到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少数人私有化，曾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取消了私有化过程中对广泛存在的盗窃国有资产行为的监管。这种情况下，撒手不管加上威权压制，社会后果更加糟糕，而对这些，赞美中国威权模式的美国学者就不闻不问了。 其二，中国研究圈存在着相对封闭性，许多中国问题学者往往倾向于认为，“China is China is China”，或“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China is not just another nation state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他们习惯于把中国看成一个与俄国东欧等转型中国家不同的特殊体，故而很少在中国研究中作真正的国际比较。因为中国研究只分析单一国家，很容易产生固步自封和一叶障目的研究结论；而在单一国家转型研究中被公认的某些结论，若放到国际比较中去一看，其实根本就站不住脚。例如，许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采用渐进型改革模式，比俄国及东欧、中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震荡疗法好得多。然而，由于他们并不真懂前苏联阵营各国震荡疗法的内容，又忽略了类似现象在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形，这个所谓中国式渐进模式优越性的判断，完全违背了现实。事实是，在价格自由化和全面私有化方面，中国同样采用了震荡疗法，前者是1993-1994年，后者是1997到2002年，而中国的震荡疗法其实比前苏联阵营各国的震荡疗法更冷酷。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对民主化和经济转型相互关系的理解方面。 三、民主化和经济转型：孰先孰后决定一切 美国的中国研究圈中，“拥抱熊猫派”当中的某些人似乎认为，现在的“中国模式”属于最佳选择，民主化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而“敲打熊猫派”的不少学者则认为，经济转型之后中国应该推行民主化，在他们看来，这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却很少有人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来分析经济转型和民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转型和民主化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会自然诞生的一对“孪生兄弟”，始终相伴前行？事实上，“敲打熊猫派”的许多学者不了解，经济转型可能扼杀民主化，“中国模式”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西方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的学者多半都接受一种理想主义假定，即市场化有利于民主化，或者说，经济转型会促进政治转型。其理由是，中产阶级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他们会支持民主化，而红色精英在现代市场环境中将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但在中国主张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市场。在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俄国，经济转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转型却在走回头路；而中国模式则证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红色权贵们操纵，其结果是建立红色权贵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会阻滞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帮助和强化红色权贵们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我比较了大部分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之后发现，实际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三种经济转型模式，中欧国家是“不要红色精英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not with red elite）”，俄国是“昔日党内同志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而中国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我从中、俄经济转型的比较中得出了一个关于转型规律的认识：经济转型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sequencing）。（注） 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先后顺序，有两种可能。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时，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不见得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红色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遏制，无法肆无忌惮地利用私有化来化公为私，在俄国和中欧国家都可以发现这个特点。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房产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们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还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不仅如此，前者也不太关心中国这块国土和民众的未来，他们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国外，甚至取得外国身份，一有风吹草动，揣著钱包就可以登机走人。这种红色精英通过“异族化”来逃避国内社会矛盾，因此不会像前苏联集团各国的红色精英那样，为了自己将来的国内生存而谋求政治妥协。 四、他们留下了什么教训？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留下的教训，至少有三点。第一点即视界太窄，他们关注中国的种种细微变化，却忽视了“中国模式”与其它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的异同之处，因此也失去了从国际比较当中可能获得的教益。第二点是对“中国模式”的认识缺乏深度，放过了全民所有制转型为少数人所有制这个关键环节。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误解，比如，对“中国模式”先“甜”（经济繁荣）后“苦”（政治转型受阻）的必然性，没有充分的认识。第三点则是对民主化进程的理解过于教条主义，把自己的理想当作必然的现实，却无视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切断了民主化方向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国内很多知识分子觉得，现在的局势还不如邓、江、胡时代，表现为政治上的倒退。这种看法其实和“觉醒”前的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有相似之处。其实，共产党资本主义是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类似于苏联东欧的那种民主化可能，早在朱镕基时代就已经被经济转型道路所扼杀。在制度层面，共产党资本主义的体制从9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形成、完备。中共依靠这套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推动了20年之久的经济繁荣；如今，经济繁荣渐渐褪色，但这套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却维系下来了。如果要肯定邓、江、胡时代的“前进”，那就不得不同时也承认，正是那样的“前进”，阻断了政治变革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下中国的政治走向，并不是从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套体制往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倒退；恰恰相反，它是9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的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模式自我疗治的延伸，与前苏联各国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形成的民主政治或半民主政治，完全是两条轨道上跑的车。2018年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标志着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套体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走完了它的巅峰期，也开始进入下行通道。当习近平堵住了官员们走“异族化”这条路时，实际上便夺走了他们的个人“救生艇”，逼着他们与党国共存亡；官员们虽然“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但内心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官场上的“怠工”之风便盛行起来。 然而，经济困境或经济危机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变革。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当经济崩溃之后，几百万国民逃往他国、另谋生路之时，该国国民并没有想用选票换掉总统，或者追究他和同伙的政治、法律责任。在中共的威权政体之下，国民没有选票去决定国家的政治走向，而当局可以动用层出不穷的行政手段去推迟、减缓危机的爆发。 “中国模式”开辟了一个与历史上出现的传统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不同的制度模式，即共产党资本主义。今天哪怕邓小平再世，他也绝无可能为民主化开门。这样来看，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们“觉醒”以后，与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往何处去，谁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注：这是我2016年发表的观点。论文标题是，“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转型中的资本主义建设及其政治后果》，此文载吴国光教授编辑的“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一书）。 大纪元时报，2018-12-29 2:04 PM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2/29/n10939606.htm...
何清涟2025-11-06 06:52👍 0💬 0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power
Looking at its actual military threat and China's record in dealing with its weaker neighbors, acclaimed writer Cao Chang-ching sees any subservience to China's bullying as detrimental to Taiwan's interests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Tuesday, February 29th, 2000 China's white paper, The One-China Principle and the Taiwan Issue, though 11,000 words long, is little more than the platitudinous reiteration of the Communists' "Taiwan policy" -- with one new addition: China may now use force if Taiwan refuses indefinitely to pursue reunification. There are two major purposes in Beijing's release of this white paper: First, it wants to warn the US "not to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This is to threaten Washington over providing Taiwan with defensive weapons."Although China will rapidly replace its old weapons in the coming two decades, its military technology will remain at the experimental level and it still lacks the professionals and resources to turn itself into a modern military power." Second, it seeks to warn Taiwan's voters not to elect a candidate who may pursue the goal of a freer and more independent Taiwan. It demands that they elect their preferred candidate, James Soong, despite the fact he is mired in allegations of corruption, as a token of their acceptance of Beijing'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odel. This time the US response to Beijing's recklessness was overwhelming. One can feel the strong waves of resentment at every level of government: Congress, the Pentagon, the press and academia. They all sharply denounced Beijing's contemptible action. The editorials of four major US newspap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Los Angeles Times all stated that Beijing is not only threatening Taiwan, but also challenging the US and the value of democracy. The British, French, Japanese and Australian press also criticized Beijing. As a former senior White House officer pointed out: the white paper showed that Beijing not only misunderstood the situation in regard to Taiwan, but also misunderstood US politics. The effect of the white paper may very likely be the opposite of what Beijing hopes -- a repetition of the 1996 missile threat. Now the key point is, what should Taiwan's response to such treatment be. Although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has released a statement rejecting the white paper, its response is relatively low key, intentionally avoided the use of the "state-to-state" model. What will the reaction of Taiwanese be? If they "no" to China again as they did four years ago when they elected the candidate most disliked by Beijing, China will be the biggest loser in the showdown. History has proved countless times that threats rarely work, especially when the bully has no real power. Some in Taiwan worry that if you always say "the wolves will not come," what if they really come? The fact is that i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is truly an approaching wolf, then, it will face not a powerless child, but two mature hunters: Taiwan's army and the US army. Almost all Western military experts agree that Taiwan's military has both air and sea superiority. The PLA's currently is only capable of sending 20,000 troops to Taiwan in a single wave.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 has 250,000 well-trained ground troops, and in a normal battle on the Taiwan Strait, one defender is worth 20 invaders. Although Beijing purchased fighter planes and warships, history has showed that no country could win a battle simply by purchasing one or two new weapons, let alone winning an amphibious war using the superannuated warships such as those it has recently purchased from Russia. Western analysts also say that the military power of PLA will not be a match for Taiwan's until 2005. Even then, the PLA's chance of winning is only fifty-fifty and has no assurance of seizing the island. Even after the PLA's strength surpasses that of Taiwan's military, it will still have to confront the US militar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learly states that the US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defend Taiwan. The US government showed its determination by sending two warships to the strait four years ago when China fired missiles near Taiwan. Quite apart from the damage that the use of force would do to China's bid to join the WTO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if Beijing dares to use force, simply in terms of military power, Beijing is no match for the US. A confrontation would only invite defeat and shame.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last summer's National Interest by Bates Gill, director of the Southeast Institute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and an expert on China's military power, China has only 25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can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but the US has 8,000, or 300 times more than China.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a per capita income about one-tenth that of many western nations. China's military budget is around UNS$12 million, which is only 5 percent of the US budget of US$305.4 billion for 2001. And this sum has to feed an army twice the size of the US army. The US has 12 aircraft carriers, but China is pondering whether to raise funds for the purchase of its first. (China's neighbor and rival India has already begun to build its second aircraft carrier.)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US Pacific forces, Admiral Dennis Blair, declared that China's military power was several decades behind the US in almost every aspect. In his book The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the former Beijing bureau chief of The New York Times Patrick Tyler expressed his opinions of China's military strength. He said that both China's air force and navy were very backward. Although China will rapidly replace its old weapons in the coming two decades, its military technology will remain at the experimental level and it still lacks the professionals and resources to turn itself into a modern military power. The threats of blockading the Taiwan Strait have been exaggerated, he said. This explains why neither Mao Zedong nor Deng Xiaoping tried to take over Taiwan by force; they both understood that China lacked the military strength. Some of Taiwan's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echo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nonsense to please Beijing, hoping their obsequiousness will win a kinder response from the dictators. These candidates are either the victims of illusory Communist promises or suffer from fantasies of a Greater China. It shows their ignorance of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sts, who recognize only strength. The use of force is determined not by obedience but by power. Look at the case of Tibet: trying to bring Beijing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e Dalai Lama compromised with Beijing many times, and under pressure from Beijing even agreed to state that "Tibet is part of China," and also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Even after these concessions, Beijing still shows not the slightest inclination to negotiate with the Dalai Lama. Why? Because China has power and Tibet has none. 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China's threats, Taiwan should react in the following way: First, cast away illusions regarding China and be clearly aware of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sts. Any fantasies about this evil power is suicidal for Taiwan. Second, augment Taiwan's military strength and heighten its capacity to counterattack. This should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MD. This is the only language that Beijing understands. Third, improve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The key reason for the overwhelming sympathy and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from the US, is based on Taiwan's democracy as much as on its prosperous economy. The free world will definitely not allow Red China to swallow up a free and democratic Taiwan. The more mature Taiwan's democracy, the more support it will wi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ur, speak as you feel. Four years ago, Taiwan faced up to China's intimidation by saying "no" and electing the candidate Beijing most disliked. It is exactly because Taiwanese expressed their will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that it won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want to see the second election mark a true beginning of democracy and we believe the people of Taiwan will have the courage and wisdom to choose a candidate with a high regard for Taiwan's dignity and independent status and who will confront China's bully by telling them: "The people of Taiwan will never yield to intimidation."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2000-02-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2👍 0💬 02012 年不会是 1976 年重现
——浅析中共高层两次权斗的背景之相异 共产党政权交替时期出现内部危机是规律，中国2002年第三、四代权力交接未出现外化的矛盾与摩擦，可说是少见的异数。如果说此次权斗内幕目前还处于半模糊状态，但有一件事情却异常清晰：非政治精英圈的中国人，虽然抱着“看彩”的态度观剧，但大多都希冀这场权斗象1976年那场高层权斗一样，发生于宫廷之内，最后却催化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之局。 一、1976年：中国人希望摆脱物质匮乏与毛思想的禁锢 我个人觉得，除了人心思变、流言满天飞这两点与1976年相似之外，无论是从党内分化程度、双方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还是社会环境，均与1976年无太多相似之处。只要双方都奉行一党专政，无论哪一方胜出，都不会再为中国带来1976年那种变化。 我这样说的原因很简单：1976年与2012年两次中共高层权斗，参与几方所依据的政治合法性、社会财富分布状态、社会依托的生态环境及国际环境完全不同。 1976年，中国已被毛泽东的“文革”折腾得精疲力尽，苦不堪言，物质匮乏到了极点，各种生活必需品定量供给，民众连买包白糖都要开后门，人心普遍思变。1975年周恩来住院，邓小平复出，于7月4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经济生活重新纳入正常轨道。此举很得人心，但却被毛派斥为“右倾翻案风”严厉打压。其时各种有关邓小平如何与毛妻江青斗争的小道消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除了在“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与愚民之外，邓小平在人民当中已经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1976年10月的那场政变既符合政治高层的利益，在中国也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即使那时邓小平、叶剑英没拿出任何政治纲领，但人们觉得换人换活法，所以华国锋主张的“两个凡是”很不得人心，下台也就无人同情。邓以后通过恢复高考、取消阶级成份、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重塑了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此后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就顺理成章，虽然有党内斗争，但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之争，权力之争的色彩较淡。 中国人当时普遍厌倦了物质极度贫乏、思想上受到严厉禁锢的中世纪黑暗状态，因此大都对毛派失势都非常欢迎，假装不知那是一次“宫廷政变”，接受了胜利者的一切解释与言说。 二、2012年，权斗双方给出的未来政治愿景对国人都无吸引力，政治合法性资源都面临枯竭。 先说薄熙来与“红二代”们的政治理论。奠基于“唱红打黑”基础上的“重庆模式”，不管新左派如何用后现代语言将其包装成一套看起来很华丽的理论，但毕竟遮盖不住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国有这几个基本特点。在经济上，利用“打黑”、举债的钱，通过行政性济贫给百姓分点“蛋糕”屑之外，“重庆模式“甚至找不到持续生产“蛋糕”、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重庆作为一个中央直辖市，既无法回复到其历史上做国民政府时期陪都的荣光，甚至连恢复计划经济时期在中国的相对先进位势都非常困难。毛泽东的“祖国山河一片红”让人民衣食匮乏，薄熙来半心半意的“唱红”也无法让人民走上富足之路。否则，中共又何至于走上邓小平的改革之路？ 太子党刘源派系的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论”，算是太子党、红二代当中最成型的理论，本质上仍是由中共垄断政治权力，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为辅这套中共在50年代前半期实行过的老路子，与现状也无什么不同。“红二代”的政治主张除了反腐败，以保持红色江山永不衰败之外，还有一些政治要求，比如希望当局对父辈曾参与建立中共政权的红二代偿开放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位，让其加入人大、政协等，其政治主张真与“民”没有多少关系。 再说目前在任的中央政治高层。江胡这两代领导人治国23年，其中江主政13年，真正当家做主的也就是六七年而已（算上邓小平在世的最后一两年）；胡锦涛主政前后十年，在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上基本都奉行邓小平在世时定好的框架：一党专制领导下的半行政干预半市场经济。如果要形容这两代领导人的治绩，与明朝万历、天启两位皇帝有一比，江泽民时代有如万历朝，前期托邓小平（张居正）经济改革之福，积累了不少财源，又还有未曾破坏的资源依托，所有给中国长脸的事情，比如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申奥成功，外资大量涌入，……可谓接踵而来，在世界眼中，中国繁花似锦，有如“冉冉崛起”的一颗明星。江泽民在承接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承接了邓小平开启的权力市场化之路，其弊端我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有过分析，今年写的“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后再回首”中也集中涉及。 胡锦涛执政之后，除了必须在政治理论上有套说法之外，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几乎全部是萧规曹随，不事更张。他从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开始，最后落脚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最初那种“左”的政治主张是否与其“右”的经济社会政策之间相容，在“政左经右”两条腿反方向撕扯的状态中如何走路，胡总书记及其智囊似乎都不愿意多思考。 但胡总书记的运气显然比其前任江三代要差许多。所有社会经济政策，江时代是享其利不见其弊，胡时代是利尽失而弊渐显。邓的“跛足改革”当其在世之时，大多数人只见其利，不见其患，这些隐患到江时期也只开始显山露水，因此江总书记风风光光地当了一代太平天子，四处出访，显其多才多艺，最后落下不少“政绩”，平安下车后还当了两年“太上皇”（军委主席）。这也是本人《现代化的陷阱》问世后遭到不少苛责的原因，今天国人常说拙著“很有预见性”，只是因为当年我根据当局经济社会政策逻辑推演而出的结论成为了现实而已。 胡锦涛的第二任期之内，官员腐败已使政府正常的社会管理功能瘫痪，贫富差距之大已经影响社会安定，各种群体性事件从2003年的5万余起逐年上升，直至2010年的20余万起。江泽民开启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最初圆了国民都能升大学之美梦，到胡锦涛时代却成了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的噩梦。在江泽民时代举国欢庆、标志“中国崛起”的申奥成功，到了胡锦涛2008年举办之时，却不得不在“六张网”笼罩下的军管状态下开锣，成了警界与北京居民的沉重负担。最不幸的是，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问题，经过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成为一个再也无法遮蔽、回避的公共问题。胡温的不作为，成为在朝的政治势力与在野异议人士共同批评的目标。胡总书记应对薄督咄咄逼人的“唱红”挑战，竟然是源于毛文化一脉的“学习雷锋”，其智穷力短，于此可见一斑。 三、有无社会重建资源，是1976与2012年的最大区别 中共方面，无论是谁上台，区别只在于谁来接权力之棒。这于当权的派系来说“兹事体大”，毕竟是抢到了权力之棒（即财富的点金手指）。但如果没人想放弃一党专制这核心利益，也就无法改变现有的资源国有状态与社会财富占有状态。即使想进行触及深层次问题的“经济改革”，比如放弃资源国有，让农民拥有土地及山水资源，这就等于放弃经济资源的掌控大权，无异于党自断经脉；改变财富占有状况，等于是向掌权者所属的权贵集团自身开刀。所以，目前中共除了继续呆在自身挖就的这个巨大的转型陷阱里，维持稳定（即维持现有利益格局）之外，本身已无改革动力。 更要命的是，邓当年启动改革时，老祖宗留给中国人的山河依旧，只需要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方式就可以取得改革效果。而如今30余年过去，中国的资源——金（地下矿产）、木（地面森林）、水（河流湖泊及地下水源）、土（沙化，面积在缩小；重金属污染导致土地有害；其他种类的污染让使用价值严重降低）——被严重掏空或被破坏，中国已经没有1976年经济改革时期所具有的资源本钱了。 也因为看到了这种无法逆转的危险，中共官员的避险之路——“裸官”已经成了党内的潜规则，人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在被统治者与精英集团所抛弃。 人们可以期待2012年会出现1976年那种不伤筋动骨的变局。但事实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一次1976年以后曾有过的机遇。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4期，2012年3月22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57）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