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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宪政、法治在弱化 ——写于德国统一 25 周年之际
何清涟 今年是德国统一25周年，与以往一边倒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不同，今年有不少“政治不正确”的声音出现。一篇《两德统一25周年：别假装一切都好》，从很多方面涉及了“不太好”的一面。但在我看来，最严重的情况并非该文涉及的问题，而是今年德国在应对难民危机时藐视法律的政府行为。这些行为颠覆了外界对德国人守法、严谨的印象，让人怀疑德国的法治基础是否依然存在。 默克尔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在接受难民问题上，德国政府进退失据，反复无常。10天不到，从“接收无上限”到重启边境检查，重大政策之随意率性，让人对其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在匈牙利等东欧四国的坚决反对声中，总理默克尔9月5日宣布接收难民无上限，副总理加布里尔干脆声称，今后每年可以再接收50万难民。世界都在为德国接收难民的承受力担心之时，德国政界与一些媒体却自我陶醉于“欢迎文化”带来的崇高道德感与骄傲感中。 当慕尼黑在1周之内迎来6万多难民，且难民还以每天逾1万的速度涌入之后，巴伐利亚州因负荷不堪而发出抱怨；德国鲁尔区Mettmann地方政府因难民开支而增加房地产税和工商企业税，即变相开征难民税，引发当地居民（包括欢迎难民者在内）的抗议。形势急转直下。联邦内政部长德迈齐埃于9月14日下午在新闻会上宣布，德国将“暂时”恢复与奥地利接壤地区的边境检查。此时距默克尔宣布无上限不到10天。 德国决策的反复无常，既使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也使欧盟的完整性受到了严重打击。这一切，源于德国以各种借口破坏法律及各种协定。 首先，德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以“人权”为藉口，推翻了欧盟关于难民问题的“都柏林协议”。该协议要求难民必须在到达欧盟后的第一个国家进行登记，但德国却让那些没有在匈牙利登记的难民进入德国，还出动专列，把难民接到德国。 其次，当难民潮让德国无法招架之时，德国政府又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暂时退出“申根协定”，重启边境控制。众所周知，“申根协定”规定协定国之间的国境不受检查，让欧盟国家实现了“欧盟无国界”的梦想。 德国破坏欧盟内部规则并非始自此次难民危机。在欧盟国家中，德国率先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两德合并，债务过重为由，让国内债务比例在欧洲国家中首次超过GDP 60%。有了德国的示范效应，法国等都先后破坏规则，为后来的欧债危机埋下了祸根。可以说，德国是欧盟债务危机的始作俑者。 这种政党政治会导致选举出现“播下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2013年9月德国大选中，左派如社民党（SPD）遭遇历史性惨败，而基盟（CDU & CSU）获胜。但基盟的选票未能达到绝对多数，不能独立执政。基盟的传统盟友自由民主党（FDP）因得票少，连国会都未能进去。基盟不得不选择左派当中较温和的社民党联合执政。社民党的几大核心政策，比如全国性最低工资等，都被基盟妥协接受。随着基盟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左倾，保守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反而成了左派政府。德国人不得不吞下这枚苦果：多数德国人选了右派，得到的却是个左派政权。 德国政府的舆论独裁 这次难民危机中，德国政府对舆论实行管制，让人深感默克尔政府在背离民主的路上走得实在太远了。 难民潮开始之时，“欢迎文化”占主导地位，德国媒体受“政治正确”的约束，与默克尔政府保持一致，但社交媒体上却爆发了关于无限庇护权的激烈争议，许多发言者深感忧虑：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接收这么多人？必须照顾难民的这个社会福利国家到底有多大能力？文化融入的可能性如何？许多网民抱怨，政府在做出决定时未倾听选民的声音。 对政府难民政策提出质疑者被打入“黑暗德国”，其言论一律被看作是“新纳粹的种族歧视言论”，于是出现了德国版的网络监控。9月14日，德国法务部长马斯（Heiko Maas）召见了Facebook代表团，要求建立一个由Facebook、民间社会组织和NGO组成的工作小组，迅速删除“仇恨帖子”，除了删帖之外，还要加强用反证来对付仇外言论。9月下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间隙，默克尔当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难民种族言论增多，扎克伯格承诺严控。 这一控制舆论的做法，导致德国一些知识界人士忍无可忍，柏林洪堡大学东欧史、斯大林主义研究专家von·Jörg Baberowski 教授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德国将自己变为美德国家》，警告说：德国政府无视公民的担忧，使用舆论专制统治德国。媒体追随政府以保持政治正确性，对舆论专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从德国的现实来看，公民的疑虑与提出的问题都是有道理的。这种舆论专制的后果很严重，导致公民对政治冷淡，德国“社会和谐和凝聚力面临危亡…但总理却对她一手制造的灾难视而不见。在别处，政治家已因小错下台了”。 默克尔及其同僚的错误在于他们将言论自由当作表达真理，认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应该被删除并限制。在对言论自由与法治的关系上，德国人的认识确实远不如美国人。 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楚。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即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保证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直认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因而导致出现言论管制：当局或者当局认可的一群所谓的“大多数”，经常将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宣布为“真理”，以此扼杀不同意见。 在难民问题上，德国政府应对失据、违反法治引发的社会反思，已经超出了难民问题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批评者在反思文章中都会写上“自从两德统一以来”，用这种方式追溯问题的起源，应该是被所谓“政治正确”长久压抑之后的爆发。 德意志民族曾经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这次难民危机应该促使德国人深入思考并采取行动，法治弱化既然已经危及德国，扭转这一趋势就是当务之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从德文资料的翻译及细节的查核了解上，得到德国网友野罂粟大力帮助，特此鸣谢）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0月5日，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germnay-20151004/299101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2012 年不会是 1976 年重现
——浅析中共高层两次权斗的背景之相异 共产党政权交替时期出现内部危机是规律，中国2002年第三、四代权力交接未出现外化的矛盾与摩擦，可说是少见的异数。如果说此次权斗内幕目前还处于半模糊状态，但有一件事情却异常清晰：非政治精英圈的中国人，虽然抱着“看彩”的态度观剧，但大多都希冀这场权斗象1976年那场高层权斗一样，发生于宫廷之内，最后却催化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之局。 一、1976年：中国人希望摆脱物质匮乏与毛思想的禁锢 我个人觉得，除了人心思变、流言满天飞这两点与1976年相似之外，无论是从党内分化程度、双方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还是社会环境，均与1976年无太多相似之处。只要双方都奉行一党专政，无论哪一方胜出，都不会再为中国带来1976年那种变化。 我这样说的原因很简单：1976年与2012年两次中共高层权斗，参与几方所依据的政治合法性、社会财富分布状态、社会依托的生态环境及国际环境完全不同。 1976年，中国已被毛泽东的“文革”折腾得精疲力尽，苦不堪言，物质匮乏到了极点，各种生活必需品定量供给，民众连买包白糖都要开后门，人心普遍思变。1975年周恩来住院，邓小平复出，于7月4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经济生活重新纳入正常轨道。此举很得人心，但却被毛派斥为“右倾翻案风”严厉打压。其时各种有关邓小平如何与毛妻江青斗争的小道消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除了在“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与愚民之外，邓小平在人民当中已经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1976年10月的那场政变既符合政治高层的利益，在中国也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即使那时邓小平、叶剑英没拿出任何政治纲领，但人们觉得换人换活法，所以华国锋主张的“两个凡是”很不得人心，下台也就无人同情。邓以后通过恢复高考、取消阶级成份、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重塑了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此后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就顺理成章，虽然有党内斗争，但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之争，权力之争的色彩较淡。 中国人当时普遍厌倦了物质极度贫乏、思想上受到严厉禁锢的中世纪黑暗状态，因此大都对毛派失势都非常欢迎，假装不知那是一次“宫廷政变”，接受了胜利者的一切解释与言说。 二、2012年，权斗双方给出的未来政治愿景对国人都无吸引力，政治合法性资源都面临枯竭。 先说薄熙来与“红二代”们的政治理论。奠基于“唱红打黑”基础上的“重庆模式”，不管新左派如何用后现代语言将其包装成一套看起来很华丽的理论，但毕竟遮盖不住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国有这几个基本特点。在经济上，利用“打黑”、举债的钱，通过行政性济贫给百姓分点“蛋糕”屑之外，“重庆模式“甚至找不到持续生产“蛋糕”、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重庆作为一个中央直辖市，既无法回复到其历史上做国民政府时期陪都的荣光，甚至连恢复计划经济时期在中国的相对先进位势都非常困难。毛泽东的“祖国山河一片红”让人民衣食匮乏，薄熙来半心半意的“唱红”也无法让人民走上富足之路。否则，中共又何至于走上邓小平的改革之路？ 太子党刘源派系的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论”，算是太子党、红二代当中最成型的理论，本质上仍是由中共垄断政治权力，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为辅这套中共在50年代前半期实行过的老路子，与现状也无什么不同。“红二代”的政治主张除了反腐败，以保持红色江山永不衰败之外，还有一些政治要求，比如希望当局对父辈曾参与建立中共政权的红二代偿开放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位，让其加入人大、政协等，其政治主张真与“民”没有多少关系。 再说目前在任的中央政治高层。江胡这两代领导人治国23年，其中江主政13年，真正当家做主的也就是六七年而已（算上邓小平在世的最后一两年）；胡锦涛主政前后十年，在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上基本都奉行邓小平在世时定好的框架：一党专制领导下的半行政干预半市场经济。如果要形容这两代领导人的治绩，与明朝万历、天启两位皇帝有一比，江泽民时代有如万历朝，前期托邓小平（张居正）经济改革之福，积累了不少财源，又还有未曾破坏的资源依托，所有给中国长脸的事情，比如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申奥成功，外资大量涌入，……可谓接踵而来，在世界眼中，中国繁花似锦，有如“冉冉崛起”的一颗明星。江泽民在承接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承接了邓小平开启的权力市场化之路，其弊端我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有过分析，今年写的“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后再回首”中也集中涉及。 胡锦涛执政之后，除了必须在政治理论上有套说法之外，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几乎全部是萧规曹随，不事更张。他从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开始，最后落脚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最初那种“左”的政治主张是否与其“右”的经济社会政策之间相容，在“政左经右”两条腿反方向撕扯的状态中如何走路，胡总书记及其智囊似乎都不愿意多思考。 但胡总书记的运气显然比其前任江三代要差许多。所有社会经济政策，江时代是享其利不见其弊，胡时代是利尽失而弊渐显。邓的“跛足改革”当其在世之时，大多数人只见其利，不见其患，这些隐患到江时期也只开始显山露水，因此江总书记风风光光地当了一代太平天子，四处出访，显其多才多艺，最后落下不少“政绩”，平安下车后还当了两年“太上皇”（军委主席）。这也是本人《现代化的陷阱》问世后遭到不少苛责的原因，今天国人常说拙著“很有预见性”，只是因为当年我根据当局经济社会政策逻辑推演而出的结论成为了现实而已。 胡锦涛的第二任期之内，官员腐败已使政府正常的社会管理功能瘫痪，贫富差距之大已经影响社会安定，各种群体性事件从2003年的5万余起逐年上升，直至2010年的20余万起。江泽民开启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最初圆了国民都能升大学之美梦，到胡锦涛时代却成了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的噩梦。在江泽民时代举国欢庆、标志“中国崛起”的申奥成功，到了胡锦涛2008年举办之时，却不得不在“六张网”笼罩下的军管状态下开锣，成了警界与北京居民的沉重负担。最不幸的是，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问题，经过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成为一个再也无法遮蔽、回避的公共问题。胡温的不作为，成为在朝的政治势力与在野异议人士共同批评的目标。胡总书记应对薄督咄咄逼人的“唱红”挑战，竟然是源于毛文化一脉的“学习雷锋”，其智穷力短，于此可见一斑。 三、有无社会重建资源，是1976与2012年的最大区别 中共方面，无论是谁上台，区别只在于谁来接权力之棒。这于当权的派系来说“兹事体大”，毕竟是抢到了权力之棒（即财富的点金手指）。但如果没人想放弃一党专制这核心利益，也就无法改变现有的资源国有状态与社会财富占有状态。即使想进行触及深层次问题的“经济改革”，比如放弃资源国有，让农民拥有土地及山水资源，这就等于放弃经济资源的掌控大权，无异于党自断经脉；改变财富占有状况，等于是向掌权者所属的权贵集团自身开刀。所以，目前中共除了继续呆在自身挖就的这个巨大的转型陷阱里，维持稳定（即维持现有利益格局）之外，本身已无改革动力。 更要命的是，邓当年启动改革时，老祖宗留给中国人的山河依旧，只需要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方式就可以取得改革效果。而如今30余年过去，中国的资源——金（地下矿产）、木（地面森林）、水（河流湖泊及地下水源）、土（沙化，面积在缩小；重金属污染导致土地有害；其他种类的污染让使用价值严重降低）——被严重掏空或被破坏，中国已经没有1976年经济改革时期所具有的资源本钱了。 也因为看到了这种无法逆转的危险，中共官员的避险之路——“裸官”已经成了党内的潜规则，人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在被统治者与精英集团所抛弃。 人们可以期待2012年会出现1976年那种不伤筋动骨的变局。但事实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一次1976年以后曾有过的机遇。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4期，2012年3月22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57）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香港民间公投考验北京的政治智慧
6·22日香港占中全民投票突破70万人，北京显然低估了港人向往民主政治的热情，其应对方式有点失据，一是不让国内报道，采取鸵鸟政策；二是对香港民间公投持激烈批评态度，比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文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 \北京为何迟迟不定出普选时间表？\ 香港此番民间公投实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97“回归”之后香港人民与北京政权矛盾的总爆发。本文且讨论民间公投是否非法。 1997年主权移交后，随着北京对香港控制日益严苛，政治争议渐多，多数都涉及《香港基本法》架构下香港民主发展的问题。当香港占领中环运动要求普选权的要求日益强烈之时，国务院新闻办于今年6月10日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作为单一制国家，本源性的权力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授权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还有很多没有授予的权力都操持于中央。一些大陆官方学者很不客气地就此发言说，香港要求普选权，是因为“没认清自己的地位”，挑战中央政府。香港人本来就已经对香港大陆化非常郁愤，这份白皮书的倨傲不仅没能让香港人驯服，反而激发其参加公投的热情。 香港人要求普选权，其实是要求落实《基本法》。《基本法》中第45条及第68条分别阐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普选为目标。香港回归至今已17年，就算是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循序渐进”，也应该进入普选阶段。中央政府但凡有一丁点落实《基本法》的诚意，至少应该给出一个三两年内实行普选的时间表。但是，北京不仅没有给出时间表，反而发表了一份咄咄逼人的《白皮书》，原因何在？ 首先，这是由共产极权统治的禀赋所决定，极权政治从来容不得异端，连人的思想都想“格式化后重新输入”，更不用说统治区域内治理形式的异质化。其次，香港已经“回归”，在中共眼中，这种“回归”就意味着与大陆日渐同化，将“50年不变”提前改为15年不变并无不妥。大陆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允许香港普选特首，其他省份的‘寻衅滋事者’将会群起效尤。在6·22投票后次日，《环球时报》即发表《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 也没13亿人多》，称6·22公投是一场 “闹剧”，香港只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无中央授权不能搞公投，“如果中国各地都搞类似公投，岂不天下大乱”？ \中国地区性《白皮书》是治理危机的产物\ 近十多年来，北京除了就“司法改革”等专门领域颁布各类《白皮书》之外，对行政区颁布《白皮书》只有三地，即西藏、新疆与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个共同特点，即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日益增强。关于西藏的白皮书有两份，即《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首发，2006年在人民网重新刊登）、《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2013年10月），主旨是讲中共如何让西藏人民从落后的农奴制下获得“解放”，西藏进入现代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于2010年颁布，显然是出于应对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的内外宣需要，主题集中在领土主权与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央政府如何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在教育科技、经济生活获得进步。 西藏、新疆《白皮书》的发布，与其说是中央政府矜夸功劳，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治理危机。如今香港获颁中央政府专题《白皮书》，当然也是因为近年来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大幅下降。这些《白皮书》最重要的功能是宣示中共政府的意旨，并不在意《白皮书》所涉地区人民对中共统治的真实感受。研究这些地区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可以发现，我们不能将这些地区民众的自述与《白皮书》折衷比照，从而得出所谓的“客观事实”，因为二者之间的矛盾含有深刻的价值观的冲撞。以这三份白皮书为例，中共既不可能理解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在藏人生命中的意义，也不可能理解香港人为何无法忍受沦为“大陆同胞”的生活。对于高度物质主义的中共来说，当年对香港“50年不变”的最形象概括就是“回归以后马照跑，舞照跳，不会改变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至于港英时期香港人民曾享受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在北京政权眼中，根本无须加以尊重，因为中央政府本来就打算在“回归”后逐步褫夺。 \北京为何在意香港民间公投？\ 对香港民间6·22公投，与其说北京在意其是否“合法”，还不如说北京恼火香港人民这种挑战姿态。香港特首的“选举”，多年来经选举委员会投票产生，该委员会由38个“界别分组”选出来的800名成员组成。这些委员们不管心目中有没有自己中意的特首候选人，但最后都得服从这一“共识”：选一个北京中意的特首，否则没得商量。 自1949年以后，香港事实上存在一明一暗两个权力中心，“回归”之前，明的是港英政府，暗的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对内称“港澳工作委员会”，我在深圳市委工作时，同事戏称其为“中共香港市委”）。关于这个机构的主要业务，许家屯（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与《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因“六四”与中共决裂后，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述。香港“回归”后，新华社香港分社于2000年重组，只担任官媒老大，结束其政治使命；同时从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分拆出一个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成为凌驾于香港特区政府之上的权力中心。 中共接手大陆之时，在大陆采取的是打击、消灭原有社会精英，扶植下层参与新政权；但在接手香港时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作法，主要笼络上层并给予亲北京商界人士在大陆的发展（即牟利）机会，通过控制香港精英阶层，达成对香港的治理。“回归”前及初期，香港中下层本来并不关心政治。在中共眼中，他们有饭吃、有工作机会就行，很好对付。 但近十多年以来，香港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自70年代以来，香港赖以支撑经济发展的四大产业当中的电子、制衣与玩具业早就迁往珠三角，只剩下一个珠宝业；原来的转口贸易中介地位因中国加入WTO而逐渐丧失，只有离岸金融这种灰色业务大发展，以至于香港现在沦为大陆商人、官员的主要洗钱中心。可以说，“回归”后的十多年就是香港由原来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沦为大陆的经济附庸，中下层香港居民的就业受到严重影响，年青世代普遍感到无出路。也因此，香港民间社会逐渐觉醒，成为中共不得不面对的一支社会力量。现在，香港人怀念港英时代的自由及身为“四小龙”之一的丰裕，对北京的不满日益增加。以上就是此次公投产生的大背景。 香港人多年来有过多次大规模集会游行，远的有1989年支持北京学运和抗议“六四“屠杀的游行，近有为邵阳异议人士李旺阳冤死的大规模抗议，此外，每年维园都点燃纪念“六四”的烛光。但这一次的抗争性质不同了，香港人为争取自己的普选权而表达出独立于北京的强烈声音。北京就算不愿意立刻回应香港人民的要求，也应该考虑履行《基本法》的承诺，定出实现普选的时间表。在政治博弈中，妥协让步其实不代表软弱，而代表一种成熟的政治智慧与政治信心。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6月2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624/194426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5👍 0💬 0“民主时刻表”的黎明
台湾又要总统大选，不管选举结果如何，都是台湾的胜利，因为这是人类民主进程足音中的一部分。但台湾却有总统参选人指责说，台湾“把民主价值变成了与大陆十三亿人民对抗的工具。”这一派胡言，整个颠倒了“民主价值是结束共产专制的工具”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和事实！ 天下有人相信台海两岸的分歧是台湾人民和十三亿中国人的对抗这种混话、鬼话吗？天下还有人不知道台海两岸的对抗是民主和专制的对抗吗？没错，有，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这岂止是国民党的奇耻大辱，这简直是中华民国民主进程中的闹剧、笑料！ 但无论有多少闹剧和笑料，台湾的选举是人类民主长河和历史潮流的一部分。这个历史潮流，虽在人类千百年的历史上都步伐艰难，极为缓慢，但在最近的45年，却是快步如飞，且一往无前。 民主时钟已到凌晨6:59 在研究人类战争和民主方面，夏威夷大学的拉梅尔教授（Joseph Rummel）是公认的专家和权威。去年3月去世（82岁）的拉梅尔一生都致力研究战争和死亡，写过24本专著，包括《权力杀人》、《致命的政治∶苏联的大屠杀》、《中国的血腥世纪∶自1900年以来的大屠杀》、《政府造成的死亡》等。 研究战争和屠杀，使拉梅尔更确定，政府是主要杀手，人类的主要大众死亡，都是权力者造成的。而要防止权力者和政府杀人，实现世界和平，就要建立民主，推广民主，使整个人类都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中。由此拉梅尔教授提出“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设置了“民主时刻表”，用钟表方式标示人类民主的步伐和进程∶ 拉梅尔指出，人类在渡过了千百年黑暗的时代之后，直到1800年，全世界才有3个民主国家∶美国，法国，瑞士。他把法国列入民主国家，可能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王朝。但法国的罗伯斯比尔时代，是以“泛民主”实行暴民政治，根本不是民主，而是更恐怖的专制。 如果去掉法国，实际上二百多年前，人类只有两个民主国家。而瑞士的民主，也不典型。所以更切实地说，只有从1776年美国的独立，人类才真正开始了民主进程，实行了投票选举，三权分立，多党制，新闻、言论、宗教和结社自由等。 到了1900年，全球的民主国家有13个。也就是说，经过了整整100年，人类才增加10个民主国家。按照拉梅尔的“民主时刻表”，那个时候虽不是半夜时分最黑暗的时刻，但“民主时钟”也只走到刚过午夜的一、二点钟。 到了1950年，世界有了20个民主国家，占全球人口的31%。在拉梅尔的“民主时刻表”上，钟摆到了凌晨3:43分。 到2000年，全球已经有120个国家实行了多党选举，民主人口增至占全球58.2%。“民主时刻表”的指针摆到凌晨6:59。拉梅尔说，这是民主的黎明。 这份民主时刻表展示，人类民主的步伐，是近年才疾速飞走的∶1800年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13个，1950年20个，1970年30个，今天已经约有130个。也就是说，从1970到2015年的45年之间，实行多党民主选举的国家增加了100个！ 民主的潮流和逆流 美国另一个研究民主浪潮的知名学者是哈佛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他宏观研究了全球的三次民主浪潮（和两次民主倒退）∶ 第一波民主化发生在1828到1926年之间，源于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第二波民主化发生在1943到1962年之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该国中下层军官和平民发动政变，推翻了20世纪西欧历史最长的独裁政权（42年）。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延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先是“苏东波”，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结束共产专制、走向民主。然后是“中东波”，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到埃及，到利比亚，以及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的民主选举，民主浪潮更加汹涌澎湃┅┅ 按亨廷顿的统计，全球有过两次民主倒退，第一次发生在1922到1942年之间，22个国家失去民主；第二次发生在1958到1962年之间，又有22个国家从民主走向独裁。两次倒退，都是在民主化浪潮之后发生的。那麽全球第三次民主化浪潮（1974至今）后，民主是否会倒退？ 第三波民主化不可逆转 亨廷顿教授2008年去世，无法继续他的研究统计。但据全球知名的《自由之家》的报告，过去七年，全球民主有所倒退，俄罗斯、委内瑞拉、埃及、土耳其、泰国、尼日利亚、肯亚、阿塞拜疆、匈牙利等，都被列为在民主自由方面倒退的国家。 但《自由之家》只是说这些国家在民主自由方面倒退，而不是亨廷顿所统计的从民主变成独裁（不再选举）。尤其像埃及，过去四年有过两次全民公投，两次总统大选，最近这次塞西将军以超过93%的高票当选总统。不能因为他曾是将军，就否定这个国家人民的投票选举和民主性质。尼日利亚同样，原来的左翼政府贪污腐化，导致民怨载道，人民选择了前将军（独裁者），但这位将军早已放弃专制思维，建立政党参选已有15年。即使在土耳其、虽然现任总理埃尔多安是伊斯兰主义信奉者，但该国仍是举行全国大选；他能赢的根本原因，是当地左派政策不得人心（这点跟新加坡很相像），所以左派（在野党）才一再败选。所以在这些国家，可以说民主有后退，但都没有倒退到失去民主、进入专制的程度。 从整个大局来看，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成果，基本是保住了。个别国家的倒退，只是所有胜利道路上都会遇到的挫折而已，就总体而言，民主大趋势已浩浩荡荡，无法阻挡。 民主的三大好处 拉梅尔教授坚定地认为，民主可以创造和平，主要基于两点∶第一，民主能避免战争，而战争是人类的主要杀手。他统计，从1816年到2005年之间，人类一共有过371场战争，其中205场发生在两个专制国家之间，166场发生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而没有一场战争是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结论很显然，如果全球都是民主国家，就根本不会再有战争，而只有和平！ 第二，民主能避免大饥荒。全球发生的大饥荒（造成大规模死亡），全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而没有一例是发生在民主国家。难道民主国家就没有天灾吗？当然不是。而是民主国家可以抵抗天灾，更不会把天灾变成人祸。但在专制国家，常态是把天灾转变成人祸，人为造成大众死亡。例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大饥荒，就跟共产制度有直接关系。中国六十年代的所谓“自然灾害”造成的大众死亡（四千多万人丧生），从根本上来说，当然是共产党的政策造成的。因为在大饥荒发生时，毛泽东们认为根本没有饥荒，是农民故意藏粮跟政府作对，所以拒绝发粮赈灾。在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403亿斤，照当时标准，相当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所以对这段历史独立调查和研究的专家众口一词，那是一场“人祸”！ 拉梅尔没有强调的第三点是，民主可以避免政府残杀本国的人民。在任何专制国家，都有大量无辜者、更有优秀的思想者被残害的悲剧。例如共产党在中国建政至今，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推算，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由于中共政策（屠杀，迫害，饥饿等）造成的大众死亡超过八千万人！平均下来，每年有123万人！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人的不幸，更是人类的惨剧！ 2025年铲除所有独裁者 但毫无疑问，无论是中国的专制，还是北韩的独裁、叙利亚的野蛮、伊朗的恐怖威胁，所有的专制政权，其实都已到了穷途末日的历史尽头。前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后担任《自由之家》副总裁的人权活动家帕尔默（Mark Palmer）在2003年出版的《打破真正的邪恶轴心∶怎样在2025年之前铲除全球的最后独裁者》（Breaking the Real Axis of Evil: How to Oust the World’s Last Dictators by 2025）一书中指出，独裁者是导致贫穷、恐怖主义、专制的主要原因，也是对美国及全球安全的威胁。所以，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致力铲除那些最后的独裁者（按他当时统计，全球还有45个）。 帕尔默曾做过总统演说撰稿人，雷根总统当年那段对共产主义盖棺论定的著名演说词就出自他的手笔∶“苏联拒绝给自己的人民自由和人道尊严，那是对抗历史潮流的。我在这里描述的是长程的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长征，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不仅是预言，更是对历史的回顾∶1776年全球只有1个民主国家（美国），今天全球已有130个国家多党选举。239年间，人类发生超过两千年的巨大的变化∶它雄辩地证明，全球民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一切专制都将被历史埋葬，任何独裁者都会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载《看》月刊2015年7月号 2015-07-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七大国右倾和全球民主
人类跨入2011年，走完21世纪的头十年。回顾过去十年，无论是全球民主化，还是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的整体富有程度，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局面！ 民主已是世界潮流。现在除整个东欧都结束了共产专制、实行了民主制度之外，在美洲的三十四国中，除共产古巴，也基本实行了选举制度。即使连非洲，也多数国家走向多党制。在亚洲，除了共产中国和北韩等，连印尼、马来西亚等也都实行了选举。而乌克兰的橘色革命，乔治亚的玫瑰革命，伊拉克、阿富汗的选举，以及伊朗、黎巴嫩、埃及等中东国家的人民对民主的呼唤等等，都曾是世界焦点新闻。 二十年前，全球民主国家只有76个，现已增至123个。权威的“维基答案”（wiki.answers.com）公布的全球123个民主国家名单，包括联合国之外的科索沃（已有美国等62国承认）和台湾（有23国承认）。 2010年全球民主有衰退 经济全球化更是大势所趋。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无论是美洲还是非洲，都在连结成一个全球经济体，相互依赖，互通有无，共同发展，脱贫致富。美国学者施拉姆（Carl Schramm）说，“按今天标准，1820年时的世界人口，84％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而今天，全球贫困人口已降到只有16％。”在经济全球化下，全球贫困人口已比30年前减少了五亿（占全球60亿人口的近10％）。 全球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的整体富有程度空前提高，并改变著人们对生活品质的看法和追求。看看中国、印度这样的第三世界大国，那里的人民也在努力工作，致力发财致富，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不是意识形态。从全球股票市场也可看出，不要说美国和欧盟，即使原东欧国家的股票，以及拉丁美洲的交易市场，都是吸引全球股民投资（赚钱）的亮点之一。 当然，去年（2010）全球民主有所退步。美国《华尔街日报》年底前发表了题为《民主的衰退》的社论指出，2010年11月份，缅甸的选举就是当地军政府作弊的产物；另外在中东，埃及的选举也不真实；海地的总统大选，更是产生暴乱；不久前白俄罗斯的选举，明显也是当权者作弊。另外在非洲，象牙海岸这个国家正经历第二次内战，因选举出现纷争，反对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执政者拒绝承认败选。虽然联合国通过决议，施压象牙海岸的在任总统交出权力，但却没有产生实质性效果。除此之外，民主在俄国，在泰国，在委内瑞拉等，也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倒退。 全球民主不再是美国外交优先 为什麽会出现这种现象？《华尔街日报》社论认为，第一个是经济原因。因为全球经济的严峻，导致政治局面的严峻，那些威权国家的执政者，利用经济困境，乘机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力。目前石油价格居高不降，明显有利於美洲的委内瑞拉和俄国的普京等权力者。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下降，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对推广民主自由的立场有所後退。这家大报回顾说，全球民主浪潮，主要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美国总统里根，致力向全球推广民主，到九十年代，全球的民主国家就已增加到116个。到了布什总统时代，更是把向全球推广民主，作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基石。 但奥巴马上台後，美国政府不再主张向全球推广民主，反而强调不要把美国的价值强加给其他国家。《华尔街日报》社论说，“所以当2009年伊朗的绿色革命发生时，美国的态度基本是旁观者；同时美国的一些左派学者还强调和推崇中国模式（等於是肯定中国式的经济开放和政治专制）。这种从莫斯科到北京以及到仰光的模式被肯定，显示全球民主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优先。另外，美国公众现在更多被国内事务所吸引，也缺乏向全球传播民主的宗教般热情。” 更多独裁国家，更多国际混乱 2010年初我在《看》杂�倚吹幕毓�2009年的文章“自由世界的虎头蛇尾”中就指出，布什政府向全球推行民主的政策是“虎头”，接任的奥巴马成了“蛇尾”。我当时预测，有两场选举结果，将会从内外制约奥巴马“後退”∶一是美国国会改选，共和党将胜选；二是英国大选，保守派将取代左派工党。现在这两点都已成为事实。而且共和党是大胜，获得过去八十年来国会选举的最大胜利；而英国保守党领袖卡麦隆当选後，大刀阔斧经济改革，大幅削减预算，限制政府开支，并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哈帕，以及法国总统萨科奇等保守派领袖联手，抵制奥巴马提出的欧洲国家应拿更多政府资金“救市”的社会主义方向，而更强调政府瘦身，推行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现在西方七大工业国，出现英、法、德、意、加等五国都是保守派执政的局面（两周前，义大利国会对现任保守派总理不信任投票，并没成功），只剩下美国、日本是左翼当权。但日本战後基本是保守派执政，左翼掌权都寿命很短，现在执政的左翼民主党最近又发生分裂，其下台已是屈指可数。而美国左翼政党在国会惨败之後，连奥巴马也被迫向保守派低头，签署延续了前总统布什的减税法案，其大政府政策等於打了折扣。 《华尔街日报》社论对新一年的全球民主，仍充满期待，强调全球民主的衰退，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坏事，因全球有更多民主国家，美国就有更多的盟友；而有更多独裁国家，就会制造更多的国际混乱。因此呼吁奥巴马总统应想办法改变这个民主衰退的趋势。但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会采取什麽行动，或是否动作，仍需拭目以待。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11年1月 2011-0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台湾大纪元举办《九评》系列座谈会
「中国经济困境 台商西进陷阱」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台湾记者报导)台湾《大纪元时报》六日上午在台大法律暨社会科学院国际会议厅举办一项名为「中国经济困境，台商西进陷阱」的座谈会。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荣丰、旅美政论家林保华与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应邀出席发言。 在主持人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的引导下，三位来宾专家分别讨论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本质。讨论主题围绕「中国当前经济困境严重吗」、「苏联的改革开放与中国之异同」、「共产党发展经济的手法与共党本质」。座谈会吸引了百馀名民众到场。 日前，全球大纪元报系同步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这次座谈会也是全球大纪元报系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推出的系列座谈之一。本报预定随後将扩大于全台举办系列座谈，从各方面揭露中共本质与它带给人类的危害。 本报将刊登本次座谈会详细内容，敬请期待！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荣丰∶中国「内部改革缓慢但对外开放积极」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荣丰，研究中国经济二十多年。张副院长认为，中国「内部改革缓慢但对外开放积极」，缓慢的原因是「市场机制不健全」与「所有制不健全」。 关於外界关注的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张副院长称此为「流血输出」。因为，这造成了中国物品被低估，人民沦为廉价民工。由於中产阶级薄弱，知识份子与中小企业缺乏力量，因此造成的中国民主化不成熟，也是经济改革缓慢的原因。 张副院长指出，中国经济对周边国家造成极大的影响。例如∶由於中国廉价的工资，促使周边国家的劳工工资无法提高。此外，关於诸多衍生问题如∶周边国家的资金流入大陆、生产大量劣质产品、贸易摩擦、人口移动形成的社会治安、疾病防制与政治渗透等等，张副院长都提出精辟的见解。 由於张副院长过去长期担任李前总统登辉先生的幕僚，他在座谈会上特别由政策面的角度提出，面对大陆带来的诸多问题，台湾该如何因应？ 张副院长说，台湾必须坚持民主化，才能和中共改革开放後的体制产生根本的区隔。因此，李前总统当时阶段性的六次修宪，也正是为坚持民主化，次第井然地还政于民，并重新定位台湾的主体，建构兼顾民主与对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一系列必要措施。 张副院长解释「戒急用忍」是政策正确，但宣传失败。所谓的「戒急用忍」并非一味的不允许台商赴对岸投资。而是当时政府预见赴大陆投资的风险，基於保护本国商人而设的安全防线。除了投资基础建设之外，政府限制个案投资的上限不得超过五千万美元，并依据厂商的规模，订定赴大陆投资的上限。 曹长青∶数字说明中国经济外强中乾 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则质疑「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的说法。他说∶中国经济占全世界比重最大的时期是在一八零零年。当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33％，整个欧洲当时占23％，美国才0.8％。 中国经济目前规模大概只等於一个纽约州。 此外，他举例说明中国经济的实质现象。例如∶坏贷款比重太大，占GDP的40％。城乡平均失业率大概20％，8％的成长率不能平衡失业率。他还指出，16％的中国人每日生活费不到一美元；47％（六亿多人）每日生活费不到两美元。 透过与俄国经济的比较，曹长青先生说，中国经济问题出在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实行私有化。他指出，俄国当年走了震荡疗法，一下子从国有制变成变成私有制。结果现在俄国经济相当好，过去几年以每年5％的速度在成长。 他说∶「共产主义就是癌症，中国、苏俄都是癌症病人。俄国人采取大手术，把肿瘤摘除，中国采取隐瞒病情，吃补药，好像满面红光，实际上癌症没减轻。」 其次，曹先生指出，中国税收不高，但是太过繁杂。因此，苛捐杂税造成民怨。他举例∶光去年一年，农民暴动就五万两千件，一天一百四十多件，我们在这里一上午，中国就有七十个地方暴动。 最後，曹先生认为，人心不变化，什麽也没有变化。腰包大了，可是心灵还是空虚的。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道德这麽败坏过，假鸡蛋、假饼乾、假婴儿奶粉。」；「中国认同危机比台湾更危险，大家都不爱这个国家。」 他认为，中俄改革的历程迥异和领导人与知识份子有相当大的关系。他幽默的说∶「天佑俄国，因为俄国共党领导人一个接著一个死，中国每个领导人都很长寿，有改革想法的不是先死了，就是被关起来了。」其次，「国外异议作家都呼吁从本质上整个否定共产本质，而非仅仅（共产）体制内改革。」。 他说∶「当所有人民都喊出来『国王没穿衣服』的时候，共产制度就结束了。」 旅美政论家林保华指出，中共奉行的是「五毒俱全」的流氓经济。各级官员娴熟「骗、赖、吓、贪、抢」等五大骗术。 林保华先生先赞扬大纪元报系发表「九评共产党」的系列文章。他认为∶「这是对中共进行全面的批判，可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全面揭露了中共的本质。中共的本质是独裁专制政权，但是它的特质是流氓痞子政权。」 关於骗，林保华先生说中共的经济帐有好多本，因为是个混帐，所以也可以说是个混帐经济。中国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年初订定「计画」，年底数位一定差不多，显示它的英明伟大。所以有人说，中国负责经济的领导人应该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骗术对中外投资者起误导作用。 关於赖，他指出∶北京先後搬出「一国两制」、「台湾经验」，从港台捞了不少利益。现在却说甚麽不准台商在中国赚钱而去支持台独等等，似乎两岸经济交流只便宜了台湾似的，完全是耍赖的行为。 针对中共一贯的恐吓术，林保华先生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十月参加华府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时说，人民币汇率若仓促浮动，将引发一亿难民涌到南韩、日本或美国。 这充分说明了其恐吓他国的流氓嘴脸。 旅美政论家林保华∶贪官抢钱，再把钱转移到国外 他说，中共强制的宏观调控都难压抑过热的经济，根本原因在於各级贪官都可以从这些投资中捞取自己的一份利益，投资越多，利益越大。其中又以投资地产的利益最大，因为可以从政府手里廉价圈地，以低价强迫居民迁移，然後高价炒楼卖楼。圈地不够，还要「圈河」，修造水坝，发电赚钱。这些圈地、圈河已经逼得民众造反，但是当局没有停手之意。 此外，他指出，官僚把贪来的钱转移到国外。目前有几百亿的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等候汇率调整，对中国形成压力；而热钱一旦回流，又会出现新问题。 他指出∶中国股市本身黑幕重重，所以不但中国企业来香港上市，就是在中国的台商企业在台湾上市，也都要严加控制，因为对他们无从监督。(http://www.dajiyuan.com) 12/6/2004 10:36:05 PM 2004-12-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中国为何不发行千元大钞？
何清涟 中国政府为了遵守“不刺激经济”这一承诺，先后采取“微刺激”与“定向宽松”货币政策，今年8月份银行业新增贷款近7000亿，据金融官员对外宣称，“中国货币政策定向宽松仍有发力空间”。对内行来说，都知道所谓“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增加货币发行量，意味着通胀。但真正的通胀率是多少，这是外人无从得知的“国家机密”。人们只知道100元大钞现在不值钱，“票子”毛了。业内也曾有过1000元大钞将面世的传闻，却始终不见面世。其间缘由，本文试为解析。 \关于印钞（铸币）成本\ 古今中外，铸币都有成本核算。从印钞成本来说，除去制版等一次性高额投入之外，印制一张1000元面额钞票的成本大概不会比100元大钞更高。有人计算过人民币印制成本 ：印制1元面额的人民币，成本约为面值的90%，即9角左右；印制百元大钞，成本约为面值的5%，即5元左右。至于 十位数以下的分币，由于铸造成本远高于面值，许多国家已经弃用。比如荷兰、芬兰、北欧三国、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西班牙、南非、瑞士和巴西等国，在其10进制货币体系中早已取消使用个位数硬币。加拿大据说也将取消1分钱硬币。 近十余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货币化，据渣打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存量高达13.8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货币大国。《中国货币超发严重 经济货币化领先全球》（21世纪网，2013年1月28日）称，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该文称，经评估发现，均衡人均收入差异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中国到底超发了多少货币？以下数据可供参考：1、中国货币发行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截至2012年，中国十年间M2增速平均是18%，而GDP是9.5%；2、截止 2011年底，中国M2与GDP比值为1.89倍。其结果是人民币购买力快速下降，中国陷入持续的高通胀状态。这种情况下，一些专家讨论过发行大面额钞票，以便于流通，也可节约印钞成本。 但此议在媒体上一闪而过，中国政府权衡再三，宁可承担高发行成本，也不肯发行大面额钞票，其实主要是基于心理因素，不愿意通贷膨胀显性化，造成民众心理恐慌。不少人已经公开说过，中国经济稳与不稳，在于民众信心。 \拒发千元大钞，意欲掩藏通胀真相\ 以下几方面因素都在中国政府权衡之中： 一、历史教训。国民政府败退前夕曾实行法币（俗称金元券）改革，中共政府一直认为这是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主要因素。金元券由1948年8月開始發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虽只使用10個月左右，币值貶为发行时的两万分之一。向国民政府财长宋子文建议推行法币政策的经济学家冀朝鼎，其实是中共派遣至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卧底，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冀朝鼎向国民政府献策以搞垮国民政府财政之功，虽然直到几年方才公诸于世，但毛、周、邓等高层却是知情者，因此一直对通贷膨胀怀有高度警惕之情。周恩来在世时，对外国记者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的提问持高度警惕之态，那“18元8角8分”的妙答被中共外交奉为“大脑急转弯”的宝典，认为是粉碎了外记不怀好意的提问。所谓18元8角8分，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而来。 既然通胀被中共当年用为搞垮敌人的妙计，如今中共当然得谨慎对待发行大面值钞票问题；至少不能用大面值钞票引发过多联想，让民众对中国经济信心下降。 二、现实考虑。关于100元钞票的购买力之下降，一直是中国媒体讨论的问题。媒体认为，在10年前，100元人民币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钞，到了现在却只是普通的货币计量单位。《钱江晚报》曾发表《100元究竟值多少？ 50年代买135斤猪肉现在仅7斤》（2012年7月18日），文中列举历年数据，本文仅引三组：上世纪50年代：100元＝800斤大米或135斤猪肉；80年代：100元＝476斤大米或71斤猪肉；2010年：100元＝40斤大米或7斤猪肉。 虽然过来人都清楚知道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但这毕竟是个渐进过程，人的记忆有时不那么清晰，这种文章也并非人人都上网阅读。但如果有张千元大钞，虽然方便了富人使用现金，但等于时时提醒人们：人民币在快速贬值。尤其是对于低薪族来说，月薪为一张千元大钞再搭上几张零钞，那感觉令人很不舒服。 三、他国经验。这里所言他国经验主要来自前苏联与津巴布韦。苏联卢布曾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货币。1989年苏联对外宣布改革汇率体制改革，从原来的固定汇率制转变为实行双重汇率制，从而引发30年来的首次大幅波动。到1990年11月1日，外汇市场上的美元兑卢布比价从原来的1：0.6跳升到了1：1.8。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卢布地位已大不如前。1993年俄罗斯政府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卢布改革，以新版卢布代替旧版卢布，引发卢布大幅贬值，从1卢布兑换2美元到1 400卢布兑换1美元。 历史上，任何货币制度改革都是一场不公平的财富重新分配，卢布贬值导致前苏联公民多年的积蓄和从国企私有化中分得的财产最后化为乌有。苏联解体后，实行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每个苏联公民分到价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可以用来购买国营企业的产权，看起来似乎是一大笔财富，但这些账面上的证券化财富经过货币改革后，变得几乎分文不值。直至国际能源格局发生变化后，俄罗斯经济方才好转。中共多年来反复强调“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高通胀就是其中之一。 津巴布韦的情况更加恶劣，在通胀最恶化的时期，一张1000亿的钞票与1美元等价。津巴布韦这场经济危机开始于1980年，自其获得独立以来通胀率已达2,200,000%，直到2012年才稍有好转。2008年，津巴布韦政府曾发行100万、500万，1000万和最高的5亿元的钞票。人称津巴布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亿万富翁”陷入饥饿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人们对货币的使用早已不是论张，而是论“堆”或用秤来“称量”。 这种货币极度贬值，通货膨胀率极高的情况被称为“津巴布韦化”，让面临同样问题的发展中国家都引以为戒。 以上所述，均是北京坚持不发行千元面额大钞的考量因素。但中国的中上阶层早已感知通胀这一事实，用各种方法进行财产保值，比如投资黄金、古董、房产及向海外转移资产。反应最灵敏的则是外汇市场，从近年经常发生的外汇储备大起大落便可管窥。今年9月份，中国以人民币计价（剔除央行对计算汇率所作之人为改动）的外汇储备突然减少60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1000多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又一轮的资本外逃已经启动。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1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currency-20141103/250687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8👍 0💬 0APEC 观察：中纪委反腐获国际承认
2014年APEC峰会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中国赢得区域反腐主导权，标志是APEC区域反腐办公室就设在中纪委。一个经济合作会议上获得一项非经济合作成果，外人看了多少不明白其间“重大意义”。但北京却将其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承认，人民网11月8日发表《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APEC：从被融入者变成主导者》，认为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 \国际政治就是承认的政治\ 中国这样看，并非没有道理。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曾写过一本《承认的政治》，阐述人类社会对于承认（recognition）的需要，认为这种需要正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背后的驱动力之一，代表了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的政治要求，成为政治，尤其是所谓“文化多元主义”（multiclturalism）政治的中心议题。 这种“承认的政治”也适用于国际政治。事实上，国际政治就是一种承认的政治。中国从毛时代外交一边倒，到70年代联美抗苏，并于1971年10月重回联合国，就是从不被西方世界承认到被承认的过程。台湾作为一个“国家”不被国际社会承认也从这时开始，此后直至90年代，北京政府与台湾竞砸金钱，在国际社会争取邦交国，就是一种国际政治承认的争夺战。中国加入WTO，标志中国获得另一项重要的国际承认。 但是，对于希望获得世界领导权的北京政权来说，仅仅获得接纳式的国际政治承认是远远不够的，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北京一直在进行探底式外交，尝试改写国际规则。2009年12月，中国官员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表现，就是一次对西方游戏规则的一次探底大行动，曾被中国媒体得意地冠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高调出击”之题大加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试图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也终于忍无可忍。2011年11月13日，在夏威夷APEC峰会结束时举行的记者会上，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需要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行事。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多方回应，国际司副司长庞森的回应算是说出了北京的心里话：“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庞森这一回答是理解中国为何不遵守国际规则的钥匙。从WTO一直到所有国际人权公约，中国都未曾参与制订。这倒不是这些国家不让中国参与制订，只因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在中国加入之前很久，一些组织及协议就已经存在。中国之所以签署协议，是出于韬光养晦之策，为了拿到进入国际社会的门票先签订再徐图后计。但基于“中国未参与制订，因此不必遵守”这一政治逻辑，中方一直认为违规是天经地义的，只是以前翅膀没硬，这话只能在心里搁着，只是那次在夏威夷峰会上被奥巴马逼急了，中国官员总算一吐为快。 基于这一政治理想，中国期望2014年APEC会议“将自己的国家战略深深地融入到了会议当中，并最终将形成APEC成员的共识，指引亚太发展方向” （人民网11月8日文）。这一“主导地位”当然不是指充当会议东道主，而是让国际社会承认了中纪委在区域反腐中的主导权。 \中纪委反腐终于在国际社会正名\ 中纪委一向就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可以在未经起诉或没有律师代理的情况下对官员实施拘捕和调查，但这一权力过去从来就未被如此大用特用，江胡二位总书记特意“藏其锋芒”。自从王岐山主管中纪委工作之后，中纪委无论从机构设置、职能加强，还是从办事效率方面来说，都获得大幅度提升。在获得不少国内知名作家如二月河、冯骥才等人的真诚礼赞的同时，非议之声也不绝于耳。从十八大权力交接开始，国内有维权界代表人物质疑中纪委反腐的合法性，认为中纪委破坏法治，“因为反对贪污贿赂和反对渎职这种职务犯罪，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分配给检察机关去做。纪委去做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就把正当的机构闲置起来了。这个实际上是对法治的一种破坏。”2014年，这位律师在一篇著名的发言《纪监系统是破坏法治的大本营》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与其说中国纪委是反腐败的推动力，不如说中国纪委监察系统是破坏法治的大本营。”由于这位维权界代表当时的影响力，贪官的人权成了2014年上半年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我对这一话题从未参与，因为这个话题本身就虚拟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前提条件，即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的检察机关能够很好贯彻法治。事实上，第一，中国是一党专制国家，党集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于一体，利用中纪委办案与司法系统办案本质上并无不同；第二，中国频发的司法系统与检察系统腐败案，都证明中国法律共同体高度腐败，一个高度腐败的系统来反腐败，注定将一事无成；第三，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很多，相比之下，贪官的人权无论如何都不是首要问题，将国际关注这一有限资源吸引来关注中国贪官的人权，总有点不伦不类。 北京倒也不在意这类质询，只在意国际承认。近年来，中国已与63个国家签定107项司法协助条约，但专司追逃责任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却是由中纪委牵头，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机构共同参与组成，办公室就设在中纪委大院里。由中纪委掌控的“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出面与其他国家交涉引渡事宜，请求其提供司法互助，肯定于这些国家的制度不合，因为中纪委是党的机构，并非国家机构。但其它国家似乎并不在意这种制度上的扦格不入，就连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三国也对此并无异议。这一过程就是中纪委这一党的纪检系统越俎代疱执法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过程，有了这些国际政治承认，APEC峰会上中国成为首个ACT-NET主持国，取得区域反腐主导权几乎水到渠成。 \北京评价：国际社会主导权攻守易位** 放眼世界，真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拥有数量众多、在全球落地生根的贪官群体。也因此，在国际社会看来，由盛产外逃贪官的中国来主持区域反腐权，无疑是一条相当重要且政治正确的协议。目前的约定是：中国的首个ACT-NET主持国地位将持续至2015年底。届时如果中国希望继续主持下去，估计也没有哪个国家会与 中国来争这个主导权，原因也很简单，贪官外逃这是中国特殊的问题，无论是日本、新加坡还是其它国家，都从未发生过这样大规模贪官有计划携款潜逃的现象。 但中国显然并未将这次主导区域反腐权当作单项成果。前述人民网那篇文章自我评价说，“这次会议，放在历史中对中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许，数十年后，历史学家会将这次北京的APEC峰会定义为中国第一次真正主导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会议，……也是中美在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主导中的一次‘攻守易位’，由这次会议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是规则的顺应者，已成规则制定者。” 这次APEC会议有两个目的。以输出中国过剩产能为目标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因为此次会议并未就亚投行成立达成实质协议，只是一张路线图，因此，中国成为经济火车头带动世界还只是愿景；《北京反腐败宣言》确定的ACT-NET的地位，也将因国际追逃是个“中国问题”而作用有限。因此，中国是否从此将能够“真正主导世界游戏规则”，还在未定之天，毕竟，中国这个极权政治体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异类。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1月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apec-international-recognition/251402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曹长青与伊利夏提通信：伊斯兰教和鲁迅、胡适
【曹长青按：最近，流亡在美国的维吾尔作家、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副主席伊利夏提（Ilshat Hassan）先生来信，谈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你上次写的有关鲁迅和胡适的文章（“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我读著特别过瘾，极为欣赏。”“我特别喜欢、敬佩鲁迅，喜欢读鲁迅的文章；我对胡适不是很了解，也没有读过他很多的著作；最近找到了一些胡适的著作，正在读。”“由你最近的几篇文章（指评论伊斯兰），我推断，你大概对伊斯兰不是很感冒。┅┅我也很少见你对维吾尔问题的评说，不知是什麽原因。不会是因为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的缘故吧？”就此来信，我复信如下：∶】 伊利夏提先生：你好！ 得知你喜欢那篇写鲁迅和胡适的文章很高兴！那篇不只是写这两位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也是提出一些原则理念。 不仅关于新疆，关于西藏问题，我近年也写得很少，跟维族的宗教信仰没有关系，主要是其它议题的写作太忙，战线已太长，顾不过来，写不过来。我网站有一些关于维族问题的文章，基本观点我都没有改变，支持西藏人民、新疆人民的自决权利，尊重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尊重新疆和西藏的历史真实。 关于伊斯兰教，我在相关的评论伊斯兰等文章都有涉及。简言之，反对人民信仰伊斯兰教是不对的、不应该的，也是做不到的；而且也违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原则。所以如果禁止一切穆斯林进入美国是错误的。 但伊斯兰教的教义有严重问题，主要是暴力倾向。这跟圣经旧约是一样的，那个旧约中的上帝，简直就是恶魔，滥杀无辜，也是暴力倾向非常严重。但基督教经过三大改革：第一，有了放弃暴力、强调爱与怜悯的《新约》；第二，有了后来路德们的改革；第三，有了政教分离。经过这三大措施，基督教的暴力和十字军东征等，就无法再重演了。 尤其第三点（政教分离，宪政民主），像美国曾发生的大卫教（德州，后纵火自杀，死亡很多）、人民圣殿教（导致数百人丧生）等宗教狂团体，最后都被美国宪政民主制度（法治）制约。 伊斯兰教没有经过这些阶段，所以其《古兰经》中的暴力内容，就被ISIS等利用（更有那些毛拉们、宗教学者们）。任何真正爱惜这个宗教，真正的信仰者，应该致力做路德，改革这个宗教。如果不改革，这个宗教就不会有前途，不管有多少亿人信仰。（而外部世界的反感、疏远、甚至痛恨，将会一直存在，是个双输的状态）。 你可能看到我文章中引用的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华（穆斯林）那段谈话，他的判断是对的，大多数穆斯林都是希望和平地过日子的，是温和的，极端的是少数。但问题是，第一，这个少数没有受到那个“多数”的强烈谴责和制约，更缺乏民主制度的制约（和法治的惩罚）。 第二，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哪个族群的失败，都是那个族群本身的知识分子的失败，就像中国一样，几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昏聩愚昧者占绝大多数，所以才有今天这样一个中国。伊斯兰知识分子如果不反省，这个宗教群体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鲁迅和胡适，都是敢于反省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弊端，一个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吃人”。一个指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人化），也是指要结束中国文化吃人的野兽状态。 伊斯兰世界如果不出现鲁迅和胡适——旗帜鲜明地指出那种吃人的暴力文化本质，致力思想和宗教改革，伊斯兰就会继续被“意识形态化”——由宗教变成了一种政治企图和扩张。 极端穆斯林只是被独裁者的意识形态毒化了，正如当年那麽有文化的德国都被希特勒毒化到全国疯狂。令人欣慰的是，有相当一些非常优秀的女性前穆斯林人，清晰明确且极为勇敢地（冒著生命危险）发出了呼吁改革的声音。美国也有一些温和派穆斯林在努力著。相信当今信息的流通会加速穆斯林世界走向民主的步伐。只要走向了民主，宗教本身的改革就会更快。 简复这些。因你欣赏坦率，所以就直言了。如有冒昧请谅。 祝新年快乐！ 曹长青 2015年12月25日 下面是伊利夏提的回信（摘要）∶ 曹先生：正如你指出的，伊斯兰教确实存在问题，而且问题很大，需要一次彻底的宗教改革！ 实际上自十九时纪初，就有一大批伊斯兰学者，在发现伊斯兰世界的落后现状后，开始了寻找解决之道的探索。 有的伊斯兰学者非常勇敢，提出了必须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发展的观点，并有一些具体的观点、实践；如发展新式教育，让女性受教育，办报、发展出版业，翻译《古兰经》，以科学及符合现代的方式解释《古兰经》等。他们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但这一派别未能站住阵地、巩固取得的成绩；最终，并未能成为现代伊斯兰的主流，被严重边缘化。 相反，且非常令人遗憾，那些认为伊斯兰落后是因为穆斯林世界抛弃了伊斯兰原有传统，穆斯林世界只有重新回归默罕默德圣人时期沙漠传统的，传统复古的好战沙漠伊斯兰观点占了上风，成为了引领伊斯兰思潮的主流！这一派之人，非常教条地，只按字面、自己理解之意来解释《古兰经》。 这一复古好战沙漠伊斯兰观点之所以成为主流，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二战后，尽管都获得了独立，但这些新获独立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建立的都是独裁专制政权；这些政权，对其人民的任何自由呼声，都一概以血腥镇压回应；再加上，巴以纷争，及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动四次战争之失败，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知识分子，主要是宗教知识分子，革命理想彻底破灭，因而，使其中一批走向了复古好战极端。 第二，是因为英美为首西方世界，在二战结束后，为了对付新兴、以苏俄为首共产主义世界之威胁，而对阿拉伯独裁政权对其人民自由民主追求之血腥镇压、屠杀保持沉默，以及对这些阿拉伯独裁者给予无原则支持、合作；使伊斯兰世界极端主义者在将本国政权当作敌人的同时，将西方世界也当作了敌人！ 伊斯兰改革是个大难题；我以为自9.11之后，特别是最近之伊斯兰国（ISIS）现像出现之后，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反思；我确信，这一反人类极端伊斯兰主义丑剧在现代世界舞台的表演，已经让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很快应该能带来积极的改革。 ┅┅ 曹先生，书信如有冒犯之处，敬请谅解。 祝新年快乐！谢谢！ 2015年12月28日 2015-12-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中间力量”缘何成了政治夹心层？
何清涟 最近，公盟许志永被拘押事件引起的社会反应复杂。该事件既标志着执政者对“中间力量”的打压与拒绝，而推特圈对该事件的反应则表明“中间力量”同样受到政治反对派的排斥。 以中产阶级为假想社会基础的“中间力量”成了两头不讨好的“政治夹心层”，其实是支撑“中间力量”的三个政治幻觉先后消失后的必然反应， \政治幻觉之一：中产阶级壮大后必然产生权利要求\ “中间力量”这一词汇曾在20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时期出现过，指代由各民主党派组成的“第三势力”。当时国共逐鹿中华，谁得到第三势力的支持，就意味着谁得人心。不过，这一词语用于今天则不同于当年，意在表示主张者只是要求“改良”或者“改革”，使用“中间路线”一词，是指其政治上既不同于执政者坚持不改，也不同于激进革命者推倒重来。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张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可以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以及革命带来的“翻烙饼”效应。但这种主张要得以实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当政者愿意接受改良主张。尽管这一前提条件至今还未具备，但有三大政治幻觉一直在支撑“中间力量”行动。 第一个幻觉是“中产阶级队伍将日益壮大，随着人数的增多，他们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将会被提上日程”。这个幻觉自2008年以来逐渐破灭，由于中产（尤其是外企白领）失业增多，在收入减少的同时税收负担却在增加，加上新增的高校毕业生由于就业艰难，中产之梦难圆，导致中产人数只能维持在3亿多左右。 但中产人数没有增加并非关键，中产阶级缺少形成政治力量的自组织能力及参政意识才是关键。以笑蜀提出的“中间道路”为例，他要求在中共控制的政治社会之外，“凝聚整个中间社会的共识，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整个中间社会”这么庞大，从他本人及许志永，直到大学教师、中小学校长、医生、中小企业主、影星歌星等全都属于“中间社会”，这些人的政治共识是什么尚且不清楚，又从何凝聚共识？在中国这种高度政治化、经济高度依附于政治的社会里，许志永提倡的“新公民社会”又要如何才能够从政治社会里剥离出来？白天上班所有人都生活在政治社会里，晚上就算是天天“同城饭醉”，也无法完成这种“剥离”。 \政治幻觉之二：党内改革派是中间力量的政治同盟\ 党内改革派或称“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存在，以及这种力量将与中间力量在政治改革上形成同盟，几乎是中外共识。我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2002年发表）虽然指出这种力量并不存在，不但没改变这种幻觉，文章还被人冠上刘亚洲的之名，以证明党内改革派的存在。幻觉鼎盛时期是2008-2011年。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那一年，波兰的“共产时代异议人士”代表米奇尼克到访北京，知识圈为其举办了一次小规模座谈会，提出“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该建议被上升成中国今后和平转型的指南，引发了一场争论（见为了共同的家园 ――关于米奇尼克北京之行争论之我见）。我当时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党内是否真有改革派存在，如果存在，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是谁？对方没有回答，但在约两个月之后，总理温家宝发表一番带有政改词汇的讲话，使他在后来的两年内被认定为“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人们用放大镜从温的讲话中寻找着改革希望，直到《纽约时报》报导他的家族拥有27亿美元的巨额财产为止。 许志永被拘押后，笑蜀因声援也被抓至局子里关了48小时后释放。他在接受法广的采访时称“体制内没有什么健康力量”。笑蜀一直认为“党内改革派”不仅存在，还可以依靠，他的失望，表示他在说话时深感这一政治幻觉在破灭。 \政治幻觉之三：国际社会的支持将对中共造成压力\ 这个幻觉产生有事实基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美国的推手作用世所共知，即使在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中，美国与欧盟也给予不少助力。但行之于中国，却又不幸成了幻觉。 中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曾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并于1997年至1998年的美中峰会确立了从人权到法治的方针，美国从中看到了和平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景。自2000年至2010年，美国多方资助中国的人权与法治项目。为了让中国政府放心，这些项目选择了政府机构、人大及其他中国政府信得过的机构作为资助对象。“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究竟花落谁家”一文引证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的统计，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四亿三千万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分别占 44.01%、25.38%、16.62%，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美国这种温和的推动还是很不放心 。2005年，中国国家安全机构认为这些合作项目是美 国安放在中国的“特洛伊木马”，目的是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使这些合作无法进行下去。欧盟等因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早就放弃了人权方面的努力，美国近几年只剩下一个流于形式的人权对话。 笑蜀认为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代表了“整个中间社会”，实有高估之谦。该运动无论从人数还是政治诉求来看，与“整个中间社会”的“共同政治诉求”相差甚远。张雪忠在“条条大道通罗马——就近期政治论争与友人的一次对话”等文中已经对笑蜀及许志永的新公民社会提出善意的批评。我对此的看法是：在中国现在社会活动空间被挤压至接近于无的状态下，许志永等人当然也可以用这种温和方式进行政治实验，但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中国是否有一个已经达成政治共识的中间社会？假如没有，则进入第二个问题，这个中间社会要如何才能组织起来，无组织力量没有办法“倒逼”强悍的中共政权转型。第三，这个中间力量要如何才能取得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持？ 上述三个问题，是中国人完成自组织化的第一步，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政治博弈，没有完成这第一步，是无法走上第二步的。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8月1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8/xu-zhiyong-case/；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20130810/172752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民主国家的新病症：精英与民众分裂
何清涟 6月19日，德国总统高克（Gauck）在德国电视一台ARD上说：“精英不是问题，民众是问题”。此论一出，一些德国人在社交媒体上标上“SOS”转发这句话，警示德国民主制进入危急状态。 高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说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不敢公开说的话，再考虑到欧洲现状与美国2016大选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说明由左派长期主导的西方民主政治，从形式到内容都需要审视，重构政治秩序是时势必需。 为了政治正确不择手段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确实暴露了西方社会许多积累已久的问题，为了“赢”而罔顾民主的第一要义程序公正（规则）是其中之一。英德两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证明。 欧盟大家庭构建之时，原则是进退自由，可以申请入盟，也可以退盟，但总有人不愿意按规则行事，输不起。英国退盟公投之前，德法两国政要已经猜到结果，纷纷表示“走好不送”。但公投结果成了退盟之后，作为欧盟老大的德国因此少了一个重要的麾下成员，政要们心里不爽自是必然，默克尔发出尖厉批评之声也可以理解。但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和绿党发起“欢迎英国难民”，提出要给英国难民在欧盟居住的许可，允许他们取得居住国国籍，让他们仍然能够保留欧盟公民身份，则完全越界了。 话说公投与选举均是民主制下人民表达意愿的基本手段，结果总是有输的一方，但输的人不会认为自己受到政治迫害，联合国也从没有人将公投与选举中的输方当作受到了政治迫害。瑞士这些年来大事小事都采取公投，希望增加福利的一派几乎是屡投屡败，也不过是换个名目再来一次，没有要死要活称自己受到反增加福利的一方迫害。美国总统大选，参选者总是先备好两份讲稿，赢了满面笑容，感谢美国人民选择了他，输了也只能表示“尊重人民所做的选择”，心中虽然有十分失落，也得以绅士派头出现于公众场合。 但这次英国公投退欧之后，留欧派占多数的伦敦却发起要求第二次公投的游行，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死嗑派头，已经有点不守民主规则的作派。德国则完全没有了绅士派头，擅自创设政治难民的新种类，将英国留欧派未达目的当作受到政治迫害。提出这种荒唐胡闹办法的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Gabriel），你就不想想，这种做法既破坏国际规则，又破坏民主制，是恶意干预其他民主国家内政之举，挑拨其他民主国家国民与国民的关系以及国民政府的关系。如果开此恶例，是否今后在各民主国家选举中失利的一方都可以将自己当作受到了多数人的“民主暴政”迫害？你德国有那么大的国土容量，能够接收那么多你认为的“政治难民”？作为政客，你难道就不想想本国纳税人的承受力？ 今年5月奥地利总统选举当中，极右翼的自由党领导人霍弗（Hofer）以30863票，即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输给左翼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览(Van der Bellen)。自由党在大选之后，以邮寄选票开票违法及媒体提前公布部分结果影响选情为由，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7月1日，奥地利宪法法院作出裁决，523选举无效，总统选举将在今年秋天重新举行。奥地利宪法法院院长霍尔齐格尔(Holzinger)说，“这个决定只有一个目的：加强对法治国家和民主的信任。” 精英与民众闹别扭成了民主病 民主政治是精英当家，但这些精英能够执政或者成为民众代言人，却是民众选出来的。西方政治用语中，Elite（精英）与People（人民）本是一对互相依存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者喜欢群众运动，因此用“群众（Masses）”取代了“人民”，将这对概念变成Ruling Group（领导/统治集团）与Masses。西方左派在野时，喜欢用Grassroots（草根）与Elite对举，算是承认二者之间的本末关系。台湾译得最妙，将Elite译成“菁英”。所谓“菁英”原意指草木之华（花朵），寓意菁英即草木之精华，无草木则无菁英。但德国被左派意识形态主导的时间太长，加上德国政治格局早就成了多党联合执政，改变格局难，政治精英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草根提供营养（税收）滋养的菁华。 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无上限接收难民的政策，引发难民如潮水般涌进欧洲。她倒也知道此举永久地改变了德国，但却一厢情愿地希望德国人民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改变了的格局，采用控制媒体、压制反对者、引导舆论的方法营造有利于本身的政治氛围。但因为难民制造的各种刑事犯罪案件不断、由混迹德国的难民在他国制造的恐怖袭击时有发生，欧盟各国民众对难民政策的不满已经压制不住。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表的最新民调显示，各国民众都反对欧盟（其实是欧盟老大德国）的难民政策。在接受调查的希腊、法国、西班牙、英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德国、瑞典、荷兰等10个欧盟主要成员国的1万余名民众中，对欧盟难民政策的不满正在上升，最高的是希腊，不满者多达94%；瑞士高达88%，德国的不满度居第9位，也高达67%（去年有高达87%的民众欢迎难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主张在欧洲越来越流行。不希望留在欧盟的比例接近一半，而大家对于欧盟的好感维持近半年来的趋势，持续下滑。最能说明这一趋势的是民众对于欧盟的支持率下降。对比2015年和2016年的数据，法国和西班牙出现超过10个百分点的下滑幅度，分别下滑17和16个百分点。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成员国同样不容乐观。欧盟政治精英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即“民族主义对抗国际主义”正在蔚为潮流，在入盟之事上迟疑多年最后终于提交申请的瑞士，终于在6月中旬撤回入盟申请。 政客们本是民众选举出来的，议员们理论上是民意代表，但德国政界不仅不认为自己需要体察民意，反而认为这是愚民们的观念有问题。不仅高克总统说了本文开头引述的“精英没问题，民众有问题”，其余的左派精英即“人民代表”现在也“进行谩骂民众艺术的竞赛”，对反对难民政策者使用的各种诬蔑语言公然在媒体上满天飞，北威州社民党内政部长Jäger的骂法比较传统，称之为“穿西装的纳粹（Nazis in Nadelstreifen）”，其余的则是推陈出新：社民党副总理加布里尔骂之“痞子（Pack）”，萨克森州基民党内政部长Ulbig 称其为“硕鼠（Ratten）”，绿党主席Özdemir）呼之为“无赖（Mischpoke）”，社民党法务部长Maas则蔑视地认为反难民政策者是“德国的耻辱（Schande für Deutschland）”。面对执政的政客们失态的辱骂，一些德国公民干脆发起“我们是痞子”的网上组合，对精英们的辱骂给予回击。 德国联邦军事大学教授Michael Wolffsohn在《公民的勇气》一书中不由得感叹：“我们的国家自称为国家，但它已不是国家了。” 他陈述国家如何将公民弃之不管：1、政客、教会、工会、企业行会或媒体都不给公民支撑。听任政客辱骂公民，比如副总理加布里尔骂反难民的公民是“痞子”；2、败落的国家使公民背向它，且不能再要求公民有勇气：1989/1990年公民高呼“我们是人民”，推倒了柏林墙，现在“我们是痞子”。3.、德国的未来是黑暗的。 从左派的“政治正确”话语来看，以上这些，就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抬头，挑战国际主义的大逆不道之举。近两年左派们的“国际主义”，其实就是无条件地向中东难民开放国门。 人民与政府（欧盟）是水舟关系 西方左派的世界梦想一直是大同。马克思主义主张用暴力打碎旧秩序，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一梦想在1989年以后已经破碎。如今通过各国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欧盟也问题丛生，难民政策遭受的反对使左派的世界大同理想严重受挫，高福利主义如今也因财政难以支持亟需要变革。以上这些其实是左派当政太久形成的积弊，本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自由媒体得到矫正。但一向坚持政治正确的德国左派忍受不了失败，用这种政治极端不正确的方式与民众对抗，其结果是让自己成为本国民主法治的最大破坏者（参见拙文《德国的宪政、法治在弱化 ——写于德国统一25周年之际》）。 20世纪被西方左派称之为“人民的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中，人民的意志得到最大限度实现，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最广泛的推广。福山曾经论述过，民主社会存在两种意识：优越意识和平等意识，这两种意识都可能颠覆民主体制。但福山写作此书时，未能看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新病症：被选民推上台的政治精英与民意代表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正确，不惜与本国选民闹分裂，并用辱骂扩大这种分裂。这个病如果不治愈，民主制可能连“最不坏的制度”这把交椅都难以坐稳，独裁政体不仅会如目前这般死灰复燃，独裁者俱乐部的规模还有可能回归上世纪70年代水平。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对君民关系做了总结：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话直到今天仍然是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至理，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与民意相逆，最后都没有好结果。区别在于，民主国家是用选票让政客下台，专制国家人民是用暴力让政府下台。 （本文写作中，承蒙德国野罂粟 @WilderMohn女士提供大量资料与信息，特此鸣谢）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7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democratic-countries-elite-people-20160703/3402923.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9👍 0💬 0反对男女分桌的王敏昌夫妇
今天（8月4日），是发明了男子前列腺癌早期检测方法PSA的台美人科学家王敏昌博士去世两周年。他过世时，在美国的各大台湾人团体（及各界精英近200人）联署悼文，在主要华文媒体整版刊登，隆重悼念这位为台湾争光、为人类造福的杰出科学家。 当时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远在台湾的彭明敏先生发来唁电说，“王博士发明PSA是医学史上划时代的重大里程碑。┅┅其研发的受惠者无数。如此成绩和典范，将永铭于史。” 王敏昌博士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最深切怀念他的，是他的妻子叶秀卿（Beatrice）。只要跟人谈起先夫，她那份情深意切，真有“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的境界。 人生一场，最美的是有能力去爱。如再能被自己的所爱而爱，那就朝向完美境界了。敏昌秀卿夫妇，可谓这种样板式的一对儿。熟悉他们的乡亲都知道，他俩总是成双入对，亲亲密密。秀卿说，敏昌从没对她发过脾气，更别说欺负，“他是好好先生。这真是我这辈子的幸运。” 有一次跟秀卿通话，她说，有一天整理旧物，看到敏昌的东西，忍不住痛哭，想起敏昌的爱与深情，整晚都无法入睡。她总是情不自禁地对朋友说，敏昌是个好丈夫，“他对我太好了。”她细腻仔细地记著，有次回台北，他们累积的里程只够把一张票从经济舱升等到商务舱，于是敏昌就让秀卿去坐商务舱，而自己留在经济舱。秀卿当然不肯，于是掏钱把另一张票也升等。 谈起丈夫，秀卿那份推崇，那份想念，那份一对鸳鸯被死亡拆散的痛苦之情，坦率地说，在华人中还真不多见。我妻子说，以前她只接触过三个犹太人老太太（两个80多岁，一个90多），谈起她们逝去的丈夫时，仍像小姑娘般一往情深。而中国老太太，则多是对丈夫的抱怨，甚至怨恨。 这原因当然主要在男人。台湾深受两种文化影响，一是中国文化，二是日本文化。中国男人一方面很不自信，竟然把女人裹成小脚（让她跑不掉），而且裹了一千多年；另一方面又是那种父权、夫权，甚至三妻四妾的男权主义，无数女性的命运就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日本则更是大男人主义盛行，想到日本女人，就是战战兢兢给丈夫端茶送饭、准备洗脚水的样子。在这样的文化浸染中，敏昌先生却做了一个绅士般的“好好先生”。 他是俗话中所说的“怕太太”吗？那可真不是。他对秀卿的依顺，是出自对妻子的欣赏、敬佩和骄傲。他的既文采斐然，又风趣幽默的“北一女人” （http://taiwanus.net/news/press/2013/201309201925331288.htm）和催人泪下的遗书“生生世世缘，天国再相见”（http://www.taiwanenews.com/doc/20120531104.php）都展示了他对妻子的深情、对女性才智的欣赏，和对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式夫妻生活的追求。 不久前跟秀卿偶然提到和台湾朋友聚会，在有夫妻们的场合，几度遇到要男女分桌的情形，让我太太颇不开心。男的这桌，谈的都是台湾美国中国世界等大事，而女的那桌，几乎都是做菜、孩子、身体保健等等。我妻子恰恰对“衣食住行”的话题从来都没兴趣，而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和兴趣比我还强烈，所以更愿意在我们男人这一桌；对被当作“家眷”跟女人在一起谈生活琐事，认为简直是煎熬。但出于礼貌，她就顺应了，而我也因不想让东道主不悦而同意了那种安排。回想起来，颇感委屈了妻子，承诺以后再遇那种安排，就一定提出反对。 没想到敏昌秀卿夫妇对这种“男女分桌”的做法和我们同感，但回应却远比我们做的出色。比如有次在台湾同乡家聚会，主人又把男女分开了，秀卿不愿意，坚持坐在敏昌的男桌，结果被主人赶到女桌。她也是为了礼貌，就忍了。但在女桌吃了一半，实在受不了听什麽谁家儿子嫁什麽人了，买什麽菜，甚至还谈到尿布之类的，于是又再次跑回男桌，坚持到底。 还有一次，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办酒会，只请男士，不请女士。叶秀卿很生气，说这是在美国，怎麽可以这样？在她自己的力争下，也在王敏昌的支持下，她硬是跟丈夫一起去了经文处。 秀卿不仅自己反抗，还呼吁结束这种分桌。她说，其实女生们都是对分桌不满的，只是不敢或不好意思反抗。但“她们为我的革命好高兴。”秀卿谈起这些，特别感慨地说，敏昌很开明，在分桌这件事上，非常支持她，跟她站到一起。以后每次分桌时，他们夫妇都不分开，坚持在“男桌”。除了抗议“不平等待遇”之外，秀卿要去男桌，也是因为对男性热衷的政治等大事更感兴趣。 在我们夫妇接触到的海外台湾女性中，秀卿是知识面广、很有现代思想的一位。我们的相识，就是源自谈起我跟妻子都非常推崇敬仰的美国女作家和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的秀卿读过她的代表作之一的《源泉》（The Fountainhead），很喜欢，所以我们谈话更加投机，后来我们还和敏昌秀卿夫妇一起去拜访了在他们家附近的“安兰德研究所”。 后来交往多了更了解到，敏昌秀卿都是保守派，是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谈起无能并损害美国的奥巴马（总统），秀卿几乎是深恶痛绝（我妻子同样）。敏昌夫妻对左派的观念和做法根本无法接受，但在他们夫妇常参与活动的台湾人教授协会，左倾者居多，他们也不想冒犯，所以总是低调。秀卿很高兴有一张跟共和党小布什总统的合影，但教授协会要出年刊什麽的，他们也不敢拿出来发表。 我曾写过一篇《为什麽犹太人多是左倾？》的文章，分析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犹太人中知识分子比例太高，是知识精英的问题。知识人多愿站道德高地、显摆自己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所以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左倾者就多。那些对左右派之争不太清晰者，也往往会自然左倾。但敏昌作为教授协会成员，却跟妻子秀卿一样，不仅没有掉入左倾思想泥潭，反而保持了清晰、明确、坚定的保守派理念。这在华人圈里是很难得的，而秀卿对政治的关注，也是女性中不多见的。 中华文化传统中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反动观念，但敏昌却欣赏女性的才华、思想。秀卿说，他喜欢妻子有自己的主见，有思想，有办事能力。这点我当然清楚，越自信的男人，才越不仅不怕、不担心自己的女人强势，反而会报以欣赏的目光，并为此感到自豪。 在丈夫的怂恿下，以后聚会，秀卿都得以到敏昌的男桌，无拘无束地参与男人们的讨论，这更赢得了敏昌的欣赏。而且在秀卿的一向坚持与反对下，同乡们聚会就不再分桌了。当有人提出分桌时，他们会说，有叶秀卿在，你还想分桌？意思是，你还能分成吗？ 王敏昌博士作为科学家的贡献已经广为人知，但他的开明思想、谦谦君子风度、对妻子相敬如宾的绅士做派，尚只有圈中朋友了解。所以在他去世两周年之际，我写下这段他们“反对男女分桌”的故事，既是对这位老友的悼念、对他的爱妻秀卿的慰籍，也是希望籍此促更多的朋友聚会时不再男女“分桌”。 2014年8月4日于美国 2014-08-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川普展示这张地图的真意
何清涟 最近这段时期，美国总统川普全力促进俄乌会谈。阿拉斯加双普会之后，由于没有公开的书面协议，欧美媒体都认为没有结果，认为川普的红地毯、礼炮等礼遇让俄罗斯这位“国际孤儿”重返国际舞台。但现实却与媒体评价不一样，遑论俄罗斯在BRICS、南方国家当中的影响力说明它只是被西方视为“国际孤儿”，就以欧洲七位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8日白宫面见川普的结果而言，即将举办的俄乌峰会正按川普的节奏在推进。 A group of people sitting in chairs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即将举行的俄乌峰会框架 经过约三天的调整与信息释放，即将举行的俄乌峰会框架已经由川普给定，要点如下： #1、俄乌峰会是双边会议，美欧都站在场外。 川普表示，他不打算出席普京与泽连斯基的首次会晤，并希望以双边形式举行。这是川普19日晚在美国一档政治广播节目中谈及普京和泽连斯基可能举行的会晤，他认为两人最好在没有美方参与的情况下先行会面，因为“这场战争中的分歧必须由两国讨论并作出决定”，如果有必要，“我会出面干预”。 为何不是8月18日当天宣布的美俄乌三方会谈？我认为这是川普照顾欧洲面子的考量。欧洲七位领导人白宫面见川普之时，马克龙明确要求“四方会谈”，欧盟必须坐在谈判桌上，当时川普完全没理会，对外公布为“三方会谈”。在稍微冷静一下之后，川普调整为俄乌两国总统会谈。这样一来，更符合川普及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国并未参加这场战争，只是充当调解人”的立场，也等于回应了马克龙的四方会谈：我们都不是当事国，就站在场外吧。 #2、克里米亚被俄占领这一事实不可能改变，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白宫与乌欧领导人会面之前的8月17日，川普通过社交媒体喊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愿意的话，能几乎立即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他（泽连斯基）也可以继续战斗。”川普在贴文中还暗示泽连斯基应该放弃收复俄罗斯非法占领的克里米亚、以及加入北约的诉求，“克里米亚是不可能收回的，乌克兰也不会加入北约。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他写道。 如果将川普周日贴文当作一时兴起之言，那是错估川普了。#8月18日，川普在白宫与泽连斯基会谈时展示了一张地图，标题是Russia-Ukraine Conflict Map，白宫展示的地图显示，俄罗斯已经控制了卢甘斯克的99%、顿涅茨克的76%、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73%、哈尔科夫的4%，以及苏梅和尼古拉耶夫的1%。BBC捕捉到了川普为什么在与泽连斯基会谈时展示这张地图的真意：那片土地已经失去了，现在是时候考虑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达成领土妥协，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进行土地交换了。 A map of ukraine in a room with flags and a gold frame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注：地图上显示了俄控领土占比 据泽连斯基事后透露，他的团队也带着乌方的地图参加了会议，他在与川普的谈话中一直在“争论地图上的内容”。但很显然，川普认同白宫准备的地图。 #3、川普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现出一些“灵活性”。 8月19日，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希望普京总统表现良好，如果他表现不好，情况就会很艰难”， “我希望泽连斯基总统能够做他该做的事情，他也必须展现出一些灵活性。” 谈判的决定将由普京和泽连斯基共同做出。 根据其它相关信息，俄乌双方的灵活性可能体现在交换领土上，阿拉斯加双普会前，普京曾宣布，俄军将冻结其在南部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战线。只要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俄军还愿意归还俄军在东北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占领的小块地区。 4、乌克兰加入欧盟。 据彭博社19日报道称，在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在白宫开会，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之后，川普打电话给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询问他为什么要阻止乌克兰与欧盟进行入盟谈判。乌克兰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加入欧盟，将其视为停火协议生效、战争结束后重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此避免俄罗斯未来再次入侵乌克兰领土。目前，在欧盟27国中，已经有26国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 美国今后在乌克兰安全保障上的参与度 泽连斯基披露，他向川普提出，乌克兰愿意购买100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购买武器的钱从哪里来？美国国务院方面的声明则是：“我们不再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我们不再无偿提供资金。我们现在是向他们出售武器，而欧洲国家正通过北约为此买单。他们正在利用北约来购买武器并将其转交给乌克兰。与过去在拜登政府时期处理这场战争的方式相比，这是另一项巨大变化的一个实例。” 8月20日，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福克斯新闻的“英格拉汉姆视角”节目中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承担这个负担……总统当然希望欧洲在这里发挥主导作用”，“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欧洲人都必须承担最大的责任。这是他们的大陆，是他们的安全，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必须在这方面出力。” A person in a suit AI-generated content may be incorrect. 欧洲国家为何不愿为川普提供情绪价值？ 乌克兰及其背后的欧洲国家，他们并不期望通过谈判来终结俄乌冲突。他们希望通过这场谈判为乌克兰争取一段喘息之机，继续推动川普的政策朝着更大力支持乌克兰的方向转变。但在如何说服川普这点上，欧洲国家除了抱怨、指责美国，甚至不愿意效法一些小国家为川普提供情绪价值。 美国共有五位总统曾获此奖项： 1906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因成功地调解并结束了日俄战争而获奖；1919年前总统威尔逊因“在国际联盟的建立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获奖；前总统卡特于2002年卸任后因其为寻求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所做的工作获奖；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于2007年因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获奖；前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在其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因被预期将推动国际和平而获奖。川普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渴望，早就多次公开表达。国务卿卢比奥在福克斯节目中如此表达：“川普总统是唯一一位被所有欧洲领导人认可、能够与他们双方（俄乌）对话并促成其会面的领导人。而他愿意做这些事的这个事实，应让每一个美国人，包括民主党人在内，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有一位致力于和平的总统。我们应为拥有一位将和平作为执政优先事项的总统而感到骄傲。”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基斯坦总理、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及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摸准了川普心思，先后宣布提名川普获202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与挪威近在咫尺的欧洲诸国领导人，既无保护乌克兰与欧洲安全的军力，又不愿意痛快出资武装乌克兰，甚至连效法以、巴、柬领导人为川普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这种顺水人情都不屑做，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由挪威主导的诺贝尔和平奖一直倾向左派诉求，近年来以推崇进步主义为主。反进步主义、以推崇新领导力为主的川普，在欧洲左派领导人眼中，根本不合该奖要求；二是欧洲各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是盟友，这盟友如今处处刁难欧盟，心里憋了一肚子火。 8月22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专访时，暗示乌克兰正阻碍会晤。他表示，普京只会在议程准备就绪时与泽连斯基会面，但目前议程“完全没准备好”。拉夫罗夫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几个建议，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俄乌讨论领土问题。对此，俄方“表示认同”，但泽连斯基“对所有建议都说‘不’”。泽连斯基则批评俄罗斯逃避会晤。 俄乌矛盾现在正在触发美欧矛盾。阿拉斯加“双普会”后川普所有的设想，通过俄乌峰会再到美俄乌三边会议达成停战，行程十分艰难。 （原载台湾上报，2025年8月2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38060 ）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中共的非洲「非人」政策
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最近访问了非洲八国，引起西方评论家的重视，纷纷探究中国的外交战略走向。 原香港《南华早报》编辑，现为美国有线电视CNN做中国问题评论的林和立（Willy Lam）对此指出，这次中国领导人的非洲之行，意味著大权在握的胡锦涛已彻底扬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主张，而走上了要「有所作为、以我为主」的所谓大国发展战略。林和立认为，这从上个月解放军导弹摧毁衞星，到这次胡锦涛的非洲八国之行，都是明显的信号。 最近中共的非洲政策相当活跃，胡锦涛不到一年之内就两次访问非洲，而且仅仅三个月前，中共就邀请了48个非洲国家元首等，到北京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并用大笔勾销33个非洲国家欠中国的债务，来拉拢非洲。 在胡锦涛启程前，中共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强调胡的非洲行，主要是致力非洲和平发展等等。当时美国媒体对胡锦涛的非洲之行能够有助於制止苏丹的种族屠杀有相当幻想，《纽约时报》记者佛蓝茨（Howard French）发自北京的报导题目就是「中国领导人访问苏丹，试图结束那里的冲突」。 但实际上胡锦涛去苏丹，却是去奖赏那位推行种族屠杀政策的苏丹总统，答应帮他盖一座「总统宫殿」。《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二月五日在该报发表的专栏，题目是「给苏丹一座宫殿」，副标题是「中国无原则的援助损害西方」，认为胡锦涛答应给苏丹独裁者盖一个宫殿，完全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近年没有答应给任何国家总统盖宫殿，所以挑中了苏丹，就是要利用这个举动对抗西方。 近年苏丹政府遭到欧美等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主要因为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的居民要求独立，但遭到政府军及亲政府民兵的镇压，而且是使用种族清洗手段，四年多来，根据人权组织的数字，多达二十万人被杀害。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中止援助，甚至主张联合国要对苏丹经济制裁，但遭到北京反对，中共威胁动用否决权。这次胡锦涛访问苏丹，不仅不谴责苏丹的种族屠杀，反而答应向那个野蛮政权提供一亿四千万元人民币的援助，说u总统宫殿」，等於给了苏丹独裁者一个奖赏。 中共为凸显胡锦涛的所谓「大国崛起」，还准备今後三年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向非洲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这种做法被西方评论家称为「撒钱买阔」，而根本不管中国迄今仍有六亿人每天收入不到二美元，有5％的中国人（六千多万）仍生活在联合国「贫困线」下的现实。因而中共的非洲政策，其实是一种「非人」政策，既不顾苏丹对20多万人的种族屠杀，也不管中国人的死活；它看重的仍是意识形态，而不是人本身。 西方国家所以对苏丹的暴行关注并谴责，另一个原因是，在整个非洲都迈向多党制的今天，苏丹的种族屠杀实在太显眼，太令人愤怒。在上世纪的非洲，到处是强人专权，军人统治。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那本总结二十世纪历史的名著《当代》（Modern Times）中，关於非洲那章，题目就是「野蛮人的王国」。因为截止六十年代末，非洲就发生过64起军事政变和叛乱，仅达荷美这一个国家，就发生过六次，刚果，多哥，扎伊尔等国，都各发生两次。至1975年，43个非洲国家，有20个处於军事专制之下。六十年代，非洲仅有四个国家（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冈比亚、博茨瓦纳）保持了多党选举制度。 而随著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大漠孤烟直的闭塞之地非洲，也开始民主之风劲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撒哈拉次大陆的48个非洲国家，已有42个进行了多党选举。中国人印象中那些很落後的国家，像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乌干达、加纳等等，都在九十年代相继实行了多党选举。 在这种背景下，苏丹不仅没有民主选举，而且还在推行国家暴力，种族屠杀，可想而知国际社会的愤怒。 上述《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拉比说，面对西方的批评和要经济制裁，胡锦涛强调，要尊重苏丹的国家主权。这位评论家说，什麽是国家主权，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一个国家对内种族屠杀，或对外侵略，那麽这个国家实际上就已经丧失了国家主权，国际社会就有权进行干预。这就像美国使用武力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权，铲除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一样。再例如，当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对外侵略的时候，国际社会就有权进行军事干预，把希特勒政权铲除。纳粹德国不能用什麽不得干预我们的国家主权，来阻止国际社会对它暴行的谴责和制止。 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廖建明也在《华盛顿邮报》网络专栏中指出，中共的这种所谓主权说，就是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和开绿灯，像六四屠杀，以及中共可能对台动武，都可以用什麽国家主权做借口，推行国家暴力。 今天，北京偏袒、奖励苏丹独裁者的非洲政策，再次证明了，胡锦涛上台後，中共的专制制度，意识形态思维等，都没有改变，对这样的政权，不能抱有浪漫幻想。 2007年2月12日於纽约 ——原载《观察》 2007-02-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佩洛西访台后的世界：局外沸腾局内冷
何清涟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一事，从7月下旬放出风来之后，就成为世界各国媒体紧紧追踪的一个热点。不顾中共威吓成功访台之后，佩洛西本人得到的声望达到其人生顶峰，台湾大多数人及利益不相关的热心观众高调赞美，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局外沸腾”，但是“局内”——美国白宫及一直坚决支持民主党主流媒体却多有尖锐批评，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友则冷然相对。 美国主流媒体为何一边倒地批评？ 国外知道的美国主流媒体，第一位就是《纽约时报》，从8月2日开始，《纽约时报》连发数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佩洛西访台： 在《为什么佩洛西的访台计划无比鲁莽、不负责任》一文中，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条谈了几个问题：1、台湾不会因为这种纯粹象征意义的访问而变得更加安全或者更加繁荣，还可能因此招致许多恶果。其中包括中国的军事回应，这可能导致美国同时陷入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和中国的间接冲突。正陷入乌克兰战争欧洲盟友不会来帮忙。2、拜登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中国领导层曾进行一系列非常艰难的会谈，恳请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而介入乌克兰冲突。文中特别指明的是“无人机”，中国是全球无人机技术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无人机正是普京的军队眼下最需要的工具。[\[1\]](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1) 另一篇《佩洛西访台唤醒台海危机记忆》，此文就强调一点：北京可能不会对美国采取行动，但会惩罚台湾。这点担心成为现实：佩洛西与里根号离开之后，中国的军事演习不断发射飞弹威胁台湾东部，有几颗还进入了日本海域。[\[2\]](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2) 美媒质疑的声调越来越高，有的干脆直接指出她的私人动机。彭博社8月3日发表《佩洛西的台湾之行让愤怒的白宫匆忙制定应付计划》，该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佩洛西之行背后的美国府院矛盾，白宫力劝她放弃此行不果后，愤怒的白宫只得赶紧制定紧急制定计划，确保将任何影响降到最低。拜登政府的官员对她在与北京关系高度微妙的时刻坚持将这次旅行作为她职业生涯的顶峰感到愤怒。这篇文章直接指出，佩洛西之行是因为她预计将很快结束她作为第一位女众议院议长的历史性职业生涯，为自己政治前任一搏。[\[3\]](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3) 8月3日，CNN于刊登一篇题为《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佩洛西的台湾之行是否值得付出如此代价？》，这篇文章认为她借此取得的所谓成果是“个人的、象征性的、短期的”。“我们有理由问，佩洛西的访问是否取得什么成果，值得产生台湾周边地区安全环境可能长期恶化、美国和中国更接近冲突这样的后果？”[\[4\]](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4) 上述媒体实际上只说了一半话，除了记者们谈到的她今年年初开始面临本党Far Left们的第三度逼宫，要她履行2018年只干一届的承诺，还有5月28日之后，她不得不面对她丈夫在加利福尼亚因酒驾被捕而牵扯出来的一系列揭黑报道，最后就涉及到她丈夫两次利用内幕消息套利数千万美元，她本人获赠“国会山第一股神”称号。佩洛西丈夫利用内幕消息股市获利之后，众议院民主党人为挽回形象，计划在下个月宣布一项提案，禁止议员、他们的配偶和高级职员买卖股票。 就连BBC也忍不住停止赞美，开始批评：中美关系的基础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佩洛西访问台湾使得这种安排的矛盾之处暴露无遗，这种脆弱的平衡已经变得十分紧张。[\[5\]](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5) 我看美国主流媒体多年，除了当年对政治死敌川普这样集中修理之外，民主党内的大佬遭遇这么集中的尖锐批评，前所未有。 美国的亚太战略需要盟友协力 美国要援助台湾应战，必需考量三个因素： 一、在亚太地区开战，得有日本、澳大利亚、南韩、印度、东盟等国相帮； 二、如何援助，是白宫决定与操作，本届国会任期到12月31日为止。今年中期选举的选情于民主党极为不利，佩洛西作为议长访台，既不能左右白宫的决策，也不能影响下一届国会。最多算是一场政治焰火。 三、乌克兰战争中，北约虽然倾力帮助乌克兰，但结果如同德国媒体总结的，“伤敌八百，自伤一千”（实际自伤可能更严重）[\[6\]](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6)。欧盟内部亦因利益受损程度不同早就分裂。这些，世界早就看在眼中。 亚太盟国身处亚太地区的旋涡中心，一直希望美国对华政策结束模糊状态，这点期望没达到，在前不久的南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上，成员国均明确表示在中美关系中不选边站。对佩洛西这次访台，澳大利亚实在难以表示热赞。 亚太地区的盟友的态度冷淡克制 《纽约时报》8月4日发表《佩洛西访台或削弱美国与亚太盟友统一战线》，明确指出，美国的亚太盟友把她的访台视为一次不必要的挑衅，分散了盟国对抗中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的注意力。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的盟友们希望华盛顿在采取涉及中国的做法时与他们进行磋商，但在佩洛西访台这件事上，美国似乎没有这样做。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8月3日在呼吁各方——不仅仅是中国保持克制时，说得很明白，“各方都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为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做出最大贡献，我们都希望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佩洛西访台“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战略利益”。 该文还指出，亚太国家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很困难。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许多盟友（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都严重依赖中国。澳大利亚大约三分之一的出口输往中国。[\[7\]](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7)——言下之意是指美国必须要给盟友留足空间。 因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既没有欢呼佩洛西到访台湾，也没有为她倡导民主的使命鼓掌。当媒体问及总理阿尔巴尼斯的看法时，他只说了一句：“美国与我们的台湾同仁接触的程度是他们的事。”外交部长也使用了同样的刻意不热情的措辞：“这是他们的事”。据法广8月6日引述法国《世界报》驻东京记者的报道，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也让东京和首尔感到为难，两处对其冷淡接待。 佩洛西访台两天之后的8月4日，第55届东盟外长会及系列会议继续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东盟各国外长罕见地就台海局势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敦促有关各方“避免采取挑衅行动”。其中最显眼的一段是“东盟随时准备在促进各方和平对话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包括通过利用东盟主导的机制缓和紧张局势，维护我们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发展”，所表达的意思与以前东亚东南亚国家奉行的“国土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很不相同，希望由亚洲国家主导亚洲秩序，似乎有那么一点“亚洲首先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味道。[\[8\]](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8) 美国为了平息盟友的不满，赶紧与澳日进行战略对话，尊重盟友的意见，赞赏东盟关于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重要性的声明，共同表达通过外交手段来避免误判的风险之愿望。 这种立场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面对中美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印度尼西亚的政要们多次表达过“两个大象打架，我们不想被踩死”的愿望，我相信，经过俄乌战争之后，亚洲国家没有哪个领导人愿意象欧盟那样，为一场美国的代理人战争付出国内经济严重衰退、国内政治动荡、首相或总理辞职的代价。 自从自媒体兴起后，网络舆论总会出现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趋势，网民、自媒体人只需要表态站队秀“正义”，因为所有的后果他们都无需承担——此所谓“局外热”；但必将会被牵扯到的局内人，比如台海冲突必将牵扯到的亚太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则必须冷静考虑，冷静因应——此所谓“局内冷静”。 [\[1\]](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ref1) 托马斯·弗里德曼，《为什么佩洛西的访台计划无比鲁莽、不负责任》，《纽约时报》，2022年8月2日（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20802/nancy-pelosi-taiwan-china/） [\[2\]](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ref2) 储百亮，《佩洛西访台唤醒台海危机记忆》，《纽约时报》，2022年8月3日（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220803/tensions-over-taiwan-renew-memories-of-a-past-crisis/） [\[3\]](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ref3) Pelosi’s Taiwan Trip Left a Fuming White House Scrambling for a Plan, August 3,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8-03/pelosi-s-taiwan-trip-left-white-house-scrambling-for-a-plan) [\[4\]](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ref4) Questions mount over whether Pelosi’s Taiwan trip is worth the consequences, Stephen Collinson Profile, Analysis by Stephen Collinson, CNN, Wed. August 3, 2022 (https://www.cnn.com/2022/08/03/politics/nancy-pelosi-taiwan-trip-consequences-analysis/index.html ) [\[5\]](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ref5) BBC驻美国国务院记者Barbara Plett-Usher，《台湾危机给拜登的对华策略带来什么改变？》，2022年8月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62431836） [\[6\]](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ref6) 《西方对俄制裁 到底谁蒙受了更大损失?》，德国之声，29.07.2022（https://p.dw.com/p/4Erre） [\[7\]](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ref7)《佩洛西访台或削弱美国与亚太盟友统一战线》，《纽约时报》，2022年8月4日（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220804/taiwan-pelosi-visit-allies/） [\[8\]](https://heqinglian.net/2022/08/08/comment-on-pelosi-visit/#ednref8) 《东盟外长敦中美在台湾问题上避免挑衅警告或引爆公开冲突》，星洲网，2022年8月4日（https://www.sinchew.com.my/20220804/%E4%B8%9C%E7%9B%9F%E5%A4%96%E9%95%BF%E6%95%A6%E4%B8%AD%E7%BE%8E%E5%9C%A8%E5%8F%B0%E6%B9%BE%E9%97%AE%E9%A2%98%E4%B8%8A-%E9%81%BF%E5%85%8D%E6%8C%91%E8%A1%85-%E8%AD%A6%E5%91%8A%E6%88%96%E5%BC%95/）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2年8月8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comment-on-pelosi-visit/30630afur）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2010 年：环境维权将成为社会冲突的重点
湘江水涸，洞庭水枯；长江的严重污染与水位严重下降；巨资治不好“三河三湖”污染，纳税人千亿血汗钱打了水漂；环评领域成为腐败“高危地带”；河南民工张海超剖胸验肺之举，让国人意识到全国有64万尘肺病人存在，1,600多万家有毒有害企业造成2亿人受到职业病危害； ……2009年发生的这一切均昭示国人，2010年，环境冲突将承接近年来逐年上升之势，成为社会冲突的重点。 中国GDP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三的同时，是中国人失去了可以安全居住、工作的栖息之地。追根溯源，首先是政府那经济发展优于环境保护的发展方略；其次则是由法律、法规构筑的环保制度彻底失灵。 环境维权近年渐成趋势 经济发展重于环保是中国政府官员的普遍思维，这种思维导致中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不少研究已经表明，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民众的身体健康，使中国人的食物、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都不再安全，并导致环境冲突频发。 据中国环保部门的资料显示，自1997年后，环境污染投诉呈直线上升趋势， 2002年超过了50 万起，此后每年上升比例为30%。自2006年始，全国平均每两日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2007年，中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称，除了征地之外，农村引起农民上访的另外两个主要问题是村财务不清、环境污染，前者占30%，后者约占20%。2007年全国因环境污染发生的上访投诉60多万起，其中引发冲突的就达8万余起。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强调，在2009年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当中，和环境原因相关联的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 透过环保管制危机看制度失灵 在环境保护方面，一个现代国家基本设有三道屏障，一是法律，二是企业投产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对企业污染的监测。如果分析中国的这三道屏障，就会发现它们在形式上的完备与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状况正好形成反讽。 第一，从法律制度来看，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与执法机构堪称完备。从 1979年9月颁布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法律、法规问世，截至2007年7月，共有2,000余项，人称“环保立法创下部门之最” 。但中国情况有如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说的那样：“环保部门立法虽多，管用的不多。” 第二，除了法律法规之外，各级政府专设具体负责环境保护的机构，中央政府有国家环保局，省（自治区）、地区、市、县等各级政府也相应设有环保局，负责对当地的企业进行环境评估、监测环境变化，以及惩处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意志往往导致环保审批制度失灵。许多地方的污染企业就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比如成都的PX项目，不仅获得四川省政府支持，背后还有国家纳税大户中石化的身影。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全国涉及环评管理的违纪违法案件共70件，涉案人数72人，且都是部门以上领导，其中领导班子成员超过一半，达43人。 第三，按照法律规定，各地环保部门都要定时定点对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监测，如果发生污染，将处以罚款甚至关厂等处罚。但从上述污染事件来看，各地的环保部门似乎都处在休眠状态。最新的事例就是陕西凤翔发生的儿童血超标事件，完全是当地企业超标排放造成严重污染所致，但污染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却是合格的，投产以后也从未收到过一张环保罚单。 上述事实证明，在现代法治国家通常起作用的三道环保屏障，到了中国却陷入制度性失灵状态。中国官方也无可奈何地承认，环境评估领域已成腐败“高危地带”，形成了利益链条。2009年“六五”环境日，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驳美联社质疑“中国为刺激经济发展，滥用绿色环评通道”的新闻，不仅没有激发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而引发近万条网民留言，其中鲜有网民认同或支持环保部长的观点，绝大多数都对中国环保现状表示不满和质疑。 环境权将成为中国人维权的主诉 目前，国际人权法中提及最多的人权概念共包含三代人权：第一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第三代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国际和平与安全权、环境权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彰示，这三代人权的解决是循序渐进，并以第一代人权为保障权利的权利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从中国的现实考量，尽管中国人现阶段还处在争取实现第一代人权――公民的政治权利的阶段，但现实却使第二代人权与第三代人权将与第一代人权交织一起。中国的环境危机注定中国将与其他国家不同，环境权将会成为一个将中国人逼上集体行动之路的人权话题，它比要求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的诉求更早成为公众话题。 这并非中国人主动的选择，而是环境生态的恶化将中国人逼入了生存绝境，最迫切的问题是作为生命之源的水资源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中国本来就是世界上 13 个贫水国之一，加之现有河流近1/2 的河段受到污染，1/10 的河流长期污染严重，水已失去使用价值，64% 的中国人使用的是不合格的水源。从2008年以来，从未缺水的南方各省均发生了严重的缺水，如重庆、湖南、广东等省都曾发生供水危机。由于水资源的获得成本日益高昂，自来水涨价已经成为中国近年的民生问题之一，上海、北京、沈阳等多个大中城市的水价都已经大幅度上调。 中国的环境质量普遍在恶化，但局部地区的环境受到威胁却会引起该区域居民的警惕，2007年厦门居民为反对兴建PX项目所采取的勇敢行动，成功地阻止了该项目落户厦门。这一行动给后来类似的维权行动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被称为“中国环保史上里程碑式的胜利”。 “门是窄的，路是长的” 对长久生活于专制高压之下的中国人来说，每个人由于自身处境的不同，风险评估与承担意愿也不相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或许很难形成共识。就业虽然压力很大，但不会是某区域居民面临的共同难题。只有环境权利事关各阶层，尽管不少上层与中上层都选择移居他国，但随着移民的难度日益加大，而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又成为该区域各阶层都无法逃避的生存困境之时，环境维权就会成为人们诉诸集体行动的理由。比如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区居民因为广州市政府准备在其居住区附近建垃圾焚烧厂一事，引发了该区居民的抗议，该项目现在已经停止。该地居民为了自身权益的行动达成了公共之善，广州花都区与深圳市龙岗区的居民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反对在本地兴建垃圾焚烧厂。可庆幸的是，这些行动都暂时获得了成功。 环境维权是正当的，但从“太湖卫士”吴立红、甘肃反核污染人士孙小弟、四川作家谭作人等“环境卫士”相继受迫害入狱的命运来看，环境维权这条路同样充满了政治风险。当环境维权受到各种阻挠打压之时，比如当局以“非法集会”、“非法言论”、甚至“阴谋颠覆政府罪”等为名打击迫害环境维权活动人士之时，人们就会逐渐认识到拥有政治权利的重要性，认识到美国人坚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是保障其他权利的根本性权利”的正确性。 借用《圣经》的话来说，中国人拯救自身生存环境的环境维权活动“门是窄的，路是长的”，因为这是中国人在缺乏基本政治权利的情况下的努力。但既然在联合国气候会议上，“194个国家错过了人类挽救地球的千载难逢、一生一次的机会”（绿色和平李雁在“哥本哈根溃败纪录――我所知道的真相”一文中的感叹），而错过的原因又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两面手法。中国人就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自救。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是谁将中国人置于环境生态的绝地，这是21世纪的“天问”。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16期，2009年12月30日）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体制失灵和诡道失败：中美贸易战芯片版探秘
程晓农 中国三大芯片基地之一的福建晋华公司的失败命运，是观察中国高科技赶超战略成败的一个窗口，也可透视中美之间知识产权“战场”上“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真相。在高科技立国的竞争中，中国采用的诡道战略踢到了川普政府这块“铁板”。 一、举国体制解决不了商用芯片国产化？ 中美贸易战聚焦于一方侵犯知识产权，一方试图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而诸多相关案例中，芯片之战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场战斗。中国研发芯片的历史已长达半个世纪，但直到今天，“芯片之痛”依旧，而这个痛的根源恰恰是中国在高科技研发上引以自豪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倾全国的技术科研力量，由政府出面牵头组织，下达任务，提供资金，务求突破。不计工本之后取得的成果，往往优先应用于军工领域，因为军工部门只求有产品可用，成本再高也是政府买单；而在民用领域，用国产研发的高成本技术还不如购买外国技术合算、可靠。 中国的芯片研发起步于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24所），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后从欧美引进技术，依靠精英科学家和军事化研发体制，为“两弹一星”等军工项目提供了所需要的芯片。但这样的研发体制技术升级缓慢，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更无法满足民用市场的巨大需求；一句话，军事化的研发体制严重缺乏产业化和持续更新“造血”的能力，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芯”在科研、技术水平上与世界水平有15年左右的差距，在工业生产上则有20年以上的差距。 1990年国家计委和机电部决定，面向民用市场，实施“908芯片工程”，以江南无线电器材厂与电子部第24所合并成立的无锡微电子联合公司（即华晶电子集团）为基础，采用经科研人员与企业家精心设计、反复论证的方案，由政府投资20亿元，希望一举缩小中国芯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这个工程在举国体制下归于失败，从立项到投产历时7年之久（经费审批花去2年，从美国朗讯引进生产线又花了3年，建厂再用去2年），1997年投产时其技术水平已落后于国际主流技术达4～5代，投产当年就亏损2.4亿元，成为“投产即落后”的经典反面案例。中国的商用芯片仍然依赖大量进口，而进口价格中高昂的专利费用着实令中国政府和企业肉痛。 “908芯片工程”失败后，为了实现商用芯片国产化，中国又开始了以国家为后盾的“909芯片工程”；结果再次遇到老问题——“找不准芯片产业的突破口”，有人用形象的比喻说，这就像是要算准时间、角度、速度，一跃而起，攀入高速行驶的火车车厢，谈何容易。这种民用领域里的国家芯片工程往往会复制军用芯片研发的毛病，即研发跟不上国际先进技术的步伐，产业化程度低，产品的批量生产能力难以扩大，因此成本巨大、单价昂贵，这样的商用芯片自然不受用户欢迎。实施“909芯片工程”后，中国每年进口的芯片数额仍然越来越大，2017年中国进口了889亿美元的存储芯片，比上一年增长四成。此时中国的芯片开发已经转向一个新方向，即通过并购国外高科技公司，把专利、技术、生产线一举拿下；或者，挖走外企的技术人员，以利相诱，让他们“带枪投靠”。 二、“能买就买，不得已就偷”——福建晋华公司因此消失 美国国会为观察分析中美双边关系，20年前设立了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中国外宣官媒今年8月1日的报导引用了该委员会现任委员Michael R. Wessel的话，“中国掀起了一股收购国际半导体公司的狂潮……对无法自主研发的技术，他们能买的就买，不得已时就偷”。此路畅通吗？最近中国三大新芯片基地之一的福建晋华公司的失败，留下了一个“花圈”（美国的一些年轻人违章开车时车毁人亡，家人会在现场留下一个花圈，既悼念亡故者，也警醒路人）。 商用芯片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产品，即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而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中国政府把DRAM的研发和量产列为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为此，2016～2020年的经济发展计划确定了三大存储器项目，即福建晋华公司、合肥长鑫、以清华大学紫光集团为大股东的长江存储。于是，围绕着美国的芯片主力厂家之一美光科技公司（Micron Technology），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芯片企业有关的故事。首先，清华紫光集团得到政府芯片基金的支持，2015年准备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光公司，但并购未成功；2016年清华紫光集团从台湾一家与美光公司有业务往来的DRAM代工企业华亚科技高薪挖走5名高级工程师及经理，这5人把公司机密传给了紫光集团，全案2017年9月由台湾桃园地检署侦结并依法对这5人以商业间谍罪提起公诉；最近，清华紫光又准备以26亿美元的价格，从卢森堡私募股权公司CVC资本合伙公司手中收购法国芯片制造商Linxens公司，这起收购仍在等待法国的监管部门批准。 与清华紫光的故事相比，福建晋华公司的故事在各国媒体上引起的轰动更大，而结局则是晋华公司尚未“庆生”就夭亡了，晋华造成的新闻轰动还是与美光公司的技术有关。《大纪元时报》对晋华公司的故事多有报导，这里仅概要略述。晋华公司本身是白手起家成立的，但因为有台湾联华电子公司的技术支援，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用地600亩，仅一期工程总投资就达370亿元人民币，准备于今年9月正式投产，成为生产随机存储器（DRAM）的大厂家，据说，该厂投产后中国的随机存储器生产技术距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就缩短为5年了。但就在开张大吉即将到来之际，可望摘下中国第一家量产DRAM存储器桂冠的晋华公司突然停止运转，其官网上只剩下一片空白，仿佛这个政府花了几百亿投资的项目突然“蒸发”了。 晋华夭亡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司法部本月初宣布，对福建晋华、其合作伙伴台湾联华电子以及联华的3名员工提起诉讼，指控这两家公司涉嫌窃取美光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估计价值达87.5亿美元，所有被告都被指控共谋经济间谍罪，若罪名成立，被告企业将面临最高逾200亿美元罚款；同时，美国商务部宣布，对福建晋华实施禁售令，禁止美国企业向晋华出售技术和产品。此刻，晋华的部分从美国和台湾购买的设备已经到货，正处于装机验机阶段，美国商务部的禁令下达后，美国的相关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和软件供应商立即停止了一切技术支持，甚至不再接听晋华公司的电话，也不回复其电邮。晋华的台湾合作者联华电子则接到了台湾国贸局的函令，也停止了与晋华公司的合作。现在看来，晋华公司除了有政府给的投资，其它则一无所有，一旦上游的技术来源被卡断，它就成了个“烂尾工程”。 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三个台湾人中，一人案发时任福建晋华公司总经理，2015年从美光公司一家分公司总裁的位置上辞职，改到联华电子工作，成为联华和晋华之间的牵线人；另一人则是原美光公司的技术人员，也辞职到联华公司，他从美光公司离职前下载了大量美光的技术文件，据台湾《天下》杂志最近报导，2017年底台中地检署搜查联华公司时发现了他窃密的证据，该人为换取减刑，已充当“污点证人”，让联华电子成了被告。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三、从进口替代到争夺全球高端市场：触发中美贸易战的要害问题 中国从2016年开始的三大存储器项目，表面上与以前的“908芯片工程”“909芯片工程”一样，都是发展芯片产业的努力；然而，新存储器项目的目标和手法与以前截然不同，而正是这种不同，诱发了中美之间的芯片战。简单来说，老的芯片工程是模仿西方企业过去的技术，而新的芯片工程则试图夺走西方企业的未来。 “908芯片工程”“909芯片工程”的目标基本上是芯片国产化，也就是“进口替代”，其办法是从国外购买二流的技术和设备，为国内市场提供产品，但不具备出口竞争力；新存储器项目的目标不只是将产品用于国内市场，还试图在全球市场上挤占美国公司的份额，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就不能靠引进国外的二流技术，而必须瞄准高端技术，因此，其手法就只能是“能买就买，不得已就偷”。对美国而言，中国在芯片战当中所谋取的不仅仅是美国的技术，而是要进一步侵占这些高端技术背后的知识产权及其收益。由此触发了中美贸易战，而中美芯片战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战役。 11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针对中国的最新301调查报告，这是今年3月份的301调查报告的更新版。11月的这份新报告实际上点出了美国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关注的焦点所在：3月份的报告发布后，中美双方虽然进行了多次高级别对话，但中国方面“并未就美国关注的问题做出调整或承诺”，其中的重点就是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的外宣官媒说，该报告列举了中国的主要“四大罪状”，其中的第1条提到，中国继续入侵美国公司的商业网络、非法获取商业机密、知识产权、技术数据，第4条涉及的是，中国政府通过不公平的方式促进中国企业和资本对美国公司进行收购，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这两点在中美芯片战当中都充分展现出来了。 在信息时代，现代经济的特征是，知识产权在经济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目前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中四成与知识产权有关。可以说，21世纪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关键是知识经济方面的竞争；而知识经济领域的竞争需要巨额的风险投资，知识产权收益既包括成功的研发投资产生的收益，也包括失败的研发投资的开支。所有研发投资中，失败的比例通常达到七成以上，没有经常性的失败，就没有难得的成功；如果失败的研发投资不能通过成功项目的商业化得到补偿，那就扼杀了未来支持研发的风险投资。 中国政府和企业经常抱怨，西方的知识产权收费超过该技术的直接研发成本，那种看法产生于中国式视界的局限性。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多少由市场化风险投资支撑的高端研发，这类研发往往被政府视为国家利益，由财政或国有银行资助，研发失败的企业不会因此破产倒闭。国家为高科技研发买单的好处，一是钱多“人懒”（研发人员不必赌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便没有那种专业研究人员的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如痴如狂）；二是“打了水漂”没事。国家买单的坏处也同样一目了然，其一，官僚化管理效率低下，行政官僚不会为了高科技研发可能的失败而赌上自己的仕途，所以必然小心谨慎，拖拉办事；其二，负决策角色的行政或科研官僚不可能具备一线研发人员的眼光，看不准技术发展的方向，基本上是常态。由此便可明确回答本文第一节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举国体制解决不了商用芯片国产化？毫无疑问，举国体制如果能解决商用领域的先进技术全面赶超问题，苏联就不会垮台了，中国也不用改革开放了。 中美芯片战说明，美国政府很清楚地知道，中国要通吃的，不仅是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收益，而且希望花少量的钱“拿”走技术，再反过头来挤垮美国企业，掏空美国的知识经济基础。这就是中美贸易战当中美国政府紧紧盯着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中国政府之所以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咬牙坚持不松口，只作泛泛的表态，绝不就具体案件谈判，则可能是因为此类活动颇多，正处于“现在进行时”，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尚抱有最后的希望。或许，等到晋华之类的案例多了，并购或盗窃都难以得手之时，知识产权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实质性阶段。 （原载大纪元，2018年11月29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1/28/n1087971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52👍 0💬 0“欧盟”和共产主义乌托邦
从希腊经济危机，到不久前欧盟内部分裂（英国拒绝参加欧盟“经济条约”），都展现出“欧元区”这个硬制造出来的“统一体”与生俱来的问题，即乌托邦幻想综合症。 欧盟最早由六个国家创立，在苏联解体前发展到15国；後又吸收12个新成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尔他、塞浦路斯、立陶宛三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原东欧共产国家之所以纷纷加入欧盟，首先是把它视为向共产主义和俄国势力的告别，正式融入欧洲；其次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准。 欧盟拥有27国成员後，从大西洋岸边一直到俄国的边境，连成一片，总人口达5亿，是全球除中国和印度外最大的群体；其经济产值达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4万亿。 法兰西的拿破仑帝国梦 对扩大欧盟最兴奋的是法国，因巴黎多年来一直梦想有一个以它为中心的欧洲，以此夺回当年拿破仑帝国的“辉煌”。法国前总统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主持起草的“欧洲宪法”，想模仿美国的建国之父，通过一部宪法来联结整个欧洲，成为一个“新的联邦”。 根据这个“宪法”，整个欧盟27国作为一个新联邦体，设立两个永久总统位置，一个外交部长，统一货币，对外一个声音。名称有两个选择∶“欧洲合众国”或“联合欧洲”。 “欧洲宪法”想模仿美国宪法的愿望并没有错，但它完全忽略了美国和欧洲的不同。美国虽然实行的是联邦制，但它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收、统一的财政，统一的军事和国防政策，统一的外交，联邦政府对50州在国防和外交上有绝对的主导权。而且由全民直选总统，组成中央政府，统领全国。 而欧盟不管扩大到什麽规模，都无法按一个统一国家的模式运作，因为它无法统一经济，27国有不同的税收标准，不同的财政预算，不同的通膨比例，不同的失业率，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欧盟中的17国统一了货币，使用欧元，但离开上述条件，这种统一货币，根本不能真正统一经济。 简单的一个例子，有些原东欧国家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北欧国家的五分之一，这种反差巨大的经济怎麽能够统一？所以美国前联储会主席葛林斯潘曾直言，北欧和南欧国家之间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差距太大，欧元区这种统一货币方式早晚失败。 另外，从政治上，27国各自有政府，有政党。这个国家左派执政，那个国家右派上台，而左右两派是根基上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怎麽可能在同一时期形成欧洲统一的声音？尤其是，怎麽可能采取统一的政治、经济政策？ 像当年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时，欧洲就严重分裂，当时东欧的10个国家和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丹麦等18国坚定支持美国，而法国德国杯葛反对，欧洲空前分裂。即使欧洲选出两个“总统”，就会真的对27国政府像美国联邦政府对50个州一样具有行政领导权吗？根本不可能！ 比联合国更糟的“扯皮中心” 欧盟光官方语言就有22种。27个经济高低不平、语言社会背景不同、大小不一的国家怎麽可能统一执行？ 而且“欧洲合众国”更难以解决的是大国的地位和小国的权利问题。美国用参议院来保证小州的权利（每州不论大小，都有两席），用众议院来解决大州的人口代表性问题（众议院席位由人口多少产生）。欧盟的大国，德国、法国、英国，是世界七大工业国之一，都有六千万以上的人口，而卢森堡的全国人口仅44万，不到法国的1％。如按“欧洲合众国”宪法草案，任何一国都对外交、军事、税收政策有否决权，那44万人的卢森堡，就可否决5亿人口的“欧洲合众国”的决议。这样的“合众国”恐怕任何一项政策也统一不了，会是比联合国更糟的“扯皮中心”（联合国才有5国拥有否决权，就已经很难干成任何事情了）。 “欧洲合众国”的奇想，如同美国要联合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海地、瓜地马拉等所有美洲大陆的国家，成立一个“美洲合众国”，来统一货币，统一税收、统一对外政策，统一国防和军事一样，完全是个不可操作的乌托邦幻想。 强烈主张自由经济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直反对欧洲统一货币，认为欧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试验品”。她甚至说，建立欧盟和统一货币“可能是当代最大的一个愚蠢举动”。 欧洲是世界灾难的发源地 欧洲的“愚蠢”远不止这些。撒切尔夫人曾说，“在我生活的岁月中，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法都来自全世界说英语的国家。”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革命，都是从欧洲大陆的德国和俄国开始的，而正是英美这两个英语国家挺身而出，抗衡并击败了左（斯大林）右（希特勒）两股邪恶势力。 历史上仅仅是德国这一个国家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则最早实践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建立了共产政权，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更早些时的法国大革命则开了暴民政治、群氓革命的头，後来的拿破仑帝国则树立了武力征伐和杀戮的典型。法国人发明了断头台，德国人发明了毒气室，俄国人发明了古拉格。而这一切，都是“乌托邦幻想者”要统一欧洲、征服世界的恶果。 当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幽灵”正在欧洲徘徊，结果一场共产实验，导致全球一亿多人无辜丧生，无以计数的人毁掉了青春和几十年的岁月。 今天，“欧盟”这个社会主义乌托邦“幽灵”又在欧洲徘徊，它的後果会怎样呢？看看从希腊到西班牙，再到葡萄牙和意大利的欧元区的经济危机，就已是清晰的预兆∶所有的乌托邦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在这个实验中，牺牲的不仅是欧洲的经济、欧洲人的生活品质，更将波及全世界。欧洲将再一次成为世界灾难的发源地。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12年12月22日 2012-01-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川普政府的新关税制度目标仍是中国
何清涟 全世界现在紧盯着川普在1月20日之后将推出的新关税制度。就在中国为了回应拜登政府12月2日之后的出口管制措施，不断推出各种反制措施之时，《华盛顿邮报》于1月6日发表一篇《川普的助手们准备好了“普遍 ”关税计划——但有一个关键变化》，此文的戏剧性遭遇导致当天美国股市先跌后回升，但对中国来说，无论是有无关键变化，必须得准备应付关税战。 关键改变：全面加征关税可能成为几个关键行业 《华邮》文章指出，据三个消息来源说，川普呼吁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高达 10% 或 20% 的 “普遍”关税，但这个计划会立即体现在进口食品和廉价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上，将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川普团队——包括文斯·海利（Vince Haley，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助手，将负责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的工作）、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财政部长人选）和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商务部长人选）等在内，这三位未来的美国“经济抓手”决定对一些行业产品实施普遍关税，包括采取措施禁止中国产品经由第三国运输而轻易规避关税。初步讨论主要集中在希望让美国制造业重返的几个关键领域，包括国防工业供应链（通过对钢、铁、铝和铜征收关税）；关键医疗用品（注射器、针头、药瓶和制药材料）；以及能源生产（电池、稀土矿物，甚至包括太阳能电池板）。这三位主管经济的要员认为，为了让制造业工作岗位回归美国经济，这一努力是必要的，尽管它可能招致世界其他国家的报复，并推高消费者和企业的价格。 《华邮》文章的作者评论说，新计划将削减川普竞选计划中最全面的内容，但仍有可能颠覆全球贸易，给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带来重大影响。如果付诸实施，将是几十年来全球贸易秩序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1月6日上午这篇报道发表后，美国股市大跌。随后，川普在其 “真相社交 ”网站上发文批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用了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匿名消息来源，错误地称我的关税政策将缩减，这是错误的。”并表示他的关税政策不会缩水。 修改后的关键行业主要与中国有关 《华邮》文章所列举的缩减后的关键行业，除了钢铁、铝、铜不只针对中国，其余主要针对中国。大选之后，美中双方已经开打关税战的前哨战，涉及的领域就是《华邮》文章谈到的关键行业： 2024年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宣布将136家中国企业列至出口管制企业名单上，对20多类半导体制造设备和三种用于开发或生产半导体的软件工具进行管制。 12月3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对向美国出口包括镓、锗、锑和超硬材料等关键矿物实施禁令，这是中国首次对这些具有广泛军事用途的材料实施仅针对美国的禁令。 12月23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传统半导体产业启动“301条款”调查，审查中国将基础半导体领域中的传统芯片（亦称成熟制程芯片）作为主导地位的目标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成熟制程芯片应用范围广泛，包括汽车、医疗保健、基础设施、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等领域。 1月3日，中国宣布，拟限制关键电池材料出口，其中包括磷酸铁锂（LFP），这是一种广泛用于制造电动车锂离子电池的重要材料。 对比川普团队三位经济要员所列举的关键行业，几乎全与中国有关。 欧盟全面加征关税这只靴子不会落地 川普曾表示，欧盟必须通过大规模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来弥补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否则将面临全面关税。但这一战目前已不战而胜。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已经大量降低购买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至 2023年，俄罗斯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不到 10%——低于战前的40%以上，美国则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LNG出口国和欧盟最大的LNG供应国。去年年底，乌克兰停止续签俄气管道协议，俄罗斯从1月1日开始停止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这将迫使欧盟更多地购买美国石油与天然气。俄乌战争爆发后，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曾于2022年9月报道，美国能源公司只需要花6000万美元就可以将一艘LNG运输船装满，而欧洲的收购价却高达2.75亿美元。除去运输等成本，美国的每船LNG都可以从欧洲赚取超过1.5亿美元。 以上事实表明，欧盟各国已经大规模购买美国石油与天然气，再全面加征关税似无必要。 墨西哥对美贸易的问题，不在于墨西哥自身产品，而在于近年来中国绕道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包括中资在墨设厂生产的产品）。美国在禁止非法移民入境与毒品方面，必须借重墨西哥，如今借关税方面紧逼墨西哥，是希望墨西哥在这方面配合。 美国国内的反关税声音 美国大选之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美国的工业辉煌并非关税之功》，该文介绍了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历山大·克莱尼（Alexander Klein）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多夫·梅塞勒（Christopher Meissner）一项新的研究，这项研究由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发表，挑战川普政府财政部长候选人贝森特有关“高关税曾经成就美国制造业辉煌”的说法。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1870年至1909年间80多个受影响的美国工业部门和子部门的关税、关税变化和不断变化的表现，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存在的高关税降低了受保护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补贴了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企业，推高价格并降低了工资。他们表示，如果说关税提高了受保护行业的整体产出，这也是以牺牲其他所有行业的利益为代价的。 这两位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关税是否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并帮助美国成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出口国？我们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19世纪末美国出现的经济繁荣与当时的高关税几乎没有关系，根据他们的证据，关税每提高1个百分点，受影响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降低5%。高关税还保护了具有政治实力的公司和行业免受竞争。烟草、食品、纺织品和服装。 再过半个月，川普正式入主白宫，尽管他在《华邮》文章发表后声明不会更改他的关税政策，但关税战是个极为复杂的利害计算过程，他的三位具体负责关税战的重要阁员最终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打算在多大程度上让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愿意容忍多大程度的经济扰乱。根据统计，2024年前11个月，中美贸易额为6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2.9%。其中，中国对美出口4756.67亿美元；中国自美国进口1488.25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268.42亿美元，较2023年的2794亿美元有所增加。二是关税战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产业回流，但产业链重组是个相当长的过程，短期内的任何交易都不能解决美国本土的产业问题。 （原载《联合早报》，2025年1月9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50110-5711781）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突尼斯宪政的“路径依赖” ——阿拉伯之春三周年回顾（1）
何清涟 今年一月是“阿拉伯之春”三周年整，经历过那场革命的国家，命运各不相同。突尼斯1月制定的宪法，使该国结束了动荡，迎来了宪政之春。但埃及与利比亚却没这么幸运，目前还正挣扎于种种革命后遗症的折磨之中。尤其是埃及的革命者们，面对自己“不断革命”迎回的军人政权感觉复杂，不知道脚下的路将延伸至何处。 \“路径依赖”决定社会变迁方向\ 这些国家的经验充分证明一点，守护民主之难，不亚于建立民主。考察这些国家革命前的历史与现状，正好证明，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制度走向都有其“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North，D）这一理论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轨迹”概念，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国家并没有走同样的发展道路，有的国家走上发达之路，有的国家则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原因在于“已建立的制度会阻碍对初始选择的改变”，简言之，即革命前社会的政治发育程度决定了社会重建过程中的政治选择。 这三个国家革命前的状况在政治上有区别：突尼斯是开明专制；埃及是军人政治为里，半开明专制为表；利比亚的卡扎菲统治是道道地地的“政治独裁＋福利主义”，三国的共同特点是青年人失业率偏高。 \突尼斯宪政：民众与政治家理性互动之果\ 上述国家阿拉伯之春期间，都经历过革命的广场狂欢，以不同形式结束了本国的专制统治。但在社会重建的赛程当中，革命前政治发育程度的差别，使得三国人民在对应革命后的混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如果说埃及青年们希望革命一揽子解决许多问题，例如政权更替方式、民众权利、宗教信仰与世俗化的冲突、失业、经济困难；突尼斯人对革命的期盼则现实得多，主要集中于政权更替方式与民众权利。 在“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面临的经济问题比革命前更多，失业问题更严重，与之相伴的是家庭压力加大，离婚率一度接近40%，青年人结婚困难，治安形势严峻。一段时间内，突尼斯的危机表现形式与埃及非常接近，比如2013年2月和7月发生的反对党领袖遇刺身亡事件，引发全国规模大游行，部分激进的抗议者甚至喊出了“人民想要推翻这个政权”的口号，并要求解散现政府，组成由技术官僚和独立人士组成的看守政府，重新进行议会选举。有人甚至将这种对立上升至世俗与伊斯兰政治之争的高度。作为反击，执政党组织了支持政府的大规模游行，国家一度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中。 但突尼斯人的政治耐心，使他们走上了与埃及不同的道路。突尼斯人口当中，城市工人占了很大部分，他们普遍认为不应该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不满，愿意通过各级工会依法组织的街头游行表达不满，这样既避免负面情绪积压引发暴力事件的发生，也可使相关部门听到民众的呼声，及时整改，用和平的方式努力争取好的生活，并促进国家的平稳发展。他们的组织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在国家政治领域有很大的参与权，在这一组织的牵头下，突尼斯执政党联盟和反对派阵营已于11月5日举行全国对话大会，谋求政治和解，包括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内的约20个党派，签署了危机解决路线图，最终同意建立临时性、无党派的过渡政府，一些原来“在街头扔石头的人”，即革命初期的组织者也进入了政府，比如里达-赛伊迪。 突尼斯新宪法就是是各个党派共同作出让步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成果依次为：各方就伊斯兰教应该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和解，只提出“伊斯兰教是她的宗教”，比伊斯兰复兴党提的“国教”退了一步；另一条款写道，“突尼斯是一个文官制的国家。它以公民权、人民的意愿和至高无上的法律为基础”，为突尼斯维持分权制的文官统治国家 、兑现自由和权利承诺提供了保障。以上两项条款，今后任何政府都不得修改。 新宪法的出台，使突尼斯各政治派别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重新走到一起，也让突尼斯国民重新树立政治信心。 \革命前民众权利意识的发育与中产社会的形成\ 对突尼斯的今天，人们深受鼓舞，但很少有人提到，突尼斯在本阿里的开明专制时期构建的基础，即民众权利意识觉醒起了很大作用。我作为一位外部观察者，从中很清楚地看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轨迹。 突尼斯经济发展成就被誉为“突尼斯奇迹”。2009-2010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论坛年报显示，在经济竞争力、抵御金融危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促进和生活质量改善等方面，突尼斯在133个国家排名中名列非洲第1、世界第40。在茉莉花革命前，无论从政府廉洁度（透明国际2010年排名，突尼斯位列排名59位），还是从民生状况来观察，突尼斯都是发展中国家样板。引发革命的导火线虽然是一位小贩（失业大学生）的自焚，但内在的原因却是本·阿里过分留恋权力。 本·阿里虽然已经成为一位政治失败者，但其统治时期实施的政治举措远比今天的中共开明。自1987年以“改变”（Change）为口号登台执政之后，除了追求经济发展之外，他还将捍卫人权、扩大民主作为优先的执政目标，1993年设立“总统人权奖”来激励人权事业。本·阿里扩大了宪法委员会的权限以监督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还将立法机构的一院制改为两院制。更重要的是，本阿里从未采取意识形态教育与控制媒体的愚民政策，他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突尼斯民众可以通过因特网、卫星电视和外国报刊接触外部资讯；他还废除了“诽谤公共权威罪”，允许多党制，欢迎在野党参与政治讨论和政治竞争，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正常活动提供资助。2009年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在众议院的议席是161席，其余7个在野党为53席；他支持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允许工人罢工。 与埃及最大的不同是突尼斯的社会结构在革命前已经中产阶级化，大约3/4的突尼斯人自认为是中等阶层（有趣的是中国各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约80%的突尼斯家庭拥有自购住宅，贫困率下降到了4%。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5％左右。 本·阿里这些举措无疑都有助于培养突尼斯人的权利意识。突尼斯人认识到了本阿里开明专制不光彩的一面：本·阿里长期执政所享有的特权使其家族垄断了许多社会公共资源，掌控了国家经济，国内媒体报道常批评第一夫人穷奢极欲。突尼斯民众普遍希望对社会公共资源及时进行调整，对本·阿里的政治专断和长期执政日益不满，倾向于建立竞争型、轮替型的民主政治生态。 可以说，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的原因来看，与其说源于经济危机或发展困境，不如说缘于突尼斯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政治变革的诉求。从突尼斯渡过革命后危机来看，与其说依赖的是突尼斯人民不断革命，还不如说依赖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突尼斯人民清楚革命目标及其局限，善于有原则地和解。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4年1月3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131/184225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