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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阴晴变幻中转折渐显
何清涟 从川普第一任期开始，美中关系进入阴晴变幻时期，但总的来说，华盛顿是主动发出各种信号的一方，北京在被动接收信号之时，会找准时机实质性地还击几招，双方在管控危机的共识中保持一定的沟通管道。#最近从美国释放的各种信号来看，华盛顿意欲缓和两国关系并达成某种程度的经济合作的意图非常明显。 #转折之一：从芯片禁运到解禁 川普二度入主白宫之后，一直在利用关税压力来推动供应链迁出中国，希望藉此削弱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并迫使美国企业把制造业岗位迁回本土。但现在却将贸易谈判的重心放在如何与北京方面达成交易，以便为美国企业和技术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从对中国技术（芯片）禁运到希望中国采用美国芯片，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黄仁勋一直认为，美国芯片理应是全球奉行的标准，美国若主动把偌大的中国市场让给当地业者比如华为，将铸下大错。如果让中国对美国芯片产生依赖，在中国赢得市场占有率、打破华为的市场垄断地位，是美国AI技术征服全世界的最佳方式。黄仁勋这套理论深得长期硅谷投资人、白宫AI沙皇萨克斯之心，两人定期通话讨论这一话题。到今年5月时，萨克斯已成为黄仁勋盟友，两人随同川普出访中东，萨克斯谈妥一桩大交易——由英伟达每年供应数十万颗当今最先进的芯片，协助阿联打造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数据中心。在敲定这桩交易的过程中，萨克斯与黄仁勋开始宣扬销售AI芯片的同一套理由：要赢得AI竞赛，美国政府应鼓励采购美国技术，不该制造障碍让其他国家采购中国类似技术。7月11日，黄仁勋入白宫面见川普当面陈说这套理由，几天以后，美国政府批准恢复向中国出口H20芯片。这款专为中国市场定制的AI加速器自今年4月突遭川普政府禁令后，终于迎来解封。消息一出，不仅推动欧美股市科技板块普涨，市场从中看到中美科技博弈的微妙转向。 #转折之二：《南华早报》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导称，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之际，一个美国高级商务代表团将访问中国。 此次北京之行将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组织，并由该委员会董事会主席、联邦快递首席执行官芮思博（Rajesh Subramaniam）率领，波音高管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Sean Stein）肯定会随团访问。这次访问将是川普今年4月发动关税战以来美国最高级别的商务代表团访华，目的是为了重启商业谈判。7月初，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一项针对130家公司的调查中显示，关税目前是其会员企业第二大担忧，美国企业认为当务之急是实现有意义且持久的关税削减。 #转折之三：川普宣称将于今年秋天访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一直表达希望访问中国，外界曾传说他会受邀请出席9月中国的阅兵式，甚至会出现川、习、普京会面的传言。现在的消息是他不会在9月访华，时间可能定在10月或11月APEC峰会期间。7月27日在瑞典举行的第三轮中美谈判，主要议题将是如何开放彼此的市场，讨论如何重新平衡美中贸易关系。目前已经确定的成果是将8月12日到期的关税休战期再延长90天，此期间两国承诺不会再向对方加征关税，也不会以其他方式升高贸易战局势。 #川普对华态度为何从全面高压到缓和示好？ 川普对华态度为何会发生这种戏剧性逆转？外界看得到的是中国手中有张王牌：控制着美欧各国亟需的稀土供应。 中国稀土储量只占全球的34%，但因为掌握了稀土精炼技术，是全球唯一具备稀土全产业链各类产品生产能力的国家，多年来以不到全球40%的稀土资源供应了70%以上的稀土原料。根据2024年的数据，美国50种关键矿产品种中有12种完全依赖进口，在15种关键矿产上100%依赖中国进口，包括镓、锗、稀土、电池级石墨等。据分析，美国若想重建采矿完整产业链，需投入至少2500亿美元并耗时十年以上，且面临电力成本高、环保标准严等障碍。这一点，川普政府在关税战前并未充分了解。 #4月1日关税战开打，川普总统本人力主禁止向中国出售H20芯片，同时还对北京加征三位数的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汽车、军工装备、医疗设备和电子产业制造商所需的稀土采取出口限制。 中国这一反制措施改变了美中之间的博弈态势。关税战开打之前，白宫的主战派认为北京会因经济疲软迅速妥协。随着这些原材料的供应中断，川普和其他官员开始接到美国相关企业执行官们的电话，称工厂很快就要停产，这些企业包括福特、铃木等在内。北京的反制措施所构成的威胁促使美方重返谈判桌，达成了脆弱的贸易休战，关税从最低145%降至30%，而中方则同意恢复稀土的正常供应。与此同时推动“让中国感受到美国释放善意”的举措，其中包括H20芯片的解禁。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7月15日宣称，H20解禁是与中国谈判的“整体框架的一部分”，“他们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目前形势非常好。”这话的意思是双方必须达成一些经济交易。除了稀土供应之外，从制药、太阳能电池板到无人机等，中国在众多行业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兰德公司负责技术分析的高级顾问吉米·古德里奇直白地指出现实： “看来美国的一些竞争性行动现在要受制于中国，中国现在可以决定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和贸易政策的时机、地点和性质”，“川普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摆脱这一困境？”。 主张对华强硬的白宫安全官员出局 #川普政府对华政策从强硬趋于缓和的背后，是白宫内部那些主张对中国实施技术管制的对华强硬派边缘化，而支持科技行业拓展海外销售的官员则受到青睐。 国务卿鲁比奥长期以来对中国持强烈批评态度，主张对抗，但他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一样，将个人立场放在一边，紧跟总统川普的立场，而这位总统是位现实主义者，认为一切皆可交易。今年5月2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10位持鹰派立场的要员因被指忠诚不够而遭到解职。据美媒Axios新闻网援引消息称，解雇前一天，极右翼活动人士劳拉·鲁默到访白宫，在一场特别会议上向特朗普列出了一份“不忠”名单，其中包括情报高级主管布莱恩·沃尔什、国际组织高级主管玛吉·多尔蒂和立法事务高级主管托马斯·布德里等高级官员，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蒂莫西·霍夫和副局长温迪·诺布尔。5月23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数十名工作人员被突然解职，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简以荣（Ivan Kanapathy）虽然留任，但他的整个团队，包括中国小组工作人员全数被遣散，据说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严重误判。这些鹰派人员的离职为白宫AI沙皇戴维·萨克斯铺平了道路，萨克斯曾对出口管制提出批评，现在他正推动科技公司更自由地发展。 以上种种迹像表明，美中关系渐趋缓和。但是，川普关心的向美国贸易开放的中国市场，但这将与许多国家安全要务背道而驰。在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上，中国被视为美国最大竞争对手（准敌人）已经成了两党共识。此时此刻，川普政府正专注于与北京的贸易谈判。美参院两党议员正计划7、8月之交提交针对中国对待少数群体、异见人士和台湾问题的三项法案，向川普施压。可以预见，这种状态将成为今后美中关系的常态。 （原载台湾镜报，2025年7月29日，#https://www.mnews.tw/external/mirrordaily12853）
何清涟2025-11-06 06:13👍 0💬 0突尼斯宪政的“路径依赖” ——阿拉伯之春三周年回顾（1）
何清涟 今年一月是“阿拉伯之春”三周年整，经历过那场革命的国家，命运各不相同。突尼斯1月制定的宪法，使该国结束了动荡，迎来了宪政之春。但埃及与利比亚却没这么幸运，目前还正挣扎于种种革命后遗症的折磨之中。尤其是埃及的革命者们，面对自己“不断革命”迎回的军人政权感觉复杂，不知道脚下的路将延伸至何处。 \“路径依赖”决定社会变迁方向\ 这些国家的经验充分证明一点，守护民主之难，不亚于建立民主。考察这些国家革命前的历史与现状，正好证明，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制度走向都有其“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North，D）这一理论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轨迹”概念，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国家并没有走同样的发展道路，有的国家走上发达之路，有的国家则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原因在于“已建立的制度会阻碍对初始选择的改变”，简言之，即革命前社会的政治发育程度决定了社会重建过程中的政治选择。 这三个国家革命前的状况在政治上有区别：突尼斯是开明专制；埃及是军人政治为里，半开明专制为表；利比亚的卡扎菲统治是道道地地的“政治独裁＋福利主义”，三国的共同特点是青年人失业率偏高。 \突尼斯宪政：民众与政治家理性互动之果\ 上述国家阿拉伯之春期间，都经历过革命的广场狂欢，以不同形式结束了本国的专制统治。但在社会重建的赛程当中，革命前政治发育程度的差别，使得三国人民在对应革命后的混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如果说埃及青年们希望革命一揽子解决许多问题，例如政权更替方式、民众权利、宗教信仰与世俗化的冲突、失业、经济困难；突尼斯人对革命的期盼则现实得多，主要集中于政权更替方式与民众权利。 在“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面临的经济问题比革命前更多，失业问题更严重，与之相伴的是家庭压力加大，离婚率一度接近40%，青年人结婚困难，治安形势严峻。一段时间内，突尼斯的危机表现形式与埃及非常接近，比如2013年2月和7月发生的反对党领袖遇刺身亡事件，引发全国规模大游行，部分激进的抗议者甚至喊出了“人民想要推翻这个政权”的口号，并要求解散现政府，组成由技术官僚和独立人士组成的看守政府，重新进行议会选举。有人甚至将这种对立上升至世俗与伊斯兰政治之争的高度。作为反击，执政党组织了支持政府的大规模游行，国家一度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中。 但突尼斯人的政治耐心，使他们走上了与埃及不同的道路。突尼斯人口当中，城市工人占了很大部分，他们普遍认为不应该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不满，愿意通过各级工会依法组织的街头游行表达不满，这样既避免负面情绪积压引发暴力事件的发生，也可使相关部门听到民众的呼声，及时整改，用和平的方式努力争取好的生活，并促进国家的平稳发展。他们的组织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在国家政治领域有很大的参与权，在这一组织的牵头下，突尼斯执政党联盟和反对派阵营已于11月5日举行全国对话大会，谋求政治和解，包括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内的约20个党派，签署了危机解决路线图，最终同意建立临时性、无党派的过渡政府，一些原来“在街头扔石头的人”，即革命初期的组织者也进入了政府，比如里达-赛伊迪。 突尼斯新宪法就是是各个党派共同作出让步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成果依次为：各方就伊斯兰教应该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和解，只提出“伊斯兰教是她的宗教”，比伊斯兰复兴党提的“国教”退了一步；另一条款写道，“突尼斯是一个文官制的国家。它以公民权、人民的意愿和至高无上的法律为基础”，为突尼斯维持分权制的文官统治国家 、兑现自由和权利承诺提供了保障。以上两项条款，今后任何政府都不得修改。 新宪法的出台，使突尼斯各政治派别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重新走到一起，也让突尼斯国民重新树立政治信心。 \革命前民众权利意识的发育与中产社会的形成\ 对突尼斯的今天，人们深受鼓舞，但很少有人提到，突尼斯在本阿里的开明专制时期构建的基础，即民众权利意识觉醒起了很大作用。我作为一位外部观察者，从中很清楚地看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轨迹。 突尼斯经济发展成就被誉为“突尼斯奇迹”。2009-2010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论坛年报显示，在经济竞争力、抵御金融危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促进和生活质量改善等方面，突尼斯在133个国家排名中名列非洲第1、世界第40。在茉莉花革命前，无论从政府廉洁度（透明国际2010年排名，突尼斯位列排名59位），还是从民生状况来观察，突尼斯都是发展中国家样板。引发革命的导火线虽然是一位小贩（失业大学生）的自焚，但内在的原因却是本·阿里过分留恋权力。 本·阿里虽然已经成为一位政治失败者，但其统治时期实施的政治举措远比今天的中共开明。自1987年以“改变”（Change）为口号登台执政之后，除了追求经济发展之外，他还将捍卫人权、扩大民主作为优先的执政目标，1993年设立“总统人权奖”来激励人权事业。本·阿里扩大了宪法委员会的权限以监督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还将立法机构的一院制改为两院制。更重要的是，本阿里从未采取意识形态教育与控制媒体的愚民政策，他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突尼斯民众可以通过因特网、卫星电视和外国报刊接触外部资讯；他还废除了“诽谤公共权威罪”，允许多党制，欢迎在野党参与政治讨论和政治竞争，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正常活动提供资助。2009年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在众议院的议席是161席，其余7个在野党为53席；他支持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允许工人罢工。 与埃及最大的不同是突尼斯的社会结构在革命前已经中产阶级化，大约3/4的突尼斯人自认为是中等阶层（有趣的是中国各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约80%的突尼斯家庭拥有自购住宅，贫困率下降到了4%。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5％左右。 本·阿里这些举措无疑都有助于培养突尼斯人的权利意识。突尼斯人认识到了本阿里开明专制不光彩的一面：本·阿里长期执政所享有的特权使其家族垄断了许多社会公共资源，掌控了国家经济，国内媒体报道常批评第一夫人穷奢极欲。突尼斯民众普遍希望对社会公共资源及时进行调整，对本·阿里的政治专断和长期执政日益不满，倾向于建立竞争型、轮替型的民主政治生态。 可以说，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的原因来看，与其说源于经济危机或发展困境，不如说缘于突尼斯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政治变革的诉求。从突尼斯渡过革命后危机来看，与其说依赖的是突尼斯人民不断革命，还不如说依赖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突尼斯人民清楚革命目标及其局限，善于有原则地和解。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4年1月3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131/184225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哈维尔给中国知识人的启示
“在当今世界，他是某种形式的活著的圣人”，《纽约时报》在哈维尔二月初卸任总统之际的报道这样评价。为什麽这家在全球有相当影响力的大报、以监督政治人物，强调新闻“第四权”的媒体会这样高度赞美一位当权者？因为哈维尔是个“异数”政治家，他从政的历史，不仅是传奇，而且具有道德力量，使他具有某种人类良知的象征意义。 在全球192个国家中，捷克实在是个小国，面积不到8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人口不到台湾的一半。但捷克却是个相当响亮的名字，不仅因为它有反抗苏联入侵的“布拉格之春”历史，更在於它有两个具世界级声望的知识份子：哈维尔和昆德拉。这两位知识人，都以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知和反抗而闻名。 ●喊出“皇帝没有新衣”的真实 昆德拉是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包括一个月前在美国出版的最新作品《无知》（Ignorance），每一部都是认识共产邪恶的教科书，是崇尚自由者反抗专制的宣言。在昆德拉笔下，共产主义是个恶作剧，以“惩罚先於过错”的统治，把每个人都“变成影子之後，才让他们活下去。”每个人都要“服从一个无视个人的制度。”“任何一个人有记忆、有成年人的感觉，就难免一死。”因而昆德拉提出要结束这种“恶作剧、媚俗和剥夺人的记忆”的世界。 哈维尔是剧作家，他不但用文学作品，更用实际行动反抗共产主义。1979年，当邓小平复出，很多中国知识人争相歌颂“邓大人”，向共产党献出“第二种忠诚”之前两个月，哈维尔发表了《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国家是“一个充满假像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哈维尔认为，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使谎言世界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因此哈维尔组织名为“七七宪章”的异议知识分子反抗团体，喊出“皇帝没穿新衣”，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昆德拉和哈维尔虽然都对共产邪恶有深刻认知，但反抗的方式却有不同，昆德拉坚持用文字的方式，拒绝参加组织及签名（谴责共产暴行）等实际行动。但哈维尔不仅用他的戏剧，他的政治檄文，还组织反抗团体，联系签名抗议等直接投身结束暴政的活动。因而他遭逮捕入狱，被关押4年半。 ●公开接见达赖喇嘛和台湾副总统 共产政权在东欧一个个崩溃之後，哈维尔当选了捷克首任总统。但哈维尔在反抗共产统治时，并不是以当总统为目的的，他只是秉持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是从道德层面上进行反抗。因为只要以获取权力为目的，只要玩政治，就可能会有交易、妥协，就可能牺牲道义原则。哈维尔最後出任首届民选总统，是人民选择和信任、他毅然承担责任的结果，而不是他朝思暮想、一直做“总统梦”的结果。《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哈维尔为了领导捷克渡过後共产时期而做出的“个人牺牲”。 哈维尔获得政治权力之後，仍然坚持知识份子的道义原则；而没有像南非总统曼德拉那样，立刻成为毫无道义原则的政客，马上和民主台湾断交，接著去拥抱卡扎菲等恐怖份子。在台湾遭到中共外交打压之际，哈维尔是第一个在他的总统官邸正式接见台湾副总统连战的欧洲国家元首。在达赖喇嘛到西方国家寻求支持，解救被殖民奴役的西藏人民时，那些孱弱的西方领导人畏於中共压力而不敢公开接见。连全球唯一超强的美国，其总统克林顿也采取所谓“偶遇”方式（在达赖喇嘛和戈尔副总统见面时，以偶然碰上为由）短暂会晤。哈维尔是第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接待达赖喇嘛的西方领导人。哈佛费正清中心研究员谭若思（Ross Terrill）曾撰文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布拉格接待达赖喇嘛，并在两天的访问中全程陪同；哈佛大学举行六四屠杀十周年悼念活动，哈维尔也写了一封辞情并茂的信，以示支持。” ●欧洲最坚定的“亲美派” 在全球重大事件上，哈维尔也一直都坚持道义原则，从不“玩政治”。在南斯拉夫镇压波斯尼亚人、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种族清洗时，哈维尔是最强烈主张和支持美国军事干预的欧洲领袖之一，他在演讲中说，美国及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干预科索沃事件，是美国承担人类责任的伟大之举，它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完全是为了捍卫人道原则。 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哈维尔也是独树一帜，他的名言是，把北约扩大到俄国的边境。正是哈维尔的力争，捷克和波兰、匈牙利一起，在1999年首批加入了北约，使北约成为19国。捷克加入北约後，哈维尔仍继续呼吁，北约要吸收更多的东欧国家。去年10月，北约年会之所以选择在布拉格召开，就是因为哈维尔是最支持北约东扩的欧洲领袖。结果，在这次北约年会上，北约一次接受了7个东欧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瓦克亚和立陶宛三国）的申请，从而使北约扩大为26国，成为全球最有实力保卫人类安全的军事力量。 在美国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上，欧洲有分歧，法德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哈维尔再次挺身而出，强烈主张和支持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正是在哈维尔的呼吁下，欧洲9个国家连署了支持美国对伊动武的声明（捷克、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匈牙利、丹麦、斯洛伐克），随後不久，也是在哈维尔影响下，东欧10个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三国）也发表声明支持美国对伊动武。再加上已决定出兵的澳大利亚，以及美国本身，美英攻伊联军已达19国。 ●“连狗的名字都不要告诉他们” 哈维尔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为什麽和法国德国立场不一样？主要因为这些国家都曾遭到共产邪恶的统治和摧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像哈维尔一样，深刻地了解什麽是邪恶，应该怎样对付邪恶。法国德国那些主张和萨达姆．侯赛因谈判、和平解决伊拉克生化武器问题的人，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首相张伯伦们主张要和希特勒和平谈判一样幼稚、无知和愚蠢，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一个简单的常识，善良的愿望解决不了邪恶，必须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来铲除它。对当年的阿道夫．希特勒如此，对今天的萨达姆．希特勒更是如此！ 哈维尔总统的民意支持率最低时是在他的第二次婚姻之际，因为他娶了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哈维尔的第一任妻子奥尔嘉（Olga）也是知名的异议知识份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在反抗共产统治上比哈维尔更坚定、更义无反顾。她的名言是，“连狗的名字都不要告诉他们”。意指在被共产党关押期间，绝不写悔过书，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连自己家的狗的名字都不告诉那些审问者。她在1996年因病去世。丧妻的哈维尔後来被查出得了肺癌，在生命有危险之际，一位深爱他的女歌星来到病床边照顾他，哈维尔出院之後宣布两人结婚，使舆论大哗。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太受人民尊敬。但现在七年过去了，捷克人好像已经习惯和接受了哈维尔的这场婚姻。 ●“世界因有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但哈维尔也有他的局限之处。虽然他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对共产主义产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反对自由经济，均贫富——仍没有清晰的认识。因而强烈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捷克总理克劳斯（Vaclav Klaus，接替了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总统）被他视为“政治敌人”。哈维尔在政治上，和西方左派相反，他强调自由的价值，主张以军事力量铲除邪恶，使被奴役的人民获得解放；但在经济上，他的想法更接近欧洲左派主张的福利社会主义，强调财富平等，扩大政府功能，增加税收、扩大福利等。好在捷克总统是虚位，具体经济管理权在总理手里。 中国文化中有“先圣後王”之说，但圣人和国王严格说是无法同时承担的，因为“圣人”看重原则、道义、道德，而“国王”更多想的是政治利益和权力，往往把原则打折扣。但从哈维尔担任总统13年的历史来看，他可能是把这两者平衡得较好，或者说更强调了原则的西方领袖之一。 《纽约时报》在哈维尔离任当天发表的社论指出，13年的总统生涯，“哈维尔没有留下清晰可辨的政治遗产，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品质很重要这种感觉。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然发出诚实的声音，在人们期待的时刻，展示了个人的道德权威。无论是捷克，还是余下的世界，都因有了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载《争鸣》2003年3月号） 2003-03-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结束暴政，避免屠杀——写在七七抗战 67 周年
今天是中国抗日战争正式开始的「七七事变」67周年。八年艰苦抗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悲壮的一页。即使连大陆影片「血战台儿庄」，也记录了那种悲壮：面对日军的坦克，国军战士没有武器可以抵抗，最後两个战士把一堆手榴弹挂满身上，滚到坦克下面同归於尽。他们赴难前只留下一句话∶「别忘了逢年过节在我碑前烧张纸。」 这个场面是中国人惨烈抗战的缩影。中日战争是一场力量极为悬殊的战争，中国当年没有工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几乎是以血肉之躯来抵抗侵略。 每到「七七」抗战纪念日，中共都会举办一些活动，宣传说共产党是当年抗战的主要力量，《人民日报》社论曾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今天，在海外可以得到自由信息的情况下，更能清楚地知道，中共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谎言，因为历史真实是，中共军队虽然参加了抗战，但从始至终都没有承担抗日的主要战场，更谈不到什麽「中流砥柱」。这从下面几个史料就可以看出∶ 第一，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一直是国民党执政，蒋介石是国家元首，中共从没有获得领导权，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抗战」也不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 第二，历史资料都记载著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担负主要战场，共产党部队只是在敌後打游击。据史家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国军伤亡341万；共军伤亡61万。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承担主要的战场。 第三，大陆拍的抗战影片多有日军进村抓「八路」的镜头。日本人称共军为「八路」，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中同意归属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约两万人。一个两万人的分支怎麽就是「中流砥柱」？ 第四，盟军在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仪式上，是国民政府的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出席，战舰上并没有任何中共「中流砥柱」。 第五，近年史料更披露出，毛泽东当年实行「三分抗日，七分发展」的策略，不仅消极抗日，还对发动百团大战、歼灭日军的彭德怀将领给予处分。而王震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在南泥湾的「大生产」，实际上竟是种鸦片，从事贩毒。 对这些历史事实，中共并非不清楚。但北京政权却故意扭曲历史，争抢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光荣，把自己装饰成中国军民惨烈抗日的化身，利用中国人爱国抗日的民族情怀，让人们在认同中华民族的同时，认同北京政权。 抗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双重恶果∶一是中国军民伤亡两千万；二是给了中共坐大的机会。结果中共建政之後，据西方学者的估算，可能造成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它是抗战期间中国死亡人数的四倍！ 因此在「七七」抗战纪念日，人们不仅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更要坚定结束中共暴政的信念。只有中国成为民主的国家，才会有真正的强大，不再发生外敌侵略，和内部共产党的屠杀。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7日） 2004-07-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读报拾趣：美国大选缘何引发世界焦虑
何清涟 在今年大选之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其实已经不太稳当，欧盟大国政府早就对美国不满，盟友关系虽在，但经常搞点小动作让美国不快。中国更是时时要挑战一下美国的领导地位，比如要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兴国家也觉得美国繁荣是昨日黄花，早就不像往日那样服从。但美国2016年大选中，主张新孤立主义的川普竟然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并向选民承诺当选后一定“少管外国闲事”，从此担心美国不再领导世界的各种忧虑多如潮涌。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突然意识到：我们一度那么讨厌的美国如果主动放弃“带头大哥”地位，不带大家玩了，我们怎么办？ 西方世界表达忧虑情真言直 英国《金融时报》表达的忧虑最直接与深远，前后发表几十篇文章。最近那篇《美国大选是全世界的事情》极为坦率，让人看了不由得为欧洲愁肠百结。作者库柏指出：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本土两次遭受了可怕的外国攻击，第一次是在珍珠港，还有一次是9/11恐怖袭击。每次美国的回应都改变了世界秩序”。以下长话短说，大意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美国居住在最安全地段的“封闭式豪宅”内，即便俄罗斯军队长驱直入西欧，美国的阿拉巴马州或俄亥俄州也几乎不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美国选举对外国人的影响很可能比它对大多数美国人的影响更大。而美国总统既有实力保护全球其他国家，把别国搞得一团糟，也可以干脆忽视我们。尽管在大多数美国选民眼里，“国外”是个小地方，然而这是他们的总统唯一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在国内，总统通常受到国会的掣肘。要说改变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奥巴马的影响很可能还没有“爱疯“（iPhone）大。 作者接下来阐述欧洲的困难：欧洲地处世界宜居地段，但与美国相比，它靠近战乱：东与俄罗斯这只北极熊为邻，东南方向是一块暴力贫民区，24小时随时可能听到枪声，更靠南的地方则有人因饥饿而死亡。前不久，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曾公开说，“美国将会要求欧洲人自己保护自己”，“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仅仅组建欧洲自己的邻里守望委员会就很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希望美国继续管全世界，不只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想法，也是民众的想法。对叙利亚难民危机一筹莫展的德国人中，不少人痛恨想奉行孤立主义的川普，因此拆了川普墙，拆前还要狠狠踹上几脚，以示愤怒。 西方忧虑的误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的世界领导者、拥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的“太阳“终于落到山背后，美国从此责无旁贷地承担了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的”大哥“责任。大半个世纪中，美国虽然备受各种指责，比如嘲讽美国是世界警察，到处插手国际事务，搞乱了世界等等，但一直任劳任怨。直到近十年终于精疲力尽，债台高筑。 这种精疲力尽体现在以下几点：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下降至40%多，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今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显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全美超过一亿人口依靠各种福利过日子。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北约防务主体，对欧洲尽大哥义务，却至今都没能像欧洲国家那样为本国人民提供全民健保与免费大学教育，以及长期稳定的失业救济。底层穷人的救济虽然有，但与法国人一生400多种福利、德国从摇篮到坟墓的优厚福利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因此，欧洲国家的忧虑实质上就是：咱们国家的人民需要高福利供养，咱们的政府在难民问题上要彰显人道，但保护本国安全，你美国却得出钱出力，责无旁贷，永无止境。问题的核心实质在这一点，但却用不分种族、不分地域的共同进步，以及全球秩序等“政治正确”的话语做外包装。 在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后的20年之内，大气的美国人确实认为，美国有能力，应该多承担国际责任。但现在美国纳税人实在太累了，希望喘口气，于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政府少管外国的闲事，多关注国内事务，有7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前不久，VOA在《美国选民反对扩大美军海外角色》一文中引证的调查表明，只有25%的美国人希望下届总统扩大美军海外角色，表明美国选民对卷入新的海外干预（尤其是在中东）抱有戒心。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一位外部观察者，我既理解欧洲人希望美国继续无偿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的要求（让占便宜的人一下放弃占便宜的习惯确实很困难），也理解美国纳税人的烦恼（因为我自己也纳税）。遥望欧洲各国那数不胜数的高福利，美国大学生为了读书要背负沉重的学贷，福利种类也少得多，为什么不能让欧洲人减少福利，承担保护自身的责任？毕竟，美国政府是美国纳税人供养的，权力应该首先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美国政府应该首先考虑本国选民的利益。 是“白的危机”还是“福利危机”？ 《纽约时报》11月2日发表《2016年西方乱局背后，一场“白”的危机》一文，代表了美国左派政治的典型看法。该文认为，川普代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右翼民粹兴起源于“白人身份危机”：“对很多白人来说，这种身份感觉像是支撑他们的世界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现在它似乎受到了威胁”。该文认为，自从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欧洲敞开国界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已兴盛数十载，右翼民粹是一种突然的逆转。 从川普参选以来，“种族主义者”的定位从来没离开过他与他的支持者。由于这一点，川普支持者不肯在民调中表态。这种“秘密支持者”的存在，至今还被认为将在选举中起重要作用。 据我对各种资料、现场集会图片及视频的观察分析，所谓“白人身份危机”显然将事情简单化了，因为民主党的支持者的主体，除了小众性取向群体、知识精英之外，就是非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与大部分女性。但少数族裔与女性当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川普，blacks for Trump，Women for Trump，Chinese for Trump这类牌子并不少见，只是比例比支持希拉里的要低不少。 少数族裔的想法远比民主党宣传的复杂多元，比如这些支持川普的少数族裔都反对非法移民，认为这是对合法移民的不公平。就连美国本土的穆斯林也有7.4%的人支持川普，认为他揭示了有关移民和恐怖主义的严酷现实。据美国CNN10月26日报道，美国洛杉矶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川普星曾被砸烂，在修复之后，有一位64岁的非裔妇女来到该处守卫川普星，她写了多块标语牌以示支持，其中一块是：“两千万非法移民在美国，而美国人却要睡在街上和帐篷里。为川普投票！” 这段话实际上触及到一个美国政府不愿被提及的痛处：无证移民的福利高于本国穷人。2016年5月9日，华府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一份移民花费报告，指出户长为合法或无证移民的家庭，每年平均享有联邦福利6241元，户长为“美国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为4431元，前者比后者高出41%。享受最多联邦福利者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们获得纳税人付费的联邦福利，每年平均达8251元，超过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86%。户长为移民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总支出超过1030亿元。根据联邦人口普查局数据的分析，51%移民家庭享有这类福利，而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仅30%享有此福利。 几天前，VOA在《全美各地准备好应对投票日可能出现的暴力》中指出，住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选民理查德·达林认为，如果川普赢得总统大选，美国一半人口“将感到受威胁”，许多享受政府福利的人或是非法移民可能会遭到川普打压。在《德州总统选情激烈 选民踊跃提前投票》一文中则指出，一些选民，特别是那些在其它国家有亲戚朋友（意即有准备移民美国的亲友）的人，意识到这场选举对全世界的重要性。在《乡间纪实：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地民众挺川普》一文中，VOA记者吉普森采访了法姆维尔一个每天辛勤工作的美国传统家庭，卡罗琳·鲍曼一家表达的支持理由非常简单： “过去人们有梦想，想要有美好生活，但是现在他们想不劳而获，想要别人把这种生活送上门来，因为政府的施舍太多了”，养出了一批“坐在家里沙发上什么也不干、拿的钱比干活挣的钱还多”的人，“川普能让人们回去工作，他想要让人们回去干活。” 对美国选民来说，全球化的各种光环不管如何耀眼，但总统大选的实质问题就是选民自身的权益。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说，道理如此朴素与简单：劳动才能有收获，本国纳税人利益是本国政府应该考虑的首要事务，他国人民应该肩负保卫自身安全的责任。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1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american-election-world-concern-20161105/358287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Open Alliance of Power and Money Meets in Beij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18th Congress helps turn power into wealth By He Qinglian Created: November 13, 2012 Last Updated: November 13, 2012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2/opinion/open-alliance-of-power-and-money-meets-in-beijing-314232.html People sharing a scooter ride past oil rigs in Cangzhou on Feb. 25, 2009, in northern China’s Hebei Province. Politically connected families control China’s major industries, with the oil industry dominated by the family of security czar Zhou Yongkang. (Frederic J. Bwown/AFP/Getty Images)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and general election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18th Party Congress, which commences its once-in-a-decade process of installing new leadership, were held almost simultaneously this year. The Chinese regime’s propaganda has been saying that the U.S. capitalist system is money-driven politics that favors the big bourgeoisie and the rich, whereas 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whose politics favo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CP’s 18th Congress tells a different story, one involving an alliance of power and money.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Rich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recently published an article by China Economic Weekly titled “Red Entrepreneurs.” The article reported that,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145 out of the 2,270 Party delegates are CEO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f private enterprises from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Bloomberg News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February, titled, “China’s Billionaire People’s Congress Makes Capitol Hill Look Like Pauper,” saying, “The net worth of the 70 richest delegates in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opens its annual session on March 5, rose to 565.8 billion yuan (US$89.8 billion) in 2011, a gain of US$11.5 billion from 2010,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Hurun Report,” which tracks the country’s wealthy. That compares to the US$7.5 billion net worth of all 660 top officials in the three branches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s hosti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lites, along with rich businessmen. Marketization of Power Through messages circulating on Weibo, China’s twitter-like platform, the Chinese people came to realize a cruel reality about the election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is more like the socialism that China claims to be, while China features crony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rich peoples’ wealth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personal capabilities. Bill Gates is a successful player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investor George Soros is a Hungarian immigrant. Michael Bloomberg, the New York City mayor who accepts a symbolic salary of one dollar per year, had already built a media empire before he assumed the office of mayor. Their stories demon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the U.S. social system. In China, however, wealth is closely tied to power behind the scenes, and political power has been a magic wand that creates wealthy tycoons. Political power has been a magic wand that creates wealthy tycoons. The marketization of power in China has on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that is, power relies on the market to realize profit, and the two operate closely together to make power profitabl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to do this is to have two systems in one family, which means the head of a family works in a government agency, whereas the wife, offspring, and siblings run businesses to cash in on the power. The feast of wealth began in 1990s in China, and now red aristocrats can be seen in every sector, including electricity, oil, real estate, the stock market,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so on. According to reports on the Internet, about 200 Chinese political families have monopolized China’s wealth. A diplomatic cable leaked by WikiLeaks in August 2011 said former Chinese Premier Li Peng and his family controlled all electric power interests, Politburo member and security czar Zhou Yongkang and his cronies controlled the oil interests, while Premier Wen Jiabao’s wife controlled China’s precious gems sector. Over 130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are said to be operated or managed by people who come from an official family background. In fact, the biggest problem in China today is not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but that the regime’s insiders took the nation’s wealth hostage long ago.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se “red entrepreneur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fluencing China’s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participate in policymaking, especially the heads of some of the monopolized industries in important sectors vital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s. About 200 Chinese political families have monopolized China’s wealth. For example, the will of Party delegates from oil, electrical, coal,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can be easily transformed into the nation’s industrial and social policies. The Three Represents Throughout the post-Mao era, the CCP has been pondering how to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under one-Party dictatorial rule. The reality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power and money has put the CCP in an awkward situation. However, former Party head Jiang Zemin’s contribution to communist ideology, called the “Three Represents,” has helped free the CCP from this theoretical dilemma. It has changed the CCP from representing the three revolutionary classes of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to representing three key interests: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directed toward economic elites, urban middle class, intellectuals, and high-tech experts), the orientation toward an advanced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provided legitimacy for the CCP to build a new social foundation. Since then, the CCP has implemented new strategies to recruit economic elites (or capitalists) to join the Party. This strategy establishes institutional ties by way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economic elites, and thereby eliminating potentially challenging political forces. U.S political scientist Samuel Huntington found that one of the main threats to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lite resulting from the rise of new groups controlling autonomous sources of economic power, that i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ependently wealthy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middle class.” The high degree of monopoliza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s combined with the marketization of power has turned Chinese officials into people who are capable of “creating kings.” Now the CCP has turned its Party Congress and the annual sessions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to institu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political elites to meet with rich people, thereby effectively eliminating the potential threat from these economic elites and achieving an “elite republicanism.” Related Articles Gordon Chang Predict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llapse Currently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Qinglian is a prominent Chinese author and economist. Read the original Chinese article.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看“辛德勒的名单”
但愿是它、祈祷是它、应该就是它！明天第66届奥斯卡将揭晓颁奖，已获12项提名的“辛德勒的名单”呼声最高 她们被剥光了衣服，剪去了头发，一丝不挂地塞进了密封的“浴室”。这一大群赤裸的、颤抖的生命，惊恐地望著头上高悬的浴水喷头，不知在随後的一刻，它喷出的是浴水，还是毒气。突然，电闸被拉断，灯光消失了，在这人类最黑暗的瞬间，女性绝望的尖叫刺戳著银幕下每一个观众的心┅┅ 美国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以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屠杀为题材拍摄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以历史真实与艺术超越的融铸，不仅震撼了美国影艺界和万千观众，也风靡了欧洲。 在德国法兰克福首映式上，德总统亲自来观看。当地一家保守的报纸打破常规，在第一版刊发社论说，“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将感染和激动整个德国，每一位国人都应该看这部影片。”一向对任何美国出品的东西都不予好评的德国“新闻周刊”，却称誉“‘辛德勒的名单’的伟大超过了所有的期望”，“它是一流的艺术”。在英国，影评人认为，此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因而它获得了英国奥斯卡13项提名。 ●12项提名，史诗性作品 美国电影评论界交口称誉这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它获得了明天将揭晓的美国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男配角和最佳音乐、原作改编、剪辑、音响、服装、艺术指导等12项提名。而在美国奥斯卡历史上，最高提名才14项。 这部电影是根据作家汤马斯吉尼利1982年出版的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一个历史上确曾有过的真实故事∶德国企业家辛德勒在纳粹大屠杀期间，雇用狱中犹太人做工发战争财，结果使1,100名在他工厂“名单”上的犹太人免於被杀害。 但是，当斯皮尔伯格宣布要拍摄“辛”片时，电影批评家们并不看好。因为这种题材很难处理。如过分注重史实，易囿於琐碎恐怖；大胆艺术想象，又可能亵渎那滴血的真实。因此，以往拍“浩劫”的电影大多并不成功。但斯皮尔伯格以他的艺术创造力和对人类苦难的敏感之心，使这部电影在艺术与真实的融契之间找到了最佳的平衡。 ●生命变成符号与字母 这部电影虽长达3小时15分钟，但观众并不感到冗长。斯皮尔伯格用洗炼简洁的电影语言和极富故事性的情节，让人每一刻都揪心动魄，情感起伏∶ 电影一开始是一只颤抖的手点燃两只祷告的蜡烛，没有任何对话和声音，蜡烛像生命一样在静静地燃烧、燃烧，直至燃尽後化作两缕清烟飞腾而上。随之一个“蒙太奇”，那两缕清烟叠印成喘息著的火车头上的浓烟。车厢里外，到处是喧嚷、纷乱的要被赶到集中营去的犹太人。这一“静”一“动”，一下子把观众由今天的平静世界带到那个骚动的、命运多舛的时代。 在火车浓烟的背景下，是特写镜头∶墨水瓶、大印和人名册，於是，那些从居住地被赶来的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犹太人，在疑惑、惊恐中被登记，最後成为名单册上一排排整齐的名字，变成了没有生命的字母与符号。它象征著人的尊严和命运就这样在大印所代表的巨大权力面前，被扭曲、践踏与吞没。 画面一转，是将星辉耀的纳粹军官拥抱著浪笑的舞女；投机商人辛德勒用囚禁的犹太人做工牟取利润；纳粹集中营的军官在阳台上举起有远程助射器的步枪，漫无目的地射杀那些偶然走进步枪口径的犹太人。 面对纳粹的暴行，辛德勒的良知被唤醒。他由追盈逐利的商人，转而贿赂集中营的军官，“雇”出更多的犹太人来他工厂做工，使他们躲过被送毒气室。为“雇”这些人而打印名单的情节揪动人心∶随著沉重的打字机节奏，那些打印出的人名墨迹四溅，象征著这不仅仅是人的名字，它是涌溅著鲜血的生命。在这名册之间，意味著生与死，意味著残忍与人性。 ●滴血的历史 当前彩色影片流行，黑白片几乎已成过时恐龙，斯皮尔伯格却将“辛”片拍成了黑白电影，目的是降低观众以为是在看故事，置身度外的感觉，而让人走进历史的真实。为了突显这种氛围，影片中出现的辛德勒的工厂以及他的公寓等都不是用的布景，而是当年的原始工厂与房间。 影片再现了当年浩劫的恐怖真实∶还来不及穿上衣服的犹太人，被纳粹的狼狗与枪托驱赶出家门，家具被捣毁，皮箱仍满了大街，在皮箱与污水之间，是那些稍微走慢了一点就被杀死的儿童与妇女。那随意的枪杀和逼真的枪声音响，让人的心头紧张愤怒得砰砰乱跳，好象整个人类的文明就在面前被狼狗撕咬，被子弹射穿，那咕都咕都涌出的鲜血，最後在观众眼中融成悲愤的泪水┅┅ 贯穿全片的是沉重躁动的车轮转碾声音。轰隆的密罐囚犯火车，震荡的篷盖抓人卡车，疾驰呼啸的党卫军摩托车，轰响出那个特定时刻的逼人真实∶躁乱、疯狂、恐怖。一瞬间，一群人的命运就可能是押送奥斯维辛，是就地枪杀，是仍给狼狗吞食。车轮声宣判著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脆弱的生命不知下一刻要被载向何处。 ●最恶劣的人生经验 这部影片被定为R级，因为里面有男女全裸镜头∶在集中营庭院，男女囚禁者都被强迫脱得精光，接受健康检查。这些瘦骨嶙岣的躯体在身穿白服的纳粹医生面前拼命奔跑，唯恐被视为不健康而送去毒气室。年级稍大一点的女性，划破手指，以血涂抹脸颊，使其红润以显得年轻，而不被淘汰。面对那些女性苍白的臀部和颤动的乳房，没人能想到“性”，胸口憋满的是悲哀和愤怒∶人类，竟被羞辱到如此程度！文明，竟被剥光到这等地步！ 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拍这段戏是他经历过的最恶劣的人生经验。一位饰演裸跑角色的女演员也是这种感觉，她说，“这不是脱光了衣服等待与情人上床，而是站在那里像被拔光了毛的鸡，只有皮和骨头，被拔光了人的所有尊严。” ●不堪回首的幸存者 那些曾是辛德勒名单上的工人，今天还健在的幸存者，不止一遍地去看这部电影。人，有时能承受住苦难的煎熬，但承受不住对苦难的回首。面对那些滴血的细节，有人痛苦失声，有的眩晕虚脱，呼吸困难，要逃到大厅休息缓解。他们称这是一部“家庭电影”，要让他们的子女、亲人经常看，世代记住，历史曾有过这样的残暴；永不遗忘，人类曾为邪恶付出如此的代价。现居纽约的埃蒂丝·沃森慕女士看到银幕上出现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洗澡的场面，抽泣著说，这是“《圣经》的故事，被信息高速公路的一代用现代科技表现了。”另一位幸存者感叹，“无论对子女、家庭，还是整个社会，从来还没有一部表现浩劫的作品像‘辛’片这麽有震撼力，这麽打动人心。” 但也有当年“名单”上的幸存者决意不去看这部电影。现居匹兹堡的萨洛姆先生说，他听到的、读到的，都使他决定不能去看这个电影，“因为影片的每个场景都真实地再现了我过去的个人历史，重新直面它，需要极强的坚毅和特殊的承受力，但我没有。” ●“辛”片叫好又叫座 仅仅拍出这样一部经典史诗般的电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名字就已进入导演史中不朽的行列。但他还导过全球票房价值最高的《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通过恐龙对人类的狂妄提出警告，惊心动魄，意味深长；而他拍的《外星人》（E. T. the Extra Terrestrial）所表达的超越星球的生命之爱，牵情挂意，回味无穷。在目前全球前10部最佳电影中，他一个人导演的片子就占了4部！而他至今才拍过14部电影。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虽然既叫座又叫好，但一直与奥斯卡失之交臂。而美国奥斯卡代表著世界电影的最高荣誉，年年竞争激烈。今年初，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公司就将其出品的有入围希望的几部电影分别寄给有投票权的4500位奥斯卡评委，以求先入为主，争取选票。这项活动仅邮费就用了30多万美元。出品“辛”片的宇宙公司也不甘示弱，同样效仿。但斯皮尔伯格不同意邮寄“辛”片。他说，“这些评委应该到电影院看这部片子。在家中的电视屏幕上，这部影片在宽银幕上的效果会被减损。”而其他导演，对制片公司能选寄自己的片子都求之不得。 “辛”片开拍时，影评家普遍认为这种题材难有票房价值。但斯皮尔伯格说，“我并不期望这部影片有很高的票房价值。”这位艺术家有著更深切的期待—— 去年，一项公共调查显示，全美有近25％的年轻人不曾听说或不知道何为“浩劫”。还有冒牌的学者撰文著书，公开否认浩劫曾发生过。因而“辛”片此刻拍摄，人们称之为“最需要的时刻。”并且它的票房价值也让那些当初不看好的批评家跌破眼镜——仅在美国国内的800家影院上演不到两月，就收入四千多万美元，而原投资是3,200万。斯皮尔伯格说，此片赚的钱将全部捐给浩劫慈善事业，他称之是“血钱”（Blood money）。在德国首映式上，800来宾每人被要求捐100马克，建立一项叫做“拒绝遗忘”的基金。 ●人的灵魂被剥精光 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以这场浩劫为主题的小说、电影等各式文学作品已无计其数。为什麽斯皮尔伯格今天还要拍这个题材？从这位导演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对人类苦难的敏感与关切；对世间邪恶的痛恨与铭记；对人的命运与尊严发自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这部电影，会不期然地想到中国人曾受过的苦难；更想追问中国的艺术家又是怎样面对和表现这些苦难的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像奥斯维辛那样以毒气室大规模屠杀，但那种对人的羞辱和对人尊严的践踏在本质上与纳粹浩劫是一样的。无数人被剃成“阴阳头”，挂著充满侮辱词句的大牌子，被逼下跪接受批斗，然後再游街示众。 作家老舍曾被逼当众喝尿；史学家翦伯赞夫妇被罚向红卫兵下跪。50多岁的老报人徐铸成不仅被关进厕所栖身马桶旁，极尽侮辱，还被按跪在他正患病的80多岁老母面前受批斗。看到头发都已发白的儿子被这样羞辱，母亲心都碎了，不久即辞世。 文革虽然没有像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那样把男人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但它把人的灵魂剥得一丝不挂。同事亲人之间都要揭发批判，孩子揭发父母；妻子检举丈夫；学生批斗老师。据专家统计，文革中被迫害的人和被牵连的家属总计有一亿人，占当时中国大陆人口的八分之一。它还不包括“大跃进”後天灾人祸饿死的四千万和中共建政初“镇反”杀害的几百万。 ●崇拜杀人的艺术家 对中国人经历的如此苦难，中国的艺术家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创作出有深度表现力的作品。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在做什麽呢？老一代的作家如谢冰心，五十年都不出任何作品，至今还被尊崇为大作家。在西方，一个作家如果半个世纪都没作品，很难想象还被社会捧为神明。但当毛泽东百年冥诞，北京隆重纪念时，冰心动笔了，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深切怀念她的毛主席。以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环境，不会有人逼迫冰心写这种文章。冰心对毛的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苦难是亲身经历过的，不想或不能谴责罪恶也罢，但撰文赞美中国的希特勒说明什麽呢？一个作家到了90岁，还活在愚昧或不知耻中。 有人会说，冰心毕竟太老了。那麽年轻的艺术家又怎麽样？号称中国“影帝”的姜文，最近宣布要导演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影片。他要怎样拍文革呢？美国记者索罗门采访时，他说∶“你们西方人忘记了中国的文革时代是多麽有意思，那时人人可以不上班、不学习，生活轻松容易。如果你是红卫兵，到乡村去，人人都在你面前毕恭毕敬，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文革就像一场巨大的摇滚音乐会，毛主席是台上的歌手，我们是他的歌迷。”一场使上亿中国人受尽摧残的人间浩劫，在艺术家姜文眼中变成了音乐盛会。 在中国，目前很引起西方记者注意的，是居住在北京郊外圆明园旧址旁破房子中的一批自称为先锋派的年轻画家。这些被视为中国大陆最有反叛精神和个人主义色彩的艺术家，又是怎样看待中国人的苦难的呢？ 当去采访的索罗门提到文革中有很多中国人被杀害时，在自己的名片上印著“先锋派画家”的倪海峰却说，“当然，很多人被杀了。但哪个朝代不杀人呢？人们是参加一场革命，是怀著热情去杀那些他们认为是坏人的人，这是勇敢。我崇拜这种勇敢。” ●人心要现代化 时间的巧合往往造成戏剧性。当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去年底公演之时，中国大陆的艺术家也在忙碌—— 北京画家刘宇一将他在香港以830万港币卖出的画作“良宵”，复制成比原作大六倍的巨幅油画，在毛百年生辰之际，献给了毛泽东纪念堂作永久收藏。 身在自由世界的中国艺术家，在纽约曼哈顿东村隆重举办了“毛·100”的艺术展。该展览组织者倪军的画作上，是毛泽东神采奕奕挥手曼哈顿。另外一位画家江涛的作品题为“恢复毛”，画面是一只手正在复合一张被撕破的毛泽东肖像。江涛竟毫无羞色地对记者说，他来到美国後，更感到毛的伟大。“毛泽东是一个面对强权从来不低头的人，他对正处於困境中的中国旅美艺术家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没人能想象得出哪国艺术家会为希特勒生辰献画或举办纪念展览；人们看到的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拍出了让世人永不要忘记苦难的“辛德勒的名单”。 当然，不能要求中国的艺术家都有斯皮尔伯格那样的艺术才能。但是，作为一个自视为艺术家的人，应不应该有基本的人性？如果连无辜的人被杀害都认为无所谓，都无动於衷；如果连对毛泽东这样给人类带来深重苦难的独裁者都媚俗纪念，是艺术家吗？ 一切艺术，归根到底是人的艺术。没有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与捍卫，怎麽可能成为艺术家？又怎麽可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如同不久前砍死妻子然後自缢的诗人顾城一样，距离“人”的标准都很远时，还配做“诗人”吗？ 不少中国诗人、画家、作家在追求西方的现代派艺术。但现代，不是像顾城那样把牛仔裤的裤筒剪下来，戴在头上作帽子以示与众不同。它的根本性是内在，是人的灵魂的现代化！是人的心中真切的人的感觉、人的思维、人的情感、人的尊严，然後才谈得上艺术。 ●祈祷它获奖 真正的艺术是打动人心的，在观看“辛德勒的名单”时，不时有人哭泣。影片结尾播出的是长达近五分钟的演员及帮助拍摄的人员名单，这是现代电影中极少见的，它似乎是再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名单”。当最後一个名字从银幕上消失时，剧场响起观众激动、感谢的掌声，这也是电影院中少见的。 一位当年“名单”上的幸存者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说，“我一直在祈祷，能有这样一部影片。今天，我还要继续祈祷，让这样一部电影能获得奥斯卡奖。”不知有多少观众怀著与她同样的心情，翘首注视著明晚揭晓的奥斯卡┅┅ （载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4年3月20日；在次日奥斯卡颁奖会上，“辛德勒的名单”一举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六项大奖） 1994-03-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9👍 0💬 0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随著柏林墙的倒塌和“六四屠杀”，共产主义的黑暗部份越来越曝光，因此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西藏，因它是中共统治下最黑暗的部份之一。 一些“六四”後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讨论西藏问题，但他们发现首先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共军队於五十年代初进入西藏之前，西藏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国和西藏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到底以哪一段历史来划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以中国唐朝来划分，当时中国和西藏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国家，西藏国的军队还曾占领过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两国後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明确了边界。江苏省古籍刻印社根据清道光刻印本影印的《边防备览》於1991年2月出版，里面详细记载了历史上的唐藏关系，并有唐藏边界图。 如果以元朝来划分，则不管是西藏还是中国，当时都被蒙古成吉思汗的骑兵占领。蒙古人可以据此声称，西藏和中国现在都应该是蒙古国的一部份。 如果以北京政府经常强调的清朝来划分，很多历史资料证明，西藏当时并不是清朝的一个行省。清光绪乙已年出版的《水经注图》中的大清国全国地图中并不包括西藏（但却包括了现在的朝鲜、越南等国家）。而且研究西藏问题的西方学者，对满族人当年在西藏到底有多少影响力，至今还有争议。 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国界以及独立，都是以本世纪上叶这段历史划分和确定的。因此，确定西藏的地位，从1911年清朝结束，到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这40年是最重要的历史根据。而且，从历史学的角度，确定国家的地位，距今越近的历史，分量越重。 很多历史资料证明，从1912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率领藏人击败在拉萨的清军後宣布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到1951年中共军队占领西藏，这40年间，中国人对西藏没有什麽影响力，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西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西藏在这个期间是独立於民国的，或者说，是事实独立的。 北京举出的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证据与史实不符 北京在1992年发表的“西藏的主权归属和人权状况”的“西藏白皮书”中，用了很多笔墨谈元朝清朝的历史，来证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在谈到民国时，用了很少的文字，几笔带过。因为这个期间中国人对西藏的影响微乎其微。 为证明这段时期西藏属於中国，“白皮书”强调三个事件∶1934年民国政府特使黄慕松去拉萨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1940年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去拉萨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登基典礼；1931年和1946年，西藏派代表参加了南京的国民大会。 用这样一些资料来证明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根据并不充分。而且很多史料证明，北京举出的这些资料，与史实并不相符。我在这里暂不引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仅以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和大陆的汉藏学者在中共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黄慕松的西藏之行∶藏人拒绝归顺 据大陆学者孔庆宗在1985年北京出版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中发表的“黄慕松入藏纪实”一文，1934年黄慕松将军去拉萨参加致祭活动，曾与藏人发生冲突。黄慕松要求在祭堂上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在内地凡举行庆吊大典，悬挂党国党旗（原文如此）已成为当然之事。此次本人代表政府致祭，若不悬旗，不足以昭郑重。”但西藏政府噶厦（内阁）不同意。“最後黄慕松致电南京请示，始决定是日在专使使署外挂旗，只将党国旗抬至布达拉宫祭堂，暂不悬挂。”国旗代表主权归属，藏人拒绝在祭堂悬挂民国国旗，就是不承认西藏从属南京政府管辖。 黄慕松进藏，表面是参加致祭活动，实际上是去说服藏人归顺中央。他带去了民国政府拟定的“对藏四条”∶ 1、外交∶西藏为我国领土，解决各种问题，均属内政范围； 2、政治∶恢复中央与西藏原有之统领关系； 3、军事∶中央派员训练西藏地方军队； 4、其他∶以上三条为解决西藏问题之最高原则，具体以此拟定，呈候核夺。 西藏政府噶厦对此答复说∶现在西藏政府只想按照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那样做，若你们另有主张，须交“西藏民众大会”决议後方能商洽。 黄慕松在西藏逗留了三个月，离藏前，他强调，只有确认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服从中央，然後才有商量余地。他并保证中央政府允许西藏自治，不干预西藏之自治权限，不改变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最後噶厦答复了十条，主要条款是∶ 1、对外可称西藏为中国领土； 2、西藏内务全由藏人自权自主，汉政府不得干预； 3、中央可派驻藏代表一名，主仆人数不得超过25人，此外不得另派官兵。驻藏代表必须真正信佛教； 4、藏官员由西藏政府任命，毕後函至中央备陈； 5、国防由西藏政府自理。 从西藏政府的答复可以看出，西藏实际上是处於事实独立的状态。 二、吴忠信西藏之行的真相 黄慕松西藏之行後，南京政府又派特使吴宗信去了西藏。在北京和台北，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强调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主要根据就是吴忠信的西藏之行，认为∶藏人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後，正式用公文请示了南京中央政府，获得批准後灵童才确立；吴忠信去查看了“灵童”，决定免予传统的“抽签”；并代表中央政府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登基典礼。北京的“西藏白皮书”更理直气壮地说∶“仅十四世达赖喇嘛要经过国民政府批准方得继承这一点，就充分说明当时的西藏根本没有什麽独立的权力。” 但从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一次讲话披露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到，北京的上述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阿沛·阿旺晋美是1951年西藏政府派出与北京签订“十七条协议”的首席代表，後来成为藏人在中共政权中地位仅次於班禅喇嘛的高级官员。1989年7月底，他在“西藏自治区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西藏历史问题（载拉萨《西藏日报》，1989年8月27日）。他说，经征得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同意，他在1985年特意调看了南京第二档案馆中的档案，为了查清当年西藏政府有无就确定“灵童”向南京政府请示一事、为何选灵童免予“抽签”、谁主持了“坐床”典礼等历史疑点。 1、藏人没有为确立灵童请示南京政府 阿沛·阿旺晋美看到的档案记载是，里面确实有盖著当时西藏摄政王热振、三大寺和噶伦正式印章的分别写给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信函。但信件不是请示可否确立“灵童”，而是说∶在安多地区，即青海寻找到了转世灵童，但当地军阀马步芳勒索30万银元，否则不让灵童离开。藏人交了银元後，马步芳又变卦，要增加到三百万，藏人拿不出，只好写信给南京政府，请他们为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感情给予帮助。 2、灵童只有一个，不存在“抽签” 档案中没有任何关於免予“抽签”的文件。藏人在青海寻找到灵童後，为了防止马步芳勒索，故意说他是预选灵童之一，这样就显得这个灵童不是那麽十分重要。但吴忠信到拉萨後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灵童，他汇报南京说这个“灵童天资聪颖，免予金瓶抽签”。所谓“抽签”，就意味著是两个灵童以上，但当时藏人只寻找到一个灵童，所以从逻辑上不存在抽签选择的问题。而且在吴去拉萨之前，灵童已经确定，也不存在由他“察看决定”的问题。连北京的西藏问题专家牙含章在他的《达赖喇嘛传》也写到∶“所谓‘察看’，不过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吴忠信）并无否决之权。” 3、吴忠信没有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在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吴忠信主持了灵童“坐床”仪式。只有一张套红的当时国民党报纸报导说，吴“主持”了典礼，并配发了一张吴参加典礼的照片。但据阿沛·阿旺晋美的仔细观察，“这张照片是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卧室中拍的，照片上是吴忠信送给十四世达赖喇嘛一个钟，他把钟拿在手上玩，脸上有笑容，很高兴的样子。” 了解当年情况的西藏老人夏扎·甘登班久於1982年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上发表的“忆吴忠信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片断”的回忆文章也对此有所证实∶“在坐床典礼之後，吴忠信到达赖的卧室向他告别，并送达赖一只怀表，表的外围用珍珠镶嵌。同时，还与达赖在卧室外边的水池边合影。1950年，我在噶伦堡一个学校看电影时，曾看到了这个镜头。” 北京的中国藏学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档案选编》一书中有两封电报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该书收集有这期间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文件等478件，其中包括黄慕松和吴忠信在藏期间与南京政府的所有来往电报。书中的第439件公函是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拍给在拉萨的吴忠信的电报，电文说，美国美联社想得到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新闻照片发表，为省时间，让吴把照片直接寄给印度一家报纸转美联社。吴忠信在回电中说，因为登基典礼在早晨进行，“不便拍照”。意思是说，他没有登基典礼场面的照片。他在电文中说，他会把其他场面拍的照片寄美联社。 据夏扎·甘登班久的文章回忆，“吴忠信来拉萨时带了两个顾问（曹、席）、两位秘书、三、四名保管员、一个医生一个医助，两名摄影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吴带了两个摄影师，别的场面会拍照片，恰恰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由他主持的登基典礼没拍一张他“主持”场面的照片，所谓由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之说，无法让人置信。 4、藏人传统∶坐床典礼不设主持人 因此阿沛·阿旺晋美在讲话时认为∶“实际情况是不存在吴忠信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主持坐床典礼的事实。”他还举例说，“多杰才旦同志（注∶原中共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他们找到了一份文件，是西藏地方政府後来给国民党政府发的一封感谢信。内容是感谢国民党政府派吴忠信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国民党是根据这封信说吴忠信主持了坐床典礼。那怎麽能说明问题呢？‘参加’与‘主持’是不同的概念。而实际上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就没有像汉族所讲的主持方式。”“今天，我们在座的有许多原来西藏的老贵族，都知道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习惯和它的程序是没有什麽主持人的。不像汉族开会时有个主持人。┅┅在此问题上国民党说瞎话，我们共产党就没有必要跟著他们继续说瞎话。” 三、出席南京国民大会，藏人是观察员 北京“西藏白皮书”强调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另外一个根据是，西藏代表1931年和1946年参加了南京的国民大会。实际上藏人派代表出席南京政府的国民大会共有三次∶一次是1931年；另一次是1946年的制定宪法，最後一次是1948年的选总统。但藏人在三次会议上都坚持“三不”∶不鼓掌；不举手参加议案表决；不参加选举。他们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的。尤其是1946年那次，是西藏政府派出代表团去“慰问同盟国”，先到印度对英、美政府表示慰问，然後到南京对中国政府表示慰问。藏人强俄巴·多吉欧珠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发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慰问同盟国和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内幕’”一文说，西藏政府这种去慰问同盟国的行动本身，就是表明，西藏“不属於同盟国，是独立的。” 结论∶民国四十年中，西藏是事实独立的 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从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这40年间，西藏至少是处於事实独立的状态。因此，对这段历史非常了解的阿沛·阿旺晋美在他的讲话中才这样总结说，“国民党政府自己宣传报导说，（民国时期）国民党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同过去清王朝一样密切等等，这些说法从史实来看不是实情。”“辛亥革命胜利之後，国民党政府同西藏之间的关系没有多大的政治关系。” 而达赖喇嘛在1959年中共军队镇压了西藏人民的起义、逃亡到印度後，於当年九月给联合国秘书长发的电文，在论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时，第一条就强调说∶“自十三世达赖喇嘛於1912年宣布独立之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在西藏行使任何权力。” （载《中国之春》1997年12月号） 1997-11-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取消关税优惠，不意味中国被打回原形
何清涟 中国目前大致回到2001年12月加入WTO以前的贸易状态，美国事实上已经取消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从12月1日起，欧盟、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乌克兰、列支登等32国停止对中国实行贸易最惠国待遇。通盘算下来，与入世前相比，去年美国取消了香港的特别关税区待遇，中国失了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保留了挪威、新西兰及澳洲三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 一些评论认为中国被打回入世前的原形，从此四面楚歌，这实在是对现实的误判，时移势易，中国不是20年前的中国，美国欧洲也非复当时风光。再考虑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1月6日接受CNN采访时有关中国的表态（拜登政府不以改变中国为目标），这事对中国的打击并不那么大。 中国入世20年积攒的国力 中国对32国的表态比较淡定，其底气来自于习近平总结的“东升西降”，“中国终于可以平视世界了”。北京于8月底向联合国气候峰会提交中国关于减排计划时，也已经得悉欧盟已准备让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了。事实上，GDP总量第二，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确实也不好意思再继续呆在“发展中国家”行列里继续受照顾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WTO，想得到的利益基本如愿。在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强力主张下，中国于2001年 12月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从此插上翅膀，快速起飞。这从以下数据可证：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3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4.0065%；18年之后的2019年（2020年中国发生疫情，流播世界），中国GDP总量为14.2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 16.2763%。这一数字显示的中国国力之增长，得益于加入WTO。 全球化1.0版本中，中国确实成了中心国度：1、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引进外资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数突破100万家；2、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进口国；3、中国是世界资源国家的最大买方。尤其是美国页岩油改变全球石油供应格局后，俄罗斯、中东及其他石油生产大国都争相笼络中国，Covid-19疫情后，石油价格大跌，中国的石油订单更是决定中国成了“大王”。4、202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荷兰。中国超2.8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4万家，覆盖全球80%以上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9万亿美元。在联合国中，中国已经成功地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WHO等变成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这种情况下，美国欧盟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确实是争取主动权的一种选择。 中国自认有足够的资本与美国欧盟在关税问题上讨价还价。据中国海关11月7日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10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31.6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2%，其中，出口17.49万亿元，同比增长22.5%；进口14.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8%，比2019年同期增长21.4%；贸易顺差3.31万亿元，同比增加25.5%。东盟、欧盟、美国、日本依次为第一、二、三、四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均为贸易顺差：对东盟贸易顺差4485.1亿元，增加6.6%。对欧盟贸易顺差1.04万亿元，增加38%。中美贸易总值为3.95万亿元，增长23.4%，对美贸易顺差2.08万亿元，增加18.9%。对日贸易逆差1822.5亿元，增加47.8%。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10月份自今年7月以来首次出现增长。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10月底达到3.218万亿美元，比9月份增加了0.53%，略低于8月底的3.232万亿美元。 这种互相依存的外贸关系，美国欧盟也难以割舍。估计中国对欧盟、美国的关税，今后大概会采取对等的单边谈判方式，你免我也免，你加我也加。美国与欧盟对待中国，仍然是过去20多年来的“边合作、边对抗”的方式。根据开放40年的经验，中国有足够的自信取得各国的关税优惠。 每家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公司将自动化为游说者 在此有必要回忆一下中国开放40年的经验。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在美国开始投资游说业务，但这只是试水。据美国公共诚信中心统计，从1998年至2004年，来自中国的游说费用累计422.53万美元，以后的游说比较间接。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s）网站首页就有张图表： Lobbying Data Summary （https://www.opensecrets.org/federal-lobbying），记录了从1998年到2021年的总游说费用，点开可查询详细情况。 这种游说分两种，一种是中国政府聘用的游说机构，从川普政府开始，规定这种机构需要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虽然未严格执行，但多少有点扼制作用。本文简单介绍一些在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帮助中国政府游说美国政界的情况。 多年来，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了同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他们热衷于呼吁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 早在1997年4月29日，《纽约时报》发文披露了波音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公司为中国游说美国国会的事实。2015年4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也登载了一篇《企业说客如何征服美国民主》。这些文章揭露了一个事实：美国的大企业集团，例如通用电气、微软、波音、可口可乐、花旗等等，几乎每个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大企业，都会自动地化身为一个国会山上的说客，而且它比正牌的说客有着更生动的口才，以及更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对美国游说政治的理解能力与行动能力远比中国人强。2007年美国出台《对华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增加了47项出口管制产品，但最后促使美国减少管制产品的不是中国政府的抗议，而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波音、联合技术等企业的游说。 我的看法是：对多国取消中国的WTO待遇这事儿，千万别看作是西方国家围剿中共（不少评论这样认为），人家只是觉得中国富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因此取消了各种援助，也希望结束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优惠，以后就回复到单边或者多边贸易谈判方式，进行关税洽谈。赶巧的是，写完这篇文章时，我又看到一条东网于11月8日发布的《全球供应链又一危机，美英等国希望中国延迟进口新规》：美、英、日连同澳洲、加拿大、欧盟及瑞士等七个经济体的外交官，于10月27日致函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表达他们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国海关4月份颁布的第248号令和第249号令，这两项行政令要求食品进口商于明年1月1日之前满足全面的注册、检验及标签新要求。这些国家认为这两项行政令将扰乱全球食品供应链，会延迟对中国的食品供应，建议中国海关总署将上述食品进口措施延迟“至少18个月”。据悉，中国海关总署及外交部直到8日都未回应这些请求。 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中国加入WTO就是这名句的最好注脚。中国未加入WTO之前，世界各国都非常乐意接纳，尤其是美国为此设想了通过WTO促进中国民主化的美好前景；待中国进入之后，各国方知中国这个新成员搅事的能量，但终究无可奈何；如今事过20年，终于觉得不应该再让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受照顾的待遇，重新回到2001年以前那种单边贸易谈判关系。今后西方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今中国这个贸易伙伴（或对手）非复当年“吴下阿蒙”，应付起来远比当年吃力。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11月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109202110470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中國經濟一枝獨秀？
程曉農 美国大选后中国经济的前景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共大力宣传，中国经济全球一枝独秀，几年内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国际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唱好唱衰，各有其见。美中关系前景扑朔迷离，更加深了理解中国经济前景的难度。 对香港人来说，在这种混乱的中国经济前景评估面前，或许有些纠结。香港经济早已与中国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经济向好，则香港经济亦随之转好；但中国经济的繁荣将增强中共的信心，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更加看重，则中共在香港推行的政治大陆化就少有国际阻力。 要把握大陆经济实况，必须突破三个难题，即数据不可信、疫情不可测、根基不可倚。对官方的经济增长数据，大陆有质疑；疫情再度复发，将殃及多大范围，靠官方信息无从判断；大陆经济的根基—消费、出口和投资—均进入瓶颈，前景难断。 1月1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将在全球一枝独秀，主要论据是中共官方公布的GDP数据。而1月11日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一次讲话被整理成文的标题是，《我不相信任何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计算》。他提到，去年前十个月的消费增长率下降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投资；经济低增长造成了高失业率和财政状况恶化。他没说出来的话是，去年大陆当局强行拉动经济的财政投资达3.6万亿至5.8万亿元，占GDP约3-5%，结果大部分资金进入了房地产业，被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公司用来还旧债，最后对GDP只带来2.6个百分点的增长。 有关中国经济向好的看法奠基于中国在全球率先摆脱疫情，因此经济复苏将领先全球。话音未落，大陆多地疫情复燃，京沪等大都市相继封锁部分街区。究竟今年的疫情将蔓延到什么程度，仅根据中共官媒难以判断。 大陆拉动经济的出口、消费和投资这“三匹拉车的马”现在都几乎趴下了。大陆用出口换得大量外汇，主要靠美国市场。中共原本指望川普下台后美国会很快取消对华关税，方便其对美出口再创新高。但拜登当局面临诸多对其国内新政策的反弹，似乎近期内并无撤销对华关税的计划，因此北京取消了高官访美计划，只能耐心等待，未来结果如何，不见得让中共如愿。中共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出口产业链中断问题。部分外企和中国企业为避免美国关税并分散供应链，陆续撤离大陆，使中国的不少出口产业链失去关键零部件供应。中共已宣布，为修补产业链，要大量投资，花十年时间来实现短缺零部件的“进口替代”。此举后效未必乐观，因为外企转移后生产的商品已经填补了国际市场。 去年是中共用房地产业拉动经济的历史转折点，这一政策走到了头。由于房地产的盲目扩张造成银行坏账上升，中共担心潜在金融危机爆发。去年底中共已改变政策，不仅停用财政投资拉动房地产业的失败方针，而且为银行设立了贷款“红线”，收紧房地产贷款。房地产业越过了辉煌的顶点，开始走下坡路，多地房价下跌；而因财政紧张可能开征的房产税会进一步推动房市下滑。 大陆房价过高和20%的高失业率已遏制了消费力，最近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也使居民对非必需品的购买欲望萎缩。房产税出台后，今后大陆的低消费将成为趋势，再也无法拉动经济。 中国大陆的经济不容乐观，连北京的外宣网站《多维新闻》也表示，“2021年面临巨大内部压力……漂亮的经济数字当作‘政府德政’之时代确实过去了”。但是，关于这一点，要想在国际媒体上看到透彻的共识，尚待时日。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21年1月26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26/FZ5ZWENL2BC6VEOMC4GEBSF6BA/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ISIS 砍下文明的头
“伊斯兰国”（ISIS）武装分子播出把美国记者砍头的画面，震惊了世界。全球舆论予以谴责。这个事件令人起码有三点思考∶ 第一，这是向人类底线挑战。这种滥杀无辜和凶残，如同纳粹当年用毒气杀害犹太人（奥斯威辛）那样邪恶，如同法国大革命时的断头台那样野蛮。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公然发生这种炫耀原始、残忍的暴行，世界绝不可容忍！这不是砍一个美国记者的头，而是砍世界文明之头，是向整个人类挑战。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伊斯兰国”为癌症。对癌症，就必须坚定、果断、迅速地全力切除！ 第二，这是邪恶无比的恐怖主义。那个砍人头的暴徒说，这是报复美国在伊拉克对伊斯兰国武装的空袭。恐怖分子扬言全球攻击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摆明是要跟自由世界打一场圣战。世界所有反恐力量应凝聚一致，反击并摧毁这种恐怖武装。本来美国就在全球反恐，但恐怖分子东藏西躲，暗中活动，难以发现和铲除。现在全世界的恐怖分子（不仅来自阿拉伯国家，甚至来自英法德以及美国等）集中到了伊拉克，并公开露面，这等于给了美国最好的机会，用强大军力集中消灭它们！这是天赐良机。 第三，这不是伊拉克内战，而是外部入侵。伊斯兰国武装主要是从叙利亚过来的。当年美国领衔的伊拉克战争，铲除了独裁者萨达姆，使伊拉克成为民选国家。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进入伊拉克，明显是入侵（要颠覆伊拉克民选政府，建立伊斯兰宗教国）。如其得逞，等于美国领衔打的那场伊拉克战争（以及民选结果等）就付诸东流，全都白费了。所以不仅美国，任何当年参与解放伊拉克的西方国家，都有责任阻止、击溃这些伊斯兰国“入侵者”，捍卫伊拉克的独立主权和民主成果。 现在就看自由世界，尤其作为旗手的美国的决心。如果奥巴马政府真的下决心，这将是一场迅速的、一面倒的胜利之战，因为双方的战力太悬殊。 美国是世界军事强国，有最先进的武器，最庞大的军费（年度七千亿美元，超过排美国之后14国军费开支总和），并有145万军队（备役146万）。而伊斯兰国的全部武装才八千到一万人，从电视画面可看到，其军车坦克等都非常落后，他们更无空军和海军。而且伊拉克不像越南，没有高山丛林，而是一马平川的沙漠地带，更有利于美国空军和战斧飞弹（精准度在一米之内）横扫歼灭这些恐怖分子。 当年萨达姆有100万军队，还有地对空导弹和空军等，但美国领衔的伊拉克战争，只用100小时地面战，就把萨达姆的百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等于平均1小时打败1万人。今天“伊斯兰国”只有八千人，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奥巴马总统说，美军对伊斯兰国武装的轰炸将持续数月。这令人质疑白宫是否真的要全力以赴打这场战争。奥巴马从伊拉克全面撤军，对叙利亚的屠杀无动于衷，结果就是今天美国人头被砍。等“伊斯兰国”真的在伊拉克建立起来，那世界会面临何等的地狱！ 这次砍头事件，激起美国舆论（更有全球）的强烈反应。美国对这种“癌症”能否迅速、决然地做大手术摘除，绝不仅是保护记者不再被斩首，而是能否捍卫人类文明之头的问题。 2014年8月21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08-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智利变天！美洲的保守派崛起！
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中，俄国和东欧国家结束了共产统治之後，欧洲全部44国（包括科索沃）都实行了民选制度，从而使欧洲成为人类第一个民主的洲际大陆。其次，就是美洲了，全部35国，除共产古巴外，也都实行了民主选举。 但自十年多前开始，美洲的政治版图出现巨大变化，主张自由经济的右翼政府，接连在选举中失败，倾向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党纷纷拿到政权，拉美刮起一股“左倾旋风”。先是在委内瑞拉，然後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最後是尼加拉瓜和瓜地马拉等，十多个拉美国家，都是左派掌权。这些国家的人口、面积均占南美洲的四分之三以上，等於左翼主导了拉丁美洲。 ●洪都拉斯大选，击败查韦斯 但民主选举的好处是，不会永远一党执政，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政党轮替。但这次又是委内瑞拉带头，改变游戏规则，践踏宪政民主。左派强人查韦斯硬是修改了宪法，延长总统任期，从而使他能够无限期地连任。查韦斯这第一枪，给了其他贪恋权力的美洲领袖“灵感”，於是厄瓜多尔总统、玻利维亚总统，还有洪都拉斯总统等，纷纷跟进，也走查韦斯的经济国有化、媒体官方化、宪法私人化（延长总统任期）、外交反美化（煽动民粹主义）的独断专行之路。一时之间，整个拉丁美洲不仅左风劲吹，并向个人专权时代大幅倒退。 在这个左风（疯）肆虐之际，洪都拉斯发生的“罢黜总统事件”等於踩了一次“刹车”。洪国左翼总统塞拉亚，也要效仿查韦斯，走左倾路线，以所谓“让穷人拥有更多权力”为由，推动经济国有化，煽动民粹主义，要修宪改变总统任期，以使他长期执政。面对宪政民主遭到威胁，国会哗然，军方反对，洪都拉斯最高法院裁决，塞拉亚之举“违宪”。於是军方出面，塞拉亚同意离任出国，国会议长出任“临时总统”（和塞拉亚同属一个政党）。流亡的塞拉亚很快反悔，要求回国，但遭国会、临时总统等拒绝。於是塞拉亚联合古巴、委内瑞拉等国，给洪都拉斯压力，形成国际事件。但洪国绝不屈服，上月按期举行了总统大选，结果塞拉亚所属的左翼政党候选人败选，保守派上台。这不仅使美洲多了一个右翼政府，更等於给了美洲的左疯们一个警告。《华尔街日报》的美洲问题专家奥格雷迪（M. A. O'Grady）说，“洪都拉斯大选，击败的是查韦斯”。被国际监督机构评价为公平、透明的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立即被欧盟、美国，以及多个拉美国家承认，於是塞拉亚的“修宪专权”之梦，完全破灭了。 ●皮诺切特的“智利奇迹” 在美洲，除了洪都拉斯，右翼政府还有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巴拿马等。去年五月，巴拿马的右派企业家马蒂内利提出他不代表哪个党，而是“自由市场的候选人”，结果打败两个老牌政党，取得了执政权，在整个美洲的左风中，第一次逆风而上，并获得胜利；然後是洪都拉斯的选举，右翼上台。1月17日的智利总统大选，执政的左派下台，在美洲则更具指标意义。 智利是个很有代表性的国家。39年前，智利的左派政党胜选；信奉马克思主义、甚至被视为苏联代理人的阿连德当选总统。阿连德推行经济国有化、和苏联结盟的左倾政策，迅速把智利带入灾难。在全国怨声载道之际，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阻止了智利的赤化。在皮诺切特掌权的17年中，智利大步迈向自由经济，成为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皮诺切特请教美国的自由经济学大师弗瑞德曼，在芝加哥为智利培养了一大批後来被称为“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的自由经济学者（其中有人後来出任智利总理）。 《华尔街日报》称誉说，在皮诺切特的改革下，智利成为拉美地区经济起飞的“广告”∶价格松绑，市场开放，保护私有财产，中央银行独立，有限政府，纠正阿连德的国有化；连令很多国家都头痛的复杂的养老金，也在皮诺切特的强力改革下，私有化了！智利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六百万穷人，自皮诺切特改革，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只有二百万。过去15年，智利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5.5％，人均收入达12,000美元！ ●阻止智利成“古巴第二” 皮诺切特用军事政变推翻赤色政府，然後实行强人统治的做法，至今都有争议。但此举制止了共产势力在智利的蔓延，使智利没有成为“古巴第二”；同时皮诺切特大力推行市场经济，使智利成为拉美最繁荣、富有、并稳定的国家之一。即使後来智利恢复选举，阿连德的左翼传人们又拿到政权，但也没有敢改变皮诺切特奠定的市场经济方向。只是在过去十年，智利的左翼政府明显走向社会主义，又把智利一步步拖向阿连德的方向。据“世界银行”《2010全球商业调查》（DBS），在全球183国的经济自由度等评比中，智利排在第114名。在上届左翼总统拉各斯执政期间，智利的生产量只增长0.12％；现任的左派女总统巴切莱特更糟，智利的生产量前年减少2.4％，2009年再减2.7％；其四年执政期间，平均减少了1.57％。 皮诺切特的17年强人政治之後，是长达19年的四届左翼政府。现在，风水轮流转，智利变天，在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中，右翼的候选人、经济学家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以51.6％的选票击败左翼对手（48.3％），当选为总统。 2009年8月由智利一所大学和民调机构Adimark合办的民调显示，73％的智利受访者说，“解除贫穷之路，是靠个人的自发努力和勤劳工作”，只有26％说“靠政府”。77％的人“相信中小企业最有能力和前景”。这样一种信奉个人主义、重视商业、勤劳致富的思维状态（mentality），是皮诺切特确立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遗产；也是今天智利的保守派重新掌权的社会基础之一。 ●哥伦比亚总统获美国勋章 在整个拉丁美洲，右翼势力最强大，保守派政府最稳定的是哥伦比亚。曾留学英美的哥伦比亚总统乌里韦（Alvaro Uribe）原曾是左派，後来醒悟，成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在过去七年多的总统任期中，大力推行市场经济，强势打击毒品犯罪，建构专业化的军事力量，不惧委内瑞拉查韦斯的威胁，跟美国结成亲密的盟友，从而使哥国政局稳定，经济增长。“世界银行”两年前把哥国评为“全球经济环境最佳改善的国家”之一。乌里韦也被视为哥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统。2009年初，美国总统布什向三位外国元首颁发了“自由勋章”，表彰他们在反恐和世界和平上的贡献，其中有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哥伦比亚总统乌里韦。今年五月，乌里韦两届总统任满，哥国要举行大选，一般估计，哥国仍会是右翼执政（乌里韦的支持度一直在七成左右，上次连任时赢得62％选票，左派对手只拿到22％）。 从去年五月的巴拿马企业家当选，到洪都拉斯最近的右翼执政，以及智利的变天，哥伦比亚的保守派继续掌权前景，再加上美洲的最大国家墨西哥的右派政府，预示著过去十年刮起的拉美“左翼旋风”将被终止，美洲的保守派可能崛起。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1月 2010-01-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毕福剑事件掀开中国双重话语系统的井盖
何清涟 沸沸扬扬闹腾了好几天的毕福剑骂毛事件，在官方与毛左联合制造的强大压力下，以 “肇事者”微博认错暂告结束。毛左们为此欢欣鼓舞，殊不知这一事件掀开了中国双重话语系统这口陷阱的井盖，一旦形成示范效应，全体中国人（包括毛左自身）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地掉进这口陷阱。 中国的“段子文化”与前苏联的“厨房文化” 我看了毕福剑说唱《智取威虎山》的视频。就事实而论，毕福剑只不过是将中国的餐桌段子文化发扬光大了一回，一人兼演两角，说唱并茂，以博同桌客人一笑。这种餐桌段子文化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京城是其发源地，流风所及，全国所有地方竟相仿效。深圳一些老板请客时会邀请一些善说段子者参加饭局，只为活跃气氛，让客人开心一笑。本人体验过多地的餐桌段子文化，只是与京城相比，外地的段子文化稍逊风骚，不象京城段子那样生动有趣，富有创意。 这类段子分政治类、色情类及插科打诨类，京城是政治经济精英聚集之地，后两类自然不是主流，主要是政治类，如果是关系亲密一点的圈子聚会，还会加点政治小道消息作佐料。要说毕福剑这段说唱，还真不算出格。90年代中后期我去北京，听到的嘲弄老毛及老一辈革命家的段子那真是够出位，比如毛与江青延安窑洞幽会，朱刘周等听壁脚，邓因个子矮搬砖头垫脚之类。说段子者用四川湖南江苏乡音摹仿这些革命领袖，逗得满座粲然。嘲弄江核心及同僚的更多，比如戏称五常委是“五子治国”（戏子疯子傻子聋子），江泽民访美获克林顿赠送上通天堂下达地狱的手机那个著名段子，其实暗讽“六四屠夫”邓小平已经生活在地狱，电话帐单则暗示中国就是地狱，堪称段子经典。 其时论及餐桌段子文化，大家都将其看作是苏联“厨房文化”之同类，只是更具中国特色（荤）与时代特点。从斯大林统治后期开始，苏联出现了“厨房文化”，人们在公开场合说的是空话假话套话；回到家里，在厨房里与亲朋好友相聚时，则说真话，传播各种政治小道消息，倾泻对现实的种种不满。苏联时期的有名的政治笑话，多半就是“厨房文化”的产品。 社会主义政治的虚伪无耻造成了双重话语系统陷阱 生活在中国的人，几乎都能熟练自如地运用两套话语系统，即在公开场合讲官话套话假话；在亲人、朋友之间才会讲些真话，发表一些对现实与周围事物的真实看法。这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与现实严重脱节造成的恶果。 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坚持弘扬肯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在这些思想理论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中国会达到国强民富的目标。中共长达几十年的统治虽然证明这套意识形态是自欺欺人之言，但当局仍然将其当作规范人民思想的重要工具，并利用各种奖惩机制迫使人们从小学开始，就学会在两套话语体系中转换穿梭，转换得好的人，就有可能入团入党做官，前途光明，腐败有路。运气再好点，大肆腐败捞钱还不用进牢房，尊荣终生。 中共一直用谎言包装毛泽东，比如毛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是穷人翻身做主的大救星。但中共自1949年以来统治中国的治绩不仅乏善可陈，反而充满了各种连中共自身都难以面对的黑暗面，如镇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这类由毛泽东领导中共制造的国家罪错。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矛盾，如腐败肆虐、环境严重污染、贫富差距过大等等，更是让人们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毫不信任。为了保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中共专断地将自身历史都列为言论与研究禁区。但这些历史不少中国人曾亲身经历，加上网络时代获取海外资讯认识真相极为便捷，这些对历史与现实真相的认识，就成了一些中国人私聊的内容。这就是两套话语系统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 中国人在这两套话语来回转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扮傻游戏”。台面上，大家假装相信中共意识形态，每个人都说着冠冕堂皇的官话假话套话，假装相信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私底下，人们说些真话，并拿这套意识形态话语开涮。正儿八经地讨论太沉重，人们说各种段子一解愁闷。 毕福剑事件是在中国政治控制日益严酷、社会政治倾向严重左倾之时发生的一个超级黑色幽默事件。视频上传，意味着掀开了中国双重话语系统陷阱的井盖，毕福剑虽然被毛左们赶进了这个陷井，段子文化却不可能就此消灭。从此以后，人们在餐桌上说段子时，可能会以“毕姥爷”为戒，要求所有人关闭或者交出手机，不得录相，以防止外传引来不测之祸。 毕福剑事件留下的几点思考 一、毛左的兴起与壮大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逆转之势。 毛思想的主要底色是中国农业文明时期江湖文化中的造反精神，话语系统是“马克思主义+秦始皇”，毛泽东被当局与毛左幻化为“穷人的救星”，以平均为目标的打土豪分田地（实质是均贫）是其社会分配的经典措施。这一形象在社会贫困化及边缘人群大量出现时很有说服力。崇拜并取媚权力、肯定极权体制，与资本家及西方普世价值做斗争，成了毛左的政治生存手段。与话语精致的西方新左派相比，中国的毛左思想简陋，话语粗鄙，辩论就是开骂，完全继承了文革的斗争精神。他们深谙在中国围剿政治异议时争取当局支持之道，利用了毕福剑的职业身份是党的喉舌，指责毕侮辱开国领袖、侮辱解放军，是典型的“砸锅党”，迎合了当局的政治需要，最后成功地与当局共谋，让毕福剑受到惩罚。 中国的社会底层庞大，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很多底层青年要么低薪就业，要么充当五毛，不少人成了毛左，成为滋养专制的沃土。这一队伍如果继续壮大，中国的政治列车多半只能在“砍人头”（即专制）的轨道上行驶。即使将来某一天中国有幸进入民主化，建立“数人头”的选举政治，这类人也很容易被民粹主义裹挟，使中国走上委内瑞拉道路。 二、毕福剑事件标志着中国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 视频引发风波之后，人们追问是谁故意将视频放到网上，指责这是一种类于告密的行为。这一猜想如果成立，毕福剑事件只会使这种公开告密成为风气。告密文化与特务政治相伴行，将使一个国家的政治进入极端黑暗时代，对此，我曾在《中国正在走向1984》、《大学的信息员制度——东西厂制度再现》里面分析过。 还有一种猜测，即认为拍视频的人与将视频上网的不是同一人。当人们用微信传播时，有人觉得好玩有趣，于是传上网络。这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由于社会价值观严重分裂，社会各界应该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毕福剑说唱《智取威虎山》，在小范围内得到认可，放在全社会范围内，却成为双重话语系统的牺牲品。 毛左肆意围剿不同意见，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不仅毛左，不少中国人也永远不懂“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奉行“凡是我看不惯的观点，就得狠狠批判围剿，先用口水淹没你，再让你现实利益受损”。这一原则其实就是中共控制思想言论的一贯原则，从延安时期开始直到现在，从未改变。因此，毛左与权力合谋没有任何价值观上的障碍。比如在网上争执升温之际，《中国纪检监察报》称必须严惩毕福剑的违反党纪行为。官媒与公权力公然介入言论争辩，并将称砣压在毛左一方，只会导致中国政治生态更加恶化，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政治恐惧。 专制下，人们用冷嘲的方式旁观政治；极端的专制下，人们将被迫沉默，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服从，而是在沉默中蕴积一种破坏性力量。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4月1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bifujian-20150410/271510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撒切尔夫人∶中国对香港将有灾难性影响
在当代西方领袖中，撒切尔夫人是少见的对中共公开批评的人。这跟撒切尔的性格和认知有关，她不仅对共产主义有深刻认知， 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今天来看，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很多预测，都是真知灼见。 对香港问题，撒切尔早就预言∶“如果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在回归中国十多年后的今天，香港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持续下降，新闻自由度缩小，治安恶化，港人不满升高。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就有50万港人上街游行，抗议北京当局扼杀香港自由。 香港《南华早报》曾做网络民调∶“如果有权选择的话，香港人是否会投票赞成香港重新成为英国海外属地”。结果有高达92%的人投了赞成票。 面对香港今天的困境，有人认为英国当初不该交出香港，甚至认为撒切尔“出卖了香港”。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当时不交还香港几乎无法做到。因为香港（和九龙）是中英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英国的，后来又签约99年租借“新界”。撒切尔刚开始跟中国谈判时，强调“尊重国际条约”并谋求“续租”。但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完全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如果坚持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困难的，因为在中方不同意续租的情况下，英国无法强行续约。另外那两个条约，是清朝当年战败签订的，被中国人普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北京条约》割让九龙）。 如果英方坚持不交回香港，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会造成香港动荡。香港的水电食物等，主要来自中国内陆，如中国切断供应，香港难以维持。虽然英国曾打赢马岛（福克兰）之战，但撒切尔政府无法对香港用兵，因为无论是“距离”（距伦敦近一万公里），国际舆论（连英国对马岛用兵美国当时都不赞成），战争后果，法理性等，都是很难操作的（更会有英国内部的反对等）。 英国对马岛用兵，除了因它在英国管辖之下，还在于岛上二千多居民绝大多数是英国后裔，他们认同英国（马岛之战后的投票，支持英国的占99.9%）。而香港的情况完全不同，不仅居民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且历史上也是属于中国。邓小平当时说，“中国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著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中国是真实的，而且也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如果当时“投票”，恐怕多数香港人都会选择“回归祖国”。 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撒切尔可选择的余地不大。连英国历史学家也认为，“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但这位铁娘子还是据理力争，为港人争取权益。正是在撒切尔的力争下（包括一开始强调香港割让给英国的两个条约的有效性，后又提出交回主权，但保持英国治权等），邓小平才提出“一国两制”，也就是虽然收回主权，但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中共退到这一步，主要是因应撒切尔保持香港繁荣的“强烈要求”，“减少英国政府对香港回归的阻力，安抚港人的考虑”。包括邓小平具体承诺∶“委任香港华人做最高职位”、“法律制度不变”、“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继续”等，都属于“中共不得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是撒切尔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能够为港人争得的最大权益。是在英国“完全放弃香港”，以及“坚不交出香港”（不现实）之间的一条出路。否则中英围绕香港争执不休，甚至动干戈，都将造成香港的动荡，最后可能还是会被中国收回，结果连一国两制都难以保障了。 撒切尔夫人跟中国领导人的据理力争，从当时参加谈判的中方人士后来的回忆也能看出，中共港澳办主任鲁平说，“英国刚在阿根廷群岛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撒切尔）气壮如牛地跑来┅┅气势汹汹”。中共香港新华社主任周南则回忆∶“她（撒切尔）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有报道说，邓小平事后评价撒切尔是他见过的“最不讲理的女人”。而所谓“不讲理”，就是撒切尔据理力争。 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媒体报道说，撒切尔夫人还追悔“很遗憾没能延续租约。”但同时也坦承，“这在当时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撒切尔还透露，香港回归当天，她很伤心。这是“铁娘子”少有的“感情流露”之一。她早就预感，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这个预见，越来越被时间和事实证明。 随著中国经济崛起，西方有流行看法，认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会导致中共政治改革。但撒切尔夫人早在2000年（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演讲）就预测，这是不可能的，中共不会自动放弃权力。 撒切尔当时就指出，“很多人习惯说，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了。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还有一个共产中国存在，而且由于苏联解体了，中共政权从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要作为替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要取代原来苏联的那个角色和地位。而且可能比俄罗斯更敌视西方。” 从撒切尔那次演讲至今，中国毫无政治改革的迹像。反而正像撒切尔预言的，只是“强化它的专制”。 对于中国官媒上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大国崛起等民族主义宣传，撒切尔夫人在上述演讲时也预测∶在没有结束共产党统治，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沉重负担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变成可以跟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 撒切尔夫人还曾斩钉截铁地对西方盟国说， “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正像有人比喻的∶中国没有什麽可怕的，他们可以出口电视机，但他们出口不了电视节目。 英国美国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大国，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保护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尊严至上的原则理念，它体现在充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力量下产生的制度，导致了这两个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上等全方位的强大，更保护了个人自由。 而中国无论再怎样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个体权利的保障，那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影响和主导世界大国的力量。 撒切尔夫人对中共政权是厌恶的，虽然她曾四次访问中国，但从没有像其他到访的国家元首那样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献花。撒切尔夫人坚持不去献花，在她看来，那个所谓的英雄纪念碑，是维持共产党统治的像征。 在批评中共的同时，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人权却相当关注。曾和撒切尔夫人一起参加过会议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回忆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撒切尔夫人当著中共代表的面提出，中国“必须重视人权问题”，气得中方代表退场。 撒切尔夫人不仅关心中国的人权，并对中国人的经济能力高度评价。她有一句名言∶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意思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统治，中国人会爆发出更多的经济潜能，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因为连共产党也承认，他们的经济改革，只是给中国人“松绑”。把原来捆绑中国人的绳子松开了几扣，中国人就爆发出这麽的经济活力，如果全部松开，或者压根就不捆绑呢？ 也许有人认为撒切尔夫人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但事实是，撒切尔夫人非常支持中华民国，支持民主台湾。台湾外交官简又新在撒切尔夫人去世时悼念说，他担任驻英国代表期间，“每年中华民国的国庆酒会，撒切尔夫人必定到场，以亲自莅临的实际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而在美国，从来没有任何美国总统、前总统去参加中华民国的国庆酒会，他们都不敢得罪北京。但撒切尔夫人就敢于这样公开力挺台湾，不仅是巾帼英雄，更让那些男性政治家相形见绌。 在许多西方政治领袖动脑筋避开台湾，甚至谄媚北京时，撒切尔夫人则想著法子支持台湾。简又新回忆说∶有一次国庆酒会，撒切尔夫人主动提及准备了一份礼物，请简又新圣诞夜到她的办公室来一趟。 他满怀期待准时赴约，但撒切尔夫人仅交代办公室主任，带他到楼上看看。怀著些许纳闷与忐忑，他重新打开楼上某个房间的大门，一屋子那些在媒体才能见著的英国政界与商界要人，纷纷起身向他致意。这时简又新才恍然大悟，撒切尔夫人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就是台湾拓展外交空间最需要的人脉。 在简又新离开外交界（曾任台湾外交部长）数年后，他的女儿出嫁，简又新回忆说，撒切尔夫人特别写了一封亲笔贺函，指示办公室主任亲自送来台湾。这位主任抵台停留加上飞机往返全程要花上36小时，只为了完成她交代“见信如见人”的诚挚祝福，“婚礼当晚，宣读撒切尔夫人贺函时，在场的来宾无不动容，非常感人”。 侠骨柔情、大气凛然、坚守原则的撒切尔夫人，是中国人的朋友，是自由的捍卫者，是共产主义等一切专制的天敌。在1982年英国保守党大会上，撒切尔夫人清晰地指出，“共产主义的结束是自由的开始”。这个预言在东欧、在苏联都兑现了。对中国，也会如此。 2014-10-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中国新闻自由前景——访新闻传播学者曹长青
【采访者（何频）按语】我们曾在广东深圳同一栋楼里从事新闻工作，他所主持编务的《深圳青年报》以思想开放、大胆敢言而闻名，最后由于刊登一篇《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而在八七年初被当局查封。他被禁再从事新闻工作，最后来美国留学。“六四”事件后，我在多伦多主编的《新闻自由报》早期曾隶属他在洛杉矶创办的《新闻自由导报》，两报都是八九民运的产物，都以追求新闻自由、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为宗旨。但他更注重于对中共政权的尖刻批评，我则偏重于“广纳多种声音，探索中国路向”；在中国民主化方法论上，我们也存在甚大分歧，他属于激进派代表人物，我则倾向于保守、渐进。不过这一切至今还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曹长青先生生于195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曾任《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美国《新闻自由导报》第一任总编辑。并先后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和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0年3月至1992年9月）。 曹长青先生曾撰写过有关中国政治、文化及新闻等文章百余篇发表在港、台及美国的华文报刊。并与人合作撰写了《抗争的声音——邓时代的中国新闻》，该书系统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新闻状况。 作为自由记者，曹长青先生目前主要致力于中美新闻研究比较。他还口才颇佳，擅长演讲，对群众极具煽动力。全加学联曾授予他“中国民运杰出演说奖”。 1994年1月23日，他在纽约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何频：1992年在加拿大第二届中国问题研讨会上，有一节关于中国新闻问题的专题讨论，由新闻界前辈、香港《百姓》社长陆铿先生主持，《世界日报》总编辑项国宁、《中国时报》名记者卜大中和我本人是主讲人，当时我的报告是关于中国小报问题。我认为小报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闻自由的启动。这次我请您在华盛顿会议上做了关于小报的专题发言，发现您的研究比我深刻多了。 曹长青：正如你那个讲话中所说，中国大陆的新闻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以“小报现象”为标志。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报业引人注目的是各种小报涌上街头报摊，以斑驳陆离、五花八门的多元化内容和繁多的种类吸引着读者。它突破了中共党报几十年来一统报业天下的局面。 但在中国大陆，小报的概念和美国的小报（tabloid）有不同。中国的小报是与党报相对而言的。党报是指由中共的各级委员会主办的党委机关报，例如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人民日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主办的《黑龙江日报》等报纸。这种类型的报纸也被统称为“大报”。而小报则是指各种娱乐报、周报、法制报、生活报等等以更多是消遣性的、淡化政治性的内容为主体的小型报纸。 ●种类和发行量的变化 何频：您能否评述一下小报的发展趋势？ 曹长青：小报正以强劲之势与党报一争报业天下，并有超越党报的趋势。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行种类。1981年时，中共党委机关报的数量仍在大陆451家报纸中占一半。但随着开放改革，小报开始涌现，数量上升很快。1992年7月中新社报道说，大陆有报纸1,442家，其中党委机关报的数量仅为424家，只占全部报纸总数的28.15％。它标志着小报的发行种类已经达到党委机关报的两倍，在种类上已占相当的优势。 第二是在发行数量上，小报也显示出强劲的势头。例如同是在广州出版的报纸，1986年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发行量是73万份，而《羊城晚报》当年的发行量是170万份。在上海出版的《新民晚报》1990年的发行量是120万份，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当年发行量才是它的一半。而由《解放日报》出版的《报刊文摘》当年的发行量达到202万份。在沈阳出版的《卫生与生活报》，发行量也有80万份，广东的《足球报》也是80万份。而在北京出版的《光明日报》目前发行量只有20万份，才是一张足球报的四分之一。 最近一位香港记者撰文说，在北京街头四处买不到《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报摊主人说他们不卖这种报纸，因为买的人太少，挣不到钱。报摊上摆着五颜六色的各种小报，买者众多，人群簇拥。这位记者惊呼“中国进入了小报时代”。 ●小报涌现的原因 何频：现在小报的发行量比大报大多了。地方党委机关报本身亏本数额巨大，但所办小报却有不小的收益，大报员工的福利来源于小报的效益，可以说是小报养大报。那麽，是不是可以说经济原因导致小报的繁荣？ 曹长青：小报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但仅仅十多年，就发展成为中国大陆报业中与党报分庭抗礼的传播媒体，它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力已超过中共党报。中国报业出现“小报现象”的原因很多，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读者的经济需要。由于经济政策的变化，中国现在是“人人下海”捞钱经商。这种发财潮促使人们更多地要从报纸上寻找经济信息，而不象以往仅仅是政治信息。例如《致富报》刚创刊时，附近的农民听说后乘火车去买，然后全村传看，研究怎样发财致富。 第二，读者兴趣的变化。随着开放政策，人们更加厌倦了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宣传，人们有了更多的兴趣需求，小报的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恰恰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的需要。 第三，中共的经济改革导致对党报传统的经济包干和财政补贴逐年减少。本来党报就亏损严重，再加上物价上涨，新闻纸张成本增高，因此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如《人民日报》1991年亏损了3,500万。原来每年中央给予财政补贴是1,500万，最后只好又追加了二千万。而北京另一大报《光明日报》每年得到补贴490万人民币。这种经济压力迫使党报以办小报赚钱来养活自己。 中共对小报越来越多并有所失控并非没有警惕，几次整顿报刊，重点都是小报。但小报几乎禁不住。除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当局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外，党报处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及和其他报的竞争，也千方百计保存小报。结果是查封取缔一批，另一批又改头换面出现。至1993年底，大陆报纸种类已突破二千种，几乎每两天半有一张新报出现。 ●大陆报纸gong能正在发生变化 何频：那您认为大陆的小报与以前的报纸在性质上有什麽不同？ 曹长青：中共控制下的报纸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为了诠释、印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它是一种宣传，是政府试图控制人民的思想、改造民众意识、规范大众行为的工具。传播谎言是党报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性质在毛时代发挥到饱和程度。《人民日报》一位前副总编辑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人民日报》只有一样消息是准确的，即它每天的出版日期。”而另一位青年记者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找不到新闻，那就是报纸上。 另一种声音在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时期才得以体现。那就是一些有责任感的编辑记者试图利用报纸版面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向党报的工具角色挑战。像《深圳青年报》、武汉《青年论坛》、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北京《新观察》、上海《社会报》、兰州《西部晨报》等等。这些敢言的报刊都相继被当局查封，但它们所发出的“不同声音”对中国大陆十年多的开放改革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包括在胡绩伟任社长时期的《人民日报》，它发出的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文章也在全国起到振聋发馈、开启民智的巨大作用。这种不同声音之所以显得宝贵，是因为中共封锁了外部信息，又不允许私营报纸出现，只允许党报这一种声音存在，而且党报在中国大陆有巨大的覆辅率。因此，在中国民众能听到的这唯一的声音中，如果传递出不同的声音，就有着巨大的震撼性和启发性，意义非凡。 但在小报身上，上述党报的那种性质大为减弱。小报没有党报的那种强烈的宣传企图，工具角色意识很淡。同时小报的“不同声音”这一反抗色彩也相当淡化。小报的更多地体现为提供信息、奇闻轶事，包括“生、恋、婚、家、死”等，注重娱乐、消遣，强调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小报现象的三个意义和作用 何频：小报的出现对中国新闻自由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您能否概括性地谈一下？ 曹长青：小报的大量涌现，对中国新闻的变化有着至少三个意义： 第一，它打破了中共党报长期一统大陆报业天下的垄断局面。出现了多种声音，多元信息，报纸上的消息不再像以往目的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而是更多地服务社会，满足大众各种各样的信息需求。 第二，由于小报大部份是经济自主，自负盈亏，同时由于小报种类繁多，相互竞争激烈，因此实际上小报正由原来的报纸是“宣传工具”转化为报纸是“社会商品”，投放到读者市场。它由原来的从上到下的垂直纵向的思想信息灌输关系，正转化为与读者平行依赖的关系。商品和竞争这些价值观念迫使报纸必须改进质量，由读者选择它们。 第三，它使报纸由原来的由政府完全财政包干的政府机关性质逐渐转变为经济独立的企业性质。变成企业，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使小报经济效益好，就要迎合读者需要，就要与其他小报竞争，它导致必须由懂得新闻的专业人才来编辑报纸、管理报纸，而非过去的党管报纸。 当人们在谈论台海两岸的“一国两制”时，中国大陆的报纸却已经实现了一国两“报”，有两种报纸办给两种人看：党报是办给政府官员们看的，小报是办给老百姓看的。但党报大部份是由公款订阅，如曾发行620万份（1979年），现在降到200万份的《人民日报》，据邮局统计，个人订户只占2.5％，即五万份。而同样的统计发现，全国50多家晚报的订户90％以上是个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像是，看小报的人往往不再看党报，而看党报的读者，往往还要再翻看小报，这一正一反，标志着小报的读者群相当大。 ●小报现象背后的三大隐患 何频：陆铿先生在那个讨论会评论说，我对中国新闻自由前景太乐观了，我确实是很乐观。我的乐观是对新闻自由空间的乐观，当然新闻质量是另外一回事。您的意见呢？ 曹长青：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先生不久前在美国访问时说，现在中国是小报冲击大报，小报淹没大报，中国新闻自由有希望了。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的背后，人们忽视了小报现象对将来中国真正的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这种隐患有三个方面： 第一，小报损害读者对严肃报纸的欣赏口味。原来人们把报纸当作党的政策、当做文件来读，当做党内权力斗争的风向标和政治运动的密码来读。现在人们把报纸作为小道消息，当做茶余后的娱乐消遣来读，它无助于建立报纸的严肃准确、客观公正的新闻监督“第四权”的形象。 第二，小报正损害编辑记者办严肃报纸的口味。原来党的新闻工作者们把报纸当做工具喉舌来办，现在编辑记者追求的是猎奇和轰动效应，以至以讹传讹、编造经常发生。在德国获得政治庇护的大陆作家遇罗锦在台湾《联合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上海一家报纸竟把它改写成新闻，张冠李戴成遇罗锦本人的新闻，说遇罗锦在德国生活无落要自杀。对这篇编造的消息，大陆有十几家报纸争相转载。 1993年4月1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在头版刊发了一条消息说，“有博士学位的人可以生两胎。”当天有上千民众愤怒地打电话给中共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抗议这种歧视一般民众的生育政策。该报次日刊出道歉启事说，“我们是在昨天愚人节与大家开个玩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对此说，“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因为报纸的立报之本是真实，怎麽能用报纸来开玩笑？何况中国人并不过西方的愚人节。” 第三，在小报成为商品的过程中，报纸的编辑记者也受到“人人下海捞钱”大潮的影响，“以报换钱，以版面换钱”的腐败现象也大量发生。它严重腐蚀新闻人员的职业道德。本来中国大陆新闻队伍的整体素质就不是很高。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自由论坛新闻研究中心”1993年8月出版的《变化着的亚洲新闻》书中统计，中国大陆至今才有40个新闻系和新闻院校，全部近七万余名新闻编辑记者中，有一半没有大学学历。七万人中只有6％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这样一个本来专业素质较差的新闻队伍在这样一种“人人向钱看”的全民经商浪潮中，将和中国人在不断致富的过程中道德素质不断下降一样，在新闻自由度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新闻职业道德也在不断沦丧。 ●中国新闻自由的前景 何频：邓小平死后中国新闻将出现什麽样的状况？ 曹长青：从中国目前新闻界的小报现象可以作这样一种预测：如果邓小平死后中国不会发生俄罗斯那样巨大的变化，中国报业会继续沿着小报冲击党报，小报淹没党报的方向发展。小报的发展势头还没有到达它的顶峰。小报的优点和弊端也会在这种发展中同时扩大。 所谓优点，就是说随着小报的种类繁多和内容更加多元化，新闻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但因为小报的猎奇性、追求轰动效应和躲避对重大政治、政策问题的评论、批评和监督，以及缺乏新闻自律，它与真正严肃的、专业化的新闻距离越来越远。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党报的读者与日流失，被可读性较高的小报吸引去。这样一种趋势会逼迫党报做两个选择，一是更投放人力物力办小报，以养大报。二是在内容上做一定调整，在不激怒中共高层的条件下，尽量向小报方向倾斜。 随着党报衰落，小报繁荣，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报纸诽谤官司增多。这种报纸官司近年在大陆已频繁出现。其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小报的非自律性，有的乱来，二是没有新闻法，无法可依，官司变成一“打”糊涂。 ●对新闻法不能期望太大 何频：那您认为中国制定新闻法的前景如何？ 曹长青：关于新闻法，在中国大陆已喊了很多年，但至今仍无头绪。关键是官方与新闻界对于立法的出发点不同。这点可以从都是主张新闻应快些立法的中共主管宣传的元老胡乔木和一度主持新闻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胡绩伟两人身上看出奥妙。两“胡”都较早提出新闻应立法。但胡绩伟是想通过新闻法扩大报纸的自由空间，而胡乔木则是想通过新闻法进一步控制媒体。两者是“二胡”不合弦。 何频：有些大陆报人认为，有法总比无法强，您认为会怎样呢？ 曹长青：中国大陆四十多年来的一个典型现像是，政府和党一身兼多职。像一个人既是法官，又是检察官，又是警察，就是说他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还是裁决者，同时又拥有对法律的全部解释权。不论在什麽国家，什麽地方，只要这几种角色集于一身，只能产生灾难。现在由新闻署来制定新闻法也是这样，由它来制定法，又由它来执法，出现争执它又是仲裁人，同时它还拥有对法的解释权，这样背景下出台的新闻法，怎麽可能保护新闻自由？ 何频：看样子，您的观点是“无法”比“恶法”要好。 曹长青：我认为对新闻法不能期望太大。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共宪法明文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详细写着“对人民要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恐怕这个世界上找不出第二部宪法象中共这样以教师爷的口吻决定要对人民进行怎样的“教育”。在这种母法下制定的子法，对新闻的限制将大于保护。 第二，中共向来有个误区，把新闻和宣传混为一体。这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办杂志、搞宣传的经历有关。连被人认为较开明的胡耀邦，在1984年接受香港《百姓》社长陆铿采访时，仍强调新闻“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他公开发表的“对新闻工作的讲话”，其中对新闻的误解和“左调”，并不是来自党内强硬派压力的结果，而是他把新闻混同（合一）于党的宣传的产物。因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中共任何部门制订的新闻法，都将会“宣传大于新闻”。 第三，中国向来是个重权不重法的国家，中共前人大委员长彭真1985年公开答香港记者提问“中国现在是权大还是法大”时，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他的潜台词就是权大于法。在这样一种人治背景下制定的新闻法，不可能以保障新闻自由为主调。 何频：您正致力于研究中美新闻比较，美国的情形怎麽样呢？ 曹长青：美国恰恰没有新闻法，但却享受着相当高的新闻自由。而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在美国，对名人不存在诽谤问题。两年前美国一位女作家写出畅销书《南西里根外传》，对前总统里根夫人极尽挖苦嘲弄。评论家大多认为此书失实太多，“是有毒的笔”，但南茜无法打官司，因为她是名人。近几年在美国状告报纸诽谤案的很少有赢，1971年五角大楼告《纽约时报》刊发政府的越战文件泄密，结果败诉，最高法院所持标准是，看它是否造成“立即的，直接的、不可弥补的危险。”1985年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将军在美国状告《时代》周刊诽谤，结果也没赢。即使如此，美国记者仍然抱怨自由不够，尤其批评海湾战争时国防部对战地记者的限制，认为采访还不如韩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时自由。 ●后共产党时代的大陆新闻困境 何频：其实我们谈这些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局势到底如何变。您刚才提到的“假设”是中国如果不发生俄罗斯那样的巨变，来预测大陆新闻走向。如果中国发生了俄罗斯那样的变化，即共产党专制迅速结束了，新闻前景会怎样？ 曹长青：前景也不会马上变得非常乐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俄罗斯的新闻现状得到一些启示。莫斯科的媒体目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编辑记者们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办了70多年的新闻，正如西方新闻专家说的，“他们不会办没有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报纸。”即他们还不习惯办不是宣传的报纸。他们仍会在惯性的共产思维和办报模式中编辑报纸。 第二个问题是长期的党的喉舌和政府出钱办报，使他们缺乏把报纸当企业来办的经验和专业意识。因而目前俄国大多报纸经营不善，有的亏损严重。这一点与东欧一些国家的新闻状况较相似。结果是西方一些大出版商乘机买下这些国家的主要报纸的股份，输入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人才。例如捷克的几家大报，主要股份都不在捷克人手中。 这两个问题在中共垮台后中国大陆新闻发展中也会出现。可能后一个问题会轻些，因为小报的发展经验会提供不少将报纸从政府机关变为企业来经营的经验。但第一个问题会很严重。这不仅仅由于中共的报纸早就有复制苏维埃列宁办革命报，把报纸当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具的历史，还在于较为人们忽略的中国近代报纸自出现始，就有着明显的政治报、言论报的传统。 中国近代报纸的大量涌现是受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引发。中国战败刺激了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于是兴办报刊，启蒙大众成为一时潮流。当时的报刊带着强烈的救国救人、启迪教育民众的宣传企图。 如梁启超办的《清议报》，宗旨是“激发国人之正气”。后来他创办的影响甚大的《新民丛报》，发刊词为“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服从”。而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新民丛报》相激辩、同样名震全国的《民报》，孙中山为其写的宗旨为“同盟会的喉舌，宣传正义”。戴季陶办《民权报》时，墙上挂着发行人的题词∶“报馆不关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当时办报是从事政治斗争，报纸重视的是言论。 后来国共两党的报刊基本都是政治报、宣传报。这一点从海峡两岸出版的新闻史书中也可以看出。台湾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中，对政治报（当然主要是国民党的报纸）、言论报给予很高评价，用了大量笔墨。但对政治色彩较淡的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宣传色彩较淡的经济报刊着墨不多。而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丁淦林主编的《中国简明新闻史》中，通篇夸赞中共革命报刊，把报纸完全视为政治工具。 何频：依您的观点，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报纸是值得称道的呢？ 曹长青：中国近代史上办的最出色的报纸是三、四十年代张季鸾任总编辑的《大公报》。该报为私营、独立的报纸，宗旨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很受读者欢迎，在知识份子中也具较大影响。194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将《大公报》评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在亚洲，只有日本的《读卖新闻》得过这种荣誉。但《大公报》主要以言论见长，张季鸾写的社论和评论，是这张报纸的最大卖点，而不是它的新闻。 中国新闻史上这种政治报、喉舌报、言论报的传统和现实，都将给后共产党时代的中国大陆新闻发展留下长长的阴影。 ●必须建立正规的新闻教育 何频：那您认为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 曹长青：恐怕最根本的办法是从新闻教育入手。中国近代报纸刚出现时，曾很重视新闻教育，培养专业人才。因为报纸是西方的产物，中国当时很注重从西方引进新闻与传播理论，并建立新闻院系。 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院是1908年在美国建立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它的创始人威廉姆斯博士（Walter Williams）曾于1921年到北京大学演讲新闻，当时胡适做的口译。威廉姆斯表示他的学院“欢迎东方新闻学者”，后来他还筹措五万美元帮助燕京大学停办的新闻系复办。 因此，中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家多从美国留学归来。如中国第一个新闻系主任徐宝璜曾在密西根大学研究新闻。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马星野回国出任了后来创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并开办了“新闻专修班”，培养出大批专业人才。刚才提到的香港《百姓》社长陆铿先生就是从这个专修班毕业的。他因为受马星野的“报纸是社会公器”的西方新闻观影响很重，结果在中国两党政斗中从事客观新闻报道，遭了很多磨难，坐了22年中共牢狱，也被国民党投入过监狱。从陆铿的例子可以看出，当年从西方学成回国的新闻教育家，培养了一批独立记者。 但这种新闻教育受抗战和国共内战等动乱的冲击很大，尤其到了中共1949年在大陆建政，这种教育完全中断。象马星野、成舍吾、曾虚白等新闻教育家都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都被“改造”。中共对新闻教育从不重视，仅有的院系也是传授如何把报纸办成党的工具，其新闻理论完全政治化，即使今天，这个领域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性变化。 相反，倒是台湾较重视新闻教育，开办很多新闻院系，一直在培养专业新闻人才。台湾报业能出现今天繁荣局面，除了解除报禁，允许新闻自由外，也与它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有直接关系。 中国大陆一旦允许私人办报，恐怕缺的不是资金、设备和读者，而是专业化人才。在大陆目前的七万余新闻工作者中，才有6％受过专业训练。而且这还是中共新闻理论的训练，其状况相当可怜。 解除这一困境的根本措施在于大陆在后共产党时代重新建立正规新闻教育。新闻教育队伍恐怕主要还要依靠从海外新闻学院里学有所成的人才，返回国内重建正规新闻课程，从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教育那里起步。 我一直坚信，新闻与传播如同物理、化学一样，作为专门学科并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也无东方、西方之分。它是超越这一切的，它有自己的规律。中国人的新闻事业要想进入正轨，必须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理论与作业。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它的民主是系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之上的。而美国新闻界一直倡导的新闻媒体监督政府及官员、服务民众与社会、客观、公正、独立，恐怕是中国新闻发展必须选择的榜样。 无庸讳言，随着邓小平政治强人的消失，中国社会将会更加宽松，新闻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但中国新闻距正规、严肃、客观、独立的目标还相当遥远。建立正规的新闻教育，培养专业人才是基础工程，它需要相当的时间，但又是绕不过去的一条必须走的道路。 （转自明镜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一书） （何频为原中国《深圳法制报》记者，1989年六四后流亡加拿大、美国。现为《多维新闻网》董事长） 1994-01-23 1994-0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9👍 0💬 0耶稣奥巴马和不懂拉登的拜登
今天，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总统候选人麦肯恩出人预料地选了女性做副手，给大选增加了戏剧性，媒体才刚开始给共和党一点报道。在此之前，报纸电视铺天盖地都是奥巴马。有脱口秀节目讽刺说，奥巴马本人打开电视，除了自己什麽其他人影都找不到，只有望著自己发呆。 只做了不到一届联邦参议员的奥巴马，在过去一年多来，被媒体啦啦队哄抬到近乎救世主的地位。而他本人居然也纵容这一套。例如上周民主党大会在棒球场搭了一个超出地面七英尺的高台，背後是希腊奥林匹克遗址的圆柱造型，站在高台讲话的奥巴马，俨然巨人降临；他讲完话，更有焰火飞腾。 本来美国已有不少嘲讽奥巴马的节目∶摩西奥巴马举起手杖，把红海分开；格瓦拉奥巴马雄赳赳阔步而来；红军奥巴马带领美国迈向共产主义天堂；耶稣奥巴马从天而降，人类从此变成丰衣足食的乐园。而民主党大会的圆柱高台，简直像刻意呼应这些小品。 难怪《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瑞汉默（Charles Krauthammer ）在题为「他昏了头吗？」的文章中嘲讽说，奥巴马应该把中国的张艺谋找来，给他背後也吊上绳子，演讲结束後，让他升空到天堂；三天後，复活在北京的「鸟巢」。这位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说，奥巴马弄得好像是拿破仑加冕，但拿破仑称帝时，已打赢了五场大仗，还有了《拿破仑法典》，而奥巴马的业绩，只写过两本张扬自我的传记。 克瑞汉默点到了奥巴马的穴位∶他没有政绩。47岁的奥巴马既没有行政经验，也无国际事务资历。而民主党的前两任总统卡特和克林顿都做过州长，而且克林顿做过12年，有很多地方政绩。 为弥补国际经验不足的弱点，奥巴马选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做副手。但拜登虽然资深，却只是个老政客，并有张伯伦式的糊涂。例如他给上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凯瑞做首席外交顾问，竟然在民主党党纲写上，解决台湾问题应该用「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任何一个对台海问题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想出这种主意。可见拜登已愚蠢到白目的程度。而且，对中共武力犯台能起重要阻止作用的《台湾安全加强法》，二千年已在众院高票通过，但就是因为拜登在参院卡住不让表决，所以胎死腹中。 拜登是个典型的「国际不通」。他十年前就主张和伊朗「交往」（engagement），呼吁伊朗总统姿态放软些，这样他就可以推动解除经济制裁，向伊朗输出科技。他还曾为了能和伊朗对话，劝阻捷克外长停止「自由欧洲电台」对伊朗的广播。美国参院在表决把伊朗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时，拜登投了反对票，理由是，「我不信任这个（布什）政府」。因此去年底，伊朗宗教领袖卡沙尼公开赞美拜登，说是真主的保佑，给了他这样的想法。 一个不懂拉登的拜登，加上被称为「黑皮肤耶稣」的奥巴马，下一步还会让人们观赏什麽景观呢？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8年9月1日「曹长青专栏」 2008-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伊拉克和阿富汗给中国启蒙
今年，是伊拉克10周年，阿富汗战争12周年。对这两场美国领导的战争，中国官方媒体多是负面报道。中国政府的主导思想当然很清楚，任何一个专制的垮台，都是对同为独裁政权的中共当局的不利；他们同时也担忧，美国这种用军事实力在全球推展民主的做法，会影响北京对台湾、西藏等的高压威胁政策。所以中国官方媒体热衷宣传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混乱，由此给中国人洗脑∶有了选举未见得就是好事，民主就是混乱，稳定才是应该压倒一切、最重要的事情。结论，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继续领导下才能保持稳定。 ●人均收入增七倍 但事实是，无论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过去十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从西方媒体引述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来。 首先我们看伊拉克，在萨达姆时代，完全是独裁统治。虽然伊拉克也有“选举”，但每次都是萨达姆高票当选，他拿到的选票有时超过全国总人数。当然，这些“票”也并不都是作假，萨达姆就像当年毛泽东那样搞个人崇拜，很多民众被洗脑，崇拜“伟大领袖”。《纽约时报》曾刊文讽刺说，在八十年代，个人崇拜文化让伊拉克的1700万人口翻了一番，成了3400万，其中1700万人民和1700万萨达姆肖像（遍布全国各地）。 在结束了萨达姆的专制统治之後，伊拉克不仅实行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成功地进行了多次全国性选举，由此产生了民选领导人，政局稳定，而且伊拉克的经济也发生重大变化。在萨达姆统治後期，伊拉克人口2600万，人均GDP只有625美元，通货膨胀率高达三位数。现在，伊拉克人口增至3500万（增幅35%）。人均GDP增至4600美元（增了七倍半）！通膨率从原来的百分之一百多，降到6%。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伊拉克的经济却快速增长，2011年增长9.9%，2012年增长10.2%，在2006年，剧增17%！ ●经济增长名列前茅 伊拉克的经济所以发生巨变，因为走向市场经济∶战後第二年——2004年，伊拉克就改革税率，实行单一税率（flat rate）15%，由此进入全球实行单一税率的27国（地区）行列——爱尔兰（12.5%）、俄国（13%）、香港（14%）、新加坡（16%）等。 伊拉克并把关税降低到5%，制定优惠的外资政策，吸引大量外资，尤其是国际石油巨头，由此使伊拉克的石油产量迅速上升∶在刚开始的2004和2005年，就分别增长了7%，2006年，石油生产设施修复重建完善之後，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大幅增长了40%。 中国官方媒体当年渲染说，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主要目的是为了占取那里的石油。但美国在铲除了萨达姆後，马上把当地的石油管理权等交给了伊拉克新政府的石油部，等於交给了伊拉克人民。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金米特（Robert Kimmitt）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美国把石油主权交给伊拉克人民之後，没有想做任何一点影响伊拉克石油政策的事情。”而且近年美国在本土的石油开采剧增，去年底美国石油产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国，成为全球第一。专家预测，加上从加拿大进口的石油，美国的石油可自给自足。所以中宣部等渲染的“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完全是反美宣传。 现在无论人口增长率，还是经济成长率，伊拉克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些成就，都归功於结束了独裁统治，实行了民选制度，有了新闻和言论自由（可以监督政府、制约腐败），并走向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等。 ●阿富汗十年跳了一世纪 跟伊拉克相比，阿富汗在战前更加落後。无论人均收入，还是整体经济，都被列入世界最贫困行列。在凿毁千年佛像的野蛮塔列班统治下，阿富汗人民几乎就是生活在中世纪。 在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争铲除了塔列班政权之後，短短十年多，这个国家发生的变化是名副其实的翻天覆地。阿富汗最大的媒体集团MOBY的主席莫瑟尼（Saad Mohseni）今年五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不被人知的阿富汗进展的故事”，用大量事实，讲述了阿富汗过去十年的巨变∶ 阿富汗人口现已3530万，平均中等年龄只有17岁，60%人口低於20岁，是非常年轻的国家。在塔列班统治的2001年，阿富汗只有90万孩子入学（没有一个女生），现在入学孩子已达800万（增近9倍），其中260万是女孩。当年阿富汗女性文盲率高达88%，现全国识字率已增至33%，预计2025年增至60%，2040年达90%。 12年前，阿富汗人的平均寿命才40岁，现迅速增长到超过60岁。2003年，阿富汗全国只有450个诊所和医院，现增至1800个。婴儿死亡率被降低到千分之97，是当年的一半。 2002年，阿富汗全国只有32英里的道路，其它都是烂泥地，现增至7450英里，增幅233倍！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国际机场，使阿富汗跟世界接通；每天从阿富汗到杜拜（又译迪拜）的飞机就有七班。更难以想像的是，人们印像中那个既落後、又危险的阿富汗，现在每年吸引40万外国游客；仅仅排在科威特和卡塔之後，阿富汗成为第三个最吸引阿联酋游客的国家。 ●拒绝塔列班 建成新国家 2001年时，阿富汗年度经济额是20亿美元，现增至200亿美元，十年增加了十倍。现在有2000万阿富汗人（占人口三分之二）使用手机，60%民众常看电视，95%收听广播。而在2001年，整个阿富汗只有一万部座机电话，没有任何电子媒体。 更令人振奋的是，阿富汗——那个12年前还生活在中世纪的、贫穷、落後、野蛮的国家，一步跳跃地实现了和当今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同样的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那些举起仍沾著墨迹的手指的阿富汗人，是比中国人更骄傲的——他们不再做奴隶。 上述阿富汗最大的媒体集团的主席自豪地说，阿富汗最伟大的成就，是民主进展。明年，阿富汗将再次举行总统大选，後年，将国会改选。不管这个年轻的国家还将面临多少挑战，这位阿富汗企业家说，他的国家，绝不会再回到塔列班时代，而会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 ●还有什麽比这更激动人心 今天，表面上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远不如萨达姆和塔利班统治的时候“稳定”，时而仍遭到自杀炸弹的攻击。但是，民主制度给他们带来的本质性变化，横扫般地摧毁了把老百姓从政治思想到经济生活都变成奴隶的社会，把圈在笼子里爬行的奴隶变成可以骄傲地站立起来举手投票的、可以接受自由信息、可以开始自由思想的真正的人！还有什麽比这一点更激动人心！ 没有什麽比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例子更能说明民主制度可以给社会带来多麽大的变化。中国无论在任何一个时期，其走民主道路的条件都远比伊拉克和阿富汗要好，其走向民主之後的巨变——新闻自由带来思想界迅速和世界接轨的飞跃、对官员腐败的大面积揭露和制约，法治健全大幅降低当今遍地蚂蚁般的不公不义现像，制度的改变更保障私有企业和个人财产的权益┅┅等——也完全有可能，不，是一定能，产生令世界惊奇的效果。 在一个民主的、更公平合理、人民心情更舒畅的社会里，有著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有著勤劳工作传统的、更有著被共产主义奴役那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的中国人，一定会爆发出远比今天更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是/尤其是，在一个有新闻自由和真正法治的社会，中国人那些今天被全世界话诟的铺天盖地造假的等等道德沦丧现像，会迅速大幅度地改变。那样一个中国，才是一个令世界尊敬的国家；那时候的中国人，才真正可以自豪地抬起头。 今天，阻挡可以使中国产生如此飞跃的唯一障碍，就是共产政权，而搬开这个障碍的最大前提，是砸碎共产党花了几十年成功地给中国人扣上的思想紧箍咒——民主会乱。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真实，往那个紧箍咒上砸了有力的一锤！ ——原载《看》月刊2013年7月号 2013-07-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大众人”受困于“信息茧房”的实例 ——从耶伦访华“暴露内鬼”一文谈起
何清涟 美国财长耶伦女士访华行程还未结束，中国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一篇广为传载的《耶伦访华，我们“收获”很大，一批内鬼暴露》。读完全文之后，感觉到该文暴露的不是什么“内鬼”问题，而是互联网时代大众人受困于“信息茧房”，习惯在同温层享受意见一致，越来越不宽容，动辄视不同意见为敌的舆论生态。 耶伦访华暴露的“内鬼”是什么？ 耶伦访华是带了问题去的，那就是近几个月欧美都在热议的“中国产能过剩影响全球产业平衡”的问题（我曾在自由亚洲发过数篇文章分析这一势态）。耶伦访华行前曾就此话题在美国做了公开发言，但“内鬼”一文主要不是分析这个对当前美中关系都很重要的问题，只是就一些国内舆论就对耶伦此行评论的细枝末节做文章。 比如，作者先定了调：“美国做什么事，都有一套打法，不要以为耶伦访华是对中国友好，她心里藏着一颗对中国的祸心”——拜登政府延续的是川普的政策，将中国定位于“竞争”关系，如何竞争，这点中国有自己的章程，美国思谋的是让中国按照美国的路子走，这都是明牌，用“祸心”一词，说明作者对中美关系已经视同敌对关系。 基于此，作者对“有些媒体，或者大V们”发出的通稿表示严重不满：“什么‘77岁老奶奶’‘低调亲民’‘斜挎小包’等等，舔得让人肉麻，77岁就成老奶奶了？如此高调访华，怎么就低调了？拎个小包就亲民了？”“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妥妥地‘通稿’吗。这样大范围的通稿很少见，有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认知，有人会不自然地被美国‘友好’带入，认为美国对华示好，并主动与中国和好“。被作者点名痛诟的“骑墙者”是著名的胡锡进，环球文宣体的创始者，作者称“培植内鬼比培植间谍更难，因为内鬼的破坏力比间谍还要大，不容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破坏是致命的”。作者截取胡锡进微博言论作图为证，并称“其言论已经失去了一名党员的身份。就这样一个立场的人，我们能想到他当主编时，对官媒渗透有多严重”。 “内鬼”一文很有文革大字报上挂下联之风，一是指“内鬼”是美国安插的：“美日在中国安插了很多间谍和内鬼，而且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间谍搞情报，内鬼搞破坏。只要美国对中国有动作时，内鬼就会闻风而动，特别是以骑墙者为代表的内鬼，经常左右民众的视线，大唱‘中美友好’‘恐美论’“，以此警告有关方面舆论阵地“有些失守”了。二是指出还有“一些‘战略内鬼’，有些只干不说，在不同层级上左右国家政策，甚至使坏，表面上看是爱国，实际上是害国。” 胡锡进本就是中共自己人，因一条微博文躺枪不算冤枉，因为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律，无论是马克思健在时的第一国际、后来在本国建政的苏共、中共，基本都体现了左派内部一个重要的斗争规律：没有绝对的极左（到位的左），只有更左。每逢内斗一起，总是更左的新兴左派打倒原来的左派，直到左至绝处，存活困难，于是又开始反极左。这条规律，其实也不止体现在原教旨马列主义左派阵营，还体现在今天的西方左派。比如美国左派从2020年开始登堂入室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其实基本不是左派与保守派的争斗，因为保守派早就被Kick Out出公共舆论了，而是以极左派反对原来的左派先锋人物为主。比如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本是西方左派祖师级人物，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K Rowling）女士一向政治正确，都被西方左派先后“取消”，成为敌人。 中国政府形成互联网投喂信息、观点的系统洗脑工程 西方左派生成的机制主要通过教育系统与受教育者的自愿，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而加以抵制，这一过程被称为“吐狼奶”；有感于这教育未能收全功，中国政府还通过网络控制——过滤信息与定向投喂并举对中国大众进行继续教育，让他们成为小粉红而不自知。 我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大揭秘》（2007年出版）一书中专列两章谈到中共互联网早期的管控方式，主要是建立防火墙（金盾工程）过滤信息，大规模雇佣“五毛”水军在网上搅乱舆论。那时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控与反管控的斗争上主要采取开发翻墙软件，突破信息封锁。随着国内互联网从博客时代进入到微博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与舆情管控经历了非常复杂但有效的转变，其中的关键一环是将网络舆情分析作为维稳产业的一部分。2013年10月3日，新华网发表《网络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万》，这个行当的出现，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逐渐改变方式，除了硬的一手，比如管制舆论、封号等之外；还开始软的一手，培养“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诞生于2008年（我猜想与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工作编织的“六张网”工程有关），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即工青妇等类）职能机构。工作范围与网络评论员即五毛不同，负责“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决策者”。与此同时，还通过培养文宣样板周小平、花千芳等起示范作用，逐渐形成了一批水准较高的舆情引导者，这些人对大学生青年一代的思想状态、思维方式、关注话题都有把握能力。这些，我曾在《网络舆情分析：用税收残害纳税人的新产业》（VOA，2013年10月5日）一文中详细分析。 “信息茧房”造成的精神自阉 说到最后，还得谈谈“信息茧房”对人的精神自阉所起之巨大作用。所谓“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 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不同观点的人发言有时宛如来自平行世界。 Z世代（通常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者）——也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不象他们的前几代受困于信息饥渴。但这一代在社会化过程中，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却困在信息茧房构造的同温层当中，他们的网络行为基本上是“爱我所爱，恨我所恨”，基本不懂得言论自由的原则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将捍卫你的言说自由权利”，以为网络围殴、举报封杀（西方表现为“取消文化”）是正常生态，觉得言论自由根本无需存在——BTW，这不是中国独有现象，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从2016年-2018年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展现：千禧一代有一半人认为应该限制言论自由。 中国对舆情监测的大量投入与对舆情分析师的培养，为微博时代的舆论引导与有效管控筑就了社会基础，再加上政府秉承“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广告投喂原则，对微博大V的广告收入实行可控性供给，形成了中国微博时代“众声喧哗”但“万流归一”的状态，“文革”时中国各地在文艺晚会上一副常用对联用在如今十分应景：“新春文坛百花艳，歌颂党与毛主席”，“百花”只是指主旋律的表现形式，内在精神只有一条：反美爱国（兼爱党），更可悲的是，不少大众人在诛杀不同意见者时，都以为自己正义在手。 （原载自由亚洲，2024年4月12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4122024162348.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中国疫情“闯关”的真相与风险
何清涟 covid疫情自2019年12月从中国开始向世界扩散，世界各国先是羡慕中国的封闭式防控，因各国无法效仿不得不走集体免疫这条路；在世界各国集体免疫相对成功之后，中国还在继续清零封控。三年行动自由饱受限制的中国年轻人，终于响应Telegram上有人发出的号召，进行了一场为期数天的“白纸革命”，正苦于找不到借口结束封控的中国政府趁机放开，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中国迅速进入了感染高发阶段，数亿人都被感染。有人因此责怪“白纸革命”的参加者。 习近平放开是就坡下驴 其实，在“白纸革命”之前，中国舆论就放开还是继续封控之间有过讨论，基本上是半对半。北京当时在两难中犹豫：放开吧，等于否定了清零的正确性。清零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包括经济停滞，主动结束无异于承认中央决策错了，这对从不习惯认错的中共尤其是掌门人习近平来说很难接受，于是采取慢慢松阀门的方式，在11月中旬（二十大以后），对政策进行一些微调，下达了一个“二十条”缓冲，但远未达到主张放开的国民要求，就在此时，来了一场“白纸革命”，于是中央政府就坡下驴，放开管控，12月7日出台了一个“新十条”算自我圆场。 为什么说中央政府是就坡下驴？原因非常清楚，其时疫情已经无法防控。据一篇在中国网站上登出又迅速消失的文章《城市数据团｜10亿人的27天》，其中以香港、新加坡群体感染指数为测算依据，指出用“发烧”作为搜索指数，从11月中旬开始，河北省石家庄、甘肃兰州、河南洛阳与河北全境，先后进入群体感染阶段。北京是全国首个进入群体感染的大城市，时间点是11月27日。接下来是重庆、武汉、昆明、成都……截止到12月9日，全国已经有2.4亿人已经踏上群体感染的道路。12月7日，“新十条”出台，允许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采取居家隔离时，实际上宣告了实施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在不足一星期的剧烈转弯中，终于完全结束。 另有管道证明这篇文章所言非虚：北京有一个在京外国人办的网站《北京人（Beijinger）》，它在一个在华外国人的英语微信群（八千人）上，12月14日发出疫情调查问卷，有三千多在京外国人回复，问卷的问题是，你是否被感染，何时感染的。该调查报告12月15日登在这个网站上，其中提到：9%的人12月1日之前就已经被感染；而到了12月14日，两个星期内又有58%的人被感染，累计感染率达到了67%。用这个调查的结果作为参考，可以得出这样的估计，到12月1日为止，北京市两千多万人口当中，感染的人数已接近二百万。这证明“清零”政策已彻底失败，只能放弃了。 因此，因为疫情严重而将此归咎于“白纸革命”的人，显然不了解真实情况。 老人成为疫情冲击下的牺牲者 新冠疫情席卷之下，体弱的老人与有基础病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这是普遍现象。 以医疗与防疫水平居于最高水平的美国为例，在2020年3月到11月之间，全美安养中心（养老院）有超过140万院民和长期照顾员工遭到新冠病毒感染，病故人数超过17.8万人，占同期全美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40%。美联社的分析估计，这段时期，全美安养中心出现约4万例的超额（超出每年正常数量）的死亡。 《10亿人的27天》中谈到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等国与地区在首次感染过程中，都出现超额死亡率偏高，新加坡、日本等地，即便有了很高的疫苗接种率，不错的医疗条件，几轮病毒感染带来的免疫水平上升，截止至11月，超额死亡率依旧稳定在在15%-20%左右。最高的是香港，曾达150%以上，也因此估算中国大陆目前的医疗资源，距离新加坡、日本、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将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该文的结论是：“如果按照这些地区的超额死亡下限计算，即首轮疫情1个月超额死亡按照台湾地区的数字仅有40%，后续超额死亡按照目前的日本数字仅有15%，那么根据中国每年死亡1000万人口的基数，未来一年的超额死亡，也会接近甚至达到170万人”。目前，许多其他评论文章的预估死亡170万人-200万人，基本都是根据这个数据推演的。 社交媒体上，随时可见的是老人死亡，不少名人、高干年龄在80岁-98岁之间，是在疫情扩散后预估范围之内。对死者家属来说，最大的痛苦更多来自于无法得到体面的葬礼。 疫情期间丧葬费用与死者尊严 社交媒体上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一点：死亡高峰期，求医难，病重者在医院一张床位得之不易。丧葬难，欲求即时火化非常困难。因此出现了两种情况下可获得即时火化的待遇。 一种是按照高干待遇。2005年7月29日，中国新闻网曾登载一篇《卫生部前高官炮轰医疗弊政 官员享八成医疗费用》此后多年，批评中国医疗资源严重不公，称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局厅级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基本来自这位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的演讲《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这次疫情也是高干高知有床位优先权与火葬优先权，只是草率了许多。 二是按照市场竞价，价高者得。1月5日，南韩的《朝鲜日报》登载一篇《中新冠死亡人数暴增引发“葬礼战争”》，文中称葬礼费用水涨船高。北京某火葬场平时的火葬费用在几千元人民币，如今三天内火葬的报价高达6.8万元人民币（约合1250万韩元）。希望当天处理的顾客被要求支付8.8万元人民币（约合1620万韩元）。该火葬场员工称：“到处都是尸体”，“（如果不出高价）得等上一个多月。” 据悉，部分遗属被迫在荒山和空地等地火化尸体。 在疫情横扫之下，原定生荣死哀的社会上层与注定默默一生的社会下层在死亡面前变得相对平等，许多人会留下永远的伤痛。 中国集体免疫能靠闯关方式么？ 最不可理喻的是，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竟然公开宣称“应阳尽阳，快速过峰”，为何如此？有报道称是中国高层内部会议精神，希望在今年3月两会之前结束疫情。 这种通过“闯关式”方法达成集体免疫，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早在2022年5月4日，《华尔街日报》就曾发表一篇《再次感染新冠的概率有多大？》，称再次感染新冠的情况要比医生们此前预想的更为常见，而且两次感染的间隔间也比预期更短。文中引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4月26日的一份报告，有10人在上次感染新冠后不到90天内再次感染了这一病毒，其中有一个病例，病人两次感染的间隔时间仅为23天。英国政府的数据发现，在最近一轮由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中，再次感染的情况要比去年5月至12月德尔塔疫情期间高出10倍。英国的数据显示，初次感染时病毒载量较低、症状较轻的人，他们再次感染的风险更高。2022年上半年的英国，约有12%的新冠感染病例是再次感染。预计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比例还将上升。 鉴于历史上传染病集体免疫这一惯例在covid-19上失灵，中国官方推行所谓的“应阳尽阳”，快速过峰，试图两个月后达到群体免疫既不现实，还导致现阶段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殡仪馆排起长龙，药品短缺。这种闯关式方式让世界非常不安，多个国际研究机构预测，除非采取新的预防措施，否则最坏情况将是今后四个月，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和美国在整个三年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相当（截止2023年1月6日，美国新冠染疫者共死亡110万人）。 中国清零时，世界呼吁中国放松控制，以便恢复全球供应链；如今放开控制，模仿中共1980年代的“价格闯关”，咬牙硬扛，希望熬过去就是一片晴天。但疫情毕竟不是市场价格，价格闯关是牺牲民众钱袋，疫情闯关牺牲人命。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1月9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63442）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基辛格《论中国》误导西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刚出版一本近600页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被大西洋两岸媒体关注，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都发表了书评。但对这位“中国通”的大作，却给予很多批评。这本书再次展示，西方的所谓中国通，大多都是“中国不通”。 基辛格的《论中国》起码有四点值得讨论和批评。第一，他用中国文化来解释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强调中国历史如何影响了北京的外交和对西方的态度，要懂得中共领导人，就必须懂得中国这种历史。 基辛格在书中大谈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但正如《纽约时报》的书评所指出的，基辛格所写的中国历史文化基本都是从汉学家那里扒来的。他炫耀或假装自己是个“中国通”，但他这种论述，恰恰证明了他不了解中国政治，也不深知中国文化。虽然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是中国至今仍独裁统治的原因之一，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出现跟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势力在中国的出现和崛起，更多是一种舶来品，而不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必然。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来看，如果至今仍延续独裁统治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蒋介石模式的，再进步一点的话，是新加坡模式的。而基辛格强调共产党跟中国文化历史的关系，等於证明了，他实在不懂中国的文化历史。他懂不懂共产主义，也令人完全怀疑。 ●打开中国大门的神话 第二，基辛格这本书和他1994年出版的那本《外交》（Diplomacy）一样，又是炫耀他当年秘访北京、打开中国大门的“政治遗产”。但有点政治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尼克松和基辛格1972年的中国之行，只是强化了共产党的统治，增加了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对共产洗脑的确信∶你看，连全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的总统、国务卿都来朝拜我们的毛主席了！而根本不存在“打开中国大门”。 1972年，正值文革尾声、毛的声望最低潮之际。毛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败象已十分明显∶国家一片混乱，经济到崩溃边缘，人民私下怨声载道。连毛的“最亲密战友”林彪也叛逃坠机身亡（据说毛从此一蹶不振）。毛曾自豪地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赶到了台湾，二是发动了文革。但文革的失败，大概连他自己也感觉起码错了一半。 但就在这种时刻，美国总统来朝拜了，等於给毛注射了一支政治强心剂，增加了毛的帝王自豪感和共产中国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在中国国内，毛在政治上的清洗和镇压，经济上的完全国家垄断，思想文化上的铁壁铜墙式的控制等，都没有丝毫的改变；谈不上在任何一点上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在国际上，毛一如既往地联合古巴、朝鲜等共产小恶霸。 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则通过这个虚假的“打开中国大门”，在美国和国际社会捞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十分荒谬的是，直到今天，美国和整个西方，就愣是承认了这个压根不存在的“尼克松打开了中国大门”的虚幻。这个眼睁睁看著是神话的东西，美国居然没有“中国专家”去戳穿，足以令人目瞪口呆。 难怪基辛格至今仍在吹嘘他们打开了中国大门。设在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还单设展厅，里面有尼克松和毛泽东会面的塑像，把这作为尼克松最辉煌外交成就。居然没有人提一个问题∶去朝拜专制，给独裁者下跪难道不是天下最容易做的事情吗？今天如果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带著希拉里去德黑兰朝拜伊朗总统艾马丹加，难道不是全世界最容易的“外交”吗？ ●谄媚独裁者的下贱 第三，基辛格的这本《论中国》仍是大谈他当年见到毛泽东的场面，描绘这些独裁者时，说好话，美言，正面评价。例如，他吹捧毛是“哲学王”；歌颂毛的《矛盾论》是“出名的战略”，甚至说“这是为了从孔子的大同理念中演化而来的终极目标服务的。”毛怎麽会跟孔子有“共同理念”，这都是哪对哪呵！基辛格好像根本不知道，毛是最痛恨孔子的，别说文革中扫四旧、批孔，即使批判林彪，都跟孔子连到一起，叫做“批林批孔”。 正因为对毛的本性是如此无知，基辛格才这样说，如果中国能保持统一并在21世纪成为超级强国，人们会像对秦始皇那样来看待毛，那些暴虐，会被一些人视为“必要的邪恶”。事实上，有谁会这样认为呢？狡猾的基辛格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吧？如果是这样，不知作为犹太人的基辛格先生是否认为，希特勒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也是“必要的邪恶”呢？希特勒是要阻止犹太人中的“赤色共产主义”倾向呵。 对毛的共产夥伴和帮凶，基辛格也是推崇备至，赞美周恩来“在谈话时带有孔圣人般自然的优雅和过人的智慧。”甚至美化下令六四屠杀的邓小平——这个“有著忧郁眼神的勇敢小个子”在中国确立了“秩序、专业和效率”的价值观。 美国2008年通过《政府公开法》後，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年跟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被公开，人们更从中看到，这些美国高官当年谄媚中国独裁者的丑态。例如，尼克松当面奉承毛泽东说，主席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用英文写了“Yes”，基辛格还讨好地向毛泽东要了这个纸条，说是要永远保存。真够自我作践的。 虽然英美的书评对基辛格们所谓打开中国大门的神话缺乏认知，但他们起码知道，不能这样谄媚独裁者。《纽约时报》的书评委婉指出，“基辛格对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的描述露出带有欣赏的亲密。” ●好像是中宣部官员写的 第四，基辛格再次展示他一贯的小聪明，或者说权谋。在《论中国》中，基辛格大谈计谋、战略、或者说权术政治，用他自己的说法，是现实政治。事实上，基辛格是西方典型的玩权谋的政治人物，他看重的是利益，善於妥协和交易，强调什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种只要利益、不要原则的逻辑。事实上，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自从冷战期间直到今天都仍然在实行的所谓“联合小邪恶，对付大邪恶”的外交政策，已经无数次砸了美国自己的脚。当年美国为了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曾给予塔利班支持，结果现在塔利班成了美国最凶恶的敌人。基辛格成为美国外交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事实上，基辛格路线，给美国外交政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远超过正向作用。 正因为基辛格的思路是建立在权谋、权术之上，而不是坚持原则，在原则上扎根，所以，在他的《论中国》这本新书中，对中共的极权统治，对毛泽东时代造成的大众死亡，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甚至对共产党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和市民的六四屠杀，也为中国政府辩解说，学生占据首都中心广场是一种策略，来显得政府无能和软弱，并“诱惑”当局鲁莽行动等等。 连《华尔街日报》的书评都指出，基辛格这本新书的“最後一章是最薄弱的”。因为基辛格对当今中国的恶劣人权现状完全回避，只是强调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中国的繁荣和大国崛起等等。这种逻辑和调子，给人的感觉，好像这本书是共产党的中宣部官员写的，非常适合给中国人进行洗脑用。 ●靠中国吃饭的美国政客 基辛格的新书，谈论中国的角度，很明显地站在在中共掌权者一边。他明确说，跟中国打交道，不能太强调人权、民主，强调这些价值，会把跟中国领导人的关系搞坏了。甚至他还把美国向全球传播民主价值看作是推动美国外交的绊脚石，提出要“不带感情的权力政治”，等於说白了，就是外交不要带感情，不要想到人性，不要民主，不要想到专制国家的人民没有自由等等。 88岁高龄的基辛格，还要跟中共拉关系。他说，过去四十多年，他去了中国超过五十次。西方媒体说，基辛格是靠中国吃饭的，有报导说，基辛格任董事长的商业顾问公司，90％的客户都是跟中国做生意的欧美公司。 基辛格跟尼克松一样，都是共和党人，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是右派。但这次他出书，不仅左派的《纽约时报》的书评批评他，连右派《华尔街日报》对他也不客气。他姑息中共，牺牲原则，整天玩策略计谋，损害原则理念。这种只管输赢、不问是非的政客，美国的左右两派都不喜欢他。这种权术之路，在特殊的机遇下，可能给政治人物带来光环，但却不会给健康的民主社会带来正向价值。所以，从长远来看，基辛格之路，只能是一个引以为戒的负面教训。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6月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1-06-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