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常人”与“常识”：有关“成功”的现代神话
1999年12月中旬，湖南卫视曾请我与一位经济学家及几位声名赫赫的企业家同台做嘉宾，与一些在校大学生及已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对话。那次对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年轻人眼中的成功标准 年轻人关注成功人士与他们的成功秘诀，这一点倒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但颇感意外的只是他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如此单一，几乎全集中到“赚钱”、“做老板”这一话题上。整场谈话的最后结论似乎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如果青年人不立下雄心壮志做老板，竟然甘居“下游”地去打工，这个人在同代青年人眼中，恐怕不算有出息之辈。 年轻的主持人问我，现在的青年人与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前一代青年人是在一种理想主义氛围中成长，后一代青年人主要是在改革以后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中成长，所以现在的青年人比较实际，考虑问题主要以利益为导向。比如‘五八’炸馆事件发生以后，部分青年人可以上午去喊口号痛骂美国的政治制度丑恶，下午又去美国大使馆排队办理签证。就是比较实际的一种表现。”说这话时，我也知道这话不会讨人欢喜，但我写文章做人，从来就是以说真话自况，不喜欢说些自欺欺人之言。 这话马上遭到了同为嘉宾的一位著名企业家的反对，他说：“我也反对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但我还是要到美国去赚钱发财。我认为这不是以利益为导向，而是对美好生活方式的向往。”这话立刻博得满堂掌声，接着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少数民族女青年很激动地谈到了她现在的生活是如何美好，比她上一代呆在山沟里的母亲好得多，她决不愿意按照母亲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且不谈这位读书不多的少数民族女青年（她在深圳某旅游景点工作）将话题拉扯到千万里之外的荒唐，只谈这位见多识广的企业家的思维谬误。在这里他混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痛骂人家的制度与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两回事，二是到美国做贸易与到人家的国家去生活是两回事情——人家的制度不好，你干吗要一门心思往苦海里面跳，条件成熟时还要拉扯上一家大小？莫非你神经有了毛病，一定要弃明投暗，去受苦受难？——在场的青年人大多没去想这区别，我的话筒是手提的，在别人手里，无法及时对他们讲的话及时回应。再则我想，听听大家的反对意见也是好的，于是我听了好几位青年激动地陈述以追逐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的合理性。这次做嘉宾的经历对我来说绝对必要，因为这使我真切地认识到，以往来找我的青年人并非现代青年的主体——这些青年好思考问题，关心社会与民族命运，并不以追逐个人利益为人生终极目标。看来他们只是当代青年人中的少数“另类”。 话题很快转移到一个热点问题，不少青年人都急切地向做嘉宾的几位企业家发问，问题惊人的一致：“刘先生，请问您是如何淘到‘第一桶金’的？”“段先生，您是怎样走上做老板的路的？有人说您的企业是靠营销策划才获得成功，产品并不怎样。请问事实真相到底怎样？”诸如此类的问题问了许多，企业家们也都一一做了回答，包括阐述自己的成功之路，有一位还很详细地讲了自己当初为什么放弃一份还算稳定体面的工作，走上这一条成功之路：当初他分配到单位时，曾卖命地工作，一位老前辈鼓励他“好好干，争取到五十岁以前做到处级干部”，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他被这可怕的前景吓了一大跳，从此立志独立自主，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与机遇的成功之路。这话赢得了青年人们发自内心，持久不衰的掌声。一位青年人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梦想：“我很快就要毕业，但我不愿意按部就班，出去找一份工作，为人家打工。我要自己创业做老板，你们的成功经验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位著名企业家为现场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很激动地发言：“我们现在遇到五千年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你们创业的机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多，你们一定会成功，你们这一代一定比我们这一代强。”这话青年们听了真是高兴，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座的另一位经济学家钟先生实在忍不住了，告诉大家，现在的机会是不是比八、九十年代多，要看怎么看，如做老板的机会就并不比以前多。大家应该少一点做老板的心思，多一点打工心态，做老板也得要有经验准备过程。但这大实话没有引起多少掌声，看来正陶醉在做老板的梦想中的青年们听不进这等不太中听的话。我抓住机会补充了一句：“你们刚才的全部谈话都是如何追求利益，想做老板也只不过认为这一职业离利益最近，那么我前面的话又错在哪里？”心里没说出的另一句是，你们只不过不想将追逐利益这么赤裸裸地表示出来而已。满座听众还未来得及对我这句话作答，主持人就很聪明地将话题引开了。 只有一位在深圳打工的女青年的问话让我印象深刻。她问的是：“刘先生，你们的发展是否以牺牲员工利益为条件？如果是这样做，那么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够道德？”得到的答复当然是老板与员工的利益是共同的，大家一起共谋发展。看来这位女青年还能动脑筋想点问题。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在中国某名牌大学讲授经济学的德国教授。这位教授到中国并不太久，据说是三年，但却对中国人的心理摸得很透。他那天很活跃，讲了不少话，主题是三个：一是你们中国人很了不起，有五千年的文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与你们相比。比如你们的家庭观念很强，你们对老人很尊重，这一点我们外国人不如你们做得好。二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发展很快，世界要向你们学习。三是你们中国人下一世纪一定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绝对无法与你们相比，你们向世界贡献的东西很多，与你们相比，美国并没有向世界贡献什么。这话真是使听众们如沐春风，受用无比，赢得了不少掌声。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在想，这位德国教授在学习咱们中国文字时，一定也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功夫学到了家，否则怎么能罔顾事实，说出这么中听的话来？只是他谈的与我们认知的事实相差太远，且不谈我们中国人现在的价值理念已崩溃到家庭这一层面，也不谈随着知识的更新换代，前代老人建立于知识传授基础上的权威慢慢消失，中国人敬老的传统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里只谈对历史的认知。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文明，但对当代世界影响最大的可不是咱们中华文明，而是源于古希腊文明的哲学，源于罗马的法律，成为世界宗教文化支柱的基督教精神，以及深受罗马共和制政治影响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这四者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四大支柱。至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除了机遇之外，面临的问题一点也不少，比如可能会增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但这机会并不是给中国严重过剩的简单劳动力们准备的；比如对发达地区的经济肯定有刺激作用，而贫困与欠发达地区由于本身条件太差，无法利用加入WTO的有利条件，中国的二元分化将更严重。在这些问题还未能找到解决办法以前，中国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本国国力，而要充当国际事务的领导者，除了“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力。这位“老外”的话咱们中国人听了可以当作鼓励，但如果以为我们已具有了将作世界领导者的能力，那只能算做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自我陶醉。 坐在台上就这样由此及彼地想开去，想得最多的就是“常人”与“常识”这一话题。最后临到嘉宾们表达对青年人的希望时，我已经没有任何谈话的兴致，只说了几句话：“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一代做得不好。下一个世纪是你们的，希望你们比我们这一代做得要好。” 常识：星辰只是极少数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极少数人能成为某一社会中耀眼的星辰之外，大多数人只能普普通通终其一生，而能够在茫茫历史长空中留下名字的则更属罕见。这是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的常识。19世纪以前，社会大多数都是金字塔形，顶端高踞极少部分社会上层人士，他们那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全由庞大的金字塔基座——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中下阶层供养。直到美国独立以后，世界才出现了一种新的枣核形（或称橄榄形）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产生出来的“美国梦”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近二百年来，世界各国的中下层人士，有如不断奔流的江河水般涌向美国，在那里寻求发展机会。而美国的早期，也以世界各国追求自由者的庇护神自居，那时候它的大度正如自由女神铜像上的铭文： 给我，你们那疲劳的，你们那穷苦的， 你们那挤做一团，渴望自由的人们， 你们那富饶的海岸抛弃的可怜垃圾， 送给我们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 我在这金门边举灯相迎。 美国的社会结构后来成了欧美国家普遍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的社会里，极端富裕的人与极端穷苦的人只是少数，占绝大多数的是自食其力、丰衣足食的中产阶级。据估计，美国到80年代中后期，中产阶级人数在各阶层中占35%左右。一个人要想成为高踞社会顶端的社会上层人士，可能遥不可及，但成为中产阶级却是通过接受大学教育并努力工作可以达到的目标。 这种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建立了一种不是依据血缘为标准的精英选择机制。一个社会是否进步，其实不仅要看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还要看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人们是不是多了一点宽容精神，二是要看人们的才能是否在社会中得到充分发挥，这一点意味着精英选择机制是否承认“成就原则”。美国梦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精英选择机制主要的一条是成就原则。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按血统（出身）选择精英是中国社会的准则，为了否定这条充满封建色彩的准则，还社会以常识理性，遇罗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应该说是精英选择的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中国有了自己的“阿尔杰神话”。 19世纪的美国是个充满梦想的时代，美国作家霍瑞西•阿尔杰创作的小说中，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故事，即生活在底层的穷孩子依靠勤劳工作最后发家致富。通过这类故事，阿尔杰塑造了一个神话：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艰苦的工作，人们可以拥有巨额财富，达到成功的巅峰。这类故事的虚幻性，在当时就有经济学家，后来被制度学派尊为始祖的凡勃仑在著名的《有闲阶级论》里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揭露。 中国现在的经济精英确有部分是依靠自身素质抓住机遇起家的，但如果据此否定中国的私人财富主要是通过权力市场化为起点进行积聚，不少经济精英与政治经英之间具有血缘代际替换关系，那也是不尊重事实之举，因为血缘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成员在致富的起点上不一致，这一点也成为社会公众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源泉。 社会对“成功标准”的片面塑造 社会舆论在导向上也加剧了人们致富（即成功）的焦灼感，不少传媒也在大量制造中国模式的“阿尔杰神话”。 我曾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陈佩华女士有过一次长达数小时的谈话，集中在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状况。谈话中她问及我，中国现在有没有几份站在工人立场上为工人说话的杂志？我告诉她，中国现在确实没有你讲的那种为工人说话的杂志。以后我一直在多如牛毛的杂志中找寻，希望能够找到一本专门以关怀弱势群体为己任的杂志，但只发现了许多本立志要办成中国的“《财富》”的精美杂志，或者以白领为服务对象的杂志，弱势群体在近二十年中，被社会抛弃得相当彻底。绝大多数报纸与媒体，总是连篇累牍地介绍成功人士的“登龙术”，比如他们是如何淘到“第一桶金”的，每个人都声称自己的“第一桶金”是如何来路正当，其实那种宣传只看到阳光，阴暗的一面却被巧妙地隐藏起来。即便是广告上渲染幸福家庭的模式也如出一辙：爸爸是成功人士，手持“大哥大”，身穿笔挺名牌西装，英俊潇洒；妈妈则年轻娇柔，美艳如花，一家三口的背后是蓝天白云映照下、香花芳草簇拥着的别墅豪宅，还要加上一辆光可鉴人的豪华车。这种“都市神话”广告看多了，年轻人耳濡目染，自然以这种“都市神话”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早两年我看到一条消息，谈到金融系统是高智能型犯罪高发地区，而且犯罪主体基本上都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此后我曾利用各种机会调查过“高级白领一族”年轻人的心态，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通过各种办法挖掘“第一桶金”（即便不道德甚至违法也无关紧要，只要不被抓到就行），一定要在三十五岁（有些人现实一点，将年龄线定在四十岁）以前成为拥资千万的富翁。而现实却冷酷地告诉他们，仅仅依靠按部就班的勤奋工作，简直不可能实现这种“阿尔杰神话”。 还是让大家看看中国的生活常识：中国的社会精英层由三类精英组成，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经济精英，三是知识精英。前两类精英共有7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中间阶层分两个阶梯，处于这一阶层上部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共2930万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4%左右。处于中间阶层底部的是这样几类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人员、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这些人共约82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18%。而位于下层的工人、城乡两栖者、农民共有48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69%左右。处于社会边缘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83%的人口处于社会中下层与下层，一个人要想跻身于中层，已经要经过艰苦奋斗，遑论要挤入“人中龙凤”的社会上层。 这种社会结构很不理想，但将来的发展方向也绝不是鼓励大量增加上等阶层（那事实上不可能），而只应该是中等阶层。巴西那种10,000个富人的财富等于5,000万穷人财富总和的社会状态，绝对是种病态。当社会有50%左右的人被边缘化且挣扎在饥寒交迫的状态中时，依靠巧取豪夺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巴西富人们在自己的国度里也生活得不幸福，他们要追逐“幸福”除非远离自己的国度。但我不相信一个在成年之后远离本土文化的人会在异国他乡找到幸福——除了这些人积聚财富的目标本来就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国度。 从做“常人”开始人生之路 我一直将社会中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追求名利而最终离目标非常遥远的人；第二类是苦苦追求名利也达到目标的人；第三类则是并未追名逐利而于不经意之间得之的人。大多数人终其一生苦苦追求名利而最终什么也得不到，如果目前的社会状态要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在一种鼓励追逐名利的氛围中，成功的标志已被片面化到了以金钱多少为惟一尺度。 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就缺少宽容。而始自二十年前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财富再分配，却只解决了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让什么人通过什么方法先富起来这一问题。不少蝇营狗苟之徒通过各种投机的不法手段先富起来了，这种状况让整个社会心态失去了平衡，每个人都在梦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他们的思维大致是这个路子：我前村的王二狗如今吃香的，喝辣的，老婆穿金戴银，外面还养着小的，他不就是通过买卖人口发达了吗？后院的李三猫现在盖起了大院，听说就是在外开饭店，纠集一些人拦路逼人吃饭，再养几个婊子挣钱。还有咱村的村支书，他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咱们的血汗钱？他们能够这样发财致富，我为什么不能做这类营生？这世界老实人受穷。钱是好东西，管他怎么挣来的，只要能在市场上流通就行。 少数人依靠权力这根魔杖点石成金，加剧了人们的财富饥渴症。流风所及，极少有人在工作中考虑自己的职业操守是什么，只考虑如何利用职业便利将本人利益最大化。尤其在刚走入社会的青年人中，无论一个人的素质如何普通，反正大家已认定一条：不想再做普通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美梦如今已普遍化为一个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的梦。我总觉得，一个社会如果充斥的都是这样一大群不思勤奋工作，只想通过“中国特色”的“点金术”获取财富的浮躁不安的男男女女，这个社会才会堕入真正的平庸与龌龊。要知道，一个人成为成功人士之前，首先得做好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人生之路。一个懒于从事普通工作，甚至连职业操守都不遵守的人，即便通过职业便利与其他手段投机取巧获得成功，他们也不能成为社会前进的积极因素。君不见现在多少贪污腐败分子因职业操守有问题，以权谋私，最终进了牢房，他们在污染社会的同时，最后自己也没有好下场。我来深圳已十余年，已经见了不少“成功人士”当初春风得意，后来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下场。所以人们在羡慕成功人士今日之辉煌的时候，最好思考一下，这些人成功的路是怎么走出来的。要求青年人从做好普通人开始自己的人生之路，并不是奉劝青年人甘于平庸，要知道先哲孔子的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成功的第一步还是从修身开始。 上述这些话，我知道不少青年人听不进，《财富的断想》一文已被少数人视为“陈腐之言”，这一篇的遭遇当然只会更糟糕。但作为一位学者，社会良知驱使我将自己想到的问题说出来，纵使“无人喝彩”——甚至喝“倒彩”也没关系。 写于1999年12月下旬 (发表于《万科周刊》总350、351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5👍 0💬 0谁来协调国有企业的劳资关系？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有一个事关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协调机制的大问题，始终未得到重视，那就是谁来代表职工利益，谁来协调劳资矛盾。 眼下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劳资矛盾。这里讲的资方，不单指私营企业里的资方代表，也包括国有企业里国有资产的资方代表。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不得不相对独立地运行，再也不能象改革前那样被当做统一的国有部门中的一个单元来管理。而政府也不再象改革前那样把国有企业职工当做“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当然成员来保护。为了防止国有企业被冗员和高福利掏空，避免国有企业拖垮财政和银行、进而威胁政府自身的安全，执政党不愿再长期提供“铁饭碗”、“大锅饭”了，反而开始千方百计地压缩以往那种在所有企业实施的统一型社会福利开支。于是，国有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就越来越热衷于压缩冗员、降低职工的工资福利。 这时，被视为“包袱”的国有企业普通员工，与关心国有资产残余价值的政府部门以及代表政府来管理企业的管理阶层之间，就出现了利益摩擦。政府及企业管理阶层希望降低劳工成本，而普通职工希望维护劳工权益，彼此的利益不再是和谐的了。下岗职工在生活费、医疗、住房乃至再就业安排等方面，虽然仍然指望着原单位，但也时常感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而爆发的下岗职工与管理者之间的摩擦乃至冲突随处可见。不管意识形态上如何解释，也不管官方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这种国有企业的劳资矛盾早就是个无法抹杀的现实存在了，其性质与西方国家的劳资矛盾也十分相似。 然而，在这种劳资矛盾日益显露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内的工会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充当执政党及政府的代理人，基本上服务于资方，而劳方的利益却无人代表。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劳方利益代表缺位”。在私营企业中，因全局性政治控制的需要和扶助资方的政策倾向，工会活动也受到严格约束。多年来，从政府到工会，乃至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事实上往往都一致地站在资方一边，对“职工利益代表缺位”的现象熟视无睹。一谈市场竞争，就偏重如何关心保护资方的利益，比如怎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改变企业效率低下的现状，要解决企业人事福利负担过重等问题，而对职工则仅仅强调要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于是，在提高企业效率的名义下，企业往往把尽量压缩职工工资福利、减少雇员等资方需要，宣称为职工必须无条件接受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一旦被赋予“改革”的名义，则职工就再也没有任何与管理者商量的余地了，更不允许职工集体与资方协商。 且不说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企业的主人”从“全体职工”悄悄地变成了一小群管理者，也不谈目前站在资方位置上的政府是否还“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就算这些关于“企业的主人”、“人民的利益”之类的空话现在都已经“一风吹”了，哪怕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工关系伦理来看，职工至少也应该有表达他们意见的正当权利，应该有实现这些劳工利益的制度架构和程序。经济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不应当是把企业职工变成任由资方处置的一群“没有声音”的劳动力，那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特点。 更何况，在这种“改革”的名义下，许多厂长经理一方面大量裁员，拖欠职工工资和医疗费，一方面奢靡浪费，花天酒地，假公济私，舞弊自肥，腐败致富，引起了职工越来越严重的不满。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治理腐败的问题。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十分廉洁自好，急公好义，又非常关心群众，但由于劳方利益代表缺位，职工的意愿和声音完全无法充分表达出来，那么，掌握一切权力的管理者就在劳资关系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职工无法主动地保障自己的权益，而只能指望资方的恩惠。在这种状态下，不当侵害职工权益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职工就只能听凭资方摆布，唯有自求多福了。 自从中国开始普遍推行下岗政策以来，政府已经不再同时扮演国有资产资方代理人和劳方代理人的双重角色了，因为这两个角色的相互冲突日益明显。事实上，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资方代表，为了国有资产的资方利益而牺牲了职工的利益。尽管这种做法被冠以市场化改革的名义，从国有资产的资方立场来讲也有其理由，但是毕竟不能把下岗政策说成是代表职工利益的举动。无论政府在政治上如何坚持自己代表职工利益，在资方利益与劳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做出了放弃劳方利益而保护资方利益的选择。因此，如果继续宣称，政府既能资方的立场，也同时代表着职工的利益，就明显地是欺人之谈了。既然政府不可能既代表资方，又代表劳方，就没有理由继续让劳方利益代表者空缺，就应当在制度上允许职工自己掌握工会来代表其利益。当独立的工会充分发挥正常作用之后，政府还应该从单纯的国有资产资方代理人的角色中跳出来，发挥劳资关系协调者的功能。 目前在中国劳资双方的关系完全不平衡，政府以资方代表自居，劳方利益代表空缺，这种状态与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最重要成果其实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大多数试验过这一体制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都被证明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执政党精英的专政；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历史成就，是现代劳工关系的形成、劳工自治团体以及代表劳工阶层的政党参与政治运作，从而使得劳工的权益能通过制度化的架构得到一定的保障。二战后，在欧洲那些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拥有相当政治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劳方利益始终能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即使是在缺乏社会民主党政治社会传统的美国，独立工会也在不少产业部门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希望制度建设能早日现代化，与国际接轨，那么，在劳资关系方面就没有理由朝着上一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模式倒退。 2001年4月应BBC稿约而写
何清涟2025-11-06 09:14👍 0💬 0「星期专论」：从五个角度看总统夫人被起诉案
上周五，检察官就总统府国务机要费一案对总统夫人吴淑珍等人提出起诉。此举毫无疑问不仅令台湾朝野震惊，同时也必定引起整个华人世界的密切关注。那麽这个起诉表明了什麽？人们应该以什麽心态面对这个起诉？我认为起码可以从五个角度来看待： ●台湾民主傲人成绩 首先，检察官可以起诉第一夫人，是台湾司法的胜利，是台湾民主的成绩。 检察官清楚地表明，在整个侦调过程中，没有受到压力。所谓压力，当然只能是来自执政党的压力。它说明，陈水扁政府自始至终没有介入和干预司法人员的侦调。对於一个新生的民主政权来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无论台湾的司法还有多麽严重的不完善之处，检察官可以在没有任何来自政府压力的情况下，对总统、第一夫人和总统府要员进行司法调查，足以说明台湾已经进入了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对於经过了国民党无法无天时代的台湾来说，今天的成绩是值得台湾人民欣慰和骄傲的。 ●被起诉不等於定罪 第二，既然我们尊重司法，也开了一个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好头，那麽下一步必须遵守的就是法律程序中最重要一个的概念：无罪推论。 被起诉绝不等於定罪。在第一夫人和相关人员没有被法律定罪之前，必须认定他们是无罪的。由於台湾半个多世纪都在独裁专制下，对民主国家法律中这个最根本、最原则性的概念并没有清晰的认知，这就是为什麽在司法没有定论之前，立法院已经两次提总统罢免案，现在又要提第三次，更发生了街头倒扁的闹剧。起诉是司法层面的问题，而罢免案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在国务机要费一案没有走完司法程序之前，而且是在起诉书刚提出的当天，国亲两党（现在又加上了台联）立刻就表示要再提罢免案，如此迫不及待，明摆著是出於政治理由，为达政治目的。其结果，只能是迅速地把此案演变成更进一步的蓝绿恶斗（台联在表明要超越蓝绿的时候，已经和绿营划开了界限）。 ●办案涉有政治倾向 第三，在民主国家，司法虽然是独立的，但办案人员却都有政治倾向，并无可避免地把政治倾向带入案件中。 这在民主非常成熟的美国也是同样。例如当年侦查柯林顿性丑闻的检察官，虽然被称为「独立检察官」，但却是公认的保守派，所以对自由派的柯林顿毫不留情；他本人则遭到了以自由派为主的媒体狠狠修理。同样，去年共和党的副总统钱尼的幕僚长被调查起诉，该检察官就被亲保守派的媒体指责严重偏向民主党。 这次起诉吴淑珍等人的检察官，虽然自称一直属深绿（我现在对「深绿」到底指什麽，越来越不清楚），但他的起诉书却有明显的不公允之处，甚至有的言词近乎给总统定罪。而且，在总统夫妇都有需要进一步向检察官说明的问题，并且向检察官表明了这种意愿的情况下，对於牵扯到一国之元首和外交机密等这麽重要、复杂且棘手内容的情况下，检察官不是耐心、全面地听取充分的说明之後再做决定，而是在刚认定涉嫌犯法的两天之後，在不给总统夫妇进一步说明机会的情况下，立刻提出起诉，不仅让人觉得过於草率，甚至给人一种有急迫想定罪的感觉。这点势必会影响到民众对检察官到底是否公正的认知。 蓝营领导人马英九们一被调查，蓝媒就一片「司法不公平」的谴责声，而这次统派媒体除了欢呼之外，不仅绝不再提「不公」，甚至激动到发专论「天佑陈瑞仁！」明摆著，对这个司法案件的反应，仍是蓝绿抗衡的继续。 ● 国务费制度有弊病 第四，无论总统夫妇和其他官员最後是否被定罪，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如何动用国务机要费的制度是有严重弊病的。 堂堂一国之总统需要靠搜集发票来核销国务支出，不仅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是对总统这个职位尊严的侮辱。更让人无法不谴责的是，这种让人用无关发票抵账的做法，根本就是诱惑犯罪的制度。 为什麽会出现这种情形？这就是接受一个独裁政权班底、继承一个旧体制的恶果。古往今来，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国家，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无论做好做坏，它有一个自我系统的统一性。而民进党靠选票执政，却进入一个国民党留下的体制和那个体制各个阶层的人员，这样在其程序作业的处理上，如果不发生矛盾冲突那才叫奇怪。 即使在国民党後期，他们还有「奉天」和「当阳」专案的小金库，里面的钱在陈水扁接过来上交国库的时候还剩几十个亿。国民党的总统可以动用这麽庞大的资金，却根本不必搜集乱七八糟的发票核销，无论里面漏洞有多大（从宋楚瑜的兴票案就可清楚看出）。而今天陈水扁政府没有了小金库，不仅仍必须支出各项国务机要费用，还得想方设法找各种发票核销，无论有没有贪污，都是麻烦透顶的事情。台湾的宁静革命，避免了流血的代价，但和独裁体制遗留问题冲突的代价，自陈水扁政府上台以来，就一直在付了。陈总统无论是否有罪，他个人的代价都是第一届台湾本土政权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秘密外交内部扯腿 第五，国务机要费使用中的「秘密外交」字眼，再次提醒人们台湾的艰难。 哪个国家都要搞外交，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台湾这样，不得不靠金钱来「买」邦交关系，打通外交渠道。那些第三世界小国的头目和要员，你不塞足够的红包、礼物，他不是刁难你，就是转向北京（而那些费用，你既不能公开说出来，他们也不会承认）。台湾在国际上做点什麽动作，都得偷偷摸摸地，都不能理直气壮。国民党执政时已倍尝其艰辛，而今，陈水扁政府在国际上困难重重，在国内又到处被国亲两党绊脚。 说到底，只有台湾制定了新宪法，彻底甩掉旧制度的种种弊病，其民主体制才可能真正走向完善，正常的机要支出，走正常的渠道，以制度来保障政府官员的清廉；只有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才能不必在国际上偷偷摸摸地搞什麽「秘密外交」。而这一切的实现，还要靠认同这个国家的台湾人民继续不懈的努力。 （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11月5日「星期专论」） 2006-1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2👍 0💬 0改革 30 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
2008年，中国在纷至沓来的天灾人祸中一路踉跄行走，让中国政府一直引以为傲的“经济高速发展”更是衰相毕露。用“殇”、“乱”等字来概括 2008年，并将其与1976年相比，则表达了中国人对未来前景的深刻担忧。胡锦涛在“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非常清晰地宣示了中共决 策层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僵持固守，“不折腾”三字表明了当局者对“变”的深深恐惧。这种对“变”的惧怕，既有来自对“前行”――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恐惧，也有来自对“后退”－－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恐惧。“前行”，意味着官僚阶层将失去一切特权与对特权的保护；“后退”，则意味着对私有 财产的绝对排斥，这绝非已积累了巨额财富的特权阶层所能忍受――这种态度正应了鲁迅的一句名言：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 那么，中国当局极力要“稳定”的局面，亦即中国现状的真实图景到底是什么？ 从表面观之，改革的主要成就是“国富”。但是，2008年9月以来的经济形势急剧逆转，财政收入指标与各项经济指标接连“跳 水”，标识着建立在“民穷”基础之上的“国富”实在含有大量泡沫，有如一枕黄粱。那么，这场已经持续30年的经济改革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在中国，这是 一个始终未能充分讨论，更谈不上深刻认识的大问题。 显然，在富国强兵发展方略主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完全忽视了民众的各种权利需求，甚至包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这种“国富”的追 求最后还被简化成“GDP持续增长就是成就”这样的“举国共识”，这一“共识”最后出口到了西方的中国研究圈，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提升”成“国际共识”。 但是，“富国”最终是为政府成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统治集团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形成了“官富民穷”的局面，这样的“改革成就”恐怕就是奠基于流沙之上的“成就”。 一、多个视角看中国“改革” 30年前，中国当局启动改革时，在高张的改革大旗上，至少标示以下三项内容： 民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政治进步：改革之初宣示的“政治进步”有很明确的意涵，即走向民主政治。社会上公认的用语则是“转型”，即通过渐进改革，逐步转型为民主政治。 改善社会结构，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导、贫困阶层大幅度缩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30年过去了，中国“改革”之得失成了一个各方探讨的话题。而所谓“得”与“失”，其实全看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评价。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言论空间由官方主导控制，有关“改革”得失的讨论因此也就只能迎合官方需要。 现在对“改革”的评判，实际上无法脱离当初“改革”大旗上所标示的几项内容。正是从这几项着眼，有人认为“改革已死”；有人则认 为“改革神话已经终结”；还有人则怀疑“改革”本来就是当政者缓和统治危机的一种手段，而“改革”目标则只不过是用来收拾人心的口号而已。 本文从分析30年前改革大旗上宣示的几项内容入手，检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一）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观察，中国“改革”最显著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富人，但占人口80％左右的民众却与富裕无缘。 从判断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从2003年至2006年，这一指标就一直在0.458-0.47之间徘徊， 2007年攀升至0.48。基尼系数超过0.48，意味着中国80%的人口之收入在全民收入中的比重会下降到50%。\[1\]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罗列了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亦即收入分配比中国平等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 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在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这种状况说明，改革以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平等状况比所有 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差。 另一组数据则说明中国的财富集中相当惊人。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2\]――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此数据表明，中国已进入世界上财富高度 集中的国家之前列。而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杠杆，就是笔者反复谈到过的“权力市场化”。 如果从民众的福利及生存状态考虑，目前大多数民众依旧处于贫穷状态且无任何社会福利。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至今只覆 盖了党政事业单位及国有垄断企业。迄今为止，中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目前，政府设定的农村贫困线为每人每年683元人民币。按此估 算，官方认为贫困人口约为8千万左右。\[3\]而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设定的贫困线标准是每日每人1美元（约2,300－2,500元人民币）。美国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以亚洲开发银行一份报告为基础，用“购买力平价（PPP）”分析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贫困人口总量。盖保德认为，以前世界银行根据80年代末的概要数据所作的关于中国经济规模的估计，可能从一开始就夸大了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必须予以修正。盖保德指出，世界银行2007年11 月公布购买力平价修正数据之后， “中国经济规模将比以往估计的规模小40%”。据此，盖保德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需要重新估计，因为购买力平价数据调整后，贫困人口的数量 大大增加，生活在日均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中国人实际上应为3亿。\[4\] 不少人（包括一些中国研究专家）曾持有这种观点：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并非坏事，因为这些资金可以用于投资，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的问题是，中 国统治集团的成员们在短时期内虽然积聚了巨额财富，但经过资本转移、家属移民等，大多已经“漂白”并存放于外国。\[5\] 即使将这些财富来源的合法性与道德性存而不论，这些资金对中国国内的生产就业并无促进作用。 （二）从政治进步这一角度观察。30年前中国当局曾表示政治要民主化，而现在却公开表示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不适合中国，有如绕了一个圈后又回到原点。\[6\] 改革初期，中国政府曾表示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知识界更是对现代民主制度充满了羡慕与向往。从胡锦涛接任开始，当局对现代民主制度 日渐采取公开否定态度，知识界中也有不少人公开发言，以否定现代民主制度作为政治表态。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 皮书，其目的是“要澄清国内外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质疑和误解”，试图说明中国并非“经济改革成功、发展迅速，但政治改革、发展滞后”。该白皮书竭力 辩解，声称目前的“中国式民主”已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而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持有偏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对中国蓬 勃发展的民主政治建设视而不见。\[7\]被中国及西方一些中国学者赋予无穷想象空间的乡村选举对中国政治改造的作用，早就被现实证明是种政治“自慰”。当 下，自由选举、自由结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基本人权，离中国人的距离比90年代中期似乎更为遥远。真正的异议者在国内备受孤立与排斥打击， 较之前苏联时代的异议者有过之无不及。\[8\]另一方面，政治腐败也演变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司法腐败与权力授受过程的腐败表明，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已无法医 治腐败这一政治之癌。 即使从中国政府那种非常特殊的“人权观”——“人权就是生存权”来考虑，今日的中国也看不到多少“进步”。实际情况是：食物数量与品种虽然大大丰富了，但 食品安全却丧失了；消费品虽然增多了，但人们的生存安全却已没有保证。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与土壤都被严重污染，各种因空气污染与有毒食品引起的疾病越来 越多。2007年6、7月间，世界银行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在一个有关中国污染的报告中删除了“因为污染导致中国每年有75万人过早死亡”的内容。中 国政府如此做的理由是，这一数据公布后会在中国引起社会动乱。\[9\]但到了2008年9月，“三鹿毒奶粉事件”还是戳穿了中国有毒食品这个脓包，掀开了中 国有毒食品的冰山一角，社会不满急剧扩散。 （三）中国学界曾经有过的“中产阶级”梦幻破灭了，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底层人数过于庞大的倒T字型社会结构。\[10\] 多项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始终徘徊在15%左右。目前，在中国城市化程度不高、各产业部门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有限、基尼系数 远远高于西方、人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情况下，形成一个数量足够大的中产阶级几乎不可能。笔者认为，综合所有指标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中上层在内）目 前很难进一步扩大，而最近三年以来由于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低迷不振，以及大批外资撤出中国，白领阶层的就业日益困难，原有的中产阶级不仅资产 大幅缩水\[11\]，其职业稳定性与工资收入也大大下降。中国大陆的房地产、航空、石化、电力、印刷等十多个行业提前进入“寒冬”，万科、南方航空、中石油 等面临降薪或裁员，而IT业“联想”和一些网路公司也为企业“过冬”预作准备，证券业与传媒业也纷纷减薪\[12\] ，这一切都标志着所谓“中产阶级”稳步成长已经成为破灭的梦幻。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200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亦证明了中国底层社会成员数量相当庞大。根据2003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李强将中 国的城市阶层结构定义为“金字塔结构”，即城市的底层人数达55.3%，中层占26.5%，高地位群体组占18.2%；而农村社会则呈“倒丁字形社会结 构”，约有96.7%处于底层，即倒“丁”字的那一横。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另一个关键问题很少被触及，即中产阶级可能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之所以出现稳定的社会政治进步，并不单纯取决 于中产阶级的数量，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当然也包括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在中国，考察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 一，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有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机会？换言之，中产阶级的结社权利在中国是否得到保障？而事实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至今不能按职业或者利益 关系自由结社，他们不仅没有影响公共事务的政治管道，也没有表达自己权益的利益诉求管道。第二，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究竟为何？可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 大体上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其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在中小城市尤其如此。也因此，这个群体既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又是这个体制的维护 者。例如，教育行业（尤其是高等院校）是“教育产业化”最大的受益者，医疗卫生行业是医疗市场化的受益者。而私营企业主阶层虽然是一些人寄望最高的“社会 变革力量”，但从他们的存在、资本的积累以及发展壮大中所依赖的关系等方面来看，他们与政治精英之间是一种利益共生关系，他们的发财致富，与其说是通过市 场竞争赢来的，还不如说是官员们“施舍”的结果，因为官员们凭借手中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将自己变成了“可以造就国王的人”；至于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与 高科技精英们，从他们的价值取向来看，去政治化和讲究小资情调成了这个群体的时尚追求。目前，与其说中国的中产阶层的主流是希望民主化变革，还不如说他们 更希望稳定。 现在，占总人口65%以上的农民阶层的生存处境越来越困难。30年前与今年10月召开的两次“三中全会”，都把农村土地列为“改革重点”。所不同的是， 30年前农村改革的重心是通过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人民公社这一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今天的所谓“新土地改革”，却是要通过土地承包权的 流转，将土地从农民手中“解放”出来，为既得利益群体攫取土地资源消除最后的障碍。 这种倒T字型的社会结构与T字型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导致社会仇恨情绪急剧蔓延。 （四）从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产业至今未形成独立的技术开发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也几乎没能以自有品牌开拓市场。而过度发展的虚拟经济又高度泡沫化。 中国经济体质的脆弱性虽经部分学界人士以多种方式指出，但政府方面却认为这种批评属于“唱衰中国”。迟至2008年中国经济危机毕显，胡锦涛才在11月29日的公开讲话中勉强承认“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13\] 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工厂”，但与当年的“世界工厂”英国、日本之实力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中国不象英国、日本那样，能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形成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相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牺牲本国环境生态及透支劳动力的生命福利为代价，在劳动密集型的终端消费品，如纺织品（含制衣）、玩 具、制鞋等行业维持较高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而在其他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家用电器、汽车、工程机械等行业，则始终停留在消化使用引进技术的层次，由于不具备核心部件的技术开发能力，一直依赖进口成熟的技术专利。因此，与其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不如说它更象是“世界工厂”的一个组装车间。\[14\]不幸的 是，从2007年3月开始，有关“中国制造”质量低劣的报道，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媒体的话题。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食品原料含有三聚氰胺\[15\]，中国玩具 的油漆含铅\[16\]等等，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现了难以逆转的颓势。在内逢人民币升值、通贷膨胀、劳动力成本攀升诸种压力，外遇美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人消费能力下降等因素，以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国工业，从2008年初开始，不得 不经历国际市场需求“寒流”。\[17\]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财富”并未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地增长，只是在几个特定的领域和板块中迅速膨 胀。中国式国民财富的“寻宝图”上赫然书写着这几个词：地产、金融、股市、矿产资源。它们被称为近10年来中国财富增长的“四大金刚”，它们的过度成长恰 恰标识着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化。地产与矿产资源系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过度透支意味着用明天经济发展的基础来支撑今天的增长；而金融、股市领域的财 富增长，则与政府用掠夺民财的方式转嫁金融风险有直接关系。中国的金融行业始终存在严重的问题。安永公司（Ernst & Young）于2006年5月4日发布一份年度报告，称中国的银行坏帐高达9,110多亿美元。\[18\]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在过去15年里形成的巨额不良贷 款，通过它的中央“点”金公司转了几个户头，就“变”成了股市里的“优质国有资产”。对比中国银行业上市前后的坏帐率，就可以发现，操控股市就是当局“圈 钱”的重要手段。为便于比较，此处只引用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4年3月底，中国4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为18,900亿人民币，约占贷款总额的19%。2006年各银行陆续上市后，情况大有改观。到2007年末，中国、建设、工商等5家大国有银行总资产2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降到历史新低，平均 不良率仅为8.05%\[19\]――须知这些年中国的银行业除了裁员之外，其经营手段并未有明显改善，腐败也并未减少；如此情况下，不良贷款率大幅减少，股市圈钱之功实不可没。 这样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构成了自90年代以来诸种社会矛盾的根源。 二、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解析这一问题，必须先从中国政府经常使用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一词语说起。该词语出自2004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 四中全会，自那时开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一词频繁见之于中国的媒体及政府文件之中，并被官员们经常宣之于口。为什么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新华社旗 下的《瞭望新闻周刊》紧紧抓住全会公报中的“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句话，心领神会地诠释出一篇大文章。 \[20\]该文用大量篇幅阐释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仍然十分复杂，改革发展的难度甚大，社会矛盾增多，国际环境诡谲多变”，“境外各种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主 流意识形态受到严峻挑战”，这种解释完全是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的“与时俱进版”。其实，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自中国开始改革以来，给中国社会带 来最大危害的是各级政府的严重腐败，而腐败则源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公报对腐败问题只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后将“征用土地、城市拆迁” 这两个近年来官商结合最紧密的腐败高发领域，归结为“维护群众利益”与“一些党政职能部门、执法机关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问题。 自此以后，伴随着社会反抗逐年增多，反抗的形式日渐激烈，中国政府“加强执政能力”的侧重点便主要放在加强社会控制能力（镇压各类社会反抗，加强舆论控制）上。各地的民众反抗事件一律被当作“社会不安定因素”，被“制止于萌芽状态”。当年胡耀邦在任时设置了“上访办”，如今，这 些机构不但不受理上访者的冤情，反而成为各地政府“截访”与打击上访者之帮凶。以言获罪者近年来逐渐增多，各种媒体只能紧闭“政治”大门，一味走俗。中国 青年一代令人瞠目结舌的性开放无度，不能不说是媒体推波助澜的结果。国安部则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生活中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 这种完全出于政府之自利目的而有选择地强化的“执政能力”――亦即奠基于政治高压之上的“社会控制能力”，或许短期内能延续执 政党的生命，但从中长期看，只会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谢岳在“社会抗争：国家性变迁的民间反应”一文中，很有见地地指出：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正好与中 国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有直接关系。\[21\] 国家能力包括汲取能力、强制能力、规范能力、保护能力与分配能力等。从近20年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发展完善汲取能力和强制能力，至于另外3种能力却日益弱化。 （一）国家汲取能力的超强发展与民众生存权利被剥夺 所谓国家汲取能力，主要指各级政府的征税能力与抽取资源能力，此处先分析征税能力。说到这一点，中共应该感谢朱镕基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这一制度充分保障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 表1：中国GDP增幅与政府财政收入增幅之比较 年份 GDP总量（亿元） 增长率（％） 政府财政收入（预算内＋预算外）\[24\] 增幅（％） 总量 占GDP比重 1995年 58,478.1 8,648.7 14.8% 2000年 89,468.1 53.0 17,221.66 19.2% 99.1 2002年 105,172.3 17.6 23,382.64 22.2% 35.8 2004年 136,875.9 30.1 31,095.47 22.7% 33.0 2006年 209,407.0 53.0 45,373.38 21.7% 45.9 2007年 246,619.0 17.8 59,304.00 24.0% 30.7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取自中国媒体的报道。 表1数字显示，从1995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总量由58,478.1亿元增至246,619亿元，13年间增长了 321.73%，年平均名义增长11.7%；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则由8,648.7亿元增至59,304亿元，13年间增长了585.70%，年平均名义增 长16.0%，财政收入的年平均增长幅度比GDP增长幅度高4.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国职工工资增速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07年，全国职工工资每年增速均未超过12%。\[22\]由此可见，国家汲取能力的超强发展已经达到了反常的程度。 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政府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大税务体系，在税收征收上采取了比较彻底的划分税种办法，主要税种归中 央，零星税源归地方――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中央政府把堪称“肥肉”的税种全留给了自己，而将那些“榨不出几两油”的税种分给地方政府。政府征税机构也是 两套：中央税务系统在省市县设国税局，负责中央部分的税收收入及共享税的收入；地方政府则设地税系统，负责地方税的征收。\[23\]这种税收体系构成了中央 与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来源与不同的资源抽取方式，而各级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抽取则导致日趋激烈的社会反抗。简言之，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的 增长主要依赖哪几个领域，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抽取就集中于这几个领域，民众针对这几个领域里过度汲取的社会反抗因此也格外激烈。至今为止，中国的社会抗争主 要还局限于经济类抗争，绝少上升到政治层面。从时间上来看，这些经济抗争几乎与政府实施的每一项“改革”相随发生。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如笔者说过多次的那 样，从90年代末期以来，所谓“改革”往往是通过各种公共政策对国家资源与利益实行再分配，而这一利益再分配过程几乎都以牺牲社会底层的利益（主要是生存资源）为代价。可以说，公共政策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而分税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抽取资源的不同管道，这两者共同塑造了中国社会抗争的类型。 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房地产和矿产资源的开发，社会抗争也往往发生在这两大领域――由于这类社会抗争的主要 目的是民众维护其生存权利及其它经济权利，故此国内将其形象地概括为“维权运动”。 社会抗争的第一大类型是土地维权，在城市里是拆迁问题，在农村里则是征地问题。直到2007年，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等5大问题仍然是信访重点。\[25\]社会抗争的第二大类型是环境维权，与环境污染威胁民众的生存直接相关，这些污染往往是资源不当开采和排污 型提炼的结果。1997年以来，环境污染纠纷呈直线上升趋势，每年上升25%，至2002年超过50 万起。2003 年群众上访超过8.5万批次，2004年较2003年又增长了约1,400批次\[26\]；2006年环境投诉高达60万人次，比2005年增加30%。\[27\]自2006年 起，全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28\]民众为了生存这个起码的目标而被迫奋起抗争。社会抗争的第三种类型与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相关，许多案例都 涉及干部贪污征地补偿款等问题。从上述三类社会抗争的类型可以看出，各级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汲取是发生社会抗争的重要根源。 土地出让金及与房地产有关的税收早已构成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扩大地方财政收入的方式也主要是两种，其一是在城市里大兴 土木工程，于是不少城市居民的住房成为他们掠夺的目标。其二是在农村里掠夺农民耕地。城市近郊土地主要批租给房地产公司，远离城市的地方则建立开发区。笔 者曾在“国家角色的嬗变――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一文中，分析过各级政府对农村土地资源的过度抽取导致大量农民失去了家园。中国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表 明，从1996年到2007年，全国大约有1.4亿亩农村土地被征用\[29\]，若按人均2亩才能维持农民的最低生存需要来计算，这12年间全国已有近7千 万农民因土地被占用而失去生存条件。2005年与2007年，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利与驱离中心”曾两度宣布，中国被列入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该组织指出，近10年来，中国有370万城市居民因政府强制拆迁而失去了住房。\[30\]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最近7－8年，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出 让金与房地产业税收收入，地方财政预算内外收入的45%到60%来自于这些收入。\[31\]由此可见，政府的汲取能力基本上建立在剥夺农民的生存权利与城市 居民的居住权利之上；换言之，政府为了维持国家机器和官员利益而敛聚了巨大财力，而民众的付出则逾越了生存底线。这就是近年来社会反抗越来激烈的原因。 中国各级政府采取这种竭泽而渔的掠财方式事实上无法长久维持。假定房地产市场兴旺不衰，可占用的土地资源也是有限的。2006 年，北京大学教授平新乔率课题组调查了全国8省市、十几个县的土地出让收入情况，他们的结论是，1个县、1个市持续地以卖地作为财政收入，顶多维持5到6 年；而在广东，一半以上的县、市都只能持续2到3年。\[32\]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红火了十多年之后终于在2007年走到了尽头。在需求下降和资金流 动性紧缩的倒逼之下，以政府为唯一卖家的土地一级市场交易日渐惨淡。据国土资源部下属的全国地价监测中心的统计，2008年5月至9月这5个月间，全国各 城市的土地流拍数量呈激增态势；20个大中城市已有超过120幅的土地流拍、流标或未成交；上海、重庆等直辖市以及广州等许多省会城市财政的土地出让金收 入严重滑坡，广州市财政2008年上半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仅相当于2007年的1/4。\[33\] 面对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土地交易萎缩的局面，多年来依靠土地收益作为财政预算主要来源的各级地方财政遭遇到相当大的资金缺 口，这个缺口甚至直接威胁到公务员工资、教师工资、低保人群的社保等刚性支出，更何况目前刚开始推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还需要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补贴。随着 “土地财政”走到尽头，面对财源枯竭的困境，各地政府现在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中央政府恳求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4\] 环境污染其实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因为造成环境污染的并非只是地方政府及其扶持的小企业，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央大力扶 植垄断型国有经济寡头企业，以培植资源型企业来涵养税源，于是重化工类大企业大量建成投产，它们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角。2005年与2006年中国的纳税排 行榜500强中\[35\]，许多纳税大户是中央所属的重化工企业。这种发展模式的“优势”是政府无须雄厚的技术资金投入就可获得大量税收，但对中国的环境生 态与民众的生命安全来说却是灾难性的。例如，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的爆炸事故造成了松花江严重的水污染，该厂便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在中国纳税500强中位列第七）的下属企业。国家环保总局曾对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的布局做过调查，发现81%的此类企业（其中不少是国 家级项目）都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36\]采用这种布局可以减少企业的排污成本，相应地增加税收，但是，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对水体 和环境的破坏则必然是灾难性的。近年来中国的化工生产事故不断，四川沱江、广东北江、松花江、黑龙江等水域先后发生过重大化学污染事故。2006年中国 10大环境污染事件当中，一半是化学物品渗漏造成的污染灾害。\[37\]至于对环境破坏巨大的所谓PX项目，这一时期更是在中国遍地开花。\[38\] （二）国家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的严重弱质化 现代国家的规范能力指规范政府、企业及社会成员行为之能力，保护能力则指保护社会组织的合法利益与社会成员权利的国家能力。这两 类国家能力主要通过法律制度与司法系统实现。中国政府的立法本身就具有只考虑国家利益、忽视公民权利的基本特性，法律在实践中形同具文，司法系统的犯罪现 象比比皆是。笔者注意到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中国的司法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党政官员）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法学学者陈忠林曾根据1999年到2003年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报告（简称“两高报告”），计算出这样一组数据：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0.2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 率为1/200（0.5%）；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换言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而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机 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39\]另一组数据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力非常软弱：2003年至2006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官员 职务犯罪10,431人，其涉案金额往往达上千万元。\[40\] 这些均表明国家的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严重弱质化。汶川地震救灾中的腐败现象与学校校舍的建筑质量就充分证明这点。\[41\]中 国有关建筑工程质量标准的各种条文中，规范发包者与承包者关系、以及工程施工监工验收的程序一样不缺，但最后的结果是不少学校校舍成了“豆腐渣工程”，受 害者连问责都要受到当局严厉打压。\[42\]2008年9月曝光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也是说明国家的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严重弱质化的典型事例：政府不仅完全 放弃规范厂商的责任，甚至出于利益需要还用国家信誉为不法厂商的有毒产品作荣誉背书。\[43\] 唯一获得中国政府大加涵育与发展的是国家的强制能力。这里且不讨论政府宣称用于对外的军力与政府部门软性的强管制能力，只谈国家暴力，即用于国内管制的警力与“准警力”（不在编制内的保安队伍）。目前中国控制网络言论的有网络警察，用于维护城市秩序的有“城管”，用于管制政治 言论与行动的有“国保”与“国安”，用于对付群体性事件的有庞大的防暴警察队伍。这类强管制能力每年到底用掉多少国帑，因被中国政府视为“国家机密”，很 难查到精确数字，但它带给民众的震慑力与恐惧感却无处不在，仅仅城管部门每年造成的暴力伤害致死事件就发生多起。杨佳杀警事件引起的社会反响，充分说明了 中国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尖锐对立。\[44\]一直高度迷恋暴力的中国政府，面对非常尖锐紧张的社会矛盾，也不得不让公安部长孟建柱出面宣布要坚持“三个慎 用”，即“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坚决防止发生流血伤亡事件”。\[45\]孟建柱 此文发表后，有的地方如深圳、重庆等地遵照指示在处理出租车司机集体抗议事件时放软了身段\[46\]，但更多的地方在处理矛盾时却仍然采用暴力镇压，比如甘 肃陇南行政中心搬迁而引发被拆迁户大规模的抗议事件，就遭到政府强力镇压，被捕者多达30余人，国内媒体报道也将抗争者称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 \[47\] 上述分析可以证明中国的国家能力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汲取能力超强导致国富民穷，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沦入生存绝境；国民 收入分配的偏倚决定了受惠者是权贵精英集团；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的弱质化导致种种不法横行，而国家又不能保护守法者并惩治违法犯罪者。所有这些导致了社会 反抗频发，而超强发展的强制能力则将民众的不满与反抗强行压制下去。如此状态之下，中国政府自然有很强的危机感，防堵各类“颜色革命”就成了当前要务。 （三）从社会福利公共品的提供看国家分配能力的弱质化 所谓“分配能力”，主要是指对国家资源的分配，以及通过税收、福利制度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能力。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是为国民 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其中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是社会福利。在发达国家，社会福利被视为人的基本经济权利。在中国，由于“内部性” （internalities，也称为“内在效应”，指公共机构尤其是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的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或社会福利）与政府扩 张，中国各级政府最后都堕落成一个个自利型集团，导致已经建成的社会福利体系的覆盖面极其狭窄，受益者主要是党政事业机关的公务员与国有垄断型企业的工作人员。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国民或者是无缘沾光（如农村居民，包括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或者是只能得到可怜微薄的一点福利救助（如城市的“下岗”工人）。这种情形，无论是对比改革前的中国，还是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绝无仅有的“特色”。 以下分析构成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三大保险，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的现状。 1、中国养老保险正面临严重危机，第一是参保面过于狭窄；第二则是政府积欠的养老金日益庞大。 按国际标准，中国在200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至2007年，60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已达1.4亿之多，占总人口的11.03%，\[48\]占世界老年人 口的1/5。截至2007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0,137万人\[49\] ，养老金发放为平均每月963元\[50\]。《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曾发表一篇文章，据该文引用的民调资料，受访者当中，有20.2%认为自己养老部 分依赖政府，59.7%感觉赡养压力大，87.8%担心自己老了之后的生活，73.8%认为政府应该更重视为低收入者提供养老保障。\[51\]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简称CSIS）与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简称“保德信”）曾发布一个题为《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 的人口和经济分析》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实行的养老金制度仅覆盖了全部劳动力的25%。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占15%，公务员系统占3%，农村系统占7%。 \[52\] 在CSIS的《银发中国》发布之前，不少外国投资者都曾希望到中国开办各种与老年人消费有关的产业，如养老院、老人公寓、老人家庭护理等等。当这个报告公 布以后，“银发产业”之投资主张从此销声匿迹。 尽管养老保险支付额很低，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司长陈良仍然表示，到2006年底，全国的空账额已达9千多亿，这一 空账缺口还在以每年1千多亿的规模迅速递增。\[53\]存在着这么大的缺口，仅靠当年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以及这一基金的运营收益来填补，是完全不现实的。对 此，国家财政本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但至今未见政府安排必要的投入。 更糟糕的是，被称为“养命钱”的养老保险金还时常被一些官员挪用，或利用职权冒领。国家审计署对全国社保基金审计后于2007年1月宣布，在全国范围内，除上海和西藏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共有71亿元社保基金被地方官员违规使用。\[54\] 中国的“农民工”人数逐年猛增，1994年为6千万，2000年是8,840万，2003年达1.14亿，2006年已接近 2.5亿。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完全没有养老保险。重庆市綦江县一位私营企业家冯秀乾个人出资，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调查”，也证实了这 一点。\[55\] 2、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失败 90年代中期开始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陷入失败，面对现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医疗改 革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它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 不成功的”\[56\]。中国社科院在《2007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中指出，城乡家庭人均年消费总支出中，医疗支出占11.8%，这个比例甚至高出10.6% 的教育支出比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几年城乡居民家庭医疗支出负担上升过快的问题。\[57\] 病有所医是现代国家社会福利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衡量国家分配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诸种“改革”当中，医疗保险 体制遭举国痛诟，公认这项改革有三大缺陷：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重、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服务公益性缺失。上述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报告指出，在同等水平的发展中 国家里，中国的医疗费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但是医疗的公平性却在世界上名列最后几名。\[58\]目前，近八成的农村人口和近半数的城市人口，亦即 全国近四分之三的人口，一旦遭遇医疗风险，都无法得到政府的扶助。\[59\] 笔者现在仅从医疗保险公益性的缺失来分析政府责任的缺失。对中国医保制度失败最常见的指责是，医保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过 度市场化。医疗体制改革的缺陷不难总结，但将其失败归咎为过度市场化却过于简单。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正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平等理念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保障 制度，它要求法律认可并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遏制特权和垄断。而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弊端在于，它既不能让本国公民平等地享有最低医疗保险，同时又 在医疗保障中设置了按照干部行政级别分级享受医疗待遇、分级给药的规定。这些都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悖。 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医疗事业都有其双重性，既有市场属性，即追求盈利的一面，也有其公益性的一面。所谓“市场属性”指的是 医护人员的服务及医疗设施的使用均需付费；所谓“公益性”指的是政府应该拿出钱来，为本国民众购买医疗服务，这里说的“购买”就是政府要用公共投入建立医 疗保障体系，让医疗部门既能盈利，又能保持其公益性特点。兼顾公益性与市场属性，其实就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虽然各国医疗制度有诸多差异，但两大趋势 却是共同的：一是医疗保障体系趋向普遍覆盖；二是医疗服务体系趋向“有管理的市场化”。而中国却正好呈现出两大相反的特点：一是医疗保险覆盖率过低；二是 医疗市场缺乏有效监管，从而导致医疗制度面临公益性不足与市场化不足的双重困境。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改变。医疗制度只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子系统，它的所有问题不过是中国的社会制度缺陷在医疗 领域的折射。医保改革失败，首先归因于政府放弃了在全民医疗保险中的责任。这体现为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结果既导致保险覆盖率偏低，也导致个人支付的医疗卫 生费用迅速上涨。《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年的卫生总费用开支高达6,623多亿，其中政府支出只占17.2%，社会支出为 27%，个人支出则高达55.5%――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发展中国家负担了57%―59.3%左右。\[60\]其次，中国社会缺乏 商业性医疗保险等筹资机制。其中原因非常复杂，一是商业保险的历史很短，二是整个社会信用缺失，市场风险很大。商业性医疗保险这一险种虽经保险公司推出多 年，但鲜有人问津。表面上看，缺乏多元化筹资管道是医疗市场化不足所致，但其深层障碍却是道德信用缺失，人们对各种保险商品缺乏信任。第三是监管力度不 够，导致医药费失控。\[61\]由于政府投入大量减少，医院为维持运转便提高对患者的收费标准。医疗行业是一个医生（医疗服务的卖方）与患者（买方）之间信 息严重不对称的“卖方市场”，医生掌握病症分析、用药的有关信息，极易形成“诱导性过度消费”。加之中国的医疗体制又是医药不分，医院既是药品厂家最大的 购买者，又是最大的销售者。对这个市场如果缺乏监管或监管不力，就等于放纵医生利用职业位势诱导或迫使患者消费。而作为医疗市场管理者的中国政府又高度腐 败，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希望中国医疗市场走向管理型市场化无异于缘木求鱼。也正因为医疗体制所折射的是中国社会体制的弊端，在社会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中国医疗体制的改善很难取得进展。在极大的社会压力下，中国政府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79个城市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试点的改革，刚开了个头就遇上了 2008年的地方财政危机，这一改革极有可能胎死腹中。 3．失业保险成了“强势劳动者俱乐部” 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三大分项里，失业保险一直是个弱项，主要问题是覆盖面非常狭窄，许多失业者不在覆盖范围之内。中国的失业保 险制度始建于1986年，其主要目的是配合国有企业和劳动制度改革。这一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对国营企业职工实行职工待业保 险制度，参保单位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主。近年来，不少国有企业效益下滑，经营困难，对失业保险费支付便能拖则拖，出现了许多欠费大户。尽管中国的失业保险 金非常低，甚至不足以维持失业者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但仍然有许多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员工及农民工等需要失业保障的弱势人群被排除在失业保险体系之外，所 以国内有研究者将中国的失业保险称为“劳动力强势群体的俱乐部”。 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提供的数据，200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5千万人，农村突破2亿人，总数将达2.5亿以 上\[62\]，占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然而，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的大部分并不在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内。除了农村的失业人口完全没有任何失业保险 之外，以下4大城镇群体也没有失业保险：其一是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员工。其二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尽管“下岗职工”是事实上的失业者，但中国政府 宣布，2007年以后国企失业职工才能进入失业保险范围。\[63\]其三是初中、高中毕业之后从未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就业的失业青年，这一群体被劳动学学者和 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已有的一些小范围调查揭示，在一些中等城市里，“新失业群体”的人数已超过“老失业群体”。\[64\]根据2005年中国青联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15岁至29岁的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所谓“登记失业率”仅为4.6%），72%的失业青年处于长期失业状态（指失业一年以上）。\[65\]其四则是自9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延续近10 年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研究生）群体。“目前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新增劳动力正在取代下岗失业人员成为中国就业压力的最大来源之一”。\[66\]但是，由 于教育部将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与学校业绩考评直接挂钩，各高校便在就业率数据上弄虚作假\[67\]，现在连这个群体的失业真相都被完全掩盖了起来。 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意味着社会向上流动的管道阻断，一个社会阶层固态化的社会是一个陷入结构性紧张而无法自拔的高风险社会。这一点，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将得到证明。 三、政府堕落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明显弱化，各地政府正日益蜕变为一个个自利型政治集团。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出于自利的目的而从事的种 种掠夺行为（如征地与拆迁），严重地剥夺和伤害了民众的权益，成了社会动乱的重要根源。除了在本文第二节“国家汲取能力的超强发展与民众生存权利被剥夺” 中的相应分析外，笔者两年前对此亦有专文分析\[68\]，这里不再重述。 如果说各级官员的掠夺型行为往往体现为无数个案的累积，还不能以此判断一个政府是否堕落成一个自利型政治集团，本文可以从另外几个角度来考察这一点。 （一）社会分配政策与福利政策向政治精英集团严重倾斜 中国财富集中于权贵集团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当局却一直营造一个愚弄公众的说法：在中低级官员中确实存在腐败问题，但中央高层领 导却是廉洁奉公的。至于高干子弟们如何挣下那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则永远是民众不可闻问的禁区。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 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干子女。\[69\]这类经济精英不但不会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反而会竭尽全力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特权地 位。 一个政府一旦堕落成一个自利型政治集团，其结果必然是放弃承担社会公共责任。从这点出发观察中国政府行为，就不难理解近年来中 国政府陆续推出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工资政策为何会向政治集团的成员全力倾斜。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公职人员的工资出现刚性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5年以后，国家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进行过8次调整及改革，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 加薪部分主要是职务工资和基础工资，每次增幅都不低于15%。\[70\]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如住房及各种单位福利都计算在内，各地公务员收入都远远高于当地中 等水平。更何况，公职群体还得到社会保障体制全方位覆盖，再加上职务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稳定等等，公务员成为中国时下最热门的职业。以公 务员为主体的财政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71\] 至今在中国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群体主要是干部群体。比如医疗卫生资源就向干部群体过度倾斜，这种倾斜的具体 表现就是中国医疗保险体制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分级制度”。所谓“分级制度”，就是对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等级，级 别越高的，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越好。这一倾斜在毛时代就有，改革以后延续下来，医疗体制改革以后仍旧如此。\[72\]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 据，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 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73\] 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未增长；\[7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 疗、养老、失业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可以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面临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 尤其是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中国的劳工群体决不至于堕入目前这种悲惨境地。 （二）立法的高度自利性 足以证明中国政府堕变为自利型集团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国立法的自利性。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立法原则过于强调国家利益（即党的利益） 至上，无视公民权利这一点上；\[75\]其次则体现在立法过程中。由于相当一部分立法项目是由部门直接组织起草的，在立法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广 泛存在。田湘波在“中国立法体制现状”一文中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规化”，对中国立法体制特性做出了精确概括。该文还用详细的篇幅讨论了中 国立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借助立法增设机构，或借助立法向部门所属企业或事业单位授权，少数部门还热衷于在法规起草过程中扩大部门职权，如擅自设置 行政审批、罚款等，导致部门利益膨胀，容易产生立法谋私等不良现象。\[76\]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堕变为自利型集团的过程中，还使法律与政府法规变成为它们种种自利行为服务的工具，比 如严重侵害民众利益的拆迁与征地，各地政府都是“依法办事”，这些法律与法规就是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各地方政府 根据本地情况颁布实施的同名条例，如《重庆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等。在民主国家，法律制度已成为最普遍、最权威的社会关系调整手段。由国家现行法律确认 和保障的法定权利，更是成为民主国家人权的主要存在形态。而中国“依法治国”的结果竟然是中国人的人权（包括中国当局解释的“生存权”在内）受到严重剥 夺。 最能说明中国当局立法自利性的例证是：中国《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竟然成为一些专门法律所要刻意剥夺的目标，如《国家安全 法》、《示威游行法》、《社团管理法》、《出版管理条例》等专门法律，所设条款无一不在张扬国家权力并限制剥夺公民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 自由这些用来捍卫其它权利的基本权利，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权贵集团的垄断性政治地位及现存利益分配格局不受任何威胁。 （三）政治权力的分配和传承的自利化特点 在高层，政治权力的授受过程从来是不宣之秘，高官的子弟亲属具有天然的优先继承权。即使不是权力部门的要职，也会有全国人大代表 与全国政协委员等类政治荣衔奉上。在省以下各级政府，权力授受过程则充斥官位买卖现象。王明高在《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2006年）这一报 告中，在分析大量事例的基础上，指出“买官卖官”有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批发买卖等4种方式。\[77\]这种政治溃烂局面连中央政府都无法完全否 认，偶尔也会做出公正姿态，声言“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党务公开，首先是用人问题要公开。……把人事安排当成党务工作的核心机密，这种做法弊端不少，也是 最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买官、卖官、跑官现象就是用人问题上暗箱操作的结果。”\[78\]但此类指责针对的只不过是地方政府中低阶官位的权力授受。目前中国 的媒体较多揭露县、市一级政府权力授受过程中的“跑官卖官”，偶而有一两位副省职官员牵涉其中，仿佛中央一级具有防范腐败的免疫力。 权力授受是一个国家遴选政治精英的淘汰过程，与官员队伍的素质及政治道德直接相关。当政治腐败全面渗透权力授受过程中，就表明 中国的政治已经烂到了根子上。“买官卖官”这一利益链条将各级官员结成了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的政治保护关系。这种政治保护有双重作用： 一是官员在任时互相保护，二是即将卸任者将受到自己提拔的继任者的保护，以保证自己在任时的腐败行迹不致曝光。这样的利益集团不可能认真履行政府的公共职能，贪污腐败以自肥就成了这个利益集团存在的目的。这种因“买官卖官”而结成的利益关系相互纠缠，使得所谓“清查贪腐”异常困难。因为每一个贪腐官员的败 露，将牵扯出利益链条上的无数利益相关者。为了自身利益，利益相关的上级官员也会尽力相保。许多腐败行迹败露者尽管只是小官小吏，比如村支书、乡长、乡党 委书记或者中小国企负责人之类，但无论检举者怎样不辞劳苦地上告，贪腐者照样能逍遥法外，因为检举者无法撼动那紧紧纠结的利益链条。这种通过“买卖官位” 获得权力的官员，从其履任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盘算如何将买官的费用与官位维持费用捞回来。这种情况下，以法律为主的国家规范能力几乎不可能对官员行为起任 何约束作用。所谓“学者型官员”、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的腐败就是证明国家规范能力高度弱质化的一个最好例证。黄在任时，“几乎主导了几年间最高法院所有 的司法解释，其著作也成为法律工作者的案头读本”，黄还推动建立全国法院联网的执行信息系统，以及强制执行单独立法。\[79\]黄松有这样一个主导司法解释的法律界重量级人物的落马，可视为对中国“依法治国”的最大嘲讽。 （四）乞灵于非正当手段的统治 随着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丧失，当局与民众之间的公开对立逐渐明朗化。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政府已经无法依靠正当的统治方式来维持统治集团的自利型需要，于是，当局为控制局势采取了大量非正当的社会管制手段并将其制度化。在各种制度化的非正当统治手段当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便是庞大特务网络的建立与告密制度的 广泛推行。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在大学里普遍设置的“信息员”制度\[80\]即为一例。多数被学生举报过的老师往往形格势禁，不愿意公布真相，但还是有一 些案例被当事人公开。\[81\]其次便是“网络评论员”(俗称“五毛党”）\[82\]制度的推广和全面实施。而公开化的“网络评论员”培训活动和“优秀网络评 论员”评选活动表明，当局似乎越来越不在乎其政治形象是否因使用这种制度化的网络特务控制而受到损害。虽然民间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贬低为“贴一个为党 辩护的帖子赚5毛钱的人”，但实际上被动员参与操控互联网舆论的“网络评论员”，并不只有这种边缘角色，一些具有高级学术职称的专家学者也担负着网上舆论 “引导”的“重要工作”。\[83\]当然，由于这种统治手法毕竟不属于政府的正当作为，所以参与其中的人鲜有公开亮相者。自知统治手段非正当化的政府，在做一些事情时往往采取偷偷摸摸的“地下方式”。仅以信息“灭绝”为例，一些本来在政府眼中是“正面”的官方资讯，因时势变迁而成为证明当局劣迹或笨拙的素 材，于是当局便立即采取措施，在全国范围内从互联网上删除相关新闻、链接甚至镜像。2005年4月29日新华网刊登过一条消息，称江苏省宿迁、南京、无 锡、苏州等地，以及江西、福建两省正在组建“地下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后来，因“五毛党”成了众目睽睽下的“丑类”，这则最早证明“五毛党”存在的官方信息已从网上消失。国务院特供食品中心主任祝咏兰的讲话本来是强调党对“老干部”饮食安全的关心，但在“三鹿毒奶粉事件”后成了党政高官享有特供食品、政府 放弃监管食品生产责任的证据，因此亦被从网站上删除。\[84\] 除了制度化的非正当统治手法之外，当局在对付民众反抗时还不惜采用卑鄙的黑社会手段，对待批评者与反抗者经常使用国家诬陷的手段入人以罪，而经常被用来诬陷的罪名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与“泄露国家机密罪”。 近年来的一系列社会反抗事件标识着社会已经分裂成两个水火难容的世界。仅以2008年发生的事件为例：5月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迫使地方当局无可奈何地承认，这是当地民众长期以来“仇官、仇富、仇警”的结果\[85\]；7月1日上海发生了杨佳杀警事件，结果是杀警者与被杀警察都 被民间舆论高度政治符号化：杨佳这位官方眼中的“暴徒”被民众通过网络塑造成了一个神话般的“抗暴英雄”，而被杀死的6位警察则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象征。 尽管当局投放了大量人力物力，仍然无法完全控制网络言论，任何官员的个人恶行一旦曝光，这位官员都会成为这一政治制度的符号遭到猛烈批评。深圳海事局局长 林嘉祥在公共场所猥亵幼女未遂事件\[86\]，在网路上引起了滔天的批评声浪，“闺女快跑，书记来了”与“你们是个屁”（林辱骂受害女孩家长的话）这些顺口溜表明林亦被政治符号化。 大约在“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之后，网上开始流传一首“你们与我们”的歌谣，其内容被网友反复加工修改，从中可以看出部分民众 日益鲜明的政治认知。这首诗歌将统治集团称为“你们”，它写道，“你们的办公楼奢甲一方，你们的公车横冲直撞，你们的老婆孩子多在西方，……你们的眼里百姓是待宰羔羊……”；其中的“我们”则代表着与“你们”利益完全对立的普通民众，“我们的供房必须象奴隶一样，……我们的冤屈已无处申张，我们的权利已被 你们遗忘，……我们的父母被无情的‘下岗’，我们的子女就业非常紧张……”。\[87\]这首歌词描绘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如霄壤之别的生活与权利状态，形象 地刻划了当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词表明民众已将社会不满转化成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 结论：未来中国堕入“失败国家”行列的可能性 本文分析已经表明，中国的现实离30年前宣示的三大改革目标――富民、政治进步、稳定型（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 构的距离日行日远，以“改革”名义推出的经济政策与公共政策最后使政府堕变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那么，这种“改革”将把中国引向何处？ 2004年，我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曾经指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个基本要素：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 态环境，这个底座坚实与否，从长期来看，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这是社会整合必不可少的文化亲和力，相对 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伦理是软性的，但也更具有张力，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规范作用；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衡量的具体指标是以就业 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88\]由于这四大整合要素只剩下政治整合力 量，即政府的强控制还在起作用，因此中国有堕入失败国家的可能。如今将近5年过去，中国离失败国家的距离是远了还是近了？ 根据现状，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离失败国家的距离较2004年更近。 以生存底线为例，前文已经说过，官方于2008年初承认的失业人口就已达2.5亿，日均1美元以下生活费的人口达3亿（二者应有 不少身份重合，即既是失业者又是贫困者）；国家的强控制能力这把“暴力之弓”早已崩得过紧，以至于公安部长表态“要慎用警力”；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使得中 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供给不可持续，成为中国经济的三大软肋之一。\[89\]胡锦涛在2008年11月29日的公开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人口资源环境约束 不断增强”，所谓“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也包含环境因素，因为所谓“传统竞争优势”就是由牺牲环境生态与透支劳动力生命福利而造就的廉价商品优势。但胡 将中国的稳定系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之上，却显得非常短视。因为中国深重的社会矛盾并非“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就能解决。 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必须从两个层面建构，一是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二是伦理道德，包含政府官员的政治伦理、各 职业群体的职业伦理以及民众的个人道德等。前者是强制性的他律，即制度约束（与“国家规范能力”同义）；后者属于自律机制，是道德约束。如果制度约束失 灵，道德伦理瓦解，便意味着社会的正常秩序难以维系。国家规范能力前面已经分析过，这里只分析社会的道德体系。 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从低往高至少包含几个层次：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商业信用，政府信用，法律制度信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国家信 用。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在这4个层次上都已崩解。2006年6月曝光的山西黑窑奴工向世界揭示了一幅非常可怕的社会切面：社会中上层的腐败与底层的贪婪交 互为用，一个地区的人们陷入集体“眼盲”状态，对眼皮底下的不公不义与血腥剥夺视而不见、安之若素。这种由于心灵被社会污垢裹住而变得麻木冷漠的“眼盲” \[90\]，是整个社会堕落至极的产物。 观察中国信用体系的崩解，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切入口是从厂商行为看中国的制度信用与道德伦理的崩溃；最好的例证是中国食品生产的 安全问题，因为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信用丧失、道德伦理败坏的现状。中国的食品生产，在农作物和畜禽生产过程中便大量投放各种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或药物，在 加工制作过程中又大量使用有害的添加剂，早已构成一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社会公害。可以说，在中国的食品生产加工链上，投放有害物质的参与者既是施害者，同时也因必需消费其它食品而成为受害者。那些将自已食用的农产品与卖给他人的农产品区别开来的农民们的行为，不只是丧失了生产者的职业伦理和信用， 也丧失了人的道德。面对这种社会广泛参与的制假造劣行为，政府不是想方设法规范监管食品的生产流程，而是采取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一方面将国家免检制度作为 官员们的寻租机会；另一方面为高级官员设立“食品特供基地”（如“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91\]），以保证高官们的食品安全，同时听任民众使 用有害食品，完全放弃了政府对食品生产的监管责任。 中国的有害食品最终通过出口输送到世界各国。出口商品的质量代表国家信用，因为一国的商品所承载的不仅只是该国的工艺制作水 平，还有其它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比如这个国家的商业信用、道德秩序，乃至这个国家的制度状态。2007年，中国制造的产品因质量与安全问题遭受各国质疑与抵制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加强新闻控制，不让饱受有毒食品之害的国内民众了解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将国际社会对中国食品与“中国制造”的指责硬说成是“海外反华势力制造中国产品安全威胁论”，意在“把中国产品妖魔化，达到在经济上严重影响我产品出口贸易，在政治上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92\] 但2008年9月曝光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给了“中国制造”致命的一击，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的罗盘指针”。但实际上食品安全问题远远超出了单纯的道德范畴，因为它虽然以厂商伦理畸变这株毒果树的形式存在，但此树植根于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恶化这一社会土壤之中，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那种病态的长期互动中萌芽生长。 中国的食品安全存在严重问题，说明了国家信用失灵、政府与国民之间的信用约束断裂、社会成员的道德伦理崩坏。从这可以看出社会 整体堕落的走向，对应着上层精英的流氓化，下层社会则是痞子化。精英流氓化的结果是国家机会主义盛行，贪污腐败被认为是“能力”的表现；平民痞子化的结果 是，将手伸进他人口袋的行为普遍化，为了满足物欲而不择手段，包括危害他人的生命。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中国政府不仅不能履行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公共品的职能，本身还成为制造社会矛盾的根源，政府官员的作为就是 中国社会的主要不安定因素。这种状态必然导致政府的正常管制能力严重下降，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国家机器高度依赖暴力和特务导致暴力普遍化 与合法化。这样一个政府其实无法解决几大根本性经济社会问题：农村经济的破产与农村社会再组织过程失败导致的社会碎片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过度迁徙而造成城市贫民猛增与城市贫民窟化；由天文数字般的失业人口构成的失业洪峰；环境灾难频发引起生态难民增多等,……。当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被中国当局“折腾” 到连生存都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能够停止“折腾”吗？可以说，中国的未来，既不由当局者“不折腾”的意志决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别革命”的知识精英决定。如 果当局抱持“不折腾”的政治固守之心态，那么中国最后必然陷入翻天覆地的“大折腾”。只是由于政府的刻意控制以及镇压力量的空前强大，中国目前成了一个无 法革命的社会，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近十余年的前景是“溃”而不“崩”：中国所面临的可能不是那种有浴火重生意义的“革命”，而是溃乱加沉沦。 中国离“失败国家”有多远？这里还有几个关键环节：经济衰退使得国家财政日趋枯竭，政府供养能力减弱，统治集团的底层不满增 加，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削弱。目前中国已经陷入的经济危机，将陆续引爆这些深藏于中国社会地底的“地雷”。30年前改革之初，恐怕谁也没想到，坚持“中国特 色”的改革之路会把这个国家引入如此困境。 【注释】 \[1\] 21世纪经济报道，“楼市股市拉大贫富差距，2007年基尼系数将达0.48”，引自“新华网”2007年11月15日（http: //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11/15/content\7079815.htm）。 \[2\] 《中国青年报》，“中国财富集中，150万家庭占全国70％财富”，引自“人力资源网”2006年10月18日（http://www.chinahrd.net/zhi\sk/jt\page.asp?articleid=112771）。 \[3\] “农村贫困人口存在较大低估”，《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26日。 \[4\] Albert Keidel，“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Financial Times, Nov. 13,2007 (http://us.ft.com/). \[5\]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第5章，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四部委联手，重拳打击中国资本恶性‘中转’外逃”，中国经济网，2005年02 月19日（http: //www.ce.cn/new\hgjj/guonei/zbjj/200502/19/t20050219\3111555.shtml）；王明高， “贪官资金外逃及惩治机制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5期,PP.42-52。 \[6\] 中国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三权分立是不可能普世的”，中新网，2008年11月17日(http: //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11-17/1451463.shtml)，原载《求是》杂志；胡锦涛，“绝 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摘自《胡锦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新华网（2008年12月18日）。 \[7\] 中新网2005年10月21日电，“房宁：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总结新理念，澄清误解”，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005582.htm)。 \[8\] 何清涟，“依法治国为何未能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剖析《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的反人权特质”，《当代中国研究》 \[美\]，2008年第1期（总100期）。 \[9\] “北京‘删减’世银中国污染报告”，BBC，2007年7月3日。 \[10\] 本节参考文献：《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年消费品市场和物价运行特点及2004年发展趋势分析”，中国商 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http://www.enorth.com.cn），2004年1月9日；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 ’”，《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何清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杂志2000年3月号；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 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邓国胜，“我国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文汇报》2004年2月25日。 \[11\] 谢九，“中产阶级的自救与他救”，“股市和楼市的救赎”，新浪网， 2008年1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c/2008-11-06/120816601254.shtml），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12\] “内地多个行业面临减薪裁员”，中金在线（http://news.cnfol.com/ 081002/ 101,1280,4838851,00.shtml）。 \[13\] “胡锦涛强调：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新华网，2008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29/content\10431026.htm。 \[14\] 何清涟，“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当代中国研究》 \[美\]，2008年第2期（总101期）。 \[15\] “美国宠物食品有毒成分确实来自中国”，BBC，2007年5月9日。 \[16\] “玩具商之死与‘中国制造’生存现实”，新华网广东频道，2007年8月28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gd.xinhuanet.com/newscenter/ztbd/2007 -08/28/content\11284857.htm）。 \[17\] 《南方日报》，“出口比重下降也是优化产业结构过程”，新浪网，2008年11月12日，（http: //news.sina.com.cn/c/2008-11-12/021214714319s.shtml）；大洋网-《信息时报》，“广东出口增幅比 全国低8.9%，外贸形势严峻”，搜狐，2008年11月17日（http: //gd.sohu.com/20081117/n260682169.shtml）。 \[18\] Richard McGregor ，“China Bad Loans May Reach Total of $900bl”，Financial Times，May 3 ，2006。 \[19\] “大型银行今年仍需切实防范流动性风险”，21CN财经综合，2008年2月29日(http://finance.21cn.com/bankandforex/2008/02/29/4409837.shtml)。来源：《上海证券报》。 \[20\] “重要关口的重要会议”，新浪网，2004年09月19日（http://news.sina.com.cn/c/2004-09-19/11273709290s.shtml），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1\] 谢岳，“社会抗争：国家性变迁的民间反应”，《当代中国研究》 \[美\]，2008年第2期（总101期）。 \[22\] 参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作者据该年鉴资料制作一表格，附于“‘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一文，见《当代中国研究》 \[美\]，2008第2期,P.10。 \[23\] 参见何清涟的“谁将中国农民逼上绝路？”，《Taiwan News 财经文化周刊》，2005年9月22日，总204期。 \[24\] 表格中的财政收入取中口径，即财政的预算内收入加上预算外收入，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 \[25\] “城市拆迁等五方面问题成信访工作重点”，中国新闻网，2007年3月28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7/03-28/902760.shtml）。 \[26\] 杨东平，“十字路口的中国环境保护”，《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中国网，2006年3月22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hjwj/1161880.htm）。 \[27\] 革继胜，“环保民生指数2006出炉，环境投诉去年增三成”，《北京娱乐信报》，2007年1月16日。 \[28\] 王爱军，“潘岳：修修补补解决不了环境问题，须完善法律”，《新京报》，2006年07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16/content\4840328.htm）。 \[29\] “国土资源部报告：中国10年耕地减少了1.2亿亩”，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06- 03/16/content\4308627.htm）；中新网2008年4月17日电，“2007年中国耕地减少61万亩，减至18.26亿亩”，中国 新闻网，2008年4月17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4- 17/1224131.shtml）。 \[30\] 陈苏，“中国获今年最严重违反住房权奖”，VOA，2005年11月29日；希望，“人权组织：中国为奥运强迫百万人搬迁”，自由亚洲电台，2007年12月6日。 \[31\] “审计署特派官员进驻北京国土局,清查土地出让金”,《北京商报》?2007年7月9日?；“土地出让金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年11月7日；“经济专家春城纵论房地产”，中国吉林网，2007年5月21日（http: //www.chinajilin.com.cn/content/200705/21/content\812054.htm）。 \[32\] “平新乔教授：县、市卖地财政收入顶多维持五六年”，《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8日。 \[33\] 赵飞飞、陈小莹，“地王褪色土地出让金萎缩：‘第二财政’十字路口”，南方网（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jx/200811030040.asp）。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1月3日。 \[34\] 陈小莹、赵飞飞，“地方公债制度图景”，《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1月1日（http: //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21cn/content/20081103/ArticelJ08003FM.htm）。 \[35\] “2005年度中国纳税五百强排行榜”，2006中国企业500强发布暨高层论坛（http://info.cec- ceda.org.cn/tjsj/pages/20060903\3613\3\.html）；“2006年度中国纳税500强排行榜（总排名）”，中 国网，2007年9月8日（www.china.com.cn）。 \[36\] 董伟，“国家环保总局：松花江全面‘休养生息’” ，《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11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7-05/11/content\1756111.htm。 \[37\] 2006十大环境污染事件，湖南环境保护网，2006年12月31日（http://www.hnep.com.cn/）。 \[38\] 许红恩，“国内PX新项目及扩容情况”，中华纺织网， 2004年9月16日（http://www.texindex.com.cn/Articles/2004-9-16/34392.html）； “PX需求将以 每年100万吨速度增长”，环球聚胺脂网，2008年5月5日（http: //china.puworld.com/html/200855/63029600.html）。 \[39\] 陈忠林，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第二届学术文化节学术讲座二：“恶法非法”（http://law.xmu.edu.cn/v.asp?t=xsbg&id=72）。 \[40\] 徐伟，“处长职务犯罪愈演愈烈，案值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人民网，2008年11月1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8317280.html）。 \[41\] “中国官方首次公布四川地震死亡人数，其中遇难学生逾1万9千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11月21日;“汶川大地震中倒塌的学校名单（及学生伤 亡情况一览）”，乐城儿童网，http://web.tonghuar.com/tansuo/ 2008/ 200805/ 41005.html；“建设部：已要求对震中中小学教学楼倒塌开展调查”，新华网，2008年5月16日，http: //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6/content\8185269.htm。 \[42\] “遇难学生家长再讨说法，现场记者遭驱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6月21日；齐之丰，“四川教师曝光豆腐渣学校竟被劳教”，VOA，2008年7月30日。 \[43\] “‘三鹿’如何摘取国家科技大奖”，《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9日（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08-01/09/content\2025586.htm）。 \[44\] 心语，“三千多名各界人士联名签署要求特赦杨佳公开信，函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自由亚洲电台，2008年11月3日；Juliet Ye，“杨佳速死唤起公众同 情”，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08年11月26日；天溢，“中国政府迅速处死杨佳 在欧洲各界引起震动”，自由亚洲电台，2008年11月27日， 作者注：至杨佳被处死之前，特赦杨佳签名已达4,599人。 \[45\] 孟建柱，“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求是》，2008年第21期。 \[46\] 李朝红等，“砸摩托仔者已被刑拘，深圳平息抬尸打砸交警队事件”，《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9日；李肃，“出租车罢运，中国媒体这次胆子大”， VOA，2008年11月15日。 \[47\] “甘肃陇南处置群体事件刑拘30名不法分子”，人民网，2008年11月21日，http://pic.people.com.cn/GB/1098/8381209.html。 \[48\] 李松涛，“民调显示八成人养老没依赖政府”，《中国青年报》2007年09月24 日 \[49\] “2007社会保险情况：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0,137万人”，中国网， china.com.cn，2008年6月12日。 \[50\] 郑晓波，“2007年我国养老金发放将超7,000亿”，《证券时报》，2008年4月6日。 \[51\] 李松涛，“民调显示八成人养老没依赖政府”，《中国青年报》2007年09月24日。 \[52\] Richard Jackson and Neil Howe,“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The Demographics and Economics of Retirement Policy in China”, Publisher: CSIS and Prudential Foundation,http://www.csis.org/index.php?option=com\csis\pubs&task=view&id=887= \[53\] 朱成碧，“中国养老金帐户巨亏超9,000亿元”，《证券时报》，2007年8月28日。 \[54\] 新华社2006年11月23日电，“国家审计署审出71亿违规社保基金，部分资金无法追回”（http://news.sina.com.cn/c/2006-11-24/115310588607s.shtml）。 \[55\]“2.5亿农民工养老保险应立法”，《南方周末》，2005年3月10日。 \[56\]“聚焦中国医疗改革”，新华网，2005年7月29日（http://news.tom.com/hot/ylgg/#zuixin） 。 \[57\]“社科院发布2007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国网，2006年12月25日（http://news.china.com/zh\cn/domestic/945/20061225/13834763\2.html）。 \[58\]“国务院研究机构对中国医改的评价与建议”，新浪网，2005年7月29日。 \[59\]“聚焦中国医疗改革”， 新华网（http://news.tom.com/hot/ylgg/#zuixin），2005年7月29日。 \[60\] 任慧文，“中国医疗卫生问题积重难返”，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WWW.SAChina.EDU.CN），2005年8月22日，来源：世纪中国。 \[61\]“药价狂翻64倍，阳光制度下的罪恶”，新华网，2005年11月15日；“‘看病 难看病贵’是制度病，官员学者开药方”，新华网，2005年12月14 日，来源： 人民网。 \[62\]“2008年大陆失业洪峰预警”，《凤凰周刊》2008年第19期，总第296期。 \[63\] “三年后国企职工失去工作将直接入失业保险范围”，《北京青年报》2004年1月8日。 \[64\]“中国‘新失业群体’浮出水面，带来社会新挑战 ”，《南方周末》，2005年1月6日。 \[65\]“实际失业人数到底多少 中国经历第3次就业高峰”，南方网（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606190072.htm），2006年6月19日，来源：《中国经济周刊》网络版。 \[66\]“2008年大陆失业洪峰预警”，《凤凰周刊》2008年第19期，总第296期。 \[67\]“新华社：高校‘就业率神话’竟如此打造”，人民网，2004年9月16日 （http:// www.people.com.cn/GB/shehui/8217/34282/34284/2789581.htm）;“中国教育的悲哀：高校就业率 十大造假方法”，教育论坛（http://club.tom.com/item\215\6146\0\1.html）；“今年被媒体曝光的高校就业率造 假行为”，新 华网，2006年7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6- 07/21/content\4862553.htm）；新华社2006年11月28日电，“高校就业率造假一票否决”（http: //www.sina.com.cn），2006年11月29日；“高校就业率造假，代表为大学生就业支出四大对策”，中国经济网，2007年03月15 日（http:// www.ce.cn/cysc/cysczh/200703/15/t20070315\10708062.shtml?）。 \[68\] 何清涟，“国家角色的嬗变：政府作为的非正当化趋势”，《当代中国研究》\[美\]，2006第3期,P.4-31。 \[69\] 赵晓，“盛世危言：一组组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上海证券报》2008年12月10日，http://news.163.com/08/1210/15/4SQH7HQ200012Q9L.html。 \[70\] 郭威，“1985年后历次公务员薪酬体系调整”，公务员考试信息网，2006年6月26日，www.gongwuyuan001.com/。 \[71\]“公务员工资改革调查：三大争议阻碍调薪”，公务员考试信息网， www.gongwuyuan001.com/；“国家发改委：多数县域仍以‘吃饭财政’为 主”，中国经济网，2008年4月3日，http://www.ce.cn/cysc/agriculture/gdxw/200804/03/t20080403\_15049393.shtml。 \[7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卫生部《关于对离休老干部和党内外知名人士、专家扩大医疗照顾的报告》、《中央、国家机关在京单位离休 老干部(2)》发布单位：中共中央办公厅；文号：厅\[秘\]发\[1982\]28 号,发布日期：1982年7月19日； 生效日期：1982年7月19日； 失效日期：http://law.lawtime.cn/d658348663442.html/pos=1。 \[73\] 周凯，“中国八成政府投入的医疗费是为各级党政干部服务”，人民网，2006年9月1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831144.html。 \[74\] 详细数据请参见何清涟，“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当代中国研究》\[美\]，2008年第1期，P53-81。 \[75\] 何清涟，“‘依法治国’为何未能促进中国人权的进步？”《当代中国研究》\[美\]，2008年第1期，P53-81。 \[76\] 田湘波，“中国立法体制现状”，《当代中国研究》\[美\]，2008年第3期，总102期，PP.70-88。 \[77\] 王明高，“披着民主外衣，买官卖官呈现四种新特征”，中国网，2006年9月19日（www.china.com.cn/authority/txt/2006-09/19）。王明高报告的价值在于其系统性及丰富的资料价值，而不在于其 提出的解决方法――让政府开设退赃的全国性公开帐号，鼓励贪腐者匿名退赃，退赃者不予追究。此举实则是让政府与贪官共同分赃。 \[78\] “把人事安排当成机密易产生腐败，须实行党务公开”，中国新闻网，2006年10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cn/other/news/2006/10- 27/811068.shtml）。 \[79\] 袁凌，“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下台内幕，分赃超4亿”，《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11月11日，第261期。 \[80\] 所谓的“信息员”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党政部门全面培养、运用、依靠学生特务的告密制度，于2005年建立。其内容大体如下：按照党政部门的指示和要求，各大 学从学生里选择一些非常听话且有金钱需要的学生，安排他们听各科老师（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科系）的课，然后向学校内不公开身份的与国家安全部门联系的干 部汇报老师的“不当”言论。信息员若“表现”好即可成为“入党培养对象”，而党员学生毕业时会有就业上的优势。例如，按规定，文化教育部门招聘时，应聘人 是否党员是很重要的录用标准。 \[81\] 例如，吉林省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林昭冤死的故事而被 学生告密，遭校方查处；最近，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因上课“批评中国文 化、批评政府”，被两位学生以“教师上课散布反革命言论”告到校方，而遭 校方约谈警告（见 杨师群的“我的学生告我是‘反革命’”，载杨师群博客（http://shiqun2007.blog.sohu.com/），2008年11月25日，几天后被删除。）。 \[82\] 网络评论员最早的称呼是“网络舆论引导员”，最早的官方记载见于2005年4月29日新华网一条消息，该消息称江苏省宿迁、南京、无锡、苏州等地，以及江 西、福建两省正在组建这种“地下的网络评论员队伍”；2005年5月19日《南方周末》登载“宿迁：引导网络舆论实践”，该文详细介绍了网络舆论引导员的 遴选过程。“五毛党”是网友根据其每上一帖得人民币五毛报酬而赠予网评员的称呼。对这一制度的起源与功能，我在《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第 11章中有详细介绍。 \[83\]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我院4位同志当选上海市网宣办‘2005年度优秀网络评 论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地社科界动态”（http://www.cass.net.cn/file/2006122184533.html），文 章出处：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12月21日。 \[84\] 参见注91、注92与注82。 \[85\] 马昌博、丁补之，“贵州官员瓮安‘大考’”，南方报业新闻，2008年7月17日（http: //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80717/ArticelB12002FM.htm）， 来源：《南方周末》。 \[86\] 新华社北京2008年11月3日电，“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被免职”，2008年11月03日（http://www.sina.com.cn）。 \[87\] “穷人也要民主”，人民日报强国论坛（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treeView=1&view=2&id=89491510）。 \[88\]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 \[美\]2004年第2期。 \[89\] 何清涟，“中国经济的软肋：三个不可持续”，原载BBC·点评中国，2008年11月20日。 \[90\] “眼盲”这个词出自电影“盲井”的导演李杨对“盲”之解析。他在“盲井”一片中揭示了由煤矿主与煤矿工人构成的边缘社会的黑暗之后，又将镜头对准了人口贩 卖，拍摄了“盲山”。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以“盲”为其电影起名时，他的回答是，“‘盲’就是‘亡目’，眼睛死掉了，不是瞎掉”，是指人对周围的黑暗漠然无 视。 \[91\] “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最先把祝咏兰讲话公诸于众的是山东科尔公司网站（http://www.krbio- cn.com），但现在这一网页被关闭了，不过在一则招聘启事里仍可见到“特供中心”的名称。网上还挂着另一篇“杜昱光教授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 式上的讲话”，其中提到出席当天授牌的主要领导中还有位“赵明顺书记”，此公应为“山东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赵明顺”。 \[92\] 国家质检局长李长江，“全面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坚决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形象”――在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7月17 日（http://cpzljds.aqsiq.gov.cn），在李长江辞职后已被从国家质检局网站上删除；但在“国家质检总局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产品 安全的质疑”中还可见到主要信息，见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2007年8月22日（http: //www.cacs.gov.cn/cacs/news/xiangguanshow.aspx?articleId=8704）。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美\]2008年第4期，总103期）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凌俐∶远牧师，徐牧师，周牧师，柴玲，谁在撒谎？
从去年11月感恩节前柴玲在她的女童之声网站公布给教会的第一封信，点出远志明强暴她，到现在第四封信，已经两个多月了，远志明先生到现在也没出来回应一个字。哪个人被指控强奸这麽严重的罪名而不出来抗议？只有一个原因，柴玲说的是事实，他没有办法了。尤其是他拒绝去做测谎，这不等于给出了答案吗？ 柴玲的公开信里说，远志明就这件事有自己的版本，但既然柴玲已经把这件事情公开了，为什麽远志明却不把自己的版本拿出来？我想他是不敢让更多的人看到他那个版本，因为只跟小范围的二、三个牧师讲一下，是可以撒谎的，可是如果公开出来，就会有很多人，很多那个时期了解远志明的人知道，这里说的不对，那里不是那麽回事。 虽然那期间熟悉远志明的男人里面，像苏晓康那种没正气的人可能是大多数，知道远志明干坏事也护著他，但总还有其他人知道吧，万润南先生不是站出来了吗？很让人敬佩的。如果不是有这麽一个像男人样的人站出来，我差点以为中国男人差不多都是远志明苏晓康那类的，还有一个好像跟柴玲有刻骨仇恨的加拿大的刘先生，他那些歪理都没法跟他辩了，刚看到三妹的文章，她也是被那种男人的不讲理气够呛。 看了远志明请去作证的徐志秋牧师的证词，觉得他并没有资格，因为他跟远志明有私人关系，远志明太太女儿还住过他家，他对母女俩人印像很好。这就有人情世故在里面。就算他是公正的吧，那下面这句话也有严重问题。 徐牧师说∶“我认为柴玲单方面公布自己的版本，对于远志明牧师并不公平”。 但是你们三个牧师，徐、周、还有刘彤，统统不回答柴玲认真写的你们见面所谈内容的备忘录，而且刘彤牧师回答柴玲指控远志明强暴一事说，再也不要跟我提这件事。远志明的神州传播协会也不管，说那是远信主以前、参与神州传播协会之前的事。如果远志明信主之前、当牧师之前杀过人你们也用这个理由不管吗？你们连给柴玲一个回音都没有，压根不拿柴玲当回事。你们要柴玲怎麽办？难道不是你们逼迫柴玲公开写出来的吗？柴玲做的太正确了！你们这都是些什麽牧师？什麽教会？柴玲还是那麽一个大名人呢！不可想像，如果柴玲是一个无名小卒的话，你们这些号称基督徒的人，还是牧师们，不得把她欺负到去自杀吗！耶稣不是要你们爱敌人吗？我听远志明传教赞美耶稣，即使对那些杀害他的人，他都宽恕，他都去爱。那作为比柴玲早20年追随耶稣的人，即使柴玲冤枉了你，还没杀你吧，可别说爱柴玲，你们明明是都在一起欺负柴玲！就你们这种行径，不知把多少慕道友赶走了。 徐牧师文中还说，远志明“坦诚披露过自己婚姻中曾经有过的张力，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勇敢悔改，改善婚姻关系，以至有今天这样美满的家庭。” 什麽叫“婚姻中曾经有过的张力”啊？在柴玲指控他强暴之前，远志明“坦诚披露”过自己的婚外情吗？我只听他讲过发脾气、砸东西。徐牧师可能听的多，请指教一下∶ 远志明的布道里，忏悔过他在巴黎对朱姓舞蹈演员的性侵犯吗？ 远志明的布道里，忏悔过他跟朋友的太太同居吗？ 远志明的布道里，忏悔过他曾跟一个女名人（柴玲）的“婚外性关系”吗？这里说婚外性关系，是因为远志明自己不承认是强暴。 远志明的布道里，忏悔过他不带太太，而想要带在北京时的女情人逃亡吗？这是最近在柴玲指控他强奸之后他才说的。 这是已经公布出来的。谁都知道，有一个被公布出来的，起码有几倍没有被公开的。 远志明跟周牧师说，他做过比强奸更坏的事，是什麽呢？三妹文章问，什麽比强奸更坏？是杀人放火？我看只有把情妇杀了才比强奸更严重吧。 徐牧师引用的这句圣经的话，“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太10:26）。他应该把这话去告诉给远志明。 那个周爱玲牧师感觉比徐牧师更差劲。她连这几个人的名字都不提，而是用拼音字头，什麽YZM，CL。连最基本的尊重人都不懂。上帝是这麽教她的吗？柴玲找这个女人去给她见证，是柴玲自己的错。听朋友说，周爱玲牧师是刘彤牧师按立的，要是这样的话，她怎麽可能得罪每个月都跟远志明一起吃饭的刘彤呢？ 看到周爱玲这句话，“但我们提醒YZM∶‘依照CL的个性，若不照著她说的去做，她不会擅罢甘休的！等到她在网上乱写，你的名声，神的名及教会都会大大受损的！” 我差不多要跟柴玲一样生气了。这个打著牧师旗号的人，只想远志明的名声，教会的名誉，就是不替受害人想一点点。 她凭什麽说柴玲乱写呢？远志明的版本怎麽就不是乱写呢？柴玲第四封信对这点的回答很清楚，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柴玲说∶“说这些话是对我个人的人格攻击！也相当误导人。请问，说我会在网上乱写，我的动机是什麽？只因别人‘不照我的意思做’，我就公开地到网上‘乱写’？不要忘记，我有丈夫、有孩子、有家人、有教会、有同工，有员工。如果我单单为了让别人照我的话去做就乱写，我难道不怕伤害我的家人吗？我丈夫、我家人、我教会的长老和同工，他们会允许我乱写吗？此外，在美国这个法治的国家，乱发表言论攻击别人是要担当法律责任的，难道我不怕被人控告毁谤吗？我会这麽无知吗？” 周爱玲牧师说“柴玲乱写”这句话是带有多麽大偏见的指控？这哪里像个应该做公正见证牧师在说话？简直是个没文化的街道委员会女主任。这一句话就证明了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公义心，根本就不是一个公正的见证人。 周爱玲还说柴玲拿不出证据说远志明在普林斯顿期间跟朋友的妻子同居。这件事不是远志明本人当著他们几个人的面都承认了吗？周还要柴玲拿出证据，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智商问题呀？ 柴玲认为被强暴，要远志明道歉，远不承认强奸，不为强奸道歉，还说没罪的替有罪的承担，这不仅不是道歉，而是倒打一耙！可是那个周爱玲还硬逼著他俩拥抱，这麽强人所难的戏也要让柴玲做，简直是可恨。柴玲就是太软弱了。她到了去年六月还那麽软弱，可想而知二十多年前当然不会对远志明狠下心来去告警察。 很多人指责柴玲为什麽二十多年前不报案，这样指责柴玲的人你们去网上查一查资料，熟人之间的强暴高达80%！而且，在全部的强暴案中，90%选择不报案！就看柴玲这次迫不得已公开这事，受到多大的攻击，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麽那些受害者不报案。柴玲都能受这麽大的攻击，无名小女人们，不被她的丈夫、男友给吞了，也得被周围熟人的唾沫给淹死。 但是，我也得说，柴玲找周爱玲这种人见证，是她自己眼瞎。还有那个什麽云牧师，他的品行、操守受到很多人非议，也有不少人说他是骗子。既然有这种说法，那至少要了解一下，找个没有争议的牧师去见证吧。所以，在他们四个人会面见证这件事上越描越糊涂，柴玲自己也有责任。现在远志明不出来说话，这里有几个矛盾，到底谁在说谎？ 徐、周的见证都符合柴玲自己的说法，只有一次性行为，是在柴玲住处。 但柴玲说，远志明那天的版本是，柴玲去了远志明的住处，事情是发生在远志明住所；而且远志明版本说，他们后来还继续有男女关系（也就是性关系），以表示他第一次不是强奸。正因为远志明是那样一个版本，让柴玲很愤怒，所以她的公开信强调，她根本连车都没有，也不会开车，也不知道远志明住哪里，怎麽可能去远志明家。问题是，远志明那天到底怎麽说的？他的版本到底是什麽？ 为什麽偏向远志明的徐牧师、周牧师也证明，远志明说，是发生在柴玲住处，柴玲穿睡衣开门，有意勾引远志明。 难道远志明版本的故事是柴玲编出来的吗？如果是她编的，为什麽要编？而且她为什麽还很愤怒、很愤怒地跟那个版本辩论？而且，柴玲如果撒谎，她怎麽敢把自己编的远志明版本给三位牧师，包括远志明本人，寄过去？她要撒谎，怎麽听到丈夫说可以测谎，很高兴有这种东西，而且马上去测，通过了，她没撒谎。 远志明都不敢去。这说明不仅是远志明有可能撒谎的问题，徐和周都可能有撒谎。所以他们三个人都需要去测谎。 远志明先生如果认为他不需要向教会、向大众有个交代，那我就不明白了，他以后怎麽再去布道呢？牧师其实和政治家一样，是必须面对大众的，你不仅有教会这个组织，有信徒需要相信你，还要用自己的样板让慕道友变成基督徒。柴玲不是就因为远志明的不管是强奸还是通奸就19年没有信教吗。现在被指控强奸这麽严重的问题都不回答一个字，怎麽再去传教呢？远志明这样的不面对，是对神的大不敬吧？ 还有，那个写过《河殇》赞美西方海洋文明的苏晓康，原来以为他会文明一些，可看他在巴黎得知远志明被控强暴朱姓女舞蹈演员时，开记者会都只是护著远志明，一丁一点都不替受害人著想，哪有什麽文明概念。那是二十多年前，也算可以原谅。但那麽多年过去后还跟柴玲暴跳如雷、摔电话，原来跟远志明一个样。 柴玲第四封信说，苏晓康很生气，说公众也在猜强奸犯是不是他。我看也是，明知道巴黎的事情，当年就一点都不帮那个受害的朱女士，甚至嘲讽人家老，今天就怒斥柴玲，摔人电话，还要到远志明那儿去告状。这都什麽人呵？至少是精神强奸犯吧。跟一个不是他老婆而是外人的女人摔电话，还是柴玲这麽大名鼎鼎的人，要柴玲是个无名小卒的小女人，他还不把人家吞了。还宣言什麽蓝色海洋文明呢，我看他的做法像个没文化的中国城黑社会的人。 柴玲第四封公开信结尾有一段苏晓康看过该信的补充，跟柴玲2014年7月13日的备忘录有差距。 柴玲的记录是∶ 苏晓康说∶当时（1989年）我跟远志明来到巴黎不久，我们都暂时住在难民营里。有一位妇女，她好像不是跟民运有关，也住在难民营里。她看我们是单身，很愿意帮助照顾我们。我跟远志明买了两条牛仔裤，有些长，远志明拿去找这位女士来帮我们裁短一点。我当时在外面跑有事。回到巴黎后听万润南说这位妇女告远志明强奸了她。老万说，我跟远志明很熟，我们是在一起搞连续剧的，说要我来处理。我就去了，好像是个记者招待会式的，一大堆记者都在那里等著我，都想问这个事情。我说，“这个女人比远志明大一把年纪，远志明怎麽会对她感兴趣哪？大家就“哄”地都笑了。然后就都散了，再什麽也没发生，就这麽，就这麽处理了。” 柴玲第四封信的结尾处∶ 柴玲追记∶上述这第四封信发给苏晓康之后，2015年1月31日， 收到苏晓康的电邮。苏晓康在电邮中说（部分节选）∶“当时我对记者们陈述的两点意见∶第一、某某说远志明性侵她，只是单方面指控，远本人目前外出，不在巴黎，我们无从核实；但如果警察局现在就出面侦查处理这件事，进入刑事调查，我们民阵立刻就会表态。第二、某某女士和远志明，两人都不是未成年人，而且那位女士比远年纪还大几岁，所以强奸的事实不容易认定。这时候，那些记者才‘哄’的笑起来。” 我读这段话，感觉不对头。如果苏晓康真是像他上面所说那样回答记者的话，记者们有“哄笑”的可能吗？有那种心情吗？在面对有人被指控强暴的时候，一个代表组织出面的人认真回答的话，谁可能哄笑？柴玲记录的那个版本的说法，还有点哄笑的可能。 所以我认为苏晓康现在这些话不是撒谎，也是狡辩。说远志明当时不在巴黎，不能核实，他永远都没回巴黎吗？万润南先生不是说他们都是住在同一个难民营的吗。远志明以后永远都没回难民营吗？回来后苏晓康核实了吗？处理了吗？如果当时处理了，后来可能就不会有柴玲的事。 谁都知道，男人跟女人发生性关系，除了生理欲望，还有战胜欲。对方要是名女人，他就更想占有她，哪怕她是丑八怪。更何况，柴玲一点都不丑，二十多年前更是挺可人的小女人样，否则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上百万的最看重相貌的中国男人们就凭她长相不佳，也不会拜倒在她脚下，让她当总指挥。 我看那些中国男人在骂柴玲，就替柴玲庆幸，幸亏她嫁了个西方男人。不然她不仅可能再次不幸，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远志明的恶行，因为她的中国丈夫打死也不会让她说出去。刚看到三妹的文章，说她的女友嫁法国男人的幸福。这种例子多了，周围嫁美国男人的女人，大多数比嫁中国男人的幸福。 所以中国男人们，你们先好好反省自己吧！还有，那些跟著野蛮的中国男人骂柴玲的愚蠢的中国女人们，你们也许只配被远志明这种男人践踏！ 2015年2月3日 2015-02-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杨斌和金正日合演闹剧
被北韩任命的新义州特首杨斌，还没正式走马上任，就被中国警方关押。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种戏剧化的外交例子。平壤和北京对此到底会怎样“交易”还有待观察，但各种迹象显示，即使杨斌不被“调查”，金正日想办一个北朝鲜的“深圳”的设想也几乎是无法操作的；它更像是这个喜欢拍电影的北韩独裁者编导的一出闹剧。这从以下几点就可以看出： 第一，深圳连接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香港。 中国在深圳成功地办了第一个经济特区，除了开放政策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和香港只有一桥之隔，而香港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条件：600万中国人；实行了百年以上的资本主义；全球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之一。据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2000年发表的“世界经济自由排行榜”，前四名是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美国。正是香港向深圳的大量投资、把它当作“来料加工”基地，才给了深圳特区的立足提供了支点。 但新义州对面是中国丹东市，丹东完全没有香港那些条件，两者的经济地位可谓天壤之别。当年邓小平决定建特区，如果不是选了深圳，而是内地的兰州、乌鲁木齐或丹东等，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即使北京给了特殊的经济政策，但没有像深圳和香港接壤那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很难吸引外资，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因此金正日想把新义州建成“深圳”，幻想成份大，可操作性低。 第二，深圳集中了全国的财力。 深圳建特区前仅是个几百人的小渔村，到处是泥塘。现在成为拥有600万人口、高楼大厦几可与纽约一比的现代化都市。但深圳最初的基本建设（水电、平整土地、建居民楼和办公大厦等）都是中国政府倾国家之力来投资的。当时中国主要省市都在深圳设了“办事处”，如同各省在深圳的“大使馆”，负责投资项目，拓展内地经贸，深圳成为中国连结世界经济的窗口。 但新义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北韩今天处於严重经济困境，不仅缺乏财力向特区投资，而且金正日的想法是从特区捞钱，想打“短平快”，根本没有长期的经济开放政策和设想。 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致力发展经济，融入全球化；并不是谁说办“特区”，资本家就向那里蜂拥的时代。例如非洲48个国家，42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并走市场经济，但西方资本家去投资的仍有限。北韩有什麽特殊的地方超过了非洲和其他亚洲国家？它的特殊性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个全球罕见的政治动物：神秘兮兮、神经兮兮的“世袭皇帝”金正日。他会吸引全球资本家吗？ 第三，深圳吸引了全国人才。 深圳能有今天，还在於它吸引了全国各省市的人才。深圳初办时，来自北京、上海的人最多，而这两个城市是中国教育水平、人才比例最高的都市。而深圳建特区之时，正值中国恢复高考後入学的前几届大学生刚刚毕业，他们中许多人以及很多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都想到深圳这个开放之地一博。而新义州能从整个北朝鲜集中人才吗？在火柴盒式的共产密封统治下，在极度贫穷的折磨之下，北韩是否真的有什麽人才都非常令人质疑。 第四，深圳的“特首”具管理经验和能力。 深圳的开创者中有一批具实干精神、开放意识的管理者。像首任市长梁湘（六四後遭李鹏整肃忧郁而死）等，在调入深圳之前都在政府机构长期磨练过，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行政能力；而杨斌既没有在任何大小城市管理的经验，也不是在大公司逐级升迁获得今天的职务，而且还不是朝鲜人，拥有荷兰的护照。如果新义州特区出现问题，杨斌随时都可以溜之大吉。而中国的梁湘们，不仅没有外国护照，还作为党和政府的官员，出了事情必须承担责任。 第五，邓小平和金正日理念、气质都不同。 深圳特区初办不久，就有人告状到北京，说深圳除了挂五星红旗，其他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了。1984年邓小平去深圳视察，但没给一句评语就离开，去了广州，其气势比清朝皇帝乾隆下江南还威严，以至大小官员谁也不敢问邓小平到底怎麽个想法；他们当然十分紧张，因为邓小平的印象和结论不仅决定著他们的仕途，更决定著特区的命运。机智的副市长邹尔康想出一个办法，派人去广州请邓小平给特区题词，因为从题词中就可以揣测“邓大人”的想法。可想而知，邓小平在宣纸前挥毫运笔之际，梁湘、邹尔康们的紧张。邓小平题词之後，深圳市委大院等都放鞭炮祝贺，因为他写的是“深圳的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办特区的想法是正确的。”题词被制成巨匾，挂在市委大楼正厅，被称为“镇妖匾”，邓力群等左将们不敢再妖魔化深圳了。 邓小平办经济特区，是他重视经济的理念和务实的个人气质的结果。六十年代初他就和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倾向私有化。他的“白猫黑猫论”也表现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毛泽东却动不动就“奇”想连篇，夜不能寐，让全国的所有政治经济政策都随他的诗人浪漫情怀而上天入地。金正日的气质明显更像毛泽东，浪漫奇想有余，务实扎实根本没有。金正日身上也有毛式文人细胞，他不写诗，但喜欢拍电影。据西方媒体报道，他还喜欢看美国的NBA，但他可能是最奇特的球迷，因为他不是著迷乔丹、奥尼尔的高超球技，而是著迷场上啦啦队美国女孩子那种热情奔放、活力四射的劲头儿（北韩人的活力，都被他自己的残酷统治给窒息了）。仅从金正日找杨斌这种咋咋呼呼的暴发户做“特首”，又不和中国方面事先沟通的做法，就可看出金正日公子哥式的任性和随意。他的办新义州特区的设想，以及任命杨斌为特首之举等，都更像在拍电影，“虚构”场景。 但为什麽金正日要编导这样一出“闹剧”？《华尔街日报》最近在题为“（北韩）政权垂死的阵痛”的社论中说，因为金正日已走投无路，只要能弄到钱，缓解北韩的困境，苟延他的政权，他什麽都会尝试。最近汉城媒体揭露出，当年南韩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的所谓“破冰之旅”就是通过贿赂金正日“买”来的。当时金大中把四亿美元的政府资金通过一家亲北韩的公司转给了金正日。在金大中动身访平壤前，北韩曾宣布推迟24小时，世界媒体曾惊讶和推测，北韩可能变挂；现在才清楚，北韩推迟的原因，是由於那笔四亿美元还没转到金正日手上，因金大中政府为掩人耳目，通过私人公司多次转账，这笔款在路上走的时间比预计的长了。金正日收到这笔款後才同意金大中来访。於是南韩政府用四亿美元给金大中买来了所谓“外交突破”和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桂冠，100万美元的个人奖金，而南韩人民几乎什麽也没有得到。 现在金正日又开始和日本政府玩这一手了，不仅邀请小泉首相访问平壤，还公开承认北韩当年绑架日本国民。而小泉也像金大中一样，宣布是“外交突破”， 但事实是，金正日又得一笔赚钱的买卖，这次东京不是秘密贿赂，而是公开承诺要给北韩100亿美元的贷款。 那麽杨斌到底是怎麽回事？据媒体报道，他在被中国警方关押之前曾透露，他给了金正日二千万美元。但他到底总共给了多少钱，外人还暂不得知；目前人们可以看到的是，金正日导演的这出闹剧，失去了杨斌这个“主角”，连“闹”的戏剧性都没有了，变成了独裁者的一出尴尬的哑剧。 2002-10-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谁在搞垮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连续暴跌，虽偶有反弹，但引起的市场恐慌会一直持续。对为什麽暴跌，股票专家、经济学者给出很多技术性理由，但不管论述得多麽复杂，最根本原因明摆著∶是这之前一年不合理的暴涨，随后必然会有“修正”，也就是要“跌跌不休”地讲述你那个暴涨的不应该。 以沪指（上海股市）为例，过去几年都在1800到2100点之间浮动，一直没走出所谓的“箱型整理区”。直到去年（2014）7月，才冲破2100点，然后一发不可收，到年底冲破3000点。以中国股市多年的疲软情况，有了转机，冲到3000点是可以理解的，与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太离谱。但离谱的是，从今年（2015）开始，中国股市继续发烧，竟一气冲到5178点（截至6月中旬）。这就太离谱了。因为12个月内股票增幅150%，这跟中国的经济状况完全不符，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和企业效益等，根本没有一年之内增幅一倍半的成就。所以中国股市的气壮山河，实质只是“气”，背后没有实在的经济山河在支撑。气球是吹起来的，一有机会，或时机一到，就会漏气，现在的跌跌不休，就是嘶嘶漏气的声音┅┅ 为什麽中国股市曾不合理暴涨？这就要跟中国政府算账了。中国股市多年处于熊市，习近平政府试图改变，认为股市上升可增加社会稳定，活跃股市成为政府“维稳”政策的一部分。所以有评论者把中国股市称为“政治市”。 政府为刺激股市，要推出多种“利好”政策。那些消息灵通者（有内线的权贵们），当然敏锐地感到，或直接得知“党中央”垂直内线，于是大量购进股票（那是在中国股市2100点的时候），所以中国股市应声奋起，政府像个斗牛士，拿著“利好”的红布，那个“股牛”就左奔右冲，疯狂起来。旁边还有雄健有力的《斗牛士》乐曲——人民日报的报喜，环球时报的唱贺，官方分析家们的推波助澜，于是，中国股市就人为地疯成“牛市”，牛气冲天，一发不可收，直到5178点。 在气球要吹爆，嘶嘶漏气之际，政府再用干预市场的戏法，抛出更多利好，甚至找了20多家国营股市基金联合发声明，誓言入市购股，拉抬牛市。但这些措施，可能短期奏效，但长期效果令人质疑，因为全世界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由政府直接进入股市（被称为“国家队”），这样的直接干预，效果可能更糟。 有人强调，美国经济不好时，政府也曾“救市”，像奥巴马总统就曾这样做过，为什麽中国不能？但美国的救市，是救企业，不是救股市，更不是直接拿出资金投入股票市场，这里的性质完全不同。即使这样，奥巴马拿国家资金救私人企业（三大汽车公司等）以及国家资金成分很大的两房公司等的政策广被批评，效果也不好。政府不直接干预，让美国经济触底自然反弹，今天美国的经济会更好。像三大汽车公司，如果奥巴马政府当时不拿钱救，让它们破产，其资金就会重组，管理层更会改变，跟庞大的左翼汽车工会的那种不合理协议等，就可以取消（工会利用罢工等，把工人的福利提高到损害汽车公司经济底座的程度）。 像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如果不是当时的左翼总统罗斯福推行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新政”，让经济自然触底，让市场自行周转，美国经济就绝不可能延续长达十多年的萧条，早就会健康反弹。结果罗斯福政府全面介入经济，他当总统两届八年后，美国的失业率比原来还高（1931年是15.9%，1939年是17.2%），因为罗斯福把1929年只有24%的最高税率，大幅增至79%（增加55个百分点！）。高税收、高福利、高赤字，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罪魁。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有许多专家学者指出，罗斯福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是导致美国经济长期走不出萧条的主因。 那麽难道让企业破产吗？对。但公司破产并不见得就是关门倒闭，多数情况下都是公司重组而已。像美国联合航空（United）、达美航空（Delta）等，破产重组后，经济效益和能量都提高了。而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如果让它们当时按经济规律而申请破产，那麽公司拥有人和管理层就会换掉，原来公司跟工会签的协议等，就可取消，包括债务等都可以重组。这样根本性变化才有利于这些公司的重生，简言之，就是公司或股市的运作，应由经济规律（哈耶克们强调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而绝不是靠政府干预，更不应像中国政府这样以倾国之力来硬性救股市。 中国政府大手笔救股市失灵，就会尝试“希腊妙方”，把自己内部的失误和责任推到外部。官方网站已出现什麽境外敌对势力、外资公司炒作套空中国股市等“阴谋论”。又是“阶级敌人破坏”。这种手法，是一切愚弄本国人民、只顾自己权力的政权的常规做法，只不过实在不新鲜，不知还能糊弄几个人。 简单的事实明摆著∶这次中国股市三周蒸发21万亿人民币，相当3.2万亿美元。西方的任何基金公司，都没有财力炒作这麽大的数字。3.2万亿美元多大？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才是10万亿美元，中国股市三个星期蒸发的资金，相当中国GDP的三分之一。这样大的数额不要说外国任何基金公司都没有能力筹集，连中国政府的救市，也无法承担，中国全部外汇存底是3.843万亿（截至2014年底），你全部拿出来，才够中国股市三个星期蒸发的。 而且从中国股市近年历史来看，政府的救市拉抬股票，效果都不佳。上次中国股市牛气冲天的2007年，一气冲到6124点。但随后暴跌到1600点。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根本没有奏效。 后来股市反弹，从1600点升到3400点，翻了一番。然后又再次暴跌，政府再次救市，也没有根本效果，最后中国股市（沪指）跌到1800点，然后就是在2000点左右徘徊，直到去年7月，政府推出利好措施而开始一路不正常地疯狂往上冲。 从之前这两次中国股市“过山车”的动荡来预测，这次中国政府全力救股市，最后也难救成。所以中国股市虽可以有大幅反弹，但更可能下跌。 中国过去8年这三次股市的强烈动荡，背后的黑手都是中国政府，是官方人为制造股市增长，导致非正常暴涨，随后必然会产生大幅修理而造成的。这个过程中，得益的是有“内线”的中国权贵们，苦的是两眼一抹黑，跟著追风潮的普通股民。 除了政府干预，中国股市的另一大问题，是全民炒股的不健康心理。据报道中国有一亿多人在炒股，牵扯三、四亿人；去掉老人孩子，中国等于每四、五个人就有一个炒股。而美国股市是投资，美国有51%的家庭有资金放在股市，但他们不是炒股，是投资。投资看的是企业的经济前景，而不是政府的脸色（救股市的资金手笔）。中国这个“炒”字很传神，显示中国股市已成了赌场，变成押宝，炒作，甚至赌博。 西方分析家也看明白这一点，所以把中国股市称为“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赌博有两大特点，一是无法预测；二是赢少输多；甚至有“一赢二平七输”的说法，也就是10%赢，20%打平，70%是输。绝大多数人输掉赌金，赌场才能办下去。而股市如果变成赌场，那就不仅太吓人，简直是灾难。 但中国股市就已变成了一种特殊赌场，少数有内线交易的权贵势力在稳赢、在暴富，股市成了他们“恶性圈钱投机的场所”，一些小股民运气好可能打平或小赚，而大多数普通股民是输，钱被套进、套牢，甚至输光。 其实中国的股市连西方的赌场都不如。像著名的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当地政府有严格的审批和管理机构（赌场业管理委员会），任何赌场老板如果舞弊，就会被从赌博业开除，永不可再进来。赌场内部人员舞弊，也会遭重罚。而中国是官商勾结的天堂，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政党轮替，没有真正市场经济，所以根本没有透明化，更谈不上有效监督，结果可想而知，中国股市是每天都在内线交易，如同赌场老板在老虎机上动了手脚，肥了权贵们，坐F一般股民。归根结底，中共政府才是中国股市动荡的黑手。 中国股市的暴跌，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远比不上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大。它会使股民对政府更不信任，对救市更缺乏信赖，对少数机构和权贵利用股市圈钱更加不满，由此产生抱怨，甚至愤怒情绪。这跟中国政府希望官方进场拉抬股市来“维稳”会背道而驰——越维越不稳。 2015年7月10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07-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2020 年中国经济重审
程晓农 2019年中国经济结束繁荣由盛转衰，亏损、降薪与裁员这经济“寒冬”三部曲正在上演。说“2019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似乎颇有道理，因为集权体制下的地方经济发展竞争很容易走成“死棋”。今后出口、投资、消费均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无偿捞取外国知识产权的路径受阻，重造经济繁荣几成空谈。 一、经济下行与经济“寒冬” 2019年是中国经济形势出现重要转变的一年，对此，官方的正式用语是经济“下行”，国内民间用语是经济“寒冬”。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去年12月2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北京观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中共如何迎接2020年大考》，其中一节的小标题是，“从民间到庙堂，无法忽视的凛冽寒意”。3天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发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文件，要求将“稳就业”作为重中之重，防范中国爆发“规模性失业潮”。所谓“规模性失业潮”，其实就是指大规模失业的广泛发生。这样的表述和政策指向说明，中国的经济形势确实前所未有地非常严峻；也可以说，经济开始衰退。 经济“下行”也好，经济“寒冬”也罢，下一步将会如何，才是2020年里最引入关注的问题：“下行”会不会停止，“寒冬”会不会回春？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是踩着刹车下坡的重型卡车”。这个比喻比“下行”或“寒冬”这样的用语含义更清晰，但仍然没有回答大家真正想知道的答案，“这下坡路有多长”？换句话来问，经济这“重型卡车”的前方，到底是一段丘陵上的起伏道路，还是深谷？然而，官媒不愿实话实说，国内学者专家不便实话实说，因此，从中国的媒体上就得不到明确的答案。 二、亏损、降薪与裁员：经济“寒冬”三部曲 经济“寒冬”之下，首当其冲的是民营企业。面对经济状况恶化，民营企业与国企的表现不同，因为许多国企往往具有行业垄断性，不一定直接收到冲击或者受冲击幅度相对较小，加上财务上比较容易受到银行的照应，政府部门也对他们多少有些照顾，所以其利润下滑不一定直接导致立即裁员。而民营企业多半处于高度竞争型生存环境，稍有风吹草动，或订单减少，或利润萎缩，或债务沉重，立刻就会陷入困境。当今中国经济，民营企业关乎大半壁“江山”。去年3月人代会期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记者会上，提到了民营经济的“5678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民营经济的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这5个百分比充分说明了民营经济的举足轻重地位，而这些企业的生死存亡大趋势代表着整体经济的兴衰。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看，经济衰退大环境下，企业最初的症状通常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步表现为企业亏损，减少招聘；第二步是减少加班、奖金甚至薪资，职工收入下降；第三步是企业开始裁员，使得全国失业率逐步上升。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1到10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9%。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汇总了盈利和亏损企业的数字既包括国企，也包含民营企业，在整体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各自“冷暖”不同；相当多民营企业的亏损被尚能盈利的国企所掩盖，而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利润降幅被内地能源、采矿行业的利润水平冲抵。如果看各省市的情况，可能更醒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至8月工业企业利润下降1.7%，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企业利润2位数下降，如北京下降14.4%、河北下降11.2%，山东下降13%，而作为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上海则下降19.6%。 第二步症状的表现，可从《日本经济新闻》去年9月18日至28日在上海市及江苏省无锡、苏州、吴江、南京、昆山等6个城市调查的结果看出来。该调查发现，经济减速导致企业加班和节假日上班减少，超过八成企业员工到手月薪与去年持平，四成企业减少招聘。而从全国范围看，职工薪资下降已经相当明显。我分析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和今年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发现今年第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是3,532元，比上半年平均每月少25元；这种收入下降现象是个人所得税人均每月减征130元情况下发生的，因为去年10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线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财政把总共3,200亿元的个人所得税留在了职工手里。然而，虽然因减征个人所得税而人均每月增加130元收入，但薪资下降吞掉了个人所得税减少带来的收入增加效应。 目前从各方面数据来看，经济“寒冬”的第一、第二步症状已经出现；而李克强要求防范全国爆发“规模性失业潮”，指的就是第三步情况的发生。 三、中国经济大趋势？ 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大趋势究竟如何？大体上，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逻辑上有两种判断。第一种是认为，经济处于周期中，有起伏很正常，但繁荣的势头不会终止；第二种认为，经济已经走过了拐点，由盛转衰，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所说的中国经济这辆“下坡的重型卡车”，可能会一直处于“下坡”状态。 第一种观点可以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作代表。该报告认为，2013年到2018年中国在全球增长中占28%，该比例是美国的2倍多；据此预计，接下来的5年间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将维持在类似水准。这种观点似乎是一种“惯性”预测，即用过去的实绩推算未来轨迹，应该算是最简单的思维。这种方法可用一个类似的比喻来表达：某运动员20岁时百米跑10秒，由此推测，他这一生都永远保持这个速度。很显然，这种简单的思维逻辑忽视了对经济成长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分析；也就是说，缺乏对过去经济增长成因的考校，因此忘记了客观条件可能发生变化，过去的记录并非未来经济成长的支撑条件。 国内不少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可能未必会轻易地相信上述第一种观点的判断。电子商务网站“美团”的创始人王兴2018年底曾在自己的饭否主页上发表了一段话：“听到一个段子：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在上引文章中对王兴一年前的那句话作了如下评论：“如今这段话从中国投资界扩散到整个网络舆论场，至今仍然动辄以开头语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经济分析文章中”。王兴的这段话，真的就只当个段子来听吗？ 四、一个机遇，一个产业，造就20年经济景气 中国经济典型的繁荣期大致从2001年开始，到刚刚过去的2019年结束，先后20年；而这20年的繁荣成因可以简化为两个词，“一个机遇”，“一个产业”。所谓的“一个机遇”，是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入世后中国打开了美国市场的大门，政府一方面加快吸引外资，一方面出台出口退税等政策，推动了中国的出口十年里每年平均增长25%以上，实现了三年翻一番的出口狂奔，从而带动了经济成长。我把这十年的经济繁荣称为“出口景气”。所谓的“一个产业”即房地产，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减少，政府为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房地产开发，于是产生了又一个十年的经济繁荣，我把这十年称为“土木工程景气”。 然而，这两个景气都难以持久，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克星。“出口景气”的克星是国际市场不可能无穷大。因为两个原因，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不能指望“出口景气”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支柱。其一，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六分之一，如果出口每三年翻一番，最后将把大部分国家的制造业挤垮；其二，国际贸易必须互利才能维持久远，若中国一国赚尽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别的国家只能负债进口，待到债台高筑时就会幡然警醒，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因此“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美中经贸谈判则让中国拼命赚美国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土木工程景气”的克星是房地产开发不能无穷多。把经济繁荣主要建立在房地产这单一行业上，最终中国的房地产业必定供大于求。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调研员王立元去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从2011年到2018年住房年均供求分别为14亿和10亿平方米，供大于求；待售住房要6年才能售完；城镇住房空置率已高达10%，房地产市场进入危险区，空置房约3,400万套、22亿平方米。由于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导致房地产泡沫诱发金融危机，政府最终只能设法阻止这个泡沫的进一步膨胀，“土木工程景气”遂告终结，它创造的繁荣也随之消失。 可以说，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今后繁荣消逝的缘由，有彼必有此，经济繁荣与经济衰退同因异果。中国经济出现超常繁荣，是因为这两个景气；而失去繁荣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两个景气无法延续，盲目扩大出口走到了头，房地产泡沫也走到了头。 五、重造繁荣？没有腿的板凳 繁荣褪去出于上述结构性原因，所以不可能靠改革来解决问题；再怎么改革，出口都无法像十几年前那样狂奔，房地产泡沫也始终是巨大的威胁。 从理论上讲，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一辆“三驾马车”，拉动这辆马车的三匹马是出口、投资、消费。但是，“出口景气”把中国的出口这匹马跑残了，“房地产景气”则把投资这匹马也跑残了。换个比喻，出口、投资、消费是支撑经济发展这个“板凳”的三条腿，少了两条，就成了只能靠消费来支撑的独腿“板凳”。政府宣称，中国的十几亿人口消费潜力巨大，足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过高的房价通过高额房贷掏空了消费者的荷包，民众的消费潜力自然会萎缩。 中国银行研究院去年9月25日发布的《中国经济金融展望报告》称，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消费不振是经济最大的拖累；2015年之后居民的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从89%上升至120%。而中国《金融时报》去年4月15日报道，“2017年城乡调查口径可支配收入下中国居民部门的偿债比率已经超过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最近腾讯网则披露，全民的私人平均负债已高达18万左右，负债绝大部分都是房地产贷款。看来，指望消费起飞来重造经济繁荣，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经济发展就成了没有腿的“板凳”，难以自立。 那么，产业升级会重造经济繁荣吗？产业升级靠的是技术的自主研发，中国长期以来却靠侵犯美国等国家的知识产权获取技术和出口收益，包括冒用外国品牌、剽窃外企产品的设计装潢、强制外企转让技术、盗窃外国技术机密等等。如果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闭关锁国，捞到了外国技术只用在国内，外国政府可能没什么办法；但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想用捞来的技术去美国等国家赚大钱，就难免被惩罚。美中经贸谈判最近几天将就第一阶段的协议签字，随即进入第二阶段的协商，而第二阶段协商的重心就是阻止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 更何况，自从美中经贸谈判开始以来，美国虽然只施加了有限关税，但这些措施给跨国公司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美中贸易进入风险期了。这些公司感受到了一系列风险因素，诸如关税/成本风险、两国对抗风险、单一供应源风险、知识产权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网路安全风险等，这些风险它们都难以承受。因此，靠中国制造来出口美国市场的各国企业不得不未雨绸缪，回避风险，抓紧调整生产链，转移订单，于是经济全球化稳定了20年的中国布局开始改变。跨国公司现在正在学会分散生产和摆脱“中国依赖”，美、欧、日、台的在华企业只要不是在中国就地销售，多半都在撤离或准备转移中，连一些中国企业为了保住对美出口，也转移到其他国家。这就阻断了中国今后通过模仿外企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道路。 中国政府经常夸赞自己的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在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地按统一号令在经济发展上“办大事”，很容易就造成各级地方政府层层模仿、互相攀比、一味狂奔，使得各地经济发展的路径趋同化，最后在宏观上产生全国各地都按单一方向盲目发展的后果，“出口景气”、“土木工程景气”和“侵犯知识产权组织化”就是三个重大教训。从2020年开始，繁荣被衰退替代，同时也意味着过紧日子的时代到来了。 原载澳广SBS,2020年1月16日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review-of-china-s-economy-in-2020
何清涟2025-11-06 06:52👍 0💬 0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青年失业潮
何清涟 如果要开一个世界青年大会，让他们谈目前的困惑，一定会令人沮丧地发现，无论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青年，还是来自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无论他们信奉什么宗教或意识形态，现在都被失业问题所困扰。前年，《经济学人》根据几组数据测算，全球在 15-24 岁的年轻人中，大约有3亿没有工作也没在上学，约占同龄人口的4分之1。 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GDP总量超10万亿的两个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强国，一个是新兴经济体的No.1，但在全球化时代，两国青年的失业困境却极其相似。 中国GDP总量居第二，青年就业却艰难 中国青年一代中的精英，不少聚集在北上广等大城市。这些年有不少反映他们生存状态的报告文学、电影问世，“蚁族”成为他们很不喜欢的标签。并非他们乐意留在这些城市挣扎求存，而是在中国的数百座城市中，几乎只有一线大城市才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二线城市的人就需要拼爹、拼家族关系了。三线城市与小城镇的生活状态，只能用“无所事事”与“绝望”两个词来形容。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里那对重庆沙坪坝与湖北宜昌的白描，就是当代中小城镇青年的生活状态。于建嵘贴切地将中国那些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依然失业的青年称为“底层知识青年”。 在机会最多的北京工作与奋斗，几乎是中国青年一代的最高理想。今年9月共青团北京市委编著出版《中国式奋斗》一书，描绘了北京青年一代的生活状态。这本书的出版源于2013年10月北京团市委启动的“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该调查历时1年半，共回收了10.8万份问卷，调查了22类青年群体，对6千多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根据此次调查问卷的结果，北京青年分成了5个区别明显的圈层。出生于北京的“原住型”户籍青年（占比31.5%）， “迁入型”户籍青年（占比14.5%，有好的教育背景，在体制内单位工作）。 “门槛型”流动青年，多为在京居住8年以上，收入水平在整体青年平均收入水平线以上的青年群体，占比约7.1%，其中相当部分供职于新闻出版、媒体娱乐、非公科技企业、创业型企业等体制转轨型单位或其自身是自由职业者。 “普通型”流动青年为收入水平在平均线以下的青年，占比33.3%。“流动人口二代”，出生在北京或小时跟随父母到北京，占比6.9%，是“已经北京化”，但又无法成为“完整北京人”的群体。 从全国各地进入北上广的青年当中，只有少数精英能进入体制内工作，大多数人只能在京漂流，其中少部分能力极强的精英青年，能在新闻出版、媒体娱乐、非公科技企业、创业型企业中谋职并获得较好待遇。但这类职位只有北上广才能提供，尤其是兼具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因其资源集中，最具优势。离开北上广这些机会之地，他们将无用武之地。更多的青年只能苦苦挣扎于北上广社会的底层，在“蚁族”中淹留。这些人有段时期曾因生活艰难而逃离北上广，但最终因家乡所在的二三线城市没有机会，又回流大城市，继续漂流。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首都与大城市，几乎都是该国青年的寻梦之地，只是这梦越来越现实，最后仅与就业有关。中国的海归学成回国，不少人也只能低薪就业，几乎就是当代中国青年陷入无梦时代的缩影。 美国青年为何也喜欢大城市？ 《中国式奋斗》的编辑也许以为上述辛苦奋斗仅仅只发生在中国，也不屑于将中国青年的处境与印度、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的青年相比。他们大概也知道欧盟国家青年失业率高（2016年4月欧元区19国青年失业率为21.1%），但有失业救济，不像中国青年一样得成为啃老族。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美国青年尤其是80后、90后的处境也不太好，现在也“喜欢”留在大城市。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华尔街日报》的统计，从2004-2007年，每年差不多会有50000个年纪在25-34的年轻人搬离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2008年经济大萧条的到来，减缓了这一趋势。从2010年到2013年期间，只有约2.3万人离开了纽约，约1.2万人离开了洛杉矶，离开大城市的青年人比例下降了80%，芝加哥也同比下降60%。现在，美国每7个年轻人中就有1个人在这三个大城市生活。 布鲁金斯学会的人口统计学家William Frey认为，这些年轻人是被困在大城市里了。被困的因素错综复杂，但主要是经济压力：据统计，自2000开始，年龄在18到34岁左右的在美工作的人收入下降了近10%。与别处相比，大城市工作机会相对多一些，薪资高点的工作也会多一些。很多年轻人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来到这些生活成本高昂的大城市工作，一直在努力挣扎求存，希望找到生活支点。他们无法离开，是因为别处没有相应的工作机会。 其他统计资料也佐证了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的结论。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金融时报》发表《美国梦已成神话》，认为美国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年轻人依赖父母收入的程度超过任何发达工业国家。美国不再是人们心中的“机会之地”。美国劳工部统计，1955年至今美国青年失业率平均水平为12.32%，金融危机发生后，2010年4月最高达到19.5%，2015年4月已降至11.6%，比最高点时下降7.9个百分点。 来自中低阶层的年青人的社会上升途径也在慢慢变窄。《纽约时报》今年7月5日曾发表一篇《为什么说实习机会的不平等，令社会付出代价》，特别提到当一些学生为了支付账单而在餐饮业打暑期工的时候，另外一些学生却可以接受高知名度的机构提供的无薪工作，为自己铺就一条回报更为可观的职业道路。后一类青年多是借助父母亲的社会关系获得这种实习机会。作者说，“人脉因素——父母等人在帮助年轻人获得实习机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让所处成长环境中位高权重者偏少的那些学生处于劣势。” 青年失业现象严重成为社会动荡因素 各国因制度不同，青年人对造成自身处境的社会原因也有不同看法，因而采取的行动不一样。 中国学者于建嵘将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称之为“底层知识青年”，认为他们缺少出路，与改革开放形成的排斥性体制（我称之为“身份型社会”）有关，“官二代”和“富二代”在破坏着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这种破坏正在动摇“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引起对立情绪，底层知识青年将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于建嵘没说出来的事实是：许多底层知识青年认为只有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体制，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东北非四国在2011年以前，失业率高达25-30%左右。在无出路感的煎熬之下，他们发动了茉莉花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并不理想，即使是号称和平转型典范的突尼斯，失业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欧洲早就实现了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欧洲青年当中有不少是穆斯林移民后裔，虽然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生活无虞，但对他们生存的社会之现状严重不满。近年来，这些青年当中有不少投奔ISIS，成了圣战士（其中包括少数白人青年）。这让人想起1968年那段西方青年反叛的年代，巴黎“红五月”运动的主体不少是狂热的毛粉，运动口号与理论虽然极其壮丽，但背后的因素却是经济原因。战后出现婴儿潮，法国高等教育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不断扩充学额与教席，导致学位贬值，新增的教席亦大多以合约工形式出现，待遇低人一等。由于这些新学额与新教席大都集中在各新兴社会科学学科，大学毕业生与年轻教授无产阶级化的趋势，也在这些学科最突出。 美国青年将处境的变糟糕归咎于制度。《外交政策》2016年7月号上登了一篇《美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再相信资本主义》（Why Young Americans Are Giving Up on Capitalism），引述了今年4月哈佛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称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跌到了历史新低。在18-29岁这个年龄段的受访者中，51%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了强烈抗拒，只有42%的人支持资本主义，3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社会主义。哈佛大学的这项调查与2012年美国皮尤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不谋而合。在2012年皮尤研究所的调查中，有46%的18-29岁青年人表示支持资本主义，而47%的受访者对资本主义态度负面。也因此，提倡社会主义的桑德斯在2016大选中，成了青年大学生的偶像。 上述情形，被归因于全球化失败。英国这次走在反思的前列，这些反思作品包括BBC新出的政论片The Love of Money，该片反思了柏林墙倒塌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及全球化，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为何出现。《金融时报》数位专栏作家们对全球化从各个角度进行反思，其中左派色彩最强烈的文章是刚发表的《如何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反思刚开始，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决定人类社会今后的路向。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9月21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article-20160921/351749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2👍 0💬 0北京在中美关系上纠结为哪般？
9月29日，中国发射第一个太空站“天宫一号”， CCTV 在播放此新闻时，采用的背景音却是美国第二国歌《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让人想起北京在中美关系上的种种纠结，这纠结在于：中美两国到底是“友”还是“敌”？ 要说是“友”吧，那也真是不假。双方现在都很看重与对方的关系，美国就是中国外交当中第一层次“大国外交”的唯一目标国；美国虽然没这样说，但也反复强调中美关系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初，曾委托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纽约）制定对华政策，该所邀请中国外交部属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中国视角”出发参与起草美国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清单中一半内容由中方撰写。这种做法在美国历史上属于开天辟地第一次。此举表示，美奥巴马政府是这样对待中国：请告诉我，北京希望美国怎样与中国相处？而中国也就真开列出了一张清单，指出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五个伙伴关系：经济伙伴关系、反恐伙伴关系、防扩散伙伴关系、绿色伙伴关系、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目的就希望美国放弃“价值观外交”，尊重北京政府的“核心利益”即中共一党独裁的执政地位。 如此程度，不是“友”还能是什么？双方外交上也发明了一些新词汇来形容这种关系，比如“在反恐、亚洲区域及经济合作上有着诸多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等等。 要说是“敌”吧，也确实有许多事实佐证。比如中国宣传部门在这方面的宣传从来就没脱离过这个调门，一方面教育人民视美国为最大敌人，称其批评中国人权状态为干涉内政。每次美国对中国人权表示批评，美国总统在白宫见达赖喇嘛，对台湾军售，都能引发轩然大波，认为这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将美国当作假想敌来对待，这方面以2005年7月解放军少将朱成虎那番声言美国如果干预台海关系，中国不惜发动核战的言论为代表。总之中国人民在官方宣传教育之下，都知道美国害怕中国强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中国处处为难，是敌非友。 只不过，什么才是中国“内政“，北京的标准多变。比如中国的人权状态是内政，不允许美国“指手划脚地批评”。但北京又在一些纯属内政的事情上欣然接受美国的“干涉”，比如2010年5月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政府又向美国承诺：“中方将继续努力，增加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方将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等。”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5/25/c\_12141479.htm）——这些话由《人民日报》公开登载后，不少网友表示“欢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还有一些网友则质疑：无论怎样，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事涉国内人民，打破脑袋也想不出北京当局为何需要向美国政府承诺而不是向本国人民承诺？ 说穿了，北京对中美关系的纠结，根源在于一点：既羡慕美国的强大实力与国际地位，但又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即美国的强大奠基于其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上。因为承认这点就意味承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共就无法再在执政者位置上继续赖下去。因此，北京当局这些年来除了痛斥美国民主的虚伪性，编织中国模式优于美国模式（即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之外，还要多方论证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如何有利于集中资源办大事，发展经济，以维护所谓“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共产党永久的执政地位。但私下里，中国政治高中层人士却又做了一个无法对子民公开解释的选择：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将子女送往美国欧洲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其中被骂得最多的美国更是其家属子女移民的首选之地。 这种表面主张与实际选择的完全分裂，由于假政府教育宣传机器灌输给国民，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不少国民在对美国的认知上发生同样的分裂。比如郎朗以自己能够到白宫演奏为无上荣光，却非要耍点小聪明，将那首以反美为主题的“上甘岭”在国宴上演奏，以为自己成功地让美国人吃下一只苍蝇；比如不少从美国回去并在中国大学中占有一席教职的海归，其终生引为荣耀并借此立足的资本是其在美国受过的博士教育，但却天天痛斥美国民主的虚伪并颂扬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货真价实。至于中国的好制度为什么不能产生好的教育体制，他们避而不谈。 如何解读北京在中美关系上的这种纠结？大概只能这样解释：维护中共执政地位，才能保住权力，保住中共官员个人及家庭利益的根本。因此肯定美国的政治制度有违北京当局的“国家核心利益”。但因为这制度只保证权势者的利益，中国官场商场竞争都太过残酷，权势者的子女们不一定能够象父辈那样熟谙“丛林法则”并在竞争中胜出，在舔犊之情驱使之下，让子女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移民定居，可以保证子女过上相对安宁幸福的生活。 于公私事务均以自身私利为先，北京在中美关系上的这种纠结几乎不可避免。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0月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0/beijings-dilemma-on-us-china-relations/）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中国高铁追撞的人为灾难
世界真是祸不单行，挪威刚发生92人被枪杀，中国就爆出高铁追撞事故，导致43人遇难，210人受伤。但这两个惨剧有不同，挪威是因一个人发疯导致；而中国则是从高铁技术，到铁道部官员的贪腐渎职等有直接原因。 高速铁路是近代的产物，1964年日本建成“新干线”，全球首通高铁。随後法国、德国跟进，日、法、德成为高速火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近年南韩和台湾等也开通高速铁路。 还记得23年前从中国到美国途中，在日本停留时首次乘坐“新干线”时的惊奇。那被称为bullet（子弹）的新干线，虽然速度吓人，但却非常舒适。後来从法国去英国，坐英吉利海峡底的高铁时，也是同样感觉。但当时也闪过一丝念头，这要出事，在大西洋底，绝对无处可逃。 但日本自有高铁47年来，从未出现过两部车追撞的事故。法德的高铁也已近30年，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南韩和台湾的高铁，也从无这种灾难。而中国高铁才仅有几年的历史，就发生这种大事故，又是开了世界之先。 近年去台湾时，从台北到高雄，多是坐高铁，快捷方便，不仅车次多，而且全程才90分钟。在台湾的高铁站台，经常看到一辆“子弹”射出去，另一辆很快进站，也曾担心过，它们速度那麽快（时速250公里），车次那麽密，一旦撞上怎麽办？後来了解到，那种事情不会发生，因高铁有自动监控系统，只要发现距前车十公里，後车就会自动减速，距离一公里时，会完全停止。这些都是由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的，即使司机疏忽，或恐怖分子破坏，也无法撞到前面的车。高速铁路都分有“路段”（铁路术语叫“闭塞区间”），这辆车进入这个区间，别的车就不能进入，这也是设置好的。所以日本47年，德国法国30年，南韩和台湾10多年，高铁都从未出现过撞车事故。中国的高铁追撞，实在不可思议。这里起码有五个方面值得提出质疑∶ 第一，为什麽中国的高速火车没有这种自动（停车）控制系统？这不是高铁技术的最基本要求吗？如果中国是全球第一家高铁，还有情可原。但在日法德及南韩台湾等都已有高铁多年，并有相应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对这些最基本的、别人已经使用的安全技术要求，中国的高铁为什麽不采用？如果没采用，这个悲剧不是完全人为造成的吗？如果采用了，那为什麽还会发生这种事故？ 高铁被称为最安全，就是因为有自动预警控制系统，并有单独使用的线路，所以不会发生相撞事故。现在连比较高档点的汽车，都有自动刹车系统。倒车时，如跟後面的障碍物太近时，预警系统就会启动，并能自动刹车而不会撞上。而承载那麽多旅客的中国高铁，难道连这种基本的设置都没有？ 第二，中共铁道部宣布，雷电导致前车停火，後车才会撞上。雨天会有雷电，这是常识。为什麽当初设计高铁的人没有设置替代电源？几天前，由於雷电导致我们社区突然断电。电脑、冰箱、电视等统统停了。但是，公寓楼的走廊和门庭的灯，却都亮起来。即使一个小小公寓，美国人都设置了一旦断电时的备用电源，保持基本灯光。中国的铁道部在设计高铁时，难道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从媒体对幸存者的访问中得知，当时停电的前车，车厢一片漆黑（因是晚上八点多）。可见完全没有备用电源。 第三，事发第二天，北京的四家大报居然头条都不是高铁事故，而是什麽将军晋升。反而是日本的四家大报，头条都是中国高铁灾难。对任何一个媒体，有三十多人遇难、二百多人受伤的重大事故，尤其是发生在自己国家的，必须是全力以赴重点报导的新闻。这就像挪威发生九十多人被害事件，如果第二天主要报纸都不重点报导的话，那绝对是不可想像的。可是中国，在共产党的新闻控制下，对这麽严重的死亡事件，居然事发第二天党报上像没发生这件事似的。共产党真成了共产“挡”∶挡住真实，挡住舆论，挡住批评，以此保持他们永远的“伟光正”！ 第四，当晚出事，次日早晨当局就出动大型机械，把毁掉的车厢割断、压扁，并就地掩埋。香港凤凰卫视拍到大型机械就地挖坑的场面。按基本常识，首先应保留现场，调查事故原因，起码可从那些车厢的撞毁程度上，判断当时的车速等，这是追究有无决策失误、调度错误等责任的实物根据。 把翻落的车厢和车头立即毁掉并掩埋的做法，不是在销毁事故证据吗？中国网民指出∶“在大灾难面前，天朝最拿手的好戏就是挖坑掩埋，焚尸灭迹，和谐封口。”“全世界真没见过这样的∶昨晚刚刚火车出轨，今天早晨就掩埋车厢。人家飞机火车出事，碎片都要重新拼接查找事故原因总结教训。这铁道部是不是神经病了？” 一位浙江青年在电子信中悲愤地说，“国内的高铁翻了，是我曾经一直坐的，从上海到我家乡的一班。共党的掩埋车比施救车跑得还快，昨天晚上就开始挖坑，把半截车厢都给埋了，可能为了防止检测销毁证据逃避责任吧，也不管里面还有没有幸存者。我觉得极度寒心痛心，又无能为力，及时发出点微薄也很快被删了。” 三十多人死亡，这麽大的事故，那些车厢遗物、生物残迹等等，都是认定遇难者身份的重要证据，怎麽可以被马上销毁掉？在美国，911三千人遇难时，那些现场残迹，包括钢筋水泥等所有东西，都被运到一个岛上仔细筛选处理，从中寻找任何个人的物品和残迹，以帮助辨认遇难者身份，哪怕找到死者的一小块遗迹，都交给其家人。这就是美国人对生命的态度，这就是西方的文明！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向草菅人命，这次高铁事故的处理，再次展示这一点。 第五，中国的高铁兴建高潮，发生在今年二月因受贿八亿人民币而下台的中共铁道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任职期间（曾有过七次“大提速”）。刘志军八年前上任时就提出，铁路要“跨越式发展”，此後中国高铁建设之快、数量之多、过度追求高速，被称为“在全世界范围绝无仅有”。在这种好大喜gong中，安全问题被摆在了第几位？在这次事故之前，为中共成立九十周年献礼的京沪高铁，开通後五天内就发生了六次事故。高铁的安全性有问题，早就不是秘密，甚至《人民日报》都曾引述一位铁路工程师的话说，“这辈子出门决不坐高铁”。 刘志军所以被撤职，主因是在“高铁工程招标中违纪违法”，涉及高铁的设备招标及采购。这次高铁出事，跟刘志军的“招标”违纪，是不是有直接关系？铁道部迅速掩埋撞毁的车厢和车头，是不是要掩埋跟高层有关的“责任证据”？而且就在这次高铁出事前一周，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也被“双规”（之前局长张曙光已被双规），铁道部三个高官都涉贪污受贿，跟这次高铁出事没有关系吗？ 在设备招标和采购上受贿和违纪，当然就会影响到高铁的质量和安全。这次高铁出事时，乘客要逃生，用车厢的安全锤却打不碎车窗玻璃。锤子居然打不破玻璃，连“安全锤”都是假货！ 网上有评论说，“安全锤的唯一用处是要有破坏性！可是真要它破坏的时候却不管用了。怎麽到处都是豆腐渣工程？”只有一点还令中国人安慰∶车厢的有机玻璃是真的。真到使逃难者无法逃生。 2011年7月24日於美国 2011-07-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曼德拉绝不是英雄
曼德拉去世后，产生了一个罕见的全球媒体景观∶东、西方同声赞美，其歌颂程度超过对任何一位当代领袖人物。为什麽民主和专制国家都在曼德拉身上找到了共同点？共产古巴、中国等官方媒体歌颂曼德拉，把他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视为“反西方”，甚至意味著“反美”。而西方媒体歌颂曼德拉，认为他致力结束白人种族主义，促进“黑白和解”，是宽恕和智慧的象徵。所以他被誉为“一代伟人”，“英雄”，甚至“道德楷模”。 曼德拉真那麽伟大吗？如果尊重事实的话，就会看到，他留下的遗产，包括经济、社会治安、黑白和解、政治腐败等方面，多是负面的。他不仅不是道德楷模，而在很多时候跟世界上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站在一起，是他们的铁杆朋友，成为邪恶的同盟。 曼德拉的政治生涯可分为两大部分∶在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监狱度过27年；1990年出狱，四年后当选南非总统（做一届卸任）至逝世，共23年。 在狱中27年及之前的政治活动，曼德拉展现的是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反抗。这种反抗勇敢、坚定、义无反顾，基本应该肯定。因为无论白人、黑人，还是任何人的种族主义，都是人类最劣质的东西；以种族、肤色、族群原因而划分、歧视、迫害，都是纳粹奥斯威辛的思路。所以曼德拉的这种反抗，是正义的行为。而且他被监禁27年，刑期之长和他的不屈不挠，给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像，受到世人同情和敬佩。 但曼德拉的反抗，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是受到压力的自然反弹。他有勇气，但却仅限在这个层次。我读过曼德拉出狱后写的那本自传《Long Walk to Freedom》（向自由的长途跋涉），里面多是对经历的叙述，几乎没有什麽深刻的思想。但即使没有深刻和伟大，曼德拉那种对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反抗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那种“反抗”里，也有负向价值的因素，例如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抗，共产党人思维的反抗，黑人要杀掉白人的另类种族主义的反抗等等（这个问题我后面会阐述）。 而曼德拉出狱后至去世这23年，主要的遗产是负面的，它体现在四个方面—— 曼德拉的第一个遗产∶经济一团乱糟。 南非的经济，在曼德拉和他的继承人（两位继任总统都是曼德拉的同党及下属）至今19年的治理下，可谓一塌糊涂。这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比较∶ 南非在曼德拉出任总统之前，在世界上有两大名声∶一是臭名昭著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另一个是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整个非洲唯一发达的国家，被称为“非洲经济巨人”。 南非的经济在1932年到1972年的40年间持续高增长，达到平均7.3年就翻一番！南非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外资，外贸连年顺差，从1965至1982年的17年里，年均增长达15.2%。有研究指出，当时南非的高速公路建设领先于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其里程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 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由于全球（主要是欧美国家）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制裁，南非经济才缓慢并下滑（外贸在南非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最低那年，成长率仅为1.5%。 曼德拉当选总统后，世界对南非的制裁取消了，外国援助又蜂拥而入，但南非的经济却根本没有好转。曼德拉就职总统时承诺，要改变贫富差距，点燃经济腾飞的引擎，建造强大的南非，但他和两位接班人（都是南非最大黑人政党“非洲民族议会”主席）主掌总统府近20年，南非的经济却持续非常糟糕。 首先，南非的失业率是全球最高的之一，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25.2%（美国高盛公司本月发布的最新数字是超过24%），但在年轻人中，失业率接近80%。 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曾拖累欧盟、焦心世界的希腊，其失业率是27%，南非可以跟希腊比“危机程度”。 不仅高失业率，南非的贫富差距也比以前更严重，目前被列为“世界财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南非矿工不满日增，2012年连续罢工九个月，造成近六亿美元的损失。经济学者认为，南非存在著“低增长、高失业、贫富悬殊等突出问题”。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国家都在致力发展经济，并取得显著成果。中国不用说，连续三十年经济成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过去十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7%（今年预计超过6%）。巴西、印尼、俄罗斯等国，也都经济发展显著。 但从1994年曼德拉们执政至今，南非的经济增长率最高为5.6%（2006年），最低是负数（2009），19年间，平均只有3%。 这期间，非洲很多国家都经济起飞，加纳和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7%。今年莫桑比克的增长率将达8.4％，赞比亚将超过7％。但南非2013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9%，第二季是3%，刚发表的第三季统计是0.7%。南非政府的奋斗目标才是2.7%。看来连这个目标都难达到。而最低的2009年，南非经济竟是负成长（-1.8%）。 南非的经济出了什麽问题？出在“曼德拉们”根本不懂市场经济，黑人的“非洲民族议会”（也译为“非国大”）一党独大，既腐败又无能。 曼德拉的自传显示，这位黑人领袖对市场经济彻底无知。他可能从未读过任何推崇市场经济的著作。曼德拉曾自豪地对到访的中共高官（曾庆红）说，他在监狱中读了很多马克思、毛泽东的书。他的枕头底下放著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当年还想到北京见毛泽东，讨教如何在非洲实现毛式的共产主义。他到中国访问时公开说，他在牢房里坚持看《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居然来自中国的共产革命！ 曼德拉要建造的社会，在他当年的法庭陈述中就阐述得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整个部落，没有任何私人所有制，也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和人剥削人”。 所以当曼德拉有了总统权力后，立刻就开始推行社会主义。曼德拉政府大量建造穷人住宅和增加福利，在南非五千万人口中，有多达1500万人（近人口三分之一）领取各种政府救济。庞大的福利支出使本来拮据的南非经济捉襟见肘。另外，在白人统治时，南非的国有化程度就已经过高，曼德拉们则更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垄断，包括把所有农业用地都收归国有（交税费后才可使用）。美国前总统里根早就指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曼德拉们在南非推行大政府和社会主义，自然带来灾难后果。 我之所以用“曼德拉们”，是因为他的两位继任总统更加糟糕。首位继任者姆贝基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曾在莫斯科的列宁学院读过政治理论。面对经济困境，这位列宁学院的毕业生，像列宁当年面对新生苏维埃的困境而不得不实行稍微宽松一点的“新经济政策”一样，要推行“有南非特色的社会主义”，削减福利，吸引外资，激活市场。但很快，曼德拉的另一位门徒祖马开始夺权，用逼宫方式把姆贝基赶下台，自己当了总统（至今）。当时曼德拉基金会还发了声明，为祖马夺权变相背书。 祖马是当地的土著，从没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在街头打斗，后来跟随“黑人革命军”总司令曼德拉。在监狱中，已是成人的祖马才跟曼德拉们学习认字。这位粗野的祖马更加左倾，他痛骂削减福利是出卖黑人，要回到传统的左派共产主义路线。祖马的政策，更获得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席位的南非共产党的支持。 曼德拉等黑人精英的社会主义想法，跟非洲的文化历史有关。我曾在《国际援助“害”了非洲》一文中谈过，非洲原主要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很多非洲精英都会法语，结果被法国化，沾染到法兰西的追求绝对平等的浪漫情怀，满脑袋的社会主义幻想。而他们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历史，更强化了那种“被压迫者”要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差别的叛逆心态。所以，在非洲结束殖民统治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都著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曼德拉们是他们当中的典型者。 一位在捷克和南非都生活过的观察家曾评论说，在前东欧国家，人们普遍把社会主义当做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在南非，很多人把社会主义当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政策选择。在捷克，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自称的共产主义者。而在南非，政府中到处都是共产主义者。在中欧、波罗的海国家，人们倾向于认为西方世界的财富来是资本主义国家高效生产力的结果；而南非人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殖民剥削的罪恶。 所以，南非曼德拉们的反白人种族主义斗争，从一开始到最后掌权，都带著明显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色彩——反资本主义，反西方，抵制市场经济。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 曼德拉的第二个遗产∶社会治安恶化，艾滋病和强奸率全球第一。 南非除了失业率高、经济成长率低之外，还有三个惊人记录∶艾滋病和强奸全球第一，凶杀率全球第二（仅次于毒品大战的哥伦比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初曾以“南非犯罪率居高不下”为题，报道南非的治安恶化∶“南非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天有大约50起故意杀人，100起强奸，700起盗窃和500起其它暴力袭击犯罪被官方记录在案。据南非医学研究委员会的调查，超过四分之一的18到49岁南非男性曾经实施过至少一起强奸。” 每天有50起凶杀，每四个成年男子就有一个强奸，这种记录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情形在南非白人统治时期不曾有过。根据南非警方公布的数据，自1994年（曼德拉当总统）至2001年，南非武装抢劫和劫车案件上升了30.3％，入室抢劫案件上升了32.8 5％，强奸案件上升了24.6％，其它流氓犯罪案件上升了70.4％，不使用武器的抢劫案件上升了169％。这是些比率高到惊人地步的数字！ 把曼德拉时代跟白人统治时期相比，当然绝不是要肯定白人的种族主义统治，更不是要南非回到过去种族隔离的时代，而是提醒人们，在歌颂曼德拉的“伟大光荣正确”时，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必须回答的问题。 南非的犯罪率在曼德拉们掌权之后升高，原因很多，其中经济恶化是最主要因素，当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80%，他们没事可做，犯罪就成为常态。任何一个国家有高失业率，就一定会伴随高犯罪率。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曼德拉政府的极度失望，社会普遍感到失落，沮丧悲观、自暴自弃的情绪弥漫整个南非。黑人并没有因为“翻身、当家做主”了，就积极、乐观向上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南非知名的政治分析家古梅德（William Gumede）去年对《纽约时报》说，“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时），南非虽然存在巨大的问题，但人们抱有极大的希望。如今，人们感到绝望。人们曾经相信工会和非洲民族议会等能够改变局面，但现在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也不再相信新的民主制度，包括议会、法院能够保护帮助他们。这就是他们诉诸暴力，绕开法律，自行解决的原因。” 南非凶杀率名列全球前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曼德拉当选总统后，立即宣布废除死刑。当时南非的凶杀率已经很高，但曼德拉就是要“政治正确”，比西方左派走得还远、还快，利用其总统权力和个人名望，立即实行了废除死刑的政策。 上述《经济学人》的报道说，“南非自1994年废除死刑后，令人震惊的不只是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更有犯罪活动中肆意滥用的暴力行为。犯罪团伙可能仅仅只是为了抢夺一部手机就开枪杀人。并非只是占人口总数9%的白人对此抱怨，而是几乎人人自危。” 对南非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形，几年前去那里采访世界杯足球赛的中国记者也耳闻目睹。《成都商报》记者李晶不久前回忆说，“彼时已经过去快3年，但至今仍心有余悸。我们被南非华人称为‘不要命的国内记者’。”意思是，这样的南非，你们也敢来。当时《南方都市报》记者发回的报道标题是∶“犯罪率最高的国家——南非，永远不要独行”。但即使不独行，当时还是有五名中国记者大白天被抢劫。 面对南非日益猖獗的凶杀犯罪，南非九个主要黑人部族领导人（在全国有相当的影响力）曾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恢复死刑；并要求南非政府就此举行全民公决。 部落首领们所以无法忍受了，是因为南非连续发生轮奸婴幼儿案件（黑人中有个说法，强奸婴儿可以防止艾滋病），三名受害者分别是5个月、8个月和9个月大的婴儿。轮奸婴儿，骇人听闻，畜生都不所为！ 九部落首领的呼吁，得到民众强烈共鸣，南非《公民报》民调显示，98.1％的南非人赞成恢复死刑，认为这是遏制南非高犯罪率的有效途径。 但是南非政府不敢这样做，也不举行全民公投。因为废除死刑，是他们的伟大领袖曼德拉决定的，他们不能、更不敢否定曼德拉；曼德拉已成为黑人的“神主牌”，谁也不敢动。 自曼德拉以来的三位南非黑人总统，都是黑人政党“非洲民族议会”主席。谁要想在南非当总统，就得先坐上这个最大黑人党第一把交椅，而要想当上党魁，不高举曼德拉的旗帜，没有曼德拉的背书，根本就没有可能。所以，即使有九部落首领呼吁，全国九成八的民众支持，但还是抵不过一个曼德拉！所以南非要恢复死刑，只有在曼德拉死了之后。 除了凶杀和强奸猖獗，还有更恐怖的——南非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不是之一）！南非超过600万成人（占人口12%）感染了艾滋病，其中二分之一的“性工作者”携带艾滋病毒。 据2005年的统计，南非高达31％的孕妇，20％的成人，23%的军人感染了艾滋病。官方报道说，艾滋病已成为南非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占整个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强。南非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2.6岁（2011年统计），比白人统治时代降低了近20岁！ 在全球发展经济，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提高的情况下，人均寿命都在提高。据联合国最新报告，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已从1990年的64岁增至70岁（截至2011年），中国和印度都各自增加七岁。但南非不仅没升，反而大降！ 我最近在“伊拉克阿富汗启蒙中国”一文中谈到，在塔列班统治时，阿富汗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在美国领军铲除塔列班政权之后，经过仅仅12年的民主和经济发展，阿富汗人平均寿命已超过60岁，提高了20岁！而在曼德拉们连续19年掌权下，南非人的平均寿命，居然能比白人统治时代还降低了近20岁，远不如今天的阿富汗人！ 为什麽南非有这麽多的艾滋病患者？当然，每26秒就发生一起强奸也是艾滋传播的途径之一。另外有分析指出，黑人女性由于受文化习俗、教育水平及男女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在自己的性伴侣是否使用保险套方面根本没有发言权，再加上南非有的部落允许娶三个甚至五个老婆，一个男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受害的就不是一个人，而会是三五个甚至更多（现任南非总统祖马就有四个老婆。祖马曾被指控强奸朋友的已感染艾滋病的女儿，最后他辩解说是双方同意的）。 中国经济学者、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今年三月去南非后写的博客，再次展示南非的艾滋危机∶“这里艾滋病问题很严重，四个成年人中，差不多有一人带艾滋病原。艾滋病对南非的影响很大，由于艾滋死亡，人口按每年千分之三的速度在下降。由于艾滋死亡这麽严重，连中小学老师的补充都很难，中小学老师因艾滋死亡后，不仅学校难以很快补上，而且使活著的老师也难以专心教学，不知自己会活到哪年，何必那麽认真呢？人们的储蓄率也不高，活了今天不知明天如何，何必存那麽多钱呢？” 中国去南非采访的记者都快被吓死了，他们说，跟黑人握手之后，赶紧跑回旅馆，拼命用肥皂洗手，虽然他们也知道，艾滋病是靠血液传染，但还是胆战心惊，心有余悸。 今年三月，南非卫生部长公布了一份更震惊的统计数字，南非在校女生中至少28%患有艾滋病，近三分之一！ 对南非猖獗的艾滋病，曼德拉们的政府有相当的责任。南非的女卫生部长姆希曼曾公开宣扬，对艾滋病，吃点大蒜、甜菜根就会好的。这位全国最高医疗主管不是在开玩笑，她是认真的。因为“南非卫生单位专家若公开反对部长的怪异言论，就会遭到惩处”。而且南非卫生部甚至制定政策，鼓励那些不想服用ARVs（治疗艾滋病药物）的病患，多吃大蒜和甜菜根等（说是可增加人体抵抗力）。姆希曼的言行，成为世界笑料，被冠以“大蒜博士”称号。 面对批评，这位卫生部长改口说，南非艾滋病猖獗，是因为没钱买药，钱都用在买潜艇，准备防御美国的进攻了（英国《卫报》引述）。这不更让人笑翻天吗？美国军事进攻南非？去抢艾滋病患者？事实是，美国政府一直向南非提供防治艾滋病援助，布什政府时，就向南非提供了150亿美元的艾滋病基金（911美国遭恐怖袭击，纽约世贸大厦被毁。美国联邦政府给纽约市的救济款才是40亿美元，而南非男子滥交的保险套却是美国人花如此巨额买单）。 南非不仅有这种“医学盲”的卫生部长，南非的总统也好不到哪里去。曼德拉的继任者姆贝基总统不承认艾滋病的存在，他公开说∶“我不认识一个得了艾滋病的人”。现任的南非总统祖马更绝了，他说，“艾滋病没什麽可怕的，洗个热水澡就没事了”。有旅居南非的华裔女作家批评说，“这不仅是个大笑话，还是对非洲原本就不负责任的男权的鼓励。” 有这样不负责任、无知傲慢、草菅人命的卫生部长、总统们，南非的艾滋病能不猖獗吗？ 但是由于南非80%是黑人，曼德拉们的“非洲民族议会”又煽动民族主义，导致黑人政党已连续掌权19年（看不到未来有白人总统的可能性）。黑人政府不管做得怎麽烂，黑人们就是把选票投给黑皮肤的。所以曼德拉们的政府就会万万岁。毫无疑问，没有政党轮替，一党独大，就一定会有腐败。 中国社科院亚非所的南非问题专家贺文萍最近评论说∶“南非过去在白人掌权期间，腐败尽管存在，但并不突出，没有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大的副作用。然而，自1994年黑人执政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1999年，透明国际将85个受腐败困扰的国家列入黑名单，南非名列第32位。近年来，南非司法部门登记在案的腐败案件达22 万件，根本无力处理。” 在2012年9月的开普敦大学会议上，南非责任研究所主任保罗哈夫曼估算，自1994年曼德拉执政以来，南非政府每年因腐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兰特（南非货币，相当30亿美元），累计已达6750亿兰特（675亿美元）。 《纽约时报》去年报道说，“非洲民族议会”掌权后，承诺给“所有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非洲民族议会”主要关注的是谋取私利。该报引述说，南非政府花费27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整修祖马总统的乡间私宅，对外宣称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 曼德拉27年蹲监狱没有任何收入，后来只做了五年总统，但他的信托基金拥有两家公司（和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盛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报导说，曼德拉留下的财富超过一千万英镑（1630万美元）。在他去世之际，还在被他两个女儿告，打到法院，争夺财产。曼德拉的孙子曼拉更是臭名昭著，利用爷爷名头四处谋利。“曼德拉家族成员目前活跃于超过110家企业，曼德拉多年来已为后代子孙成立约27个基金。”曼德拉的这些钱，都是从哪里弄来的呢？ 但在南非，这些都会不了了之，因为从上到下，都是黑人掌权。美国《新闻周刊》曾报道，2009年秋，南非警方公布了人员结构调整目标，把黑人雇员的比例由70.7%提高到79%，把白人雇员的比例由15.6%缩减到9.6%。以达到跟南非黑白人口的比例。但“白人在警察中比例大幅削减，并未改善南非警察局缺乏权威的事实。2/3的南非人民认为，一些最腐败的官员都在警界。” 《纽约时报》的报道结论说∶“工人骚乱、社会普遍感到失落、暗淡的经济前景，以及政治体制的惰性，总的来说这些可能是南非新兴的民主体制面临的最严重危机。” 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女学生有艾滋病，三分之一的孕妇是艾滋病患者，每26秒就有一起强暴，每四个成年男子里就一个有过强奸行为，甚至不断发生轮奸婴幼儿的暴行，凶杀率居世界前列，人均寿命大幅降低，失业率高攀，经济滞缓，腐败遍地，如此这般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没有过的！ 难道这就是被称为“道德圣人”的曼德拉和他的继承人给南非留下的“伟大遗产”和“道德启示”吗？ 曼德拉的第三个遗产，“黑白和解”只是表像。 即使有上述的经济呆滞、社会治安恶劣、艾滋病横行这些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品质的负面遗产，仍有很多不了解实情的人认为，曼德拉推动和实现了南非的“黑白和解”，成就显著。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曼德拉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誓言∶ “我们立约，建设一个所有南非人，无论黑人白人，都能心中没有畏惧，确信人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的彩虹国家。”曼德拉还在典礼上特意请来三名曾看管过他的白人狱卒做“来宾”，此举被广泛歌颂为曼德拉不计前嫌、致力和解的宽容美德。 但是曼德拉的这种誓言和邀请白人狱卒之举只是摆姿态、做媒体秀而已。他说的跟做的不仅有距离，甚至是把原来白人的种族主义颠倒过来，实行黑人种族主义统治。 首先在经济立法上，曼德拉们推出《黑人振兴经济法案》（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这个法律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因为振兴经济也好，提高生活水平也好，应该是对所有人，而不是按肤色只给某个种族的人优惠。如果美国政府通过一部《白人振兴经济法》，那等于公开推行“白人至上”，得被世人骂死。中国有56个民族，北京敢制定一部推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其它民族的《汉人振兴经济法》吗？ 南非的黑人占绝对多数（白人只占9%），曼德拉们背靠“多数”，就敢作敢为了。中国旅居南非的女作家郑海瑶以笔名凯蒂发表的随笔集《南非之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中介绍说，《黑人振兴经济法案》“一开始主要是在股权上，南非所有的矿业公司，与国家项目有关的公司，一定要有黑人持股， 到2014年，黑人股份一定要达到26%，这是硬性的规定，南非的主要经济支柱是矿业。这个政策让极少数有关系的黑人暴富起来。” 这个单独优惠黑人的经济立法不仅规定黑人在公司中占有多少股份，还要求原来白人拥有的公司，必须出让26%的股份给黑人，如果不卖，就是违法！由此实现黑人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控制。 我们无法想像，如果美国政府规定，任何公司必须白人股份超过二成半，或华人拥有的公司，必须出让四分之一的股份给白人，这不仅摧毁市场经济，更是清晰明确的种族歧视，是对个人权利的剥夺。曼德拉们的做法，是直接剥夺人的私有财产；要求白人必须让出一部分股份给黑人的做法，跟毛泽东们“打土豪、分田地”的强盗逻辑是一样的。而且以种族、肤色划分，实际上比用阶级划分更恶劣，因为人的所谓“阶级”可以因财产改变而改变，但肤色、种族则不能。 但即使这样，曼德拉们还觉得不够，后又制定《扩大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road Based 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把优惠黑人、歧视白人的范围更扩大了。 凯蒂（郑海瑶）是在南非的矿业公司工作，所以对南非的经济状况有直接了解。她在书中介绍说，这个扩大黑人优惠法案“就是在股权之上，政府还要看你公司的员工、采购、供应商，有多少是黑人。黑人成分越多，打分越高。南非公司根据其黑人因素可被分为八个等级，可以在政府认可的评估机构那里拿到证书。如果三家公司提供同样的服务，例如律师、会计师，就看他们的黑人证书是几级，肯定用等级高的那家。如果要雇人，资历相等的，肯定先选黑人，其次选有色人，最后才轮到白人。” 这种把人按肤色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对待，完全是种族主义思路，曼德拉们是明火执仗地在南非实行黑人种族主义统治！曾经是种族主义受害者的人，今天翻身之后实施更嚣张的种族主义，则是更不可原谅的！ 这个优惠黑人法案的受害者不仅是白人，还有当地的中国人等有色人种。华人感到太不公平，上告到法院，经过八年抗争，最后南非法院作出裁决∶在南非的华人和印度人，都属于“黑人”。以后中国人再敢骂“黑鬼”，那在南非就等于骂自己了。这个法律裁决等于明示，南非就是要对“白人”实行种族歧视，就是要把原来白人歧视黑人的做法颠倒过来。但当年白人所做的，是“种族隔离”，即黑白隔开。虽然也不给黑人平等地位，但却没有制定在经济上明确歧视黑人的法律。 中国广东的《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曾刊登一篇发自南非的专题文章，题目是“黑白南非，心墙犹在”，副题是∶当前政府扶植黑人的政策，让“黑与白”在南非颠倒了一个个儿，黑白矛盾更加激化。 这篇报道展示，曼德拉们“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用原来白人对黑人种族歧视思路，对付（歧视）白人。所以，所谓曼德拉有大智大勇，在南非推行与实现了黑白和解，完全是个神话。而对这个神话，曼德拉本人和居住在南非的人都清清楚楚。 除了经济层面，曼德拉们掌权后，更在政治领域清洗白人。他们在政府主要部门换上黑皮肤雇员，尤其是中高层官员。有居住南非、了解内情的华人几年前在网上这样写道∶ “黑人执政15年来，大肆削减政府部门中白人的数量，议会中的白人声音已经变的越来越小，军队和警察中的白人数量也逐年递减。白人并非情愿的离开了那些岗位，而是无法再忍受来自黑人政权的排挤和歧视。这里说到歧视，现在完全反过来了，饱受歧视的不再是黑人而是白人。现在的南非白人想在黑人政权下获得与黑人平等的政策和待遇那比登天还难，白人遭受政府部门刁难的报道已屡见不鲜，不堪忍受不公待遇的数万南非白人选择了移民他国。” 2010年6月，中国《嘹望东方周刊》发表专题报道“世界杯的南非白人”，其中写道，《体坛周报》记者林良锋在南非采访时，“邂逅了一位白人接待人员。他是一大群黑人中的唯一的白人，而且还没有权力。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不想和我们说话。后来，我找了个机会问他，为什麽在南非掌握决定权的都是黑人，白人绝大部分是副手或者下属？他沉默不答。”该报道引述一位常年生活在南非的外国人的观察，“各部委里的白人一般干到相当于处长的位置就升不上去了。如果没有合适的黑人，哪怕位子空著也不会给白人。” “那些黑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启动电脑，就能到政府部门任职，我们白人却被统统赶了出来！越来越多的黑人进入政府，就更没人帮助我们白人了！”60岁的女性村民安•卢克斯如此说道。 也许会有读者质疑我引用中国官方媒体记者的报道。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历来的宣传都是支持黑人反对白人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在几十年这种调子的宣传下，中国记者仍写出了上述这些内容，说明什麽？说明他们看到的是真实，否则他们没有必要故意逆自己政府的调子说话。 路透社的记者曾经采访了29岁的南非白人寇伍斯（Lukas Gouws），他说∶自己从小到大从没有欺压过黑人，自己也是一个穷苦的白人，但是没有办法。在黑人掌权后，自己也失去了公务员的位置，现在靠卖水果为生。而那些南非黑人却三天两头抢劫他，黑人警察也不管。 但寇伍斯还是幸运的，在曼德拉们掌权后，很多白人农场主被黑人杀害。根据南非农场主协会公布的数字，从1994年到2010年，共有3000多名白人农场主遭谋杀。 如果在白人统治时期，不要说有三千，就是有三百个黑人被杀，都得被西方左派媒体报到火星上，成为世纪新闻。而白人被杀，那些左派为了政治正确，就不吱声了。甚至连黑人政府枪杀黑人，都不愿多报。例如去年祖马政府镇压矿业工人罢工，警方开枪打死34名工人（几乎都是黑人）。这如果发生在白人统治时代，白人政府的警察打死了黑人，会被西方媒体同声谴责。但这次，只是一条消息而已。 西方媒体对黑人问题多是两个表现∶一是吓死了，小心翼翼，不敢说一个“不”字；二是拼命唱“政治正确”的高调，显摆自己高尚——抓住任何机会痛斥、怒斥白人对黑人的任何不敬。白人骂黑人一句，就该打一万大板；而黑人骂白人，就是天经地义！于是黑人社会就成了一个批不得的“圣坛”。事实是，任何批不得的社会，一定是最不健康的；就像任何说不得、批不得、骂不得的人，一定是最虚弱的。 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举办时，约翰内斯堡近郊的卫星城“克鲁格斯多普”（有古老岩洞，被称为古人类生活印证）却以另一种方式闻名世界∶路透社著名摄影师芬巴尔•奥雷利的“南非白人贫民窟”系列作品，让外部世界了解到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部分南非白人的悲惨生活。 上述《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说，在这个255人居住的白人贫民窟中，除了玩耍的孩子，仇恨几乎写在每个成年人脸上。除去仇恨，“Not Fair”（不公平）几乎挂在每个村民嘴边。带著10岁孩子的艾琳说∶“我们白人在1994年把权力移交黑人，是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彩虹之国’，让所有南非公民都平等地受教育和工作。但黑人上台后，却不给我们白人同等的机会，施行专门歧视白人的新种族歧视政策。他们只有给所有南非公民均等的受教育和工作机会，黑人与白人之间才可能真正消除仇恨，‘彩虹之国’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该报道说，“这只是南非众多白人贫民窟中的一个。在约翰内斯堡其他地区以及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在447万白种人中，有约10%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中国社科院南非问题专家贺文萍不久前接受香港《凤凰网》采访时指出∶“1994 年黑人在政治上掌权后，虽然政府已向政府官员提供了比白人政府期间优惠得多的生活条件（如优惠住房、公车、高薪等），但一些黑人官员并不满足。他们认为，白人在经济上所能享受到的，他们也应该享受到，否则不能称作是‘平等’。因此，他们便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地捞钱。如今，南非社会中已慢慢形成了一个为数虽少、但有权有势的黑人上层阶层，他们住在富人聚集的郊区、穿著华丽的衣服、开著豪华的宝马牌汽车、送子女到外国留学等等。” 面对曼德拉们任人唯“黑”，南非白人也是用脚投票，白人在南非人口比例中已降至9%（原近20%）。中产阶级（或之上）白人，尤其专业精英，如医生，工程师，教授，会计，熟练的技术工人等纷纷逃离南非。美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南非的2.5万名注册会计师中，目前已有四分之一居住在海外。英国BBC在“Do white people have a future in South Africa? ”（南非的白人还有未来吗？）的报道中说，“南非这块土地上曾经生活著6万白人农民，20年间这个数字减少了一半。” 于是南非出现这样的奇异就业市场∶失业率高达25%，同时专业人才奇缺。南非政府报告评估，正规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缺口在35～50万之间，60%的城市管理人员无论在金融或工程方面都缺乏应有的知识。 但面对如此局面，南非的曼德拉们还在宣扬黑人至上，随口攻击白人（文化等）。例如现任总统祖马去年底演讲说，南非黑人养狗、遛狗、带狗去看兽医是在仿效西方文化，那些爱狗超过爱人的人“缺乏人性”。这番言论当然引起爱狗人士不满，人们批评祖马不爱动物，并有种族主义思想。可是祖马仍是口无遮拦，他呼吁黑人不要用西方的洗发液，说“你就是再用浴液，把头发拉直，你也永远不会变成白人！” 作为一国之总统，祖马不断发表“种族主义”言论。但这还是小儿科，因为祖马们组织的黑人造势大会才是更吓人的，成千上万的黑人群情激昂地唱“非洲民族议会”的党歌“我们宣誓，杀死白人”，“用斧头砍倒他们”。曼德拉的支持者手持棍棒、长矛以及砍刀等传统武器的险恶场面，不仅吓退了许多国际投资者，更让当地白人闻风丧胆，哪还有曼德拉总统就职时承诺的那种“黑人白人都没有恐惧的彩虹社会”？ “非洲民族议会”有很多这种党歌，当年用来激发对白人的仇恨（而起来反抗种族统治）。但曼德拉执政后，并没有禁止这些煽动仇恨屠杀的歌曲。只凭这一点，曼德拉的所谓“促进和实现了黑白和解”就是虚假的。 而且更令人震惊和不可容忍的是，曼德拉居然亲自和那些唱 “杀死白人”歌曲的黑人共产党同志一起挥拳头。在youtube上，人们可以看到这个片段（https://youtu.be/THsruchlPBI）。而且这不是私下唱，有记者在场。曼德拉被记者问到感受时说，他想到是“南非的民主，爱，和平”。 今天，西方任何一个领导人，不要说敢公开唱“杀黑人”，就是说一句“nigger”（黑鬼），就别想再当选，还要被舆论谴责并惩罚。不久前美国一个著名白人女烹调师，因承认30多年前说过“nigger”，就被电视台解约、销售她产品的大公司（包括沃尔玛、Home depot，JC Penny）等撤货，她的即将出版的书在亚马逊预订排行第一，也被出版社取消出版等等，舆论对她一片谴责，她到电视上哭泣道歉都不管用。而曼德拉这样公开宣扬“种族歧视”，甚至跟高唱“杀白人”的人为伍，居然可以被誉为“一代伟人”？难怪有人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很多都是“伪人”！ 这让人想到阿拉法特，当他用英文回答西方记者时，就大谈跟以色列人的和解，谈他如何热爱和平。而他用阿拉伯语对自己族群演讲时，就煽动种族仇恨，甚至鼓励孩子们做“烈士”（用自杀炸弹攻击以色列）。看来天下的恶棍都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想给曼德拉辩护的人，请去看看这段视频，听听曼德拉这位被誉为道德圣人的黑人领袖，是怎样公开支持“杀死白人”的！难道这就是曼德拉的“黑白和解”吗？ 曼德拉的第四个遗产∶南非成为支持独裁者的大本营。 曼德拉崇拜的英雄以及朋友，多是世界上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包括∶毛泽东、卡扎菲、卡斯特罗、阿拉法特、江泽民、曾庆红、李鹏等。 曼德拉在监狱中，就研读毛泽东的书，被称为“毛的国际粉丝”。曼德拉对毛的共产革命大加赞赏，后来对中共官员（曾庆红）说，对中共建政的“十一国庆”，他们都在监狱中庆贺。他曾渴望出狱后去北京朝拜“毛主席”，请教如何在非洲实现共产主义。但他出狱时，毛已死了多年，他失去了向毛表达崇拜之情的机会。 所以他出狱后，第一趟出国，是去利比亚，朝拜卡扎菲。那次旅行可谓艰难，因为当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禁运）决议，没有民航可在利比亚降落。有报道说，去利比亚要先乘飞机到突尼斯，换汽车五小时至边界，再沙漠公路三小时才抵达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利比亚所以遭联合国制裁，因为卡扎菲手下炸毁了美国民航“泛美飞机”，造成270人死亡的“洛克比空难”（卡扎菲被击毙后，利比亚前司法部长证实，炸毁美国民航是卡扎菲策划的。卡扎菲政府也曾向空难死者赔偿了27亿美元）。而曼德拉去朝拜这样的卡扎菲，等于是为邪恶背书，挑战国际社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批评曼德拉此举“不受欢迎”，曼德拉则理直气壮反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称是世界警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决定另一个应该怎样做。” 但他蹲监狱时，却恨不得美国等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来做“国际警察”，并呼吁国际社会“干预”南非内政，制裁南非的白人政府。但他一走出监狱，原则和标准就变了。而且是黑白颠倒的大改变。 曼德拉访问利比亚之后不久，卡扎菲就给曼德拉颁发了一个“国际人权奖”，奖金25万美元（这大概是曼德拉的“第一桶金”）。从卡扎菲的“人权奖”名单可以看出，奖励的多是践踏人权的政治恶棍，获奖者包括∶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卡扎菲把曼德拉划入这个“行列”，可想而知，在卡扎菲眼里，曼德拉就是他们的同伙，而曼德拉则非常乐意与他们为伍。 如果说曼德拉刚出狱，资讯不足，还有情可原。但后来他当了总统，有了充足信息，仍坚持把卡扎菲作为好友，并公开赞美说∶“卡扎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偶像之一。” 对这个“偶像”，曼德拉甚至是顶礼膜拜。利比亚被联合国解除禁运后，卡扎菲第一次出国，就是去南非，跟曼德拉相聚。人们可以在youtube这个视频（http://youtu.be/wEoK4KGMO54）看到曼德拉如果热烈接待他的老友卡扎菲，在机场熊式拥抱，举行国宴。其实不说别的，只是卡扎菲带著“美女卫队”这一件事，任何脑袋还正常、还没疯的人，都会知道那个独裁者是个多麽荒谬的小丑。而曼德拉却一板正经地接待；那个跟卡扎菲高举双手的镜头，定格了曼德拉的是非立场。 在上述视频中有个镜头，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座的一次宴会上，曼德拉讲话，竟理直气壮地为他支持卡扎菲做辩护，说这是他的道德要求，不能忘记过去支持他的老朋友。但问题是，且不说卡扎菲所谓支持曼德拉，只是曾取消利比亚到南非的民航等，难道曼德拉没有基本的智商？如果卡扎菲真的看重人权，支持被压迫者，那他统治的利比亚为什麽会成为全世界人权最糟糕的国家之一？为什麽从来没有民主选举？为什麽利比亚的“曼德拉们”从没有投票和当选的机会？曼德拉怎麽可能不懂得这些常识和逻辑？ 而且通过媒体广泛报道，曼德拉更怎会不知道，卡扎菲的人炸毁了民航飞机，导致几百人遇难？南非的白人政权，只是种族隔离，曼德拉就强烈反对，但卡扎菲们是有意谋杀，而且是不问肤色的滥杀，曼德拉怎麽却要跟这种屠夫做朋友、甚至把这个独裁者捧为“我们时代的革命偶像”呢？从这个“偶像”标准，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曼德拉要的是一场什麽样革命！ 当曼德拉跟卡扎菲成为“战友”，他的所谓在南非推行与实现“黑白和解”怎麽可能是真的？他跟愿意妥协、放弃白人种族主义的前白人总统克拉克等人都不能完全发自内心的和解，甚至反过来推行黑人种族主义统治。这一切，都可以从他跟卡扎菲们做朋友之中找到根本性原因。 曼德拉跟卡扎菲的友情，一直维持到卡扎菲被击毙。在利比亚人民起来革命，要推翻卡扎菲统治时，人们从没听到曼德拉支持利比亚人民的声音，反而是他的继承人（南非总统）祖马，公开抨击北约试图改变利比亚政权，说北约的轰炸是对卡扎菲实施“政治暗杀”。当时人们猜测的卡扎菲可能藏身的六个国家中就有南非。 卡扎菲把数百亿美元赃款藏到南非，可见他对曼德拉们有多麽信任。卡扎菲的幕僚长巴希尔•萨利赫后来负责非洲投资基金高达400亿美元。卡扎菲被击毙后，这笔资金下落不明。虽然萨利赫在国际刑警的通缉名单上，但他今年三月还公开出席在南非班德举行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南非在野党质疑，为什麽警方不逮捕这个通缉犯，还让他大摇大摆出席会议？他们要求祖马政府解释，但曼德拉们不予回答。在利比亚政府不断交涉下，最近南非政府准备把卡扎菲藏匿的10亿美元退还，而这只是个零头，更不要说那个通缉犯仍在南非逍遥法外。 我说曼德拉跟独裁者“卡扎菲们”是朋友，从另一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曼德拉出狱后，又不远万里，跑去美洲的古巴，朝拜他崇拜的另一个英雄卡斯特罗。 从youtube上这个视频（http://youtu.be/w36mzjObod0）人们可以看到，面对卡斯特罗，曼德拉恭恭敬敬，像是见到“大家长”，卡斯特罗坐在沙发上，曼德拉站立著，对他一遍遍恳求，“什麽时候你能够去南非？答应我。” 在哈瓦那的共产党群众大会上，曼德拉高喊“古巴革命万岁、卡斯特罗同志万岁！”跟卡斯特罗一起散步时，曼德拉甚至手挽著卡斯特罗的手臂，一副徒弟搀扶师父、恭维独裁者的卑贱。 卡斯特罗是全球最老资格的独裁者，从五十年代末掌权至今，已愈半个多世纪（超过斯大林、毛泽东等）。而且对内跟卡扎菲一样，实行严酷镇压，对外反美反西方，输出革命和动乱。但曼德拉却认同、喜欢、崇拜这样的大独裁者。如果说曼德拉崇拜卡扎菲是个偶然（当然根本不是），那麽他同时还崇拜卡斯特罗，就绝对不是什麽偶然的，而是骨子里有相同的东西——从反白人，到反西方，反人类文明，等等，背后有共同的思想根源。 曼德拉当上总统后，卡斯特罗终于“赏脸”去了南非，受到曼德拉的熊式拥抱，还被安排到议会演讲。南非的民选议员，竟在国会的殿堂载歌载舞欢迎独裁者卡斯特罗。这一切，都是曼德拉安排的。民选议会欢迎独裁者演讲，这是南非议会最丑陋的一幕，更是曼德拉政治遗产中最令人恶心的篇章。 曼德拉跟卡斯特罗的“友情”至今，媒体报道说，曼德拉88岁生日时，卡斯特罗“信守诺言，专程送来了精美的朗姆酒和雪茄烟。”曼德拉90岁生日时，卡斯特罗在古巴《起义青年报》上撰文说，曼德拉“已成为人类最崇高品质的象徵”。世界上专权时间最长的活著的独裁者歌颂曼德拉，更能说明他们为什麽是“战友”。 曼德拉从不掩饰与这些独裁者们为友，甚至为有这些“朋友”而自豪。曼德拉第一次到美国（1990年）时，特意去拜访纽约曼哈顿125街的哈莱姆黑人区。媒体报道说，曼德拉向欢迎人群表示，“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利比亚上校卡扎菲、古巴军事首脑卡斯特罗，都是我的战友（comrades in arms）。 在曼德拉的朋友名单上，不仅有上述的恶棍，还有伊朗的内贾德，中国的江泽民、曾庆红、李鹏等等。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一个人交些什麽朋友，就知道这人的品质。 而从曼德拉当上总统就跟台湾断交（跟共产中国建交）的过程，更可看出他是哪类人。 曼德拉坐牢时，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白人政权），强调不要为面包而丢弃原则。可他当上总统，就盯上面包，不顾原则，要跟台湾断交。当时台湾感到外交危机，在曼德拉的总统就职庆典时（1994年），特意派出李登辉总统带队的最高级别祝贺团。而中共只派出“中非友协副会长”（谢邦定）这种芝麻小官。据谢邦定撰文追忆，他们抵达当天就受到曼德拉接见，畅谈半个多小时。曼德拉说，他坐牢时“就专心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和论述，深深启发和影响著他。现在，他正在阅读内容丰富的邓小平的著作。”曼德拉不仅跟毛、邓等暴力革命者心有灵犀，还要取悦“中非友协副会长”这种中共小官。 当时南非跟中华民国是邦交国；但在宴会大厅，南非政府却挂起了中共的国旗。但谢邦定还觉得不够，他说“事先仔细查看，最后在一个角落半隐蔽的地方见到了台湾旗帜。我们和南非当局事先有约，正式场合如需悬挂中国国旗，则只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不挂台湾旗帜。我们当即向南非主管人员进行了交涉。他们告以工作人员疏忽有误，立即找出取下更正。” 取下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台湾的旗帜，而悬挂（当时）没有邦交关系的中共国旗，这就是曼德拉的“面包与原则”的选择！ 曼德拉更欺辱台湾的是，在晚宴上，来自台湾的总统级别的人，竟被安排在角落，而中共代表（只是中非协会副会长）却被安排在主桌，跟阿拉法特、卡斯特罗等“贵宾”在一起（还有后来当了南非总统的姆贝基、祖马等）。谢邦定说，他们在主桌谈笑风生，台湾代表 “冷坐一隅，很少有人搭理”。而且，他们在主桌谈的竟是，把台湾从非洲“赶走”！面对这种刻意的冷淡、疏远，甚至羞辱，台湾代表团没等宴会结束，就提前退席了。 当然，曼德拉当上总统，要解决南非经济问题，需要跟经济崛起的中国建立关系，这种想法有可以理解之处。当今世界大国，都跟中国建交，跟台湾断交，这是现实。但曼德拉跟其他国家元首不一样，他曾强调“原则比面包重要”，曾呼吁世界领袖应有道德勇气。但当他有了权力、当了总统之后，立马就做道德狗熊了！而且他巴结北京，也不仅仅是为面包。前台湾驻南非大使陆以正昨日在台北民视上说，当年台湾给了南非大量的资金，另外“我每月给（曼德拉妻子）温妮1000美金，把她养在那个地方。”台湾待南非不薄，而曼德拉要跟北京建交，更因为在骨子里，在意识形态上，他更倾向中共。 曼德拉为向北京献媚，有时到了献丑的地步∶他第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国时（1999年），特意带去南非 “金质好望勋章”，颁给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按常理，外国领导人到你国家访问，为拉关系，你给人家发个奖，还说得过去。可哪有千里迢迢拎著勋章跑到访问国颁发的？这不仅离谱，而且下贱。设想，如果奥巴马到中国访问，带个“美国勋章”发给习近平，恐怕连极度热爱奥巴马的左派媒体都得受不了出来开骂了。那个给江泽民挂上“南非勋章”的场面，定格了曼德拉跟中国独裁者的亲密之情。 江泽民回访南非时（2000年），虽然曼德拉已卸任总统，但仍“熊式”拥抱，赞美他的老朋友，夸赞中国的共产革命多麽伟大。 后来江泽民的嫡系曾庆红访问南非（2004年），曼德拉也是破格接待。中共驻南非大使刘贵今回忆说，“当我们赶到他的别墅时，老人已站在院子中央迎候了，他那时步伐有些缓慢，和曾副主席站著谈了很长时间。”夸赞“长征是中国的史诗，也是他心目中的史诗”，感谢中共革命对他的鼓舞。 曼德拉做了总统，资讯不会缺乏，他怎麽可能不知道中共专制，包括六四屠杀呢？但他后来甚至在家中热情接待六四屠夫之一的李鹏；为取悦中共高官，还事先携夫人一起站在院子“恭迎”。中国媒体报道说，“李鹏夫妇与曼德拉夫妇在院子里牵手谈话，宛如亲密朋友。” 美国学者柯奇克（James Kirchick）曾在“南非的背叛”一文中说，“这已不仅仅是曼德拉的虚伪，而是背叛了他自己在27年牢狱磨难中强调的原则。” 但做过这一切的曼德拉，在去世之际竟被美国左派媒体旗舰《纽约时报》赞美为“当今世界的道德楷模”。这是什麽楷模？这是哪个世界的道德？ 即使迟至2002年底，84岁的曼德拉还要跟江泽民联系。中共驻南非大使刘贵今回忆说，之前曼德拉就提出跟江泽民“通话”，“但当时没联系上”（以今天的现代科技，哪有联系不上的？很可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已不是总统的曼德拉没多大兴趣了），但这次安排了“江主席”通话，原来曼德拉急著要谈的是，阻止美英领衔要打的“伊拉克战争”。跟独裁者商量对付自由世界，这就是曼德拉跟江泽民的“交易”。 迟至2010年，曼德拉还为取悦中共而不惜全球丢丑∶那年南非为主办世界杯足球赛做宣传而事先要开“和平大会”，曼德拉邀请了包括达赖喇嘛等世界名人。但此举遭中共杯葛，南非马上向北京低头，拒发达赖喇嘛签证。世界舆论哗然，连南非的诺奖得主大主教图图、跟曼德拉同得诺奖的前总统克拉克、以及诺贝尔委员会等，都因同情达赖喇嘛，而公开表示抵制这个“和平大会”。南非新闻界也痛斥祖马政府的可耻行为。 但在南非及世界舆论的批评下，曼德拉却一直沉默，没向他的诺奖同僚、被中共欺压的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发出任何同情、声援之声。事实上，只要他一句话，那些“祖马们”都得服从，因为他们是曼德拉一手提拔的。有分析说，正是曼德拉本人支持拒签，南非才会上演如此丑剧。 面对各界强大的批评压力，曼德拉们愣是坚持没改变对达赖喇嘛拒签的决定，最后以取消“和平大会”向北京“交差”。 可就在拒绝达赖喇嘛签证之际，南非政府却向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颁发了“OR Tambo金质奖章”。这是南非的大奖，之前颁给过印度的甘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而在这之前，曼德拉们已发给过卡斯特罗“乌班图奖”。这是曼德拉当总统后设立的“人道主义奖”，首届得主是曼德拉本人，第二届竟给了卡斯特罗。为了荣耀独裁者，不惜奖上加奖。而对被国际媒体形容为“小海豚遇到中共大恶龙”的达赖喇嘛，则是一脸冰霜，这就是曼德拉们的德行。 从曼德拉给江泽民戴勋章，给卡斯特罗两次颁奖来看，如果阿拉法特、本拉登还活著，没准也会得到曼德拉们“奖励”。因为“南非已成为当今自由世界中袒护独裁者的领袖”（美国《新共和》杂志语）。曼德拉们的南非，曾支持缅甸军政府，支持伊朗的内贾德，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支持利比亚的卡扎菲，支持古巴的卡斯特罗，支持反美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更是臭名昭著的独裁者、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后台┅┅，他们内心深处有“相通”的东西。 南非《时代周刊》当时发社论说∶“这是一场背叛，是一场对南非自身抗争历史的背叛。” 可从曼德拉的上述种种丑行来看，他其实骨子里没有“背叛”，他本来就欣赏斯大林、毛泽东的理念。曼德拉去世当天《华尔街日报》的悼念文章就提到，“曼德拉领导的黑人运动朝向马克思主义、跟苏联结盟。曼德拉的家中书桌上方，挂著列宁、斯大林的画像。” 曼德拉死在家中，大概最后的时刻仍望著书桌上方悬挂的这些“英雄”画像。这才是真正的曼德拉！ 2013年12月7日写于美国 2015-1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迟来的抑制通胀之药：人民币升值
持续几年的高通胀与就业艰难已让中国感到不幸福。盖洛普近日公布《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生活“美满”一档，而有71%的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有17%的人说他们生活“困苦”。 面对郁积的民怨，再考虑到引发北非中东革命的首要因素就是通胀与失业，北京政府已将控制通胀作为第一政治任务，除了释放外汇压力、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以减少流动性之外，甚至决定采取过去一直排斥的方法，即人民币升值。4月中旬，总理温家宝把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列为政府控制物价应当更好利用的多种工具之一。 让人民币升值可减轻中国国内通胀压力，这是西方坚持多年的观点，温家宝的表态正好满足了西方这一期望。不过，在温家宝释放这一信息之后，世界并没有欢欣鼓舞。经过多年与中国政府那时起波折的交道，国际社会很清楚，即使北京让人民币升值，那幅度也与西方期望的相差太远。 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胀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也是个未知数。我认为，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与劳动力价格已全面攀升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在抑制通胀方面的作用将远低于预期。因为现在即使让人民币升值，也只能减少今后外汇储备增加所造成的国内货币投放数量。加之升值幅度很小，其减少货币投放和遏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也有限。最可能的结果是抑制了出口，但对抑制物价上涨所起的作用有限。 那么西方国家为何会一致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抑制通胀，难道这是蓄意骗北京？ 这还真不是西方骗北京人民币升值的说辞。因为早在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万亿之时，西方国家的金融货币专家已有此看法。中国也有人看到外汇储备过大将成为烫手山芋，央行一些官员与专家都提出过让人民币升值。但是拖到现在才来实行，已经错过了升值的最佳时点，效果自然不会太好，。 远的不说，只说去年3、4月间错过的一次机会。当时国际社会相继对北京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央行行长周小川3月6日在两会期间表态：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特别”措施，言下之间是金融危机过后将考虑升值。 3月30日，G20的五大成员国（美、英、法、加拿大、韩国）首脑致函G20其它国家，指责中国在经济协定上倒退，其中特别提到了汇率与缓解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日本也加入劝谕人民币升值之列，多国专家都认为中国应该抓住时机，“扩大波幅或是中国体面退出钉住美元汇率机制的政策首选”。与此同时，央行货币政策顾问夏斌、李稻葵等人都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面对国际压力，从策略上考虑，应该让人民币在（2010年）9月份升值。这些观点与此前周小川的表态相呼应。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前总理朱鎔基儿子朱云来任董事长）发表报告，列举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好处。这篇文章不仅预测人民币将从4月份开始对美元升值，还预测了幅度：2010年将升值3%~5%。 但央行这一主张被当时国内的主流意见“阴谋论”否定，这一派意见背后的势力是与出口有关的各利益集团。其代表作是《国际先驱导报》的“中美货币战争”，主要观点是：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目的是打压中国产品入欧美市场，重创中国经济，遏止中国崛起，因为一个贫困落后的中国是西方国家所期望的。这一派还找出美国为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货币政策制造的多位“受害者”，如日元、欧元等。 应该说，央行当时是从中国经济整体利益考虑，主张升值；而阴谋论者主要是从出口行业考虑。出现这一情况，完全是中国形成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机制所致。去年央行主张升值的意见延后实行，结果所面临的后果是通胀持续攀升。 如果要问怎样才能克服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弊端？目前只有一个答案：没有办法。 现实是：国务院下属各部委早就成了其下辖的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各部委的矛盾与争论也早就浮出水面。比如2004年开始，商务部与发改委有关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的公开争论，就持续了整整三年，最后是发改委占了上风，尽管这一政策实施了两三个月后就不得不变通处理，但发改委并未因此减少对经济领域的各种强力干预，时出臭招。 中国抑制通胀的过程将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涉及许多利益集团，必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华尔街日报》4月15日的文章“中国货币政策谁说了算”中，引述知情人士的话，“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各官僚机构、各种神秘莫测的委员会以及影响力隐蔽但却无处不在的共产党相互之间较量妥协的结果。没有哪个官员可以在这方面一人说了算，这使得其它主要国家几乎不可能与中国协调经济政策。”这篇文章对央行的作用与周小川的个人背景、党内人脉及影响决策的能力做了不少有趣的披露，有点看头。 但如果认为央行换个政治根基深厚一点的行长，对政策的发言权就会变大，那也是一厢情愿之言。人们将看到，只要抑制通胀的某项政策触及到某利益集团的钱袋，这项政策将被该利益集团利用各种手法破坏。比如中央政府目前为限制房地产市场而颁发的限购令，正由海南带头破坏。让海口不得不废弃“限购令”的原因是该市房地产相关收入快速下滑，影响财政收入。 中国之大，不止一个海口市，也不会只有房地产一个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都会想方设法“俘获国家”，让自己利益最大化，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也是经济现实。但每一次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结果都是老百姓付出代价，比如为保住出口商利益而不让人民币升值，其结果是去年的高通胀导致民众钱包缩水。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4月2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4/control-inflatio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外部势力”对两波民主化影响之异同
“两波民主化”指的是始于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2011年发端的中东北非革命。 写这篇博文缘起于我在一些电台作Calling节目的经验。国内听众经常会发问：中国人权状态这么差，为什么国际社会不帮助我们？听其讲述，似乎他们不了解国际社会是由价值观不同、利益取向不同的各利益主体组成，往往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价值共同体，在面临任何国际争端时都能统一行动。我绝对无意嘲讽这些可爱的同胞，但我想通过剖析第三波民主化与2011中东北非革命的国际环境，让读者对国际社会有一个粗略的认识。 近30年以来，世界经历过20多年前的第三波民主化与发端于2011年的中东北非革命。观察国际社会在这两波撼动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当中采取的姿态，对还未民主化的中国极其重要。据我观察，两波运动有个最明显的差别：第三波民主化当中，外部势力的干预行动往往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而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革命，却完全是本国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并无外部势力的介入与 “操纵”。 对于外部势力在第三波民主化当中扮演的角色，亨廷顿在他的名著《第三波：20世纪后半叶的民主化浪潮》中已专列一节分析，其中提到当一些国家达到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就进入了最可能朝民主化方向过渡的地带。在这一阶段，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1970年代的29个民主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 接下来，亨廷顿列举了以下事实：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上主要的权势和影响来源如美国、梵蒂冈、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和苏联（指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都在积极地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罗马教廷使天主教国家的威权政权失去了合法性；布鲁塞尔为南欧和东欧的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华盛顿则推进了拉美和亚洲的民主化；莫斯科消除了阻碍东欧民主化的障碍。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当时这些国家除梵蒂岗利用其宗教影响力、莫斯科主要利用其政治影响力之外，美国、欧共体等正处在经济上升时期。尤其是美国，使用了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来大力促进国外的民主化进程，为输出民主提供了大量实质性的财政支持甚至军事行动方面的支持，比如里根政府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布什政府曾命令军用飞机飞向马尼拉上空，以示支持阿基诺。 但中东、北非今年的“茉莉花革命”，其发端却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部势力在背后“策划唆使”，完全出自于北非中东国家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要说这轮革命与第三波民主化有什么瓜葛，大概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突尼斯、埃及等国人民获得相对宽松的环境创造了条件——90年代苏东波之后，在外部压力与危机意识的驱使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而采取了相应的宽松措施，如部分放开言论自由、允许私人资本办报、允许民间结社与多党制。说到底，民主化虽然首先是一个价值观念传播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正是突尼斯本阿里与埃及穆巴拉克这种开了一条门缝的施政措施，种下了今天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的种子。 中东北非革命潮起，应该说完全出于美欧意料之外。自“冷战”结束之后，西方自由世界失去了“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纷纷调整外交政策，不再以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为主要考量因素。当中东北非发生革命之际，西方国家正好陷入2008年开始的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而财力衰竭。因此当革命发生之时，美欧等国反应迟钝，几天以后才算是表态从道义上支持。利比亚在陷入卡扎菲政府军与反对派的内战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在一些阿位伯国家的要求下，才被迫于3月18日通过旨在保护利比亚平民的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一直是世界民主化领头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一再对内向国会保证此次军事行动不增加政府开支，对外一再强调美国参与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和有限性。这一“有限”，使得利比亚的反对力量在与卡扎菲的武装对抗持续了整整4个月左右，才算是看到了曙光。7月中旬的伊斯坦布尔会议标志利比亚事件进入收尾阶段，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马哈茂德•贾布里勒向会议呈交了一份详细计划，表示一旦卡扎菲屈服于国际压力下台之后，将把利比亚转型为全面民主国家。基于此，美国和其它30个国家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该国合法管治当局。承诺在办完相关法律手续后，就会将卡氏家族存放在英美等国的320亿美元财产移交给利比亚反对派。 分析两波革命中外部势力的作用与态度，主要是帮助中国国内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认识一点：推动中国今后的民主化进程，主要依靠本国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行动能力的增强。世界现在处于一种此前很少见的历史阶段：西方与中国经济同时陷入衰退期，欧洲经济颓势已成，短期内难以复苏；美国经济虽然比欧洲好得多，但目前也处在U字型底部，加之因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几次战争而积欠的巨大的国债，不得不部分调整其国际战略，放弃或者减弱在某些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者职能。比如在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的美国之音，其中文广播至今前程未卜，就是在这全球包括美国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当下，中国其实也进入了朝向民主化过渡的紧要阶段。当一个国家用于对内镇压的维稳经费超过对外的军事开支，全世界都知道这条路最后只会通向动荡混乱。中共领导层如果顺时而动，主动推进民主化进程，将成为世人景仰的戈尔巴乔夫。如果固步自封，顽固地坚持高压维稳，在今后某一天失去了权力，那也完全是自作孽，而非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7月2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7/democracy-china/）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并非“他人的生活”
――从“the Lives of Others”看今天的中国 2月25日晚，万众瞩目的第79届奥斯卡奖落幕。中国官方倾力支持资助的“黄金甲”未获任何奖项，而与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有关的两部得奖影片均与社会主义制度及中国现实的“黑暗面”有关。 与中国有关的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获得79届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奖。这部长达39分钟的纪录片记载了颖州地区爱滋病患者特别是孩子们的无助与绝望。另一部德语片the Lives of Others（中译名有的译之为《窃听风暴》），讲述了东德国家安全部门动用各种手段监控国民的真实历史。这种特务政治既是苏联、东德、波兰等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今天中国的真实状态。 在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只有东德曾将历史档案曝光。柏林墙倒塌后，人们发现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长达180公里的案卷、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和近1万5000多袋撕碎的文件，共涉及600万份个人档案。而这些庞大的秘密档案，就是依靠东德秘密警察们积累的的，这些秘密警察包括安全部的两万名官员、9.4万名情报人员和分散在全国各机构中的近420万名眼线。至今已有400多万人的档案材料被公开，这些档案涉及所有社会群体，从党政要人、社会名流直至普通百姓，在夫妻、父子、师生和朋友之间充满了各种叛卖故事。 这些秘密文件曝光曾将德国搅得人心惶惶，不少夫妻反目、朋友成仇。但所幸的是，在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这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古巴等国来说，the Lives of Others里的一切并未成为过去，据一些古巴人估计，每三个古巴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政府的线人。 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相比，中国在培养“线人”方面别有特色。“文革”前及“文革”当中是依靠“积极分子”与“群众运动”，检举揭发蔚为风气，且检举者还充满政治优越感。只在80年代有过短暂时期，“积极分子”退出政治舞台，线人尚未形成制度，中国人才算是不要担心背后的眼睛。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安逐步渗透社会公共生活，更兼中国政府将高科技用于监视人民――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就是“金盾工程”，与前苏联及东德等国家相比，中国当局今日之监视系统早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我自己就曾经历过被全天候监视的痛苦时刻，我的同事中有好多位接受监视任务而后来也坦然承认者――这些人当中有积极参与者，如报社办公室主任钟某人；但也有不得已而接受任务者。 The Lives of Others揭露的是黑暗，但最后还给人性留了点光明尾巴，比如那位监听者威斯莱尔最后掩护了被监视者。类似呼唤光明人性的故事在苏联文学中也曾出现过，有一部小说中曾有这样一个情节：学校教师给孩子们讲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历史之后，希望孩子们回去问问自己的父母，当时他们在干什么。一个孩子回去问曾在集中营当过狱警的爸爸：“当年您在集中营工作时，曾虐待过政治犯吗？从背后向犯人开过枪吗？”做爸爸的不敢正面回答孩子这些问题，在孩子的再三追问之下，最后因受不了良心压力而自杀了。 我们中国会有这样一天吗？以我对国情国民的了解，我不敢做这样的奢望。首先，德国是一个善于保留簿记资料的民族，无论当年纳粹时期还是共产党统治时期，都保留完整的资料待查。而中国政府前几年就下令各地图书馆、档案馆销毁许多有关文革的资料，只有极少数图书馆因其负责人有点文化使命感而未全部销毁，这样一来，许多人曾做过的罪孽就从文字上抹掉了；其次，中国的国民素质要比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素质恶劣（五四文化前辈们曾总结过“中国人病在灵魂”），既无超越的价值追求，只有追逐利益的实用主义，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统治之后，连人性最后一道良知屏障“感恩”都已经荡然无存。在不少已经成为线人者心目中，为了利益而做线人并非不可原谅之事。 我很希望这部《窃听风暴》能够很快有中文版面世。在另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观照下，或许能够唤起许多至今仍在做线人者的罪恶感与道德羞耻感，不至于堕落到人性地狱的最底层。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2月28日，总180期）
何清涟2025-11-09 01:11👍 0💬 0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当不上总统
美国大选的党内投票，昨天（2月9日）在第二站的新罕布什尔州投票，在之前爱荷华州的初选中没拿到第一的，这次都反败为胜∶民主党是桑德斯以60%对39%大赢对手希拉里。共和党是川普（中国译∶特朗普）以34%的比分遥遥领先（卡西奇16%，克鲁兹12%，杰布布什11%，卢比奥10%，其他都低于8%）。 今年75岁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由此声势大振，有评论家甚至认为，民主党可能“翻盘”，原被看好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将被“取代”，桑德斯会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甚至可能成为美国下届总统。 如果希拉里真的因“电子门”事件（用私人信箱传递国家机密文件）被结案定罪（FBI正在调查），她当然就没有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更别说美国总统），而会去坐牢。那桑德斯就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是这种局面，那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共和党就赢定了。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没有广大市场。 桑德斯是美国100名联邦参议员中唯一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而社会主义在美国是个灾难性名词。因为人类社会已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条灾难之路，哈耶克称之为“通向奴役之路”。欧洲的福利社会主义也在步步走向难以自拔的困境∶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高失业率，经济滞缓┅┅。所以美国强调个人权利的茶党运动的主要口号是∶拒绝欧洲化，拒绝法国化、希腊化。 第二，美国人有“反国家主义”、警惕政府权力的传统。 1831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写出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他首创了“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个词，认为由于美国文化历史的传统有其独特性，所以美国跟欧洲国家有显著差别， 美国独立前，除了一些印第安人等土著，其他多是从欧洲逃过来的新教徒。他们在欧洲受到政府和教会的迫害，远渡重洋逃到美国后，要建立一个没有政府压迫的自由国家。所以美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民众就有一种“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的心态，恐惧并抵制国家对个人事务，尤其是对经济等领域的干预和控制。 美国为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打了一场独立战争。在脱离英国的过程中，更加强了美国人对英国这个强大国家（strong state）统治的反感。美国建国先贤起草的奠定美国文明的最重要文件《独立宣言》，就避免提到建立强大的美国，更没有确立强大（有更多权力）的政府，而主要强调的正相反，是保护个人权利，个体自由。其中主要起草者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最强调的，后来成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是个人的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主要是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里最关键的是，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拥有的权利，而不是指国家和政府，也不是指群体。 托克维尔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精华，他说《独立宣言》透露出美国先贤对国家权力的警惕，美国整体制度设计是避免出现强势政府，而确保“强势个人”（保障个体权利）。后来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弗逊甚至做了这样精彩简洁的概括∶“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 杰弗逊的思想战友、第四任美国总统麦迪逊主要起草了美国宪法，其基本精神可用两句话概括∶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把独立宣言的原则用最高大法《宪法》来法律化和保障。 我在以往的文章中多次强调过，如果说美国有“特殊性”“例外性”，就在于建国先贤一开始就抓住了要点，确立了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本，所以美国革命才跟热衷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建造古拉格的苏联革命，以及劳改营的中国革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美国成为全球最自由的宪政民主国家。 正由于这种历史传统，社会主义政党在美国从来都不被人民选择，最多的一次得票率是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拿到6%的选票，后来从未超过2%。美国共产党更是名存实亡。我曾在“美国左派和乌托邦毒品”一文中介绍过美国共产党的消亡经过。 在这种背景下，桑德斯虽然煽动起一些不谙事理、盲目理想化的年轻人的狂热（在新罕布什尔州，30岁以下年轻人中，桑德斯赢得75%的选票），但总体而言，桑德斯的社会主义主张在美国没有广大市场，这也是美国没有成为瑞典，没有成为法国，更没有成为希腊的原因。 目前呼声很高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佛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台湾译∶鲁比欧）在电视辩论中的誓言，代表很多美国人，尤其是保守派的心声∶桑德斯想把美国变成瑞典，但我们要把美国恢复为建国先贤确立的美国——拒绝社会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保护个人权利，重视道德，坚持原则的伟大美国！ 所以，如果希拉里因触犯法律在大选中出局，桑德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也没有机会当选美国总统。当今共和党的选民，都巴不得的希望桑德斯成为民主党候选人，这种心情就像台湾的绿营选民听到洪秀柱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一样，因为这样本阵营躺著选都可以赢了。 2016年2月10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6-02-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孙中山的八大错误
台海两岸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高调捧孙中山。两个曾对立了近百年的政党，却在孙中山上找到共同点，实为一政治景观。 国民党捧孙中山，因孙曾是国民党总理，并被尊为“国父”。国民党要通过捧孙来凸显他们权力来源的正统性，是结束清朝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那为什麽共产党也热衷捧孙？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孙中山的那套理论和做法跟共产党相当接近，他们是思想上的“战友”；孙的联苏容共政策，帮助了中共发展壮大，孙是中共的“恩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在有实现宪政民主机会的情况下，仍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 辛亥革命虽叫革命，但却没有什麽流血牺牲、人头落地，就结束了清王朝。中国解除了党禁报禁，有了选举和国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宪政前景。但孙中山却热衷武力解决问题，在宋教仁被暗杀事件发生后，孙竟不顾很多人主张的在法律层面“倒袁”，即通过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解决，走宪政民主之路，而是坚持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倒袁世凯政府。此举动摇（摧毁）了中国当时相当脆弱的宪政基础，使中国失去了一次重要的走向议会政治的可能性，为后来军阀间的武力“倒来倒去”提供了恶劣先例。最后中国最大的“军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用“枪杆子”把整个中国“倒”到自己手里。 二是组织列宁式政党。 孙中山虽曾旅居美国，但明显地，他既没有学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这个根本精神，当然也就没有学到如何建立一个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他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建立“党国体制”，也就是政治独裁。他强调，加入国民党的人，“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 《国民党总章》曾规定，所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孙都有权否决，而且还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强调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孙中山晚年更是主张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后来毛、蒋各自建立党国，都是用这种逻辑，即用群体的名义，国家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实行独夫统治。 三是都把新闻当作宣传。 中共是靠暴力和宣传起家的，而孙中山早在毛泽东之前，就热衷办“党报”，要用“党的喉舌”达到“高度思想统一”（跟后来毛的统一思想等一样）。孙要“造就健全一致之舆论”，形成一种声音。这种宣传高于新闻，新闻等于宣传的做法，国共两党是不谋而合，孙、毛两人一脉相承。 四是都推崇、师法苏联，“以俄国为师”。 对中共来说，是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毛泽东们是按俄共模式起家的。而孙中山也是崇拜苏联，曾给蒋介石写信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还断言∶如果我们不以俄国为师，就绝不会有成就（原话∶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百合吉尔（M-C Bergere）在她的《孙传》中说，共产党诞生那年孙中山跟共产国际搭上关系，把国民党改组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据这位女学者考证，连国民党的党纲，都是当时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按照苏共的党纲起草的，由廖仲恺译成中文。 孙中山留下的遗嘱有国事版和海外版两套，其“海外版”是写给苏联共产党的，其中不仅歌颂“不朽的列宁”留下“真遗产”，还称苏共们为“亲爱的同志”，并告诉苏共他已“令国民党”跟俄国合作“提携”，那口气完全是一家人。 五是都用黑道手段镇压异己。 历史上曾发生国共两党杀“两章”事件∶周恩来主导杀害原同志战友顾顺章的妻子家人八口，蒋介石曾暗杀革命元勋陶成章。周杀顾全家，是因顾被捕叛变，周要灭门报复。而蒋杀陶成章，则是取悦孙中山，因陶对孙搞“一人党”非常反感，曾严词批评，成为孙的心头大患。 几年前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介石日记证实，是蒋本人亲自去上海医院病房暗杀了陶成章。蒋在日记中坦承此事是他干的。蒋杀了陶成章后，更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 孙中山所以欣赏这种暗杀，因他本身也是这麽干的。当孙发动二次革命倒袁时，据章士钊回忆，可用之兵只有南京的第八师，但该师将领不情愿。孙中山则拿两万银两收买该师的营连长，“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章士钊感叹，孙中山“贿买杀人，自乱步武。”简直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所以中国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历史学者袁伟时研究这段历史时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造成帮会式的组织”。 六是都为目的不择手段，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中共为巩固统治，几年前曾跟莫斯科签约，把当年俄国从中国夺取的土地（相当40个台湾)一次性永久给了俄国。孙中山也曾用出让本国领土，换取外国支持。孙当年竟游说日本，说如获资金等支持，“满蒙可任日本取之”。“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甚至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孙中山还私下对日方承诺，一旦主政，将给予日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特权，条件是日方出钱出力帮他推翻袁世凯。 七是孙的“三民主义”跟毛的“新民主主义”异曲同工，基调都是群体主义。 孙在《建国大纲》中阐述“民生”时，强调的是由政府解决人民衣食住行；谈到“民权”时，主张的是由政府训练人民行使四权；谈到“民族”时，更是强调国家。对“民权”，孙还认为建立民国就是实现了民权，所以在袁世凯当选总统时，就宣布三民主义已完成两项（民族、民权），今后只需抓民生。 所以三民主义的核心，是大政府和国家主义，而不是个人自由。国共为什麽能在孙中山的问题上“统一思想”，就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相同的根基之上∶那就是国家、民族、群体，高于个人权利。 八是帮助了中共发展壮大。 除了想法、做法跟共产党接近之外，孙中山还帮助了中共的发展壮大，他是共产党的恩人。孙当年不仅有“联苏、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还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人加入，担任重要职务，这都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和实力壮大的推手之一。孙的夫人宋庆龄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同党、共产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孙中山传》中说，中共之所以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苏、联共政策。因为这等于是联合纵容共产党。 所以毛泽东早就高度评价孙中山，称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庆祝中共国庆时，还在天安门城楼那挂著 “马恩列斯毛”像的广场旁竖立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就是感激他帮助了中共，最后把国民党的命“革”到台湾。孙中山跟列宁等一样，成了共产党的“真遗产”。 2011年10月10日于美国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10月（原题∶你所不知道的孙中山） 2011-10-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美国“新常春藤名校”鼎革并非戏说
何清涟 美国大学校园挺巴反以抗议还在清场，学生们从未料想的结果不期而至：企业愿意雇佣常春藤大学毕业生的越来越少，与金融界、商界关系密切的福布斯公布一份新的常春藤学校名单，连同老八家在内的十余家名校被排除在外；13名联邦法官干脆公开声明他们不再雇佣这轮学潮的首发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这是一时之举，还是将成为常态？且看本文分析。 “常春藤”不再常春 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美国左派大本营纽约，但因为反犹是美国政治大禁忌，学生们多年拥护的民主党当局对他们并不客气，先是毫不客气地清场。面对此局，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生要求取消期末考试，理由是抗议暴力引发心理创伤，“很多人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而同时很多同学被拖进监狱”，声明还称“白人至上主义者”，“新法西斯主义仇恨群体”、“犹太复国主义份子”冲击校园，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因此请校方取消期末考试，让大家全部通过。 学生们未等来学校恩准学生取消期末考试并全部通过的通知，却等来了13位并非泛泛之辈的联邦法官联署的公开信。13 名联邦法官表示，他们将不再雇用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助理，理由是“反犹太主义的恶性蔓延”和“学生骚乱的爆发”。法官们写道：“言论自由保护的是抗议，而不是侵入，当然也不是暴力或恐怖主义的行为或威胁”，“很明显，哥伦比亚大学在言论自由和学生不当行为方面采用双重标准。” 如果这只是孤立事件，哥大这些骄傲的学生可以不在意，但真正的麻烦是：这并非个例。从去年10月开始，美国常春藤盟校校园的反以挺哈活动继续在美国各地肆虐。就在今年4月这一轮反以反犹挺巴活动正在进行时，以追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净资产而闻名的《福布斯》发布了一份“新常春藤盟校”名单。在取消八所最为古早的常春藤盟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以及“常春藤+”学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资格后，福布斯使用了几个数据点，例如标准化考试成绩和招聘经理调查，以取代学生凭身份（族裔、性别）录取的标准。 切莫以为这是福布斯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这家直接为美国金融、商业、经济界服务的杂志，近年一直在做这方面追踪，由于其他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未做同类调查、研究，其参考价值极大。 常春藤名校的学生为何越来越不受欢迎？ 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大学日益普及，从西方开始流行最后风行世界的一句话是“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其中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毕业证书更是职场上的金牌入场券，也是一个人一生的骄傲，但现在常春藤名校这块金牌正在黯然失色。 犹太富商一直是美国各大学慷慨的捐助者。我曾在《以巴冲突战场之外的世界大分裂》（10/20/2023）中写过一节“美国犹太商界大佬纷纷对哈玛斯支持者合上支票本”，讲述了毕业于哈佛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和其他约20多位犹太知名企业家拒绝雇用哈佛学生团体成员的呼吁，其中包括沙拉连锁店 Sweetgreen 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纽曼 (Jonathan Newman) 等。这些富翁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们纷纷对哈佛等发生反以挺哈的常春藤名校关上了支票本， 哈佛大学是美国政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培养了八位前总统和九位现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大法官，因为在以巴冲突中支持了哈马斯，立刻被捐款人抛弃；Leberial立场的网刊Free Press发表《捐助者的反抗能拯救美国大学吗？》一文，列举了美国大学出现支持哈马斯的抗议之后，商界大佬们用合上支票本、停止聘用、开列聘用黑名单等方式表达愤怒的多个事例之后，提出是Woke毒害了美国大学。但实际上，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早在Woke之前，其前身“1968年人”（1968年“巴黎红五月”与美国反越战人士）与他们培养的Liberial就前赴后继地促使大学的极左化教育。 常春藤名校毕业生不再被市场青睐 4月29日，福布斯在《独家：雇主们对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的态度越来越差，而这 20 位“新常春藤盟校”的崛起》先回顾了常春藤名校的辉煌历史：对于整个美国的存在来说，常春藤盟校提供了重要的服务。 最早的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录取时筛选出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并对其进行严格的教育，为雇主、投资者甚至选民提供了精英认可的印章。 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总统和目前福布斯 400 名最富有的美国人名单中都是常春藤盟校校友，还有八名最高法院现任法官。但这些常春藤盟校正在丧失其作为美国杰出人才培养者的地位。文章提供了一组数据：《福布斯》对其《未来工作》时事通讯的近 300 名订阅者进行了调查，其中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拥有直接招聘权。 在负责就业决策的人中，33% 的人表示，与五年前相比，只有 7% 的人表示，他们更有可能雇用常春藤盟校毕业生，42% 的招聘经理更有可能雇用公立大学毕业生。” 图片 图片 为什么是五年？主要是这几年这些常春藤名校推行DEI系统，招生时放弃了标准化考试，着重考虑的是新生的种族、性别等身份因素（该报告的Legacy即“遗产”之意，在此指身份这种出生自带的社会资本），而且对外不再公布成绩，一律给予A或者A-。但这些把戏骗不过这些富有经验的招聘者，因为日益左倾的美国大学早就流行两套评分机制，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夏菲·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接受媒体 Minding the Campus 的访问时曾公开表示，自己一向有两套评分机制，一套是为迎合大学“宽松教育”的大方向，一律给学生高分，作为学校官方纪录，方便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目前 A- 已经是哈佛大学成绩的中位数。但他同时会给学生另一个私下评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 #福布斯文章列举了这些招聘者不想录用常春藤名校学生的理由：一是学校实际教授的内容与学生所学东西；二是认为公立学校的毕业生比常春藤名校毕业生更“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评断来自于一位专门从事医疗保健和国防领域的管理顾问）。 不过，美国大学教育左倾与非实用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相对于现实来说，《未来工作》时事通讯的醒悟有点迟。美国大学教育左倾化导致很多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专业，比如社会冲突、社会运动等类，除了在美国国外从事颜色革命才能适销对路，基本是无法就业的专业。早在2013年，《纽约时报》就发表过一篇《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其中提到多位毕业于常春藤大学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长期找不到工作，成为“学术难民”的故事。但这篇文章并未指出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脱节，重点是描述这些“学术难民”的漂泊苦难。那时美国NGO是全盛时期，可以容纳不少这类高资质者就业。加上美国大学的高度国际化，每年有百万量级的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来美求学，不少也在这类专业就读，因此淡化了教育专业设置的危机。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资本通常是政治、经济（金融投资、商业、制造业）与文化（教育、传媒、影视）三大类。与中国等专制国家不同，这三类社会资本当中，对社会起长期与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无论是政界还是文化，都离不开经济精英的捐助与投资。校产非常丰厚的哈佛大学原来以为失去100亿左右的捐助能够扛过去，但事实上遇到资金困难，2024年2月，彭博社报道哈佛提前出售16.5亿美金的债券纾困的消息。并解释原因是哈佛基金会的资产配置中有大量在流动性较差的股权基金和房地产，因此不得不通过出售债券等资产的方式来满足运转需求。多年来捐助母校的比尔.阿克曼甚至判断下一步哈佛大学可能会有进一步缩减成本和支出的动作。 但资本对教育的影响远不如对政治的影响迅速有效，“1968年人”开始“在体制内的新长征”长达大半个世纪，保守派在大学几乎很难有立足之地。因此，美国大学的严重左倾之病要治好，“门是窄的，路是长的。”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5月14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01440）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Beware the assault on Taiwanese free media
By Cao Changqing 曹长青 Taipei Times Feb 04, 2009,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s (KMT) frequent moves to gag the press have drawn concern and criticism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KMT’s moves make one wonder wheth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might not have been behind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aiwanese media. It was recently reported that the daily political talk show Ta Hua Hsin Wen on SET-TV could be dropped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 holiday.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is happens, the rumors have sown fear in the media. With the sluggish economic situation, some media companies may be considering downsizing to save some money. However, Ta Hua Hsin Wen has always enjoyed high viewership ratings and is clearly not losing money for the station. In September, the Liberty Times (the Taipei Times’ sister newspaper) reported that following Ma Ying-jeou’s (马英九) victory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pan-blue media outlets had gloatingly predicted that Ta Hua Hsin Wen and its host, Cheng Hung-yi (郑弘仪), would be scrapped. Despite this, the show not only managed to secure high audience ratings, but has also dominated the 10pm programming slot. Why would there be rumors about a popular political talk show being replaced? This is clearly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explained by commercial interests. Ever since Ma took power, the direction of the KMT has been clear: Cooperate with the CCP to block any approaches to making Taiwan a normal country. Internally, the KMT has weakened the morale of the pan-green camp by lashing out at an alleged money laundering case implicating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陈水扁) and his family members. Examples include the judiciary’s abuse of power in attempt to deal a blow to pro-Taiw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s backbone. This has led to public insecurity and has considerably cut off all possible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the pan-green camp, while the KMT has benefited with its substantial party funds. The pan-green camp has been in a position of weakness in the media as there are only a few pro-Taiwan programs that are not afraid to speak the truth and these programs have naturally become a thorn in the side for the KMT. Recently, reports in Chinese media overseas have said that pro-China Taiwanese businessman and chairman of the Want Want Group Tsai Eng-meng (蔡衍明), who recently purchased the shares of the China Times and CTI TV, is now planning to buy out Hong Kong’s Asia Television station (ATV). It has also been reported that Tsai was by the side of Chinese envoy Chen Yunlin (陈云林) when he was unable to leave the Grand Formosa Regent Hotel until the early hours of the morning because of protestors during his visit in November. Many people now fear that Tsai’s acquisitions of the China Times, China Television Co (CTV) and now Hong Kong’s ATV are being backed and controlled by Beijing. Reports have said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ecided one week before the Lunar New Year that they would invest 45 billion yuan (US$6.58 billion) into a mass propaganda campaign around the world, which would entail acquiring media in the West. From the huge amounts of money Beijing has been investing lately, it is very foreseeabl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be able to interfere with media in both Hong Kong and Taiwan. If SET-TV’s Ta Hua Hsin Wen really is dropped, there will be more to the matter than meets the eye. Cao Changqing is a writer based in the US. Published on Taipei Times Wednesday, Feb 04, 2009, Page 8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9/02/04/2003435189 TRANSLATED BY TED YANG AND DREW CAMERON 2009-02-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