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国地区治理危机的起源•经济篇
西藏、新疆与香港三地的政治与文化差异，在北京眼中并不重要，奉行唯物论的中共认为，只要经济上趋同且一体化，政治与文化差异迟早都会被改造过来。针对这几个“区情”很不相同的地区，北京采取的一体化政策也有区别。 \香港的四小龙地位：得失皆因大陆\ 香港地理位置为其带来的优势，主要是为中国大陆充当“国际掮客”。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做出“暂不收回香港”的决策，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中共面临西方全面封锁，出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考虑，保留香港作为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香港几乎是中国唯一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更是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基地。1979年以后中国对外改革开放，香港商人不仅成为投资中国大陆的主体，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引路人与桥梁。 香港的衰落始自90年代中后期。其时，70年代后期作为香港经济支柱的电子、制衣、玩具等产业全部迁往中国珠三洲地区，本港产业空心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逐渐丧失了中国转口贸易的地位，离岸金融业务渐渐劣质化，沦为中国权贵官僚的资本外逃中转站与“大陆洗钱的后花园”。近几年，中国的洗钱金额也将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大陆人在香港钻研出来各种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古董，无所不包。（见本人VOA博文《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 现在常见大陆人说，中国经济现在不需要依赖香港了。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正解是：中国政治经济精英绝对需要香港。一，香港做为他们能操盘的洗钱之地不可或缺。二，港商是他们最容易披上的投资者外衣。除了将钱洗白作为外商到中国投资之外，到美国华尔街圈钱，港商身份较中国身份方便得多，尤其是“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陷入“财务欺诈”的丑闻之后，挂上港资招牌更便于通过美国证监会审批。当然，上述种种“方便”，只有在香港特区政府受北京高度控制的情况下才能轻易获取。因此，北京无论于公于私，都不会让香港特区政府成为真正的民选政府。 无论是香港昔日的繁荣还是今天的衰落，都与大陆息息相关。香港财政独立，无需向中央纳税，北京倒也算是体谅香港的经济困难，但帮助方法除了鼓励大陆游客赴港旅游之外，并无他法。而大陆人借赴港之机在香港产子，抢购奶粉，以及一些不雅行为，让港人认 为是抢占资源，烦不胜烦，编了一支《蝗虫歌》传唱。所有这些日积月累，构成香港对北京产生离心力的一些缘由。 \西藏新疆：花钱买稳定无助于经济结构优化\ 西藏、新疆两地被归于“老少边穷”地区。世纪之交之前，北京认为这两地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不足为虑，只要缩小地方差距，就能达成稳定，因此不断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随着两地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渐显化，至本世纪初慢慢演化为“花钱买稳定”。如我在《苏格兰公投的中国启示》所说，自2008年至今，中央转移支付在西藏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青海则在70%-80%之间，新疆较富裕，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例亦高达60%左右。 但所谓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形成的只是对边疆与贫困省区的输血机制，而非造血机制，尽管中央财政支付的力度越来越强，但中国的地域差距越来越大，按照各地区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差异系数，从1990年的55.4%，其后缓慢上升，2003年达到最高点75.1%，之后随着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差异系数有所下降，2012年下降至46.0%。除此之外，中央政府鼓励内地人去两地旅游，发展当地的旅游业。问题是，旅游产业难以做为经济支柱，当地人就业始终是个问题。 \三地就业难，不同中的相同\ 这三地都有大型国企进驻，中国央企几乎都在香港设了分公司，但人员基本自带。那些洗钱业务，大都由在港的中资公司（多由大陆自带雇员）操盘，除了让香港经济禀赋高度投机化之外，并未给香港人带来多少好处，年轻一代就业、生活日益艰困。 藏疆的央企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余下主要是资源性产业，数量不多，就算遵照政府规定按比例招收少数族员工，能够吸纳的人员有限。2012年12月，人民网曾登载《西藏籍大学生“全就业”透视：公职岗位占八成》，从当地大学生的就业流向，可以了解西藏地区除党政事业机关之外，能提供就业机会的现代经济部门极其有限。在《西藏就业”到底怎么了——从”西藏特点”的就业问题说起》（见人人网《钟扎西的日志》）一文中，作者指出，西藏高校毕业生之所以热衷公务员职业，是因为西藏产业结构落后，“实业少，噱头多，规模小，波动大（弹性大），长期需求少的产业格局”。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停留在较低层次上，著名商品虫草虽然暂时给牧民带来高收入，但难以为继，且对生态破坏极大。 新疆少数民族的就业早就成为难题，伊力哈木曾在《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中作为重点阐述。比之西藏，维人面临的情况更严重。因为新疆自50年代初就开始从内地移民，西藏由于地理气候条件限制，直到近年才有大量汉人涌入拉萨林芝等地经商，这些人对藏人的就业并不构成影响。 \真正的难题：系铃人无法解铃\ 通过本文政治篇与经济篇的分析，会发现三地情况不同，但北京的控制手法的要义却相同，即通过各种不同的策略包括压力，让三地在政治上与中共趋同，经济上全国一体化。 香港无论是经济、政治发育程度与人口构成，均不同于内地，中共对其采取逐步收紧的政策，让其与内地趋同。比如北京曾处心积虑地在香港施行洗脑教育，令港府成立一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于2012年推出《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盛赞中国模式，批评西方民主，结果引发香港人民“反对洗脑”的全民大行动，被迫作罢。藏疆两地取消本民族语言教学，被当地少数民族理解为“文化灭绝”。对此，维族知识分子伊力哈木在《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藏族女作家唯色在《为了“维稳”取消藏语教学》均有论述。 让全国经济一体化，这是出于极权政治的本性。邓时代开始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其目的并非为了把经济调控权让给市场，而是为了让权力更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以摆脱中共政治上的困境。现实表明，改革以来权力之手对经济关键环节的干预，比计划经济时代毫不逊色。与计划时代的指令经济相比，这种隐性的市场干预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商业伦理的消极影响更大。比如藏维两大民族，不仅文明成熟，在人口与资源的控制上自古以来也有自己的平衡方式，只有在中共强力干预之下，才发展今天这种状态，仅仅依靠本地的经济产出，已无法支撑起当地的人口规模。尤其是西藏，没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无法维持，公职人员当然也无法养活。 古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观察三地的局势，如今香港尚存有解铃余地，新疆问题则陷入无解之境：新疆现有维族人1007万，汉人875万，维汉共治，正是目前部分维人反对的格局；维族人要的那种“高度自治”，毫无疑问也会遭遇当地汉人强烈反对。但800余万移民及其后裔这只“铃铛”，虽然是中共硬套上去的，但如今谁也没有办法让汉人“回流”到人口与资源关系呈高度紧张状态的内地。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0月1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1011/248087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阿凡达》为何输了奥斯卡？
在全球创造了最高票房25亿美元的高科技大片《阿凡达》，在周日奥斯卡上却成为输家，只获三项小奖。这让很多观众，尤其是中国的“阿凡达迷”失望、沮丧，甚至痛心疾首。在中国的网路上，一片不解、不平，甚至愤怒之声！因这部电影曾横扫中国，不仅创高票房，刚放映时，甚至一票难求，观众排长龙等票。 为什麽票房创纪录的《阿凡达》没拿到大奖，而在中国至今都没放映、全球票房才区区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台湾译为《危机倒数》）却成了大赢家（获最佳影片、导演等六项大奖）？ ●恶毒的《阿凡达》 在观看这次奥斯卡直播时，我一直期待《阿凡达》输。虽然这部影片全球叫座，但在美国却有很多批评。立场中间偏右的《大好莱坞》杂志称《阿凡达》是部“道貌岸然的电影，充斥一元化角色和政治正确的陈腔滥调，情节无一不在意料之中。”华盛顿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的影评人也毫不客气地说∶《阿凡达》是我看过的最蠢电影之一。片中影射美军被武装分子击败，表达出“深刻的反美主义”。连左翼的《纽约时报》影评也指出，《阿凡达》推销把大自然当成神的泛神主义思想，而把接近真实的社会描写得野蛮残暴。甚至澳大利亚的影评都这样总结，《阿凡达》传递这样的简单方程式∶“人类是坏蛋，高贵的野蛮人是好人，异教崇拜好，美国坏，美军是大坏蛋，资本主义坏，采矿坏，唯一好的士兵是叛徒。” 我看这部电影时，也马上感觉到这是一部非常意识形态化的电影，随後写了影评“恶毒的《阿凡达》”，指出这是一部反人类、颠倒黑白的宣传片。“为了反资本主义，居然到了把自然当神拜、把自然和动物高於人、把原始野蛮的部落文化抬举到高於现代文明的地步。” ●独木舟和泰坦尼克的差别 但这部片子所以高票房，主要是高科技、大场面，并大手笔宣传。在媒体渲染下，很多观众以好奇心理，要一睹3D为快。而且卡梅隆成功使用高科技拍的《泰坦尼克号》至今令全球无数人难以忘怀；我本人当年甚至感动到专门写了一本名为《泰坦尼克号》的书（港台发行，译为《铁达尼号》）。《阿凡达》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当然肯定吸眼球。虽然《阿凡达》的左倾意识形态把我气坏了，但无数中国观众却赞赏它，把它诠释成中国民众反对强暴拆迁。这种解读和感觉，在中国之外的观众中几乎没有，因为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野蛮拆迁。所以奥斯卡的六千评委对《阿凡达》也没有中国人那麽倾心。 在奥斯卡颁奖时，看到《阿凡达》没得大奖，心里很高兴，以为好莱坞虽然是左派大本营，但这回总算聪明了一次，拒绝了那种意识形态的电影。但由於没看过《拆弹部队》，也不知它好在哪里。随後看到报导说，这部电影是描写伊拉克战争，於是开始警觉，因左疯云集的好莱坞一向反战（反越战，反淫除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反—反恐），这不会又是一部反伊战的电影吧？ 赶紧去找来片子一看，果然没错。痛感远不如《阿凡达》获大奖，因为《拆弹部队》不仅是一部更糟糕的左派反战意识形态片，而且在艺术想像力和表现手法上，跟《阿凡达》简直是天壤之别，是一叶独木舟和泰坦尼克号的差别。 ●把美军丑化成日本鬼子 《拆弹部队》描写在伊拉克拆除炸弹的美军三人小组，每天处於极度紧张危险之中，拆除当地武装分子安置的各种炸弹。但这部片子，把在伊拉克的美军，表现得好像是当年入侵中国的日本鬼子，陷入了伊拉克人民的敌视、反对（最好的反应也是冷漠）的汪洋大海之中，时时刻刻要被攻击。影片出现的伊拉克人，全对美军充满敌意，美国士兵几乎是战战兢兢、处於“一万个陷阱捕捉你一次疏忽”的恐惧、胆怯、无望之中。不仅普通伊拉克人敌视美军，即使是当地的教授妻子也把美军拆弹专家连骂带打地赶走。只有一次，一群用破车装石头的当地人似乎对美军比较“友好”，但一转头，就用一枚炸弹把美军士兵炸得粉碎，连尸体都找不到了。全片只出现一个“醒悟”的伊拉克人，他身上绑满了自杀炸弹，但他突然想到四个孩子和家庭，决定到拆弹部队自首。但那个成功拆除过873枚炸弹的美军专家，这次却不灵了，怎麽也无法拆下炸弹，最後在计时器快到时，对这个伊拉克人说“对不起”，然後飞跑去躲藏。这个唯一决定要站在美军一边的醒悟了的伊拉克人，导演却安排他被炸成肉末。 这位美军拆弹专家要返回美国时，他们小组的成员问，你这样出生入死，为的是什麽？他沉思了一下说，他也不知道。对伊战、对前途，他们都无望、茫然而悲观。三人小组的另一人，因受伤被提前送回国，临上飞机时，还痛駡他的战友，说他终於离开伊拉克这个“沙漠”。而画面一转，是一群伊拉克当地孩子，围著美国军车扔石头。导演用这种结尾渲染出，美军在伊拉克已成“人民公敌”，人人喊打。 这是一部颠倒黑白的电影。因为美军进入伊拉克，不是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而是结束那里的萨达姆专制统治。美军没有像日本侵略者那样占领、奴役当地人民，而是使伊拉克人民获得了自由！随後伊拉克多次举行了民主选举，当地民选政府在管理这个国家，伊拉克并没有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两“左”相权取其“疯” 而且就在奥斯卡颁奖第二天，伊拉克再次举行了全国大选。据《华尔街日报》社论说，这次选举更加成功！在萨达姆势力比较集中的安巴省（Anbar），五年前的大选时，只有3375人出来投票（占人口2 ％），而这次出来的投票者占人口61％！其他三个上次杯葛大选的逊尼派省份，这次投票率也高达62％、65％和70％，超过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 但在女导演凯萨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的《拆弹部队》里，一丁点也看不到（更感觉不到）这种伊拉克获得自由、美军解放了这个国家的真实！反而在影片一开始，就打出字幕“战争就像是毒品”，把美军打击恐怖分子、保卫家园的正义战争丑化成吸毒（战争）成瘾者。 把片中主角的美军拆弹专家表现为盲无目的、只把拆弹作为一种“瘾”的机器人。 而且《拆弹部队》过於写实，简直像新闻纪录片（该片也追求这种效果），毫无《阿凡达》那种艺术想像力和表现手法上的创新，所以在吸引观众的能量上，简直是两极！ 但好莱坞的评委们为什麽看中了《拆弹部队》？因为在反资本主义和反伊战之间，反伊战更迫在眉睫。中国古语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好莱坞这次是“两左相权取其疯”，越左疯，越鼓励。 ● “男人那活儿，我能干得更牛” 无知、傲慢、极端左倾的好莱坞，越来越被美国民众反感、甚至痛恨。像上台给《拆弹部队》颁奖的女星史翠姗（Barbara Streisand）就狂热反战。当年她曾给美国国会写抗议信，但竟把萨达姆说成是“伊朗领导人”。一个连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人，却“正义凛然”地指责国会决议。她的信还被指出有许多英文拼写错误，成为电视脱口秀的笑料。这次另一位上台颁奖的男星辛潘（Sean Penn）也是反战狂热者，当年曾跑到萨达姆的巴格达慰问，替独裁者做反美宣传。 虽然《拆弹部队》拿到六项大奖，但美国人可能不会买账。该片成员在领奖时说，这下他们的电影可以找到发行商了，说明这部九个月前就首映的电影，至今还没有美国连锁影院接受它。 毕格罗和其他女导演有点不同，她不喜欢别人称她“女导演”，连《洛杉矶时报》要以“女导演出头天”的题目专访，也被她一口回绝。她说，“我不认为我的电影和我的性别有关”。她要跟男人平等竞争，因此导演了一部关於男人和战争的电影，全部由男演员出演。她曾说，“男人那活儿，我能干得更牛！”实际上她要说的是，“左派男人那活儿，我能干得更左。”她说到，也做到了。 2010年3月10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aosika-03102010095142.html） 2010-03-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7👍 0💬 0中越冲突：“小闹”怡情，“大闹”伤身
近日，中越冲突成为世界热点新闻，不少人担忧中越之间将爆发战争。我的看法是：中越冲突近期内不可能升级为战争。北京与越南当局都会基于现实考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5月18日，越南政府派出大量军警驱散反华游行，重兵保护中国驻越大使馆，就是释放“和平”姿态。对北京高层来说，无论从本国高层内部矛盾状态、军队内部情况，还是政府与民众关系等考是时，其实都不宜轻启战事。 \萧墙之祸未靖\ 善于观察的人，大都会从习近平反腐遇到强大阻力，以及中纪委设定的查办新目标就可看出，中共高层内斗远未完结。不过，这“斗争”并非习与本届政治局常委之间的斗争，而是他与退休高层权贵及太子党之间的斗争。 “两会”时期官方放风，让外界感到不仅周老虎的事情尘埃即将落定，李鹏家族也即将成为反腐目标。但4月上旬，不仅李小琳借助香港《文汇报》采访高调宣称，有关她拥有离岸公司并在海南圈地的传闻都是谣言，连周永康弟媳及亲家母詹敏利都相继指称，有关周家的腐败故事全因习近平搞权力斗争。然后就有新华社转载财经国家新闻网那篇“三峡集团换帅背后”问世。这篇文章对外释放了双方达成“危险平衡”的信号。 这种“平衡”之所以“危险”，全在于双方力量的平衡基点非常脆弱，某一方暂时妥协并不意味着长久妥协，甚至有可能在妥协之时就想好下一招如何出手。 李家及三峡集团的“腐败”查究暂时搁置，中纪委于5月6日宣布，将整肃在港央企，贪污及卖国行为都将受到严查。这比中纪委3月份宣布将中央驻港澳办纳入监督范围时多了一项内容，即查究泄露国家机密者。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港澳地区是曾庆红经营多年的地盘，“泄露国家机密”本不属中纪委业务范围。这一招将指向谁，海外都知是曾。其后是香港国企被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落马。近日接踵发生的两件事情很有看头：5月14日，曾庆红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及江泽民儿子江绵恒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上海的韩天衡美术馆。 此举当然是师法毛泽东当年“畅游长江”之故伎，藉露面昭示外界：“我好着呢，外面那些全是谣言”，以此稳定本阵营军心。但微妙的是，5月16日，中面纪律监察部网站宣布，香港中旅副总经理王帅廷涉嫌在华润工作期间违法被查，针对性极强地否定了曾庆红藉上海视察释放的平安信号。 与此同时，香港两家亲北京媒体报道，中共18届四中全会将提前召开，并将在此会前或会上正式通报周永康案案情。有人据此判断这是倒习势力占上风，于习近平情况不利。我倒认为这表明习近平已稳住大局。毕竟，习近平有足够的位置优势，无论是曾及背后的江，其权势都非昔日的毛，甚至也远不如邓，希望通过操纵中央全会废帝，简直没有可能。因此，18届四中全会提前召开的原因，只可能是习近平希望提前在组织人事上做一些急需的调整。 \习对军队的控制有待加强\ 专制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军警特系统，坐在君王宝座上有如备受煎熬。习近平从小饱受中共斗争文化重陶，当然知晓这一“真理”。因此，习近平自履任以来，至少有一半精力花在强化对军队的控制之上，七大军区司令调动、亲自为六位上将授衔、成立国家安全委员领导小组并自任组长，几乎全是为了自己这个三军统帅名至实归。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曾公开评论，习近平对军队的驾驭能力比他的前任胡锦涛强。 中国军中太子党势力盘根错节，他们虽然没有实力取代习近平成为中共“一哥”，但却延续了在胡锦涛时期的做法，将不服气化作对外轻启海域冲突，理论基础是“流动国土”。这种“小闹”对他们来说是怡情之举，但弄大了却得军委主席兜底。这些军中太子党的年龄大都临近退休，习近平希望用时间来解决这一切。为了防止军方自作主张，在与邻国的边境冲突中擦枪走火，习近平甚至不惮劳烦，成立“钓鱼岛应变小组”，自任组长，统辖军队、情报、外交及海监执法部门。 这次中越边境冲突由双方互拔浮标开始，升级至高压水枪喷射，最后导致越南发生排华事件，应该说不在习近平算中。因为中越边境冲突曾长达12年（1979-1990年），中国对这场几起几落的战争五味杂陈，因此对越南的边境问题一直比较小心，连毛泽东白白送出的白龙岛也从来不提，实在是对这位小兄弟说打就打的狠劲有所忌惮。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北京对这闪越南反华事件采取冷处理方式：在国内不再报道越南排华事件，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则玩开了“怪罪游戏”，指责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在南海和东海挑起事端，并导致这次越南的严重暴乱；对中越边境解放军部队进入三级战备的报道，《解放军报？立即宣布为虚假消息。演员黄海波的嫖娼事件适逢其会，成了转移大众注意力的开胃菜。 \中国与邻国的冲突：小闹怡情，大闹伤身\*** 纵观人类历史，导致一个政权垮台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二是政权与人民离心离德，在前两因素都显化时，如遇外敌入侵或统治者对外轻启战争，政权（或者元首）灭亡就成为现实。 如前所述，中国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未完结，中共政府与人民之间矛盾尖锐，使“维稳”成了各级政府的日常政务。这时候如果轻启外战，对中共政权、尤其是对当政的习近平来说极为不利。越南是个实力远不如中国的小国，胜无大功，败必承担政治责任。无论从哪方面考虑，习近平这位中共的当家人都不会轻举妄动。美国及周边国家总是担心中国这种日常小挑衅会形成一种模式，导致亚洲走向战争。这种想法基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限。 以下几个因素注定中国不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中国内部矛盾日益激化，人口与资源关系空前紧张。前者决定中共政权需要制造敌人，调动民族主义情绪，以转移国内视线，历史上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因此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口；后者决定中国将不断向国外包括周边国家输出资本与人口，而周边国家本来就人口稠密，就业艰难，其国民认为中国人抢占了他们的市场与机会，一有风吹草动，极易发生排华事件。 以上种种，决定中国与邻国间的小摩擦会不断发生。这种“小闹”对军事利益集团来说非常必要，他们可以藉此扩充军力，要求更多的军费。专制国家的军队一旦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中国模式，不断增加军费以满足其需要；二是埃及模式，即军队自营企业，垄断一些国民经济部门。对于出于军事利益集团需要的这种小摩擦，我戏称为“小闹怡情”，从中享受快感得到好处的主要是军事利益集团以及相关的利益链条。对北京来说，当然从邻国的隐忍中多少获得一种“中国强大”的快感。 但于北京高层来说，必须为这种“小闹”找到一个临界点，如果象本轮中越冲突最后激化成越南排华，这种“大闹”于当家人习近平等来说肯定伤身，于人民也未必真有好处。以前网上流传的所谓“支持攻打钓鱼岛，胜则收回一个岛，败则成就一个新中国”，那只是嘴皮上说说的事情，老子言“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己而用之”，是谓至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5月2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sino-vietnam-conflicts-injuries/191733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5👍 0💬 0佩洛西访台，为什么让世界如此沸腾？
何清涟 这次美国现任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个人决定”访台（此为美国官方说法），在中共万架嘴炮齐轰、美国国内非议甚多的情况下总算成行。凡对中共不满的国家与人士，都乐见中共这只“纸老虎”现形——所谓“纸老虎”，典出中共太祖毛泽东1946年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的名言，“一切帝国主义与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比喻看起来强大、实则外强中干的强权。伊战之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曾风趣地引用过这句话说美国不是Paper Tiger，在美国从此家喻户晓。 最大的胜利者不是美国，是佩洛西 美国国内对佩洛西访台，成行前后，不少看法。因此，我想还是先实事求是地评价佩洛西“个人”访台战果。 1、佩洛西完胜。从此以后，她毕生最重要的政治业绩共两笔：1991年访问中国时在天安门展示横幅，抗议中共六四屠杀；2022年，在中共威胁、拜登政府不支持的情况下访台。由于这次访台，BBC、法广、德国之声、VOA等所有西方政府办的中文媒体都翻出那张30年前佩洛西与两位同行助手举着抗议六四屠杀的横幅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旧照，展示其风采。尽管如此，还是无法完全抹灭她选择这个时机访台的一些私人考量，这点，我将在后面略作解释。 2、中共被证明是“纸老虎”，中方近十余天各种渠道发出的的威胁措施一样也未出手。 3、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将重划红线。这条红线如何划，得看今后一段时期的中美博弈了。不过，多年以来，北京对台湾的干预在外交层面上甚多，一些国家的政要因为顾及北京的态度，对台湾保持距离。佩洛西这番访台破除了这条政治禁忌，今后对美英欧盟等西方国家各路政治人物访台，中共如果不能隐忍，再高调发布类似威胁言辞，威慑力将严重下降。 4、美国并未因此增加国际声望。原因说来并不复杂，美国毕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尽管自拜登上任以来施政不当，通胀高达40年来未有过的9.1%，国债不断升高，国内矛盾激化不少人预测有内战风险，但军事实力与科技实力仍然世界第一。既然明确说过保护台湾安全是美国职责，一个议长访台，最后弄成府院意见不一，公开日程不能安排，成了“窜访”，说起来实在不是美国的体面。这种状态，是小国弱国无法应对强国的手法，与美国身份完全不符。 美联社对此做了中肯的评价：佩洛西访台将是其政治生涯的巅峰，尽管拜登不认为佩洛西访台是个好主意。 佩洛西成行全赖情报准确 从5月28日开始到7月，佩洛西的日子并不好过。本党的选情告急之外，她还有自己的苦恼。早在年初，她就面临本党Far Left们的第三度逼宫，要她履行2018年的承诺：干一届走人，虽然她还成功地续任了2020年议长一职，这次的党内反对者非常认真，步步紧逼。也因此，在4月访台因covid-19检测阳性未成行之后，她一直努力参加各种讨喜的社会活动，例如敦促布朗大学毕业生保持韧性，并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召唤他们的“更好的天使”。但5月28日之后，她不得不面对她丈夫在加利福尼亚因酒驾被捕而牵扯出来的一系列揭黑报道，最后就涉及到她丈夫两次利用内幕消息套利数千万美元，她本人获赠“国会山第一股神”称号。佩洛西丈夫利用内幕消息股市获利之后，众议院民主党人为挽回形象，计划在下个月宣布一项提案，禁止议员、他们的配偶和高级职员买卖股票。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次参与揭黑的媒体都是左派自家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者是民主党的友军，如彭博社与《华尔街日报》。 手中只剩下烂牌，佩洛西决定这时访台。但拜登明确表示，军方不同意，认为这时访台不是好时机。但是，数天之后军方态度变了。国防部长面见佩洛西，表示提供安全支持并列出计划。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乃因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约翰·柯比7月29日表示，美国“没有任何有形的、有形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准备对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的军事回应。次日，他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任何具体迹象表明，中国方面正在发生某些事情”。这意思很明白，既然北京方面只打嘴炮，那就去吧，而且日子需要出其不意。原来通过法广放风的8月4日，最后突然改成8月2日，就算北京7月31日想调兵遣将，也已经来不及了。 佩洛西安然抵达台湾后，北京的支持者一片哀嚎，台湾方面自是欢欣雀跃。8月2日，约翰·柯比再度发言宣示胜利，北京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抵台访问的反应如白宫所料，美方预计中国还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采取行动，华盛顿已做好应对准备。他说，华盛顿将继续在西太平洋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继续支持台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通篇看下来，将柯比的外交辞令译成民间语言，可以概括为四点： 1、据情报（美国卫星系统的情报搜集能力全球第一），我们早就知道中共是虚言恫吓，不敢真动手，预备动作全无；2、北京会继续鼓捣一些小动作，但都在我美管控之中；3、我美会继续在中国的家门口溜达；4、我们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最后这句话，类似于大人对不服管教的小孩敲打之后，给颗糖安慰一下。柯比发言的视频建议读者去看看，他说话时那副憋不住想笑的神情，估计北京看后咬牙切齿。 台湾余兴之后必须做的思想准备 北京从来不肯在嘴巴上认输。佩洛西专机降落台湾机场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将外交部、国防部、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再到台盟、工商联等群众团体的一片强烈抗议，全部播放一遍。接着再播放国际社会挺中反台独，以示中国不孤——这叫做实战失败舆论补，不说也罢。 事到如今，台湾几乎没任何选择余地。北京这次坐实了自己在中美关系上的“纸老虎”原形，只能拿台湾撒气，开始经济制裁：继中国商务部宣布暂停对台出口天然砂之后，海关总署紧接着表示暂停台湾的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大陆——共计2066项食品，估计还会有后续动作。国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予以惩戒军事上的报复得看美航母舰队撤出后的变动，美国两党现正在讨论对台租借法案，希望此举能够吓阻中国对台威胁升级。这项名为“台湾民主防御租借法”（Taiwan Democracy Defense Lend-Lease Act）提案，由朴银珠、加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吉米‧帕内塔（Jimmy Panetta）和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于7月29日共同提出。旨在授权美国向台湾政府“租借”国防物资，支持台湾免受中国侵略。 ——这让人想起《乌克兰租借法案》，2022年1月19日提出，俄乌战争开始是2月23日。该法案4月通过。 美国不少人意识到台湾将受到北京报复。8月2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那篇《台湾真正的危机将在佩洛西回国后开始》（The real crisis over Taiwan will start after Pelosi comes home），该文称：；这种影响可能会在“数周、数月、数年内”显现出来；预计北京对佩洛西访问的反应将是渐进的，不仅在军事领域：“这可能永久改变美中关系，并使台湾长期承压。”该文还预测，美中竞争的节奏和强度将增加，关系永远改变，台湾将居于中间；在7月拜习视频通话中，拜登政府提出的为美中竞争设置“护栏”以负责任地管理它的主张，可以肯定的是，佩洛西的访问将可能成为北京拒绝这一主张的理由。 有一句谁也不会对台湾人说的话，但我还是想说：今年美、英为主的北约在俄乌战争中，迟迟未取得他们预期的胜利，已经引发了欧盟分裂以及欧盟国家的政治动荡，他们太需要在对付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然也是第二军费大国）方面的胜利，来覆盖俄乌战争的阴云。台湾人多数不想台湾成为乌克兰，因此，对于来自这些国家的支持，一定要区分什么是必需的与实在的，什么只是政治焰火，看起来绚丽，烟花消散后一切归于虚无。 （原载台湾上报，2022年8月4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0909）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中国农村：是通向“新农村”还是“救亡”？
几年以前，中国政府就宣布要在全国开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并声称“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至少使1.4亿农民受益匪浅。用百度搜索，有关这个话题的文章竟然多达299万篇。但最近有几篇只能在个人博客里有限流传的文章，却让所有针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与不少“三农研究”的文章黯然失色。 这几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不想不愿不得不说的中国农村之现状”（安徽东北部某村）、“死掉的农村”（从文中内容判断，记述的可能是陕西），“苏北一行政村之现状”、“河南部分农村情况调查报告”、“中国农村的现状”，除了后两篇的作者可能在校读书之外，前面几篇均是已经在城市里安身立命者。他们都非“三农问题”的专业研究者，只是出于对故乡未来命运的忧虑，写下这些注定只能发表在博客里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写作风格不同，有从生老病死与教育等各个有关民生的环节谋篇布局的，也有以白描方式记叙的，还有根据本人经验加上全国各地调查实录综合考虑而撰写的。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文章当中好几篇都使用了 “衰落”、“死亡”与“救亡”，这类词汇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深深焦虑。考虑到舆论与舆论工具均受到严密控制的现实，在299万篇对20多篇的这种严重不对称且呈强烈对比状态的信息中，我凭自己多年积累的常识，知道这有限的几篇谈的才是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 这些文章揭示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拣事关中国农村未来命运的几条择要述之。 一、农村的教育问题 这些文章的作者不约而同地对农村教育表示担忧。谈到自本世纪初高等教育产业化以来，大多数农民对教育价值的裁断是以受教育之后能挣多少钱来衡量。当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极为困难之后，农村里弥漫着轻视教育的情绪，认为教育无用，还不如趁早外出打工挣钱生孩子来得实惠。这种认识又左右着农村人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对教育的轻视并非只发生在几位作者的家乡，而是所有的农村地区，并有教育部门的调查数据作为证据。早在2005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郭书君就在其文章“我国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实证分析”中指出，1999年到2003年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4%增长到2.7%，城市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7.7%增长到26.5%。虽然都在增长，但城乡比值由1999年的 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开大学近3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农村新生比例为30%，2007年这一数据为25%，2008年为24%，下降趋势明显。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近几年的统计则显示，农村新生比例最高时也不超过1/3。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由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教育不但没有起到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作用，反而加深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 “不想”一文的作者说，“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联合国及发展经济学均奉为宝典的长期反贫困策略（教育为本）在中国由于制度原因而失灵。确实，一个大学毕业生连就业机会都没有，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的社会，活得清醒的人也许比糊涂活着的人更为痛苦。 二、村干部的腐败问题 上述文章几乎都谈到了村干部的腐败与不作为问题。村官的选举依然是上级指派，村官们普遍滥用权力，只是由于各地的资源情况不同，村干部用以营私的公共物不同而已。安徽东北部那个村里，“低保”成为“村官手中拉拢与安抚村人的资源，想给谁就给谁，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火葬的规定只是使农村干部与火葬场多了一道寻租的门径。苏北那个行政村的村委会除了收费这一功能之外，其他的社会功能名存实亡。陕西作者谈到，即使是调解邻里纠纷这类事情，村委会都不起什么作用，村民习惯性地找“黑社会”摆平。对于村官的腐败，农民们只好忍受，“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 村官腐败并非只发生于作者们的故乡。中国总计有68万个行政村、500万名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在内的村官，他们掌控着农村政务乃至9亿农民的生活及生产资源。 近十几年以来，村官群体的犯罪现象愈演愈烈。“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调动10部委组成督察调研组，分赴海南、青海、湖南、辽宁、山东等8省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点。这次大范围的调研统计数据表明：违纪违法的村干部主要是掌握实权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尤其是村支书兼村主任的“一把手”，成为“村官”犯罪人群 的高危类型。2008年，中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11,712名犯罪嫌疑人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即村官群体）为4,968人，占42.4%（其中有1,739名村党支部书记、1,111名村委会主任）。 各地村官利用出卖出租土地大发其财的故事到处都有。广东媒体报道那些动辄上千万的村官腐败案件时发出的无奈感叹是：“权力不受制约，老鼠虽小亦可吞天”。 三、农村人际关系恶化、文化低俗与农民的好赌 上述文章的作者好几位都谈到农村人际关系恶化、缺乏同情心的问题。苏北那位作者在怀念他小时候邻里望相助的往事时，指出“现在却变化很大，就恨不得你家出什么事，走路不小心踩了别家一棵庄稼，要骂上半天街。为了田里你家多种一行玉米，他家少种半行玉米，能吵半天架。然后他家也种上一行，于是排水沟、田间小路就这样没有 了。” 色情玩笑在农村里一如既往，新增加的内容是色情表演。赌博之风在农村蔓延，“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的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炸金花。”当地派出所将抓赌当作创收门路。“打架、吵架、通奸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春节里，因为赌钱、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后是闹的头破血流。”对此，安徽作者感叹说，“都说儒家文化在影响着国人，但在农村，你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你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里去了？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 陕西作者引述其家乡老村支书的谈话，对现实作了个总结：“如今是什么社会？说穿了还是人吃人的社会。而且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厉害。以前人吃过人后，还得吐出骨头来。现在人吃人后，吐出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经验和知识。抢劫和杀人会被当着推动改革发展的成绩和功劳，鲜血和尸骨会被视为文明进步的象征和标志。” 农村人际关系恶化，其实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研究者一向认为，中产阶级因为都是依靠个人奋斗，独自在职场打拼，因此普遍有孤单感与无助感；而社会底层为了减轻生活压力，往往需要抱团，因此反而不象中产阶级那样孤独与无助。但中国农村的现实却否定了这点。 这些文章还涉及到环境污染、小学撤点并校后农村孩子上学困难、农民生病不敢看及合作医疗对大病保险没有太大作用，水利不兴等各方面问题。由于本文篇幅有限，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四、“三农研究“正在沦为一种话语范式 这些作者都非专业研究者，不需要考虑主流话语与课题要求，因此直白道来。陕西作者写道：“国庆60周年的假日，我是在农村的家中度过。这里没有一丝节日中喜庆欢乐的气氛，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压抑的令人窒息的空气。生活中太多的苦难与不公，让许多人陷入了无助与绝望。一张张麻木机械的面孔上，已经隐隐的流露出死亡的阴森和恐怖。而在这背后，似乎正孕育着一种足以改变和毁灭一切的力量。”安徽作者认为，对农村问题，“与其谈启蒙，不如谈救亡。破败的农村，该是需要一种拯救了。”他对“三农研究”颇有微词：“我所说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就是这样的一份常识，在许多时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包装起来，告诉给国人。” 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的文本可谓汗牛充栋。对于不了解中国农村现状的读者来说，可阅读的资料至少有几类，一是供职于政府研究机构与大学的学者研究，这类研究形成了一个重要领域，也有个专门名词，叫做“三农研究”（即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合称），在这种叙事分析版本当中，人们可以看到对政府各种农村政策（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养老保险等政策的推进）的诠释，当然也会谈到一些不足，但比较次要且处于政府正在加以关注改进之中；二是少数学者的调查，比如于建嵘有关乡村社会黑势力的研究与肖唐镖等人对乡村选举的调查。这类调查研究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切入，让人们看到了农村社会潜伏的结构性危险；三是各类揭露性的农村问题报道，比如各地村官的严重腐败问题；四是一些乡村出身的知识者写的文章。这种文章属于白描性质，从中能真切感受到农村的真实生活。它们不见载之于公共媒体，幸好网络为它们提供了一席生存之地。 第一类文章居于主流地位，占用的研究资源最多。但它们反映的正好是第四类文章作者们写的那样，“都与真实的农村相距甚远。‘农村’正在逐渐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方式，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种陪衬。就像财主家办喜事的时候，总会叫上几个穷亲戚一样，……当然，这些装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关爱。”真正有忧患意识且接近现实的是后几类文章。这些文章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农村在公社撤销之后的再组织过程中陷入失败的真实命运，农村成了被中国现代化列车甩掉的数量庞大的破车厢。但这些车厢不是空的，上面乘坐着中国约占中国总人口65%左右的人口。“农村的生活，似乎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在后现代与中世纪之间夹杂，像一条没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谁都不知道终究要流到哪里，当然，作为农民的他们，也从来不会去关心这些。”而不少农村青年的前途，正如陕西作者在文末写的那样：“天苍苍，野茫茫，大家一起做流氓。”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年10月6日，总12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5👍 0💬 0百万美元卖版权的骗局（全文）
“中国的小说被好莱坞以百万美元买了版权！”这个消息成了中国多家报纸以及海外网络的大标题。这本中国小说就是旅居加拿大的上海女作者贝拉（真名沈蕾）写的《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它由北京“现代SNP创作中心”去年秋策划出版。策划人安舜波对《中华读书报》等记者说，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董事会已一致决定，购买这本小说的电影版权，版税高达102万美元，占中国年度向外输出图书版税的近一半；而且是由全球走红的《泰坦尼克号》的导演执导，詹姆斯．卡梅隆还要到上海考察。这位曾出版过卫慧的《上海宝贝》的编辑、出版商说，“这是一个奇迹”。 贝拉的书因此被“炒红”，在纽约的《侨报》和北京的《新浪网》上连载，北京《中华读书报》和上海《新书报》都说，贝拉的书“在美国也引起了轰动”；好几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文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们，也出来哄抬这本书，说贝拉“走向了世界”。 一、唬了中国人，耍了卡梅隆 ●卡梅隆会买言情小说？ 看到这个消息，立刻闪出一长串问号，这怎麽可能？因为从常识的角度，一本中文书，还没有任何外文版，怎麽会“走向了世界”？怎麽可能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另外，在没有英文版、没有在美国畅销、好莱坞导演没看到全书具体内容的情况下，怎麽会贸然用百万美元高价买了版权？这完全不符合常识逻辑。 第二个令人质疑的是，一向喜欢拍高科技片子的卡梅隆，怎麽可能看中这麽一个末流言情小说？这本作者称为“半自传体”的小说，除了有来自上海的女主人公和华尔街的股票交易人举行婚礼，但新郎在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中遇难的章节之外，主要内容是以极度自恋的笔调，描述女主人公从中国到日本、从东京到纽约，从美国到上海，一路风尘仆仆和各国男人交欢的故事。 ●“百万美元买版权”不像真的 过去几年来，我对卡梅隆拍摄的电影一直很关注，主要缘自他的《泰坦尼克号》。我不仅被该片中令人眩目的高科技而震撼，更被当年曾在“泰坦尼克号”上发生过的许多真实故事而深深地感动。当时我把《纽约时报》畅销榜上的四本关於泰坦尼克号的书全都买来看了一遍，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组关於《泰坦尼克号》的文章。由於对泰坦尼克号的巨大兴趣，引起我对卡梅隆的关注，对他要拍摄的电影等，都有兴趣了解。以至他後来拍的电视连续剧《黑天使》（Dark Angel），我也几乎跟著电视节奏每集都看了，而我是个几乎从不看电视剧的人。卡梅隆是个特别偏爱高科技的奇人，有一种特殊的艺术灵感。刚当选加州州长的阿诺．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和《终结者》系列也都是卡梅隆拍的侧重玩高科技的片子。 在贝拉的书要被卡梅隆拍电影的消息出来之後，我还在《纽约时报》（2003年3月31日）上看到报道说，卡梅隆以五年时间拍摄“泰坦尼克号”纪录片《渊底之魂》（Ghosts of the Abyss），以保留这个历史遗迹，因为自从他的电影全球叫座之後，很多名门富豪花高价去海底参观那艘巨轮的残骸，还有纽约的富豪乘特殊潜艇，到残骸上举行婚礼；因人为损害，再加上近百年的海水腐蚀，据专家预测，再有几十年，这艘巨轮的残骸将解体，“泰坦尼克号”将永远和人类告别。这可能就是为什麽卡梅隆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艘船上的原因。 所以说卡梅隆突然要转向，来拍一个中文作者的言情小说（没有多少使用高科技的余地），明显不符合这位电影导演艺术生涯的连贯性，让人觉得这个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电影版权的说法不像是真的；但毕竟这只是推理，不能成为定论。由於这是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版权输出”，所以觉得应该对这件事做点调查、核实。 ●华裔导演“从未听说这事” 首先是找到了一位好莱坞的华裔电影导演。这位不愿公开名字的导演在好莱坞多年，对中美之间的影视版权等活动很熟悉。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从没有听说有这件事”；然後从专业角度分析说，贝拉的小说还没出英文版，美国导演在没看到书的内容情况下，不可能贸然购买版权。“如果这样做了，有点怪怪的。”这位导演还介绍说，好莱坞多是买《纽约时报》等畅销榜上的书籍版权，“因为从商业角度，那已是畅销书，有了读者市场，再拍电影，不用从头做宣传，既节省费用，又已有观众基础。”她介绍说，最近好莱坞以100万美元买了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故事版权，再重拍。因为《无间道》已有很好的票房价值，具有潜力。 当我提到北京的报道说，20世纪福克斯公司已买了贝拉小说的版权，并确定由卡梅隆执导时，她表示，好莱坞每天都有Daily（日报信息），这麽大的和中国有关的信息，她不会不知道；而且特别强调说，不要说是从中国买个小说，就是卡梅隆决定拍任何片子，在好莱坞都是“新闻”，因为他实在是个名导演。 但她是个相当谨慎的人，建议我到好莱坞的几个专业网站上去查；她介绍说，好莱坞设有好几种查询这种信息的专门网页，因为好莱坞有很多studio（电影制作室），为了怕互相撞车或题材重复，都把正在购买、developing（商洽中）和已成交的小说版权、电影项目等，列在这种信息网页上。她还特意把自己上（收费的）专业网站的名字和密码等借给我使用。 按照她的指点，我到好莱坞的几个网页搜寻，结果没有找到关於贝拉小说的任何消息。所以，贝拉小说的版权不仅没有被好莱坞“以百万美元购买”，连正式洽谈都还谈不上。 ●“中国第一策划”炒胆包天 在好莱坞的有关网页上，找到了卡梅隆自己的电影公司（Lightstorm Entertainment）的信息，联络上了该公司总裁雷．桑切妮（Rae Sanchini）的秘书金．特洛伊（Kim Troy）小姐。她马上说，“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但她也相当慎重，说会再去核实卡梅隆和桑切妮。查核之後，卡梅隆公司的总裁桑切妮通过特洛伊小姐正式答复说，他们公司从来没有听说过贝拉的小说，自然不可能买贝拉小说的版权，卡梅隆当然更没有拍摄这个小说的计划，这一切他们公司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而贝拉作品的策划人、曾出版卫慧的《上海宝贝》的安波舜，居然在北京一板正经地发布新闻说，“卡梅隆一直在积极而审慎地选择作品”，认为“《911生死婚礼》便是他一直要找的东西。”这位东北辽宁大学中文系82届毕业生、“中国第一出版人”，真是“炒”胆包天呵！但人家安波舜领导的公司，章程第一条却是要求员工“做诚实的知识分子”。 ●福克斯公司答复“没这回事” 在好莱坞的专业网页上还查到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信息。在此之前，今年3月份《多维时报》记者已经多次致电20世纪福克斯公司查询有关这笔版权交易，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说有购买贝拉小说版权这回事。但由於贝拉在接受《多维时报》采访时说，与福克斯电影公司签署的合同中规定今年9月纪念911时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小说英文版，并公布电影改编权交易这一消息；所以，我决定等到911，看到底福克斯公司有没有这麽一个发布会。但911纪念日过去了，这个所谓的“新闻发布会”连影子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必须再跟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核实清楚。 由於20世纪福克斯公司是个很大的机构，断断续续经过前後几个星期的电话、电子信查询，从国际部，到市场部，到公关部等等，所有人都回答“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最後终於找到了掌管20世纪福克斯公司全部合同业务的法律部副总裁马克．迈耶森（Mark Meyerson）。他要求用信件详细解释、说明这个版权故事的整个过程。九月底得到迈耶森先生的正式答复“在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本书、了解这本书，从来没有购买过这本书的版权。” 在被问道“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购买电影版权是否要通过董事会”这个问题时，迈耶森先生回答“绝对不需要，任何购买书或故事的电影版权，都不需要通过董事会。”他接著解释了他们公司购买电影版权的程序首先由他们的creative executives （创意管理者）寻找可以拍电影的题材，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找到、决定以後，由商业部负责洽谈，最後由法律部通过。整个过程都不需要和董事会联络。迈耶森先生说，“董事会是决定公司整体运作等大事的，这种版权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管。” 这麽说，贝拉和她的策划、出版人安舜波的所谓“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董事会已一致决定，购买这本小说的电影版权，版税高达102万美元”说法， 完全是一个谎言。 安波舜曾说，“我是一个不太安於现状的人，每年不出点事情的话，别人就说那不是安波舜了。”那麽这“百万美元卖版权”的谎言，应该算个不太小的“事儿”吧？ 二、美女作家的丑陋谎言 在调查《泰坦尼克号》电影导演卡梅隆到底是否以百万美元买了贝拉小说的电影版权过程中，我到网上查了一下有关贝拉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一篇在新浪和许多网站转载过的“日本专栏女作家小林舞美对贝拉的采访”。就像美国导演以百万美元买一个根本没出英文版的中文小说电影版权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一样，这个“日本专栏作家”采访也有诸多令人质疑之处。 首先，在这个所谓“采访”的只有70个字的“导语”中就有谎言。该导语第一句说∶“《911生死婚礼》一书出版後，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的情形我不知道，但在海外，除了几个月前在网上看到一条所谓“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的消息之外，这本中文小说连影子都不见，也没有英文版，更没有任何人评论，哪来的强烈反响？这不是睁眼撒谎吗？ 其次，《911生死婚礼》并没有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一个日本专栏作家为什麽要采访这个在日本毫不知名的中国作者？它的新闻价值在哪里？这不符合最基本的新闻常识。 ●哪来的“日本专栏女作家”？ 第三，这篇采访到底是用日文，还是中文？如果是日文，那麽采访原文发表在哪家报纸或杂志上？从外文翻译过来的采访，一般肯定要注明是哪个报刊、什麽时候发表的。除了版权问题，还为了表明其真实性和权威性（中国前几年就曾有过冒充德国人写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但这篇有关贝拉的采访却没有给出日文出处。如果是用中文采访，那麽一个日本专栏作家，如果不是为了在日本发表的话，做一个中文采访有什麽意义？这不符合常理。 第四，日本真有这麽个叫小林舞美的专栏女作家吗？为此我请教了日本翻译家金谷让（Joe Kanatani）先生（他翻译很多中文著作和文章，部份文章登在www.eva.hi-ho.ne.jp/y-kanatani/minerva）。住在京都的金谷先生回信说，他不知道，也查不到这个叫小林舞美的专栏作家。他表示，“小林”是个常见的日本姓，“舞美”则是个罕见的名字，但是有。 当然，一个日本人不知道，绝不等於没有这麽个专栏作家。那麽最简单的做法是，请贝拉指出这个“小林舞美”是日本哪一家报刊的？我请金谷先生直接采访她。如果贝拉拿不出这麽个“日本专栏女作家”，那麽她就是在撒像“卡梅隆百万美元买版权”一样的弥天大谎。 ●到底是提问，还是吹捧？ 第五，至於这个采访本身，任何一个稍有记者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根本不是在提问，而完全是在吹捧贝拉；而且明显不是问题在先，回答在後；而是先有回答者想说的话，然後虚拟的问题。有些“名人”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一些自己想说的话，这并不是不可以的（因为有太多的记者提问不到位，导致回答者想说的话无法表达）；但如果是硬编造一个“日本专栏作家”，用提问的方式自我吹捧，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请看下面这些文字，到底是在提问，还是在吹捧？ “你的人生足迹不仅染上过东洋的色泽，有欧美的风尘，又是一个在潜意识里烙上了旧上海情调的女子。而且，更经历过如此可歌可泣的异国爱情故事。读了你的《911生死婚礼》更让我惊异於你作为一个女人在爱情世界的色彩，是何等缤纷和光鲜。” “你书中‘偷情的故事’始终是最完美和动人的，那是为什麽呢？”“听说，有读者竟把你捧成‘爱情的女神’，是这样吗？” “近年，中国的‘美女’作家，‘妓女’作家流行，有人评价你是‘情女’作家，是一个把人类情欲写得最美、最深、最极致的中国女作家，对此，你怎样看？”（这个“小林舞美”难道是中国当代文学专家？把中文作品全都看了个遍，得出贝拉是“最最最”的？） 第六，一般对作家的采访，总不外乎这麽几个常规的问题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喜欢哪些作品？受哪些作家影响较大？创作中有哪些甘苦？再就是探讨该作家的作品等等。而这篇对贝拉的采访，却提了一些简直荒唐的问题，诸如 “你睡的时候，是不是有漂亮性感的法国睡衣陪你？” “与男人约会，你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怎样？” “你爱吃醋吗？” “你认为女人最性感的是什麽？” “你喜欢自己长发飘逸的形象吗？” “你梦想中的爱人是怎样的？你找到了吗？” “你常常与爱人煲电话粥吗？” “你的梦经常应验吗？” “当一段爱情已持续久了，你会不会在‘甜蜜时分’添入一些性幻想，以依然保持性的狂烈？ “你有过一夜情吗？你怎样看待它的？” “你对中国男人的评价如何？” 和西方国家相似，日本的绝大多数专栏作家都是由专业记者提升上去的，他（她）们怎麽可能提出这种类似两个浅薄的小女人闺房对话般的问题？这种问题拿到报刊上，不贻笑大方吗？ 贝拉声称她的小说是半自传体，说她本人的确有一个相恋多年的美国男友在911中丧生。但在回答“你找到你的意中人了吗？”这个问题时，贝拉说，“这是我的intimity（隐私），让我保留一点空间吧。”拼错了的英文和括号中的译文都是该采访中的原文。一个和美国人有过长征恋爱经历的人，总不至於把“亲密”（intimacy）和“隐私”（privacy）两个字都弄不清楚吧？ 三、贝拉和松本清张“在温泉相会”？ 在所谓的日本专栏作家小林舞美对贝拉的“采访”中，有一个问题是“松本清张生前很喜欢你吧？”贝拉回答“对，我们最初是在山梨县的‘下和温泉’里邂逅的，那个温泉据说能够治病，他当时已有80岁了，见到我就很亲切。後来，我应邀去他在东京的家做客，他送了我那本最著名的小说《砂器》，我则送了他我的处女作《东京夜色》。他对我很好，给我引荐了不少朋友，令我非常感动，他是我在日本的爷爷。”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在1992年8月去世，享年82岁。由於贝拉对她本人的具体年龄、具体赴日时间都对媒体模糊（60年代生人，80年代去日本），所以对她到底是否见过松本清张，似乎难以下结论。但我仍有清晰的线索，起码可以做松本清张式的推理 之一据上述京都的翻译家金谷让先生介绍，日本的山梨县根本就没有‘下和温泉’，这贝拉怎麽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见到了推理大师呢？（梦里吧？） 之二据贝拉说，她是在松本80岁的时候见到他的。但是，松本清张80岁那年由於视力减退，住院做了白内障手术，同年他还住院做了前列腺手术。一个80岁的老人，在这种大手术的间隙，不仅去了一个不存在的“温泉”，见到了贝拉，还邀请她到家里做客？松本清张已故，死无对证，但贝拉还是有可能证明她和推理大师的亲密关系的，她不是说 “他对我很好，给我引荐了不少朋友”吗？那麽就请贝拉列出这“不少朋友”中的几个，他们总不会都已故去了吧？ 之三再看贝拉下面的说辞“他送了我那本最著名的小说《砂器》，我则送了他我的处女作《东京夜色》”。松本的《砂器》在日本到处可以买到，如果贝拉手里的版本没有松本的签名之类，她也可以解释，老人家忘了签；而有松本签字的版本在日本也不难找到，这都不能说明什麽问题。有问题的是贝拉的《东京夜色》。在1992年以前（也就是说，在松本清张去世以前），贝拉真的出版过这麽一本书吗？在贝拉网站（beila.net）上登出了六本“书”的封面，其中《911三部曲》和《远岸的女色》（都是这两年出的）可以清楚地看出封面上的书名。但是，所谓贝拉的早期作品《旅日手记》和《东京夜色》则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其封面字迹，其中《东京夜色》像一张世贸大厦背景的明信片；这无法不使我想起“巴灵顿博士”吴征的做法，把巴灵顿大学的一封信，扫描到无论如何都看不清的地步，然後把这封信当作“博士证书”传给《南方周末》，其欺骗读者之胆量惊人。 所以，我的判断是，贝拉在1992年以前根本没有出版过一本叫做《东京夜色》的书，就像她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见到了松本清张一样，她还把一本根本没有过的书送给了推理大师。当然，我的推理达不到松本清张的准确度，贝拉只要公开指出这本书是哪一年，哪一家出版社出的，就可以推翻我的推断。 ●不存在的“维也纳钢琴教授” 请读者记住，上述评论的这些都不是贝拉的小说，而是贝拉接受“日本专栏作家”的采访。也就是说，这必须是真实的，容不得任何虚构的。除了这篇“小林舞美”的采访以外，在“新浪读书”上还有一篇题为“漂泊．恋爱．写作∶旅加女作家贝拉其人其作”的报道。 在这篇报道中，也有类似的荒唐。例如，该报道说，贝拉“到日本後更荣幸地拜来东洋音乐学院任客席的著名维也纳钢琴教授安东（ANTON）为师，琴艺进步神速。”首先，在日本根本就没有一个“东洋音乐学院”，而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音乐学院里，贝拉拜的是只有名、没有姓的所谓著名维也纳钢琴教授。在西方男人中叫Anton（Anthony）的没有上百万，也得几十万；谁都知道，西方人的姓才更有识别的意义。那麽这个“著名维也纳钢琴教授”姓什麽呢？而这种“东洋音乐学院”之类明显的谎言，只能是贝拉本人告诉记者的。 该报道中还有一段说，贝拉不像其它中国留日学生那麽穷，因为她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区的酒吧弹钢琴，所以“一下子就幸运地解决了在日本高昂的生活费和学费问题。贝拉的老板娘还戏称她的工资加小费比日本首相的年薪还要高。毫无疑问贝拉可以在东京随意消费。” ●酒吧琴手靠什麽收入超过日本首相？ 贝拉这种说法只能是欺骗不了解内情的中国人。上述日本翻译家金谷先生介绍说∶根据《公务员特别职给与法》规定，日本首相一个月的工资是234万4千日圆（二万多美元）。他说，“一个在酒吧弹琴的能比首相收入还高，绝对不可能！”他还详细解释说，在日本酒吧的钢琴手，都是还在大学学习的音乐学生，或没有出头的专业钢琴手，其中的确大部分是女性，但她们的工资较低，小费也不多。她们通常不富裕，除非她父母、丈夫有钱，或者她本人有色情生意。 在写完这篇文章之际，又在《中华读书网》看到一篇所谓“《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对贝拉的长达5,700字的采访。而《纽约时报》根本没有什麽“特约采访人”一说；而且该报也从未登过这麽一篇采访。这个所谓的陈骏，还有一篇对安波舜的长篇“采访”（在贝拉个人网站上）。虽然在那篇采访中，对陈骏是何人没有交待，但同网站上刊出清华大学教授王宁文章中说“我十分欣赏安波舜在与《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段访谈中所说的话。”而引用的那段话，就出自这个“陈骏采访安波舜”。 和小林舞美的提问一样，陈骏对贝拉的所谓“访谈”，也是想回答的问题在先，然後拟订的以吹捧为主的“提问”（把吹捧贝拉的学者们的话重复一遍）；这种提问根本不是根据《纽约时报》读者的需求来的，问题本身完全是为了在中国国内推销贝拉，而且绝不是出自对海外了解的人之口。例如第一个问题“你的《911情爱三部曲》令你在海内外成名了”（她在海外成哪门子的名了，《纽约时报》的人怎麽可能这麽提问？）。再有“请问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样的风情万千？美国读者都关心你这位让人怜爱的中国女儿还会去哪儿漂泊？”这问题是贝拉的出版策划人之一的白烨提的吧？陈骏对安波舜的访谈，也是这种对海外完全不了解的、意在国内为贝拉造势的模式（有兴趣的读者很容易在Google上查到这两篇采访）。 这个世界上真有“日本专栏女作家小林舞美”和“《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吗？ 四、演床戏的女人叫“纯洁” 贝拉小说被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是个骗局，贝拉被“日本专栏作家采访”也明显有作假，那麽贝拉自称“半自传体小说”《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有多少“艺术真实”和“自传真实”？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畅销榜上，都清清楚楚地把书分为两大类虚构作品（fiction）和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小说，属於“虚构类”，自传，则列入“非虚构类”，而没有把两者混到一起的“自传体小说”。虽然多数作家都从自身的生活体验、经历中获得写作素材或灵感，但无论作家在写作中融入了多少个人生活的真实经历，当宣称是小说，那麽它就是小说家通过想像後的再创作，和真实生活拉开了相当的距离，是虚构类作品。 ●靠“自传”卖点推销虚构 但在中国，就像“报告文学”把新闻和文学混为一体（哪部份是新闻报告？哪部份是文学？），允许新闻报道中用文学夸张的形容词、感叹词、抒情片断，来强化事实部份的内容，达到新闻报道所无法企及的煽情效应一样，现在又“自传体小说”走红，作者故意模糊真实和虚构部份的界线，基本是靠所谓“真实经历”做卖点，来炒作“虚构的自我”。 这类作者多是由於写作能力太差、想像力太贫乏，无法塑造一个有血有肉，能独立站立起来的艺术形象，於是就虚构一个美丽多姿的“作者自己”，然後把这个绝大多数是虚构的东西叫做“自传或半自传”，以达到让读者迷恋作者本人，而不是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效果。 ●周励、艾蓓、卫慧、贝拉 旅居纽约的上海女性周励10年前就是这麽干的，以一本所谓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本叫做小说的东西却获得中国的纪实文学奖），感动了不少中国读者。令读者们感动的，是“周励本人”到美国打天下，发奋成功的经历，而那些号称“纪实”的内容却多是虚幻、夸大出来的故事。结果被她虚构的“自传经历”伤害到的华人商家，不得不在纽约召开记者会，揭露、谴责周励编织谎言。这是一个典型的以“真实经历”做卖点，来炒作“虚构的自我”的例子。 旅居旧金山的北京女性艾蓓在9年前也是这麽干的，用所谓“纪实小说”《叫父亲太沉重》，编造出一个“周恩来的私生女”——作者自己。而在两年前，上海的女性卫慧，也玩这种把戏，把她那本末流作品《上海宝贝》称作“半自传体小说”，用自己的身体炒作。现在这个名单上又增加了贝拉，只不过这个用“谎言加身体”炒作的贝拉，比只用自己身体炒作的卫慧要低劣得多。 贝拉的《911生死婚礼》的基本情节是，一位上海女子，抛离丈夫阿根，逃婚到东京，在那里和日本青年千岛海天堕入情网，在举行婚礼时，被暗中与她偷情多时的美国有夫之妇格兰姆抢走，後来两人准备在911那天举行婚礼时，新郎却在世贸大厦中遇难，她绝望中返回上海，在飞机上遇到一位年龄比她大很多的美国商人John，又一见钟情。这本自恋狂般描写天下男人都垂涎她的肉体的“大散文”书中最有意思的是，那个从上海到东京，从东京到纽约，再从美国到中国，一路风尘仆仆地和各国男人交欢的女主人公“我”，名字竟叫“王纯洁”。这贝拉小姐可真有“自嘲”的幽默感呵！ ●美国性小说不玩“纯真” 这本书明显要制造两个卖点中国女人和异国男性的浪漫史、性描写。这两个卖点目前在中国大陆好像还持续有市场。对於许多一生也没有机会和想像中既浪漫、又富有的异国男性（尤其是西洋男人）发生一场刻骨铭心恋情的中国女性来说，“王纯洁”和一个日本人、二个美国人，从东京到纽约再到上海的罗曼史，自然可以惹来羡慕的目光；对几十年来饱受性压抑之苦的中国人来说，性描写当然也是越多，越赤裸，越受欢迎。 但这两个卖点在美国就根本没有市场。你那些企图吸引国人的异国风光、异国男性，在这里只是普通生活中的一部份（尤其是对非移民的当地人来说）；而如果读者想看床戏作品的话，到曼哈顿42街红灯区的色情报刊店，十美元可卖好几本，人家实实在在地写dirty（肮脏），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卖点就是dirty，所以绝不会自己玩自己，把女主人公叫“纯洁”。 贝拉小说的策划、出版商安波舜（北京现代SNP中心主任）、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显然太不了解美国市场，以为在中国大陆有卖点的，在美国也同样有。白烨说“《911生死婚礼》的版权输出，看似在意料之外，实际上在情理之中。这部作品别开生面的爱情故事，浪漫意蕴和国际场景，能为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尤其可能受到国外读者的广泛欢迎，因而有著明显的国际市场。” 他们认为由於贝拉的书中牵扯到发生在美国、和美国人密切相关的911这个大灾难，所以具有人类共性的价值，在美国不仅能有市场，而且能轰动。当然，他们自称已经轰动，白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911生死婚礼》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的确不小。一些报纸和网络媒体，都有有关作者作品与相关事态的追踪报道；作品的这种影响，可能跟911事件发生在美国，而在文学上做出及时而有力地反映的却是一位东方女性有关。这样经由爱情故事揭示人类全部价值的作品，当然是具有自己的价值的。” ●美国人不接受“911电影” 且不说“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的确不小”、“媒体追踪报道”等全部都是谎言，白烨能说出上述这番话，就说明他对美国的现状实在太不了解了。 别说这麽一本内容很滥的小说，即使一本质量很高的有关911的小说，目前在美国都很难推出来（否则美国作家们早就制造出一批了）。为什麽？因为美国人至今还不能从这场大悲剧中恢复过来，他们的心理状态还不能接受（not ready）以911为背景而创作的文学虚构作品。这就是为什麽除了那个在飞机上与恐怖份子搏斗，最後和飞机一起丧生的飞行员妻子写的一本纪实作品以外，至今没有和911有关的故事版权等出售。连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被俘又获救的女兵林奇的故事，都以百万美元卖出了故事版权，年底书就出来。而有关911事件，别说拍有世贸大厦被毁的电影，即使一般的涉及到飞机等艺术图案，在美国目前都还有忌讳。例如我有一位画家朋友，他为纽约一个商家设计的图案中，有飞机的画面，结果被拒绝（而他的其它设计从未被商家拒绝过），理由就是由於911事件的发生，纽约人目前还无法接受有飞机的商标，这太容易让他们想起那个灾难。 白烨、安波舜们不了解美国市场有情可原，试图把作品打向世界也没有错，但是用“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作品在美国引起反响”这种手段，已不是炒作，而是赤裸裸的欺骗。而这个“欺骗”过程中，还有不少北京名牌学府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参与，他们是怎麽配合这场炒作的呢？ 五、卖书还是卖人？ 从《上海宝贝》到《911生死婚礼》，中国出版商安波舜们想打造女性浪漫言情小说作家，这个商业意图并没有错，因为女性是越来越大的图书市场，而浪漫爱情小说（romance）是女性的主要消遣读物，美国每年销售的虚构类软皮本书籍中的55%是浪漫言情小说，而且整个图书市场卖出的每五本成人书里，就有一本是浪漫小说。中国大概很快也会呈同样趋势。 但中国的现状，却起码在四个方面和美国的情形有很大不同 第一，在美国，浪漫小说作家们，像流水线那样，不断生产出老套情节的爱情小说，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爱情为主，而不是床上戏。因为这类小说，用一位美国作家的话来说，是“女人写，女人看”。男人要性，女人要情，这是老套的常识；女人不接受把床戏、肉欲当作爱情。这类浪漫小说的销售对象很清晰10岁以上、100岁以下的女性；卖点更清晰爱情。但在中国，这些所谓浪漫言情小说里却有很多性描写，性甚至成为主要卖点，所以它们的读者群也模糊了，很多大男人也成了这类书籍的销售对象。安波舜打造的卫慧和贝拉的小说，就是这类“性情浓浓”，而爱情只是点缀的作品。虽然贝拉们也在千万遍地高喊，我们描写的是爱情！但她们“爱情”的主要（甚至全部）内容，除了“性”什麽也没有。 第二，在西方，“性”趣盎然的作品，多是性功能走下坡路的老男人写的，而在中国，则多是爱欲正旺的女性（像卫慧、九丹、贝拉之类）写的。 ●《花花公子》式的处理方式 第三，西方浪漫小说作者就是卖书，绝不卖人。尽管她们的照片也会被出版商贴到了书的封面之类，但从未听说过什麽“自传体”之类的自我宣称；像美国畅销言情小说作家丹尼尔．斯蒂尔（Danielle Steel）就跟她的读者们强调，所有故事都是她编的，和她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而在中国，这类作者，不仅竭力招摇书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性经历），更连自己一起“卖”。 当年那本《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就把自己忸怩作态的96幅生活照都放在了书里，还自配文字，什麽“迷离的身世，美丽的外表，特异的才情，组成了艾蓓不凡的特质和魅力”，“一个成熟女人的姿韵”，“浪漫得像阿拉伯的公主”。我当时曾在文章中批评说，“这种《花花公子》杂志式的处理方式，不知作者是要卖书还是卖人。一个自尊的作家，不可能靠自己的90多张生活照卖书，对记者们夸赞貌美，也会抗议的。因为如此以作品之外的因素来抬高作品，实际上不是等於在贬低自己作品的质量吗？” ●中国男评论家的滑稽 而今卫慧和贝拉之类，不知是受到前“蓓”的启发，还是心有灵犀。例如，据参加了卫慧在纽约签书会的华人画家吴正恭的文章，“卫慧居然恬不知耻地表示∶今天有很多男的来这儿，就是因为她的美貌。”而贝拉，则在她不断声称是自传的书中如此这般自恋道∶“我含泪上到下审视著自己∶肩饱满，脖颀长，丰硕的双乳像成熟的果实，高高挺立，宛如经过夏日阳光催熟之後的白瓜，散发著甜蜜，透著柔软的弹性。我侧过身，那是我纤细的腰，浑圆的臀，修长的腿，白嫩的脚趾，曲线滑得让男人的触摸无法停留┅┅”而她网站上的“美人照”如果被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上去，可能会当成东京“情人旅馆”的推销站。 第四，在美国，这类浪漫言情小说，除了几乎百分之百是“女人写、女人看”之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没人评，更没有男性评论家评。而在中国（当然我看的很少，无法做整体判断），起码就这个贝拉，不仅有人评，而且是清一色男性“文学教授”之类，在一本正经地评，一面倒地捧。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许多男性评论者，对台湾的浪漫言情小说家琼瑶不屑一顾，评价很低。其实，琼瑶的小说，完全是在“白马王子、灰姑娘”的正统浪漫小说路子里面，写纯情的。既不值得评，更不至於批，因为人家就是那种大众消遣小说的路子。而今天中国的男性评论者们，不仅把贝拉的消遣小说（还是极滥的那类）当作严肃文学作品认真评论起来，更进而捧成了文学高手的上乘之作，这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六、中国式谎言走向世界 如果不是由於这个“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的消息，我不仅连贝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从未见过美国报刊有任何报道），更别谈去翻她的什麽言情小说。在调查这件事的过程中，在贝拉的个人网站上看到了好几篇中国的文学教授评论贝拉作品的文章，其评价之高，令人吃惊，於是就扫了一眼贴在该网站上的这部被吹成“百万美元身价”的《911生死婚礼》。 难怪这部作品一开始被多家出版社拒绝（据《中华读书报》报道），因为这部一篇长散文式的东西，顶多是一个初学小说写作者的习作；除了在某些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加一些严重夸张的虚幻之外，对小说是怎麽回事，她简直连门都还没入呢，通篇东西中任何小说技巧都没有。没人要求这类消遣言情小说有多高的文学水平，但故事总得编得像点儿样，可这篇东西故事的胡编烂造，细节的谬误百出，任何严肃的评论家都会觉得没法评，别说捧了。（读者可以在beila.net读到全书和那些评论） 这种没谱的“小说”有人写出来，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垃圾言情小说也照样一堆一堆的（每年出2,000多本浪漫小说新书），否则庞大的浪漫言情小说市场就垮了，美国每年十亿美元的生意就没法做了。但哪里有文学教授、评论家把这类娱乐消遣的东西真当回事儿似地评论一番呢？这就像如果把八卦小报的消息，当作严肃新闻作品，认真探讨一番它对社会的意义，那不可笑了吗？可堂堂中国名牌学府的教授们，对这麽一本垃圾言情小说不仅评了，而且上升到各种“高度”，诠释出各种“深刻”的意义，实在是一景 ●中国教授眼中的“大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贝拉独辟蹊径的纯情而浪漫的小说创作，在国内文坛还找不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可以说在情爱小说的写作中，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她“在叙述中暗示了一种女权主义的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川∶“小说之所以具有吸引读者的独特力量，恐怕正在於它写出了跨民族婚姻的一次想像性认同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繁华∶他为贝拉小说遭“主流批评界熟视无赌的缄默”而抱不平，认为贝拉是“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他批评读者对周励和卫慧的“讨伐”，认为这是由於她们和西洋男人发生罗曼史，导致读者产生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贝拉毫发无损，照样在中国互联网上风靡，在国际市场流行。”（一个至今没出过任何外文版的中文小说，怎麽在“国际市场流行”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在911带来的种种反应中，贝拉的《911生死婚礼》才是一个最奇特的事件┅┅贝拉展现了一种新的中国人┅┅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的中国开始尝试给予世界新的形象。他们的伤感和矛盾是这个世界的伤感和矛盾的一部份。”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我们绝不能仅将其当作作者的自传来阅读，因为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境界┅┅贝拉的深刻文化和美学底蕴以及巨大的文学创作潜力而言，她确实不低於那些在国内文坛异常活跃、并在读者大众中十分走红的作家，而就其娴熟地运用汉语的高超技能和令人惊叹的想像力而言，她则明显地高於後者。几乎没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 ●是评论，还是梦呓？ 这位清华外语系的教授甚至走火入魔进入了贝拉式的梦幻∶“此间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据说海外已有22位中美作家联名呼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关注这部小说及其作者（在哪儿呢？！） ┅┅我相信，随著批评界和学术界对流散写作的深入研究，贝拉小说的价值以及她本人的巨大文学创作潜力将越来越显示出来。”（看来随著高行健的获奖，谁都拿诺贝尔奖不当回事儿了，随便哪个人划拉出个什麽小品，都觉得可以问鼎诺贝尔了。）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叶舒宪∶“著名旅加华裔女作家贝拉将欲望与人性的复杂冲突放置在後现代的跨文化舞台上展示得淋漓尽致。”“贝拉的《911三部曲》，我预言将会在欧美甚至全球人类中产生深深的震撼，数以万颗美国受伤的灵魂都会紧随著贝拉之後去那片可以疗伤的挪威的森林，去寻找他们自己精神世界的《神秘花园》。” 读这些梦呓般令人目瞪口呆的评论，我只能认为这些教授们是被什麽drug（灌迷魂药）了，否则完全无法解释他们到底是怎麽回事了，这麽大劲头儿来捧一本末流言情小说，也太拿自己的教授、研究员身份不当回事儿了吧？难道那些头衔的价值也就如“著名旅加作家贝拉”一般？ 在《汉林书城》上看到一篇题为“三刀解剖大浴女”的文章（作者刘绪义），从中得到一点启示。他说，在中国，所谓作品研讨会，评论界知名人士，都是“许诺重金”买来的，“这些评论家一方面是吃这碗饭的，另一方面拗不过情面”，“而拿了人家的钱，就得替人说好话。於是读者所看到的这些叫好文章就出笼了。受害的只是广大读者，掏空了腰包，花钱买当上。” ●“有偿评论”是学术腐败 我不知道捧贝拉的那些文学教授们是否属上述“评论家”之列。在美国，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正如“有偿新闻”（收费写吹捧文章）是新闻界最大的腐败一样，“有偿评论”也是最大的学术腐败之一。在美国报刊专门写书评、影评的评论者，如果被发现写一篇“有偿评论”，就绝对会丢掉饭碗。而文学、艺术系教授写“有偿评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不可想像专家、教授们会为几个小钱而不顾自己的信誉，信誉才是真正的饭碗呵，不顾信誉不是在抛弃自己的学术努力吗？你们怎麽忍心这麽作践自己呢？ 在贝拉小说的炒作中，最荒唐的现象是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和出版商安波舜的合作。作为文学评论者的白烨，本身就是贝拉小说的策划、出版者之一。在顶著“文学评论家”头衔写评论贝拉文章的同时，白烨坦然地以出版策划人身份，接受上海《新书报》记者采访，谈策划、推出贝拉的过程，谈“百万美元卖版权”事宜。自己出书，自己捧，这文坛不要被搅乱套了吗？白烨自己有直接商业利益在里面的“文学评论”，其价值完全等於零！ 如此这般地角色混乱的情形，在白烨的合作人、出版商安波舜那里也同样。他也一边以“学者”的名义写贝拉小说的评论文章，一边以出版人身份为贝拉造势。宣传图书当然可以，但除了“百万美元版权”这个弥天大谎以外，他还伪造了一个接受 “《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的访谈。在本组文章“之3”中，我已说过，说他是伪造，因为第一，该报根本没有“特约采访人”一说；第二，《纽约时报》从未发表过关於这麽一篇访谈。如果真有一个 “《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请安波舜指出他在哪儿？我直接向他本人核实。 ●美国人被中国方块字累哭了 安波舜还在这篇莫须有的“访谈”中说“自从贝拉的作品问世，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之骄傲。许多美国主流社会的高层人士都奔走相告，含泪阅读。” 这简直是信口胡说！全世界的华人要为一本末流言情小说而骄傲？也不至於把全球华人贬到如此地步吧？还居然说什麽“美国主流社会的高层人士”为贝拉小说的出版“都奔走相告”（美国人为天大的事也不会“奔走相告”），这谎不撒到天边去了吗？他们还会对一本中文小说（迄今没有英文版）“含泪阅读”，是不是因为不认识汉语方块字累哭的？ 这篇假借《纽约时报》名义的访谈公开发表後，就像真有那麽回事儿似的，上述吹捧贝拉的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王宁，就在评论文章中说∶“我十分欣赏安波舜在与《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段访谈中所说的话。在安波舜看来，在像中国这样的有著悠久的文化史但缺乏宗教史的国度，知识分子有责任去重建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性。”妙极！制造“百万美元”谎言的“知识分子”们，“去重建道德理想”！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总是感叹，西方人真是会夸奖人呢，不像咱们东方人，总是吝啬赞美别人的话。这几年才从中文报刊上得知，西方人夸人，哪里是中国人的对手，西方人是睁著眼睛夸，中国人是闭著眼睛吹。闭著眼睛的人之胆量是惊人的，不信再看北京《中华读书报》把贝拉吹到什麽地步了吧∶ 贝拉“大红大紫，更红出了中国，做到了多麽大牌的中国作家都没做到过的事，把书卖进了好莱坞，卖到了美国日本、法国┅┅总之，她竟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人物。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人会只知道贝拉，而不知道鲁迅、巴金┅┅” 出版是一个商业活动，打广告、做宣传，都无可非议。但是，贝拉、安波舜、白烨（作者、出版商、评论者）却联手用撒弥天大谎的手段，创造了一个中国出版界的“奇迹”，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打著“宣扬全人类的爱、知识分子的道德、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旗号。 看来是要把中国式谎言推向世界吧？！ 2003年10月3 日於纽约（原载多维网） 2003-11-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为何必须要阿拉法特下台
6月24日下午，布什总统终於发表了一再推迟的关於中东问题的重要讲话，其调子令人惊讶，因为对阿拉法特态度强硬，呼吁巴勒斯坦人民选择新的领导人，明显要这位当了33年巴解主席的强人下台。 布什讲话对巴勒斯坦提出的条件是：停止恐怖活动；选择新的领导人；制止贪污腐败，在联合国监督下，重组巴解安全部队，在今後三年内建立巴勒斯坦国。 布什对以色列提出的条件是：从约旦河西岸撤军；停止在该区域建筑居民点；恢复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线。 布什对阿拉法特采取这样强硬的立场，主要原因在於，阿拉法特过去33年来担任巴解主席的历史已经证明，他的目的从本质上是要摧毁以色列。他不仅无法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现在更成为中东和平的主要障碍。这从简略回顾阿拉法特的历史就可清楚地看到： 其一，阿拉法特个人专权时间太长。从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一当就是33年，从无真正的选举。当今世界只有古巴的卡斯特罗有这麽“幸运”，从1959年建立共产政权，至今已当了43年“领袖”。 阿拉法特独揽大权这33年中，美国有了7位10届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以色列也选举产生了至少7位总理（梅厄夫人，沙米尔，拉宾，佩瑞斯，内塔尼亚胡，巴拉克，沙龙等，沙龙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後第29任总理）。 民主选举和领导人的更换，意味著内外政策必须服从民意做出改变和调整。但巴勒斯坦是“永远的阿拉法特”，“永远的一种政策”。事实已证明，在这种单一政策下，中东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 其二，阿拉法特本质上是恐怖份子。这位巴解主席在1988年才宣布放弃恐怖主义，在这之前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活动。前罗马尼亚共产政权负责情报的官员佩斯巴（Ion Mihai Pacepa）今年1月1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我知道阿拉法特是被克格勃支援後从没有改变的恐怖份子”的文章，以他和阿拉法特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揭示了阿拉法特的手下人如何在苏联克格勃支持下，绑架和杀害3名美国外交官、谋杀了11名参加慕尼克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的内幕。佩斯巴回忆说，1973年5月，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和阿拉法特共进晚嚏A阿拉法特说到高兴处，炫耀说，那些行动（指绑架杀害美国外交官和以色列运动员）我们干得“非常小心”。 当时苏联克格勃头子把阿拉法特称为“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通过佩斯巴之手，把阿拉法特和他的助手通过罗马尼亚转送到苏联培训。当时苏联指示齐奥塞斯库，把卡扎菲的利比亚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作为两个主要支持对象。齐奥塞斯库还为阿拉法特在布加勒斯特修了别墅。 其三，奥斯陆协议後阿拉法特仍支持恐怖活动。1993年巴以双方在挪威首都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以军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该地由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管辖。後来在美国戴维营，以色列左派总理巴拉克对阿拉法特提出的方案90％都予以同意。但这两个机会都被阿拉法特葬送了。他获得对巴勒斯坦主要区域的自治权後，仍是默部B以至暗中支持哈玛斯、阿克萨烈士旅（隶属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法塔赫组织）等恐怖组织屠杀以色列平民。 据今年6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阿拉法特对他的追随者演讲时，誓言要摧毁以色列，呼吁“一百万烈士向耶路撒冷进军！”在阿拉法特管辖的区域，一些公园和街道的名字，是由恐怖组织头子的名字命名的。 过去几个月的自杀炸弹事件中，那些所谓的“烈士”刚死二、三个小时，他（她）们的大照片海报就一片一片地出现在巴勒斯坦城市的建筑物上；因为阿拉法特的自治政府早就印制好了。而阿拉法特和他的助手多次公开赞美那些所谓“烈士”，阿拉法特亲自去慰问“烈士”家属。伊拉克给每个“烈士”家属一万美元，後来追加到二万五，目前价码是每户三万。这些“奖金”都是通过阿拉法特的自治政府转交的。 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的电视、报纸、电台、教堂等，每天都在煽动反犹，要“消灭以色列”。阿拉法特到幼儿园视察，竟对孩子们说，“放下玩具，拿起武器”。“灌输仇恨”成了巴勒斯坦的基本教育形式和目标。否则人们无法理解一个17岁的巴勒斯坦女中学生，竟用自杀炸弹炸死一个与她同岁的以色列女孩。 6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说，布希所以对阿拉法特的态度如此强硬，因为美国政府已有证据阿拉法特支持恐怖份子。而今年初被以色列查获的一船从伊朗偷运给巴勒斯坦的多达50吨的武器弹药，已被查实是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的财政部长签署干的，船长也交代是巴解政府组织的。 其四，巴解自治政府非常腐败。在阿拉法特控制的报纸电视上，几乎看不到谈论经济，探讨市场，因为它的资金都是阿拉伯独裁国家提供的，每年几百亿美元。在巴勒斯坦，没有独立的媒体，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真正的议会，外来的资金都是由阿拉法特和他的亲信掌控。贪污腐败成为巴解政府的主要标志之一。在阿拉法特鼓励17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子去自杀和他杀时，他的金发碧眼的外国妻子带著他的宝贝女儿却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里（并在那里呼吁别人家的孩子去“献身”）。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获全国图书奖的专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中指出，“巴解自治政府各级都是腐败的。”例如1994年，美国两家电话公司AT&T和MCI都宣称和巴解政府签署了通讯合同，发生了争执。最後发现，巴解政府下面有两套通讯部，两套内政部，两套安全部门，什麽都是两套。阿拉法特让两派互相斗，他在上面驾驭。佛瑞德曼感叹说，“阿拉法特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是反民主的。” 其五，巴勒斯坦人民厌倦了阿拉法特。6月9日《纽约时报》引述了“巴勒斯坦政策和民调研究中心”（PCPSR）主任希卡克（Khalil Shikaki）5月份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阿拉法特的民众支持率已降到只有35％；91％的巴勒斯坦人要求巴解政府全面改革；95％的人希望阿拉法特手下的所有部长都被撤职；83％的人认为腐败是存在的。 仅从这简略的五个原因来看，阿拉法特就不配继续做巴勒斯坦领导人。当然，阿拉法特离开，并不能保证困难重重的中东问题就能解决，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契机，一种可能性。 《纽约时报》6月23日引述以色列的民调显示，即使经过这麽多自杀炸弹袭击，仅上周就有33名以色列人（其中很多是中学生）在公共汽车上被巴勒斯坦人的自杀炸弹杀害，但仍有49％的以色列民众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反对的占43％），47％主张更多通过外交手段和巴解政府谈判，而不是使用武力，来解决中东问题（不同意的占34％）。 弗瑞德曼在他的书中引述的九十年代的民调数字是：在以色列人中，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巴勒斯坦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这个条件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威胁他们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这10年前後进行的民调都证明，多数以色列人愿意用土地换和平，现在关键是阿拉法特必须停止支持恐怖主义，让上述那75％（有条件）和5％（无条件）加起来那80％的大多数人有安全感，以色列才会放心地像当年退回给埃及和约旦土地一样，用土地换取真正的和平。因此，要想中东问题得到解决，要想巴勒斯坦建国，要想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要走的第一步是结束阿拉法特的个人专权，使新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有出头的机会。 2002年6月26日（原载多维网） 2002-06-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中国民意调查中的真话与假话：《人民论坛》民调触礁有感
程晓农 2013年4月15日对中宣部来说，是又一个痛苦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党的中心喉舌《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论坛》组织了一次网上民意调查，希望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信心和希望。然而，效果却适得其反，此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0%左右的网上投票者对中共的领导及其制度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只有“一小撮”（大约10%左右）愿意赞同官方立场，详见下表。 《人民论坛》网上民意调查的结果（据2013年4月15日10:53的网上截图制表） 设定问题 完全赞同 （%） 赞同 (%) 不赞同 (%) 不知道 (%) 合计 (%) “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 推进改革。” 7 5 75 13 100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5 4 82 9 100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5 3 84 8 100 “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 制度怎么看？” 7 4 81 8 100 说明：到2013年4月15日上午10:53为止，参加网上投票的总人数是3,492人。 如何来解读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对中国社会现状有比较深刻认知的人或许会说，真实民意就是如此。确实，在使用互联网的人群中，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占相当大的比例；但是，在只读报纸或只看《新闻联播》的中老年人群里，这一比例可能就相对低一些了，因为，这样的人群缺乏网上传播的非官方信息，所以抵御官媒洗脑的能力比较差。 但是，进一步追问下去，还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为什么电视采访中为政府讲好话的人占大多数？为什么报纸上公布的民意调查数据从来都是基本符合政府需要的？第二，为什么国内各地数量多达十几万人的网络评论员（“五毛”）没有积极踊跃地投票？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这次民意调查的“反党”结果不就被逆转了吗？ 前一问涉及到中国民意调查中的真话与假话这一话题。在共产党国家的政治高压下，人们普遍生活在“公开场合讲假话、私下场合讲真话”（public lies, private truth）的状态中。前两年《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往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报披露，李克强在辽宁任职期间曾向美国外交官私下表示，他不相信地方上报的经济增长数据，而更愿意直接观察发电量等指标。这就是“私下场合讲真话”的典型例子。虽然每个人在不同场合选择讲真话、假话的比例不同，但很少有人是在私下场合满嘴假话、而公开场合全讲真话的。连司马南们也不例外，他要真象自己在公开发言中表现的那样仇恨美国，也就不会想方设法往美国钻了。当年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时，“义正词严”地指责美国总统的那位“彰显了强烈爱国主义并反对西方制度”的北大女生，事后很快就申请签证来到美国，然后入籍成了美国人。西方人也许有人不理解这种人格分裂的行为，中国人却对此充分理解。在中国人看来，之所以在公开场合说假话，那是因为，公开场合的发言是给同事、公众听的，而同事、公众是可能向领导、政府密报的，所以，公开场合的发言只能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表演。 我在“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一文中（载《书屋》杂志2000年第12期）曾经指出：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但要小心不让孩子参加。许多青少年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毫无疑问，中国的民意调查如果是在公开场合进行，比如，在被调查者的工作单位发问卷，或在电视台摄像机前接受采访，被调查者很可能会用假话应付，最好的结果是搜集到真假参半的回答。当然，如果所问的问题政治上不敏感，被调查者就敢于讲真话了。 这次《人民论坛》网上民意调查的四个问题，在中国是属于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如果采用电视采访或者由调查者当面询问，得到的回答几乎可以肯定是令官方满意的。但是，那多半是假话。 网上民意调查是匿名进行的，投票者不必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时人们发现，终于在官方媒体上找到了一个类似于私下场合的空间，可以在这样的民意调查中一抒胸中的郁闷，说说真话，而不必担心惩罚了。这也算是难得的机会，还能让“当官的”听听“咱老百姓”的真实声音。结果，这次《人民论坛》关于对中共的社会信任及其制度选择的网上民意调查，收获的是令中宣部十分痛苦的结果。最后，《人民论坛》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匆匆忙忙被迫关闭了这次民意调查的页面，当然《人民日报》更不可能对此作任何报导。 这次民意调查结果对中共统治的否定，值得记入史册。因为，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这样的纪录是十分少见的。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民意调查都在公开场合进行，所搜集的究竟是民意还是假话，识别起来颇费脑筋。互联网出现之后，国内的网上民意调查很少涉及高度政治敏感的问题，因此也没有多少机会了解中国网民在对中共的态度问题上的真实民意。无论《人民日报》和央视平时营造多少莺歌燕舞、万民拥戴，都无法否定这次《人民论坛》民意调查获得的真实民意所表达的政治导向。 最后，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五毛”在这次民意调查当中没有发挥“党要求的”作用？我猜想，有两种可能。第一，“五毛”们本来就是为了些许利益出卖灵魂的人，在网上民意调查中匿名填表、按照“党的要求”发表意见，得不到任何来自“组织上”的回报，所以他们意兴阑珊，表现消极。第二，有些“五毛”们投了票，但因为是无人监督的匿名投票，结果他们和大多数网民一样，选择了讲真话，而他们心中事关中国政治根本方向的真话，和他们以网名公开活跃在网络空间里说的话，其实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只要不是为了利益公开表演，他们心中或许也同样讨厌什么“中国特色的道路”云云。 原载《纵览中国》网站，April 16,2013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0765）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马英九的“死路外交”
马英九刚结束对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友邦的访问，自夸说，这是活路外交取代烽火外交，正派外交取代金援外交，获相当成果。但这是自欺欺人，马英九的这次中美洲之行，实际上是自我消声之行，是“死路外交”。 因为马英九走到哪里都不凸显台湾的国家主权，所以人家也不把他当国家元首认真对待，甚至近乎羞辱地冷遇。虽然马英九“特地飞过半个地球”去参加洪国总统就职典礼，但洪国上至总统副总统，下至外长和副外长，甚至全部阁员，竟无一人到机场迎接，更别说按欢迎外国元首礼仪铺红地毯、鸣礼炮了；只是一个礼宾司长到机场意思一下。是来参加典礼的外国元首太多，顾不过来？当然不是！因为前段罢黜赛拉亚总统的风波还未完全平息，亲临洪国总统就职典礼的外国元首，包括马英九在内才三位。马英九几个月前还“亲自拍板谴责洪国政变”，现在又去“祝贺”，颠三倒九，当然很难被人看重。 马英九随後到多明尼加时，多国只有外交部次长接机。马在多国呆了不到三小时就匆匆离开，这期间还包括在机场举行向海地赠送救援物资仪式。堂堂一国元首，到了邦交国被如此冷遇，实在罕见。而马英九离开洪国、多国时，是什麽人送机？媒体都没报，因为可能连礼宾司长都不见了。 这不是首次马失前蹄，去年在萨尔瓦多，马英九被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嘉三度放鸽子，简直像被耍弄。随後马到尼国正式访问时，奥蒂嘉也没去接机，甚至晚宴都未出席。马英九的份量轻到只有“九流”。 这跟民进党执政时完全不同。当年陈水扁总统去中美洲访问，那些友邦元首不仅热情、礼遇，甚至双方亲密得称兄道弟。陈总统还组织了中美洲友邦元首高峰会议，不仅向世界突出了台湾的国家地位，也遏阻了北京的觊觎之心。而今天马英九的“外交休兵”，实则成了“外交消声”。你自己要销声匿迹，别人当然只能“活马”当作“死马”对待了。 至於马英九说他“绝对不会搞支票簿外交”则更是骗人。据巴国媒体披露，巴拿马总统的专机，就是台湾捐赠的。马政府先是否认，後来这架专机到了洪国，才承认曾金援巴国四千万美金购机。但马英九回台途中还自夸“正派外交取代金援外交”，好像“金援专机”的事不存在似的，真是鸵鸟。 马英九自夸的出访“成果”，还包括过境洛杉矶时，跟美国众院外委会主席柏曼通话，感谢其对军售案的支持。但报导上只有马英九说什麽，没见伯曼一个字回应；难道柏曼得了“失语症”？或许只是伯曼助理接听电话吧？ 即使跟伯曼通上话，也不算什麽“成就”。因美国一直愿意对台军售，陈水扁政府时，是泛蓝掌控的立法院，一直阻挡军购案，多达六十多次！马上台後，不仅马上同意军购，还说是马政府的成就，太厚颜无耻了点吧！ 陈总统当年过境美国，接见台侨，发表演讲，会晤美国议员等，凸显台湾是主权国家，因而被美国主流媒体报导和重视，在国际上强化Taiwan这个名字。而这次马过境，自我消声，所以在美国主流媒体上根本不见踪影，甚至他过境之地的《洛杉矶时报》都看不到报导，就像他没来过一样。 马英九的外交休兵，实质“休”的是国家主权；这样“交”下去，将是“焦土”外交，把外交空间都“交”给了中共。当然，这可能就是马英九想要的∶“两岸一中”，认祖归“中”。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10年2月1日“曹长青专栏” 2010-0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星期专论》∶国民党的「专制後遗症」
一九九六年，台湾通过直选总统而迈入世界民主国家行列；这不仅令台湾人民振奋，也给仍生活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人极大的鼓舞。尤其是二千年权力的和平转移，台湾更被誉为「亚洲的民主样板」。这漂亮的一步，不仅迎头痛击了李光耀等独裁者的「亚洲价值」论、提高了台湾在国际世界的地位、提升了全球华人的整体形象，更证明：中华文化下的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们，完全可以走西式民主道路，建立民主制度下的国家。 但令人遗憾，以至越来越难以容忍的是，在台湾独裁了半个多世纪的国民党，自失去政权後，从来没有理性、理智地面对人民的选择。从二千年大闹李登辉总统官邸，到零四年冲击立法院、纠缠三一九枪击案，到今天又在毫无「犯罪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提出罢免总统；闹剧一幕接一幕，使台湾几度进入宪政危机。国民党这些非理性行为的结果，除了使对岸的共产党成为最大的赢家之外，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独裁的毒液已经渗透到国民党的骨髓里，他们只适应自己掌权的党国，而不适应民主制度下的在野。 台湾的政治转型了，但国民党的党国心态、必须做主子的心态却无论如何也转不过来，这个党患有严重的「专制後遗症」，无法适应做一个民主政党的角色；否则绝不会不惜践踏台湾来之不易、尚未成熟的民主制度，更不惜损害台湾的国际形象，甚至不惜践踏他们本党在台湾的长久利益，采取一系列歇斯底里的举动。 「这次如果选输了，我们下次再来嘛。」李登辉前总统在零四年大选前曾这样轻松地表示；这才是一个真正懂得民主、尊重民主的人所应有的态度和风范。民主的全部优越，就在於可以你上我下，你做的不好，我有机会取代你。赢输一场，不就四年嘛。全世界民主国家的选举，被认为不公平的、舞弊的、意外的、太接近的等等，每年都有，但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在输掉选举後，会像国民党这般胡搅蛮缠，不惜一切代价杯葛执政党，闹得国无宁日。 举几个近在眼前的例子：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上次大选时，内政外交都取得亮丽成绩的执政党人民党，被选情专家一致看好，但选举无常，竟败给了国大党。但人民党的领导人马上表示，接受人民的选择，鞠躬交权。他们既没有闹场，更没有组织群众大会发泄不满，而是卧薪尝胆，等待下次大选。 去年九月的德国大选，也因两党在国会席位只差三席，而导致由哪个党领袖出任总理的短暂僵持，但随後就和平解决。新总理上任後，就是全体德国人的总理；没有人再继续纠缠。 更近的是四月意大利选举，两党得票率相距才千分之一，执政的总理认为在野党选举舞弊，因而出现政治危机，但最後仍是遵从最高法院的裁决，让出权力下台。 再远一些的是美国总统布什的首次当选，更是因计票纠纷，使美国三十多天无法产生总统，後来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就尘埃落地；美国人尊重九名大法官，就是尊重自己建立起来的制度。 不要说这些成熟的民主大国，即使是美国後院的南美国家，也是如此。本月初的秘鲁总统大选，得到委内瑞拉强人总统支持的政党候选人失败，但败选者也理性接受现实。秘鲁的邻国哥伦比亚最近的总统大选也是这样，败者无论多麽不情愿，但都接受人民选择，没有胡搅蛮缠、政党恶斗。这样的例子简直举不胜举。 为什麽上述国家的在野党都和国民党不一样？主要原因在於，这些国家的政党，都没有过长期专权统治的历史，都不曾是独裁政党，他们没有「专制後遗症」。没有专制後遗症的党，就容易接受你上我下的游戏规则。 除此之外，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在野党，像台湾的国民党这样，把独裁时期窃取的庞大国家财产变成党产来撑腰。另外，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像国民党这样，有独裁时代垄断新闻形成的泛蓝主导媒体的绝对舆论优势，为国民党的非理性抗争做啦啦队。这些独裁细菌的遗留，就留下了这麽一个难缠的党；而马英九那句让台湾民选总统「死得非常难看」的恶言，就是这个党的脸谱。 面对这样一个既不情愿，也不适应成为民主政党的国民党，面对一个为击败台湾本土政党而宁肯与共产党合作的政党，绿营首先必须清晰其性质，不再释出任何软弱的信号（最近陈水扁总统做出不对泛蓝的罢免案提出答辩书的决定，就是正确之举），更不应内讧自戕。 台湾的民主制度，面临国民党、共产党这内外两个全世界任何其它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都不曾面对的独特艰难，台湾人民的确是任重而道远，只有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有可能冲破这两大障碍，迎接一个正常的自己的国家。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6月18日「星期专论」） 2006-06-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美国学者∶奥巴马是“美国精神”的敌人
作为美国的保守派， 我们想要保守什麽？答案很简单∶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支柱。因此保守派所了解的这种美国例外论的存续，是保守派质疑奥巴马政策的核心。 左派总是指责保守派们为“虚无主义者”，这点已司空见惯。因为他们认为，保守派对于奥巴马的反对都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是基于党派芥蒂的毫无原则的举动，是不假思索的、神经质的和破坏性的。他们认为保守派只要谈及奥巴马，只有一个毫无理据的“不”字。 左派还指责保守派们为“激进分子”，这一批评最早起源于价维持精英贵族的特权或死守传统；相反，我们是开放社会的活力的拥护者。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这样的立场使得我们站在保守分子的对立面。但在美国并非如此。 作为美国的保守派，我们想要保守什麽？答案很简单∶美国例外论的支柱。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家总是例外。它更加自由、更加个人主义、更加对《国家评论》的指责。左派认为保守派希望瓦解国家、推翻先例、逆转历史的进程。为了实现其狭隘的意识形态目标，保守派们变得鲁莽、轻率，换言之，保守派根本不再保守。 因此，我们保守派们被指指点点。我们对左派的反对被认为是虚无主义，我们提出的建设性规划却又被认为是激进主义。这些尖锐的批评直指美国保守主义最深处的悖论。我们不是类似英国的托利党，不惜一切代民主、更加开放而充满活力。这些品质源自建国，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它们总使得美国异乎寻常，在世界上承担独一无二的使命∶成为有序的自由和自治的模本；成为自由的榜样；成为自由的守卫者，借助可能的说服以及必要时刻的武力。 我们所了解的这种美国例外论的存续，是我们质疑奥巴马政策的核心。所以，这种质疑会如此富有冲击性。在执政的第一年，奥巴马试图避免那些文化敏感点。克林顿就曾因此而栽了跟头，并在1994年产生“同志、枪支和上帝”（gays,guns,and God，简称“3G议题”，指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针对克林顿及其民主党提出的有关同性恋婚姻、枪支管理、宗教信仰、堕胎等众多的文化议题。在这些文化议题上，共和党持保守态度，而民主党内部也出现分歧。此后，民主党力图搁置三大议题，以在经济政策上统一内部。－－译者注）的强烈反弹。但奥巴马触发了另一类文化冲击。政府开支水平、救市政策、医保以及限额交易法案干涉经济的程度，这一切都造成一些恐惧，担心我们的国家最根本的东西正在发生变化。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一团乱麻的财政事务，而是美利坚的意义及美国人民的性格，最终这一切是文化问题。 美国例外论源远流长 要想找到美国例外论的根源，就必须回溯建国初期，甚至在此之前。那些根源来自母国。历史学家阿兰-麦克法莱（Alan Macfarlane）称英格兰从未有过类似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阶级，或是广泛建立的国教，或是强势的君主制。因而，比起其他集权的、等级制的、封建的欧洲国家，英国社会具有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 简单地说，英国社会最具个人主义的一点在于其持异议的革新教派新教徒（dissenting low-church Protestants）。他们来到北美的东海岸。在这里，英国政治思想中最为自由的边缘派－－反对王室的乡村辉格党人以及如詹姆士-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这样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成为了主流。所有的一切使美国成为英国的例外，而相比欧洲大陆，英国已经是一个例外。美国脱胎于英国的自由主义，注定会开花结果，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的政体。 美国幸运地没有受到旧制度的毒害。不同于欧洲，美国没有教会权威，没有贵族，没有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没有根深蒂固的对商业活动的厌恶。它最为接近洛克的原初社会。英国虽统治著美洲，但是很微弱，如伯克的著名描述，“（英国在美洲的统治是）有益的疏忽”。甚至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已是世上最自由的国家。 这一切使得美国人完成一场革命，却保持著连续性。当托克维尔说到美国人能够不经历革命却享受著革命的成果时，可能有些夸大，但并不离谱。曾经存在的旧欧洲遗毒，如政教合一的教会、长子继承等等，很快就被清除。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使其成为所有美国人的信条。对这一信条的具体理解千差万别，但是基本框架足够清楚。已故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将其定义为自由、（机会与人格的）平等、个人主义、民本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一信条与美国性格（the American character）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我们的宗教信念和以武力捍卫自身的愿望，共同构成了美国例外论的核心。 保守派眼中的“美国精神” 自由是这一信条中最重要的元素。为了确保自由，国父们制定细致具体的条文来严格地限制政府。英国政府在美洲垮台之后，各州立即草拟成文宪法，限制各州的政府。他们希望尽其可能地驯化政府。事实上，他们走得更远。为了获得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他们甚至重新再来。即使是这第二次尝试，它产生的宪法不仅关注政府能做什麽，也同样关注政府不能做什麽。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政府的创造力得以释放；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政府被给予受到限制的权力。在这些情况下，国父们深知人性会做出什麽。麦迪逊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这样描述宪法中的制衡机制∶“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端，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麽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宪法的消极特征反映了其基本目标∶保护人民的自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即使在二战之前，欧洲的宪法就为政府利益创设了积极的权力。正如玛丽-安-格兰特（Mary Ann Glendon）所指出的，这些区别“是不同的法律特征，并深深扎根于对国家及其效能的文化认识中”。 这一自由的框架造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商业共和国的繁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指出，在西方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三个伟大的海上霸权－－先是荷兰，继之英国，最终是我们－－都曾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世界秩序的顶峰。三者都有强大海军和精密的财政体系，都首要关心利用贸易来增加国家财富。 回到殖民地时期。约翰-斯蒂尔-乔丹（John Steele Gordon）在其《财富帝国》（An Empire of Wealth）一书中提醒我们，建立詹姆斯敦（Jamestown）的是追求利润的弗吉尼亚公司。在新英格兰，清教徒商人在账簿的页眉处写下“以上帝和利益之名”。甚至在独立革命之前，我们就已是世界上人均最为富裕的国家了。显而易见，亚当-斯密出版有关古典的自由交易市场的《国富论》，正值1776 年《独立宣言》发表，国父们大都读过这本书。因为没有中世纪的累赘和强大、根深蒂固的特权利益的阻碍，斯密的思想可以成为美国经济分配的基础。乔丹写道∶ “比起其他主要国家，美国在较长时期中一直更为接近斯密的理想。” 在这个相对宽松的政府（light handed government）提供的空间内，一个热爱商业、努力奋进、有著永不牯 熙 y力的民族，急速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并不存在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也变得富有了。恩格斯一针见血地说∶“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他是对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美国是由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统治。这并非赞美，但大体正确。看看典型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其名字就来自于中古英语“自由人”之意，即有产者。拿破仑批驳英国人为“店小二式的民族”（a nation of shopkeepers），那我们就是“富兰克林式的民族”（a nation of Franklins）。 我们事实上的国父林肯就是美国这方面的典范。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改变其生活条件”。没有什麽比经济停滞更让他痛恨的了。他不能容忍托马斯-杰佛逊的自耕农式的民族前景∶永远在其土地上生活，与现代经济生活幸福地隔绝（与此相应，杰佛逊死时就已破产）。当林肯说“一个人，如果去年为别人劳动，今年为自己劳动，那麽明年他将会雇佣其他人为其劳动”时，他领会了美国生活的灵魂。 这一观点是美国经济信条的核心。美国对财富的态度以及它的成就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尽管，我们的收入差距比其他欧洲国家大，但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穷人更糟。事实上，他们比英国10 %的最底层民众都要好。只是因为我们的富人太富有了。贫富差距造成了政治紧张，但并没有达到如国外观察者可能期望的那样危险，这部分得利于典型的美国精神。2003年的民调显示，31%的美国人希望变得富有，其中51%是年轻人，20%以上是年收入不到3万的美国人。这并不仅仅是盲目的乐观。美国仍然是一个流动的社会，最底层的过半民众都能在10年内摆脱这一阶层。这样，我们仍作为一个例外迈入21世纪。美国政府的总开支在近期攀升，但此前仍只占GDP的 36%。在欧洲，这一数字更高——英国是44%，法国是53%，瑞典是56%。当除去国防花费时，这一差别更加明显。 政治上，我们总是比其他国家更加民主和民本（populist）。柏克称聚集在这里的革新教派新教徒们“代表了异见派中的异见者和清教的支持者”。在内地定居的苏格兰血统的爱尔兰人则更为固执。这些人都难以屈从强令，就如殖民地统治者所领悟到的。 此后，在19世纪，联邦党人试图创建一种贵族政治。他们变得富有并自命为贵族。当得知这一自封的统治阶层很多来自同一国家时，他们的邻居对这种主张并不买账。联邦党人不久就消失了，这是精英分子的傲慢姿态在美国取得的教训。 今天，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拥有更多竞选官职和更频繁的选举。甚至多数法官和执法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我们的联邦政府中，有著比公务员更多的政治任命的官员。如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和威尔逊（James Q. Wilson）所合写到的，“事实上，这里没有政治以外的‘行政’领域。”在欧洲，情形却极为相反，并随著欧盟的崛起而愈演愈烈。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独揽了更多的决策权，以摆脱对个别国家的民主责任。当重要的欧盟问题提交公投时，选民却只有一个正确选项。当这些国家投错了选票时，选举将一次次地举行，直至他们屈从。这一欧洲风格的官僚政治中，精英式的高压手段身处危险之中，因为其非民主本质和对美国精神的诅咒。 我们已经保存了最显著的民族精神。超过70%的美国民众对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这一数字高于西欧国家。根据人口统计学，我们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发达国家，我们的人口依然在增长，但很多西欧国家都在减少。 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加虔诚。在18世纪，美国的不同宗教信仰者都支持推翻政教一体的教会体制，让各教派在更为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在竞争中，美国激发了更多的宗教情感，并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福音教徒的地方。从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改革运动以及民权运动的废奴主义中，宗教获得了权威和活力，成为美国自我批评与重建的源泉。根据2006年《财经时报》的调查，今天，73%的美国人信仰上帝，而这一数字在英国是35%，在法国则是27%。 所有这些都意味著美国拥有青春活力、充满希望和不断进取的国家精神，与其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实体和最长久的民主体制的稳定性相匹配。 我们充满雄心与活力的外交政策也体现了这一国家精神。当我们基本上仍然坚守于东海岸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定居在这块大陆上的其他地方。美国从来不是世外桃源。我们之所以坚守这块大陆，部分是基于地缘政治∶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都是家门口的狼。但遍及历史，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确保我们的海外利益，也为了传播我们自由的模式。 这种承担使命的冲动是美国革命的另一产物，它汲取并传播英国的自由。国父们认为美国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承担了世界上极其重要的使命。杰佛逊说，我们将成为一个“自由的帝国”。他相信自由的星星之火一旦在我们的海岸点燃，就将不可避免地燃起整个世界的自由烈焰。 在整个20世纪，威尔逊、罗斯福、卡特的民主理想主义（the democratic idealism）都展现了这一美国思想的主旋律。这一旋律最好能与审慎和现实主义调和，以避免愚蠢的冒险主义。里根总统示范了这恰到好处的融合，他避免了（除了黎巴嫩的惨痛例外）危险的对外干预，同时软硬兼施地引导苏联自掘坟墓。 但不要搞错，美国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军事国家，当国家面临挑战时，总会有杰克逊式的绝无迟疑的更有力的反击。从历史上看，不管是在萨姆特要塞还是珍珠港，美国在回应攻击时，都以压倒性的武力和最大可能的努力去拓展我们的民主体制。在此意义上，小布什对于9-11 的回应乃典型的美国作风，其发动的两场对外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民主化，在此意义上都是正义。 在2003年，我们的国防开支占到全世界的一半。除了少数例外（如英国，加拿大），我们是西方唯一有能力并且愿意进行海外作战行动的国家。即使当阿富汗战争被世界其他国家认为是“好的战争”时，我们也不得不承担大多数繁重的职责。 当然，这并不是要说美国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完美。但是，美国所代表的，以及它为了自由在令人惊讶的和独特的冒险中所成就的一切，只能被认为是奇迹。 总有人给美国例外论挑刺儿。在欧洲人写的美国游记中，描绘的美国是家庭手工业场景，除了托克维尔这个最为重要的例外，大多数都令人不堪∶骚动的、顽固的、拜金的、迷信的野蛮人挥霍著肆无忌惮的自由。－－如詹姆斯-西瑟（James Ceaser）所摘出的《重现美国》中的批评，这样的美国也是原始与颓废的∶“丑陋、下流、可怕、愚蠢、矮小、平庸、麻木、孤立、游荡、未开化。” 欧洲对于美国有许多批评，都希望美国久而久之就失去特殊性，只是成为另一个发达的西方国家而已∶更多的集权、更多的精英主义、更多的安全、更少的战争倾向、更少的自由。简而言之，只是一个更平静、更文明的地方。 美国左派竟也对自己国家的国性茫然无知，并企图抹杀之。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困惑于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失败。他们认为，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本应有著最革命的工人阶级（proletariat）。然而，我们已经有一个广泛的和相当自足的中产阶级。甚至我们的工会，在早期就反对中央集权，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在1912年的进步运动中，简-亚当斯（Jane Addams）看到“在追求更加公正的社会条件的世界运动中，美国已经落后于其他伟大的民族，却仍莫名其妙地缓慢地开展相关的政治行动”。 因此，左派开始寻找国外的榜样。在20世纪初期，左派著迷于德国的一切，对俾斯麦的福利国家充满了热情。威尔逊总统，怀著典型的进步知识分子情怀（编者注∶这里的“进步”原文为progressive，在美国，这是专指左翼民主党的理念，他们自视为“进步”的。而保守派认为，他们主张的progressive实质是一种左倾激进，或者说是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所提出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中的“积极自由”，即以善和正义的名义，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和财富，建立社会主义乌托邦），认为俾斯麦创造了一个“令人钦佩的体制”，却对美国国父们缺乏敬畏。而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作为《新共和》的创始人以及那个时代最进步的知识分子，是另外一个俾斯麦的崇拜者。克罗利鼓吹“社会工程师专家”的治理，把正发生在欧洲的现代独裁运动中最好的革新带进大西洋沿岸。 在1930年代，新政知识分子滔滔不绝地谈论布尔什维克主义。罗斯福的智囊图尔斯-蔡斯（Truster Stuart Chase）热切地说∶“为什麽就苏联独享改造世界的乐趣？”他的话显露了进步主义构想的乌托邦根基和对于某种激进的社会改造的向往，这样的改造只有在专制国家中才容易实现。另一个榜样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新政簇拥者们对其仔细钻研，并在某些具体方面进行模仿。 新政是一个分水岭，但是美国并没有完全跌入社会主义的泥沼中。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加了，一个福利国家诞生了，而且工会越来越庞大了。但是，即使正当大萧条时期，典型的美国精神仍然盛行。1935年的民调显示，大批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开支过多。 二战之后，已在欧洲发展壮大数十年的左派终于反思其社会运动的野心。而美国却走向不同的道路。在学院，颠覆性的美国例外论开始生根发芽∶一种有关罪恶、征服与镇压的例外论。美国只是因为其错误的行为和弊端而例外；当所有的文明庆祝自身的进步时，唯独我们没有。霍华德-津恩和诺姆-乔姆斯基的例外论，以一种较温和的形式占据了我们教育体系的制高点。它开始诋毁我们的建国历程，清除我们的历史记忆，使得我们的统治精英心怀内疚。 但是，偏离我们国性的改造步伐，在政治上仍然是“莫名其妙地缓慢”。美国政府继续增强，特别是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时代；各州更是变成了联邦政府中的一个个关键组成部分，而不是对联邦权力的制衡。但是，在长达半世纪的休眠后，美国特性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美国人把 1970年代的经济滞涨看作是对大政府的控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里根总统上台时，按照欧洲的标准，美国仍然是自由放任的牛仔经济和民主制国家，而且里根使得美国更为自由。 取消管制使得团体组织直面生存的竞争压力。美国很快走出后越战时代的被动防守。应对现实威胁的宗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为公众所坚信。克林顿的民主党主席更多的是肯定而非改变这些趋势。 左派努力寻求适合美国的国外范例，但总是更加绝望。为什麽我们不能更像法国、瑞士或荷兰呢？为什麽我们不能像在强大、繁忙的政府下生活的人呢？但他们的私人领域（the private sector）和公民社会正受到威慑。你能在精神病人身上、在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 编者注∶美国极左的电影导演）颂扬的英国国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在法国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在古巴的救济体系中看到这些，也能在那些左派评论员的谆谆教导中听见这些∶其他发达国家的儿童接管，或枪支管制，或公共交通，或各种社会主义的规划，或其他对自由的侵害。对此，我们已经明智地抵御了数十年。 奥巴马政府背离美国国性 当代自由主义不满于美国例外论，总统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就应当放在这一背景中看待。总统已经不止一次表示他对于美国传统爱国主义的不安。当奥巴马还是参议员时，他就臭名昭著地（notoriously）以不佩戴国旗徽章为美德。作为总统，他竟然淡忘了美国的历史∶当一个国外评论家提起猪湾事件（Bay of Pigs）时，他竟没有维护国家的荣誉，只是表明当时自己还是珊珊学步的小孩。当重申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追求善好的一股力量时，奥巴马却几乎否认美国是一个例外的民族。去年春季在欧洲访问时，当被问及是否相信美国例外论，奥巴马竟回答∶“我会相信美国例外论，犹如我察觉到英国人会相信英国例外论，希腊人会相信希腊例外论。”（他提及这些失落的帝国是否只是一个巧合？）在这方面，总统体现了自由主义的主流情感。我们并不是质疑他（或者他们）希望同胞能够生活得更好的真诚。但是，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遇到众所周知的艰难时刻，他们即使感受到民众的爱国主义，也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体。从罗蒂到吉特林 （Todd Gitlin），他们已声明，他们期盼一个即将到来的假想的纯粹的国家，而不是现在居住的国家。 鉴于自由主义的一贯作风，奥巴马和他在华盛顿的盟友正在攻击美国例外论的每一个关键要素，这可能并不稀奇。奥巴马已经直率和明确地表达了他们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计划。 从美国历史的语境中看，奥巴马认为自己是后威尔逊的传统（ post-Wilsonian tradition）。这一传统正逐渐取代国父们的传统。奥巴马也努力加速这一改变。我们已经在政府权力方面赶上欧洲标准。在2010年，美国政府开支估计将高达GDP的44%。随著婴儿潮时代的人群正迈向老年，退休导致的养老保障需求将激增，政府开支将进一步上升。一个颠覆性的现像是，去年竟然是一个美国的总统敦促欧洲大陆开支更多的经费去抵御金融危机。奥巴马最为优先考虑的事项将不可避免地是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 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早已对美国的能源和医疗政策感到尴尬，特别是与欧洲的国家医疗保险和碳排放措施相比。因此，在20 08年选举后，他们试图运用其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使美国步入欧洲行列。他们努力限制碳排放。碳排放立法将同时意味著大量的直接税收增长，政府对于经济各个方面的管制触角的延伸，和控制指导经济发展的新官僚权力部门的建立。 奥巴马医保政策的进一步国有化（nationalizing our system），可能会永远改变美国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它将使得联邦政府破天荒头一遭，命令所有美国人去购买指定的产品。而且在其他国家，社保系统已经变成无期限的通行证，使得政府以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为口实，施行更多税收和开支。一旦公众沉迷于政府的健康保障，其政治态度就会左倾（shift leftward）。（这个系统的弊端，比如配给不均，总是容易归咎于资金不足。因此，即使民众对这个系统不满，最终也只能就范。）自由的劳动市场，已经是美国表现个人主义和活力的保证。但是，只为了使工会更加容易接收新会员，总统奥巴马却试图推翻长达70年的美国劳动法案。民主党希望扭转工会人员的下降趋势。这一措施的效果十分明显。当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帮助摧毁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之后，奥巴马政府迅速接管了两个公司的大部分控制权。 与此同时，企业也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的救市。商业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对抗（Rivalry）守卫了美国的自由。现在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之间有著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其结果将压制政治抉择和经济活力。 对美国例外论的背离也体现在法律维度上。奥巴马提名的法官很有可能使我们的宪法屈从欧洲标准。此前的自由派们利用联邦法院来对付美国例外论中诸如自治和分权等要素，这里，奥巴马再一次紧随他们的成就。越来越多的司法自由派依赖假定进步（putatively enlightened）国外司法意见，特别是欧洲的，作为我们的法律渊源，以取代那些依据我们的宪法制定而成的法律。 自由派立法者们危及了我们的活力与自治。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去独自决定长远的政策，比如，环保局（EPA）有权决定如何规制碳排放，甚至在无需国会通过“限制排放与交易许可”（cap-and-trade）法案。因此，这个机构对经济有著非凡的控制力量，却不对全体选民负责。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最终沦为行政部门的蜜罐，他们可以为了任何目的从中获取权力。政府越来越脱离人民的控制，而人民本该是政府权力的来源。 不可避免地，美国的内政变化伴随著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型。自1940年代，美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至关重要的捍卫者。它的力量和支配对世界各地都有著稳定的影响，而且从海地的治安到人道主义干涉，为全世界提供了公共物品。秉承其承担使命的历史，美国也是世界自由的捍卫者。 奥巴马正无视自由的前景，而且不再谨慎行事，其方式却被错标为“现实主义”。他已经对“民主”一词过于敏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古巴，他的政府已经很少有兴趣维护世界人权。在伊朗总统选举危机中，他甚至比欧洲人更加不在乎那些在大街上的抗议者。 奥巴马在是否伸张美国的自由理想这一方面犹豫，这并不是回归尼克松或老布什的实力政治。奥巴马的政策中透著深深的天真。他相信仅仅是温柔的对话和苦口婆心的规劝，我们的敌人就会放弃冷血的利益和根深蒂固的野心。但是，如果没有在那些奥巴马并不感兴趣的地方发展某种制衡力量，这一切就不可能。确实，里根也与苏联谈判，但前提是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改革者且手握军权，并且其战略防御设想（SDI），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与我们的目标一致。在奥巴马的反理想主义（Obama’s anti-idealism）的支配下，美国少有兴趣担任自由的斗士；我们的实力也在削弱，由此我们选择运用实力的效果也在减弱。 奥巴马许多的对外行为（诺贝和平奖的接受是个例外）总是畏畏缩缩，令人沮丧。好像他不认为我应该坚持我们的理想或利益，而且他相信在我们罪恶的、伪善的、耻辱的历史面前，唯有摆出道歉的姿态才合适。这一姿态令人忧虑∶奥巴马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乃是美国文明自信的衰退。在欧洲，我们看到了文明不再愿意捍卫自身∶国家将放弃自己的主权，自身的文化被外来文化排挤，人民不再愿意繁衍后代这最有益于未来的投资。在这里，历史似乎已终结，而欧洲人只是等待某人来熄灭卢浮宫最后的光辉。 美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温雅地走入那个美妙的夜晚，他们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当然，反叛的因素还有很多，最为重要的是仍然疲软的经济。但是，公众正在对美国奔向社会民主说“不”。 尽管保守主义者们，自由主义者们和那些反对奥巴马医保法案的独立人士并没有用社会民主这样的词，但他们都认为奥巴马的计划将不仅增加保险金额，而且摧毁了他们所珍视的美国。他们想要保持我们在关塔纳摩的拘留所，认为这是保卫我们安全的必要措施。但是他们担心，我们的领导总是心怀歉疚，已无法维护我们的利益。美国人可能想要改变，甚至是根本的改变，但是绝大部分人想要改变的是我们的体制而不是我们的民族性格。 认为奥巴马不是美国人，这无疑是疯狂的。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美国例外论有著土生土长的敌人，他们误解了美国之所以伟大的根源或认为这些根源已经过时。如果他们得胜了，我们将更少自由，更少创造力，更少财富，更少自治和更少安全。 “我们”也将会更少。 世界也将如此。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在其外交政策上几乎完全实行“软实力”，恰恰是因为我们在这保卫著他们，冲在自由的前沿阵地。当我们都不再为我们自己捍卫自由时，谁将为我们做这些呢？当美国人已经不在，谁来回应这些对自由的呼声呢？ 如果我们的政治现在看起来火热，那是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问题是，是否放弃我们作为一个例外民族的传统共识。例外并不等于完美。古老的反帝国主义者（anti imperialist）的说法富含智慧∶“不管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如果对，就保持，如果错，就做对。”当美国只是经历了230年历程，就如同其他帝国一样渐渐步入落日的宿命时，美国人并不想成为这样的例外，这一点无疑是对的。 【全文完】 （编者注∶此文原载美国《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徐斌、曹宇译成中文，刊于《中国建设》。） 英文∶ An Exceptional Debat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assault on American identity By RICHARD LOWRY & RAMESH PONNURU 《National Review》，2010-03-08 It’s almost a commonplace on the left that conservatives are “nihilists” for their opposition to President Obama. It’s opposition for opposition’s sake, an unprincipled exercise in partisan obstruction — mindless, toxic, destructive. When directed at Obama, “no” is an indefensible word, devoid of philosophical content. Another, different charge has traditionally been leveled at conservatives — that they are “radicals.” This criticism was made of National Review right at the beginning. Conserva¬tives want to tear down the state, overturn precedent, reverse the direction of history. They are imprudent and incautious in their pursuit of a blinkered ideological agenda, in other words fundamentally unconservative. So conservatives get it coming and going. Our opposition to the Left is deemed nihilistic and our affirmative agenda radical. These dueling critiques point to a paradox at the heart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We aren’t Tories, concerned with preserving the prerogatives of an aristocratic elite or defending tradition at all costs. Instead, we’re advocates of the dynamism of an open society. Through most of human history and still in many places in the world, that would make us the opposite of conservatives. Not in America. What do we, as American conservatives, want to conserve? The answer is simple: the pillar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Our country has always been exceptional. It is freer, more individualistic, more democratic, and more open and dynamic than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These qualities are the bequest of our Founding and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 They have always marked America as special, with a unique role and mission in the world: as a model of ordered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and as an exemplar of freedom and a vindicator of it, through persuasion when possible and force of arms when absolutely necessary. The survival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s we have known it is at the heart of the debate over Obama’s program. It is why that debate is so charged. In his first year, Obama tried to avoid the cultural hot buttons that tripped up Bill Clinton and created the “gays, guns, and God” backlash of 1994. But he has stoked a different type of cultural reaction. The level of spending, the bailouts, and the extent of the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contemplated in health-care and cap-and-trade legislation have created the fear that something elemental is changing in the country. At stake isn’t just a grab bag of fiscal issues, but the meaning of America and the character of its people: the ultimate cultural issue. I. To find the root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you have to start at the beginning — or even before the beginning. They go back to our mother country. Historian Alan Macfarlane argues that England never had a peasantry in the way that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did, or as extensive an established church, or as powerful a monarchy. English society thus had a more individualistic cast than the rest of Europe, which was centralized, hierarchical, and feudal by comparison. It was, to simplify, the most individualistic elements of En¬glish society — basically, dissenting low-church Protestants — who came to the eastern seaboard of North America. And the most liberal fringe of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the anti-court “country” Whigs and republican theorists such as James Harrington, came to predominate here. All of this made Amer¬ica an outlier compared with England, which was an outlier compared with Europe. The U.S. was the spawn of English liberalism, fated to carry it out to its logical conclusion and become the most liberal polity ever known to man. America was blessedly unencumbered by an ancien regime. Compared with Europe, it had no church hierarchy, no aristocracy, no entrenched economic interests, no ingrained distaste for commercial activity. It almost entirely lacked the hallmarks of a traditional post-feudal agrarian society. It was as close as you could get to John Locke’s state of nature. It was ruled from England, but lightly; Edmund Burke famously described English rule here as “salutary neglect.” Even before the Rev¬olution, America was the freest country on earth. These endowments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Americans to have a revolution with an extraordinary element of continuity. Tocqueville may have been exaggerating when he said that Americans were able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a revolution without really having one, but he wasn’t far off the mark. The remnants of old Europe that did exist here — state-supported churches, primogeniture, etc. — were quickly wiped out. Amer¬icans took inherited English liberties, extended them, and made them into a creed open to all. Exact renderings of the creed differ, but the basic outlines are clear enough. The late Seymour Martin Lipset defined it as liber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respect）, individualism, populism, and laissez-faire economics. The creed combines with other aspects of the American character — especially our religiousness and our willingness to defend ourselves by force — to form the core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I. Liber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creed. To secure it, the Founders set about strictly limiting government within carefully specified bounds. Im¬mediately upon the collapse of British government in America, the states drew up written constitutions and neutered their executives. They went as far as they could possibly go to tame the government — indeed, they went farther, and had to start over to get a functioning state. But even this second try produced a Constitution that concentrated as much on what government could not do as on what it could. The Founders knew what men were capable of, in the positive sense if their creative energies were unleashed and in the negative sense if they were given untrammeled power over others. “It may be a reflection on human nature,” Madison wrote in a famous passage in Federalist No. 51 describing the checks in the Constitution, “that such devices should be necessary to control the abuses of government. But what is government itself, but the greatest of all 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 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 If angels were to govern men, neither external nor internal controls on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 The Constitution’s negative character reflected its basic goal: to protect people in their liberty. In stark contr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s, even prior to World War II, established positive rights to government benefits. As Mary Ann Glendon notes, these differences “are legal manifestations of divergent, and deeply rooted, 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 the state and its functions.” This framework of freedom made possibl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greatest commercial republic in history. As historian Walter Russell Mead notes, over the last several centuries of the West, three great maritime powers have stood for a time at the pinnacl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Dutch, then the English, and finally us. All three had powerful navies and sophisticated financial systems, and were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increasing national wealth through commerce. Consider the very beginning. John Steele Gordon reminds us in his book An Empire of Wealth that the Virginia Company — a profit-seeking corporation — founded Jamestown. In New En¬gland, the Puritan merchants wrote at the top of their ledgers, “In the name of God and of profit.” Even before the Revolution, we were the most prosperous country per capita in the world. In a telling coincidence, the publication of Adam Smith’s world-changing free-market classic, The Wealth of Nations, coincided with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1776. Many of the Founders read the book. Without the medieval encumbrances and the powerful, entrenched special interests that plagued other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make Smith’s ideas the basis of its economic dispensation. Gordon writ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sistently come closer to the Smithian ideal ove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than any other major nation.” In the latitude provided by this relatively light-handed gov¬ernment, a commerce-loving, striving, and endlessly inventive people hustled its way to become the greatest economic power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In America, there really hasn’t been a disaffected proletariat — because the proletariat has gotten rich. Friedrich Engels had it right when he carped that “America is so purely bourgeois, so entirely without a feudal past and therefore proud of its purely bourgeois organization.”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claim about the U.S. was that it was govern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urgeoisie. This was not intended as a compliment, but it was largely true. Look at the archetypal American, Benjamin Franklin, whose name comes from the Middle English meaning freeman, someone who owns some property. Napoleon dismissed the British as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we are a nation of Franklins. Abraham Lincoln, a de facto Founding Father, is an exemplar of this aspect of America. “I hold the value of life,” Lincoln said, “is to improve one’s condition.” There are few things he hated more than economic stasis. He couldn’t abide Thomas Jefferson’s vision of a nation of yeoman farmers living on their land forevermore, blissfully untouched by the forces of modern economic life. （Appropriately enough, Jefferson died broke.） Lincoln captured the genius of American life when he said, “The man who labored for another last year, this year labors for himself, and next year he will hire others to labor for him.” That sentiment is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gospel.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wealth and its creation stand out within the developed world. Our income gap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European countries, but not because our poor are worse off. In fact, they are better off than, say, the bottom 10 percent of Britons. It’s just that our rich are phenomenally wealthy. This is a source of political tension, but not as much as foreign observers might expect, thanks partly to a typically American attitude. A 2003 Gallup survey found that 31 percent of Amer¬icans expect to get rich, including 51 percent of young people and more than 20 percent of Americans making less than $30,000 a year. This isn’t just cockeyed optimism. America remains a fluid society, with more than half of people in the bottom quintile pulling themselves out of it within a decade. And so we arrived in the 21st century still a country apart. Prior to its recent run-up, total government spending was still only about 36 percent of GDP in the U.S. In Europe, the figure was much higher — 44 percent in Britain, 53 percent in France, and 56 percent in Sweden. （The difference is starker when only non-defense spending is compared.） Politically, we have always been more democratic, more populist than other countries. Edmund Burke said of the low-church Protestants who flocked here, “They represent the dissidents of dissent and the protest wing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The Scotch-Irish who settled the hinterlands were even more cussed. It wasn’t very easy to tell any of these people what to do, as colonial governors learned to their regret. Later,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Federalists tried to create a kind of aristocracy. They got rich and set themselves up as grandees. Knowing that many members of this self-designated ruling class started life in the same state they had, their neighbors didn’t take kindly to these pretensions. The Federalist party wasn’t long for this world — a lesson in how poorly elite condescension plays in America. Today, we still have more elections for more offices more often than other countries. Even many judges and law-enforcement officials are elected.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olitical appointees have greater sway over the civil service than is the case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As Edward C. Banfield and James Q. Wilson have written, “There is virtually no sphere of ‘administration’ apart from politics.” In Europe, the opposite is the case and has become more so with the ri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Brussels is arrogating more decision-making to itself, removed from the locu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individual nations. When important EU questions are put to the voters in referenda, there is only one correct answer, and when nations vote the “wrong” way, elections are held over and over again until they succumb. This European-style politics of bureaucratic, elite high-handedness is dangerous in its undemocratic nature and anathema to the American char¬acter. We have managed to preserve a remarkable national spirit. At over 70 percent, more Americans express pride in their country than Western Europeans do in theirs. In terms of demography, we are the youngest advanced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our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s that of Western Europe is projected to decline. Americans are more religious than Europeans. In the 18th century, American religious dissenters supported overthrowing state-supported churches because it would allow them to compete on an even playing field with other denominations. In that competition, America saw an explosion of religious feeling and became the most evangelical country in the world. Religion gained authority and vitality from its separation from the state, and religion-inspired reform movements, from abolitionism to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have been a source of self-criticism and renewal. Today, 73 percent of Americans believe in God, compared with 27 percent of Frenchmen and 35 percent of Britons, according to a 2006 Financial Times survey. All of this means that America has the spirit of a youthful, hopeful, developing country, matched with the economic muscl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society and the stability of its oldes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is national spirit is reflected in our ambitious and vigorous foreign policy. We were basically still clinging to port cities on the eastern seaboard when we began thinking about settling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There never was a time when we were an idyllically isolationist country. We wanted to make the continent ours partly as a matter of geopolitics: France, Spain, and Britain were wolves at the door. But throughout our history, we have sought not just to secure our interests abroad, but to export our model of liberty. This missionary impulse is another produ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hich took English liberties and universalized them. The Founders thought we would play an outsized role in the worl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 would be an “empire of liberty,” Jefferson said. He believed that the flame of liberty, once lit on our shores, would inevitably consume the world. This strain in American thought was expressed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democratic idealism of Wilson, FDR, and Carter. At its best, this tendency has been tempered by prudence and realism so as to avoid foolish adventurism. Reagan exemplified the appropriate mix, as he avoided （with the painful exception of Lebanon） risky foreign interventions at the same time he ushered the Soviet Union to its grave through a shrewd combination of hard and soft power. But make no mistake: America is still a martial nation with a no-nonsense, hit-back-harder Jacksonian temperament when challenged. Historically, it has responded to attacks, whether at Fort Sumter or Pearl Harbor,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and the maximum plausible effort to spread our democratic system. In this sense, George W. Bush’s response to 9/11 — two foreign wars, both justified partly as exercises in democratization — was typically American. Our defense spending constituted half of the world’s defense spending in 2003. With a few exceptions （the British, the Canadians）, we are the only Western nation that is able and willing to conduct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overseas. Even when Afghanistan was considered “the good war”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had to do most of the heavy lifting. None of this is to say, of course, that America is perfect. No nation can be. But one can only regard with wonderment what America stands for and all that it has accomplished in its amazing, utterly distinct adventure in liberty. III. There have always been those who take exception to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Europeans developed a cottage industry in travel writing about America, most of it — although not all, with Tocqueville the most important ex¬ception — scandalized by the riotous freedoms of these restless, stubborn, commerce-crazy, God-soaked barbarians. The Amer¬ica of these portraits was simultaneously primitive and decadent: “grotesque, obscene, monstrous, stultifying, stunted, leveling, deadening, deracinating, roofless, uncultured,” as James Ceaser summarizes the critique in Reconstructing America. Many of America’s European critics hoped that, over time, America would lose its distinctiveness. It would become just another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y: more centralized, more elitist, more secular, less warlike, and less free. In short, a quieter, more civilized place. The American Left has shared this maddened perplexity at its country’s character and this hope for its effacement. Marxist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always mystified by the failure of socialism in the U.S. They thought that, as the most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y, we would have had the most restive proletariat. Instead we have had a broad and largely satisfied middle class. Even our unions, in their early history, were anti-statist, their radicalism anarchistic rather than socialist. At the Progressive convention of 1912, Jane Addams saw “a worldwide movement toward juster social conditio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lagging behind other great nations, has been unaccountably slow to embody in political action.” Hence the search for foreign model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Left was fascinated with all things German and brimmed with enthusiasm for Bismarck’s welfare state. Woodrow Wilson, in a sentiment typical of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deemed Bismarck’s creation an “admirable system”; he was less admiring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Herbert Croly, the founder of The New Republic and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of the era, was another Bismarck admirer. Croly advocated rule by “expert social engineers” to bring to these shores the best innovations of the modern dictatorial movements taking over in Europe. New Deal intellectuals gushed over Bolshevism in the 1930s. FDR Brain Truster Stuart Chase enthused, “Why should Rus¬sians have all the fun of remaking a world?” His statement captured the utopian underpinnings of the progressive project and the yearning for the kind of radical remaking of society that was readily attainable only in countries that gave themselves over entirely to the state. The other model was Italian fascism, which New Dealers studied closely and in important respects aped. The New Deal was a watershed, but America didn’t lurch all the way to socialism. 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creased, a welfare state was born, and unionization advanced. But even in the mids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typically Amer¬ican attitudes still prevailed. In a 1935 Gallup survey, Americans by a wide margin thought the government was spending too much. After World War II, a Left that had been gaining strength in Europe for decades finally realized its social-democratic ambitions. The U.S. followed a different course. In the academy, a perverse version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ook root: an exceptionalism of criminality, conquest, and oppression. Amer¬ica was special only in its misdeeds and failings; all cultures were to be celebrated except our own. The exceptionalism of Howard Zinn and Noam Chomsky, in milder form, occupied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our education system. It has worked to trash our Founding, to wipe out our historical memory, and to create a guilty conscience among our ruling elite. In politics, however, the country’s progress away from its character continued to be “unaccountably slow.” American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grow,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Johnson and Nixon years; the states became ever more on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key client groups rather than checks on its power. But the individualistic American character began to reassert itself after its mid-century dormancy. Americans saw the stagflation of the 1970s as an indictment of Big Government rather than a crisis of capitalism. Ronald Reagan won the presidency of a nation that, by European standards, was still a freewheeling cowboy economy and democracy — and made it even freer. Deregulation exposed unions to competitive pressures that they could not survive. The U.S. quickly came out of its post-Vietnam defensive crouch. And religion, rather than fading away, became more publicly assertive in response to perceived threats. Bill Clinton’s Democratic presidency did more to confirm than to alter these trends. The Left’s search for a foreign template to graft onto America grew more desperate. Why couldn’t we be more like them — like the French, like the Swedes, like the Danes? Like any people with a larger and busier government overawing the private sector and civil society? You can see it in Sicko, wherein Michael Moore extols the British national health-care system, the French way of life, and even the munificence of Cuba; you can hear it in all the admonitions from left-wing commentators that every other advanced society has government child care, or gun control, or mass transit, or whatever socialistic program or other infringement on our liberty we have had the wisdom to reject for decades. IV. President Obama’s first year in office should be seen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liberalism’s discomfort with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he president has signaled again and again his unease with traditional American patriotism. As a senator he notoriously made a virtue of not wearing a flag pin. As president he has been unusually detached from American history: When a foreign critic brought up the Bay of Pigs, rather than defend the country’s honor he noted that he was a toddler at the time. And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America has been a force for good, he has all but denied the idea that America is an exceptional nation. Asked whether he believed i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during a European trip last spring, Obama said, “I believe i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just as I suspect that the Brits believe in British exceptionalism and the Greeks believe in Greek exception¬alism.” （Is it just a coincidence that he reached for examples of former hegem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resident reflects the mainstream sentiment of American liberals. We do not question the sincerity of his, or their, desire to better the lot of his countrymen. But modern liberal intellectuals have had a notoriously difficult time coming up with a decent account of patriotism even when they have felt it. From Richard Rorty to Todd Gitlin, they have proclaimed their allegiance to a hypothetical, pure country that is coming into being rather than to the one they inhabit. Given the liberal gestalt, it is perhaps unsurprising that e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has been under threat from President Obama and his allies in Washington. Obama has frankly and correctly described their project as to change the country fundamentally. On those occasions when Obama places himself in the con¬text of American history, he identifies himself with the post-Wil¬sonian tradition — with, that is, the gradual replacement of the Founders’ design. He seeks to accelerate it. Already we are catching up to the European norm for government power. In 201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the U.S. will reach an estimated 44 percent of GDP. With entitlements for the elderly on a path to explode with the retirement of the Baby Boomers, the trend is toward more convergence. In a strange reversal, last year it was an American president urging continental Europeans to spend more to combat the recession. Two of his highest priorities would drastically, and probably irreversibly, expand the government’s footprint. American liberals have long been embarrassed about our country’s supposedly retrograde policies on health care and energy, especially compared with Europe’s nationalized health insurance and carbon rationing. So they tried to use their un¬precedented power after the 2008 elections to bring the U.S. into line. They sought to limit carbon emissions. That legislation would simultaneously represent a massive indirect tax increase, an extension of the tentacle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to every sector of the economy, and an empowerment of new bureaucratic instruments to control and dir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Obama’s health-care policy would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of people to government, probably forever, by further nationalizing our system. It would hav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the first time, order all Americans to purchase a specified product. And socialized health-care systems in other lands have become endless warrants for more taxing and spending, as both are justified as necessary to delivering adequate health care. Once the public is hooked on government health care, its political attitudes shift leftward. （The system’s flaws, such as rationing, tend to be attributed to underfunding, so that even discontent with it ends up entrenching it.） Free labor markets have been an expression of American individualism and a contributor to American dynamism. But President Obama has attempted to upend seven decades of American labor law in order to make it easier for unions to collect new members. Democrats hope to reverse the unions’ decline. Tellingly, after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helped wreck GM and Chrysl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nded it a large share of control over the two companies. Corporations, meanwhile, are also becoming more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handouts. Rivalry between business and political elites has helped to safeguard American liberty. What we are seeing now is the possible emergence of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in which Big Business, Big Labor, and Big Government all have cozy relations of mutual dependence. The effect would be to suppress both political choice and economic dynamism. The retreat from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has a legal dimension as well. Obama’s judicial nominees are likely to attempt to bring our Constitution into line with European norms. Here, again, he is building on the work of prior liberals who used the federal courts as a weapon against aspect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such as self-government and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ingly, judicial liberals look to putatively enlightened foreign, and particularly European, opinion as a source of law capable of displacing the law made under our Constitution. Liberal regulators threaten both our dynamism and our self-government. They are increasingly empowered to make far-reaching policy decisions on their own — for instance, the EPA has the power to decide, even in the absence of cap-and-trade legislation passed by Congress, how to regulate carbon emissions. The agency thus has extraordinary sway over the economy, without any meaningful accountability to the electorate. 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has turned into a honeypot for the executive branch, which can dip into it for any purpose that suits it. Government is increasingly escaping the control of the people from whom it is supposed to derive its powers. Inevitab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at home is being accompanied by a shift in its policies towar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ince the 1940s America has been the crucial undergir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ts power and sway are a stabilizing influence in every region of the world, and it provides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from the policing of sea lanes to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 It is also, in keeping with its missionary history, the chief exponent of liberty in the world. Obama is turning his back both on the overarching vision of freedom and on the prudence, and mislabeling his approach “realism.” He has been positively allergic to the word “demo¬cracy.” His administration has shown very little interest in defending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in China or in Cuba. During the Iranian election crisis, he was even cooler to the protesters in the streets than the Europeans were. His hesitance to advocate American ideals is not a return to the realpolitik of Nixon or the first Bush. A deep naïvete informs his policy. He believes that our enemies can be persuaded, merely through sweet talk and blandishments, to abandon their cold-blooded interests and their most deeply held ambitions. This is impossible without developing the kind of leverage over them in which Obama seems to have little interest. Yes, Reagan negoti¬ated with the Soviets, but only when they had a leader who was a reformer and the arms build-up and the prospect of SDI had tilted the correlation of forces — to use the Marxist argot — in our direction. Under the sway of Obama’s anti-idealism, the U.S. is less interested in serving as a champion of liberty; his policies will also reduce our power, and thus our effectiveness should we choose to wield it again. In many of Obama’s performances overseas （the Nobel acceptance speech is an exception）, there has been a dismaying defensiveness. It’s almost as though he doesn’t think we deserve to stand up for our ideals or for our interests, and believes that our record of sins, hypocrisies, and affronts makes a posture of apologetic passivity the only appropriate one. This posture raises a disturbing possibility: that the waning of America’s civilizational self-confidence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change Obama is effecting. In Europe, we see a civilization that is not willing to defend itself: nations that will surrender their sovereignty, cultures that will step aside to be supplanted by an alien creed, peoples that will no longer make the most meaningful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by reproducing. There is a sense that history is over and Europeans are just waiting for someone to turn out the last light in the last gallery of the Louvre. The popular revolt against Obama’s policies is a sign that Americans are not prepared to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Other factors are of course in play — most important, the weak economy — but the public is saying “No” to a rush to social democracy. Although the conservatives, libertarians, and independents who oppose Obama’s health-care initiative may not put it in quite these terms, they sense that his project will not just increase insurance premiums but undermine what they cherish about America. Those Americans who want to keep our detention facility at Guantanamo Bay think it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security — but they also worry, more profoundly, that our leaders are too apologetic to serve our interests. Americans may want change, even fundamental change, but most of them would rather change our institutions than our national character. It is madness to consider President Obama a foreigner. But it is blindness to ignore tha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has homegrown enemies — people who misunderstand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greatness or think them outdated. If they succeed, we will be less free, less innovative, less rich, less self-governing, and less secure. We will be less. As will the world. The Europeans can afford a foreign policy devoted nearly exclusively to “soft power” because we are here to defend them and mount the forward defense of freedom. Who is going to do that for us, when we are no longer doing it for ourselves? Who will answer the call when America is no longer home? If our politics seems heated right now, that is because the central question before us is whether to abandon our traditional sense of ourselves as an exceptional nation. To be exceptional is of course not to be perfect. The old anti-imperialist saying —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if right, to be kept right; if wrong, to be set right” — has considerable wisdom. But Americans are right not to want to become exceptional only in the 230-year path we took to reach the same lackluster destination as everyone else. http://nrd.nationalreview.com/article/?q=M2FhMTg4Njk0NTQwMmFlMmYzZDg2YzgyYjdmYjhhMzU= 2014-03-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中国能否指望天鹅绒革命？
程晓农 2013年1月1日 新年伊始，新君登基，重新燃起不少人对中国未来变革的期望。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层也表现出对社会动荡和政权动摇的恐惧。盼望变革，是因为不变革中国再无出路；害怕动荡，是担心转型失控。中国的中产阶层好像凭直觉就已断定，中国的平稳转型似乎希望渺茫。为什么中国就无法指望出现中欧国家二十年前发生的那种天鹅绒革命？其实，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异议人士，对中欧国家的转型过程都不甚了解。天鹅绒革命是一种共产党国家转型过程的理想状态，不发生暴力冲突，社会秩序井然，但是，它的前提是在全社会范围推动思想观念上的去共产党化。过去二十多年转型中国家的历史证明，凡是做不到这点的转型中社会，都别想有平稳顺利的转型。 笔者多年来观察中国和前苏联阵营的转型，感觉有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大问题，值得剖析。那就是，为什么有的共产党国家转型顺利，而在有的国家转型却艰难蹉跎、迁延日久、了无终期？毫无疑问，中国和俄罗斯属于后者，而中欧的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则属于前者。如果中国要象中欧国家那样顺利转型，必须怎么做？这里我不准备谈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如宪政、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因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转型中国家都实行了政治改革，但是，单纯实行政治变革并不能保证转型的顺畅，俄国的倒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欧四国的转型成功，其实靠的是中国人迄今未曾想过的一个重要过程，我把它称为社会再造。所谓的社会再造，就是依靠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自发行动，清除共产党统治留下的各种价值观念，用中国人曾经十分熟悉的文革时期流行语来说，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才是中欧国家天鹅绒革命的精髓。 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共产党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共产党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现象，在中欧四国受到了明显的遏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社会文化层面，中欧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只有了解中欧国家的现代史，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主张能够获得社会支持，并且成功。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共产党革命的源发地，共产党革命的输入国，还有共产党政权的输入国。人类历史上只有俄国和古巴是共产党革命的源发地。当然最近德国媒体公布的资料显示，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也是德国政府资助的，目的是动摇沙皇政府，让德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国、越南、柬埔寨属于共产党革命的输入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外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资助下发动武装革命，最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至于其他的共产党国家，基本上都是由外国政府通过国际干预，把在外国培训好的共产党统治群体扶持起来成为执政者。东欧和中欧的苏联阵营国家以及北朝鲜都是如此。 有一位德国共产党员的儿子列昂哈德·沃尔夫冈（Leonhard Wolfgang），二战前到苏联寻求避难，在苏联为德国共产党移民子女所办的学校中接收教育。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移民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许多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有些人甚至被处死或送往集中营。年青的列奥哈德·沃尔夫冈则比较幸运，被送往一所苏联的党校培训。1945年4月30日，23岁的他作为苏联派往东德苏占区的接收干部，跟随他的上司、后来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由苏军运回东柏林。1948年，由于不满苏联傀儡乌布利希事事秉承莫斯科旨意、阻挠东德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列奥哈德·沃尔夫冈离开了东德，到南斯拉夫寻求政治避难。他的书《革命的儿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之英文版1980年由Henry Regnery公司出版，书中第七章“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With Ulbricht to Berlin)，详细介绍了当时他们是如何建立各级政府的。 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是外国扶植的傀儡政权。所以，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每个中欧国家都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匈牙利和波兰是1956年，捷克是1968年。虽然这些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反抗意识始终存在。这些国家的异议知识分子认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是直接挂钩的。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八十年代末苏联阵营解体之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独立和去共产党化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有三位美国社会学家（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对中欧国家的社会再造作了专门研究。当时，这些国家异议知识分子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不仅他们的观点在社会上居于主导性地位，并且这些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推动了三项自发的社会行动。其一是“牺牲”，即动员每个社会成员不要谋求如何在转型中得到好处，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社会而在某些既得利益上作出牺牲。其二是“净化”，也就是要通过新的公民社会教育，净化过去被共产党统治所污染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其三是“忏悔”，这是指人们要牢记共产党时代所有违背人性和人权的罪错；同时强调，那时每个人或者参与其中，或者未能抵制这个制度，现在，一个人只有忏悔之后才能获得宽恕。虽然这样的社会行动不是强制性的，但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之所以能如此，还与这些国家的宗教传统有关。 这种社会再造行动对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社会气氛里，中欧国家的前共产党精英无法象俄国的共产党精英那样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这就是中欧国家的转型能成为天鹅绒革命的主要原因。而俄国的转型之所以弊端丛生，恰恰就是因为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并未经历社会再造，所以原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以民主派政治家或企业家的身份继续操纵政治经济，于是俄国从初期的民主化又退会了变相的专制。 中国的命运其实远不如今日之俄罗斯。即便有朝一日政治变革可能付诸实施，中国有可能出现中欧国家的社会再造吗？这不可能是党内精英的主动选择，而只有靠民间逐渐产生共识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原载《纵览中国》网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9120）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2016 年的世界：风雨如晦 共识破裂（1）
何清涟 行将逝去的2016年，是全球化共识瓦解的一年。欧盟风雨如晦，。按照一些西方评论家的解释，英国退欧、美国川普当选，再加上法国民主阵线党主席勒庞女士明年如果当选为法国总统，意味着全球化情势逆转，世界将站在地狱的入口处。与此同时，东方世界与拉丁美洲也灾难迭起，被视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金砖五国的镀金剥落，纷纷露出土坯底色。 更重要的是，2016年的这些大事还只是开始，必将在2017年持续发酵，决定世界将来的走向。 一、 难民危机破坏了欧盟成员的共同体意识 中东与非洲地区的各种难民与移民，正在构成新一轮世界人口大迁徙。恐怖主义伴随着中东难民危机扩散至欧洲，无国界的欧盟国家不仅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还失去了本土安全，导致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理念陷入支离破碎状态。穆斯林移民在移居国的文化融合几乎少有成功，引起的激烈社会冲突让欧洲失去了安全感。 德国被这些“进口的暴力”折磨得痛苦不堪： 德国妇女处在随时遭受强奸、抢劫、甚至死亡的威胁之中。据联邦刑警局2016年9月6日报： 移民仅在6个月就犯下罪案142500 件，据Gatestone研究所分析，这比去年同比增加40% 。换算后，移民每天犯下780件罪案。 这还只涉及到那些能够抓到嫌疑犯的案子。德国多年来受困于“政治正确”，不愿意正视这些问题，甚至还出现绿党青年团女政客被性侵后向施暴者道歉的奇葩事例。除了犯罪率飚升之外，一些灭绝了几十年的疾病也回到德国。在其他国家发生这样的状况，政府首脑早就应该引咎辞职。可是在德国，默克尔却还计划明年参加竞选追求连任四届总理。 12月19日一辆大卡车冲进德国柏林纪念大教堂广场的圣诞集市，造成12人死亡、48人受伤。警方调查后披露，该事件嫌犯是来自突尼斯的“难民”。该人先到意大利，因纵火罪在意大利坐过4年牢。默克尔开放边境后，此人趁机到德国到避难，跟被逮捕的恐怖分子关系密切，被警察询问和追踪监视6个月，且为在德国的7000恐怖主义“危险分子”之一。这消息一出，又把默克尔的开放边境政策推向了风口浪尖。捷克总统泽曼公开声称：“如今，谁也不再怀疑：不断增多的移民，带来的是更多的恐怖主义”。荷兰议会成员Geert Wilders甚至指责默克尔手上沾染着那些遇难者的血。 法国曾想将自己变成多种族共存的“彩虹国家”，因此出现不少“彩虹家庭”。但在发生《查理周刊》枪杀案、巴黎、尼斯等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也不得不正视恐袭者多为在欧洲出生、具有欧洲国家国籍的穆斯林移民这一现实，承认穆斯林移民在个人、族群和国家公民三重身份上，与本国存在内在的紧张与严重的冲突。 由于欧盟无国界，进入28个欧盟成员国的任何一个国家，就可以在欧洲大地上来去自由。因此，发生在德国的恐怖主义危机、人口危机、宗教危机、安全危机，最后都将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共同负担。 上述这些问题，默克尔为代表的德国精英集团不仅无法与本国选民达成共识，甚至也无法与其他欧盟成员国领导层达成共识。法国与意大利的人民并无德国人民对二战的赎罪意识，明年大选之年，将是欧盟各国的变天之年。法国勒庞女士这只“黑天鹅”如果当选法国总统，法国将可能退出欧元和北约，默克尔接过奥巴马亲至欧洲传递的“价值观火炬”将面临熄灭的可能。 二、 西方世界的戏剧：精英与民众的分裂 欧盟与美国发生的所有大事，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精英与民众的分裂。但在对待这一点的态度上，欧盟国家的领袖除默克尔之外，大都承认由于难民危机与失业严重，他们已经无法说服本国民众相信全球化的好处。美国民主党的主要代表人物至今都拒绝承认这一点，将大选的失败归咎于选民的素质与俄罗斯的破坏。 1、精英对大众的蔑视 从学术意义上来看，精英的定义纷繁，但人们普遍接受了韦伯与熊彼特等人的定义，倾向于民主政治的获胜者定义为精英。这个定义中淡化了精英对大众即“乌合之众”的蔑视。但今年因为欧美民众利用自己的公投与大选中选票的权利，表示了对精英的不服从，精英们一不小心，都陷入了帕雷托的定义：帕累托在区分“精英统治”和“民众”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高度”和“素质”两方面来定义“精英”。于是英国退欧公投前，主张退欧的人士均被媒体及精英阶层描绘成失业者、退休者、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与渔夫，留欧者则被描绘成受过良好教育、在跨国公司、伦敦金融街工作的国际化眼光人士。在美国也一样，“经济困难、收入低、未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就成了川普支持者的标签，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在公开演讲中称川普支持者为“可悲的一群”。 欧盟国家从明年开始，陆续进入大选年，精英阶层是否被民众彻底抛弃还有待继续观察。但大选尘埃落定的美国，民主党的表现却说明美国精英阶层并未对大选失败原因真正做出反思。把自己定位在少数族群、自由派、华尔街、非法移民救世者、性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者等角色的奥巴马总统，至今仍然相信自己在民众中魅力依旧，在12月26日其友人兼前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的播客《阿克塞档案》（The Axe Files）的采访中，他表示若能三度参选，可以击败川普，并称希拉里败选的原因是她在竞选活动中太过保守。说这话时，他几乎“忘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希拉里败选，就是因为她为了赢得奥巴马的支持而高调表示要继承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希拉里自身也缺乏反思。她将自己的败选归咎于联调局二度公布邮件门信息。在12月19日美国总统大选选举人投票日，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克林顿说，希拉里之所以败选，是因为她无法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俄罗斯相勾结的势力抗衡。类似的看法，希拉里败选后亦曾表述过。 2、消失的共识：国家属于谁？ 无论是奥巴马总统还是民主党资深政客希拉里，都不肯承认败选的原因是民主党忽略了美国主要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群体，这群人以白人为主体。由于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傲慢，尽管这个庞大的人群因经济萧条，工作流失等陷入困境，但政府不以他们为意，希拉里在华尔街的内部演讲中就承认，她很少关注中产阶级。政府通过举债、削减军费等形成的福利，只向少数族裔与非法移民倾斜，这些从不纳税的群体得到的贫困救济、免费医疗、上学补助、廉租住房等应有尽有，比辛苦工作的本土公民过得滋润很多。在这些默默承接税收重负的人被忽视之时，政府与媒体却将所有的关注与爱放在同性婚姻、变性、超性别厕所和更衣室这类与极少数人权利相关的事务上。正是因为对奥巴马政府的失望及受够了“政治正确”的压抑，才导致声称“继承奥巴马政治遗产”的希拉里败选，即便她的政治资历、财力、舆论支持远比川普丰厚。 以上所有这些，被西方占主流的左翼自由派政界及媒体归纳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危险兴起与民主制度的失败”。他们全然忘记了一点：民主制度的要义是主权在民，民选政府必须首先对本国选民负责。奥巴马将自己定位于“非法移民救世者”这一角色，导致一个疑问的产生：国家属于谁？政府应该为谁服务？将非法移民的利益置于本国选民的利益之前是否正确？如果统治精英与本国选民在这方面缺乏共识，人民将利用选票收回权力。 英国退欧两大原因，一是对贫困移民/难民的恐惧，二是难以接受欧盟消灭国家主权，退欧派也有精英与媒体参与并领导，因此更多地表现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否定，而不是精英与民众的分裂。那么意大利人否决总理的宪法改革提案，则被称之为一场“人民起义”。一是因为意大利人早就烦透伦齐，媒体将他描绘为一个处处透着奥巴马“Yes we can”口气的目空一切的傲慢之人；二是因为中产阶级家庭因经济危机消耗殆尽，对经济繁荣、子孙后代的未来都失去希望， 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蒙特布尔在“南方广播”说：“伦齐的失败是对欧洲紧缩政策的回应：人民希望收回权力”。 承接2016年的衰势，2017年欧美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分裂与争斗还将持续，并不会因为政府轮替而告终，所谓左翼自由派与右翼民粹之间的输赢，不但将决定全球化的走向，还将决定这些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兴衰。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2月28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article-20161228/365363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1👍 0💬 0萨达姆不是雄狮，居然是老鼠
大概是因八个月没剃的乱发和至少八英寸长的、八十岁老头般的�鹤樱�胡乱地罩在那个曾不可一世的独裁者的灰头土脸上，活捉他的美军士兵说，“他像个在车站的流浪汉。” 像老鼠般躲藏了8个多月的萨达姆惨状如流浪汉也有情可原，但是对被他的“英雄形象”蒙蔽了30多年的伊拉克人来说，他居然毫无抵抗地束手就擒，这才真正令人吃惊。他并不是像某些媒体猜测的那样，在睡梦中被抓获，没有来得及反抗，据《新闻周刊》报道，顺从的萨达姆还对美国士兵喊，“别开枪。”《时代》周刊则报道说，美军一开始没办法把他弄出来，还得在洞两边挖出通道才能把他拽出来。身上带著手枪，保镖那儿还有两支AK-47冲锋枪的萨达姆，完全有所有的机会反抗，或起码自杀。但他连一点抵抗都没有，根本也没有想抵抗。福克斯电视报道说，萨达姆不仅不抵抗，还用英文对美国士兵说：“我是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的总统，我要谈判。”美国士兵说，“我们转达布什总统的问候。”但是谈判的最後期限早就过去了。 ABC和CNN发自伊拉克的报道中，都有伊拉克人对萨达姆没有反抗地束手就擒表示吃惊的场面，他们说，“萨达姆没有抵抗，真是个胆小鬼。”“他太让人失望了，我们以为他起码会反抗或者自杀。”美联社报道说，一位伊拉克工程师说，“35年来，他做出一副反抗美国和西方的雄狮状，但是现在人们发现他像个老鼠。他既没有为他的国家而战，他甚至没有为他自己而战。” 一位最早和被捕的萨达姆见面的伊拉克国民议会成员直接问他，“你不是一直说你是个勇敢的人，骄傲的阿拉伯人。但是他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麽一枪都没打。”萨达姆不直接回答，却讲了一大堆法语。 十多年前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萨达姆就曾口出狂言，要“让美国士兵在自己的鲜血里游泳”。这次战争之前他也曾发誓，伊拉克人要和美国战斗到底；即使就在不久前的录音讲话里，萨达姆还说，他会用手枪和美国人战斗。但他被捕时却没打一发子弹。那些畏惧了萨达姆几十年的人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还有些伊拉克人认为，萨达姆的束手就擒是阿拉伯的污点。 伊拉克人对萨达姆没有抵抗和自杀的吃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35年来，独裁者操纵的媒体把萨达姆塑造成伊拉克最伟岸的丰碑：他是一个骑士的形象、勇士的形象、一个不可一世的威严的统治者的形象，更是一个反抗美国和西方的阿拉伯人的英雄形象。伊拉克的大街上到处矗立的萨达姆塑像，那副傲视一切的领袖挥手状，更一直强化著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大。所以，今天当他如此一副狼狈相地束手就擒，不仅令伊拉克人吃惊，也令其他没有新闻自由、习惯并相信独裁宣传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吃惊。 但是这个在被活捉以後仍敢用脏话嘲讽伊拉克人的前独裁者，“他对美国人却不同，很尊敬，”伊拉克国民议会负责人沙拉比对《纽约时报》说，“你可以想像，如果我们的位置换一下，他会把我们撕成碎片。”这个让所有伊拉克人相信他是抗美英雄的萨达姆，不仅对美国人很客气，而且在自己的皇宫里存放的几亿现金，和这次随身携带的75万现金，都是美元，而不是他的伊拉克货币，连金钱他都更相信美国的。可见他对自己，对自己的统治根本就毫无自信。 其实独裁者、暴君、恐怖份子的做法从来都是相似的，他们的“英雄形象”都是在非正常情况下，在不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被虚幻出来的。巴拿马那个曾挥舞大刀耍威风的诺利加，被抓到美国後也是一副狗熊相。我还曾看过另一幕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戏。1999年土耳其恐怖份子的头子、库德工人党游击队司令欧加兰在一个非洲小国被抓获，送回土耳其审判。当时我正在土耳其采访，正赶上电视节目每天密集地报道这件事。 欧加兰从1984年开始组织暴力和恐怖活动，反抗民主的土耳其政府；到他被抓获为止，15年间造成至少三万五千人丧生。欧加兰身材粗壮、一脸武气，加上多年来的恐怖和反抗活动为他塑起了“强人英雄”形象。但被抓获後，在送往土耳其的飞机上他就开始告饶，当时电视上反复播出他在飞机上的那个熊样；到了安卡拉之後，还没等审判就痛哭流涕，全面合作，只要绕他一命。他的那些追随者们很多都愤怒，认为被他当年的英雄状欺骗了，他的表现等於是侮辱他们。从此他众叛亲离，他所发起的运动也几乎销声匿迹了。本来殴加兰应被处死，但由於他的求饶、全面合作，再加上欧盟的压力（不容忍土耳其有死刑），所以他才免於一死，被终身监禁。 色厉内荏其实是独裁暴君的普遍特点之一。他们英雄形象的树立，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是绝对权力下可以为所欲为（恐怖份子更是不遵守任何规矩的为所欲为），当然显得很英雄；第二是没有新闻自由的监督，他们的一切渺小、丑陋都被严格控制的媒体抹掉，代之以虚假的、暴力维护住的伟大。当专制的暴力被摧毁，自由媒体的聚光灯照到独裁者头上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多麽的狗熊。 而萨达姆大概是这些狗熊中最糟糕的一个，他连狗熊都不是，而是老鼠。人们现在开始议论怎麽处置萨达姆，但是抓到老鼠怎麽处置呢？天下人都知道。 2003年12月16日於纽约（多维网） 2003-12-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叶望辉、曹长青∶蔡英文无能，国民党亲北京，郭文贵爆料，中国民主前景
【文字版∶路德访谈前美国副总统钱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异议作家曹长青∶中美贸易战、美国中期选举、郭文贵爆料的意义】视频∶https://youtu.be/XLs7U6moNeQ 路德∶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访谈，今天是2018年8月25日美国时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了曹长青老师以及一位特别嘉宾，前美国副总统钱尼的副国安顾问、前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叶望辉先生做客路德访谈。我们在这里三个人一起来聊一聊关於中美关系、中台关系、美台关系，川普总统，以及美国最关键的中期选举问题。首先请曹老师跟我们观众们先打声招呼，曹老师您好。 曹长青∶路德你好！叶望辉先生，非常欢迎你来参加这个节目，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跟叶望辉先生是老朋友了，已经有18年的历史吧，2000年我们在给台湾《自由时报》所属的英文报纸《Taipei Times》台北时报写专栏，那个时候我们认识，时间很快，18年了。叶望辉先生就像刚才路德介绍的，他是共和党的元老级人物了，做过美国副总统钱尼的安全副顾问，负责整个亚洲事物的，而且做过爱达荷州的共和党主席，尤其重要的是，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前，美国共和党的党纲第一次有了非常支持台湾的条款，对中共有相当的批评，这个党纲起草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就是叶望辉先生。他前一段还参选了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副州长的初选。他最早还做《传统基金会》，美国重要的保守派智库的研究员。他对美国、对中国、对台湾有资深的了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跟他同台探讨这些重要的问题。 路德∶好，叶先生您好！能否跟我们《路德访谈》的观众来介绍一下您自己呀？ 叶望辉∶观众朋友，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两位朋友谈谈对我们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些话题。我本人在美国的马里兰州长大，我三十几岁时，很荣幸有机会进入白宫，为布希总统和钱尼副总统工作；从2001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全世界面临很多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从总统和副总统学习了蛮多。离开白宫之後，回到比较正常的生活，我继续我原来的工作，就是分析全球安全和政治的一些活动，到最近我最忙了，我们美国川普总统有了新的外交贸易和我们国内政策，我觉得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总统，所以我100%支持他。很高兴有机会跟两位朋友和所有的网友谈谈他对这些问题会有什麽样的战略。 路德∶您看这样，曹老师我知道您是对台湾的问题以及美国的问题非常专业专家，我觉得让您先对叶先生提一些问题好吗？ 曹长青∶谈不上专家，因为在美国问题上我是班门弄斧，叶望辉先生 （Stephen Yates），斯蒂芬，他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已经进入过美国高层，在布什、钱尼内阁担任过官员。大家都看到了，网友朋友，他是一个典型的白人，很白，我是个中国人（黄种人），我们两个人都发生了一个问题，都变成了黑名单，我到今年为止已经在中国政府黑名单第29年；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之後我因为反共、揭露中共屠杀的真相，我的名字就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那叶望辉先生是个白人，政府的官员，名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就是因为他支持民主台湾，批评中共政权，为中国老百姓说话。大家刚刚看到他说话了，他的中文非常溜、非常流利，他很多年前就学了中文，在台湾学的。他由於批评中国政府，由於支持民主台湾，中国政府居然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黑名单，不雀i入中国。後来好像是你做了钱尼副总统的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钱尼副总统才帮助你把这个黑名单解除了，是这样吗？我记得没错吧？ 叶望辉∶没有错。对，我90年代在传统基金会做研究员，那时候我专门研究中国、台湾和我们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因为我以前住过台湾，我1987到89年在台湾做传教士，我在台湾的尾巴、最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叫恒春，我在那个小镇看到天安门事件，让我很感动，因为我去台湾之前很多教授告诉我，我很荣幸有机会到真正的中国去，因为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是真正的中国，因为他们学习繁体字不是学习简体字，所以我到台湾之後我才发现他们对政治、对他们自己的Identity（身份认同）有不同看法。 叶望辉∶我忘记了State Councilor这个中文怎麽讲，那是比中国外交部长更高级的一个官员。 曹长青∶国务委员。 叶望辉∶中国的国务委员要访问美国、要进入白宫、要跟钱尼直接谈判，看看他对中国的态度是怎样。我们内部的程序是，如果国外的高官要进入白宫跟总统或副总统见面的话，第一要通知我们的NSC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应该直接通知那个官员的私人办公室。而副总统的办公室，负责这种事情的就是我，所以这个中国的请求被送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很了解他们很想要见到我的老板，但是我的老板他不知道我从1998年到2000年所面临的这个欺负，所以我进入他的办公室直接分享了我的故事，告诉老板。 曹长青∶告诉钱尼副总统？ 叶望辉∶钱尼副总统那时候是我老板，所以我说副总统，中国的很高级的官员要见你，但是我本人有一点痛苦，关於中国政府的这个Request（请求），副总统我请你让我跟他们做一点谈判，中国大使馆如果真的想要这个会议（指与副总统钱尼见面）能成，首先中国大使必须对我进行道歉，他必须要Apologize。 曹长青∶就是对以前不让你进入中国，对你的一些惩罚，一些不合法、不公正的行为，让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向你本人道歉。 叶望辉∶对。那我有一点怀疑他们会做，但是我觉得我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Request（要求）；第二我要中国大使承诺我们副总统，以後我不会再有（去中国）签证的麻烦。当时中国大使不愿意做，但是他下面的第二位，他到了白宫道歉。 曹长青∶也是说中国驻美国大使不愿意出面，让他的二把手出面。 叶望辉∶没有错。 曹长青∶到了白宫，向你本人道歉？ 叶望辉∶对。 曹长青∶哇，这个一般中共很少做这种事情，你很厉害，钱尼也很厉害！ 叶望辉∶应该是钱尼很厉害，我是旁边的这个小人物。但是他们觉得当时影响副总统和影响他的幕僚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先顺序，所以那时候我就学我们目前川普总统的一个原则，要做一个Deal，看看有没有利益可以利用来改善我们的政策和我们自己的立场，所以那时候就是我签证问题解决的办法。但是我发现，我离开白宫之後，我没有签证问题了，但是如果要访问中国还会面临其它的障碍。如果我陪一个团体访问中国的话，虽然我是以前白宫的一个资深幕僚，他们（中国方面）每次开会会把我放最远的最後面的位置，这是他们的一个英文叫Passive aggressive（消极攻击），他们不是直接批评我，但是很不直接的欺负我。 曹长青∶就是故意的冷落你。 叶望辉∶对。 曹长青∶本来你是白宫的一个重要官员，特意把你放到椅子最後面。 叶望辉∶对。这个网友也许觉得是小事情，但是这个小动作就是他们的这个心理战争的一个做法。 曹长青∶好像我後来听说你到中国去，回来以後就发现你的电脑、手机就坏掉了。 叶望辉∶没有错，每次去我的电话和电脑会碰到问题，有Hacker（骇客）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签证没有问题，但是访华还会面临一些新的很有创意性的一些挑战，是这样的。 路德∶好，那关於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我们很多中国观众非常感兴趣这个话题。据我了解，中共现在对中期选举非常非常看重，因为他们预言如果中期选举川普赢的话，中共将会失去一百年，所以他们派了大量的人来影响这个中期选举，目的就是让川普这个阵营就是共和党中期选举失败。 叶望辉∶我觉得（中国）他们对这个中期选举的战略是错误的，因为说实话这个中期选举川普不可能输。为什麽这麽说，传统来讲，我们一个总统进入白宫，他第一个任期的第一次中期选举，他的政党会输掉不少在国会的席位。所以每次，像克林顿1992年进入白宫就4年他就输了国会山庄的中期选举，他的民主党，大失败，原来在国会的多数，变成了共和党。一个例外就是布希总统在他2001年进入白宫，02年期中选举他没有输国会山庄，就是因为911这个影响。所以这次按照历史经验，川普的政党，就是我们共和党，应该输很多我们国会的席位。所以从总统的角度来看，他不是输，因为输席位是我们Expect（预料）的，这个是跟正常的情况一样的。但如果输的席位比别人预估的少一些，那就算是他赢了。如果共和党能够持续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的这个地位，那是大成央A历史性的大成央C所以如果他们（中国方面）的战略是要影响到川普总统，或者觉得如果民主党在这个中期选举有大胜利的话，会把川普的2020年连任的可能性降低一些，这是非常错误的战略（想法）。如果民主党拿到我们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他们会不断的谈到Impeachment。这个词的中文怎麽说？ 曹长青∶弹劾。 叶望辉∶民主党最极端的支持者爱谈这个题目，但是大部分的美国选民讨厌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美国现在经济增长率是历史性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就业机会非常非常多，失业率是历史性的一个很低的数字，而且在外交方面大部分的选民蛮支持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和跟盟友再平衡的政策。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如果觉得这个中期选举会影响川普的2020年连任的可能性，我觉得是错误的思想。 路德∶曹老师您怎麽看这个问题？ 曹长青∶我比较同意斯蒂芬，叶望辉先生这个说法。我们看看主要几个数字，一般情况这个选举大家主要看重的还不是外交，主要是经济，因为关系到千家万户。刚才叶先生说了，美国经济现在空前的好，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1%，是过去四年最高的；那失业率呢，又是过去18年来最低的，现在七月份的失业率是3.9%，18年最低。这是最重要的数字了。再一个如果网友你买了股票，从川普总统当选那天到现在，美国的股市增加了30%到35%，这是很大的增长。如果你买了中国的股票你倒霉了，中国的股票今年这一年就跌了27%。中国跌了27，美国增长了30，这一反一正那你说哪里的经济好。 当然年底选举，不是年底了，11月6号，距离现在再有两个多月，关於美国参议院，叶先生更了解，就是100名参议员只改选三分之一。美国这个制度我一直讲，路德，这是比较好的制度，我不全选，如果全选突然全翻盘，政治不稳定，我每次只选3/1，每两年中期选举，众议院435名，全部改选，但是参议院每次只选1/3，这样保持我们参议院、重要的国会一个议院保持稳定性。这次是34个参议员要改选，34个中间，共和党是10个，民主党是24个。谁的人数越多参选，你的危险性越大嘛，是这个道理。他24我10个，你看这个数字。第二个，24个里面他有10个是不稳定的，就是有可能翻盘的，这是民主党。共和党这10个要改选的，只有一个不稳定。10比1，所以在参议院，预估是，应该是共和党还占多数；而且很可能还增长席位，现在是51比49，很可能增到53、54都不排除，所以参议院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众议院，众议院的话，这次共和党有12个议员不再参选，就是我年纪大了我要退休了、我要做别的事情了，那就空出了空档，那就可能不那麽优势，原来要连任，我已经任了很多年了，有的众议员连任可能有5届、6届、10届的，一届两年嘛。所以你像正在生病的麦凯恩参议员，他已经6届，那还不是最长的。众议员也有的是很长，不连任了那你就空出机会，所以这个众议院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那就是说到底有多少，现在看民主党就觉得我们要把众议院拿回来，拿回来就要弹劾川普总统；但是参议院我刚才讲了他拿不回来，而且很可能共和党席位增加。众议院现在是可能50比50，或者52比48这样的还是共和党占优势的，那看选举的结果。我们设想不好的局面，如果民主党把众议院拿到了，众议院弹劾了川普总统，也不能成，为什麽？ 第一个，美国人民不赞成这个时候用政治原因弹劾一个使美国经济繁荣、使美国对外形像扮演了一个世界领袖这麽个角色的总统，你就用弹劾，你就用政治，那你不就变习近平了吗？变共产党了吗？你不就政治斗争吗？不管他的政绩了。 第二个，如果众议院通过了，还需要参议院，美国弹劾一个总统是要参众两院，是不是斯蒂芬？ 叶望辉∶嗯。 曹长青∶而且参议院在弹劾之前要给总统定罪，定罪不是简单多数过了50%，需要3/2的议员同意才能定罪。那我们刚才讲了，参议院很可能共和党占多数和增加席位，怎麽可能共和党的人倒向民主党，要2/3把川普总统定罪呢？这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弹劾只是那些左派、Crazy、那些疯子们，他们的梦想、幻想，做梦不是能实现的对不对？ 叶望辉∶对对，百分之百准确。 路德∶好的还有一个，叶先生以前是钱尼副总统在亚太区的国家安全这块的总负责。您对亚太这块肯定很了解，有人说2016年川普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和蔡英文之间的这个通话是您负责联系的是不是？ 叶望辉∶对，那时候真正的情况不是像媒体的这个报道。 曹长青∶我觉得斯蒂芬. 耶茨（Stephen Yates）谈的这个背景，虽然不是他直接把这个电话拿起来，两个电话接通，但是，我觉得叶望辉对於推动美台关系，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刚才我讲了，网友朋友，就是川普在当选总统之前，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制定一个党纲。共和党的党纲第一次有了一个强烈的支持台湾的内容∶支持民主台湾，而且对中国整个相当的批评。那个调子，以前从来没有那麽严厉的，对台湾的支持没有那麽清晰的。我刚才特别强调，那是因为，这个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制定这部分党纲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就是斯蒂芬.耶茨——叶望辉先生。 路德∶哦！是叶望辉先生啊！ 曹长青∶那刚才叶望辉先生讲的这个背景，我也了解一些。上次我们在台北吧，我们吃饭，你还给我讲这个背景，接电话。你还特别说了一个内容，你刚才没有讲。不知道是不敢讲？还是你漏掉？哈哈！ 路德∶哈哈！在这里讲！ 曹长青∶因为，每年中华民国外交部，都要给美国当选总统，准备发一个祝贺电话，每年——叶先生不是讲了一个「request」吗，就是一个要求，我们请求！请求你接受我这个祝贺电话！那每次美国都是拒绝，为什麽？因为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美国是「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又支持台湾。那你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又代表全中国，那我们没法承认。所以不接受这个电话。第一个，如果接受了，等於支持台独了，或者怎麽样了；或者两个中国了！另外，还有一个尼克松，包括克林顿、小布什在内，他们都怕惹怒北京，惹怒中国那些当权者。没有胆量、没有Courage（勇气）。那麽这次，中华民国request又来了！我们要祝贺你当选总统。川普总统——川大总统！请接受蔡总统的祝贺！这个时候，在叶望辉等——这些所有支持台湾的友人努力下，川普总统觉得，我接受这个电话，接受这个祝贺。告诉中华民国外交部，我们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总统的电话！结果，通知了之後，你想——怎麽样？他们打了麽？没有马上打电话。 叶望辉∶台湾方面，好像他们没有考虑到，川普总统当选会接受（他们的祝贺电话），所以他们没有——如果是做谈判，yes！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所以┅┅ 路德、曹长青∶哈哈！没有准备！ 叶望辉∶没有想到会能成，所以他们——他们好像拖延了两个礼拜。 曹长青∶好像你跟我说，他们吓死啦！吓死啦！ 叶望辉∶对！吓死啦！因为这个┅┅ 曹长青∶是台湾方面吓死啦！ 叶望辉∶对！他们不知道怎麽办？因为，好多次发出这个请求，每次都是拒绝了。以为这次应该跟过去完全一样，所以，他们已经习惯被拒绝。他们很惊讶，这次没有拒绝，我们怎麽办？怎麽办？所以，他们在美国的官员，要跟台北的领导人要协调一下。诶！诶！这个怎麽做？怎麽做？这个可能吗？可以做吗？所以，他们好像拖延了两个礼拜左右，才能够通电话。那我要诚实的说，这不是我的安排，但是，我也可以自傲的说，如果我没有影响他们的幕僚团，这个电话就不会实现。因为，中国在（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尤其在川普选上之後，他们著急的透过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要很快影响他纽约的新的朋友（川普）。嘿嘿！一定。所以，他选上之後，中国来的影响非常快。好像是不要他接这个电话，不要说「一中政策」要重新考虑。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提出很多对华政策的问题。所以，曹老师，你的记忆力很准确，因为台湾的领导人，他们没有想到，一个总统当选会接受这个请求。 曹长青∶当然，叶先生，我想说，大家如果了解点儿政治光谱，美国是共和党、民主党，或者我们说保守党，另一个叫做左派liberal（自由派）。台湾也是这样，台湾民进党是比较左倾的，比较像美国的民主党，它的经济政策，其他政策等等。那蔡英文总统，我猜测，比较心里希望希拉蕊当选。不仅都是女性，而且两个党都liberal，比较左翼的。好像是蔡英文总统，当时也写了一个祝贺啊、一个卡片呐！希望希拉蕊当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的幕僚当然了解这个情况，怎麽不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左派、右派！是保守派还是liberal。了解。那川普总统，我想说这个胸怀，没有因为你蔡英文总统没有支持我，没有因为你蔡英文总统心仪、心向希拉蕊而惩罚台湾。不仅没有惩罚、没有报复，反而破天荒的、过去四十年没有的，接受来自中华民国总统打来的祝贺电话。而且称她为「台湾总统」！ 所以，当时我就说，台湾外汇存底很大，全世界排第五名，外汇存底之大呀！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台湾能排第五名，外汇存底超过4000多亿美元。把这全部的钱在全世界做广告，都很难拿到这个通电话的效果。美国、英国、法国，甚至瑞典，各种国家，中东的、阿拉伯文字┅┅，都在报道，川普总统和蔡英文总统通电话。那次，极大地提高了台湾在全世界的声望。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台湾的总统姓蔡，有个蔡英文是女性。这也打破了这个——因为台湾比较像日本，有很浓厚的大男人主义，欺负女性。所以女性能够当总统，通过这个让世界人民知道，台湾有个女性做总统。不仅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也是共同走向男女平权的国家、平等的国家。所以说，这代表川普总统的胸怀，我不在乎你的党派，我支持的是民主的台湾，要力挺台湾。尤其中共这麽打击台湾、围攻台湾、威胁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站在一个leader的角度，一个自由世界的领袖，保护我们的盟国台湾。 叶望辉∶他（川普）的另外重要动机，就是他本人很不愿意，让别人告诉他，他的嘴巴能不能说出任何话，他不让别人控制他的说法。到现在，他的幕僚每天都在担心，他们不能百分之百控制总统的嘴巴，也不能控制他的twitter。所以，他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说的话，是他本人真的要说出来的话。这不是幕僚的一个分析，是他自己很自然的说出来的话。所以美国，我本人认为四十多年的弱点，是我们让给共产党一个权力，让他们控制的一个原因，用什麽形容美国自己的一个对话政策。你在美国任何乡下的地方，你告诉他们农夫、或者乡下的人民，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叫做「一中政策」。他们会听不懂，呃？这个什麽意思？因为他们没想到，有人怀疑多少个中国吗？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一定觉得，噢！有一个中国，那是什麽大事情啊？中国跟我们的贸易关系，是公平不公平更重要。所以他们，他们不看重多少中国。他们看重中国的制度，或者中国政府的行为是如何，那是他们要看重的。 所以如果美国自己的政策要准确地代表美国人民的话，我们不应该用中国共产党想要的这些口号，来形容我们自己的政策。所以川普他有一个instinct，自己的直觉，所以他不愿意让别人告诉他，你的政策是如何；和你不能说，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那不行。他会很自然地问，「为什麽？这个我不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我用自己的话就好了。」来做政策，所以他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让别人控制他的演讲稿，或者他的推特，他的说法。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不只是对中国的政府，对全世界的政府，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过去他们可以依靠很多，他的幕僚或者外来者，来影响、来控制美国总统的做法，现在100%不能控制川普本人。 曹长青∶我跟路德先生都有共同一个问题。我们在私下聊的，想问你∶过去中共政权，中国对美国渗透很严重。那现在你讲川普总统不听这些，不吃这一套；中共用什麽办法，蓝金黄，我不在乎。那可能更能保护美国。你也在美国政府高层工作过，那中共对美国的蓝金黄是不是很严重？另外，你像逃亡在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掀起了一个爆料革命，爆中国盗国贼的料，你知道郭文贵这个情况吗？ 叶望辉∶对了。 曹长青∶知道。那郭文贵提出来一个概念叫「蓝金黄」。【蓝】就是中共用网络舆论，占领你西方市场。【金】就是用金钱收买。【黄】，黄色，用女人，美女贿赂。那这个方法对美国是不是一直在过去严重地渗透。你觉得郭文贵提出这个蓝金黄，是不是这麽回事？你认不认同这个概念和分析？ 路德∶你认不认同？ 叶望辉∶我认同，100%的认同。这个是几十年的一个现像，不是最近才认识到的一个现像。那个【黄】的部分，我没有经验，也许因为我， 曹长青∶你没有经验。 叶望辉∶也许因为我很丑。所以让他们大概没有利用这个工具来影响我。但这不伤害我的感情。但是这，他们．．．． 曹长青∶不是因为你什麽丑。因为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觉得拿你没有办法。你已经有上帝在你的心里。拿你没有办法。 叶望辉∶应该是因为我剃头，所以如果没有头发的话，就他们没有话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和很多朋友，我们把这个当做政治战争。这是中国让我很佩服的一点。像川普总统说，对俄罗斯他佩服他们的，他们的领导。这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很善良，或者我们要跟随他们的榜样。但是中国让我们佩服的一个特点，是它们很自然地利用全方面的政治进行全方面的战争，战争对他们来讲不只是武器而已，这个所有的武器，不只是军方的。 路德∶不仅是打仗，是吧？ 叶望辉∶媒体是一个武器，还有教育，留学生。 路德∶孔子学院。 叶望辉∶金钱也是另外一个武器，有很多种。 曹长青∶包括智库。 叶望辉∶包括智库。最近，最近华府的一个.... 曹长青∶ 那个哈德逊研究所，已经做了广告邀请到郭文贵演讲，但後来取消了。 叶望辉∶对，对，对。 曹长青∶这个哈德逊研究也承认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 叶望辉∶对，网友可以查查看，近几天，在《Washington Examiner》（华府的一家英文报纸）你可以查查，一个著名的记者Bill Gertz他写了一个..... 路德 ∶比尔.葛茨，我跟他合过影。 叶望辉∶大家知道他的名字。 曹长青∶他采访过郭文贵。 叶望辉∶共产党也是特别地不喜欢他（葛茨）。但是他最近的一个报告是，清楚地讲到，中国怎麽样影响到很多美国的智库。我们用英文来讲就是Comprehensive Warfare 全方面的战争战略。我们美国人想到Warfare，大概想到我们的军队，是派到什麽样的地方，我们有什麽样的武器。但是我们最弱的是，我们不太会做政治战争，经济战争，教育战争，宗教战争，全方面的战争。但是共产党好像很自然，用所有的这些工具。所以我觉得郭文贵他讲的是这个道理。 曹长青∶【蓝金黄】。 叶望辉∶对。是这个战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准确。但我唯一的问题，或者批评是∶只有这三个（蓝金黄）渠道吗？也许更多! 曹长青∶不仅蓝金黄，还有其他。 叶望辉 ∶也许有更多。 路德∶曹老师，您觉得刚才就是说，你看，叶先生，他刚才已经承认，中共派大量的人员进行统战， 包括情报人员，对美国的各种政客，甚至对一些高科技的东西进行蓝金黄 ，是吧 。但是为什麽，有很多咱们认识的海外民运人士，反而不承认中共对美国用蓝金黄？否认郭文贵所提的这个蓝金黄？曹老师，您说说什麽原因？ 曹长青∶当然了，一个原因的话，就是「笨蛋」，看不到这个真实嘛。那叶望辉先生是个美国人， 路德∶他都承认。 曹长青∶当然，他的中文很好。（作为一个美国人）他都能了解这个情况；那作为中国人，我们说一个背景，你在中国那片土地出生，长大。你怎麽就不能了解，你怎麽可能不了解，共产党那个专制，那个不择手段，那个流氓化。你看叶先生，我们昨天晚上聊天，他提到一个，後来因为美国副总统钱尼非常棒，领导打赢了海湾战争，非常棒，作为国防部长。做副总统，我认为也是美国历史以来，最优秀的副总统之一。非常坚定，就可以提出中国的官员要见我，首先要向我的这个部属Stephen Yates/耶茨，向他道歉。共产党一般不干这个，是不低头的。 叶望辉∶对。 曹长青∶他们有没有给你磕头？ 叶望辉∶三次。 曹长青∶磕头三次，哈哈哈。 钱尼副总统能够这样，为叶望辉先生争取这个公平的权利。 但後来共产党不是允许，取消黑名单了吗？ 他可以去中国了。可是他去了几次中国，回来後发现， 电脑坏了，手机坏了。 回来就要重新买电脑，买手机。你说共产党做的这个，完全是流氓的手段。把你电脑，我估计可能进入你电脑，把你的电子信偷走。 叶望辉∶但是那个时候，那是我私人的电脑。所以没有任何有用的资料。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要查查看看。 曹长青∶要查查看看，但是回来你的电脑就坏了。手机也坏了，就得买新的。 叶望辉∶对，对对。 曹长青∶自己花钱买。 叶望辉∶对。自己的钱。 曹长青∶副总统不掏钱。 叶望辉∶那个时候，他还是副总统，但是我不为他工作。所以美国的这个taxpayer（纳税人）不付这个钱。 曹长青∶不付这个钱，所以就自己付。所以你看，网友朋友们，中共他们对於叶望辉先生，就是流氓手段，把你手机破坏，把你电脑破坏。还可能进入。 包括最近，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山东大学80多岁的老教授，敢批评习近平，敢批评共产党的孙文广教授，他们去门口采访，结果两名美国记者就被抓起来，手机、电脑都给你没收了。最後据理力争，包括美国之音的国际上报道，美国参议员都开始关注，後来放了这两名记者，手机电脑还给你了。但电脑不好使，手机不好使了，他们拿到北京的苹果手机店检查，什麽问题？他们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为什麽不work？电脑手机不好使？他们说我们检查的结果∶你的手机电脑在水里Water长期浸泡过。就可以流氓到这个手段。给你用水里泡过。 所以你看叶先生最後没有办法去（中国）了，去一次回来要买一个新的手机、新的电脑。这就是共产党，采取这样的流氓手段。 所以你看，刚才路德问的问题，你说今天，不管你是民运人士，还是中国人也好，你在中共那个政权下，经历过，你怎麽能不知道？当然知道嘛！你不知道你是太笨蛋了！如果知道了那你就是坏蛋！或者两蛋都是！你不承认这个真实嘛 ！ 你想不仅对美国，对英国，对法国，包括刚刚换了总理的澳大利亚，全面地渗透！澳大利亚的国会议员被中共蓝金黄都查出来了，送钱，送美女。 台湾更严重！所以我就觉得，你提这个，他们就视而不见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是头脑的问题，还是良心的问题？ 路德∶我想起来了，刚才您说的，除了蓝金黄，还有别的手段没有？我之前不是采访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著名的学者叫做林蔚教授嘛，我昨天给你看了，是吧？直播的时候，他太太说，我们害怕，我害怕什麽，害怕被迫害。就是除了蓝金黄以外，还有一个手段，就是什麽，就是对，像您，还有就是真正的不被蓝金黄的人，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恐吓，威胁，甚至暗杀，都有可能。你对这个，有没有一定的了解？ 叶望辉∶对。我看到那个video，我也觉得很惊讶。他的英文叫做Professor Arthur Waldron。他是我的老朋友,，而且他， 曹长青∶你跟他熟悉。 叶望辉∶很熟悉。他算是我的长辈。我刚刚在传统基金会工作的时候，我是比较年轻的，他在AEI（美国企业研究所），另外一个保守派的智库工作，所以我就是像在学习，他作为一个mentor（指导者），让我学习怎麽样做好这个智库的工作。 而且我觉得他很勇敢。六四大屠杀发生之後，他很直接地批评共产党，也很直接地批评中共，那时候很多中国专家，他们上了电视台或者radios，说中文的那些电台，为中国做解释说，这个是短暂的事情。那些学生们，他们的政策或者政治的这个，他们是太天真，他们不应该抗议游行，他们应该了解，你这样到天安门广场，那麽那麽久，那军队一定会来，做这样的解释，好像是把它们的罪要洗掉。 但是那时候，Professor Waldron（林蔚）他很直接地谈到人权的重要性，他也批评美国政策，能在这样的时候；他的分析理论是非常直接的，很好，很清楚。天安门大屠杀之後，很清楚。 1996年的时候，中国把飞弹发射到台湾的周围。他也很清楚地支持台湾。甚至也支持台湾独立。他也能够谈到法轮央A能够谈到台湾独立，能够谈到中国人权问题，也能够批评共产党，有没有执政的（合法）性。这个，我有一点惊讶。怎麽可能不能谈到郭文贵？所以这个我完全不懂。 曹长青∶你提到的林蔚先生，我也见过他，跟他聊过天。我也看过他很多文章。我主要看他文章是在那个《Commentary》。 叶望辉∶对。 曹长青∶那个比较保守派的杂志。那个Commentary，他经常发一些文章，大块文章。 叶望辉∶对。 曹长青∶他非常地反共。 叶望辉∶对。 曹长青∶他对中共政权相当地批评。第二对台湾，就像你刚刚说的，他非常支持民主台湾，甚至支持台湾独立，认为台湾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这是很勇敢的。还有一个，他很支持一个被中共政权打压的团体——法轮gong。 叶望辉∶对。 曹长青∶他多次为法轮gong（工力）说话，那恰恰他开始谈到郭文贵，支持郭文贵爆料了，就开始受到打压。 叶望辉∶对。 曹长青∶这个打压，你也看了，路德先生采访，那个短片。他的太太旁边吓得那个样子，非常恐惧，说我们周围的人被迫害。好像我没记错，他和他太太至少有30年以上的婚姻，不是年轻小太太，是老夫老妻，生活了很多年，他太太已经在自由的美国生活了30年，还被吓成这个样子，为什麽他们谈到郭文贵就害怕？而你为什麽不害怕谈郭文贵的问题？而且支持爆料，支持蓝金黄理论，还支持爆料？ 叶望辉∶我觉得我们只有一个生活（生命），这个生活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在这个生活要做一些非常重要的选择，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什麽，我第一个顺序是我要利用这次生活（生命）的机会，来发挥我的天赋给我的光，这是我唯一的优先顺序，这样的话我死去，我死是不能控制的，如果这样做，我死去的话，我会面对面看著我的天父说，你赐给我的这个恩典，我好好保护它，利用它，落实你的使命，可以请求他让我进入天国，那是我最重要的思想。所以你要让我害怕的话，就要让我不能进入天国，我就害怕了，你让我违背这个美好，最珍贵的恩典，我就害怕了。除了这个以外，我不怕。全世界有很多人比我痛苦，生病，有时候他们心理上有问题，有障碍；我生活非常好，我身体几乎没有问题，心理稳定不稳定，大家可以做自己的判断。我没有很多东西，但是我的东西足够，这个算是个非常好的生活，但是我不愿意为了任何人，牺牲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因为这违背我的生存。 曹长青∶ 也就是说因为你有信仰，所以你要说真话，要坚持原则，那我请教你，你怎麽看待很有争议的郭文贵爆料？ 叶望辉∶我承认，我昨天也和两位谈过，我没有研究很多，我听过他的名字，看过一些媒体的报道，我听过其他的朋友和他讲话的内容，但是我没有学习很多，但是如果一听到，跟我原则一致的一个消息，我可以赞成，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如果他所有的敌人，和我一样，我对他就很好奇，所以越攻击他的人，好像是希望攻击我一样，所以我对郭文贵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不是说把他当作我的主，我只有一个主（耶稣），但是我可以说我有Open mind，我愿意听，我愿意了解一点点他生活的背景，他之前的工作是怎样的。因为我之前在美国政府工作过，我不是全方位都懂，我不是伟大的人，但是我很了解他以前的工作有哪些挑战，必须做到的一些任务，那些任务一般的人不想做，不愿意做，我可以了解，他没有必要离开一个舒服的生活，来到美国，也不是坐牢的生活，但是跟以前的生活差多了，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不是说我很了解他，不能够百分之百支持他、是他的老朋友，但是我根据初步，和我的经验判断，大部分都一致，所以我对他有open mind。 曹长青∶我回到一个话题，我很有兴趣，後来你到中国去，参加一些会议，他们把你椅子放在最後面，故意冷落你；但是他们一有辩论就要和你谈，他们说你对中国历史无知，其实你学了很多中国历史哲学，他们和你辩论，说你支持台湾就是支持分裂，但是你给我讲过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好，你说，到底是谁分裂，中华民国很早就成立了，後来出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共产中国，你们才是分裂，独立，是不是这个观点？ 叶望辉∶对对对，哈哈，那时候他们觉得我很不客气，一般的美国人到中国访问，如果共产党邀请他们来的话，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不要太直接的辩论，但是我长大在一个大家庭，很多话题都会辩论，之後我们还会彼此相爱，我虽然不同意，但是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你问我一个问题，我就很自然的很直接的回答，你要辩论的话，这并不是我要把对方打死，打败，哈哈。所以访问中，在1996-1998 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人和我说你是分裂者，你支持台独，伤害中国人的感情，所以我就很调皮的，带著百分之百好奇的态度问他们∶「诶？是不是中华民国先创立？我很简单的问，因为我是傻白人，当然是中华民国先成立，那是不是1949年宣布，一个新的口号「新华」？这个新华有什麽新的含义，已经有以前的中华了，这个新的中华，新中国，新华，这个新华是什麽？这个「新华」的含义违背了中国5000的历史，要创立一个新的中国，所以不是我把中国分裂，是你们共产党违背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历史。而且，这个中华民国很无辜的在旁边而已，他们跑到台湾，持续下去，没有一天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所以应该是共产党创造了两个中国，不是中华民国，或者当时李登辉创造了两个中国，也不是怪怪的美国人创造了两个中国，这是共产党创造了两个中国。 他们就特别不高兴，觉得我不懂历史，但是我在台湾传教的时候每天起床，很早，我用那个时间学习文言文，每天都研读论语，三字经，道德经，很多经典。所以我和这些大陆的朋友交流意见，偶尔我当时说的中文比他们还要厉害，因为能够背出来一些经典，我那时候的辩论是，是中国共产党，违背了，放弃了中国的5000年历史，文化！我这个白白的人，不是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历史经典更了解，让他们有点不舒服。 曹长青∶那就是你的辩论要点是，不是中华民国搞了两个中国，是共产党搞了两个中国∶原来有了中华民国，在这个基础上你把它赶走，然後他们（共产党）搞独立，搞分裂，不是台独，而是共独！共产党搞了一个独立，残杀中国人，分裂中国，杀了太多中国人，还取消了一个白人的签证，还骇客你的手机，我刚才听你讲你会文言文，道德经。你比我厉害啊！ 叶望辉∶哪里哪里。 曹长青∶我中文系毕业的我都不会文言文，我只会四个字∶之乎者也。 叶望辉∶哈哈哈哈哈！ 曹长青∶你为什麽学这些？ 叶望辉∶因为我那时候在传教，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和一般的人谈宗教，他们不一定很想和你谈，所以在台湾乡下如果谈到基督教，或者我的摩门教，大部分人不想和你说，他们会说不好意思我信佛，我是道教，所以我说很好，我今天早上在学习道德经，我看了最後一章觉得很妙，你愿不愿和我谈谈，就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如果你有知识，你说的话会比较少；最爱说话的人，像我，知识比较少。言者不知，你说的越多，大概没知识，那个含义我觉得很幽默，很奇妙。但是如果我们做朋友，我是道教的，然後我说道德经的一章，你愿意和我谈吗？慢慢的你更愿意和我谈宗教，我就能和你交换意见了。那就是为什麽我那会儿特别愿意学习，但是我从小到大，我对古代的历史文化哲学，有特别的兴趣，不只是中国，但是包括中国，因为没有几个古代的文化，有希腊，也有伊朗，犹太人，在亚洲，应该是中国的历史最长。 曹长青∶那中国政府这麽打压你，对你惩罚这麽多，那麽你对中国、中国人有什麽感觉？ 叶望辉∶其实我觉得我最爱中国人民，因为我相信神赐给他们的恩典，是和赐给我的恩典完全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愿不愿接受。我还是觉得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有自由选择权。我觉得在不久之後，中国人民，有机会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我觉得真正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共产统治的中国！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美国专家，他们谈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把这两个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我觉得这两个是分开的事情。所以我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宗教、中国的人民的希望，我是百分之百尊敬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未来的敌人。 曹长青∶敌人。所以你才那麽支持民主台湾。 叶望辉∶对。 曹长青∶好像你说过，斯蒂芬，你跟我说过，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千万不要让国民党卷土重来，如果国民党回来掌权，对台湾是灾难。 叶望辉∶对。 曹长青∶你还是这样认为？ 叶望辉∶九十年代，我跟国民党，在国民党有很多朋友，我也蛮佩服当时国民党的总统李登辉总统。但是从九十年代到现在，国民党好像有太多的领导人，太多的亲中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战略的错误，因为台湾的未来应该是看重自己的人民，他们的选民，不应该是看中国外的利益。所以，蔡总统这四年的任期，历史上算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如果让一个比较亲中国的总统回到台湾的总统府，我觉得是一个战略的伤害。 我不是台湾人，我不在台湾投票，我不是参加台湾政事，我是美国的一个共和党保守派。但是从我自己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有任何人的主权受到伤害，就伤害我们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台湾人民，我觉得他们应该好好的保护他们自己的主权。 曹长青∶而且你还说了另外一句话，我还记得。你说如果2020年，如果在美国的左翼的民主党卷土重来，川普总统下台，对美国是灾难。那我的问题我的想法是，为什麽叶望辉先生，你认为川普总统必须连任？这个对美国是什麽意义？对保守主义是什麽意义？ 叶望辉∶因为美国我觉得在2016年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就是我们的宪法好像差一点点就毁灭掉了，因为我们最高法庭特殊的席位好像快要被左派的积极分子控制。这个左派的积极分子他们相信你做一个最高法庭的裁决者，你的选择不必依靠宪法的正文做判断，不必先看法律是怎麽样的，你可以依靠你自己对政治或者道德观、看法来做决定，这样的话我们的宪法变成一个非常有弹性的document（条文）。所以如果这个宪法很有弹性的话，就不能保护我们最基本的自由。所有我们最基本的自由在我们所谓的Bill Rights，就是我们宪法最早的十个修正案。第一个影响到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在欧巴马执政的任期，这些基本的自由受到伤害。但是不只是在欧巴马的任期内，我们所谓的Establishment（建制派，政治圈内的人）的这些总统，共和党、民主党，他们是把这个长期官僚层次的这些政策持续下去。他们，我觉得对这个宪法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因为他们把这个权力集中於华府。川普，他的就职演讲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他上任，是把权力从华府还给美国人民。这个含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保守派的非常珍贵的一个原则。这个对自由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川普做总统，第一个任期还没有到一半，但是我们进步非常快、非常大。但是如果2020年换到民主党，这个法庭、经济政策，还有一些其它的国防政策会回到原来，让步，会伤害我们国家的利益，伤害我们国家最基本的权利。 曹长青∶那就等於说你刚才特别强调宪法修正案，那前十个修正案， 叶望辉∶对。 曹长青∶刚才你提到就是那个《人权法案》， 叶望辉∶对。 曹长青∶人权法案。那等於是欧巴马整个八年损害了这个人权法案。 叶望辉∶对。 曹长青∶如果希拉蕊当选，那更糟糕。 叶望辉∶更糟糕。 曹长青∶那川普总统整个把它扭转了。 叶望辉∶对。 曹长青∶恢复到美国constitution，美国宪法。 叶望辉∶对。 曹长青∶宪法精神。那你觉得，川普现在如果连任，或者现在目前这个态势，你的感觉，这个中美贸易战，你觉得前景会怎麽样？你觉得川普会让步吗？川普会妥协吗？ 叶望辉∶我觉得川普不愿意在这个方面让步。他从很早，他个人的意见就很清楚。而且他本人有点顽固。所以我不相信他会在这个贸易谈判上让步。而且他很清楚的看到美国经济的健康，跟中国的经济健康不能相比。美国现在是非常非常强，中国是越来越不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麽他要先让步？一定是中国要先让步。让步到什麽程度，我不能判断。也野L会用一个比较，怎麽讲，短期的，比较tactical（策略性）的让步，但是大战略他绝对不会让步。很多分析人，他们最大的错误是看川普总统，他们利用他短暂的动作，作为判断他战略的一个决定。但是他的短暂的动作会摇来摇去，但是他长期的这个战略的方向是非常清楚也非常稳定。 路德∶对。 叶望辉∶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贸易战争会这样。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不了解这个，2020年之後他们会很深刻的了解。但是我相信如果2020年之前中国方面还没有让步，也许讲到习近平以後的一个中国时代。 曹长青∶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中美贸易战，习近平现在掌握很大的权力，甚至取消任期，想跟美国对抗，而且用「一带一路」。美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一带一路是要进行经济扩张，而且背後是政治扩张、意识形态扩张。美国准备是反制吗？美国非常需要一个强势的、认清中国中共本质的一个美国总统。 叶望辉∶对。 曹长青∶而且你以前谈一个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以前我没有听人讲过，可能是你的原创。你说看待两岸，不要去计较几个中国，那个number，数量，而要看重的是那个中国的本性。 叶望辉∶对。 曹长青∶是这样吗？ 叶望辉∶那是我自己的口号。因为这是我对美国和国际上中国学者最大的批评。我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员，我参加了很多大会，听伟大的教授做演讲。我觉得他们每次讲到中国的本性是怎麽样的，或者讲到有多少中国，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对。他们大部分的分析，他们不看重中国的本性是如何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很清楚的选择他们用的话，你是分析中国或是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任期，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中国跟中国共产党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曹长青∶这个我插一句啊。我发现你特别清楚，比很多中国民运人士都清楚！就是你清清楚楚分清了，中共和中国完全是两个概念。 叶望辉∶对对！ 曹长青∶那共产党是最愿意把中国混同於中共，放在一起。 叶望辉∶没错。 曹长青∶这样让你认同中国，然後潜移默化的认同共产党。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英文，它的合法性，认同它的合法性。那你非常清楚，中国不等於中共，中共更不能代表中国。 叶望辉∶对。 曹长青∶所以，共产党强调，台湾分裂中国，两个中国。你强调的不是几个中国，不是number和数量，而是中国的本性。中国的本性实质是中共的本性。你认识的很清楚，是这个意思。 叶望辉∶对，是这个意思。而且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如果中国的本性就是共产党这个我认为比较邪恶的行为，美国人对中国会有反感，但是他们的反感，他们的反应就是因为共产党，不是因为中国。如果中国的本性有改变，有自由，真正的自由的中国的话，美国的政策和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态度和印象会改变。所以中国共产党他们不要让这样的思想普遍，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也不止是美国人，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这个legitimacy，合法性。我觉得这个跟他们的道德观的差距太大。但是共产党的这个保护，就是如果利用中国，不利用共产党，大家都比较客气；我不愿意批评中国，但是我很乐意批评共产党。但是如果你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的话，你就不愿意批评共产党了。你不愿意批评共产党的话，他们的日子太好过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影响。 曹长青∶那史蒂芬，我和路德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你对中国这个自由的前景，中国的前景，你是悲观呢？是乐观呢？你是怎麽看？ 叶望辉∶我是非常乐观。 曹长青∶非常乐观。 叶望辉∶我是非常乐观。但是这个跟我信仰有关系。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人民都是神创造的，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不相信一个爱他的孩子的神会永远让他们在一个监狱生存。所以我不知道什麽时候，不知道这个日子是早到或者要等很久，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巩固自己的道德观，巩固我们长久的目标，和优先顺序，这个自由的日子一定要来的。 曹长青∶那你像郭文贵先生这个爆料，像我和路德我们一些比较支持他爆料的人，都觉得，他揭露中共高官的贪腐，揭露中国盗国贼，这个非常有利於中国人民改变想法，认识到，你中国共产党的反贪腐是假的，你们的高官，官的位置越高，越贪腐，因为他权力power越大。那你觉得，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爆料是不是有利於推动中国的这个改变？ 叶望辉∶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如果能够分清楚共产党跟中国，他们就会了解共产党不是他们的朋友，也不是他们的保护者，共产党就是他们的迫害者。他们可以爱中国，不爱共产党。（把中共混同中国）是一个非常poisonous的一种思想，有毒的思想。所以，我当然对他的那些报道的内容我不能说，我也不能有任何证据，但是跟我的经验和分析很一致，我当然不能否认。如果他的报道100%是假的，我还是觉得这个对中国人民的未来还是个好事情， 让他们把这个假假的共产党，这个很难（用中文）讲清楚，用英文来讲一下∶ The communist party is like covering over Chinese people’s eyes, they can’t see clearly the nature of communist party or the potential future, but if they can have this covering taken from their eyes , they can see clearly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y can also see clearly their potential future. And they will choose a good future.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to know this. 曹长青∶ 你说共产党用一层东西蒙上了中国人的眼睛，欺骗了中国人。如果有郭文贵爆料等，把蒙住中国人眼睛的这个布拿掉，使中国人能看清共产党的本性， 对看清中国的前景非常有帮助。郭文贵就等於是把蒙的布拿掉，让中国人更看清了。 叶∶ 对 路德∶ 就是开启民智嘛。 曹长青∶ 叶先生，你对郭文贵爆料的看法我也是有同样的感觉，我作为一个记者和独立的评论者，我也没有办法去核实它的真实性，因为我没有机会去中国，你是美国白人高官都不让去，我已经是第30 年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没有机会。我们不能证实真实，也不能证实虚假。根据你我的经验，从旁边的角度证明，他说的就是那麽回事。我说郭文贵爆料有本质的真实性，为什麽中国有那麽多网民，老百姓支持他，我们周围发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到处贪官，蓝金黄，腐败专制啊。台湾民主直选总统都已经22年了，2000年我们在台北《Taipei Times》那个饭局， 大家在那里认识见面，台湾民主不断发展，中国人应该像台湾人那样选举、投票啊，为什麽不可以，就是共产党剥夺了权利，剥夺了知情权，不让你了解。给你带上墨镜，让你看不清中国，和共产党的本性，从这个角度我们支持郭文贵的爆料，同时他让共产党的高官难受。 共产党把中国人民欺负到什麽地步了，接受路德采访的露脸的天爱女士（在中国境内），批评共产党，支持郭文贵爆料，很快就被抓了，现在还在共产党手里，可能要判刑，就这麽几句话就要被判刑。所以我们在自由的世界里要替那些人发声，从这个角度，非常感谢叶先生。那像叶先生这样敢说真话，支持中国民主的美国人有多少？ 叶望辉∶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是极少数，这也是为什麽我受到中共的看重，特殊看重，特殊待遇。如果我让别人看到我能够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能够很诚实的说我的判断是如何，能够严厉的批评好坏，然後继续生存的话，也野L们觉得是大危险。但是到目前，我们的大学，智库，虽然受到危险（指中共统战），但还保留著他们心中所谓的多数的席位。我们年轻一代的学者看的比较清楚，我一个台湾朋友最近有些 controversy（争议），他喜欢讲天然独的口号，我觉得美国的中国学者和政策分析员，年轻人有天然独的态度，他们成长的年代对很直接、很严厉批评的环境已经习惯了，而且他们像我们的总统一样，不喜欢别人告诉他该说什麽话，讨厌被控制，所以我对美国的学界和分析员的未来是乐观。但是像我这个人，我今天50岁生日，我觉得很年轻，但是我不是年轻人，也不是长辈，但是在我们中年阶段，必须好好的培养这些新来的、年轻的专家，保护鼓励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成长。但是到目前像我这个态度和经验，我是极少数。 路德∶ 中国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在法国突然离奇的死亡，文贵先生的团队正在和纽约NYPD（纽约警察局）一起合作，取得了大量的证据，如果最後证明了这是中共派出的国安委搞的刑事谋杀，以及法国政府被蓝金黄，这样的事件您怎麽看待？ 叶望辉∶ 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我自己不可能有证据，原则上我很相信中国会利用这样的工具，而且他们并不会因为主权问题是个障碍，他们有长久的历史干涉美国的政治，也在利用美国领土影响他们的国际对手和敌人。 比如说在美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长久的竞争关系，而且在最近俄罗斯在英国也有类似的动作，所以共产主义的国家有这样的行为对我们来讲非常容易相信。但是这个案子到底最後会有什麽样的证据，揭露，我还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民主国家的一个弱点，或者官员愿意控制这个资讯的透露，我不知道我们到底会看到多少的证据， 但是原则上我很容易相信是这样的。 路德∶ 您对法国马克龙政府是怎麽看的？ 叶望辉∶ 当然最近我看这些其他的领导人物是透过川普和他的关系如何，刚开始他们的关系是很不好的，（现在）越来越稳定，但不是好朋友的关系。欧洲政府最近几年对移民面临很大的挑战，他们的移民政策和川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因为中东的不稳定，尤其是叙利亚战争产生了很多难民，德，法，英，都有很多的恐怖事件发生，所以对移民的政策逐渐改变，所以在安全方面马克龙政策越来越跟上川普的方向，但还没有一致。 在经济方面， 美国和欧洲也有所谓的贸易战争，但是我相信年底或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和欧洲会有新的贸易协定，尤其是在农副产品方面，这会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的环境。马克龙应该是越来越好的朋友，但还不是朋友，他的政治生存的能力我还不能判断，在这个时期，在民主国家，改变也钒 A你看澳大利亚的领导人最近的改变，所以法国也雪 有类似的情况，这是我的分析。 路德∶在民主国家，是否有这种可能在当地的警察因为上面的各种压力，去销毁证据来配合中共的蓝金黄？ 叶望辉∶这个在民主国家是个危机，RISK，是个风险；因为不止是，他们也雪 受到外交的压力，会受到mafia（黑手党）或criminal（犯罪分子）的影响，用钱或恐吓，也雪 证据找不到，也雪 影响到警察或法庭的决策者，这个不好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是存在的，这也雩礞什碌F府和法国的贸易投资有关。 曹长青∶而且中共渗透太严重了，你像这个你认识的吗，老牌的美国民主党议员范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的司机，几十年了，结果是共产党的线人。 叶望辉∶很丢脸。 曹长青∶很丢脸。那个范恩斯坦，你见过她，你认识她。 叶望辉∶对。 曹长青∶她的司机都被渗透了，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 叶望辉∶对，很难相信。 路德∶ 对，真的，还有一点啊，就是纽约NYPD（纽约警察局)是吧，在网上查，它在法国有它的调查权和执法权，有没有执法权我不知道，调查权是有的，就是说文贵先生这个对王键事件的调查，都是跟NYPD（纽约警察局）一起合作的。您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从美国警察的角度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就是为什麽NYPD会和文贵先生一起合作，进行这个调查，你觉得是什麽原因？ 叶望辉∶如果一个案子有美国公民在内的话，美国政府会请求参加调查，大部分的时候对方会支持这个请求。所以，如果是suspect (嫌疑人），或者victim (受害人），或者witness (证人），都一样，如果有美国公民在内，美国政府会要求参加这个调查，那麽这个调查也许是我们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也许是警察局，当然都一样，都是我们英文所谓的Law enforcement (执法部门），参加这个调查。像这样的合作都是非常平常的。 路德∶噢，所以这个美国政府的真正的高官来解释，是不是啊，所以说，钗h那些攻击文贵先生的，就说∶「唉呀！NYPD（纽约警察局）凭什麽参与法国的调查」？因为王键是美国公民嘛！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要求。 叶望辉∶对！ 路德∶又给我们上了一课。曹老师之前知道这点吗？ 曹长青∶当然了，从常识的角度应该可以这麽理解，主要关键是，王健是美国公民。美国人不管你原来是东方人，或什麽脸，只要你宣誓加入美国籍了，美国就作为自己的，和你一样，保护你跟保护白人一样，保护你的权利。何况这是一个生命的权利。一个生命，才57岁呀。 叶望辉∶对，对，是这样的。在法律之下，我们都是平等的。 路德∶对，还有一点啊，因为法国警方已经把王健之死，定性是意外摔死的，这是法国警方就是7月3号到7月9号去世六天时间，他们就把报告都做出来了，人都已经火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什麽样的线索？能否找到什麽线索？最後来推翻法国警方做的这种决定。这种刑事，要有什麽样的过程 ？ 叶望辉∶这个，我不是那种调查员，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百分之百根据证据，如果有新的证据的话，他们的判断可以重新分析。所以它们这个短期的判断，他们觉得没有找到这不是意外的证据。但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说这不可能不是摔倒，但是他们的证据不够。所以，最简单的最纯粹的一个解释是，这是一个意外的摔倒，或者他自己跳死的。那如果有新的证据，这个判断一定会有人说要重新判定。如果缺乏这个证据，或者，这个证据今天存在，明天别人找不到，那麽这个短期的判断，将继续维持下去，没办法。 路德∶还有这种刑事立案的话，是不是必须得死者的家人、还是说目击者或者相应的人都可以，是不是？ 叶望辉∶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证据必须有什麽来源，或者必须有什麽样的人提出要求，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调查。但是我看过很多外交的沟通来谈到在很多不同的国家，美国的官员参加他们的调查。所以原则上如果有任何证据从任何来源，美国的调查员会想要让那个Authorities （当局）好好地考虑证据，不管是什麽来源。 路德∶ 好的，曹老师？ 曹长青∶要结束了吗? 路德∶ 没有没有，我是说您有什麽问题？ 曹长青∶当然，王健的问题我们没有亲自调查，但是看到郭文贵他组织了美国警方的人员，包括其他的一些美国人到那调查。那一般常识，逻辑上我的感觉，王健董事长不会是意外，很可能被谋杀。因为第一，他57岁，身体很壮很好。第二，那个墙很矮，到（指自己胸部）这个地步，一眼就看到下面是深深的沟，连孩子都不会上这个墙。不知道你去没去过大峡谷？大峡谷还没有栏杆也没有墙，你说有几个游客掉下去的？没有！连孩子都知道那是深沟不能靠近，那王健作为一个成人，一眼就看见下面十几米几层楼的大的深的地方，怎麽可能爬到这个墙上？而且这个墙很窄，如果像长城那麽宽你说无所谓，站上去我怎麽走几步也不会掉下去。这麽窄的墙，而且墙又不是平的。我看那个录像，不仅是郭文贵派人拍了录像，包括香港卫视亲北京的电视台的记者去现场拍了录像，他不可能造假吧？那个录像录出来那个墙是矮的、是窄的、墙上是不平的，你敢上吗？ 叶望辉∶ 不敢上！ 曹长青∶我也不敢上，因为我们还不想自杀。 叶望辉∶ 对！ 曹长青∶不可能吗！只能是不可能站在墙上。 而且还有一种说法，第一次没爬上去第二次跑步助跑，那怎麽可能想自杀呢？他拥有那个海航的资产14.95%，15%。那海航多少钱了？那15是多少亿啊！那他怎麽可能要自杀呢?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质疑的。 而且为什麽这麽草草的就结束了? 这麽大一个公司董事长，为什麽面对这麽多质疑，中国政府不开个记者会，把相关人员，当时在场的都站出来说话，他们怎麽看到的，怎麽拉上救护车的，怎麽回事儿讲一遍。 而且今天你有几支手机，路德肯定更多。我们都有一台或者更多手机的时代，随时都可以拍照啊？马上就拍了那个场面，怎麽摔伤的，那个人在墙下面。 共产党政府一张不给拿出来，一个记者会没开。 而且面对郭文贵这麽长时间的，从七月初到现在已经一个半月的指控，他拿出这麽多录像带，包括（当时王健死前住的）旅馆的，包括各方面的分析，中国方面一句话不回答。那就非常令人质疑了。 我都没有调查，我凭我的common sense 常识，这有问题，而且很可能是谋杀。据说这个王健是专门负责中国的高官，他们的情妇，他们的私生子，他们的孩子在外面留学各方面安排都他出面，可能他知道的too much，太多了，要杀人灭口。 第二个就是权力斗争，他掌握15个百分点的股票。另外一个共同的创办人叫陈峰，是王岐山原来做农业银行总经理下边的办公室主任，部属。这个陈峰掌握15%。然後另外一个超过这两个人。按说一个公司两个创始人掌握股票最多啊，还有一个比这两个人多，而且差不多是两个人加起来的一倍，这绝不正常，叫贯军，掌握的股份不是15，是两个15加起来，29%。而且这个人是年轻人，三十多岁。这是谁啊？三十多岁有29个百分点的股票，180亿。这不仅是郭文贵的爆料，是美国权威报纸《纽约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怎麽知道贯军三十多岁，180亿？《纽约时报》查到了美国国税局的资料。因为这个贯军在美国申请了叫做「慈航基金会」。它要申报资料啊，贯军，三十多岁，在海航29%的股份，180亿美元，而且更重要的是，180亿美元从中国转到了美国。中国现在不要说180亿了，1.8亿，一千万美元转出来都很困难。中国严厉地控制外汇，多少人在中国卖掉房子，钱拿不出来。我认识的华侨，卖掉房子钱拿不出来啊，几百万都拿不出来。180亿美元，天文数字啊，我们两个几辈子也没有机会有180亿。这麽多钱可以转到美国，可以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证实了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 所以你说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的王健突然就死了，怎麽可能正常？这一切都给人画了个巨大的问号。不正常。那这个不正常，全世界多少媒体都没有人去，中国多少媒体，三十几家媒体集团不去调查。郭文贵派人去调查，自己花钱出力调查，一直抓著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中国政府谋杀了一个美国公民，这得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吧。就像刚才你提到，俄罗斯派人到英国杀害了一个人，这是重大一个国际事件，川普总统也要惩罚制裁俄罗斯嘛，你怎麽可以到民主国家杀人。如果中国到法国法兰西杀害一个美国公民，怎麽可能被允部A这是个事件嘛！ 叶望辉∶对，没有错。 路德∶我有个最後一个问题。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您参选爱达荷州的副州长。 叶望辉∶是今年，今年五月六月。 路德∶哦今年。就差一点儿，1.6%。你有没有未来要参选议员或者总统选举这些？ 叶望辉∶我们的未来不能知道。但是我这次竞选有蛮多的爱达荷选民蛮支持我。这次不够有一点儿是因为，曹老师很了解，有一个团体利用我跟台湾的关系，来当做一个工具打死我。有一个政治广告，说我是中国的代言人。他们利用四个字，说「中华民国」，来害我。因为我过去跟台湾的关系，他们不讲台湾，他们讲「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大部分的美国人民一听到中国就想到中共。 路德∶想到中共，大陆是吧。 叶望辉∶对，对。我虽然不是台湾的代言人，也不是中国的代言人，但是他们利用我过去的工作和跟台湾领导人的关系，把我当作中国的代言人来攻击我。那大部分的爱达荷州的选民他们对中国有不好感。第一是他们觉得在贸易上他们是不公平的。第二，大部分的爱达荷人民他们是保守派，他们对共产党有不好感。所以他们把共产党跟中国混在一起，我们对中国有不好感，所以你说这个Yates 这个人他是中国的代言人，我就不投给他。但是以後更多人了解到这是说谎，而且更多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支持（我）。所以未来我会有机会竞选众议员或者参议员，不一定。但是我会继续支持我的总统，我会为了川普连任发挥我的能力。而且他连任之後我会做决定，2022年要不要竞选，希望有连任的总统能够支持我。 曹长青∶其实他不是被中国害了，是被中共害了。 叶望辉∶没有错。 曹长青∶为什麽？竞选的时候对方想当选嘛，对方就想抹黑他。因为他一直支持台湾，他们就在选举投票前几天发了很多，几千封的各种信件寄给每一家，说「叶望辉，Stephen Yates」是中国的代理人，怎麽叫中国呢？是Republic of China 的 agent，那这个选民呢，一听China，他不知道这个Republic of China 是台湾。他们一听说叶望辉是共和党，而且做过党主席参与起草党纲的人，怎麽给中国做agent 代理人。他们痛恨中国的背後不是痛恨这个国家，也不是痛恨中国人，爱达荷的人民是痛恨共产党，痛恨中共。一想起中国背後中共，你们跟美国不公平贸易，你们欺负美国人，你们居然这样做。结果叶望辉居然给这个国家做代理人 agent。等一经发现这个信再澄清的时候，来不及了，已经发给了很多家庭。所以说是这个手法。他被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害了，然後实际上不是被中国害了，是被共产党害了。爱达荷的老百姓对中共听起来就讨厌。 路德∶那出这种阴招是不是中共支持？ 曹长青∶那不知道，要拿出很大的费用啊，发了很多封。 路德∶费了很多钱啊。 曹长青∶好多钱啊。报纸啊，爱荷华的报纸啊都为他（叶望辉）打抱不平。不可以用这种不择手段抹黑，虚假嘛！他恰恰是反共的，结果说他是中共的代理人，这不简直是颠倒黑白到极点了嘛！所以说差了很少的票。1.6%。但是现在选民知道了。所以下次叶先生非常有机会的。选民知道对方不择手段嘛。我们要选出一个诚实的人。而且他真正爱的是中国、中国人，反的是共产党。而且支持民主台湾。由於支持中国的民主，才支持民主的台湾。 叶望辉∶对，没有错。 路德∶还有，我也听说您是川普团队里面的幕僚之一是吧？ 叶望辉∶一个非正式的幕僚。因为他们没有雇请我，我没有领薪水。但是我在总统的周围有很多的朋友。而且他们每天的工作蛮辛苦。因为我以前在白宫工作过，我很了解他们的生活。我也很了解在白宫之外怎麽能够帮忙他们。所以我跟几个朋友算是白宫以外小协助的团体。 路德∶在维基百科上我看到你是川普的核心幕僚团队之一。 叶望辉∶对。这个是一种荣幸，我很乐意接受。但非正式是真的。但是如果要看看我的薪水是来自哪里，而且我今天不在白宫，我们在外面谈。所以这样的话我也保持我自己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在白宫以外帮助他们我最开心。 曹长青∶所以今天叶望辉先生来拉斯维加斯接受路德先生的采访住的是川普酒店，朋友们。这是川普酒店送来的矿泉水啊（指手里拿的标有Trump Hotel的水瓶）。我们支持川普总统。而且今天也是个特殊的日子，不仅是在川普的酒店，而且今天是叶望辉先生50岁的生日！我们，路德先生和我，我相信有非常多的追求自由的中国人，包括网友们，我们都感谢有这样的美国友人支持中国人的民主运动，支持郭文贵先生爆料，结束中国那个盗国贼统治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现在没有酒，就以水代酒，来祝贺叶望辉先生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叶望辉∶谢谢，谢谢！ 路德∶叶先生还有没有什麽问题问我们的。 叶望辉∶我们讲得很完美。所以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上你的节目，跟网友交流。我如果说错，这个责任就是我的，不是你的。 曹长青∶但是你有一个风险。现在路德这个节目很popular，很受欢迎。尤其是受想追求自由的中国人的欢迎。所以你上这个节目会有很多人点击来看这个节目，同时给你带来一个风险，你又会上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或者他们会给你抹黑。像我的头发这麽黑就是抹黑的结果。 叶望辉∶哈哈，我没有这个机会，剃掉了。 曹长青∶谢谢您这麽多年支持民主的台湾，支持中国人的民主运动，我们都是很感激的。我们希望像你这样的美国人越来越多，而且进入白宫，进入美国决策机构，让美国政府，川普政府更加坚定地来对抗那个中共的集权，推动中国早一天实现郭文贵先生追求的喜马拉雅这个目标，就是结束盗国贼的统治，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变成像美国这样一个能够选举的、言论自由的，我们今天这样批评、这样评论之後晚上不用吃安眠药，可以安稳睡觉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国家。 叶望辉∶很美好的梦想，完全支持。 路德∶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叶先生，谢谢曹老师。 ——以上文字根据访谈视频，由Sara等郭文贵爆料支持者们义务听写打字整理。 ——原载∶http://littleantvoice.blogspot.com/2018/08/httpswww.html 2018-08-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共产主义幽灵又在世界游荡
何清涟 2016年出现英国脱欧、美国川普当选这两大“黑天鹅”事件之后，欧洲急剧左转，崇拜共产主义的各种言论登堂入室。在英国，首相梅所在的保守党在议会选举种失利，主张福利主义的左派政党工党卷土重来；在法国，欢迎移民与难民并许诺增进福利的资深毛粉马克龙在大选中获胜。全球文化冲突随着穆斯林人口大规模迁移更形尖锐，福山在《历史的终结》的预言破产，自由民主并未成为人类最后的价值形态，其师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的大胆预言备受争议，却正在成为现实：未来世界必然会见证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根源在于被西方文明扩展遮蔽的多元文明重新兴起，西方的过度扩张带来了非西方文明的觉醒。 共产主义幽灵再度在世界游荡 亨廷顿没有预料到的是两点：一、面对伊斯兰主义与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亨廷顿称之为儒家文明），西方文明会主动撤退，采取守势；二、在西方本土，西方文明进入自我反叛期。曾经被西方主流文明战胜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一幽灵开始在欧洲等地游荡。 自从难民潮冲击欧洲以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四国（维谢格拉德集团）就纷纷表态拒收难民。“宁愿被罚款，也决不接收难民。”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一直备受欧盟与德法两国指责，认为四国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背景，导致其缺乏人道关怀。 极为吊诡的是，欧洲精英一边在谴责四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一边却又将欧洲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的更高境界——共产主义理想之上。法国大选，资深毛粉马克龙当选。这我倒不意外，因为法国这块土地几年前刚出了一本马克思《资本论》的效颦之作《21世纪资本论》，为了赢得大选，马克龙在竞选中提出的政策有统合左右之美：既倾向于市场化又强调强化社会保障；既要逐步削减财政支出以平衡财政赤字，又希望公共投资计划和减税等政策降低高企的失业率。但福利和效率是永恒的博弈，在法国这个偏爱享乐主义、能将社会福利折腾出400多种的国度，效率永远是失败退让的一方。马克龙做总统之后，其理想主义的号召，可能比其经济政策的实践更受欢迎。 在诞生了自由资本主义与亚当·斯密的英国，也出了一位公开表示认同马克思实行财富重新分配观点的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马克思认为改变周期性衰退的方法就是革命，通过暴力进行财富再分配，卡尼宣称，他部分同意马克思的观点，本质还是要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 马克·卡尼敢于公开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他并非孤立之人，英国有支持他的强大社会基础。今年6月英国议会选举中，工党的胜利就是凭借一系列福利主义的承诺。在工党以“多数人而非少数人”（For the Many Not the Few）为主旨的大选宣言中，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张和承诺包括：上调公司税至26%、引入金融交易税、强化国民保健制度（NHS）、增加假期，以 及一系列有利于工人的福利、工资政策。这些政策主张还包括对邮政、铁路重新国有化、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为国民提供免费育儿服务等等。这份宣言堪称工党自1983年以来最左倾的政治宣言，却帮助工党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美国的第一左派大报《纽约时报》受到欧洲左翼政治新曙光的鼓励，发表了《雅各宾杂志》（Jacobin magazine）的编辑、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组织副主席Bhaskar Sunkara 的文章：《再给社会主义一次机会》，提出“我们或许可以不再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当成疯狂的恶魔，而是选择把他们当成用意良好的人，试图在危机中打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我们必须弄清如何避免他们的失败。”把这种将人类再次当作试验品的想法宣之于口。 中欧四国为何能躲避左派政治的裹挟？ 与欧盟各国在左路上狂奔相比，中欧四国相对冷静得多，不仅没有为了政治正确去奉迎左派当道的欧盟，在国内也采取比较现实主义的经济政策。中欧四国之所以能够如此，在于这四国成功地实现了以“清除共产主义污垢”运动为核心的社会转型。 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中欧模式最堪称最成功，完成了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的同步推进。但因国家小不受关注，其转型经验当中，观察者提到的多是政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推进，也会报导这四国开展的“清除共产主义污垢”运动，但很少有人提及四国的全面社会转型。但社会转型恰好是这四国在价值观和道德层面上得以重建的根本原因，对校正政治经济转型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转型不成功，就在于只有经济转型，拒绝政治转型，社会转型极不成功，以后另文述之。 对中欧国家的转型，中国不甚了了，甚至有一些知识分子宣布，中欧国家转型过程当中的基调是所谓的对共产党的宽容，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解，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歪曲。事实上，中欧国家社会转型有三项诉求：灵魂净化、忏悔、牺牲个人利益。 共产党下台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社会重建的艰巨任务，也就是说，要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重新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中欧国家的幸运在于其新政治精英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他们提出了三个对道德重建非常重要的口号，即“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三个口号不是只针对前共产党官员或党员，而是针对全社会所有成员。这几个口号提出来之后，在社会上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与自发地响应，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强制或洗脑。 所谓“忏悔”，是指在共产党统治时代，每个人都多多少少配合共产党维持它的统治，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个人的沉默，这属于默默的支持。所以，每个人要通过内心的反思和自身的反省，认识到当时共产党统治的错误何在；然后要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些错误从自己的思维中一点点排除掉。忏悔不光是对共产党员而言，对工人也是如此，因为工人也多多少少接受了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面的洗脑，很容易接受共产党讲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福利是制度优越性等等说教。这些想法都属于忏悔的对象。 第二个口号“净化”指的是，忏悔之后，人们要把思维当中共产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逐渐清除出去，达到灵魂的净化。这个过程是一个个人的思考反思过程，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第三个口号是“牺牲”，主要是针对社会成员应该在转型期采取的行为，为了终结共产党体制，有必要为清除这个体制而个人作出一些牺牲；与此同时，不应当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维护自己在共产党时代的既得利益。 中欧四国知识分子在转型中的主导作用 前述三个口号的实施，主要是原来的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进行号召，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除了在价值和道德观念层面的变化之外，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当中，“牺牲”还表现在，原来的国营企业工人很少提出保护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诉求；原来的共产党政权的干部不得不作出一些个人的牺牲，比如提前退休。由于转型时期主流社会舆论的基调之一是“牺牲”，而不是“一切向钱看”，在舆论压力下，社会各阶层都为转型做出一些牺牲，而不是竭力从改革中捞好处。 中欧国家之所以能够推行“忏悔”、“净化”、“牺牲”这三个口号，有一个大背景，即很少有人敢反对这样的口号。原因是，中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都是苏联占领军在二战后培植起来的，所以，在这些国家，共产党统治、傀儡政府和外国殖民统治是划等号的。在这些国家，清除共产党的影响，与民族独立、国家独立是直接挂钩的；谁如果反对“净化”、“忏悔”，就意味着他站在苏联傀儡政权的立场上，会遭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唾弃。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由原共产党成员组成的新政党也坚决支持社会重建，因为，谁反对社会重建，谁就会在社会上遭到孤立。 正因为中欧四国的社会转型由异议知识分子主导，民众对知识分子的理念的尊重与接受，这四国才能成功转型，并在欧盟政治日益左倾之时，保持自己的清醒。中国目前朝廷扶持周小平，底层反对知识的傲慢，知识分子被朝野共同打击并藐视，并非中国之福，因此很有必要介绍中欧四国的转型经验：在反抗共产党专制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战胜官方话语体系，成功主导了社会转型。 注：进入21世纪之后，在国际社会，人们讨论原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转型问题时，已经不再使用东欧国家这一概念，而是按其转型成功程度分成四个板块：第一板块“中欧国家”是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第二板块“波罗的海三国”；第三板块“巴尔干国家”；第四板块是欧洲地区除“波罗的海三小国”之外的前苏联各成员国。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7月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communist-20170705/3930408.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7👍 0💬 02020 台湾大选：救亡压倒一切
何清涟 台湾民进党蔡英文胜选，获得连任。如同2016年那次一样，这次仍然是借助危机意识驱动下的民意。因此，与人说是台湾多数人选择了蔡英文，不如说是在“芒果干”（台湾“亡国感”谐音）驱使下选择了守护台湾。激情一过，蔡英文执政时期的诸多问题还是会回到台湾人民的面前。但是，国际环境现在不利于中国，只要台湾应对有方，就能抗住北京的强大压力。 美国、香港对台湾大选的影响力 台湾的幸运在于国际环境急剧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地位双下降。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促使美国重新定位中美关系，在美国的示范作用下，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急转弯，在国际社会起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主要西方国家再度形成一条让中国颇为在意的国际战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衰落。我在《人权问责立法 “反华”国际战线成形》一文中，指出狙击中国红色渗透由两类法案组成：一是效法美国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澳大利亚、波罗的海三国等先后通过类似法案，欧盟版《马格尼茨基法》立法工作也已于去年12月正式启动；二是各国纷纷通过反间谍法，防渗透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澳大利亚先后通过《外国影响力透明度法》、《间谍与外国干预法》。英国保守党新政府也提出了数十项立法计划，其中包括严厉处置间谍和外国代理人项目的立法计划。台湾的反红色渗透成为国际社会反中国渗透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是持续数月的反送中运动，让台湾人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在这两者作用下，守护台湾民主优于一切，在九合一选举中饱受诟病的政绩话题在选举中不起作用。 但是，机会有一次就很幸运，有两次几乎堪称奇迹，民进党政府一共为守护台湾民主赢得了八年时间。接下来的四年，北京仍然会虎视眈眈，民进党政府恐怕得花力气、动心思、体民情，在政绩上狠下功夫，否则，四年之后就很难说了。 民进党应该放弃以美国民主党为师的路线 对善于反思的人来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蔡英文总统在胜选演讲中保证：“绝对不会因为胜利，就忘记了反省。过去这四年，我们有成绩，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台湾人民愿意再给我们四年，我们会把做不够的、来不及做的，做得更好、做得更多”。 蔡英文执政四年，因为向欧美左派学习，在台湾实行的社会政策偏左，而且是未考虑台湾实际情况的偏左，比如意在提高劳工福利的一例一休政策，结果却引发劳资双方的不满；过期机动车报废的环保政策让绿营的基本盘农村地区很不满；无视公投结果推行同性婚姻，等等，不仅导致泛蓝的不满，更导致绿营的基本盘发生动摇。 2019年5月我到台湾，在与各方人士见面时，发现他们面对民心疏离、大陆压力以及势头极旺的“韩流”，怀抱深深的焦虑感，甚至担心2020大选是台湾最后一次民主选举，台湾的互联网讨论区甚至出现“芒果干”（亡国感）这个词。但我认为还有转机，因为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正在改变对华政策，这必将导致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台湾应该善用这一机会。同时，我也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蔡英文政府的社会政策应该检讨。她本人毕业于西方左派的大本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民进党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民主党亦步亦趋。但事实证明，现阶段美国民主党许多标榜为“进步”的社会政策其实正在伤害正常社会秩序的根基。台湾应该认识到一个比较奇特的现实：尽管民进党在意识形态上亲近美国民主党，但真正愿意在台海关系上帮助并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相左的共和党（民进党的青年干部们都同意这一点判断）。尽管川普政府包括共和党可能并不了解这些，因为对抗北京的需要会尽力支持民进党政府。 我特别指出美国民主党政府一些极为荒谬的社会政策，比如奥巴马政府时期推行的毒品除罪化、按心理性别选择厕所（即公共场所的男女同厕），性别多元化偏激到法律规定出几十种性别（比如纽约市多达30余种），超出国家财力（即纳税人负担）的高福利制度，都对社会伦理及经济的正态发展造成不利，台湾实在不宜照猫画虎。台湾学习美国民主党的极度性开放，到同性婚姻平权就足够了，再折腾下去对自身与台湾社会都不利。我这想法基于公权力与私领域之间应该有界限：性取向的多元化是个人行为，民主社会已给予了充分的权利保障，公权力介入过多就影响了其他公众的个人自由。 目前，法国正在为自己的高福利制度陷入政治困境，欧洲各国政府都因高福利而债台高筑，美国民主党20多位总统提名竞争者的社会政策，就连奥巴马都认为太左，不得不提醒他们不要超出社会现实。民进党应该吸取这些教训，不可再以美国民主党的社会政策为师。我希望蔡英文总统在胜选演讲中提到的“也有不足，做不够的”反思清单里，包括这些，在“来不及做的”清单里，绝对不要再有以上这些美国民主党的极左社会政策。 台湾人应知：民主自由需要代价 台湾、南韩曾列为亚洲四小龙，在民主化的同时完成了经济起飞，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因此，台湾人普遍将经济发展视为民主的必然结果。其实，经济发展与一国的资源状态、在合适的国际环境下采取的合理的产业政策有关，并非民主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其经济发展与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大陆在经济上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之时，香港、台湾享受了先发优势的经济红利，随之而来的后果是经济空心化；等到大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香港、台湾又对大陆形成一定的依赖，而北京也以这种依赖做为挟制手段，希望形成两地对大陆的向心力。中共愿意扶持国民党的人做总统，乃因国民党的政治精英愿意为金钱成为中共附庸，出让台湾民主。而国民党挟共自重，其实是让台湾吞下看起来红艳艳的毒苹果。 这次中共在台湾失利，肯定会从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钳制台湾。比如，对台湾的“让利”会逐渐减少，例如减少观光客访问，减少对台湾农产品的进口，通过收买减少台湾的邦交国（韩国瑜将此称之为蔡政府的外交失败），等等，可以预见的是：在2020年，中国可能会利用自己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英语：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的影响力，让其成员国对台湾关上大门。RCEP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发起，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与东盟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六国共同参加，共计16个国家所构成的高级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1月4日，谈判完成，印度中途退出。外界认为中国该协定由中国大陆主导。中国对台湾大选结果恼羞成怒，一旦RCEP完成签署，台湾对RCEP成员国30%的出口会受到影响（其余70%已经达成零关税）。更有甚者，中共还可能会单方面撕毁2010年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以上这些，是台湾为了守护台湾民主独立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台湾人民必须知道：Freedom is not free，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既想要台湾的民主自由与独立国家地位，又希望继续从大陆获得经济贸易的好处，二者不可能同时并存。 从台湾国民党痛失政权开始向大陆靠拢以求政治支持以来，至今为止，台湾的每一轮大选都是台湾人民在“中国化”与“去中国化”之间做出选择。马英九当选之初，香港“一国两制”的深层问题还处于潜伏期，随着香港与北京的矛盾日益尖锐与显化，2014年发生的香港雨伞运动与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都让台湾人在“芒果干”（亡国感）的危机驱使下奋起一搏。但不能指望每次大选前夕，正好发生类似事件来唤起台湾人的“芒果干”。希望台湾政界与民众，对守护民主的艰难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原载大纪元，2020年1月13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20/1/13/n11791474.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法拉奇：愤怒、自豪和疑问
【译者注：本文（The Rage, the Pride and the Doubt）发表在3月13日《华尔街日报》言论版。现居纽约的意大利著名女作家法拉奇（Oriana Fallaci）是目前西方知识界最直言批评伊斯兰文化的知识份子，她在911之後一个星期写出的坚决捍卫西方文明的《愤怒与自豪》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都成为畅销书；同时也遭到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左派的激烈攻击，并被告上法庭，甚至受到来自穆斯林团体的死亡威胁。《愤怒与自豪》的节缩版在意大利最大的报纸登了四个半版，创了报纸言论版面长度的记录。本篇英文原文近三千字，也是《华尔街日报》罕见的言论文章长度，可见她的文章受重视的程度。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法拉奇的观点，尤其是最後一条，但我非常欣赏她顶著西方“政治正确”的浪潮，和左派枪林弹雨的攻击，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谩骂和死亡威胁，丝毫不妥协、绝不放弃捍卫西方文明的敢言精神。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将本文译出供中文读者参考。】 试图回避关於这场战争是否应该打的问题，战胜那些仍撕裂著我的不情愿和怀疑，我经常对自己说：“如果伊拉克人能够自己铲除萨达姆．侯赛因该多好；如果他们能够像我们意大利人1945年对待墨索里尼那样，处决他，然後倒绑著他的双脚吊起来该多好。”但这都没用，或者只从一个方面有意义：意大利人在1945年能够从墨索里尼手下解放出来，是因为盟军已占领了五分之四的意大利；换句话说，是因为有了二战。没有那场战争，我们就一直得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在二战中，盟军毫不留情地轰炸了我们；我们像蚊子一样地死亡。盟军也同样在阵亡，在萨勒诺、在安兹欧、在卡斯诺（意大利三城市）、在从罗马到佛罗伦萨的道路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45,806美军和17,500英军阵亡，还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和巴西等的盟军；还有选择了戴高乐的法国人，还有选择了第五或第八军的意大利人。有谁能猜到在意大利有多少盟军的墓地吗？60多个。最大、最拥挤的是美国军人的，在拿图诺，有10,950个墓碑；在佛罗伦萨附近，有5,811个。每一次我路过那里，看到那潮水般的十字架，我都因悲痛和感激而颤栗。 在意大利当时也有一个叫做“全国解放前线”的抵抗（法西斯）组织，盟军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我当时虽然只有14岁，但也参加了这个抵抗运动。我清楚地记得，勇敢的美国飞机冒著射向空中的枪林弹雨，向图斯坎尼地区空降援助。准确地说，他们在一个晚上空降了一支突击队，帮助建立一个叫做卡拉电台的短波站。但是，这10名能说流利意大利语的美国人在三个月之後被纳粹抓住，遭拷打之後，和一名参与该活动的叫做安娜．玛利亚的意大利女孩一起被处决。 所以，对这场战争到底该不该打，我仍有两难选择。我试图能够在这里讲明我的理由。首先，和那些从来不怒吼反对萨达姆和拉登，只知道向布什和布莱尔吼叫（他们在罗马的反战中也举著牌子喊反对我，希望我被炸死）的反战者们正相反，我对战争十分了解。我知道什厶是生活在恐惧中：在战火袭击下奔跑，目睹亲人被杀害、房屋被摧毁，在饥饿中梦想著一块面包和一杯水。更难受的是要为（或者感觉要为）别人的死而承担责任。 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属於二战那一代人；作为抵抗运动中的一份子，我本人也是个战士。我知道这些，因为我生命中的相当一个部份是战地记者。从越战开始，我就亲身经历了那些只是在电视上、在把西红柿酱当血的电影里看到战争的人们所无法想像的恐怖。正是由於这些原因，我对战争的痛恨远超过那些认真的、或者玩世不恭的反战者们。我痛恨战争。我写的每一本书里都流露著我对战争的痛恨，我不能忍受见到枪。但是与此同时，我不接受“所有的战争都是非正义、非法的”这种观点，或者说这个口号。抗击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的战争是正义、合法的；我的祖先们打的反对侵略者的意大利重生战争是正义的、合法的；美国抗击英国的独立战争，和其他为了自由和尊严的战争也同样是正义的、合法的。我不相信那些卑劣的对罪恶的饶恕，那些虚伪的对邪恶的绥靖，和那些轻而易举的宽容。我更蔑视那些对世界和平进行讹诈的人。当和平的前提是驯服、恐惧、失去尊严和自由，这就不再是和平，而是自杀。 令我对这场战争到底该不该打产生两难选择的第二个原因是，这场战争不应该现在打。我希望，希望这是合理的，这场战争在一年前就打了，在世贸大厦的浓烟未消、整个文明世界都心向美国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就打了，那些从来不反对萨达姆和拉登的“和平主义者”们今天就不会在那些广场上诅咒美国。好莱坞的演员们就不会扮演救世主，暧昧的土耳其就不会玩世不恭地拒绝美军通过其基地抵达伊拉克北方前线。虽然那些欧洲人今天用他们的吼叫给阿拉伯世界的反美声增加了分贝，但是一年前，没有人怀疑又一个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完全有权利反抗。事实是，这场仗绝对应该早就打了。 我的意思是，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小的珍珠港事件早就在国外发生著，在索马里、在肯尼亚、在也门。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反复讲的，我们不需要911才看清那个癌瘤。那是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事实，911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确认：医生摇晃著X片，残酷地告诉你，“亲爱的先生，你得了癌症。” 如果克林顿少和风骚女郎们混时间，正经地利用了白宫，或许911就不会发生。当然不必说，如果老布什在海湾战争时就铲除了萨达姆，911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小。天呢，在1991年的时候，伊拉克军队就像被戳破的气球，他们溃散得那厶快，那厶容易，连我都抓住了四个兵。我在一个沙漠沙丘的後面，就我一个人，四个像枯髅样、身著破烂军服的人，高举著双手向我走来，并低声喊著：“布什，布什。”他们的意思是，“请把我抓住当俘虏吧，我很渴、很饿。”我把这四个俘虏送给了海军陆战队，可那个负责的美军不仅没有祝贺我，却不满地嘟囔了一句：“该死的，还有这麽多！”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没有去巴格达，没有铲除萨达姆。为了感谢美国，萨达姆试图暗杀让他保住了权力的美国总统。所以，有时我设想，这场战争是不是一场等待已久的复仇，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承诺。就像莎士比亚的悲剧；或者是希腊悲剧。 令我对这场战争犹豫的第三个原因是，一个已经犯的事实错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911一直到去年夏天，所有的谴责都集中在拉登、盖达和阿富汗那里，萨达姆和伊拉克完全被忽略了；只是当我们知道拉登还好好地活著，“无论死活，抓住拉登”的承诺没有兑现的时候，我们才记起萨达姆的存在，才意识到他可不是一个有慈悲胸怀的人：他割掉反对者的舌头和耳朵、他当著孩子父母的面杀儿童、他把杀掉的女性头颅在街头示众、他把囚犯关在像棺材那厶大的牢房里、他还用这些人做生化武器的试验；他串通盖达组织、支持恐怖活动，他给每个巴勒斯坦自杀神风敢死队家属两万五千美元；他从来没有放弃武装，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大众毁灭性武器，所以，联合国应该派检查团回去。 让我们别开玩笑吧：如果70年前，那个毫无效率的“国联”派检查团去德国，你以为希特勒会带他们去核子武器研制基地，给他们看正在制造的原子弹吗？你以为希特勒会暴露那些杀人的集中营吗？但是，联合国检查团的闹剧恢复了，戏的主角从拉登转向了萨达姆。抓住盖达的第二号人物、911的设计者穆罕默德几乎没有引起什厶反响。联合国的闹剧又加上了布什先生自相矛盾的游戏：一边向联合国要动武许可，一边往前线派兵，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派了25万军队，加上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共31万；但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敌人，我应该说是西方的敌人，并不仅仅是在巴格达。 他们也在欧洲。他们在巴黎，那里有甜言蜜语的希拉克，他根本不在乎什厶和平不和平，他只是想满足得“诺贝尔奖”的虚荣心；那里没有铲除萨达姆的愿望，因为萨达姆意味著法国可以得到伊拉克的石油；那里仍在追逐拿破仑主宰、霸权欧洲的欲望。 他们在柏林，在那里，那个平庸党的施罗德靠把布什和希特勒相比而赢了大选；在那里，他们用纳粹标�依次廴杳拦�国旗；在那里，他们为了实现再成主子的梦想而和法国勾肩搭背。 他们在罗马，在那里共产主义者们正像悬念电影里的小鸟一样，好像已经从正门离开了，但其实又从窗户溜回来了；在那里，那个用他的虔信主义，为了基督教能一统全球而谄媚第三世界的罗马教皇，接见了伊拉克外长，好像这位萨达姆的副手是一只和平鸽，或者是一个要被狮子吞噬的殉难者，还派教士们陪他去朝拜圣．弗兰西斯的墓地。 在其他欧洲国家，情形大同小异。布什先生，你的敌人在欧洲到处都是。你轻描淡写的“不同观点”其实是纯粹的仇恨。因为在欧洲，先生，和平主义是反美主义的同义词；在那里，在正复活的最邪恶的反犹主义伴随下，反美主义的胜利和在伊斯兰世界一样。你的大使没有告诉你吗？欧洲已经不再是欧洲，它已经成了伊斯兰的一个省，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十三世纪的）摩尔人时代一样；它接纳了一千六百万穆斯林移民，和毛拉、伊玛姆、清真寺等拥挤在一起；它给成百上千的恐怖份子提供了安身之处，（欧洲的）政府们根本不知道怎厶查获和控制他们。欧洲的人们非常恐惧，他们挥舞著和平主义——等於反美主义同义词的和平主义——来感觉自我保护。 同时，欧洲根本不在乎美国在二战中为它牺牲的22万1千4百84个美国人。不仅不感激，而且美国人的墓地居然引起他们仇视；其结果就是，在欧洲没有人支持这场战争，甚至包括那些官方是美国盟友的国家，甚至包括那些称呼你为“我的朋友乔治”的总理们（像贝卢斯科尼）。在欧洲，先生，你只有一个朋友，一个盟友：布莱尔。但是布莱尔先生也是在领导著一个被摩尔人侵入的国家，一个隐藏著仇恨的国家；他的工党也和他对立。顺便说一句，布莱尔先生，我应该向你道歉：在我的《愤怒与自豪》一书中，我对你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写道，一旦你的政治利益受损，你就会放弃你的道义和勇气。而事实上，为了信念，你正在放弃那些利益，保持著完整的统一性。我真的向你道歉。我同时收回对你那些对伊斯兰文化过份赞美的评价：“如果我们的文化和推行蒙面纱的文化有同样的价值，那你为什厶在我的图斯坎尼（意大利城市）度假，而不去沙地阿拉伯？”现在我说：“我的图斯坎尼就是你的图斯坎尼，先生，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最後一个令我对这场战争犹豫的原因是，布什和布莱尔先生，和他们的顾问们给这场战争的定义：“一场解放战争，一场给伊拉克自由和民主的人道战争。”噢，别提了。战争都是残酷的，所有的战争，甚至正义战争，都有死亡、破坏、野蛮和眼泪。这场战争不是一场像二战一样的解放战争（它同样不是一场那些从来不向萨达姆和拉登吼叫的和平主义者们所说的“石油战争”，美国不需要伊拉克的石油）。这是一场政治战争。西方的敌人以911向西方宣布“圣战”开始，所以这是一场回应“圣战”的战争。这也是一场预防战。一支免疫剂，一个割掉萨达姆的手术。在各种癌瘤中，萨达姆是最明显和最危险的一个。更进一步来说，铲除这个障碍，布什和布莱尔先生相信，中东的格局就会像奥斯曼帝国垮台之後那样改变，使他们可以用基督精神、民主自由来征服中东。 我认为这又错了。自由不是礼物。自由没法用炸弹、用军人硬塞过去。正如我父亲要求那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加入抵抗运动时所说，我今天也对那些真诚地相信可以硬性扩展美式民主自由的人们说：人民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自由。民主、自由必须是他们的愿望，一个国家必须知道什厶是自由，什厶是民主。对於欧洲来说，之所以说二战是解放战争，并不因为是它带来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自由和民主，而是因为它重新恢复了欧洲，因为欧洲人知道什厶是自由，什厶是民主。当然，日本人不知道，这是事实。对於日本人来说，民主和自由是对广岛和长崎的一个补偿；同时日本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化，而且他们不属於伊斯兰世界。当我在书里写到宾．拉登只是冰山一角的时候，我指的这个冰山是那个1400年没有改变的伊斯兰冰山，那个1400年没有摆脱蒙昧的冰山。自由与民主和那个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和那个神权专制的国家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人民拒绝它，更甚者，他们想抹掉我们的自由和民主。 就像那些怀著固执的乐观主义、在德克萨斯的阿拉莫打了漂亮的一仗（1836年），最後全被墨西哥人杀死的勇士一样，美国人以为他们在巴格达会像在罗马、佛罗伦萨和巴黎那样受欢迎。“他们会欢呼我们，向我们抛鲜花”。或许是，在巴格达什厶事都可能发生。但是，之後呢？三分之二的伊拉克人是什叶派教徒，他们一直就梦想著建立伊斯兰伊拉克共和国。还记得吗？苏联也曾在阿富汗欢呼，他们也在那里强力推行了和平，甚至成功地使女性摘掉了面纱；但是，一段时间以後，俄国人不得不离开。塔列班来了。所以我不禁疑问，如果伊拉克不仅不学习民主，而成为一个塔列班的阿富汗怎厶办呢？如果美国不仅没有扩展民主，反而使中东这个癌肿扩散了怎厶办呢？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自豪的西方文明捍卫者，我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布什和布莱尔的新征战；没有任何不情愿，我会至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是我唯一丝毫没有疑问的。 （经《华尔街日报》授权）版权所有，转载请保留本行文字：Translated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2003 Dow Jones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载《观察》2003年3月14日） 2003-03-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中国为何不欢迎跨国公司的验厂审查？
11月27日，美国《商业周刊》一则报道使中国血汗工厂再度受到关注。不过，这次这篇题为“秘密、谎言和血汗工厂”的文章，其新颖之处在于指出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充满了欺骗，出现了专门帮助中国供应商做伪以逃避检查的“咨询公司”。 文章称，在过去4年中，中国供应商被捉住递交伪造工资单的比例从46% 上升到75%，估计只有20% 的中国供应商遵守薪水规定，而只有5% 服从对工作时间的限制。 这里涉及到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行SA8000标准受到严重阻力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血汗工厂似乎是企业主缺乏良心的产物，只要约束企业主的行为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这却很难解释与此相关的另外两方，即政府与工人对企业审查的消极反应。实际上，血汗工厂是中国现有经济模式及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产物。也因此，反对SA8000标准的力量，不仅来自于企业，还来自于中国政府，与之配合的工人也不多。 中国媒体曾很无耻地将美国跨国公司推行SA8000企业认证制度，说成是美国害怕中国强大，变相设置贸易壁垒。一篇题为“美欲向我抡SA8000大棒，珠三角恐成重灾区”的文章自2003年12月12日在广东一家媒体发表后，几年来在中国网站上时不时被翻出来炒作，在这一舆论主导下，中国不少媒体都将“SA8000”关于童工、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等标准，一律视为美国借此打压中国，是构筑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尽管有负责任的媒体如《新京报》对此作了澄清，认为在中国推行SA8000有利于保护中国劳工权益，但主流媒体还坚持这种所谓“爱国主义”的看法，如《环球》杂志驻伦敦记者于今年1月曾发表“美欧将中国妖魔化为世界血汗工厂，凸现恐惧心理”一文，仍然胡言“美欧批评中国是世界血汗工厂是害怕中国强大”，并指责许多造成中国劳工恶劣工作条件的罪魁祸首是西方公司。 中央政府的态度可以用国家认监委的表态加以说明。认监委曾声称，现阶段在中国不宜推行SA8000认证。SA8000认证与国家的《劳动法》、《消防法》、 《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基本一致，在很多方面还没有中国现行法律规定严格。发言的官员还说，如果中国企业不愿意遵守国外的社会责任标准，感情上可以理解。因为就连中国法律这一强制性规定，企业都没放在眼里。 地方政府出于增加税收的考量，对血汗工厂的存在假装不知，也不欢迎任何媒体对此报道，沃尔玛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004年2月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道沃尔玛的供应商的工人实际工资为每小时16.5美分（约1.36元人民币）。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查后发表一份报告，指责沃尔玛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地区的数家供应商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工资、强迫工人加班。尽管沃尔玛在法律上无须承担“血汗工厂”的罪名，但公众和媒体掀起的拒绝“血汗商品”的声讨，使沃尔玛感到巨大压力，转而要求它在全球的供应商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制度，只有达到它制订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才有机会取得订单，成为合作伙伴。沃尔玛的验厂行为，引起了中国众多加工企业的恐慌，而这些企业又是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台柱。所以地方政府与媒体几乎一边倒批评沃尔玛对中国企业实施的“社会责任壁垒”。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舆论的环境中，这种一边倒的批评很容易构成认识的混乱。 沃尔玛执行社会道义的行为也引起了受害工人的恐慌，因为沃尔玛的社会责任标准，使企业陷入困境，工人们将失去工作。而在就业艰难的今日之中国，“包身工”式的工作境遇尽管非常糟糕，但在中国农村有2亿多劳动力无业可就，城市也有数千万失业者的情况下，有工作毕竟要比失业强得多。工人们既痛恨黑心厂主的虐待苛剥，但更害怕失业。也因此，只要工厂主未将工人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工人们大多不会向审查员主动提供情况。所以，跨国公司的验厂审查员要调查清楚中国企业的真实情况十分困难。 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支持，跨国公司在中国想实施市场道义，不仅收效甚微，还有可能被中国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有意在民众中制造误解，引起反感。 （《华夏电子报》2006年12月7日，总 169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曹长青等谈“中国式戈尔巴乔夫”
（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报导）中东、北非一些独裁专制国家在此起彼伏的「茉莉花革命」下解体或摇摇欲坠。被视为独裁专制最大堡垒的中共，也面临民间几度的「茉莉花散步集会」。中共当局在两会上明确表态不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并警告若制度动摇，对掌控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外媒对此表示，西方人现在不得不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会不会发生动乱，而是何时发生。 近日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被俄罗斯授予最高荣誉奖，同时俄罗斯民众向他表示感谢。在茉莉花革命影响下，中国的未来会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也成为民众关注的议题。一些海内外专家、学者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对此进行各自的解读。 前苏联模式PK 「中国模式」 流亡海外多年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宪政促进会理事长王军涛先生表示，22年前社会主义的阵营中同时出现了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中国是采取了经济改革先行，到了一定时候人们要求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选择了用镇压的方式扼杀了政治改革。前苏联的政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没有启动经济改革先进行了政治改革，之後建立了民主化。 王军涛指出∶「因为苏联在进行政治改革时，经济上是很困难的，实际上是把经济上的问题公开化透明化。而中国在镇压了民主运动之後，经济当时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一度使人们误以为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进行政治改革导致经济上的问题是失败的，而中国政治上的镇压保持了政治稳定维护了经济发展，创造经济繁荣是正确的。」 王军涛认为，实际上苏联的经济问题在改革之前就有，政治改革之後创造了更好的政治条件去解决这些问题。「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前苏联他的改革度过了镇痛之後，开始走向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道路，而中国政治上由於没有改革，虽然经济上在发展，但是腐败、贫富差距、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还有像环境、失业，少数权贵垄断了发展的机会和果实，多数的老百姓承担了发展的代价和痛苦。这样一个发展越来越不为人们忍受。」 王军涛认为，从前苏联的局面看出来，人们感谢戈尔巴乔夫，表明了戈尔巴乔夫为後来的发展创造了好的政治条件，而中国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包括在10年前还欣赏邓小平的这些人都认为，邓小平这个发展模式不能再继续进行，22年前邓镇压民主运动是一个罪行。 出现中国戈尔巴乔夫的条件 专栏作家、著名政论家曹长青表示，「俄国戈尔巴乔夫刚满八十岁，俄国民间表示感谢他，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因为戈尔巴乔夫推动了俄国的变化。没有他也会变化，但是可能会推迟或者不会那麽快。所以俄国人感谢他，由於他的出现，他提出新思维，写了这本书推动了俄国人的变革，这方面我们要肯定戈尔巴乔夫。」 同时他也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俄国经济困境，人民强烈不满，包括俄国知识份子、异议人士强烈的抗争下，及西方的制裁和压力下不得不被迫做的改革。 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不能把希望放在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上，而是放在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足够了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他说∶「理由有二点∶第一戈尔巴乔夫不是自动、自然的、主动的结果。第二戈尔巴乔夫那个新思维，主要的观点不是给人民自由和民主，是为了保护共产党而不得不开放改革，但是由於开放改革给人民一定的空间，人民站起来把共产党埋葬了。」 曹长青表示，戈尔巴乔夫当年是个开明的领导人，但是最後他没有放弃共产党还想把党改革好，他比喻戈尔巴乔夫想把狼变成一个善良的狼，但是失败了，他说∶「狼是不能变成善良的狼，只能被结束，但他想推动狼成为善良的狼的过程中，给了羊们一定的自由，一定的机会。所以这些羊起来把狼的制度结束了。」 希望放在人民觉醒的力量上 曹长青说，「所以在今天我们谈戈尔巴乔夫对中国人的启示是，不能把希望全部放在高层领导人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上、出现他们的变化上，而是把希望放在要人民知道共产党是邪恶，邪恶是不可改变，只能结束，这个真实上。」 「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这个真实，有了这个智慧就会有了勇敢，勇敢是来自智慧。那麽就会依靠人民的智慧、人民的勇敢，站起来结束这个中共政权。」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高层变化，当然有变化更好，而是把希望放在人民觉醒的力量上。当人民觉醒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就会迫使、会促进中共党内高层的一定的变化，可能有一定的开明领导人，为了保住那个党，或为了保住自己，而不得不进行相当的政治改革。」 没有戈尔巴乔夫 前苏联必定也会改变 大陆知名作家傅国涌指出，苏联当年的情况跟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很多不同。苏联没有一个像类似於今天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苏联当年有一个特权集团，政治上掌权的一个特权集团，但是他们对於经济上的利益没有今天这麽大。前苏联也没有像今天中国这麽腐败，前苏联的道德嘛也没有像今天中国这麽堕落，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认为∶「因为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历史，今天受到俄罗斯人民的尊敬，包括俄罗斯官方对他的尊重。他把极权的一党专政国家带入了一个多党治的自由、民主的国家，这个是他对苏联也对全人类是最大的贡献。他对整个俄罗斯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一个影响。如果当时历史的转型和我们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一个人物，苏联也必然会瓦解，苏联也必然会改变，但是这个历史的进程可能会慢许多。」 「那麽对今天中国的历史当中，没有产生出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那麽我们的历史进程呢就会慢一些，但是这个慢一些，并不意味著中国就不会改变，中国必定也会改变，事实上没有一个千年的王国，中国也没有一个几百年以上的王朝，最漫长的一个清朝、明朝、唐朝也只有两三百年。」 傅国涌还表示，有戈尔巴乔夫式一个领袖人物在历史的关键时候主张和平演变的话，那会给历史的转型很多正面的一个效果，他能给社会的震荡减到最低程度，也给社会这种冲突矛盾对立的这种状况减少到最低程度，他让统治集团内部能够和平的交出政权。无论是主动的被动的，变革是必然的，没有一个历史是不动的，没有静止不变的历史。 中国未来是否会出戈尔巴乔夫式人物 王军涛认为，中国是否出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他解释说∶「一个国家和平开放转型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高层中间要有分化。」他表示通过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来看，都是统治集团内部导致的分化，一部份人比较开明他宁愿丢掉政权也不向人民开枪，最後他们走向了民主化的道路。他认为当时中国处境也差不多，但统治者邓小平就选择了暴力镇压。 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繁荣只是假像，他说∶「中国虽然好像有发展的果实，但是少数权贵垄断发展果实，多数老百姓还是在受苦。这个结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了。」 王军涛认为中国现在也有人想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举例温家宝曾在去年连续14次提政治改革、提出「普世价值」，但就这样，他的言论在政治局常委9个人中7个人反对。 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专栏作家、著名政论家曹长青表示，这次从突尼斯革命开始然後到埃及到穆巴拉克独裁者下台，然後民主的浪潮整个冲击中东，现在利比亚人民都在推翻独裁者，整个北非和中东的这些变化，会强烈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尤其影响中国的知识份子。 他认为，现在网络的发达和手机的普及，使得中国人不再像二十年前天安门事件那样根本不知道外部信息，据官方公布，中国上网人数就超过四亿五千万人。而中国官方媒体对利比亚的事情、对埃及的事情也有一些简单的报导，在这个情况下对老百姓有相当影响，特别是最封闭的利比亚人民都起来了，而且遭到那麽严酷的镇压，仍然要求自由。 曹长青认为，只要是人，内心都有对自由的渴望、想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想社会更公平，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贫富巨大悬殊、那麽多的腐败、不公不义的社会。但因为共产党长期血腥的镇压、长期的洗脑导致中国人被吓住了，谈起共产党就是谈虎色变，恐惧是中国人普遍的一种特徵。第二是被长期洗脑不觉醒，谈起中国就是官方御用文人的那套，说我们是大国没有共产党谁来领导？那就天下大乱、那我们就完了。 全世界整个欧洲共产党国家全都跨台了，哪一个国家没有了共产党，也没有乱啊！不仅没有乱，还都比原来好！美洲三十五个国家除共产党古巴外，三十四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行选举制度都没乱。非洲，撒哈拉沙漠附近的国家差不多一半多都是民主选举，全世界大国没有选举的只有中国，然後就是最黑暗的北韩。尤其在中国对岸的台湾，选举都多少年了，每一次选举都是成gong的，这些信息会强烈、浅移默化地影响、刺激中国人。 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有上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了。只要你勇敢的起来反抗就有机会，今天中国需要的不是讲那麽多策略，而应该是强调勇敢，强调真实，认清共产党的真实就是邪恶、就是狼。狼是不能改造的，狼没有变成羊的可能性。 他强调说∶「跟独裁者没有良性的互动，只有它走人，只有结束它。恳求、跪求都不起作用，因为独裁者认的不是这种语言，它们只认实力，你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不能老是依靠政权、共产党的开恩，来产生中国开放改革，应该把目光转向人民，依靠人民觉醒後产生这个力量。」 曹长青认为东欧、埃及还是今天变革的利比亚，都是这麽走过来的。因此他说∶「所以今天需要向中国人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不要老把眼光盯在统治者，希望开明皇帝，我们需要的是明白事理，知道真实後勇敢站起来的人民！」 王军涛表示，依循中国的老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心态来看待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未来的走向，他说∶「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我们只能按照自己的信念、勇气、希望、智慧去创造历史。最後结果怎麽样，中国有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替天行道最後实现自己的目标。至於说是在这次战役中还是在下次战役中，我相信茉莉花革命是通向我们成gong、即使不是成gong的一步也是最重要的的一步。」 ¬——原载《大纪元》2011年3月12日（原题∶茉莉花飘香下 专家谈中国式戈尔巴乔夫） 2011-03-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