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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专论」：台湾要再等二十年吗？
七月一日，对中国人来说是个不祥的日子：八十六年前的这一天，共产党在中国成立，今天仍专制统治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十年前的今天，香港「回归」，成为共产党控制的一部份。在全球一百二十九个国家都已民主选举的今天，中国什麽时候会有自由，不仅对十三亿中国人，对台湾的前途也是个关键，因为它是影响台湾政治的最大外部因素。 ●「星巴克咖啡」刺激不出民主 西方，尤其美国学界，对中国前途有两种主要看法：一种以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专著为代表的「剧变模式」，认为中国严重贫富不均，民怨沸腾，或许会由於经济动荡而导致中国崩溃。 另一种比较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平稳模式」，认为中国持续经济增长和开放，会产生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民主诉求会增高，最後促成中国制度改变，实现政治自由。用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现该报专栏作家纪思道的说法，今天中国人已喝美国「星巴克咖啡」，当人们的咖啡选择多於领袖选择，政治变革则不可避免；有美国人把它称之「麦当劳必胜」，认为「中国人吃的东西（汉堡包）跟我们越来越像，他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美国政学商界很多人持这种乐观预测，从柯林顿到布希政府的「中国政策」，基本也在这个轨道。 ●中国和当年南韩、台湾的三点不同 最近，美国出现第三种声音：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孟捷慕（James Mann）在新著《对中国的幻想》（The China Fantasy）一书中提出「第三模式」，即中国在今後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是经济开放和政治镇压持续同步进行的「双轨模式」。他反驳「剧变模式」说，中国政权短期内不可能崩溃。虽中国民众示威事件不断，但因没有开放党禁报禁，缺乏整体性组织运作和充分信息流通，分散的抗议行动，无法对抗有军队及核武的中共政权。「剧变模式」更多是期待，而不是现实。 他用更多篇幅反驳中国会自然走向民主的「平稳模式」，认为这是西方学者和「美国主政者对中国的幻想」。主张「平稳模式」者多用当年南韩、台湾的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转型作为例证，但孟捷慕提出三点反驳： 首先，中国只是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经济有较大发展，内地并没富有。中国十三亿人，八到九亿是农民，人均收入等整体水准，完全不到当年南韩、台湾的程度。现在中国十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重庆、广州、成都、西安、长春）约六千二百万人，只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些喝「星巴克咖啡」的城市精英，少到像「桶中的一滴水」，无法有效促成民主。 其次，当年南韩、台湾都受美国军事保护，因而美国政府有向他们施压、促其政治开放的空间和能力。但今天对中国，美国则完全没有这种制约和影响力。 三是中国城乡差别巨大，官方政策一向有利城市，城里精英比乡下农民有太多特权。如果中国发生动荡，那些喝「星巴克咖啡」的富裕精英为维持既定利益，不仅不会成为改革先驱和推动者，反而可能恐惧民主（缩小城乡差别，使他们失去特权），而倾向选择一个军事威权政府，来保护经济发展与稳定。 孟捷慕认为，很多西方学者所以信奉「平稳模式」，因为他们到中国去，接触到的多是官方学者，看到的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而不是乡下的贫穷和十亿农民。「从中国回来的西方游客印象更深刻的是苍蝇的缺席，而不是自由的缺席。」他们看了上海、北京之後就宣称「中国将会像南韩、台湾一样，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就好像有人只到过纽约、波士顿，就对整个美国下结论一样。」 孟捷慕的结论是，「美国想用经济合作而使中国民主的思路可能是错误的。」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还会像现在这样，经济开放，但同时政治高压，一党专制。这样一个中国的存在「对人类的自由事业是不祥的」，因北京政权不仅现在就给津巴布韦、苏丹、缅甸、古巴、北韩等流氓国家撑腰壮胆，并由於它的专制模式不受到自由世界的严肃挑战，而给埃及、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威权国家，提供持续的希望。 ●要跟著马英九们「傻等」吗？ 孟捷慕对中国有长期的观察，其关於中美关系的名著《转向》（About Face）被视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必读之选，曾登《纽约时报》畅销榜。这次他的《对中国的幻想》刚问世，就引起美国学界的重视，一些重要媒体，都对「双轨模式」进行报导和讨论；甚至推测它对布什政府的中国政策将有什麽影响。不久前，孟捷慕还到「美中经济及安全审委会」的听证会，阐述他的中国「双轨模式」。 再有两个星期，就是台湾「解严」二十周年。台湾怎麽走下一步？绿营多数民众支持正名制宪，使台湾成为正常国家。而蓝营的马英九们则追求「终极统一」，目前保持现状，说不要触怒北京，等中国民主後，再决定两岸关系。可孟捷慕预测，「今後二十年或更长时期」，中国都可能是经济开放、政治仍专制的「双轨模式」。如果国民党们等到那个时候，今年五十八岁的马英九都快八十了。而且到了中国民主之後，北京是否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也是一个未知数。那麽台湾要再等二十年吗？ ——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7月1日「星期专论」 2007-07-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曹长青等谈“中国式戈尔巴乔夫”
（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报导）中东、北非一些独裁专制国家在此起彼伏的「茉莉花革命」下解体或摇摇欲坠。被视为独裁专制最大堡垒的中共，也面临民间几度的「茉莉花散步集会」。中共当局在两会上明确表态不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并警告若制度动摇，对掌控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外媒对此表示，西方人现在不得不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会不会发生动乱，而是何时发生。 近日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被俄罗斯授予最高荣誉奖，同时俄罗斯民众向他表示感谢。在茉莉花革命影响下，中国的未来会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也成为民众关注的议题。一些海内外专家、学者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对此进行各自的解读。 前苏联模式PK 「中国模式」 流亡海外多年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宪政促进会理事长王军涛先生表示，22年前社会主义的阵营中同时出现了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中国是采取了经济改革先行，到了一定时候人们要求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选择了用镇压的方式扼杀了政治改革。前苏联的政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没有启动经济改革先进行了政治改革，之後建立了民主化。 王军涛指出∶「因为苏联在进行政治改革时，经济上是很困难的，实际上是把经济上的问题公开化透明化。而中国在镇压了民主运动之後，经济当时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一度使人们误以为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进行政治改革导致经济上的问题是失败的，而中国政治上的镇压保持了政治稳定维护了经济发展，创造经济繁荣是正确的。」 王军涛认为，实际上苏联的经济问题在改革之前就有，政治改革之後创造了更好的政治条件去解决这些问题。「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前苏联他的改革度过了镇痛之後，开始走向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道路，而中国政治上由於没有改革，虽然经济上在发展，但是腐败、贫富差距、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还有像环境、失业，少数权贵垄断了发展的机会和果实，多数的老百姓承担了发展的代价和痛苦。这样一个发展越来越不为人们忍受。」 王军涛认为，从前苏联的局面看出来，人们感谢戈尔巴乔夫，表明了戈尔巴乔夫为後来的发展创造了好的政治条件，而中国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包括在10年前还欣赏邓小平的这些人都认为，邓小平这个发展模式不能再继续进行，22年前邓镇压民主运动是一个罪行。 出现中国戈尔巴乔夫的条件 专栏作家、著名政论家曹长青表示，「俄国戈尔巴乔夫刚满八十岁，俄国民间表示感谢他，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因为戈尔巴乔夫推动了俄国的变化。没有他也会变化，但是可能会推迟或者不会那麽快。所以俄国人感谢他，由於他的出现，他提出新思维，写了这本书推动了俄国人的变革，这方面我们要肯定戈尔巴乔夫。」 同时他也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俄国经济困境，人民强烈不满，包括俄国知识份子、异议人士强烈的抗争下，及西方的制裁和压力下不得不被迫做的改革。 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不能把希望放在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上，而是放在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足够了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他说∶「理由有二点∶第一戈尔巴乔夫不是自动、自然的、主动的结果。第二戈尔巴乔夫那个新思维，主要的观点不是给人民自由和民主，是为了保护共产党而不得不开放改革，但是由於开放改革给人民一定的空间，人民站起来把共产党埋葬了。」 曹长青表示，戈尔巴乔夫当年是个开明的领导人，但是最後他没有放弃共产党还想把党改革好，他比喻戈尔巴乔夫想把狼变成一个善良的狼，但是失败了，他说∶「狼是不能变成善良的狼，只能被结束，但他想推动狼成为善良的狼的过程中，给了羊们一定的自由，一定的机会。所以这些羊起来把狼的制度结束了。」 希望放在人民觉醒的力量上 曹长青说，「所以在今天我们谈戈尔巴乔夫对中国人的启示是，不能把希望全部放在高层领导人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上、出现他们的变化上，而是把希望放在要人民知道共产党是邪恶，邪恶是不可改变，只能结束，这个真实上。」 「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这个真实，有了这个智慧就会有了勇敢，勇敢是来自智慧。那麽就会依靠人民的智慧、人民的勇敢，站起来结束这个中共政权。」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高层变化，当然有变化更好，而是把希望放在人民觉醒的力量上。当人民觉醒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就会迫使、会促进中共党内高层的一定的变化，可能有一定的开明领导人，为了保住那个党，或为了保住自己，而不得不进行相当的政治改革。」 没有戈尔巴乔夫 前苏联必定也会改变 大陆知名作家傅国涌指出，苏联当年的情况跟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很多不同。苏联没有一个像类似於今天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苏联当年有一个特权集团，政治上掌权的一个特权集团，但是他们对於经济上的利益没有今天这麽大。前苏联也没有像今天中国这麽腐败，前苏联的道德嘛也没有像今天中国这麽堕落，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认为∶「因为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历史，今天受到俄罗斯人民的尊敬，包括俄罗斯官方对他的尊重。他把极权的一党专政国家带入了一个多党治的自由、民主的国家，这个是他对苏联也对全人类是最大的贡献。他对整个俄罗斯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一个影响。如果当时历史的转型和我们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一个人物，苏联也必然会瓦解，苏联也必然会改变，但是这个历史的进程可能会慢许多。」 「那麽对今天中国的历史当中，没有产生出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那麽我们的历史进程呢就会慢一些，但是这个慢一些，并不意味著中国就不会改变，中国必定也会改变，事实上没有一个千年的王国，中国也没有一个几百年以上的王朝，最漫长的一个清朝、明朝、唐朝也只有两三百年。」 傅国涌还表示，有戈尔巴乔夫式一个领袖人物在历史的关键时候主张和平演变的话，那会给历史的转型很多正面的一个效果，他能给社会的震荡减到最低程度，也给社会这种冲突矛盾对立的这种状况减少到最低程度，他让统治集团内部能够和平的交出政权。无论是主动的被动的，变革是必然的，没有一个历史是不动的，没有静止不变的历史。 中国未来是否会出戈尔巴乔夫式人物 王军涛认为，中国是否出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他解释说∶「一个国家和平开放转型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高层中间要有分化。」他表示通过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来看，都是统治集团内部导致的分化，一部份人比较开明他宁愿丢掉政权也不向人民开枪，最後他们走向了民主化的道路。他认为当时中国处境也差不多，但统治者邓小平就选择了暴力镇压。 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繁荣只是假像，他说∶「中国虽然好像有发展的果实，但是少数权贵垄断发展果实，多数老百姓还是在受苦。这个结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了。」 王军涛认为中国现在也有人想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举例温家宝曾在去年连续14次提政治改革、提出「普世价值」，但就这样，他的言论在政治局常委9个人中7个人反对。 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专栏作家、著名政论家曹长青表示，这次从突尼斯革命开始然後到埃及到穆巴拉克独裁者下台，然後民主的浪潮整个冲击中东，现在利比亚人民都在推翻独裁者，整个北非和中东的这些变化，会强烈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尤其影响中国的知识份子。 他认为，现在网络的发达和手机的普及，使得中国人不再像二十年前天安门事件那样根本不知道外部信息，据官方公布，中国上网人数就超过四亿五千万人。而中国官方媒体对利比亚的事情、对埃及的事情也有一些简单的报导，在这个情况下对老百姓有相当影响，特别是最封闭的利比亚人民都起来了，而且遭到那麽严酷的镇压，仍然要求自由。 曹长青认为，只要是人，内心都有对自由的渴望、想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想社会更公平，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贫富巨大悬殊、那麽多的腐败、不公不义的社会。但因为共产党长期血腥的镇压、长期的洗脑导致中国人被吓住了，谈起共产党就是谈虎色变，恐惧是中国人普遍的一种特徵。第二是被长期洗脑不觉醒，谈起中国就是官方御用文人的那套，说我们是大国没有共产党谁来领导？那就天下大乱、那我们就完了。 全世界整个欧洲共产党国家全都跨台了，哪一个国家没有了共产党，也没有乱啊！不仅没有乱，还都比原来好！美洲三十五个国家除共产党古巴外，三十四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行选举制度都没乱。非洲，撒哈拉沙漠附近的国家差不多一半多都是民主选举，全世界大国没有选举的只有中国，然後就是最黑暗的北韩。尤其在中国对岸的台湾，选举都多少年了，每一次选举都是成gong的，这些信息会强烈、浅移默化地影响、刺激中国人。 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有上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了。只要你勇敢的起来反抗就有机会，今天中国需要的不是讲那麽多策略，而应该是强调勇敢，强调真实，认清共产党的真实就是邪恶、就是狼。狼是不能改造的，狼没有变成羊的可能性。 他强调说∶「跟独裁者没有良性的互动，只有它走人，只有结束它。恳求、跪求都不起作用，因为独裁者认的不是这种语言，它们只认实力，你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不能老是依靠政权、共产党的开恩，来产生中国开放改革，应该把目光转向人民，依靠人民觉醒後产生这个力量。」 曹长青认为东欧、埃及还是今天变革的利比亚，都是这麽走过来的。因此他说∶「所以今天需要向中国人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不要老把眼光盯在统治者，希望开明皇帝，我们需要的是明白事理，知道真实後勇敢站起来的人民！」 王军涛表示，依循中国的老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心态来看待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未来的走向，他说∶「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我们只能按照自己的信念、勇气、希望、智慧去创造历史。最後结果怎麽样，中国有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替天行道最後实现自己的目标。至於说是在这次战役中还是在下次战役中，我相信茉莉花革命是通向我们成gong、即使不是成gong的一步也是最重要的的一步。」 ¬——原载《大纪元》2011年3月12日（原题∶茉莉花飘香下 专家谈中国式戈尔巴乔夫） 2011-03-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上合普习会为何举世瞩目？
何清涟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多年来存在感不强，但今年却被特别关注。这倒不是上合今年有什么大动作，而是习近平、普京二人将于9月15日在上合组织开会的乌兹别克会面。自从今年2月23日俄乌战争开打以来，西方都希望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失去中国购买能源的资金输血，最后在俄乌战争中大败。基于此，有媒体认为最近俄罗斯乌战失利，“习近平此刻去见普京比较尴尬”，因为无法回应普京希冀的“合作”。这希冀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因为完全忽视了中国在中俄关系中考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中国今年就中俄关系的表态 俄乌战争开打前的2月4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称：“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断攀登新高”，并“回顾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已同普京总统会晤38次，通电话和往来函电逾百次，无论在交往次数上，还是交流深度、广度、温度上，在大国领导人之间都绝无仅有”。6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乐玉成被任命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不再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日经资深记者中泽克二发文认为，曾经是下一任外长热门人选的乐玉成作为俄罗斯问题专家，过于亲俄以至于误判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失去了一些信任。除此之外，由于乐玉成和外交部长王毅都没有与美国进行外交的经验，他的调任也反映了中国希望更重视与美国关系的意图。这一看法被广为引用，媒体经常从中国外交官员的字里行间寻找中国对俄罗斯有所保留的蛛丝马迹，在各种猜测中度过了大半年。 9月1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结束对俄罗斯访问。据新华社报道，栗战书在访问期间谴责西方对俄的制裁，而俄罗斯则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谴责佩洛西访台。栗战书在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了普京，并在莫斯科与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分别举行会谈，也会见国家杜马五大党团负责人。 9月12日，主管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与即将离任的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会面时表态称：”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笃定前行”，”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做细做实两国高水平战略协作内涵，维护双方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关键词是“做细做实”。 此时，距离传说的15日习普会只差三天，习普会将在“友好氛围中”举行已无疑问。在此，我要借用一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重大意义来分析中俄关系。佩洛西女士访台前后曾经宣布：不能让中国政府规定我们可以怎样做，不可以怎样做。这个目的达到了，随着佩洛西访台，现在各国国会议员络绎访台，中国只好装不看见了。 同理，中国也会抱持同样态度：西方想要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中国为什么要按照西方的意愿做事？更何况，习近平应该对毛泽东这句十二分著名的语录稔熟于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按敌人的意愿走步，这也是中国政府的原则。 北京很清楚唇亡齿寒的关系 中国至今未正式将俄罗斯列为盟友，但很清楚美国对两国的真实态度，正是这个共同的敌人让两国走到一起了。对这一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看得非常清楚，今年4月中旬，新加坡政府发布了李显龙4月初访美时出席《华尔街日报》编辑对话会的访谈实录。在这场对话中，李显龙表示，希望美国不要把俄乌冲突描述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要因这场冲突试图孤立中国，使两个大国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复杂化。他还表示，不要顺理成章地把中国在冲突中的立场定义为“中国已经站在错误的一边”。 在8月份的国庆讲话中，李显龙谈得更清楚，“中美关系作为给全球事务定调的一对超级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需要在许多紧要的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疫情、核扩散等问题”，然而，如今中美关系紧绷使得这些合作“几乎变得不可能了”，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坏消息。他还特别提到，由于拜登称俄乌战争是专制与民主的战争，这让中国心生警惕：既然这是专制国家而来，对付完俄罗斯就轮到中国了。这必然会促使中国支持俄罗斯。 北京经营中俄关系多年，成了多层次的利益同盟 中国一直在两个层面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地缘政治上，中国一直寻求向欧亚地区的进展，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就是这一需要的产物。但上合组织由于参与国之间历史与现实恩怨夹缠不清，各国矛盾犬牙交错，几乎做不成任何事情，成了北京弃之不舍，食之无味的鸡肋。中俄双方从2009年开始，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金砖联盟（简称BRICKS）内寻求合作，小有所成，今年俄罗斯在反西方制裁时，得BRICKS不少助力，甚至催生了正在拟议中的BRICKS Pay，这是一套计划在金砖国家统一零售支付和汇款平台的框架下，对各国支付系统进行初步整合的支付系统，于2019年提出构想，但直到俄乌战争开始后，才得以成行，从此，金砖五国内的贸易与各种经济来往可以不用美元而用各国的本币支付。 第二个层面是能源合作。俄罗斯是能源大国，中国是能源需求大国。对国际社会能源供求当中潜藏的巨大风险，中国可能比其他国家比如德国欧盟更为警惕，大概于21世纪 之初，就希望与俄罗斯进行各种能源合作，但这条路并不顺利。那时俄罗斯-普京这只“双头鹰”，朝向西方的那只头睁大眼睛，朝向东方（中国）这只眼睛则是闭合的。以2012年中国向俄购买天然气为例，中国谈判处于不利地位，环球财经这篇《中俄能源合作尚待走出纸上谈兵》（2012年7月16日）谈到，自1996年4月中俄两国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后的十余年间，中俄两国又在能源领域签署了众多合作协议。但就当时情况来看，真正落地的项目寥寥无几，中俄能源合作成了“光说不练假把式”。反观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无论在石油或天然气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企业不断进入俄罗斯，与俄企业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中日俄石油管道博弈反反复复持续了近10年之久，从“安大”到“安纳”，再到“泰纳”，最终在2009年告一段落，但中俄双方关于管道费用问题又产生了矛盾。 那时候，并不只有俄罗斯“双头鹰”将头朝向西方，中美那时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每年举行高层战略对话。既然都希望与美国交好，自然都不太看重对方，尤其是俄罗斯那时真没把中国放在眼中。这一情形直到2014年2月克里米亚危机 （Crimean crisis ）发生后，俄罗斯受到西方严厉制裁，才不得不对北京放低身段，2014年9月1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力量”输气管道，俄总统普京出席了管道开工仪式，向出席仪式的来宾和工作人员祝贺工程开工；时任中国副总理的张高丽在开工仪式上说，中国将于2015年上半年开始修建该输气管道中国境内段。这合同由习近平与普京亲自签署，根据合约，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 以后的中俄能源合作总算结束了磕磕碰碰，进入顺利状态。其后中俄之间的各种合作开始，包括中俄贸易形式的灵活变通，比如双方贸易采取本币购买、货币互换、以货易货，总之是怎样便利怎样来。但从总体上来看，中俄之间的关系只能算“非正式联盟”，数月前中国驻德大使还发言澄清：中俄不是盟友。出于地缘政治需要，加上双方对美国都高度不满，中俄现在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双方都非常谨慎小心地经营这种关系。 综上所述，此次上合组织会议期间普习会面，习近平不可能如西方所期待的那样对中俄关系降温。由于俄乌战争形成的世界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如果说美国欧盟还在留恋以前西方主导世界格局的昔日辉煌，中俄却已经看清楚自己需要谋求的新位势。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9月1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913202213480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与其仰望星空，还不如擦去大地的污秽”――寄语中国总理温家宝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仰望星空”一诗再次让中国媒体“感动”了一回。但这些被“感动”的媒体总是忘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如同温家宝在2006年11月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时提倡“讲真话”时，故意“忘记”了自己作为二号领导人的政府如何采用种种卑劣手法，极力剥夺人们的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这次温家宝在号召大学生们要有“仰望星空”的情怀时，同样也忘记了几点： 首先，一个人仰望星空需要脚下的大地承托。如今的大学生们立足的“大地”之状况似乎已被温总理“忘记”：昂贵的学费让中产之家都难以承受，不少女大学生为筹措学费被逼卖淫；接下来就是毕业即失业的困难窘境，大学生就业率一年比一年走低；不少人因无法就业因而只好做“啃老一族”，连自尊自信都难以保持；还有那时时在腐蚀人心灵的遍地腐败，这污泥浊水泛滥且让人越陷越深的沼泽地，又如何能承托起大学生们“仰望星空”的身躯？ 温总理在慰勉大学生时，显然“忘记”了人的需求有层次递进关系。马斯洛曾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第一层次是生理的需求，这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可简要概括为衣、食、住、行、性五个字；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求。比如咱们中国人的安全需求，至少应该包含几点：能够生活在一个犯罪率较低的社会环境里，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失业以后能有救济，私人财产能得到保护，不会因政府强征而失去土地、住房等；第三层次是情感的需求；第四层次的是获得他人的尊重；第五层次的需求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现在除了少数家世背景属于精英家庭且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大学生，我相信80％以上的大学生都正在为如何满足第一层次的需求而伤透脑筋，不少中国人也正在为满足第二层次的需求而终日营营碌碌――如果温总理在号召大学生“仰望星空”时，没忘记承诺自己领导的政府将为中国清除已漫溢至大腿的污泥并夯实脚下的土地，他的以诗言志倒真可能让我感动。 其次，温总理仰望的星空里到底有些什么？我仔细阅读，发现除了“庄严、圣洁、敬畏、真理……”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诗界盛行的华丽词藻之外，看不出他描画的星空里到底有什么星辰。从思想的无垠与自由而言，每个人头上都有片星空，我在自己的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及同名文章里，很清楚地表明我仰望的“星空”，就是作为普适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为了这仰望，我也从未忘记尽绵薄之力清除脚下的污浊。而温家宝总理所仰望的“星空”，尽管在诗里未具体描绘，但根据他历次讲话，包括当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谈到“实现民主……中国人民还未准备好”在内，只能解释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内一些媒体可能担心读者受到我那本《仰望星空》的误导，连忙出来诠释温总理的“仰望星空”，是要大家“怀抱着共产主义的理想，相信前途的光明，……愿意为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如果是这样，我看中国人也不必再仰望温总理的“星空”了，因为从毛泽东要中国人仰望只有“红太阳”的天空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只能仰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星空”，并被禁止仰望其它的任何星空。如此这般仰望下去，再不关注立足之地发生的事情，中国人真的要失去脚下的“大地”了――这可不仅仅是意喻，目前生态灾难频发，中国人的生存基座已受到严重威胁。 就在温家宝总理以“仰望星空”诗意地抒怀之时，中国关闭了一万几千家网站与许多博客，于是我就不由得联想到一点：中国当局用它的奖惩机制关闭了许多人头上的星空，只留下党用强权画出来的“社会主义星空”供人仰望，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温总理呼唤人们仰望星空，只能被理解为他希望人们因“仰望”而忽视已经漫溢到大腿的污泥浊水。 基于此，笔者借用约翰·布尼安（《朝圣之旅》中人物）之言遥寄温总理：与其仰望“星空”，还不如擦去脚下的污秽。这是一国总理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7年9月13日 总 209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0👍 0💬 0扼杀自由的两只手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股势力的结合，一直给人类带来灾难∶一个是政教合一，一个是政经合一。 政教合一的恶果很明显∶在近二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政权和宗教两大势力的结合，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危害，它限制了科学的发展，禁锢了人的思想，造成文化专制和经济落后；因为它窒息了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工业革命前的人类贫穷、饥饿、落后、专制，都可从政教合一中找到原因；或者说是它的直接后果。 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才开始结束政教合一。虽然今天在伊朗等伊斯兰世界，毛拉们仍有巨大的权力，但政教合一这种制度，已被人们普遍认为必须扬弃。 政府不可主导宗教活动，在美国，甚至被写入宪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开宗明义，就规定政府不可把任何一种宗教列为“国教”，禁止政府主导宗教、在全国确立任何一种宗教。同时也规定，政府不可限制宗教自由。 “政教合一”已成为过时恐龙。但“政经合一”，也就是政府主导经济，不仅在西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至今仍没有像政教合一那样受到严峻的挑战。美国的宪法，也没有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 但作为美国最早、最有奠基意义的文献《独立宣言》则明文写著，人有不可剥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原意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这三大权利，奠定了美国文明，或者说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按照这“三大权利说”，政府就没有干预人们私有财产、主导经济的权力。因为人的私有财产所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就是因为它和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三大权利密切相关，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个人财产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人的私有财产都无法受到保护的话，他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全部受到威胁。所以说，个人财产，不仅是人权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人权。这个人权不受到绝对的保护，其它人权都是妄谈。 对于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在西方一直有辩论。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以马克思、凯恩斯、罗尔斯（John Rawls）这“三斯”为代表，主张政府干预市场、主导经济，理由是只有通过国家力量（包括高税收等）进行社会财产二次分配（福利制度），才能实现社会平等与正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等，不仅对资本主义激烈谴责，甚至提出要砸碎现有秩序，进行一场革命，建立一个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乌托邦社会（计划经济和计划国家）。《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凯恩斯虽然没有高喊革命和消灭私有制，但基本也是在这种“计划”思路。美国三十年代经济萧条之际，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为罗斯福推行大政府的“新政”，以及后来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提供了理论和蓝图。 罗尔斯的出现，是很晚的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哈佛教授罗尔斯发表了《正义论》，提出两个领域的正义∶一在思想领域，人有政府绝不可剥夺的思想和言论等自由。二在经济领域，为实现社会正义与平等，政府应出面，利用国家权力，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等政策，劫富济贫；只要对穷人有利，即使剥夺富人、中产阶级（创造财富者）的财产，也是可以的；也就是为了全体人的平等，可以对一部分人不平等。由此为政府主导经济、干预市场、实行均贫富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比马克思、凯恩斯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论基础。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则以《原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作者安兰德（Ayn Rand），《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作者诺奇克（Robert Nozick）等为代表，强烈主张市场经济，有限政府，个人自由。 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等都强调，只有走市场道路，才会有经济发展和“国富”。国家强大的基础是“民富”，而民富的条件是保护他们私有财产和公平交易的市场；而走国家主导经济的道路，则是《通向奴役之路》。 1982年去世的美国思想家安兰德，则从个人自由角度，痛斥国家控制经济，认为政府主导经济，就是剥夺人的私财，剥夺人的自由交易权，剥夺人的自由；就是以集体的名义，走向集权主义。因此安兰德认为，政经没有分离，就不会有纯正的资本主义，只是“混合经济”而已。 安兰德是第一个从道德的角度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哲学家。她认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不仅是可行的，更是道德的，因为它提供了自由交换产品（包括思想）的机会，体现并尊重了个人权利。而政府主导经济，以及各种剥夺个人私财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不仅是不可行的（带来贫穷和专制），更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以“人民”这种集体的名义，用高税收的手段，去追求所谓的“公共利益”；最后剥夺的则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对于政府主导经济，安兰德甚至说，“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和政府的迫害一样可怕。”安兰德的追随者、前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说，兰德为资本主义确立了道德性，这点改变了他的一生。 和罗尔斯是同时代人，并是哈佛同事的诺奇克，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写了反驳的专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诺奇克同意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一领域论述，赞同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等，政府都不可剥夺；但完全不同意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二个领域论述。诺奇克反对以正义的名义剥夺个人私财，认为拥有私有财产等个人“权利”大于强调社会正义的所谓“善”。一旦以“善”的名义可以剥夺个人“权利”，就为一切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开了绿灯。因为人类一切的灾难，都是权力者以“善”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国家的名义等等），剥夺个人权利（生命和自由）造成的。 诺奇克的书名《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体现了他写的三个内容∶第一个，无政府是不可行的，人类必须有政府这个守夜人，来保护个人安全；第二个，主导经济、甚至包揽一切的大政府乌托邦是不可行的，因为大政府不仅导致官僚化、经济落后，并且剥夺人的权利，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第三个，政府规模应该控制在最小规模（ultra minimal state），即美国宪法强调的“有限政府”，或用建筑美学的词汇来说，就是要“极简”。“可以放进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够了”。 安兰德曾明确指出，政府的全部责任只是∶对内保护个人财产、个人权利不受损害；对外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略。其它政府都不要管，也不应该管。 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做了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杰佛逊早就认识到，“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在他做总统时（1800年），美国人口约三百万，现有三亿，增加了100倍；当时他领导的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总共有2120人，现已增至213万人（美国全部军队才146万），增加了1000倍！政府雇员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的10倍。这都和热衷政府主导经济的声音在知识界占上风有直接关系。 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政府，都有严重干预经济的恶习，最后又都造成恶果。这也是人类两千多年来经济一直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历史学家注意到，在英国，只要是轮到敬业的“好国王”执政时，他什麽都管，严格制定、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于是国家总是陷入经济最滞缓的时期。而只要轮到玩忽职守的浪荡国王，什麽都不太干预，经济就随之开始繁荣。 安兰德曾在一篇专栏中引述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路易十四时代，财政总监科尔伯特（J. B. Colbert）被国王倚重，一做18年。这位财政总监看重商业，希望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他制定了很多增加税收的法令，相信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可以刺激和发展经济，但结果他完全失败了。法国的极端贫穷为后来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大革命提供了薪火。但科尔伯特当时是真心想帮助企业的，他有一次问一群企业家，他能为工业发展做些什麽，一名企业家回答说∶别管我们！ 今天，科尔伯特式的“真心帮助”仍主导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左派政党和知识分子）。它表明，人类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斗争，仍在激烈地继续进行著。在“政教合一”结束后的世界，结束“政经合一”将是人类下一步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无论国家力量多麽强大，人类的全部进步，都是从“别管我们”开始的，并将朝著这个方向不屈不挠的迈进，因为自由是人的本性。 2015-11-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自由思想的传播者—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士
当他微笑著坐在我的对面随和地说“我喜欢中国菜，点哪个都行”时，很难让人相信他就是写出一系列坚韧、犀利、毫不妥协的文章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不久前，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一家中餐馆，我们畅谈起他的专栏和他论述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 ●总统也要读他的专栏 今年67岁的路易士自1969年就为《纽约时报》言论版（Op—Ed Page）撰写专栏，25年来，他发表了上千篇专栏文章，并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使他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主任强斯顿教授（D·Johnston）说∶“白宫的政治领袖们也得读他的专栏，因为他的文章影响美国民众的想法。有的人对於他鲜明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赞赏；也有人看过他的文章，气得将报纸撕碎。” 路易士的文章之所以具争议性和影响力，在於它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即对弱者、被压迫者和少数群体的同情、支持和为他们的呼喊，文中蕴藏著强烈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而他的《不得立法》一书，则通篇凝聚著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 ●为弱者发出声音 《纽约时报》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作为每周在该报上发表两篇文章的资深专栏作家，路易士的文字举足轻重。他的文章不仅观点鲜明，言辞犀利，而且文字通俗易懂、洗练简洁。将路易士称为弱者、被压迫者和少数群体的代言人并不为过。例如，在他的专栏中，他鲜明地支持同性恋者的权利；明确地赞成堕胎；支持女权主义∶在大法官汤玛士与女教授奚尔为“性骚扰”一事听证期间，路易士连续撰文，支持奚尔；他支持黑人的权利，强烈谴责种族主义；他还经常为移民辩护。例如在近年反对移民的声音高涨时，他撰文指出，根据资料统计，移民所交的税比他们获得的福利要多，他们对美国的贡献大於获得。一些政客炒热移民问题，是想借此转移民众对他们政绩的不满。 对那些刚抵达美国的难民，路易士也倾注关怀。1979年，10岁的越南难民丁维（Viet Dinh）和他的母亲及四个兄弟姐妹一起逃抵美国。几年後，他的一个姐姐从越南逃到香港，被关进难民营。经多年争取，港英政府都不批准她离港赴美。1991年，丁维寄给并不相识的路易士一篇文章求助。路易士推荐《纽约时报》专栏版发表了这篇短文。在舆论压力下，丁维的姐姐终於抵美与家人团聚。去年11月，路易士又在他的专栏上写了一篇“一个美国人的故事”，重提这件往事。他指出，移民也可以成为美国优秀的人才，例如曾给他写信的越南青年丁维，经过刻苦学习，已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女大法官奥康纳的法律助手。 ●为异议人士获自由呼喊 路易士经常到各国旅行。他去南非，写回的专栏是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呼吁世人支持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他在新加坡发回的专栏，批评当地政府以剥夺人的自由的方式进行威权统治，尤其是管制新闻，限制言论自由。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时候他说∶“我曾去过中国两次，上次是九年前，我和妻子一起在那儿呆了一个月。我们去了北京、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和广州。” 路易士在专栏中写出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但他不像某些浅薄的美国学者，仅仅看到中国的变化，就为中共当权者唱赞歌。在他写的几篇关於中国的专栏文章中，每一篇都提到魏京生，呼吁西方世界关注这名因为追求思想自由而被关进监狱的青年。在魏京生入狱13周年时，路易士专门就魏京生写了一篇题为“囚犯”的专栏，严厉谴责中共政权对思想者的迫害。他在文章中说，“从道德勇气和承受的苦难，魏京生相等於曼德拉和沙卡洛夫┅┅美国总统、国会和公众应有更多的行动，使魏京生获得自由。” ●美国人容易被毛泽东欺骗 “美国还没有十分关注中国的像魏京生这样的个人受害者，”他说。“在苏联迫害最残酷的时候，像索尔仁尼琴等个人受害者，在美国已非常出名。我不是很清楚为什麽，我们还没有像对待前苏联个人受害者那样对待中国的个人受害者。或许是东西方文化隔阂的原因。美国人，例如我自己，好象很容易理解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曾去过那儿，认识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多年的牢狱生活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感情上的冲击。美国人很容易设身处地地站在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立场思考问题。也或许是由於我们对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的个人了解得太少。总之我们对中国的个人受害者关注太少。” “我有时感觉美国知识分子对苏联和中国用双重标准。”我说。“是这样的，”路易士回答。“我想有一部份原因是由於美国人历来对中国有浪漫情怀。我们非常容易被毛泽东欺骗。我的一个朋友卡诺（S·Karnow）曾和一组美国记者一起在多年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後第一次随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他回来後写了一篇关於美国记者的文章，指出他们多麽天真、多麽轻易地相信了中国一切都非常好。你瞧，就是这样。甚至文化大革命都发生了，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确由於什麽原因对苏联和中国采用了双重标准。” ●费正清研究中国交了“白卷” 既然路易士也认为美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实行双重标准，我就谈起曾读过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M·C·Oksenberg）和费正清（J·K·Fairbank）有关中国的书，指出他们对中国的很多看法不正确。 1991年去世的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一生致力於研究共产中国，著作甚丰，被视为“研究中国的鼻祖”。他桃李遍地，当今美国政学界有很多他的第子，因此费正清的观点曾相当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路易士回答∶“费正清是个很好的人，也很谦虚。他知道很多中国的事，曾多年保持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但是，我告诉你个故事吧——当费正清从哈佛退休的时候，学校为他举办了一个很大的宴会。在宴会上他说∶我一直非常高兴能在哈佛教书。我决定把我所有关於中国的知识写在一本书里，我把它特别装饰好了，现在我把这本漂亮的书赠送给你们，我对中国的全部了解都包括在这里面。校方郑重地接过，打开一看，书里一页一页全是白纸。你瞧，费正清认识到了，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课题，连他也弄不明白。”我倒被费正清的自我否定精神感动了。 ●感受别人的痛苦 路易士出生在纽约，除了作为《纽约时报》驻伦敦采访主任在英国住过九年，他几乎一直住在波士顿。他没有经历过共产专制的压迫，也没有经受过非洲人的那种被歧视的痛苦，为什麽他能够对那些被压迫者、那些弱者有那麽强烈的同情和理解呢？ 他解释说∶“西方有很悠久的描写被压迫者的文学传统。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写人的苦难。在美国最近的历史上，金博士（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被囚禁时，写过一封《从伯明翰狱中寄出的信》。这封信给我强烈的印象。你读过这封信吗？”对，在你的《不得立法》一书中读到这封信的节选。”我回答。 在信中，马丁路德·金对那些支持黑人民权运动，但又抱怨黑人运动速度太快的白人同情者说∶“对於那些没有正受著种族歧视之苦的人，可以轻松地这样说。但是如果你们的父亲或母亲正被邪恶的种族主义者吊死；当你的只有六岁的女儿吵著要去她从电视广告上看到的公共娱乐公园，而你结结巴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麽这些地方黑人不能进入时；当你开车穿越美国旅行，夜间只能不舒服地蜷缩在自己汽车的角落过夜，而没有任何旅馆接待黑人时；当你每天羞辱地看到那些‘只允许白人进入’的各种醒目招牌时┅┅你就将理解再继续等待（将我们的运动速度放慢）对於我们是多麽困难。” 路易士说∶“我读过很多关於被压迫者的书，我本能地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一边。我总是在想，如果我被关进那种监狱，没有任何东西可读，忍受饥饿、寒冷和感情的折磨，我能不能忍受？我怎麽忍受？我不能保证我能受得住。我不能说我完全懂那些苦难，因为我从没受过那种苦。” 正是这种“人类同类意识”，使路易士对世界各地的弱者、被压迫者所遭受的苦难，能感同身受，笔力千钧地为他们发出正义和抗争的声音。留心阅读《纽约时报》言论版的人会发现，最近两年多来路易士连续写了很多文章严词批评克林顿政府没有用武力制止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部队对波士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式屠杀。他认为美国和欧洲在实行“绥靖主义”。他尖刻地说，如果塞尔维亚部队屠杀的不是穆斯林人，而是英国人或法国人，美国还会无动於衷吗？面对美国政府的软弱，路易士在他的专栏中挖苦地写道∶“克林顿大概还没成熟到知道怎样使用总统权力。”“克林顿难道是想让後人记得他是一个允许欧洲出现第二次大屠杀的美国总统吗？” ●专栏作家享受的自由 对於路易士能够这样口无遮拦地批评政府和总统，我问道∶“你有绝对的自由写任何你想写的东西吗？”路易士回答说∶“基本上是的。只有一条规矩，即不能在专栏中呼吁选民支持哪个政党候选人，以保持对党派选举的客观公正。比如我不能在专栏中说纽约州长葛谟应该再次当选。”“支持哪个候选人是一个集体性的选择，社论可以写，表明这张报纸的观点。除了这条规矩之外，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我可以写任何我想写的。” “那麽你是否可以批评你们的报纸？比方说批评你们的社论，”我问道。“例如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纽约时报》唯一的女性专栏作家）曾在她的专栏中批评《纽约时报》在报道参议员肯尼迪的外甥被诉‘强奸案’一事时登出女方当事人的名字是不当的。这说明你们也是可以批评自己的报纸的。那你能批评你们的社论吗？” “昆德兰不仅仅是批评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路易士回答说。“登出女方当事人的名字是编辑的决定。所以昆德兰批评的是报社的高层决定。这不是很常见的事。但她的批评专栏发表後，报社多数人认为她是正确的。编辑们也认为他们自己错了。” “至於我们的社论，我不会去批评，”路易士接著说。“并不是什麽人告诉我不能批评。他们发表他们的观点，我发表我的。比方说，近两年我写了不少专栏谈波士尼亚，坚决主张美国干预。而我们的社论反对美国涉入，认为我们不应该管。我不想发表文章说‘《纽约时报》蠢死了。’我只是坚持写我的观点。当然如果我精神不正常了，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说疯话，发行人可以把我调离专栏作家的位置。” “那麽，编辑会删改你的文章吗？”我问道。“我们有言论版的编辑，他们主要检查打字编排和核实事实等。你知道我的专栏版面大小是固定的，如果我写得过长，编辑会和我商量减掉几行。但他们从不改变我的任何观点，也从来没有不和我商量就改动任何文字。《纽约时报》的所有专栏作家都享有这样的待遇。” “那麽别的报纸的专栏作家是否也是这样呢？”我继续问。“我不能十分肯定，”路易士回答。“但我想会是同样的。因为专栏作家就是表达他或她自己的观点，不代表报社的意见。” 我半开玩笑地对路易士说∶“既然这样，你就不用把稿子发给编辑了，可以利用电脑的E—Mail直接把文章传到排版室了。”路易士笑著说∶“这可做不到。我没有电脑，现在还用打字机打字。我是一个很跟不上时髦的人，可能是美国最後一个用打字机写文章的专栏作家了。” ●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 路易士不仅是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从1955年就加入《纽约时报》做记者，负责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决了一个全国瞩目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L·B·Sullivan）状告《纽约时报》诽谤的案子。路易士对此案的出色报道使他获得了标志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而路易士对“沙利文案”的报道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研究，使他成为了美国新闻自由与法律关系的专家。哈佛大学法学院曾聘他讲授“沙利文”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聘请他做“麦迪逊访问教授”，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无论在新闻界还是学术界，路易士都被视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1991年，路易士就“沙利文案”撰写的论述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出版。该书名取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路易士围绕著“沙利文案”详尽地介绍了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并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於保护言论自由的宝贵价值。 该书是路易士已出版的几本书中最受好评的一本。《纽约时报》的书评称这本专著为“对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划时代的研究。对任何人来说，只要他对言论自由与法律感兴趣，此书都是可读的，可以反复读的。”《华盛顿邮报》的书评说，“路易士用可信的详实分析，丰富了本世纪言论自由的进化过程。”《费城问询报》称该书“几乎等於是一部宏观的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布拉斯教授（V·A·Blasi）也曾向我推荐说；“这是一本最好的介绍宪法第一修正案历史的书。” ●胜诉诽谤案的“三原则” “沙利文案”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当时正是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一批黑人民权领袖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幅广告，批评阿拉巴马州警方镇压黑人人权运动。阿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状告《纽约时报》诽谤，索赔五十万美元。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审理後裁决，广告内容很多失实，构成诽谤。 《纽约时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认定诽谤罪名不成立。在审理“沙利文案”时，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了政府公职人员状告媒体诽谤可以胜诉的著名“三原则”，即当事人必须提供∶第一，报道内容失实；第二，当事人名誉被损害；第三，媒体在报道前有“真实的恶意”和“故意疏忽”，即媒体在明知其虚假不实或者漠然无视其真伪的情况下刊出。显然当事人极为困难拿出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即媒体事先就有诽谤诬陷当事人的动机的证据。在这样的标准下，官员状告媒体诽谤案几乎无法打赢。 ●给媒体犯错误的空间 美国最高法院对“沙利文案”的裁决建立在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样的理解之上∶新闻自由对於监督政府有极重要的作用。如果让公职人员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在巨额赔偿的压力下，媒体就会躲避政治丑闻的挖掘和调查性报道，自我新闻检查。离开强有力的新闻监督，政府就会腐败。虽然失实报道对政府某个官员的信誉造成伤害，但轻易打赢“诽谤案”，媒体的自由就被钳制，受不到有力监督的政府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会更大。因此，即使像《纽约时报》的这则广告内容是失实的，但应该给媒体犯“诚实错误”的空间。 大法官们认为，在政府可以被批评，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包括错误的思想也可以流通的“任何信息都不受限制而蓬勃、最大限度地开放、流动”的“思想市场”中，真实的信息最後一定占上风。对於不真实的信息或不受人们欢迎的言论的制约方法，只能是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不是用绳之法来使之沉默。 後来美国最高法院又将这“三原则”运用到“公众人物”身上，即“社会名流”要想与媒体打赢诽谤官司，也要有证据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这一原则随後又扩大到即使是普通人，卷入处於公众关注的“公众事物旋涡”中，状告媒体诽谤，也要出示这三点证据。这样，就为媒体摆脱诽谤纠缠，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报纸的自由与责任 路易士特别强调说，“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性地第一次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裁决‘诽谤案’。”“那麽你认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是什麽呢？” 路易士回答我说∶“第一修正案的中心思想是指人们有政治表达的自由。政府不得干涉人民讨论社会问题的自由。‘沙利文案’涉及的是种族问题，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人们有讨论的自由。当然第一修正案还有更广泛的意义，比方说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表达讨论的自由等。但我认为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精神是保护人们讨论政治问题的自由。麦迪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起草人）认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绝对的权力应掌握在公民手中，所以人民有权利讨论政府的所有决策和发表任何政治见解。” “那麽设想沙利文赢了那场和《纽约时报》的诽谤官司，会对今天美国的新闻媒体有什麽影响呢？”我问。“噢，如果沙利文赢了？那麽我们的媒体会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最著名的诽谤案律师之一艾布拉姆斯（Floyd Abrams）认为，‘沙利文案’会直接影响後来‘水门丑闻’的揭发和美国防部‘文件案’（指1971年美国防部状告《纽约时报》泄密最後败诉一案）。” 路易士接著说∶“‘沙利文案’直接影响了美国媒体的倾向。它等於告诉报界，即使出一些政治问题失实的差错，也应该自由地、强有力地写。写是一种责任。报纸不仅有写的自由，更有写的责任。” ●官员别想打赢诽谤官司 在这一判例原则指导下，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在美国想与新闻媒体打赢诽谤官司极为困难。例如仅1982年美国就有两起轰动的诽谤案最後败诉。一起是前美军越战指挥官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W·Westmoreland）状告CBS电视公司“诽谤”，索赔一亿二千万美元名誉损失费。但这位将军自己赔进了两百万美元的诉讼费，最後也没有打赢官司。另一起是前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将军（A·Sharon）状告《时代》周刊诽谤，要求五千万美元的赔偿，结果也没有胜诉。 美国近年最轰动的一件媒体被告“诽谤案”，是身居旧金山的精神分析学家马森（J·M·Masson）1984年状告《纽约人》杂志女记者马尔科姆（J·Malcolm）。马森指控该记者采访他後发表的专访中有五处引文“严重失实”而构成“诽谤”，要求一百万美元的赔偿。这场诽谤官司整整打了10年，从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又返回州法院，一波三澜，引起全国媒体瞩目。今年11月初最终由旧金山法院裁决诽谤罪不成立。当我们谈到此案的裁决结果时，路易士像个刚刚赢了一场球赛的孩子似的兴奋地说，“对这个结果，我非常非常高兴！”旧金山法院在审理这一案例时，也是援引了“沙利文案”的判案原则，即马森作为“公众人物”，没有提出清晰的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 ●澳大利亚仿效美国 我就这个话题问起目前有多少国家采纳了“沙利文案”的判案原则，因为路易士在10月份的一篇专栏中说澳大利亚的最高法院不久前援引了“沙利文案”处理一桩官员告媒体诽谤的官司。路易士说∶“还没有几个国家援引‘沙利文案’。澳大利亚的判例和‘沙利文案’还稍有不同，他们的原则是，官员如果控告媒体诽谤能够胜诉，必须要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或事先对包括广告在内的信息没有进行核实。而《纽约时报》至今也不认为他们对广告内容有核实的责任。另外，澳大利亚对演艺界‘公众人物’不采用这个标准。” 路易士接著又提到英国最近的一个判例∶“六个月前，伦敦的《泰晤士》报揭出英国一个地方政府和其中一个官员受贿，被控诽谤。英国最高法院已援引‘沙利文案’判《泰晤士》报赢了和地方政府的官司。官员个人控告案还没判。” “那你怎样看待新闻自由和自由带来的错误？”路易士回答说∶“我并不介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惩罚报纸的错误，诸如小额罚款；或不赔款，由法院裁决报道是否属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但不能像‘沙利文案’那样以巨额赔偿威胁报纸的生存。很多大众讨厌媒体和记者，认为记者们想调查所有人，却拒绝任何人限制他们。我认为新闻必须不受任何限制。当然这会带来一些劣质的报纸，像《Star》、《Enquire》等（指在美国超级市场出售的两种小报）。但我不认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行得通。” ●自由在创造世界的未来 路易士最後提起刚出版的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的私生活》一书。他感慨地说∶“书中的很多事，中国人都不知道。在美国媒体公布出的大跃进後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众死亡，数字令人震惊。但中国民众也没有机会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中国民众来说几乎成了奢侈。但我相信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渴望自由。” 一个人们公认的道理是，新闻自由的程度标志著一个社会健康、民主的程度。在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中，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社会才可能真正有活力。路易士感叹地说∶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最终是看谁更有思想和创新能力，看谁更有“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而美国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是自由的力量！ 路易士说完，望了一眼窗外百老汇大街上自由川息的人流，和纽约深秋的湛蓝天空。一个小时後，路易士也飞上湛蓝的天空，飞回波士顿写他的专栏。 第二天，读《纽约时报》他的专栏，眼前又是另一个路易士——尖锐、犀利和对邪恶的毫不留情。不管是喜欢者将专栏剪下收藏，还是愤怒者看过将报纸撕碎，人们都要看他的专栏，这就是自由思想的传播者路易士的力量。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5年1月29日） 1995-0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中国自吹的“抗疫神话”如何炼成？
何清涟 欧美疫情日趋严重，WHO不再象优待中国那样优待欧洲，及时宣布欧洲已成为世界疫情的震中。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外宣内宣外加五毛大军打造了一个已将疫情控制住的神话，比如全国已经陆续复工，武汉方舱医院已经撤除，湖北各地已经陆续解除封城措施。在抗疫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国，已经派出抗疫专家组分赴伊朗与意大利援助，将意大利人感动得齐唱中国国歌（已经被意大利证伪）。世界还在半信半疑之时，中国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出于相信中国此刻比美欧更安全，不少留学生组团包机回国。 回国避疫：祖国不欢迎你 中国宣布，3月15日当天新增武汉肺炎确诊病例16例，累计确诊超过8万例。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数据显示，全球总感染人数已经接近17万，这意味着中国境外的病例数量已超过中国境内。为了防止“疫情倒灌”，3月12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对来自多个重点国家的旅客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北京市政府亦于3月15日宣布，所有从境外抵达北京的旅客一律要求集中隔离14天，费用自理——这对满腔爱国热情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自从春节后想方设法来到西方国家避疫后，虽然没被真正隔离，就诊全部由医保包了，还可以抗议西方社会视他们为病毒传播者的“种族歧视”。 BBC在《中国加强入境管控，大批留学生“组团”回国》一文描述了他们的遭遇：回国者有相当数量是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而非已经在国外定居的华人。对待这些人的回国，国内流传最广的“欢迎标语”是：“国家有难你不在，千里投毒你第一，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被要求自费隔离的留学生们深感委屈，有人表示“在当初疫情爆发时，我和很多其他人都参与了给国内捐口罩和防护服。”——当然，他们在亲爱的母国，已经没有抗议的权利了。 中国国内的人已经忘记正是当初在武汉封城前从武汉天河机场飞往全世界的6万人，足迹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主要城市，就是他们“千里投毒”让武汉肺炎满世界；海外留学生们也有意忘记海外口罩与防护物质短缺，就是他们这种狂购造成的后果。比如美国只有5000万只口罩存货，一直被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与五毛大肆讥嘲。更可恶的是不少人还在意大利与巴黎街头挂上“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求拥抱，由于武汉肺炎是无症状传播，此举不知害了多少人。 90后留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都非常爱党爱国非常出名，只要他们认为哪个国家有某件事不利于中共，立刻就借助西方国家的自由空间举行集会自由表达爱国义愤。这些人刻意忘记了中国是个严厉管制舆论、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的国度，日常信息来源主要是同类交流的微信，以及大外宣媒体。不少与政府宣传不合的消息，他们都认为是“独运轮“的造谣。出于相信中国政府宣传的抗疫神话，这些留学生花了数万元购买机票回国。这些一帆风顺的中国青年，不知道这其实只是他们在极权中国的人生中经历的一次极小的挫折。 中国的疫情数据姓党不姓实 中国对武汉肺炎总病例的公布核查，全由政府掌控，外部世界无从了解真实数据。这是中共应对灾情的惯例，当年汶川地震时，有民间人士想调查死亡人数，后来都被抓进监狱判了刑。这次进入湖北的三位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现在都处于“失踪”状态。李泽华最触犯中共当局禁忌的P4病毒所与武汉火葬场。武汉P4 病毒所全称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国外生化界一直怀疑武汉肺炎病毒是该所泄漏。李泽华关于武汉火葬场的采访视频触及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敏感问题。为此他暗访了武汉的“青山殡仪馆”，在相关视频里他通过采访一个负责招聘农民抬尸工的人佐证武汉的殡仪馆需要高价聘用“抬尸工”的网传消息。 李泽华在这段视频的最后用几个数据算了一笔账，暗示中国政府其实隐瞒了死亡的人数。李泽华根据官方的资料算出，武汉在1月12日首例确诊病例死亡到2月19日为止的38天内平均每天因疫情死亡的人数为40人。根据官方的数据，武汉市平均每天非病毒感染死亡人数为137人，而武汉市区共有74个火化炉，日常情况下，每天每个火化炉只需火化1.74具尸体，每具尸体火化需要60分钟的时间。汉口殡仪馆专门负责火化新冠病人的遗体。这家殡仪馆共有30台火化炉。按照上面的数据，李泽华推算出，汉口殡仪馆每天需要处理的52 具非感染者遗体（每个火化炉每天火化1.74具X30座火化炉）加上40具病毒感染者遗体应该是92具，远远低于这家殡仪馆的火化能力。如果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话，汉口殡仪馆有能力火化240具遗体。 李泽华的结论是，如果官方有关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是真实的话，非但汉口殡仪馆不需要加班，其他殡仪馆（青山殡仪馆）更不需要加班。 李泽华的调查戳到了中共的痛处，这是他被抓之缘由。关于中国疫情数据造假，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武汉肺炎疫情中的数据乌龙》，其中一节根据官方殡葬业数据与殡葬业超负荷工作现状，得出的结论与李泽华相同，但他的更有现场感。另一篇《看懂中国疫情数据的“党性”》也是分析中国的统计数据为何不可靠。总之，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可靠，连现任总理李克强也不相信，2007年他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曾对来访的美国大使雷德说过，他不相信中国的GDP增速，只依据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这三个数字来判断经济增长情况，这三个指标被西方炒作成“克强指数”。 购买WHO，中国从疫情输出第一国成了抗疫第一国 WHO干事长谭德赛在中国武汉肺炎疫满全球上立有三大功劳：一是竭力推迟将武汉肺炎 宣布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让世界尽皆染疫，与中国在疫情上“风月同天”。美国在其宣布PHEIC的当天对中国断航，还遭到谭德赛的批评，直到疫满全球130多个国家，武汉肺炎在谭德赛的家乡非洲叩关时，他才宣布为大流行，同时立刻伸手向世界要钱帮助非洲；二是将武汉肺炎去地名化，刻意模糊病毒源头，为中国后来诿过于美国埋下伏笔；三是将中国冠名为抗疫第一国，为世界做出了牺牲，并在今年2月中旬的慕尼黑世界安全会议上声嘶力竭地为中国镀金。 由这个WHO当家人亲自选派的世卫专家组自然是对中国抗疫高度首肯，这种首肯的语言近于肉麻，《纽约时报》全部照登在《疫中访问中国，WHO专家组组长看到了什么》一文中，比如在2月的一次为期两周的访问中，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Bruce Aylward）“感觉自己已经登上过巅峰——看到了应对的可能性”；艾尔沃德“看到了中国如何迅速遏制一场吞没武汉、对全国各地构成威胁的冠状病毒暴发。中国的抗疫方式可以被复制，但这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很难想象曾登出过《总理家人的财富》这种文章的《纽约时报》，竟然幼稚到认为这位世卫专家看到了中国疫情的真相。如果说这位世卫专家因为太闭塞，不知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极权国家，完全依靠政治暴力与控制舆论在统治，但《纽约时报》作为一家世界大报，在中国派驻记者长达30多年，经常面临因批评性报道而取消其驻华记者签证的刁难，不应该幼稚到忘记中国抗疫依靠“低人权优势”的体制性特点，更不应该忘记中共为应付检查发展出一套检查文化，这套检查文华源远流长，1940年代赴延安的美国军事考察团就是这样被毛泽东蒙骗而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 中国财新网也许对《纽约时报》的专家访谈颇有腹诽，找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袁是国家卫健委第三批暨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正是这批专家定性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特性，成为整个疫情的转折点。尽管舆论环境非常不自由，《财新》还是壮着胆子登了袁国勇说的一句话：“我要讲一个真实说法，我们在武汉到访的地方可能都是“示范单位”，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 接下来，要讨论一下现任世卫总干事长谭德赛与中国是什么关系？有三件事情足以说明，中国一直将谭德赛当作一份“战略资产”在经营。据中国官方《人民日报》8日透露，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会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并捐款2000万美元，立刻在推特上向中国致谢。这一天，正好是武汉肺炎病毒传遍世界110个国家之时。世界为这种抛弃道德与责任的赤裸裸的利益交易感到愤怒。 谭德赛被非洲联盟与中国合谋推上WHO干事长的位置之后，将这个联合国机构当成了一个变相寻租的工具。根据世行顾问张倩烨女士在《WHO：专业外衣下的政治底色》一文中的揭露，谭德赛于2017年担任世卫总干事之后，立即到北京拜访习近平，习近平非常大方地向WHO捐了2000万美元。当时，中国政府是为了让谭德塞将台湾阻拦在WHO门外，这件事情虽然不值这么多钱，但中国政府做政治投资向来慷慨，考虑到SARS疫情出自实验室泄漏时拉着病人满街跑逃避世卫检查的尴尬，后来香港卫生局长 陈冯富珍被中国力推成为WHO的掌门之后的甜头，中国很愿意花钱结善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获得回报。谭德赛果然不负所望，两年多之后， 等来了报恩与获取更多酬庸的机会。中国买来了世界抗疫第一国的荣衔，还得到世卫专家们的背书。 中国明面上对谭德赛的WHO共投资4 000万美元，从中国政府来说，对外援助的冤枉钱花了无数，翻眼就成白眼狼的国家不知多少，但广种薄收，对谭德赛的这两笔政治投资，可算是一笔少有的超值回报。谭德赛近于厚颜无耻的偏袒中国，被西方社会批评为丧失独立性与公信力，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于3月12日发布题为《守护谭德赛！他因力挺中国正遭西方疯狂围攻！》的评论，进行无耻辩护。 以上，就是中共炼成抗疫成功超级神话的几大秘诀。最后，我将以林肯总统那句名言为本文作结：“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报应正在开始，等中共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之时，一切都为之已晚。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3月2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3232020110756.html?fbclid=IwAR1qfomwF3UjRatPYiS4KRQDSsw-i6Ziiz6SiCi\_MWSSkSreSkrD7JNixio ）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献给我的英雄的美国！
今年（2008）是我和妻子一起来美国整整20周年的纪念。我曾在自己的视频节目《长青论坛》做了一集题为“献给我的美国”的评论，表达这20年来我对美国的感受和认识。在美国面临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经济危机和各种挑战的情况下，在全世界更多的人谴责美国、声讨资本主义制度之际，我对美国的热爱和对美国的信心，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动摇，而且更加坚定。 所以我把那集长青论坛的文字整理出来，并补上了当时视频节目中没有做进去的内容，形成这篇文章，做为我写给美国的一封情书，表达我对美国汪洋之情中的一个点滴。 美国——美丽的国家。我可以想像那位第一个把America翻译成“美国”的华人该是多麽地热爱这个国家。他如果按照音译，应该译成“阿麦瑞卡”什麽的。但他译成了美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每一个字都是又好又棒又帅气。你不得不感叹∶这个华人真爱死美国了。在迄今为止全球的二百个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名字被中译得这麽妙极。他把一个最漂亮的名字给了世界上最配得上这个名字的国家。我无法不向这位祖先致敬！ 20年前，我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惊喜且战战兢兢地第一次见到了美国这个美丽的国家。在随后的20年里，美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让我眼花缭乱地发现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一个又一个神奇。 这20年，我和美国像谈了一场极其过瘾的恋爱∶从认识她、到发现她那些令人迷恋的优点，到了解她的某些不尽人意的缺憾，到宣誓入籍跟她结婚、确信她会给我带来人生最大的幸福。这20年来，无论近距离让我看到了美国的多少缺点，她都不仅没有令我失望，而只是让我更清晰了她那迷人的、令无数人追求的原因。而这种清晰更千百倍地加深了我对她强烈的热爱。 我被不少人说过是“极端亲美分子”。我不仅很高兴被这样认为，而且自我宣称并想霸住“最亲美的华人”这个称呼；所以我最想努力做的，就是给华文读者介绍一个真正的美国，希望这个称号不被别人抢去。 我为什麽这麽亲美？美国到底好在哪里？到底是什麽力量让你热恋她20年，不仅不疲惫，反而越来越来劲了？美国的好处实在太多，从精神到物质、到数不清的生活细节。 全世界无数人讴歌过美国，他们热爱美国的理由成百上千，各有不同，但归根到底是两条∶美国的自由、美国的个人主义精神。自由给人的创造力提供了可能；个人主义精神又使美国人以英雄的姿态充分地发挥自己、实现自我。而这些具体的个人实现自我的过程，就创造出今天这个多样、繁荣、刺激、永远给人以新鲜感的国家。 美国的自由主要体现在“思想自由”和“自由市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自然对美国的言论自由感触最深、最强烈。美国有言论表达自由，这点人所共知。但大概很少有人仔细想过，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不禁止烧国旗，也就是说，烧国旗无罪，你可以用烧国旗来表达对这个国家的不满，这是多麽大的言论表达自由。这是言论自由的顶峰。当这面国旗代表的那个国家允许你烧这面国旗的时候，恐怕你只想把它高高地举起，为它感到骄傲。所以，我的个人网站（caochangqing.com）一直高举一面飘扬的美国国旗，因为它不仅是代表这个国家，它更是自由的象徵！高举这面旗帜，是高举自由的火炬！ 你看好莱坞那些著名的美国演员，经常到全世界去骂美国。这点大家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但你注意过没有，你还见过哪个其他国家的明星、名人们敢到外国去大骂自己的国家？也许你可以骂，但骂了你还能回去吗？即使那个国家不制裁你，百姓群体也会把你吞了。 但你看那些美国明星，无论他们怎麽骂美国，都照样回到美国，照样拍他的电影，照样做他的明星。这就是美国的伟大、美国的健康所在。无论有多少美国民众讨厌那些明星们的言论，但你从来见不到美国人对反美的个人、或者世界任何地方的集体反美风暴，有过任何群体的反应和回击。有个人主义意识的人，不会有民族主义心态；身心健康的人，不会因为有人批评几句就发神经，就歇斯底里。那些最得罪不起的人和群体是最虚弱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得罪得起的国家，任人痛駡；美国人是全世界最得罪得起的人，被痛駡以后只会耸耸肩。 所以，在美国，你有不热爱美国的自由，你有反美的自由；你有骂总统的自由，你也有骂上帝的自由。在这里，你只要不伤害他人，我想像不出你还有什麽不自由，除了没有不缴税的自由以外。 这就是为什麽那些明星们骂完了美国，还一定要赖在这个国家，更绝不会放弃这个国家的国籍。因为他们也清楚，美国的自由，美国的优越，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所以，没有比那些成天骂美国的人一定要坚持留在美国这个事实本身，更能证明美国的魅力、美国的伟大！ 那些怀揣著美国护照，却痛斥美国的人，实在是天下最大的伪君子。他自己享受著做美国人的自由，却用骂美国，来让别人安于做奴隶，鼓励那些没法怀揣美国护照的人感觉做奴隶比做美国的自由人更幸福。 20年前，我拿到中国护照的过程可谓艰苦卓绝。但12年前，我成为美国公民的当天，就用“加快”拿到了美国护照，第二天我就用这本护照飞到了欧洲。或许只有体验过不被允许离开一块土地的痛苦，才会强烈地感觉到可以自由飞翔的喜悦。凡是到过美国的人都知道，离开美国不需要任何手续，没有“出海关”这一说。离开中国的这20年来，我去过欧亚和拉美的许多国家，还没遇到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随便出境。而正因为美国允许我自由地离开，所以我一定要回来！ 回来，回到美国，当然永远比离开美国更令人兴奋。记得有一次刚把美国护照递给一个年轻的海关官员，他扫了一眼我的护照，然后热情洋溢地说∶“Welcome home！（欢迎回家来）”当时真是感动得差点流出眼泪。那块我曾生长的土地，仅仅因为我说了几句她不想听的话，就不允许我回去；但这个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国度欢迎我“回家来！” 这个欢迎我回家来的自由国家，不仅给了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创造能力的机会；同时由于她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给了每个人自由“交易”创造成果的园地，于是物质繁荣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而物质的繁荣，又反过来给了人更大的经济自由，使更多的人有条件在更多的领域发现、发挥自我，创造新的成果。所以现在无论全世界有多少人反对、抗衡资本主义，但全球都在走向这条道路，这已是无法阻挡的现实。资本主义是从美国开始的，Capitalism 这个词本身就是美国的发明。 资本主义这个辞汇，在过去一百年来被严重污名化，好像它代表剥削、代表贫富不均、代表不道德。这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资本主义代表自由，代表机会，代表最“道德”的财产分配原则∶那就是多劳多得。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劫富济贫”基本都是“劫”创造者、“济”懒惰者。这道德吗？不仅不道德，而且把创造者的动力全“劫”没了。 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场的最大好处，就是给你实现自我的机会。无论你有什麽奇奇怪怪的才能，你都有机会去发展一下；而只要勤奋努力，你就绝对有成gong（抱歉本网因技术原因无法展示这个字，为“工”字旁加个“力”）的可能。所以美国更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国家，一个遍地出英雄的国家。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英雄。我们每一个人，生来身上都有英雄的种子，都想创造点什麽。因为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有创造的能力；在创造的过程中，你不仅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你更是快乐的。能创造的人是快乐的，这是人的规定性。所以，在自由的意愿下、自由地创造著的人们是最幸福的。 但无数的人，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都由于受到政权或群体的压迫而无法实现自我，或无法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如果你分析一下自己，或者周围的亲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任何一个人的沮丧，都和他无法发挥自己、无法实现自我有直接的关系。美国不尽完美，但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相比，她给人提供了最大的实现自我的可能。所以美国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在美国实现了自我的个人英雄遍地都是。你看政坛上，从奥地利来的移民阿诺．史瓦辛格，他说带著浓重口音的英语，不仅可以成为好莱坞的明星，还可以当上美国最大州的州长。再看当上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他父亲是肯尼亚的黑人，他在毫无背景的白人母亲家庭长大，居然可以成为最有权力的白宫的主人。这种事情只可能发生在美国。无论全世界有多少人攻击美国的种族歧视，奥巴马走到这一步的事实，比任何言论的回击都更有力量。 在企业、商界的成gong者，更是无以计数，没法提了。就说大家都熟悉的体育明星，中国的姚明和台湾的王健民吧。姚明是进了NBA之后才在世界成名；王健民是在美国的洋基队里让台湾家喻户晓。两个亚洲人，却都是在美国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个人成gong。 但我绝不认为只有成了明星、名人才是英雄。任何一个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勤奋地工作著、创造著、感觉到幸福的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在我的眼里都是成gong者，都是英雄。比如那些从福建偷渡到美国的民工，既没有合法身份，又不懂语言，也没有什麽技术，但他们都能找到创造和实现自我的机会。我曾采访过一些从福建偷渡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他们不仅不会说英语，普通话也不会说，只会说福建方言，你还得通过翻译和他们交流；而且他们的表达能力又十分差，半天也讲不清楚一件事。但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通过自己勤奋的努力，不必去给官场磕头作揖塞红包，照样可以迅速还清几万块偷渡费，而且很快自己做老板，开饭馆、花店、衣场、商场和超市。他们又何尝不是展示了自己创造能力的英雄？ 在这块土地上，你随手一捡，都是一把一把的英雄的故事。所以感觉生活在美国，是生活在一个制造英雄的环境中，生活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家里。这个国家给任何一个愿意勤奋工作的人成为英雄的机会。所以我有时会想，美国真应该叫做“个人英雄共和国。” 在美国，你不仅可以摆脱来自政权、国家的压迫，还可以摆脱来自社会、群体的压迫。这点亚洲人应该感觉更强烈。因为亚洲非常是一个群体文化主导的地区。你的行为如果没有遵守那个社会的要求，没有得到那个群体的认可，就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你周围那个群体特别关心你，你买什麽房子、开什麽车、哪笔投资赚了多少、赔的多惨、是否结婚、何时生子、儿子考上哪个大学、女儿是否嫁了富豪，等等等等，统统都有人关注。于是你就要为别人的看法活著，为面子活著；那虚荣心就像火箭一样冲天而去，时时刻刻把你吊在半空中。那个活法实在太累、太本末倒置了。 而在美国，你愿意怎麽个活法，就怎麽活。你成天开著奔驰在大街上晃荡，也不会有什麽得意感，因为根本没人多撇你一眼；你骑个自行车送外卖，也不会感觉什麽心酸，因为你也不会遭到什麽冷眼白眼，下了班，你照样有一迭钞票。没有同事、朋友跟你攀比。大家下了班，各自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才没闲空管那麽多别人的事儿。 像我自己，如果不是在美国，即使不因言获罪被关进监狱，恐怕也是今天这个同事跟你说，你这个观点不符合国情；明天那个朋友忠告，你的政治立场太偏激了；后天某个亲属劝诱∶写文章惹麻烦、得罪人，还两袖清风；你要是去经商，早就发了多大多大的财，等等。于是为了迎合这一堆关心你的好心人，你就住嘴吧。你的个性、你的思考，就被那个群体的思维吞没了。 所以，在群体主义主导的地方，人民很多，“人”很少。在群体主义横行的社会，个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你成为那人群中的一个。最大的收益者是那个群体、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在泯灭各种不同声音之后，才有“群体的声音”，才有主导群体的权威。 在美国，你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比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更能摆脱来自社会群体的压力，这是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自由。而这个自由给人带来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起码我个人对这点的感觉很强烈。 有一位中国作家说，“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的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他说得很准确。 美国人非常爱国，是全世界最爱国的一群人，但他们却不是民族主义份子。这绝不仅是因为美国由各种民族组成，而是因为美国人“爱国”的内容是爱“自由”。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家，所以他们才爱。在自由这个概念里面，没有血源、没有种族、没有宗教、没有群体。所以说，美国人爱国的核心是爱“自由的价值”。 美国没有民族主义，也可以有“国家主义”呵，但美国也没有。你看美国人从来不会为赢了或输了一场和“外国”的体育比赛而全国欢腾，或全国暴怒。但是，当美国运动员胜利、美国国旗高高升起的时候，美国人也会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他们热爱那面护卫著他们的“自由”的旗帜；而不仅仅是一面代表土地、血缘、民族和国家的旗帜，因为∶ 对土地的爱是有尽头的，如果那块土地使你遍体鳞伤； 对血缘的爱是有尽头的，如果血缘带来的苦难多于幸福； 对民族的爱是有尽头的，如果你的所谓伟大的民族把你变成渺小的个人； 对国家的爱是有尽头的，如果你的号称强大的国家要你牺牲做它的奴仆。 我想无数遍强调的是∶人们对美国的爱，既不是对土地的爱（哪里都有美丽的山河），也不是对血缘的爱（哪个人种都有俊男美女）；既不是对民族的爱（哪个民族都有自己骄傲的特色），更不是对国家的爱（独裁者的天下总有最大的爱国理由）。热爱美国，是对自由的爱。而一个人，只有对自由的爱才会永不疲倦、永无尽头！所以，捍卫美国，是捍卫“我自己”的自由——在一个人所有的动力中，没有比捍卫自己的自由更大的动力。所以，尽管艰难，自由在一路地胜利。 有一位匈牙利人在共产时代带著全家逃离匈牙利以后，本来可以被西德接受，但他一定要到美国来，儿子问他为什麽？他说∶“儿子，我们是生错了地方的美国人。” 我也有完全同样的感觉。虽然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几乎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对这个社会、文化也都是陌生的。但我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一丁点的不适应感；一下子就十二分地喜欢上这个国家。我的思想有过重大的转变，但对美国的爱、对美国的忠诚，却从来没有过丝毫的动摇。而在了解、熟悉、真正认识美国以后，更清楚了∶我本来就是美国人，只不过生错了地方。 股票大亨巴菲特说，他出生在美国，就中了一生中最大的乐透奖。因为据说从总体人类数字来算，一个人出生在美国的机率比中乐透奖的机率还小。但是，在美国以外，却有数不清的、生错了地方的美国人。 所以，定义一个人是不是美国人，不在于他是否生在美国、住在美国，是否美国公民，而在于他是否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个人主义就是“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自由”。做美国人就是做自由人！所以，朋友们，不管你今天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你认同美国价值，你就是美国人。做美国人的道路就是一条跋涉向自由的道路。人类古往今来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做自由人。美国就代表著做自由人的方向。 美国的方向也是人类的唯一希望。美国会一直沿著自己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传统往前走。当然，明显地，今后美国遇到的内外阻力、挫折都会越来越大。但是，阻力越大，挫折越重，战胜了阻力和挫折的英雄就越高大。 英雄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英雄是创造的，是在困境中自我锤炼、自我塑造而成的。在我的眼里，美国本身，就像那些美国电影中的“独胆英雄”一样，在这个地球上披荆斩棘，战胜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艰难，但最后一定会胜利。那些对美国的谩駡、诅咒、阻挠等等，都是在给美国创造一个又一个成为世界英雄的机会。所有真正的英雄，都是在战斗到遍体鳞伤之后，仍然站立、仍然胜利。这，就是美国！ 我的英雄的美国，向你致敬！ 2008年7月初稿，2008年12月修改 ——原载《观察》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程晓农：中共继承斯大林式冷战？
最近，中共正沿着两条相反的道路迈进：一方面，对美关系上模仿斯大林，逐步走向对美冷战；另一方面，又希望全球经济尽快复常，让中国经济重新享受经济全球化1.0版的种种好处。然而，这两条道路能共存吗？事实上，疫情战开始后，中共为避免全球追责而否认隐瞒行为，这种立场不但恶化了中美关系，而且也严重削弱中共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曾经形成的优越地位，令其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最后再陷入斯大林式的冷战格局。 一、美中从疫情战走向经济战？ 这次疫情从中国向全球扩散，到5月3日为止，已使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344万人被感染，24.4万人被夺去生命。除中国外，20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包括美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巴西、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印度、秘鲁、瑞士、葡萄牙、厄瓜多尔、沙特阿拉伯、爱尔兰。这就严重威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给大部分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害和个人财产损失，中共因此成了众矢之的，像头孤狼，四面喊打，处境极其孤立。 中共隐瞒疫情的真相，大部分都已公开化了：先是打压说真话的医生；然后说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人没事；再就是让世界卫生组织表态，不会人传人；最后是宣称，没发病的人感染了也不传染。所有这些谎言都通过媒体公开了，遮掩不了，可谓劣迹昭著。法广4月28日介绍了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刊出的研究结果，如果中国得知新冠病毒具传染性的第一时间就据实以告，全球疫情扩散情况能减少95%。这则消息暗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只要疫情初发在中国，它对全球的危害将比初发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严重许多倍，因为隐瞒疫情是专制体制的惯常做法；专制存在一天，就必然会隐瞒疫情一天，这不是人为过错，而是制度型行为，过去如此，最近如此，今后依然如此。 面对世界各国为疫情重创，中共目前的疫情时期国际公共关系体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尽量回避隐瞒疫情的责任，怒怼任何批评；第二，希望全球忘记中共的专制体制从来隐瞒疫情这一制度特征，想从疫情产生国转换到普通受害国的位置，避免任何关于疫情源头的国际追责。这样中共也就把自己逼到了墙角。首先，为了避免全球追责，只能否认隐瞒行为；其次，由于经不起国际社会的独立调查，只能拒绝外来调查，而这种举动反证了隐瞒行为的存在；最后，因为追责压力大，只能靠反咬来应付，由此又加重了国际社会的不满和敌意。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共的孤狼状态不但难以化解，而且与国际社会呈对抗态势，于是中共与国际社会的互信及合作空间不断地被压缩。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为首提出的对中共追责的诉求使得美中关系正从贸易战和疫情战走向经济战。由于国际司法机构的无力和无能，以及美国国内通过司法裁断有效求偿的难度很大，追责最后很可能要依靠美国政府的行政手段；而这些行政手段的使用，无论是扣押中共官方资产，还是进一步的经济制裁措施，中共肯定会强烈反弹，并采取反制手段，因此，美中之间迄今为止的贸易战和疫情战很可能会升级为经济战，即在双边经济活动方面出现对抗局面。 二、中共的第二次冷战操演？ 在这次疫情之前，中共开始了一连串军事上威胁美国的行动。最近的两件代表性事件是：第一，海军舰队和电子间谍船前出至美国军事基地中途岛海域，展开与中共空军、火箭军及战略支援部队的多军种深度联合演习训练，剑指美军；第二，强占南海的公海海域、造岛建军事基地之后公开宣称，已把靠近越南、菲律宾的公海水域改造成其战略核潜艇用核弹头洲际导弹打击美国的“堡垒海区”。这两个举动充满了公开对美军挑战的意味，堪比苏联1962年把核导弹安装在古巴、对准美国的举动。 古巴导弹事件是美苏冷战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美苏之间一度处于一触即发的核战争边缘；但这次事件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缓和彼此核威胁的正面后果，那就是，这两个核大国都认识到了玩弄核武器的巨大风险，因此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后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30多年后，中共完成了核武器系统的开发并建立了足够的核武器储备，才于1996年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从中共最近在军事上直接威胁美军的举措可以看出，中共并未从美苏冷战中吸取应有的教训；相反，它正为军力增强、可威胁美军而沾沾自喜，摆出了跃跃欲试的姿态。 中共有好战的历史记录，它最近的举动属于第二次冷战操演的开端。在美苏冷战的几十年里，中共并非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上次冷战期间，由各方参与的三次主要的有限战争是美中朝鲜战争、美中越南战争，以及前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美苏两国的地面部队都回避直接对战，而是各自让代理人的部队与对方交锋。因为这两个核大国都从战争中摸索出一条基本经验，那就是，双方部队如果直接交战，可能为了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诱发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那就会从常规战争转变成核战争，而核大战没有胜利者。所以，核大国不能使用核武器，成了双方共同遵守的冲突铁律。戈尔巴乔夫1987年说过，“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也不论是正义者还是犯罪者，核旋风都将把他们一扫而光。” 虽然国际社会把上次冷战看成是美苏之间的对抗，但在前两场有限战争中都有一个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即中共；中共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是苏联代理人的角色，在越南战争中越共是中共的代理人。美国历任政治决策者在核时代的冷战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冷战不能以战争胜利为目标，必要时就撤离。中国很清楚这一点，因为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金门炮战期间，老毛一再测试美方立场，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美国决策者在这方面的坚定决心，那就是，不能让有限战争（热战）演变成核大战。然而，从老毛开始，中共却从反面找到了机会，即挑起军事摩擦也未必有核大战风险。这就是如今中共羽毛丰满后敢于挑战美军的原因；也就是说，苏联的冷战经验是不可玩弄热战升级的游戏，而中共却得出了不怕热战的结论，因此中共现在似乎正走上新冷战的轨道。 三、中苏冷战的动机不同 旧冷战是一场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前提、以核威胁为手段的大国对抗。所谓的意识形态对立，指的是苏联和中共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有强烈的的敌对需要。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不相信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可能和平共处，克里姆林宫对国际事务的认知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被威胁感；而美国则担心，红色阵营的全球扩张可能造成自由世界遭到连续冲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与“两个教派”的斗争有相似之处。 然而，美苏之间“两个教派”的斗争后来因老毛的对苏挑战，被中苏之间“两个教派”的斗争夺走了风头。苏共在赫鲁晓夫时代否定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他在核时代呼吁两大阵营之间应“和平共处”。但老毛为了争夺红色阵营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向苏共发起挑战，提出了所谓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苏联的“和平共处”主张是对西方“投降”；虽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再发生大战，但在亚、非、拉“中间地带”，中共可以通过支援第三世界的武装斗争发挥主导作用，如此老毛便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标榜为红色阵营的“正统”，苏共则被贬为“修正主义”。在中苏冲突、中共面临苏联核大战威胁的关键时刻，美国出手救了老毛，于是老毛加入了美国的对苏冷战，但老毛的意识形态却因此而彻底破产，不过，老毛的意识形态“遗传基因”并未被几任继任者“摘除”。 邓时代开始的中共领导者在国际关系方面从来没有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民主制度恐惧症，也没有放弃老毛的着眼第三世界的国际观，这个政权仍然具有冷战的意识形态动因；所谓的“韬光养晦”方针，并非否定这种意识形态敌意，而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即“养精蓄锐”、“徐图再起”。中共的经济体制市场化是否消除了冷战的前提？答案或许是，Yes & No。所谓Yes，是指中共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已经消除，因为它的经济改革最后选择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巩固红色政权；所谓的No，指的是中共的斯大林式民主恐惧症始终存在，因此，中美新冷战既是“两个教派”的斗争，又是“两种政权”的斗争。 四、全球化主角不惧新冷战？ 过去二十年来，中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其羽毛丰满、军力增强都在这个阶段。它现在真以为自己已经强大到可以比苏联更有效地挑战美国，主导全球？中共在国内和对外宣传方面鼓吹的“崛起论”确实有这样的声调，但它未必打算现在就发起对美军事冲突；它其实很清楚，经济全球化对它是一种现实的束缚，一旦对美关系真进入了高度紧张阶段，它就很难再通过经济全球化来保住自己的经济稳定。疫情事件发生之前，中共在美中贸易战当中且战且退，希望能闪避美国对中共大规模盗窃技术和军事机密的实质性制裁，而对美展示武力就是其威胁手段之一，上面提到的今年军事上的两个代表性事件应该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然而，疫情事件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目前对中共来说，确实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它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国际压力；而美国今后可能的经济制裁，或许不单纯是贸易战的考量，还包括疫情战的需要。 中共现在正被其意识形态反噬，当它面临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压力时，无法坦承自己的专制制度是隐瞒疫情、祸害全球的根源，只能把这种压力归因于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尽管它一清二楚，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亡华之心”；而这种对内对外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它必然采取“孤狼”式顽抗战略，这种战略势必恶化中美双边关系，严重削弱中共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曾经形成的优越地位，令其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如此则中共就陷入了一种负反馈式的循环，即对外关系越差，经济越糟，其对美敌意就越强，玩弄新冷战就越有其内在需要，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支撑下去；而新冷战又进一步弱化它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 现在看来，中共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即将陷入上个世纪斯大林式的冷战格局，但却没有斯大林时代的红色阵营作缓冲，而是孤狼的独自战斗；美中关系不但“蜜月”不再，而且进入空前的高度紧张状态。上次冷战中期，老毛从红色阵营中“叛逃”出来，加入了美国的对苏冷战，迫使苏联两面对敌，国力受损：这次新冷战当中，扮演老毛角色的可能就是普京了。现在，中共的崛起一说已成败花残叶，本来想靠军事和经贸这两手完成崛起称霸的梦想，而今都成了泡影；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鼓吹“崛起”论，短短一瞬间就玩成了红色孤狼。中共的兴起，靠的是老毛；而中共的颓势，依然“归功”于老毛的“遗传基因”。 原载RFA，2020-05-04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504202010270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愚人节的大戏：“E 两会”与“河蟹族”在行动
两会前夕，中国的网络生态颇象愚人节的大戏：一方面是国家领导人上网召开“E两会”，与网民聊天以示亲民；另外一方面是“河蟹族”（政府网管）“反低俗”的铁扫帚所到之处，“草泥马”（喻网民）网上生存异常艰辛。豆瓣上的各种讨论小组最近全军覆灭，就是“河蟹族”的彪炳业绩。 “河蟹族”其实一直在行动。半年以前，我曾收到国内一朋友转来的几封信，都是网站管理员封杀他上传的帖子之后对他的回复，其中就有一封豆瓣解散“何清涟小组”的通知，因为他是那个小组的成员。内容是“你参与的何清涟小组因讨论主题属于社区指导原则不允许、不欢迎的内容，已被解散。由此给你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并感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对这类有关我的各种封杀，本人早已见惯不惊。因为我在中国的出版、传播之途从来就不顺利。后来成了“国家的敌人”，通过国内的出版传媒平台传播更属无望。我当然也知道，这类厄运还会降临许多人头上，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只是看到那封标题为“Cui Weiping: I am a Grass-Mud Horse”（崔卫平：我是一匹草泥马）的邮件时，绝没想到“草泥马”一词后面竟涵盖了当局严厉的网络管制（河蟹族）与国人（草泥马）失去言论自由这篇颇具中国特色的大文章。 通过崔卫平这篇文章，我了解到近几个月以来，已有下列豆瓣小组被当局以“反低俗”的名义强行解散。这些小组包括“炎黄春秋”小组、“南方周末”小组、“北方周末”小组（系列）、“民主社会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小组、“悼念张志新”小组、 “台湾政治”小组、“言论自由”小组、“请给思想以自由”小组，还有“贺卫方”小组、“冉云飞”小组、“徐友渔”小组、“哈维尔”小组，“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小组、“牛博群”小组。据说还包括被当局误伤的“友军”，如“崇拜毛泽东小组”，“实事求是”小组，等等。当真是“尸骸”遍地，满地狼藉。一些本来“只谈风月，非关政治”的兴趣小组也被株连，我估计这是因为当局“反低俗”需要的门面货。 这些小组的思想倾向与价值取向很不一样，要说有共同点，其实只有一个，即没有按照当局的要求思考――有些小组其实是遵循当局教育思考只是走了偏锋而已，如“崇毛”及“实事求是”。思考本来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点，只是生活于极权国家之下的人没有本属于人的这一权利，因为相较于专制国家，极权国家的更厉害之处在于除了政治管制与警察（军事）管制之外，还特别喜欢管制人的思想。因为极权国家的意识形态有个全能特点：既解释人间，还要解释天堂（宇宙），最后还要强迫人们按其解释的法则去思考与生活。 对这个结果我并不意外。因为今年的国内形势的变化将引起民怨上升，按中国政府的逻辑必须要加强各种社会控制，舆论控制更是首要任务。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加强舆论控制与政治强管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最近访问中国时那“经济先于人权，合作重于分歧”的表态，是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必然采取的政治外交策略；而法国政府因会见达赖喇嘛遭到中国当局报复，使得其它国家在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时，需要先在心里惦量惦量利益天平――这正是中国多年努力谋求的局面。 一方面“河蟹族”在网上扫荡一切政府不喜欢的声音，将所有可能的反对声音（包括小声咕哝）消灭于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当局热衷于召开“E两会”，展示“民意”，如“总理，请听我说……”、“假如我是人大代表，我建议……”，让过滤了的网民言论与五毛党的捧格在网上携手共舞 。如此作为，已将中国政府每次“中国人权有很大进步”的声明与“亲民秀”变成了“愚人节”戏码，只是其上演不限于每年的4月1日，而是有需要就上。 写至此，鲁迅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不自禁地浮上心头。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9年3月5日，第286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武汉肺炎：旧体制在全球化时代遇到新问题
何清涟 近日祸延中国并殃及澳门、台湾、泰国、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的武汉肺炎，无论从病毒来源、政府的危机处置与公关方式、民众的恐慌应对，一切都在重演2003年的Sars事件。这让我想起黑格尔那句名言：“ 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经验，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政府的危机应对仍然处于“前全球化时代” 这次疫情最早于2019年12月31日由武汉卫生部门通报，但未指出是何种病情，因此错过了控制疫情的初发期。中国政府这次的危机应对失误在于： 第一，将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当作武汉的地方性疫情，直到世界各国发现，所有的感染者都去过武汉，才于1月22日封城，要求在武汉的人不要离境，一天以后，其他三个湖北城市黃岡、鄂州、赤壁才回过神来，实施检疫隔离。 第二，对疫情严重性的承认太晚。网上讨论疫情长达20天，武汉市总是躲闪其辞，直到武汉肺炎的这种致命病毒蔓延至泰国、香港、台湾、南韩、日本，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发现来自武汉的病人，各国纷纷启动边检防疫措施。中国面对遏制这种病毒爆发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才于1月20日发表公开讲话，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并警告说，隐藏疫情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人才确切地知道疫情严重。而就在这20天内，疫情日益严重，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第三，中国政府仍然习惯性地“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尽管武汉市卫生部门发表了语焉不详的疫情消息，但武汉市政府却一直封锁消息，严厉审查新闻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控制关于病毒的叙述。许多文章和帖子遭到了审查，凡使用了#WuhanSARS标签的一律删除。武汉市警方在1月份调查了8名市民，称他们在网上散布谣言。 所有这些措施，不仅没能扼制疫情蔓延，反而加深了民众的恐慌情绪。 中国疾病防控完全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 中国的经济已经全球化，人口流动也全球化。但疾病防控与危机处理方式却相当陈旧。 一、中国政治体制的信息传递渠道主要是由下级向上级禀报，再由上级向下级传达处理意见，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故，比如强烈地震、大洪灾与各种新型传染病更是如此。这种防控体系的支撑点是各级科层组织，在城市是各级单位与居委会这类基层组织，在农村是乡镇、村等基层组织。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这种体制效力大减。由于用工制度的改革，单位制度不再覆盖城市所有人口，每个大城市都有来自本国的外地人以及外国旅游者、经商者，农村也有大量进入城市打工的人口。这就是武汉发生疫情之后，不少人其实已经身染疾病却还要搭乘航班去别处，将武汉肺炎传往他国。比如台湾一位女商人早在1月11日就出现症状，因不相信当地医疗于1月20日从武汉搭机抵达台湾，主动通报身体不适。因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安排就医。台湾网路社交媒体出现挞伐声浪，认为她坚持搭机回到台湾，使途中和她所接触的人暴露在感染风险中，是很自私的行为。 二、中央政府解决危机的手段，主要是依托政治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激励机制是对官员的罢免和升迁。决定危机处理方式的不是危机发生地的官员，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政府。紧急情况下才会有中央领导亲临指挥，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非制度处理方式在地震、洪灾中，往往成为打破因循守旧的官僚主义动作的最有效方式，但用于需要非常专业的疾病防控当中，就会出现问题。 这次武汉疫情来得突然，中国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的意见被忽视，维稳的要求压倒一切，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期。应急措施也远远不够，用于快速诊断的试剂盒告缺；还没弄清楚人传人的传播方式是什么，医务人员就已经大批感染。所有这些，都需要更专业化的危机处理方式，传统的科层组织与危机应对难以应付Sars与武汉肺炎这类突发疫情。 三、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媒体只是宣传机器，发表的稿件是当地党委宣传机构的通稿，除了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公众对危机事件大多情况下并不知情。政府假定公众只是政府政策被动的接受者：如果公众获益，则可以继续执行政策，如果公众受损，则考虑变更政策。最让人无语的是宣传部门还祭出“比烂”法宝，央视网于1月22日发表一条消息：《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 已有6600人死亡超1300万人感染》，用美国流感疫情严重，死亡6000多人、蔓延48个州来暗示中国在控制病情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这种宣传只能安抚宣传部门自身，估计处于疫情威胁之下的武汉与湖北人民大概根本就不会关心这条消息。 如今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每个社交媒体的使用者都是信息的传播者与评论者。中国政府与公众之间本就严重缺乏互信，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再提出“不信谣、不传谣”，用拘留、处罚甚至判刑等方式，对于信息传播不仅不能起到扬汤止沸的作用，反而火上加油，促使各种真真假假流言满天飞。 外资入华的风险议价将大幅增长 在信息相对封闭、人口流动较少的时期，中国形成于毛时代、后来只稍加修补的“领导决策模式”，在中国闭关锁国年代，确实能够将危机和灾难带来的实际损失和信心打击限制在有限范围之内。更兼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毛泽东有极强的个人崇拜，即使政府犯错误，只要适当地调整政策，政府的合法性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即使象1960年代初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也被毛与中共政府用这种方式化解了。但现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互联网让人类进入信息共享状态，这种“领导决策模式”早在2003年Sars爆发时期就遭遇严重挑战，如今时过十七年仍然沿用，在习近平发表公开讲话之前的20多天当中，地方政府除了捂盖子、控制舆论，以维稳为要务，在应对疾病方面，表现出一幅茫然无措的疲于应付之态，终于祸延全球。 但事发于2020年，中国政府遇到的挑战远比2003年严重。2003年，中国加入WTO不久，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价格相对低廉，外资对中国的环境、疾病的风险议价就算较高，考虑到企业在中国的利润空间大，外资也愿意接受。如今，中国的人力成本、土地价格、电力、能源价格都比中国周边国家高出许多，因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外资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已经纷纷外撤，加之盗窃知识产权、在世界各国用各种方式红色渗透、香港反送中事件的影响，中国国际地位已经大为下降。在中国国际形象受损、经济前景不被看好之时，外商进入中国投资的风险议价（比如健康补贴、医疗保险、生命保险等）将会更高，高到外资无利可图之时，中国将失去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第一大国的地位。 希望经历过2003年Sars与2020年武汉肺炎之后，中国政府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建立新的疾病防控体制，也希望中国人放弃吃野生动物的嗜好，不要再次跌倒在同一个坑里。 （原载大纪元，2020年1月2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23/n11816641.htm）
何清涟2025-11-06 23:59👍 0💬 0叙利亚难民潮的中国“启示”
何清涟 叙利亚难民大批涌向欧盟诸国，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的承接能力。叙利亚小男孩的不幸死亡引起的同情，在现实的巨大困扰之下成为灿烂一现的昙花。星期天德国政府的态度急转弯，恢复边境检查，声明难民不能自由选择避难国家。紧接着奥地利、荷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先后恢复边境检查，以“欧洲无国界”为特征的“欧盟一体化”之梦终于被击碎。 在人类进入“地球村”的今天，叙利亚难民这只巨大的蝴蝶翅膀扇动的风，注定会将中国卷入其中。 中国的冷漠遭受批评 《纽约时报》9月10日发表《中国冷眼旁观移民危机，指西方自食恶果》，指责中国对叙利亚难民的冷漠与袖手旁观，集中于两点，一是中国不肯出钱，与其他国家对比，自2012年以来，中国为帮助解决叙利亚的“内部动荡”只提供了1400万美元，在世界各国和组织捐赠的140亿美元中，约占0.1%。排在第32位，不及日本（排名第九，已捐赠4.45亿美元，并承诺再捐2400万美元）。二是对很多中国人反对接收叙利亚人的态度颇有微辞。并引述“香港自由新闻”报道说，迄今为止，中国人“普遍反对这么做，称中国无需为中东的动荡负责，很多中国人依然生活贫苦，况且难民也不想来中国”。 对这批评，我可以理解，国际社会大多数人只知道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有3万多亿外汇储备，却不知道中国还有许多社会底层的状态比难民们更悲惨。但我认为这批评只有一点是正确的。 这正确的一点，在于批评中国的经济援助少，中国政府确实应该考虑多出点资金。尽管今年中国经济下滑，地方财政困难，用于民生的钱捉襟见肘，但从军费中挪出几千万美元，表示对国际人道危机的关怀还是应该的。 不正确的一点，在于让中国接收叙利亚难民。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早在2005年，就有1.8亿生态难民，其中1.5亿无处可迁（时任环保部副部长潘岳2005年接受《南风窗》采访时透露的数据），新疆维吾尔族冲突涉及的经济矛盾、就业歧视、宗教信仰，已经导致新疆局势十分紧张。假定中国政府愿意接收叙利亚难民，只要告知来后的待遇，恐怕难民们也不想来中国。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就算让他们参照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允许他们生二胎三胎，并配给他们低保（按京津沪最高标准每个月700人民币，约合110美元），这些难民会认为自己进入中国才算进入真正的苦难，因为这些叙利亚难民在母国的生活及人权状态远比在中国得到特殊优遇要好：孩子是真主赐给的礼物，不需要计划指标；叙利亚GDP总量虽然比不上中国，但这些难民在叙利亚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费远不止一月110美元。 因此，为了难民不与中国政府及各族人民发生矛盾，为了难民本身的福祉，让中国量力而行，出点钱算了。虽然中国也有人说“咱家银子也不多”，但中国是个大国，总得尽点义务，面对难民潮这么大的人道灾难，我相信中国人民也会体谅政府多出钱的行为。 世界关于中国难民潮的预想 世界关于难民潮的设想，不少都以中国为主角，王力雄那本著名的《黄祸》是代表作。该书的主旨是：中国一旦发生内乱，中国人将四处流窜，各国不堪其扰，组织“灭虱队”应对之。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合法、非法移民现在遍及全世界，号称“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汗水；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泪水”，一向欢迎移民的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近两年也开始提高华人移民门槛。 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含义是多重的。希望中国政府不断改善人权，消减社会内部紧张，不要迫使中国人大批量逃出国境，构成对世界的压力，应该是“负责任”的内容之一。 中文世界一直流传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故事：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批评中国计划生育不讲人权，邓说那我们每年给你几千万人口，如何？美国总统听完邓的话后，沉默了。 这个典故出自《卡特回忆录》，但经过改装。在《卡特回忆录》213页有段话： I outlined the ploblem with the most-favored -nation legislation that it would create an imbalance if we included his country and not the Soviet Union. Deng informed me that there was no equating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on emigration question,and added “if you want me to release ten million Chines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I’d be glad to do so.”And of course .everyone laughed. 这段话的大意是：“我指出立法中关于最惠国待遇存在的问题（此处应指关于移民问题的法案）——如果我们只将中国包括入内而不包括苏联的话，那会产生不平衡。邓告诉我在移民（emigration，对外移民）问题上，中国和苏联之间不需要什么等同，并且补充道：‘如果你想让我放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我乐意之至。’当然，每个人都笑了。” 无论如何，邓小平这段话说明，他知道大多数国家并不欢迎中国人大量进入，这可能是东南亚邻国不断发生排华风潮带来的警示。尽量避免中国人口大量外溢将造成世界困扰，这一点世界各国心照不宣，中国政府也算尽责，尽量控制国民踏出国门。但这次发源于叙利亚的世界难民潮，却由阿拉伯世界拉开序幕，对世界包括中国的影响都不小。 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反应 叙利亚难民危机的中国启示可以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类。《人民日报》海外版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美欧当反思难民潮根源》说出了官方想说的话。 文章讲述了利比亚与叙利亚因“阿拉伯之春”而陷入“国破家亡”之境的惨痛教训，认为“这种悲剧性结局的产生，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少数所谓‘民主派’，矢志颠覆原本稳定的威权统治；主要原因则是美欧借机进行‘政权更替’”，境内外势力勾结造成了这些国家国破家亡，中产阶级沦为难民。作者告诫说：“一旦国家陷入动荡，个人再能干，也只能沦为难民”，“难民潮警示美欧国家，应反思自己的对外政策，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应充分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深刻含义，深刻认识‘只有国家强大，个人才能幸福’的基本道理。” 这段话含有双重警告，对国民想说的意思是：威权统治虽然有缺陷，但如果强行要求民主，最大的可能是导致国家动荡，你们沦为难民。对欧美国家政府是说：你们如果想搞垮中国，会有更大的难民潮产生，让你们无法应对。 这段话表示：中国当局决不愿意还权于民，实行民主政治，通过地方自治谋求社会稳定。如果民间要求民主，那就玉石俱焚，鱼死网破，善恶同归。 民间的看法以《叙利亚中产的前车之鉴》为代表，文章先界定难民身份属性，称2015年1-6月，试图通过地中海前往欧洲的13.7万名难民当中，三分之一来自叙利亚。这些叙利亚难民多是以前的政府公务人员、工程师、医生、业主、企业主等中产阶层甚至更高阶层。以下所言均是影射中国中产阶级，比如叙利亚中产阶级“一直认为自己所在的群体是上联统治核心、下接贫苦基层，保持国家和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中流砥柱，是社会的精英和民族未来的希望。他们对下层的苦难与诉求并不关心”，以及中产阶级如何依附于专制，甘心当阿萨德的走卒，跟着吃肉的喝汤，不思变革，终于在“阿拉伯之春”后，发现自己“其实连屁都不是”，“左右不是人”，堕入悲惨境地，成为难民。 由于该文的影射比附色彩太过强烈，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谈的有多少是叙利亚中产阶级的真实状态，但将这篇文章看作是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讽刺与鞭挞，应该是百分之百准确。文章的主旨可总结为一句话：中国的中产阶级，你们不起来造反，榜样就是叙利亚的中产阶级，只有沦为难民一途。 在官方警告中，中产阶级榜上有名；在民间警告中，中产阶级成为被嘲讽的重点对象。但中国的中产阶级实在太弱，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在专制政府与新无产者群体巨大矛盾的夹击下，沉默与移民成了大多数中产者的现实选择。 今年中国的资本外流已经非常严重，叙利亚难民潮的发生，只会让有条件的中国有产者逃离得更快。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9月1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qinglian-he-20150914/296413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4👍 0💬 0中国人应从埃及革命中学到什么？
目前对埃及革命高度关注的国度与人群，除了众多利益相关者——如同气连枝的非洲、中东国家、以及美英等国之外，最关注的大概就是中国了。 来自中国的关注有两类：一类是来自中共政府的关注，估计目前中国各种研究非洲、中东的官方机构（外交部下属研究机构、国际关系学院、总参情报部、社科院等）正在日以继夜地梳理资料，归类整理研究，从不同的管道与专题为中央政治局准备各种相关资料。其中主要的资料包括各种反对组织的活动情况、它们如何利用政治空隙发展壮大，此次活动的组织过程。以中共积数十年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地下工作经验与执政者这双重经历的老练，自然不会去相信埃及反对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向世界声称的那样，这是埃及人民对穆巴拉克的腐败专制不满的自发反抗。因为群众只是一盘散沙，得有强有力的组织者将其捏沙成团。因此，中共在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屏蔽信息，不让中国人从埃及革命场景中引起联想并从中学到任何经验。 另一类就是来自民间的关注。目前是互联网时代，官方虽然屏蔽信息，但只要愿意翻墙，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各种信息。从推特上的情绪及反应可以看出，国人对革命的宏大场面情有独钟，这当然是多年对本国专制政府不满的一种发泄，所有的赞美全都不吝惜地奉上。至于对埃及革命的各方势力的背景，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为何会在这关键时刻调整自己的“市场”定位的背后原因，以及巴拉迪这位在埃及并无政治组织根基的诺奖和平得主为什么会在此刻被推举为名义上的领袖，以及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埃及变局只愿意支持改革与和平过渡而不想要革命的原因，大多数中国网民并不关心。此时此刻，革命狂欢是最重要的，革命后的建设不是大众关心的问题。 只有一位叫那小兵的在其博文“开罗不相信眼泪” （http://lunannanlu.blog.sohu.com/166702057.html）中对中东局势做了叙述：“对中东历史有点了解的人不会忘记当年霍梅尼上台的情形，先是民主学生反对巴列维国王的贪腐政府，但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德黑兰部分地区，真正把握局势的人却是伊斯兰兄弟会，他们才有能力调动广大工农商学兵各阶层将动乱蔓延到全国，并在巴列维逃亡之后迅速推霍梅尼上台，组成了伊朗式的伊斯兰民主政府。”他的相关见解很理智，值得一看。 中国人对中东的了解实在有限，在此刻要他们去关注埃及革命之后如何重建也是不可能的。但我想，中国人盼望革命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至少也得向中共学习如何从埃及革命中学习经验。因为搞乱旧世界很容易，重建新世界却非常困难。中国的未来既不能依靠“非暴力合作派”等待“党内改革派”出现并与之合作，也不能依靠即兴而来的广场政治参与者的狂欢，只能依靠一些具有战略眼光且有政治韬略的政治组织者，未雨绸缪。从埃及此刻正在发生的抗议活动来看，埃及人在突尼斯革命后喊出的“现在该轮到埃及了”并非即兴之作，而是筹备多年。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才有明确的社会目标，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极有可能变成暴民运动。 埃及革命至少有几点可供中国人参考： 一是政治运动的组织工作。这次埃及革命显然是有组织准备的，合法的非法的都有。穆斯林兄弟会的背景我在前一篇博文里介绍过，自从1928年创立以来活动到今天，其间虽然数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其却能在突尼斯革命后乘势而起，其组织经验与能量自有其强项。比如它多年涵育的经济实力，领导者的战略眼光与灵活（知道自己出面会引起世俗化反对派的警惕，推了世俗化色彩浓厚的巴拉迪出来，重新为自己进行“市场”定位）。BBC一篇分析也指出兄弟会是埃及唯一能够组织起如此大规模活动的组织。中国民间没有这种研究能力，但西方世界的研究与中国官方的研究都可以借鉴。只是对中国官方研究要反向思维，凡被官方批判的，就是民间可以借鉴的。目前异议活动中当道的文学老中青的激情，比如援引各种思想家的警句和甘地的名言，其用武之地是广场政治与群众动员，不能取代事前周密的准备工作。 二是组织工作必不可少的技术工具。这次埃及反对势力无论是事前还是革命过程中，对互联网技术及其它可替代技术的利用都做得非常漂亮。中国这类人才当然有，只是必须让他们成为异议运动的技术提供者。 三是社会重建的要点。中国是个地域广袤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的政治精英对本地、本民族的政治、经济需求比所谓中央政府更了解，他们应该多思考一下地方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经济自足的可能性。 中共如果不考虑民意并求变革，只想在维持既得利益格局下求稳，任何形式的革命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中国人只羡慕埃及革命过程中的广场狂欢，也只喜欢背诵警句的文学革命家或者改良者，不喜欢踏踏实实做默默无闻的政治组织工作，就算是真等来了革命的广场狂欢，也无法引导群众脱离暴民运动，更谈不上革命后的重建。机遇从来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从现在起国人当中的有心者应该从各方面做些准备。 谨以此文作为2011春节礼物献给我的中国同胞。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2月2日）
何清涟2025-11-06 06:40👍 0💬 0美中角力的新赛场——南太平洋岛国论坛
何清涟 2022年南太平洋岛国论坛闭幕，会议期间三个亮点：中国武官被驱逐（说明中国不受欢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7月12日透过视讯参加论坛，并宣布美国在未来十年中将每年提供6000万美元，用于对付非法捕鱼、增进海上安全和对付气候变化；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对媒体公开表态，排除了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美国取得的一项主要成果就是通过宣布《太平洋岛屿国家战略》与《蓝色太平洋伙伴》，表明了美国拜登政府将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与关注。 美国将太平洋地区视为与中国角力的新战场 1971年8月，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斐济、萨摩亚、汤加、瑙鲁、库克群岛等在惠灵顿召开南太平洋七方会议，正式成立“南太平洋论坛”， 2000年10月更名为“太平洋岛国论坛”。现在共有18个正式成员国，一个准会员；对话伙伴包括所有主要西方国家，外加中国、日本、印度、南韩等若干个亚洲国家与土耳其。近年来，作为南太平洋的“十字路口”，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国在大国之间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意义日益重要。 中国早就注意到南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性，于2006年成立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定位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密切经济联系、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共开会三次（2006、2013、2019）。 尽管美国自二战之后，一直是太平洋的安全提供者，但在中国通过经济合作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关系之时，美国却表现得不太在意。这次会议上，哈里斯宣布今后10年每年援助6000万美元时，帕劳渔业部长史蒂文感叹说，距离上一次美国“大手笔”的援助大平洋岛国，“已经过去了20年”。 太平洋岛国为何受到各方重视？ 太平洋岛国之所以受到世界关注，乃因中国近年在中国在基里巴斯建立军事基地，被视为“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的一部分。珍珠链战略是一个由印度政界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该国对中国在印度洋施加影响力的意图的猜想，具体指称从中国大陆到非洲之角上苏丹港之间，中国建成或在建的民用和军用设施，以及这些设施与中国重要航道的关系。中国的重要航道经过几个“瓶颈”，包括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龙目海峡，以及沿岸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和索马里等国家。由港口和机场项目组成的这些”珍珠”从中国大陆沿海延伸到波斯湾港口。从2013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计划开始，“中国悄悄在太平洋岛国发展军事基地”成为国际媒体经常报道的内容，中国本身也发表过《看看“一带一路”上的那些机场》（2018年10月24日），列举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约20个机场。[\[1\]](https://heqinglian.net/2022/07/18/kamala-harris-launches-pacific-push-to-significantly-deepen-us-presence-amid-china-tensions/#edn1) 2021年5月，英国媒体报道中国计划改造距离夏威夷1800英里处的基里巴斯（Kiribati）的坎顿岛上二战机场，使它成为“不沉的航母”，可以用于部署战斗机或侦察机。该岛是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要海上通道，这条消息当然会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吉里巴斯这个小国曾是台湾邦交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交，并于2020年5月与中国建交，在今年论坛年会开始前一周宣布退出论坛。 拜登政府尽管对华外交一直处于战略模糊状态，但五角大楼肯定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一地区的缺席，所以正在战略性地调整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对太平洋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从《澳英美三方安全机制》（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再到不久前宣布的《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the Blue Pacific），明显地针对中国。澳大利亚亦深为担忧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澳广SBS最近报道了澳洲洛伊研究所的最新民调，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未来20年内中国“非常”或“有点”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88%的澳洲人“非常”或“有点”担心，中国可能在太平洋岛国开设军事基地。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强与南太平洋地区的联系，当然会受到澳大利亚的欢迎。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南太平洋岛国希望“不站边” 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是在极其特殊的国际形势下召开的。俄乌战争发生后，美国与欧盟等西方国家在UN要求所有国家谴责俄罗斯，并多次指名要求中国反对俄罗斯，最后却引发了新的不结盟运动，形成了多极化格局，BRICKS及OPEC虽然保持中立，但实际偏向俄罗斯。最让美国受到欧盟诸国腹诽的是因此陷入严重的能源短缺与通胀困境，美联储官员将这一现象谑称为“通胀大联盟”（Inflation major league）。[\[2\]](https://heqinglian.net/2022/07/18/kamala-harris-launches-pacific-push-to-significantly-deepen-us-presence-amid-china-tensions/#edn2) 能源短缺且价格飚升，在欧盟各国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地震，英国首相约翰逊遭遇本党逼宫，在相继有40多位部长级官员宣布辞职后，“站在悬崖边上”的约翰逊不得不宣布辞职务；紧接着是意大利总理步其后尘。两位辞职的共同理由是能源价格飚升及通胀居高不下，约翰逊还多了一项：选他是因为其保守派立场，没想到上任以来持续推行左的政策。荷兰、意大利、德国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均表达对政府的严重不满。 往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邀请过伙伴国家，如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在论坛后发言，但今年的峰会为免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取消了这项议程安排。欧盟迅速恶化的政治经济状态让其他国家忧心。7月7日，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在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演讲中说，太平洋岛国论坛这样的区域架构对于解决区域问题至关重要，当地的安全问题应该在当地解决，太平洋国家不愿选边站，“将太平洋地区国家定位为必须‘选边站’的方式，是错误的”。据现任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席、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Josaia Voreqe Bainimarama）称，就是希望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更专注于关键的内部问题，确保他们有足够“空间”来解决地区战略问题并决定关键优先事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David Panuelo）说得更直接，这是给太平洋各国领导人在紧张的地缘政治之间一点喘息的空间。 不选边站队，广结友不结仇的外交政策，反映了岛国希望与国际社会各方进行全方位合作。可能意识到目前的外交困境，这次哈里斯视频出席南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姿态比较低调，只表达友好愿望提供援助。据白宫资深官员日前在接受VOA采访时透露，美国将透过G7在该区域进行基础建设投资；希望各国详加比较美国与中国在基建项目做法跟品质的不同。这位官员还强调，中国现在对太平洋地区有“浓厚的兴趣”，不过美国本次宣布的诸多政策与项目，并非针对某特定国家，美国在世界各地都不会要求各国选边站，不会要求各国不与中国建立关系，而是专注在美国与各国的正面接触，还有美国能够提供的利益，希望各国能看见差异性。 世界局势已经发生急剧变化，美国内政陷入困局之时，外交上自然不象以前那样具备“老大”气势。美国蒙莫斯大学7月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8%的受访者表示美国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只有10%的受访者表示美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是自2013年该民意调查机构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3\]](https://heqinglian.net/2022/07/18/kamala-harris-launches-pacific-push-to-significantly-deepen-us-presence-amid-china-tensions/#edn3)与此同时，多数国家意识到自身的国家利益需要依靠自己来保护，尤其是小国弱国更是意识到，在大国对峙的紧张局面中，如何平衡关系才是自全之道。相比欧盟各国，南太平洋岛国的表现堪称理性明智。 [\[1\]](https://heqinglian.net/2022/07/18/kamala-harris-launches-pacific-push-to-significantly-deepen-us-presence-amid-china-tensions/#ednref1) 《看看“一带一路”上的那些机场》，中国国际空港信息网，2018年10月24日（http://www.iaion.com/jd/97849.html） [\[2\]](https://heqinglian.net/2022/07/18/kamala-harris-launches-pacific-push-to-significantly-deepen-us-presence-amid-china-tensions/#ednref2) Fed official: Inflation ‘major league disappointment,’ massive rate hike possible,By Thomas Barrabi, New York Post，July 14, 2022 (https://nypost.com/2022/07/14/feds-waller-says-huge-rate-hike-possible-amid-june-inflation/ ). [\[3\]](https://heqinglian.net/2022/07/18/kamala-harris-launches-pacific-push-to-significantly-deepen-us-presence-amid-china-tensions/#ednref3) 88 percent say US is on wrong track: survey, BY ZACH SCHONFELD, The Hill，07/05/22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546548-88-percent-say-us-is-on-wrong-track-survey/）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网，2022年7月18日，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kamala-harris-launches-pacific-push-to-significantly-deepen-us-presence-amid-china-tensions）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布林肯访华为何成了马戛尔尼觐见乾隆 2023 版？
何清涟 这次来之不易、一推再推而终于成功的布林肯访华之行，其结果让美国欲赞也难，主要是预想中的教训中国没有出现、警告也未出口。且不说美国商界公开表达有点失望，就连WSJ、WP、NYTimes等媒体的记者想赞上一两句，都比较困难。但中文媒体与社交媒体圈，楞是生生地将这次会见变成了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2023版，美国拜登颠三倒四的行为，将布林肯访华的成就化为白忙。 民间的不满化成了“马戛尔尼朝见乾隆版” 对布林肯访华成果表示不满的人有多种，有不满布林肯的，有不满中共的，最后集中在一点：中国接待布林肯的礼节上。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条是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教授蔡霞@realcaixia发表于6月19日的一条推文：“布林肯从下飞机起，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的就是大步流星、气宇轩昂、正气凛然，全然不把中共国那些鸡鸣狗盗、猥琐龌龊伎俩放在眼里，更不在意那条红线，踩上去压过去。 习是否见布林肯，中共一直含糊其辞。是要诱使布林肯为见到习而弯腰示软？布林肯始终不卑不亢，最后一刻，习撑不住了，自己塌了腰…… （twitter.com/xinwendiaocha/…） 这条推文引发的评价是一边倒的，无论是Quote还是Coments，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有点代蔡霞女士不值。 多数承认布林肯这次是弯了腰的，但评价来自两种立场，海内外粉红大赞中国长了威风，但多数是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折辱，是北京器局狭小，满清王朝那种天朝上邦对下邦在礼节上折辱的恶习未改，比如没有为布林肯在飞机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接见的座位排列；习近平用“国务卿先生”称呼但新华社却改成“你”的问题；还有在钓鱼台迎候的地点不在大门而在宴会厅门前……。法广的文章标题就是《习近平布林肯会谈场面犹如王朝式外交再现》；台湾时评人汪浩则指出，习近平坐大会议桌中间，像主持会议的董事长，两边如下属部门经理，向董事长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汪浩说：“这是以前天朝皇帝召见外夷使节的形式，完全不是现代国际关系的惯例，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礼仪。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对布林肯是一种羞辱，可能会对美国国会支持布林肯和拜登政府进一步改善美中关系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布林肯访华取得的成果是什么，民间不再关注。会见的形式远重于内容，这有点象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礼节争议再现：英使就觐见皇帝是行半跪礼还是双膝全跪争议了几个月。 布林肯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 布林肯宣布的成果如下： 向习近平等人当面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称美国一中政策不变，也强调沟通管道畅通的重要。但布林肯坦言，中国拒绝重启军事沟通管道。背景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堵住美国国内的口，他补充说，他向习近平就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性行动”表达了关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然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深表关切”，特别是在新疆、西藏和香港。 在结束访华行程前，布林肯在北京召开记者会，说自己一直在寻求“打消东道主”对美国“试图在经济上遏制他们”的观念。据布林肯对媒体表示，“双方已就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中国再次承诺不向俄罗斯输送武器”。 美中双方的自我评估 所有的报道都强调了双方会谈时间之长——长达7个半小时（包括餐饮时间在内）。事后表述如下： 中方：“长时间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会谈”； 美方：“坦诚、实质性、建设性”。区别：美方认为会谈具有“实质性”的， 中方却认为不具有“实质性”。——5月11日，王毅和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评曰：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表态“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管道”。 我认为美方达到了期望。在推特上写了一推总结： 布林肯访华之行，充分领会了拜登“中国有苦衷”的教诲，比较体贴习近平。 最低目标大获成功：恢复了中美接触； 达到了最高目标：获习近平主席接见，当面陈述了美国的重要主张。 领回了王毅布置的思考题：需要就对话还是对抗、合作还是冲突作出选择。 终于成功达到他一生外交事业的顶峰，为拜登家族、华府友中集团与中共政府间的和睦做出了最大贡献。 我这并非讽刺，美方的期望在于“建立沟通渠道，防止误解误判”；中方的期望是在“中美总体关系及有关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平心而论，美方这个预期是基本实现了的，会谈自然具有“实质性”。 美国政界反应不一 6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州发表气候演说后告诉随团记者，期间他通过国安顾问沙利文跟布林肯保持联系，并赞布林肯“干得很出色”，“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路上”。 有了老板肯定，6月20日，布林肯在MSNBC发布的访问中就前一向沸沸扬扬的中国气球事件做了盖棺定论：“我们做了需要做的事情来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说了需要说的话，并阐明了不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因此，只要它不再发生，这一章就应该到此为止。” 美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对布林肯北京之行表示“失望”。6月20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发表声明，对这次中国之行表示“失望”。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发表的声明称，除了允诺今后将有更多会晤外，布林肯的中国之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结果。他在声明中说：“我对布林肯国务卿的北京之行刺眼的失败深感关切。布林肯国务卿没有追究中国的责任，反而随声应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气候变化与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宣传。此外，国务院似乎停止了出口管控和制裁，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晤的代价。”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同天在院会发言中要求在《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考虑到北京的威胁行为，“遏阻中国的侵略”。 社交媒体上，最经典的总结虽然十分不雅，但比较传神：“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就算尿不到一个壶里，但保证不尿到对方身上”。 拜登称习近平“独裁者”再起风波 就在美国民主党欢呼美中沟通渠道重新建立、布林肯飞赴伦敦向盟国传达北京之行成果之时，他们的总统拜登在6月20日的一次政治筹款活动上发表针对习近平言论，将习近平称之为“独裁者”。让美国那些试图恢复美中关系的各界人士大为不满，认为将损害已经非常脆弱的美中关系。果然，中国政府立刻向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出外交照会，就拜登的谈话提出正式谴责。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导，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拜登总统（Joe Biden）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描述为“独裁者”时，他们感到措手不及，特别是这发生在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务卿访问北京并似乎在两国紧张关系中达成突破的24小时后。美方官员已经于21日私下里试图向中方澄清，拜登对习近平的描述并不反映其政府的新谈话要点或官方政策转变。美方官员说，他们预计这场争议不会成为布林肯在访华中取得进展的重大挫折。即将访问中国的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Chris Hipkins）表示，他不同意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言论。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模糊外交政策，其实处于摇摆状态。连拜登本人也弄不明白应该如何处理。这与美国本届政府执政错误百出备受批评有关，对于一个明年大选选情被一致看衰的执政党来说，对外深陷俄乌战争泥潭不知何时才能拔腿，对内陷入通胀与巨额债务困境，还有一个年迈昏庸时常出错的总统，除了勉力对美中关系进行危机管控之外，自己也失去了方向。 我估计此时此刻的美国世界各地的盟友，欧盟的态度与新西兰接近，希望巩固布林肯访华成果；亚太国家的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庆幸自己刚在香格里拉峰会上明确表态，要求美国不要迫使他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6月26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75825）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星期专论》：地震掀起民族主义狂暴
中国四川地震，死亡人数已愈五万，世人悲痛、哀悼。但北京当局却一如既往，利用其全面控制的媒体，借大灾难宣扬党和政府的救灾成绩，煽动民族主义狂热，以此强化其统治。遗憾的是，台湾的某些媒体和政党，也以什麽「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口号，情不自禁地迎合北京的宣传。 自地震以来，中国媒体每天都有密集的救灾报导，但其主旋律和毛时代的惊人相似，足令人叹为观止。观众在电视萤幕反复看到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及时救援，什麽温总理到灾区讲话，胡主席奔赴四川，胡温灾区汇合，俨然一副当年「朱毛」井冈山会师般「伟大」。 在电视直播的大型救灾晚会上，那些所谓的文人艺术家们，用拍卖场的方式，现场唱名捐款，当众表白他们「热爱中国」「振兴中华」的满腔热血。晚会以全体高唱几十年来被灌到每个中国人血液里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支革命歌曲结束。最後把观众的情绪调动到近乎文革时代的亢奋。全部的不同是把当年对「党和毛主席」的热血，变成了今天的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沸腾。一场带来巨大生命损失的灾难，就如此自然而然地再一次变成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契机。 强迫捐款，「爱国」恐怖 步奥运火炬传递後尘，这次煽动更是功效卓著。例如，对事先已有地震徵兆，但为何没有预警一事，不仅在中国媒体不能被质疑，更不能公开批评，即使在自由的美国，有人对四川地震没预报提出质问，竟遭到亲共华人殴打（打人者已遭拘捕）。而对捐款更是不容分说成为「必须」之举，少捐就是不爱国，遭到谴责、辱骂。中国有些单位还「定额、定指标」，要求人们必须捐多少。有企业家愤怒这种「强迫」方式，只捐一元钱，近乎被网上暴民强暴。中国的「愤青」们甚至去围攻他们认为捐的不够多的「麦当劳」等外国连锁店。一股巨大、狂暴的民族主义、群体主义之风，借灾难再次席卷中国。 在群体主义、国家至上，甚至多数暴政的气氛中，个人权利（捐和不捐的权利）、个体价值，自由主义精神等等，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在把「捐」变成「强迫」的同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在中国那个层层官僚贪污的腐败制度中，怎样监督捐款真正送到灾民手中。 在这样一种全民疯狂的精神状态（mentality）下，即使没有政府的严密控制，对这场地震没有预警的质疑和讨论恐怕都没法进行。1976年唐山大地震导致24万人丧生，现已证实，其中具有巨大的人为责任。因震前22天内，地震专家提出过九次预警报告，但由於怕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这些警报均被压住，官方没有向社会「预报」。现任中国地震局长陈建民曾对媒体公开承认：「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但这个造成二十多万人死亡的「漏报」责任，至今都没被追究，更没有一个官员遭处分。 对地震事先并非不知情 今天的四川地震，已有很多迹象证实，很可能像唐山地震一样，也是因政治原因而「漏报」。据报导，至少有两名中国地震专家发出过预警报告，但也是被压住不报或无视。但四川当地的军工部门和煤矿等，事前都接到地震警报；煤矿以「地质不稳定」为由，震前已停工，说明相关政府部门并非完全不知情。连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陆浩也在震後讲话透露，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预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但该讲话报导在中共新华社网站刊登不久，就被删除，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中国地震局官员强调，「为了不影响奥运火炬的正常传递和不引起社会的恐慌」。 在震後的中国地震局新闻发布会上，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他们曾接到四川地震局七名职工投诉，说在震前几天就察觉到地震迹象，但局里说为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这个消息。 「人命关天」在中国早已被意识形态和「民族大业」而取代。在民主国家，无论政府怎麽做，媒体和民众都首先要检查和谴责政府失职的错误。但在专制国家，正好相反；连灾难都成为抬高独裁者、膨胀民族主义的发酵剂。在这种状态下，中国民众就要沿著当年军国统治下的日本、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民众的路子往前走。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5月25日「星期专论」 2008-05-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全球化 VS 去中国化，美欧商界意彷徨
何清涟 在《中国自外于全球化？完全不可能》一文中，分析的是中国与全球化的利益攸关。本文分析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被炒得很热的话题：全球化要去中国化。这个命题，其实是少数人根据西方舆论从“脱钩论”到“去风险化”而做出的判断。但命题的提出者没有考虑到，从脱钩到去风险实际上已经是种回缩，实际操作并非如此，最近的例子就有一个：美国一直要封禁与中国关系密切的TikTok，但2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加入了社交平台TikTok，目标就是为了竞选连任，希望在那1.7亿用户中开发出票源。 解铃还需系铃人。全球化这一过程从经济全球化开始，中坚力量是西方各国的跨国公司。因此，全球化去中国化的决定力量并非政界，而是商界。 中国美国商会报告：是去是留意彷徨 2月1日，中国美国商会颁布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这一最新报告是基于去年10月至11月访问343家涉及不同领域的在华美企获取的数据撰写，显示有近3分之一的受访者预期公司去年的税前利润同比将有所增加，有3成美企认为随着疫情过去和美中高官互访，预料今年美中关係会有改善，对营商前景谨慎乐观；过半数企业表示，会把中国列为全球首选或前三位投资点，同比增加5个百分点。调查还显示，有77%的企业没考虑把生产採购线转离中国。但超过40%表示，暂没有计划增加在华投资，有半数企业表示，如果中国扩大市场准入，将考虑追加投资15%。 受访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市场准入、监管执法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方面存在担忧。有近六成的会员企业对中国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市场信心不足，但对此有信心的企业比2022年增加了9个百分点。也有57%企业以不确定或信心不足，形容中国政府开放市场的承诺。 企业担心的首要问题是“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其次是中国法律不确定和劳动力成本增加，因素有多种：部分受访技术和研发企业视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为在华投资的挑战；第三是企业招聘人才困难，不少人才出于地缘政治紧张的原因，不愿意搬到中国；中国经济放缓让人才预期降低，也影响美企招聘外籍人才。 总的来说，这一最新调查显示，与疫情时期及去年相比，在华美企对投资前景的预期和实际利润抱谨慎乐观的态度，相对疫情后已有所改善。 欧洲对华投资的风向标：德国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商界与美国同行一样处于彷徨状态。1月24日，中国德国商会公布了去年9月至10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商会的566家会员企业。 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在华德企认为，中国创新者将在五年内引领他们的行业；近四成的企业认为创新是中国市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在汽车行业，超过一成的德企认为中国的竞争对手已经是创新领袖。但这些企业中有八成以上认为中国经济呈现下降趋势，64%的企业认为这是暂时的经济放缓，未来1-3年将反弹。超过四成的德企对今年行业发展持乐观态度。 但这些德企的投资判断分别较大。54%的企业认为中国市场的投资吸引力在下降，但有同样比例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比上一次的调查增加3%，但比2021年的71%还是相差很大。在华德企对中国市场的风险考虑较多。超过八成的企业认为主要风险是地缘政治紧张，有45%的企业正致力于建立独立于中国的供应链，在中国境外设立额外业务的有40%。 德国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从 2022 年的 1700 亿欧元降至去年的 1160 亿欧元，但对华投资占总额的比重上升至10.3%，这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90%的德国企业家表示，他们将到中国投资。 德国政界也不想与中国经济脱钩。去年11月，欧盟准备针对中国太阳能产品进口实施贸易限制，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为此致信欧盟委员会。信中写道，“我听说欧盟委员会可能打算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组件实施保障措施。我对此感到非常强烈的担忧。”原因是欧盟国家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创历史新高，其中绝大多数太阳能电池板和零部件来自中国。德国总理肖尔茨和企业代表已宣布，将于4月15日至16日访华。 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目前还不行 近几年，美国华府希望重塑国际供应链时将中国排除在外，实现“去中国化”。不过，在实施过程中，美方发现困难重重。2月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降至十多年来最低，中美经济脱钩了？》一文，引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指出去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从2022年的1.2万亿美元缩减至1.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降至3.9%，为十多年来最低水平，上述数据的大部分缩减是通过对华贸易缩减来实现的：去年，对华贸易逆差数字降至2,810亿美元，为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但该文指出一个事实：美国并没有像相关数据显示的那样戒断中国进口商品，中国和西方的制造商已经找到了许多绕过关税的方法，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以规避美国的关税。因此，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额去年超过中国，为15年来首次，美国对墨贸易逆差跃升至1520亿美元，是2017年的两倍多。美国与越南去年的贸易逆差为1050亿美元，几乎是2017年的三倍。在美国从越南和墨西哥增加的进口中，很多商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原产于中国。 哈佛商学院的经济学家劳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达文·卓尔在他们的论文中写道，表面上看来，美国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墨西哥和越南等国都在从中国进口更多的产品，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在激增，表明中国企业正在那里开设更多的工厂。这些趋势暗示，企业可能只是在将它们漫长供应链的最后部分转移出中国，而且一些企业正在把越南或墨西哥等国家作为中转站，从那里将部分或大部分仍在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往美国。 论文作者认为，中美经济脱钩的根本障碍在于，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让人很难找到替代品。将越南、墨西当作中转站的结果是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扬：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占比下降五个百分点，也许会导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9.8%，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3.2%。 《纽约时报》从去年开始，发表了不少文章，分析中美脱钩具有多大的可能性。在《“中美国”的起与落：“世界最成功的合资企业”如何走向解体》一文中，引据哈佛商学院劳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达玟·楚尔的一项研究证明，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更高，比如，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价格比从中国进口高10%，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格高3%。《“脱钩”不易：研究发现美国供应链仍高度依赖中国》（2023年8月31日）一文中，引据了多个研究报告，证明脱钩不易。 还有的报告则怀念廉价的中国制造为美国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尽管失业，但对华贸易带来的物价下降使美国家庭的生活大幅改善》（Despite job losses, lower prices from trade with China have left US households massively better off. ）则证明，从2000年到2007年，从中国进口产品相当于将美国家庭的平均消费能力提高了约2%，也就是美国家庭的年均购买力增加了1500美元。另一项研究发现，从2004年到2015年，中国商品将美国的物价每年压低0.19%。 上述各种调查、分析都表明一点：中美之间耗时30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短时间内脱钩，只是政客们与一些时评作者的幻想，现实远比他们设想的复杂。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2月25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95493）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在美国告别微信？
程晓农 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禁令宣布，即将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与腾讯发生与微信业务相关的交易。此后各国媒体多有讨论，全球华人更为关心。微信今年以来已先后在俄国和印度遭封杀，美国的禁令比这两个国家的封杀措施温和得多。若从中美冷战爆发后两国的谍报对抗角度来理解美国对微信的交易禁令，或许会看到一幅更宽、更完整的图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微信的通讯功能在美国仍然有效；至于微信的美国用户今后能否长期使用这个通讯工具，这个“球”其实是在北京当局的手里。 一、微信的美国危机 早在今年的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推出了“5G干净路径（Clean Path）”计划，要求所有与美国外交机构相关的网路讯息往来，都要经过可信赖的5G电信设备，并点名不可信赖的供应商华为与中兴。8月5日美国国务卿庞培欧举行记者会宣布，进一步推出“干净网路（Clean Network）”计划，以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与美国公司的敏感讯息，免受中共等恶意行为者的侵扰。这个“干净网路计划”涉及在美国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的营运商、手机商店、应用程式（APP）提供者、云端储存服务商和传输互联网信号的跨国海底光纤电缆的运营。 然后，8月6日白宫发布了两份行政命令，针对抖音和微信这两家中国互联网公司下达了禁令。两份禁令的内容相似，规定45天之后，即9月21日起，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与抖音进行任何交易，也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与腾讯发生与微信业务相关的任何交易。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商务活动算是禁令中的交易，负责制定具体清单的美国商务部要到9月20日才可能公布其细节。 微信是中国的腾讯公司开发的手机通讯应用程序，原来在中国国内使用，后来其服务扩展到全球的大部分地方，成了海外华人与国内亲友通讯联络的主要工具。由于它在海外的免费和多功能服务（短信、文字及图片贴、音频、视频、支付等），深受用户欢迎。如今微信在美国上了黑名单，对已经养成依赖微信习惯的美国华人来说，确实是个噩耗。许多人在智能化手机的时代已不再使用电脑或iPad，他们可能也不看当地的电视，但一定要上网，而上网的主要工具就是手机；手机下载的各种应用程式（APP）当中，他们用得最多的就是微信，不单是人际交往依赖微信通讯，连新闻来源也依赖微信群里的信息传播。 据数据分析公司Apptopia的统计，最近3个月每天美国境内活跃的微信用户数多达1900万，包括居住美国的华人、短期赴美的中国人以及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人。微信面临美国危机之后，一时间，关于微信即将在美国停止运行的传言此起彼伏，微信群里各种说明和“对策”流传不断。 二、中美冷战断送了微信的美国前景 微信之所以会被管控，并非商业纠纷，也不是单纯的美中经济摩擦，而是与中美冷战的爆发直接关联。6月3日我在SBS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美新冷战正式开始了吗？》，初步说明了中美冷战爆发的原因。从6月3日到现在，才过去两个多月，美国对中共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关闭中国驻美国休斯顿领事馆。这些措施让世界各国看得眼花缭乱，许多人不由得产生了一个疑问，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共今年上半年采取的三项重大军事行动展现出其军队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能力和意愿，迫使美国不得不在中共的挑衅面前全面调整对华政策，采取各领域的自卫行动。这三项重大军事行动的第一项是今年1月底中共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在中途岛海域演习的对美“亮剑”行动（请参见今年4月10日我在SBS发表的文章《中美对阵中途岛》）；第二项是中共宣布正式占领南海公海海域，把这几百平方公里的海区建成了对美发射远程核导弹的核潜艇之“安全屋”（参见中国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3月4日的报道，《解码中国战略核潜艇南海“堡垒海区”，中美水下较量无声》）；第三项是6月底中共宣布对美太空战部署完毕，可以对美国全境实现核导弹的精准打击（参见《多维新闻网》6月29日的报道，《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前世今生》）。 由于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在南海建成了“堡垒海区”，使美军无法再有效监控中共战略核潜艇的行动；而中共的核潜艇从这里出发，穿越巴士海峡，可以高度隐蔽地接近美国西海岸，从那里发起核攻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0日报道，美国中情局前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John McLaughlin）说：“美方最恨的并非是华为公司，而是大陆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我的理解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是，它为中共战略核潜艇可能发射的核导弹装上了“眼睛”，让美国的每个角落都随时面临核威胁。对美国来说，中共的海基“二次核打击能力”从纸老虎变成真老虎了，而且随时可能出现在家门口，核战风云不再是纸面上的假设，而变成了随时可能发生的现实。由于中共完成了对美核攻击的技术准备，就直接点燃了对美冷战。上述三项行动的组合相当于美苏冷战期间美国面临的古巴导弹危机。 当中共实行了对美核威胁的上述三项军事行动之后，两国就不再是和平发展之下的合作关系，而是进入了冷战升级程序。冷战状态下，敌对双方之间，市场规则不再是和平时期的主要行为规则；取而代之的是冷战规则，即全方位对抗，它主要包括四个核心领域，最重要的是军事对抗，其次是谍报对抗，再次是经济对抗和政治对抗。其中的谍报对抗包括高科技领域里双方在网络战、信息战（电子对抗）、软体应用中的谍报功能防范等等，而管控微信就属于防范软体应用中的谍报功能。 三、微信为何上了美国的黑名单？ 美国最近宣布的“干净网路（Clean Network）”计划，实际上就是为了清理网路间谍活动的空间。其中之所以涉及到跨国海底光纤电缆，是因为7年前中共就开始由总参三部（技术侦察部）的二局（美国局）通过跨国海底光缆，入侵美国军方、政府和民间公司的大量数据库。总参三部在2016年的军队体制改革中，与从事电子对抗(信息战)的总参四部合并成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网络系统部。 一些关心时事的读者或许还记得2013年被美国媒体热报的中共总参三部二局下属的61398部队的故事。这支部队驻在上海的浦东高桥，在总参三部内部被称做“高桥阵地”。中国现有的7个大型国际海底光缆系统中，3个在长江口的崇明岛东滩上岸，其管线再经长兴岛，跨越长江出海航道，从上海东北郊长江南岸的浦东高桥地区登陆，一直通往负责管理跨国光缆的中国电信公司设在浦东康桥的通信枢纽。61398部队的营地位置就选在高桥的光缆登陆地点附近，这个地点可以方便该军队情报单位在跨国光缆未到达通信枢纽之前就直接切入光纤电缆，从而不露痕迹地长驱直入到美国的军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网站上。这个“高桥阵地”从2007年就开始从事大规模网路间谍活动了。 美国负责国内反间谍工作的联邦调查局局长7月7日参加了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一次视频对话，主题为“与FBI局长对话：中共试图影响美国机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发表了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侵害。克里斯托弗·雷在演讲中提到：2014年中共黑客从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盗取了2100多万份人事记录，盗窃这些数据，很明显有助于他们尝试把某些人确定为收集秘密情报的对象；中共正在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物色有机会接触我们政府敏感信息的人，瞄准这些人以便偷窃信息。 联邦调查局局长讲话中提到的黑客，很可能就包括61398部队；而他提到的社交媒体，当然包括抖音和微信。抖音在美国的活跃用户已达到1亿，它掌握了美国近半数社交媒体活跃使用者的个人资讯和音频、视频谈话内容，可以被用作策反间谍之用。微信也同样可能具有这方面的功能；此外，微信在美国的运营也按照中共的国内网管方针，经常封杀海外用户的短信内容和账号，这种做法等于建立了一个美国微信用户的黑名单。 四、微信禁令“震撼弹”？ 8月10日BBC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美国微信禁令：投入海外中国人群体的一颗“震撼弹”》。这篇报道没有提到，事实上，美国禁止微信交易，是地球上的第三颗微信禁令“震撼弹”；最早受到冲击的不是在美国的华人，而是在俄国的华人。很明显，中共的友邦俄国对微信也有与美国相同的感受。俄国在今年5月封杀了微信，但中国政府既没抗议，也没声讨，相反却悄悄地命令国内网站封杀了俄国的这枚“震撼弹”消息；7月印度也封了微信，而且要求腾讯关停了印度境内的服务器，导致印度的微信用户只能勉强收发文字消息；而白宫8月针对微信的禁令，禁止的是美国公司和个人与腾讯发生与微信业务相关的交易，而不是禁用微信，这一做法比俄国和印度的微信封杀令温和得多。 微信问题在澳大利亚也引起过关注。在2019年1月28日的一篇题为《中国微信平台引起澳洲网络安全专家的担忧》的报道中，BBC指出，澳大利亚的安全专家警告说，北京可能通过微信影响澳大利亚联邦选举；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国际网络政策研究室当时警告，澳大利亚有150万微信用户，他们可能受到错误信息、审查、宣传的影响，因为微信是个受北京控制的社交平台。在这篇报道中BBC引用澳大利亚《世纪报》的报道说，专家们对此的看法存在分歧；而据澳洲媒体的消息，那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正同脸书、谷歌和推特沟通，制定对付恶意散布不实信息的办法，但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没有同微信的母公司腾讯沟通过。 白宫在关于微信的禁令中禁止的“与腾讯发生与微信业务相关的任何交易”，可能包括商对商、商对人这两类。比如，如果腾讯不愿意或不能在45天之内把在美国的微信业务切割成独立的公司，找到美国的购买者并出售，那么，9月21日起腾讯将无法再出售此项业务；而个人在美国使用微信完成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包括微信红包、微信转账、微信支付、公众号“打赏”等），属于微信用户与腾讯的交易往来，亦在被禁之列；此外，9月21日起如果在美国购买新手机，想下载微信应用软体，同样属于用户与腾讯的交易，会被禁止。但是，微信现有的美国用户9月21日起如果继续使用微信的通讯功能，白宫的禁令并未加以约束；也就是说，微信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至于微信的北美用户今后能否长期使用微信，这个“球”其实是在北京当局的手里。尽管白宫对微信的交易禁令已发布5天，而腾讯若要出售微信的美国业务，45天的宽限期只剩40天了，时间非常紧，但到今天为止，腾讯并没表示出“打包出售”美国的微信业务之意向。这意味着，北京似乎准备把腾讯在美国的通信服务也当作一张政治牌来打，就像它要求抖音就特朗普总统的TikTok禁令在美国起诉特朗普总统一样。显然，只要中南海有要求，抖音公司就必须乖乖地充当“反击”美国的“白手套”，而腾讯公司现在似乎是这种“白手套”的“备胎”。 腾讯在全球各地都架设了服务器，构成了分布式内容网络(CDN)，以支持微信的视频通讯等功能。北京当局有可能要求腾讯在未来某个中南海高层选择的时间点，关闭微信在美国境内架设的服务器，倘若如此，微信就在美国被彻底封杀了。相对于美国华人对微信的使用问题，北京当局更关心的其实是中美对抗的手段运用，在这方面，腾讯的美国华人用户只能听凭中共约制。当然，美国也可能要求腾讯关闭在美国的微信服务器，但目前美国行政当局并未提出此类要求。 不过，据《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10日报道，有IT业内人士指出，即便微信在美国境内的服务器都被迫关停，美国微信用户的使用体验也不会“断崖式下跌”到印度用户的水平。因为美国互联网与其他国家的接口数量及带宽十分庞大，美国的微信用户可以借道加拿大、墨西哥的微信服务器。 美国的微信禁令确实是一枚“震撼弹”，但它更像一颗“延时炸弹”，到底什么时候被引爆，就看中美冷战的升级速度了。 （原载澳广SBS，2020年8月11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trump-s-wechat-ban-what-will-happen-next）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惩罚先於过错——读杨子立文集《沉思录》
最近在华盛顿参观刚建立不久的“劳改博物馆”时，得到了一本劳改基金会的黑色文库丛书刚出版的杨子立文集《沉思录》。在回家途中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再一次被中共的残暴、中国政府的荒谬而震撼。 杨子立从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从事电脑软件发展工作。这个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人，工作之余创办了名为“羊子的思想家园”的个人网站，发表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思考。二千年时，他参加了几个大学生创办的“新青年学会”，交流思想。结果当局竟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他们逮捕，杨子立和另一人被判八年，另两人被判十年。当年海外媒体对此广泛报导，称为“四君子”冤案。 这本书收录了杨子立入狱前后写的文章，当时的法庭文件，包括杨子立等人的自我辩护词，维权律师和检察官的辩论，法官的问话等详细案情。虽然以前读过杨子立一案的报导，但这是第一次通过这本书详细地了解了这个案子。 读这本书，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悲愤，因为这简直是卡夫卡的《审判》、昆德拉的《玩笑》的中国现实版。它不是小说，不是虚构，而是活生生的“惩罚先于过错”的恶作剧。 一个人犯了错，然后被惩罚，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逻辑。或者有了过错，寻求惩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忍受他所犯重罪的重压，为求良心的平静，甘愿受罚。这是人们熟悉的“过错寻求惩罚”的情形。但在共产世界，往往一个人没有犯错，却无端受罚，由此形成“惩罚先于过错”的荒诞现象。昆德拉的《玩笑》就是描述了这种荒诞。在卡夫卡世界，那个被惩罚的人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麽错；这种无端受罚的荒谬令人无法忍受，最后他竟然去寻找、去犯那个“过错”，由此形成“惩罚寻求过错”。 对共产世界有深入观察的昆德拉，曾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来解释共产世界“惩罚先于过错”的荒谬∶ 一个布拉格的工程师到伦敦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后发现报上有条消息说，有个捷克工程师在伦敦诋毁社会主义，并要留居西方。这位工程师吓坏了，这是要做20年监狱的事。他回到办公室时，女秘书吓了一跳，惊呼“我的天那，您回来了！这不可能！您看到关于您的报导了吗？”女秘书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充满恐惧。 工程师急忙赶到这家报纸的编辑部，负责此事的责任编辑说，这事跟他无关，因是内政部转来的稿子。他马上赶到内政部，他们说，这事可能有差错，但这与他们无关，这是驻伦敦使馆的机要处发来的。工程师要求辟谣，他们说使不得，但让他只管放心，并保证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然而，工程师很快就发现自己受到了监视，他的电话被窃听，在大街上有人盯梢。他睡不著觉，总做噩梦。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因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真的为非法离境冒险活动。就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移居者。 昆德拉用虚构的故事来解释当年共产捷克的荒谬；而杨子立们的案子，却是就在人们眼前发生的中国的真实。他们几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因交流思想而聚在一起。但这个“新青年学会”不到半年就名存实亡，没再有任何聚会。他们既没有枪，更没有任何人主张暴力，其中有几个学生成员还是共产党员。一个常在聚会时跟杨子立辩论，在法庭上还说“承认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的党员竟被判了十年。 杨子立在入狱前写过不少文章，他批判共产主义，“为自由主义辩护”，并多次去农村考察，为底层的贫苦农民说话。在如何看待美国，看待台湾，甚至台独等问题上，他也表现出开放、理性的精神和视野；而且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侠骨情怀。但这些不仅完全都在言论的范围，而且也并没有“出格”到国内再没别人写过类似内容的程度。但共产党对他如此重判，就因为他们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新青年学会”。而且根据法庭文件，他们最大的“罪状”是谈到应该“结束老人政治”。 几个年轻人聚到一起谈点这种事情，居然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这不是太荒唐、太冤枉了吗！在五、六十年代，有过这种冤案，一些年轻人私下成立一个什麽组织，只是聚到一起探讨点国事，就被以什麽反革命罪抓获判刑，后来很多都得到平反。而中国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之后，怎麽居然还有这种荒谬？ 通过杨子立这本书才明白，这里有两个直接的原因∶第一个是国安部的一个线民混进了杨子立他们的新青年学会，他给国安部写过报告。这个线民也是在校学生，他从农村考进大学，家里比较穷；国安部人员找到他说，只要监视报告同学的言论思想等，每月给他2500元人民币。为了钱，他同意了。就杨子立他们的新青年学会，他写过四个“工作汇报”。胡锦涛的国安部们，居然出钱到大学收买线民，监视大学生的想法，一个有百万军队的政权，不是虚弱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吗？ 但那个线民学生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几个报告，居然让同学被判了八年、十年！他傻了，最后良心不安，写出了真情，作为证词提交给法庭。他怕遭国安部迫害，逃到了泰国。新青年学会的几次聚会讨论，都是这个“线民”主持的，很多被定为“犯罪证据”的话都是他说的。可法庭居然不接受这份证词，说是只要和国安部提供的证据不合，就不能接受。 这种明火执仗的蛮横无理，是因为背后有另外的原因∶那位线民说，国安部也知道这个案子不是那麽一回事，但当时正在开“人大、政协”的两会，国安部“把这些人抓起来纯粹是为了邀功”，而且当时北京公安局也要插手这个案子，国安部为了抢先一步，草草结案，硬是把它作为破获的“大案”上报，所以法官和检察官才一个口径，硬是判杨子立们重刑。于是有了这场中国版的“惩罚先于过错”的恶作剧！ 昆德拉笔下的那个工程师，本来从没有想过移居西方，但在“惩罚先于过错”的折磨下，认清了共产世界的荒谬，终于做出选择，逃奔自由。杨子立等年轻人，还有他们的亲人和家属等，经过这场突然的灾祸，这场毫无理由的“惩罚”，大概更深刻体会、认识了周围到底是个什麽世界。 几名被判青年的父亲，原来多是相信政府；但他们通过儿子的冤案，和他们申冤被阻的遭遇，明白了这是一个完全不讲理的政府。他们在给当局的公开信上说，“你们把三个代表喊得震天响”，“难道不应该先从政府停止侵犯公民权利开始落实吗？”因为即使在他们孩子的案件开庭时，他们作为家属要旁听，当局都耍手腕不准。当局标榜司法改革、透明办案，宣传说“法庭旁听席开放”。可是几个孩子家长一大早去排队领票，但一张都没领到。因为只是开放了六个旁听席，而且早被检方安排的人占满了。共产党法庭的这种手法简直像小流氓一样。 杨子立的妻子路坤，也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她在给这本书写的“前言”中说，以前在报上读到国家领导人到哪里探望，看到他们和蔼的面孔等，“常感动著我”。可是一天早晨，当她出门去上班时，竟被一帮大汉在街上突然拽住，塞进一辆汽车，被带到一个地下室审问。她说就像以前在电影上看到的绑匪作案一样。她被搜身、拍照、审问、恐吓了三天，然后让她写保证，不对任何人讲此事。等她身心疲惫地终于回到自己的住处时，看到的是“家里被搜查后的一片狼藉”，此后一个多月，她都不知丈夫被关在何处，提心吊胆度日。 这位原来以为周围是个“莺歌燕舞”的“和谐社会”的女孩，经过这样一场灾难，她突然长大了。在给联合国的呼吁信中，她说，“当灾难没有降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不在意中国的人权状况，今天，当灾难莫名其妙地突然降临之时，我才切实体验到这个可以任意剥夺人权的制度的蛮横，我才意识到，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多麽的没有安全感，灾难随时可能突然降临到任何一个人头上。保卫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是保卫我自己的人权。” 昆德拉笔下的工程师因为被“惩罚先于过错”所折磨，最后认清周围的荒谬，投奔了西方。杨子立和他的同伴们，经过这场同样的炼狱，他们的灵魂和思想，一定更增加了一层深刻和抵抗野蛮的韧性。 2009年3月12日写于杨子立获释之日 （附记∶共产党硬是让杨子立这个年轻人蹲满了八年牢狱。对于一个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是为立功而故意重判的案子，居然一天都没减刑，真是残酷至极！） ——原载《观察》 2009-03-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帮助中国异议人士？
从4月下旬开始的陈光诚事件当真是跌宕起伏，一度还出现了《时代》周刊引述纽约大学教授科恩所说的“陈光诚与他唯一安全保障——美国政府为敌”的苗头，美国CNN甚至发表评论文章“奥巴马背叛中国英雄”，将美国国务院的公关危机推向高潮。美国国会于5月3日下午召开紧急听证会，就“国务院背信弃义抛弃陈光诚”一事质询。中国网友（尤其是国内异议圈）对美国的指责更是汹涌而至，险些形成陈、美、中三输之局。 陈光诚事件中的两个“前所未有” 这次事件本身包含两个“前所未有”的因素，一个是：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从未象这次一样，从这么高的层面、政界、媒体与大学多方位参与，倾尽全力对一位中国异议人士给予如此多的关怀（方励之教授虽然也有进入大使馆留居约一年的经历，但并未得到这么广泛的社会关怀）；另一个“前所未有”是：美国政府的“人道帮助”方法遭到受助者与众多媒体的诸多批评，甚至被称为“背叛”。 此前，老挝苗族住民（中国《参考消息》称其为王宝部队）曾协助美国打越战，美国从越南撤退之后，将其成员及家属接来美国，因这些移民本身及后代融入美国社会不容易，他们曾到国会山抗议，2000年5月上旬我做为国际访问者参观国会时曾亲眼见过那声势浩大的抗议，口号是“我们需要工作”。前苏联异议人士索尔仁尼琴流亡美国后，他讨厌资本主义，不喜欢美国，晚年几乎以批判美国资本主义为第一人生任务。但这二者都未指责美国对他们的救助方式。 解铃还需系铃人。郭玉闪代拟一份“陈光诚声明”，为“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带来的压力表示万分歉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政府的“公关危机”。但此事再次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国际社会的人道救助者与受助者之间应该怎样做才能达致双方满意——我说“再次”，是因为2011年11月15日，原供职于《南方周末》的笑蜀以本名陈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Why China Won’t Listen（意译：中国政府为何不肯倾听有关人权的批评声音）。这篇文章称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是在给国内人士帮倒忙，导致他们处境恶化，例子就是他自己与陈光诚。 笑蜀的文章与此次陈光诚事件有一个共同特征，表现了中国异议人士对国际援助的过高期望。同时，网上讨论中有不少人（包括部分异议人士在内）均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道援助是其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美国不是全能的上帝 作为一位流亡海外且对国际社会推进中国人权事业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清一些事情，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人今后更有效地寻求国际援助。基于这一点，我于去年11月写了一篇《在夹缝中艰难推进的中国之人权——兼评笑蜀“国际社会帮倒忙”之说》，解释了美国之所以放弃1990年代 “人权外交”政策，是因为中国2001年12月入世，此前美国用来约束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武器在中美双边外交中失效；以及北京如何通过“经济援助”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掺沙子”，以干扰其运作，也谈到一些个人应该如何有效谋求国际援助的方法，比如一定要设法找到与美国政界沟通能力强的NGO，以及选择呼吁时机的重要性。 我在本文中仍然想强调：美国的人道援助与美国的价值观有关，是一种付出，而不是从中图利。“美国借批评中国人权谋求本国利益”这一宣传，是中共政府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欺骗之言。在人权外交中，美国其实是出让其国家利益与中国交换异议人士，得到的并非经济利益，其“收益”只是维护了美国的价值观与“软实力”。 美国的人道援助至今为止，是世界各国中做得最好也最努力的。但对中国这种奉行梅特涅\风格的政府来说，效力实在有限。况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均势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很巧妙地利用自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已经拥有很大影响力。没有它的配合，任何国际协同机制几乎无法启动。与此同时，欧盟因其内部的经济麻烦，国际地位日益衰落，为了自身利益不再象“冷战”时期那样与美国紧密合作、共同行动。 美国现在拥有的外交“武器”无非是以国力做后盾的所谓“软实力”，通过劝说与利益交换来“影响”中国。这种局面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将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态的批评当作对自身的羞辱，轻则不予理会，重则予以反击。多年教育之下，“美国利用批评干预中国的人权做为谋求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宣传深入人心。在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人生哲学的中国这一国度，这种宣传特别容易得到共鸣，反而是纯粹出于道义还会让大多数中国人生疑。 通俗一点讲，美国在世界扮演“上帝”的角色，但这个“上帝”并无上帝那种全知全能，甚至连“天堂、地狱、来世”这类宗教的思想约束力都没有，除了利益驱动外，指望美国对梅特涅式的中国政府产生予取予求的影响力几乎不可能。但美国政界对此似乎没有足够的认识，专掌外交的国务院当然深晓其中甘苦，却也不能将这一点挑明。近年来，美国国会对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求其对中国施加压力达成某种协议的事情常见，但基本上是不了了之。 陈光诚大使馆避难可否复制？ 陈光诚最后达成了他的愿望，他本人获得到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可携全家来美。相信不少人在想：这一事件是否可以复制？ 我认为很困难。理由如下： 一、陈光诚是中国迄今为止由中外媒体共同追踪报道多年的“人权斗士”，加之他是残疾人，可谓集“万千国际关注于一身”，美国国会于2010年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长达近十年的中国各种维权活动中，能够与其获得的关注度相侔的人士，最多不过三、四位而已。 二、使馆避难这种形式难于复制。我在“中国政治生态下的使馆避难幻觉”一文中，分析了一般情况下使馆避难断难成功。这次何以成功呢？据《纽约时报》5月3日报道，陈光诚由一些人协助逃至北京，最后进馆是由美使馆官员开车接进使馆并安排在海军陆战队员宿舍入住，交接时有两辆国安车尾随跟踪，这些情节饶有意味，大家可以发挥想象。更兼此事发生于中美战略对话之前，且时值国内高层权斗未了之际。这些因素促成中美两国政府都只想尽快了结。 当下，在国际机制——双（多）边外交——外国表态这三个层面中，中国最能够接受的方式仍然是外交手段。美国务院5月4日发表的声明特别强调“这个事件是本着美中两国合作性伙伴关系的精神来解决的”。我不相信中国能够被美国的“软实力”感召，只能猜想这次中美战略会谈中，中国得到了它想得到的东西，于是中美再次好好地“伙伴”了一回。 相信国内能够被美国大使馆亲自接入使馆内保护的异议人士属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中国异议人士只能根据自身条件，谋求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国际援助。 \克萊門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5月－1859年6月），奥地利杰出政治家。其统治特点是：在国内通过建立大范围的间谍网络和检查制度来维系政局，在国外则通过维持大国均势的政策来保持奥地利地位。 （原载BBC ·点评中国，2012年5月14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2/05/120507\cr\chinadissidants\_by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