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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论定邓小平
皇帝的驾崩，总是标志著一个朝代的终结。邓小平，这个被世人公认的中国最後一个皇帝的死亡，不仅意味著共产主义在中国走到尽头，也标�抑�中国几千年皇朝制度的结束。 中国人向来有盖棺论定之说。虽然中共操纵下的媒体对邓一片赞扬声，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和政客也对邓多是歌功颂德，但都改变不了邓小平作为独裁者的本质真实—— ●指挥迫害知识份子 第一，大独裁者毛泽东在中国建立邪恶的共产帝国，无论是暴力打江山，还是後来专制统治，都有邓小平的辅助。很多血腥的细节，都有邓小平的直接参与。毛泽东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就是由邓小平亲手指挥的。这就是为什麽邓小平执政时，拒不为“反右”运动平反认错，坚持“反右”是对的，只是不该“扩大化”。当年50多万被打成“右派”的人，後来除了几个人没有“平反”外，其余的全部都得到昭雪。怎麽可能有这样的逻辑：为了打倒几个右派，“扩大化”到了50多万？ ●毛的帮凶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同伙和帮凶，对中共的很多罪恶，都有不可饶恕的罪责。例如，据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年出版随後就被当局查禁的《中国“左”祸》一书的统计数字，“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饥饿和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五千万。”《华盛顿邮报》记者萨泽蓝（D．Southerland）在该报1994年7月17日发表的长篇调查报告“毛时代的大众死亡”中，根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中共1949年建政後，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中国人可能有八千万或更多。邓小平作为中共高层主要决策者之一，和毛泽东路线的积极贯彻者，对这些大众死亡都负有责任。 ●制度性的腐败 第二，邓小平直接指挥了所有残杀西藏人民的镇压活动。据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透露，邓小平指挥的中共“第二野战军”在1950年进军西藏时“消灭了5700名藏人”。在1975年下令军队武力镇压云南穆斯林的反抗。 而五十年代初期在西藏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邓小平说服毛泽东发动的，後来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右派”，邓是“左派”。“社会主义改造”激发整个西藏人民起义，邓小平又亲自指挥镇压，据中共文件披露，有“八万七千名藏人被消灭”。 1989年春，邓小平又下令对拉萨的和平游行藏民进行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後来在海外发表的调查报告，有400多藏民在那次镇压中被“解放军”枪杀。 第三，邓小平拒绝政治改革，是导致中国大陆贪污腐败、社会严重不公的主要原因。在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监督，没有真正法制的制约下的单项的经济开放，给了各级中共官员贪污腐败最有利的条件。据中共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最近的报告，1996年中共高级干部经济犯罪率比上一年上升了10％，达到2600多件。尤其是高干子女，利用老子的特权（或与老子合伙分赃）牟取暴利的活动更为严重。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曾组织过庞大的“康华实业公司”，结果“康华”很快成为中国官倒腐败的同义词。邓小平的二儿子邓质方在上海和大连经营当今大陆最赚钱的房地产生意，同时还拥有香港“高迪”、“开达”等三家上市公司的50％的股份。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邓榕的丈夫），则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军火公司之一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据美国媒体报道，贺平与沙特阿拉伯做的一笔导弹生意，贺平公司获利15亿美元，贺平个人得到500万美元。对子女利用特权牟利。邓小平并非不知情。 ●杀人祸首 第四，邓小平导致“六四”屠杀。各方面资料显示，“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手组织并亲自下令的。八九民运发生不久。邓小平就离开京城，到南方各大军区找军头“谈话”，部署军队进京，以武力镇压平民。“六四”屠杀後，邓小平亲自接见并表彰那些杀人有功的“解放军”，以示杀人有理。据各方面的数据保守地估计，“六四”之夜，仅在北京，就有约一千学生和市民被“解放军”枪杀。 第五，邓小平建立皇权帝国。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使自己成为没有头衔的皇帝。他步毛泽东後尘，亲手选定了两个接班人，又随心所欲，亲手搞掉。完全像过去的皇帝一样，想怎麽样，就怎麽样，他的嘴就是法律，他的话就是政策。在党内实行皇权统治，在社会上则实行白色恐怖。魏京生批评了几句邓小平，就被抓进黑牢关了14年半，後来又被判刑14年。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敢於批评邓小平和共产党的异议人士，都被投进监狱。邓小平以制造恐惧来维持专制统治。每几年，就要开展一次“严打”，抓一批，杀一批。据国际大赦组织的统计资料，中国大陆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但处决的人数占全球的五分之三强。全球处决的人，一半以上是中国人。 ●“松绑”保党 对於邓小平专制的这些恶行，那些为他评功摆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总要强调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使中国人终於吃饱穿暖。但“市场经济”在西方已实行了几百年，怎麽成了邓小平的发明和设计？ 邓小平实行经济开放改革，主要出发点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权力。《邓小平文选》记载，邓不止一次强调，不把经济搞上去，中共就会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那样垮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改革中得到提高，只是邓小平为了保住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政策的一个副产品和客观效果。 中共官方的媒体说，邓的改革是给中国人“松绑”。所谓“松绑”，就是说，原来毛泽东把中国人从头到脚捆绑得结结实实，邓小平只是把绳子松了几扣，但实际上仍然是在绑著。但就这样仅仅松了几扣，中国人就迸发出强大的经济活力。问题的关键在於，如果完全松绑，或者压根就没有绳索捆著，中国人早就会自己发财致富，根本用不著邓小平来“设计”和告诉。看看共产党控制之外的香港、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奇迹，就可想而知。香港和台湾的经济繁荣是谁设计的？是没有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人自己。 ●拒绝皇帝 那种没有邓小平的“设计”，中国人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的思路，实质上仍然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翻版。好像没有邓小平的“松绑”，中国人连吃饱穿暖的欲望和发财致富的能力统统都没有一样。那种邓小平设计了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的说法，实质上是对中国人的智力和能力的蔑视。 全世界不论哪国人，哪个种族，都有占有私有财产、发展经济的欲望和基本能力。西方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认识之上的。因此，对邓小平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权力而不得不给中国人松了一些绑，人们不仅不应该感激涕零，反而应该谴责和起来反抗他的专制统治。 至於说邓小平毕竟不像毛泽东那样残暴和胡作非为，就可以给予较高评价，那麽列宁比斯大林要温和，是不是列宁就不是独裁者？毛泽东也没有像希特勒那样用毒气室整批整批地杀人，是不是人们对此也要感激？ ●现代慈禧 即使邓小平为了保党的目的而进行改革，也不是邓小平的“发明”。大清王朝晚年，慈禧太后为了挽救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政治、思想、军事、教育和经济上也曾进行了各种改革。在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邓小平。但今人评价慈禧，仍然认定她是一个独裁者。中国历史上更出名的皇帝秦始皇，在统一疆土和度量衡等各个方面，都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他在今人眼中，仍是一个暴君。 再看中国的邻居南韩，她是亚洲经济腾飞的“四小龙”之一。但她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在现任总统金泳三领导下获得的，而是现为阶下囚的南韩前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内产生的。全斗焕和卢泰愚使韩国取得了经济腾飞，也导致屠杀了288名平民的“光州事件”。南韩人民并没有因为韩国的经济成就，就评价全斗焕和卢泰愚“功大於过”，而是以光州屠杀的凶手，把这两个前总统逮捕法办，最後判处死刑。南韩最高法院考虑到他俩对国家经济发展有过贡献，才决定减刑为“缓期执行”，这说明他们仍是罪犯。 将来中国人有了自由和民主，下令屠杀了超过南韩“光州事件”被害人数三倍多的“六四”元凶邓小平，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审判。他充其量是个“放大了”的全斗焕和卢泰愚。 ●“中国不通” 邓小平死後，美国的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纷纷撰文或上电视歌颂邓小平，这再一次展示了这些“专家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浅薄和对共产邪恶的无知。美国有几千名“苏联问题专家”，但对苏共帝国当年在三天中垮台，没有一个人发出预测。而1500多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对北京会发生“六四”大屠杀，也全部是事後大吃一惊。被誉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六四”枪响後说“中国问题像个无底洞，真是高深莫测。”随後写了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国新史》，修正了他以前对共产党的很多天真、愚昧的看法。取名“新史”，即是对他以前旧观点的一个醒悟和更新。 ●天生奴性 这些“中国通”所以常常“不通”，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他们没有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对共产邪恶给人造成的痛苦缺乏亲身感受和细节的体验。同时他们多是依据共产党的宣传媒体传播的信息做研究，还往往带著西方人的天真浪漫情怀。当然，也有一些人和美国的政客一样，是隔洋邀宠，借机谄媚北京政权，想获得中共权贵给他们“红地毯”款待。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根本看不懂中国方块字，汉语水平极差。研究一国的政治文化，却不懂那个国家的语言，研究结果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国通”还情有可原。但不可原谅的是那些中国话说得地地道道，方块字看得明明白白的中国学者，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他们亲身受过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很多人本人或他们的亲属都受过迫害，他们比美国人更了解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决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邓小平一直到咽气都实行皇权独裁统治，他们还要歌颂邓小平，如果是由於愚昧，则愚昧得令人愤怒。如果是为了某种利益，则是天生的奴才。正是这种对皇帝的簇拥和谄媚，才使中共至今苟活，使邓小平死前没有受到人民的审判。独裁者能心安理得地寿终正寝，还受到海内外华人的赞誉，这是这个民族的永远耻辱。 ●民运的悲哀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民运精英”竟发表谈话和文章，向邓小平表示敬意。持不同政见者向独裁者“示好”，如同“火鸡”歌颂“感恩节”，这个世界简直没了逻辑和是非。曾任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中国民联”主席的于大海，在《世界日报》周刊（三月九日）撰文，对邓小平的死亡表示“悼念和追思”，还要“若有所失，唏嘘不已”，感激涕零邓小平给了他上大学和出国留学的机会。一个原民运组织的领导者，现在还担任从台湾当局获得经费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的社长，竟去追思和悼念独裁者和“六四”屠杀的下令者，认识之低令人吃惊。由此可见海外民运为什麽不见起色，民运组织的领导者连共产党和独裁者的邪恶本质这些常识性的问题都不清楚，民运的前景可想而知。而且说没有邓小平包括于大海在内的很多留学生就不能来到海外求学也完全是共产党的逻辑。中国人在大清王朝时就有很多人出国留学，是不是要感激慈禧呢？邓小平16岁就能去法国留学又要感激谁呢？很浅显的道理，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中国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中国人不但早就可以自由出国，而且很多中国人也不需要到海外艰难谋生。邓小平作为共产党的最主要领导者之一，至死还顽固地坚持让中国人民受尽苦难的“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凭什麽要感激他？ ●愿独裁者早死 邓小平的死亡，使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再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中国不通”，也给准备在香港为邓小平推轮椅的熊介之类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对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来说，在奋斗的路上则少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愿天下的独裁者，卡斯特罗、金正日、萨达姆之类，死得越快越好，死得越多越好。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7年4月20日） 1997-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5👍 0💬 0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帮助中国异议人士？
从4月下旬开始的陈光诚事件当真是跌宕起伏，一度还出现了《时代》周刊引述纽约大学教授科恩所说的“陈光诚与他唯一安全保障——美国政府为敌”的苗头，美国CNN甚至发表评论文章“奥巴马背叛中国英雄”，将美国国务院的公关危机推向高潮。美国国会于5月3日下午召开紧急听证会，就“国务院背信弃义抛弃陈光诚”一事质询。中国网友（尤其是国内异议圈）对美国的指责更是汹涌而至，险些形成陈、美、中三输之局。 陈光诚事件中的两个“前所未有” 这次事件本身包含两个“前所未有”的因素，一个是：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从未象这次一样，从这么高的层面、政界、媒体与大学多方位参与，倾尽全力对一位中国异议人士给予如此多的关怀（方励之教授虽然也有进入大使馆留居约一年的经历，但并未得到这么广泛的社会关怀）；另一个“前所未有”是：美国政府的“人道帮助”方法遭到受助者与众多媒体的诸多批评，甚至被称为“背叛”。 此前，老挝苗族住民（中国《参考消息》称其为王宝部队）曾协助美国打越战，美国从越南撤退之后，将其成员及家属接来美国，因这些移民本身及后代融入美国社会不容易，他们曾到国会山抗议，2000年5月上旬我做为国际访问者参观国会时曾亲眼见过那声势浩大的抗议，口号是“我们需要工作”。前苏联异议人士索尔仁尼琴流亡美国后，他讨厌资本主义，不喜欢美国，晚年几乎以批判美国资本主义为第一人生任务。但这二者都未指责美国对他们的救助方式。 解铃还需系铃人。郭玉闪代拟一份“陈光诚声明”，为“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带来的压力表示万分歉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政府的“公关危机”。但此事再次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国际社会的人道救助者与受助者之间应该怎样做才能达致双方满意——我说“再次”，是因为2011年11月15日，原供职于《南方周末》的笑蜀以本名陈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Why China Won’t Listen（意译：中国政府为何不肯倾听有关人权的批评声音）。这篇文章称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是在给国内人士帮倒忙，导致他们处境恶化，例子就是他自己与陈光诚。 笑蜀的文章与此次陈光诚事件有一个共同特征，表现了中国异议人士对国际援助的过高期望。同时，网上讨论中有不少人（包括部分异议人士在内）均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道援助是其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美国不是全能的上帝 作为一位流亡海外且对国际社会推进中国人权事业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清一些事情，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人今后更有效地寻求国际援助。基于这一点，我于去年11月写了一篇《在夹缝中艰难推进的中国之人权——兼评笑蜀“国际社会帮倒忙”之说》，解释了美国之所以放弃1990年代 “人权外交”政策，是因为中国2001年12月入世，此前美国用来约束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武器在中美双边外交中失效；以及北京如何通过“经济援助”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掺沙子”，以干扰其运作，也谈到一些个人应该如何有效谋求国际援助的方法，比如一定要设法找到与美国政界沟通能力强的NGO，以及选择呼吁时机的重要性。 我在本文中仍然想强调：美国的人道援助与美国的价值观有关，是一种付出，而不是从中图利。“美国借批评中国人权谋求本国利益”这一宣传，是中共政府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欺骗之言。在人权外交中，美国其实是出让其国家利益与中国交换异议人士，得到的并非经济利益，其“收益”只是维护了美国的价值观与“软实力”。 美国的人道援助至今为止，是世界各国中做得最好也最努力的。但对中国这种奉行梅特涅\风格的政府来说，效力实在有限。况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均势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很巧妙地利用自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已经拥有很大影响力。没有它的配合，任何国际协同机制几乎无法启动。与此同时，欧盟因其内部的经济麻烦，国际地位日益衰落，为了自身利益不再象“冷战”时期那样与美国紧密合作、共同行动。 美国现在拥有的外交“武器”无非是以国力做后盾的所谓“软实力”，通过劝说与利益交换来“影响”中国。这种局面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将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态的批评当作对自身的羞辱，轻则不予理会，重则予以反击。多年教育之下，“美国利用批评干预中国的人权做为谋求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宣传深入人心。在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人生哲学的中国这一国度，这种宣传特别容易得到共鸣，反而是纯粹出于道义还会让大多数中国人生疑。 通俗一点讲，美国在世界扮演“上帝”的角色，但这个“上帝”并无上帝那种全知全能，甚至连“天堂、地狱、来世”这类宗教的思想约束力都没有，除了利益驱动外，指望美国对梅特涅式的中国政府产生予取予求的影响力几乎不可能。但美国政界对此似乎没有足够的认识，专掌外交的国务院当然深晓其中甘苦，却也不能将这一点挑明。近年来，美国国会对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求其对中国施加压力达成某种协议的事情常见，但基本上是不了了之。 陈光诚大使馆避难可否复制？ 陈光诚最后达成了他的愿望，他本人获得到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可携全家来美。相信不少人在想：这一事件是否可以复制？ 我认为很困难。理由如下： 一、陈光诚是中国迄今为止由中外媒体共同追踪报道多年的“人权斗士”，加之他是残疾人，可谓集“万千国际关注于一身”，美国国会于2010年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长达近十年的中国各种维权活动中，能够与其获得的关注度相侔的人士，最多不过三、四位而已。 二、使馆避难这种形式难于复制。我在“中国政治生态下的使馆避难幻觉”一文中，分析了一般情况下使馆避难断难成功。这次何以成功呢？据《纽约时报》5月3日报道，陈光诚由一些人协助逃至北京，最后进馆是由美使馆官员开车接进使馆并安排在海军陆战队员宿舍入住，交接时有两辆国安车尾随跟踪，这些情节饶有意味，大家可以发挥想象。更兼此事发生于中美战略对话之前，且时值国内高层权斗未了之际。这些因素促成中美两国政府都只想尽快了结。 当下，在国际机制——双（多）边外交——外国表态这三个层面中，中国最能够接受的方式仍然是外交手段。美国务院5月4日发表的声明特别强调“这个事件是本着美中两国合作性伙伴关系的精神来解决的”。我不相信中国能够被美国的“软实力”感召，只能猜想这次中美战略会谈中，中国得到了它想得到的东西，于是中美再次好好地“伙伴”了一回。 相信国内能够被美国大使馆亲自接入使馆内保护的异议人士属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中国异议人士只能根据自身条件，谋求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国际援助。 \克萊門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5月－1859年6月），奥地利杰出政治家。其统治特点是：在国内通过建立大范围的间谍网络和检查制度来维系政局，在国外则通过维持大国均势的政策来保持奥地利地位。 （原载BBC ·点评中国，2012年5月14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2/05/120507\cr\chinadissidants\_byheqinglia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8👍 0💬 0中国“世界工厂”的宿命
程晓农 大纪元，2018年10月08日， 目前中美之间渐行渐远的局面，源自贸易争端，而贸易争端则与中国的“世界工厂”密切相关。这个“世界工厂”的衰退并非暂时现象，而是它的宿命，它衰退的原因恰恰就隐伏在它的崛起之中。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演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应。有中国的官媒表示，这篇演说反映出，美国的“太阳”已经落山，白宫的领导层因为惶恐不安和无力感，把中国当作“替罪羊”来转移视线。美国的“太阳”是否落山，从目前美国经济全球一枝独秀来看，似乎言之过早，本文不准备讨论，但中国的“世界工厂”的确因外企撤退而开始出现衰退迹象。目前中美之间这种渐行渐远的局面，源自贸易争端，而贸易争端则与中国的“世界工厂”密切相关。这个“世界工厂”的衰退并非暂时现象，而是它的宿命，因为，“世界工厂”衰退的原因恰恰就隐伏在它的崛起之中。 一、“世界工厂”：世界和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曾经成功地迎来了辉煌岁月，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的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1990年中国的制造业只占全球的3%，而现在占全球市场的一半；1990年中国的出口只占全球的2%，2017年跳升到14%，全球出口份额增长了6倍。然而，这种全球独一无二的快速崛起使得中国失去了对全球贸易格局的理性思维。经济全球化能够让中国永远成为全球的唯一赢家吗？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多年来北京当局一直有一种战略误判，因为它不了解全球贸易格局的基本原理和演变趋势。 按照国际贸易格局的常识来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是，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却显得太小。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假如中国能够让出口再保持20年的25%年增长率，那么，中国的制造业将很快从目前占全球的一半变成占全世界的六成、七成，乃至八成；那时候，经济全球化就演变成为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一国独好，其它国家则生存困难，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制造业工厂将被迫关门，许多国家的经济将濒临崩盘，中国的出口早晚一天会寻不到足够的买主。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全都让给中国，中国出口的辉煌岁月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维持久远；若中国一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以后谁还有能力持续从中国进口呢？ 因此，中国的“世界工厂”，作为一个比喻，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如果它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快速膨胀过程，那就会变成世界的不可承受之重；而由于这个“世界工厂”主要依赖出口，它一旦变成世界的不可承受之重，也就同时成为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本文开始提到的美国的“太阳”已经落山那个说法，如果仅仅用来认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也许不无道理；确实，在中国的有财政出口补贴的低价产品的多年压力下，美国也难以承受就业长期低迷的困境。但这并非中美贸易战的唯一原因。 二、“世界工厂”的技术升级：产生中美贸易战的根源 众所周知，中美贸易战的另一个原因是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官媒称，双方已转入长期对抗、互相对骂的状态，美国指责中国是“作弊选手”，而中国则指责美国是“贸易霸凌”。所谓“作弊选手”，主要指的是中国“用市场换技术”的长期政策。 据中国的百度百科介绍，1984年3月22日中国国务院在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做好技贸结合和旧设备选购工作的报告》的批语中说，“把对外商品贸易与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实行技贸结合，用我们的一部分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是加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提出若干意见，其中有两处明确地提到，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2000年中国准备加入世贸组织，而世贸组织明确禁止强制外资转让技术，中国修改了相关法规，字面上不再提这个口号。加入世贸后的18年，“以市场换技术”从明的变成了暗的，由地方政府出面，继续要求外企交出技术和图纸。而最近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代表的向高端制造业进军的计划，提出了短短几年内实现“世界工厂”技术升级的目标，为了达成目标，“获取”外国技术的种种活动日益活跃，因此也把侵犯和保卫知识产权变成了中美之间的争执关键点。 中国决心向高端制造业进军，是因为“世界工厂”正在失去综合竞争力。早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中国的“世界工厂”就出现了局部衰退迹象，其标志是服装和床上用品制作业大规模迁往东南亚和南亚，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能源价格、税收（包括社保收费）迅速上升，而汇率则居高不下。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4年的调查，当时中国的制造业平均成本比美国只低5%左右。几年前，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和床上用品产业首先撤离中国。为了因应这种趋势，广东省首先提出，通过对外企的“腾笼换鸟”产业政策，实现“世界工厂”的技术升级。 如果“世界工厂”的技术升级主要依靠自主研发，谁也不能说三道四。但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进军所需要的大量民用技术，不可能全靠政府资助的自主研发，那种技术开发成本过高，耗时过长，所形成的产品和技术只适用于军用领域，在民用品领域里不具备商业竞争价值。于是，从国外设法“获取”技术，就成了“世界工厂”技术升级的重要手段和捷径。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国高科技领域“弯道超车”的三个迷思》一文中有具体分析，在此不叙。 三、“世界工厂”的宿命 研发成本高昂的先进技术并非路边野花随便采，技术被“拿走”后的外国企业，将来要面临的不仅是同类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夺阵掠地”，而且，其知识产权的价值构成了中国企业的额外利润和这些外国企业的长期损失。所以，美国把侵犯知识产权视为中美贸易战的关键问题。而“世界工厂”的技术升级又离不开“拿来”的技术，于是，中美双方的贸易谈判就以互怼终场。美国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其效果真的如中国官媒所说，“射出的子弹最终会打痛美国消费者”？这可能在短期内对美国市场有一些影响，但美国的进口商将逐步调整其供应链，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另建工厂，甚至将供应链改设美国国内。台商郭台铭在美国新建苹果手机装配厂，就是一个例子。供应链的转移，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中国的外企因此会两分化，以中国国内或欧洲、中东市场为重心的外企会坚守在中国的“世界工厂”，而依靠美国订单的外企则会逐渐撤离。在此期间，中国的“世界工厂”将迈过顶峰，逐渐走向衰退。 我所说的中国“世界工厂”的“宿命”，有三层意思：第一，中国的“世界工厂”因低成本而崛起，最后因垄断能源的国企高价格、地方政府不断增加的税负、以及人民币的高汇率，最后这个“世界工厂”的成本持续上升而逐渐失去了国际竞争优势；第二，“世界工厂”如果没有技术升级，就没有出路，而短期内要快速实现技术升级，就指望不上政府资助的自主研发，中美贸易战即源自“世界工厂”的“拿来主义”技术升级手法，而贸易战的结果则是“世界工厂”的衰落；第三，中国的经济，成也“世界工厂”，衰也“世界工厂”，没有它，中国不会有过去20多年的经济荣景，而为了维持这个“世界工厂”的活力，中国付出了贸易冲突的代价，失去了部分美国市场，却仍然无法挽救即将逝去的经济繁荣。 如果中国不是一个集权国家，政府不害怕全面开放市场，不因为担心外资撤离而顽强守护人民币汇率，也没有和假想敌美国“一较高下”的决心，那么，中国的“世界工厂”就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让外企在中国自由地独立经营而不必强行合资，不给外企设定外销比例，政府也不必为了获取外汇而用出口退税变相大量补贴中国的出口企业。可是，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归根结底，中国“世界工厂”的宿命，其实是现行制度的宿命。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0/7/n10767112.htm
何清涟2025-11-06 09:12👍 0💬 0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
中国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中面临的两大难题是维持稳定和深化改革。这两个政策目标有一致之处，改革不深入就难有长久稳定;但两者也有矛盾，不触动既得利益就不可能深化改革，而触动既得利益又可能动摇稳定。几乎可以说，今天中国的民众、精英比以往更关注政治、经济的稳定，“中国不能乱”的说法相当深入人心。中国的亚洲近邻和西方的主要大国也无不希望中国能保持稳定，避免动荡。然而，要了解如何才能稳定，首先要明白中国改革以来稳定是如何维持的，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国内国际学术界不常讨论的。本文将从剖析这个问题入手，运用西方的苏联问题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社会契约”，来解释中国改革中的稳定的实现机制，以及这个机制的制度、经济条件。把中央─地方关系的分析纳入这个机制中，将帮助我们理解中央─地方关系不协调的机制性原因，以及为什么中央追求稳定会引致中央─地方的利益摩擦。本文的分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中央、地方、民众多个层面，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把注意力主要放在问题的“诊断”、而不是“处方”上。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对全能、全方位的集权体制的改革。中国改革以来，经济的放权是在政治集权的督导下进行的，同时，经济、政治的稳定比俄国（前苏联）要好得多。从表面上看，这颇象当年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威权主义模式。是不是只要中国的中央政府愿意改革，又有足够的权威，中国的改革就能渐进的推进，中国的稳定就能维系呢？这个假设不能不经检验就被视为当然的道理。最简捷的检验就是看一下中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去推动已决定的经济改革方案。国营部门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难关，正是在这点上，改革屡推不动。从1986年通过《破产法》又实质上被搁置，到1988年借邓小平提出“闯价格关”之机，赵紫阳建议加快企业改革，再到1991年朱熔基提出“砸三铁”，每一次决策者都意识到了改革国营部门的紧迫性，但最后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悄然撤兵。因为这项关键性的改革遇到了国营部门员工的抵制，而政府在这种抵制面前实际上总是不得不让步。这类反复出现的让步提示我们注意三点：第一，通过政治集权形成的政府权威并非无所不能，象国营部门改革这样的事就是屡试屡议，而未敢全面发动。第二，这个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政府实际上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在决策与政策实施中，国家的超脱性（state autonomy）是有限的。以国营部门的改革为例，政府有自己的政策意向，却不得不按照国营部门员工的意愿让步修正。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施政上有所“迁就”的政府（a malleable state），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威权政府（Nordlinger， in Weiner & Huntington1987）。第三，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经济稳定，不仅仅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的进展，也得益于国营部门改革的迟缓。 从以上三点出发，我们很自然地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改革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什么类型;为什么有的改革，如放权让利，不推也动，挡都挡不住，而有的改革却徘徊滞步;以及改革中的政治经济稳定又是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实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分析将为中央─地方关系的讨论提供必要的背景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地方”关系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部份。如果脱离开“国家─社会”关系这个大背景，“中央─地方”关系的讨论就很容易被局限在两级政府间“集权─放权”的框架中，而放权过程中中央政府掌控资源逐渐减少的现实又进一步引出放权之弊和再集权的必要等命题。然而，放权过程中地方政府并不是资源的主要最终享用者，它更象一个“二传手”，而企业与民众才是主要的最终使用者，只有分析了资源从中央政府，经地方政府流向民众、企业的全过程，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放权过程中的“中央─地方”关系。在比较政治学中，研究政府功能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认为政府在施政中可以从社会的影响或制约中超脱出来，即“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the state-centered approach）”，另一种方法则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即“置国家于社会之中的方法（the state-in-society approach）”，（Migdal，Kohli & Shue，1994）。本文所采用的“中央─地方─社会”的分析角度更接近于后一种方法，而国内常见的那种偏重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间关系的分析则大体上属于前一种方法。 谈到中国大陆的“国家─社会”关系，我们必须小心地区分“国家─城市社会”关系和“国家─农村社会”关系。改革前这两类关系因城乡体制的巨大差异而显著不同。由于制度背景的差异以及国家的城市改革策略不同于农村改革策略，虽然改革以来这两类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变化的路径大相径庭。中国改革的顺利起步立足于农村改革，但中国改革的完成不是取决于农村市场化的深度或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局部工业化的进度，而是依赖于城市改革的成功，因为旧体制的核心部份深深植根于城市社会经济中。城市社会的政治能量远远大于农村社会，政府对城市改革和城市居民的利益向来小心对待，政策取向上有明显的“城市偏向（urban Bias）”。中国的城市社会对国家的依赖既重且深，而政权的稳定也主要倚重于城市社会的稳定。中国的城市改革是受一种既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制约的，在此环境中政府向城市民众提供经济利益从而换得政治稳定，领先的农村改革不会根本动摇国家与城市社会间的这种关系；相反，国家可以为了维持这一关系而迫使改革领先的农村社会向改革滞后的城市社会让渡经济利益，结果就是近几年国内经济学界经常提到的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邱晓华，杜宇，1994）。本文侧重讨论国家与城市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稳定与城市改革的关系，先从国家财政能力下降这个重要事实谈起。 一.国家财政能力下降说明了什么？ 改革中中国大陆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从80年代中期起，经济学家们就从经济层面展开过反复讨论。而从政治角度把这个现象与国家能力直接联系起来的，则是王绍光、胡鞍钢的一份研究报告（王，胡，1993）。这份报告强调了改革和现代化都需要必要的国家能力，而国家财政能力削弱过度是危险的。王、胡的分析把国家动员经济资源的能力定义为财政能力，但这一定义似乎窄了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确实只支配财政，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银行垄断了金融业，政府可以充份支配绝大部份金融资源。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动员经济资源的能力不仅应包括财政能力，也应包含金融支配能力。如果财政能力削弱，而金融支配能力增强，国家可以用后者代替前者，这只是国家动员经济资源方式的转换，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动员经济资源的总体能力下降。只有当财政能力和金融能力同时下降，才可以肯定国家能力削弱了。 国家的金融支配能力如何定义呢？按照中国国情，可以初步定义为国家银行按政府贷款政策和投资计划投放的贷款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总投资的比重。在城市改革开始的最初几年，银行贷款基本上是国家用指令性计划分配的，可以视为由国家支配的金融资源。笔者1987年所作的一项研究发现，自改革开始以来，在财政对经济的支配能力下降的同时,国家支配的银行贷款占国民总投资的比重迅速上升，这可以理解为国民经济由财政主导型变为信用主导型（程晓农、宋国青，1987;体改所宏观室，1988）。换言之，从1978年到1986年，可以看出国家金融支配能力的上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能力的下降。然而，最近几年的资料表明，由于国家信贷计划执行逐渐松弛及银行的死贷款急速增加，国家金融支配能力也在下降（下文另述）。所以，王绍光关于国家动员经济资源的能力在改革中逐渐削弱这个重要判断仍是成立的。 现在再回到财政能力下降这个问题。财政分配的是国民收入，国家财政能力的任何变化都反映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即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的变化。观察国家财政能力的变化、财政收入比重的下降，应当分析国家、企业、个人收入分配的结构，这样才能了解，国家财力下降，钱给了谁？是中央财政把钱都给了地方财政和企业吗？据计算，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最终收入占国民市场总值的比重，1978年分别为31.6％、18.9％、49.5％，到了1990年变化为14.5％、23.8％、61.7％（韩永文，1993）。这里的国家包含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十二年中，财政的比重下降了17.1％，居民的比重上升了12.2％，而企业的比重上升了4.9％。也就是说，财政让出的收入大部份给了居民，企业则得到了一小部份。考虑到1988年后农民实际收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邱晓华，杜宇，1994），财政让出的收入实际上大部份是给了城市居民。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这一变化意味着要想真正提高国家财政能力，只在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之间动脑筋，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即使把企业在改革中得到的利益全拿走（意味着取消改革），财政的比重也只不过升到20％，相当于1986年的水平（体改所宏观室，1988），并不解决问题。只有降低居民收入比重，才能真正提高国家财政能力，而这在政治上是现在的政府做不到的。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大陆的政府是个威权主义政府，但是，怎么一个权威主义的政府会看着自己的国家财政能力不断下降而似乎束手无策呢？毫无疑问，在政治上，这个政府确实是威权主义的;而在经济管理上，国家的权威却好像明显不够。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在重大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上，政府说得很多，做得却比较少，而且时常发现，在有效制止公款的不当支出（如公费过年、旅游、出国、吃喝、购物、上歌舞厅等等）方面，主管部门嘴硬手软。制止上述种种公费消费是过去十几年来始终一贯的政策目标，但却一直未能实现。从1985年起，政府开始一年一度的“财税大检查”，开始还有点效果，以后也失灵了，为突击检查而设立的机构成了常设机构，违规违纪之事反而见怪不怪、规模也越来越大。 能够说中央政府权威不足、国家能力下降主要是分权过度、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不听号令的结果吗？地方政府确实有各行其是的，但中央政府各部门就都认真听从国务院的号令吗？即就公费过年、公费旅游、公费吃喝等等而言，在中央各部（包括主管国家财政的财政部）机关内，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做法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并没有明显不同；在欠税逃税方面，中央各部直接控制的企业也未必比地方所属企业逊色。实际上，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是由于从中央机关到各地国有企业都存在着一种利用公共资源扩张员工收入和福利的行为，中央政府曾试图堵住某些管道，但并没有否定这种行为本身。如果不改变这种行为、反而默许它，那么，想通过集权来强化国家能力很可能只是一种一相情愿。为什么政府会默许这种行为呢？这就是下一节所要解释的。 二.国家与城市社会的关系：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 自从改革开始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对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已有很多精辟分析，每年都有大量政策建议提供决策者参考，如怎样严格控制工资奖金福利的发放，如何制止公费浪费、公款挥霍等等。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方面，政府并没有显示出强烈的意愿和决心实行这类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在增加财政的价格补贴、管制城市物价时，政府却相当果断（如1994年末及1995年初），尽管增加财政补贴会进一步削弱国家财政能力。为什么一个担忧国家财政能力下降的政府不愿意采取断然措施遏制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呢？其原因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改革中政府需要向城市居民提供大量经济利益，以换取他们对政策的支持和对政府的服从，这是改革时期形成的国家与城市社会的实质关系，也是实现政治经济稳定的基础。当国民收入的分配由这样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主导时，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改革前，国家主要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意识形态宣传和严密的组织（单位）来控制和动员社会。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国家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无所不管的、决定一切的国家（astateoversociety）。这并不是中国独有，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也同样如此。从六十年代起，苏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国家依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旧的控制、动员社会的手段逐渐失效，个人崇拜消失了，意识形态淡化了，政治控制松弛了，国家不得不转而使用经济利益为主要手段来动员、控制社会，维持政治社会的稳定。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国家提供福利最多最广泛、人民生活水平上升最快的时期，也是政治社会相当稳定的时期。这里讲的福利是广义的，包括稳定的物价、稳步上升的生活水准、安定的职业和按步就班的升迁、全面的免费教育和医疗、宽松的工作纪律和较低的劳动定额等。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特别是在城市社会，由国家提供的福利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生活水准提高的主要源泉。国家与城市社会的这种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徵，而与东亚四小龙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重大区别。这区别并不在于权威的程度差异或某项福利的多寡，而是在于统治是否依赖于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依赖于这种福利性手段。六十年代的苏联与七十年代末的中国都已把统治的基础逐渐转移到稳定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由国家提供的多样广泛的福利上，籍此筑成一种与斯大林或毛泽东时期不同的合法性，即“政绩型合法性（performancelegitimacy）”（StephenWhite，1986）。 在美国的苏联东欧研究的领域内，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社会契约”（有别于卢梭等早期思想家使用的同名概念），它可以解释上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实质（WalterConner，1988；JanineLudlam，1991；LindaCook，1993）。运用这种概念，学者们指出，当国家不能再运用个人崇拜、意识形态等手段有效地动员、控制社会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转变成一种新的类型：政府和民众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各自向对方提供对方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也就是说，统治者向民众提供广泛稳定的福利，而民众因而同意支持统治者、现行制度及当局的政策。这样，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交换，一种双方体认的“契约”，只要这个“契约”不被打破，政治社会的稳定就可以维持下去。当然，这种“社会契约”只存在于国家与多数社会成员之间，持不同政见者就不接受它。 这个概念不仅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国家与城市社会的关系，而且有助于理解城市改革中的易与难。从七十年代末开始，“革命”的意识形态“退居二线”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经济现代化实现小康生活”的许诺，政府从安排就业、提高收入、增加福利入手，承担了提高城市生活水准的直接责任，并通过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巩固了现行的政治制度。自1984年正式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国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城市改革的基本策略是抬高社会对改革的经济期望，由国家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在改革中进一步提高，国家也承担了补偿民众既得利益损失的责任，从而换取城市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实现改革中的政治社会稳定。这一改革策略有两个后果与“社会契约”相关。第一，由于现有生活水准的相当部份是由旧的社会福利体制提供的，所以一旦改革触及到这些体制，就可能动摇“社会契约”。也就是说,“社会契约”是为改革设了限制区的。一部份改革（如增加物质激励）是有利于“社会契约”的，另一部份改革（如汇率、外贸改革）无损于“社会契约”，自然都不难推行，而那些可能动摇“社会契约”的改革（如“砸三铁”），就事实上难以推动。第二，城市民众既希望短期内迅速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又期望维护源于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这种居高不下的期望巩固了“社会契约”，有利于改革初期的社会动员，但同时也对改革的社会承受能力起消蚀作用，并构成深化改革的阻力（白南风等，1993）。“社会契约”的存在表明，稳定对政府而言是第一位的，政府所愿意推动的改革服务于、也时常让步于稳定。1989年的动荡之后，民众的注意力更多地由政治参与期望转移至经济期望，同时仍然期待着国家能够保障个人生活（白南风等，1993），这样的社会意愿恰好表明，城市社会的主体对现存的“社会契约”仍然认同。 “社会契约”是需要经济社会制度来支持的。国家需要在两个方面保持自己的控制能力：其一，是通过工作单位等组织控制员工、进而控制社会，否则民众对政府的政治服从就难以实现;其二，国家要保有对资源的控制（这里，资源可以是可直接分配的收入，也可以是能产生收入的权力、机会），如果这些资源的配置全都市场化了，国家将失去维持“社会契约”的必要手段。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这三级是实施控制的三个环节，同时也就是分配福利的三类渠道。在分权式的改革中，中央政府直接分配的资源随指令性计划的削弱而不断减少。同时，中央政府也把提供福利的责任部份下放了，而地方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在权力与资源增加的情况下，成了城市居民福利的直接供应者。我们由此也可看出，分权式的改革所改变的是“社会契约”的维持方式，并未改变“社会契约”本身;既然“社会契约”需要不断投入经济资源，那么由中央政府直接投入或地方政府直接投入并无实质差别，况且因中央计划的简单僵硬等天然弱点，由中央政府包办可能更浪费。所以，以为重新集权可以节省“社会契约”所耗费的资源依据不是充份的。 “企业办社会”是大陆国有部门改革的重大障碍。由于企业对本单位员工如同大包大揽的衣食父母，一旦真正改革国有企业，员工顿失依靠就会强烈反弹。然而，对“企业办社会”的批评在大陆学术界已持续了近十年，政府也明知此弊，却听任“企业办社会”越办越红火。过去十年来，企业向员工提供的福利与服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即使企业亏损也不降档或减少。这实际上是维持“社会契约”的需要，国家对民众的福利许诺是通过每个企事业单位实现的，既然社会福利涵盖了吃、穿、用、住、行、医等诸多方面，企业当然只能尽力逐一落实，其结果自然就是单位内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造成了员工对单位的依赖性（Andrew Walder，1986），而国家因此得以通过单位控制员工。正如国内有的社会学家最近指出的，在“企业办社会”的背后，应当看到，员工在单位内“只有通过服从作为代价才能换取资源、利益和机会”。（李汉林等，1994） 在“社会契约”下，国家作出让城市民众、特别是国有部门员工生活水准只升不降的许诺，这本身意味着员工的收入、福利的大幅增长。而一旦社会中出现不安定，“维护安定团结”的办法也往往是增加收入福利。亏损企业即使帐上无余款，发不出工资，只要以影响稳定相要挟，政府就会令银行贷款给亏损企业发工资。(1)一项研究表明，1981年时，国营职工拿1元工资另有0.36元福利，而到了1991年，每拿1元工资另得0.61元福利，这十年中，全体国营职工的工资加福利每五年翻一番（龙志和，1994）。收入福利的超常规增长促成了中国大陆城市社会的消费早熟，实际消费水平远远高于中度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一位加拿大教授测算，1989年中国中等偏上城镇家庭的商品和劳务消费（包括各种福利、住房、医疗等）即已相当于加拿大同等家庭消费的三分之一（梅农.戈登等，1993）。可以肯定，经过1991年以后的经济繁荣，中国城市社会与发达社会的消费差距已缩得更小了。 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收入福利的快速增长刺激了总需求，这是中国大陆改革以来经济高速成长的一个重要支柱。同时，亏损的国有企业受到“社会契约”的保护，不致于在市场化过程中“雪崩式”地停产关闭。科尔奈观察了苏联东欧以后，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转型时会遇到一个普遍现象，即改革型经济萎缩，这是必不可免的（Janos Kornai，1993）。然而，这个现象并未在中国出现，因为在“社会契约”下国家与城市社会都在努力回避改革的痛苦。 国家以高收入高福利换取城市民众的政治服从与支持，对改革的深化带来了长远的影响。首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变得越来越困难。缺乏社会保障体系是国有部门不易减少冗员、劳动力市场难以发育的重要原因，而由于财政、企业都缺少资金，中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在其七年的运营中实际上只为65万失业者提供过失业保险，当国有部门现存冗员达到二千万人（最保守的估计）时（杨体仁，1993），资金的不足与失业保险领取者的潜在庞大需求构成尖锐的矛盾。理性的选择是，降低国有企业部门员工的收入消费预期，稳定其生活水准，从而防止今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成本进一步上升。但是这个选择与“社会契约”的要求不相容，因此也不可能被采行。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方面，因财源不足而拖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推迟了企业改革；另一方面，国有部门员工生活水准快速提高，使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变得越来越昂贵，财源越发短缺。 其次，国有部门员工从原“单位”转到非国有部门的“退出成本”不断上升，构成一道壁垒、阻止劳动力从国有向非国有部门转移，进而阻碍了经济的非国有化。不少经济学家根据工业总产值中国有部门比重的上升、推测国有部门可能逐渐被非国有部门取代，这似乎尚待进一步研究。实际上，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只是在明显和迅速地“蚕食”国有部门的市场，却并没有吸纳多少国有部门的劳动力，而市场不断缩小的国有部门在“社会契约”的保护下，通过提高收入福利正不断抬高其劳动力的“特定价格”和员工的“退出成本”，把冗员保留在国有部门内。进一步看，国家一方面允许国有部门垄断、控制各种机会和权力，另一方面又允许国有部门各单位及其员工运用这些机会、权力来创造收入（“创收”），结果在乱摊派、乱收费、腐败普遍化的同时，也强化了员工对单位的依赖，因为一旦离开了国有部门，这些权力、机会、利益就都化为乌有。这就是为什么去年许多一度“下海”的国有部门员工又纷纷“上岸”的原因。 再者，“社会契约”主导下的收入福利分配产生了与改革背道而驰的“企业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西方的组织社会学过去一向只关注欧美模式，但从八十年代以来对日本的企业文化的长处开始有了浓厚的兴趣。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大陆的三资企业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点，在那里，引进的企业文化与不同背景的中国员工的观念、行为是否和谐，能够反映出在企业这个层次中国大陆社会对改革开放的适应性。一项最近对日资企业的中国员工的调查发现，原来在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对现在他们所服务的日资企业的“满意度”低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并且有强烈意愿“跳槽”、离开合资企业，而来自乡村的员工对日资企业肯定性评价多，不愿离开（邵道生，1993）。原来的国营部门员工对日资企业不满，主要是他们受社会主义文化影响的观念行为与日资企业的工作环境格格不入，比如，从“主人翁”变成了“受雇者”，国有企业诸种“隐性福利”被取消，多年养成的工作“惰性”不得不改变。由于“社会契约”的存在，国有部门员工在改革中既未形成日本公司内那种“工作团队”精神，与政府指派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之间也不是较单纯的工作雇佣关系。在政治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员工们受厂长经理的监督控制;而在收入福利的分配上，员工们集体向厂长经理施加压力，要求厂长经理兑现国家在“社会契约”中的许诺，提供高收入高福利。在这样的环境中，厂长经理为了本单位内的安定，必须向员工们作出经济上的让步，而员工们由于有能力影响收入福利的分配，而体会到“主人翁的地位”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同时收入与福利的分配会趋向于平均主义（赵人伟，1992），工作上的“惰性”不易扭转，劳动效率难以提高。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改革所面对的并不只是“产权虚置”，企业内员工阻挠改革深化的行为观念是目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映。目前国内正在试点的一种企业改革办法，引入外商重组国有企业，实质上正是试图在国家与社会间插入一个不必履行“社会契约”的外商，使国家从“社会契约”的经济重负中解脱出来。然而，愿意重组国有企业的外商和可能被外商重组的国有企业都是有限的，这种局部的试验无法代替全局性的改革。“社会契约”使国家在政治上受益，而在经济上背着沉重的“包袱”。为什么背“包袱”？“包袱”有多重？需要进一步分析。 三.“社会契约”的经济成本 “社会契约”的经济成本是相当高昂的。国家向城市社会提供的高收入高福利对效率的激励十分微弱。如果国家减少它提供的收入福利，出现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会非常大;如果国家增加这类收入福利，至多换来一段时期的稳定，却未必会提高经济效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从旧体制中带来的弊病之一是“外延型增长（Extensive growth）”，只有消耗大量投资，才可能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这在改革前导致了“高积累、低消费”。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在“外延型增长”尚未改善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契约”，国家又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去维持城市居民的高收入高福利。当高收入高福利无法提高经济效率时，经济增长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维持“社会契约”，结果“社会契约”的延续就会转而消耗过去积累的国有资产。这表明，“社会契约”的经济成本非常昂贵，从长期来看，一个大量消耗资源的“社会契约”是国家和社会在经济上都无法承受的。 过去十五年来，国有部门员工的收入福利迅速增长，改革前偏低的劳动效率是否因此而改善了呢？这是衡量“社会契约”的经济成本时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选择一个直观的指标──产值利润率（近似于销售利润率），可以看到，尽管国有工业的产值增长很快，产值利润率却有迅速下降的趋势（见表1）。 表1.国有工业产值利润率（％） 1978 1980 1982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6.0 15.6 14.4 12.1 10.2 9.8 8.9 6.2 3.1 2.8 2.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437页。 说明：1992年的数值因当年税率下调而有微幅假性上升，已在表中修正。 产值利润率下降不光是生产率低的结果，因此还不能据此直接判断劳动效率。一个比较精确的、国际通用的生产率量度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它反映的是把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增加、劳动力增加的贡献去除后，单纯的生产率变化。由于技术进步的效果，生产率通常都会大于零，即有所提高。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新研究发现，1984到1988年国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充其量为零（胡永泰、海闻、金毅彪，1994）。这个生产率的零增长是在中国国有工业有着明显的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发生的。由于改革开放中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设备更新，国有工业的生产率至少应该因技术进步有所提高，为什么有了技术进步生产率仍然零增长呢？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技术进步的效果被别的因素的负效果抵销了。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中，有两个因素可以导致生产率下降，一是劳动效率下降，二是设备利用率下降。究竟劳动效率和设备利用率各下降了多少，有待进一步研究。这里可以获得的一个结论是：在维持“社会契约”时，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去提高国有工业员工的收入福利，但他们的劳动效率似乎反而下降了，至少没有提高。这个结论是就整个国有部门的平均状态而言的，个别劳动效率提高的例子很难否定它。它还说明，花钱或许可以买来政治社会稳定，但却买不来劳动效率的提高。 既然国有部门生产率处于停滞状态，这个部门事实上就没有足够的财源去支付快速增长的员工的收入福利。但这并未阻止收入福利的增长，因为提供越来越多的收入福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性经济决策，而是一个政治性需要和决定。提供高收入高福利是为了维持“社会契约”，当国有部门自身财力不足时，国家就必须伸以援手，这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财政直接增加拨款和补贴，一是企业提高成本、财政减税让利。两种方式产生相同的结果：财政收入从国家的口袋中转移到国有部门员工的口袋中，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却下降了。也可以说，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很大部份是国家为了政治社会稳定而付出的经济代价。 当国家在原则上允许或默许国有企业为了提供员工更多的收入福利而抬高成本、缩减利润时，实际上是打开了一个“闸门”，允许企业向财政伸手，来扩大员工的收入福利。此“闸”一开，就再不容易“关”上了。企业不仅仅懂得了要利用政策多伸手向国家要利益，而且也学会了钻空子、捞利益，例如，隐瞒亏损、虚报利润、少交税收。政府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推广“企业承包制”，实际上是试图在这个“闸门”上实施“流量管制”，但并不是“关闸”。倘若政府为了保护国家财政能力，而断然切断财政对企业的支援，“社会契约”就不复存在，社会政治的稳定也可能动摇。 正如王绍光（1995）指出的，为了执行国家必要的功能，国家财政能力不能低于某种“底线”。如果不能进一步削弱国家财政能力了，政府用什么手段来维持“社会契约”呢？在中国，政府实际上拥有的，也正在运用的另一个手段是由国家垄断的金融资源。近几年中国金融界时常议论的“银行财政化”指的就是政府越来越多地把银行贷款当做财政拨款来使用，只要国有企业生产不停、工资照发，投进去的贷款能否回收就都“以后再说了”。换个角度看，国有部门的实际财务状况也迫使政府不得不这样做。在“社会契约”制约下的改革，不可能产生动力让企业把财力投入长期发展，相反，企业往往是“有钱就发奖金、搞福利，长期投资全靠贷款”。在金融业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投资靠贷款”就是“投资靠国家”。况且，国有工业部门整体的产值利润率目前只剩2％（见表1），所有利润合起来才不过几百亿，还不及所欠银行几万亿贷款的一个零头。贷款是还不起了，但银行还非继续提供贷款不可，这样，银行贷款与财政拨款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财政办不了的事改由银行来办，国家用金融支配能力部份替代了日益削弱的财政能力。 银行已经成了维持“社会契约”的主要支柱，也就很难象真正的商业银行那样来经营。“多年来，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社会各界都把银行当作财政资金、福利资金、慈善资金来使用。在许多人眼里，贷款成了唐僧肉，个个都恨不得分一杯羹。”(2)“唐僧肉”最终转化成为员工的收入福利，换来了对政府的服从支持，换来了安定团结。但是国有企业的债务包袱却越来越重，1992年国有工业的资金利润率是百分之二点七，(3)意味着每借一百元贷款只能创造二元七角利润，而当时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八，这就是说，国有工业不仅不可能归还贷款，连利息都付不起。 让银行无条件地投入贷款，让国有企业背负重债经营，对银行和企业都构成沉重压力，企业不但没有“起死回生”，反而每况愈下。大约十年前制定“七五计划”时，计委主任宋平就说过，经济效益低是中国经济的“致命弱点”，(4)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人们现在议论的是“国有企业拖了后腿，其劳动生产率甚至不及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个体企业的十分之一”。(5)不仅如此，长期负债、只借不还的结果是，到1994年，百分之二十七的国有企业的帐面负债总额超过了资产总额、把企业全部拍卖了也还不清欠债；另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企业因长年亏损、财政又无力补贴，资产刚够抵债，也就是说，其国有资产已经耗尽。(6)我们可以用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x100％）来衡量整个国有部门负债水平的高低。(7) 表2.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年份 1979 1982 1985 1987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资产 26.4 31.0 44.9 52.3 53.6 57.1 59.0 60.0 68.2 75.1 负债率说明：自1979年至1992年数据为笔者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见注7。 1993、1994年数据为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经过全国清产核资后公布的，见《经济日报》1994年12月13日、12月27日。 从1979年以来，国有部门的负债水平从24％迅速上升到75％，相应地，其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如果今后国有部门的负债水平继续按九十年代前五年的速率上升，那么到本世纪末，其资产负债率将接近百分之一百，国有部门将整体上成为“空壳”──清偿债务后一无所剩，改革前几十年积累的“家底”也赔光了。 目前，大陆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国有企业长期亏损，依赖银行“输血”度日，其余企业能否维持微薄的利润，也全看银行是否松动银根。而银行向国有部门倾注资金越多、自身的经营状况就越加恶化。1992年末，银行的两万四千多亿全部资金中，由于财政透支和银行认购国库券，占用近一千五百亿；另外，因财政对国有企业欠拨（款）、欠补（贴）、欠退（税）、而由银行用贷款垫付，加上长期亏损企业不可能归还的死贷款，也已达四千五百多亿左右。(8)银行的自有资金只有一千八百亿，绝大部份已被财政通过透支用掉，所以不可能再有多余的自有资金去抵偿那四千五百亿坏帐，这笔坏帐相当于城镇居民储蓄存款的一半多，银行的运营使得储户亏蚀掉存款的一半。幸亏这些银行都是国家银行，依靠“政府信用”存在，而不象真正的商业银行那样需要依赖“商业信誉”。虽然国家银行不至于倾刻瓦解，但坏帐率过高也直接导致经济波动，银行或者扩大贷款投放以使国有企业能喘口气、但却诱发通货膨胀，或者为了反通货膨胀而收缩银根、引致“支付危机”、“三角债”蔓延。银行的坏帐率趋于上升是“社会契约”的又一个经济成本。 国家的财政能力下降、国有部门资产耗蚀、银行的坏帐侵吞存款，是“社会契约”经济成本的三个侧面，它又一次证明了一个最通俗的道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在“社会契约”下，国有部门的生产率未见提高，而其员工的生活水准快速上升，所依靠的就是国家直接投入的、或允许耗用的公共资源。 四、从中央、地方政府在“社会契约”中的不同作用看改革中的中央──地方关系 以上的分析把国家看成一个整体，这样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契约”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国家与社会分别在维持“社会契约”中的得或失。但是，事实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契约”中不仅发挥着不同作用，而且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摩擦。由于“社会契约”必不可免地消耗大量资源，而其中相当大部份又是经地方政府之手散失的，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很容易把公共资源的流失归罪于地方政府，据此提出的因应之道很自然地就是“重新集权”。每当中央政府痛感资源支配能力不足时，呼吁集权的声音就不绝于耳；然而，自改革开始以来，没有一次“重新集权”的努力能维持两年以上的，这样的现实似乎又证明着“分权”乃大势所趋。 目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实存在着的“社会契约”，如果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关系的分析脱离了这个大背景，有可能陷入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景分析：即从中央政府理论上应该做好哪些事出发，推算必需的国家能力，再发现国家能力有何缺失，最后得出中央政府应通过重新集权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国家能力。这样的建议恐怕连中央政府中积极推动集权的决策者也难以全盘照纳，因为决策者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理想中的中央政府，而是在现实中已经相对定位的、正发挥着既定作用的中央、地方政府，任何重新集权或扩大分权的尝试都立即引起两级政府功能的重新调整、定位。而这种调整可能有正、负两重效果，中央政府固然欢迎正面效果，比如扩大中央财源，但同时又担忧负面效果，诸如经济萧条、企业亏损扩大、社会不稳定等，这些负面效果都是可能动摇“社会契约”的。前两节的分析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保持国家能力和维持政治社会稳定二者不能兼得时，中央政府通常选择后者。 究竟中央、地方政府在“社会契约”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呢？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应当是评价现存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一个前提。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维持“社会契约”上有共同的利益，他们都希望维持目前的政治社会稳定，也都通过推动发展和改革来创造稳定的条件，并都承担着向城市居民提供收入福利的责任。在这两级政府间的放权、集权并不干扰这个共同点。在对待企业的态度上，两级政府则都有干预倾向，把企业从“中央部管”下放到地方管理，并不是取消了“婆婆”，而只是换了个“婆婆”，因为任何一个“婆婆”都需要从企业敛集一些经济资源，也通过企业（或事业单位）向员工提供收入福利并控制社会。同样的道理，若把企业上收到“中央部管”，中央不光是增添了敛集资源的机会，也担上了提供福利的责任。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财政和国营部门财务“统收统支”的体制框架中，中央通过“全国工资普调”来统一增加职工收入，地方政府并无决定权。随着加快经济现代化的需要，中央政府急于改变计划体制造成的权力过于集中、效率低下的状态，同时在拿不出全国统一改革方案的情况下，开始逐步下放权力，并希望一部份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先行一步，以产生示范力量（邓小平，1983）。从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改革开放，放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社会契约”的观点看，放权过程同时也是责任分散过程。满足民众多样化的福利要求，让职工收入与企业经营状况挂钩，根据各地条件加快经济发展，试验各种经济改革方案，都是中央计划无力独揽的。通过放权而让地方政府获得一些自主权，地方政府同时也扛起了在本地区内加快发展改革、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责任，这是一种“责任制”。如果说，改革以前地方政府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更象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以准确执行中央政府各项指令为主要职能，那么改革中按中央政府意图形成的中央─地方的关系，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责的“集权─分责”制。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无意改变政治上的集权，仍然要掌控地方政府主官的人事任免权，使地方政府主官的权力来源依赖于中央政府，从而维持地方政府政治上的“中央代理人”角色；但在经济上，中央政府只保留了一部份资源支配权（如中央财政、金融等），下放了相当部份的资源支配权，有的资源（如国有资产）则是中央政府保留支配权、而地方政府拥有事实上的使用权。可以说，中央政府是通过资源支配权的下放建立起地方政府的“经济责任制”。 从经济指标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的“经济责任制”的弹性很大，经济增长率或物价指数稍高稍低都是中央政府允许的；但从“社会契约”的角度看，这个“经济责任制”却是刚性的，地方政府必须用所有的经济手段来维持“社会契约”，维护本地区的政治社会稳定。虽然中央政府也提供资源、政策上的帮助，但从来不向地方政府作出充份供应资源的承诺，因为即使作了承诺也无力兑现。所以这个“经济责任制”实质上是中央政府以有限的资源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近乎“无限”的责任。在这样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加快本地的发展改革来开拓资源，否则“社会契约”就成了“缺米之炊”。同时，由于市场化过程带动了经济资源的区际流动，地方政府必须在区际竞争中防止本地资源外流、吸引外地资源流入，因此可能采用各种方法，从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制度环境到实行地方保护主义。 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因为有利的地缘条件或人文历史原因，有可能吸引到海外经济资源，而这些资源中很大一部份只会投入当地、造福当地，中央政府未必能直接获益。自然地，当地方政府利用这类资源、机会加快发展改革时，对中央政府的经济依赖性降低了，中央政府并不反对；但是，当地方政府历经多年的自主发展，取得较大成功时，它的合法性基础也相应改变了，在本地区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中央政治代理人”，这点就可能令中央政府不安。由此可见，中央─地方关系的不和谐可能来自“政治集权、经济分责”的内在矛盾。 中央─地方关系的摩擦也可能与资源供应、风险承担有关。中央、地方各有自己的资源来源，虽可以通过改变税制适度转让，但终究存在一个可转让的限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双方都希望“少花自己的钱、多办自己的事”。然而，中央政府却一直未在资源分担、风险分担上建立规则，而习惯于随机调节，甚至运用这种任意性调节去建立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随着“社会契约”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资源趋于紧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摩擦自然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下降后，本来可以尽量少承揽增加政府开支的许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中央政府仍然不时向全国作出收入福利增加的承诺，却又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比如1993─1994年机关事业单位大幅度升资），结果只能是“中央请客，地方掏钱”，这样，即使有财力的地方政府都不高兴，更何况那些财力窘迫的地方政府了。 城市体制改革是既有收获又有风险的。旧的城市制度框架并非地方政府设定，制度性错失的责任也不在地方政府。但是，目前中央─地方关系中的地方政府“责任制”实际上是把深化改革的风险留给了地方政府，而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上都没有作分担风险的安排。例如，不少大中型国有企业当年由中央政府布点，现在早已下放归地方政府管，然而这样的企业如果亏损破产，完全由地方政府负起责任既不公平也不现实。因此，地方政府经常倾向于以加快发展替代深化改革，以回避风险。而中央政府除了同样不愿意分担风险之外，也缺乏有效手段直接处理地方上因改革引起的不满、不稳定，只能寄希望于地方政府。改革是对旧体制的清算，必然会有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对中央、地方政府如何分担政治、经济责任作出制度性安排，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深化改革或者流于空谈，或者引起不稳定。 总体来看，在资源与责任不对称、风险分担界限模糊的状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摩擦应当说是意料之中的。而“社会契约”大量消耗公共资源，造成机制性长期资源紧缺，则进一步增加了摩擦的可能。如果中央政府想通过重新集权上收一部份资源，而仍旧把稳定地方政治社会的经济责任全留给地方政府，只可能加大摩擦。把资源、责任、风险的分担在中央、地方政府之间制度化，是重要的一个缓解摩擦的办法，然而，仅仅在经济体制范围内琢磨，恐怕难有答案。更进一步看，资源、责任、风险的制度化分担有助于协调中央地方间的关系，却并不能阻止“社会契约”消耗更多的资源。如果能将改变“社会契约”一并考虑在内，则中央地方关系的重建会具有跨世纪的前瞻性。 结语 过去十来年的城市改革是在“社会契约”的架构内进行的，决策者经常面对一种两难局面：在资源日益耗减的形势下，为了能让“社会契约”维持下去，就需要深化改革，以开源节流、降低“社会契约”的成本；然而，深化改革所需要做的，是减少或取消城市职工的既得利益、而不是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新利益，这虽能为政府开源节流，却直接动摇“社会契约”，威胁稳定，因而难被采行。可以说，国家既从“社会契约”中得益，也因国家能力下降、“社会契约”难以为继而感到困扰。政府并不是不懂得要关心、维护国家能力，而是在稳定权力和稳定国家能力之间，以前者为优先。 现存的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支持与服从的“社会契约”支撑过初步的改革开放，可能是改革过程中不可跨越的一个过渡阶段。但是，由于这样的“社会契约”是资源消耗型的，其存在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便是国家支配的各种资源还能支撑多久。事实上，九十年代的两个现象已经发出警讯：其一是，城市中下岗的国营职工人数已超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且趋于进一步上升，这标志着政府已经不得不逐步撤销对部份国营职工既得利益的保护；其二是，尽管农业部门四年前就提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停滞不增、农业成本上升太快、农业前景堪忧等等，中央政府也未象1979年到1984年那样向农村倾注资金、以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今非昔比，现在光是维持国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力不从心。几乎可以肯定，现存的这个“社会契约”已经开始朝着自己的终结靠近。 深化改革是今后的必经之途，这点恐怕在大陆的多数人心中已有体认。然而，下一步深化改革的代价却不大可能仍由国家一肩扛，而需要由国家（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共同分担，这个共识似乎还未建立。更重要的是，当政府不是充份提供收入福利，而是期待民众分担改革的痛苦时，目前的这个“社会契约”将难以为继。如何重建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并据此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关键性问题。西方国家通常是在经济发达、国力增强后逐步扩大由国家支持的社会福利制度，而中国面临的过程正好相反，城市的社会福利体制在经济尚未现代化之前即已高度发达，并削弱了国家能力，面临逐渐削减的前景。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改革国有部门的收入及福利体制，如何在这样的改革中获得政治支持、维持稳定，将是对政治家的严峻挑战。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1995年第2期） 【备注】 ——————————————————- 1\. 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体改委宏观司、《管理世界》中国企业评价中心，“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形势判断与政策建议──第七次经济专家调查问卷的分析报告”，《管理世界》1994年第4期，第40页。 2\. 人民日报记者施明慎，“银行也是企业──金融问题思考”，《人民日报》1993年11月6日。 3\. 《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427页。 4\. 每周经济时评，“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多些”，《人民日报》1995年1月10日。 5\. 人民日报记者江世杰，“国有企业功不可没”，《人民日报》1995年1月1日。 6\. 《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2月18日。 7\. 笔者计算国有企业总体资产负债率时，负债总额包括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全部贷款和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资产总额包括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定额流动资产和银行存款。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按银行“各项贷款”扣除对集体、个体、农业贷款和其他贷款计算，资料取自《中国金融》。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按已发行的重点企业债券、地方企业债券及企业短期融资券余额计算，资料取自《中国金融年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和定额流动资产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国有企业银行存款的数据取自《中国金融》定期公布的银行资金平衡表。 8\. 《中国信息报》1994年2月14日。 【参考文献】 —————————————————– \[1\] 白南风等，“改革的社会承受力研究”，北京：《管理世界》1993年第5期。 \[2\] 程晓农、宋国青，“改革中国民经济收入流程的变化”，北京：《中国：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8期。 \[3\]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3日）”，《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梅农.戈登，陈海淳，鄢志明，“中国城镇家庭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北京：《管理世界》1993年第4期。 \[5\] 韩永文，“浅议我国九十年代收入分配政策取向”，北京：《管理世界》1993年第6期。 \[6\] 胡永泰，海闻，金毅彪，“中国企业改革究竟获得了多大成功”，北京：《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7\] 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北京：《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8\] 龙志和，“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北京：《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 \[9\] 邱晓华，杜宇，“中国农村市场的发展潜力及开发思路”，北京：《经济研究》1994年第8期。 \[10\] 邵道生，“中国员工对日资企业低评价探讨”，北京：《管理世界》1993年第6期。 \[11\] 王绍光，胡鞍钢，“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New Haven：耶鲁大学，1993。 \[12\] 王绍光，“分权的底线”，Princeton：规范分权与制度转型研讨会，1994。 \[13\] 杨体仁，“中国失业保障体制新探”，北京：《管理世界》1993年第6期。 \[14\] 赵人伟，“我国转型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北京；《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 \[15\]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改革中的宏观经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6\] Richard Baum ed., Reform an Reaction in Post-Mao China, the Road to Tiananmen. NY: Routledge, 1991. \[17\] Christopher Clague & Gordon Rausser,eds., The Emergency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18\] Walter D. Connor, Socialism’s Dilemma,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Soviet Bloc.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 Linda J. Cook, The Soviet Social Contract and Why It Failed: Welfare Policy and Workers’ Politics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21\] Jonos Kornai,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A General Phenomenon Examined Through the Example of Hungary’s Development”, Economie Appliquee, Rome XLVI,1993, No.2, Pp.181-227. \[22\] David Lane,ed.，Soviet Society under Perestroika.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Inc., 1990. \[23\] Janine Ludlam, “Refor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under Gorbachev”, World Politics 43 (January 1991), 284-31. \[24\]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
何清涟2025-11-07 00:01👍 0💬 0九一五绿色长河流过纽约
我在纽约住了十几年，也参加过不少华人举行的各种活动，但从没见过一次具有九一五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集会这种规模的。由於曼哈顿寸土寸金，不仅住宿、停车都十分昂贵，而且很难找到、申请到一个宽阔的场地举行活动，所以一般活动能有几百人的话，已是相当难得了。但这次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集会，居然达到约四千人，超出预估人数将近一倍，挤爆了联合国斜对面的哈玛绍广场。他们中有人开十几个小时的车从芝加哥、多伦多赶来，有人凌晨两点出发，从波士顿乘车赶来，更有不少人提前一天从洛杉矶飞过来。 现场在新闻局长谢志伟既风趣幽默、又渲染情绪的主持下，其阵势不亚於一场选举造势集会；而随後从联合国到中国领馆（去呛声）的游行则更感人。一条绿色的长河在繁华、拥挤的曼哈顿中心激情地流过，长河推动著台湾这个绿色的岛屿，飞溅著「UN For Taiwan」的声浪。 在这条长河中，见到一位老人拄著双拐颤颤微微往前挪动，身边的儿子带著折叠椅，让老人走一段坐下来休息一下。我走上前去询问得知老人姓郭，八十二岁了，他骄傲地说，一家三代都来了。刚刚向老人表达完敬意，转眼几十米外，一位妻子搀扶著一瘸一拐艰难迈步的丈夫；这是曾患小儿麻痹的前中山大学经济所长林庆宏先生。再往前走，一位年轻的父亲，脖子上骑著稚子，步伐已不那麽轻松。 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从曼哈顿最东边的第一大道步行到最西边的第十二大道，而且由於交通许可的问题，游行队伍实际上走了一个凸型，几乎等於横贯曼哈顿一个来回，走了一个半小时。我近来由於严重的关节炎复发，在集会上演讲後，妻子劝我搭车到游行终点，但是看到这样的老人、残疾者和撼著「远途无轻载」的年轻人，哪还好意思坐车。一路「矫健」地走到底；但逞完英雄回到家，腿疼得恨不得把它们锯掉。想到那位八旬长辈和残疾者，难以想像此刻他们的双腿在忍受什麽样的煎熬；那位年轻的父亲大概也累趴下了。 在这次集会中，更有一个崭新的现象，那就是，游行的队伍中有很多是二十几岁的，不太会说中文，一路都在讲英文的第二代、第三代台美人。他们不太关心台湾的国内政治，但却看重台湾走向国际，获得应有的尊严。 我并没有像记者那样从头到尾仔细观察，这几个小例子只是我身前身後几十米偶然碰到的，谁知道在这跨越十几条街的长长队伍中还有多少感人情形呢。他们就这样默默地为台湾努力著，没有人指望媒体会报导他们一句，给一份敬意和荣誉。在这些人身上，你看到的是台湾的民心所向，台湾的希望所在；你更毫不怀疑，一个名字叫台湾的国家迟早一定会成为联合国的一员。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7年9月17日「曹长青专栏」 2007-09-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台湾人的生存焦虑
最 近到台湾讲学，与各界人士相谈后，发现无论蓝绿或不属于上述阵营的人士，都对北京以各种形式发动的“统战”后果表示焦虑。因为近年来的统战攻势远较以前强 大，其方式多种多样，包括邀请军界、文化学术界、政界人士携家眷免费前往大陆旅游观光，其中一些人还获赠风景名胜地的住宅。在这种强力攻势之下，一些被统 战者改变态度，不仅认为中国的经济前景无限美好，还认定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专制的政党。 基于此，一些朋友向我建议，要尽可能对台湾人讲解大陆现状，让台湾人了解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让他们意识到必须保卫台湾千辛万苦才得以建立的民主制度。 我当然愿意向更多的台湾人讲述大陆人民的生存现状，但我深知他者的经验远不如自身的省悟有效。对于与大陆人在气质上已很不相同的台湾人来说，了解大陆主要依 靠媒体，但目前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台湾媒体当中的主力已被北京采用各种方式渗透，它们对大陆的报道远比大陆自身的媒体更显光明。大陆忧心忡忡的银行坏 帐、经济结构转型艰难的问题，还有大陆人民深恶痛绝的政治腐败，很少成为台湾媒体认真剖析的话题。尽管到大陆投资的台商当中，有不少因为投资失败沦为寄居 上海等地的“台漂”（据说好几万），但台湾媒体对此几乎不报道。 记得约瑟夫·普利策曾云：“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台湾媒体在向北京靠拢之后，已经丧失了自身作为船头了望者的功能。 它们所报道的中国，早就成了盲人摸象时摸到的一条象腿或者一根象鼻子。 但我根据目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判断，只要北京不诉诸武力，台湾人民应该有保护台湾民主制度的空间。我将自己的分析让一些台湾朋友分享，大意如下： 套用一句俗语：台湾的不幸在于离美国太远，离中国大陆太近。在一边抗拒一边心存侥幸的心态中，台湾已经进入了与中国大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在与中国临近的经济体中，台湾可能是对中国出口依存度最大的一个。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台湾14%的GDP来自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居世界首位，比位于第二位的韩国高出3.9%。特别是近年来台湾经济不景气，内需成长趋于迟缓，GDP成长率主要依赖对大 陆与香港的出口成长。据统计，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成长率的贡献度，从2002年至2009年平均为33.36 %，也就是说，台湾GDP成长率依 仗的是两岸贸易成长，顺差就是最重要的基石。在台湾对大陆经济的这种高度依赖当中，可说是大陆经济状态好，台湾人存有担心被“统一”的生存焦虑；大陆经济状态不好，台湾的经济则将受严重牵连。 但台海两岸的关系中间还有一个美国夹在中间，因此成了一种大陆不能完全作主的三角关系。由于美国的《对台湾关系法》，决定了美国的态度对北京还起制约作用。 我请台湾朋友注意中国今年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由于对内维稳成为执政者第一要务，当局不得不改变其对外政策，从过去总摆出一副要与美国一争雄长的姿态，变 为向美国表示中国无意也无能力赶超美国，甚至对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GDP总量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时代即将来临的说法亦表示不满，认为中国国力是被IMF提前了。这表明在纷繁复杂的国内矛盾的巨大压力之下，北京不得不放弃“攘外”争雄的姿态，被迫专心“安内”，因此暂时不会发出“武力解放台湾”的威胁。只要台湾岛内并无太大的台独声音，近期内台海关系应该能在缓和状态中发展。 在此情况下，台湾人不希望民主的台湾被专制的大陆统一，希望留待将来大陆民主化之后再平等地讨论统一，可以依赖台湾的社会力量。台湾的草根政治促成了社会组 织的发育。毕竟与大陆水乳交融的商界人士在人数上不占优势，只要台湾的社会力量能够高度清醒认识到保卫台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认真监督政府，不让执政者在 大的原则问题上向北京作无原则的妥协，台湾的民主政治应该有存活空间。 香港人在回归之后，由于缺乏政治权利，只能在北京步步为营的进逼之下且战且退地一点点丧失原来在港英政府治下曾享有过的自由。但台湾不同，它在政治上还是一 个独立体。只要台湾不面临武力统一的威胁，台湾人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成为“温水中的青蛙”，就可以利用现存的政治空间抗争。只是这抗争非常辛苦，需要韧劲也 需要智慧。但无论在何时何地，自由都不是免费的，为了保卫台湾的自由民主，台湾人为之付出代价是必须的。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6月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6/taiwan-survive/）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扼杀自由和繁荣的两只“黑手”
最近，美国有多达八本分析经济的专著出版，探讨美国如何走出经济危机，论述人类摆脱贫困之路。这八本专著中，有三本较有代表性∶ 第一本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rey Sachs）所写的《共同富有∶人口众多的地球经济》。这位当年曾跑到叶利钦时代的俄国做经济顾问，主张迅速私有化“震荡疗法”的美国经济学家，现在则强调，人类脱贫之路在于“均贫富”∶工业国家应多拿钱，援助非洲等贫穷国家；各国都应向富人、中产阶级多徵税，再分给穷人，用“劫富济贫”，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本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白人的负担∶为什麽西方对外援助造成更多灾难而成效甚微》，几乎是跟萨克斯针锋相对，强调外援和均贫富都无法解决贫困，只有全球化，走真正市场经济才是出路。 第三本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孟加拉用小型贷款帮助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写的《创造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社会商业和资本主义前景》，从书名也可看出，尤努斯想走中间，主张商业社会化，其实就是混合经济，而不是原本的资本主义。 地球丰富，人却贫困 左、中、右这三种“药方”，哪一种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贫穷问题？这就要回顾人类的历史，看看到底哪些阶段最贫穷，哪些时候富有，原因是什麽？找到贫、富的原因，其实也就等于找到了摆脱贫穷、走向富有的药方。 人类虽至少有二千年历史，但悲哀的是，绝大多数时间都伴随着饥饿和贫困。直到近代的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才开始有较大改变。在长达一千八百年间，世界各地都是同样的贫穷，人们为生存而挣扎；灾荒造成的大众死亡，无计其数。在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狄更斯笔下，人们还栩栩如生地看到，即使在横扫了半个世界的大英帝国，也是贫穷哀嚎遍地。临近的法国，更是由于贫困和饥饿，而出现暴民政治；以“断头台”而著名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饥饿，更带来大规模的屠杀和恐怖。 是什麽原因造成这长达一千八百多年的人类贫困？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地球上，人类为什麽长期不能喂饱自己，养活自身？简单说，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 政教合一，扼杀自由 一个是两千年的专制制度，完全捆住了人类发展经济的能力，窒息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到处都是君王政治，没有真正的私有制，更没有自由市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者决定一切；而经济政策，全部都是高税收，苛捐杂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即使近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路易十四时代，被国王看重、一做十八年的财政总监科尔伯特（J. B. Colbert），虽看重商业，但经济手段仍是高税收，想用政府垄断来发展经济，结果当然是失败。 人类的这种历史展示，只要是独裁专制，就不会有资本主义；没有自由市场，就不会有经济发展。所以贫困是人类一千八百多年的常态。 二是人类的各种宗教，几乎全部都是强调来世，而不看重现世；高度肯定精神，否定物质享受；并明显都有“均贫富”的反富倾向。基督教的《圣经》就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等于完全否定富人，蔑视自食其力、创造财富的人。就连后来改革基督教的马丁.路德，也宁可“把刽子手包括在社会的角色中，却绝不允许高利贷者和投机者加入。”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甚至设有专门诗节，禁止人们收取利息，反对经商。美国学者史密斯（Huston Smith）在他那本著名的《人的宗教》中说，伊斯兰的经济原则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广泛的重新分配，甚至规定中产阶级或更高的人，要定期拿出收入的比例交给穷人。佛教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们强调精神，但却宁可接纳毒品贩子、妓女、杀人犯，也不接受“贸易商队”；他们跟基督教一样，把生意人视为“高利贷者”。 在人类长期政教合一的历史中，专制君王们用国家控制、重税制度等，扼杀了市场；而各种宗教的反商反富，轻现世、重来世的唯精神论，等于从道德和文化角度，配合了专制君王，这两只手密切合作，扼杀了资本主义出现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带来繁荣 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提出以“人”为中心，现世重要，人的自由为根本等概念，有了被解放的人类，才开始有更多发明、更多创造，最后有了工业革命。人类的主要物质文明，都发生在过去这一百多年！ 美国“EMK基金会”总裁施拉姆（Carl Schramm）在2009年春季号《克莱蒙书评》发表的“摆脱贫困”专论说，“按今天标准，1820年时的世界人口，84％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而今天，全球赤贫人口只有16％。”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30年，在经济全球化下，全球赤贫人口骤降了25％（约五亿人，占全球60亿人口的近10％），包括人口最多的中国，最穷的非洲等，全球所有地方的赤贫人口，都在减少。 人类的历史已证明，没有民主制度的君王政治，反对物质主义的宗教，尤其是政教合一，是造成人类二千年贫穷的主因。今天，政教合一已基本结束，以自由市场被标志的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蓬勃发展。连中国共产党都要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幌子，羞羞答答地走资本主义。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持续发展，主要是因为放弃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而开始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人的自由是根本 在这方面，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更有说服力。美国是由当年从欧洲逃来的被迫害的异教徒建成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没有贵族，没有君王，没有政教合一；并随后建成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新教徒的个人对自己负责，勤奋、自立意识和道德感，还有绝地逢生的环境等，都使美国更倾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Capitalism这个词，就是美国的发明。只要有自由交换劳动成果的环境，人就会有充分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最后一定是物质大丰富！按美国学者的统计，在1820年时，美国经济只占全球的2％，而今天，美国经济规模不仅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而且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以上。 人类的历史也证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那种越穷越高尚的共产主义假说，早已被所有共产国家的精神荒漠和道德沦丧所埋葬。今天西方富有国家的精神文明程度，远远超过贫穷的非洲，更超过中国等曾赤贫的共产国家。即使在环境保护等方面，也是西方富有国家，能投入更多资金，获得更好的效果，而不是那些穷国。 所以，人类要继续摆脱贫困，走向物质的更加丰富和精神文明的更高层次，应该是更资本主义化，更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也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低通过高税收而进行的均贫富。差别是刺激人类向前迈进的巨大动力。而从来没有过的、也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人人财富平等，已经被残酷的共产主义和呆滞的社会主义证明是失败的。更资本主义化的结果，是人类思想和劳动力的更大解放，其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富裕，更是人类几千年来所追求的根本——自由！ ——原载《看》杂志 2013-08-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曹长青答《时报周刊》关於王丹 20 万美元全文
【台湾《时报周刊》今天（2014年8月15日）发表了题为「六四同志唐柏桥轰王丹私吞捐款」的封面报导。其中引用了书面采访我的一部分内容。下面是我回答的全文∶】 记者∶曹先生的脸书中提到《自由时报》曾报导，「国务机要费曝光后，王丹推说把钱（20万美元）给了《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但《北京之春》经理薛伟却告诉记者∶我们从未收到王丹转来的一分钱。」，当时有海外民运人士联署公开信，要求王丹交出台湾政府支援海外民运的这20万美元，但王丹不予回应。后续的发展如何？有没有新的进度？ 曹长青∶国务机要费那20万美元，还让我和林保华（现为自由时报专栏作家）背了一阵子「贪污公款」的黑锅。陈水扁前总统的国务机要费案审理时，说给了中国民运人士20万美元。当时不少人猜测是给了我和林保华，因我们两人是明确支持绿营的。但当时我就知道林保华是冤枉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就知道他。我们都是独立写作，都不是民运团体、权力圈子的，更不是去钻营「公款」的人物。但面对网上的猜测指控甚至谩骂，我们是百口莫辩。直到「国务机要费案」公开审理，才通过法庭文件让众人知道了这20万美元全部都给了王丹。但在我跟林保华遭指控时，王丹也被人问到，但他矢口否认，甚至说让人去看他的账号，把话说得那麽绝，我都很相信。法庭文件曝光后，他才不得不承认。我为他当时可以那麽强硬地否认而非常吃惊。试想，如果国务机要费案资讯不公开，我和林保华很可能到今天都洗不清这笔款项的问题。王丹心知肚明，也不会出来说话的。这不仅是因为前面他的强硬矢口否认，也从最近曝光的他在监狱把六四责任全部都推给王军涛看出。面对中共政权，软弱可以理解，但转嫁责任就性质不同了。用王军涛律师的话说，「关键是不能拉扯别人垫背，更不允许害人。」 至于20万美元国务机要费的去处，王丹强调，那笔钱是中华民国政府支持中国民运的，不是陈水扁给他个人的。他说一部分给了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但名字保密，否则会导致他们被判刑（见我曾引述的《壹周刊》对王丹的专访）。我对这种说法是质疑的。国内六四难属和异议人士，很多都拿到海外捐款，资助，不少都是公开的，没听说有谁因此被抓被判。海外某些民运组织负责人被查到去处不明的款项后，多是用这套说辞。如果坦然的话，可以交个名单给民运内部几个有公信力的人一起去核实嘛。但这件事至今没有下文。 其实我对王丹那20万美元的去处并不关心，他可以坦然地说，他本人就是从事民主运动的，难道就该饿死吗？那钱就是给他的。我有些在意的，是王丹左右逢源，大内高手的做法。比如，在台湾他好像很偏绿，曾被邀请到民进党中常会讲话（之前没有任何学运领袖被请到国民党或民进党的中常会做报告，可见王丹跟民进党之「亲近」），上偏绿节目，说绿营喜欢听的话，包括声援太阳花学运等，都给人王丹支持绿营的感觉。可回到美国，在中国人圈子，王丹却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个人一向主张两岸最终走向统一」，明确说「我不会支持台湾独立的主张」。王丹还曾发表《对于台湾问题的几点声明》∶「事实上，我在过去曾经多次表明，台湾独立不是我的的选项」。他甚至说，「如果我在任何场合说过反对统一，支持独立的话，我愿意向XXX（指控他的人）道歉。」（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603/Article\_20060311201211.shtml） 六四20周年时，多伦多《大中报》问他「对台独怎麽看法？」他回答∶「我觉得台湾的不管是统一还是独立，都是个假议题，谈它没意义。 」这明摆著是滑头回避问题（没有统独问题，还有台湾问题吗？还有蓝绿之争吗？），正如有记者问他对钓鱼岛领土争端的看法时，他用同样的狡猾∶「我不会钓鱼呵。」小小年纪（噢不对，他已人到中年），已经开始了如此有心计的政治谋略。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对人格不统一者提出强烈批评。政治观点都可以改变，但人格不统一则是另一回事。对这种人来说，「真实」没什麽意义，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机应变就是了。 从王丹这次的回台风波也可看出，他对什麽「真不真」的，不太在乎。用一个「疑患脑瘤」的说法，制造了一个新闻，一场风波，一阵毫不相干、毫无意义的蓝绿争斗。面对「没有回美证不能通过美国机场的安检，连美国都离不开」这个问题，他又狡辩，「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立场阻拦任何人离开美国，除非他有刑事案件在身。」美国政府当然不阻拦任何「有旅行证」的人离开美国，王丹的问题是没有旅行证，安检不放行。他说在美台之间已走过二十多次，那麽对没有旅行证件无法离境（美国），他心里十二分清楚，但就这麽故意胡搅，唬了全台湾。这与在上述政治问题上的狡猾是在一个路子上的。这才让人皱眉头。（2014年8月12日） 2014-08-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德国的戏剧：默克尔如何毁掉德国的未来
何清涟 作为一国总理与欧盟最重要的领导人，默克尔忘记她的职责一是对本国人民负责，二是对欧盟负责。为了挽回与里姆对话造成的冷血形象，她将自己变成了联合国难民署及相关NGO负责人。2015年9月7日，默克尔声称“空前的移民潮将会在未来改变德国”，并承诺拨款60亿欧元修建供难民居住的住房，并称要在欧盟内部分摊移民。 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这位欧洲女王无论是对难民的即期需要花费，还是未来融入德国社会的难度，以及对欧盟各国接收难民的态度，都缺乏缜密的考虑。 默克尔为几代德国人增加的经济重负 事实证明，默克尔不仅根本不了解“空前的移民潮”将会如何“改变德国”，甚至大大低估了德国因接收难民而新增的财政负担，那60亿欧元完全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可能花费。 事实是：光是2015年，难民开支是210亿（据Ifo经济研究所所长辛恩的研究）。而这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因为每个难民所需的生活费、医疗、教育及各种相应增加的公共设施费用、治安费用等，完全可以按照她当年准备接收的人数再加上20%的意外开支预估。所谓60亿与210亿之间的财政缺口用什么办法弥补？不可能当年增加税收，只能是发债与印钞。 人自身有再生产需要。来的难民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子，少部分幼童与妇女。这些青壮年必然要成家，穆斯林家庭一向将孩子看作真主的礼物，家庭生育率远高于其他族群，三至五年后就得由德国政府支付家庭抚养费用。为什么需要由德国政府支付？事实很无情，德国劳动部长Andrea Nahles今年发出警告：因难民，德国将增加100万领哈尔茨4福利者。必须说的事实是：这位部长一年前曾说过：难民是专业人才，将为德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默克尔信口开河地说“我们能做到”之时，不但极大地少算了当年度的即期开支，甚至不对难民未来开销做一预测。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拉斐尔旭申（Bernd Raffelhüschen）以100万难民的人数计算，指出：“难民危机可能要耗资近1万亿欧元”。纳税人每年负担170亿。如难民能在6年内融入劳动市场，此间需9000亿欧元，相当于德国国民总产值的1/3。 拉斐尔旭申的研究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他假设了一个6年内融入劳动市场的前提，且难民数量限于100万。但事实无情，贝塔斯曼基金会委托经济学家Iván Martín主持调查欧盟9国让难民融入劳动市场的研究。研究组对9国的94项措施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无一国成功地让难民融入劳动市场。 德国人利用全球化的机会与辛苦工作赢来的好日子，被默克尔轻易地毁掉了。有人计算过德国债务及难民对德国未来的负担，痛心地发现：“7.7万亿欧元的缺口等着我们的孩子。德国总欠债6,2万亿。这代难民耗资8780亿，下代不如德国孩子，会使难民费用升至1,5万亿。德国正式欠债是GDP的75%，只为实际欠债的1/3，其余隐藏在福利保险中。（《等待我们孩子们的是7.7万亿欧元的缺口》）今年，26%外国人领哈尔茨4，人数为154,1万，比上年增加12,4%；与此同时，德国人领福利者降至436万人，降低5,2%。 虽然不能要求每个国家领导人都懂经济学，但至少要知道“量力而行”这个财政支出原则。默克尔一年前说“我们能做到”，尚可说她没有意识到难民问题有多困难。但在今年8月，德国陷入了难民危机，她还继续夸称“我们就是能做到”，实在要算是知错不改，顽固之极。 默克尔不愿意了解欧洲的穆斯林融入实情 迄今为止，世界人口中的穆斯林约12亿至15.7亿，约占2009年估计的世界人口68亿的23％，约有2％分布在欧洲及美洲。事实证明，穆斯林人在欧洲的融合并不成功。 《查理周刊》恐袭事件发生于2015年1月，犯罪者就是出生于法国的穆斯林二代。此事发生后，国际社会讨论欧洲穆斯林融入问题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默克尔显然对这一问题了解不多，她甚至不愿意了解近邻法国的穆斯林问题。 法国从二战以后就开始接收穆斯林移民，并采取法国一贯坚持以“共和模式”为原则的移民政策，在移民问题上属于强同化、高认同模式。在承认外来移民的公民权利的同时，要求其必须首先认同共同的法兰西价值，放弃本身的宗教文化与传统价值。现在，法国有642万穆斯林移民，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0%，基本都是外来移民及其后代，其中有不少人属于“对抗同化型”，即拒绝接受世俗化，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与法国社会格格不入。法国近年恐袭事件多由本土出生的穆斯林制造，法国朝野均承认融入失败，目前陷入困境。 法国做不到的事情，你默克尔凭什么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做到？ 对恐怖主义采取鸵鸟政策 在搭上美国提供的全球秩序与安全这班车之后，德国政界显然认为安全无需自身负责了，将福利与政治、人权做秀当作主要政治任务。以下是 联邦刑警公务员联盟主席安德烈·舒尔茨（André Schulz）的批评：“外事领域和德国安全部门早就对难民潮的威胁性进行了提醒。……‘阿拉伯之春’始于2010年12月。2011年时，比如德国刑警部门BKA就已经看到了蛇头犯罪增长势头带来难民数量增加给予了联邦范围内的预警。预警在2012、2013和2014年也同样做出了。欧盟和德国决定层中的政治家，要是不以3个猴子的原则（不听、不见和不说）来排斥这些认知的话，那么，我们所面临的状况就完全是另样了”。（《难民政策：今儿这样，明儿那样 –欧洲没有计划 》） 关于蛇头走私人口的严重情形，德国政治杂志Compact在2014年12月发表一篇揭露真相的文章《隐秘而龌龊的德国难民产业链》（中译文：http://www.dooo.cc/2015/09/38599.shtml），其中谈到蛇头与德国政界、从事慈善的NGO（红十字会为代表）、律师界、政府的移民部门、公房出租部门勾结合作。有“难民公爵”（Asyl-Baron）之称的Michael Klemmer，其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量级人物，与前联合国秘书长达哈默司克德（瑞典政治家）过从甚密，据说其第一捅金就是因为拿到了来自联合国的难民遣散费分配权。这些利益集团勾结起来瓜分联邦政府的难民拨款，唯恐比别人少拿，曾经出现过“这样喜剧的一 幕，被各个集团收买的移民局官员在2013年叙利亚毒气丑闻发生后的碰头会上，北烕州和黑森州的难民营的总负责人为了争夺更多的难民名额当场打了起来”。这条产业链有多大？文中提到一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阿赫迈德·萨义德，依靠出售难民信息给电话公司、网络公司、私立医院、甚至是地下的贩毒黑帮。2013年靠着2000多名难民的各种资料就纯获利65万欧元。 这篇文章无情地揭示了与难民有关的人道关怀后面潜藏的肮脏不堪的利益需求。作者Marc Dassen很气愤地指出：“这些赚的盆满钵满的既得利益者背后可曾想过德国的未来，可曾为焦虑迷茫的德国土著有过半分怜悯？金钱面前，良知无非廉价。” 如此公开的信息，担任了三任总理的默克尔以精明强干著称，居然“不知道”与“不作为”，2015年9月还以人道之名为蛇头们大开方便之门，不能归咎于所谓“失误“。选民如今用选票抛弃她所在的党，算是最客气的做法。 最近，一篇《55万避难被拒者在德国生活 ：Pro-Asyl组织阻挠遣返》指出，截止今年6月，德国境内有55万名被判定不符合难民标准的非法移民未被遣返，四分之三滞留时间长达6年以上。警察工会主席 莱纳尔·温特说，在德国有“系统的阻止遣返的产业”。Pro Asyl （拥护避难）人权组织曾于2015年8月曾向德移民局问询审批叙利亚难民避难作业程序，并将移民局内部工作程序在难民原所在地散播。 默克尔让德国失去了安全 如今反恐成了世界性难题，德国的邻居法国被反恐折腾得焦头烂额，但默克尔对此充耳不闻，仿佛恐怖主义与德国无关。曾一度支持其难民政策的官员也开始发出警告，2016年4月10日，德国宪法保护局局长马森Maa Ben 说：“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潜在人员有大约1100人”，此外，还有8650名萨拉菲主义者。德国内政部长德美齐埃在今年9月16号说：有进行恐怖袭击威胁的人是520人，另外还有360人是所谓的“重要性人物”。 7月底，德国遭遇一系列暴力袭击，其中三起事件中的袭击者是在德国寻求庇护的穆斯林难民。就在纸完全包不住火的时候，政府主导的民意调查还显示，将近70%的德国人不认为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是导致袭击事件的原因之一。 对默克尔政府的荒唐作为，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实在忍不住了，今年8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对欧洲来说，默克尔是比ISIS更严重的威胁”（SHOCK CLAIM: Merkel is BIGGER threat to Europe than ISIS, claims US professor）。 时光不能倒流，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默克尔的政治生涯总有一天会终结，但她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即难民大量涌入造成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负担、文化摩擦以及安全麻烦，将会长久影响德国。历史将如此总结这场德国的戏剧：源远流长的左派文化创造出了默克尔这样的领袖，以及以“人道”为名蚕食德国纳税人血汗的难民产业链，最终这些势力合力葬送了德国的未来。至于默克尔作为欧盟最重要的领袖对欧盟产生的影响，还需要另文专论。 （本文德文资料由德国网友野罂粟@WilderMohn 女士翻译并核查，特此鸣谢）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9月2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german-future-20160926/3524932.html ）
何清涟2025-11-09 00:59👍 0💬 0中国“执政党瘦身”讨论错在哪里？
何清涟 最近，中国《人民论坛》推出系列文章，讨论“执政党瘦身”，这是个很值得玩味的话题。 执政党为何要“瘦身”？ 众多文章中，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金柱写的“执政党科学瘦身难题待解”是篇代表作。为了论证方便，先摘要介绍其主要观点： 一、中共应该完成从革命到执政党的转变，即从革命年代追求党员的数量增长转变为讲求质量提高。因为政党的力量主要在质量，“粗放式的发展反倒会使党内鱼龙混杂，丧失战斗力和先进性。” 二、 现阶段许多人入党是为了资源与权力去的。中共掌握政权后，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着权力和资源，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人们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如果敞开门让人进 来，现在八千多万党员，一年发展到一个亿也不难，几年内把大多数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都发展成党员，也完全能够办得到。但是，我们没法判断这些党员能不能靠得 住，没法分辨多少人是纯粹奔着权力和资源而来的。必然会有不少人动机不纯，在党内只是一味谋求个人升官发财”。 由上述两个特点，派生出了“执政党瘦身”这一说法。 我认为，只要是共产党垄断政权的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其实，将中共称做“执政党”是从权之说。首先，“执政党”本是相对于“在野党”而言，中共从1949年以后，就形成对政权、资源、舆论的三垄断格局，此后中国不再存在任何真正的在野党，也从不允许有人谈论中共下野之可能。就算是有人对中共的重大错误甚至国家之罪 （比如“三年大饥荒”）稍作批评，都会遭到所谓“挑战执政党的权威”、“妄图颠覆政府”的沉重打击。其次，现代国家的执政党，其党库与国库一般是分开的。民主国家尤其严格，政府拥有的公产绝不可能成为某党的私产。而中共则堂而皇之地将国库当党库来用，实行的是以国民税收供养党的制度。这种集天下之财货子女奉一党的制度，并非代民执政，而是以党据国。 中共内生的双重危机 必须承认，王金柱的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共内生双重危机，确属中共党员对其党组织非常负责任的建言。 王金柱实际上挑明了党员人数的增加与资源权力有限的根本矛盾，这是第一重危机。人是趋利的，今天的中国人更是以追逐金钱为人生最高目标；而在今日中国， 唯有入党才能当官，当官就有“黄金屋”，当官就有“颜如玉”，不少中国人正是为了这一目标而热烈拥抱中共。中共党政官员职务有高低，但能够点石成金的事权，却并非按官职高低、而是按各自支配资源的类型来划分的。因此，中国的腐败形态不是按行政等级制分配的金字塔结构，呈不规则矩型。中央部长级的官员如果在清水衙门供职，无论其实际拥有的财富还是可能享受的声色犬马，甚至比不上一个掌实权的科级县官，甚至也不如一个能够卖地自肥的村官（中国贪污上亿元的村官已有好几位）。这种不受等级限制的疯狂腐败，只会使有限的权力与资源永远陷入短缺状态，因此，对于追逐资源的党员来说， 永远是狼多肉少；如果不能不断制造新的贪腐机会，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党员的需要。 第二重危机是中共作为自利型政治集团与民众求生存之间的矛盾。我所说的“集天下财货子女奉一党”，是从明代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篇里对君主 专制的批判脱化而来。黄宗羲指出：为人君者都是些极端的自私自利者。他们把天下看作其私产，可以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于是，为了夺得这份产业，不惜“屠毒 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当他们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只要面对中共的真实历史，再观看现 状，将“皇帝”改成“中国共产党”，就对中共本质了然于心。且不说当初中共为夺取天下牺牲了几千万自家人，就以国共为政权而打的三年内战为例，在这三年战 争中死去的无辜百姓之数量令人触目惊心，仅以1948年长春围城之战为例，五个月围城之战，50万百姓仅剩下17万人，长春成了一座白骨之城。以现实为例，中共党员（官员）多是名利之徒，在追求政绩之时都夹带着谋求私利，因此中国的GDP增长不是带血（死伤人命的挖矿），就是带毒（污染殆害国人），地方政府为征地草菅人命，腐败官员动辄养数十情妇，近几年越来越多地将魔爪伸向幼女，这与君主制下的暴君统治没有差别，或者更甚。 “瘦身”无法解决中共面临的危机 在王金柱等人看来，如果能够改善党员质量，至少可以降低目前腐败官员为害程度。但其实无论从党的立场来看，还是从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考虑，“执政党瘦身”之说都有严重问题。 从党的立场来看，作者们忽视了三点：一、江泽民当初提出“三个代表”理论、胡锦涛时期提出“新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政治论”，都是因为深知一党独占全部资源会 导致其社会基础狭窄化，因此要吸收民营企业家及社会各阶层入党，进入各级人大、政协，让这些“新社会阶层”多少沾点光，形成对中共的向心力。应该说，江胡 时期这方面的努力确实有效地吸附了不少人。而“执政党瘦身论”正好与江胡时期的努力方向相反，会削弱中共的统治基础。二、这些建言者完全无视中共近30年 来逐渐堕变为自利型政治集团这一事实，假设这个党的成员还具有党章中宣称的理想及人格，这是对基本事实缺乏认知的判定。三，从中共历史看，“整 党”需要对内使用思想暴力与政治暴力，以及最高领袖的权威方能成功，这两点中共现在都缺乏。此时中共真要“瘦身”，会引发党内严重不安，大多数中共党员一 定会认为，上层不过是以清除腐败为名，减少参与政治分肥的人数。四、中共政府财政减负，事实上应该针对日益臃肿的政府机构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还有依靠财政供养的各民主党派、事业机关。因为党员只是做公务员的必要条件，如果限制公务员及党务官员的人数，入了党也不能直接参与国家资源的瓜分。 从各种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来看，“执政党瘦身”意在减缓中共自身内部争夺资源的矛盾，并不能解决中共过度挤占资源导致平民失去生存依托的矛盾。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国家、政党与政府是三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实行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都是通过民选，两党或者多党轮流执政。更兼这些国家是财产私有制，国家能够支配的资源有限，由某执政党主导的政府只能按照法律规定支配这些资源，而不能长久拥有这些资源。只有中共及其同类如朝鲜劳动党，不仅能够支配一切社会资源，而且还可以长期执政并且传位给第二代、第三代，第N代，……如同旧式王朝。 综上所述，“执政党瘦身”一文的基点就大错特错，因为中国并非中共一党私产，国家资源并不属于中共，中共多少年来都称国家是“全民所有”。解决之道应该是还政于民，并将“全民所有”落到实处，阻断政治利益集团掠民自利之途。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5月2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5/ccp/；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0522/16658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2009 年：“不折腾”的政治固守与遍地民变
不少中国人用“殇”、“乱”等字来概括2008年，更有人直接将这一年称之为“灾难元年”。总之，国人大都明白，行将到来的2009年将进入艰难时世：失业、生活困顿会成为底层人士无法摆脱的噩梦；白领阶层中将有不少人会感受到自己的地位正在下沉；更多有条件的“政治精英”（百姓谓之“贪官污吏”）将会静悄悄地移居他国。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要与民众共一国风雨的打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透过那重复了千百遍的官话套话，人们看清了中共决策层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僵持固守，“不折腾”三字表明了当局者对“变”的深深恐惧。这种对“变”的惧怕，既有来自对“前行”――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恐惧，也有来自对“后退”至毛泽东时代的恐惧。“前行”，意味着官僚阶层将失去一切特权与对特权的保护；“后退”至公有制，则意味着对私有财产制度的绝对排斥，这绝非已积累了巨额财富的特权阶层所能忍受。而胡本人虽然曾宣称要回归“延安道路”，但这只是一种政治表态，并非他真打算摩顶放踵地付诸实践。当然，小小的“改革”――即为官员创造寻租机会的“改革”仍将不断推出，因为只有处于这种排斥“大折腾”的“小改革”始终未完成状态，才可以保证官僚集团不断获利。这应了鲁迅的一句名言：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 希望保持稳定的还有知识精英阶层。至今为止，大学、传媒等在中国还处于对权力的依附状态，并未独立成为“第四种权力”。这种依附性决定了今天的中国知识阶层整体上并不追求思想上的独立性。但尽管如此，知识精英对未来变局的态度也有不同。当胡的讲话明确表示“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后，立刻有知识界人士相唱和，发表了“中国今天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此处用“普遍价值”代替了中国入往常使用的普世（适）价值，言下之意是暗示中国将来也有可能向外输出价值观。这与新左派理论“中国不是转型，而是自主型制度创新”有前后应和之效。另一部分处于政治边缘状态的知识精英则联络维权人士与异议人士通过发表《08宪章》，表达了他们希望社会和平转型的愿望。更多的知识精英则看到了未来社会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的严重性，比如朱大可将 2008年命名为中国的灾难元年之时，忧心忡忡地谈到，“灾难元年正在过去，而我们还将起身迎接更为严酷的未来。” 但中国已经积蓄了太多的负面能量。长久以来被反复“折腾”的民众已被挤压至生存边缘，而且由于大学毕业即失业这一严酷现实，他们的子女已看不到改变命运的任何可能。许多失去土地与家园的社会成员，以及数量庞大新老失业群体，还有因今年企业破产潮而不得不回归家园的农民工，这些人群不得“不折腾”，因为“不折腾”就无以解脱生存困境。这种“折腾”分成两类，一类是光明磊落的折腾，那就是各种以利益抗争为主诉的维权活动，即遍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而另一类则是张君式的“折腾”，一群走投无路、看不到任何前途的底层社会成员将铤而走险。他们的暴力行为对政权虽然未必构成威胁，但必然对平民的生命安全构成危险。 目前的社会状况表明中国正在重复历代王朝步入更替前的状态：吏治空前腐败，游民日渐增多，社会边缘性就业（捡破烂、乞丐、娼妓、黑社会、僧侣尼姑道士等各种行业）已经容纳不了庞大人口，各种犯罪活动空前猖獗，知识型劳力过剩（太平天国前是文士过剩）。与前朝不同的是，由于生态破坏严重，中国还有1亿多生态难民。 可以说，中国的未来，既不由当局者“不折腾”的意志决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别革命”的知识精英决定。如果当局抱持“不折腾”的政治固守的僵化态度，那么中国最后必然陷入翻天覆地的“折腾”。只是来到中国的可能不是那种有浴火重生意义的“革命”，而是溃乱。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2月31日，第277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王福会”效应：《历史的终结》应重写
何清涟 最近王歧山与《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见面，他想传达什么，外界见仁见智。我仔细读过之后，感觉到有两个层面的蕴涵值得关注：一是王明显地表达了中共政府不会按照西方世界的预期，向民主政治方向迈进；二是福山也许可以从这次面对面的玄学讨论中，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终结论”。 王歧山清晰地传导了什么？ 一、中国特色的“政治”理念。王说，“政治”一词“在中国解释为，‘管理众人之事’。顾名思义，首先把词理解好”。 这一解释与西方解释完全不同。关于“政治”的解释，西方政治学的共识是：政治是由各种团体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各种社会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结成特定关系”的必经途径是选举，集体决策除了民选政府之外，还有民意代议机构监管。王完全没谈政府的权力由何产生这一根本问题。 二、一党执政（专制）不能改，党大于法是原则。 福山在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说话机会中谈到自己研究过法治：“关键是‘rule of law（法治、法的统治）’。我的《政治的起源》中分析法律的精神来源于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一定“相互的监督”作用，但最终神是唯一鉴别真理的标准，也是统治支配的力量，所以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来源于宗教精神的法律统治（rule of law）包括统治者在内，司法独立于政府的脉络是这样来的。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王对此的回答是：“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对福山提出中国能否落实法治及司法独立的问题时，王断言行不通：“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写的吗。总统、国会以外还有宪法，宪法应有神圣性，但它不是神，是公众的法。” 这里说宪法是“公众的法”，字面上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公众是指民主国家那些有政治自主权的公众，还是中国这种完全没有政治自主权的公众。美国是“民有、民治、民享”，中国宪法却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与代表”，中共在制订《宪法》时，通过自我赋权规定了中共拥有垄断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法定权利”。 三，中国不需要向西方学习。王说：“我们要研究孔孟之道”，并对福山说“你讲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这意思是说中国本身的政治智慧已经够了，不需要学习西方。这一点上，王与习近平相通，就在王歧山会见福山之后，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表示，习近平带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言行限制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并使目前美中之间严重缺乏互信。 福山得重写《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是弗朗西斯·福山根据他1989年发表在《国家利益》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扩充而成，1992年成书。福山曾充满希望地在书中预言，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到达终点，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西方自由民主制政府将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和技术问题。虽然全球范围内仍会有一些小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大范围的战争和激烈的冲突将不复存在。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苏联崩溃前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福山的老师亨廷顿觉得福山过于乐观，他在《文明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里，说明“一个世界、乐观和谐”是不可能的，在共产主义制度瓦解后，世界依然不会变成一个和谐的存在。因为在这个消灭了共产主义新的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的危险和冲突不再是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冲突，这个新世界的政治是种族的政治，是文明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看起来证明了亨廷顿的观点。而围绕着“文明”的冲突突然间变成了主流。尤其是极端伊斯兰势力迅速崛起之后，已经成为最令西方世界头疼的问题。在中国之外，缠绕了人类一个多世纪的阶级政治的幽灵看起来似乎消失不见了，但是在中国境内，除了与维人、藏人的种族冲突之外，阶级冲突也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最近徐纯合事件发生后，虽然舆论开始是集中在警察暴力执法枪杀徐，以及当局删改视频掩盖真相这些问题上，但最后还是因徐的长期无业、对家庭不负责任而不可避免地滑入了徐的身份陷阱，孟晖在一条微博上说徐是“垃圾人口”，引起极大反弹，五岳散人明智地看到这话题的危险性，认为这样会落入三个陷阱：多元价值取向被消解；权利平等被消解；最后日益收紧的评判标准，最终成为法西斯社会（贡献值衡量）。 我认为，这一讨论无意中揭开了中国社会一个巨大的伤口，因为中国有三亿多失业人口，将来滑入徐纯合境地的人会越来越多。徐纯合事件等于揭开了“穷富马克思主义之争”的帷幕。阶级冲突将成为中国今后社会冲突的重点。 中国经济将进入“黑铁时代” 美国《外交事务》最近就“如果今后十年中共当局不进行重大改革它将无法生存”这一问题征询32位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包括华裔、华人），问题虽然设问有点模糊，没指明“重大改革”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指中共自我定义的重大改革，但结果是各人按自己的理解投票：非常同意4人，同意3人，中立6人，不同意16人，非常不同意3人。鉴于习近平与王歧山屡屡表达“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态度，以此为前提，我想到另外几个问题： 一、不管前景是不是崩溃，中共都不会认为改革就能消解危机。王岐山当年大力推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人们发现他其实是钟情“托克维尔定律”：“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按中共现在的危机感，恐怕认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危险。如果不启动改革，就只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中共在社会反抗下主动交出政权。历史上，由共产党主动交出政权，只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镇压未遂型，如东德、罗马尼亚、苏联；二是主动协商型，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第二个是通过革命推翻政权，这得要反对派积蓄起足够的力量。 二、无论中共统治是否延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好日子——胡温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经过几年挣扎之后，终于进入“黑铁时代”。不管是中共继续统治还是未来的民主政府，都得面对提振经济，为数亿失业人口提供工作，为两三亿老龄人口养老，以及改善舒缓资源生态困境。这都需要大量的钱，而中国国内的财富流失（资本外逃），在中共统治时期，是时进时出，趋利而来，避害而去；中共政权结束后，中国陷入政权更替期不可避免的动荡萧条，这些资本短期内不会再流入大陆。 三、无论是中共1949年“解放中国人民“，还是1978年以后“解放生产力、先富带后富”，都没能改变底层人口过于庞大的阶层结构，居于温饱及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60%以上。因此，在中国现在这种“砍人头”的政治中，由徐纯合事件引起的命运共同感而迸发的舆论力量已经很可观；如果中国有幸民主化，这个庞大阶层在“数人头”的政治中的能量将居于优势。对于中国来说，部分人憧憬的美式民主不会到来，其卑视的印度民主、委内瑞拉式民主与巴西式民主可能是中国未来民主的姐妹行。因此，大家修正一下民主期望值，也许比较现实。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5年5月1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wang-qishan-fukuyama-end-of-history-last-man/277548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2012 中国“反腐风暴”的新看点
最近20余天，“反腐”已成了中国的头号话题，每天都有级别不等的各地官员被调查的新闻见报。与以前相比，这一轮“反腐风暴”有一些新的看点，让中国人再次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人伦尽丧的丛林社会中。 看点之一：丛林社会，无人能保自己安全。 中国社会的丛林化集中体现在官场，官员与其同僚、同伙、情人甚至亲属之间都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据《重庆晚报》12月6日报道，一位名叫齐红的男子因经常为官员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在官场中闻名。日前他受访称，现在中国官场窃听成风，去年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最忙碌的一周拆出了四十多个，而这些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 这些人与官员关系亲疏不同，为何都要象“窃听风暴”里面的秘密警察一样，监控自己的同事、情人及竞争对手？说起来各有缘由，政治对手是为抓把柄而安装；妻子是担心丈夫不忠，将这当作婚姻保卫战的手法；情人安装窃听器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部分情人甚至被怀疑成是别有用心的人所设陷阱。更怪异的是，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还有踏在同一条船上的同伴，他们窃听或者偷拍，是为了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这个官场版“窃听风云”，说明在中国这个高度丛林化的社会中，人人自危，夫妻不能互信，情人更是权色交易，上下级、同事、同谋等关系更是尔虞我诈，几乎没有一种关系让人觉得安全。 看点之二：《财经》副主编网络实名举报。 以前的反腐，从检举者到接收检举材料的反贪局与中纪委，都是暗中操作。就算是网络反腐，也鲜见检举者愿意实名举报的。但2012“反腐风暴”却开了一个先例，《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于12月6日上午连发三条微博，并冠以“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举报对象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 罗昌平共发了三条微博，涉及事项共有刘铁男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其处级干部妻子郭静华、儿子刘德成在倪公司持有股份；学历造假；有情妇等。并附有倪公司与其结伙在境外收购骗贷国内银行，其子刘德成汇丰HSBC银行拥有的加币、美元存款帐户（有号码）及多次收受倪日涛公司巨额汇款的证据（参见《财经》报道：“中国式收购：一名部级高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贷”）。 这次反腐证据看起来比较确凿，但4个小时后，刘铁男供职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媒体宣称，罗昌平所言“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举报之时，刘铁男本人正在俄罗斯参加能源谈判。这让北京陷于一种尴尬状态，既要防止刘铁男伺机潜逃（虽然可能性不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面对网络反腐，因为刚承诺过要接办网络举报案件。但这只“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北京真的不知会蹦出一些什么无法预料的东西。 看点之三：情色交易成为中国官场故事中的永恒主题，一次次以其荒谬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这一轮的情色故事在于曝光的密集度。 这轮曝光的贪腐之最，可能是广东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其“严重违纪”内容包括贪污28亿、有63套房产、包养47名二奶，而且还是家属移民海外的“裸官”。另外几件是：新疆乌苏市公安局长齐放包养一对双胞胎姐妹；山西省一位43岁的村长同时拥有4名妻子和10个孩子；重庆的雷政富的色情视频；山东省农业厅厅副厅长单增德拈花惹草的证据被公布在网上，其中包括他签署承诺为其情妇要与妻子离婚的信件，而且见证人是其下属某办公室主任。 因为以前曾发生过有骇物听的多种情色故事，例如公共情妇李薇，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峰虐待妻子，并让她拍下自己和情人的床照；江苏省盐城市市长徐其耀的100多位情人当中有母女同为情人，等等，这轮反腐就只能以情色故事曝光的密集度取胜。英国《每日电讯报》12月6日发表的报道标题就是“6天5起官员性丑闻撼动中国”（China rocked by five sex scandals in six days）。 看点之四：网络检举材料的多样化，其中图象材料使涉案贪官难于抵赖。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巨大进步，也体现在中国反腐检举材料的与时俱进。90年代中期，检举材料已经由手书变成电脑打字，近年来音像视频资料渐渐多了起来。以这轮反腐风暴中的检举资料而言，单增德给其情妇的离婚承诺书字迹、红手印都异常清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是实景拍摄。如此过硬的证据，让涉事官员无法抵赖。 由于当局过去对网络反腐持排斥态度，非常热闹但效果不佳，据人民网盘点，2009年全国性的网络反腐被查实的案件为9件，2010年和2011年均不足10件。但2012年反腐风暴当中，官方承诺接受网络反腐，只要有举报材料，就可查办。虽然目前只刚开了一个头。但网络反腐的可控性弱，不完全由当局意志决定。因此，网络反腐的发展及其命运，可以用来检测中国政治高层对反腐的诚意。 看点之五、反腐的随机性：逮住撞树的兔子。 各省对新君习近平反腐的号召反应快慢不一，最快的是广东省，已经抓了5位厅局级官员与一位县级市市委书记。但湖南、湖北、内蒙等多省暂时还没有动静，估计还在观望。这种心态说明中国官场仍然将习近平的“反腐”当作“新官上任三把火”，认为这阵风刮过去就没事了，还未想到要丢卒保车，壮士断臂。但这种轻松心态使得官员们还未曾约束家人，一些人就成了撞上大树的兔子，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就是这样的呆兔子。他成为呆兔子的原因是他的儿子李正源是坑爹一族。李公子涉嫌醉驾，还殴打执法交警，并对交警嚷嚷“你们大队长是XXX吧，叫他过来！”山西省为这轮“反腐”还只贡献出一位多妻多子的腐败村长，正为内部还要“平衡”出一两位级别较高的贪官发愁，立刻逮着机会，停止李亚力的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让其接受调查。 2012年这轮反腐，被一些海外媒体讥为“百日计划”，意指将如同普京的百日新政成果与埃及穆尔西的百日计划一样，都是华而不实。我的看法是：这轮反腐还刚开始，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是真心实意想反腐，因为这是他积聚民心、重塑中共合法性的主要方法。只是中国的腐败源于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涉及面大，涉腐层次极高，因此这次反腐注定不彻底、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腐败不可避免卷土重来之后，他再用这种方式反腐，其政治动员力将处于效益递减状态。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2月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2/anti-corruption/）
何清涟2025-11-06 05:52👍 0💬 0美中疫情战初析
程晓农 这次疫情对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变局开始引起关注；也就是说，疫情期间引发的一系列国家间冲突将延续到疫情结束之后，甚至成为永久型的转折。在经济全球化方面，供应链从“世界工厂”转出早就是个热门话题，而在大国关系方面，新冷战则是最近出现的热点。那么，疫情战有什么特点，是文打还是武打，这个问题值得深入分析。 一、中美会打仗？ 《南华早报》5月5日的文章提到，中美两边都有人提出，中美关系进入了新冷战。最近路透社报道，中共国家安全部直属的智库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4月初向中共高层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全球反中情绪到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高点，需要在最坏的情况下为两个全球大国之间的武装对抗做好准备。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是否会在军事上挑起有限战争（指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传统式战争）？第二，中共现在是否想打仗？ 美国对新冷战的态度，可以从它在旧冷战当中确立的铁律来判断。在美苏冷战的几十年里发生了三次有限战争，即美中朝鲜战争、美中越南战争，以及前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一个明显的规律是，无论是在这三次有限战争中，还是在其他地区发生的次一级军事冲突里，美苏两国的地面部队从未直接交锋；另一方面，冷战时期的有限战争每次都是美苏两国中的一方与另一方的代理人对战，这三次有限战争中，朝鲜战争中共是苏联的代理人，越南战争越共是中共的代理人，阿富汗战争当地游击队是美国的代理人。 之所以美苏两国的部队从不直接交战，是因为这两个核大国都从冷战期间发生的有限战争中摸索出一条基本经验，双方部队如果直接交战，其中一方可能为了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产生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冲动，那就会把冷战时期的常规战争转变成核战争，而核大战只毁灭世界，没有胜利者。所以，核大国之间不但不能使用核武器，而且最好避免双方之间直接对抗的常规战争，这已经成了美苏双方共同遵守的冲突铁律。正如戈尔巴乔夫1987年说的，“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也不论是正义者还是犯罪者，核旋风都将把他们一扫而光。”因此，当今的中美新冷战当中，美国肯定会继续恪守这一铁律。但是，中共并不愿与美国、俄国一起签署核裁军条约。 那么，中共是否真准备很快就对美国发动战争呢？它在这次疫情之前，确实开始了一连串军事上威胁美国的行动。其一是，中共的海军舰队和电子间谍船前出至美国军事基地中途岛海域，展开与中共空军、火箭军及战略支援部队的多军种深度联合演习训练，剑指美军；其二，强占南海的公海海域、造岛建军事基地之后公开宣称，已把靠近越南、菲律宾的公海水域改造成其战略核潜艇用核弹头洲际导弹打击美国的“堡垒海区”。这两个举动充满了公开对美军挑战的意味。但最近国防大学教授乔良（《超限战》的作者）接受香港《紫荆》杂志专访时表示，“我们完全可以在战与和之间的巨大灰色地带上想办法做文章，甚至可以考虑一些比较特殊的手段，比如说，采取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共军方的上述举动似乎正是乔良所说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但乔良的这一说法似乎也否定了当前中共对美发起武装对抗的可能性；同时，中共外宣官媒最近也表示，“除了军事战，什么战都可以”。毕竟，中共还是懂得冷战铁律的，即核大国之间不能直接玩热战；何况，它当前最大的压力是疫情战。 二、预期的疫情战走向 假如中美之间军事上开战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双边未来的政治经济关系会走向何方？我借用乔良的一句话，“这次疫情只不过是压垮这一轮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后推手的最后一根稻草”，加一个字（战），删三个字（只不过），这句话就变成了，“这次疫情战是压垮这一轮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后推手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来理解当前中美两国对峙以及双边未来的政治经济关系，就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得到一幅比较完整的图景。 疫情问题是当前中美双方交锋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与已经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现在看来，疫情战和贸易战直接涉及的话题当然不是一回事，但采用的手段和后果是相互关联的。那么，中美之间在疫情问题上的交锋，是否已经构成了疫情战？看来可以肯定，双方已经就此进入了对抗状态。 这次疫情从中国向全球扩散，到5月10日为止，已使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402万人被感染，近28万人被夺去生命。它不仅严重威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也给大部分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害和个人财产损失。中共因此成了众矢之的，像头孤狼，四面喊打，处境极其孤立。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出现了对中共追责的诉求，使得美中关系正进入对抗状态。 由于追责的结果可能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全球各国可能相继跟进的索赔数额大到中共倾囊难支，因此，中共目前的底线是拒认责任，拒绝赔偿。乔良最近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各国关于追责和索赔的诉求，“这些都属于异想天开”。中共为什么不会在国际追责和索赔问题上让步？其中原因很简单，对它来说，让步或硬扛，反正都是输，让步输得可能更多，因为在追责方面让了步，就直接面临巨额的索赔问题，而中共一毛钱都舍不得掏。既然中共绝不可能接受索赔，那么，它就一定会在追责问题上顽抗到底。 由于国际司法机构的无力和无能，以及美国国内通过司法裁断有效求偿的难度很大，追责和索赔最后很可能要靠美国政府的行政手段；而这些行政手段的使用，无论是扣押中共官方资产，还是进一步的经济制裁措施，中共肯定会强烈反弹，并采取反制手段。这就是可以预期的疫情战走向；而疫情战的进行必然进一步冲击已经被美中贸易战动摇了的以中国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供应链，使得经济全球化从过去三十年的一国化（中国化）变成多元化，而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中共从经济全球化当中被逐步边缘化。 三、疫情战的四条战线 那么，疫情战有什么特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疫情战有四条战线：第一，查源头；第二，查隐瞒；第三，追责任；第四，求索赔。 关于第一点，中共彻底封锁任何信息，美国政府和多国媒体正在深入调查，我们可以等待今后调查报告公布后的双方反应。 关于第二点，中共隐瞒疫情的真相，其实大部分都已公开化了：先是打压说真话的医生；然后说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人没事；再就是让世界卫生组织表态，不会人传人；最后是宣称，没发病的人感染了也不传染。所有这些谎言都通过媒体公开了，遮掩不了，可谓劣迹昭著。最近的一则消息披露，“德国联邦情报局掌握的消息显示，疫情爆发后，中国曾在最高层面敦促世界卫生组织推迟发布全球警告”。毫无疑问，这些做法都加剧了全球疫情和死亡人数的暴增。 面对世界各国被疫情重创，中共目前的疫情时期国际公共关系体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尽量回避隐瞒疫情的责任，怒怼任何批评；第二，希望全球忘记中共的专制体制从来隐瞒疫情这一制度特征，想从疫情产生国转换到普通受害国的位置，避免任何关于疫情源头的国际追责。这样，中共也就把自己逼到了墙角。首先，为了避免全球追责，只能否认隐瞒行为；其次，由于经不起国际社会的独立调查，只能拒绝外来调查，而这种举动反证了隐瞒行为的存在；最后，因为追责压力大，只能靠反咬来应付，由此又加重了国际社会的不满和敌意。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共的孤狼状态不但难以化解，而且与国际社会呈持续的对抗态势，于是中共与国际社会以往建立的一些互信及合作空间就不断地被压缩。 四、中共的美方敌友翻转 谈到疫情战的第三和第四条战线，即追责和索赔，美国行政当局尚未确定具体要求，因此相关的诉求也没进入双方的实际讨论过程。目前川普在追责问题上的姿态比较低，他谈论中共在疫情的全球扩散方面的责任时，也把关注点放在美中贸易战第一阶段中方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兑现上。中共也在这一点上积极响应，摆出一点积极姿态。 有人认为，这是川普为维持大选支持度而打个人小算盘。其实，川普的做法符合核大国之间双边关系处理的正常做法。外交的任务是实现用武力或军事手段无法完成的目的，也就是说，用外交谈判手段，在政治上达到当局追求的目的；与外交手段相反的是武力威胁，这种手法若用来对付核大国，可能引发军事冲突。对任何国家而言，外交手段永远是上策，而武力威胁则始终是下策。为了顺利进行外交谈判，外交上有两个基本准则：第一，“戴白手套”，而不是“光膀子”，也就是，尽量以礼以理相待，而不是开口就骂、抬手就打；第二，绵里藏针，点到为止。川普目前的做法符合这两条。他要求中共执行美中经贸谈判已经达成的协议，不仅是一种对中共未来政策走向的测验，也是落实以往外交谈判成果的措施。如果连这一步都被中共否定，那就意味着，中共准备关上未来外交谈判的大门；那么美国采取下一步的针对性措施，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也可以让美国选民了解，为什么美国不得不进一步制裁中共，以及为什么美国企业和民众可能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那么，美国的追责行动会往什么方向走？美国的对外政策深受两党政治的影响，在疫情战中，美国两党的立场表面上一致，实际上差别极大。民主党把疫情的国内追责作为今年总统大选的主要手段，试图打击川普。然而，美国民主党对川普的追责活动，每一棒子最后都敲在中共头上；换句话讲，在疫情战当中，中共的美方敌友完全翻转了。中共一直希望拜登把川普赶下台，从而结束中美贸易战；但现在民主党玩国内政治的手腕却在中美疫情战当中进一步把中共逼到了死角。民主党对川普的追责压力越大，中共就越难在疫情战当中蒙混过关。于是，中共寄希望的拜登虽然在贸易战方面比较温和，在疫情战方面却客观上正造成一个对中共步步紧逼的局面。 目前疫情战正在逐步演进。只要民主党继续针对川普玩“追责政治游戏”，川普在疫情战方面就始终面临巨大压力，而不得不在查源头、查隐瞒、追责任等三条战线上步步推进。按照目前川普表示的想法，他很可能会通过关税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而这样，贸易战和疫情战就在执行手段上合二为一了。假如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疫情战因追责遭拒而进入经济制裁阶段，那么，贸易战和疫情战就会最后发展成为中美经济战，即在双边经济活动方面出现全面对抗的局面。 （原载大纪元，2020年05月11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5/10/n1209745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6👍 0💬 0明天美国选举将翻盘
明天（11月2日），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即改选国会。目前两党都在最後冲刺，竞争相当激烈。各种迹象显示，这次选举，执政的民主党将会是输家，在435席的众议院，共和党可能赢50席，从现有178席增至228席，成为多数党；在百席的参议院，共和党也从41席可能增至48席，或过半。 近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另一次大翻盘，是1994年民主党的克林顿当总统时，共和党一举夺回了参众两院，获压倒性胜利。但那次的选战议题，主要围绕3G∶gay、gun、God（同性恋、枪支、上帝），再加上堕胎等问题，主要是社会议题。但今年不同，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强烈不满，这次投票，会是民怨沸腾的一次爆发和展示。 今年选举跟以往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仅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对阵，还出现一个轰轰烈烈、席卷整个美国的茶党运动。这是一个不属於任何政党的大众草根组织，其主要诉求是反对高赤字、高税收、大政府，强烈主张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一个并非政党，更无大财团背景，完全是自发的草根组织，怎麽会形成全国性的风潮？甚至有八个州的共和党高层支持的候选人，在党内初选时，败给了茶党支持的人选。这个茶党的力量在哪里？事实上，茶党的兴起，尤其是这次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跟美国精神、美国价值的复兴，有直接的关系。 什麽是美国精神、美国价值？如果用最简单的回答，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推崇的价值∶《独立宣言》的精神是，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宪法的根本可用两句话概括∶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茶党在美国引导的风潮，就是要保护宪法强调的个人权利和经济自由，拒绝被奥巴马的大政府政策剥夺这种权利和自由。因为奥巴马上台後，全力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巨额扩大政府开支。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已是天文数字，超过了建国二百年来历届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总和！仅仅是今年奥巴马政府的开支和债务，就将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4％，将近一半了！据专家预测，今後1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会占到GDP的87％！美国有三亿人口，每人要平摊27万美元的国家债务，按一家四口计算，每个美国家庭，要承担100万美元。这种庞大赤字的沉重负担，将会压垮美国经济！损害每一个美国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麽草根民众组织茶党能够在全国轰轰烈烈兴起的根本原因。 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不仅是共和党要夺回国会，而是捍卫美国精神的那些人，对奥巴马开向社会主义的列车，踩一次刹车。它标�抑�，美国民众的常识（commonsense）将再次主导美国，而不是左派菁英的意识形态。它也会向全球的社会主义分子发出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号∶美国人民不接受社会主义，美国人民拒绝大政府，美国人民要的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更多的个人权利和选择自由。 在美国这场选举结束25天之後，台湾就要举行五都选举。美国的选举会给台湾人民传递一种资讯∶人民渴望改变，但要的方向，是朝向保护人民的选择权利，而不是统治菁英的意识形态狂热。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11月1日 2010-11-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SBS）采访曹长青∶亚洲行失败还是美国丢脸？
（收听∶http://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en/content/aiib-fiasco-or-americas-loss-face） 2015-04-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被贫穷致残的中国人
《纽约时报》4月11日在都市版首页登了一篇报道，说来自上海的退休物理学教授徐飞（音译）由於在自己的一房一厅里积攒太多的东西而被房东告到法庭，法官下令他必须在这个星期内把一半东西搬走，否则会被要求搬离这栋由政府资助的老人公寓。 报道说，“他有17个旅行箱、15把折叠椅、13个挂表、7个电扇、6把扫帚┅┅”房东起诉的原因是这样拥挤不仅容易引起火灾，也影响他本人逃离。房东的律师说，在法官下令前，“他房间的每一点空间都被塞满了东西，房里只有14英寸宽的过道。他大概有30个旅行箱，几部电脑，多余的打字机，还有瘦小的徐根本不能穿的大皮夹克等等。” 当被问道他为什厶要攒这厶多他本人用不了的东西时，他说要留给将从上海移民来的儿子。他对法官要求他扔掉一半东西十分不满，说他在上海的时候非常贫穷，他对自己积攒的每一件东西都有感情，法官这样下令让他对美国失望（前几天又有报道说他对此判决要上诉）。他说，“在共产中国，公民权利受限制，他们管你生几个孩子，但不管你堆积多少东西。我以为这里是自由的国家。” 看完这篇报道，我先是忍俊不禁，但随後就被一阵心酸所取代。71岁的徐教授正是我父亲那一代人的年龄，他们一生都在贫困中挣扎。共产主义给中国带来的赤贫给无数人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即使在今天生活条件有了相当的改善、贫穷的恶魔已经不在头上盘旋的时候，他们仍然无法改变一生养成的极端节约、过渡苛刻生活、积攒一切下辈子可能用得著的废品的习惯。 当年我在国内的时候，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父亲总是悄悄地捡回我扔到垃圾箱里的东西。即使就在几年前，妻子回国看望我父母，他们都住在中国最富裕的深圳，生活条件都很不错了，但父亲仍是不断地捡起妻子扔到垃圾袋里的东西。无论怎厶跟他们强调那些都是没用的东西，很便宜就可以买到新的，但他们仍固执地保留一切废品；即使儿女们给了他们足够养老的钱，但他们仍然偏执地过份节俭，令人头痛地苛刻自己的生活。 这种被美国人称为“萧条年代心理症”（Depression-era mentality）的现象岂止仅存在於我们的父辈，即使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留下了不浅的痕迹。 十多年前刚出国时，在香港听到大陆人捡家俱用品、在超级商场买喂狗的食品吃得津津有味；路过东京停留了10天，听留学生们说冰箱、电饭煲、电视机什厶都不需要买，捡的都用不完，他们甚至想送给我带到美国；来到美国後更是刚住进一个公寓的第二天就真在门口捡到一个20寸的完好电视。那些东西的确是美国人的垃圾，但对於历经赤贫、靠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食粮”熬过来的中国人来说，看著那些“垃圾”被扔掉，的确很难不产生一种本能的心疼感。 对於中国人攒垃圾的故事，最初的时候总是感叹美国的富有、美国人的浪费，後来则开始感叹中国人的病态节俭，为那些无法医治的“萧条年代心理症”而悲哀。共产社会的赤贫，导致几代人在历尽生活的艰辛之後，在有了物资条件的时候都无法真正轻松、潇洒地去享用了。这难道不是一种由於贫穷而导致的心理致残现象吗？ 我自己也每每感到这种“萧条年代心理症”，经常被妻子笑话“过於节俭”，诸如总是把印刷纸用完正面再用反面，而看到广告促销印刷纸又总觉得便宜，於是一箱一箱地买，结果好几箱纸堆在家里，仍无法改变正面用完反面用的习惯。妻子虽笑我过於节俭，但她也无法避免“萧条年代心理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她就喜欢笔和本，一进STAPLES就说美国的笔记本实在太便宜了，念念不忘小时候笔记本总是正面用完反面用，总舍不得用新笔记本，於是从STAPLE搬一、二十本回家。而每次从网上订购文具之类，又捎带订几打便宜得无法不让人动心的笔记本和各种各样她自己宣称很好用的圆珠笔。但由於现在写东西都用电脑，很少能用到笔和本，结果我们家攒的笔记本、圆珠笔大概五年、十年也用不完，但她仍在固执地堆积著那些笔和本。没有纸、没有笔和本的年月真把人伤著了。 徐老先生的废物堆积可能令美国人觉得荒唐，令新一代中国人觉得可笑，但殊不知，这废物堆积的背後是和贫困挣扎、搏斗的无数细节的堆积。这种心理致残现象大概是很难挽回了，但愿人们能因为这种现象而记住那个政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罪孽。 （载《大纪元网》2002年4月22日） 2002-04-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福水”变“祸水”—郑州灾祸之谜
程晓农 郑州洪灾结束以后，人们本来应该开始追问，淹没京广路汽车隧道和5号线捷运隧道的洪水究竟从何而来；但是，由于中共严格封锁灾难的起因和过程，绝大多数住在郑州的居民也不了解真相，少数官员略知一二却不敢吭声；而洪水淹没两处隧道后失去家人的许多家庭现在仍然陷入痛苦当中，也无暇关心洪水来源这个问题。其实，这次洪水的来源主要是大暴雨雨量加上郑州周围水库洪水的冲击。但在这个原因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少为人知的情况，笔者就此稍做剖析。 一、水库泄洪，造成隧道灾难 这次淹死大批人的郑州市中心的两处隧道是京广路汽车隧道和地铁5号线隧道。如果下暴雨导致雨水蓄积，会是一个地面积水渐渐上升的过程，驾车人不会突然面临灭顶之灾。然而，当时从隧道里逃生的人表示，似乎突然就有大量洪水汹涌而入，以致于隧道里的驾车人甚至来不及逃生，就打不开车门了。这突然涌入的洪水究竟从何而来？真的只是雨水吗？ 这次郑州暴雨之前，郑州市气象局从7月19日晚上到20日下午连续发布了5次暴雨红色预警，但气象局不可能预测地面上的水库洪水冲进郑州市区。为什么水库洪水会冲进市区？这是这次郑州灾难的关键，也是中共当局千方百计要掩盖的真相。 那么，是哪里的水库泄洪，导致这次灾难呢？21日凌晨1点，郑州中共宣传部门的官微“@郑州发布”发微信称，“由于郑州遭遇强降水且上游水量大，郑州常庄水库防汛形势严峻，20日上午10:30分开始向下游泄洪，截至21时34分，水库实时水位130.54米，超汛限水位3.05米，距当日最高水位已回落70厘米。” 这则消息明确指出，发生隧道灾难的当天上午十点半，常庄水库突然泄洪；由于泄洪水量大，尽管在暴雨状态下，水库的水位到当晚十点半已下降0.7米。水库泄洪的时间点与郑州市区当地市民观察到的实况景象吻合，当时市民并不知道泄洪了，只是发现中午市区马路上的积水突然上涨，短短半小时之内马路就都被淹没了。 常庄水库位于郑州市区西部，离市区仅2公里，水库的泄洪路径是将库水放入该水库出水口之一贾鲁河。贾鲁河是一条环绕郑州市区的河流，成U形包围市区，此狭窄的河道突然之间被送入大量水库的库存水量，必然满水漫出，然后洪水便流向市内多条道路。所以，水库向市内泄洪，是直接造成城市水灾的重要原因，最终让洪水通过市内道路涌向最低处的几处隧道，致使大批驾车人和地铁乘客溺毙。 二、南水北调蓄水水库为何不提前泄洪？ 正常情况下，暴雨红色警报发布前后，郑州周边水库应该提前在暴雨来临前尽早放水，腾出库容，接受降雨水量，但郑州市并没这么做。为什么这些水库不提前放水？答案是，这些水库当中有不少是南水北调中段工程为郑州供水的调蓄水水库，而这些水是花钱从南水北调工程买的。也就是说，因为是花钱买的水，放水直接导致财政损失。 郑州是个缺少降雨的地方，年人均降水不足河南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仅及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十分之一。由于严重缺少天然降雨，郑州市长期靠从黄河引水并从黄河滩提取地下水，因此自来水水质很差。本世纪中共修建了南水北调中段工程，从湖北的丹江口水库送水，途径郑州时修筑了穿越黄河的大型输水管道，让输送的水从黄河底下通过，送达河北和天津、北京；同时，郑州也成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受益地区，该工程为郑州日均供水110万立方米，受益人口达680万，自来水水质因此明显改善。 但是，这来自丹江口的造福郑州的水，却成了这次祸害郑州驾车人的祸水。其原因在于，南水北调工程造价高昂，水费不便宜，导致郑州市面临大暴雨时左右犹豫，舍不得把花钱买来的丹江口来水从水库中放空。南水北调中线供水的实际成本高达每立方米8到10元，而郑州市从该工程取水的价格只有每立方0.74元，好像很便宜了；但郑州平均每年从南水北调工程取水4亿吨，这要花去3亿元开支。 郑州市从南水北调工程所取之水先进入城市周围的4座调蓄水水库，其中的常庄水库和尖岗水库离市区非常近，另外两座老观寨水库和望京楼水库位于市区南面，这些调蓄水水库随时根据各自来水厂的供水需要而放水。这次暴雨来临前，库容为1,740万立米的常庄水库主要存水都是丹江口来水，其购水成本大约相当于1千多万元。舍命不舍财的郑州市政府就这样抱着侥幸心理，一拖再拖，希望省下这价值千万的库存水。 三、突然泄洪，洪水淹城 常庄水库只是蓄存丹江口来水的南水北调工程调蓄水库之一，此外还有3个，所以郑州市政府如果提前放水，其损失可能达数千万元。多个水库相同的拖延之举，导致各库几乎先后面临溃坝危机。这时郑州市政府害怕的就不只是亏钱问题了，更严重的威胁是，一旦溃坝导致这几个水库报废，就中断了郑州自来水的水源，将令大雨倾盆之后的城市无自来水可饮用。在这个极为严重的后果面前，郑州市政府突然从保财不放水变成了保库不留水，于是这些水库差不多同时开始泄洪，令承接排洪的贾鲁河突然爆满而四面溢流，这就是泄洪成灾的原因。 从上面引用的郑州宣传部门官微“@郑州发布”的消息可以看出，常庄水库泄洪从20日上午10:30开始，其他水库的泄洪时间应该也差不多就在此前或此后。郑州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常庄水库和尖岗水库在西，老观寨水库和望京楼水库在南，泄洪造成的水灾不可避免地集中灌向市中心。这时，凭常识也能想到，市区的隧道可能突然没顶。但偏偏郑州市政府没采取任何紧急中止多处隧道通行的措施，悲剧发生后市政府才想到要推卸责任。 这就有了上文提到的那个关于泄洪的通知。但这不是事先警告，而是事后补告。此通知发布的时间是隧道淹死人之后约6个小时，早就于事无补了。那为什么郑州市政府还要放出这个消息呢？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于灾情发生后给自己提供一个借口，说明发过泄洪通告，尽管是事后找补的。这足以暴露出郑州市政府在灾难面前敷衍塞责的本相。 泄洪前，当地政府既未提前通知交通部门封锁危险区段，也没通过广播、微信、电视等媒介向市民发出危险紧急警告，更没宣布停工停学，以致于倾盆大雨之下、水库泄洪淹城之际，全市一切经济社会活动依然照旧，毫无提防。这也是那些冤死的驾车人被溺毙隧道的原因，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市政府隐瞒了即将到来的水淹灾祸。等大量水库里的存水加上暴雨水量冲进河道，再漫出河道而淹进市区，导致市内多处汽车隧道和捷运隧道水没车顶，大批淹死人的惨祸便突然发生了。 四、郑州市政府拙劣卸责，满嘴胡言 这次郑州的暴雨虽然非常大，但主要肇祸原因是当地政府的盘算和侥幸心理在作怪；而隐藏背后的则是对民众生命安全的漠不关心和满不介意。淹死大量驾车人和地铁乘客之后，郑州市政府仍然毫无愧疚自责之心，只是琢磨着如何卸责，而它首先想到的就是老天。因此，诸如“五千年一遇”、“千年一遇”、“百年一遇”之类的说法。 郑州市气象局7月20日称，当地3天的降雨量是“超千年一遇”；而河南省水利厅官网信息则显示，“7月18日8时至21日2点河南省特大暴雨……超5,000年一遇”。郑州市及河南省政府部门的这些说法有任何依据吗？完全没有根据，纯属胡说八道。郑州洪灾后的第二天，北京的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在7月21日中央气象台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介绍说，“从大气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形成有严谨记录的气象记录时间是在1950年之后，有了比较准确和完整的降雨量的科学记录。到现在为止，整个降雨量记录的这个时间是70年左右。” 中共建政之后中国各地才建立比较完整的气象记录，连70年都不到；换句话说，中共治下，全国从来就不知道70年前有什么样的大暴雨记录。严格地讲，要是查“千年一遇”的气象记录，就需要追溯到北宋时候，那时候哪里有中央气象局，更谈不上全国范围的气象记录了。 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气象部门是行政院中央气象局，1941年7月1日在陪读重庆成立，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4年后才建立的，当时对日本占领的大陆东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中央气象局怎么可能获得日据地区的气象记录，何况当时气象情报是空军的重要情报之一，日军绝不会让国民政府在日据地区搜集气象情报。 中共原有的气象部门是军方机构，1949年12月8日中共成立了中央军委气象局，而军方掌握的气象资讯属于军事情报，为作战服务，不对民间公开。1953年8月1日中央军委气象局改划政府管理，更名为中央气象局，过去的军队气象机构才开始为民用服务。因此，中共的“五千年一遇”、“千年一遇”、“百年一遇”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均属蒙骗之词，其目的就是想推卸责任，逃避民间指控。 天气异常确实是这次郑州灾祸的初始原因之一，但主要的肇祸原因却是当地政府拖延腾空水库和偷偷泄洪。正因为如此，当地政府才把编造谎言、封锁消息、禁止报道真相当作应对人为灾祸的主要任务。这是中共一贯的传统做法。 五、隧道死亡人数成官方最高机密 中共的制度是，一切让中共丢脸的事，第一要高度保密，第二要严控报道。2020年2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披露了这种制度的实施。此文作者采访了原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她回忆了1988年1月上海甲型肝炎爆发，提到了一个情节，“虽然1987年12月有关方面已经预计到了甲肝可能会大规模爆发，但却没能广泛宣传其预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 这个“保密”制度从未改变，从1988年的上海甲肝到后来的萨斯，再到这次新冠疫情，致祸连连。武汉疫情爆发就是祸起“保密”，因“保密”致祸，以“保密”掩祸，直到举国因祸而恐。当时武汉市长声称，未获授权，不便公布疫情，这无非是“保密”为要的制度使然。 这次郑州市内死人最多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汽车隧道，一个是捷运地下隧道。许多媒体报道时都只报道了1个隧道，其实，这段路因为从地下穿行闹市，有3段隧道，彼此很近，一段的地下长度是1.3公里、另一段隧道约200米、第三段隧道长1.5公里，双向一共6车道。因为正好是下班高峰，出城的南向车道相当拥挤，这里仅以南向3个车道估计淹车数量。淹水后车速慢，车距间隔比较小，每条车道按每辆车自长最多6米，前后各间隔3米，估计每公里隧道可能有100辆车；3条隧道总长3公里，南向3条车道就可能有900辆车，加上北上隧道3条车道上的车，总共约有1千多辆车被淹没，至少涉及1千多人，其中一小部分靠近隧道口的驾车人得以打开车门逃生。 捷运5号线有1列车在隧道里被淹没，一列车至少10节车厢，每节车厢下班时应该有几十人，总共有数百乘客，但只有少数车箱有人破窗逃生，大部分车厢里的人因断电而打不开车门，车厢内水渐渐淹到头部，空气越来越少，很多人因窒息而死。 郑州市政府一开始说只淹死了十几个人；7月23日公布，死亡50多人。直到8月2日，郑州淹死人的真相在民间传得越来越多之后，北京宣布，国务院成立专案调查组，可能调查组也到了郑州，河南省才突然公布说，暴雨灾害遇难者的人数一下子猛增到302人，其中郑州292人遇难，还有47人失踪。 即便是这个跳增的死亡数字，也仍然隐藏着秘密。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月2日报道，河南官方说的郑州遇难292人、失踪47人当中，捷运5号线14人遇难、京广路隧道6人遇难，这两个疑问最多的数字，官方坚持不变，和原来公布的死亡人数一样；然后官方又表示，其他遇难者死于洪水、土石流、房屋倒塌、地下室、车库、地下管廊等。也就是说，官方坚持拒绝公开汽车隧道和捷运隧道的死亡真相，同时试图把部分在隧道里淹死的人，混在其他各种原因的死亡人数当中，以便继续掩盖隧道发生大规模死亡的事实。 地方官员既有保密制度可依托，又怕承担事故责任，必然尽量压低灾难死亡人数。以致于很多市民因为政府失责而送了命，家属却不知道其死活，在政府公布的死难者名单上也找不到，受害者就这样无影无踪了。本来南水北调工程送来的水被郑州市民看作是“福水”，却因为政府没有防洪预案，“福水”反而变成了杀人的“祸水”。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8/10/n1315105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48👍 0💬 0温相的“扮傻游戏”还能玩多久？
从禀赋上来说，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与创业一辈革命家们那恣肆奔放的性格很不相同，基本上是“套中人”。但这代领导者当中却有个异数，即总理温家宝。由于他本人的亲民外表，加之愿意读书养气，在公开讲话中较少中共政治那令人生厌的八股气，因此在本世纪初开始渐成风气的“扮傻游戏”中，终成闪亮主角。 何谓“扮傻游戏”？即表演者在台上将亲民、重民、执政为民这类八股戏码说得煞有介事；而台下观众则假装相信台上表演者背诵的台词就是他们将要践履的承诺，并不去考究其是否做到。表演者激情澎湃，观众感动泪奔，最后在媒体热情的掌声完美落幕。自第四代登台执政以来，中国进入多事之秋，温相爷的“亲民游戏”每次都起到极好的镇痛疗效，化解了不少怨气。只是从汶川地震之后，渐渐处于边际效益递减状态，网民中有人送上“影帝”之称。我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几年前在其发表诗作仰望星空时，只是劝其作为执政者，“与其仰望星空，还不如擦去大地的污秽”。 这次7·23事件之后，从微博开始酝酿的不满情绪发酵，再到一些活跃媒体的集体起义。最后迫使温相于7月28日上午不得不亲至现场安抚。在其他领导人集体不出场的衬托之下，温相的讲话显得富有人情味，再加上他解释自己生病11天，这次是抱病前来，更显其亲民形象。其中几个讲话亮点，比如“我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给铁道部负责人打电话，我只说了两个字‘救人’”，“发现腐败要追查到底”，以及抱病亲临事故发生之地等都成为媒体后来做足文章的“新闻眼”。 一些细心的网民翻查温相过往十几天的行踪，发现“根据温家宝自称病了11日的日期计算，‘生病’的第一天应是7月18日，但翻查新华社报道，温相1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伊拉克总理马利基、19日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21日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以及在中 南海出席党外人士座谈会。而24日，即温州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一日，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2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只 有25和26日没有他的相关报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根据网友讨论，写了一篇“温总温州讲话被踢爆骗人”。 网友所指并非虚言，新华网及各大门户网站都有。但我知道自己总是扮“带坏消息来的人”，尤其是自28日开始在国内微博群里，一大群人都刻意相信“温总理已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孤立”，正在呼唤“有正义感和良心的人，请一起呼唤正义！支持温总理的人请表态” 之时，挨枪击的可能性很大。但思考了一阵之后，我还是写了一条微博“转，还是不转？这篇文章关系到许多网友希望破灭的问题。我犹豫了好久，转了。以下是网址与截图，其中内容可自己去查核。”再附上网址与法广报道的截图（这种截图放大后可以读到内容），发在国内某网站的微博上。一天之内这条消息被转播评论900多次，后被删图与屏蔽。鉴于我是悄悄登陆国内，收听我的博群因此大多是我的新老读者，对这条消息，大多人不加任何评论转发。在加评论转发者当中，表示对温做秀早就看透了约为10%左右，还有20%左右表示失望。值得分析的是余下的20%。这些人当中，有根本不想查证直接斥为境外造谣者；不能否认消息属实的人则认为他是带病工作，是人民的好总理。还有人直接表示，根本就不应该转这类消息，过去对我印象不错但因转发了这条消息而对我失望；也有人干脆认为我转播这条消息是希望中国陷入动乱。事实是什么，在他们看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偶像存在。 其中有两人情绪激动地反复表达自己观点，一位是“江潭落月”。他说：“作为中国老百姓不得不反对这转发的评论。像一个小家一样：以‘所谓欺骗’的行为来安抚小孩受伤的心灵，也是善良的。总之‘上面政策是好的，下面的对策是不可取的。”“江潭落月”想表达的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与人民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即社会学中的“虚拟血缘关系”），即使是欺骗也是善意的，无可厚非。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建立在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这一基础之上，这一现代民主政治概念于这位“江潭落月”非常陌生。 丽丽（@kikulily）则表示：“这个文章很让我看不起写的人，我永远相信我们的总理不是欺骗我们。在每一次灾难面前，最先站出来的领导，就是他了，每每看到他出现在灾难的第一线，眼泪总会忍不住的掉下来。像他这个年龄本应在家养老怡孙，但还在为我们的祖国到处奔波劳累我觉得很心酸。”丽丽女士似乎没想到非民选的高龄人呆在领导岗位上并非是领导者对百姓的恩赐。在她看来，只要批评政府，就可能导致动乱甚至战乱，因此，她最庆幸的事情是她“不是生活在战火纷飞，动荡内乱的国家” ——“民主导致动乱论”是1989年以后，中国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努力灌输给国内人民的。这位“丽丽”完全照单全收。 但温相也面临着观众与喝采者日渐稀少之困。正如一网友在评论中所说“多难未必兴邦，但多演必然穿帮。” 曾因言罪被贬斥到新疆石河子的北大教授贺卫方终于忍不住了，在博文中说：“不成啊，温总理。您昨天在现场说调查组是独立的，今天一看名单，铁道部副部长居然是调查组副组长！这样的调查组想独立于铁道部都是一句空话，不知道您的词典里如何解释‘独立’一词的。”媒体人长平则将今年年初写的一篇曾译成英文发表于《南华早报》的“总理的谎言”发表于博客上，重提他对温相去年七提政改却毫无动作的失望。 游戏需要有参与者，扮傻游戏需要参与者扮演傻子。以中国之大，无论是真心扮演傻子的人还是本来就脑袋一盆浆糊的傻瓜，都可以随手抓到一大把。问题是这种扮傻游戏犹如最近追尾的高铁一样，固然可以在某段时间内欺骗世界，说中国高铁有完善的安全控制系统，但一场事故导致车毁人亡，高铁的不安全真相就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更何况，病入膏肓的今日之中国，又哪能依靠温相发一两帖镇痛膏药糊弄下去呢？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1年8月2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8/game-wen-jiabao/）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中美知识产权交涉难，难在中国有心魔
何清涟 中国副总理刘鹤赴美就两国贸易问题磋商仍然没有结果。会谈公报涉及的七方面内容，1、2、4条都涉及知识产权，依次为：美国公司被迫向中国转让技术；在中国境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需要； 中国对美国商业财产进行的网络盗窃所造成的伤害。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亟欲解决的问题。不少人曾评说，中美贸易冲突源于双方价值观冲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最深刻体现中美两国价值观冲突的问题，非知识产权莫属。 中美冲突的焦点是知识产权 中美贸易战从一开头，就公开宣示，要求中国停止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此后美国不断起诉各种盗窃商业机密的涉案人物，其中不少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美国司法部1月28日正式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通过两家法院提出23项具体指控，被控的主要罪名包括银行及电信欺诈、妨碍司法与窃取商业机密。美国行业团体普遍反对白宫利用关税向中国施压，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却与白宫立场一致：中国政府需要停止补贴本国企业和强迫转让技术的行为，这些做法损害了美国公司利益。 那么，是中国不知道尊重他国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么？当然不是。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摆出一副尊重国际社会知识产权法规的姿态。从1980年起至今，中国已加入17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多边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 年加入的WIPO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赖以组成的文书），1985年加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简称“巴黎公约”）。据专家解析，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较重要的国际多边条约是6个，即中国已经加入的WIPO公约、《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TRIPS、WCT与WPPT。这6个条约除了TRIPS是由WTO管理以外，其余5个条约都由世界WIPO管理。 美国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之初，就一直在引导中国关注知识产权保护：1979年7月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1992年1月签署《中美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对中国的专利权、著作权、药品和农业化学物质、计算机软件、行业机密等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具体要求；1996年6月签署《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协议》。 为什么这么多国际条约及中美双边协定都无法约束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违规行为？为什么有关知识产权的谈判成了中美贸易谈判中最难达成一致的难点？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存在认知上的障碍，可称之为“心魔”。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特色理解 中国是后发展国家，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也一直向国民灌输中国深受帝国主义迫害掠夺的受压迫意识。在贯彻“赶超战略”思想时，认为知识（产权）是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由于北京当局需要表面上遵循国际规则，官方文件不会明确提这些，但从一些有关知识产权的国家课题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中国方面如何认识这些问题。此类论说甚多，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科研基金资助的一项编号为20122S0077的研究报告《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知识产权观。 这篇文章认为：1、美国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知识产权是私权”为借口，拒绝向国际体系提供免费知识产品，是霸权意识；2、美国利用知识产权增加其他国家的国际义务，运用自身的知识产权优势打压和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来维护其霸权地位。如美国现行的“301条款、337调查”充分证明了上述意图。3、利用跨国公司构建知识产权壁垒进行控制，将技术压迫转化为政治压迫和法律压迫。 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社会对知识产权的这种态度，才能理解《中国制造2025》为何能够理直气壮地登场。有了这种“知识产权压迫论”与“美国应该免费提供论”做心理垫底，这篇文章很明确地给出了知识产权的中国定义：“创新的方式有三种，原始创新、模仿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 美国及国际知识产权法都只认定第一种“原始创新”是知识产权，后两种如非付费取得就是剽窃。但中国这些年的剽窃几乎是公然行之，除了让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巧取”，还通过对外资的限制要求或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豪夺），甚至通过黑客技术盗取。2018年1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一个关于中国间谍问题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会上作证时表示，从2011年到2018年，超过90％的国家间谍案涉及中国，中国的行动速度正在加快，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盗窃指南。 “剧本很简单：掠夺、复制和取代”，“掠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 201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中国301调查报告》三易其稿，详述了中国间接和非正式要求或强迫技术转让的方式，包括不透明且任意（opaque and discretionary）的审批过程、合资要求、外商股比限制等。报告还指出，中国在2010年至2016年的美中双边磋商中至少八次承诺不会利用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而且还承诺不会进行或有意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但是大量证据表明中国的这些做法仍在继续。 中国对遵守国际规则的独特理解 所谓国际规则，就是由国际组织、机构在初创时建立的规则，这些规则会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做些修改。比如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仅在二战后就分别于1958年和1967年修改过两次。但有一条原则不会改变，即所有加入的国家必须承诺遵守这些规则。 但中国对此却另有解释。苏联解体后，邓小平曾提出“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作为中国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加入WTO前后，中国当局又提出“与国际接轨”，承诺通过签订并遵守各种国际条约，让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但这都是在中国未强大之时的权宜之计，以WTO为例，中国只在加入WTO之后的最初五年内比较认真遵守相关规定，自从中国2015年底宣布“和平崛起”之后，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触线行为时有发生，迫使美国不断敦促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对美国的敦促，北京不胜其烦， 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如果有人认为上述话只是庞森的个人看法，那就大错特错，因为外交官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不会表达个人看法。对庞森此话的不妥，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在中国未加入前就已经成立，这些组织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国都未加入制订，如果按庞森的表态行事，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被中国政府视为“老朋友”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中国这一心魔特别清楚，在其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他曾这样表述：“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游戏规则’的时候，许多中国人会本能地想到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的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的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因此，他委婉提醒，对中国来说，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很重要。 但中国方面对知识产权理解的心魔总是控制不住。2月1日，即中美贸易谈判结束的次日，总部设在北京的美国中文媒体多维新闻网发表了一篇《贸易战给北京的教训 绝不能再有刀架脖子的耻辱》，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打压中国的霸权逻辑，和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无区别。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情况始终存在且并没结束，北京必须继续韬光养晦，才能洗去耻辱。 可以预测，只要“知识产权压迫论”与“美国应该免费提供知识产权论”这种心魔存在，中国就不会遵守国际社会的知识产权法规。在知识产权的谈判上，一定是先采取拖字诀，期望美国国内政治变得对川普不利，掣肘中美贸易谈判，最好能拖过两年，白宫易主。就算被迫签订相关条款，也只被视为“韬光养晦”的权宜之计。 （原载大纪元，2019年2月1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2/1/n110189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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