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丑陋的台湾女主播
这次达赖喇嘛抵台为灾民祈福，受到很多统派媒体攻击诋毁，其中最不可原谅的，是中天电视台新闻主播卢秀芳，她居然去跟共产党的北京中央电视台（CCTV）连线，攻击达赖喇嘛，帮中共给中国民众洗脑。 作为新闻主播，应客观播报新闻，不在新闻报导时掺杂个人评论。而卢秀芳做记者二十年，居然不知道这些基本的新闻常识。在这次达赖喇嘛访台时，她不仅在电视上污蔑达赖喇嘛为灾民祈福的行为“不是宗教”，甚至用跟中共宗教局长叶小文一样的口吻攻击达赖喇嘛访台是“天灾之後再添人祸”。这已经绝不仅仅是违反新闻常识了，而是谄媚中共，主动献身做独裁媒体的工具。 CCTV是任人皆知的中共宣传喉舌。中国不断发生食物中毒，事实是，中共《人民日报》、CCTV等，就是中国人的“有毒早餐”，亿万中国人，每天都被它毒化而丧失人性。我访台时，曾多次到台北的中广做接受中国大陆民众Call in节目，好几次海峡那边都有人凶狠地说，我们放导弹，“把台湾灭了”。那口气，好像台湾二千三百万生命，只是他们可任意踩死的蚂蚁。这就是CCTV等“有毒早餐”，长期灌输仇恨的结果。 卢秀芳在民主的台湾从事新闻工作，不会不知道这些常识。但她还是热中跟CCTV连线，利用她的台湾主播身分，制造“更毒的早餐”，去毒害中国观众。 达赖喇嘛当然可以批评，但不顾新闻主播身分而批评，已是违规，而跑到中共的电视台上，跟共产党宣传员一起诋毁达赖喇嘛，这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刻意取悦中国独裁者，廉价出卖灵魂的做法，实令任何有基本人格的新闻工作者不齿。 跟卢秀芳一唱一和的CCTV主播白岩松，是知名的共产党喉舌，他根本谈不上是新闻专业人士；一个娱乐独裁者和被洗脑的狼孩们的“戏子”而已。去年十月，白岩松竟然喝醉了还上节目，舌头都硬了，在电视上语无伦次了大半天；这段“白岩松醉话录”在Youtube上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媒体的丑闻。 有中国观众批评说，白岩松“不论主题是什麽，都是那样的口吻，没有新意，格式化，相当雷同。装腔作势令人生厌。”还有人调侃说，“白岩松是喝太多的中国（三聚氰胺）牛奶，把他弄得神经错乱。”更有中国大陆评论家指出，“白岩松一直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这次他找到了卢秀芳。 白岩松在电视上，居然骂达赖喇嘛来台湾是“玩火，玩著玩著，把自己给烧了。”对一个宗教领袖用如此野蛮、流气的口吻，完全是共产党宣传机器一贯的腔调。中天电视的新闻主播，就热衷跟这样的共产党宣传员并肩同台，而且她对达赖喇嘛这位国际上广受尊敬的精神领袖，表现得比白岩松还激烈，还充满敌意。 卢秀芳多次到中共媒体帮腔，成为中共媒体的红人。但是她忘记了，无论如何她是台湾电视的主播，如此恶劣地讨好中共的做法，是会被台湾民众淘汰的。如果她要为去中国发展而铺路的话，恐怕她还缺少一个基本常识∶没有了台湾电视主播的头衔，她在中共眼里就一钱不值。而一个人要脚踩往不同方向行驶的两条船的话，迟早会跌进深渊。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9年9月7日“曹长青专栏” 2009-09-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中美知识产权交涉难，难在中国有心魔
何清涟 中国副总理刘鹤赴美就两国贸易问题磋商仍然没有结果。会谈公报涉及的七方面内容，1、2、4条都涉及知识产权，依次为：美国公司被迫向中国转让技术；在中国境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需要； 中国对美国商业财产进行的网络盗窃所造成的伤害。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亟欲解决的问题。不少人曾评说，中美贸易冲突源于双方价值观冲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最深刻体现中美两国价值观冲突的问题，非知识产权莫属。 中美冲突的焦点是知识产权 中美贸易战从一开头，就公开宣示，要求中国停止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此后美国不断起诉各种盗窃商业机密的涉案人物，其中不少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美国司法部1月28日正式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通过两家法院提出23项具体指控，被控的主要罪名包括银行及电信欺诈、妨碍司法与窃取商业机密。美国行业团体普遍反对白宫利用关税向中国施压，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却与白宫立场一致：中国政府需要停止补贴本国企业和强迫转让技术的行为，这些做法损害了美国公司利益。 那么，是中国不知道尊重他国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么？当然不是。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摆出一副尊重国际社会知识产权法规的姿态。从1980年起至今，中国已加入17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多边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 年加入的WIPO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赖以组成的文书），1985年加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简称“巴黎公约”）。据专家解析，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较重要的国际多边条约是6个，即中国已经加入的WIPO公约、《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TRIPS、WCT与WPPT。这6个条约除了TRIPS是由WTO管理以外，其余5个条约都由世界WIPO管理。 美国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之初，就一直在引导中国关注知识产权保护：1979年7月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1992年1月签署《中美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对中国的专利权、著作权、药品和农业化学物质、计算机软件、行业机密等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具体要求；1996年6月签署《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协议》。 为什么这么多国际条约及中美双边协定都无法约束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违规行为？为什么有关知识产权的谈判成了中美贸易谈判中最难达成一致的难点？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存在认知上的障碍，可称之为“心魔”。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特色理解 中国是后发展国家，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也一直向国民灌输中国深受帝国主义迫害掠夺的受压迫意识。在贯彻“赶超战略”思想时，认为知识（产权）是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由于北京当局需要表面上遵循国际规则，官方文件不会明确提这些，但从一些有关知识产权的国家课题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中国方面如何认识这些问题。此类论说甚多，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科研基金资助的一项编号为20122S0077的研究报告《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知识产权观。 这篇文章认为：1、美国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知识产权是私权”为借口，拒绝向国际体系提供免费知识产品，是霸权意识；2、美国利用知识产权增加其他国家的国际义务，运用自身的知识产权优势打压和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来维护其霸权地位。如美国现行的“301条款、337调查”充分证明了上述意图。3、利用跨国公司构建知识产权壁垒进行控制，将技术压迫转化为政治压迫和法律压迫。 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社会对知识产权的这种态度，才能理解《中国制造2025》为何能够理直气壮地登场。有了这种“知识产权压迫论”与“美国应该免费提供论”做心理垫底，这篇文章很明确地给出了知识产权的中国定义：“创新的方式有三种，原始创新、模仿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 美国及国际知识产权法都只认定第一种“原始创新”是知识产权，后两种如非付费取得就是剽窃。但中国这些年的剽窃几乎是公然行之，除了让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巧取”，还通过对外资的限制要求或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豪夺），甚至通过黑客技术盗取。2018年1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一个关于中国间谍问题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会上作证时表示，从2011年到2018年，超过90％的国家间谍案涉及中国，中国的行动速度正在加快，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盗窃指南。 “剧本很简单：掠夺、复制和取代”，“掠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 201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中国301调查报告》三易其稿，详述了中国间接和非正式要求或强迫技术转让的方式，包括不透明且任意（opaque and discretionary）的审批过程、合资要求、外商股比限制等。报告还指出，中国在2010年至2016年的美中双边磋商中至少八次承诺不会利用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而且还承诺不会进行或有意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但是大量证据表明中国的这些做法仍在继续。 中国对遵守国际规则的独特理解 所谓国际规则，就是由国际组织、机构在初创时建立的规则，这些规则会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做些修改。比如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仅在二战后就分别于1958年和1967年修改过两次。但有一条原则不会改变，即所有加入的国家必须承诺遵守这些规则。 但中国对此却另有解释。苏联解体后，邓小平曾提出“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作为中国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加入WTO前后，中国当局又提出“与国际接轨”，承诺通过签订并遵守各种国际条约，让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但这都是在中国未强大之时的权宜之计，以WTO为例，中国只在加入WTO之后的最初五年内比较认真遵守相关规定，自从中国2015年底宣布“和平崛起”之后，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触线行为时有发生，迫使美国不断敦促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对美国的敦促，北京不胜其烦， 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如果有人认为上述话只是庞森的个人看法，那就大错特错，因为外交官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不会表达个人看法。对庞森此话的不妥，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在中国未加入前就已经成立，这些组织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国都未加入制订，如果按庞森的表态行事，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被中国政府视为“老朋友”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中国这一心魔特别清楚，在其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他曾这样表述：“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游戏规则’的时候，许多中国人会本能地想到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的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的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因此，他委婉提醒，对中国来说，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很重要。 但中国方面对知识产权理解的心魔总是控制不住。2月1日，即中美贸易谈判结束的次日，总部设在北京的美国中文媒体多维新闻网发表了一篇《贸易战给北京的教训 绝不能再有刀架脖子的耻辱》，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打压中国的霸权逻辑，和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无区别。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情况始终存在且并没结束，北京必须继续韬光养晦，才能洗去耻辱。 可以预测，只要“知识产权压迫论”与“美国应该免费提供知识产权论”这种心魔存在，中国就不会遵守国际社会的知识产权法规。在知识产权的谈判上，一定是先采取拖字诀，期望美国国内政治变得对川普不利，掣肘中美贸易谈判，最好能拖过两年，白宫易主。就算被迫签订相关条款，也只被视为“韬光养晦”的权宜之计。 （原载大纪元，2019年2月1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2/1/n11018972.htm）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天津大爆炸后谣言倒逼真相的信息战
何清涟 天津大爆炸不仅揭露了中国太平盛世外衣下掩盖的豆腐渣真相：从企业的经营管理、政府的审批监管，再到消防体制，无一不处于稀烂状态；还收获了一个副产品：民间通过网络谣言，倒逼中南海给天津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向媒体开放采访，终使北京为主的外地媒体挖出了不少真相。 网络传言步步紧逼，“通天”说让当局坐立难安 中国天津8·12大爆炸举世震惊，引发爆炸的原因是民营企业瑞海国际公司在天津港口违规堆放氰化钠等危险化学物品。但除了这点之外，其余一切相关报道，如受损户数、死亡人数，以及瑞海国际公司的人脉背景，国内受众基本不相信，港媒与互联网上流传着完全不同的说法，通过社交媒体迅速扩散。其中大量的传言针对瑞海国际公司的背景。 这种信息轰炸之下，加上天津市政府控制舆论，连国内大媒体都认为瑞海国际背后的水很深。比如财经网在8月17日的文章《瑞海真实股东隐现 知情人：只峰是小蚂蚁》后专门配上《图解天津爆炸企业瑞海国际的“朋友圈”》，给人以深不可测之印象。 爆炸发生后，最先出现的传言称瑞海总经理只峰为天津市副市长只升华之子，此说旋即被否定，因为只升华只有一女儿。香港《苹果日报》8月15日那篇《大爆炸仓库违规经营 老板是李瑞环姪》，称得到“内地消息”，瑞海国际大股东李亮为主政天津多年的前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的弟弟李瑞海的儿子，李亮凭借李瑞环侄儿这层关系，“该公司一直得到‘方便’，而天津警方亦没有对此否认”。此后，几位新老政治局常委被“一锅烩”进天津大爆炸事件。为证明李亮背景硬，网上传言将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儿张晓燕更名为张雯心“改嫁”给了瑞海公司最大持股人李亮，并让张高丽“娶”了邓小平次女邓楠，张妻康洁是邓楠的化名。于是李亮一人兼有三大政治靠山：邓小平、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其实，张高丽妻子名康洁，养女张晓燕嫁给香港富商李圣泼；邓楠的丈夫名张宏，江苏人，是其在北大的同学，其家庭成员前一向因其女婿安邦董事长吴小晖的传言而被媒体公开晾晒过一次了。这些都是公开资讯，而网络传言执意“建构”中共高层的裙带关系，乃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瑞海国际这个“区区民营物流公司，有能量在天津保税区（即天津自贸区）大做危险品生意，而且能肆无忌惮脱离监管，自由穿行”。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无数事例已经证明新老权贵家庭深陷腐败泥潭，因此，这种传言实在也要算“合理猜想”。 最高当局这下坐不住了，总书记习近平在三天内就天津大爆炸两度讲话，在第二次讲话中提到：“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的大案都要一查到底、公开处理，还有什么必要对一起安全事故有所保留和隐瞒？”此言一出，天津当局只好宣布已经扣押瑞海公司10个关键人物，并让官媒采访这些人。此后，从官媒到社交媒体，都开始释放前所未有的信息量，尤其是新华社、央视等媒体都在起底涉事企业瑞海的背景与关系。 官方解说的传播力远弱于网络传言 官方现在承认有寻租行为，新华网8月19日发布《瑞海国际操控人看守所透露公司“政商关系网”》，称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接触瑞海公司五名核心人物：瑞海公司大股东李亮、董事长于学伟、副董事长董社轩、法人代表兼总经理只峰以及副总经理曹海军。结果如下： 公司有两位大股东，于学伟与董社轩。于学伟，原中化集团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对危化品行业非常熟悉，在该行业有广泛人脉。第二大股东是副董事长董社轩，天津港公安局局长董培军之子，其父于2014年8月因病去世，因其父的关系，在港口“吃得开”。于学伟持有55%的股份，由李亮代持；董社轩持有45%的股份，通过高中同学舒铮代持。 为于学伟代持股份的李亮，今年34岁，出身于普通家庭，其父亲退休前是天津市东丽区老干部局的科员。 新华网这篇瑞海政商关系网的文章发布后，几乎没人愿意相信。中国人不相信的理由可以理解：第一，“一个能够让天津发改委、天津港、交通运输部、安监局、环保局、海事局和海关为自己生意提供便利的公司，你相信它的股东和法人代表的背景是小老百姓能搞定的吗？”第二，既然背后没有很深的政治黑幕，为何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初，官方要管控舆论、限制信息传播？ 直到曾在天津当了11年副市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被抓之后，网络舆论还认为这是一只“替罪羊”。 网络谣言倒逼出来的部分真相 由于中央政府放手，天津之外的媒体大挖特挖，将瑞海国际背后的权力黑洞挖了个底朝天，有几篇算是代表性报道，例如《起底天津爆炸企业瑞海国际：危险生意、野蛮成长、背后庄家》（上海澎湃新闻 ，2015年8月17 日）；《谁为“瑞海国际”违规仓储危化品放行？（《新京报》，2015年8月20日）。 这些报导展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天津半个市政府都与此案有牵连，都曾为瑞海公司保驾护航，其中最主要的机构是天津市交运港口管理局。2013年该局就数次违法给不具备经营条件的瑞海公司开绿灯。2014年3月，瑞海国际在没有必要的安全设施条件、没有合法许可的情况下，开始非法经营危化品仓储业务；2014年4月天津市交运港口管理局违法秘密特批瑞海公司经营危险品6个月，由瑞海公司幕后老板于学伟安排；这个特批2014年10月失效后瑞海公司又非法经营8个月；今年6月天津市交运港口管理局再次违法发给瑞海公司经营危险品的资格证书，结果发生了大爆炸。过去1年半里随时可能发生重大事故，但天津市安全监管部门渎职不管。别的私营公司要花5年10年才可能争取到的经营资格，瑞海公司全靠腐败搞定。牵涉到渎职行为的还有天津市发改委、环保局、公安局、海事局和天津海关等天津的地方政府部门和中央直属机构。 一场大爆炸将整个天津官场的腐败的盖子炸开，目前虽说远非全部真相，已经暴露出来的部分已经够触目惊心。 观察天津大爆炸之后的各种信息传播及官方应对，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各种信息传播手段想当丰富，以前中国当局那种“只许官方撒谎造谣，不许百姓寻问真相”的时代已经终结，天津大爆炸事件后，网民集体创作的“以谣言应对官方谎言”的方式，对中国当局形成倒逼之势，最终只好让本国媒体曝光部分真相。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8月2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he-qinglian-tianjin-blast-20150822/292894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叙利亚将是第二个利比亚
由于包括国防部长拉吉哈、副部长沙乌卡特和前防长等阿萨德嫡系的被炸死，叙利亚局势明显出现了具有历史转折点意义的重大变化。 叙利亚官方称这是“恐怖分子自杀炸弹”袭击。但叙利亚反抗军说，他们用的是“遥控炸弹”。事发地的叙利亚国家安全机构大楼戒备森严（就在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住处旁边），外人难以进入。如是自杀炸弹，说明阿萨德的核心圈内已经有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干掉阿萨德的军事死党。如是遥控炸弹，也需有内线人员安排，包括准确知道开会时间、具体房间等。不管哪种情况，都说明反抗（反叛）力量已进入阿萨德核心层。 这次爆炸事件，当然不是什麽“恐怖分子袭击”，因为恐怖分子是用杀害平民的方式谋求政治目的。而这次炸死的都是军方人员，其性质很像1944年德国军官放炸弹刺杀希特勒。三年前好莱坞影星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影片《刺杀希特勒》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德国青年军官是为了结束战争，拯救德国而刺杀“元首”。但他们不幸失败，希特勒逃过一劫。有尚未被证实的报道说，这次叙利亚的爆炸，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就在现场，后被撤离。如果属实，说明阿萨德本人是炸弹的目标。即使没有成gong，也是叙利亚反抗者的一次重大胜利，等于把阿萨德的军方高层死党“一锅端”。 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黎巴嫩裔专家、“伊斯兰和国际秩序”项目共同主席阿贾米（Fouad Ajami）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被炸死的国防部长并不那麽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副国防部长沙乌卡特，他是阿萨德的姐夫，权势很大。阿萨德的父亲，那位已故的老独裁者只有一个女儿，沙乌卡特成为老阿萨德的女婿后就青云直上，在阿萨德家族统治中有重要地位。 《纽约时报》引述中东问题专家的评论说，“这是叙利亚的一个转折点。反抗军虽然还没能从军事上打败阿萨德，但在心理上已打败了他。”因为反抗军不仅进入了首都大马士革跟政府军激战，而且还把防卫严密的政府大楼里的高官炸死。事发一天一夜，阿萨德都没敢出来发表电视讲话，可能是恐惧讲话地点泄露，他也被这样干掉。 中东茉莉花革命爆发后，先是突尼斯，然后是埃及，接着是利比亚。在利比亚人民起义一个月之后，叙利亚人民跟进，也上街呼吁政治改革。但两国的革命进程却不同，利比亚用了八个月，就击毙了卡扎菲，推翻了专制。当然除了他们自己的英勇，还在于后来得到英法（美国）的空中支援。 叙利亚人民的革命之所以更艰难，因为他们至今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实质援助。联合国每次讨论要制裁阿萨德政权，都遭到俄国和中国的反对。近日俄国和中国都动用否决权，使英国提出的制裁议案胎死腹中。 俄国所以这样做，因为当年苏联就是叙利亚的盟友，叙利亚的军事经济体制等，都是按苏联模式建立的，对于克林姆林宫来说，大马士革政权好像是他们的私生子那麽亲切。而且今天叙利亚也是俄国武器的主要买家之一。另外，莫斯科动不动就炫耀否决权，也是对失去的超级大国地位的眷恋和自慰。而中国在叙利亚并没有多大经济利益，担心的只是中东茉莉花革命之风，穿透中国独裁的城墙，刺激中国人也起来革中共专制政权的命。所以中国像去年对待利比亚问题一样，也是杯葛联合国的方案。中共《人民日报》社评最近还强调说∶不许外来干涉，叙利亚现领导人的命运只能由叙利亚人民来决定。可是叙利亚的“现领导人”不许人民投票决定，人民最初上街游行要求政治改革，就遭到军事镇压。 除了俄国中国的杯葛之外，西方，尤其是美国，也缺乏积极的介入态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对抗共产主义和极权力量上，美国一直是自由世界的旗手。到布什总统时，还是把向全球推广民主作为国策。但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不再当“旗手”了。去年在利比亚问题上，反而是英法率先联手，成为支持利比亚人民的先导声音（美国后来才加入）。 这次没有了英法联军，奥巴马更是不出头了。7月1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痛批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政权屠杀平民问题上反应迟钝。该社论强调，美国不能听从于普京政府（在联合国用否决权）。美国应该派第六舰队到叙利亚附近海域，进行军事演习，遏阻阿萨德；并在叙利亚设“禁飞区”，阻止阿萨德的直升飞机屠杀平民。上届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麦肯更是在CBS电视上痛斥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大屠杀的无视是“可耻和丢脸的”，“美国没有扮演好领导者的角色”。 近日叛逃的叙利亚驻伊拉克大使法里斯也在CNN上对奥巴马总统喊话∶“不要只是考虑（年底）选举的赢或输，应该考虑叙利亚每天都有妇女儿童等平民被杀害。”据国际人权组织的数字，过去一年来，已有一万七千多叙利亚人被阿萨德政权杀害。 虽然叙利亚人民至今还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实质支持，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更没有放弃，反而是坚持反抗。中东问题专家说，巴沙尔.阿萨德当政12年，目前是地位最脆弱的时刻。最近阿萨德手下多位高官倒戈，包括他儿时玩伴、并是军事院校同窗的卫队准将塔拉斯（其父曾任副总统兼国防部长）。 无论是这位准将，还是那位叛逃的驻伊拉克大使，都在接受美国电视采访时表示，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干预，帮助叙利亚人民推翻阿萨德政权。他们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不一样，他们不仅没有“反对革命”，更没唱“非暴力”高调，反而支持武装反抗，要用革命方式结束专制。在缺乏国际社会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反抗军跟阿萨德政府军相比，力量实在太悬殊了，但他们坚持战斗，至今已持续了一年半之久！而且越战越勇，居然把阿萨德的军事高官们给炸死了。据最近叛逃的一位叙利亚少校说，在叙利亚22万名政府军中，目前约有1.5万名士兵叛变。 不管西方有多少左派，更有伊斯兰世界的毛拉们，反对和诅咒美国领衔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使五千万人获得了自由），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场铲除中东独裁者的战争，导致了该地区的民主选举，对整个中东起到了震撼性作用，让那里的人民看到，同样是穆斯林社会，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可以选举，可以投票，可以选择国家领导人，为什麽我们不能？于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觉醒之后就起来反抗！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都相继革命，不仅结束了专制，也都成gong地举行了民主选举。 这一切都鼓舞着叙利亚人民，并清楚地预示∶叙利亚将会是第二个利比亚！巴沙尔.阿萨德如抵抗到底，可能会像卡扎菲那样被击毙；如被抓获，会像萨达姆那样被判绞刑。还可能更快，像他的国防部长和姐夫一样，被反抗军刺杀。叙利亚内部专家说，反抗军能接近到国防部长，就能接近到阿萨德。 如果叙利亚也成为民选国家，不仅把整个中东的民主进程再往前推动一大步，更将再一次鼓舞和刺激中国人觉醒——应该像中东人民那样要选举权，争取做自由人！在叙利亚高官被炸死后，中国人在网上举杯庆祝，他们说，“这也给中华大地上的邪恶组织敲响了丧钟┅┅阿拉伯之春赶紧光复亚洲吧！” 2012年7月19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07-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布什连任，天佑美国！
这是自1968年那次美国大选以来，36年来最激烈的一次总统选举，那次是由於越战，这次是由於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两种势力较量的热度升温。而68年那次，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场外，自己内部的极端派竟相互大打出手，造成骚乱，以至得叫警察来平乱。这次虽然民主党自己内部没闹，但却组织了几十万人，去杯葛在纽约召开的共和党大会（而共和党人则没去杯葛民主党的大会，这也看出两党不同，一个强调民主，群众运动；一个强调共和，要在法治轨道解决分歧）。 这是美国大选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横扫般的胜利，布什和共和党赢得了「五项全能冠军」： 一是赢了选举人票； 二是赢了全国人头票（创美国有史以来获人头票最多纪录）； 三是赢了参议院（席位增至55，民主党降至44，独立1）； 四是赢了众议院（席位增至232，民主党降至202）； 五是赢了多数州长（50州中共和党籍州长占28）。 这是布什的胜利，更是美国的胜利。因为在全球反美浪潮的大合唱中，美国人民用继续选择布什的做法，再一次顽强地举起了美国价值的旗帜。 我曾撰文列数布什能够连任的十大理由，但是我更清楚，共和党从来没有在这样国际、国内、里外夹攻的情况下竞选，同样面临起码十个不利因素： 一是阿拉伯世界希望克里当选，穆斯林网站上呼吁所有在美国的穆斯林投票给克里。美国现有约四百万穆斯林，占人口的1.5％。而这次布什和克里的竞选过程中经常只差一两个百分点，因此穆斯林选票也不可忽视。 二是欧洲的左派们更是希望布什落选，他们几乎比美国的民主党们还著急，好像这次是欧洲人选美国的总统，法国左派报纸《解放报》和英国的《卫报》一唱一和，比美国的左派报纸更高调地反布什。而克里利用这种「高调」煽动选民，说美国在世界如何「孤立」，只有支持他当选，欧洲才不会再反美。 三是全球恐怖份子们更是盼望布什失败，因为他们也知道克里一贯反战，当年连越共都不敢对付，更别说有真正的胆量对付现在更野蛮、残暴的恐怖份子，因此连911之後没怎麽露面的拉登，也出来录像讲话，明显是警告美国人不要选布什。 四是伊拉克的伊斯兰武装人员在大选前拼命制造事端，自杀炸弹，抓人质砍头，使劲全身解数，想靠制造伊拉克混乱，吓唬美国人不选布什。 五是那个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拉帮结伙、操纵全球能源市场的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是盼望布什落选，因而在美国大选前，哄抬油价到最高每桶56美元，该组织的主席早就说，等美国大选结束，油价就会降回来。OPEC想用它的「油腔滑调」在美国大选中插一脚，踢倒布什。 六是上次大选由於最高法院裁决不予查票，因此民主党觉得输得不甘心，这次一定要翻身，因此全党总动员，其中好几个州组织了几千人的「马拉松大队」，挨家挨户敲门拜票，说服人们支持克里。前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还有最左倾愚蠢的前总统卡特，都倾巢出动，为克里拉票；尤其煽动底层一般民众和贫下中农，渲染美国处於灾难之中，要他们支持克里上台改变航道。 七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几乎一面倒支持克里，80％的报纸支持民主党，三大无线电视台，CNN有线电视等，都明显支持克里，《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还发表社论，呼吁选民投票给克里。 八是美国大学的教授90％支持民主党，中学的工会一向是左派主导，因而不仅影响思想界和文化界，更影响美国成千上万的学生。 九是一向为左派政党支柱之一的好莱坞，演员导演们几乎清一色支持克里，不用粉墨就鱼贯而入「登场」，为克里造势助选。当然这个队伍中从来不缺那些披著长发的嬉皮士歌手，以及麦当娜们，也是以支持绝对自由的名义，力挺克里。 十，富豪们更是为克里慷慨解囊。民主党总好指责共和党是富人党，但克里的竞选经费多是来自大富豪，像国际金融投机家索罗斯，拿出几千万美元，支持克里当选。还有纽约的房地产大亨川普等。《华尔街日报》曾刊出长长的向民主党捐款的美国富豪名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结果居然不仅是布什连任，而且是大赢！这场选举向世界传递出什麽信号？概括来说，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多数美国民众把反恐、伊拉克战争视为这次选举的最重要议题，他们支持布什政府的强势反恐政策，认识到恐怖主义是目前威胁美国以至世界安全的人类最凶残的敌人，必须打败它，根除它。而欧洲以至整个美国以外的世界，都低估或错估了美国人民对恐怖主义的清楚认知，以及强势反恐的坚定决心。他们没有明白，历史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到恐怖袭击後，美国人的反应，美国人的情感，以及美国人同仇敌忾的意志。 第二，美国NBC和福克斯两家电视台在大选投票日引述的全国民调显示，美国人把道德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反映出美国社会过去二十年来的深层变化，即保守主义的回潮，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传统价值重新开始主导美国。 美国当年在越战中失败，不是被土匪武装的越共打败的，而是被美国内部以及欧洲的左派们联手杯葛所致。那个时期，是左派占据美国舆论和社会的高潮，嬉皮士，吸毒，双性恋，女权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基督信仰，「反—反共」（即贬低打击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清醒者）。但从八十年代雷根总统时代开始，美国的左派思潮开始走下坡路，尤其八十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使美国的左派势力更加衰落。 在这个传统保守主义思潮回升的过程中，基督信仰在美国持续发展。据统计，有关基督教产品的销售，由1991年的26亿增加到目前的37亿。最近《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的论文引述说，现在相信上帝的美国人占92％，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占84％。在「谁更重视道德价值」的提问中，78％回答布什，克里仅获19％。 第三，正是基於美国人对道德价值的看重，所以布什的坚持原则、言行一致给他赢得了选票。而克里的左右摇摆，言行冲突不仅成为共和党攻击的目标，同时，连民主党人都不满克里在竞选中总是喊共和党的口号，诸如也要减税，也要继续进行伊拉克战争，也不明确支持同性恋婚姻等等。但他担任国会议员20年的纪录清清楚楚地证明，他有300多次支持增税的纪录，他反对美国在越南抵抗共产主义，他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出兵解放科威特。因此不管他在选举中如何见风使舵，民众仍记得他历来的纪录。正如布什在候选人电视辩论所说，你可以改口，但你隐藏不了原来的纪录。因而在投票前一天，布什的主要竞选口号是，「你们到底相信谁？」最後多数美国人民把「信任」放在了布什身上。 第四，这次注册投票人数空前增多，是1960年以来最高的，达63％。一般情况下，投票人数增加，有利於民主党。但这次却出乎意料，布什不仅赢得选举人票，也多赢了350万张人头票，是美国有史以来赢得最多的候选人（都超过了当年赢得49州、525张选举人票的里根总统那时赢的全国人头票数）。而历来支持民主党的四大票源（黑人，犹太人，女性，少数族裔），这次都很多转向支持共和党，布什在这四个群体，都比上次选举中获得更多选票。例如这次佛州的西裔选民，52％投给了布什，克里仅获44％。 布什连任後，可预见的政策趋向是，将会继续强势反恐，这对美国和世界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这次连一向支持民主党的《纽约每日报》，民主党籍的前纽约市长郭德华、民主党籍参议员米勒等，都超越党派，支持布什，认为美国处於战争期间，反恐需要布什这样的强势领导人。甚至连多数情况下左倾的《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都表示，在反恐战争期间，美国换总统会影响到战争的最後胜利；也是潜在挺布什。在这样的舆论和民意支持下，布什政府今後四年的强硬反恐政策将不会有大的变化。而这不仅对美国，也对全球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个趋向是，布什政府将会继续推行以减税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和强劲。而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繁荣，才会带动整个世界。 在欧洲和美国内部左派们的包围下，在阿拉伯专制世界的诋毁和攻击下，在世界范围的反美、反布什力量的喧嚣声中，美国人民不为所动，做出了独立的选择。有坚定信仰的布什总统，将会领导美国和世界，进行和恐怖主义这种邪恶和撒旦的战争，向中东和所有黑暗的地方传播自由，像二战，韩战、冷战等时期一样，承担人类的责任，展示道德的力量，最後赢得正义的胜利。在所有美国的敌人都在期待布什败选的时刻，布什连任，不仅是共和党的胜利，更是美国的胜利，是天佑美国！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1月4日） 2004-1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面对中国未来前景的惶恐
北京通过艾未未被捕事件向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在中国将不再容许任何批评声音及反对者存在，即使这种批评与挑战只是以戏弄的手法消解中国极权统治自诩的神圣性，当局也绝不容忍。无论是北京当局，还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抑或是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西方国家。艾未未事件的发生，迫使各方都不能再依靠幻想继续安抚自己。但面对中国的现实，上述三方与其说胸有成算，还不如说都感到惶惑甚至惶恐，因为三方当中，没有任何一方清楚中国的前景将是什么。 北京统治者的惶恐 从拥有的镇压力量与压迫人的权势来看，北京似乎很强大。但此时此刻，将毛泽东发明的“纸老虎”一词送给北京政府，应该说恰如其分，因为近几个月的大抓捕已经将北京政府的色厉内荏表露无遗。 一个政权如果只剩下抓捕这一威慑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毕竟是下下之策――如果这还能算作是“策”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在将所有潜在的反对者关押之后，北京当局还是未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因为导致北非中东革命的所有因素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更为严重。诸如腐败横行、政治高层家族专以聚敛为务、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民生艰困，青年人就业艰难、社会上升管道严重梗阻、通胀严重，……举凡这些社会矛盾，没有一样可以通过关押批评者与反对者加以消解。可以说，在所有威权国家，统治者都笃信通过“面包契约”就可以换来政治稳定，从人均GDP来看，除了埃及略低于中国之外，突尼斯尤其是叙利亚都远远高于中国（2009年人均GDP为16100多美元，中国只有4000左右），可以说，在履行“面包契约”方面，这些国家当中的大多数比中国做得更好。而且在环境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人口压力、道德堕落及社会治安等方面，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如中国严重。 最让北京惶恐的，莫过于无法从北非中东国家的革命中总结出可资学习的“经验”。事到如今，国际社会对北非中东国家的革命特点之总结已渐趋一致：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部势力在背后策划唆使。这让多年来成功地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的中共颇感惶恐，因为现有的维稳之策主要是基于以上三点制定：严密防范有聚众能力的宗教活动、禁止民间结社组党、严厉防止外国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这意味着中共将面临现在“维稳”对策无法应付之局：在反对运动未成形之前，敌人无影无形；一旦通过网络召集，则敌人无处不在，且能聚而成军。如此一来，中共便只能不断扩大警察特务力量，加强布控，但这又难免陷入财政泥沼。 这局面，当局是不维稳不行，单纯维稳也不行。在政治高压下敌人尚且无处不在，政治稍许松动，岂不成了纵虎下山？本·阿里、穆巴拉克部分放开言论自由并允许多党制的殷鉴未远，这个险为政者谁敢冒？但如坚持不改革政治体制，这种状态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终有一天难免灰飞烟灭。 中国精英阶层的惶恐 面对社会仇恨情绪蔓延的现状，中国精英阶层对未来也深感惶恐。但他们思考的问题的角度却很不一样。这里不讨论这些年正在移民他国的人士，也不讨论那些因对社会形势有判断但不能或者不愿公开发表意见的人，只讨论愿意就局势提出应对之策的人，这类人士依据其立场与价值取向大略可分三类。 第一类被现有体制视为异类，尽管他们本人很不愿意接受这种定位。这类人浮在面上的极少，秦晓、张朝阳为其代表。其中，张朝阳比较谨慎，只抓住一个“市场化改革”做文章，认为“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2010年2月3日），认为要“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秦晓则更放得开，这些年来在国内国外多种公开场合都谈到“要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认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来替代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是不可取的。在北非中东国家革命发生之后，由于形格势禁，这类人未见有任何公开言论。 第二类是反对普世价值及主张中国模式的新左派，这一派能与中共党内政治高层形成互动。以“唱红打黑”迅速在政治上窜升的薄熙来对以毛泽东为图腾的红色政治文化深感兴趣，新左派领军人物纷纷到薄治下的重庆参观学习并加以颂扬，将红色文化与漏洞百出的“中国模式”相结合。为了营造出毛时代的愚民作为红色文化的社会基础，还有人居然“发掘”出民间颂歌“十谢共产党”的花灯戏，写出一首极尽阿谀之能事的“党赞”，如“党是天，无所不在；党是地，厚德 载物；党是阳光，照彻大地”。北非中东革命发生之后，这派人物比较活跃，均及时表达了反对茉莉花革命的情绪。 上述两类是愿意就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意见的人。还有不属于上述两类的智囊型人物。他们非常现实，知道执政者很排斥第一类提倡普世价值的人士，而新左派的马屁虽然让党与政治高层颇为受用，但却解决不了任何令党挠头的现实问题。这些智囊很务实地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做文章，虽然是船到江心补漏迟，但还是从当局尚能接受的角度写出了一些文章，比如“新兴国家的社会难题”等。但他们往往刻意忽略北非中东国家的政治属性（独裁政体），只用经济属性（新兴经济体）概括这些国家，指出这些国家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如社会治安面临挑战、社会排斥现象蔓延、贫富差距拉大，市场混乱。藉此提醒中国当局注意履行“面包契约”，解决民生问题，以免覆舟之痛。 西方世界的惶恐 西方世界在思考中国现状及前景时，其实只用一只眼睛观看光亮面，面对黑暗面的另一只眼睛是捂着的，偶尔也从手指缝里看到一点阴暗稍作批评。他们一直在用“经济市场化必然促进政治民主化”这套说辞安抚自己并说服别人。但从去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颁发开始，从主张不反对现政府并愿意与之合作的温和派领袖刘晓波继续被关押，直到嘲弄权力表达反抗意愿并参与维权的艺术家艾未未被捕，西方世界发现自己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与建议全被中国政府用激烈的形式加以反击，他们也陷入了惶恐与困惑状态。 一方面，西方世界开始有人承认以往他们对中国的帮助并不奏效。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法治项目”主任的Rana Siu Inboden所撰写的《民主与社会：中国的挑战》（Democracy & Sciety：The Challenge of China），这篇文章通过作者本人在中国项目上的实践，指出国际社会当前在促进中国民主发展努力上所取的成果有限。其原因一是不少项目只强调与北京的对话与合作，二是一些项目被误导， 几乎排他性地集中在能力建构（capacity building）上，而罔顾中国政权的威权主义性质。作者认为，中国威权体制的韧性对民主援助来说是一种考验，需要重新调整，采用思虑周到的、针对性策略。 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其实也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帮助”推进中国的人权进步。他们更深刻的惶惑来自于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千丝万缕，难以切割。不仅是它们在中国的投资均达数百亿美元之巨，还有中国正在它们本土大量投资。如果说中国是美国最大债主这点值得商榷的话，欧盟各国在中国的投资高达七百亿，高于美国的600亿却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对中国的出口行业为欧盟国家创造了约300万个就业岗位。以德国为例，中国目前名列对德投资国家排行榜的第四位，仅在德国北威州就有660家中国公司，被称为“中国投资商在欧洲最大的投资地”。 西方既然未能将中国规化为国际社会大家族中负责任的成员，又日渐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展示的“软实力”是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这类自欺欺人的言辞再也说不出口，而今后怎么办却无半点成算。这是西方国家政界与NGO的惶恐根源所在。 未在本文中出场的中国民众只是承载中共政权的“水”。局势至此，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国内的精英阶层，或是一直希望帮助中国民主化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应该考虑中国的今后了。目前中国正处在权力交接前夕，第四代领导人胡温只求平安下车，对所有社会问题均采取“拖字诀”，以不出事为最高考量；西方社会也在等着观看下一届领导人究竟有何政治主张；国内的精英阶层则在惶恐中无助地等待观望，他们的痛苦在于：尽管他们的前途与中共政权休戚相关，但那张政治圆桌上始终没有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他们与草根一样，并无任何政治权利。 眼下人们很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前景不妙，载舟之水已成浑不见底的一江深水，能兴起风浪的“大鱼”虽然被当局悉数捕获，但现在看到北非、中东国家革命的“三无”特征，大家的直觉是覆舟之险已经不远，只是还不清楚中共究竟能撑上多久。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50期，2011年4月2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78）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什麽春药刺激得喊“过热”
编者按∶今冬美国跟去年一样，纽约等东部又是大风雪，寒风刺骨，一点也没有戈尔、克里们说的“气候过暖”迹象。但这样凛冽的天气，也没使鼓吹“全球气候过暖”的戈尔们头脑清楚一点。所以当时这篇文章，好像是写当下。 今年冬天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人倒死霉了，严寒（20年来首次）、大风雪，不要说旅行难，连上班上学都上不成。寒流造成16人死亡，受影响人口达1.5亿（一半美国人口）；商家严重受损，连累美国房市股市，被称为“坏天气经济”，更不要说恶劣气候造成的事故、车毁人亡等。 但正在美国人身处严冬、冻得丝丝呵呵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凯瑞）却跑到印度尼西亚演讲“必须制止全球气候过暖”。看到这个演讲，当时只一个强烈感觉，怎麽不把这个克里里里外外扒个精光，赤条条地送到纽约时代广场，让他好好品尝一下“过暖”的滋味，真是不把他冻成冰棍，不够解气！ 美国之音的报道标题是“克里∶制止气候变暖是头等大事”。这个被美国严冬冻僵了脑袋的美国国务卿，对印尼等穆斯林国家的头等大事（反恐、经济、民主）已经完全不反应了！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2.4亿人口中86.1％是穆斯林（信伊斯兰教者）。印尼曾多次遭恐怖袭击，其旅游胜地巴厘岛就被炸过两次（导致200多人死亡），首都雅加达两家旅馆也遭袭击（损失惨重）。除了这人命关天的头等大事之外，发展经济，走向民主，更是全球伊斯兰国家急需解决的。可美国国务卿居然跑到印尼嚷嚷“制止天气过暖是头等大事”，他的脑血管被冻成冰柱是唯一的解释。 克里在雅加达说，印尼有岛屿17000多个，气候过暖会导致海水上涨，把整个印尼淹没了。他的危言耸听已经毫无创意，他的左疯战友、前副总统戈尔（高尔）几年前就这麽邪乎过，他拍的环保片《令人不安的真相》说，气候暖化将导致北极圈冰雪融化，海水上涨会把伦敦、纽约、孟买、加尔各答等沿海城市都淹没！他甚至信誓旦旦地说，这是2014年就会发生的灾难！ 现在已经2014了，伦敦、纽约、孟买的人群和大楼都没有飘在海水上，而是纽约快被冰雪淹没了！连老头、老太都棉衣加身地出来卖力铲雪，而不是穿着泳衣、背着气袋排上涨的海水！ 这世界真有像戈尔克里们咋呼的那麽严重的所谓全球气候过暖这回事儿吗？任何脑血管还没被冻僵或冻裂的人都有最起码的清醒度∶ 第一，全球气候是否过暖，属于科学范畴。全球权威机构“美国物理学会”对此至今没有定论。在科学界没有结论之前，那些政客们凭什麽信口判定、指点气候呢？ 第二，戈尔克里们强调地球温度上升，但却刻意淡化过去100年来全球平均气温只上升了一度三（还是华氏）。这麽大的地球（更不要说大气层）100年温度上升一度多，哪需大惊小怪？几十年前有人还惊呼全球过冷，像今天一样，那些咋呼的人连自己都吓不住。 第三，即使这所谓过暖的“一度多”还只是地面温度，是陆地的测量结果，而不是整个地球表层。地球的表层70%是海水，只占三成的陆地（气温）怎能代表全部地球表层？任何坐过飞机、腾空万米的人都清楚苍穹之大，地面（温度）根本不能代表整个地球表层，更不要说整个大气层。 第四，对陆地气温的检测，主要在城市做的。而陆地上多数是乡村旷野，城市占的比例比“陆地跟海洋之比”更低，连三成都占不到。那麽这“少数”城市的气温怎麽能够代表（代替）全部陆地？ 所以，从地面到地表，从陆地到海洋，从城市到旷野，每个比例都相差很大，这样一除减，那个所谓的“全球过暖”数字就不真实到近乎伪造。 更不要说，据丹麦知名气候专家隆伯格（Bjorn Lomborg）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天气寒冷造成的死亡远多于地球过热。例如在希腊，因寒冷死亡7900人，而因炎热只有1400人。在整个欧洲，因“过冷”每年导致140万人死亡，而因“过热”则是20万。隆伯格引述专家的预测说，到2050年，如果地球“过暖”，每年将会挽救140万生命。 面对这些常识和事实，戈尔克里们“总是有理”，竟然强辩说，大冰雪是全球过暖造成的（气候反常）。这真是蛮不讲理到《1984》地步∶富有即贫穷，生病即健康，冰天雪地即地球过暖——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如是说——“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戈尔克里这些社会主义分子们，跟共产老大哥鹦鹉学舌学得有模有样呢——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嘛。 戈尔克里们为什麽要不顾常识、违背逻辑，甚至硬把黑说成白（寒冷说成过暖）呢？原因嘛，当然是the usual suspects（嫌疑惯犯）∶ 一是虚荣（伪善）。西方左派热衷占据道德高地，显摆自己是好人是最最最重要的事情。环保分子最典型，比如那些大脑被灌浆糊的女郎们，在大街上脱个赤条条，宣称“宁可裸体也不穿皮毛（保护动物）”——在满足暴露癖（享受男人色欲目光抚摸）之际，获政治正确的形象。再如好莱坞男星乔治•克鲁尼，在公开场合开充电节能车，但只要没在公众眼皮下，立马溜进一路喷废气的私人飞机。更别提那个时常周游世界做环保布道的戈尔，他的专机和克里到印尼演讲“全球过暖”的专机，放出的臭气大概比克鲁尼的只多不少。还有那个靠大腿唱歌的麦当娜，蹬着私人飞机，满世界跑着卖唱“保护地球”，放出3万公吨废气（里程可绕地球9圈）；这还不够，光她家产生的垃圾量，就是普通美国人的100倍！哦，还忘了，那个成天咋呼要“节能”的戈尔，他家的用电量是美国平均家庭的20倍！ 伪善迷惑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做“伪善秀”者得到的奖励是真金白银的。戈尔拍环保片拿到奥斯卡小金人，乘私人飞机环球排废气恐吓“地球过热”、“伦敦纽约要被海水淹了”则戴上诺贝尔和平奖桂冠。 二是意识形态。虚荣/伪善是左派的最主要一面，再拔高点的话，他们还有一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热衷社会主义，要均贫富实现平等，所以自然反对、痛恨资本主义。可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溃败，使左派们不好意思再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分子了，均贫富也喊不大出口了。理念困境中捞到了“环保”这颗反资本主义的稻草，于是死死抓住，要把它用到极致，不惜在冰天雪地喊“地球过暖”——再等几个月到酷夏时的耐心都没有。 经历过共产专制、深谙自由价值的前捷克总统克劳斯早就看出这个问题，他在演讲时说，环保主义企图操控人类，跟共产党的思维相似。他说很小时就记得共产党“呼风唤雨”这句广为人知的口号，今天的环保们“就像那些共产主义者，坚信他们有权牺牲人类的自由把他们的理想变成现实。┅┅过去，是以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名义，现在则以保护地球的名义。”克劳斯撰文说， “面临危机的是自由，而不是气候。” 三是金钱。除了虚荣/伪善和左派理念，更有人想靠环保发财。戈尔是最典型一例。他靠喊全球过暖，获得大把投资绿色产业的机会，因很多绿色产业都能拿到政府补助并巨额获利。报道说，仅仅是奥巴马政府能源部拨款34亿美元建的智慧电网，戈尔投资的公司就将获利近6亿美元。 连左翼的《纽约时报》都不无嘲讽地说，戈尔“一方面当环保斗士，一方面大发环保之财”。从投资、拍环保片、四处演讲等，戈尔迅速积累了财富。2001年初卸任副总统时，他申报的财产不到200万美元，现在则有数亿美元身价。只是他的两项股权投资就愈一亿美元。年初公布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共435名）的平均净资产才是89.6万美元，而戈尔搞环保赚的钱几乎等于全部美国众议员的净资产总和（4亿美元）！ 克里倒不缺钱，他娶了个说“中国人跟蚂蚁一样多”的亿万富婆。不费吹灰之力暴富的人，作秀、要名、要奖杯、要权力，则代替金钱成为新一轮春药，一剂让人至死都兴奋异常的春药。戈尔克里这类左派们被这剂春药刺激得头脑总是处于发热状态，难怪成天满世界跑着喊地球过热！ 2014年2月18日美国寒冬时 2015-03-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9👍 0💬 0社会冲突激化的后果：中间地带的消失
这次广东增城事发，尽管当局动用了除开枪之外的一切手段以震慑，但据说至13日为止，在广东各地打工的川籍民工还源源不断地赶往增城支援。一名孕妇在一超市门口占道经营摆摊引发的冲突如此激烈，让中国社会各界从中闻到了一触即爆的浓浓火药味。 对这种局面最感痛苦傍徨的其实是以知识分子、城市白领为主体的中产阶级。道义上，他们都知道这是政府多年压榨过度所致。老百姓比较怕官府，在与官府发生矛盾时，一般是退让避祸，只有退至无可再退之时才会起而反抗；但理智上，中产阶级更清楚地知道社会失序以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可能就是他们。 在日益剧烈的社会冲突当中，中国的中产阶级注定将成为被殃及的池鱼。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最辛苦的人群，因为得以进入中产阶级的前提是受教育获得专业知识。这些知识不能通过家世传承，完全依靠学习积累。在中国这个上升机会稀缺的社会，无论是城市平民还是农家子弟，大多都得经过多年辛苦打拼方能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在政府体制化施暴而引发的利益受损者无定向报复性暴力中，他们是最无奈的一群。比如社会底层在种植养殖及食品加工过程中大量生产有害食品，中产阶级是主要消费者，政府部门、大型国企及金融系统早就通过建立蔬菜及食品自种基地来保障自身的食品安全；如果将社会底层反叛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社会治安恶化可被视为底层社会成员零星的叛乱。官员与富豪集中居住的小区早就有了严密的安保设施，倒是一般中产居住之地付不起昂贵的安保费用而疏于防范，容易成为抢劫强奸等各种治安案件中的受害者。 雅虎在增城事件发生之后，推出的专辑“城乡冲突不能用暴力对话”，集中表达了这种忧虑。 该专辑有些说法正确，如“暴力的结果就只会带来以暴制暴，暴力革命在我国政治宣传中曾有过正义光明的一面，但事实上，它所展现的几乎都是血腥、破坏、动荡不安和一地鸡毛，尤其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暴力革命从没有带给人幸福，而是使人通往奴役之路，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而有些说法放置在今天中国社会政治大背景中来看，实有污名化社会反抗之嫌，如“暴力实施者和赞美者往往打着追求平等权利的旗号，但是从逻辑上看，暴力与反抗是矛盾的，…… 反抗者一进行打击，便把世界分裂为两个，他以人与人的同一性的名义而奋起反抗，又在血泊中认可了差异，从而牺牲了同一性。也就是说，一旦暴力的压制与反抗存在，便不可能重新建立起平等的公正的理性的社会。因为违法剥夺他人生命，本身即是作恶。” 杨海鹏在其微博中的发言既表达了他对政府的绝望，也表达了他对暴力革命后果的认知：“让我们为国家的和平祈福吧！别指望那些政治家们，他们在手淫和谐社会，意淫大国崛起；别指望暴力，暴力只会诱发更大规模的暴力，国家将失去再造之机会。我们只有身体和常识，把身体放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 用常识说服他们。知识分子，惟一可做，就是剔肉还骨，以酬国家！” 杨海鹏的愿望，即“站在威权的枪与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去说服双方，其实一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竭力在做的事情。但因为这类知识分子主张实施宪政民主，通过政治制衡将民众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自由言论、自由结社等）还给民众，而政府却将他们的建言与思考当作颠覆政权的言论。他们对暴力革命后果的深刻反思，使得他们希望告别革命，因而也使民众与部分边缘知识分子将他们看作是权力的同盟。在乐清钱云会之死事件中，参与公民调查团的于建嵘的遭遇就已表明，中国知识精英已经没有选择中间立场的可能性了。 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深深理解中产阶层的忧虑疑惧。因为无论当局是否能够幡然醒悟，改革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已成定局，因为几乎没有可供再分配的资源。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当局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足够的可供农民生产生活的土地，没有为失业者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现代生产部门，甚至连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被糟蹋得不成模样，污染的水与土地正在侵蚀人们的健康。任何一种能够设想的改革方案都不能解决许多堆积下来的问题。 正因为中间地带的消失与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不少精英都选择移民海外。据人民网一文引述的研究报告，称内地27%富豪已完成投资移民， 47%正考虑。在外人看来，这些精英是经济成功国度的成功者，为何他们不以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作为安居之地？原因就是他们对中国的感受完全与外国观察者那种雾里看花的观感不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已经让他们嗅到了浓浓的火药味。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6月1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6/disappear-safe-zone/）
何清涟2025-11-06 05:55👍 0💬 0保护民族工业：依靠质量而非口号――从三鹿牌奶粉事件谈起
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但近年就在有关维持生命的“食品”问题上，中国不断爆出有毒食品的丑闻。而且随着中国食品出口，这类丑闻成为各国媒体的新闻题材。去年在面对各国媒体接踵而至的批评时，中国当局终于祭出“民族主义”这一法宝，先是将此类丑闻说成是各国在贸易战中妖魔化“中国制造”的结果，继而又找到在中国开业的洋人餐饮店所卖食物加入苏丹红之类的例证，因而“反败为胜”――反正国内民众与国外信息处于隔绝状态，打赢这场各自为战的舆论战也无任何困难。 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给中国食品业信誉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三鹿商标”是获得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三鹿奶粉、三鹿液态奶是国家免检产品与“中国名牌产品”，三鹿婴儿奶粉更被国家卫生部定为“第一批卫生安全食品”。这一集各种荣誉于一身的名牌产品发生丑闻，足以将中国当局去年苦心裱糊的“食品安全”包装纸撕个稀巴烂。而且由于受害婴儿人数众多，且找不到“海外反华势力”做替罪羊，于是这场讨论在网上逐步升级，最后成了对中国食品的声讨：“三聚氰胺这个黑手，从最初的牛羊饲料市场开始 蔓延，发展到今天，终于伸到了婴儿奶粉这个领域。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喂养出来的猪肉，牛肉，鸡肉，喝了很多年添 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不知不觉中，都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 由于中国经常出现许多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三鹿是否将受到处罚目前尚未可知，但可以预知的是三鹿这一驰名品牌将蒙上严重阴影。 三鹿品牌的崛起是在2004年4月阜阳假奶粉事件之后。当时中国国产奶粉身受两大考验，一是消费者信心大幅下降，国产奶粉销量骤减，行业面临重新洗牌；二是外国奶粉销量大增。当时，为了保住国产奶粉的市场份额，中国政府、媒体、企业三方联动，国家质检局向消费者推荐8个已获中国名牌产品和免检产品称号的奶粉品牌，这些企业也纷纷开展促销活动。三鹿集团更是采取了各种方法扩大销售，一是在县级市场设立一级代理商，在劣质奶粉较集中的地区设企业直销网点；二是调整婴幼儿奶粉价格，使其适应农村市场；三是在多家媒体上刊登各种形式的广告并开展征文活动。而媒体业配发的各种文章更是带有“保护民族工业”的悲壮色彩，比如“国产奶粉主动应战，收复‘失地’”，要“打好民族工业的市场保卫战”等。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在2004年7月30日做的长篇采访标题就是“三鹿集团为亲人的健康负责”。该文言之凿凿地称：“ 一流的产品是由一流的人生产的，三鹿集团大力倡导‘人品就是产品’的管理理念，‘把消费者当亲人，为亲人的健康负责’”，记者称亲眼看到，“每道工序每日必 经自检、互检和抽检，上道工序不合格绝对进不了下道工序。三鹿是业内为数不多的通过ISO9002质量保证体系和产品质量双认证的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奶粉质量大检查中，全国200多个省、市、县行政执法部门对三 鹿产品进行了1,000多次检验，频繁、严格的产品检验表明，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的各个系列奶粉全部合格!” 从三鹿品牌崛起的过程来看，它是在企业开拓市场的努力、国家信誉与媒体信誉这三重力量共同塑造下而形成的品牌。这样形成的品牌，三鹿本当加倍珍惜，但却因其短视，为应付原料价格上涨降低成本而大量使用三聚氰胺，因而酿成今天的质量丑闻。受害的当然不止是它自己，还有为其质量背书的国家质检局、众多媒体与形象代言人。 三鹿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这个教训就是：保护民族工业的根本大计是依靠产品的质量。否则，“抢”回来的失地还会再度丢失。在食品安全这种事情上，即使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无法用“宁可食用本国有害食品而死，决不食用外国食品而生”这类荒谬之言去劝诫消费者。非战争时期，用“朱自清饿死不食美国面粉”这类事例去教育国人已无作用。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9月18日，第 262 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6👍 0💬 0西部大开发的环境忧思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创刊百周年纪念特刊的头条写道：“人类能够拯救这个脆弱的行星吗？”文字的旁边是一张水晶般地球的全息照片，当地球倾斜着时，看起来就像是摔破了。球体的完整形像被授给环保英雄，旁边的说明则写着：“我们的星球就象是托座上的精致水晶球，值得我们做最妥善的照顾。” 地理决定论：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秋风乍起的八月，整个新疆热气腾腾。短短一个月内，共有5个大型招商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山东、四川、湖南、上海等地的招商代表团联袂而至，据说已签了近两百个亿的投资协议，电视、报纸等媒体上一片欢欣鼓舞之声。 与新疆各界人士在一起聊天，免不了要谈起时下最热闹的“西部大开发”这个话题。谈到当前的“热”时，竟然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协议最后会落到实处。一个在当地颇为活跃的记者私下里说：“每个招商会议来了好几千人，平均每人最低花费1万元，加起来就有好几亿。将这些钱支持新疆也够了，可能比那些意向性的协议还更实在。那些意向性协议上承诺的投资，天知道最后能落实多少？” 我于是想起去年在新疆的一次经历，那是与吐鲁番附近一个党校的教师闲聊。 这位教师当时对东西部地区差距表示强烈的不满，并且举上海与广东两个地区为例，认为这两个地区的人均GDP比新疆高得多，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我认为，新疆与上海广东这两个地区，由于地理条件所决定的生态资源系统不一样，由此决定的发展程度也不会一样。新疆必须要承认这种先天的差距，走低能源、低消耗的发展道路。但那位教师不同意我的看法，只是纠缠在结果是否均等这一问题上。 部份人怀疑“西部大开发”究竟是否有实效，认为目前实在是有点虚热，担心又出现新一轮泡沫经济；而另一部份人则认为新疆的发展就是缺钱，只要有大量的投资注入，新疆就会获得极大的发展。我理解新疆人民急于拉平地区差距的急迫心情，但我们必须正视西部地区的资源限制，因为新疆地区缺水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而任何地区要开发，总得解决水源的问题，否则人将何以存活？至于从1999年开始出现的那个大而无当的“南水北调工程神话”，我一直觉得它与《伊索寓言》里山雀夸口煮海的故事差不多。随着对新疆的了解加深，这种关于资源限制的考虑也越来越挥之不去。我几度从乌鲁木齐市出发去那些或远或近的旅游景点，一路上总能看到一排排已经死去了的枯黄的白杨树，据说这种防护林工程就是因缺水而难以见效，栽种的树成活率不高。自从1984年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来，最先启动的是“三北”防护林工程。据当时见诸于报纸的各种报导，防护林工程启动以后，多年来困扰着北京的风沙开始减缓，扬沙日、浮尘日、沙尘暴日都大幅度下降。但是，荒漠化并不是一种荒漠的“入侵”，而是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国土整体“退化”，因此效用十分有限，北京的“后院”内蒙古和全国荒漠化趋势仍继续恶化。于是政府只好再扩大防线，开始建设太行山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农田防护林、沿海防护林等等，一共构造了“五大防护林体系”，全部进入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八项生态保护工程之列。但这边种树，那边又在砍树，从全国总体情况看，陷入了“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恶性循环。 西部大开发就是在这个荒漠化日益严重的区域进行，让人不由得担心西部地区已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这一忧虑不是始自今日，从写《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开始，我就认定一个事实：人的生存，必须要受生态资源的制约。那种由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提出来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实在是种完全彻底的唯心论。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发展得好些？为什幺有些社会始终在较低层次的生存问题上苦苦徘徊？近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解释世界各地为什么发展不均衡这一问题，各学科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历史的、哲学的、经济的，各种解释都曾领过一段风骚。独独只有一种学科解释始终未受到学术界的青睐，那就是地理学。曾有先贤进行过这种努力，比如孟德斯鸠就曾试图建立地理社会学，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神学阐释，从而使还未诞生的地理社会学沦为学术界的笑柄，严重损害了这一学科的声誉，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思想界一直在清算“地理决定论”。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人类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首先是地理环境，人类的生存质量确实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 盘点西部地区的生态资源系统 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 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西部地区，前景并不乐观。打开中国的地形图，就会发现，中国的“三北”地区，即东北、西北、华北三地区约３３１．７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３４．６％），被地质学家称之为“乾旱、半乾旱和亚湿润地区”，其间８０％（即２６２．２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这片荒漠化的土地竟占了中国国土的２７．２％，也就是说，１８个省的４７１个县，近４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据原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的一次调查，“三北”地区的荒漠化面积呈扩大趋势，基本上是以治理一亩，荒漠化１．３２亩的速度在扩张。近二十年来土地沙化速度为年均２４６０平方公里，每年直接经济损失５４０亿元。荒漠化的原因是由于水源林与植被的破坏及超载放牧。专家们不止一次地发出警告：地形图上那些密布的桔红色小点，即被称之为“潜在发生荒漠化”的区域也正在以不慢的速度扩张。 很显然，这些荒漠几乎没有什么地面资源，不能成为“财富之父”。 与荒漠化同时发生的是河流的乾涸。首先表现为河流水量减少、断流、雨量减少，最后成为荒漠。无需回望遥远的历史，只要看看近二十年间死亡的河流就可知道情况的严重。在地形图上，已经没有水的乾涸河床以棕色虚线标明，在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至少分布着６０多条；而在新疆几大沙漠周围，则多达１００多条。西部的荒漠化，正是植被消失，众多河流死亡的结果。罗布泊曾经是一个面积２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湖泊，随着孔雀河等河流的乾涸断流，１９７２年这个巨大湖泊终于死亡。新疆石河子的大规模屯垦，造成了玛纳斯河断流乾涸。黑河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内陆河之一，随着黑河下游的断流乾涸，居延海也随之死亡。西部的其它河流与湖泊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断流１／４，水量缩减到三十年前的１／１０，从一条大江大河变成了一条水渠。 没有了生命之源，人类就不能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存。为了论证西部地区大开发是个可行的工程，这两年竟然有不少专家出面论证“南水北调”的可行性，搞出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水报告”。这个可操作性极小的报告用科学的形式论证了从南方地区引水的可行性，全然没有考虑到工程需要付出的庞大成本，以及这一工程实际上是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曾有多个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其实是个缺水比较严重的国家。我们一共有七大江河，从南往北，依次是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滦河、大辽河和松花江。早在２８年前，黄河已开始断流，奄奄一息。海滦河、大辽河与淮河近些年已经断流。可以说，今天整个华北平原已经没有一条常流河。水量丰富的松花江近几年也开始出现断流现象。七大江河中，有五条都陷入半死不活，濒临枯竭，只有水量最为充沛的珠江和长江干流暂时没有断流，但这两条河尤其是珠江已遭到严重污染，长江重要的支流嘉陵江已发生过好几次断流。如果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长江、珠江迟早也要步其它河流的后尘。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水土条件最好的东南部也开始缺水，如果过度透支水源，就等于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谈西部移民的可行性。全然不去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的支撑力已达到极限。一次有关荒漠化的联合国会议提出，乾旱和半乾旱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值为７人和２０人，而目前中国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也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比如甘肃河西走廊绿洲地区人口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４９６人，最少的金昌市也有２７６人，远远超过了人口分布的合理密度。人口剧增和荒漠化加速恶化互为因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当地一位通晓文博的青年陪我参观新疆博物馆，那里的出土文物表明当年新疆曾有过非常灿烂、富有特色的中亚文明。我问那位青年：这些灿烂的文明诞生之地一定是后来才变成沙漠的，有没有人研究过当地气候与地理条件的历史变化？青年告诉我，没有成书的资料，但估计就是沙进人退，凝聚着人类智能与辛劳的文明被荒漠一片一片地吞噬。 一想到人类灿烂的文明被漫漫黄沙一片一片地吞噬，尤其是想到荒漠化进程正在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逼近，那种人类在大自然肆虐之前的无力感就特别强烈。 近二十年来，新疆其实从来就没放弃过对本地资源的开发，地面资源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处于过度开发状态，改革以来，认识到由于牧地大量被用作农地，水土涵养能力大大下降，生态劣化，新疆已被迫采取“退耕还牧”、“退耕还林”等措施。所以从地面资源的利用来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好环境生态，而不是中国式的开发——除了环境保护成为“开发”题中应有之义。对资源的开发，近十多年来新疆采取了所谓“一黑一白”的发展战略，所谓“一黑”是指地下蕴藏的石油，“一白”是指农田里种植的棉花，前者主要由国家垄断，后者虽由地方开发，但不是发出货收不回货款，就是受有关政策所限，基本上发挥不了什幺优势。这两年加上了所谓“一红”，即西红柿，但这种农产品经过加工所增加的附加值也很低，更兼西红柿酱始终也不是中国人的主要食品配料，所以仅靠这三大战略的实施推进，新疆无法达到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理解新疆人民的焦虑，但我想得更远一些。 环保优先还是发展优先？ 环保优先还是没考虑绿色ＧＤＰ的发展优先？说到底这其实是个养鸡取蛋，还是杀鸡取蛋的问题。 我在美国黄石公园附近的波兹曼市议会旁听过当地议员们的竞选演讲，演讲题目是“发展优先还是环保优先”？这个竞选题目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大致情形是这样：波兹曼这个西部城市风景优美，那里的居民可以尽享湖上泛舟垂钓之乐。与美国其它地区比较，该地区发展水平偏低，家庭年收入平均两万左右，低于美国全国年平均收入３万美元的水平。联邦政府长期以来为当地居民提供免费食物券，免费供应鸡蛋牛奶等日常食品。当地一位律师告诉我，其实波兹曼市民只要改换一下思路，就能轻易摆脱贫困，因为当地有一个蕴藏量很大的白金矿，矿藏所在地的主人们大都希望政府批准他们开发，从而迅速脱贫致富。但这种意图却遭到当地其它人士的激烈反对，多年来这个地区的议会与其它公共组织一直就在环保优先还是发展优先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波兹曼绝大多数居民认为：呼吸新鲜空气，饮用新鲜净水，漫步在树林环绕的河流湖泊之旁，比远离大自然的现代高水平物质生活要好得多。在台上发表竞选演说的议员们，在别的主张上有些差别，但在环保方面的看法却相当一致。 我国一些地区的做法正好相反，这方面已有许多惨痛教训。贵州有一个山区，十多年前还是一片青山绿水，山上树木郁郁葱葱，地上流淌着清清的溪流。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当地居民没有采取任何环保措施，进行土法炼铅。几年以后，空气中弥漫的铅粉等有毒物质将附近的树木花草等植物全都毒死，方圆１５０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再也没有一条乾净的河流与小溪，居民饮水需要大量从外地购买矿泉水。除了生态系统的彻底破坏之外，铅粉污染还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当地不少居民眼睛被铅毒熏瞎，得了不治之症。以人体健康与生存家园为代价所获得的人均收入提高，这样的“发展”对人类又有什么意义？ 从新疆的哈纳斯湖回到乌鲁木齐以后，我无法忘记在哈纳斯看到的一切。那里有世上罕见的美好风景，但那里的森林正在流血，一辆辆运输木材的车每天川流不息地从哈拉斯开出，游人稍多点的地方，漫山遍野都可见到丢弃的垃圾。如此之美的风景与如此原始落后的“开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使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在当地举办的两次讲座中，都对前来听课的几百听众讲，要建立绿色ＧＤＰ，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必须将环境生态成本计算在内。过去二十年，我们确实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环境生态的保护却是一大败笔，如果要计算这笔成本，说不定还是负值，因为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我们已经断流的黄河，买不回淮河水系，买不回面积大幅度缩小的洞庭湖与鄱阳湖，买不回珠江水系，买不回我们另一条母亲河长江……，总之，逝者虽不可追，但往者却可鉴，正在进行的西北大开发，一定要引入绿色ＧＤＰ计算方式，避免用这种破坏性极大的原始方式开发。最好一次到位，有了雄厚财力再从高起点起步，进行开发。 我对听众说，新疆真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历史上它创造过非常灿烂的文化，博物馆里那些历经千年还颜色如新的织物，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高水平的工艺品。是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吞噬了灿烂的古新疆文明，大家一定要爱护好今天的新疆。从地面资源看，过去新疆是开发过度，现在的“退耕还牧”，“退耕还林”都是正确的纠正措施。新疆的生态系统确实非常脆弱，一定要加倍爱护，不能让沙漠再继续吞噬绿洲…… 我还对听众说，现在的开发，面临的社会环境与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人力资源不需要计算成本与投入，国家也几乎倾尽全力进行财政倾斜。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开发，才有了后来的荒漠变良田。现在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迅速转轨，不可能再用财政手段倾尽国力进行资金投入，所以开发任何地下资源，必须要计算成本，一定要注意与国际同类产品的价格相比较。如果矿产的蕴藏量不大，开采年度很短，而投入购买设备的钱太多，用于供给开发者的生活成本太高，那就得计算每一单位产品的成本。如果单位产品成本远远高于国际同类产品，那就应该放弃开采，宁可去国际市场购买，以降低社会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我向人们呼吁，要爱护哈纳斯湖。如果是目前这种粗放式原始“开发”，过不了几年，哈纳斯的美丽与神秘就要大打折扣。还有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停止砍伐森林，不要再让哈纳斯的森林继续流血。我不是新疆人，但我爱哈纳斯，因为它是大自然遗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一颗明珠，千万、千万要守护好它，不要让它蒙上尘垢。 我再次强调，中国进行现代化，一定要尊重现实，考虑人口与资源的严峻限制。１９９５年，世界银行推出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计算在内，中国的人均财富只能排名世界第１６２（这个排名到现在丝毫未变），是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亚的１／１２６，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１３。其中自然资本占的比例仅为３％（澳大利亚为７１％），足以见中国人均资源的贫乏程度。且不说人的物欲永无满足之时，即便象许多中国人宣称的那样只求达到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人计算，实现十二亿中国人的美国梦，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５０倍。这组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觉得我们的要求怎幺合理，都早已注定了没有实现的可能。在严峻的资源限制下，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承认差距，走低能源、低消耗的发展道路。新疆也应该从现实出发，不要每天去与资源条件完全不一样的沿海地区攀比，设计未来的大开发战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经不起破坏性的折腾。内地那种只顾“经济增长”，不顾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开发” 一定要引为前车之鉴……江山多娇，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但每次“逐鹿中原”的结果，绝对不止那“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痛，还有生态环境的大破坏。九朝故都洛阳曾那样美丽，但几十次兵燹过后，现在只有一个龙门石窟还能证明昔日的辉煌；开封历史上曾非常繁华，但在历史的厚厚尘封下，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完全是一幅可怜可叹的破败相。历史上曾被《诗经》歌之咏之，长满各种珍稀植物、“河水清且涟漪”、林木郁郁葱葱的陕西，现在却只有一片荒凉的黄土，“荒沙裸露无寸土，可怜江山贫到骨”！ 上天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江山曾是如此美丽。是连绵不绝的战争、人口的过度增殖与对土地的过度开发，使我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经意之间，失去了曾经无比美好的栖息之地。到了二十世纪，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峰期，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空前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开始干出一连串“要高山让路，让河水低头”的蠢事。我们完全忘记了，人与自然本应该和谐共处，而征服大自然的结果，就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 不少人总在理直气壮地说，世界资源应该共享。但我在此想问一句：一些国家将自己的家园折腾得一塌糊涂，有什么资格去分享人家精心维护的资源？要知道，在世界大同这个梦实现以前，人类毕竟还是得按照民族国家的疆界与准则生存。我们曾拥有无比美丽的栖息之地，我们再也不能破坏已脆弱无比的生态系统。要记住，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爱护我们的树林，就是爱护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未来。
何清涟2025-11-06 09:05👍 0💬 0美国经济变好还是变坏？
人类进入2010，按华人旧历，进入虎年。今年全球经济是虎虎更有生气，还是会虎头蛇尾，再次衰退？这几乎是全球经济学家担心和争论的话题。 过去十个月，被视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之前遭遇的这场危机，给美国及全球的损害都太严重。2008年人类经历的全球金融重创，是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全球政府纷纷拿出巨款，进行救市。据统计，救市款高达17万亿（兆）美元。17兆有多大？它占全球GDP（国民生产总值）的25％！ 据美国《国际经济》（IE）季刊主编斯密克（David Smick）在今年首期美国《评论》杂志预测经济前景一文中引述的数字，各国致力於巨款救市，导致全球政府的财政赤字比上一年爆增737％。在经济危机的12个月中，全球贸易减少了25％，全球投资降低了15％，全球GDP损失了四万亿美元，相当全球GDP的6％。仅是七大工业国的工业产值，就下降了15％。全球的失业率都像火箭般攀升，仅是美国的失业率就接近翻番，达到10％，成为过去近三十年最高点。 2010是经济“分水岭” 但有低潮，就有高潮，经济总是曲线发展。从2009年3月开始，美国以至全球经济都开始复苏，截至去年底，美国的标准普尔股票指数已增长60％，纳斯达克增长70％，新兴市场股票（EMS）指数，剧增了90％。从去年三月至今，美国金融服务工业更是直线上升，增长了125％。全球市场都开始充满活力！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经济发展的势头今年会持续下去，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还是昙花一现，今年还会出现新的衰退？美国银行北美首席经济学家伊桑.哈里斯甚至断言，2010是关键年，是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分水岭”∶是跨过这个门槛，投资者充满信心地推动经济向前走，还是缺乏信心，最後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复苏再次中断，全球经济二次衰退。 占全球经济四分之一的美国，是个重要的指标。悲观的高盛公司分析师预测，201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会低到只有1.5％。而美国联储会的预测比高盛多一倍，是3％。但要达到联储会这个目标，必须有个前提∶一切都必须进行得很完美；联储会也承认，这绝无可能。上述的美国《国际经济》季刊主编斯密克认为，历史上，只要出现经济萧条，随後的经济反弹都很强势，即所谓“跌得越低，升得越高”。在经济触底之後，增长率反弹上升5％、6％，甚至7％，都不是罕见的。按此来看，如果201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1.5％，2％，或2.5％，都是“令人震惊的沮丧消息”。 两高一低拖美国经济後腿 从整体来看，至少有三个因素在拖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後腿∶一是高失业率，二是高财政赤字，三是大众消费低。 拿出近万亿美元大手笔救市的奥巴马政府，对降低失业率比较乐观，认为今後五年，美国失业率将会降至5％。美国经济学家莫尔丁（John Mauldin）说，这意味著今後每个月，美国都要连续产生25万个工作机会。斯密克认为这不可能，因为美国过去20年，平均每个月产生的新工作机会才是9万个。即使是经济最好的2006年，每月才产生23万个。失业率迅速降低是不现实的，因很多美国企业在经济危机之际，多把工人工时缩短，同时改为半工。现在经济复苏，他们会首先把现有工人改回全时，恢复全工，而不会马上雇新人。 就业率不能迅速增高，跟美国的高额财政赤字有直接关系。奥巴马上台後，政府在高赤字下运作，2009财政年度的赤字高达1.4万亿美元，比上年增加近1万亿。2010 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8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3％，将创下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按奥巴马政府的计划，至2019年，美国财政赤字将高达7.1万亿美元，相当GDP的一半！仅现在的美国财政赤字，分摊到个人头上，已经是每个美国人4万美元，每个家庭16万美元。 这种高赤字不仅导致政府要借钱偿还巨额利息，还严重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信心。而大众消费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因它占美国GDP的70％左右。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减少了一万亿美元以上。个人资产减少，自然影响消费能力。美国的个人储蓄率，过去多年都是近乎零，目前却已急速升至6％，创下15年来的最高纪录。 经济更像艺术而不是科学 虽然美国的经济复苏还有不少障碍，但跟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情况还不是那麽糟。作为全球的最大经济体，美国底座雄厚，具有相当的危机承受能力和发展潜力。按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美国GDP比8年前增长了近20％，同期法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的增幅则在10—15％之间。另外，关键是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充满一种乐观精神。美国人的储蓄率现升至6％，但在中国，民众储蓄率一度高达45％，几乎收入的一半要存起来，主要是对未来有担忧，要手里有点钱，心里有点保障。 对美国人的乐观精神在经济复苏中将起到的作用，即使对美国经济前景预测比较保守，甚至有点悲观的斯密克也说，过去10个月的美国股票市场的牛势，让全球吃惊。股民的集体冲劲，也许把悲观忘掉，使经济复苏强劲持续下去。从去年春天经济复苏以来，美国联储会说，世界股市劲升使全球财富增加了14万亿美元，相当於全球GDP的20％以上。所以斯密克说，“经济更像艺术而不是科学”，不是可精确计算和预测的。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1月28日 2010-01-3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津国外企本土化，老友中国伤最重
何清涟 津巴布韦（Zimbabwe）这个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马上要做一件让中国人震惊之余又不免伤心的事情：津国总统穆加贝的内阁已对全国的外资企业下令，在4月1日前将至少51%的股份转给津巴布韦黑人公民，要么关张走人。而中国在经济上，很不幸地是津国的最大投资国；在政治上，穆加贝被中国政府加冕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津巴布韦国有化新政，中国最受打击 津巴布韦本土化部部长朱奥（穆加贝的外甥）23日宣布，津内阁已经在3月22日一致通过了决议，要求现有的未能达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资企业必须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实施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在津外资企业，至少要将51%的企业股份交予津巴布韦公民，否则在4月1日必须关门歇业。 这个国家的统计水平与其政治落后状态相符，朱奥对外公布说，津国只有5.4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但据津巴布韦驻华大使2014年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所言，津巴布韦成为中国在非的第5大投资国。2013年这一数字增长为6亿美元。如果津驻华大使奇卡瓦所言是真实的，中国一国的对津直接投资就超过朱奥宣称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据公开信息，在津的外资当中，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印度以及非洲的南非、尼日利亚等国的投资。西方投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津国受西方制裁。 在津投资：中国“赔了夫人又折兵” 津马布韦的《本土化和经济许可法案》其实早在2008年就已出台。但中国政府似乎对这个法案并不在意，因为自2008年之后，中国对津国的投资在猛增，对津的无息贷款等各种援助也源源不断。 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实是：中国与穆加贝的友谊源远流长。穆加贝对华首访是1977年，中国向穆加贝领导的游击队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宣布独立后，中国当天立即宣布与津巴布韦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向津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例如著名的哈拉雷国家体育场，以及众多医院、学校、军事院校、水坝、水井、服装厂等项目。 就在津国政府于2008年通过《本土化与经济许可法案》之后，中国还向津国提供了不少援助，2011年3月，中国与津国签署双边贷款协议，向津国提供7亿美元的低息贷款；9月15日，中国应津国政府请求，向津提供一批价值9000万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2014年3月，津国南部遭遇洪灾，中国政府向津国提供2000万美金援款。2015年12月22日，中国免除津国4000万美元（2.6亿元人民币）债务，根据和中国人民银行达成的协议，津国在2016年初开始，将人民币列为和美元同等在国内法定流通的货币，这被视为中国免除该国大约4000万美元到期债务的回报。但有分析者指出，人民币是继博茨瓦纳普拉之后在津国境内流通的第六种外币，让人民币进入该国流通并非殊遇。 中国方面对津国本土化方案的态度如何？北京至今未就此公开发言，但在津国宣布强行实施本土化方案之后，中国驻津大使黄屏3月24日宣布，中国政府将向津提供紧急粮援。此前的3月15日，黄屏分别会见江西国际公司和葛洲坝集团驻津负责人，“希望企业认真研究津国情，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紧跟中津友好合作大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推动相关合作项目顺利开展。” 中国人可能不会忘记，就在2015年12月4日，人民网国际频道还发表《习近平主席三年两访非洲：中国超额完成对非承诺》，其中开篇就是“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开始对津巴布韦进行国事访问。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当地民众跳起欢快热情的传统舞蹈，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到访”。 津巴布韦并非中国海外投资链上第一颗碎裂的珍珠 今年3月2日，英国不动产中介商莱坊（Knight Frank）发布的《2016年财富报告》（The Wealth Report）显示，截至2015年中的10年间，中国投资人赴海外投资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的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这一结果正好与路透社9月17日所作预测相符。到2014年底，不计大量对非援建项目，中国对非投资总额的存量为300亿美元（中国驻加蓬经商参处：《中国在非洲到底有多少产业？》） 300亿美元在1万亿当中只是一只角，相比之下，中国在津国的6亿也不算大。问题是：中国的1万亿海外投资，大部分都分布在政治高度不稳定的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相对不稳定的南美、东亚等地（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China’s Global Reach）。况且，津国的中国投资也并非中国海外投资链上第一颗碎裂的珍珠。 中国政府的投资特点是：国企作为投资主力，与当地政府及政要打交道。而这些不稳定的地区的特点是：一是独裁国家变天，象利比亚卡扎菲倒台，中国将近200亿美元泡汤；二是民主国家政权换届，与前任领导人的交情就成了负资产，比如斯里兰卡。2015年3月上旬，新上任的斯里兰卡政府决定暂停中国投资14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城项目，理由是“这不是一桩公平的交易”，新总统西里塞纳早在竞选时就提出，要重新评估这一工程，因为据说中国的部分资金流入了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亲属手中。此后中国给了斯里兰卡不少援助，才又重启科伦坡港城项目。如今，象穆加贝这种还在起家过程中就得到中国政府关照、给枪给炮，“友谊”长达近40年的“老朋友”都能翻脸，谁敢保证别的国家不有样学样？ 早在2015年3月，我曾在《亚投行：离中国初衷渐行渐远》一文中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信用不佳，当时委内瑞拉对中国赖债，已经证明，向这些信用不佳的国家投资，最后的结局是鸡飞蛋打。“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局不稳，国家信誉也差，今后中国与亚投行如何才能保证投资收益，将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估算，2011-2020年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存在8万亿美元资金缺口，有强大的需求，只要中国愿意做供应方，达成协议并不难。但真正的难题在于回收投资并保证有利可图。这些国家当中，有印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伊朗、斯里兰卡、印尼、马尔代夫等，在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各国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中，其中大多数国家的信誉评级都在B级以下，伊朗甚至未能进入评级。况且，中国其实已经在这些国家当中有不少投资，到2013年，印尼为307亿美元、尼日利亚达207亿美元、伊朗有172亿美元、哈萨克斯坦高达235亿美元，大都还未进入投资回收期。 最后，还得指出一个事实，没收外来资本这一做法，津巴布韦并非首创者。中共建政之初，那些还未来得及撤资的外国资本，都被中共政权当作帝国主义的资产予以没收。这一历史事件，在《社会主义好》这首著名的红歌里，用“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这句话加以概括。最有名的外国资产是汇丰银行在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这座楼曾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 ，1955年，这座大楼被强制充公，并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跸之地，改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穆加贝号称“毛泽东的好学生”，对毛泽东当年玩过的这套没收外资把戏当然烂熟于心，今天终于来回报“师恩”了。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3月2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qinglian-he-zimbabwe-china-20160326/3256584.html ）
何清涟2025-11-06 23:59👍 0💬 0奥巴马国情咨文挑战美国宪法
昨晚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后第一次在美国参众两院做的国情咨文报告，给人强烈的感觉是挑战美国宪法。美国宪法作为立国之本，主要精神是12个字∶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奥巴马的讲话明显是挑战美国宪法的这种原则理念，主要体现在∶ 扩大政府权力 损害立国之本 一是扩大政府权力。整个讲话，一半多篇幅是谈美国经济，基本是强调政府投资这里那里——能源、住房、教育、移民等等，都是扩大政府开销。美国目前债务已达16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要摊近20万美元。奥巴马第一任上台时承诺，要削减赤字一半，但不仅没有做到，反而又把赤字大幅增加。这种大举借债（包括中国成最大债主）不仅损害美国经济，也损害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家利益。包括像工资这种问题，奥巴马政府也要管，要把最低工资（现每小时7.25）提高到9美元。工资多少，应取决于市场，由企业自行决定，而不应由政府强行规定。美国建国先贤确立的美国原则（宪法精神）是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而奥巴马的讲话精神，要把美国带向大政府，无限政府（big government）。这是要挑战宪法，摧毁美国立国之本。 剥夺个人权利 抵触宪法精神 第二点是要剥夺美国人的基本权利。美国宪法精神是限制政府权力（power），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rights），宪法第一修正案是规定美国人民的言论、新闻和宗教自由不可剥夺，第二修正案就是规定，美国人民拥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不可侵犯。而奥巴马讲话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用近乎煽情的口吻大谈要限制枪支。而美国各种数据都显示，限制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并不能解决暴力犯罪问题。因为是人杀人，不是枪杀人。奥巴马演讲中不断提到的芝加哥，还有他讲话所在地首都华盛顿DC，都是长期严厉限制枪支的城市，结果枪支暴力犯罪比例，却是全美国最高的之一。罪犯和坏人总是有办法获得枪支，所以限制枪支和禁枪，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剥夺了守法公民携枪自卫的权利。奥巴马誓言在第二任内要通过限制枪支和禁枪的立法，等于明显挑战宪法（保护人民拥有枪支权）。 非法变合法 违背法治原则 第三点是，奥巴马讲话强调要移民法改革，要把美国境内（保守估计）的一千一百多万非法移民合法化。这等于是挑战美国宪法的法治精神。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欢迎移民，但反对非法移民，即反对用非法越境等手段进入美国。如果轻易给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等于鼓励了违犯法律的行为，会造成更多的非法移民试图进入美国；同时也等于是损害那些合法移民，尤其是大批等待通过法律手段进入美国的移民。当然，有美国专家分析指出，奥巴马所以欢迎非法移民，并试图把他们变成美国公民，因为这些新移民是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的票源，会增加民主党议员和总统当选的可能性。这次奥巴马连任，在美国西裔选民中，拿到的了高达70%以上的选票。很多新移民投票给奥巴马，因为他们来美国的历史不长，对美国宪法精神（限制政府权力等）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奥巴马一强调政府做这做那，关心弱势群体啦、均贫富啦等等，就被感动。他们不清楚，政府管得越多，对经济越造成灾难，最后威胁的他们自身的权利和自由。 最近美国知名的民调公司皮尤（Pew）做的民调就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53%）认为，现在的（奥巴马）联邦政府威胁美国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是美国二百多年历史以来，第一次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这样看待政府。2010年的民调是47%，三年过去，增加了6个百分点。所以，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也不敢提他要搞大政府，而是用了一个新词，说他要推行「聪明的政府」。而所谓聪明的政府，其实是变相大政府，用政府花钱来制造虚假的经济发展，虚假的繁荣。而从共产国家出来的人都更会知道，大政府，政府包揽一切，尤其像中国毛时代的计划经济，给整个社会带来多大的灾难。现在中国经济在发展，最主要的就是政策有改变，放弃了僵化的计划经济，而走向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自由经济。 看不清中国环境污染 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报告对于外交问题著墨不多，只是泛泛提到。其中反对伊朗发展和拥有核子武器，支持以色列，反对北韩发展核武等，受到两党议员的鼓掌支持。但对北韩刚刚进行核试验，只是几句话提到而已，缺乏强有力地抨击，更没有提出具体的反制措施。对于中国的人权，则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整个讲话，只有在谈到美国国内的能源政策，以及Intel公司的投资时，顺便提到中国而已。但在谈到美国的清洁能源时，却变相夸奖中国政府。这完全是对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滥用能源造成的环境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不久前北京还出现阴霾，连官方人士都抱怨环境污染太严重，甚至说这种国家不能住了。奥巴马是强调环保的，却对中国这样严重的问题缺乏了解。而对于中日钓鱼岛争议，以及南中国海的战略稳定，还有民主台湾的安全等，都根本没有提及。显示奥巴马在第二任总统期间，在对中共人权问题上，可能会比他第一任时更加后退。 倡一国两制者任国务卿 奥巴马的讲话有个重大宣布，明年二月前从阿富汗撤军三万三千人（现有美国驻军6万6，等于撤出一半），明年底则全部撤出。这是奥巴马总统明智的决定，阿富汗的安全问题，早就应该交给当地政府负责，而不应该由美国一直做「保姆」，这是前任布什总统遗留的问题。共和党的原则理念是不做「他国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也就是不大包大揽其他国家的整体构建，但布什总统正确地用军事手段铲除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独裁政权之后，却错误地没有很快地撤出军队，等于违背了共和党自己的理念。 在中美关系上，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报告，以及任命克里（凯瑞）担任国务卿，都给人感觉，美国可能在对中共关系上更加妥协，而且在保护台湾安全上也可能打折扣，因克里在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时，民主党当时的党纲（克里主导）在谈到台湾问题时，竟然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像香港那样实行一国两制。可见克里对台海问题，对中共的本质等，统统认知不清。由妥协的奥巴马连任总统，克里这样糊涂的人担任国务卿，美国的对中共政策，很可能更加绥靖和姑息北京，其前景令人担忧。 2013年2月13日 2013-02-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思想的飘泊者
从未想过我的文化“归属”问题。但最近的一些提法却使我对此感到糊涂，迫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归属”开始在意起来。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出版以后，杂文家丁东写了一篇书评，说是北京为中国思想界龙头，上海次之，广东较前两地自有不如，但近年来在全国引起极大震撼的三本书（《山坳上的中国》、《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现代化的陷阱》）与最近撼动中国知识界的长文《胡风事件：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精神事件与政治事件》（林贤治著）却都是广东学者写的。他由此提醒大家注意广东文化这一精神特质。在与深圳一些朋友的谈话中，也发现不少人认为“陷阱”一书代表了深圳学界的水平。开始还不太在意，听多了以后，便开始思索：我到底与广东文化（不是岭南文化）有什么渊源？我能代表深圳学界吗？那天朋友L与我通电话时，因他也来深圳数年，好歹算是“共一城风雨”，于是我向他谈了这一困惑，他断然告诉我：拿一个与广东毫无文化渊源、只是寓居深圳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这一地域区域性文化的代表，本身就很牵强。 我对L这一看法颇为赞同，于是开始认真思索这一问题。 根据我的想法，构成一种文化恐怕必须具有几个要素：一是共同的兴趣与话题，二是有共同的文化阵地，三是还要有某种相通的精神特质。比如构成中国思想界就是有这几个要件：首先大家都关心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二是有共同的文化阵地，如《二十一世纪》、《东方》、《读书》、现在还加上《天涯》；三是这几个刊物上常发文章的主要作者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以这一标准衡量，不用说深圳，就连广州也还只是初具雏型，如广州以中山大学、华南师大、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一批学者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化圈。但距离成熟却还有几步艰难的路要走，关键是还没有出上几个在全国思想界有代表性的学者，也没有在全国得到公认的有水准的思想性刊物。不过那些学者都很年青，大都是四十五岁以下，且有治学宏愿，假以时日，或能形成新的广东非主流学术文化（主流文化指政府认同的文化）。 深圳显然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圈，或者有，但那至少不是我的学术活动天地。 深圳学界本身显然没有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话题，如有之，那也是由于某种别的原因。 在深圳谈各人的文化渊源显然没有意义，因为深圳年轻，没有多少人是“深圳文化”培养薰陶出来的。但至少有几样构成“圈子”要义的东西不可没有，这几样东西是：第一，深圳提供的公共论坛；第二，深圳提供的学术资源（包括研究经费与养活学者的生活资源）；第三是学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有“圈子”才有代表，否则又能代表谁？ 上述三个条件对我来说并不存在。首先，我那些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关注的学术文章没有一篇发表在深圳或广东，深圳没有给我提供活动舞台；其次，我没有享有深圳为我提供的任何学术资源；第三，在深圳几乎很少与人切磋学术思想，多年来几乎是在一种绝对孤独的状态下完成我的所有研究工作。在精神上认同我的朋友大多都北京，还有少部分散居在全国以及世界各地。我是谁，我正做什么，我做的东西对中国当代具有什么意义，越离我近的人越是不知道。这两年由于一些在报刊杂志工作的朋友渐渐知道了我，才开始有点随意之笔在深圳的报纸上偶而露露脸。至于北京等地约我写的稿子，从题目上来说就不是深圳学界的公共话语，如“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祭”，“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谈”等等。 我“流寓”深圳──这词或许不太妥当，但陈寅恪始终被认为“流寓岭南”，在此不揣冒昧地借用──对这个繁华金粉地始终抱着一种看客心态，不失时机地观察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所谓职业在我看来，有如伦理学鼻祖斯宾诺莎以磨镜子解决谋生一样，始终不是我纵意驰骋的领地。一些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生活方式和一般深圳人大不一样，深圳的一切流行东西与我几乎绝缘。 只有一样属于深圳，那就是我的研究对象资源。但那也不是我独有，来深圳的人也有好几百万，不少体制内的学者还拥有我这一体制外的学者无法拥有的优厚学术资源。在研究对象资源上，我与他们是平等的，没有更优越。 深入思索上述问题时，我的一个想法逐渐明晰起来，那就是文化本来不应该划地为牢，强要划分什么“地域文化”之类。 一些属于人类共同的文化从没有地域划分，也难于按地域划分。马克思身为德国人，但他的煌煌巨著《资本论》等却都是在英国完成，难道他就因此代表英国文化？但英国人确实有理由因马克思而骄傲，所以当德国要求将马克思迁回德国重新安葬时，英国人理所当然地驳斥：你们当初将他赶出国门，如果不是我们容纳了他，世界上还会有马克思吗？冈纳 缪达尔的《亚洲的戏剧》是他在南亚诸国调查十年的结晶，但他并不代表南亚文化，他代表的是经济学中的瑞典学派。多年来《二十一世纪》成为全世界华人（或华裔）学者的公共论坛，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谁也没有说自己代表法国或美国文化，大家都是将自己看作炎黄子孙。这份杂志的主编原为大陆80年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至今流寓香港近10年，可从未有人将他看作香港文化的代表。韩少功时下寓居海南，但他代表海南文化么？ 我的精神故乡在哪里？当追问到这一点时，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掌故，当10余年前《知识分子》杂志从美国移师回中国时，曾宣布是回到它的“精神故乡”北京。北京之于中国思想界的意义，在这里绝对不是地域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前些时刘小枫来深圳，交谈中他突然问我，对北京感觉怎样？我告诉他，北京自有其恢宏博大之处，但现在来说于我已不合适，我已不习惯在喧嚣中做学问，也不喜欢牵涉到学派之争之中。他说自己深有同感，但在随后那一刻静默中，我明白我们两人想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大概都是将北京认作精神故乡，因为那里到底是中国文化的堡垒，那里有对我们最到位的理解，那里的朋友不管见过面还是无缘见面的，都是我们治学精神的最佳解读者。他们对我这些年来的研究，比与我相距咫尺的深圳人要熟悉得多。多年来就是北京与香港等地给我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活动舞台，提供了深刻的理解和精神支持。当我向他们征询“我是否代表深圳文化”时，他们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过还存在这一话题。 但是我之存在于深圳这一文化现象又确实值得研究，因为在深圳还有两三个与我一样的人，其中之一是蒋庆。蒋庆研究的儒学也完全与深圳无关，他的活动舞台、理解者也基本上不在深圳。我与蒋庆未认识之前，一些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认为我们简直无法谈到一起，因为学科相差太远，一个秉持传统儒学，“道”与生命已经融为一体；另一个则满脑子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观念，这样两个人又怎能谈到一起？但奇怪的是我们认识以后居然有不少共同话语，后来一想，共同点在于两个人所秉持的学术良心，在于两个人都以思想为“志业”，都在苦苦“求道”；在于每一个学科除了专业话语之外，都还有人文关怀这一相通话语。北京一些朋友早就谈过，深圳这地方有趣，虽然不少人都以追逐金钱与权势为人生价值取向，但却也还有我们这几个“异数”存在。 我们属于哪里？这看来是一个无解的话题。我们确实属于深圳，因为深圳给我们提供了饭碗，让我们的肉体生命得以延续，同时这块土地也让我们看到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支撑我们从事这种独特的学术研究，我拷问国人灵魂与改革路径取向的《人问》篇即《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确实是在这块土地上完成的。 但我们的思想精魂确实又不属于这里，我们的思想精魂一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空飘泊。即便一些朋友早已远赴异国它乡，他们的思想精魂也和我们一样，始终在中国的上空飘泊。我们不属于某一区域，我们属于中国。 不知与我共一城风雨的深圳人认同这种想法不？ （原载于《深圳商报》1998年4月23日）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拨开中国经济“繁荣”的迷雾
程晓农 西方国家常常错估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前景，迄今为止，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高估苏联经济；另一次就是高估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现在中国经济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不了解中国经济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国经济往日短暂繁荣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们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苏联经济观察家同行们的覆辙。 一、美国的苏联经济研究教训惨痛 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共产党政权以来，西方国家总有人会被共产党政权的表面成就所迷惑。其中有些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或爱好者，他们只希望共产党政权强大，但不愿意关注共产党政权隐藏起来的种种困境。那么，美国有中情局，还有大批苏联经济问题专家，他们也错估了苏联的经济前景吗？答案是，确实如此。 苏联二战以后凭借美国提供的大量设备和技术，再加上从德国掠夺来的人才和技术，开始了经济复兴。其速度之快，市容面貌变化之大，高楼大厦接连建成，还首先发射了宇宙飞船，这一切令不懂极权主义政权特性的人目瞪口呆。当时苏共头目也宣称，将很快超过美国。但这些成就并不是市场经济之下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集权政府调集全国财力物力一举投入的产物。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随意支配民间资源；而在苏联和中国，政府可以把所有资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想达成什么目标，根本不用考虑经济效益，只要把资源集中投进去，就能出现外观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这些表面的“成就”掩盖了共产党国家内在的经济困境。 据美国的资深苏联经济问题学者米拉（James Millar）1995年在《走出苏联研究（Beyond Soviet Studies》这本会议文集中撰文分析，美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六代苏联经济专家，总计260多人。苏联解体后，所有这些人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崩垮，因为他们虽然对苏联经济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但谁也没预见到苏联经济的衰败乃至苏联解体。学者们如此，中情局也好不到哪里去。米拉1991年11月曾经为美国国会写过一份报告，评估中情局1970年到1990年关于苏联经济表现的分析。他在报告中写道，中情局的相关分析一般都和美国的苏联经济问题学者的观点相似；该情报机构1980年代前半期仍然认为，苏联崩溃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说，中情局那个判断上报之后仅仅几年，苏联就解体了。 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比那些苏联经济问题学者高明吗？看来未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关注局部现象和细枝末节，却不具备宏观层面的综合判断和深刻洞察力。当然，由于职业上的既得利益，不愿看衰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前景，也是西方的共产党国家经济问题专家不会明言的一个因素。 二、改革开放能送中共“步步登高”？ 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成功，而中国抛弃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制，实行了经济市场化，再加上有机会通过对外开放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这都是苏联所不具备的体制条件。但是，如果以为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从此永远“高歌猛进”，冲向“世界第一”，那就太幼稚了。 从本世纪初到2017年，中国经济的繁荣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续的高增长让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经济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疫情之后，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把本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长期繁荣产生的拉动效应上。事实上，中国的媒体从2008年开始，每年年初都谈“最困难的一年”，持续多年后因局面仍无法根本改观而闭嘴不谈了。这种用语并非危言耸听，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部分真实状况，但国际社会忽视了其中的奥秘。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宣布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低于8%，并且称这样的经济成长放缓为“新常态”。 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下降，是景气循环的正常现象，还是经济长期趋势的转折点？对此，国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我分析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之后发现，这场经济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源起，才可能理解为何今日中国经济繁荣不再是“常态”，而经济困难反而成了“新常态”。中国过去20年里“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的形成与消失，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困境的钥匙。 三、“出口景气”寿命十年 1997年，中共因国企全面困境并拖累银行系统陷入金融危机，不得不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依赖，开始了国企“改制”，其实质就是中小型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重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而经济市场化又为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中国终于在2001年加入了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出口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可以说，中国加入WTO之后那十年的经济繁荣，是“出口景气”之赐。 中国从1978年便开始经济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全面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为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在出口景气时期，外国公司几乎对中国所有的产业都作了试探，从各种消费品到汽车，从能源产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房地产业到金融业，几乎未剩下任何“尚未开垦”的投资“处女地”。 中国在那“出口景气”的辉煌岁月里，2003年到2007年，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与西方经济大国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却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生产、把市场全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无法长期依赖出口高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 四、“出口景气”迅速终结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景气”只持续了几年就开始受到三重打击：其一，随着出口景气达到顶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税收、地价、能源价格等不断上涨，使得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外资企业的利润逐渐被侵蚀，部分外企不得不迁走。其二，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受到冲击，各国的购买力明显萎缩，让中国的“出口景气”大受冲击。其三，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加快技术进步，自动化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增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引进外资、加工出口，中国产品的国外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曾经因大量廉价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电子消费品等，让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受惠；但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低，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这三重压力都不是对中国“出口景气”的暂时性冲击，也不是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存在并迫使中国的“出口景气”收缩的重要因素。 2006年，外企开始从中国撤资，先是位于广东的港、台制造鞋类、服装、玩具的企业关厂；然后许多生产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及小家电的外资企业也撤离；接着，外资撤资浪潮进一步蔓延到长江三角洲这个电子、高科技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到2015年，一些制造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的大型外资企业也相继关厂。港、台、韩、日等撤离中国的企业纷纷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中国的“出口景气”从2012年开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出口下降7.7%。中国经济从此彻底告别“出口景气”。 五、“土木工程景气”再延十年繁荣 “出口景气”衰退时，中共采取强力经济刺激措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各级地方政府把市区的旧建筑拆除，翻建成高档办公楼、商业区或豪华住宅；同时通过道路、机场、公共设施等市政建设，大量建设市郊的住宅小区。土木工程相关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2014年，仅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即达21%。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便可能产生房地产泡沫。日本平成经济泡沫时期，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只不过9%；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这一比例是6%。而中国房地产工程的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日本平成泡沫时期的1倍，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房地产投资规模的3倍多。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土木工程景气”高潮时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2008年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49%，到2014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69%。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到今年6月，按居住面积计算，深圳、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与居民年平均收入的比例达到惊人的58倍、56倍和46倍，居全球之冠。工薪阶层要70岁退休且不吃不喝、不养老人和孩子，如此用此生全部收入方能买得起房。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也就走到头了。 中国在短期内发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现代化，城市景观大为改善；京沪等特大城市的富丽堂皇远超过纽约、大阪、芝加哥、洛杉矶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切似乎都象征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繁荣，但这种表面繁荣其实是城市政府大量借债、过度投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不会发生。中国的城市现代化首先是被市长们的升官动机所驱动，服从于他们攀比、炫耀政绩的动机，是各城市政府之间城市建设“锦标赛”的结果。其次，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过无限借债来维持城市建设，而不考虑债务偿还。实际上，中国在短短十年里把今后几十年内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设项目都完成了。 六、中国经济真相透视 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也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 首先，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税收。今年6月4日中共财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将改为税收，由中央财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个中央财政因缺钱而采取的措施，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会引起证券市场的震荡。 其次，中央财政的上述政策还将动摇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已有巨额资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为买房者的购房贷款，银行非常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否则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价已经把工薪阶层挤压得节衣缩食付房贷，而年轻一代仅凭节衣缩食也很难买房成家；同时，很多行业因为不景气而大量裁员，留下来的员工也减薪，所以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人的消费有限，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几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再也无法拉动经济。 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今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再也无法与那两个景气年代同日而语，通货膨胀高企和实体经济每况愈下，将成为“新常态”的新特征。现在大陆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不了解这些中国经济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国经济往日短暂繁荣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们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苏联经济观察家同行们的覆辙。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6182021104758.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朱瑞∶心酸的西藏话题——与曹长青对话
和几位朋友去卢梭故居的路上，曹长青推著沉重的行李，走在我的前面。汗水透过他的衬衫，在背上湿了一片。“长青，你这就回美国吗？”我问。“不，”他看著蔡咏梅大姐（香港《开放》杂志编辑）和瑞典来的小乔，“这是她们的行李，一会儿，她们直接坐火车离开。”天气不算热，凉风从日内瓦湖上阵阵吹来，但是，长青仍在流汗。 走出卢梭故居後，几位赶火车的人匆匆地离开了，剩下陈破空、张菁女士、仁钦曲塔（华盛顿《了望西藏》主编）以及长青和我，悠闲地走在狭长而古老的小街上。这是日内瓦，2009年8月8日的午後，汉藏会议刚刚结束。 “长青，你怎麽理解中共对西藏的所谓优惠政策？”我问。 “西藏是不是得到了优惠，是不是真地实现了自治，只有藏人自己知道。像一双鞋，穿在你的脚上，别人看著再好，再合适，没有用，只有你的脚趾头知道挤不挤，舒不舒服。” “你是从什麽时候开始关注西藏命运的？”我又问。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对西藏问题感兴趣，主要是一无所知，共产党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凡是共产党的说法都要画个问号。1994年，达赖喇嘛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演讲，我和我太太商量，如果有机会对达赖喇嘛进行采访，给当时海外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让更多华人知道，达赖喇嘛是一个什麽样的人，他是怎麽想的。但是，这样的机会怎麽会轮到我们呢？我们没有权、没有势、没有大的声望。不过，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就给达赖喇嘛住纽约办事处写了一封英文信。当时，我们没有抱任何希望；在美国，那麽多的华文记者，美国主流记者，电视、电台，都在等著采访达赖喇嘛，怎麽可能轮到我们两个不是正式记者的记者呢？可是，我们收到了回信，还是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办公室的回信！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接受两位中国兄弟姐妹的采访；说，这个采访本来安排给了美国著名的女主播戴安娜．索伊欧，但是最後还是决定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我想，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达赖喇嘛希望把他的声音传给中国。那时达赖喇嘛就有了与汉民族沟通的想法，也就是这次会议的想法，那是1994年。取消戴安娜．索伊欧的采访是不容易的，那是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当红女主播。 ●西藏曾是个独立国家 “我和我太太马上开始了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我们找到了很多关於西藏的中、英文书籍，我太太懂日文，日文又拿来看。看了以後，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仅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一段时间，甚至把中国的首都长安都占领了，迫使唐朝签订了协定，还立了一个碑，承诺彼此不再侵犯，那个碑现在还在，那是最有力的西藏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见证。就是後来中国和西藏发生关系，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州、省和一个国家的关系，而是特殊的关系，叫番属。什麽是番属呢，就是我给你精神力量，你尊重我达赖喇嘛，尊重我们的宗教权威，这样，你境内的佛教徒，就会顺从皇帝，国家稳定。五世达赖喇嘛曾见过顺治皇帝。当时，顺治皇帝甚至要出城四十里迎接，但一些汉人大臣提出了异议，最後，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以打猎为名，路遇，偶然在路上遇到。什麽时候，中国的皇帝这样礼遇过下面的郡长？後来，清朝末期，赵尔丰曾率兵不足二千打进西藏，但是，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清朝的残兵败将彻底赶了出来。 “作为一个知识人，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要尊重真实，传播真实，所以，我们就更加渴望采访达赖喇嘛，想请教这一段历史；另外，中共在西藏的殖民统治，这一点，很多汉人都不愿意承认，想回避，汉民族对西藏民族的种族歧视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告诉中国人，要结束专制，尊重藏人的政治选择权和自决权。 ●达赖喇嘛的真诚 “达赖喇嘛给我们的第一印像就非常好。一进去，他就攥住了我们两人的手，领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屋子。我们的手，从来都没有被人这麽长时间地、热情地、热烈地、真诚地攥过。一瞬间，你就感到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平等对待你的人，你就有一份感动。当时我和我太太都有点紧张，达赖喇嘛立刻看了出来，我们在往他身上别麦克风的时候，他一再说，‘慢慢来，慢慢来’，非常替人著想。我们说，‘问什麽，有限制吗？’达赖喇嘛说，‘什麽都可以，什麽都可以。’ “後来，我们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差不多一万字，在《世界日报》整版发了出来，那可能是华人世界第一篇详细介绍达赖喇嘛，以及中共在西藏如何殖民统治的文章。” “题目叫什麽？”我问。 “《纽约访达赖喇嘛》，但後来《世界日报》改了标题为《达赖喇嘛∶活著的上帝》。” ●不能用NOTHING 攻击SOMETHING “到前面坐船去吧！”陈破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看不出坐船和走路有什麽不同，我不坐。”我说。“坐上船你就知道了，这儿毕竟是日内瓦湖，不是你东北家乡的松花江。”陈破空顽强地坚持著，张菁女士和仁钦曲塔也跃跃欲试，我只得跟大家一起坐船。不过，我看著长青∶“一会儿回旅馆，吃完晚饭，我还要继续听你的故事。” 晚饭後，我和长青来到宾馆的前厅，有人在弹钢琴，有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我们选了一张燃著蜡烛的木桌，坐下了。 “那可能是华人世界中，对达赖喇嘛专访比较长的一篇文章，15年以前的事了。” 长青立刻谈了起来，“後来我就想，应该再写一些理论文章，因为那是一篇专访，有些内容还特意从可读性角度想让读者有兴趣，这样，我就写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这是第二篇你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我吃惊了。 “就是。” “很敏锐啊！”我感叹著。 “那篇文章在民运的知识份子内部也出现了争议，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到了中国人要向藏人道歉。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欺负过的国家，反过来，十三亿又欺负那样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民族，中国人在被历史审判的时候，应该忏悔，你没有阻止，沉默也是一种参与！ “那年的圣诞节，1994年，是在一位民运人士家度过的。我去的时候，屋子里已坐了很多人，全体都要跟我谈话，很激烈，不像过圣诞节，倒像在开我的批斗会，大家憋了一肚子的火。我说，关於西藏的书你们看过哪些？有没有看过美国人、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藏人写的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中国官方写西藏的书，比如，有一个人公开地说，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於西藏的书，那个作者是谁了，我一时忘了？” “牙含章吗？”我问。 “就是。关於坐床啦，选灵童啦，吴忠信啦，有一点参考价值。” “那不过是一本垃圾。”我倒出了心中的隐患。 “当然。不过，就是这样一本书，完全为了政府宣传需要而写的一本书，我说你们看过没有？没有。牙含章是谁？也不知道。我说，那你看，你们用什麽反驳我呢？总不能用NOTHING 来攻击SOMETHING。总不能用0来对付1、2、3、4。我说，你们的状态我理解，我们都对西藏的认识有限，但是，我不会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时候，就去自信地批评别人，我更不会重复中共的话，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男人为什麽不自信 “生活中，没有哪个人会特别地把戴在手上的戒指，指给大家，说，‘这是我的，自始至终都是我的。’当一份财产，被特别强调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说。 “是啊，我们说欢迎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就说明人家原来不在你的怀抱，你没有抱著人家。我又说，西藏的人权情况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要支持西藏的人权。再说，独立是他们的基本人权，他们有选择权。波多黎各要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如果全民公投通过後，还要美国国会批准。在美国，结婚需要两方同意，离婚单方就可以完成。你把藏人打这样，欺负成这样，还不允许人家逃？中国男人最没有自信，最怯懦，要女人的脚裹小，裹烂，裹臭，再也跑不了，自己却弄好几个。西方男人是非常自信的，我让你的脚长大，越大越好，你可以跑，但是，最後，你不跑，那才叫有本事！我的一个长辈亲戚，就是小脚，是裹臭裹烂，在烂和臭的过程中，长在一起，那是极为残酷的慢性的刑罚。” “瞧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我笑了起来。 “你不知道，朱瑞，你真是好运气，如果在那个时代，以你的性格，手也得给你裹起来。” “这个，可以想像┅┅”我长久地笑著。 “而且不是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是整整十五代以上，一直到清朝末期，才决定不裹了。今天的中国问题，是文化出了毛病。人种没有问题，如果你认为人种有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出现奥斯维辛。你的孩子出生在外国，尽管长著东方面孔，但是，精神上可以完全是西方的。中国文化两千年，八千年，什麽用也没有，如果不提供人的自由，尊严，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国文化提供了我们什麽？群体，家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子服从丈夫，丈夫服从家族，家族服从社会，社会服从朝廷，朝廷服从皇帝，不管多大多小的皇帝，都要为他下跪；最後一个皇帝才三岁半，动不动就尿裤子，下边那些留辫子的学士们，还在下跪。现在的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在下跪，张艺谋在跪，余秋雨在跪，只有一个区别，就是胡锦涛不再尿裤子了。” “你的思索，长青，很深哪┅┅”我越过长青的肩头，看著前方。 ●免费喝西藏没污染的雪水 “你温家宝怎麽能跟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民选总理）相比呢？！桑东仁波切的这些知识，单说佛学，讲话不用稿子，你温家宝就无法企及。人家那麽自信，面对多少挑战，都不会激动、不会生气。你再看你那些人，那些无能的小男人，坐在那里，就张艺谋还算英雄呢，我看连条狗熊也不如。真正的英雄，是放开你的脚，让你跑你也不跑，你的心在向往，你在尊崇。达赖喇嘛靠什麽？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金钱，可是，全世界都在支持他。有一次，达赖喇嘛说，请帮助我们吧，只是，我们什麽也不能给予你，不过，有一天，西藏自由了，我们喜马拉雅山上的雪水最干净，到时候，免费给你们喝。尽管是开玩笑，却让人心酸。”长青停了下来，看著别处，好一会儿，又说∶ “我为什麽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当时那些要和我辩论、火气很大的人，现在都在千万百计想见达赖喇嘛，转而支持西藏人权了，他们不见得支持西藏独立，但是，支持西藏人权。他们变化了。 ●作为中国人的耻辱和责任 “现在，支持西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很高兴。所以，这次跟达赖喇嘛照相我没有去。我们要的不是和一个名人在一起，是要你真正看到他们的苦难，要为他们做点什麽。我从不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说我是一个自由人，而自由人的对立面就是野蛮人。中国人，只是一个地域，血缘的概念。只有当我看到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去欺负别人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耻辱，感到有一份责任时┅┅”长青的泪水终於没有忍住，滴落了下来。 “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长久地握著我的手，不说话┅┅”长青停了下来，擦著眼睛，“後来，达赖喇嘛身边的一个生活秘书，曾是僧人，说过一句话，我记住了，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打交道，他们骗我们┅┅和共产党打交道，还是骗我们┅┅我对中国人绝望了┅┅开始我们接到消息说，你要来，我不相信还有你这样的中国人，後来，我看了贡噶扎西翻译的你的文章，接触了你，才燃起了我对中国人的希望┅┅’” “如果说有一份自私的话，我就想，过了若干年，中国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十三亿中国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种族，总得有一些人有一点人性吧，哪怕只有一个，起码让藏人知道，你们这些人不都是禽兽，从这一点说，我强调我是中国人┅┅”长青哽咽著。 我也擦著眼睛，我不能不流泪。 “跟有些人谈不通，跟你能谈得通┅┅因为你住过西藏，又去过达兰萨拉，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艰难┅┅”长青继续著，不看我，而是看著手里被泪水浸湿的纸巾，”後来，我在达兰萨拉呆了很多天，我看到那些翻过雪山从境内西藏逃出来的藏人，他们不会说藏文，但会中文，看过我的文章，对我很热情。我为几千名学生做了一场演讲，大家都哭了。再後来，我去了印度南部的班加洛。两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七、八个小时的汽车，最後，又租了一个很颠簸的那种蹦蹦车，好长时间，才到难民营。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当地藏人妇女协会去了几十个人，我采访时，哭成一片，说我是他们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中国记者┅┅”长青再次停下了，烛光昏暗，我们都无休无止地流著泪。 ●结婚，离婚，单身，要人家自己决定 “回来後，我写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文章，告诉世界，告诉所有的人西藏的苦难。又约了一些人，共同编了一本书《中国知识份子论西藏》，我做主编，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後，又译成了英文、日文，藏人又译成藏文，都出版了。” “你现在写的不多了？”我看著长青，这位质朴的、善良而不断自省的中国北方男人，从此，将成为我无话不说的朋友。 “近年我写的比较少。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赞成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认为走不通。跟专制谋求民主，就像在沙漠期待绿洲，不存在。” “中间道路，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否则，西藏文化会更加迅速地被灭绝。”我解释著。 “我理解，他也觉得没有路可走。但是，作为我的理念，又不能违心的同意。不过，我还是写了《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後来，达赖喇嘛见到我时说，‘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达赖喇嘛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你这个中国人却主张西藏独立。’ “我所有的关於西藏的文章，都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因为西藏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个，坚持尊重西藏人民选择权利的原则。结婚，离婚，单身，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我尊重这个民族的自决权，我认为个人权利大於一切。 ●有什麽样知识份子就有什麽样政府 “达赖喇嘛说汉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给中国人很多的赞誉。其实，我们太不伟大了，不说别的，伊拉克在选举，阿富汗那些蒙面女人在投票，印尼，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再次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国家稳定，经济过去增长4%，去年达到6%；中国人不如印尼，不如阿富汗、伊拉克、新加坡、台湾┅┅没有投票权，就是政治奴隶！中国人是世上最要脸儿的人，结果是最不要脸面的。今天，中共政权的存在，就是中国人的无知和怯懦，是中国人的耻辱。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哪里的民主是赐给的？ “有什麽样的知识份子就有什麽样的政府。中国这样的知识份子群体，就配一个专制政权。十三亿人口，中国知识份子按照群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群体，几千万人，在西藏问题上，哪怕只有几个人站出来，说一句人话，不求你说得很高，只说一句人话，行吗？你欺负了人家这麽长时间，就代表中国人，向人家道歉，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人家和我们什麽都不一样，宗教，语言，连容貌都不一样，这是能看到的。 ●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 “文化不是仅仅你喜欢穿旗袍，他喜欢穿西装，是思想的价值。有的人喜欢吃垃圾食品，有的人喜欢吃健康食品，这是饮食价值；思想也有一个价值，有的人喜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的人就喜欢自由、生命、尊严；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的就是後面的这些资源。今天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金发、白皮肤，是人家开始的那个价值——《独立宣言》讲的不是群体、国家，甚至没有讲民主，讲的只是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不是哪个群体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文化，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军事、经济、国土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而在中国，提倡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健康的个人，哪有强大的国家？十三亿是什麽，都是0，不管有多少0，加起来最後还是0。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就看这个国家对弱者的态度，中国男人最能欺负弱者，西方的文化恰恰体现出照顾弱者，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在中国，对自己的女性都不尊重，邓玉娇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怎麽能尊重藏人的权利呢？ ● “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西藏人，不仅受政治压迫，还有种族歧视。有一次我在《北京之春》遇到一位藏人，他曾在四川医学院读书，跟我谈到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我说，‘请给我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教授提一个问题，别人都没有答上，我答上了，那个教授，他是汉人，表扬了我，说∶你看，连他都答上来了’。这种事，到处都是。 “我出生在中国，只有当我应该承担一份群体性的道德责任时，才强调我是中国人。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我们一样的被抓起来了，他们没有熬过来，我熬过来了，我的幸存，是一种负罪。这是非常高的境界，也更加人性，这是我从中得到的教育启示。我没有很大的力量，只不过会写一点文字，我要把我知道的告诉其他的人，不管他们说些什麽，就是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完稿於2009年8月15日星期六 ——原载《观察》 （编者注∶朱瑞，黑龙江人，小说作家，後调到拉萨，任《西藏文学》编辑，居藏多年。她曾前往印度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发表多篇关於西藏问题的报导和专文。现旅居加拿大，专事写作。更多文章请看其博客∶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 2009-08-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8👍 0💬 0「中国的红色王子们」
不久前，世界银行评估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仅低於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位。但孰不知，在这轰轰烈烈的经济发展背後，中国的腐败已达世界第一位。尤其是那些被西方记者称为红色王子公主的高干子弟，依仗特权牟取暴利、巧夺横财的贪婪和挥霍，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美国《浮华世界》（Vanity Fair）月刊十月号刊出记者安德鲁和考克本写的特稿「中国的红色王子们」，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在北京城中心超豪华的Cvil宾馆的最高一层楼的房间里，红色公主常宁正靠在床边高谈阔论。她的穿著惊人地时髦∶紧身褐色羊毛夹克，豹斑纹的超短裙，时而富有表情地挥动起手臂，让人留意到她十个手指上个个都戴著闪闪发光的金戒指。当她扭动著优雅步子去给客人倒茶时，那份潇洒使人想起皇帝的爱妃。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她那大耳环，价值一个普通中国人几年的工资。 ●见面只有一个字∶钱 常宁是当今活跃於中国黑市经济中的高干子弟之一。她的父亲当年曾审判过毛泽东的遗孀江青。依靠当今还没有过气的老子的特权，常宁迅速腰缠万贯，成了经济暴发户。（常宁是她的名字，英文原文没有写出她的姓。） 常宁并不认为自己是靠特权赚的钱。她争辩说∶「中国人跟苏联人不一样，中国人不用教就会做生意，跟犹太人一样，生来就懂得怎麽赚钱。」但她无法解释的是，为什麽在中国只有他们这些父亲有权的人才能赚大钱。香港一家刊物曾列出一份高干子弟关系图，有名有姓有具体职务的中共高干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在中共高层任职的就有120人。 红色公主公子们经常聚会在北京明珠饭店旁边的一家豪华夜总会。在灯红酒绿、古典抒情乐曲中，他们交换著发财信息，互相联手，当然包括买卖「批文」。常宁和她的美国记者朋友坐的这一桌上，有年轻的当地大亨，一个人竟拥有80辆汽车。另一位是刚刚与空军上校结婚的海关高级官员。还有一位治癌医生，他三年前开办的拥有12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一张床一年利润是一万美元。当舞曲奏起，双双对对翩翩起舞时，各种黑市交易就在那昏暗的灯光中进行了。常宁说∶「以前我们的爱好是郊外打猎，现在大家都忙起来，见面只有一个字∶钱。」 红色王子们牟取的暴利之大，超过中国人的想像。香港总督彭定康评估，中共高干子弟在香港的资产有30亿美元。30亿不仅对中国普通人是天文数字，让美国富翁也咋舌。例如美国篮球巨星迈可．乔丹，年薪才四百万。中共高干子弟的资产，即使是把篮球打绝了的空中乔丹也要挣664年。而德州富豪裴洛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出手大方，几乎每天做广告，结果广告开销达七千万美元。而中共高干子弟在港资产可够这样参选总统40次。 ●叶剑英子女 仍受邓恩宠 记者观察到，在中国的红色公主中也偶有郁郁不乐的，例如曾因天安门事件而被投入过监狱的戴晴。当然她住的是监狱中较好的一间，因为她是已故中共元帅叶剑英的养女。戴晴从小就和邓小平的孩子们在一块玩耍。这位没有妆饰、对高干子弟贪婪腐败尖刻批评的红色公主对记者说∶「邓家和叶家的儿女们是互相利用的。」她还清楚地记得1980年叶剑英过生日那天，仅有的客人是邓小平一家。生日宴会後两家合影留念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谦恭地坚持不与当时权势显赫的叶帅同坐在沙发上，而坐在地板上。 叶剑英虽已过世多年，但他当年逮捕四人帮，帮助邓小平重获大权的特殊功劳，使叶的子女受邓的恩宠。叶的长子叶选平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另一子叶选宁任军队总政治部联络部长，另外两个儿子叶选基、叶选廉都在香港作生意。 ●倒卖土地 转手万利 高干子弟们发横财主要在三个领域∶第一是房地产。由於有父辈的权势，他们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购买到那些急於筹措发展资金的地区出卖的土地，然後向港商和外来投资者高价出售。购买土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他们依仗权势老子的关系可贷到大笔款项，从而转手万利。常宁说，她的一个才34岁的高干帮哥儿们，四年就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开著宾士600轿车，出门身边簇拥著保镖。倒卖土地、房产在广东最为红火，所以北京上调广东省长叶选平到中央任高职，叶非常不情愿，因为广东实在是太「肥」了。 ●一笔军火 赚15亿美元 第二是军火生意。中国最大的军火公司之一是「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平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的丈夫。一位常与贺平做军火生意的西方买家评估，「贺平的身价大概有三到四千万美元。他才仅仅做了五年。」後来贺平又出任军队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更可大展倒卖军火的本事。这一肥缺原属中共已故元帅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所有。因为贺鹏飞被提升为海军副司令。贺平有一帮高干子弟与他合夥做军火生意。其中有中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儿杨李的丈夫王小朝，中共某要员的女婿王子华，还有刚死去不久的中共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儿子王军。据美国一位参议员助手的资料，「保利科技公司做的一亿美元利润的军火生意，其中十分之九点五为中共军方所得，剩馀0.5被个人存入瑞士银行。这0.5就是500万美元。」「他们与沙特阿拉伯做的一批20亿美元的CSS-2导弹军火生意，成本五亿美元，转手得到15亿美元利润。」15亿是一个多大的数字？用一个普通人的工资收入已无法计算。中共庞大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有二千多员工，年度财政开支约三千万人民币，这伙红色王子们做的这一笔军火生意收入，够这个庞大的报社使用400年。 ●鸦片生意 军队有份 第三是鸦片生意。一位中共高级官员感叹地说，「现在什麽人都做生意，连军队也不例外。军队的腐败惊人，他们什麽都卖。如果现在有战争，中国军队能否打得了仗都难说。在广东的驻军，都有好的住房，家属陪伴，那些司令政委们个个在做生意捞钱。」刚从云南采访返回的法国《世界报》记者佛兰西斯．戴云描述说，「当地的毒品贩运生意，离开中共高级官员的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其规模大得惊人∶100公斤毒品一个货柜。仅去年一年因此被逮捕的人数就达五千人。」在缅甸生产的鸦片偷运进云南再转到香港已是公开的秘密。最近缅甸黑社会向中共购买了价值12亿美元的军火。据缅甸官方的报告，这笔军火开销并没有在国家财政上显现出来。它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他们可能在与中共军方用毒品做交易。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共对新闻界发出内部指示∶对中缅边境的贸易一律不得公开报导。 ●从小享特权 互相渔利 这些红色王子们在文革前都上最好的小学、中学、例如北京的101学校，第四中学等。现在他们利用历史上共同有过的经历拉帮结夥，互相渔利。现年五十岁左右的高干子弟，很多都毕业於曾是远东最大军事校院的哈尔滨军工学院，较为人们熟知的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毛死後被逮捕），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二炮後勤部政委），粟裕的儿子粟戎生（总参军务部副部长）以及中共「侨办」主任廖辉等。 但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女儿薄小莹的生意伙伴是那些文革中和她一起被下放到农村种田的红色公主们。在北京饭店，她喝著可口可乐说∶「我种了四年水稻，那日子太可怕了。」随後不无炫耀地说，「那时，我和邓小平的大女儿邓琳在一块，我俩经常肩并肩在一块田里干活。邓琳长的不漂亮，低於一般水准。当时管我们的领导是一个军人，有一天这位领导说，邓琳，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怎麽样，他是一个刚离婚的，如果你不要，你这辈子就找不到丈夫了。」使邓琳和薄小莹最开心的是，十几年後，她们中有人在北京街头见到了这位当年的领导，他拎著一个破口袋，像个老农。他复员後被分配到一家破旧的工厂。而当年他管制的这批「黑公主」，如今都飞黄腾达，发了大财。薄小莹、邓琳筹备和她们当年的伙伴们明年一块返回那个村子，来一次衣锦还乡。尤其是有传言说她们当年寄居的那家农户，有个孩子非常像她们中的一个，她们也想回去探究这背後的奥妙。 ●香港成了「洗钱中心」 销售额达到30亿人民币的四通公司副总裁刘菊芬认为，「是市场经济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舞台。」这位毕业於清华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的红色公主坐在她北京的办公室里不无骄傲地说，「大部分我的同学都在做生意，差不多他们每个人都赚了大钱。现在开放政策给了人们大量的机会。」她没有说的是，实际上是给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最大的机会。她能赚钱，因为她的父亲曾是中共劳动部部长。她经常往返於北京、纽约和洛杉矶之间。 座落在北京郊外的国际马术俱乐部是高干子弟们喜欢的地方。记者在这里发现一匹高头大马的马鞍上刻著一个「军」字，一问才知这匹马属於经常光顾这里的北京军火大王之一的王军专用。依仗老子王震的权势，王军很早就当上了中国最大企业之一的国际信托公司总经理。在这之前，他是贺平任职的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一名在京的西方观察家说，「王军太富了，这在北京人人皆知。但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敢报导，人们惧怕他爹的权势。」那擦得发亮的马靴，高扬的马鞭，和那些高干子弟马上摇晃的得意之状，使记者感叹，从中共当年的万里长征到今天，真是一条漫长的路。 高干子弟们赚到大钱了，但很少听说谁把钱投入建工厂办企业，几乎共同的举动是把钱想方设法转入海外银行。而香港成了中国大陆特权集团的「洗钱中心」。中共的高干和他们的子弟与香港的富商巨贾大多有著密切的开系。杨尚昆与香港亿万富翁霍英东好友，早是公开的秘密。中共总理李鹏是香港已故船王包玉刚的挚友。谁都知道，中共高官御笔一挥，中国往欧洲的船运可以全给包的船队，利润是天文数字。这也是为什麽港、台的商人这麽愿意巴结中南海的权贵，或通过红色公主们打通开节。 ●邓氏姊妹 权势惊人 一名台湾商人在香港盖了几套时髦的公寓，将其中一套送给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榕一天也没去住，将它转手卖了600万港币。陈云是中共党内最讲「原则」的强硬派，但他的女儿陈伟力却经常飞去香港，并联合港商买下了几间当地公司。她是豪华的香港马术俱乐部的成员。 一位北京的画家说，邓琳的画在中国没人买，但在香港画展上竟标价35万港币。然而一位港商进屋就喊，邓琳的画在哪？并连说，价格太低了，我加一倍。结果他以70万港币买了。 中国近代史上曾有宋氏三姊妹（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对当时政治产生影响，名震中外。而今天影响中国政坛的是另外三个女人∶邓琳、邓楠和邓榕。在邓小平府院，没人直呼邓小平二女儿邓楠的名字，而是都叫她「总管」，可想其权势。毛泽东晚年，疾病缠身，闭门锁居，靠生活秘书张玉凤女士和侄子毛远新传递他的最高指示。在他神智不十分清楚之际，只有张玉凤能够从他喉咙中的浓痰和嘟哝之间破译他的「高瞻远瞩」，然後由被称为「直线」的毛远新「传旨」。年迈的邓小平也处於这种状态，他的小女儿邓榕是当年张玉凤和毛远新的结合体。北京一位官员不无抱怨地说，「邓小平说的话就是政策，可是我们听到的政策都是从邓榕那来的。」邓榕被称为当今中国最有权力的女人。邓氏三姊妹对中南海政治的影响，已引起西方中国专家的注意。一位美国商人说，「在别的国家，人们谈论俄底浦斯情结（恋母），在中国，谈Electra情结（恋父）。 ●邓家兄弟 官倒代名词 邓小平的两个儿子也不示弱。从美国拿到学位的邓二公子邓质方回国就出任了一家公司的总裁。他是上海和大连两家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他属下的公司不仅做房地产，还做劳工输出生意。向中东、非洲、日本等输出劳工是当今中国最肥、最赚钱的交易，但没有特殊背景的公司无人问津。如果稍加留意，人们会发现香港很多报刊登有邓质方公司的生意广告，有的还特意标出邓公子的大名。邓的长子邓朴方在文革中遭红卫兵批斗，跳楼自杀时双腿摔断、下肢瘫痪。据说邓小平一生只有一次掉泪，即他在乡下放逐时被允许与邓朴方团聚。他见到坐著轮椅的儿子第一句话是∶「你还好吗？」儿子回答说，「腰部以上还好。」邓闻之泪下。可能是邓对残废儿子的一种心理补偿，恩宠他做任何事。坐著轮椅的邓朴方组织了庞大的康华实业公司——不久「康华」就成为中国官倒腐败的代名词。 北京人现在挂起毛泽东的像，也有另层涵义∶毛虽严酷胡来，但他把自己最锺爱的儿子毛岸英送去了朝鲜战场，毛岸英死在前线埋葬在北韩。而邓对自己这麽多子女做生意真的会不知道？邓琳曾向父亲炫耀她的画卖了70万元，邓小平回答说，「你的画是不是真的值那麽多钱？」可见他并非不知情。 一位了解高干子弟内幕的北京画家感叹，「现在他们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这麽多的钱怎麽花。在北京，他们把钱花在赌博和玩女人；在云南，花在毒品上；在上海，这些才三十多岁的王子公主就为自己买好了墓地。」 ●真正的挥金如土 受中共历史教育几十年的中国人一想起腐败，就是大清王朝和当年的国民党，而今天中共的腐败已远远超过它们两个的总和。过去西方人谈起年轻的富豪，往往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腰缠万贯的王子。而今天，他们认为那些阿拉伯王子在中国挥金如土的红色王子公主面前已是「第三世界」。一位前《光明日报》记者曾在北京目睹一个红色王子在豪华饭店请客之後，随手给服务员一万元人民币小费的惊人之举。而最近在深圳举行的一场豪门宴，12个人一桌的宴席，要价是18万8千8百元人民币，广东人喜欢8字，因它谐音「发」（财）。那些红色王子们竟一下子包了四席，一顿饭吃掉了一百万。其中仅「古法龟鹿二仙」这道菜要价就是6万2千元。 ●瑞士银行 都有户头 人有钱了并非都挥霍。那些真正靠自己的聪明勤奋发财的富人，往往很节俭，因为挣得不容易。如美国德州富豪裴洛有时还亲自动手修自己的汽车。年薪20万，一场演讲收入几万美元的卸任美国总统布什搬进德州的新居，这房子是他买建筑材料盖的。他说，「这样盖房子比买现成的便宜。」而中国的那些红色王子们，所以如此「慷慨好客」，是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一位来到纽约不久的北京记者说，她的同学、薄一波的小姨子用一张「批文」转手就卖了70万人民币。当赚钱如此容易，那麽一万元小费、一百万元饭钱就不是大数目了。一位驻京的西方观察家说，「所有红色公主和王子都在瑞士银行有户头。没人确切知道到底有多少钱被他们存在海外，有多少贷款被他们从中共银行借出。」 两名西方记者目睹红色公主王子们在北京豪华俱乐部里身穿大款时髦，脚踩摩登爵士乐翩翩荡舞的场面，他们脑海中浮现的是影片《末代皇帝》中的皇宫贵族。今天所不同的是，这是一群已经把自己的墓地都买好了的末代红色贵族。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4年1月16日（原题「金光闪闪的红色王子」） （编者注：这是一篇旧文，但首次上网。从当年中国高干弟子们的巧取豪夺，可以想见今天他们的变本加厉，腐败已成为共产党的同义词。） 2007-08-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米奇尼克正被波兰人抛弃
在上期《开放》上，我写了“米奇尼克给中国开错药方”一文，评介波兰团结工会的重要参与者、波兰《选举日报》主编米奇尼克在北京的谈话。 我的文章上网後，波兰驻台湾记者沈汉娜（Hanna Shen）发来电子信，说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她还说，“米奇尼克非常左倾，希望中国人不要听米奇尼克的建议。” 沈汉娜在共产波兰出生、成长，後到美国留学，近年生活在台湾，为波兰报刊撰写评论等，她跟波兰知识界有密切联系，相当了解波兰的情况。 沈汉娜随後又写专文指出，米奇尼克“也给波兰开错了药方”。她写道∶“自一九八九年起，作为《选举日报》的主编，米奇尼克尝试在波兰社会左右舆论、建构标准。他一度曾被称为波兰的‘政治正确’之父（代表最做作的那类知识份子)。但在最近几年，他的影响力消失，他的报纸的销售量也骤减。为什麽那麽多的波兰人，包括一些波兰知识份子听不进去米奇尼克的话？回答很简单∶米奇尼克给共产主义垮台後的波兰开的药方没有效果。” 米奇尼克给波兰开错药方 那麽米奇尼克开的是什麽药方？沈汉娜介绍说，主要是以所谓“和解”之名，反对《除垢法》（Lustration），即反对追究和清除（仍在政府机构的）前共产党高官和线民。米奇尼克甚至曾撰文说∶波兰共产党的财产不应退回给人民，後共产党人有拥有那些财产的权利。沈汉娜就此评论说，“由於这份资源，前共产党精英得以继续主导波兰的银行、工业和媒体。”结果“导致波兰在转型过程中缺乏司法正义的追求，阻止了我们重新构建信任社会、修复被摧毁的司法制度、以及促进各方和解。”沈汉娜感叹说，“现在，波兰人民开始懂得，米奇尼克给我们开的药方是错误的。但我们花了二十年才意识到这一点。” 为什麽米奇尼克反对除垢法是开错了药方？ lustration（除垢）是源自拉丁文的捷克辞汇，意思是光线，指以光明照亮黑暗角落，清除“藏污纳垢”。在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後，东德、捷克都相继通过《除垢法》，对前共产党线民等迫害者，进行法律追究和清理。但在波兰，由於有米奇尼克这样的知识份子，还有他所主编的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的强烈反对等，波兰的《除垢法》比东德、波兰晚了近二十年才通过。 民运名人是共产党特工 最早通过《除垢法》的是捷克。该法规定∶曾在共产党政府任职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的人员、线民，前共产党高层党工，五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某个层级以上的职位。共产政权倒台後，捷克公布了曾给秘密警察做线民的名单，他们中有政治人物，有作家诗人，有大学教授，有神职人员，几乎各行各业，都有秘密线民。名单中有刚当选的十六名国会议员，其中六人选择辞职，另十人不辞，他们的名字在全国电视上公布後，他们被撤职。 据统计，在名单公布的五年中，有四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和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捷克清查了三十多万人，其中一万五千名前共产党线民和帮凶被判为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也有数百人提出上诉，强调他们当年做线民，是被迫的，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拒绝当局的要求（例如要他们监视同事言行并报告等）。但是，其中一半人的上诉被驳回。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在那些被当局认为可做线民候选者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完全拒绝充当告密者。说明即使那样的社会条件，仍有相当多的人坚守道德底线。 德国的情况也类似，两德统一後，德国议会也通过了《除垢法》，对前东德政府中的共产党高官，法官，检察官，警察局长，校长，尤其是共产党线民等，进行了清理。被公布的东德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很多人原来是线民∶作家妻子定期向秘密警察报告丈夫的言谈行踪；授课老师偷偷记录学生思想动态；异议人士大病一场，原来是医生按安全部指令，给他开了损害脑神经的药物。甚至民运名人，都是共产党的特工。东德政权垮台时，有一万六千袋秘密档案没来得及销毁，只是用绞纸机剪成碎片。德国利用美国惠普电脑公司发明的纸片文字重组软体（重组准确率达八成，能复原七成的碎片文件），把文件复原，由此发现了很多东德的名流，原来是共产党线民，包括曾是著名异议诗人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东德的十八万教师中，有两万人经审查後被解聘，前东德的法官和检察官近一半被免职，四万两千名前东德政府官员被革职。 团结工会发言人也是线民 在波兰，同样存在线民等“藏污纳垢”问题。例如，秘密警察档案显示，自由欧洲电台（RFE）波语部主任纳科德，曾给共产党做过线民；曾任“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像电影明星般的知名异议人士涅扎碧妥斯卡小姐也曾与波共合作，她在警察局档案的秘密代号是Nowak。连华沙大主教、被称为“波兰天主教会最有权势的人”维尔格斯，竟是跟秘密警察合作二十年之久的告密者。一位波兰神职人员著书说，有三十九名神父的名字，在秘密警察的线民档案中，其中三人是现任的大主教。 这些“告密者”，不知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在东德，就有七万八千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因告密而失去工作、无法晋升等等失去个人利益的，则就无法统计了。有的甚至丧失了性命。例如波兰近年拍出纪录片《三位好友》，记载了共产时代的真实故事∶瓦兹坦，皮雅斯，梅勒斯卡，三人在大学念书时成为好友，因都有反共理念。但没想到，梅勒斯卡早就身兼密探职务，他把好友的言行上报秘密警察。结果皮雅斯被残忍殴打致死，因他开始怀疑梅勒斯卡是奸细，秘密警察为避免失去如此有价值的密探，下令暗杀了皮雅斯。 中国菁英不能盲目跟从 幸存的瓦兹坦（後成为波兰著名异议作家和新闻记者）强烈要求彻底检视共产党的过去，是《除垢法》的热忱支持者。但米奇尼克和他的报纸，却是《除垢法》的强烈反对者。这些波兰左派强调要跟共产党人和解，甚至对陷害他人的线民，也不要追究。例如《三位好友》中的那个有人命的共产党线民梅勒斯卡，竟被米奇尼克请到他主编的《选举日报》做了专栏作家，写评论。可想而知，梅勒斯卡们，怎麽可能支持《除垢法》。 沈汉娜的文章介绍说，“在波兰，米奇尼克领导的报纸指控除垢法的支持者有独裁者倾向。那些主张司法追究前共产党高官责任的人们，也受到米奇尼克的指责。┅┅当时还有一个对波兰共产党人实行的‘爱的政策’，米奇尼克是创建者之一。” 直到三年前，波兰才冲破米奇尼克等左派的阻挠，通过了《除垢法》。给波兰开错了药方的米奇尼克，当然被波兰人抛弃。正如沈汉娜文章所说，“米奇尼克的影响力消失了，他的报纸发行量也骤减。”这样的米奇尼克到中国开药方，可能会加倍的“没有效果”。而且如果中国文化人们盲目跟从，不仅无助中共垮台，而且即使共产党倒台了，也可能像波兰那样，使中国的转型正义迟迟无法完成。 2010年8月17日於美国 ——原载《开放》2010年9月号 2010-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2:18👍 0💬 0解读美中关系新动向
程晓农 7月19日到7月22日发生了有关中美关系的两个事件。按照新闻发表的时间顺序顺着读和反着读，会解读出两种关于美中关系新动向的判断。其一，拜登抗议施压，中共让步，美国顺利安排副国务卿访华；其二，拜登虽然抗议中国的网谍活动，但可能同意做出某种让步，中共因此同意接待美国外交高官。何者为真，端视读者如何理解。 一、美中最新互动令人迷惑 最近几天，美中双方的最新互动透露出一系列动向。7月19日，主要西方国家一致谴责北京的网谍活动，这是中共网谍活动首次遭到国际社会的公开谴责。7月21日，美中双方同时宣布，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将访问中国；然而，就在几天前，中共曾故意刁难这次访问，几乎使这次访问被取消。 7月19日，美国、欧盟、英国、北约、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各自发表通告，敦促北京立即采取负责任的制止网络黑客犯罪行动。虽然各方使用了不同的用语，但这是西方主要国家首次大规模地联手谴责中共的网络“恶意活动”。 照一般的理解，这次谴责行动会令中共恼怒，使中共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共原来是设置障碍、阻拦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中国；西方国家谴责北京的网谍行动之后，北京反而为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的访华开放了绿灯，似乎美国的压力奏效了。 究竟该怎样理解美中双方各自的行动逻辑呢？是不是拜登通过联手其他西方国家谴责中共的网谍活动，迫使中共让了步，使得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的中国访问顺利成行，从此中共会比较乖巧一些了？如果按照上述两则新闻的时间顺序，似乎可以这样来推理。然而，如果把这两则新闻的时间顺序反过来解读，先看美国高阶外交官成功访华，后看美国的谴责行动，又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这后一种判断就是，中共其实并不在乎美国对北京网谍活动的谴责，而是力图谋求拜登当局可能给予的实质性利益，因此安排了这次访问；换言之，美国的谴责只是表面文章，而其更关心的是改善美中关系，北京对此心知肚明。 二、美中谍报活动的区别 共产党国家与西方国家处于冷战状态时，双方都会采取一系列军事谍报活动，目的是获取对方的军事情报，取得冷战时的主动；即便彼此尚未进入冷战状态，但双方的高度不信任和潜在的敌对，也会导致军事谍报活动的活跃。这样的军事谍报活动本身并不奇怪，也永远不会终止，直到共产党政权瓦解。无论是共产党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视其为不可避免的状态。 但是，如果共产党国家对西方国家的谍报活动扩展到大范围的经济技术谍报活动，也就是谍报活动扩展到民用范围，那红色谍报活动的性质就变了。经济谍报活动主要是单向的，因为只有共产党国家试图窃取西方国家的技术机密，而西方国家却基本上不用谍报手段来获取共产党国家的技术，毕竟共产党国家现有的技术往往都是西方国家已有技术的翻版或仿制品。如果共产党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谍报活动普遍化了，这表明，红色大国在针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打经济战，试图借此削弱、破坏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为军事上威胁美国创造条件。 西方的情报部门有时候会强调上述区别，以此说明，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谍报活动越界了。但是，中共通常却故意装糊涂，在对内对外宣传上，有意混淆军事谍报与经济谍报活动的区别，把水搅浑，从而避重就轻，逃避对其经济谍报活动的指责。这次西方国家谴责北京的网谍活动，主要是指中共通过互联网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间谍活动；而北京绝对不肯正面回答这方面的事实和证据，反而用胡搅蛮缠的手法，指责西方国家也有谍报活动（即军事谍报），彼此彼此。 这次北京外交部对西方指责中共网谍活动的反应就是如此，其实，它一贯都这样做。西方指责中共网谍的要害是，中共故意用经济技术谍报活动破坏美国的经济。在和平时期，这种针对美国的经济谍报活动属于红色大国的有组织刑事犯罪；在冷战状态下，这实际上是一种准战争行为。北京对此当然一清二楚，它一直在这样做，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做下去，只是死不承认而已。 三、应当如何对付北京当局破坏美国经济的网谍活动？ 美国对中共的网谍活动实际上属于北京当局破坏美国经济的有计划、有预谋的长期活动的一部分。这次谴责北京的网谍活动时，西方各国都提到，中国今年3月针对微软的交换服务器发动了攻击。在美国和西方盟国谴责北京当局运用网谍活动的同时，美国司法系统7月19日起诉了4名中国黑客，其中3人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共政府所属的专业网络间谍，在2011年到2018年期间攻入美国的企业、大学以及政府的网络系统，窃取资料和技术工艺；他们不仅窃取工业机密，而且从事网上勒索、挖矿劫持、窃取财物等活动，甚至向美国的私人企业索取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赎金。过去美国的情报专家通常把这类行动归咎于俄罗斯黑客，而这回则把矛头指向了中共。 《华尔街日报》7月20日的报道指出，记者曾问拜登，源自中国和俄罗斯的黑客行为有何不同，拜登表示：“我的理解是，中国政府与俄罗斯政府一样，不是亲自做这件事，而是在保护那些正在做这件事的人，甚至可能为这些人的行动提供便利。”中国当局的网谍活动，果真不是中共当局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当局的任务，而是这些罪犯的个人行动，只是受到了中共的“庇护”吗？一句话，究竟中共的网谍活动是个人的犯罪行动，还是中共当局的有组织刑事犯罪？如果属于前者，美国应当要求北京追究这些网络攻击罪犯的国际刑事责任；如果是后者，美国应当直接追究中共当局的政治责任。 如果再追问一句，如果北京的网谍活动属于当局的有组织刑事犯罪，其目标是破坏美国的经济活动，那么，这不就是中共在发动针对美国的经济战吗？美国对此只是谴责一番，中共便就此吓退了吗？当然不会。早在2013年，共军总参技术侦察部（总参三部）下属的驻沪61398部队对美国的网谍活动就被发现了。《华尔街日报》的上述报道提到，2015年中共当局就和奥巴马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不得指示或支持为获取经济利益而窃取公司记录的网络攻击。但是，中共显然是完全忽视这个协议，仍然继续它的网谍活动。 正因为对中共网谍活动的国际谴责，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多个西方国家，都不会产生效果，也因为中共签订了停止经济网谍活动的协议之后掉转身就把协议“撕碎”了，所以，这次西方国家谴责中共的网谍活动后，华盛顿智库《Silverado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的主席Dmitri Alperovitch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并没有对中共进一步采取惩罚性措施，“与针对俄罗斯恶意行为者的行动相比，这看上去是在实行双重标准。我们对中国小心翼翼”。 四、拜登为什么只对中共小心翼翼？ 同样面临来自俄国和中共的网谍活动，拜登当局对俄国是相当坚决的。据《华尔街日报》上述报道指出，去年12月美国发现了俄罗斯对“太阳风”公司（SolarWinds）的黑客攻击，结果美国对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措施。中共的网谍活动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对美国造成的损害比俄国造成的损害严重得多，再加上中共对美国点燃冷战已有一年半，几个月前中美双方在南海周边地区还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对抗，美国似乎有理由对中共的网谍活动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我们看到，拜登当局却只是谴责一番中共就拉倒了。 拜登当局似乎更在乎它想保护的某些经济、政治方面的利益，而这些利益需要有中共的配合。比如，美国的气候特使克里7月21日便敦促中国与美国合作，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是美国民主党的“神主牌”之一，关系到它“政治正确”路线的贯彻。美国还有不少公司希望大量进口中国商品，并要求拜登当局撤销对这些商品加征关税。就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L. Yellen）7月1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认为，川普总统与中国签订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未能解决两国之间最迫切的争端，仍在加征的对华关税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拜登当局必须请求中共合作才能实现的；而取消或削减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则是中共目前梦寐以求的事，也可以说，是中共试图把中美关系拉回奥巴马轨道、推翻川普的制裁中共政策的中方近期目标。因此，中共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释放的取消美国关税的“试探气球”，反应十分敏锐积极，中国国内媒体立即广泛报道，显示美国即将对中共做出重大让步。至于减排二氧化碳，中共却端起架子表示，美国应为重要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中共的所谓“重要领域”，无非就是让中国出口继续保持长期的巨额顺差，让中国公司不受审计地继续在华尔街圈钱；而中共要求美国为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则明显是要求拜登先做出重大让步，之后再谈减排二氧化碳。 如此美中互动，其走向似乎正让天平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倾斜。当然，美国还有一些其他考虑，据《美国之音》7月22日报道，美国国务院7月21日表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即将到来的中国之行中，将向北京展示负责任和健康的竞争可以是什么样子，而且美国希望确保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两国关系存在“护栏”，以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 距离美中高阶第二次面谈只有几天了。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双方究竟能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7/22/n1310839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美国的危机在哪里
在全球近二百个国家中，为什麽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是因为幅员辽阔吗？按土地面积，美国排在俄罗斯、加拿大、中国之后；是人口众多吗？美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也不到印度的三分之一。是资源丰富吗？全球储存和出口最多石油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那到底什麽是促成美国强大的原因？我曾采访过《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他说，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军事和经济，而是“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 那是什麽“思想的力量”？路易士没有详细说。但托克维尔则早就给出答案。1831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随后写出那本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在这本书里，托克维尔首次提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跟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等国家都是不一样的，美国是例外的、与众不同的（我把它意译为“美国独特论”）。 托克维尔的判断错误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独特主要在于∶没有欧洲那种贵族等级，美国人更为平等。当然，美国没有皇宫贵族的历史，这个新兴国家，一开始就是由各种移民组成的，容易形成一个平民意识高扬的社会。 但是托克维尔的理解并不十分准确。美国的真正独特之处，或者说美国的“例外性”，并不在于美国没有贵族、美国人更为注重平等；而是美国人更为注重自由（Liberty）。美国的建国先贤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也就是更为注重个人自由的理念。 《独立宣言》和《宪法》是美国立国之本的两个基石性文件。今天美国人辩论政治问题，动不动就强调“建国之父”怎麽说，主要是引述《独立宣言》和《宪法》。中国人说的引经据典，在美国人这里变成“引独据宪”。 那麽美国这两个根基性文件，到底确立了什麽样的原则？《独立宣言》译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主要强调人有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用这是“天赋的”来确保这些权利不可被任何力量剥夺。而且尤其“独特”的是，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的权利，而不是群体的权利、国家的权力、政府的权力。 《独立宣言》为何不提民主 随后制定的《美国宪法》，基本是把《独立宣言》提出的“三大权利”具体化、法律化。美国宪法译成中文一万余字，主要强调两大原则∶一是保护个人权利；二是限制政府权力。所以要限制政府权力，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大，一定会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蚀、损害或剥夺。 如果留心的话会发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全文都没有“民主”这个词。这绝不是疏忽，而是美国建国先贤们，有意避免这种概念，主要是为了强调和保护个人权利，而避免法国大革命式的那种在直接民主的口号下的暴民政治，或“多数暴政”。在美国宪法中，全文也没有经济意义上“平等”的概念。反而把《独立宣言》强调的那三大权利中第三项“追求幸福的权利”更明确为“保护私有财产权”。 所以，无论叫“美国例外论”，还是“美国独特性”，美国跟全球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最根本点，就是美国从一开始，从根基上，就高扬著“保护个人权利”的旗帜，强调的是“自由”，而不是托克维尔理解的“平等”。而后来无论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者等左派，还是共产极权国家的独裁者，都是用“平等”这种最能蛊惑人心的口号，来蚕食个人权利和自由。 法国大革命失败原因 而在“个人权利和自由”旗帜下进行的美国独立革命，在当时军事力量和英国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不仅独立建国了，而且没有导致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那种悲惨结局。 在美国独立革命和建国（1776）之后13年，就发生了法国大革命（1789年）。前后脚被称之“姊妹革命”的两场革命，结局却完全不同。美国革命建立了宪政制度，而法国大革命则用断头台制造了血腥和恐怖，从巴黎流出了暴力革命的“先河”。 为什麽同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结果却天壤之别？关键就在于是不是强调和实践了“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本。 法国人在大革命时虽然也通过了《人权法案》，但这个法案强调的是“人民权利”（不是个人权利）、“国家至上”（不是个体自由）。如果说美国革命强调的是单数man的权利，法国大革命则强调的是复数men的权利。一字之差，失之千里。因为法国的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们，谁掌握了权力，就以“人民”的名义、多数的名义、群体和国家的名义，把他们认为的“人民的敌人”送上断头台，滥杀无辜，制造恐怖。 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共产革命等等，基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模式，都是以集体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扼杀个人自由。结果就是靠断头台、古拉格统治。 美国的独特性被消融 而美国却用立法的形式，而且是国家最高法律《宪法》来保护个人权利。美国宪法共有27个修正案，其中前10个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是一次性通过的（距离宪法通过只有四年）。这10个修正案的第一个，就是强调“国会不可立法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从根本上保护了个人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该修正案在规定不可把任何宗教立为国教的同时，强调不可限制宗教自由。因为无论是有“国教”，或限制任何宗教，都等于剥夺了个人的选择自由。 第二修正案强调“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不可剥夺”。等于确保一旦出现独裁统治，人民有权利，更有能力，用武力推翻专制政权。 另外有五条修正案，都是规定如何保护个人的司法权，包括人身不可被随意搜查，被告要有律师，必须经陪审团裁决，一罪不得两判，禁止逼供和剥夺私财，甚至对保释金不可以定得过高等，都有强调，就是为了防止“押人取供”等变相剥夺个人权利的做法。这些法律条款，总的原则精神，都是确保个人的司法权利不被剥夺。 但从三十年代左翼总统罗斯福开始，美国政府权力就不断扩大，越来越侵蚀个人权利，背离美国的宪法精神。到了奥巴马时代，就更明显走向社会主义，包括政府强行要求民众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就被罚款；等于强行要求人民购买某种商品，是一种明显剥夺个人权利的行为。这种状况的继续，将消融美国的独特性，最后摧毁美国的伟大之处。这才是美国真正的危机！ ——原载《看》双周刊2012年8月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