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美国虽战犹败：在华“颜色革命”的虚与实
何清涟 2020年大选之后，中国一些学者的评论是“美国在华多年‘颜色革命’未成，但最终将全套方法用在了自身”。我了解这段历史，认为此评符合历史与现实。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认为美国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只是官方宣传；美国公众对此甚少了解，但在华亲自推动“颜色革命”的人士，却有不少撰文谈这段复杂的往事。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美国对华“颜色革命”的“实” 凡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就不能否定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当中最重大的有两项，一是支持中国加入WTO，二是对华人权外交，这两部分内容都写在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美中关系法（2000年）》（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当中，后者是前者的附加物，其核心是预定于2003年启动的对华法律援助项目，作为支持中国入世的前提条件，而中国为了入世，也确实接受了。耶鲁大学的保罗格威茨教授是对华法律援助项目的创建者，为此于1997 年至 1998 年到美国务院任职，主持此项目，有回忆文章专述此事。前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特别顾问艾米·加兹登（Amy Gadsden）女士则是这一项目的主要执行者。她曾写过一篇《对抗-合作-倒退》（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and Back Again），概述了中美政府之间法律改革交流计划的来龙去脉，以及1997年-2008年间这一交流所发生的变化。 这篇文章充分证明，在中共十七年的“依法治国”史上，美国这一“外部势力”曾起过相当重要的领路人作用。此事初定于1997年克林 顿与江泽民中第一次中美峰会上的首次会晤；1998年6月第二次美中峰会上，双方保证进一步在实行法治方面进行合作，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在记者会上宣布：“在法治领域，我们将与中方进行更强有力的项目合作，与他们的法官、律师合作，对他们进行司法体系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培训”，并预告1998年11月双方将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对人权的法律保护，包括国际人权公约、刑事程序性权利、对宗教自由的法律保护和其它议题。 艾米·加兹登（Amy Gadsden）女士根据其亲身经历，特别指出，在这一决定做出之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中法律交流项目一直在进行，许多外国NGO和基金会已全面介入支持中国立法建设、司法培训、法律研究和教育等方面的项目，作者本人就是是重要的参与者。那段时期，中国还未“崛起”，中国官员需要依靠外国政府和组织资助安排“学习之旅”，到海外学习法律和法律体系。 对华法律援助花落谁家？ 从2002至2010财政年度，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资金总额达1.535亿美元。2006财政年度资助2300万美元，其它年度援助资金的数字约在1500至1700万美元之间。援助资金指定用於促进民主、治理、人权、独立媒体和法治。与中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的美国NGO和教育机构是资金的主要获得者，NED则将资金提供给中国国内及国外从事人权或其它改革项目的小型NGO。 合作交流之初，中国政府对这类法律合作项目持欢迎态度并予以重视，在体制内进行了大规模法律改革。国务院、全国人大、最高法院，以及民政部和司法部大量审查各自管辖范围的法律和政策，这些机构都是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的合作者。为了不落在美国后面，1998年，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政府也签署了一项建立和启动一个村民选举地方官员的培训中心。 进入21世纪前10年中期，中国政府开始对这些合作项目踩刹车。作者分析符合事实：倒退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了“颜色革命”，危机感促使中国对法治和民主项目进行内部调查，结果是与美方有合作关系的政府机构及相关组织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中止与外国NGO合作的项目。二是中国有钱了，官员不再需要外国政府及NGO资助进行“学习之旅”。 自那以后，“依法治国”在中国官方宣传中退位，周永康全面掌管政法委，中国进入“维稳”年代。 如果仅看美国官方文件与美国参与者的回忆，会认为对华法律援助项目效果在前半期很好，只是后半期由于中国改变心意，才让项目流产。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这从美国对华援助资金流向可以测知：美国的资金绝大多数都进了中国官方允许接收外国势力资金的三类政府机构：政府下属的NGO、大学、研究机构。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安子杰（Anthony J.Spires）曾就此做过专项研究。他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 的统计归类分析，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四亿三千万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分别占 44.01%、25.38%、16.62%，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 但是，就算这种点缀性的资助，中国也不放心。习近平执政之后制定了一个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这是大陆首部针对境外NGO的专项法律，于2017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法律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及环保团体，在中国要向公安部门登记注册，境外NGO资金来源及使用的管理须报备。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自那之后，美国在华“颜色革命”正式结束。 美国在华NGO是“颜色革命”工具纯属夸张 据中国官方数据，2015年时，外国在华NGO约7000多家，除1000余家有过登记之外，其余6000余家是短期项目或临时性的。介绍中国打压这些NGO时，统称它们是帮助促进中国人权、卫生健康、妇女儿童权益事业的NGO。但实际上，真正涉足中国官方敏感的维权、少数民族议题、介入政治活动的NGO，数量本身就少（草根NGO获得的美方资金只占5.61%），而且行动处处受控，经常遭遇打压。中国政府机构管下的NGO当然也不会做惹恼当权者的事情。这些外国NGO自带资金来中国的主要是些什么机构呢？《纽约时报》2015年6月18日那篇《在华外国NGO担心未来凶多吉少》一文，大量篇幅介绍了这类NGO接受采访时的自述： “一家著名基金会的一位美国雇员表示。该基金会专注于健康和教育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法律威胁到的一些机构在过去30年里一直支持包括交换项目和扩大贸易在内的多项有助于中国复兴的政策。”另一位在北京运作一个美国大学项目的负责人表示自家这类机构“提供的接触机会对于中国非常有价值的”，指出新法律草案没有把倡导诸如劳工权益的维权团体与埋头做事的商业协会和学术机构加以区分，言下之意是：维权团体的工作才是中国政府应该针对的政治威胁，他们的工作对中国政府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此外还有“乒乓策划”——一家将中国当代舞蹈团体带到欧洲，将美国戏剧引入中国剧场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国家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等都不涉及政治。即使是人道协会（Humane Society International：HSI）这种看起来与人权密切相关的机构，在中国的活动也只能在广西玉林狗肉节救狗。 ——这些机构无论存废，都与“颜色革命”没有半点关系。中共方打击它们，是对“颜色革命”过度防范；美方认为它们重要，大概认为“颜色革命”无所不包。 浑水公司对美国商业性NGO在华作用的揭露 在上述《纽约时报》文章里还提到，在中国要实行对外国NGO管控之前，近40家美国贸易类和专业协会给中国立法机关写了一封联名信，除了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之外，为美国商界服务的几大协会尽在其中，例如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他们向中国政府机构陈述说，他们的工作与中国政府是互惠互利的。 这一点，这些协会没说谎，他们确实没有任何政治目的。2003年以后，三百多家中国概念股通过反向收购在美国上市圈钱，全靠美国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 & Yong）、毕马威（KPMG）、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和德豪（BDO）等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成员公司违反证券法，在财务与上市资料上帮助他们做假。“五大”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陆续进入中国，进入之初，它们的美国招牌（信誉）并未给它们带来好运。直到2001年，因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卷入“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会计丑闻，中国证监会颁布“补充审计16号文”，要求上市公司IPO（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 中国政府当时苦于本国严重的会计造假，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才以法规的形式赐给外国会计师事务所这块超大馅饼。几年间，当5600多家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不为每笔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业务打得头破血流之际，“四大”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中，“四大”审计的资产超过40%。 但它们并未帮助中国公司加强诚信，反而帮助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做假。一家成立于2010年的浑水公司（muddy waters），专门揭露这些美国会计师事务所与律所帮助在美上市的公司各种欺诈行为 。数年间，被美国证监会列入禁买名单的“中国概念股”共逾130多家。当美国证监会要求这些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中国公司的资料时，这些公司竟然以中国法律不允许为由拒绝。这是个非常长的故事，我曾写过十多篇文章论及此事。 这些公司既对不起母国，让母国投资者亏损；甚至也对不起给他们派馅饼的中国政府，带上NGO非营利机构的光环，实则只是想在中国市场赚钱牟利，哪怕出卖职业操守也在所不计。 与战略、战术上不战而败不同，这场真实推动过的颜色革命，美国是虽战犹败。美国力主中国加入WTO，确实让中国经济崛起，但其附加品——促进中国民主化、促进中国法治的颜色革命成了一缕历史轻烟。如今廓清这场颜色革命的虚与实——资金、NGO类别、中国政府一开头就套上的缰绳，也就明白它根本不可能成功。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1年7月5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7/4/n1306711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美国的危机在哪里
在全球近二百个国家中，为什麽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是因为幅员辽阔吗？按土地面积，美国排在俄罗斯、加拿大、中国之后；是人口众多吗？美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也不到印度的三分之一。是资源丰富吗？全球储存和出口最多石油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那到底什麽是促成美国强大的原因？我曾采访过《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他说，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军事和经济，而是“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 那是什麽“思想的力量”？路易士没有详细说。但托克维尔则早就给出答案。1831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随后写出那本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在这本书里，托克维尔首次提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跟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等国家都是不一样的，美国是例外的、与众不同的（我把它意译为“美国独特论”）。 托克维尔的判断错误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独特主要在于∶没有欧洲那种贵族等级，美国人更为平等。当然，美国没有皇宫贵族的历史，这个新兴国家，一开始就是由各种移民组成的，容易形成一个平民意识高扬的社会。 但是托克维尔的理解并不十分准确。美国的真正独特之处，或者说美国的“例外性”，并不在于美国没有贵族、美国人更为注重平等；而是美国人更为注重自由（Liberty）。美国的建国先贤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也就是更为注重个人自由的理念。 《独立宣言》和《宪法》是美国立国之本的两个基石性文件。今天美国人辩论政治问题，动不动就强调“建国之父”怎麽说，主要是引述《独立宣言》和《宪法》。中国人说的引经据典，在美国人这里变成“引独据宪”。 那麽美国这两个根基性文件，到底确立了什麽样的原则？《独立宣言》译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主要强调人有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用这是“天赋的”来确保这些权利不可被任何力量剥夺。而且尤其“独特”的是，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的权利，而不是群体的权利、国家的权力、政府的权力。 《独立宣言》为何不提民主 随后制定的《美国宪法》，基本是把《独立宣言》提出的“三大权利”具体化、法律化。美国宪法译成中文一万余字，主要强调两大原则∶一是保护个人权利；二是限制政府权力。所以要限制政府权力，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大，一定会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蚀、损害或剥夺。 如果留心的话会发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全文都没有“民主”这个词。这绝不是疏忽，而是美国建国先贤们，有意避免这种概念，主要是为了强调和保护个人权利，而避免法国大革命式的那种在直接民主的口号下的暴民政治，或“多数暴政”。在美国宪法中，全文也没有经济意义上“平等”的概念。反而把《独立宣言》强调的那三大权利中第三项“追求幸福的权利”更明确为“保护私有财产权”。 所以，无论叫“美国例外论”，还是“美国独特性”，美国跟全球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最根本点，就是美国从一开始，从根基上，就高扬著“保护个人权利”的旗帜，强调的是“自由”，而不是托克维尔理解的“平等”。而后来无论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者等左派，还是共产极权国家的独裁者，都是用“平等”这种最能蛊惑人心的口号，来蚕食个人权利和自由。 法国大革命失败原因 而在“个人权利和自由”旗帜下进行的美国独立革命，在当时军事力量和英国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不仅独立建国了，而且没有导致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那种悲惨结局。 在美国独立革命和建国（1776）之后13年，就发生了法国大革命（1789年）。前后脚被称之“姊妹革命”的两场革命，结局却完全不同。美国革命建立了宪政制度，而法国大革命则用断头台制造了血腥和恐怖，从巴黎流出了暴力革命的“先河”。 为什麽同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结果却天壤之别？关键就在于是不是强调和实践了“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本。 法国人在大革命时虽然也通过了《人权法案》，但这个法案强调的是“人民权利”（不是个人权利）、“国家至上”（不是个体自由）。如果说美国革命强调的是单数man的权利，法国大革命则强调的是复数men的权利。一字之差，失之千里。因为法国的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们，谁掌握了权力，就以“人民”的名义、多数的名义、群体和国家的名义，把他们认为的“人民的敌人”送上断头台，滥杀无辜，制造恐怖。 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共产革命等等，基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模式，都是以集体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扼杀个人自由。结果就是靠断头台、古拉格统治。 美国的独特性被消融 而美国却用立法的形式，而且是国家最高法律《宪法》来保护个人权利。美国宪法共有27个修正案，其中前10个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是一次性通过的（距离宪法通过只有四年）。这10个修正案的第一个，就是强调“国会不可立法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从根本上保护了个人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该修正案在规定不可把任何宗教立为国教的同时，强调不可限制宗教自由。因为无论是有“国教”，或限制任何宗教，都等于剥夺了个人的选择自由。 第二修正案强调“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不可剥夺”。等于确保一旦出现独裁统治，人民有权利，更有能力，用武力推翻专制政权。 另外有五条修正案，都是规定如何保护个人的司法权，包括人身不可被随意搜查，被告要有律师，必须经陪审团裁决，一罪不得两判，禁止逼供和剥夺私财，甚至对保释金不可以定得过高等，都有强调，就是为了防止“押人取供”等变相剥夺个人权利的做法。这些法律条款，总的原则精神，都是确保个人的司法权利不被剥夺。 但从三十年代左翼总统罗斯福开始，美国政府权力就不断扩大，越来越侵蚀个人权利，背离美国的宪法精神。到了奥巴马时代，就更明显走向社会主义，包括政府强行要求民众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就被罚款；等于强行要求人民购买某种商品，是一种明显剥夺个人权利的行为。这种状况的继续，将消融美国的独特性，最后摧毁美国的伟大之处。这才是美国真正的危机！ ——原载《看》双周刊2012年8月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口罩外交：中国垄断防疫资源的“杰作”
何清涟 最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个个都成了张牙舞爪的“战狼”，什么话都敢随意乱喷。赵立坚挑起的外交风波将中美关系送进了“重病监护室”，耿爽在3月20日的发言又让世界再度领教中国的厉害：“中国是防疫和医疗物资生产和出口大国。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很多国家都面临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疫物资缺口，希望得到中国援助或从中国购买。……如果有人说‘中国制造有毒’，那么请说这种话的人，不要戴中国制造的口罩，不要穿中国生产的防护服，不要用中国出口的呼吸机，以免染上病毒“。 这几乎就是向世界公开宣称“对华不友好者得不到口罩”，完全是中共极权统治下“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变种。 中共掌握全世界防护用品是处心积虑策划的结果 柏林墙倒塌已久，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西方人也许根本不知何谓“不服从者不得食”，但经历过毛泽东统治与后毛时代中共极权统治的人，只要思维正常，就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几年前，习近平还用“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来表述这一中共的管治原则。 在长达2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前，中国生产了全世界N95口罩的一半。自那以后，中国的口罩产量增长了近12倍。随着武汉肺炎蔓延全球，口罩成为紧缺的防护用品，中国不仅将本国口罩工厂的产出全部据为己有，过去两个多月的采购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捐赠也将世界其他国家大部分口罩及防护品供应带到中国。 3月3日，香港端传媒发表了一篇《疫情下的“中国制造”与全球采购：抗疫物资都去哪了？》，该文采写者经过数周的调查和数据整理，发现目前中国国内医疗前线的物资主要有三个来源：国内工厂生产、出口转内销和海外采购，政府在其中都起到绝对的主导作用。在内部生产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授意外资医药企业的中国生产商“出口转内销”，同时发起了总额惊人的全球采购，和民间采购、捐赠形成了零和博弈——许多民间团体想捐物资却买不到，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断货，因为几乎都被中国政府买空。 我记得当时看完这篇文章后，心中有种隐隐的不祥之感：世界各国将为自己对疫情的轻忽与不做防疫准备付出代价。武汉封城前就有6万人出奔世界40多个国家，武汉旅客集中的东南亚国家与欧洲美国，都在相继发生疫情，问题只是欧美各国未加检测，不知道哪些人是病毒携带者。一旦疫情严重，将会出现口罩难求、防护用品无法满足医护人员之局面。 如今，美国、欧洲疫情日趋严重，急需防护用品，正是中共利用全球紧缺的防护用品，进行“口罩外交”的大好时机，耿爽的发言无异于恶魔宣言，公开向世界挑明：中国的口罩及防护用品不是白给的，将成为中国趁他国之危的重要外交筹码。 大外宣聚集各国争抢防疫用品，彰显中国“高尚” 启动“口罩外交”是北京新的对外宣传工具和手法，目的不仅是消除武汉肺炎疫情早期治理的溃败与挽救疫情祸及全球的国际形象，还有扮演救世主的意味。有关口罩外交，几乎是中国大外宣传媒观察者网的主要话题。这个网站的特点是：对中国抗疫竭尽全力地吹捧到肉麻程度；对美国与世界各国抗疫不力及各种糗事，更是不遗余力的报道。我身处美国，想知道美国抗疫正在进行时，除了看疫情的大数据之外，想看有关各国尤其是美国疫情信息的负面信息，中国大外宣网站观察者网必不可少。该网站的特点是对中国不遗余力的吹捧；对世界各国的疫情的坏消息几乎是全面辑录。我主要看后一部分，以便了解全球各国疫情的坏消息；BBC也很努力地报道各种与美国有关的坏消息，但其他各国的坏消息远不如观察者网那样事无巨细，一览无余。 有关中国“口罩外交”的信息，观察者网事无巨细予以备载，比如中国援助菲律宾、法国、意大利等国医疗物资。在报导中国通过“口罩外交”展现救世主姿态的同时，该网详细辑录了西方国家争抢防护资源，包括截留友国救命物资的各种糗事，比如德国截留了瑞士两次医疗物资（第一次截了瑞士24万只口罩、第二次截了瑞士从中国购买的一批外科手套），拦截了意大利一批消毒水，等等。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的海关部门更以涉嫌非法出口为由，没收封存了美国3M集团在德国于兴市欧洲配送中心的一批防护医用物资，包括医用、实验室、化学生产使用的高等级口罩和防护服，以及民用口罩。每篇文章都借受惠国领导人、官员的口，盛赞中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慷慨大方，表示要好好学习中国的防疫经验。留言则清一色地批评西方民主国家在防疫上的弱智，称赞中国不走西方民主道路的正确。 中国的高尚被受惠国打了折扣 观察者网在《意大利驻欧盟大使：求助欧盟无一国回应，只有中国帮我们》一文中说，在数个欧洲国家发布口罩等医疗物资出口禁令，并限制意大利人入境的当下，意政府高官在文章批评说，“恐慌”和“自私”是可怕的敌人，会导致“双输”和“以邻为壑”的行为。新冠肺炎危机则是对欧盟凝聚力和可信度的考验，不应该让罗马独自处理这场危机。该文引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中方克服困难，向意方提供口罩等医疗物资援助，加大力度向意出口急需的物资和设备。意外交部长迪马约则用”来自中国的救援”形容这些物资，强调中国寒冬送暖。但是，自由亚洲却报导的相反的消息：意大利媒体和政府前部长加斯帕里（Maurizio Gasparri）却指出，这批运输包装上注明”驰援”的物资，是迪马约与中国外长王毅协调之后敲定，除了口罩，消毒液等用品之外，其馀都是意大利购买的物资，并非赠送。加斯帕里说，迪马约的一些说法误导意大利民众，事实上这只是中意政府间的贸易。”中国没有送我们任何东西，所有物资都是我们付钱的，中国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一个国家，他们以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让其他国家陷入经济危机。” 观察者网报道说中国政府向法国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的专机也在18日和19日抵达了巴黎。一百万只口罩等医疗援助物资的外包装，彷效日本援助中国物资贴上古诗词，写着”千里同好，坚于金石”，另一句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名言”团结定能胜利”。该网没有报道另一半故事：收到了中国一百万只口罩等医疗援助物资的法国和欧盟，在感谢中国的回馈时，都强调这是礼尚往来，因为今年2月中国疫情肆虐时，法囯和欧盟也提供了相当的物资。 中国的“口罩外交”当然不止上述几国，按照中国的宣传，受援国尤其是伊朗等几乎都感激涕零地表达了谢意。在疫情危急时期，受援国基本不会质疑中国的动机，当然也很少象意大利前部长那样斥责中国。但以往世界各国接受美国援助大都心安理得，美国也不以施恩者处处拿大，这种比较带来的不舒服感应该存在，只是目前疫情如火，各国都得表示服从之态，否则就成了耿爽们要惩罚的“不友好国家”。 反思虽然迟到， 但终究会来 几天前前，香港《苹果日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我时问了一个问题，说中国目前大外宣将自己从病毒输出国变成救世主，世界各国会接受么？难道不会因此心生反感？ 我回答说，疫情如救火，各国当初低估了疫情流行的危害与严重性，再加上当时援助中国医疗物质、放开市场让中国采购时没想到医疗用品会短缺，如今只能求中国帮忙，根本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至于疫情结束以后，还有能力站起来的大国会反思，比如美国。 毫无疑问，在武汉肺炎蔓延全球之时，美国不仅失去了全球抗疫的领导者地位，甚至应付本国的疫情都捉襟见肘。其间原因除政府轻视疫情之外，还有一点则是美国缺乏相应的防疫物资与检测技术设备。美国一直是医学与新药开发的领头羊，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其药物原料生产及医疗设备生产都已经转移至中国，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药物及生物制剂原料生产国、第一大医疗设备出口国。美国制药的大约80%的基本原料依赖从中国和印度进口，而90%的仿制药是从两国进口。即使到3月中旬开始抗疫，美国也未能准备好应付大规模检测的技术条件，这些终于导致美国的疫情严重化。等到3月中旬以后有能力做大规模检测之时，美国染疫人数其实已经相当惊人，据3月23日的数据，已经确诊42843例。纽约成了美国的“武汉”，被视为纽约郊区的新泽西则沦为武汉周边的湖北疫区。 通过此疫，美国最应该反思的就是一点：不能让流氓政权掌握某种关键资源的配置权，比如医疗物资的生产，美国应该具备一条龙的生产线，否则就会被掐住脖子。世界则应该反思：自从柏林墙倒塌之后，那些认为各国之间可以忽视政权性质成为共同体的和平主义简直是幼稚之极。 英国“脱欧”的倡导者、右翼保守派代表人物法拉奇（Nigel Farage）3月18日在美国《新闻周刊》撰文，认为西方的产业供应链过分依赖中国，让中国能够利用这次危机扩大世界影响，甚至把影响力扩大到了欧洲。西方不仅要警惕病毒威胁，更要警惕中共的专制主义以及他们试图压制世界批评声音的企图。他警告西方世界：中国是个有自己长期目标的意识形态国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不是西方的朋友。 我坚信，当疫情结束之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反思必定到来，习近平做为毛泽东的传人，不应该忘记毛泽东时常引用的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 （原载大纪元，2020年3月24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24/n11969911.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7👍 0💬 0采访曹长青∶毛左是李莲英 给权力者当痰盂
（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近日来自乌有之乡的毛左跟自由派学者（又称右派）之间，围绕著中共的教主毛泽东的是非展开激烈的争执，毛左网路掀起公诉批毛派，而批毛派回应要起诉清算毛的罪行。 有专家认为目前这种局面出现，可以视为中共解体前的乱象，更是预兆之一。起诉毛具有象徵意义，可以启蒙中国人，了解真正历史和真相。也有专家认为起诉不可能进入司法程序，因此他提议开展全民性的公诉，也可以进行全球性的公审。 ●毛派分子借“乌有之乡网站”搞复辟活动 毛派分子又称毛左，他们在乌有之乡网上向批毛派的代表人物茅于轼、辛子陵发起了以各地人民名义的公诉大会或公诉倡议。面对攻势茅于轼并不退缩，发表进一步的缴文——“必须清算毛泽东滔天罪行—他到底饿死了多少中国人”。同时中国著名作家铁流也在网路上发起“倡议全国五七难友团结起来起诉毛泽东”，大力声援茅辛，并希望更多右派加盟。 铁流在自己最新发表的文章“我为什麽要倡议起诉毛泽东”中指出，现在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毛派分子上下勾结串通一气，以高举红旗为名，大搞“尊毛去邓”的复辟活动，公开叫嚷为“四人帮”翻案，“打倒现代走资派”，重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近来他们借用毛派老巢的“乌有之乡网站”，在全国发动所谓的“公诉汉奸、卖国贼茅于轼、辛子陵”的违法活动，大有“黑云压城城有摧”之势。他们不是在“公诉”茅于轼一人，是在“公诉”全国五十多万受毛泽东长达二十多年政治迫害的亡灵和幸存不多的老人。 他还表示自己反对毛泽东，主张倡议起诉毛泽东，绝非是因一篇“干预生活”8800字的小说被关押23年，家破人亡，继母饿死的个人恩怨，而是六十年来所见所闻形成的爱恨观念。 ●毛左诉“批毛”的自由派学者存在两大问题 专栏作家、著名政论家曹长青认为，中国一些极左派起诉“批毛”的自由派学者，有两个问题∶他认为第一，对已故权力者的评价问题属於思想领域，这个领域的问题不可以用法律解决。你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可以写文章反驳，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摆出你的“商品”，让大众选择和裁决，而不是交给法庭，由“刑法”解决。因为这种起诉，实质是恐吓，是要禁止别人有不同想法，是要“噤声”。 第二个，这些起诉者，表面好像是依法办事，但实质是在向当局邀宠。他分析说∶“因为毛是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仍是共产教主，他们‘起诉’批毛的人，是在向掌权者献媚，谄媚当局，就好像是李莲英‘起诉’任何敢对慈禧太后‘不敬’的人。这种用意和姿态，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们做得实在太下贱，太自我作践！” ●真实和谎言、谄媚当局和追求真理之争 曹长青进一步分析指出，也许会有人反驳说，那一些自由派学者为了反击不是也起诉毛了吗？但这不是属於思想领域问题。因为毛曾是最高权力者，并有血债∶六十年代初在他的人为政策下，据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造成4300万中国人饿死；他发动的文革，据中共官方报告，导致210万人丧生！只这两项加起来，就是4500万条人命！相当於两个台湾的人口！ 他认为说∶“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崇毛左派“起诉”自由派学者事件，根本不是学术之争，本质上是一场真实和谎言、谄媚当局和追求真理之争。崇毛们想靠当局撑腰，摆出李莲英给慈禧太后当痰盂的媚态，官司还没打，就已“丑”不可忍，在有点常识的人们心里，就已经输了。” 他还说∶“起诉毛，具有象徵意义，其实是变相起诉共产党，因为毛还是中共的教主。毛的所有罪恶，都是整个共产党的罪恶，没有共产党，毛再邪恶，也无法造成这麽大的灾难。” 他认为起诉毛可以起到启蒙中国人，了解真正历史，知道真相的作用。他说∶“早就有人提出过，解体共产党，要从批毛开始，这是一个突破点。不要说毛掌权时的血债，今天共产党的专制，仍是建立在毛主义的基础上，就是一党专制，红色恐怖。” ●中共解体前的“乱象”，更是预兆之一 曹长青认为至今毛左很多，官方御用文人基本都可说是“毛左”，本质特徵是靠当局吃饭，看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行事。他们只从一个意义上说，是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他们被魔鬼挖去了灵魂，自己还不知道；有的还是主动“抵押灵魂”。说他们可怜，不如说他们更可恨！ 他说∶“中共解体，首先是它的原来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遭到挑战，然後被“解体”。没有了那套共产教义，或者说人们都不再相信它，中共的谎言宣传就破产了，最後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而单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更难长久。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共解体前的“乱象”，更是预兆之一。” ——原载“大纪元网”2011年6月7日，原题∶“毛左与右派围毛激烈角逐，专家看时局”；对文中其他人的采访内容有省略。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1-06-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怎样看待邓玉娇刺官案
湖北巴东一名21岁的女子邓玉娇，因为刺杀一名政府官员事件，成为海内外媒体和网路上一条热门的新闻，各种跟贴、评论简直数不胜数，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同情邓玉娇。因为那几名官员，强行要求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在争执和强迫中，邓玉娇用刀刺死了一名政府官员，刺伤另一名同行官员。 湖北巴东的警方，现已将邓玉娇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拘捕。此举引起广泛批评和争议。很多法律专家指出，根据警方最初提供的现场描述，邓玉娇属“正当防卫”，按中国现行法律，正当防卫者，不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宪政专家陈永苗等几十名中国知名学者发表公开信，要求以正当防卫为由，无罪释放邓玉娇。陈永苗认为，此案是中国社会官民冲突的缩影，更集中反映中国民众在被压迫中奋起反抗的潮流。 但警方所以关押邓玉娇，主要理由是，三位官员到了这个娱乐服务场所，和邓玉娇在交易时发生口角冲突，邓只是被其中一名官员邓贵大两次“推坐”到沙发上，邓玉娇就用刀子刺人，涉嫌“故意杀人”。而且後来的报告又说邓玉娇有忧郁症，刀子来自旁边的店铺。 这个罪名能否成立，关键在於是不是正当防卫。巴东警方说的“忧郁症”、“刀子从店铺来的”等，即使是真的，也不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一般医学常识是，忧郁症患者多是要自杀，鲜少听说要用刀子杀别人。另外不管刀子是从哪里来的，都不存在邓玉娇蓄意准备在这一天杀这个官员。这显然是个“突发事件”，而且各种迹象证明，邓玉娇是在极端愤怒，或者还有非常恐惧的情绪下，刺杀了那个官员邓贵大。 那麽为什麽邓玉娇会这麽愤怒或恐惧？根据巴东警方提供的最初的版本，即使是最後的版本，人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刺激因素∶ 第一个∶邓玉娇并不是该娱乐场所“水疗部”的服务人员，她当时只是在这个“水疗部”的休息室内。当邓贵大等官员进来要求她提供服务时，她表明自己不是这个“水疗部”的，拒绝提供服务。这是双方起冲突的开端。可想而知，邓贵大等三位当地官员，对这个“拒绝”一定是不高兴，因为根据後来当地报纸记者的采访，邓贵大是这个娱乐服务部门的常客，因为他那辆很显眼的白色越野吉普车，这个娱乐场所的很多人都认得。一个常客，又是当地有点权势的官员，受到拒绝，会感到没有面子，所以发脾气。而且也是根据当地记者的报导，这几个政府官员，刚刚在旁边一家酒楼被款待过，八个人喝了三瓶白酒，平均每人近四两，正处於酒气熏天、以酒壮胆的状态。按常理，人家拒绝，就不应该继续纠缠，何况对方已经说明了，她不是这个部的服务人员。但正因为他们是当地官员，又是常客，才有下面的霸王硬上弓。 第二，根据报导，在邓玉娇拒绝後，邓贵大拿出一叠钱，摔打到邓玉娇的头部，肩上，并喊叫“你怕我们没钱吗”。这已经是人格侮辱，等於是要求邓玉娇做妓女，并已认定邓玉娇是卖身的。同时也是人身侵害，因为已砸到对方的头上、肩上。 第三，即使如此，邓玉娇还是没有反抗，根据现场描述，她准备离开这个休息室，但在这个时候，却被邓贵大按倒在沙发上。後来警方的报告，又把这个“按倒”改为“推坐”。这时邓玉娇挣扎起身，还是准备离开，但再次被邓贵大“按倒”，於是发生邓玉娇拿起刀，刺了邓贵大的喉咙静脉，导致死亡。 从以上情节来看，邓玉娇并不存在蓄意、预谋杀人。整起事件，都是在争执、冲突中，突发的。那麽这个突发事件是警方目前认定的涉嫌“故意杀人”，还是很多法律专家和网民认为的“正当防卫”？ 所谓故意杀人，从字面意思，人们也可想到，是有原因，有动机，或有计划，而有意把人的生命结束。但从邓玉娇事件来看，她没有到别人的家里，或其他人的地方去杀人，而是那个被她杀的人，到她服务的场合。这个事发地点，就使“故意杀人”打了折扣。 其二，邓玉娇动刀，是在三个情况下才发生的∶邓贵大先是言语侮辱（说他有钱可以买来服务），然後身体攻击（用一叠钱砸她的头和肩膀），最後两次把她按倒在沙发。即使是警方後来改口说的“推坐”，那也是强迫、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且对她来说，她会恐惧这是要施暴，因为她是一个年轻女性，而对方是三个成年男人。即使对方不是真的想施暴（强奸），但事实已构成调戏、侮辱。而且他们的那种行为，已经和街头流氓没有什麽区别。邓玉娇在当时那种场合，那种情绪氛围中，完全可能认为对方要施暴，或要继续侮辱、损害她，所以才出於自卫、愤怒和捍卫尊严而刺杀了那个官员。 邓贵大被刺中的是喉管，才导致死亡。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节。因为如果不是很近的距离，或者说不是那个官员把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身体紧靠在她身上，喉管非常清楚地暴露在对方眼前（压在身上面仰状），一般来说，刀子很难直接刺到对方的喉管。如果不是距离很近，邓贵大看到对方刀子，总会有下意识的反应而躲避，至多手臂或脸部等受伤，不至於被一下子刺中喉管。 最新的信息是，律师首次见到被关押的邓玉娇之後紧急呼吁，要验证邓玉娇当时的胸罩和内裤上的指纹，等於是说，那个官员的手，已经伸到了这些地方，所以不是什麽仅仅“推坐”两次。而且一般常理来说，如果只是推坐到沙发上，不至於把人刺激到要动刀刺人。 事发後，邓玉娇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报案，并没有逃离现场。这也是不存在“故意杀人”的证据之一。邓玉娇还给自己的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赶到後，听到女儿高喊，他们是“畜生”。这种反应也证明，邓玉娇认为那个官员要强暴她、侮辱她。女人使用“畜生”这个词形容男人，一般多是感到对方“性威胁”、“性暴力”。 我们退一步设想，如果那几个官员没有真想强暴，只是按倒邓玉娇猥亵、泄愤，而邓玉娇认为自己是被强暴和羞辱，用刀刺死了那个官员，这算不算“正当防卫”？ 我们可以用美国的一个案子做个比较∶1992年，在美国的16岁日本留学生服部刚丈（Yoshihiro Hattori），因在万圣节那天晚上去参加聚会，误入一个私人住宅大院，那家男主人以为是强盗，拿著枪出来，大喝“Freeze”（不许动），结果这个日本学生听不太懂英语，继续前行，被对方开枪打死。这个案子最後判决开枪者无罪，引起日本舆论哗然。但在美国，法律规定，不经允许进入私人领地属违法，警告之後，仍进行，可开枪自卫，属“正当防卫”。12个陪审员一致裁决开枪者无罪。 当然，事後也有人指出，那个开枪者应先向空中开枪示警，或向对方的大腿开枪，都可避免生命损失。而且事後很清楚，那个日本学生完全没有犯罪意图，只是走错了路，不懂英文，造成的悲剧。但法庭仍判开枪者无罪，因为那是个黑夜，私宅主人看不清对方，又有点紧张，在发出警告无效过，“主观”认定，对方是坏人，必须采取行动。 再看邓玉娇案，当时她很可能“主观”上认定，对方要强暴羞辱她，所以才拿刀自卫。而且对方那个官员，不像那个日本留学生，他完全有犯罪意图（刚喝过大量白酒），先是用言语侮辱，然後用一叠子钱摔打邓玉娇的头和肩部，最後又两次把她按倒在沙发上。从最新律师见到邓玉娇後描绘的情节，那个官员把手都伸到邓玉娇的胸罩和内裤上。邓玉娇产生自己要被强暴羞辱的“主观”认定，完全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她拿刀刺人，属於“正当防卫”，或至多是“防卫过度”；而不是“故意杀人”。 当然，中国的法律跟美国不同。另外更明显的是，这次被刺死的是一名政府官员，从目前湖北巴东警方的动作来看，很像是在袒护那几个流氓官员，把邓玉娇以“涉嫌故意杀人”拘捕，就是一个信号。面对这样明显的司法不公，那个弱女子只能期待中国的普通百姓，那些网民们，还有国内外媒体的记者们，多发出一点良心和道义的声音，替这个无权无势、被欺辱的女子说几句话。众人的声音是有可能促使这个案子得到一个公平的裁决的。 2009年5月21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09-05-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政府救市成骑虎 虎背易上却难下
何清涟 7月初北京高层毅然救市，中国股市出现了世界奇观：虽然一度只有3%的上市公司参与交易，也未达到4500点这一预定目标，但却在若干天内将股指勉力维持在3900-4000点这一区间。如今，政府终于发现，救市已成骑虎难下之势，让股市回复常态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国家队退意甫露，众股指齐齐跳水 这次救市的主角是中国证金公司。据中国媒体介绍，证金公司的资金约有1.3万亿，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21家券商以2015年6月底净资产15%出资，合计1280亿元，另一部分是证金公司从银行系统获得的资金，据《财经》采访“知情人士”，这部分资金的买入规模超过万亿元。这一救市资金规模显然远远低于彭博社估算的5000亿美元（3万多亿人民币）。 由于外资裹足不前，股市缺少足够的资金玩击鼓传花游戏，国家队奉命临危受命托市，现在淹留股市多日，也在思考如何安全撤出。7月20日，中国改革网登出一条消息，称证券管理层正在考虑用何种方式，在二级市场上撤回救市资金。市场对此消息立刻做出强烈反应，上午10时30分，就在市场冲高之际突然来了个急跳水，直至收盘，几大指数也未能收复早盘创下的高点，午后证监会出来澄清，虽然没有出现连续跳水，但市场的热情已经大减。可以预测，政府救市资金如果马上退出，中国股市将回归低位，导致此前救市的努力付之东流。 中国散户当中的大多数已在今年股市上折戟沉沙，据说这轮股灾一共消灭了60万中产阶级。尽管许多险中求富的梦想者还想继续搏一把，但因对场外配资有限制，美梦难以成真。无大规模资接盘，就导致政府资金无法撤退。 救市资金被套牢，不知救市方案的设计者们在设计之时想到过这一后果没有？ 救市留下三大后遗症 中国政府救市举措，因其偏离国际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太远，近期内至少给中国留下了以下三大后遗症： 第一，对A股被纳入MSCI指数将造成直接影响。路透社曾于4月底报导过，摩根斯坦利公司负责制作新兴市场指数（明晟指数）的部门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声称，据估算，全球追踪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资金约有1.7万亿美元，假如中国A股能被纳入MSCI旗下指数，应可吸引4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6月10日明晟决定不将中国A股纳入该指数，但认为今后几年内，把中国A股纳入该指数将是不可避免之事。 经过此番政府救市之后，很多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看法有所改变，他们认为中国股市在暴跌后的大规模停牌以及禁止卖空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信誉，“中国当局的救市行动意味着，中国A股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投资的市场”。 资产管理公司GAM的投资总监Michael Lai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过去几周的事情生动地提醒了许多投资者，中国是一个受政策驱动的市场，”明晟决定将推迟以人民币计价、在沪深两地上市的股票被纳入MSCI全球基准指数的进度，据说原定于2016年的纳入计划现在将延后至2017年。 第二、可能影响WTO评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自加入WTO之日起（2001年），中国就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期限长达15年。中国政府非常不喜欢这一头衔，不惮劳烦地说服一个又一个国家。通过多方努力，在入世十周年时，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令这张“成绩单”大打折扣的是美国、日本及欧盟等约30个左右、占全球3/4的“高收入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中国政府倒也不太在意，认为按照WTO的规定，到2016年，中国将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 但政府救市这一举措实在太不“市场化”。明年WTO在进行相关讨论时，除非美国、日本、欧盟等国闭上眼睛，硬迫使自己吞下这只苍蝇，否则中国如何能在明年“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阻。 相比WTO的所谓“市场经济地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阻使中国政府管理层更为忧心，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于今年年底对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的构成进行每五年一次的复核，人民币是否能够成为IMF认可的全球储备货币，将于此次会议上见分晓。错过这次机会，就得再等5年。如果中国经济这5年内再发生点什么不测，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可能将永失机会。 7月18日，2015年国际货币论坛在北京举行，IMF驻华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表示，加入到SDR一篮子货币，至少有四个维度的评估，除了货币在一国再出口当中是否起到门户作用、是否是自由使用的货币，将来该国是否能够提供相应的贷款等之外，还有北京最难把握的“IMF要检查的一系列的指标，由IMF成员国来进行评估”。 中国金融业高管层对上述评判标准烂熟于心。因此，当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资委、证金公司等各机构受命联手救市之后，业内就已预知《A股强力救市 打乱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认为这次股灾与救市暴露出中国资本市场的软肋，即市场透明度与稳定性都乏善可陈，“政府对股市的干预伤害了政府建立一个兼具深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努力。令管理层推进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努力受挫”。 美国彭博社发文指出，人民币想要加入IMF的储备货币篮子，必须更加开放，使用上限制更少。而在这次救市行动中，IPO暂停，央企被要求增持，企业高管禁止在未来6个月内减持，这些都凸显出国家力量对市场的影响非常大。 对中国政府一直比较友好的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对于中国政府这轮救市也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中国是个发达经济体，但“有一个资本错配和定价不当的封闭式金融体系”，希望中国继续未曾完成 的金融改革。 救市影响明天，但股市却关系到今天 最后，要回答一个问题：既然后遗症这么大，中国政治高层基于何种考虑决定出手救市？ 一些外国观察者认为，中国政府出手救市，完全是反应过度，《金融时报》在《警惕后股灾综合症》一文中分析： “股市在中国内地的金融体系中仍只扮演相当小的角色。中国股市的市值大约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多数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超过100%。” 这些论者忽视了一点：其他发达国家的股市是开放性的，尤其是美国，来自世界各国的资本在华尔街与纳斯达克进进出出，翻云覆雨。中国股市主要是自家资金，外国资本只有4%左右。因此，中国股市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远比他国股市对本国经济影响要大得多。 更重要的是，一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究竟在何处，内部人往往比外部观察者更清楚。 中国现在是百业萧条，股市一枝独秀。中国政府不惜工本地将股市做成“牛市”，就是因为将银行解困、消除坏帐、减少地方债务等宝全押在中国股市上。在6月份股灾中被套牢的不少就是是国家队，因此不能轻视股市下跌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国内有评论者为政府救市辩护，认为如果不施援手，就好比农民在春耕时宰牛。这段话说的其实是以下道理：救市可能影响明天，但如果不救股市，就连今天也将断送。没有今天，当然绝不会再有明天。 再往深里说，习李接班将近三年，高层政争纷扰，反腐伤及的内部人数不胜数，等着看他笑话的人实在太多。此情此境之中，股市成了牵一发动全身的命门所在，事关国运党运与领导人运数，岂能不救？这就是明知救市这只“老虎”的虎背易上难下，也得咬紧牙关搏一把的缘由。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国内观察者心中门儿清，但外部观察者只能雾里看花。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7月2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stock-market-20150723/287658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玩把戏
在中国人大会议结束那天上午，中共总理温家宝主持了「中外记者会」，用两个小时回答记者提问。在欧美国家，国家领导人主持新闻发布会是常见的，但在中国，一年能有一次就不错了。但无论是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是前任江泽民，出席这种记者会的机会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温家宝的出席吸引了几百名中外记者。 在美国中文电视上看了这场现场转播的记者会，第一个感觉是，为十三亿中国人感到悲哀，因为堂堂中国总理的水平之低，讲话能力之差，实在令人目瞪口呆。 首先，温家宝讲话的那种官腔，那种做作，那种拿腔做调，简直令人无法忍受。而且温家宝说话的速度之慢，可能是天下少见的。他毫无道理地把一句话断开，中间停顿几秒，有时甚至几十秒，然後才把话说完。而且句子之间，有时竟长时间停顿，好像他一瞬间犯了痴呆症，直到超过所有人忍耐的长度，才拖著唱京剧般的长腔把话说完。这种讲话让人想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的声嘶力竭，和林彪在文革中举著毛语录喊「毛—主—席—万岁」时的气短。 看温家宝这种中共官员传统讲话模式，真不知道台下那些记者，还有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是怎麽忍受的。也许是中国人没有选择余地，也许是一年才一次这种折磨，将就了，也许中国民众根本就不去听这种官话，也许那些被称为喉舌的中共官方记者们早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了。 但在美国这种自由选举的国家，别说其他能力，仅以温家宝这种慢吞吞的讲话腔调，他恐怕连个镇长也选不上。因为多党制就意味著很多人出来竞选，而口才、演讲、说服民众的竞选能力，是一个政治人物必备的条件，否则就根本选不上，更绝无做到温家宝那种高位的可能。以温家宝这种水平能当上「总理」，本身就说明中国是一个平庸者当道、人才被扼杀的逆淘汰社会。 温家宝的讲话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官话、套话，像是从《人民日报》抄下来的。而且有几个迹象表明，温的很多回答，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而且那位官方英文翻译也不像是真正的「现场直译」，可能也是事先已译好讲稿。因为温家宝讲话时，几乎像在背书面稿子，大三点套小三点（一般口语随机回答问题，不会是这样的）并引用文言文的中国古语，甚至印度梵文古诗（回答印度记者提问时），那位英文翻译都能熟练地「译」出，显然事先得到稿子，否则那位印度古诗作者的英文名字，是不大可能「现场」译出的。而且当温家宝提到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只给了姓氏（即last name），那位翻译就能译出英文全名，显然事先知道温的回答内容。 但温家宝是怎麽事先知道记者提出什麽问题呢？奥妙就在这里，因为决定哪个记者可以发问的是中共新闻官员（而不是温家宝本人），对於自己的官方记者，则可以事先说好问什麽，温的秘书就可准备；而对於外国记者，点名日本记者，对方一定会问中日关系；点名香港记者，一定会是当时热门话题董建华辞职；给一个印度记者，很可能就是温家宝要访问新德里和中印关系；而给一个美国记者机会，不外是刚通过的「反分裂法」和中美关系。从温家宝的记者会来看，完全是这个模式，被允许提问的香港、日本、印度和CNN记者，都是上述这样提问的，因此温家宝就可事先准备好，并译好英文，於是「演出」这个好像是临时应答、现场翻译的记者会。 中国新闻官员的唯一「疏漏」是，当点到德国记者时，这个「呆板」的德国人竟没有问中德关系，或欧洲对中国武器是否解禁的问题，而是问中国什麽时候取消死刑。只有对这个问题，温家宝迟疑了，显然他的秘书没有准备。因此在两小时的记者会上，只有对这个问题温家宝回答的最短，英文翻译也不像对别的问题那样熟练和地道。因为可能只有这个问题是「突发」的，属於真正的「现场」「问、答」。 最可笑的是，在温家宝回答问题时，由於在场的七百多名记者（据《纽约时报》报导）绝大多数是中国官方媒体人员，他们竟几次热烈鼓掌。在西方，记者是独立於政府的，怎麽可能会为主持记者会的总统等权力人物鼓掌，更不会欢呼。仅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不仅是中国政府把记者当作喉舌，那些记者本身也把自己当作是喉舌。从本质上来说，正是温家宝所代表的暴力政权，和官方记者所代表的洗脑宣传，才构成了中共的专制统治。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3月17日） 2005-03-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批判共产主义的伟大先驱
今年是被《纽约时报》誉为「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又译德热拉斯）诞辰一百周年。 这位1995年就去世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怎麽能获得这麽高的评价？因为吉拉斯曾官至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和「人民议会」议长，但他却选择了一条强烈批判斯大林和共产苏联、坚定反抗共产主义的道路，成为旗帜性人物。 他曾写出三本重要的著作，一本是《新阶级》，六十年代中国就有了译本，是「内部参考书」，只限於党的高层干部等阅读，并不对外发行。另一本是《与斯大林的对话》，最後一本是《新阶级的坠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这几本书是吉拉斯一生对共产主义思考的总结。 吉拉斯的《新阶级》等书，都是对共产党的腐败、贪婪、残忍的近距离观察和批判。他的书不仅影响了东欧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促使中国知识份子从共产谎言中惊醒。我本人就是当年在中国时偷偷读到他的《新阶级》，才对共产邪恶有了更清晰了解，成为反叛者。所以我对吉拉斯一直充满感激，他的智慧和勇敢，启发了无数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吉拉斯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现象中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作为一个知识人，还是一个共产党人，他都一个「异数」。纵观他的一生，至少「异」在这五个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 同样是共产主义的批判者，哈维尔，昆德拉，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都是知识份子，从外部批判共产邪恶。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总统，是仅次於铁托的掌权者，他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高层反叛，否定共产党。 共产党内虽充满斗争，但几乎都是在肯定共产主义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争执，更多是权力之争。例如列宁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被称为中共内部最敢言的彭德怀，只不过是对大跃进政策提出质疑，对毛的个人崇拜稍有不满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产党，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掘墓。在真实和高官之间，他宁可放弃炙手可热的巨大权力和新阶级的荣华富贵，而追求真实。 吉拉斯是法定的铁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坚持自己的理念，可以顺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国家元首。但当他认清了共产主义本质的时候，就毅然放弃了那麽高层的官位，那麽巨大的权力，那麽辉煌的政治前途。这在整个共产主义历史中，还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意在改革共产党，修补共产主义。在中共内部，别说官至共产党的「二把手」，历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至少也有几千名，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否定共产主义。八九民运时被百万学生、民众怀念的胡耀邦，根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党。後来被海外一些中国异议人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赵紫阳，被软禁後向中共高层的上书，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肯定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都远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彻底的否定，只不过对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做法和政策不满而已。吉拉斯半个多世纪年前的智慧和勇气，即使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完全无法比拟。 第二，坚定反共，追求真理。 吉拉斯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三十年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反对南斯拉夫君主政权。因此他被捕入狱，坐了三年牢。出狱後结识铁托，成为该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 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苏联决裂时，吉拉斯不仅批评斯大林，更批评整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 两年後，「匈牙利事件」爆发，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志着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判刑七年，被监禁在当年君主政权关他的监狱。 在狱中，吉拉斯不仅没有悔过，还写出《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根据他官居高位对共产党的近距离观察指出：共产党已成为欺压人民的新阶级，比它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更腐败、更贪婪，更残忍，「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的主人。」 1962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判共产主义的著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是个阴险、狡猾、冷酷的家伙。」 《新阶级》被偷运到西方出版後，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60种文字，发行了三百多万册。吉拉斯的书，不仅使东欧的知识份子了解共产邪恶，也促使西方那些对共产主义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从共产谎言中觉醒。在共产党国家，有不少人是读到吉拉斯的书，才走上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道路。像後来的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都受过吉拉斯的影响。 吉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加刑五年。他在狱中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没有纸，最初的译稿写在了三千张厕纸上。 吉拉斯从监狱出来後受邀到英美访问。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吉拉斯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苏联侵略。为此他的护照被吊销，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吉拉斯在近半个世纪前，就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邪恶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的今天，不要说中共高官中还根本没有吉拉斯的影子，在海外还有中国异议知识份子撰文宣称他们对当年加入共产党不後悔，希冀和共产党良性互动，而寄望共产党改革的更大有人在。 这种愚昧，从八九天安门事件中更可以看出。曾因参加八九民运入狱的包遵信，1996年在台湾出版了回忆录《六四的内情》，其中清楚地记载了，当时很多参与八九民运的知识份子，是中共统战部的「志愿人员」，他们的角色是帮助「党和政府」做学生的工作，要他们听政府的话。他们不是像吉拉斯那样否定共产党，站在共产政权的对面，无条件地支持学生和人民，而是在共产政权和挑战者之间做「协调人」，并为能充当这样的角色而自豪。 第三，洞察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吉拉斯在最後一本著作《新阶级的坠落》中，再次重申他的一贯看法：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於事。 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 吉拉斯的这番话不是情绪的产物，而是他对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思路，才导致东欧人民将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地推翻，赢得自由。 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有的宣导新权威主义；有的歌颂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开放和经济改革；有的还要「告别革命」，主张稳定和经济建设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异议人士，也在做著和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的梦。如此种种对共产党的幻想，正是全球共产主义都崩溃了，而中国共产党还活着的重要原因。 第四，超越民族主义，视自由为最高原则。 在波士尼亚问题上，吉拉斯又是独树一帜。他是塞尔维亚人，但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认为他们有独立的权利，并严词批评塞尔维亚领袖，和对波士尼亚的侵略。在这一点上，吉拉斯也给中国知识份子启示。很多中国人，能够反对共产主义，但遇到像西藏、台湾之类的问题，马上和北京一个调子，认为宁可使用武力镇压，也不许那里的人民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土地、边界和国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严还重要。而恰恰是这种视国家高於一切的思维才导致义和团的蠢血沸腾和中国的落後，导致共产党能把中共混同中国，继续愚弄和专制人民。 第五，确信和向往西方文明。 去吉拉斯家里采访的西方记者发现，他的书架上有几十种美国学者最近写的书。和那种反西方、批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论调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最担忧的是美国从这个领导世界的角色後退。「我的感觉，也许不是正确的，美国正在变得软弱，从她在世界担任的角色後退，这意味著任何坏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可能会是灾难。」 吉拉斯所以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强盗、恶棍，可以想像，一个没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的世界会是多麽可怕。如果没有美国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是这样。 吉拉斯为他的与众不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说，「蹲过监狱的人会更倾向於权力。希特勒坐过五年牢，斯大林五次入狱。但监狱使我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人道主义者。」 最孤独的人最有力量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判决。但他还是受到当局的批判和新闻界的围剿，因为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众在长期的错误信息引导下，把吉拉斯视为民族叛徒。《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去吉拉斯家里采访时，一位南斯拉夫出租车司机说：「吉拉斯是个坏人，是个民族叛徒。」 吉拉斯逝世时，他的国家也没有给他一点荣誉。他自从批评共产党之後，就被强迫从政府别墅搬出，住进一个公寓。他80岁的时候，一苹眼睛失明，听力下降，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停电，他要十分艰难地爬楼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没有向「新阶级」和荣华富贵屈服，宁可活在孤独和贫寒中。 但易卜生说，「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一生证明，这位超越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孤独者，有着强大的心灵。哈佛大学前苏联研究中心主任乌拉姆（Adam Ulam）对这个共产世界的异数评价说：「这位曾对共产主义无情批判的先驱，会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怀念。」 2011-11-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桑兰的恶棍律师
“草泥马”！给桑兰打18亿索赔官司的律师海明在他的博客中说，他因新华社记者说桑兰可能撤案“脱口而出了国骂”，是因为“我使用咱们的国骂，是因为我爱国！用咱自己的国骂实在觉得舒服和自在。离开祖国25年了。国骂只有在网上才能听到了。想念哪！” 这就是一个声称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并自称在纽约大学（NYU）做过教授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就这样一个人，不仅为了媒体炒作弄出一个18亿索赔案，最近更出格，说评论这个案子的网民们有“语言暴力”，然後制造出虚名（John Does #1至#15）把他们也告上法庭。随後大言不惭地说“如果你心里是光明的，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就也应该是文明的。”好一个用国骂爱国、想念国骂、使用国骂感觉舒服自在的“文明人”！ 海明在博客上说，他要提告的15个“网路语言暴力攻击者”的第一个是我。但我们看海明的文章是怎麽提到我的∶“有一位姓‘草泥马’，名‘长青’的家伙，在网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 就把海明这些得意的“国骂”翻译成英文，在法庭上公布一下，法官和陪审员还不得以为他们遇到一个疯子，要求律师协会查查他的律师资格是怎麽拿的，即使不吊销他执照，也起码给个纪律处罚。 在这样一篇痞子文章中，他多处引用我文章的话，用双引号，却并不是原话，很多是编造、篡改；想用这种手段来煽动读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用我的“政治观点”来转移读者对“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一文所提及的问题的关注，更试图阻止、恐吓我对当事人以及海明本人的评论。此举可看出这个所谓的律师不仅没有职业操守，连打诽谤案的最基本常识都没有。 我是因为在中国被“封口”，所以在美国二十多年来一直特别关注言论和新闻自由问题，可能也是华文世界就诽谤案问题，写了最多文章的人之一。过去这些年来，我写过钗h批评人的文章，也不是没有人声称要告，可还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勇夫”，或者说，还没遇到那麽蠢的华人。 2002年，我曾写了一组文章，揭露吴征、杨澜夫妇在学历、经历等问题上的造假（http://caochangqing.com/gb/index.php?Content=15），他们也同样试图用恐吓来封嘴。 杨澜、吴征远比桑兰、黄健有权势，吴征曾是新浪网主席，杨澜曾主持凤凰卫视，并是全国政协委员和申奥大使等；他们更远比桑兰、黄健财大气粗，他们可不像桑兰这样，找这麽个颇具山寨版味道的律师，他们找的是曾代理美国《时代》周刊公司被印尼总统苏哈托状告诽谤一案的、正经八百的美国大律师事务所，而且已经把律师信用“信使”直接送到了我家里。但是我在收到吴征杨澜的律师信之後，一口气写了29篇正式文章，更进一步地揭露、评论吴征杨澜的问题，但却再也听不到吴征杨澜要起诉的信息了。 他们为什麽不告了呢？就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律师清楚，面对事实，他们在美国绝打不赢诽谤官司，所以还算很聪明地没有真正玩一场对他们损害更严重的游戏。 而今天，海明连我的全名都吓得不敢提，还告呢！海明声称要法院调查那所谓15个网上写作者，但既然他点出了我“攻击”他们的文章题目，并明确指出 “John Doe #1”是我，是一个真名真姓、一直在公众媒体发表文章的人、一个随便都可以找到的人，为什麽还装模作样地声称要让法院去调查呢？毫无疑问，这又是借所谓起诉，来一波新的炒作而已。 结果呢，桑兰的起诉网友之举，不仅谁也没吓唬住，而是在网路上（尤其是国内的）掀起了一波更强烈的对桑兰、黄健和海明的声讨。就像当年吴征杨澜要设立警察网站，全球缉拿批评他们的人一样，更惹怒了网民。这次钗h网友的帖子嬉笑怒駡加调侃，实在能让人笑翻天，娱乐效果绝佳。网友们最关注的是，还来不来得及进入15人名单，他们好可以来美国当被告。而且希望能被判有罪，好让美国海伟丰h中国把他们抓到美国，这样就不用偷渡了。 中国人有个形容，说某种动物如果疯了，就见谁咬谁。这海明代理的桑兰案，是谁招惹他们，他们就告谁。现在更让人喷饭，把被告的律师也告了，就因为他对媒体回应了几句有关该案的问题。这海明律师好像压根忘了，他自己从这案子一开始就在海内外华文媒体上疯言疯语。如果海明那些疯话都让美国人知道了，他可真要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 明知是一起打不赢的官司，那这个海明这麽“闹”，到底要干什麽？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想靠忽悠、炒作、弄虚作假打名声。 这些年来，的确有很多中国人在国内国外都靠忽悠、欺骗真的成了大名，或赚了大钱。这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殊产物。海明虽然来美国25年，但这个对“国骂”一往情深的骂主儿，明显对自己那满身的共产病菌严重缺乏消毒，不仅出口成“脏”，而且一有机会就用那身“毒素”污染美国这个相对健康、乾净的人文环境。 上次他告CNN，就是这样一次污染。他明明知道CNN作为一个媒体，它有批评任何人的自由。那个主持人是表达一个观点，没有“事实指控”的错误，所以完全不存在可以打诽谤官司的问题。而且海明既不能代表13亿中国人，更没法告13亿的巨额。这点，海明如果不知道，就是法盲；如果知道，就是个恶棍，故意玩弄中国人的恶棍。 对，我在这里对他使用“恶棍”这个词，就像 CNN主持人用的“goons and thugs”是评论，是形容。海明要打诽谤官司，除非我发表文章说他“强暴了某人”、“欺诈了某客户”、“曾经贩毒、偷盗”等等，而且这些说法都没有事实根据；除此之外，海明得出具事实，表明我的文章直接使他的商业利益受损害；即使以上他全做到了，海明还得拿出证明，证实我有“事实恶意”；也就是说，我是在明知他没有强暴、没有贩毒、没有偷盗的情况下，而硬是要故意地、恶意地攻击他（这是诽谤案中最难求证的一点）。这样他才可能打诽谤官司。这麽苛刻的要求，就是让人很难在美国对公众人物打赢诽谤官司，最大限度地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 这次海明代理桑兰索赔18亿、又告15个网友的做法等， 就像上次他告CNN案一样，不是法盲，就是恶棍。是恶棍的成分更大，为什麽？因为这两个事件都不需要有多深的法学知识才能弄明白，常识推论就不成立。这个恶棍律师这次大概的确打出了名声，只是离“臭名昭著”就差那麽一点点了。 其次，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要靠种族情结来拉中国人的生意。 桑兰的摔伤，本来是一件和种族歧视毫无关系的意外伤残事件，无论从大会组织者，到保险公司，都和种族歧视连边都沾不上。而且在这个事件中，恰恰表现了跨越国界、种族的对桑兰的关心和友爱。海明却反过来指使桑兰告“种族歧视”和“国家歧视”。这倒真让人感到一种“恶意”。 人们只要上一下海明律师事务所的网页，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专长，就是耍弄一些煽动种族主义情绪的东西，煽动华人对美国人的仇恨。而且以作秀为主。 他声称要告好莱坞影星莎朗史东，结果没告； 他声称要告骂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美国右派广播节目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结果没告； 他声称好莱坞某部电影对华人不敬，起诉了米高梅公司，企图阻止该片拍摄和放映。此举没有下文。他以为自己是中国广电总局长，米高梅属他管。 他声称代表13亿中国人，告批评中国政府的CNN主持人，索赔13亿，结果不仅很快撤案，而且根本没诉13亿。一场欺骗华人的秀。 很有意思的是，海明一边在中国媒体上忽悠中国读者，做出一副极端热爱祖国的样子，但在这次桑兰的起诉书上，却在多处指控中国官员。大概以後中国政府也不会再买他的账了。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高调“爱国”的“玩主”，有没有帮中国人打过政治庇护官司？或钗酗 荦稆穸h查查。 对，他就是一个“玩主”。这次是把桑兰和黄健玩惨了。可惜那两个昏了头的年轻人，还在继续协助这个恶棍律师玩自己。我虽写了两篇文章指责他们，但对他们因不了解美国情况，而被这麽一个恶棍耍弄，也颇有同情。 这次海明声称要告我，希望他别像吴征杨澜那样做懦夫，我正指望能上法庭，好让法官迫使海明先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纽约海明律师楼”网页上（http://lawyerhaiming.com）说，海明是“美国法学博士”，那麽他是哪间名校的法学博士？鉴於他的表现过於“山寨版”，不少网友质疑他是否有律师执照，也有人怕把自己孩子送错了学校。 第二，上述网页还说，海明是“前纽约大学（NYU） 教授”。那麽他是从什麽时间到什麽时间，在纽约大学的那个系做的教授？教授哪门课程？ 第三，上述网页还展示∶“美国国会为海明颁奖”。那麽，美国国会哪个部门、给他颁的什麽奖？ 第四，海明说当年撤销起诉CNN一案，是因为“受到巨大压力，律师本人会被罚款一万美金，并受到纪律处罚。不撤不行。”让他回答，压力来自何方？为什麽此案会被罚一万美金？是不是这种告法是不负责任的胡来？为什麽会受到纪律处罚？是不是因为他违犯律师操守？他忽悠中国人的企图是什麽？ 第五，海明2008年起诉CNN，号称索赔13亿，到底索赔多少？如果起诉书写的不是13亿，海明是不是个骗子？ 第六，海明说，他在2008年给中国地震灾区捐款3000美金。请他告诉三千块捐给了中国哪个部门？请他出示捐款证明——支票、银行帐单、收款部门收据。如果没捐出这个数，海明是不是个骗子？ 第七，新华社报导说，桑兰的官司是由“华人律师领衔组9人律师团”在打。消息来源只有海明和黄健。海明说，“我们的律师团队有幸获得桑兰的委托，组成了由华裔，犹太裔，日尔曼裔，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印度裔，以及非洲裔的律师组成的‘联合国军团’代表桑兰调查和起诉所有相关责任人。”那就请海明把上述族裔的律师名单的英文全名列出并回答，起诉书是否由这九人签名、递交。如果没有一个所谓的九人“联合国军团”给桑兰打官司，海明是不是个骗子？ 海明通过这个案子玩一圈，顶多是从“不为人知”把自己变成“臭名昭著”而已，但一再拿著诉棍乱挥乱舞的做法，最後，最重的损伤又都是落在了桑兰的身上。人们记住的，是桑兰使用这个素质极差的诉棍乱砍一气，结果都砍自己身上了。当然，那些一再反目、爆料的东西，都是桑兰自己在中国媒体抖落出来的。 也部A人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被“宰”成这样的桑兰值不值得同情呢？对海明这种“滚刀肉”应该怎麽办呢？我实在不知道这“滚刀肉”怎麽翻成英文，否则我先替他译好，为他写状子省时间。 2011年5月17日於美国 2011-05-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四：高行健的粗劣语言
《灵山》没有塑造起人物、更缺乏故事和情节，对此连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马森也在为《灵山》写的序中质疑说：“那麽一篇小说，既不企图反映社会和人生，又不专注于情节的建构和人物的塑造，还能剩下什麽呢？” 他认为《灵山》是散文式小说，担心读者无法读下去，因为“‘人物—情节’模式早已形成读者固定的审美经验”。他认为如果能把《灵山》读下去，起码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诉求于读者审美经验的调整”；二是“看他语言的艺术是否能承托得起这巨大的篇幅所带来的重量”。也就是说，如果《灵山》能以精炼、诗意和创新的语言弥补人物和情节的不足，那麽也是有可能吸引读者把这长达560多页的散文看下去的。 ●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在西方作品中，的确有靠语言本身的力量就能支撑得起的长篇小说作品。比如在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中排第一名的《尤利西斯》和排第四名的《洛丽塔》都首先是以语言的优美而令作家同行惊叹佩服不已。虽然《尤利西斯》把现代派作品的“意识流”特色发展到顶峰，其艺术原创力为这部作品赢得了无可匹敌的文学地位，但其内容的艰涩、难懂的确令人怯步。然而，这部书对英文语言的应用成为许多作家的教科书。有学者指出《尤利西斯》中用了三万多个英文词汇，其对人物行为、心理及对事物、景物的描写非常准确和细腻，所以乔伊斯作为20世纪语言大师的地位也是没人能撼动的。《洛丽塔》也是主要靠语言本身支撑起了其文学地位。该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等都不出色，但它对语言的应用则令读者津津乐道。 高行健在他的诺贝尔奖领奖词中用了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 1991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约七千字的演讲稿中也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谈论语言。我非常认同高行健对语言的重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可以想像糟糕的语言能堆砌起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也绝不反对高行健试图对汉语进行“再创造”的努力，因为我同意他“这语言还有再创造的余地”的说法。但高行健的两部主要作品《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恰恰在语言上都很差。虽然《灵山》要比《一个人的圣经》强很多，偶然也有几个意境还不错的句子，但遗憾的是，高行健在书中对小说语言的使用和对汉语的“再创造”实在有很多不仅不成功而是非常糟糕之处。 ● 议论不是小说语言 首先，书中时不时地出现政论文式的直接感叹，评价和议论，有时则整章都以论文的口气阐述作者某种观点。例如，书中的“你”到了绍兴，作者就“跳出来”感叹在该地出生的历史名人秋瑾、鲁迅、司马迁等。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中说“我害怕格言警句”，但《灵山》58章全章是类似格言警句的肤浅小哲理；66章全章谈死亡，70章拉出各朝代名人议论一番；第72章，则用不伦不类的文体讨论什麽是小说。 这种文字，说是有哲学意义吧，还没等读者琢磨，作者就像祥林嫂一样地告诉了；说是散文吧，抒情、哲理、文采都不够（起码占一条，也不会让人咬牙切齿都读不下去）；说是政论文吧，思想深度和逻辑又不够（读者不是不耐烦了，就是走神儿了）；再没有吸引人的故事、细节、人物、语言，那这书就纯是写了不让人读的。 ● 病句和别扭表达 其次，高行健“再创造”出很多下面这类病句： “她说他还对她说他爱她”《灵山》209页，比较：她说他曾表示过爱她； “她说她去看她姑妈”《灵山》439页，比较：她说去看姑妈； “他问我有没有收到他寄给我的他的稿子”《灵山》422页，比较：他问我有没有收到他寄来的稿子； “我尽管疲劳不堪，无法入睡”《灵山》328页，比较：我尽管疲劳不堪，但却无法入睡； “下楼来街上的一些杂货铺和吃食店灯光通明”《灵山》470页，比较：下楼来，看到街上一些杂货铺和小吃店灯火通明； “装满木材的卡车连连掀著高音喇叭”《灵山》7页，怎麽个“掀”法？ “她说她用的就玩弄这词”《灵山》208页，真是玩弄，不知所云； “他坐在铺红台布的台上”《一个人的圣经》191页，比较：他坐在铺红布的台上； “小五子著的木屐来了”《一个人的圣经》132页，应为“穿著木屐的小五子来了”┅┅ “他大概还就是，困惑不已。”《一个人的圣经》197页； “狼狈也如同烦恼，人全都是自我”《灵山》382页，什麽意思？ “大吵大闹了不知多少几回，赶在领导作家协会的更高的党的领导对他下手批判之前”《一个人的圣经》22页。“多少几回”和两个“领导”都是重复； “一步失误，就会被咬得粉身碎骨”《一个人的圣经》110页，怎麽能“咬”得粉身碎骨？ 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时，说他反对把外文用法直接引入中文，但请看《灵山》中这类日本式和西式语法的中文： “在座的诸位，不知有谁亲眼见过的没有？”《灵山》400页； “她妈妈说，她亲生的妈妈还在世的时候，说狗身上有跳蚤”《灵山》138页。 病句和各种错字在这两本书里是挑不胜挑。如果不信，或不愿花四十几块钱买两本烂书的读者，可从网上下载高行健的诺贝尔领奖词《文学的理由》，通过他最高水准的演讲词里那些病句，读者不难想像他“随意”、避免“费脑筋思索”写出的其他作品能好在哪里。 就算《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里那些数不清“哪”“那”不分之处都是打字错误吧（这种错误，在电脑时代自然很容易发生），但高行健的领奖词里只有两次需使用“哪怕”之处都错用成“那怕”，怎麽打字员十多年来总是跟高行健作对？ ● 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贵在“妙”和“俏”，高行健玩的别说既没妙意，也无俏意，根本就是“没有意义”： “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有和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灵山》123页； “当我说我和你和她和他乃至于和他们的时候，只说我和你和她乃至于和她们和他们，而绝不说我们”《灵山》342页； “历史是谜语也可以读作：历史是谎言又可以读作：历史是废话┅┅ 又能读作：历史是面团┅┅进而也还能读作：历史是鬼打墙┅┅历史啊历史啊历史啊历史”《灵山》500页。 这种语言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在纽约一个朋友家里，听所谓现代派画家诗人马德升朗诵他的诗，全诗只有一个“操”字，用各种不同的口气，先是低吟，然後激越朗诵，最後声嘶力竭地嚎叫，总共长达几分钟。这大概是那些所谓“现代派”的顶峰了吧？ ● 垃圾无法译成金子 《纽约时报书评》引用了《灵山》里的一句话做其评论的结尾：“人已经讲了那钗h废话，你不妨再讲一遍”。《时代》周刊的评论直言“诺贝尔奖当然不可能是主要靠《灵山》得到的，”在抱怨译文别扭累赘的同时误以为高行健是中文语言大师。天真的美国人怎麽可以想像《灵山》原文的糟糕之处即使不比译文更多，起码一点儿也不少。 《灵山》的英译确实很差，别说表达生硬、粗浅，连准确都经常达不到，像把“道听途说”译成“道德说教的堆积”，把“人人都是自我”译成“全人类是由个人自我组成的”，“灵魂”有时译成“精神和鬼魂”。译者对“亩”、“里”和“海拔”不知道怎麽译，就直接用汉语拼音“mu”、“li”和“haiba”代替；“稀稀奇奇”就“译”成“xixiqiqi”，笔记小说就是“biji故事”，我才发现这汉语拼音急用的时候可真帮忙。 也难怪，谁有本事把那么粗劣的文字“翻译”成金子？译著的前言简直就是给高行健找工作的文字履历，然後把高行健自我吹嘘的“深奥”鹦鹉学舌一番。一个地道的“伪中国文学教授”。 周围朋友说，读了几页《灵山》，就再怎麽咬牙也读不下去了。的确，人们可以历尽千辛去淘金，但不会有耐心把街上的垃圾桶翻个遍。 按照常理，任何“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至少应是语言高手。但从《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的文字来看，作者对汉语的驾驭能力，有时连流畅通顺这个基本要求还没达到，谈发展汉语实在还太奢侈。 中共当局禁止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陆出版，真是成全了他，否则众多读者，尤其是评论家，会很容易看出它是“劣质品”。 当有一天高行健的书终于可以在大陆出版，作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汉语作品，他的书应该成为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部主要作品，可能还会被当作范文讲课，但这样的文字，让教授们怎麽个讲法呢？可以想见那时的尴尬。 （原载多维） 2001-01-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俄中实施“背靠背”战略？
程晓农 俄罗斯正在制造乌克兰军事危机，目的是胁迫欧盟成员国放弃国防主权，从而听命于俄国，以便重新建立苏联时代的外围防卫地带。欧盟对此束手无策，主因是德国自己套上了俄国的能源“绞索”。习近平趁机向普金提出了中俄两国“背靠背”掩护的战略，但俄国对中国的防范之心却根深蒂固，对中共在俄罗斯的渗透也不断打击，中俄两国无法建立军事战略上的互信。 一、俄国会不会引爆乌克兰火药桶？ 现在的乌克兰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俄国十来万大军集结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实际控制区的俄方边界内。这一次两国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不再是俄国策动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势力叛离乌克兰，而是要通过军事威胁乌克兰，向欧盟和北约施压。普京12月21日警告说，俄国准备采取“军事–技术措施”，来回应西方支持乌克兰的“不友善”行为。在东欧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向来主要关心东亚局势的华人，可能不那么了解目前乌克兰火药桶的真实含义。 大国挑起国际对抗会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军事威胁来实施外交压力，其特征是有明确的外交上的目标提出来，乌克兰危机就是如此；另一种是以军事威胁进行武力有效性测试，试图迫使对方让步，发起威胁的一方其实没有外交上想达到的目的，只想在军事上攻占对方，台海危机是一个典型例子。 俄国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明确的外交目标是什么？12月17日俄罗斯外交部提出了一份要北约及美国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条约草案，作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提条件，并且限欧盟和北约1个月内做出决定。这份草案主要包括以下条款：一、北约停止对前苏联阵营国家的支持和军事合作，禁止乌克兰及其他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确认俄国与北约不将对方视为对手，和平解决所有争端并避免使用武力；美国撤回其领土之外的现有核武器。 这份文件表明，俄国是用重兵恐吓欧盟及北约，发出武力威胁警告，希望借此逼欧盟及北约做出在欧洲地区的重大让步，让欧盟撤出因几年前俄国西进乌克兰之后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的驻军，从而恢复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国防外围圈，重新把东欧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普金明确提出了炮口下的外交谈判战略目标，就是要欧盟和美国签订这份协议。 二、欧盟领袖德国自缚手脚 乌克兰危机已成为对欧洲安全的主要威胁，俄罗斯的要挟直接威胁到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由于俄罗斯提出的条约草案以军事议题为主，首当其冲的是北约，而北约背后的欧盟各国则是必须参与这场外交谈判的主角。但是，欧盟至今对普金的那份外交条约草案保持沉默；北约也不得不对事关欧洲防务和欧盟成员国安全的这件大事不理不睬。这种奇怪立场的根源在德国身上。 德国在欧盟中扮演着领袖的角色，但这个欧盟领袖国家现在却因为本国政府的失败，把欧盟乃至整个欧洲拖进了泥潭。所谓的德国政策失败，主要指默克尔政府实行的两项政策：其一，德国为了标榜左派的绿色能源方针，不断增加天然气在能源供给当中的比重；其二，为了使用天然气，德国不顾美国的反对，顽固地坚持从俄罗斯大量进口天然气。从2017年开始，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德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40%，造成了德国在能源供给上对俄罗斯形成了依赖。 德国自己把俄罗斯的能源“绞索”套在脖子上后，如今俄罗斯开始勒紧绞索，逼迫欧盟国家在国防安全上全面让步，于是德国陷入了政治、经济、国防的三重困境。俄国提出上述协议草案之后，立刻于12月21日开始降低对德国的天然气输送量，于是德国原本就极其昂贵的电价立刻跳涨25%。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寒冷的冬季对能源的需求不可或缺，西欧国家为了维持电力的正常供应，不得不重新启动燃油发电厂的发电机组，于是绿色能源方针不攻自破。 德国被俄罗斯的能源“绞索”卡紧脖子之际，又因为长期坚持压缩国防费用，导致军力薄弱，在军事上也无力应对俄国的军事威胁，于是就造成了德国在经济、军事、外交三方面都对俄罗斯的勒索毫无应对之策。当年川普总统警告德国，依赖俄国天然气会有严重的经济、军事、政治后果，如今一一兑现了；而德国政府1年前还在犟嘴，“如果我们所理解的主权只意味着未来我们只做华盛顿希望的事情，则我们大可不必奢谈欧洲主权”。 现在，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终于因为德国被俄罗斯勒索而面临可能被德国出卖的困局。始作俑者德国政府现在仍然拒绝承认，因为自己的国策错误而导致如今这样被动的状态，于是欧盟和北约也因为德国的左右为难而哑口无言，只能听任乌克兰危机拖下去，随时可能恶化。 三、俄中会形成军事上的“背靠背”战略？ 欧洲潜在的军事冲突可能爆发之时，习近平向普金提出了中俄两国“背靠背”掩护的战略。12月15日普京和习近平举行了视频会谈。据俄罗斯《商业报》透露，双方在不建立军事联盟的情况下，愿意为对方建立可靠的后方；按中共外交部的定义就是，“背靠背”行事，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应对外部挑战的支柱。俄国的重要智库、俄国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俄文缩写是IMEMO）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说，每一方“都意识到，它正在抵挡自己的对手，俄罗斯在西方，中国在印太地区。俄中背靠背地掩护对方的后方极其重要”。据俄媒报道，习近平对普京说：“您坚决反对在我们两国之间打楔子的企图，对此我表示高度赞赏。” 中俄关系会不会越来越紧密，以致于世界上又出现威权主义大国联盟，与民主国家的同盟对抗？对这个问题的认知，需要更多地了解，在双方的互相利用背后，是否存在着战略上的互信？如果不存在彼此真正的战略互信，那么双方的“背靠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暂时的政治合作，而无法构成军事上的“背靠背”战略。 上述报道提到，双方“背靠背”行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建立军事联盟。去年10月22日在俄国知名智库瓦尔代（Valdai）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年会中，普京以视讯方式讨论了国际形势。当被问到，俄罗斯和中国会不会结成军事同盟时，普京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建立军事同盟），但是理论上是可以想像的……同样的问题在2019年底普京召开的年度大型记者会上也出现过，普京当时的回答是：“我们目前与中国没有建立军事联盟，我们也不打算建立。”普京显然两次否定了俄中军事同盟的安排，但去年他是用“理论上”“想像”这样的假设性语言，故意制造出一种战略模糊，目的是迷惑西方。 为什么普金实际上对建立中俄军事联盟兴趣缺缺？可以听听俄国精英在国内表达的看法。一位在俄罗斯非常有影响的知名媒体人波兹涅尔今年3月25日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中国才是俄罗斯最主要的威胁，俄国唯一的应对之道是俄美结盟。这一观点反映了俄罗斯精英中不少人的真实想法。波兹涅尔从苏联时代起在俄罗斯就家喻户晓，他60年代开始担任苏联媒体的时事评论员，主要主持苏联对外宣传的英语节目。苏联解体后他继续活跃在传媒界，担任过俄罗斯电视学院院长，目前在最大的俄罗斯国营第1电视频道主持访谈节目。 他的观点是：中国（共）正追求全球霸权，想成为世界老大，他不信任中国（共），更非常担心中共威胁。他认为，对俄罗斯来说，对抗中共的唯一办法就是同美国结盟，因为只有美国才能成为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唯一盟友。波兹涅尔强调，普京当局推动与中共走近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共）威胁的严重程度，没有危机感，或许中共威胁还没逼近。他认为，只有当中共威胁迫在眉睫时，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才会意识到中共威胁的紧迫性，不过可能为时已晚。 四、为什么俄国精英对中共有防范之心？ 俄国历史上的西伯利亚地区曾经是亚洲游牧民族活跃的地方，蒙古人、突厥人、鞑靼人、匈奴、鲜卑都在那里生活过。至今俄语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呼（Китай）还是契丹族的族名，历史上俄国人认为，凡是从亚洲过去的都是契丹人；而西伯利亚（Сибирь）这个地名则来自鲜卑这个民族的族名，可能古代鲜卑人最早在那里生活。沙皇时代的俄国大力扩展国土，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今天俄国的国徽仍然是双头鹰，一个头看向西方，一个头看向东方。在俄国人心目中，东半部的国土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 只有了解俄国东半部即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状况，才会理解俄国精英对中国的这种担忧。我1988年底曾经从北京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到西德首都波恩。当时就注意到，西伯利亚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这唯一的铁路沿线，平均每4个小时的火车行程才出现一座中小城市；而且城市破旧，工厂老化，居民贫穷，而城市之外只有少量村子，大部分土地是荒芜的。这种状况从那时到现在，不但没有改善，相反却不断恶化。现在西伯利亚和俄国的远东地区出现了大量人口流失，远东地区每平方公里仅有1个人。而俄国与中国东北地区有4,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中国这一侧有几千万人口，所以到俄国打工经商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选择。 俄罗斯分为东西两部分，分界线是乌拉尔山脉和叶卡捷琳堡（原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也是欧亚分界线。此分界线以东，俄国的一半国土现在已经全面空心化了，人口大规模西移，很多城市、城镇、工厂和居民区已空无一人，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大批中国人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当地居民欢迎中国移民，想依靠中国移民为他们工作，创造财富，来养活俄罗斯东部地区。 这样，俄国的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就发生了根本冲突，这个局面长期不会改变；而莫斯科的精英们十分担心，这种状况意味着俄罗斯的国土安全将长期面临来自中国的人口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不可能和中共有真正的战略合作；换言之，俄罗斯对国土东半部的永久性不安全感，决定了中俄两国不会彻底联手，只能是互相利用。 今年8月6日，普京的左膀右臂、现任国防部长绍伊古会见俄国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学者时提议，应当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建造5座中心城市，每座人口不少于30万，总人口超过百万。作为克里姆林宫的资深官僚，绍伊古从2012年起就向总统普京数次进言迁都之策，目的是增加俄国的战略安全。为什么要这样建议，他没说出来，其实俄国的精英谁都懂背后的台词，即担心俄国东半部的国土会被中国蚕食。 五、中共对俄谍报活动叠遭打击 中共在俄国，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嘴上喊友好，背地里下刀子。苏联垮台后，俄国一直有一个共产党，上世纪最后十年里，每次全国选举都能得到20%到25%的选票，现在这股势力在衰退。今年9月普金突然下令安全部门对俄罗斯共产党展开了持续的抓捕行动，并查封俄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及俄共莫斯科市委大楼3天。据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普京得知中共长期在暗中支持俄共推翻他，近期更有加剧态势，因此启动了这次大抓捕。美国之音曾报导，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及俄共高官从中共获得金钱等支持，并受中共摆布。俄共高层频繁去中国旅行和演讲，久加诺夫有3本书在中国出版，1个孙子在中国留学实习。靠近中国的伊尔库茨克州原州长列夫琴科一家一年的三分之一在中国。这些都属于隐形受贿。 所以，虽然普京和习近平在外交场合互相支持，内心里俄国对中共的不信任和敌意难以降低。这次抓捕是普京对中共发出了警告，要清除中共对俄罗斯的政治渗透。除此之外，在俄国最活跃的外国间谍也往往是中共收买的。下面举3个今年的间谍案。 案件一，今年1月一家俄罗斯航空和海军舰船发动机企业的2名资深工程师、企业高管被捕，他们退休后向中共提供有关发动机技术，还为中共培训相关领域的人才。 案件二，2月25日靠近俄国与蒙古边境的赤塔市宣布，当地1名居民瓦西里耶夫为中国间谍机构收集情报，以叛国罪判处8年徒刑。这个地方是俄国部署防范中共军事力量的地区性军事指挥中心。 案件三，莫斯科城市法院4月23日发布消息，判处科学家沃罗比耶夫20年徒刑和1百万卢布罚款。沃罗比耶夫犯下的罪行有叛国罪、非法出口和走私可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材料、技术、技术信息、设备以及对此提供服务等等。他所在的莫斯科航空学院是俄罗斯航空和航天领域的顶级学校和研究机构，而此人是该校火箭发动机教研室的讲师，擅长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设计测算、航空和火箭发动机的总体理论等。有影响的俄罗斯商务广播电台说，从法院的判决中能推测出，这起案件涉及沃罗比耶夫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其辩护律师对此既不肯定，也不否认。法院判决书中提到，沃罗比耶夫与中国有非常广泛和稳固的联系，他还试图从俄罗斯边境逃到中国去。此案刑期之长，处罚之重，在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涉及中国的科学家间谍案中十分罕见。 这些今年的间谍案既反映出中共在俄罗斯谍报活动的活跃程度，也说明俄国对中共的戒心和防备丝毫不松懈，下手时绝不手软。俄国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把中共当成威胁的思维从未改变；而且，两国关系越密切，就有更多的人能感觉到双方关系中的那种潜在不信任。尼科里斯基说：“很多观察人士、媒体记者们都不再像5年前那样对俄中关系充满乐观……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台面下的问题太多。”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23/n13454349.htm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习近平“造假”有众多新发现
最近英国大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刊文，再次质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有假。 习近平的博士学位，在海外曾多次被质疑（如果中国实行像美国等西方国家这样的民主制度，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堂堂国家主席的博士学位有假，早就是大新闻，会被炒翻天。台湾国防部长杨念祖被查出论文有抄袭，任职六天就下台），但在中国，官媒上却是一片静悄悄。 抄袭、假学位这种问题都是“硬伤”，因为很难逃脱被查询、发现。毕竟有毕业的学校、学位论文、研读时间等等“硬性问题”要被检验。习近平的“博士帽”明显戴得不伦不类，起码三点说不通∶ 第一，《清华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实施办法》明文规定∶“申请博士学位的人员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以上。” 但习近平的简历显示，不要说他没有“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他从未有过“硕士学位”。这说明，习近平的“博士学位”起码违反“清华大学”本身制定的学位规定，是“违规博士”。 为什麽习近平不符合规定，但却能从清华拿到博士？除了习近平本身的政治地位以外，他跟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的关系也是明显值得追究的——（网上可查到的资料显示）他俩都是在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同宿舍，并称为“关系莫逆”。而且陈希是福建人，曾在习近平当省长的福建工作。 陈希“破例”给习近平戴上“博士帽”，习近平则给陈希戴上“乌纱帽”。习近平2007年秋天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陈希（2008年）就被提升为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11年还接替邓小平女儿邓楠，出任中国科技协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今年3月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4月份陈希就被提升为中国官场最有权力的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第二，习近平的博士论文本身跟“法学、法律”毫不相干。习近平当上“政治局常委”后列出的简历说他是“法学博士”，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 这是个什麽“专业”？怎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就楞是读出个“法学博士”？难怪中国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就等同是“法”了！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所以报导揭露习近平博士学位问题，因为他们已拿到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复印件；而网上只能查到习近平博士论文的500字介绍，检索不到原文。中国已建立“博士论文检索系统”，但习近平的论文就是不进入这个“系统”，这本身也说明“习主席”可能心虚（不是谦虚），知道自己的文章是作弊的。 为什麽“习主席”不敢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公开？因为他的论文明摆著跟法学毫无关系。该论文全称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开篇介绍说，该论文“通过对农村三大现实难题（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由此揭示了研究和解决农村市场化问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看过习近平博士论文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在报道中说，“从学术角度讲，这篇长达161页的论文不但漏洞百出且缺乏原始调研结果，很可能是综合官方调查报告和外国研究成果后，由专人以马列主义理论词汇合成。” 网上资料显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负责人刘美 xun（本网无法显现这个字，应为王子旁加个旬）。这位今年76岁的女教授，一生致力教授马列主义，至今还担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后来可能看到研究马列不那麽吃香了，就把她的马克思专业中加入“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而摇身一变成了清华大学社科院经济所所长。但无论是马克思政治还是邓小平经济，都跟“法学、法律”等学科没有关系。习近平不仅自己的博士有假，他的指导教师也像是个学术骗子。 习近平在博士论文后面煞有介事地说，他“参考了97本中文和26本英文书籍”。而事实是，习近平根本不懂英文，他连像李克强那样照稿子念几句英文的能力都没有，居然能“参考了26本英文书”！看来共产党高官的撒谎水平，可不是平平，而是达到“国家主席”的顶峰程度，且“习”以为常了。 第三，习近平一直当官，他哪有时间写博士论文？习近平“读”博士期间，他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省长、党组副书记。福建是中国大省，人口三千五百万，GDP在中国30多省市排名第六。作为大省一把手，要日理万机，他哪有时间精力去“参考97本中文书和26本英文书籍”，撰写161页的博士论文？ 习近平实在是“太有才了”—— 在做福建省长的四年期间不仅“读”了博士，“写出”16万字博士论文，据《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5月23日发表的“解析习近平的博士论文，看中国城市化”一文（作者李华芳），“习近平博士在读博期间（1998年-2002年）非常高产，共计完成了5本署名著作，分别是主编的1999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2000年与人合著的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2001年主编的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的选择——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以及同年主编的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爱国》等。不仅如此，习博士在此期间还在清华大学指定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2篇学术论文。” 习近平不是写作出身，也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当年他是靠担任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的高官父亲习仲勋的权势，得以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而且学的是化学工程专业。但在短短四年，还是主持福建这样一个大省的繁忙工作期间，竟然出版这麽多“学术著作”和“论文”，这能是真的吗？ 从常识来看，习近平发表这麽多的论文和著作显然是有人代笔。中国那种溜须拍马的“陈希”们，可是从不“稀少”。那麽代笔人都是谁呢？ 居住挪威的华裔政论家锺祖康近日发表调查文章“是她为习总代写博士论文吗？”指出，起码现为福建省江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女教授刘慧宇是最大嫌疑之一。理由有三∶ 一是习近平的那篇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跟刘慧宇出版的书《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内容多处重复，甚至有些段落一模一样（详见锺祖康的对比文章）。 二是习近平在福建担任省长期间（获得博士学位），刘慧宇则担任福建省宁德市人大副主任、省政协委员等。 三是刘慧宇曾担任宁德市蕉城区副区长，习近平则担任宁德市委书记，是刘慧宇的上司。 从网上查到，1966年出生的刘慧宇，后从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从厦门大学获应用经济学博士，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过数十篇研究论文，出版多部著作”。 锺祖康的结论是，刘慧宇是学术科班出身，“当时以其学术专长帮了习近平一把，但在处理自己的著作时，在把文字搬来搬去时，对自己曾为他人做枪手代写的文字失去警觉性，以为还是自己的。” 上述《纽约时报》文章说习近平出版有5本署名著作，但显然漏掉2本，一本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署名习近平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另一本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署名习近平的《之江新语》。香港凤凰网报道说，这是《浙江日报》2003至2007年间头版专栏“之江新语”的232篇文章汇集，专栏署名“哲欣”，是当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所用的笔名，意思是“浙江创新”。凤凰网说，“浙江日报社再三徵求习近平的意见后，以《之江新语》为书名，将习近平所写的这些文章集结出版。” 既然习近平有多达7本署名著作和12篇学术论文，刘慧宇出版的书和论文也很多，国内有心人如果像锺祖康那样下点力气，把习近平和刘慧宇的“著作、学术文章”找来做个对比，很可能会“发现”更多——习近平或许不只是博士学位有假，而且他的全部文章和书，都可能是别人代写的。所以，中国的打假，首先应该从权力高峰的“国家主席”之假开始！ 2013年8月18日于美国 2014-01-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3👍 0💬 0曹长青∶共产党喊反腐 证明气数已到
共产党一喊反贪腐，就有一些中国人感动莫名，认为当局动真格的，这是中国有希望的象征。其实这是一厢情愿，因为历史已证明，靠独裁政府反腐，从来都不会有清廉的结果，因为专制国家的贪腐，是制度性问题（没有政党轮替和新闻监督，一定导致贪腐严重），不从制度入手，就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相信当局反腐会有根本性成效，就像相信在树上能捕到鱼一样愚蠢可笑。 人类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且不说同时代的当年苏联和原东欧共产国家，只是从中国自身历史来看，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首先我们看皇朝历史。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史，历朝历代其实都是有“反腐”的，但哪个也没有解决问题。例如中国皇朝最大的贪官是乾隆年间的和坤（和 。应为王字旁加申的shen，但本网简体版无法显示这个字，所以一律用和坤代替，下同），从他家搜出的赃款珠宝等，价值八亿银两，超过了清朝政府15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被乾隆皇帝宠爱、权倾一时的和坤，成为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富可敌国，是“贪官之最”。但乾隆皇帝当时也是反贪腐的，他几次微服出访，包括下江南等等，遍查民情，发现贪官就惩处，要杀一儆百，制止腐败。 中国前几年流行的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就是用喜剧手法揭示这段历史，清廉的大学士纪晓岚，对付大贪官和坤，皇帝很多时候不得不站在纪晓岚一边，因为他想保住社稷江山，当然也不会纵容贪腐。但无论乾隆怎样微服出访，怎样为保大清而励精图治、鞠躬尽瘁，结果到他驾崩，也没能制止住和坤们的贪腐。 直到乾隆死后，继位的嘉庆皇帝才拿下和坤（赐死），同时大力肃贪，结果也是没能制住朝廷的腐败。最后大清王朝的驾崩，就来自内部的腐烂。中国辛亥革命代价很小（爆发时没怎麽死人），就因为清王朝已烂透，没有活气了，只是原来没有报丧而已。 我们再看清朝之前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出名的反腐皇帝，他鼓励天下百姓举报贪官，甚至允许百姓自行闯入官府捉拿劣迹官员。1392年明朝立法，官员贪污60两以上，要斩首示众，还要剥皮。 朱元璋反腐甚至不避亲，其女婿因私贩茶叶，罪不至死，结果也被赐自尽。谁贪就杀谁，朱元璋成为杀贪官最多的皇帝，杀了一万多人。 为杀一儆百，强势肃贪，朱元璋杀掉贪官后，还把人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放在官府示众。官员们看到这张“人皮”都心惊胆战。在人人自危中，官员上朝前要跟家人话别，如回不来就得安排后事。回来了全家就庆祝多活了一天。如此严酷反腐，最后明朝还是毁在腐败之中。 为什麽明朝、清朝等最后仍是腐败而亡？因为他们没有挖掉腐败的根源——皇朝制度。不解决制度问题，靠皇帝抓杀贪官，根本无法杜绝腐败。朱元璋恨贪官恨到剥他们的皮，但他没明白，他本人和那个皇朝制度（不受监督）才是腐败之根。可他能反自己吗？ 我们再来看自称结束了王朝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的共产党，这个红色政权从一开始，也有反贪腐。早在1952年初（中共建政才三年），毛泽东就大张旗鼓地下令把贪污公款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给枪决了。天津是中国的重镇，地位仅次于首都，天津市一把手地位显赫，得是中共要员，而且这两人确实是打江山的元勋，十几岁就加入共产党。 当时毛批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只有处决他，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可是毛泽东通令全国、公开枪毙了这两个贪官，也根本没有解决各级共产党官员的腐败问题。后来毛发动文革，也有想一揽子解决官员贪腐官僚的意图在内，结果文革也没解决贪腐，反而情况更糟。 到了邓小平时代，官员贪腐更普遍，因为经济开放同时又政治专制的“双轨制”给了权力者大捞一把的绝佳机会。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习近平，都主张“反腐”，可三十多年来，腐败更加严重，几乎到了“中国到处是和坤”的地步了。县市省级官员，甚至政治局一级，随便抓一个就是贪官。 但是今天的中共贪官跟清朝时的和坤们不同，他们被抓到却不服气，认为“不公平”——到处是“和坤”，怎麽单要处罚我？ 例如中共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受贿16亿）就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 苏州副市长姜人杰（受贿过亿）被抓后大惑不解∶“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麽判？我要揭发。” 安徽副省长王怀忠说出官员潜规则∶“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台上大谈廉，台下死要钱”。 其实习近平的反贪决心还不如朱元璋。朱皇帝还动真格的，抓了自己女婿赐死。而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随了母亲姓的齐桥桥的丈夫）、妹夫吴龙（齐安安的丈夫）等都靠权势发财，美国彭博社曾报道说，习家资产高达3.7亿美元（22亿人民币）。 最近巴拿马文件展示出的世界各国政要和富豪在被称为“避税天堂”的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藏款资料，就有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李鹏的女儿李小琳等名字 可习近平却指示全党∶“管好你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和下级，发誓不用权力来谋私利。”这跟乾隆、嘉庆们一样，都是把皇帝自己（及家族）排除在外的。 更不要说，《纽约时报》证据确凿地报道，前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资产高达27亿美元（160多亿人民币），是清朝最大贪官和坤（8亿银两）的三倍以上。和坤被赐死，温家宝还是“人民的好总理”。 还有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涉中国最大金融丑闻“上海招沽案”等，涉贪额是天文数字），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卷入纳米比亚贪污行贿案）等，全都没事。 既然从明朝到清朝、再到中共的红色王朝，中国两千年来的“反腐”都不灵，习近平为何还要大张旗鼓地反腐？因他想至少获得三个好处∶ 一是建立个人威信。习当年没有通过考试进的大学，没有真才实学，但很虚荣，弄了个假博士，还找人代笔写了十多本书。他上台后拿不出真正治国方略，所以用“反贪腐”收买人心。连不少中国知识人都信了，何况芸芸众生了。 二是用反腐打击政敌。中国官员无官不贪，刚上台的习近平想巩固权力，铲除政敌，就抓他贪腐，每打必中。其实这是中国皇帝们的政争老皇历了，当年嘉庆皇帝登基五天，就抓了前朝元老和坤，说是反贪腐，实为铲除威胁，因和坤的权力太大。朱元璋也如此，对不满的朝臣就用“反腐”之名干掉。这是历来统治者喜欢的工具，既打掉政敌，又迎合百姓的肃贪心理，可谓一举两得。 三是维护共产党统治。通过大张旗鼓反腐（国家垄断媒体下）而营造一种声势和舆论，政府还是反贪倡廉的，错在贪官，皇帝还是英明的，党还是在正确方向的。 但习近平的反贪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明白人看出来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不在反贪，而是意在上述他自己要获得的三点利益。 那麽中国难道就没有制止贪腐的根本办法吗？当然有！榜样就在眼前∶西方七大工业国（美英法德日意加）也是七大民主国，从来没有什麽“反腐运动”，而是靠宪政制度制约∶一是新闻自由（揭露腐败），二是独立司法（政府也可是被告），三是定期选举（多党制）。这里最重要的是定期选举，因没有选举，新闻再揭露也不起根本性作用。投票，等于是人民可用选票淘汰贪官，甚至贪官所属的整个政党。民主选举（政党轮替）是制约贪腐的最强大武器。 但令人悲哀的是，很多中国文化人（甚至海外一些反共人士和媒体）不去致力介绍西方民主宪政制约腐败的制度方案，反而跟著党媒调子歌颂习近平反腐，寄望习近平是好皇帝。这令人想起1908年溥仪登基的场面，当时小皇帝才三岁（还尿床呢），下面一大片翰林学士就都跪下了。一百多年过去，中国知识人还在期待和相信好皇帝，实在可怜得够呛。 但习近平的反腐也有正面意义∶朱元璋反贪，结果其后人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因明朝已腐败殆尽。满清皇帝反腐，最后清廷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而崩溃。今天习近平反贪，可能也是个信号，红色王朝气数已到。 2016-04-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大自然的报复：武汉淹城
何清涟 6月30日以来，中国长江中下游经历严重洪涝灾害，沿江数省受灾人群近3300万人。湖北省灾情最重，计17个市、80个县与1162.85万人受灾。官方宣传仍然是老套路，即政府如何关心民众疾苦、军队如何奋不顾身之类。但我注意到几条信息，一是三峡与洪灾的关系再被质疑，二是湖北成为重灾区，省会武汉成为水域。上述两点，说明水灾如此严重，实有人祸因素。 每遇洪涝灾害，三峡工程就成质疑目标 话说当年论证三峡大坝的好处，一是发电，二是可以有效地控制下游水量。但自三峡工程投入使用后，人们感受到的情况正好相反：下游干旱时，大坝需要蓄水，出现与下游争水的情况；下游发生水灾时，三峡却需要泄洪，加重了下游灾情。前些年发生洪灾时，国内网友发帖，说看到的水是清水，是三峡泄洪下流的水。今年据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湖北江夏柯先生，他也证实了长江流域的一些蓄水工程系统早在7月1日就已经开闸泄洪。 前几次官方回应这种说法，只是让几个三峡工程的部门主管出面声称，并未有泄洪之事发生。这次为了“取信于民”，《中国青年报》于7月8日发表专题采访《四问三峡大坝：武汉洪灾和三峡工程有关系吗？》，这四个问题依次是：1、三峡工程防洪功能分为救人与自助，目前三峡的功能无可替代；2、有了三峡大坝，本次抗洪中近4成的洪水流量被削减；3、三峡大坝与本次湖北洪灾没有关系。没有调洪是为了应付更大洪灾，比如四川即将到来的大洪峰；4、根据以往规律，长江中下游汛情一般来得比上游早，今年由于有了三峡，如果出现上游大洪水，相比于1998年，下游的防汛压力会减轻。 受访者多是水利工程专家，对这些用专业知识与相关数据组成的一连串分析，外行人无法置喙。《人民日报》等官媒多转载此文，以期降低质疑之声。但由于现在政府与官媒信誉极差，专家早就被网民蔑称为“砖家”，关于三峡大坝的作用之评价，就只能是平时存而不论，一遇洪灾就受到质疑，然后官方民间各自解说。 武汉淹城：填湖造地的孽报 湖北灾情为何如此严重？直接原因是湖北地区湖泊大量消失。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众多，对洪水具有明显的调蓄作用，强降雨时，可暂时蓄纳入湖洪峰水量，削减并滞后洪峰，减少洪水造成的危害。这些本是千百年来的治水常识，但自中共执政以来，常识不管用，其乐无穷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成了常态。 湖北号称“千湖之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星罗棋布的1309个湖泊就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出一幅水乡泽国风光。湖北省水利厅2009年发布的《湖北省水资源质量通报》显示，湖北现有百亩以上湖泊仅574个，平均每年有15个大湖消失。几年过去，如今这些湖泊只剩下300余个。 湖北湖泊迅速消失的原因，以80年代为界，此前是因为吃不饱饭，向湖泊要地种而围湖造田；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城市建设缺地而填湖建房。 第一轮急剧消失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中国响应毛泽东“战天斗地”的号召，向大自然要粮，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据《湖北湖泊面积五十年消失过半，加剧洪涝灾害》引用数据，湖北省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0.1平方公里以上大小的湖泊1309个，湖泊总面积8503.7平方公里。由于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到80年代时，湖泊数量下降到838个，湖泊面积缩减为2977.3平方公里。湖泊容量也从50年代的130.5亿立方米下降到56.9亿立方米，下降了51%，而有效调蓄容积仅为30亿立方米，只是中共建政初期的26.6%。江汉湖群中最大的洪湖在30年间面积下降了38.9%，蓄洪量也降为10.19亿立方米，调蓄洪水的能力严重退化。 第二轮则是近20余年间的填湖造房。随着房地产开发成为一个高盈利行业，武汉等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将主意打到了湖泊上，填湖盖房成为趋势。其间也有一些反对声音，但填湖愈演愈烈，大量湖泊永远消失，仅剩下一个地名供人追忆。2012年4月，武汉沙湖填湖事件被CCTV专题曝光后，湖北省与武汉市政府一度发起所谓“湖泊革命”，整治破坏湖泊的房地产建设工程。但这种运动式的整治并未能阻止填湖建房风潮，据说仅武汉一市，因房地产开发就有近百湖泊消失。 这次水淹武汉，在渍水严重的地区，很多原来都是承担蓄水、分洪功能的湖泊、湿地，被填之后建成住宅小区，每逢下雨，居民就被渍水困扰。今年雨水多，这些楼房就泡在“湖里”。 清朝官员比本朝官员更有环保意识 谈到中共建政后对湖泊的过度开发，我就想起一件往事。 当年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因写作《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皇朝经世文编》收集的清代官员奏疏很让我很受震动。按照大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自清代中期开始，官员瞒旰昏庸，无能之极，只知贪污敛财，不理国事民事。但那里面的奏疏却表明，不少封疆大吏对本省民情、农商经济都非常熟稔，且深知其利何在，其弊何来。本文只以乾隆时期湖南巡抚杨锡绂的《请严池塘改田之禁疏》为例。清中叶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已达前所未有的3亿，导致人地关系紧张，无地农户大量增加，人们开始在湖泊河滩上开垦种植。杨锡绂在疏中写道，当时湖南“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 亩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一涧，亦截流种稻。”“此弊不独湖南，大约东南各省无处不然。” 结果是每遇洪水，漫溢为患。 湖北一地也是如此，当地官员奏称，荆襄一带湖泊广延千余里，每遇涨水，“必藉余地容纳” ，但由于当地百姓“因于岸脚湖 心，多方截流以成淤，随借水粮鱼课四周筑堤以成垸”，结果洪水期至，隄塍城郭都被冲毁，数万 人被淹死。浙江等地巡抚也有同类奏折，他们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向乾隆皇帝痛陈此类弊端，希望通过政权的力量改变这 种状况。 对比起如今受过现代教育、满口环保口号的官员，清代虽然还无“环保”一词，但官员那朴素的环保意识却比现今强得多。 大自然的报复，武汉淹城只是一例，这种情况在中国将看不到尽头。当年甘肃舟曲因巨大泥石流导致城毁人亡之后，我曾经写过《生态安全：一个国家最后的政治安全》一文，指出现代国家安全的保障不再仅仅涉及军事力量和武器，而是愈来愈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遗传资源、气候等环境因素。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地受到破坏，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因为环境退化使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缩小，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经济基础的衰退，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结果或是导致一国内部的动乱，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如今的南海问题，本质上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争夺海洋资源。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7月10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on-china-flood-20160710/341149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42👍 0💬 0中国舆情与政治之间的复杂演变
最近，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贤良在《红旗文稿》（最高党刊《求是》麾下）上发表“统筹两个舆论场 凝聚社会正能量”，因其针对“强势媒体与意见领袖”那番杀气腾腾的狠恶之语，如“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在微博上引起骂声一片。 但我感兴趣的却是这篇文章对官方与民间各有舆论场这一事实的承认。确实，从2009年8月中国开始启用微博以后，政府对舆论的垄断受到严重的挑战，尽管北京仍然一意孤行地继续实施“控制与引导”并行的政策，但面对微博这一自媒体的兴起，政府深感失控，任贤良这番发言就体现了这种失控感。 民间舆论阵地出现是官民利益严重冲突的产物 任贤良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两个舆论场的出现，并非完全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帮助人们了解真相，而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已经形成了官民严重对立的格局。对于非常讲求实际利益的中国人来说，与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的政府“分立”，仅仅只有真相是不够的。只有当人们深刻感受到人民已经被统治集团抛弃、而且自己不幸正好是被抛弃的一员之时，中国人才不得不与政府“分立”并被迫一步一步走上对抗之路。 马三家劳教所虐囚事件本身足以证明，对中国人来说仅有真相是不够的。马三家劳教所虐囚其实并非新闻，2001年2月13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曾发布一份妇女酷刑特别调查报告（Integr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Women and The Gender Perspectiv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nited Nations ），报告提交者是联合国妇女暴力特别报告员库玛勒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其中就有关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虐囚的具体描述，与最近这篇内容极其相近，其中细节惨不忍闻。只有一个细节是《LENS视觉》（2013年4月号）没提到的：2000年 10月，在辽宁省沈阳市的马三家劳教所，教养人员将18名女法轮功学员衣服剥光后投入男犯牢房。 但联合国这一报告几乎未曾引起媒体关注。原因也很好理解：2001年正是世界张开怀抱热烈欢迎中国加入WTO之时，马三家虐待女囚这种无底线地摧残人的尊严和情节，成了当时那曲世界合奏的“中国交响曲”当中极不和谐的音符。更何况那时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国家的强大是个人幸福的保证，对中国政府将法轮功定位于邪教这一宣传深信不疑。因此，尽管这个报告是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布，但国际媒体的眼睛几乎全部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上；看到这些消息的海外华人，一边倒地相信这些消息是“国际反华势力”在抹黑中国；少数中国人就算心里清楚这是真的，也会安慰自己：被政府劳教的人大多是社会渣滓，罪有应得。 《LENS视觉》登载的马三家劳教所虐囚日记，披露的事情与12年前相差无几，但引起的社会反响却迥然不同，只有一个解释：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已丧失殆尽；政府对暴力的迷恋，让中国人认识到劳教制度的黑暗正在吞噬普通人的尊严甚至生命。中国社会的内在紧张，可从《国防白皮书》所列数据管窥一二：中国武警2011-2012年累计用兵160多万人次，每天平均4384人次，对内用兵如此之勤，说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形同水火。 “任贤良们”可以制造各种精巧的谎言操控舆论，但无法改变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感知。微博这种自媒体的出现，使民众有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微博传递信息的快捷性与丰富性，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国际国内记者获取新闻素材的的重要信息源。中共只要继续剥夺民众利益，宣传机器就无法改变两个舆论场这一事实。苏联克格勃全盛时期，都还存在人们私下议政的厨房文化，更何况有了互联网的今天？ 寄生于这个体制的任贤良们并不了解中国人的绝望感：环境生态的严重恶化导致中国人失去了干净水与新鲜空气这类基本生存资源，食品安全威胁着国人的健康，为了让孩子吃上安全奶粉而不惜冒着在香港违禁坐牢的危险。这种绝望的生存状态，让很多中国人认识到一点：自己就算是政治上绝对服从，在中国也难觅安全生活。 借“外宣”以壮“内宣”的操控模式蒙蔽了中共自己 传播学中一个重要的原理，即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即有效地影响受众）。这一点是中共的宣传部门永远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笃信一点：只要坚持灌输，就一定能够收到洗脑之效。在这一“信念”驱使下，他们除了动员一切资源掌控国内媒体，还投入巨资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大外宣”系统，还高薪聘请外国记者在外宣媒体供职（近年各国媒体大量倒闭，不少记者失业），以此“争夺话语权”。与此同时，中共当然也不会忘记向一些资深“中国专家”做统战工作，让他们“自觉”地为中共在英文媒体上撰稿，时时为中国的进步发出赞叹之声。 海外各大华文媒体早就被中共以直接投资、间接投资等各种形式控制，国新办通过开会、办学习班等形式定期对这些华文媒体的总编辑等进行培训，不少媒体的总部就设在中国，由中国总部供稿。《人民时报》、新华社及《环球时报》会经常引用这些“外媒”的报道与外国专家的评论称，世界各国人士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成就，赞扬中国领导层的战略眼光与卓越的领导才能，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很快还将超过。 凭借网络长城将中国的信息与世界分隔开来之后，中共使用这种“在谎言中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技巧，以及“内宣”与“外宣”相结合的方式，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欺骗与愚弄作用，对于那些习惯于从CCTV与人民日报获得信息的人群影响尤其显著。但问题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中共自身也难免被自我宣传与一些外国人的谄谀之辞给蒙骗了。由于“内宣”与“外宣”在中国是两套系统，一些党内“理论专家”甚至不知道许多“外媒”如《星岛日报》、《南华早报》、《联合报》等早就成了自家人，看过党媒对这些“外媒”的引述，真以为这就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真实评价。这就是今年中宣部误将第一夫人的美貌魅力当作中国软实力大加宣传的由来，因为这些港台“外媒”确实引述了不少外国专家的相关评论，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纪思道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那篇有关习近平一定会改革的“三要素论”——习父的改革基因遗传给了习，习夫人的美貌魅力深受中国人欢迎，习小姐在哈佛读书说明习对西方文明持接受态度。 由于“内宣”借“外宣”以形成有利于中共的国际舆论，再加上中共视一切批评意见为“反华反共势力”的恶意诬蔑，以及五毛等网络水军那廉价的赞扬，最后导致中国执政集团及其宣传系统成为一个自封闭系统。无论是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还是对中国的真实民意已经缺乏基本认知，甚至愚蠢地将自己营造出来的“民意”当作真实民意。4月15日，《人民日报》麾下《人民论坛》做了一项网上民意调查，问卷名为《“信心·信念·信仰”调查》，就是否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是否赞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征集投票，半天之内，3000余位网友参与了投票，选择不赞同的超过80%，《人民论坛》不得不迅速关闭该页面。这次民意调查自信心满满开始，以惶惶遁去告终，充分说明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不仅阻断了民意的真实传达，连他们自己都丧失了解真实民意的途径。 历史证明，没有任何政治集团能用枪杆子与谎言长久统治一个国家，当年的苏共如此，中东北非的独裁国家亦如此。中共拼命开动宣传机器，并投入巨资打造“大外宣”争夺话语权，实际上是想用陈腐不堪的极权政治的控制方式来挽救中共的腐朽统治，其结果有如“盲人骑瞎马”，掉入深渊的一天终将来临。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2期 2013年4月5日—4月18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国家角色的嬗变：政府作为的非正当化趋势分析
一、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人权受侵害的核心：土地与住房权利 二、旧城拆迁：城市拆迁户的噩梦 三、失地农民绝望的抗争 四、地方政府为何偏好使用黑社会手段？ 五、从征地拆迁过程看极权政治下“依法治国”的实质 结语：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与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 【注释】 【编者说明】本文是作者为“中国人权”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中国统治手段非正当化趋势研究》的第五章与结语。本刊由“中国人权”授权刊登，编辑部对文章的标题和结构作了适当调整。 该研究报告的版权归“中国人权”所有，其目录刊登在“中国人权”的网站（www.hrichina.org和www.zhongguorenquan.org），研究报告的全文将由“中国人权”公布。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治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嬗变：一方面是黑社会势力逐步壮大并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另一方面是基层政权日益堕落为一个个自利集团。这两大嬗变先是导致了乡村政权的流氓化与黑社会化，继而导致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过程与中国的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同步发展，互为支撑。这个过程可以被概括为“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主要表现为政府日常行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不正当的暴力。这一政治特点在农村征地与城市拆迁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其中的第二次“圈地运动”就发生在1999年以后。这第二次“圈地运动”，在城市里表现为大规模的拆迁，在农村则表现为大量征用农民耕地。由于政府的高度腐败，拆迁与土地征用因而成为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主要领域。 农村征地和城市拆迁都以褫夺民众的生存权为特点。尽管中国人习惯于忍受不公平与压迫，但生存资源的被侵夺已经让被剥夺者无任何退让余地，因而引发的维权抗争特别激烈。这种反抗事件逐年上升，2003年为5万8千起\[1\]，2004年为7万4千起\[2\]，而2005年则高达8万7千多起\[3\]，其中大部分是因土地与住房被侵占而引发的反抗。面对失地农民与拆迁户的韧性反抗，地方政府或是有意借助黑社会势力介入，或是直接采用黑社会手段，以迫使反抗者沉默。 一、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人权受侵害的核心：土地与住房权利 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的房地产业一直高居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榜首，2005年虽然退居第三名，但仍未从暴利行业中退出。\[4\]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全世界房地产业的利润一般都在5％左右，而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则高达15％以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的前500名富豪里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而中国的大富豪栖身的行业则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在中国福布斯2002年度公布的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此后虽然不断有从事房地业的富豪身陷囹圄，但在福布斯《2003年中国内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产的仍然高达35名。与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业的富豪之多，遥遥领先。仅此一端，足证中国房地产业“暴利”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的房地产业仿佛有点金术，在短短20多年内，以超乎常规的速度催生了太多的亿万富翁。其中很多富翁都是从“一穷二白”的状态起家，而且很多人的年龄与其亿万身家相比，过于年轻。所谓的“问题富豪”杨斌、周正毅等，都是通过房地产业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5\] 这就让人不由得产生疑问：中国房地产业何以能维持如此高额的利润？难道中国的房地产业真成了点金术？其答案无疑让有良知者沮丧，中国的房地产业暴利主要依靠地价的便宜，而地价的便宜则完全依赖掠夺，在农村是掠夺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城市里则是掠夺拆迁户的住房宅基地。而参与征地、拆迁这一掠夺过程的主角竟是各地的地方政府。 1\. 是什么驱动地方政府成为农村征地与城市拆迁中的主角？ 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征地拆迁的主角，主要原因是土地出让金成了地方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业不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角除了房地产开发商与买主两方之外，还牵涉到土地的原所有者（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城市拆迁中失去住房的人）与掠夺原所有者利益的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上级中央政府则扮演着这几方利益的最终仲裁者，而且是一个很不称职的仲裁者。 上述几类角色当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最为奇特。一方面，它是土地的买者，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先由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征购”上来；另一方面，它又是卖者，房地产商要取得土地使用权，得从政府手中购买。没有地方政府居中一买一卖，这土地还无法“市场化”。 地方政府何以这么热衷于土地买卖？关键在于这一买一卖之间的巨大差价。 于公来说，这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达到9,100亿元。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到2003年这5年间，中国发行的国债总额也不过9,300亿元。由此可见，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一些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同级同期的财政收入。\[6\] 于私来说，官员们在土地出让过程里中饱私囊，更是中国社会公开的秘密。房地产开发商要想发财致富，其中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与政府官员合作，这也必然导致土地开发成为贪污腐败高发领域。贪官污吏们到底在房地产中捞了多少钱？有两个数据可供佐证：一是房地产业内部估计的贿赂成本。据房地产业内人士透露，仅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交易）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二是腐败案件与土地的相关性。据国家审计署对外透露的说法是：中国的“问题高官”80％以上与土地有关。\[7\] 自从国家审计署每年公布审计结果以来，土地审批一直是审计署称之为腐败黑洞的领域。\[8\] 政府在一买一卖的过程当中到底获利多少？上述3年获利9,100亿的数字给人的印象还不够具体，这里再举一南一北两个实例。北京市六圈村被征用的土地紧邻北京市南四环主路，政府征地时，每平方米只付给农民117元，而转手拍卖时价格却高达6,750元，几乎等于“零成本征地”。若非政府手中执有权柄，又有谁能做如此强盗买卖？\[9\] 广东省从化市政府暴力拆迁小海区商铺，也同样出于利润动机。按照从化市该地段的地价，每平方米建成后可售价13,000元，而政府补偿给业主的价格仅为每平方米2,500元。\[10\] 到底有多少拆迁款流入了贪官污吏与开发商的腰包？ 以北京市为例，在各种拆迁中至少有3项巨额资金流失，落入了开发公司和贪官的口袋。首先，应当交给中央政府的“国有土地出让金”，因立项“危改”被无偿“划拨”给开发商了。第二，应当给被拆迁人的城镇拆迁费被开发商侵吞。比如开发商从政府那里获得“划拨”土地以后自己并不出钱，而是对外招商从另一投资商手中获得每户约40万的城镇拆迁费；只需将这些居民统一“合理安置”到郊外的房子里，其中大多数是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开发的非法建筑或单位的合建楼，一次性替拆迁户交3年的房租约2万元，3年后就不管了。但这笔费用却被列入商品房成本之中，牟取暴利，并通过做假帐逃税。第三，私人土地使用权补偿。这部分费用法律有明确规定必须支付，但开发商往往借口执行《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在拆迁户面前根本不承认这笔补偿费用的存在；然而在销售商品房时这笔费用却成了房价的主要部分，即销售广告中大肆宣传的“黄金区位”、“升值无限”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如在西城区、东城区这样的地段，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价格动辄上万，甚至数万，再算上容积率，其中建筑成本只占很小一部分，最值钱的部分恰恰是房产所在的地段区位。\[11\] 这笔钱共有多少？在中国这是笔永远也算不清的糊涂帐，不过北京市的相关数据可作参考。据专家估算，1994年至2003年这10年间，北京市因拆迁征地被侵吞流入黑洞的国家和民众财产约为1,380亿。对此北京市各区政府既不否认，也未回应。\[12\] 2\.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疯狂征地为何不加以限制？ 征地拆迁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而地方政府也从未打算停止此类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中央政府对此多年来睁只眼闭只眼，佯作不知。为何如此？原因很简单，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政府将所有堪称“肥肉”的税种全留给自己，而把那些“油水不大”的税种留给地方政府，结果地方政府就只好依靠土地出让金收入来维持生存和运转。 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的税务体系分立，划分税种各自征收，主要税种归中央，零星税源归地方（包括土地出让金），若干“油水”大的税种则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税务系统在省市县设立国税局，征收中央部分的税收及共享税；地方政府则自设地税系统，负责地方税的征收。“分税制”刚实施时地方财政还能维持，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地方财政的税源越来越吃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地方国有企业相继破产，地方企业所得税与上交利润渐渐枯竭；由于住房商品化、高等教育和医疗商业化等“改革”，民众不得不紧缩日常消费开支，由此导致消费品市场不景气，营业税收入相对萎缩；归地方财政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十分有限，也不可能支撑地方财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有可能扩大财政收入的空间就只剩下与农民有关的税收摊派。于是，尽管中央政府多年来反复地三令五申，不许增加农民的税费负担，但各地地方政府仍然巧立名目、加征各种税收规费，除了正税（如农业税、土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外，还强制实行种种摊派。许多乡镇政府把催粮要款当成了主要的日常工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催粮要款往往要借助暴力，由此导出了村镇一级政治权力日渐被地方豪强掌控，流氓化、土匪化、黑社会化的趋向十分明显。 从农民头上强征硬摊毕竟所获有限，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将眼光转向了农民最后的生存资源──土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这一轮“圈地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和城市里的“旧城区”。地方政府依靠出卖土地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增值税、 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这些收入成为支持地方政府的日常运转的财政支柱。如果限制土地开发，就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源，这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圈掠土地长期佯作不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中央政府不想切断地方政府的财源，否则地方政府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中央政府的政令，这种情形在削减农业税时就发生过。 不管是圈占农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第二轮“圈地运动”兴盛之处，都严重侵害了农民或城市拆迁户的利益，导致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虽然征地时号称要给农民和拆迁户必要的经济补偿，但通常补偿标准被大幅度压低，而且大量征地款又被地方政府侵吞。所以，农民大都因征地而陷入贫穷。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分文未得就被赶离家园。浙江省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浙江农民对征地的不满是否就比其它省份低呢？据浙江省统计局农村调查队的调查，只有6.8％的农户对征地表示满意，有22％的农户认为补偿标准严重偏低，53.2％的农户认为补偿偏低。\[13\] 浙江尚如此，其它地方可想而知。 3\. 中央政府意在分肥的2006年土地清查运动 随着征地拆迁引起的社会矛盾日多，中国政府每年公布土地违法事件的数目，但查处并不严厉。据国土资源部的不完全统计，2003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起，738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14\] 按照这次公布的案件总数推算，每起土地违法事件即便只有1人涉案，至少也有16.8万人应被追究责任；但实际上，如此多的依靠土地获利者当中只有不到1％的违法者受到处分或承担“刑事责任”。由此可见，“违法成本”相当低微，而圈掠土地却可以获得相当高的收益，违法受惩率如此之低，由中央政府发动几年一度的“大清查”于惩治贪腐自然毫无阻吓作用了。 2006年6月上旬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土地执法会议，宣示土地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并明确要求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在本年6月份查处3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8起。与国家审计署每年唱反贪独角戏不同，这次国土资源部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撑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奉命为“土地执法风暴”造势。由于下达了查处案件指标，而数年来日进斗金的“土地爷”又因迅速暴富难免惹来官场同事的嫉恨，加之将原来的“土地爷”拱下去取而代之的收益令人眼热，一些地方政府在完成这次查处任务时并不手软。就在下达反贪任务的当月，因土地问题落马的官员就有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15\]、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金宝、天津市副市长陈质枫以及福州土地窝案牵出的官员群体\[16\]等。 如果以为中国政府此轮清算的目的意在反腐，并遏止地方政府掠夺民田，那就完全会错了国土资源部数度告白之意。中央政府此次整顿土地违法时提出了两条理由。第一条理由是中国的土地数量已逼近生存底线，至2005年10月31日，中国大陆的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由上年的1.41亩降为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按照这一思路，似乎中央政府就应下令停止土地开发，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小农阶层占总人口将近70％的国度，没有足够的耕地，许多农民将无以为生。但是，国土资源部并未承诺从此以后将停止土地开发，而是提出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这一宣示事关第二条理由：凡属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一些本来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往往成了违法的主体，鉴于上述原因，今后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言下之意是，土地开发仍将继续，只是今后得由中央说了算，地方政府出局。 国土资源部并不隐瞒这次刮“土地执法风暴”的真实目的，那就是“中央要分享土地收益”。强征土地确实使广大民众的生存权被褫夺。然而，面对社会底层的受剥夺，中国的各级政府向来无动于衷，从未给予半点同情。2006年的土地清查运动的背后，其实是让中央怦然心动的巨额土地出让收入。于是，中央政府先是大张旗鼓地打击贪官、震慑地方诸侯，再提出“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当然，要让地方政府乖乖就范亦非易事。90年代初，国务院曾发出《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中，40%上交中央财政，60%留归地方财政。但后来，为了便于地方政府取得城市建设费用，中央财政对地方土地出让金的分享比例一再调低，甚至到最后有点不了了之。”\[17\] 如今旧事重提，中央政府能否如愿，尚待观察。 即便中央财政未能分享土地出让金，土地审批中寻租的权力从地方官员转移到京官手里，本身就意味着土地收益的重新分配。谁又能保证中央政府的官员一定比地方官员廉洁？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腐败案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事实上，中央各部的事权越大，腐败程度就越高。近年来，中央先后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本意是为了看住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行业的“硕鼠”，但结果却是将这几个部门的监察之权变成了官员们寻租索贿的机会与资本，腐败的“食物链”将猫鼠变成了“一家亲”。 其实，中国的土地之所以成了养肥贪官污吏的温床，根源全在于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为地方政府介入土地买卖留下了制度空隙。只要将土地私有化，也就堵绝了政府随意掠夺民田、民宅之路。舍此别无他途能有效遏止土地征用所产生的严重腐败。目前这种意在分肥的“土地执法风暴”除了让中央政府在土地出让收入中名正言顺地分一杯羹之外，于反腐不起任何实质作用。 二、旧城拆迁：城市拆迁户的噩梦 1\. 城市拆迁户的经济权利被严重褫夺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拆迁过程都有地方政府介入，可以说，没有地方政府，褫夺千百万人住房权利的城市拆迁就寸步难行。地方政府通过何种手段使侵犯民众生存权利的恶行公然行之于世？答案是：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赋予拆迁以合法性。而假借公共利益主要通过两种名义：一是假借城市广场、道路、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二是假借“旧城改造”之名。不过中国政府从法律上给这些做法提供了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说法：先是将所有的房产定义为只有房屋产权而没有宅地所有权的物品，并称“这种没收公民土地财产的做法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由此又引出中共建政时没收一切私人土地（包括当时未没收的房地产中的地权）全归国家所有为地价归“公”的依据。于是，地方政府就名正言顺地把许多城市居民祖宅的宅地视为国有，拒绝在拆迁时给予补偿。\[18\] 在以“公共利益”为旗号的拆迁“政策筐”里，“旧城改造”是一个无底洞。在一些城市，它成了拆迁户的噩梦。有的城市不许拆迁户回迁，大多数居民被安置到城市郊区，生活成本大增，除了购买住房和家庭用品以外，谋生方式往往也被迫改变，交通、购物、子女入学都成为棘手的问题。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拆迁地盖了高标准住宅或豪华别墅，即便允许拆迁户回迁，但由于补偿标准低，新宅售价太高，拆迁户承担不起回迁的住房差价。因此，在失去住所的威胁下，拆迁户们往往会激烈地反抗。 与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工商业改造”那样的劫富济贫行为相反，现在圈占拆迁户土地的行为实质上是劫贫济富。不仅如此，政府还明确规定了拆迁时要执行“贵贱有别”的政策。例如北京市规定：“副部长级以上的公民，特殊公民（指民主党派中的高层人士、外籍公民、在台湾原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房地产，在拆迁过程中土地使用权需依法评估、补偿”。\[19\] 这等于赤裸裸地宣告，土地使用权并非真的属于国有，而是“依法”有等级差别；对权贵阶层以及“特殊公民”而言，他们的宅地“依法”私有，拆迁时其土地使用权必须充分补偿；至于无权无势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宅地就“依法”公有，只能听凭政府宰割。 2\. 中国政府近十年拆了多少住房？ 近十年有多少中国人失去家园？中国政府不会提供这类数据，但综合各方面信息，还是可以得出概貌。2005年11月29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宣布，中国被列入2005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3个国家之一。该组织敦促中国信守它签署过的国际人权条约，不要为了经济发展践踏人民的居住权。“住房权与驱离中心”的执行主任莱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每年都要挑选3个国家，将它们列为违反人民居住权情形最严重的国家，2005年是中国首次入选。他说，中国入选的原因是，该组织每天都收到来自北京、上海以及其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有关强行拆迁问题的报告。与中国同时列名的另两个国家是津巴布韦和印度。近几年津巴布韦持续违反住房权，以实施城市清理计划为名使70万人被赶出家园。印度的哈拉施特拉邦为把孟买建设成一个“世界级”城市，从2004年12月以来强行让35万人拆迁。但与中国相比，这两个国家因拆迁而受害的人数较中国少得多。莱奇说：“我们看到并收到成千上万失去住房的人给我们的报告，如果他们反抗强行拆迁就会遭受进一步的骚扰、逮捕、监禁或其他种种问题。从中国传出有关报导出现急剧上升的趋势，这令我们感到震惊。仅仅为修建2008年奥运会的建筑，北京就有40多万人被拆迁，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拆迁或得不到足够的补偿。”\[20\] “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公布的仅仅只是城市拆迁户的数字，农村被夺去土地的农民不在此列。据莱奇介绍，中国签署了上百项与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法规和条约，但中国当局在过去10年里却拆除了至少125万所住房，搬迁了37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搬迁的。由于政府与房地产商给予的补偿极低，许多人在被强制搬迁后失去了住所。\[21\] 拆迁已经成了中国民众不能承受之痛。 必须说明的是，近十年内中国到底拆除了多少房子，由于中国政府将此视为绝密资料，至今没有一个完整且令人信服的公开数据。但下列数据可以让人从中管窥一些实情： 《了望》杂志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从1992年起，有关北京城建问题的群众上访事件骤然增加。以1995年为例，1月到7月有163批，3,151人次，占那一时期上访批数和人数的46.5％和43.2％。\[22\] 北京拆迁的问题较全国各地发生得更早，因为在陈希同任北京市长时大规模拆迁即已开始。此后拆迁纠纷蔓延至全国，而且各地政府均模仿北京市政府在拆迁时使用的黑社会手段。 中央政府有两个部门受理拆迁上访，一个是建设部，另一个是国家信访局。据建设部公布：2002年1至8月份，共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上访1,730批次，集体上访123批次，其中反映拆迁的分别占28％、70％、83.7％。\[23\] 2003年全年受理拆迁上访总量为3,929批、18,071人；2004年上半年因征地拆迁上访的人数有4,026批、18,620人，其中集体上访905批、13,223人，个体上访3,121批、5,397人，半年就超过2003年全年总量。\[24\] 国家信访局未公布具体数据，只公布了上访案件增长的百分比：从2000年以来，反映城市建设特别是拆迁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从拆迁投诉信件看，2003年8月底与去年同期比上升50.34％；从拆迁户上访人数看，2002年比2001年增长64.86％，到2003年8月底，又较2002年同比增长47.19％。\[25\]2004年的上访信件和人数较2003年同比上升了50％和47％。\[26\] 这些以上访形式反抗的拆迁户只不过是拆迁户中的极小部分（约2％－5％左右）。以上海市为例，2003年5月底，上海富豪周正毅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静安区拿下了一块总占地面积达17.64万平方米的地块，这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拆迁12,000户民居。尽管补偿偏低，但其中只有500多户将不满转化为反抗行动，而采取积极反抗手段如上访与诉讼的仅有100多人，不到1％。\[27\] 2000年2月北京的拆迁户曾发起万人诉讼，即10,357名被拆迁户联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著名事件。但由于各地拆迁户的忍受底线不一，缺乏集体行动的一致利益诉求，兼之组织成本太高（主要是政治风险太大），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全国几乎仅见一例。 大部分拆迁户因为不想让全家人走上一条没有终点、也看不到希望的荆棘之途，选择忍受了事。还有部分人鼓足勇气上访，但还未走到北京就被拦截回来──这种拦截在民间被称为“截访”（官方的说法是“劝返”）。被“劝返”者占上访者相当大的比例。黑龙江省不是全国拆迁纠纷最多的省份，但也有不少上访者。据该省政府公布的内部数字，仅2004年下半年“劝返进京访218批861人次，其中9月1日到年底劝返153批534人次，劝返到省访40批130人次。”\[28\] 其他各地被劝返的亦不在少数。 3\. 政府指挥、参与或支持纵容暴力拆迁 拆迁过程中的暴力行为何以屡屡发生？地方政府为什么对这些违犯法律的暴力行为视而不见？而各地政府又是如何将成千上万的拆迁户赶出家园，迫使他们接受极不公平的拆迁补偿呢？答案是：政府行为黑社会化。 大量事实表明，各地政府的“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在有些地方，地方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将“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从形式上分为两家；而有些地方干脆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下面以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市为例，说明地方政府与拆迁公司的关系。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是西城区政府，新兴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则是北京市政府房改办公室，而朝阳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是朝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几乎无一例外，每一家生意红火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有政府背景，往往总经理就由政府派出的官员兼任。理解了这层关系，就不难理解政府在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发生利益纠纷时，对于居民房屋的估价做出裁决与发出强拆指令时，为什么会毫不掩饰地偏袒开发商。许多开发商经常公开对被拆迁户说：“我们和政府是一家的，你们告也没用。”\[29\] 在民主国家，法院本身是超越于各种利益群体之上的公权力机构。但在中国，法院这一社会公权力发生了严重的异化，与房地产商结下了渊源颇深的利益关系。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副院长李立千就经常指挥其属下法官代表开发商与拆迁户谈判，并亲自指挥多起拆迁；而这位法院副院长本人就兼任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拆迁公司经理。\[30\] 地方政府与拆迁公司结为连体共生关系，并非北京一地独有，而是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如南京在2003年发生拆迁户翁彪自焚事件后，曾于2004年整顿过拆迁公司，将12家原属政府的各区县拆迁安置办公室撤销其事业单位建制，转为企业。\[31\]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暴力拆迁的主力是西安市碑林区政府建设局，在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该局副局长杜波公开承认，建设局与拆迁办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32\] 政府直接指挥公务员参与拆迁的事就更多了。长沙市的拆迁干脆由市拆迁办直接出面，遇有居民反抗，直接调用警察和武警殴打拒绝搬迁的居民，拆迁办的公务员还公开对拆迁户说：“打死一个人赔几万元，我们照样搞开发”。军队也介入了地方拆迁，如长沙大韵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胡子木原来是湖南省军区财务处处长，转业后打着部队的牌子搞开发，经常借用武装警察暴力拆迁。长沙天园房屋拆迁公司属于长沙市天心区政府劳动服务公司，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来自天心区政府。\[33\] 广东省从化市政府拆迁的场面更是“壮观”：2005年3月7日上午8时，该市政府组织了近千人的拆迁队伍，在该市街口镇小海桥区暴力拆迁商铺民居。参与这支拆迁队伍的有市政府公安局（及警犬）、计划生育办公室、城市监管部门、国土局、房管局、法制局、信访局，以及医护人员近千人，带队者是从化市副市长陈加猛与两位公安局副局长。当天因数名老人与妇女被消防高压水枪射昏在地才告暂停。\[34\] 地方政府还任意运用压制手段对付民众的反抗。如成都市政府为迫使锦江区内的居民搬迁，多年来使用了各种很阴暗的手段。先是于2004年将领头反抗的李廷惠女士以“违法闹访、聚众滋事”的罪名抓捕判刑\[35\]；继之又派人纵火焚烧民房，拆迁办工作人员更是经常打骂拆迁户。\[36\] 许多拆迁户在无处申冤的情况下，被迫用自焚这种极端方式抗议政府与房地产商对自己财产权的剥夺。例如，2003年8月22日南京市邓府巷同庆里居民翁彪为了反抗暴力拆迁，被迫在拆迁办公室用汽油自焚，除本人死亡外，还烧伤了6名拆迁办人员。此案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全国震动。\[37\] 由于被逼上绝路的上访者太多，北京市政府竟在《北京市信访条例（修正草案）》中加列以下条款：“信访人不得在非信访接待场所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请求；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堵塞、阻断交通，或者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否则，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38\] “暴力拆迁”这四个字虽然让人联想到拆迁过程中的打、骂、羞辱等暴力行为，但并不能充分体现拆迁中使用暴力的程度。为了让读者对暴力拆迁之实况有所了解，下面试举几例。一个是拆迁手段中比较“文明”的事例，该事件发生在辽宁沈阳市的繁华地段和平区，一位叫董国明的拆迁户因拒绝搬迁，被沈阳芜湖拆迁公司困在自己家里，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拆迁公司断绝董与外界的一切来往，也不允许董的家人为其送水送食物。董国明在拆迁公司强行断水、断电、断煤气的情况下，依靠家里原来存放的方便面、生土豆、生胡萝卜支撑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将这位居民围困在自己家里的沈阳市芜湖拆迁公司是受沈阳市政府拆迁办的委托实施拆迁的。\[39\] 另一个则是极端暴力的事例，发生于上海市。2005年1月9日凌晨，上海城市开发住宅安置有限公司为逼迫徐汇区乌鲁木齐中路179弄的住户搬迁，竟然纵火焚烧这片住房，导致居住该弄62号的住户朱水康老夫妇被活活烧死。该公司近年来威逼拆迁户搬迁时，一直使用黑社会手段，如殴打辱骂住户、断水断电、趁住户不在家时将粪便脏物洒满住户门前屋后、用牙签塞住门锁孔，或一大群人闯进住户家、将住户的用物往屋外乱扔。许多住户被折腾得昼夜不安，只得含悲忍泪，拿上少得可怜的“拆迁补偿”后搬走。遇上一些态度坚决的住户，拆迁公司干脆用推土机将住房夷为平地。上述朱姓老夫妇不肯搬走，动迁公司曾在他家放过三次火，当地基层政府竟然佯装不知，无人过问此事。\[40\] 正因为有地方政府的纵容支持，这家开发住宅安置有限公司才敢如此地有恃无恐，以至造成上述惨案。 在有些地区，黑社会势力直接介入城市拆迁。如深圳的陈毅锋、辽宁的曲全国等，这些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大量使用暴力拆迁，使得当地拆迁户有冤不敢诉。\[41\] 许多拆迁公司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于1994年成立，隶属于呼和浩特市城建局劳动服务公司，该公司8年间先后承揽了30余项拆迁业务，采取暴力等手段（包括砍断拆迁户的双腿），获纯利400余万元。\[42\] 全国各地政府的拆迁办以及与政府有各种瓜葛的拆迁公司都通过类似行为将成千上万户城市居民赶出家园，霸占了他们的宅基地，养肥了连续五年高居中国暴利行业榜首的房地产业，也养肥了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与众多贪官。 三、失地农民绝望的抗争 1\. 耕地的减少与失地农民的增多 被赶出家园的城市拆迁户只涉及近4百万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更为庞大。耕地减少与失地农民增多这两组数据可以让人看出中国这一残酷的现实。房地产业兴旺的直接后果是耕地的日益减少。中国农业部的报告显示，全国农用耕地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4年的18.37亿亩，8年间共减少近1.2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425万亩。截至2005年10月31日，耕地面积下降到18.31亿亩，人均耕地降为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土地数量已经逼近人的生存底线。目前耕地在不断减少，人口则不断增加，按目前趋势分析，到2020年，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43\] 这些冰冷无情的数字后面，是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哀号。 中国的失地农民到底有多少？至今还没有各方认可的权威数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曾于2003年下发“关于紧急开展失地农民现状调查的通知”，各地政府也相继做过一些调查。\[44\] 按照官方统计，到2005年3月，中国失地农民总数已超过4千万人，并仍在以每年约2百万人的速度递增。\[45\] 而据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在冀、鲁、鄂、桂、浙、滇等11省134个县所作的抽样调查，分到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万至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超过6千万人。\[46\] 2006年3月，中国农业部曾公开通报，每年农民耕地被占约2百多万亩，这表明每年可能有1百多万农民失去耕地。\[47\] 农业部的这一通报是按人均两亩地计算的，据此推算，1996年至2004年8年间减少了1.2亿亩耕地，意味着约有6千万农民失去土地。 中国农民的土地被强制征用与中国的土地制度特点有密切关系。按照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农民只是土地的使用者，但却没有所有权。正是这一点为现在正在农村进行的“新圈地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得中国基层官员能够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在农民缺席（或受蒙骗）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土地。 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农民与工人在没有官方控制的情况下组织社团，各地的农民因此并不拥有任何集体行动的组织资源，只能利用地缘与血缘等关系而松散地临时组织起来。面对拥有一切组织资源且行为日渐黑社会化的地方政府以及由地方政府撑腰的房地产商，底层农民的这种反抗几乎处于绝望状态。 2\. 从河北定州事件看地方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特征 2005年6月11日发生的河北定州事件，为人们了解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提供了一个样本，这次事件涉及的几方关系互动最能说明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特征。 一份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河北国华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火电厂”）是2001年动工、2004年投产的大型火电厂，属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火电厂”建在离绳油村不到两公里的地方，绳油村村南的379亩土地被相关部门规划为火电厂的煤灰堆放处理场。这块土地由3部分组成，其中80亩是村里的果园（集体拥有），有近3千棵成年梨树，2百亩是承包给村民个人的林地，所种树木为树龄在2到3年以上的杨树，还有1百亩麦田，是绳油村村民的责任田。这次冲突的症结在于征地补偿款，对此村民、地方政府以及支付补偿金的“火电厂”说法不一。 政府的说法是，据定州市解决灰场问题工作组2004年8月27日“致灰场聚集人员的一封公开信”称，火电厂“2002年9月7日就依法取得灰场使用权，绳油村的每一位群众也已经得到合法的补偿”。“火电厂”厂长说法是，征地款共为4,600多万。村干部说，镇里只给了村里587万左右。村民们则认为，大量征地款都给“上面”（村民对上级政府的称呼）贪污了；至于这“上面”是指哪一级政府，是定州市还是镇政府里，或是层层截留，至今未见公开交待。由于这么多征地款不知去向，村民们失去了土地，又未得到合理的补偿，只有反抗一途。农民为了阻拦“火电厂”开工，从2004年7月起被迫轮班守护在工地。 定州市政府在这次征地事件中扮演了奇怪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直接出面镇压，使用以下诸种手段。其一，政府官员带领人马为“火电厂”工地施工队驱赶守在施工场地的村民。2004年3月15日，市委副书记赵国军亲自带领警察、政府公务员与施工人员约2百多人、铲车8辆到灰场强行施工。其二，警察出面抓捕反抗的村民代表，将村民代表牛才民夫妻、村民牛旭光、牛同顺等十余人安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行抓捕。该村先后被公安局抓捕的村民共有二、三百人次。其三，暴力驱赶守护在施工场地的村民。自2004年3月到7月9日，定州市政府先后出动警察5千余人次，强行施工10余次，每次施工都引起较大的冲突。2004年4月7日，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到绳油村，上千村民跪地诉冤，和风却对村民说：“这场面我见多了！少来这套”。\[48\]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公然使用黑社会暴力手段。在政府与村民冲突不断时，村民代表牛烟平等数人屡屡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 这种“不明身份的人”实际上是政府雇佣的黑社会成员，但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绝不会承认这些人是地方政府暗中指使的。2005年6月11日凌晨，约3百名身着迷彩服的“不明身份暴徒”趁着农民熟睡发动袭击，造成6人死亡、140多名农民受伤（许多人致残，丧失工作能力）。当时中国政府对此事并不在意，因为类似事件在中国并非罕见。然而，由于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从当地农民手中得到拍录袭击经过的录影带，以生动的现场画面向世界揭露了这次暴力事件。\[49\] 画面所暴露出来的残忍血腥，让许多“中国政府的好朋友”亦无法为之辩护，国际舆论一片谴责声音，这才迫使中国政府对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等人做出处理。事件发生7个月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2月裁定涉案的27名被告的“策划和杀害村民罪”成立，其中4人被判死刑，被判无期徒刑的5个人包括被指为幕后策划该宗袭击事件的原定州市委书记和风。\[50\] 事发至今，当地政府一直不承认其行政责任，仅表示该事件只涉及个别官员的违法行为，又强调该次征地是合法的，并拒绝向村民赔偿。 笔者之所以选择定州绳油村事件作为分析的典型案例，是因为“定州事件”具备以下3大特征：第一，定州事件涉及的利益三方，即政府、企业、村民，正代表了近年来征地事件中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各方。第二，定州市政府、市委在征地中所扮演的身兼买者（向农民强征土地）与卖者（将征来的地转手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等）的二重角色，几乎是中国所有征地事件中政府角色的缩影。由于政府部门具有执法权与法律解释权，所以这些强征土地的行为无一不假法律之名而行之。第三，定州市政府指使暴徒袭击村民，用非政府暴力迫使村民就范，这一手段在近年来的征地拆迁中屡见不鲜。 3\. 各地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非正当行径 象“定州事件”这种以村民为一方、以政府与企业为一方的利益冲突，几乎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征地冲突的一种典型模式，而最终这种冲突又往往以政府镇压失地农民而告终。例如，2003年3月至2004年10月，陕西省榆林市18,000失地农民与榆林市政府为征地一事发生激烈对抗，该地政府在一年半时间内四度出动武装警察（少则数百名、多则3千多警察），镇压农民的激烈反抗，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政府最后逮捕了高拉定等27名农民领袖与反抗骨干，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煽动抗拒法律实施罪”等，将这些维权农民分别处以重刑，投入监狱。\[51\] 此类情形在其他农村地区也频频发生，如四川省自贡市从1993年延续至今（2006年）的失地农民反抗、2005年7月至10月的广州市省番禺区太石村的村民维权行动、2005年12月发生的广东省“汕尾事件”等。需要指出的是，自贡市、太石村等地的村干部在村民与政府的冲突中扮演了一种卑鄙的角色，在征用土地的谈判中乡村干部在农民面前往往以“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员”之面目出现，以取信于农民，但实际上这些村干部却参与了政府官员群体分享土地出让金的肮脏分肥。如自贡市红旗乡乡长陈文贤就是这样一位角色，陈虽然官位很低，仅区区一乡长耳，却拥有土地、房屋别墅、私人公司、各种汽车等有形资产数千万元，还有5千多万元的金融资产。当地农民编了几句顺口溜形容陈文贤的生活：“住的豪华别墅，行的奔驰代步，穿的高档衣裤，玩的一正五副（指六个女人），吃的山珍龙肉。”\[52\] 地方政府之所以紧紧把住土地的征用者和出卖者这一双重角色不放，是为了通过强征土地获取暴利，但政府部门摆到台面上的却是由它自行解释的种种法律法规。陕西省榆林市榆阳镇三岔湾村一案是个典型案例，该村距市区仅7公里，1999年榆林市政府决定建立榆林开发区，于是就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名，强征农民土地。其补偿价格是，村民曾经做过土地治理和管护工作的荒地，按每亩500元劳务费的标准补偿；而市政府招商时则明文标价，每亩地收费35万元。榆林市、区、镇三级政府均认为，这些土地就是“国有土地”。他们提出了两条依据。其一是1951年11月19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为配合土地改革清理林权作出的几项规定的命令”，该“命令”第五条称，“不宜农耕的大荒山和沙漠边缘，河流两岸的大荒沙地，面积在500亩以上的，均收归国有”。其二是1995年原国家土地局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该条文称，“依据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有关规定，凡当时没有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实施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理例正草案》未划入农民集体范围内的土地属国家所有。”而当地农民则认为，政府将他们村的土地宣布为“国有土地”于法无据。该案涉及的的10,800亩土地是该村的集体土地，由村民们的祖先在清朝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买下，有约为证。1949年后这些土地为该村所有，50多年来村民们为防沙固沙每年都投入大量劳力，终于把沙漠改造为林地和农田。因此村民们认为，地方政府不能随意规定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何况，所谓的榆林开发区之成立并无中央、省的批准文件，该开发区实际上只是一个榆林市政府占大部分股份的官办公司，其它的股份则是政府官员的私人股份。\[53\] 四川自贡市政府在征地中也充当了类似的角色。1993年自贡政府征收了15,000亩菜地，涉及农民3万多人。该地政府通过出让征来的土地收取了土地出让金50亿人民币，但付给农民的补偿却严重偏低，18岁至40岁的农民一次性给付8千元，40岁以上的农民则每月给付生活费54元，拆毁的住房每平米只补偿150元，全部相加只占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费的2％左右。失地农民依靠这点补偿既无法生存，也无法重建住房。当地农民因失去土地而陷入困苦境地，自贡市政府的权势集团却通过土地开发而暴富。比如，自贡市原市委书记刘佑林之弟、市郊农民刘伟林通过此次征地一举获得上亿元的私人财产。\[54\] 在东南沿海省份，一些地方政府得开放风气之先，早就看到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干脆利用行政权力将土地先囤积起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就是这样做的。早在1992年，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就预征了该区三山港大约12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上万亩的农田，产权归属南海区国土管理部门。2005年，当地农民发现当时的土地出让协议条文违法，开始向省政府有关部门申诉，但未受理。为抗议当地政府强行征地，从2005年3月开始，南海区三山港村民发起了艰难的维权行动，数度被政府镇压。7月2日下午，2千多名村民包围了三山镇派出所，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村民与一名参与调查此事的研究人员，结果当局出动6百警员及30多辆警车将抗议者驱散。\[55\] 河北省“定州事件”的肇事官员被惩罚，其实是个少见的个案，因为该事件被国外媒体曝光，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才追究了定州市委书记和风的刑事责任。而在大多数农民反抗征地的斗争中，被惩罚的通常都是农民而非官员。在20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镇压太石村维权抗争中，番禺区地方当局除了出动武警之外，还使用黑社会绑架的方式抓走了支持村民的郭飞雄，直到14天后才通知家属。其间，地方政府对到当地了解真相的律师和声援者一律诬以“不明身份的暴徒”，动用治安手段和“黑社会”势力堵截抓捕。例如，2005年9月26日下午，参与太石村维权的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以及律师唐荆陵、郭艳去太石村取证办案，却遭到一帮“不明身份之人”的骚扰和围攻。这些围攻者的方式迹近无赖，如向艾等三人泼脏水、辱骂及推打。艾晓明等人三次报警，而且他们当时就站在当地派出所的门口，身边亦有巡逻队和警车在值班，但当地警方故意置之不理。他们打电话报警时，接电话的警察只关心一件事，即艾晓明等三人何时离开，为此在电话中反复追问。郭艳骑摩托车冲出重围去寻找出租车，途经繁华的太石工业区时，又被数辆摩托车围追堵截，“不明身份”的追赶者用木棍将她打翻在公路上，企图制造车祸。\[56\] 四、地方政府为何偏好使用黑社会手段？ 近年来中国大陆各地频频出现地方政府指使放纵黑社会组织成员殴打维权活动人士，当维权人士遭受“不明身份暴徒”的袭击后，警察故意袖手旁观，对受害者的呼救置之不理。可以说，政府雇请黑社会组织或打手对付维权者，已成为近年来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段。尽管各地政府全力封锁关于这类案件的消息，但仍然有大量的案件被披露出来。 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湖北省秭归县。该地属三峡大坝库区，有大量库区移民，其中有一位名叫付先财。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上访，向中央政府反映因三峡工程而被迫搬迁的一百多万移民未得到政府事先承诺给付的补偿款项。2006年春他接受了“德国电视一台”驻北京记者的采访。5月19号，德国的这家电视台播出了对付先财的采访。2006年6月，秭归县公安局居然以付先财接受德国媒体采访为由，将他传唤到局。传唤结束后，就在他离开公安局回家的路上，一些“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殴打了付先财，竟然将其打成“颈椎骨折”。付被送入医院后，既得不到及时救助，当地政府还一直试图封锁消息，甚至派出警力24小时在付先财所在的医院和病房外监控。\[57\]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镇。2005年8月1日，该镇万里村村民因反对仓山区政府利用权力无偿占有村民自办的工厂，而遭到镇压，当地政府官员领头，除了动用警察外，还雇来十余位打手。在这次镇压事件中，万里村村民中共有15人被打伤。\[58\] 写至此处，读者也许会问：难道中国政府的镇压力量不够强大？镇压手段不够丰富？是什么使得中国地方当局非得采用这种非正当的黑社会手法？ 其实，这种镇压手段黑社会化，完全是中国政府考虑维护“国际形像”而采取的新对策。指使“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异议人士于中国政府来说至少有如下两点“方便之处”： 第一，中国当局除了承诺将追查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之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就算舆论猜疑这些暴徒受到政府指使，证据何在？国际社会就算群情汹汹，总不能逼迫中国政府为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承担法律责任吧？而且这种承诺只限于在国际社会关注的案例里，如付先财案例；如果只有本国人士关注的案例，政府连这种承诺也干脆免了，比如郭飞雄在太石村维权中数度被殴打，政府什么时候承诺过要“追查凶手”呢？ 第二，借助黑社会势力的介入，可以极大地造成对异议人士的心理压力。对于异议人士来说，支撑他们奋斗抗争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治使命感；对于直接来自政府的压力，他们知道施暴方是谁；他们也知道，政府出于自尊，必须要设置一道底线，否则就彻底堕落为萨达姆之流。而黑社会势力的行动却无需考虑底线，什么手段能够增加受害者的恐惧感，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什么手段。异议人士中的勇者可以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但一旦牵涉到家人安危，勇者也会踌蹰再三。 正在标榜自己颇具“大国风范”、日益文明进步的中国政府，目前还不想让国际社会将其列为“暴政前哨国”。只要将政府暴力转变为“不明身份的暴徒”的私人暴力，中国政府就可以象这次处理付先财事件一样，由外交部发言人出面说一番冠冕堂皇的官式语言，以塞国际舆论悠悠之口；而对于付先财本人的医治、惩治凶手之类，根本就无须落到实处。国际社会的人权组织再有能耐，也不会愚痴到用道义标准去挞伐另一个国家的“不明身份的暴徒”。至于用经济制裁对付黑社会组织，更是闻所未闻。 笔者在2004年发表的“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曾谈到，中国已经出现“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几大趋势。\[59\] 在此情形下，想用国际通行的人权、民主、自由价值理念来规范越来越乐于用黑道手法管理社会的中国当局，无异于缘木求鱼。 五、从征地拆迁过程看极权政治下“依法治国”的实质 近20余年来，中国政府声称自己正向现代政治文明迈进，并不断亮出“依法治国”这块金字招牌加以佐证。大多数国人（包括国际社会）往往寄托着这样的希望：即使没有民主政治，只要中国政府不断建立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并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哪怕中国仍然是专制型政体，其政治文明仍会大大提高。 笔者也曾接受过这一说法。但任何理论预设与政治预设都必须经过实证研究这一关。随着近年来意在剥夺民众权利的法律法规不断问世，以及本人对政府“依法治国”大量案例的研究，笔者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政体下，要想“依法治国”，还得明确一条基本的政治伦理，即立法必须要有政治廉耻，要有起码的政治道德。这里所谈的“政治廉耻”与“政治道德”，其实是指统治者不能用法律的形式直接损害或剥夺民众的权利。在时下中国，法律体系由法律与行政法规等构成，中央政府各部委、各省、直辖市均可颁布这种行政法规，因此，这类行政法规也包括在笔者所论及范围之内。 本文以90年代后期以来的农村征地与城市拆迁为例指出一个事实：各省市地方政府无一不打着“依法征地”或“依法拆迁”的旗号，而征地与拆迁过程中所有的暴力行为都被解释成“依法行政”。这样，当局就把被掠夺者置于一种法律上非常不利的境地，而试图维护自己权益的人士也往往被冠以“扰乱社会治安”、“抗拒执法”等各种罪名而投入监狱。 除了引发争端的征地款分配问题之外，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大量冲突的根源并不是来自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执法不力，而是产生于执行侵害民权的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以水利工程征地为例，《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本来就低，不能保障农民的利益，而国务院1991年2月颁发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又进一步降低了补偿标准；更糟糕的是，这部“条例”居然还规定，“土地补偿费标准可以低于上述土地补偿费标准，具体标准由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将土地补偿标准交由水利工程的利益相关者“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如此则农民在法律上被置于何等不利的地位可想而知。这部法规执行了整整15年，在此期间，在中国各地因水利工程征地引发的地方官民冲突至今不断，2004年四川的汉源事件只是其中一例而已。直到今年7月7日国务院才颁布了修订版本，尽管修订版废除了这条近乎荒唐的规定，但从总体上看，农民在征地上不利的法律地位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善。\[60\] 又如将北京市民整得大放悲声的旧城改造也是“依法拆迁”，所依据的法律与法规文件主要是两部，即1991年26号文《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和1998年16号文《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这两部法规文件规定，“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但什么是“国有土地”呢？1995年7月21日北京市房地局局长签发的第434号文件中解释道：“82年宪法第十条‘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当城市建设需要时国家有权对上述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结论是：我局认为，在城市建设拆迁私有房屋时，只能对正式房屋及附属物予以补偿，对于私有房屋所占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能予以补偿。”\[61\] 这样一来，大量拆迁私房就变成了“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大批私房主只能得到对私房使用权的补偿，而最值钱的土地所有权却得不到任何补偿。这两部法规文件后来虽然经过修订，但并未变得有利于拆迁户。\[62\] 其他意在剥夺民众权利的缺乏政治廉耻的法规法律也在不断出炉。2006年7月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不仅进一步剥夺了媒体的新闻自由，还严重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完全是部反现代政治文明的恶法。 将法律变成体现统治者意志而剥夺民权的工具，是一种根本没有政治廉耻感、缺乏政治道德的政治行为。如此“依法治国”，其精神血脉与现代法治并无任何相通之处，倒与中国古代的法家一脉相承。这种没有任何政治廉耻的法律肆虐，会将中国导向何处，大概无需笔者多加陈述。 结语：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与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 本研究报告充分揭示了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三大嬗变，即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它们表现出中国当局对使用非正当化统治手段的偏好。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趋势，根本原因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逐渐堕变为统治精英集团掠夺公共财而自利的藉口，这种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的格局最终导致社会结构非正义化，中国政府也因此而陷入统治合法性危机之中。这种合法性危机与其说是中国公众觉悟到社会主义体制的掠夺性与专制性，还不如说是政府行为与官员作为打破了中共为了维系统治曾高度依赖的意识形态神话。 中共意识形态神话的主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财富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人民曾经相信，社会主义体制是好的，只是基层官员贪污腐败在祸害中国。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公众这种认知的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中央的经是好的，都被下面（指基层政府）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然而，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本文分析的征地拆迁中的政府作为再再表明，上述意识形态宣传是不真实的。失去了意识形态神话的支撑之后，面对底层民众日益强烈的反抗，为了维护掠夺民众的自利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政府只能走上一条不归路：借助于非正当的统治手段镇压一切反抗。 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主要表现在政府日常行政已越来越依赖于暴力。近几年来，中国政府行为的暴力化特别引人注目。这种暴力分别体现在几个层面上： 第一个层面是警察、税务、工商、城管、农村计划生育等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针对弱势群体的暴力。由于这种暴力针对的施暴对象常常被迫选择沉默与忍受，即使有反抗也主要是个体行为。这种一盘散沙式的反抗不会引致中国政府的统治危机感。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种执法行为的非正当性，但归结于“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与黑社会组织勾结滥用暴力，或者政府部门直接使用黑社会手段大规模掠夺民众的生存资源，如农民的土地与城市居民的住房。这种暴力借助的是统治权力，满足的是地方政府与精英集团的利益，而且往往有当地政府颁布的行政性法规做为依据，以合法的形式公然行之于世，是统治者凭仗权力滥用暴力伤害被统治者，其暴虐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过程的公务化暴力，是一种典型的国家非正义行为。这种国家非正义行为伤害的人群数量也远远大于公务化暴力。尽管城市拆迁户的反抗仍然是零散的，他们最高的反抗形式也不过是那种希望激起政府当局良心的自戕与自伤。但农村因为地缘血缘等关系，能够集结起来反抗，特别是在多年反抗地方政府的公务化暴力当中，各地已经形成了一批农民领袖；更有一部分中国的边缘知识人成了专业维权人士，他们集结起来，反抗强行征地、暴力拆迁中的国家非正义行为，而中国政府则大规模滥用国家暴力镇压农民的反抗。在这种强弱对峙中，为了控制局面，增加被统治者的恐怖感，中国政府大量借助于特务统治的恐怖手段。 第三个层面是借助特务统治加强社会控制。自90年代后期开始，特务部门国安部已经广泛渗透各社会领域，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对一切被当局视为异议者的人士跟踪、监控。而国安部门对权力的滥用较之政府部门更肆无忌惮，屡屡采用国家诬陷手段对付维权人士。这些国家诬陷手段除了滥用罪名，如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之外，还包括栽赃诬陷。例如，2006年8月北京律师许志永去山东为盲人陈光诚辩护，结果被地方当局诬以“盗窃罪”而拘留，郭飞雄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被诬以“假票乘车”而扣留，继而于9月又被栽上“非法经营罪”而拘捕。最严重的则是政府为了规避行政责任大量指使黑社会组织成员（即“不明身份的暴徒”）出面，对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施以肉体凌虐与残害。在大学里则普遍实行所谓的“信息员”制度，即在学生中培养兼职特务，以监控教师的课堂言论。 以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的普遍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为特征的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可摆脱的噩梦。尽管在地方当局与民众屡屡发生的冲突当中，当事态恶化到引起国际舆论同声谴责时，中国政府偶而也会抛出一两只替罪羊，如河北定州事件中的市委书记和风等，但由于这种政府行为的暴力化内植于中国政治体系当中，是中国极权政治下权力秩序运作的必然逻辑结果，绝对不是“部分政府官员素质低、法制意识不强”所致。因此，仅仅依靠惩治几个官吏不可能遏止各地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趋势。换言之，只有改变了目前中国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遏止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而要改变目前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还得改变制造出这种非正义社会结构的政治体制。 中国社会结构的非正义化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很清楚：是中国这种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公平正义的经济改革造成的。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以权力市场化为起步，公共权力早就堕落为精英集团掠夺公共财与民财的手段。这种以权贵私有化为起点的财富分配格局最终使中国形成了一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83％左右的社会底层处于受掠夺受欺压状态。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必然形成社会结构性紧张。而中国又由于人口过多，资源稀缺，政府没有能力通过建立帮助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制度来缓解社会紧张。最终就出现了本研究报告分析的政府行为黑社会化。 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也是中国统治精英“末日心态”的一种反映。统治者口头宣称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正好完全否定了他们现阶段的掠夺行为，而用权力攫取金钱虽然能迅速致富，但由此激起的社会仇恨使得中国如同处在一个随时就会喷发的火山口上。中国高、中级官员的普遍心态是捞够钱之后全家出国定居（有的早已经将子女家属送往国外）。这种情绪表现在对国家的管理上，就是出于恐惧而加强了权力支配的力度，并通过滥用政治暴力与借助黑社会手段暴力而表现出来。 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使得中国与民主化越来越遥远。中共统治迄今已50多年，其间犯下的国家罪错很多，但即使是在80年代这一段政府与人民关系前所未有的和谐时期，中国政府也因为出于不自信，从未就任何国家罪错向人民道歉，而是用所谓“向前看”的藉口，完全屏蔽了所有的重大历史罪错。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统治精英的高度掠夺性与自利性而引发的社会仇恨越来越深，这一现实使中国的统治精英集团深知民主化的结果必然是公众对他们自身实施政治清算，因此，中国政治精英对民主化的排斥，远比80年代的中共统治集团强烈。 中国的社会结构非正义性使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在各种假“改革”之名的掠夺中被洗劫，而且这种洗劫还被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合法化。弱势群体不仅被剥夺了今天，还因为无法支付高昂的教育费用使其子女无法通过高等教育而拥有明天。中国的弱势群体的忍受已经达到临界点，“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2006年9月4日“网易文化”做了一项网上调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9月10日晚上11点，共有10,234人次接受了调查，其中有64%的选票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其中“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成为网友首选的选项，占了总票数的37.5%。\[63\] 在一个从幼儿园就开始致力培养国民爱国主义感情的国度，将近三分之二的接受调查者表达了这种情绪，可以想见中国的政治凝聚力已经下降到何种程度。 崇尚暴力的“丛林法则”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以掠夺财产为目的的刑事犯罪与极端暴力事件直线上升。社会弱势群体无力反抗体制性的暴力与黑社会暴力，因此对社会的暴力报复往往成了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无目的的暴力犯罪。这种暴力有针对社会不公而泄愤的杀人行为，更多地是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杀人。中国近年针对富人的绑架、杀人案件剧增，就是中国社会暴力蔓延的结果。 中国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的要害就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这既是毛泽东当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口号的新政治变种，其精神也与黑社会组织凭借暴力生存一脉相通。这种暴力肆虐的结果，是使中国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奕空间日渐逼窄，使中国民众的人权改善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面临更大的困难。 【注释】 —————————————————– \[1\] “Thousands Riot in China, Attack Police, Burn Cars,” Reuters, Jun 29, 2005. \[2\] “中国36城市将成立反恐防暴特警队”，BBC，2005年8月18日。 \[3\] “中国动乱事例大增凸显社会不稳”，BBC，2006年1月19日。 \[4\] “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中小学教育居前列”，《青年时讯》2004年1月2日；“2005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国经济网”（www.chinaecnomy.cn）。 \[5\] “中国富豪一半是房地产商，很多是房地产贷款造就”，《世界经理人》（www.icxo.com），2003年6月23日。 \[6\] “国有土地出让金年流失百亿以上，谁获利最大？”“华夏经纬网”，2004年8月5日。 \[7\]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问题高官多少都跟土地有关”（http://news.163.com，2005年7月4日）。来源：人民网。” \[8\] “国家审计署披露内地六大腐败黑洞”，“中华网”，2004年7月5日。 \[9\] “北京地价暴涨50多倍的秘密：征地‘近乎零成本’”，《华夏时报》，2006年6月4日。 \[10\] “广州从化暴力拆迁触目惊心”，原载《中华工商时报》，人民网2005年5月24日转载。 \[11\] 《人民日报》1999年8月24日的报导。 \[12\]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9月28日。 \[13\] “国土资源部的‘改革路线图’”，《21世纪经济报导》，2004年2月18日。 \[14\] “土地审计风暴，2,046个开发区卷入，近千人受牵连”，《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12月24日。 \[15\] “聚焦土地执法风暴，摩根中心项目引爆土地违法串案”（http://www.crei.cn），2006年6月28日。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16\] “福州再爆‘土地窝案’”（http://www.crei.cn），2006年6月28日。来源：《经济观察报》。 \[17\] “聚焦土地执法风暴，多管齐下挖掉‘卖地生财’瘾根”，《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6月28日（http://www.crei.cn）。 \[18\] 见郭宇宽的“京城拆迁──一个骇人听闻的真实故事”，“知识学术网”，2005年4月4日（http://www.zisi.net/htm/xzwj/gykwj/2005-04-04）。该文提到一个细节：1995年7月21日北京市房地局局长签发的第434号文件中写道：“82年宪法第十条‘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当城市建设需要时国家有权对上述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结论是：我局认为，在城市建设拆迁私有房屋时，只能对正式房屋及附属物予以补偿，对于私有房屋所占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能予以补偿。”甚至在答复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提出的质询时，露骨地写道“私房主只拥有房屋所有权”。 \[19\] 出处同上。 \[20\] 陈苏，“中国获今年最严重违反住房权奖”，“美国之音新闻稿（VOANEWS）”，2005年11月29日（http://www.freexinwen.com/）。 \[21\] 出处同上。 \[22\] “拆迁十年悲喜剧”，《南方周末》，2003年9月4日。 \[23\] “两个拆迁户的极端行为”，《南方都市报》2004年1月5日。 \[24\] 《2005年房地产蓝皮书：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http://house.sina.com.cn），2005年4月7日，“新浪房产”。 \[25\] “拆迁之痛痛彻民心，记者五省市调查揭露惊人黑幕”，“新华网”，2003年11月13日。 \[26\] “跟踪审计：以制度阻断腐败──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对构建反腐败制度的意义”，《中国审计报》，2005年6月1日。 \[27\] 中国人权（纽约）新闻稿，2003年6月5日发布。拆迁户数据亦可见于《21世纪经济报导》（2003年6月4日）“周正毅上海地产大盘纠纷案”。 \[28\] 黑龙江省联席办城镇房屋拆迁工作小组副组长、省建设厅厅长刘鲲2005年3月16日在一次内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hljjs.gov.cn/fangdichan/view1.asp?id=112&rid=1）。 \[29\] 出处同注\[18\]。 \[30\] 出处同注\[18\]。 \[31\] “南京：整顿拆迁工作，拆迁办与拆迁公司分家”，《现代快报》，2004年2月1日。 \[32\]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强制拆迁起纠纷”，“大洋新闻网”（news.dayoo.com），2004年7月3日。信息来源：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 \[33\] “长沙大韵置业公司暴力拆迁真黑”，《大中华地产》（re.icxo.com），2004年5月25日。 \[34\] “广州从化暴力拆迁触目惊心”，《中华工商时报》。“人民网”2005年5月24日转载。 \[35\] 黄琦，“一呼万诺的农民女领袖”，“博讯网”，2006年7月6日。 \[36\] “成都居民指当局使用暴力迫迁”，“自由亚洲电台”，2006年8月1日。 \[37\] “南京拆迁队伍中的‘黑恶势力’，欺压百姓造成自焚”，《新民周刊》，2003年8月31日。 \[38\] “北京审议信访条例草案，禁止自伤自残式信访”，“人民网”（www.people.com.cn），2006年05月26日。 \[39\] “拆迁：台前暴力，台后权力”。来源: “央视论坛”，2004年5月29日。 \[40\] “上海：动迁公司员工活活烧死老夫妇，被判死缓”，“新华网”，2005年10月9日。 \[41\] 陈毅锋一案见“内地人数最多、手段最恶劣的黑恶组织终于栽了”，“千龙网”（http://www.qianlong.com/），2004年4月26日；曲全国一案见“抚顺涉黑第一案亿万富翁以商养黑被判无期”（www.somoney.com.cn），2005年5月10日，原载《辽沈晚报》。 \[42\] “呼和浩特打掉一黑社会‘拆迁公司’”，《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02日。 \[43\] “农业部：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1亿亩以上”，“新华网”，2006年3月8日（www.xinhua.com）。 \[44\] 云南大理州统计局，“关于云南大理州失地农民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国农村研究网”（华中师范大学主办），2005年11月3日。 \[45\] “中国失地农民逾4千万，生存状态事关政府执政能力”，“中华粮网”（http://www.cngrain.com），2005年3月14日。 \[46\] 《中国改革报》，2003年12月29日。 \[47\] “中国失地农民年均逾百万，官员称要严格保护耕地”，“人民网”，2006年3月9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 \[48\] “政府征地引发惨案”，《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20日。 \[49\] Philip P. Pan, “Chinese Peasants Attacked in Land Dispute,” Washington Post, June 15, 2005。 \[50\] “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因绳油村血案被判终身监禁”，“自由亚洲电台”，2006年2月9日。 \[51\] “陕西榆林27名村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刑”，《兰州晨报》，2005年1月17日。 \[52\] “新闻发布和声明：四川省自贡市失地农民”，2005年5月3日（http://bbs.isavage.net/archiver/?tid-8792.html）。 \[53\] “榆林三岔湾5000亩耕地撂荒背后”，《新西部》杂志，2004年第9期（http://www.newwestchina.com/nw/detail.asp?id=402）；“陕西省榆林市三岔湾18,000名农民致胡锦涛主席的紧急呼吁书”。 \[54\] “新闻发布和声明：四川省自贡市失地农民”，2005年5月3日（http://bbs.isavage.net/archiver/?tid-8792.html）。 \[55\] “南海情况日渐危急：官方与村民大打‘填土游击战’”，“天益网”（http://www.tecn.cn）。 \[56\] 范亚峰编，《太石村事件备忘录（第七版）》。 \[57\] “中国人权”（纽约），2006年6月12日新闻稿；“三峡维权人士接受德国媒体采访遭殴打生命垂危”，“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导。 \[58\] “中国人权”（纽约），2005年8月25日新闻稿。 \[59\]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 \[60\] 1991年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由国务院于1991年2月15日以第74号令公布施行，条例见www.nastz.org.cn/zcfg/4-12.htm；2006年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于2006年7月7日以国务院第471号令颁布执行，见中央政府网站（www.gov.cn），2006年8月13日。 \[61\] 出处同注\[18\]。 \[62\] 本文所涉及的北京市相关法律有个演变过程，“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于1991年9月16日颁布，1998年12月1日失效（见http://www.e-fdc.com）；自1998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这一办法至2001年10月31日废止；自2001年11月1日起实施修订过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2001年11月1日），新条例见中国建设部网站（http://www.cin.gov.cn/LAW/place/200201150101.htm）。法律演变过程可参见“《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答记者问”，见“人民网”，2001年11月05日。 \[63\] “网易文化调查：多数网友不愿来生再做中国人”，2006年9月7日。来源：网易文化（http://culture.163.com/060907142QE3FR7B00281MU3.html）。 载于《当代中国研究》〖美〗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
何清涟2025-11-09 00:05👍 0💬 0高科技产业成支柱，就业形势更艰困
何清涟 笔者从前几年就观察到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将取代房地产业的龙头地位。美国彭博社于3月25日发表文章，介绍彭博经济研究的最新结果：中国科技行业或将取代房地产成为新增长动力，并给出了高科技产业在中国GDP中的份额：2023年，与高科技相关的最终需求为2.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4.3%，略低于房地产推动的需求 20.1%。预计到 2026 年，高科技行业将推动 GDP 需求的近 19%，高于2023年的 14.3%，几乎与现在的房地产行业持平。 这个推论基本成立，本文将讨论的是一个问题：高科技业产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几乎可以预判：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会成功，但就业问题却会更加艰困。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适需人才是可解决的问题 我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成因：结构性失业》（RFA,，3/24/2024）一文中，谈到中国结构性失业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劳动力过剩的量，引述Wind PDB 产业聚焦曾在2023年1月发表的《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该研究显示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仅2020年就容纳1.15亿多人就业；一个是劳动力的质，即人才是否适需，这里牵涉到一国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要是否脱节、职业培训与再就业技能培训是否适应就业市场的问题。以下先谈经济结构转型的适需人才问题，以现阶段“新三样”当中最红火的电动汽车为例。 2022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发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影响研究》，该研究报告对中国电动汽车的人才供给与流入进行过详细测算，在第二章“中国汽车人才培养体系与人才供给现状”中，详细分析了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现状（见第34页：2021-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预测），指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为中国电动汽车供给最多的3个专业；也分析了职业院校相关专业设置与人才供给数量、以及企业继续教育人才供给现状。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信息是：院校毕业生不能马上上岗，需要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原有燃气汽车设计人员知识老化，45岁以上的人不少必须转岗（退出这个行业）。 该报告并未将人才供给数量当成问题，这点我理解。因为中国文科生占比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以2021年（最新）数据为例，中国文科类本科毕业生占所有毕业生的52.2%，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数据分别为64%和64.7%。中国文、理科生的相对比值约为1.1:1，平均每100个理科生就对应110个文科生；美国的比值为1:1.78，每100个理科生对应178个文科生，日本为1:1.84，100个理科生对应 184个文科生。“新三样”的适需人才中，只能从理工科大学生中培养。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新增产业后备人才不足，而在新产业部门不能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 电动汽车行业：技能人才需求增多 就业总岗位减少 “新三样”当中，以电动汽车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从数量到素质）最为详细。 前述中科院报告称，按照产业环节的特点，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于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可分别从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汽车补能三个环节来进行分析，根据数学模型的定量测算和调研分析，可以将电动化转型对汽车产业人才就业带来的问题归结为三个 Gap（差距）。其中“Gap1就业岗位数量与现有就业人员的规模性差距”指出，统计各环节就业人数的变化，电动化对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就业总岗位的减少。预计到 204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数量在 100~200 万之间，到 206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岗位数量，在 250~300 万之间。另外两个Gap谈的与数量关系不大，本文省略。 中科院报告是国家课题，预测一般持乐观态度。按实际情况估计，现阶段中国汽车行业转型，至少已经减少100万左右的就业者。 光伏产业：人才储备充足，新增就业亦多 对光伏产业的新增就业，从国际能源开发署到中国都持乐观态度，国际能源开发署已经多次发布报告，称直到2030年，光伏产业都是一个成长型行业，将提供许多新增就业岗位，41%新增就业机会在亚洲。 2022年6月22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光伏产业从业人员白皮书（2021-2022年版）》，其中提到，2021年，中国光伏产业在多晶硅料、硅片、电池、组件、逆变器等主产业链制造环节，以及下游电站端开发、集成、运维环节的直接从业人员总数约为41万人。加上综合间接和派生从业人员，该行业总体从业人数约为246万人。2022年-2025年，年均新增需求约为22.1万-38.7万人（取中位数，四年新增就业总额约为120万人）。到2025年，全行业人员需求总量预计达到334.2万-400.8万人。 与电动汽车行业不同的是，中国在光伏产业方面有极丰富的人才优势：一是海外光伏产业的大发展，不少海外华人归国，把光伏领域内各类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推动了我国光伏制造产能的快速扩大；二是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设立不少科技攻关项目，在半导体设备材料领域积累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在光伏领域开枝散叶，成为我国光伏配套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三是从业人员呈现年轻化特征，30岁以下人员占比超过半数。 电池产业升级迭代加速，人才缺口较大 电池行业是个新兴产业。据世界经济论坛报道：预计2030年，全球电池价值链中的就业岗位将达1000万个，与当今全球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处于同一水平（即每生产5-10辆汽车大约有1个工作岗位），这1000万新增就业岗位中，一半以上将会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电池产业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平均薪酬也高于其他产业，人才短缺是普遍现象。据何向明在《电池产业链人才需求趋势分析》（3/14/2023）中所言，锂电行业中的国有、民营、外资、合资企业招聘完成率均未达100%，其中外资企业的招聘完成率最高（92%），民营企业招聘完成率不到50%。 《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人才缺口为103万人。每年数以千计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不能满足当前锂电产业链的需求，高校正在进行专业调整。 关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的几点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人口（包括新生人口）的数量从来不是问题。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几乎是从清朝乾隆中叶开始、历经民国直到中共统治75年，贯穿350多年历史的中国大问题。有关于此，我写过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与不少文章论述。我历来主张中国政府要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将生育决策决还给家庭，按家庭按本身能力决定生育数量与教育投入，完成全社会从计划生育到社会节育的转变。近十几年的文章，如果涉及人口问题，我都提醒：即使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全盛时期（2001-2019年），中国都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城乡综合计算，估计在25-30%之间），近期更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过一份数据，截止2021年底，中国有2亿灵活就业者，其中有1300万外卖骑手。一篇《七万硕士生在送外卖产》的网文曾风靡国内互联网，无论这篇文章的内容真假，这些外卖骑手当中肯定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这是中国教育专业结构性调整问题。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现实是：容纳中低端去技能化劳动力的房地产衰败，三大主业中的1.15亿就业人口中将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失去工作，加上其余将近50个上下游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将有同比例的人失去工作（估计不低于1亿），这些应该多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口；作为取代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高科技产业的“新三样”，电动汽车的总体就业机会是减少，其余两个是增加，但数量不过百万余人，据《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其中还有103万是特定专业。 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那样，中国存在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转型（民主化）来解决，比如言论自由等人权范畴的问题；但人口与就业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民主化包括让中国分裂成无数小政治体得到解决，尤其是分裂成小政治体后，各地会采取就业保护措施，落后的人口大省将面临更艰难的就业难题。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3月2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329202413155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捐款排行榜遗忘了哪个巨富群体？――兼谈政治控制下的“民意”表达
汶川地震后，各种捐款排行榜在中国问世，连中小学生也未能幸免于被学校排名之难堪。但“民意”独独漏掉了一个最应该捐款的巨富群体――那些借着父辈政治权势捞取巨额财富的高干子弟。豪气干云的“民意”很乖巧地自觉“遗忘”了这个群体。 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捐过款，因为网上查不到任何有关信息；也很难将这个群体设想为捐巨款不留名的“活雷锋”，所以只能当他们没有捐。 我猜想，在中国当局或明或暗地鼓动用“排行榜”这一方式进行“道德逼捐”时，这个群体之所以没捐，倒也并非他们个个都是“葛朗台”，吝啬到“拔一毛以利天下，吾所不为”。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在捐款问题上确实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从公德角度考察，这个群体其实最应该捐款。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全社会的私产全充了公。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二十年内积累起巨额财富，均仰仗其父辈的权力恩泽。其中的佼佼者虽然不敢称“富可敌国”，但“富可敌省”大概算得上。他们手中的钱财一丝一毫均取之于民，只有用之于民才算实现了道德救赎。况且，这些从小就想当“红色接班人”的高干子弟，向来认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正一心巴望着“接班”，出点银子买个好名声也算一种政治投资。 他们之所以没有大张旗鼓地以个人名义捐款，实在是因为“偷来的锣鼓打不得”，手中银子虽多，却见不得阳光。 设若他们当中某人大方地捐上几百万，立即就会陷入一种困境。一大群被讥为“仇富”的草根或者边缘人立刻会追问：他们这些钱从哪里来的？他们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就算堵得了国内的悠悠之口，又如何管得住海外媒体记者手中的笔？比如澳洲《悉尼先驱晨报》曾报导，薄一波去世之后，其子曾对媒体说，他父亲主管国家经济工作多年，但死后没留下任何遗产。但薄的一位孙子正在英国最著名的私立学校之一哈罗公学就读。该校每学期的学费高达7,345英镑，外加住宿费用和杂费，每学期费用近1万英镑(约19,500美元)。这位小留学生的父亲是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每月工资约五、六百美金，应无法负担得起哈罗学费。这家媒体进一步推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在西方国家的私立学校就读者不止薄家；但人们得不到有关这些高干家庭如何支付每年数万美元昂贵学费的任何解释――有此经验在前，捐款等于给“很长时间找不着反华借口”的西方媒体提供了口实。 那么，捐少一点，比如只捐10万、20万，既表示了天潢贵胄对子民的关怀，又“财不露白”，岂非两全？但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那也会遇到麻烦。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些网友对捐出两百万巨款的富豪们尚说三道四，又怎能满足他们捐出的这区区小额金钱？虽然可能会有“余秋雨”之类含泪表示自己深为“红色接班人”的义举感动，但好事者的“腹诽”却是免不了的。如果再有人在BBS上言三语四，网管没及时删除，那真是“买名不成反受谤，陪了夫人又折兵”的蚀本买卖。 由于漏掉了这支最应回馈中国人民的大富豪队伍，我总觉得中国那些意在逼捐的捐款排行榜表面上看似是“民意”，但骨子里却透露着对强权的畏惧与对当政者乖巧的配合。因此，对这“民意”我无论如何尊重不起来。 类似这种对强权曲意迎合的“民意”还有不少。于是我在此不揣冒昧地表达几点卑微的希冀，“民意”最好不要放过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问责中国当局震前为何不发布灾情预报？第二，帮助死于灾难的中小学生家长问责政府，将那些“豆腐渣工程”的制造者的丑行曝光；第三，促使政府将救灾捐助透明化，追查救灾中的腐败问题。 如果“民意”不盯着国内的诸种丑恶，只管每天挖空心思寻找“国际反华势力”，哪怕就算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与每个对中国当局稍有批评的人都变成可恨的“反华反共势力”，只怕人民还得战战兢兢地跪在权势者面前。在民众的自由意志与人权被严重剥夺的情况下，揣摸上意发表这类“民意”，于改善民生民权又有何用？ （《华夏电子报》2008年6月12日，第248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8👍 0💬 0大凉山贫苦和大阅兵砸钱
中国又要大阅兵了。上次国庆60周年（2009）大阅兵，据说开销超过北京奥运。维基百科上有当年阅兵的专门词条，从其详细（数字等）资料来看，可能出自中国官方，但对花了多少钱，却只字不提。显然是数字庞大，所以不敢见人。 大阅兵从来都是独裁国家的小丑行为，不仅巨额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该政府虚弱的献丑表演。全世界军力最强的美国，从来都不阅兵。真正有实力的人不需要招摇，只有败絮在内的人，才会扣上满身盔甲到大街上招摇。 这次（9月3日）的北京大阅兵，媒体报道说，跟上次一样，也是事先在郊外开设阅兵村，进行操练，甚至还搭建了天安门城楼（网络上有照片）。专家说，只是一个18辆坦克方阵的几个月训练费用就要几百万美元。上次北京阅兵的30万受阅官兵和游行群众的早饭，就是600万人民币。仅仅胡锦涛乘坐的那辆专用阅兵车，造价就高达800万人民币，相当于四十所希望小学的造价！ 中国真的是财大气粗，有钱没地方花了吗？完全不是！在北京大阅兵之际，媒体报出大凉山（四川彝族地区）极度贫苦的现状。当地一个女学童写的作文《泪》，触动了很多人的心灵，因为中国农村，尤其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竟穷到连吃饭、上学、就医、行走（交通）都极端困难的地步。 大凉山的贫穷不是偶然现像，按照中国官方数字，1986年中国有386个贫困县，经过近三十年经济发展，贫困县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现为592个。显示中国的发展极度不平衡。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去年10月说，按中国的标准，中国有贫困人口8200万；按国际标准，中国有两亿贫困人口。 中国的标准是∶每年每人收入2300元人民币；联合国的标准是∶每天生活费依赖1.25美元就属于极度贫困（相当每年收入3000元人民币）。 中国外汇存底全球第一，截至去年底是3.843万亿美元。但看一个国家，不是看政府有多阔，而是看普通百姓怎麽活。 美国目前外汇存底才1200亿美元，不到中国的三十分之一。美国从中国借债，更是人所共知。但美国人均收入超过五万美元，而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目前人均收入才是美国人的12%。 中国的人均收入低于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甚至低于黎巴嫩、阿根廷，马来西亚，更别提结束了共产制度的原东欧国家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均收入，目前都是中国的三倍以上。 除此之外，中国贫困人口的比例全球第二高（第一是印度），超过刚果、尼日利亚、赞比亚、赤道几内亚等全部的非洲国家！ 在一般中国人的印像中，尼日利亚、刚果等非洲国家是贫穷落后的，而中国经济崛起，国力增高，国民当然应该富有了。但尼日利亚的贫困人口比例是8.9%，刚果是6.9%，而中国是12.8%，几乎是刚果的一倍！这至少说明，中国的贫富之悬殊，远远超过刚果、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 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去掉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城市国家和地区之外，在世界排名中，中国是第一！有最悬殊的贫富差距。 仅按中国自己的统计，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的调查数字，中国10%富人的平均收入是10%穷人的32倍！六年之后的2012年的同样调查显示，这个数字增高到65倍！今天，可能会超过70倍！ 上述中国社科院对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辽宁等七省市的调查显示，中国官员的平均资产超过800万人民币，等于中共官员个个都是百万美元富翁。中国官员的平均收入，是中国农村地区的最高80倍！ 那个大凉山女学童一家的贫困状况，跟随便一个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相比，简直就是地狱和天堂的差距！ 连中国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都承认∶中国的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在一些地区还面临著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等诸多困难。 温家宝当总理时，在美国讲话∶作为国家总理，总是想到两个数字∶不管有多少外汇存底，只要除以13亿人口，就没了；不管多小的事，只要乘以13亿，就是天大的事！ 可中共统治下，就是不管“民以食为天”这种“天大的事”；而只看重大阅兵、奥运（还要办2022冬季奥运）这种名为“壮国威”，实为通过所谓强国梦来强化共产党统治合法性这个幻梦，他们全部的目的，就是要“壮党威”，要把持住他们自己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权力。 无论对北京奥运、冬季奥运，还是大阅兵、或者亚投行等，中共官员多是支持，因为只要是花销大的项目，他们就有机会捞钱。在北京奥运、大阅兵上，不知多少钱被移花接木到私人腰包。而当官的贪够了，赚足了，就逃之夭夭。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中国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从1990年开始，外逃资金平均每年约100亿美元。按此推算，至今已达2500亿美元。而英美两大国的外汇存底总和还不到2800亿。 中国除了大量极度贫困人口，大凉山地区这种欲哭无泪的女孩们，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更需要投入资金改善）更存在严重问题，这里只提供几组数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中国有忧郁症者2400万（超过台湾人口）。忧郁症者占自杀比例的20%以上； 据中国卫生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中的数据，中国有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万（相当整个荷兰人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还说，中国的一般性精神病人有1亿。而中国精神病院床位跟患者比例是全球最低之一，全国只有22万张左右。比例是每10万人有14.7张床位。而日本是10万人有293张床位，南韩是194张床位。中国是500个精神病患者才有一个床位。 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政府投资太少。中国目前对精神卫生的投入仅占整个卫生预算的2.35%，而精神疾病导致的疾病总负担占20%。你的投资只是需要的九分之一。 中国的精神科医生更少了，每10万人只有1.53个医生，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不要说远远低于欧洲国家，甚至远低于亚洲的日本（每10万人超过10名精神科医生）、韩国（5.1人/10万人）、新加坡（2.81人/10万人）等国。 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精神疾病治疗率所作的调查，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诊率仅为30%，住院治疗者不足1%。 据北京“回龙观”精神专科医院研究专家李献云引述的最新调查数字∶中国目前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的数字是∶目前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在2—3亿。这等于约每五个中国人，就有一个精神或心理不稳定。 从海外回国的人很容易感觉到，中国人几乎个个躁动、不平、攀比、嫉妒，满腔怒气。有钱的没钱的都不开心。有回国者描述说，每次宴请他的同学旧友在饭馆里都对服务员发脾气，甚至训斥；后来才明白，他们要在这种场合“当一次主子”，发泄对社会、对人生、甚至对一切的不满；而那个服务员为了饭碗，或为了小费，只能忍气吞声。 除了高比例的人有心理疾病、精神障碍之外，中国人的身体疾病也令人恐怖。根据“中国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报告（2006），中国人的癌症死亡率过去30年增长80%以上，其中肺癌是第一位，导致每年近200万死亡。中国人为什麽大量被肺癌夺去生命？是不是跟空气污染、雾霾有关？排在肺癌之后的是胃癌和肝癌，这是不是跟中国的假食品、污染食品、有毒食品有关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2014世界各国平均预期寿命》排行榜，中国位列第83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3.5岁。日本名列第一，是83.4岁，比中国平均预期长寿近10岁。另据世卫组织《世界卫生统计2014》中的数字，中国人均寿命76岁，日本是84岁，比中国平均长寿8岁。 中国政府为什麽不在这些“人命关天”的生命健康问题上投资，而是去花巨款大阅兵？为什麽不在“民以食为天”的食品安全和生活条件上投资，而是去砸大钱办奥运？从大凉山的极度贫困，到大阅兵的极度挥霍，这中间的原因是什麽？古语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国是“专制不死，灾祸没完”。 2015年8月17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08-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日益沉重的失业噩梦
今年，失业大潮引起的职业恐慌感和信心危机正在中国社会上空弥漫。而且这一波失业大潮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袭击与以往不同，几乎是涉及高级专业劳动力、熟练技术劳动力与只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的初级劳动力三个层级。其中农民工与高校毕业生以其数量庞大与就业状况暂时无法缓解而最受注目。 中国失业群体到底有多庞大？ 中国失业群体到底有多庞大？看官方的“城市登记失业率”，永远无法知晓真实情况。以下是笔者搜集到的数据及对这些数据的解析： 有关农民工的失业数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的失业农民工数量是3,000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给出的数据是2,000万人。另据官方测算，每年新增待业农民工500万。而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现改名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2008年3月曾公开透露过农村失业人口突破2亿人，城市失业者达5000万。如果注意到农民工与农村失业人口这两个说法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后者包括留在农村无事可做的农村人口。再考虑到田成平公布数据之时，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失业大潮还未出现，就会相信农村过剩劳动力早就超过了2亿。 据估计，今年失业大学生至少将达到1,000万人（其实包括历年沉积的未找到工作者不止此数）。估计者是如此计算：今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611万，往届大学毕业生300多万，两项相加大约1,000万。这部分人是计算在城市失业人口当中。田成平去年讲城市失业人口至少有5,000万，这5,000万人其实并不包括今年毕业的611万大学生当中找不到工作的部分。许多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后，只能断断续续找一些临时工作，继续依赖父母生存，与许多无法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一样，沦为“啃老”（即成年后还依靠父母养活）一族。 失业群体的数据成了一个无法知晓真实状况的谜，完全是中国当局有意为之。在民主体制国家，失业率数据是透明的。但中国却有一个城镇登记失业率。1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2008年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城镇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大约是9.4%，两者差异为5.2%。 外资企业裁员与白领阶层的“寒冬” 在中国被视为“金饭碗”的外资企业也大量裁员。据路透社报道，中国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最近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在华跨国企业已经开始裁员。根据对全中国范围内多达356家企业客户的调查得知，外资裁员企业的比例达到27%，裁员企业覆盖的领域非常广泛。 白领的失业规模不如农民工那样庞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他们的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会更严重。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他们的失业将使社会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中国能解决自身的失业难题吗？ 一般而言，失业率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各国情况有差异，有人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欧美等发达国家0%，印度6%，其他发展中国3%-5%，中国8%。这就是中国政府拼命也要保8的原因，因为8%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其它国家意味着高增长，而在中国只是经济免于衰退的临界点。一旦陷入经济衰退，已经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将会继续恶化。中国方面的估算是：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 面对日趋严重的失业，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自己有如坐在火药桶上。2月17日，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孙春兰公开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这说明中国当局已经充分意识到失业问题带来的压力。 为了减轻压力，当局几乎用尽了各种想得出的方法。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增加投资促进增长，但这种投资是否生效要看资金投往什么领域，根据测算，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形成的就业机会不一样，以边际投入增加1万元为例，在餐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但在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则带动的就业人数只在0.05人以下。 但扶持民间创业以及为中小企业注入资金、从来就不是政策扶持的重点，这里有银行本身对贷款安全的考虑。 愚笨的办法之一是限制企业裁员。今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凡企业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企业需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意见后，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这等于加重企业负担，迫使企业想出各种方式来规避约束。 还有可笑的办法，比如各地政府下达任务，要求多开办企业招聘会议。比如广东省被指派在春节后开办一万场企业招聘会，订单大量减少的东莞市，被摊派的任务是开办900场招聘会，平均每个镇要开办30场。诸如此类的办法还有许多，比如鼓励大学生到几乎没有任何就业机会的城乡基层、中西部边远地区谋求“发展机会”。 中国的失业问题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它与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有关。在近30年内，这都是一个长期伴随中国的巨大阴影。 （原载《看》双周刊（台湾），2009年3月26日，第3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