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沦为政治变形金刚的毛泽东
最近，有关毛泽东的建议与政治宣言多了起来。但仔细读后，发现它们除了借用的政治道具“毛泽东”之名相同之外，其利益主诉与目标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一条消息是与毛同宗的“侄女”毛小青在湖南省政协第十届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系列“不折腾”提案，其中之一是建设“共产主义示范区”或“毛泽东城”。另一条消息是2008年12月26日（毛的冥诞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下简称“中毛共”）宣布成立，并发布了“告全国人民书”，用标准的“文革”语言与口号推销其政治理念和主张。 湖南韶山人在“文革”中曾是“最最幸福的人”，加之秉承我中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文化传统，满心指望毛的政权传人还能再拿出公帑，将毛泽东城列入湖南的所谓“两型社会规划”。从毛小青一开头就讨好当政者的“不折腾”表态，可以将她这一建议当作一种政治撒娇。倘如她头脑灵活一点，摹仿列宁故乡以列宁为主题拟建“共产主义游乐园”的创意，想方设法吸引“外资”（或有华人资本对此感兴趣）或内资，在韶山乡亲父老的全力赞襄下办一个以毛泽东为主题的“毛泽东游乐城”，让游客花上几十元门票钱，穿上“文革”时期的军装与毛式制服，拿上红宝书恭演早请示晚汇报等仪式，跳跳忠字舞，吃吃忆苦餐，刷刷大字报，玩玩游街、大批判游戏。游客走后，“毛泽东游乐城”的城民一边用点钞机清点白天赚来的大把钞票，一边嘲笑着那些花钱吃忆苦餐的游客的“傻冒”，真可谓其乐融融――韶山多年来从没找到“发展经济”的好辙，数千年来好不容易出了一位不戴皇冠的皇帝，乡亲们沾其余惠实在也是情理中事。 实践“中毛共”的主张要比实践毛小青的主张困难得多。毛小青以“先皇远亲”的身份做着政治花瓶，可以看着“今上”的脸色偶而撒点娇。但“中毛共”却将现政府视为“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摆出一付对着干的架势，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因此连国内新左老左都急忙与其划清界限，以免受到株连。但要对着干，还得要有政治资本，因此“中毛共”的革命可谓“道路阻且长”。 首先，毛在世时，对自己的神化也就到毛泽东思想为止，虽然有些急于表现的红卫兵打出了“毛泽东主义”旗号，但很快就偃旗息鼓，因为毛本人没认可这一提法，大概他觉得与马列并称“主义”的时机还未成熟。其次，毛自诩平生功业就是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将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二是发动了“文革”。第一件大事的成功，是毛领导中共，用“打土豪分田地”吸引了农民，用“当家作主”鼓动了工人，用“民主自由”口号欺骗了知识人士，从而有了大批追随者，再利用日本侵华、国民政府无暇安内之机坐大，最后用上千万条人命换来了红色江山；第二件大事即“文革”，其本身并无吸引民众的利益与口号，完全是毛成了“东方不败”之后，猴性发作，玩弄天下臣民的作品。可以说，如果毛没有打下江山的政治本钱，没有掌握枪杆子与笔杆子，就休想做“第二件大事”，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陪着他一起玩“文革”这一将中国折腾得天翻地覆的猴戏 。而“中毛共”虽然发表了“文革”式宣言，但由于其缺乏“两杆子”实力，虽然祭出毛的神主牌位，但恐怕连毛的嫡孙也未必愿意前去朝参，因为充当没有实惠只有风险的“朱三太子”，“先皇苗裔”恐怕也敬谢不敏。 在中国这个毫不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及人格尊严的国度，不独普通民众的人权饱受践踏，连毛泽东这位当年一怒一笑，中国都会地动山摇的至尊天子，也不免沦为人们手中把玩的政治变形金刚。只是政治游戏改写不了历史事实，无论是“公正、毫不腐化”的毛泽东，还是“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毛泽东，都与历史上的真实毛泽东相去甚远。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正确认识毛泽东，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脱离臣民心态，有了成为现代公民的可能。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2月5日，第282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日益沉重的失业噩梦
今年，失业大潮引起的职业恐慌感和信心危机正在中国社会上空弥漫。而且这一波失业大潮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袭击与以往不同，几乎是涉及高级专业劳动力、熟练技术劳动力与只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的初级劳动力三个层级。其中农民工与高校毕业生以其数量庞大与就业状况暂时无法缓解而最受注目。 中国失业群体到底有多庞大？ 中国失业群体到底有多庞大？看官方的“城市登记失业率”，永远无法知晓真实情况。以下是笔者搜集到的数据及对这些数据的解析： 有关农民工的失业数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的失业农民工数量是3,000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给出的数据是2,000万人。另据官方测算，每年新增待业农民工500万。而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现改名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2008年3月曾公开透露过农村失业人口突破2亿人，城市失业者达5000万。如果注意到农民工与农村失业人口这两个说法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后者包括留在农村无事可做的农村人口。再考虑到田成平公布数据之时，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失业大潮还未出现，就会相信农村过剩劳动力早就超过了2亿。 据估计，今年失业大学生至少将达到1,000万人（其实包括历年沉积的未找到工作者不止此数）。估计者是如此计算：今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611万，往届大学毕业生300多万，两项相加大约1,000万。这部分人是计算在城市失业人口当中。田成平去年讲城市失业人口至少有5,000万，这5,000万人其实并不包括今年毕业的611万大学生当中找不到工作的部分。许多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后，只能断断续续找一些临时工作，继续依赖父母生存，与许多无法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一样，沦为“啃老”（即成年后还依靠父母养活）一族。 失业群体的数据成了一个无法知晓真实状况的谜，完全是中国当局有意为之。在民主体制国家，失业率数据是透明的。但中国却有一个城镇登记失业率。1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2008年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城镇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大约是9.4%，两者差异为5.2%。 外资企业裁员与白领阶层的“寒冬” 在中国被视为“金饭碗”的外资企业也大量裁员。据路透社报道，中国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最近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在华跨国企业已经开始裁员。根据对全中国范围内多达356家企业客户的调查得知，外资裁员企业的比例达到27%，裁员企业覆盖的领域非常广泛。 白领的失业规模不如农民工那样庞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他们的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会更严重。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他们的失业将使社会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中国能解决自身的失业难题吗？ 一般而言，失业率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各国情况有差异，有人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欧美等发达国家0%，印度6%，其他发展中国3%-5%，中国8%。这就是中国政府拼命也要保8的原因，因为8%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其它国家意味着高增长，而在中国只是经济免于衰退的临界点。一旦陷入经济衰退，已经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将会继续恶化。中国方面的估算是：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 面对日趋严重的失业，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自己有如坐在火药桶上。2月17日，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孙春兰公开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这说明中国当局已经充分意识到失业问题带来的压力。 为了减轻压力，当局几乎用尽了各种想得出的方法。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增加投资促进增长，但这种投资是否生效要看资金投往什么领域，根据测算，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形成的就业机会不一样，以边际投入增加1万元为例，在餐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但在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则带动的就业人数只在0.05人以下。 但扶持民间创业以及为中小企业注入资金、从来就不是政策扶持的重点，这里有银行本身对贷款安全的考虑。 愚笨的办法之一是限制企业裁员。今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凡企业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企业需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意见后，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这等于加重企业负担，迫使企业想出各种方式来规避约束。 还有可笑的办法，比如各地政府下达任务，要求多开办企业招聘会议。比如广东省被指派在春节后开办一万场企业招聘会，订单大量减少的东莞市，被摊派的任务是开办900场招聘会，平均每个镇要开办30场。诸如此类的办法还有许多，比如鼓励大学生到几乎没有任何就业机会的城乡基层、中西部边远地区谋求“发展机会”。 中国的失业问题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它与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有关。在近30年内，这都是一个长期伴随中国的巨大阴影。 （原载《看》双周刊（台湾），2009年3月26日，第33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中国为什么力挺缅甸军政府？
缅甸动荡的局势与中国当局对缅甸军政府的暗中支持，使中国政府此刻备受指责，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Desmond Tutu）这类平时甚少过问国际政治的宗教界领袖都出面呼吁中国应该出面反对缅甸军事独裁者，否则他将加入抵制明年北京奥运的行列。只有受蒙蔽的部分中国网友还在不断表现“无知者无畏”的勇气，继续为中国政府所作所为大唱赞歌。 中国政府支持缅甸的动机，西方虽有舆论指出这是北京为了经济利益，但也有观察者指出这是北京出自本身对民主的恐惧。中国则有专家出面为政府作了看似有理的辩护，称由于中国政府奉行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更兼对缅甸的影响力没有外界认为的那么大，所以对缅甸局势保持沉默是正确的选择。 其实，只要不刻意装糊涂，观察者应当清楚，中国当局对缅甸的支持，完全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 第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上看，中国与缅甸属于迷恋暴力的专制同类，区别在于中国的专制政府目前还是文官当家，而缅甸则早在1962年尼温将军发动政变后就进入了凭枪杆子说话的军政时期――军政时期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北洋军阀时期与共产党执政初期都是军政时期，只是共产党执政初期的军政府时期那杀人如麻的镇反、土改均被中共宣传成正义行动而已。而现实中国其实离军政府上台并无多远距离，每年那数万起群体性事件，不都是凭枪杆子镇压下去的吗？哪一次事件不死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两相对比，缅甸军政府刻下的镇压在中共心目中实在算不上什么暴行，只是为了“维持稳定”所必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已。另一方面，中国执政集团与缅甸执政集团都属于高度腐败类型，只不过中国的执政者相对富有统治经验，高干家庭的生活均列入“国家机密”，不会象缅甸那样，连军政府领袖丹瑞之女携5,000万美元嫁妆出嫁那样的视频都被泄露出去，给鼎沸的民怨再浇上一桶油。 第二，唇亡齿寒，中国当局绝对不愿意看到专制防火带再崩塌一角。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就一直试图通过“输出革命”在其周边构筑一条专制防火带，以对抗西方的政治渗透与“和平演变”。这些周边国家因中共输出革命而付出的惨重代价，至今在中国还属于“国家机密”，是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现在，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之后，这条专制防火带越来越狭窄，仅剩下北韩、缅甸等寥寥几个国家。为免唇亡齿寒之虞，力挺缅甸军政府已经成了中国政府维持自身寿命所必需。 第三，缅甸还符合中国地缘政治上的利益。近年来，中国一直都在通过东盟等区域性组织和双边关系在东南亚展开魅力攻势，在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中，中国在缅甸身上花的钱最多：从现任军政权1988年执政以来，中国不仅向缅甸提供了据说价值超过二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另外还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基础设施和培训方面的支持。 因为上述三重原因，早在今年1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行使了否决权，与对美国推行“颜色革命”保持高度警惕的俄罗斯、南非等联合反对制裁缅甸，这一否决票大大鼓励了缅甸统治者的为所欲为。尽管国际社会称中国这次投否决票“格外令人反感”，而中国当局却坦然将缅甸的感谢当作奖章挂在胸前，大肆在国内宣传自己又当了一回“反美英雄”，又成了一回第三世界国家的救世主，如“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高举右手，对美英说‘不’，“类似‘新闻联播’的缅甸电视8点档新闻中断正常播出节目，专门感谢中国等国家对缅甸的支持”。而今天的缅甸局势，更使中国当局不仅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政治局势，也从今天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中看到了自己将来可能面临的孤立。 ――其实，中国人判断中国政府的国际角色并不困难，只需想想孔子的“相交以类”，以及“观其人先观其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等中国古语，就明白一个以北韩金正日政权、缅甸军政府等为友的政权是个什么角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7年10月4日，总212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采访曹长青∶胡锦涛的“自杀”和“他杀”
听众朋友， 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时事访谈】节目， 我是静汝。 自今年2月中国茉莉花运动出现以来，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打压步步升级，不断从大陆传出异议人士和维权民众被中共带走、限制外出和被强迫「失踪」。据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百位维权律师被强迫「失踪」或监控。中共的这一打压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但中共不仅不顾国际社会舆论的谴责，还在4月初秘密抓走了中国当代知名艺术家艾未未。艾未未失踪引起了西方各国政要的强烈关注。美、英、法、德、欧盟、联合国人权组织等纷纷发表言论，谴责中共的这种强制失踪的卑鄙行径，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艾未未。近日更有海外媒体曝光，中共用类似对付高智晟律师的酷刑逼供艾未未。旅居美国的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对此指出，中共这种不顾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而疯狂镇压大陆的异议人士表明了中共非常的恐惧。他说专制腐败的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靠高压恐怖来维持不会长久。 下面就请听本台记者对曹长青先生的采访。 记者∶曹先生，您好！ 曹长青∶你好，希望之声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记者∶ 根据维权网的报导，从目前各种途径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被中共强制失踪者多是受到了惨绝人寰的酷刑，并且有被用药物致使其丧失对那段失踪期间所发生事的记忆的情况。最近又有海外的媒体曝光说，中共用类似对付高智晟律师的酷刑逼供艾未未。按照中共媒体的说词，艾未未不过是涉嫌漏税，那为什麽中共对艾未未下如此毒手？ 曹长青∶有报道说中共当局对艾未未使用了酷刑，而且用播放拷打高智晟律师的录像带威胁他。但这个报道的真实性还没法确认。但我觉得给他看录像带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首先，中共当局不大可能把使用酷刑摧残人的场面录下来，再保留录像带。因为你录下来就等於留下了罪证，留下了记录。中共当局做这种事情都是非常隐蔽的，不让外界知道，所以很难说可能录下来。另外，如果把录像带放给艾未未看，那除非他们把艾未未秘密处决或者永远不让他获得自由，否则将来艾未未出来，他可以证实，他看到了这个录像带。那麽除了高智晟本人写文章披露之外，又多了一个「人证」，来证明中共当局使用过酷刑。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给他播放酷刑录像带，从逻辑常识来看，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从另一方面，中共会不会对艾未未使用酷刑呢？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在那种专制情况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外界监督，等於是中共的打手们想怎麽做就怎麽做，人们没法制约，它可以肆无忌惮。在权力无边的大，不受任何制衡的情况下，那个「恶」就会充分展现出来。所以，使用酷刑拷打等，什麽方式都可能，这是那种制度决定的。 第二个，有过先例。中共使用酷刑，以前有过报道，包括当事人写文章披露，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高智晟律师，就曾写过文章，题目好像是黑夜黑头套。中共雇用黑社会、黑帮人员给他带上黑头套，光天化日之下就抓走了，然後关在小屋子里，进行那种黑帮式的、流氓化的拷打、酷刑。惨不忍睹的方式，包括用竹签子扎人的生殖器等等。这是当事人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後他又失踪了，所谓「失踪」，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定是在中共手里，或者中共又把他放到黑社会、黑帮手里进行折磨。所以，中共使用酷刑拷打，用黑帮黑社会方式来对付艾未未，是有可能的。 记者∶您认为中共为什麽害怕艾未未？ 曹长青∶我觉得这次中共抓艾未未，最主要原因，还是北非、中东发生的结束专制的民主变革，使中共空前的恐惧。艾未未批评中共当局，做民间维权，早就进行了，那为什麽以前就没抓呢？这就和突尼斯革命，埃及革命，利比亚人民起来要结束独裁这个信息强烈刺激中共有关。中国也出现了几起茉莉花革命的苗头，中共在第一时间全力、空前、疯狂地镇压，担心中国人也起来把共产党统治推翻了。因为在突尼斯，在埃及，在利比亚，原来的独裁统治也是固若金汤的。12个月之前，谁能想到，全世界也没有一个专家预测到，这三个国家会发生这些变化。今天突然发生这麽大变化，突尼斯、埃及的独裁者都被赶下台了。这个变化，我觉得胡锦涛政府是相当恐惧了。 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任何的火苗，都可能变成燎原之火。所以他们认为艾未未就是那个「火苗」之一，因为艾未未一直在批评中国政府，而且在网络上有很多跟随者，据说有多少万人。这个跟埃及、突尼斯发生的变化是非常相像的，他们也是通过脸书、推特，网络等联络到很多人，然後一起举事。那今天艾未未等於是这样一个中间枢纽，或火苗或火柴，所以中共当局完全不顾它自己制定的法律，使用完全野蛮的方式来进行镇压，想传出信号，把其他人吓住。 音乐∶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时事访谈】节目，我是静汝。下面请您继续收听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谈中共靠高压恐怖维持政权不会长久。 记者∶我们看到中共最近加大力度的对敢於站出来说真话的中国公民进行镇压， 包括最近有很多维权律师被非法抓捕、『失踪』，特别是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被强制失踪後更加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强烈谴责和声讨。按照以前，中共会都会装装门面，做出一点姿态， 但这次中共不仅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而且还变本加厉的抓人？ 曹长青∶我觉得这有三个方面。第一，对中共来说，保住权力是最重要的。为了扑灭任何可能的茉莉花革命火苗，它采取了空前的高压政策，包括对维权人士，对法轮札ケ�@A对守望教会，近年来没有过这种大规模对教会的镇压，包括对藏人，最近也是相当严厉的镇压。这是胡锦涛执政以来的一个镇压高潮，这个极端的镇压反映了中共极端的恐惧，他们杯弓蛇影、风声鹤唳，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神经质的程度。这是它恐惧的表现。这种极端的恐惧导致它什麽都不在乎了，他们一定要用高压镇住任何反抗的可能性。 第二个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的批评声音不够大。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後，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不像以前强烈的关注和施压，对中共的批评、谴责、制裁的声音和力度都不够。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导致跟世界有相当的经济连结，这种连结也导致制裁的可能性更加降低，或者制裁方式更难有效地进行。 第三个，是胡锦涛的个人因素。按中共规定，还有一年多胡锦涛的权力就会结束，得交班。目前明显睑X接班架势的是习近平。胡锦涛想留下他的「政治遗产」，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这也是目前严厉镇压的一个因素。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共目前非常恐惧它失去政权，您认为到底是谁在威胁中共的政权？ 曹长青∶结束中共主要有两个力量，一是外部的力量，主要是追求自由、要求民主的中国人。这个声音会越来越大。因为人们看到了外部的变化，看到了突尼斯，看到了埃及，看到了利比亚，更不要说看到了海峡对面台湾实行了选举，实现了民主。你像台湾刚刚结束的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总统人选初选，一个党都可以进行总统初选，更不要说民主台湾全体人民进行总统大选、国会改选等等，这些信息都强烈地刺激中国人，教育中国人，使他们觉醒——我们也要有同样的政治选择的权利。这个我觉得是结束中共的最大一个力量。 另外一个是内部的力量，是(中共)它自己在结束。中共从成立以来，这种专制统治，它的自身腐败，等於每一天都在结束自己。今天你看看中国人为什麽愤怒？因为看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中共官员是无官不贪。老百姓说，如果把共产党处级以上干部和党委书记都抓起来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你隔一个毙一个，一定会有漏网的。这说明中国官员贪腐的程度是多麽广泛和严重。 这种贪腐，这种社会不公，这种极权统治，包括这次抓艾未未的黑社会方式，等於是中共在杀自己，是进行自杀。所以今天中国发生的情况是，「自杀」和「他杀」在同时进行。自杀，就是中共政权自己在杀掉自己，它每个专制的行为，每个腐败的行为，都使自己走向穷途末路，走向结束，结束自己。他杀，就是人民起来推翻它，结束它。 记者∶您认为中共这样做可以达到它维持所谓「和谐社会」的目的吗？ 曹长青∶短期来看是有一定恐吓作用，达到表面稳定。因为这麽残暴的镇压，这麽抓人，每个人都可能感觉到这种严酷的气氛，导致很多人担心会成为第二个艾未未，会有一些人有相当的恐惧。但长期来看，这样做不会产生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政权靠恐惧、靠恐怖这「两恐」来统治都不会长久、有效。强大的希特勒纳粹政府，强大的斯大林等苏共暴政，不是都被结束了嘛！从历史来看，它不可能长久的。 另外，这个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会刺激更多人觉醒。现在就有报道说，连中共高层的一些老干部都不同意胡锦涛这样严酷镇压，你这样镇压，会影响社会所谓的和谐，会教育、刺激更多人觉醒——这是什麽政府？那艾未未做了什麽？艾未未既不是民运领袖，也没提出推翻共产党，他只不过做了一点维权的事情，说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即使这样，你还这样严酷的镇压。抓了人了，20多天都不通知家人，整个像黑社会一样。这种方式你怎麽向国际社会交代，怎麽向老百姓交代，包括你怎麽向自己有点独立想法的老干部们交代？所以这个也会刺激它自己内部发生变化，也刺激中国其他人会认识到这个政府多麽残暴。你再跟它讲什麽和谐，讲良性互动，根本不起作用的，它会刺激中国人有另外的想法，那就是只有像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人那样来结束专制，你才能改变现实。这样的政权，只有结束它，中国才会有民主、自由的可能性。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访谈》节目，我是静汝，感谢您的收听。 （文字稿根据录音整理） 2011年4月29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原题∶中共靠高压恐怖维持政权不会长久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1008/187475-1.asp 2011-04-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中共统计数据造假的鼻祖：毛泽东的“两本帐理论”
最近，中国政府与海外媒体路透社在打一场“口水仗”，起因是路透社上月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统计数据迷雾重重，经济学家不知所措” 。该文提到，中国的统计数据就像“包裹在谜团之中的一个谜语”，尤其是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令人如堕五里雾中，因为“广义GDP数据与潜在名义增长趋势不相符”。该文引用多位外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提到“对中国经济数据的解读要留有馀地，而且不是一点半点馀地”，因为“这些数字可能被政府操纵”。 路透社这篇文章发表于1月22日，从2月6日开始，中国方面的反驳陆续开始，先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亲自上阵，称“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修订是国际惯例,国际上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观点缺乏依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2月18日，又以《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教授刘伟、蔡志洲的形式发表“中国统计数据迷雾重重吗？” 刘、蔡驳斥说：“这些学者在对中国的统计指标、统计方法、统计制度以及现实的经济活动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贸然做出‘官方操纵’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但影响他们自己对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情况的真实判断，也对世界上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人们形成误导。” 其实，国际经济界有关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几乎从未断过，2002年就曾有过一次持续数月、参与人数众多的大争论。不管中国方面如何辩解，这种围绕一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的质疑，本身就意味这个政府公信力不高，几乎与这场辩论同时，中国政府随心所欲地使用统计数据也被抓住了小尾巴。仅举两例：2月2日，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并返乡。中国官方公布这一数据时，显然忘记与总理温家宝统一口径，因为就在2月1日，温家宝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现有失业农民工1,200万，两者相差800万；另一例就是中国在国内声称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而2月份在联合国人权审议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说的是“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两者相差600万。 总之，如何使用分析中国统计数据，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包括中国领导层与学者在内，有时也不知何者才是真实数据。所以，中国政府关起门来自家人说事时，也深感统计失真是个问题，比如《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12月29日发表文章“应对危机更需统计真实”，文中“郑重提醒，今年的统计数据，掺不得半点水分，一定是经得起反复审核的‘干货’”。 推根溯源，统计数据造假实乃中共政府从娘胎里带来的病根，已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中央政府稳定人心的需要到各级官员的政绩需要，没有一样离得了它。说起来让老左派与新左派都受不了的是，统计数据造假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发布了指导大跃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9条的内容就是“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中共政府就开始实施“两本帐”制度，其中一本是公布的，拿来糊弄外界。国家统计局以后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有对内对外两套数据，这里的“对内”，那个“内”不包括国内民众，是指党政机关府内部工作人员。而对“内”也非一视同仁，不同级别的官员可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也就是说，关于统计数据，中国政府有几根舌头，由哪根舌头说话完全视政治需要而定。 中国要想洗掉“统计学家的地狱”（费正清语）这一恶名，恐怕不能依靠国家统计局长与官方学者出面驳斥海外的“恶意推测”，正人还得先正己，先根除统计造假这一积弊已久的政治文化才是根本。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2月26日，第285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中国基层政府的“维稳疲劳”
何清涟 尽管中国“维稳”在中国已成为一根粗大的新兴产业链，为不少政府官员及其亲属提供了利益分配机会。但由于基层政府身处政府权力与民间冲突的第一线，无论从经费投入、还是基层官吏的承受力，对无止无休的维稳都已疲于应付，多种迹象表明，基层官员普遍产生维稳疲劳、基层政府则陷入财政疲劳。 基层官员的“维稳疲劳” 数年前我曾总结过，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反抗类型呈同构现象，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房地产与石油重化工业、矿产等资源性行业，社会抗争也就集中在这几大领域： 第一类是土地维权，在城市里是住房拆迁，在农村里则是征用土地；第二类是环境维权，因为重化工业等资源性行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威胁民众的生存。第三类当中，既与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相关，也涉及司法不公。 中国政府为了“将矛盾消灭于萌芽状态”，构建了基层维稳运行机制，并实行一票否决制。这就导致乡镇基层政府无可避免地成为政府权力与民间冲突的直接连接点，乡镇官吏既面临上级政府的直接压力，又面对民间最直接的反抗，身处双重压力的挤压之下，时有基层官员大吐苦水之事见诸媒体。2010年，乡镇官吏称自己“1/3的时间忙招商引资，1/3的时间跑专项资金，1/3的时间忙计划生育、维稳等”，随着社会矛盾激化，维稳日益成为工作重心。 今年7月1日在网上发布辞职感言的四川泸州市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称辞职原因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维稳压力。据赵光华回忆，基层政府的工作是“每年花两个月搞资料应付检查，平均4个月维稳，两个月是无聊的开会、整风、搞运动、学习，最多余下4个月给你干正事，而且还不保障会不会有突发情况出现。”所谓突发情况，当然是指规模大小不一的骚乱与事件等。2012年，赵光华工作上大半精力用来盯上访户。但最终他仍因5人上访被行政警告处分。2013年上半年，他多次到外地城市维稳，监视重点人群流动。有些维稳与赵的价值观冲突甚大，因此，他发出疑问：“维稳是真的维持稳定保持地方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为了保帽子？”赵光华辞职后没几天，福建龙岩市新罗区大池镇一位年仅25岁的副镇长郑某自杀，遗书称因工作压力大。由于维稳是基层工作的主要部分，可以推想其工作压力至少部分与维稳有关。 由于“一票否决”制，负责维稳的基层官员与维稳对象有时会形成奇特的利益共生关系。比如湖南永州唐慧案因备受舆论关注，基层政府维稳时不得不采用“柔性维稳”手段，在唐慧外出派人“陪同”，一般为2人，最多一次陪同者高达9人。从镇党委书记到派出所所长都与唐慧一家来往密切，逢年过节会到唐家拜访和送红包联络感情。基层官员之所以如此努力，是因为他们的乌纱帽是否稳当，与唐慧是否越级上访有直接关系。历任书记都曾对唐慧说过：“你要是去北京了，我可能会被处分，被降职”。 这种“维稳”，无论是对维稳对象还是对参与维稳的基层官吏，都是一个将人折磨得精疲力尽的过程。 基层政府的“财政疲劳” 从2009年开始，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专司维稳的政府机构也成为常设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维稳办，不少地方政府的公务员考试试卷中有如何应付群体性事件这类试题。与此同时是维稳费用的快速增长。 中共不承认有维稳费用之说，只承认有“公共安全支出”。所谓“公共安全支出”近五年直线上升，2009年为5140亿，2010年为5486.06亿元，2011年为6244.21亿元，2012年超7000亿元。2013年，官方没有再公布全国公共安全预算数，只公布了中央本级支出的公共安全预算数，为1289 .89亿元，其中武装警察预算达到1006 .34亿元，并指出自2009年以来，其中中央本级公共安全支出预算5年增长76% 。 按照谢岳的研究，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维稳’经费开支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大概维持三七开的比例，中央承担30%，地方承担70%。这对经济落后地区来说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谢岳指出，经济落后地区投入的维稳经费虽然绝对数少，但占财政支出比例却很大，很多省份因维稳而负债经营。一些研究者查核各地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结果发现，几乎从2009年开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许多地方财政因维稳支出而疲劳不堪。 以湖南永州富家桥镇为例，该镇几年前的情况介绍称年财政收入215.4万元，但近6年为唐慧支出的维稳经费高达80万元，平均每年13万，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支出。 因此，基层官吏都深感这种维稳模式苦不堪言，盼望能够早日结束。但他们没想到或者是想到也没敢说出来的是：只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改，这种维稳就没有结束之日。 经济模式不改，维稳永无穷期 中国的社会反抗类型由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特点所决定，某一时期经济的增长依赖哪几个领域，社会反抗就集中在哪几个领域。2009年以前，房地产是经济发展龙头，征地、拆迁就是社会反抗集中发生领域。随着房地产业高度泡沫化且难以为继，高污染的石油重化工业及矿产等资源性行业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环境维权事件就日渐增加。统计显示，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正在以年均29%的速度在递增，而且有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趋势，比如反抗PX项目的大规模反抗，就发生在厦门、大连、宁波、昆明等几个大城市。这种情况下的维稳，实质是维护地方政府榨取资源、污染环境等危害公众利益的恶行，势必激起社会反抗。 纵观国际社会，处理公共利益有三种方式，一是用正义或理性原则来考量公共利益；二是个人之间或集团之间在法律规则搭建的平台上博弈；三是将公共利益等同于公众的具体利益，如毛时代及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现阶段中国处理公共利益显然不是前两种方式，甚至也不是后一种。正如我数年前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早就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其所宣称的“公共利益”不仅不等同于公众利益，甚至是危害公众利益，比如夺走农民的耕地、污染中国的生态环境等均对公众利益造成极大的危害。 可以说，只要中国政府未能找到更好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继续以掠夺民众生存资源为发展前提，政府宣称的“公共利益”就会损害公众利益，维稳就只可能是成为大量消耗公共资源、国家财力，并让基层官员疲于奔命的过程，也是一个消蚀政府合法性的过程。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8期 2013年6月28日—7月1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8765）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一“舟”掀起千重浪，“政治追杀”成主调？
程晓农 北京当局对孟晚舟案的反应十分反常。本来此事只是个司法案件，历史上的“东芝事件”情节类似，可按“冷处理”解决。北京却选择把“小事化大”，高调政治干预，不但不信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公正，还试图挑战这两个国家的司法独立。这样的选择启人疑窦。 孟晚舟案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和海外、国内华人的高度关注。最近几天来，该案所涉及的司法问题被转移到了政治经济视角，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专门在加拿大最大的英文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声称孟晚舟案不是司法案件，而是对中国的“政治追杀”。同时，中国外宣官媒报道，中国动用所有涉外部门营救孟晚舟。为什么北京对孟案的态度不是“大事化小”，而是“小事化大”？对美国已经依“金融诈骗”通缉的司法案件，北京用高调的政治干预能够达到目的吗，或者效果会适得其反？这里试作分析。 一、孟案本因违法起，为何案由被忽视？ 孟晚舟案的起因是，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多诺霍（Richard Donoghue）于今年8月22日对孟晚舟发出逮捕令，而孟正好于12月1日搭乘航班从加拿大过境，停留一晚。加拿大依据该国各省于1962年制定的《相互执行外国判决法》、加拿大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发布的《法院裁判执行法令》、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相互承认司法裁决的协定、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引渡协定，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于11月30日发出省级逮捕令，在温哥华机场将孟扣押，以便就是否引渡到美国举行听证。 孟被逮捕的日期恰好与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会谈在同一天，因此引起了美国趁贸易谈判之际抓人施压的猜疑。其实，逮捕行动是加拿大采取的，纯属执法行动，事先并未通知特朗普，特朗普也不知道。加国检察官约翰·吉布-卡斯利（John Gibb-Carsley）12月7日在孟晚舟的保释聆讯上透露：孟被美国指控犯下欺诈银行罪，因为她向多家银行谎称，华为和据称与伊朗做生意的香港天通科技有限公司（Skycom）没有关系，以逃避美国在2009年到2014年间对伊朗的制裁；香港天通公司实际上受华为公司控制。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诈骗金融机构属联邦法的财经重罪，将面临30年以上刑期，且罚款可高达几百万美元。 据路透社2013年1月的报道，香港天通与华为和孟晚舟的关系密切，2007年华为旗下一家管理公司持有香港天通的全部股份；根据香港天通在香港注册的记录，孟晚舟在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期间为香港天通的董事会成员。路透社介绍，华为利用香港天通的德黑兰办事处，为伊朗数家主要的电信公司提供移动网络设备，天通的德黑兰办事处表面上是伊朗人操作，但它的实际运营者是华为。路透社及《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报导，美国至少从2016年就开始关注华为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向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提供孟案线索的是汇丰银行，该银行曾因涉嫌为伊朗转移资金而遭到处罚。2013年汇丰银行曾询问孟晚舟，华为与香港天通是否有关系，孟与汇丰高管会面时表示，两者毫无关系；汇丰随后以孟的陈述为依据，为华为的业务提供了金融服务。但后来美国司法部向该行派驻的监管人员发现了华为公司通过壳公司香港天通与伊朗的可疑交易记录，于是这个案子就进入了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的案卷。 以上情节，中国的读者在国内官媒上基本看不到，而许多对华为遭打击而愤愤不平的读者所看到的，是官媒掀起的一场转移话题的“华为保卫战”。 二、不信司法公正，转移话题打“华为保卫战” 目前孟晚舟已获保释，暂时扣押在温哥华的住宅，接受电子监控，尚待加拿大法官的引渡裁决。从表面上看，这个案子只涉及两个简单的问题：其一，华为是否向伊朗出售过美国禁止出口的商品，如果从未做过，天通公司是否真是华为的壳公司，就不重要了；其二，假如天通公司确实卖过，那么，如能证明天通确实与华为无关，也就能过关。而蹊跷之处恰恰就在这里，华为公司作为被告方，对这两个简单的问题都不愿意明确否定；也就是说，华为很可能既非法向伊朗出口过美国产品，也利用壳公司掩护包装，因此就有可能涉嫌金融欺诈。当然，在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正式起诉、法庭作出判决之前，对孟还只能作无罪推定。 从美国违法偷运技术和设备到禁运国家，从来就不是新鲜事；而绕道转运也是这一行的老把戏了。冷战时期的“东芝事件”就是一起震惊全球、对西方国家安全危害最大的军用敏感高科技走私案（可通过《百度》看“东芝事件”条款）。1983年日本的东芝公司（Toshiba）把对苏联禁运的4台5轴联动数控机床先运到挪威，然后再通过挪威公司的帮助，把这些精密加工机械转运到苏联；另外一部分部件则由苏联海运公司的万吨货轮“老共产党员”号从日本芝浦码头直接运走。苏联获得了先进的轴承加工技术后，消除了苏联潜艇那“海底拖拉机”式噪音问题；而美国则为了侦察苏联新型战略核潜艇的踪迹，以维护国土安全，不得不花费上千亿美元的国防研发开支，去提升美国海军声纳系统的技术水平。1987年东京警视厅根据美国提供的情报，搜查了东芝公司，获得了大量证据，据此抓捕了该公司的2名经理。事后，日本花了1百多万美元在美国的50多家报纸上整版刊登了“悔罪广告”。 华为此案的严重程度未必超过东芝案件，如果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公正，那么，孟晚舟案并不难解决。假如辩方能够驳回检方的指控，此案自然烟消云散；假如辩方无法提供有效证据去否定检方的指控，而法官裁决此案成立，则华为还可庭外和解，接受处罚，减轻对孟晚舟个人的司法处置。汇丰银行的案子就是这样解决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司法范围内讨论问题，或者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缄口不言，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常规做法。事实上，北京当局在福建晋华公司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盗窃知识产权、美国商务部禁运之后（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从体制失灵到诡道失败：中美贸易战芯片版探秘》），就非常低调地不再发声，也从未对美国就福建晋华案的裁决是否公正表达异议，更未发动“晋华保卫战”。 然而，这次面对孟晚舟案，北京当局却选择了一个在司法程序之外“小事化大”的做法，那就是，避开违法指控，把华为涉嫌违法的问题，改变成美国在政治、经济上打压中国和华为这样一个话题；从华为如何成功、对中国和世界如何重要入手，掀起了一场舆论和外交上的“华为保卫战”。这样的选择不禁启人疑窦，是不是华为案一旦进入加拿大和美国的司法程序，可能引出更大的麻烦、露出更多“尾巴”？或者是，要借题发挥，拿这个案子另做一篇文章？ 三、用三权独揽来理解三权分立：孟案是“政治追杀”？ 为了打“华为保卫战”，北京当局通过外交层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孟晚舟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拘留之后，中国外交部和驻加拿大使馆、温哥华领馆先后发声，表示抗议，要求放人；同时，外交部还紧急召见加拿大驻北京大使，交涉放人事宜；12月13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又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发表题为《我们不希望看到加拿大走上背离公平正义的道路》的署名文章，称孟晚舟案是美国对中国的“政治追杀”。这样的反应体现出，北京正以集权国家的思维去看待民主国家的司法独立；在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听起来，颇有点“鸡同鸭讲”的意味。 在中国，事涉国际关系，所有问题都要从政治、经济等现实利益去考量，是用经济利益拉拢，还是采取外交交涉，或使用司法手段，不过是个技巧问题。沿用这样的思维，中国驻加大使提出，孟案是“政治追杀”，似乎也满顺理成章的。中国的司法系统向来在党的领导之下，无论法官，还是检察官，都受上级的约束。所谓“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自然是“党大于法、毛大于党”；80年代彭真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曾经在人大内部讨论过这个议题，但就是讲不清楚；到后来，高层干脆就默认了“党高于法”。以此观之，似乎西方国家的司法机构也自然应该听命于政府和执政党；既然中国政府出面干涉了，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好像应当约束一下各自“下属”的司法机构，不要为了一个案件而搞坏了两国的经济、政治关系。 岂不知，这样打“华为保卫战”，其实不仅引来各国对华为案隐情更多的猜测，而且用政治干预挑战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司法独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大权独揽的“中国模式”的思维，完全理解不了加拿大和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下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各自的地位和功能。三权分立之下的司法独立，指司法机构的法官、检察官办案、审案的过程不受行政当局的指挥，其办案结果也无需报请行政当局批准。承办孟晚舟案的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由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长任命，但独立办案；即使美国国务院收到来自北京的抗议，这位检察官也无需理会。最能说明司法独立的情形就是，此时此刻纽约地区的另一位联邦检察官就正在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的就职委员会是否不当使用政治捐款一案。既然联邦检察官可以启动对总统的刑事调查，而总统若直接干预司法调查和审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涉嫌违法的大把柄，哪个总统或总理会操纵孟案，又有哪个总统或总理能操纵孟案？ 不过，一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英国路透社独家专访时说的一段话，还真成了北京的把柄。当时路透社记者问特朗普，他是否会干预司法部对孟案的处理；特朗普回答，如果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时能够帮助中美达成贸易协议，有必要的话我当然会干预。顺着这句话，北京很方便地就得出一个结论，孟晚舟正式升格为中美贸易战的人质。其实，特朗普的权限仅仅是通过司法部长了解案情、推动办案进度而已；但他不能调阅案卷、不能对起诉内容做出批示、更不能对法官下达判决指令。只有在北京，这三个不能才成为三个可能。 孟晚舟案还没进入引渡裁决的审理程序，北京的高调政治干预，确实对加拿大的行政和司法机构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恰恰因为北京的姿态太高，这种压力很可能会产生与北京的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为了一个孟案，加拿大和美国的司法系统会抛弃法治，放弃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法治的基础和国本，孟晚舟案会成为撬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法治的有效杠杆吗？或许，北京当局自己也未必相信。 澳广，17 DEC 2018 – 11:45AM， 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8/12/17/guan-dian-yi-zhou-xian-qi-qian-chong-lang-zheng-zhi-zhui-sha-cheng-zhu-diao?language=zh-hans
何清涟2025-11-06 06:52👍 0💬 0大选国民党是怎样买票的
这些年对台湾的选举了解越多，越深知国民党作弊、买票的丑陋。二千年那次到台湾观选，就看到计程车上挂出国民党的党旗。我问司机，你这样做，还有绿营的人坐你的车吗？他说，挂这个旗，国民党一天给三千块。按照台北一般车资，等于他拉到二十多个乘客的收入。国民党等于是明目张胆地“买票”！ 这只是一个我亲眼所见的小例子，而国民党在党国时代，党库通国库，当然财大气粗，而花钱买票，对它来说易如反掌，当然是常态。 在解除党禁报禁，有了新闻自由和监督之后，国民党不敢那麽明目张胆地买票了，而转为更隐秘的方式。毕竟他们有钱，有桩脚，有地方人脉。那麽他们现在是怎样买票的？外人，尤其是在海外的台湾人，不是亲临其境，更是难得其详。 不久前，曾被家暴、后创立“阳光妇女协会”帮助受暴女性讨回公道的刘丁妹，及苗栗电台女主持人陈尹绒，连袂到洛杉矶演讲，在接受当地《美洲台湾日报》社长李木通采访时，讲述了她们耳闻目睹的国民党买票，尤其是收买原住民和客家人的内情，读之真是令人感慨国民党的腐败无耻，和台湾人的艰难。 刘丁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来美演讲时，发现很多本土支持者都有个迷思，认为阿扁设立原住民委员会，给原住民拨预算，原住民应该很感谢。大错特错，原住民族群现在膜拜的“神主牌”还是宋楚瑜，因为宋当时给了地方很多好处，只要是宋推荐的人选一定会当选，连战、马英九来都没有用，更别说在原住民眼里，已被洗脑成“乱党”的民进党。 那麽“原住民生活过得很辛苦，难道他们不想用选票改变吗?”这是包括李木通在内的很多台湾人的困惑。刘丁妹对此解释说，“我在台湾13族的原住民部落走透透，太了解国民党的步数。原住民最多只有42万人，但他们拥有100亿预算，钱握在少数人手上，有钱的很有钱，资源分配极度不平均，穷的族人为了生存，就必需向少数权力者靠近。” 陈尹绒补充说，“原住民天性比较乐观开放，爱喝酒，生活环境较差，他们自认为会活得没有平地人长寿，所以，一般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一个月领3千元，原住民是55岁以上，就可以领5千元，算是‘政策绑票’。” 在台湾，很多原住民都巴不得有选举，因为一有选举，他们就有得吃、有得喝，国民党会来送钱（买票）。刘丁妹说∶“我在部落里最常被问到的就是‘丁妹姐’，什麽时候还有选举？ 我好喜欢选举┅┅”，他们会这麽爱选举，主要是选举前一段时间，国民党支持的候选人就会采取‘酒肉攻势’，发财车送到山区，有酒、猪肉、羊肉等等，选举最后冲刺期，还会在山路边搭灶办桌，流水席吃不完，喝得盲酥酥醉茫茫，然后选举时带他们去投票，给特定候选人。 面对国民党这麽庞大的资金，这麽个“买票法”，毫无经济基础，几乎全靠民众捐款的民进党，根本无法进行平等竞争。” 刘丁妹说，她曾经做过一个试验∶一次选举帮某位我蛮欣赏的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拉票，以我长期服务基层，原住民许多大小疑难杂症，都是我来排难解救，有些朋友还叫我‘天使’。我不求赢，只求他们每一个票箱，投出一张、两张票就好，不要输得太难看，他们都说好，叫我放心。结果，前一天我打电话问牧师，牧师说‘这里的肉骨头都快淹满水沟了┅┅’我就知道大势不妙，结果，13个票箱，全部挂零，有一个票箱，是有一张民进党的票，但我估计那是喝醉眼花，一时盖错了。 非常了解当地情况的刘丁妹说，在桃竹苗区，国民党买票价码是公开的秘密，就是1000—3000元左右，若是碰到强劲对手，我听过最后关头还会出手一张票5000元。 那麽这种买票行为，怎麽没有人举报和司法追究？陈尹绒说∶“大家都有好处，谁会举发，除非拍到了，而且要‘罪证确凿’才有一点可能性，椿脚全是认识多年的阿伯、阿姨、大姐，从基层到法院都是‘自家人’，谁会作这种事？”一句话，现在“法院还是国民党开的”。 另外就是国民党的买票方式更加迂回、隐蔽，刘丁妹介绍说，长期以来，最流行的是“包车旅游”，里长伯或是村里干事之类的招集一车选民一日游，一早集合就会有XX候选人或代表上车，表示这车是XX包下来服务乡亲出游。中午，吃饭时到了大饭店，此时又有XX候选人代表出现表示欢迎，指出这酒席是XX包的。玩回来时，过两天活动召集人出现在家里拿著一迭钞票说，“这是旅游费用多出来的，我再平均分摊，还给大家。”就这样买票钱全拿到手了。 陈尹绒说∶“不只这样，还有些是出去玩时，是分便当，召集人会特别吩咐∶‘这是XX候选人请的便当，大家一定要吃完、吃乾净、吃到底。’结果，便当底夹层藏了500元或是一千元现钞。也有的是玩抽奖，结果人人都中大奖，皆大欢喜；或者像在乡下，里长伯直接串门子，就把钱放在电视机上，交待一下就可以了。至于，小东西在选举期间，各种名目都可以出笼。” 但这种乡下的买票，毕竟还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相得益“脏”。但在大都会，因为人们文化水准高一些，很多人不愿受贿而接受买票，但国民党则采取强迫方式，被称为“强迫买票”。刘丁妹介绍说，在大都会玩的是另一种，叫“强迫买票”，尤其是在军公教改建区最为流行。现在改建大楼，选举期间，就会有黑白两道找上门，摆明只要这栋大楼的住户，开出某位候选人占几成票，这一年的管理费、清洁费就包了。 一到总统大选，国民党就会倾“钱”出动。泛蓝主导的立法院，通过立法保护军公教的十八趴，其实也是一种变相买票，收买既得利益群体。 对此刘丁妹感慨地说∶全世界最高的18%利息的钱，确是要台湾全民买单。我常开玩笑对人说∶“这世界最有情义的党，是中国国民党，他们会把自己族群利益保护的‘固若金汤’；这世界最无情义的党，是民进党，老是要支持者出钱出力，执政了，也只会顾著别人，还要自己人忍耐。” 但二千年，二千零四年，国民党都是照样这样做，最后泛蓝还是输掉了大选。这说明，完全靠“买票”，不能决定大局。对于绿营来说，就看能不能团结，万众一心，如果有这种决心和气势，就能用“选票”压倒“买票”、战胜买票，为台湾赢得一片干净的天空！ 2011年3月27日 李木通采访刘丁妹等全文请见《美洲台湾日报》2011年3月24日 http://www.taiwandaily.net/gp2.aspx?\_p=kSF1c9zU9HRt9RPPWLzAtbtcKKhtr2ri 2014-1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杨澜当选，中国堕落
杨澜被《中国妇女》杂志选为“十大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如果骗子是“时代人物”那中国是什麽时代？ 杨澜铁板钉钉的欺骗行为起码如下： 1，欺骗中国老百姓，说上了《纽约时报》头版。 2，欺骗中国老百姓，冒称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 3，欺骗中国老百姓，说美国三大电视台邀她去做主持人。 4，欺骗中国老百姓，说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绩是前百分之五。 5，欺骗中国老百姓，说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 杨澜铁板钉钉的恶行： 1，骂网友是“疯狗”、“懦夫”。 2，抵赖她和丈夫吴征的欺骗行为，说 “我们从来没有骗过任何人”。 3，到纽约告状，到北京告状。请律师楼发信威胁媒体。 4，包庇吴征，支持吴征的骗人学历，骗人经历。 5，打政治旗号，骂海外华人是“反动人士”。 赵薇穿日本军旗拍广告，挨骂後道歉。王铭铭抄袭，挨骂後低头认错。李泽楷学历不实，挨骂後反省。 只有吴征杨澜，欺骗、劣行最为严重。只有吴征杨澜，最坚决不认错。 杨澜不认错得到了光荣的奖赏：中国妇女的时代人物，中国女性的学习榜样！ 《中国妇女》杂志社长说杨澜帮助中国申奥，立下汗马功劳。可谁不知道，上次中国一票之差落选，这次非中国莫属。杨澜要是游说到了哪怕一张选票，也算她有“汗马功劳”，可她只是把别人写好的讲稿，操练了许多遍之後念了一遍，汗马功劳就归她了？大概只有那社长不知道，即使是哑巴去，这次奥运主办权也是中国的。 杨澜被《中国妇女》杂志选为“十大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如果骗子是“时代人物”那中国是什麽时代？——骗子的时代？ 2002-0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联合国左派的幻想
在全球最强调人权、近年不断提出议案谴责中共、古巴恶劣人权记录的美国，竟被「选」掉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而由苏丹等臭名昭著的人权恶劣国家递补，这是联合国最大的丑剧之一。 美国众议院昨天（5月10日）以252对165票通过决议，推迟明年应缴付联合国的二亿四千四百万美元的经费，附加条件是：停止秘密投票；恢复美国的席位。 根据美国的两院制度，这个议案获得法律效用，还需要两关：参议院通过，总统签署。但参议院表示不会通过这样的议案，而布希政府明确宣称不会拖延缴费。因此，众议院的议案，仅是一个表示愤慨的象徵。 赞成这个议案的议员都是共和党籍，而民主党议员几乎全部反对。这种投票结果不仅再次反映出美国两党对联合国功能、作用的认知差别，而且体现出两党理念上的一些根本性不同。 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是美国民主党籍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等一手操办的，它反映了罗斯福为代表的民主党人的大政府、高福利、国家建构主义（nation building）、包办意识的哲学理念。 罗斯福在经济大萧条时出任总统，连当了三届12年多。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为了强化政府干预功能，一度曾想把钢铁厂等企业收归国有，但被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为「违宪」才没有干成。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民主党的基本构想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机构的作用，来统筹设计和管理整个社会。联合国就是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创办的。 但联合国自成立这半个世纪中，机构越来越膨胀（现有189个成员国），但作用非常有限，官僚腐败却可和共产国家比丑。 索尔仁尼琴197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书面领奖词中说，“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像中国、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缅甸、越南，苏丹等专制国家，人权记录极为恶劣，但它们照样有「一国一票」，且很多时候形成“多数”， 把联合国变成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流氓俱乐部。 联合国下属的科教文组织（UNESCO），就是这样一个流氓中心。1984年，共和党籍总统雷根决定，美国退出科教文组织，随後英国和新加坡也退出。加拿大、日本、荷兰、瑞士和当时的西德也曾考虑退出。 据「传统基金会」（HF）研究员查费尔（Brett Schaefer）最近发表的报告，科教文组织重用亲属、滥用资金、官僚腐败的倾向根本没有改变。该组织中百分之40的人员都无法通过他们自己制定的资格条件，许多是通过人际关系，而不是通过资历进入该组织。大约有二千名顾问和特别顾问是该组织秘书处自己指定的，根本不在预算里面。仅上届秘书长卸任前就晋升了71人，新任命了27人。而在这被晋升的71人中居然有36人不符合该组织自己指定的条件。而这些不符合条件的晋升和任命在两年内需要花费1100万美元。 而且一旦美国要重新加入，这个组织勒索说，美国必须支付7450万美元重新加入费，还要每年支付该组织百分之25的预算。 在中共媒体上，经常嘲笑美国拖欠联合国经费，但却不报导真正原因——自联合国成立，美国就承担联合国全部预算的百分之33。联合国现有近200个成员国家，要美国一个国家承担三分之一费用，显然极不合理。美国国会提出把比例降低到百分之25，并要求联合国改革官僚机构，但未获积极回应。因此美国才拒缴每年百分之33的费用。 最近美国和联合国就此达成协议，把美国承担的费用降到百分之25，但它仍是四分之一；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像美国一样具有否决权，但它承担的联合国经费少到不足百分之一，而且又是一个从没有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独裁政府（日本承担联合国费用的百分之20，德国是百分之10，而日、德都不是常任理事国。法、英各承担百分之5的经费，连荷兰还承担百分之1点63）。 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在联合国实习时惊讶地发现，“它和中国政府机构一模一样，官员上班就是看报、聊天、喝可乐（中国是喝茶）┅┅”而联合国官员性骚扰的报导不断出现在报纸上。 这样一个花销庞大、效率低下、官僚腐败严重的国际机构除了每年花掉上百亿人民的纳税钱，唯一的作用是满足西方左派的国际大政府幻想。 （原载《大纪元》2001年5月11日） 2001-05-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婚姻中的经济学──读格雷·贝克的《家庭论》
生活在当代，再也没有任何社会的基本单元比家庭受到的挑战更严重。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各个民族国家的家庭行为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离婚率的上升正在使家庭陷入分崩离析之中。这一现象引起社会学家广泛的关注，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在众多著作中，号称“经济学帝国的最大殖民者”格雷贝克的《家庭论》脱颖而出，成为研究家庭问题的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并以此奠定了以家庭为本体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在《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 ）一书中，贝克对人类婚姻、离婚、生育决策、儿童教育决策提供了标准解释，正是这些解释，使得这本书广受经济学者、社会学者、人口学家以及少数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并被翻译成几国语言。1992年，贝克因其“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用贝克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婚姻家庭确实有许多新的突破。 婚姻受到法律保护的由来 人们之所以选择结婚，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的生理本质不同，男人与女人的时间在性享乐、生育子女以及其他在家中生产的家庭商品上都是互补的，由于这种互补性，基于两性关系之上的合作倾向是人类具有生存价值的特色。 一般情况下，除了极少数人会选择单身──决定单身的诱因取决于单身所得相对于结婚的预期所得要大──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结婚。从历史上看，东西方社会里大多数家庭由已婚男女为主导，他们从事生产性活动，以供养他们的小孩。作妻子的通常专心照顾小孩并从事其他家事活动，而作丈夫的一般致力于提供必需的开销和其余的市场活动。由于已婚妇女专心致力于生育子女与家庭事务，而已婚男人由于生理物质和活动空间的广大，使得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在生活中拥有数个伴侣，如通过多妻制或离婚、遗弃等方式来拥有一个以上的妻子。再加之妇女的生理青春期较男子要短暂，于是已婚妇女要求与丈夫订立长期“契约”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契约就是各种社会都有的婚姻法律──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婚姻定义为“男女双方互相约定放弃原有的独立人格，而以共同形成一个新人格，来经营永续性的共同生活为目的的契约。”但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很明白地道出了婚姻的本质：男女之间的契约。 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曾发展出对已婚妇女的长期保护制度，内容包括离婚、被遗弃以及其他的不公平待遇。如回教法律就明白规定，一个有多个妻子的男性必须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妻子，当其中一位妻子无缘无故被休时，新娘嫁妆就会被全部没收，男方再也无权拥有。犹太的婚姻契约亦明白规定妻子在离婚或成为寡妇时所应付给付的金额。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也规定，必须给付赡养费给有小孩的离婚妇女。 婚姻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与养育子女的密切关系。几乎所有的夫妻都自己生育并抚养自己的小孩，这一点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假设这是出于“对自己小孩的偏好”。但近年来单身家庭在日渐增多，其原因主要在于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这样一来妇女赚取所得的能力随西方经济发展以及服务业的快速扩张而不断上升，这就使得结婚的利益下降，也因此提高了离婚的吸引力，因为家庭内性别分工的利益减少了。结婚利益的下降也可从下列现象得知：“两愿同居”（未婚同居者）的数目比以前多得多，与此同时，女性为户长的单亲家庭大幅增加。 婚姻市场的基本定理 婚姻市场所表现的结果，并不是任一特定婚姻从单身到结婚之间的利得最大化，而是所有婚姻的总利得之最大化。当然，家计单位所追求的“商品产出”并不同于国民生产总值通常认定和衡量的商品，而是包含了小孩子的量和质、性行为的满足，以及其他从未被国民产出包括在内的商品。假设每个男女都只关心他（她）自己的“私人”福祉，而不关心社会福祉，但为了追求私利，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婚姻市场中具竞争性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而去追求总和产出的最大化。 基本定理：正向的配对组合──类似者配对是最合适的 这种婚姻配对称之为“龙配龙，凤配凤”。类似者配对之所以发生，是因这种配对能使所有婚姻的成立，致使总和财货产出达到极大，而不管这些特性是金融性的（工资率、财产所得）、生物性的（身高、肤色、年龄、体形）或心理特性的（主动、被动）。这个定理证明，当男女素质呈互补性，则高品质的男人，会与高品质的女人结婚，而不会选择低品质的配偶，因为优质妇女会提高优质男人的生产力。这样一种组合中，家庭财货产出如果与货币所得的差异无关时，必定与非市场生产力的差异有关，亦即与聪明才智、教育、健康、活力、生育力、身高、个性、信仰或其他的特性有关。 男子的财富和地位是男子在婚姻市场的主要资源，而女子的容貌和青春则是女子拥有的重要资源。有人总结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而女子要想钓得“金龟婿”，青春貌美确是一个极重的筹码，有人说女子的“阶级地位”大体上由她们的容貌决定，确实说出了事实真相。 多配偶制的经济因素 历史上少有女子多夫现象（在印度的Todas族中有明显的一妻多夫制证据）但男士在早期的犹太社会、回教社会、古希腊的许多城邦、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及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都实行一夫多妻制。 一个有效率的一夫多妻制婚姻市场的均衡，并不要求想结婚的男女数目必须相等，只需妇女想要结婚的数目等于妻子的需求数。虽然妇女数目超过男士数目，但妇女的均衡所得高于她们的单身所得──这也是多余的妇女宁愿走入一夫多妻的婚姻状态也不愿单身的原因。而男士们对妻子数目的需求不尽相同，这是由他们在财富、职业、经验和其他相关方面有所差异而决定的。 如果仅从经济学出发考虑，应该得出如下推论：有效率的妇女会吸引几个丈夫，而无效率的妇女将维持单身。但现在的问题却是一妻多夫现象特别稀少，而一夫多妻却司空见惯，这表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另有因素决定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社会的出现，简单一点的答案是某些法律限制多婚制。但法律的现往往滞后于社会现实，所以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答案。尤其是考虑到在非人类的动物世界中，一妻多夫罕见而一夫多妻却甚为普遍时，应该考虑到有比法律更基本的生物限制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婚姻现象。 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是：虽然拥有较少妻子的男士分配给每位妻子的资源分配份额较大，可是如果这些男士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和更为有效的生产函数，那他们也就成了婚姻市场上“有效率的寻觅者”，妇女可能宁愿嫁给这些拥有较多妻子的“有效率的寻觅者”。也就是说，妇女可能宁愿获得“成功者”的部分注意而不屑于“失败者”的全部注意。这方面肖伯纳有一句话多少道出了真实：“母性的本能引导一位妇女宁取一流男人十分之一的份额，而不取三流男人的排他性拥有。”这一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这也是我国目前富有男人能拥有“小蜜”而穷人娶妻较难的原因。不过研究表明，一夫多妻制配对组合下男人的配偶，其平均品质低于同样优秀的男女在一夫一妻配对组合下的配偶。 中国时下许多富人事实上已在实行一夫多妻制，有的更是事实上的连续多妻制，一些女子宁可为富人做“二奶”而不愿意与一个贫穷者过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如居住在深圳香蜜湖的一潮州商人，娶一女子为妻后生了三个小孩，他妻子一位年轻的妹妹愿意给他做妾，两姐妹对该商人在外不断地寻花问柳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其理由很简单：与其嫁一个男子与他共创家业，还不如嫁给一位富人立刻享受富裕生活。因为当男子从贫穷中脱颖而出成了富人后，也会置同甘共苦的黄脸婆于不顾另觅新欢。 总之，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替所有的参与者所设算的所得或“价格”，吸引了参与者选取各自合适的婚姻模式。设算的价格也用来撮合不同品质的男女。有些参与者觉得“优秀”者太贵，因而选择与“平庸”者配对。当由婚姻中的一方（通常是丈夫）被给予较他方更多的力量时，参与者效率价格形成就会受阻碍。聘金、嫁妆、离婚赡养费以及其他衍生资本的转移可以部分地克服这些障碍。 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完全信息 稳定婚姻的因素除了有劳力的合理分工、在小孩身上的投资和其他的家庭决定，却忽略了不完全信息及不确定性。有些信息是在婚姻市场中人们了解的基本因素，如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贡献、社会声誉及其他行为，但有些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如配偶的可靠性、性趣的配合度和其他一些不容易察觉的其他特性。虽然人们可以藉着约会及用其他的方法来增强他们的讯息，但人们还是常因严重错误的评估而结婚，在婚后随着信息的增强而修正他们的评估。 但要中止一段婚姻所费不菲，因为婚姻的成本包括由于小孩及其他为了特定婚姻所作的“投资”。一个进入婚姻市场选择的人，将支付大量时间、努力与其它高成本的资源于寻觅合适的结婚对象上。寻觅的方式很多，包括花费在整饰仪容和个人举止的费用、宴会、约会、学校、酒吧和其他各种交际场所，现在还加上婚姻介绍所（那里有详细描述个人成就和家庭背景的履历表）。但不拘形式的寻觅方法远比商业手腕普遍。部分理由是因为参与者如果以爱情和情绪为婚姻的主要诉求时，会拒绝向商业求助。一般而言，朋友、亲戚、学校、社团及其他非正式的寻觅管道比商业管道更为有效。现在流行的试婚可使一对恋人进行密集探索，这种密集探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因为某些很难评估的特性，如教养、基因体质、人格及其他甚难评估的特性都可以通过这种密集探索而获得了解。 根据调查，约有40%的离婚（及婚姻无效）发生在婚后的前五年，而在这一年限后急剧下降。贝克认为，婚姻提早触礁，主要是因为婚姻市场的不完全信息及在婚姻过程中累积了更完整的讯息，这些信息主要是那些不易评估的特性，如个性冲突、性趣的不配合及类似的特性。教育、年龄、体力状况以及其他容易评估的特点，不是对婚姻不满的主要原因，因为婚姻后对这些特性的了解所增不多。离婚较少发生于婚姻晚期，一般的理由主要是，如果婚姻保持不变，资本会累积且更有价值，这种资本主要指婚姻特定资本，如小孩。在有了小孩，尤其是小孩尚小时，离婚会不易发生，这一现象存在于一切社会。 离婚的另一潜在原因： 一方财富收入或地位的变化 以前人们总是期望夫妻能同甘苦、共患难，但现实表明，实际情况并非这样。在一般情况下，男女双方结婚时条件会较相当，而且双方也会预期对方的情况变得更好，没有人会预期当一方情况变得更好时婚姻可能会濒临解体。但事实却是婚姻常在夫妻双方的预期实现之前濒临拆散，因为若某一方比早先预期赚得多，或任何一方的特性比预期来得好，那位比预期来得好的人士就常会想到，他应该和比他的配偶“更好”的人相匹配，而她应该和比他“差”的人士配对。这一结论也得到实证的支持。离婚程序的简化使离婚变得简单易行一些，但却不是离婚率增高的主要原因（人口流动现在已成为日益重要的一个离婚原因）。相反倒是因离婚而产生的利得分布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变，许多事例表明，男方现在给付的赡养费及小孩补助费，相对于其实际收入已有明显的下降。 离婚后的妇女再婚的速度远比离过婚的男人来得慢，即使离婚时年龄尚轻。一般情况下，她们也得到小孩的监护权，一个影响再婚的负因素。年幼小孩提高离婚者寻找另一位配偶的成本，并明显减少离婚妇女再婚的净资源，由于这一理由，这些小孩提高再婚失败的可能性。 在婚姻市场极度倾斜的情况下，会发生一些很特殊的情况，如深圳近两年流行一句城市民谣：中年男子三大喜，升官发财死老婆。以前谈到的人生三大不幸中一大不幸是中年丧妻，这种从不幸到“大喜”的转变，实际上是深圳特区婚姻市场极度倾斜所致：深圳云集了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靓女，这些靓女出于非常实际的考虑，非常愿意选择事业有成且有身家的中年男子为夫，面对这些诱惑，成功的中年男子因自身资源呈有利的“增长”，而年长色衰的原配偶的“资源”随着青春消逝锐减，在旧妻与新欢之间，自然倾向于后者，但离婚成本太高，既要分家产，又要面对子女的谴责，如果老婆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则既可享受娶年轻靓女之喜，又无需承担任何“成本”──这就是不幸成为“大喜”的内在原因。 虽然普遍都认为离婚严重煎熬受牵连的小孩，但有关离婚对小孩的具体影响却为社会所不知。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分辨离婚与无法和睦相处的双亲两者对小孩的影响到底哪种更恶劣。所有利他性双亲会因考虑到小孩的利益而不采取离婚的办法来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除了问题确实只有诉诸离婚才能得以解决。但有一点却是明显的，那就是离婚可能会对拥有许多小孩而又在劳动力市场上赚得不多的妻子造成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当她的前夫无法履行他对子女在财务上和其他的义务时。这个结果即使在离婚需征得双方同意时也会发生，因为在许多社会里，做丈夫的可以威胁妻子在不利于她们的条件下同意离婚。 家庭的演进 离婚率、生育率、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及家庭的行为，在最近数十年都已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认识到，在原始社会与农业社会，家庭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 在大多数传统社会，家庭──或更精确地说，亲属群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具有两个功能，一是保护家庭成员对抗不确定性，在许多原始社会里，礼尚往来是很普遍的，但主要是在有血缘关系之间流动，而处于困境的人可向他们的亲戚求助。一个亲属群是一个很合理的有效的“保险公司”。家庭（亦即亲族群）的第二个功能是知识传承功能。年长者在传统社会中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拥有累积的知识，这在静态环境里对年轻者特别有价值。因为在这种社会环境里，知识是透过家庭传递给年轻一代，主要是经由子女、侄甥和其他年轻亲戚继承文化。正由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婚姻成为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大事，家庭都想避免与名声不好或理财不善的家庭联姻，因为他们会常常在经济上求助或破坏家庭原有的声誉。许多婚姻是由家庭或相关的亲戚安排的，很少考虑到当事人的感觉，因为“人是与一个家庭结婚而不是与一位单独的婚姻伴侣”。在这种环境下，为爱情结婚是不被认可的，除非这类婚姻对家庭的利益也有所贡献。在这种社会里的怨偶，只要他们的家庭继续从联姻中得利，不会鼓励他们离婚。取而代之的是允许藉姘头与婚外情来寻求慰藉。 在现代社会里，市场调节取代了贸易和生产，动态的经济环境也快速地改变技术、收入和机会。家庭中年长成员所累积的知识，对年轻成员已不象传统社会那样有用，因为年青一代面对一个不同的经济场景，市场学校取代了家庭学校，考试和契约替代了家庭检定。家庭的亲属保险功能也日益为市场保险所取代，个人可以在不如意时向资本市场借贷，或在条件好时先储蓄，以进行“自我保险”。而且这种基于成千上万家庭的经验而形成的市场保险，所提供的保护以对抗火灾、死亡、年老、体弱多病及其他灾难，比任何个别家庭所能提供的更为有效。随着商业化程度加深，血统间的联系不再是必要的，亲属之间的交往日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原有的功能日益削弱，重要性逐渐降低。家庭的重要性降低后，在婚姻方面的表现是：年青人开始有权拒绝父母所选定的配偶，然后在双亲的否决权下选择配偶，最后有权不考虑双亲的反对来选择配偶。在现代社会里约会，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可以享有的权利。但是很不幸的是，爱情和其他个人性格不象家庭名声和地位那样容易在婚前就能确认，而后者是传统社会重要的考虑因素。许多已婚人士发现他们的婚姻生活被日常琐事磨得黯淡无光，夫妻已不再相爱，有些人就离婚并在婚姻市场上重新寻觅。于是现代社会拥有许多看起来很矛盾的组合：因爱而结婚和高离婚率。步入中年的男性往往由于自身“资源”（财富与地位）增加，大多数都成为婚姻市场中“有效率的寻觅者”，并往往能透支下一代乃至下两、三代女性（以10年为一代）；而中年女性则刚好相反，由于性别角色的分工，她们往往需要花大部分精力打理家务，为之付出的代价则是放弃事业，而她们的青春期又远较男子短暂，一旦离婚后重入婚姻市场，往往是不具效率的寻觅者。这也是许多妇女宁可忍受质量不高的婚姻而不愿意诉诸离婚的原因所在。 许多历史学家已注意到在现代社会里，家庭的核心成员比传统社会里要亲密且更具深情，而堂表和远亲则日益疏远。许多人感叹传统家庭的消失，其实对传统家庭中那种虚拟亲密关系的怀念，完全忽视了其在隐私和自由选择上的限制、不幸事件的不完全保护以及超越家庭背景的有限机会。 不管怎样，曾使中国人心向往之，并在《诗经》中歌之咏之的“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相约偕老”，已成为农业社会中的一幅历史画卷，等待中国人的将是什么样的婚姻状态，任何人心中都没有数。仅从婚姻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元的变迁来说，5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几乎浓缩了一个世纪的烦恼：从极端的性封闭走向性开放，从家庭的超稳定状态直接步入了烽烟四起的“春秋战国时期”。这场“战争”的结局对社会的影响目前尚难定论，但想想老子在《道德经》中那句千古名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也许对那些急于重入婚姻市场中寻觅的人有点帮助。 （1998年6月15日）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失去政治信任的十八大
据说今年内一定会召开的十八大，与中共历届同类会议相比，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其召开之时，国人已经对当权者失去了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 政治信任通常是指一国民众对政府行为（或政治系统的运作）将产生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心。 政治信任的内涵具有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指公民对待政治制度、政府机构的态度；第二个层次指公民对作为个体的政治家如领袖人物的判断和态度；第三个层次指民众对待整个政治共同体――即民众所属国家的态度。上世纪80年代，是中共历史上获得政治信任最多的时期。 政治信任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这种政治信任既可以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也可与某一领袖人物相联系，还可能与特定的政权相关联。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下降，既可能是民众对政府行为不满的反映，也可能是民众对现任政治领导不满的反映，比如胡锦涛第二任期（2007年至今）内的中国。 在专制极权国家，由于不可能通过民选更换政府领导人，通过社会监督改善政府行为，这种不满最后往往累积为对政治制度的不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茉莉花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爆发的。 中国人丧失了对政治制度的信任 即使与胡锦涛任期内的十七大（2007年）相比，也能很明显地感知中国人已经失去对政治制度的信任。 以“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为例，“中国模式”作为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概括，是在胡锦涛第一任期内出现的。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为讨好北京，发表了《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宣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高效、平等、可持续的独特发展道路，北京共识（即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发展观）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中国的新左派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中国模式”理论，其要点就是鼓吹权力归一党掌控，资源财产等国有，对内用来重构政治合法性，对外用作输出价值观。 但到了胡锦涛第二任期，中国模式充分暴露出各种弊端，没有监督的权力日益泛滥，腐败成了中共的不治之症；社会分配不公愈演愈烈，基尼系数已逼近0.5，贫富差距远甚于江朱时期。可以说，胡温治国的这10年，是中国生态资源耗尽、污染危及人民健康生命的10年，是维权运动遍地开花且惨遭高压维稳的10年，是腐败从千万级上升到亿元级的10年；是广大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不公与政治经济压迫下养成仇官、仇富、仇警等“三仇”情绪的10年；同时还是政府滥发货币、造成高通胀的十年。 在这10年中，中国世界工厂地位渐失，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成社会常见现象。对内，高压维稳成了政府主要工作；对外，中国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共一党专制下的经济发展能够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 这样一个“中国模式”，让乌克兰人感叹“我们从中国仅能学到坏榜样”。中国政府也不得不逐渐放弃“中国模式”的说法。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声明“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会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 中共领袖群个人魅力不再 胡锦涛是在中国人对江泽民治绩不满的情况下登台的。 “收入差距”、“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等成为江泽民统治13年的标志物。江的好大喜功与虚浮更是成为北京坊间讥嘲的对象。就是在这种失望心情中，国人寄望于相对年轻、看起来沉稳的胡锦涛能够为中国带来一番新气象。 那时候，不少国人对“中国模式”这一提法颇觉新鲜，对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充满憧憬与期待，胡锦涛、温家宝更是被民间寄予厚望， “胡哥”“宝宝”成了中国网友对胡温的匿称，在网上，随处可见自称“我们都是什锦八宝饭”的胡温粉丝团。不少人都将对国家、政府的信任叠加到胡温身上，“胡温新政”成了海内外媒体的共同用语。 其实，这种对胡温的崇拜来自于民众的肤浅。因为作为胡锦涛登基宣言的《西柏坡讲话》无非表明他迷恋于毛式话语。胡任期内始终表现出两大极端矛盾的工作取向：党务工作向左转，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痕迹，对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 到了胡的第二任期，“胡温新政”的提法已悄悄退出媒体领域。今年中共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对薄熙来夫妇的种种不堪曝光，让中国人再次看到中共高层的阴暗卑污。习近平就是在这种权斗阴影下接任中共第五代掌门人。 习近平的运气不佳，经历过“什锦八宝饭”带来的失望后，即使愚蠢如愤青，也不好意思再肉麻吹捧新的领袖了。加之2009年2月习近平在墨西哥痛批“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番话让知识界败类也无法再吟颂“习主席有一个政改梦想”，对他在政体改革上表示期待。在其个人操守上，今年习很不幸，国内媒体大揭薄熙来妻姐谷望江敛财1亿多美元之际，美国彭博社也在7月报道了习近平姐姐姐夫因投资稀土等行业敛财3亿多美元的事实。事后虽经海外枪手写文说明习妻女并未敛财，但人们对领导者个人清廉的神话已经非常厌倦。 富豪精英正在抛弃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是中共实施一党专政60多年、竭尽全力打造的，但现在最想逃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人群，恰好是官员与富豪这两大饱受体制之益的精英群体。“裸官”在几年前就据说高达120万人之钜，新近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再次显示，60%的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请移民，其中东部和南部有移民意向的超过七成，亿万财富人群的海外投资比例更超过50%。 ——体制的最大受益者都将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弃如弊履，说明中国人大都对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失去信任。在政治上，中国进入无梦时代。 中国每年花费逾GDP总量三分之一的巨额金钱来养活的这个政府，最后将一个国家治理得连自己都只当作淘金之地，这种情形下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除了完成权力再分配的政治分赃任务之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与未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2年8月27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2/08/120827\cr\ccp\congress\eighteen.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中美冷战又升级？
程晓农 中共军方最近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视为中美冷战升级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这不仅代表着现实世界中美国与红色大国之间的冷战已经存在，而且代表着这场冷战到了一个升级的时点。为了应对这场战略上的国家安全危机，美国将会提升中美冷战期间与中共对抗的层级吗？请看作者的分析。 一、中共研发高超音速导弹 10月2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在彭博(Bloomberg)电视的采访中证实，中共军方最近进行了一次进入太空轨道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米利表示，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非常接近“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并“引起我们的全面关注”。 10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引用5个匿名消息来源说，中共军方今年8月发射了1枚运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该飞行器在低轨道空间飞行，绕地球一周，然后对地面目标巡航攻击，偏离目标32公里。该报导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此次试验表明，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比美国官员意识到的要先进得多。” 但是，力挺拜登行政当局的《纽约时报》10月20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援引一些专家的意见表示，“负责报告轨道事件的美国军事单位公开的关于中国8月的发射信息中没有任何与新闻报道中声称的武器试验相符”，“对试射的一些描述是危言耸听”。 《纽约时报》当时试图淡化《金融时报》这则消息对美国决策圈的冲击，其来有自。因为这则消息事关中美冷战，而拜登则对中美冷战持“鸵鸟”态度，拒不承认这种状态的存在，反而称中美关系是“竞争”关系。9月21日拜登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说，“我们不是在寻求一场新的冷战，也不是在寻求一个分成泾渭分明集团的世界”。他似乎是想表明，只要美国不寻求冷战，中美冷战就不曾发生过。 然而，米利的讲话表明，中共这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米利是拜登高度信任的人，9月15日拜登还力挺米利说，自己对米利很有信心。米利原来是川普总统任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军令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但他却在川普总统这位军队总司令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年10月两次秘密与中共军方通电话，并向联邦众议院的民主党议长佩罗西输诚。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些对民主党的“功劳”，拜登进白宫之后，保留了米利的职务。而米利的这次讲话却无疑给拜登造成了压力。 二、“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冷战升级时点 米利把共军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看作是“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这个说法本身具有很深的含义，因为在冷战史上“斯普特尼克时刻”不仅代表着现实世界中美国与红色大国之间的冷战已经存在，而且代表着这场冷战到了一个升级的时点。 Sputnik并非人名或地名，也不是英文单词，而是俄文单词cпутник（意指卫星）的英文拼写。而“斯普特尼克时刻”则是美苏冷战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红色大国造成的、对美国构成重大冲击的冷战升级事件。 美苏冷战从二战后就在欧洲开始了，随着苏联盗窃美国的核武器机密，完成了原子弹研制，核弹头的投送手段就成为双方扩军备战所关注的重点。美苏两国除了发展战略空军用来投放核炸弹之外，还开始研制中程乃至远程导弹；而能够向太空投送人造卫星的远程导弹，就可以成为用来投射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当时美国一直以为，自己在导弹和航天领域居于领先地位，但美国尝试发射过两次人造卫星，均未成功。 实际上，二战结束后，苏联从世界上最早研发使用导弹的德国获取了大量技术资料，还强迫一大批德国的导弹专家和技术人员到苏联研发导弹。因此苏联当时的导弹技术其实已领先美国了，但美国军方没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掌握苏联研发远程导弹的情报。 直到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即俄文的“卫星”1号），立刻震惊了美国决策圈。这标志着美国的远程导弹技术实际上落后于苏联；而在冷战状态下，此局面也意味着，美国将处在苏联洲际导弹核攻击的威胁之下而没有防御手段。因此美国立即开始了多方位的远程导弹和太空活动方面的扩军备战，美苏冷战由此升级到一个新的、更紧张的阶段。对美国来说，美苏冷战时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为了应对这场战略上的国家安全危机，美国必须提升美苏冷战中与苏联对抗的层级，全力以赴地为洲际导弹和太空竞赛努力。 “斯普特尼克危机”当时在美国引发了一连串活动和安排：一，美国军方专家在两天内计算出了“斯普特尼克1号”的太空轨道；二，1958年2月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具有研究和设计能力的高阶防卫部门，名称是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三，1958年7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成立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推动了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水星”计划），并开始了培养新一代工程师的教育计划，科学界因此获得大量研究资金；四，开启了美国研发洲际导弹的“北极星弹道导弹计划”，肯尼迪总统要求美国的洲际导弹数量要远远超过当时苏联的弹道导弹。此后，苏联在冷战中失去了科技领先的优势，而美国取得了主导地位，也保证了国家安全。 三、中美冷战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意味着什么？ 就像美苏冷战是苏联点燃的一样，中美冷战也是由中共点燃的。 2000年上半年中共开始了一系列公开核威胁美国的行动。首先，中共于去年1月派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演习，公开摆出威胁珍珠港的姿态；其次，3月中共宣布强占南海国际海域，用人造岛组成海军基地群，把南海变成其威胁美国的带核弹头洲际导弹的核潜艇舰队的“发射阵地”；再次，中共于6月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完成了对美国全境实行精准核打击的核大战部署；第四，今年冬春中共派出航母舰队在南海和东海与美军航母舰队对峙。到此为止，中共已用这些军事行动表明，它故意而主动地发起了针对美国的冷战式核威胁；但共军采用的军事技术手段仍然是二战后的传统方式。 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无论美国官方如何解释，事实上中美之间已经不再是“友好竞争”的关系，而是冷战的核威胁之下的敌对关系。这不是拜登用“不寻求新冷战”就可以敷衍过去的，因为中共正在寻求新冷战，美国只能应对中共的核威胁；拜登的“不寻求新冷战”，只不过表明了他的软弱姿态，但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这个事实，却是拜登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 今年8月中共发射的高超音速武器与1957年苏联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一样，代表着中共运载核弹头的投射工具升级进入了一个新的层级，也意味着中共的远程核威胁手段领先美国了。而美国目前不但没有反制手段，也没有可以用来防御这种武器的技术能力。美国先前在美苏冷战中战胜了苏联，关键是从“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中警醒，开始了一系列科技研发，从而取得了遏制苏联核威胁的优势。现在美国在中美冷战中遇到了第二次“斯普特尼克号危机”，它的反应如何呢？ 四、美国军方对新“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反应 作为军令系统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能是研究军事战略、制定作战计划、完成军事训练、指挥各军种的活动；而负责确定军事方针、装备研发和军费使用的，是作为军政系统的国防部。既然美国目前没有应对中共新的核威胁的手段，这个难题就交到了负责国防大政方针的由文官支配的国防部手里。所以，美国军令系统发出危机警号之时，军政部门如何应对才是关键。 当然，拜登的态度也至关重要。然而，到现在为止，拜登正忙于出国外交。他10月30日到31日去罗马参加G20峰会；然后11月1日到英国北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高峰会议。在此期间，他完全无暇顾及美国军令系统关于第二次“斯普特尼克号危机”的警号。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对中共发射高超音速武器的有关报道只表示关切，但试图按照拜登的既定方针，淡化中共新的核威胁手段的意义。他表示，自己不愿意为中共试射高超音速武器贴上“斯普特尼克时刻”的标签，也拒绝对中共这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的技术先进性以及是否已领先美国这一问题作出直接答复。他只是表示：“这项技术对我们不陌生，我们对掌握这项技术也考虑过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不仅包括我们自身努力掌握这类技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有防御能力，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这项防御能力。” 而美国裁军大使伍德(Robert Wood)则表示，美方对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非常关注”，“如果你是一个成为该技术目标的国家，你就会想出一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免受其害……因此我们开始研究其他的应用和防御性应用……这是继续加速军备竞赛”；同时他表示，“我们不知道如何对这种技术进行防御”，“中国和俄罗斯也不知道”。 多年来美国军令系统的将领一直在警告红色大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危险。这种武器的速度超过音速的5倍，而且可携带核弹。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约翰·海滕(John Hyten)曾在2018年发出警告，华盛顿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最佳防御是，拥有发动类似进攻的能力；当时他说：“我们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可以阻止一枚这类武器针对我们的部署。” 早在2011年，美国国防部曾经造出了高超音速样机，但奥巴马时代的五角大楼官员们考虑到这项技术会带来太空军事化的加速，因此搁置了高超音速飞机的研发。而中共和俄罗斯却事实上在不断加速太空军事化，全力以赴地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这就迫使美国重新恢复对这项技术如何武器化的研发。今年9月27日五角大楼宣布，国防部属下的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与美国空军完成了对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HAWC)的一次飞行测试并取得成功。国防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部主任麦克·怀特(Mike White)今年6月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主办的讨论会上说，美军正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目标是2025年前后测试在空中、地面和海上发射高超音速武器，并制造出这些武器。他还说，除了攻击性高超音速武器之外，国防部也在积极研发能防御中共和俄罗斯等潜在对手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攻击，包括在发射、滑翔和终段拦截敌方的武器。 显然，在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二次“斯普特尼克号危机”到来之际，目前军事上要应对两大任务：其一是研发同类武器，在太空军备竞赛中取得与中共的均势；其二是研发这种武器的防御系统，而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在防御方面取得进展，美、中、俄这几个大国都没研制出有效的高超音速导弹防御系统。 更重要的是，拜登会继续其美中关系方面的“鸵鸟政策”吗？当年美国首次遇到“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之后，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持坚定的反共立场，而1960年上任的年青的肯尼迪总统则坚定地支持并推进美国的国防高科技研发，他们两人为美国走出“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作出了贡献。然而，拜登及其同党在意识形态上恰恰与艾森豪威尔相反，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他会为美国做什么？世界正在拭目以待，美国进入第二次“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中美冷战已经升级，这比用“气候变化”来掩盖的那不靠谱的所谓“地球暖化”派们所关心的事，无疑要紧迫得多。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30/n13341534.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漫谈中国的“红色家族”（全文）
中国的《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2010年第4期发表了由一组文章构成的“中国新富家族”，透露一条重要消息：“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一、官媒首次公开承认“红色家族”为新富豪主体 该文对中国富豪群体的划分并无新意，但在排序上却大有讲究，按照该文的序列，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这组文章有两点值得肯定之处。 第一点就是该文终于以官方报道的形式正式承认中国富豪家族当中，“红色家族”成为主要一员（虽然未点明谁是红色家族的成员）。但该文为了淡化富豪群体的政商结合特点，有意将“红色家族”排在最后。如果是按照致富时间先后排序，上述排序大抵成立。但如果按照财富总量及致富的速度排序，则应该倒过来。对中国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稍有了解，就明白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财富寻宝图上的主要宝藏就是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领域，而这些领域恰好就是由红色家族垄断的。尽管如此，这条消息还是很有价值。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人虽然大都知道“高干子弟”在致富之路上捷足先登，但对这个群体的登龙术都处于耳语状态，没有媒体敢指出这一点。2001年11月24日，《证券市场周刊》曾刊发一篇“神秘的华能国际”，直指国有企业华能国际已经成为李鹏的家族企业，其夫人朱琳（时任华能国际电力发展公司董事长）、儿子李小鹏等人如何利用特权促使华能在美国、香港、中国大陆三地上市，总资本扩张至60亿元。该文发表后，作者马海林为武警部队军官，立刻被捕，至今下落不明。而该周刊的主编王波明虽然是中共元老王炳南之子，也不得不做数次检讨以求过关。从决不承认“红色家族”的存在到如今的半开门地承认，总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进步”。 第二点则是公布了“您对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总体评价如何”的调查，其中针对“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的提问，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搞官商权钱交易”（占总百分比75.56%）、“没有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占总百分比52.32%）、“富裕群体为富不仁”（占总百分比42.5%）。该文承认：“由此可见，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象。” 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查看。我这里想谈的是这组文章涉及到却语焉不详的部分，即富豪中的“红色家族”――中国称之为“高干子弟”是如何成为先富起来中的翘楚。 二、九十年代：躲在财富神话幕后的高干子弟群体 高干子弟下海经商始自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的手段主要是利用价格双轨制批条子，利用特权经商，包括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在九十年代以前，“国有土地”未进入买卖流程，能够依靠圈地发财者甚少。就我在深圳所闻，80年代中国正兴起所谓“建设企业文化”之风，宣传包装是企业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其中一些高官子弟（比如某位副总理之子）还办过广告公司，找人拉广告（类于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女儿的手段），帮企业出宣传画册，或者是深圳市名优企业介绍，或者是某行业著名企业介绍。这些公司大都是些皮包公司，在写字楼里租几个房间做办公室，招募一些人跑业务。一般情况下，业务人员亮出公司老板名头，企业大都不计较那广告与画册是否真有宣传效果，立马掏钱。我有一位熟人在一家外资印刷公司任总经理，因拥有先进的彩印技术，专门承揽这类印刷生意，我听他谈过哪些人在他公司做过业务。80年代末，这些特殊人物出面做的宣传画册的价格一般是5万元一张彩页，内容是一张公司图片配上文字介绍，排场一些的公司做个连页。那时高干子弟积累财富的神话，大约是一纸批文倒出了上百万元，一本画册捞了几十万或者更多，垄断某行业的广告费用一年达几百万之类。 但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积累财富的神话内容变了，期货（期货交易所的席位含金量高）、股市（股票上市需要审批，能让企业通过审批就意味印钞票）、土地就成了这个群体上下其手的竞逐财富之地。捞钱的数目自然也就跃升至千万元级。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常会告诉我，某座楼盘是某中央领导的儿子拥有，某块地被某要人的女儿强行要走之类。 那时坊间流传的高干子弟致富神话很多，1989年北京学运起因之一是反腐败，目标是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做“官倒”。但唯一可做佐证的文字资料是以中纪委或国务院等中央部办名义下发的禁止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的文件（属于重迭发文，每年都有），中国国内没有哪家媒体敢染指这类话题。而境外有公信力的媒体对此有关的报道，国内基本见不到。香港杂志上的一些零星介绍，以及那本《中共太子党》，就成了大陆人人们争相阅读并传播的秘闻。但鲜有研究者征引其中资料，我相信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敢――这里的“不敢”，主要是担心资料不确，是风闻，引用后会引起法律诉讼，一身爬满蚂蚁。所以高干子弟依靠父辈荫庇发财致富的故事，永远躲在中国财富神话的幕后。 这是第二代领导人与第三代领导人前期的情况，因为那一段时期，或是没有互联网，或是互联网初起，国人的英语阅读能力亦有限，因此有关这两代领导人及与他们同代的“红色家族”故事极少被曝光。但等到第四代领导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时，人类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远没有前互联网时代那般好控制，再加上这一代“红色家族”积累财富手段的国际化，封得住国人的嘴却捆不住外媒记者的笔，“红色家族”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并清晰起来。 三、网络掀掉了中国财富舞台上的幕布 网上一份中共太子党名单流传已有多年，时常更新。我未查核过全部人员，但其中第三、四代领导人子女的任职情况倒是完全与国内媒体报道相符，剔除掉从政从军者，大概最有名的几位红色财阀是这几位： 江绵恒（江泽民之子），上海网通董事长。该公司承揽了中国大陆沿海15个省市铺设光纤及开办网络电话的服务，其势力直逼中国电信业霸王“中国电信”。据“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China: To the money born，《金融时报》3月29日）报道，现在，江绵恒控制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在营运上类似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 李小鹏（李鹏之子），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亚洲电王。 李小琳（李鹏之女）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朱云来（朱镕基之子）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20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精心安排了对中金公司实质上的收购，这是一家合资公司，摩根斯坦利持有大约34%的股份。朱燕来（朱镕基之女） ，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 当今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经商一事，则从BBC一些报道中可见雪泥鸿爪：2006年12月12日，胡锦涛儿子任董事长的“威视股份”有限公司(Nuctech Co.)赢得民航总局的液态物品检测仪器的巨额合约，合约范围将包括全国所有机场。不过，中国民航总局强调，虽然“威视”是有“背景”，但他们是基于“威视”仪器的技术表现来决定合约归属，决不会“以人民的生命安全来开玩笑”。 三年以后即2009年7月，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与纳米比亚政府签署的一份价值3400万英镑（约3.8亿元人民币）的合同而受到该国反贪委员会的调查。胡海峰与纳米比亚因此也成为中宣部在中国大陆要过滤的网络敏感词汇。胡海峰的最新职务是以清华副秘书长头衔专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正厅级别。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创办的私募基金业者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主要从事私募基金。2010年1月25日路透社披露新天域准备募集1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投资准备上市的大陆企业以后，神秘的新天域公司浮出水面。路透社消息指出，这将是新天域资本公司于2007年成立以来所募集的第三笔基金，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基金。尽管1 月26日的中国的《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路透社这则消息进行了跟进，报道中引述新天域公司发言人称，路透社的“报道是有问题的”。但3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将这些太子党称之为中国金融行业的“红小兵”。该文披露：新天域资本是私募基金当中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一家。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其稳定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权财 富基金淡马锡。该文作者认为新天域公司“有着中国最值钱的资产。这就是温云松（Winston Wen），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的MBA，为人低调，长相酷肖其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该记者通过业内人士了解到，“太子党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 这位记者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透露的内幕消息。该报道披露：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有两个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这两个人就是江绵恒与朱云来，“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该篇报道还列举了一些如今在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名声显赫的太子党：李瑞环的两个儿子李振智 （George Li）与李振福（Jeffrey Li），李长春之女李彤（ Li Tong）、吴邦国的女婿Wilson Feng，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上述这些太子党是否进了“中国新富家族”一文里所提到的一万名亦或是一万名中的前3000名巨富之内，人民论坛的文章没有披露。但他们的特点完全符合“中国新富家族”一文所描述的“红色家族”新富豪的特征。我记得当年朱镕基总理曾向媒体表达过一个愿望，希望人们将来评价他的时候，承认他是个“清官”就很知足了。现在看来，由于“红色家族”构成新富豪主体这一事实，这个愿望实现的难度越来越大。 四、关于“红色家族”成为富豪主体的中国特色 “红色家族”的存在是否合理？这得要看用何种价值观看待这问题。 太子党们依仗父辈获得了成功，这一事实铁板钉钉无可否认。对此，公众认为他们的成功是依靠裙带关系，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对这种评价，太子党们感到很委屈，他们认为自己成了“反向歧视的受害者”，无论他们怎样优秀或是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是依靠裙带关系。为此，荣登中国电力界 “一姐”宝座前中国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居然借助党的喉舌媒体宣称，对她来说，“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她完全是靠个人的才能与努力才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环球人物》2009年第16期封面故事）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衔着银匙出身的人”注定了其人生起跑线与别人不一样，比如他们可以获得很好的教育，比平民子弟见多识广，可以有家世背景带来的社会关系，无论经商从政都比较容易获得机会，如此等等。但西方社会因为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运动” ――即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间的社会变迁，早已形成强调机会均等的文化价值观。财产传承上通过遗产税调节，使富裕者后代不能再依靠食利而生活；在获取公共职务与掌管公共资源的机会时，不管出身于哪一名门的世家子弟，都得尊重程序（程序正义），与其他阶层的人站在同一平台上竞争，比如有家世优势的小布什要当总统，必须经历过程完全公开的竞选，必须说服选民自觉投票。那总统职位绝非他的父亲老布什可以隔代指定并私相授受。 但奉行权力至上的亚洲价值观的国家则很不相同。在亚洲，那些民主化程度越低的国家，太子党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扩张就越没有边界，挤占公共资源的过程与方式也越不透明。比如印尼的苏加诺家族，还有当年的菲律宾马科斯家族都是如此。即使是中国一度奉为楷模的新加坡，李光耀家族继承权力与财富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比之当年的印尼与菲律宾，太子党的张狂稍微收敛一些。在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亚洲国家日本，其政治虽然具有家族传承这一特点，但权力的获得也必须通过竞选这一公开的政治过程。只有在中国，民众既无法知晓这些太子党的权力如何获得，更不知道他们开办公司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特许经营权。比如私募基金在中国，绝对不对民营资本开放。如果有谁从民间募集资金，肯定被政府认为扰乱金融秩序，难免牢狱之灾。当年河北省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就是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说白了，中国人从来没有美国人那般眼福，根本看不到太子党与人竞赛，只能隔雾看花般地看到太子党们拿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巨大奖牌”――巨额财富。 正因为机会不均等，过程不透明，所以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Ramond Fisman 与加州伯克利学院经济学教授 Edward Miguel 将他们称之为“经济匪徒”。这两位学者专门研究当今世界的独裁国家里发生的那些有关腐败、暴力、贫穷和独裁的故事，并用经济学的方法为独裁国家的太子党们拥有的政治背景作市场“估价”。这些故事被作者写成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经济匪徒》（Economic Gangsters）。其中一些内容涉及中国太子党，有能力与兴趣的人完全可以将这本书译成中文，让国内同胞们一睹为快。 （原载《纵览中国》网，2010年4月11日 与4月19日两次连载）
何清涟2025-11-06 05:57👍 0💬 0中俄口水仗“裤子”典故两现的背后
何清涟 最近新华社刊登王小石的奇文“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为了证明中共不政改是英明睿智，作者用了90年代初的数据说明俄罗斯人民生活远比中国人民悲惨，这下惹恼了俄罗斯之声，反唇相讥这篇新华社登载的文章“嘲笑别人裤子拉链开了，竟然忘了自己还光着腚。” \两用“裤子”是偶然也非偶然\ “裤子”一词，在中苏（俄）两国的口水仗里，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第一次使用这词是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1958年，毛泽东为了与世界共运领袖苏联争锋，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年5月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同年9月初，毛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 ，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这让苏联老大哥不以为然。1960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三大的同时，也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月22日下午，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嘲笑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 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这番话大大触怒了中共，1963年毛泽东策划制作了“九评苏共”，赫鲁晓夫这番嘲讽中共的“裤子论”实为因由之一。 也许赫氏的“裤子论”在中苏外交史上太有名，不仅中共耿耿于怀，这次俄罗斯之声记者愤慨之余，也立刻想到这一词汇。不同的是，以前赫鲁晓夫指的是事实，嘲讽的是毛泽东与中共不顾中国贫穷的现实想成为世界强国与共运领袖的不现实；而这次却是嘲讽王小石奇文罔顾事实不知羞耻。 \俄罗斯人的经济生活离“悲惨”二字很遥远\ 如果说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状况已与美、加等国比肩，政治上已经高度民主化，人权状态追比西方诸国，那肯定不是事实。但如果要与中国相比，优越之处实在太多。 先说中国人最关心的生活水平，决定生活质量的无非是人均收入、收入差距，社会福利与环境质量。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190个国家中，2012年俄罗斯人均收入为14037美元，排名第50位；中国人均收入为6091美元，排名第90位。再看标示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俄罗斯多年来一直保持在0.4。中国的基尼系数按官方公布，已由2008年最高值0.491逐步回落至2012年的0.474。但就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当面对数据提出质疑，称民间调查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是0.61。 社会福利主要是教育、医疗与住房。中国政府将这三项“市场化”的结果，是变成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其沉重让国人怨声载道。俄罗斯至今仍然实行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以教育为例，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学校一律免费供应学生一顿丰盛的早餐或午餐。住房方面，转轨后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实行居民住房不收费，本世纪零年代开始住房改革，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但政府规定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在与民生有关的水电公用事业方面，中国人的用水、用电压力越来越沉重，但俄罗斯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天然气和电的计价收费也实行低收费，这种情况中国媒体基本不介绍，许多访问俄罗斯的中国人一旦了解此这些情况后都非常吃惊，有些人专门写了游记介绍这些差别。 至于俄罗斯的环境质量之好，资源之多，不提也罢，巨大的差距摆在那里，地球人都知道。 以上是俄罗斯人民在转型后的“悲惨生活”，可以说，这种“悲惨生活”眼下中国人梦寐以求而不得。也就是说，在苏联崩溃后最初几年，俄罗斯确实曾经悲惨过一段时期，但目前早已走向新生，只有中国官方媒体与写手的“苏共崩溃经验”才永远停留在那几年。 \政治自由度方面的比较\ 俄罗斯人民被西方世界视为真正“悲惨”的一面，即以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为标志的政治自由，王小石的文章倒是一个字也没提及。 维基百科综合近三年以来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度调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指数”、经济学人信息社的“民主指数”等，为世界各国做了一个自由度排名，结果是：民主指数，中俄两国均是独裁政权；世界自由度调查，两国都是“不自由”；经济自由度指数，两国都是“比较压制”；新闻自由度指数，俄罗斯是“情况困难”，而中国则是“情况非常严重”。 两国新闻自由度上的差别在于：尽管俄罗斯也管制舆论，但远不如中国严重，也有少数私营媒体（如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存在；尽管俄罗斯也控制网络，但程度却较中国宽松，因此，中国自无国界记者公布“互联网公敌”榜单以来，中国不仅上榜，而且在十几个公敌当中一直名列前茅，有时还成第一，但俄罗斯并未上榜。 即使同是独裁国家，俄罗斯至少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集会结社等权利，只是越来越受到普京政府的严重操控与管制；而中国人目前连选举乡镇长与居委会的权利都没有，集会结社更是被视为非法活动。即使在反腐败上，中俄两国政府也持不同的态度。今年以来，俄罗斯内务部正在建立一个专门数据库，将存在腐败行为的内务部官员、联邦移民局官员、普通居民和公司法人列入黑名单，并于4月立法禁止国家公职人员拥有海外资产。而中国政府的反腐至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民众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要求还施加严厉打压。4月中旬以来，北京先后刑拘了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人。最近许志永被刑拘，其罪由之一就是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借丑化他国或者政治对手来抬高自身或者证明自身正确，是中共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宣传惯技。以前毛时代中国闭关锁国，信息封闭，传播技术也落后，国人读取信息的管道单一，所以那些“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后，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之类的宣传有不少人相信，但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同步性已非当年可比，中共还袭用这套陈旧的宣传手法，不仅不能愚民，反而自曝其顽愚。今年5月《人民日报》开了一个“无德无信美国人”栏目，美国朝野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却遭到国内网友痛批，不到一个月就悄悄改成“你不了解的美国人”。这次王小石奇文甫出，不仅遭到国内网上舆论痛批，还遭受俄罗斯之声记者强烈的反击，颜面尽失。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8月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russia-20130807/1725615.html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8/chinarussia/）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杨澜和 40 美元的男孩——追踪“杨澜传奇”之六
也许有的读者已经看腻了杨澜的故事，也许有的读者认为吴征还有更需要去调查和披露的问题，所以不值得继续在杨澜的“小事”上打圈子。的确，吴征的学历问题可能只是他问题中的一部份，其他方面的调查多维社和我都在继续进行中；也许以後的部份更“精彩”，但这需要花一些时间。在这期间偶尔有杨澜的故事填一下空（“传奇”中一般都有些令常人羡慕、佩服的“小”故事），权当看两场比赛间隙那蹦蹦跳跳上场的拉拉队吧。 杨澜在《凭海临风》里写道，她刚抵纽约的第一天，去机场接她的朋友们就“滔滔不绝”地跟她谈起在国内轰动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整个儿是蒙国内的人。”朋友们告诉杨澜。 “他们说得慷慨激昂，又极流畅，显然是已对不少人说过同样的内容。我听著有趣，知道他们在细节上太过认真了┅┅”杨澜写道。 也许正是因为杨澜当时（和写书的时候）都太过忽略了海外的人们对细节的认真，所以才有了她也被人们“滔滔不绝”地议论的今天。杨澜当时大概怎厶也弄不明白那些朋友们为什厶那厶“慷慨激昂”（她多厶应该好好了解一下！），但起码她得相信那些去机场接她的朋友们既没有和剧作者曹桂林有什厶个人恩怨，更没有和《北京人在纽约》剧组有商业竞争。他们“滔滔不绝”“慷慨激昂”的所有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对海外的情形比较了解，对“整个儿是蒙国内的人”的事情愤不过，要较个真儿。海外的世界这厶大，什厶事儿做过份了总会撞到较真儿的人们。 94年我在《世界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私生女是真是假”之後，有人告诉了我一些关於《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的情形，希望我能写一写；还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大纸袋关於《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周励的资料。但由於我当时忙於其他写作，再加上那两件事情都已经是“昨日的新闻”，所以我没有下功夫去调查写长文，只是把曹桂林和周励等内容合在一起，写了篇四千字左右的文章，发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杂�疑稀� 这次在了解吴征杨澜事件的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他们的不少做法居然和周励颇有相似之处，於是翻出了那一袋周励的资料，重读更觉得有趣，就因为有了这些“相似之处”的新发现。不信请看下面这些例子： 40美元的童话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周励写道：“1985年8月21日，我从上海登上飞机时，身上只带著40美元。” 在《凭海临风》中，杨澜写道：“他（吴征）十九岁时只身去法国求学，兜里只揣著40美金┅┅” 我原来一直以为周励是带著50美元来美国的呢，一查，原来一分不差，她和吴征一模一样都是只带著40美元。这当然可能是千真万确的，那个年头嘛，或许当时只允许换40美元外币。他俩都从上海出境，带了一模一样多的钱出国也没有什厶奇怪，这个世界上巧事多著呢。 但为什厶都要强调40美元呢？周励要凸显的是，那些“长著一头金发、有著一双双碧蓝的、灰色的、棕色的眼睛的”“生於斯，长於斯，然而在美国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只能争到一个给别人当秘书、收听电话或者当售货员、替人跑腿等等廉价的打工饭碗”；“而我——一个在1985年夏天闯入美国自费留学的异乡女子，虽然举目无亲，曾给美国人的家庭做过褓姆，在中国餐馆端过盘子；却能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 杨澜吴征要凸显的也同样：“他（吴征）没日没夜地在餐厅里打工，挣学费、生活费。”“凭自己的才干在美国创下一块天地┅┅”“我从替人打工，到替自己打工，到置身曼哈顿中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毕竟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轻车熟路，好不自在。”（吴征序言） 周励以“从40美元到千万美元生意”的故事赢得的是：“一个女超人传奇的故事”“浪潮般的赞誉和推崇”。（《成功不在曼哈顿》，知识出版社1993年2月）“这样的成功之道┅┅有些人是擦著眼泪读完这部书的；很多读者（包括80多岁的老人）给出版社写来长信，诉说自己激动不已的心绪。”“不少影视机构意欲将《曼》书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其中包括谢晋这样的大牌导演和北京电视艺术制作中心这样的当红机构。”（《新闻出版报》1993年1月15日） 吴征以“从40美元到美国的一片天下”的故事赢得的是：“他曾为欧美数十家大型媒体机构、包括著名的美国电视设备公司Scientific Alanta担任顾问”（《新闻经济导刊》2001年10月26日），“在海外的华人圈里，吴征早就是一个名气颇响的年轻的华人实业家。”（《上海证券报》2001年11月17日）“受聘为北大、清华和上海大学客座教授”（吴征简历）。由於“吴征是那种商业素养和文化素养两者都具备的人”，（新浪财经2001年4月21日）杨澜自然也因嫁了如此有素养的富豪而备受国人羡慕。“幸运的杨澜拥有了成功者所拥有的一切┅┅”“杨澜的故事，似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成功神话。”（《上海证券报》2001年11月17日） 两个40美元，表达同样的内容：从贫寒到巨富的“传奇”故事。 “蓝眼睛的欧洲男孩” 和“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 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介绍她的德国丈夫迈克的一章题目是“蓝眼睛的欧洲男孩”。 杨澜的《凭海临风》中介绍她的美籍华人丈夫吴征的一章题目是“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 我手头的周励资料中没有“蓝眼睛的欧洲男孩”这一章，仅凭当年在书店粗略扫过一眼的记忆，如有误，顶多拉下了“金头发”之类。为了核对记忆是否有误，我打电话给一位曾在大陆做过出版的朋友。 “哈哈┅┅没错，”她觉得我的发现好玩极了，笑著说，“你知道对许多没出过国的中国女孩子们来说，‘蓝眼睛的欧洲男孩’和‘黑眼睛黑头发的华侨男孩’是多厶迷人、多厶令充满罗曼蒂克幻想的女孩子们沉醉和想入非非吗？岂止写纪实作品的周励、杨澜知道，写小说的“美女作家”们也知道。这就是为什厶卫慧的《上海宝贝》里的男主角是‘蓝眼睛的欧洲男孩’，也是德国人呢；棉棉的《糖》里的男主角是‘黑眼睛黑头发的华侨男孩’， 嗯┅┅好像不是萨伏大学法语系毕业的，是英国长大的。瞧，她们的作品全都风靡中国了吧，聪明女性所见略同嘛。” 我还真不知道今天的中国男人居然在文学作品里都不被女孩子们追了，天哪，幸亏逃的早┅┅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我太拘泥细节了，但大家都读过几本小说，知道故事的编织主要靠细节。吴征的“密特朗夫人关照去法国”就是一个细节，可能是很随意表达的、很小的细节，但给读者的感觉则不必言喻了，否则为什厶《富比士》都引用，读者们也都记住了呢。 如果周励只说她的迈克是“一个德国人”，读者脑中可能反应出一个严肃、呆板、不苟言笑，甚至电影中的德国法西斯军官形象。而“蓝眼睛的欧洲男孩”则诱人想起西方罗曼史小说中那些潇洒、富有、浪漫的西方男子们。 如果杨澜只说她的吴征是“一个大陆留学生”，读者脑中可能反应出一个寒酸、木讷，在拥挤的小屋里、昏黄的灯光下苦读的书呆子（桌子上斜斜歪歪的电脑旁胡乱堆满了不只40本哈佛、麻省教授的天书）。而“黑头发黑眼睛的男孩”则或许能使不少女性想起当年那个曾风靡中国的、杨澜的好朋友费翔，或者《情人》电影中那个迷倒法国少女的年青华侨富商。 所以，你不得不恭维一下周励和杨澜在这种场合用词、用意的小细节呢。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2002-01-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3👍 0💬 0中国：资本外逃的“天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外资。当人们把眼光放在大批外资企业为中国提供了新的技术和就业机会，并大幅度增加了中国的出口时，却很少有人指出，如果不是外商送来了数千亿美元的外资，中国的大量资本外逃足以动摇经济稳定。最近，海外和国内媒体相继开始讨论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其实，这从九十年代就开始了，而且已经持续多年。这个问题现在终于引起了舆论的注意，虽然晚了一些，但毕竟还是启发国人反思一个问题，如果“改革”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越来越多的中低阶层收入萎缩、生活困窘，另一方面却为权贵们向国外转移数百亿美元的资产开辟了通道，这到底是为谁谋利？ 资本外逃之所以值得重视，除了道义层面的评价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首先，外逃的资本多数是经济和政治精英非法地将财富转移海外，这不但涉及非法行为，而且反映出这些精英对中国前途的担心，由此折射出那些位于权贵地位的掌权者对局势的真实判断。从精英们“用钱选择”的意向，可以看出这些人究竟对中国的未来有多大的信心。其次，资本外逃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能否稳定。权贵们在国内利用各种制度漏洞，非法谋取大量财富，然后转运到国外，作为他们日后到国外当“寓公”的本钱，此举势必掏空中国的国力，最终必然使普通民众今后的经济处境日益艰难。再次，当外商逐渐意识到，他们投入中国的投资存到国家银行后，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最后又被中国的权贵重新转移到国外，这必然严重影响外商对中国的信心，迫使他们不得不关心一个问题，有朝一日他们想把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中国时，中国还会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吗？事实上，两年前就有国内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警告，今后几年内，外商每年在中国的利润将达到上万亿人民币，那时将出现一个严峻的挑战：外商如果不能每年将利润换成外汇汇出中国，他们的投资活动就会被迫中止；若真让他们自由汇出全部利润，则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快就会枯竭，而这种局面会进一步引起国内权贵的担心从而加剧资本外逃。 中国是一个严格管制外汇的国家，所有外汇的交易都由国家银行控制，按道理政府应该比实行自由经济的国家更能掌握外汇的流向。然而，在中国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政府的外汇管制措施只能限制普通百姓，而对权贵们却并无作用，因此权贵们得以上下其手，每年将上百亿的外汇非法转移国外。政府其实对此完全心中有数，却十几年来听之任之，似乎毫无作为。相对于政府在舆论和信息管制上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防止资本外逃这个事关中国经济命脉的大事好象从来就没有成为政府真正关注之事。 下面就用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分析过去过去二十年中资本外逃的动向。“国际收支平衡表”反映一个国家所有外汇的进出，由于涉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资金往来，其数字不可能由中国的政府机构自行操纵，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很容易通过交叉核查发现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数字的错误，所以，官方公布的这个表格中的数字基本上是可以信任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反映一个国家在外贸、旅游、投资等各方面的跨国资金流动数量，由于统计中难以避免的遗漏或小额误差，一个国家的外汇收入和外汇支出之间难免会有差额，所以专门设有一个栏目，称作“误差与遗漏”。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数字可能是正数，也可能是负数，但应该维持在很小的范围内，在中国这样严格管制外汇的国家，就更应当如此。如果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外逃，那么这个“误差与遗漏”的数字就会反常地明显增加，而且一定是负数。 从1982年到200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项一直是正数与负数交替，有3年为正数，5年为负数，每年“误差与遗漏”的数额都很小，这8年平均的“误差与遗漏”占外汇支出总额的比率仅为1.49％，可以认为属于正常范围。这种情况与世界各国的情形基本相似，说明在1989年以前，中国还未出现明显的大规模资本外逃。 “六四”以后中国的国际收支就出现了反常情况，从1990年开始，每年的“误差与遗漏”项都是负数，而且数额急剧上升，很明显，有巨额外汇原因不明地“失踪”了。这就是中国的资本外逃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留下的痕迹。逐年来看，199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比率突然跃升到5.7％，是前8年这一比率平均值的4倍；1991年该比率又翻了一番，达到10.9％的超高水平，也就是说，相当于中国当年外汇支出十分之一的外汇“失踪”了；此后从1992年到1997年，这个比率一直徘徊在7.5％上下。由此可见，中国的资本外逃始于1990年，在国内泡沫经济的高峰时期，资本外逃恰恰处于最猖狂的阶段，权贵们把利用泡沫经济和以权谋私搂来的财产大笔转移到国外。这证实了一些国内学者关于权力资本化后果的判断。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1998年，资本外逃突然刹车，该年“误差与遗漏”的数额出奇地小，这显然是因为权贵们不愿意在国际性金融危机期间把资本转移到国外去承受风险。从1999年开始，资本外逃又重新恢复，1999年的“误差与遗漏”比率再次跳升到4.9％，2000年该比率仍高达3.6％。由于1998年以后国内经济陷入持续性衰退，权贵们“发横财”的门路变窄了，资本外逃的数额比泡沫经济时期略有下降。 多年来究竟有多少资本被权贵们非法转移到国外？国内外学者对此数额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如果把上述正常情况下国际收支中“误差与遗漏”项平均占1.49％这个比率看做是中国外汇统计中正常的误差率，并据此将超出这一比率的“失踪外汇”视为资本外逃的数量，可以推算出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资本外逃数额总计达到880亿美元左右，占同期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四分之一。这还只是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失踪”外汇所做的推算，必然大大低于实际的资本外逃数，因为有许多人还利用假贸易结算、假投资等种种手段把资本转移到国外，这种类型的资本外逃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混在正常的外汇支出项目中，无法单独区分。所以这里所做的估计只能算是中国资本外逃的最低估算额，但即便是这个数额也够触目惊心的了。 有人说，中国是外国投资者的“天堂”，其实，中国也是本国权贵外逃资本的“天堂”，前者支撑着后者，才使中国的经济暂时免于灾难。但是，这种局面能否持久呢？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权贵们向国外转移资产的速度又加快了，如今小留学生出国留学也成了资本外逃的手段，而政府则在政策上为此提供了便利，把个人向国外汇款的限额一下子从2千美元扩大到2万美元。可以预期，今后中国的资本外逃还会加快，由此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不久将显示出来。 2002年10月应BBC稿约而写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复工何其难，经济春不归
程晓农 新冠肺炎的严重疫情沉重打击了中国经济，各地因防疫的紧急需要而实行的“封城”“封市”“封居民小区”等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瘫痪了春节后的中国经济。中南海急于挽救本已困难重重的经济，严令各地尽快复工，复工率成了各级政府追求的政令指标。几个星期过去了，实际情况如何？全国制造业企业面临劳动力流动受阻、上游供应链隔断、出口订单流失三大难题而束手无策。复工何其难，经济春不归，已成难以否认的事实。 一、政令为何不灵？ 为了挽救和恢复经济，北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复工命令、企业财务宽松政策和大工程项目投入计划。可以说，北京高层已经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复工命令是要求各地的企业分区分级精准复产复工；企业财务宽松政策包括增加放贷、已有贷款展期并下调利率、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减免5个月、商铺短期免租、小企业增值税减免；大工程项目投入计划指启动13个省市区（京、沪、冀、晋、黑、苏、闽、鲁、豫、滇、川、渝、宁等）10,326个项目共34万亿的“新基建”大规模工程。但是，这三类政策不是“药难入内”，“药不对症”，就是“缓不济医”。复工命令是“药难入内”，企业财务宽松政策属于“药不对症”，而大工程项目投入计划则是“缓不济医”。 复工令的“药难入内”源于经济体制市场化与行政管控官僚化的矛盾。中国的经济体制早在上世纪末已从企业全面国有制、经济计划管理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转变为企业私有为主、经济调节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行政上仍然按集权体制的“全国一盘棋”来运转，行政命令可以直达企业层面，但来自北京的政令不仅无法让私营企业（包括外企）言听计从，连地方政府也是“一地一盘棋”。全国制造业企业面临劳动力流动受阻、上游供应链隔断、出口订单流失三大难题，企业即便复工也难以解决。企业财务宽松政策之“药不对症”，也出于同样原因，虽然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却无法缓解这三大难题造成的企业困境。至于大工程项目投入计划的“缓不济医”则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从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到征地，前后可能长达1年以上；这些准备工作都顺利完成了，才可能进入招标及施工状态，工人才可能进入工地，最快也是明年的事了，搞得不好要几年以后。所以，这些重点项目基本上是“远水不解近渴”，甚至可能是“画饼充饥”。 正因为如此，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指出，“中国政府沿袭着旧有的思维，懒于去了解企业实际的需求，而是采取着原来的那一套对待制造业的最简单、方便的做法去恢复经济，利用金融、财政工具来为企业输血、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这对1月份时紧急复工、支援防疫物资生产固然有效，但进入2月份，经济从紧急复工转为全面恢复时，这一方法就显得‘事倍功半’了”。这样的评价还算客观，点到了政令不对症的这个关键问题。 二、复工率反应出经济回春？ 不管政令对不对症，地方政府都必须摆出响应的姿态，于是，对企业强令复工就频频发生。随后，大部分省市公布的复工率明显上升，例如，各省市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到2月底21省市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超过80%。复工率是个政府下达的行政指标，各地向上报的数据当中含有不少“水分”。对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部分员工上岗，就可以上报复工了，但并不等于生产线全时运转，只有企业自己知道，运转达到了什么程度。 进一步看，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产业链、位于不同地区的企业状况千差万别，很难用复工率这一把尺子去测量。比如，从生产线长短来比较，做食品的和做电子产品的生产线不一样，技术难度也不同；对电子产品或精细机电产品生产线而言，上岗的人不全，生产线就可能无法运转，甚至因为一个关键岗位无人操作或靠没技术、经验不够的人顶替，整条生产线就无法正常运转。又比如，位于不同地区的企业员工来源不一样，苏州地区的企业中本地员工占相当大比例，复工容易，复工率自然高；而广东东莞地区的外地员工占比很大，复工当然难得多。 经国内的《财经》杂志记者调查，多数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人员要到3月中下旬才能齐全；为了救急，大部分企业的做法是，把现有人员集中在一些有条件转起来的生产线上。不少公司的管理层人员也临时下生产线，填补岗位空缺。广东省政府宣布，截至2月26日，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90%。但另据报道，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外企集中的制造业和出口重镇东莞市，大中型外资企业的复工率就只有60%多；而《财经》杂志的记者发现，在大量组装苹果手机的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该园区主管称，2月底此园区的复工率实际上只有30%。长期跟踪分析中国经济形势的投行日本野村证券的调查则显示，中国因疫情而受到广泛影响的行业占GDP的65%，这些行业截至3月1日的复工率只有44%。 三、客流、物流依然受阻 中国各地的防疫措施已经使国内的客流和物流受阻一月有余。客流受阻直接导致劳动力不易返回工作地区，而物流受阻则使企业的上游供应链中断。 交通运输行业是现代经济运转的毛细血管，目前仍未恢复正常状态，其原因是，不少省区目前仍处于防疫紧急状态，不仅未解除人口流动限制，也限制外地货运车辆出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到2月底为止，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还有12个省继续保留旅行方面的最高级别限制；另外，该报用数据提供商万得(Wind)发布的资料计算，2月末8个主要大城市的地铁客运量仅为平时的五分之一。这些数据都表明，防疫期并未终结，只有等疫情“红灯”熄灭，完全解除人口流动管制，劳动力才可能充填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岗位，工业企业才可能真正进入全运转状态。 其实，那些仍然实行人口流动管制的省份何尝不想尽快“解放”呢？它们不敢解禁，自然有其苦衷，或者是疫情数字瞒报了，实际情况比上面所了解的严重，不敢解禁；或者是担心一旦解禁，因人口恢复流动而加快人际传染，导致疫情回升，到时候还是会被上面追责。从高疫情省份的角度去看，人口流动解禁，其他用工省份会受益，但本地却承担着疫情回升的高风险，它们不可能为了“全国一盘棋”而自我牺牲。 由于一些省市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外地司机驾驶的长途运输货车就受到交通管制，物流受阻，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所需要的零部件、原材料便来路中断。现在这些企业复工后主要靠原有的零部件、原材料库存维持运转，而到了3月底它们的库存会普遍告急，有人无料，企业运转可能再次停顿。与此同时，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的日本、韩国在中国的企业依赖母公司的国外零部件、原材料供应，现在日本、韩国也发生疫情，如果疫情进一步扩大，这些企业的母公司供应链也可能中断，会造成停工。 四、订单流失不再来？ 其实，目前企业最担心的是订单，没有订单，企业复工生产就毫无意义。特别是对出口企业而言，因为停工而导致客户取消订单，订单流失不再来，那么，这些出口企业面临的就不是复工不复工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出口企业上游的无数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企业必然受到牵连，也会进入生死挣扎之中。中共拚命催促复工，其实也是害怕这种结局的出现。 美中贸易战之前，大批跨国公司原来把“鸡蛋”都放在中国“篮子”里，在中国“造鸡蛋”，再从中国“买鸡蛋”供应本国市场，不但美国公司如此，欧洲、日本、亚洲的企业也如此。这场贸易战让它们体验到的深刻教训是，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唯一“篮子”里的风险太大了，不但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造成的风险，还有这次疫情之类的突发事件，这些风险都足以破坏跨国公司的正常运营，导致亏损甚至破产。因此，去年美中贸易战伊始、早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前，许多跨国公司本来就开始把“鸡蛋”转放在几个“篮子”里，也就是改变同一产品单地下单的经营策略，安排同一产品多国生产。中国目前许多出口企业无法正常运转的局面，会加快这些跨国公司转移订单的速度。 据新华社下属的《经济参考报》报道，东莞市商务局调研员雷慧明介绍，企业复工时间普遍延迟，企业出口订单从目前监测情况看，已减少约10%到15%。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开展的“疫情对本地民营企业影响”专项调查发现，表示会“缩减业务”和“暂时停产停业”的受访企业分别为21%和20%。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商务部这个星期宣布，对7千多家外贸企业的调查显示，90%以上企业存在货物出口运送和收汇被迫推迟的情况，面临较大的买方取消订单、拒收拒付风险。从上述信息来看，至少已有约五分之一的出口企业陷入了困境，今后这个比例可能进一步上升。 中国经济的整体现状也可以用一个反映企业动向的指标来综合观察，这个指标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人信心指数（PMI，正常状况下应高于50，最差是零）。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该指数今年1月是50，2月跌至35.7，远低于国内专家们的乐观预测；从分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采购经理人信心指数的5个部分均位于临界点之下，其中生产信心指数和新订单信心指数下降最明显，分别比今年1月下降24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企业对生产完全恢复和保留订单不丢的信心，只剩下20来个百分点，任何国家的企业若处于这种状态，都是经济大萧条的表征。 中共现在挽救经济的举措都以恢复原有增长速度为诉求，但这似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impossible mission）”，因为2020年突发的疫情不单纯是给经济雪上加霜，还可能在经济失去动力和美中经贸摩擦这个大背景下，造成伤筋动骨的结果。 （原载于大纪元，2020年03月0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8/n11924154.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艾未未发掘的一块时代拼图
9年前我着手研究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之时，感到缺少一块拼图，即中国媒体人对政府控制媒体的经验自述。我当年虽然存有6本工作笔记，但一则本人是著述者，不能强调个人经验；二则我所供职的媒体并没有全国影响，因而这一块就只好留白了。但我心存希冀：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媒体人，说不定会有某位有心人为历史留下一套详细的工作笔记。 艾未未2010年12月2日对16位媒体人的采访，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他采访的媒体人均供职于现阶段有全国影响的媒体，其中既有南方系列，也有在属于“外宣刊物”的《凤凰周刊》，还有新兴媒体互联网的总编。作为采访者的艾未未能够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机智地设问与追问，将媒体、媒体人在中国这一特殊政治环境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大都涉及到了，算是为这段时期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留下了一份媒体人的职业体验文本。如果说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各种法规性文件算是控制的骨架，这些访谈则有如血肉，让人看到了许多控制的细节。 首先，这篇访谈触及到中国政府－媒体－民众这三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媒体人就知道媒体在西方社会被称为“第四权力”，中国的利益受损群体也早就学会向媒体求助。但面对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的控制，媒体人确实产生一种深刻的职业无力感：“因为你感觉到一个无形伞，它控制了你，你没有办法”（喻尘）。这一“无形的伞”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指的当然是政府无所不在的控制，这种控制让媒体人每天都在考虑如何自律，如何确定新闻的安全边界，如何能够既不辱没媒体人的职业道德又能够保媒体平安――我当年在媒体工作时面对宣传部门的经常性指责曾感叹：在中国媒体工作，犯错误是绝对的，不犯错是偶然的。没在媒体工作过，或者在媒体工作却从不触碰敏感话题的人，根本无法体会这种走钢丝的感觉。 在这种控制下，媒体人即使想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报道利益受损者面临的剥夺与不公，以影响政府决策，也经常有心无力： “作为新闻媒体来讲他就是飞蛾扑火的感觉，前面一片汪洋大火你飞进去之后，就可能一点作用都起不到，增加你职业的挫败感。”（符伟） 其次，这篇访谈展示了媒体人如何在政府控制的缝隙中打插边球。由于新闻事件发生的不可预知性与网络传播的快捷及广泛性，政府控制媒体注定无法象毛时代那样滴水不漏，“从新闻报道这方面来说，被限制住的题材越来越少了，报道出来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是不可控制了，……当局控制新闻的手法可以说更专业，更严厉，并且更有效，但是他们的主观和客观是背离的。他们总体上是没有一揽子的计划和方案。”（程益中）这种状况给了媒体人一定空间，比如打时间差，在上级禁令没下达之前赶紧报道；或者从另一个角度另辟蹊径，“合法越界”（杨磊）。在艾未未VS陈晓莹的访谈中，两人对2010年上海大火采访的细节，能让读者体会到中国先进媒体人的含辛茹苦及见缝就钻的精神。面对无处不在的“上级”的多头管理，媒体人还得学会如何与“上级”打交道。当上级来邮件通知说某报道“不可以”时，“我们现在问为什么不可以，这也是一个不停地交涉的过程。”（杨磊） 艾未未对《新京报》社长戴自更的采访，凸现了在中国做一家负责任的媒体之艰难。“感受就是做新闻不容易吧，在中国，挺累。就是把握那个平衡挺辛苦。”这“平衡”就是在当局容忍的底线与媒体的责任底线（即戴说的“知识分子的骨气”）之间寻找一个“点”，既能让媒体不堕落成“喉舌”，又能让媒体存活下去。戴自更对琐事一点一滴的叙述，以及他经常感受到的压力，几乎是每家有责任的媒体负责人的日常生活。（《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曾苦涩地自嘲：“写检讨是南周负责人的基本功”。） 第三，从艾未未对这群媒体人的采访中，我看到了值得高兴的现象：在媒体从业者当中，一个价值共同体正在形成。这个共同体的底线是要讲“常识”，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有正确理解。虽然这个共同体还只存在于全国少数媒体及几家网站当中，但我相信这个共同体有如火种，将不断燃烧并照亮中国的媒体行业。若干年前我曾说过，中国以《南方周末》为主体的南方报业犹如中国媒体业的黄埔军校，它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有职业精神的真正媒体人，这些人现已逐渐成为媒体行业的骨干，对推动中国新闻自由化具有重大影响。 目前中国媒体业的现状是：一切都已成形，一切都未稳定；生中死，死中生；生无穷尽，死无止境。艾未未这组访谈展现的正是中国媒体人在严厉控制下的困惑与韧劲，它补足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一块拼图，这块拼图对研究极权国家的媒体控制非常重要。 （艾未未在北京举行的“八小时论坛”上与16位媒体工作者的对话内容节选http://www.bullogger.com/blogs/aiww/archives/373835.aspx）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0年1月2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1/ai-wei-wei-china-media/）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政府的财政与百姓的蜗居
从中国政府将投资这驾马车的驾辕马定为房地产以来，一些研究者（包括我在内）一直在观察这驾马车还能跑多远？换个说法，就是政府的土地财政什么时候走到尽头？因为按照理性思维：第一，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可用于开发房地产的城郊土地数量有限。早在2007年，北大教授平新乔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沿海地区的可用土地资源最多能够维持3至5年；第二，政府能够最低限度地保持信用，承认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期限为70年的合同有效。因为这不仅是政府与房地产商的交易，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购房者倾尽财力的投入。第三，中国为了自身的粮食安全，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粮食生产用地。 土地“靓女”被政府强行嫁第二遍 但中国政府的发展思路永远具有别人想不到的中国特色，同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在远未到合同期满的70年之前，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省份已经想出奇招：无论是住宅用地还是工业用地，只要具有开发价值，由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重新收归国有，目的是为了再卖一遍。让政府再次获得土地增值收益。且看以下事例： 事例一：8月29日，新华网上登出一条消息，“江苏常熟突令800多名住户拆迁 仅提前15天通知”。这条新闻的梗概如下：2010年春节前，江苏常熟湖苑五区的居民们从《常熟日报》上的一则通告得知，他们拥有的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在15天内被政府收回，随之而来的就是拆迁。按照全国通例，房地产开发商与当地国土局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合同期限应该是70年。可是，这里的房龄还 未满10年，有的住户搬进去只有4年。 这次拆迁范围涉及34万平方米的土地，800多名住户。政府宣称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是为了实施“琴湖片区综合改造”工程，在这块土地上建成常熟未来的“休闲商务区”，法律依据是“公共利益”。 居民们发出一连串质疑：购买的房产为什么政府说收回就收回？城市土地规划可以随意修改吗？这种以牟利为目标的“商业开发”能算“公共利益”吗？拆迁补偿合理吗？土地储备中心作为拆迁项目的主体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为了维权，拆迁户们状告常熟市国土局、发改委、住房建设局、规划局。但目前似乎还未看到胜诉的可能。 事例二：台商被迫与政府土地置换。据BBC今年9月2日消息，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日前率团前往大陆访问，不少台商希望海基会能够帮他们与地方政府交涉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置换的问题。早期到大陆投资台商多以制造业为主，工厂也都设在城市近郊，工业用地的使用权期限一般为30年。但随着长三角一带经济形态的改变，人口密度愈来愈高，以往以工业用途为主的开发区，当地政府已计划变更为住宅或以服务业为主的商业区，如此一来，原来的工厂就势必得往更外围的地方迁移。土地使用权期限虽然未到，台商也都愿意配合政府意愿搬迁，但遇到的问题是政府给的拆迁补偿费，以及政府设置的有关土地投资密度的价格，根本不够台商在新的地方盖新厂房。除此之外，让许多台商与当地政府产生严重纠纷的，则是对于土地增值后的利益分配，政府与台商的计算方式很不一样，政府计算的补偿比台商计算的要少得多。 重庆逼农民拿土地换户口 重庆则是另外一番风景。在薄督的领导下，重庆推行要农民用“土地换户口”。据介绍，在户籍改革中，重庆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这“三件衣服”。计划两年内让 300万农民进城，十年内让1000万农民进城。由于农民脱掉的这三件衣服核心是“土地”，所以连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都指出这种政策的剥夺性质：“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两换这个事，你跟城里人跟哪个公民敢讲两换？法律规定承包地和宅基地，农民的住宅是我 的合法的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应该政府给我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的财产来换，没 有过这种事情，所以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在加紧以各种名义回收土地。一份由网易房产和《第一财经日报》联手披露的闲置土地统计名单，其包括1457宗闲置土地。其中因政府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共849宗，因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为608宗。回收的理由是指多家知名上市房企、国企、央企涉嫌“坐地升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违规土地被回收后会重新标价再“出让”一次。 建设部为今后大规模的拆迁张目 如果以为上述政府毁约行为是个别地方政府所为，那就大错特错。因为国家建设部最近已经通过几个管道放出话来：8月6日，在“2010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国家住建部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发言语惊四座：1949 年之前的房子，属于小农经济年代的，除了没有历史文物价值的，都属于可以拆除的；1949年到1979年的房子，属于50年代大工业规模年代形成的工人新 村，也是可以拆除的；1979年到1999年的房子，虽然有成套的小区，但由于缺乏规划，也是需要改建拆除的；所以，真正不具备“拆除价值”的只有 1999年以后的房子，即近十年内修建的房子。 几乎同一时段，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中国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但建筑寿命只能维持25－30年。 住建部两位官员的话一出口，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弹。已经被住房这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倾全家毕生储蓄买的住房所凭藉的70年土地使用权完全是个空头承诺，在“公共利益”与“建筑质量”等无数由政府信手拈来的借口面前不堪一击。凡在1999年以前的房子（常熟的房子房龄是1999年以后）随时可能被拆迁。 媒体讨论还涉及另一个中国应该考虑的问题：工程质量造成中国的楼房寿命不到英国的四分之一与美国的二分之一（英国的建筑平均寿命为132年，美国的建筑寿命为74年）。中国的建筑业每年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却如此短寿，其结果是每年将产生数以亿吨计的建筑垃圾――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中国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据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 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粗略统计，在每万平方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 12000吨建筑垃圾。 对已经陷入垃圾围城的中国，在未能解决垃圾处理的情况下，还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生产建筑垃圾，完全是自毁家园的愚蠢之举。 中国的经济将奔向何方？ 今年工人罢工潮迭起，生态灾害频发，这两者都预示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透支劳工生命福利与掠夺生态资源支撑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尽头。最近中日经济比较成了热门。其实，两国经济现在唯一可比的是GDP规模大小。考诸实际，两国经济有一个主要区别：日本从经济起飞开始，其发展是依靠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开创出自主品牌企业，如东芝、日立、三洋、索尼；而中国近30年来一直是依靠土地矿产等资源粗放式发展，以生态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中国企业至今还没有任何品牌产品，中国制造等同于劣质品的代名词。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为什么如此困难？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放弃了保护知识产权，由此扼杀了本国的创新能力，个人与企业都满足于盗窃技术成果，无法形成技术开发能力。中国政治高层近一年来反复强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但至今为止，我还未看到中国政府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最基础的条件。如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打击，加大科研开发投入等。相反，中国当局展示给世界的是另一幅图景：出台新的外商投资规定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国家住建部与地方政府合谋，将主意打到了百姓的蜗居之上，仿佛铁了心要在用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这条路上狂奔下去，将整个中国无休无止地拆到拆不下去为止，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 中国经济增长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为了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8000多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近400万户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中国陷入了垃圾围城的困境。按政府目前透露的发展思路，不少中国人还要二度失去家园。如此“发展”好有一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4期，2010年9月9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