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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戏正唱＋替罪羊＋爱国主义旋律――中共新瓶装旧酒的危机处理方式
至今距汶川大地震已经一个月有余。由于在地震刚刚发生之时，就有英国某媒体与国内写手大赞中国当局已经“找到新的危机处理方式”，令世人刮目相看。所以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新“嬗变”的蛛丝马迹，盼着从中发现“中华民族的新希望”所在。 中国当局获赞扬的依据就是这次救灾反应“迅速”，媒体“如实”报道了灾情。在这家权威媒体的影响下，海外居然认为中国媒体“自由”过一段时间。但我知道、国内媒体人当然更知道中国的媒体从未“自由”过。灾情之严重确实被报道，但这并不标识媒体“自由”了，而是标识中国当局的“政治智慧”与时俱进。当年毛泽东要隐瞒饿死人的真相，缘于大饥荒是他与其政治随从酿出的人祸；而汶川大地震是天灾，所以可以如实报道，越惨烈越易获得国际援助，越能显得中国当局救灾之艰难与爱民重民亲民之意。 其实，只要在中国媒体有过采编经历的人，都知道目前这一灾情报道模式并无创新，还是“反戏正唱”的老套路，只报道政府在救灾第一线的重要作用，国家领导人如何亲临救灾前线关心灾民，在救灾中涌现的各种好人好事，民众如何及时得到了救助，因而对党感激零涕，……等等。这类报道的曲终篇往往是：由于党与政府的英明与大力救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爱党热情，因而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与政府的周围。这一模式首创于1954年，那一年长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损失惨重。如果报道灾情，痛恨“负面报道”的毛泽东肯定龙颜大怒；不报道，等于将媒体说谎公之于天下。所以《人民日报》与中宣部苦思冥想了“反戏正唱”这一高招，将自然灾害变成了人民拥戴毛泽东与共产党的欢庆仪式。此后中国媒体一直沿用这一模式，只是根据情况不同添加点新佐料而已。而众多外媒直到外国记者在灾区采访遭遇到各种人身限制与禁止采访后，才算明白了中国媒体原来并未获得“自由”。 每逢危机发生，寻找几只“替罪羊”几乎是中共惯伎。比如三年大饥荒的发生，是因自然灾害加上苏联逼债；“文革”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这次也不例外，只是没法将地震说成是某反华势力的阴谋策划，于是改用另一种方式。一是不断向国内民众抛出国际社会的反华势力，如 2008年5月20日新华网发布“衡量人性善恶的尺度”，指名道姓地为一些人罗列了“幸灾乐祸”的莫须有之罪；接着又由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出面发布一个“侮蔑中国地震的黑名单”，依次为美国电影演员莎朗·斯通、德国《明镜》周刊、法国《解放报》驻北京女记者Pascale Nivelle，英国《卫报》、韩国网民留言，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周刊。其实，榜上除了韩国网民留言之外，其余的报道并非《环球时报》指控的那样幸灾乐祸。5月14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的评论文章，只不过说了“中国官方媒体充分利用了这次地震，用习以为常的政治口号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等语，因此上了黑名单。 国内找“反华势力”有点不伦不类，于是用道德贬斥的方式设置几个靶子，先是各种捐款排行榜问世，让一些网民为捐款者的吝啬义愤填膺；然后再有一个不太世故的范美忠自投罗网般地说了番真实想法，于是不仅范被教育部解除其从教资格，还连带范信奉的“自由主义”也被人“打兔子带搂草”地狠狠抹了一把黑，一些网文大肆赞扬专制中国的救灾远比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更无私更有效率。 在内有灾害、外有“反华势力幸灾乐祸”的苦难煎逼之下，媒体与网络上的爱国主义似乎又高涨起来（网上帖子是否多为“五毛”所写则无从知其详）。这场“爱国主义国家游戏”如果到此曲终奏雅，倒也算得上“圆满成功”。可惜余秋雨仰承上意“含泪劝告灾民”不要给“反华势力”制造口实，王兆山不甘余后地发表了两首“青词”，代替近十万死者发出“纵做鬼，也幸福”的感慨，这一下将民众憋在心里的怨气全给引发出来，于是这两个本来就是千夫所指的丑类终于也当了一回当局的“替罪羊” （《华夏电子报》2008年6月19日，第249期）
何清涟2025-11-09 00:27👍 0💬 0政府的财政与百姓的蜗居
从中国政府将投资这驾马车的驾辕马定为房地产以来，一些研究者（包括我在内）一直在观察这驾马车还能跑多远？换个说法，就是政府的土地财政什么时候走到尽头？因为按照理性思维：第一，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可用于开发房地产的城郊土地数量有限。早在2007年，北大教授平新乔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沿海地区的可用土地资源最多能够维持3至5年；第二，政府能够最低限度地保持信用，承认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期限为70年的合同有效。因为这不仅是政府与房地产商的交易，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购房者倾尽财力的投入。第三，中国为了自身的粮食安全，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粮食生产用地。 土地“靓女”被政府强行嫁第二遍 但中国政府的发展思路永远具有别人想不到的中国特色，同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在远未到合同期满的70年之前，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省份已经想出奇招：无论是住宅用地还是工业用地，只要具有开发价值，由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重新收归国有，目的是为了再卖一遍。让政府再次获得土地增值收益。且看以下事例： 事例一：8月29日，新华网上登出一条消息，“江苏常熟突令800多名住户拆迁 仅提前15天通知”。这条新闻的梗概如下：2010年春节前，江苏常熟湖苑五区的居民们从《常熟日报》上的一则通告得知，他们拥有的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在15天内被政府收回，随之而来的就是拆迁。按照全国通例，房地产开发商与当地国土局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合同期限应该是70年。可是，这里的房龄还 未满10年，有的住户搬进去只有4年。 这次拆迁范围涉及34万平方米的土地，800多名住户。政府宣称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是为了实施“琴湖片区综合改造”工程，在这块土地上建成常熟未来的“休闲商务区”，法律依据是“公共利益”。 居民们发出一连串质疑：购买的房产为什么政府说收回就收回？城市土地规划可以随意修改吗？这种以牟利为目标的“商业开发”能算“公共利益”吗？拆迁补偿合理吗？土地储备中心作为拆迁项目的主体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为了维权，拆迁户们状告常熟市国土局、发改委、住房建设局、规划局。但目前似乎还未看到胜诉的可能。 事例二：台商被迫与政府土地置换。据BBC今年9月2日消息，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日前率团前往大陆访问，不少台商希望海基会能够帮他们与地方政府交涉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置换的问题。早期到大陆投资台商多以制造业为主，工厂也都设在城市近郊，工业用地的使用权期限一般为30年。但随着长三角一带经济形态的改变，人口密度愈来愈高，以往以工业用途为主的开发区，当地政府已计划变更为住宅或以服务业为主的商业区，如此一来，原来的工厂就势必得往更外围的地方迁移。土地使用权期限虽然未到，台商也都愿意配合政府意愿搬迁，但遇到的问题是政府给的拆迁补偿费，以及政府设置的有关土地投资密度的价格，根本不够台商在新的地方盖新厂房。除此之外，让许多台商与当地政府产生严重纠纷的，则是对于土地增值后的利益分配，政府与台商的计算方式很不一样，政府计算的补偿比台商计算的要少得多。 重庆逼农民拿土地换户口 重庆则是另外一番风景。在薄督的领导下，重庆推行要农民用“土地换户口”。据介绍，在户籍改革中，重庆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这“三件衣服”。计划两年内让 300万农民进城，十年内让1000万农民进城。由于农民脱掉的这三件衣服核心是“土地”，所以连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都指出这种政策的剥夺性质：“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两换这个事，你跟城里人跟哪个公民敢讲两换？法律规定承包地和宅基地，农民的住宅是我 的合法的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应该政府给我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的财产来换，没 有过这种事情，所以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在加紧以各种名义回收土地。一份由网易房产和《第一财经日报》联手披露的闲置土地统计名单，其包括1457宗闲置土地。其中因政府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共849宗，因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为608宗。回收的理由是指多家知名上市房企、国企、央企涉嫌“坐地升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违规土地被回收后会重新标价再“出让”一次。 建设部为今后大规模的拆迁张目 如果以为上述政府毁约行为是个别地方政府所为，那就大错特错。因为国家建设部最近已经通过几个管道放出话来：8月6日，在“2010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国家住建部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发言语惊四座：1949 年之前的房子，属于小农经济年代的，除了没有历史文物价值的，都属于可以拆除的；1949年到1979年的房子，属于50年代大工业规模年代形成的工人新 村，也是可以拆除的；1979年到1999年的房子，虽然有成套的小区，但由于缺乏规划，也是需要改建拆除的；所以，真正不具备“拆除价值”的只有 1999年以后的房子，即近十年内修建的房子。 几乎同一时段，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中国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但建筑寿命只能维持25－30年。 住建部两位官员的话一出口，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弹。已经被住房这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倾全家毕生储蓄买的住房所凭藉的70年土地使用权完全是个空头承诺，在“公共利益”与“建筑质量”等无数由政府信手拈来的借口面前不堪一击。凡在1999年以前的房子（常熟的房子房龄是1999年以后）随时可能被拆迁。 媒体讨论还涉及另一个中国应该考虑的问题：工程质量造成中国的楼房寿命不到英国的四分之一与美国的二分之一（英国的建筑平均寿命为132年，美国的建筑寿命为74年）。中国的建筑业每年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却如此短寿，其结果是每年将产生数以亿吨计的建筑垃圾――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中国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据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 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粗略统计，在每万平方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 12000吨建筑垃圾。 对已经陷入垃圾围城的中国，在未能解决垃圾处理的情况下，还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生产建筑垃圾，完全是自毁家园的愚蠢之举。 中国的经济将奔向何方？ 今年工人罢工潮迭起，生态灾害频发，这两者都预示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透支劳工生命福利与掠夺生态资源支撑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尽头。最近中日经济比较成了热门。其实，两国经济现在唯一可比的是GDP规模大小。考诸实际，两国经济有一个主要区别：日本从经济起飞开始，其发展是依靠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开创出自主品牌企业，如东芝、日立、三洋、索尼；而中国近30年来一直是依靠土地矿产等资源粗放式发展，以生态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中国企业至今还没有任何品牌产品，中国制造等同于劣质品的代名词。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为什么如此困难？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放弃了保护知识产权，由此扼杀了本国的创新能力，个人与企业都满足于盗窃技术成果，无法形成技术开发能力。中国政治高层近一年来反复强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但至今为止，我还未看到中国政府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最基础的条件。如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打击，加大科研开发投入等。相反，中国当局展示给世界的是另一幅图景：出台新的外商投资规定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国家住建部与地方政府合谋，将主意打到了百姓的蜗居之上，仿佛铁了心要在用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这条路上狂奔下去，将整个中国无休无止地拆到拆不下去为止，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 中国经济增长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为了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8000多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近400万户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中国陷入了垃圾围城的困境。按政府目前透露的发展思路，不少中国人还要二度失去家园。如此“发展”好有一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4期，2010年9月9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专访曹长青∶薄熙来谈清廉，全世界都笑了
政论家曹长青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薄熙来在庭审时“翻供”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薄熙来对庭审、对整个案子判断错误。薄熙来可能原以为，只要向中纪委“坦白”了，以他的高官地位，尤其是跟中共上层的关系，会在党内处理。现在发现，是要拿他做“祭品”，中共高层要用公审（还可能重判）来凸显共产党也是反贪污的（来欺骗中国民众），所以他急了，在庭审公开翻供，并极力为自己辩护。 他分析，因法院是共产党开的，进入这种法庭，就等于“请君入瓮”，所有辩解、辩护，都没什麽实质意义，因为对薄熙来案怎麽判，判多少年，早就在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或者更高层会议决定了。 另一种情况，曹长青认为薄熙来或者是要利用公审，向公众显示他还是“清廉”的，“按照中国的套话，薄熙来谈清廉，全世界都笑了。” 曹长青认为，薄熙来案的真正问题，不仅是中共这种司法（其实是党法，家法）制度的弊端，更在于，他在主掌重庆期间“唱红打黑”，要恢复文革那种思想专制和舆论恐怖。所谓打黑，就是利用所谓打击黑社会，其实是打击自由经济，并乘机从民营企业那里搜刮金钱。目前的起诉书完全是避重就轻。 中共起诉书没有追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而且中共高层刻意回避这一点。曹长青分析∶“因为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维持权力的基础。在政治局委员们的心里，都在唱红，其实就是唱住自己的位置，唱住共产党的权力。只有中国人民起来，像埃及人民那样革命，结束专制统治，中国的法庭才会是人民法庭，才会有大大小小的全部薄熙来都受到审判。” 曹长青的推特 2013年8月22日 ——摘自《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大陆众学者揭秘薄熙来首日庭审“翻供” 2013-08-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2:40👍 0💬 0中国经济 2025：摸着石头过河
何清涟 每逢年终，预测次年中国经济增速及大势是中外经济界热衷之事。但今年不同，尽管中国政府、IMF等仍然在预测，但中国民间声音却因当局整肃首席经济学家事件而消声，不再“妄议”中国经济。但凡对中国经济稍有研究的人都明白，#影响中国经济的两件大事正在同时发生，一是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希望阻止经济下滑，国际社会称之为螺旋式通缩（这名词是否噱头待议）。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风雷之势表达的将向中国以及墨西哥（中国转口贸易的重镇）加征高关税，这两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导致202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极不确定，注定要“摸着石头过河”，目前显露的有三块河中巨石： #中美科技战的2025将蔓延燃烧 中美两国围绕数字技术展开激烈竞争。路透社这么概括这场竞争：成为云服务基地的是数据中心。半导体芯片就是数据的“化身”。这里存在世界各国展开激烈争夺的半导体竞争的本质。因为即使无法捕获虚拟空间中无形的数据，如果利用存在于物理空间中的半导体，就可以对贸易实施管理，对工厂加以控制。 中国为了应对与美国的竞争，正在亚洲增强数据处理能力。截至2021年的估算显示，中国的服务器机房的面积达到170万平方米，2022年2月，中国政府启动了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国家项目“东数西算”工程。计划推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东部地区的数据中心分散到甘肃、内蒙古、贵州和宁夏等各地，据说这些远离沿海地区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军事上更容易防守。 日经新闻称，无论是美国的五大科技企业GAFAM（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和微软）的服务，还是中国推进的“东数西算”工程，如果没有先进的半导体都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开发出尖端的AI。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才将半导体定位为战略物资，竭尽全力在国家层面加以管理。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半导体产品和技术流向中国，建立了很高的出口管制壁垒。如流水般源源不断注入补贴的不仅仅是美国。还有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EU)各国，还有英国和印度，以及以新加坡为首的东盟(ASEAN)各国。台湾、韩国和日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都相同，各国和地区之间还存在微妙的竞争关系。但有个趋势是明显的：当芯片生产被列为政府管制的战略特质时，企业渐渐失去自由度。 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与Bernstein的数据显示，在当前的中美芯片战中，美国在最尖端技术方面明显占据上风。但在成熟制程芯片赛道，中国可能正在获得优势。鉴于美国国内认为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即对有限数量的先进技术实施严格限制不太成功，特朗普政府在芯片战上极有可能改变政策，因此，中美科技战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得看特朗普1月20日正式就职之后推出什么政策。 #中国制造业的瓶颈问题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24报告显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全球占比将上升至45%，西方发达国家加起来为38%。 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之后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住房+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制造业+碳中和驱动”，这个长期的结构转型中不少劳密型企业死亡，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但中国方面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目前只是制造业大国，并非制造业强国，正处在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不少短板需要克服。 据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主要产业存在短板的分析，中国当前产业基础的薄弱环节聚焦于“五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制造工艺和装备、基础工业软件、基础检测检验设备和平台。造成这种进口依赖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研究投入限制、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发展不均衡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等。 另一个需要克服的短板则是制造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仍然较低。2020年，中国制造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占比仅为3.55%，远低于德国的23.2%和欧盟的14.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分析，到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将需要900万人才，而人才缺口预计将达到450万。 这两大短板要克服，并非一朝一夕，还有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起作用。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将成为“技术创新”？ 特朗普的MAGA大业，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向中国与墨西哥加征关税，就是要逼迫制造业流向美国本土。自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制造业回归本土作为其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再工业化”计划，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美国”计划，以及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复兴政策”，虽然在策略和措施上各有侧重，但其根本目标一致，振兴美国制造业。 拜登政府大量启动基础设施投资，2021年中之后美国制造业建筑经历了快速上升，并在2022年3月历史性地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增速在2023年二季度达到峰值。通常来说，建筑投资的高峰期之后会迎来设备投资的高峰期，然而美国的工业设备投资增长并没有跟上建筑投资快速增长的步伐。但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建筑投资增速有所放缓。设备投资的表现显得不温不火，与建筑投资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迹象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并没有按预期顺利展开，美国国内的设备投资是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缩写为ITIF）今年9月曾为国会撰写一份长报告，标题为《中国正迅速成为先进产业的领先创新者》（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 ），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尚未取得总体领先，但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而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国企业很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西方企业。而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政策专家中，绝大部分来自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背景，而非技术经济背景。因此，这些担忧会给叙事和议程带来影响。例如，限制中国进口的主导论点几乎总是关于安全，而不是保护美国的技术经济能力。 该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权威人士、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将气候变化和减少不平等——而不是中国——视为当今的生存挑战。此外，即使是那些认识到中国威胁的人，也会默认加倍支持资本主义和美国制度。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体系未能应对中国挑战。现在是时候接受现实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创新体系虽然并不完美，但比美国以前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其中有很多方面值得美国效仿。” 报告撰写者指出，为了实施这些政策，美国应该采取适合当前生存竞争的“国家实力资本主义”。政府必须确定对国家实力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并进行充分投资以赢得技术经济战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该创建五个工业研究机构、一个“竞争力高级研究计划局”和一个工业发展银行；将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增加三倍；并为资本设备提供为期七年的折扣期。 这个报告发表在9月，有些看法很有见地。民主党政府如果继续当政，不大可能放弃气候教；但特朗普政府2.0会接受，只是巨额债务会影响政府的投入规模与时间。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判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流向，上述三块石头都有影响，但现在没有一块的影响力可以确定。而中国政府能够主动做的，就是尽力克服自身的短板。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12月2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pinglun/heqinglian/2024/12/27/hgl-china-economy-2025/） 中国经济2025：摸着石头过河 影响中国经济的两件大事正在同时发生，一是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希望阻止经济下滑，二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向中国以及墨西哥（中国转口贸易的重镇）加征高关税，这两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导致202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极不确定，目前显露的有三块河中巨石：中美科技战的2025将蔓延燃烧、中国制造业的瓶颈问题（五基薄弱、人才短缺）、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将成为“技术创新”。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判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流向，上述三块石头都有影响，但现在没有一块的影响力可以确定。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12月2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pinglun/heqinglian/2024/12/27/hgl-china-economy-2025/ ）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谈“敌人”和“政敌”
敌人是制度上的独裁者，他在主观上、客观上，思想上、肉体上，都要消灭你。所以和敌人的关系是“不共戴天”。 政敌是思想上的对手，他只是要在观点上战胜你，所以和政敌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如果在思想上不能战胜政敌，在客观上，却可能导致肉体上被消灭的结果。 对自由世界来说，塔利班、伊斯兰国、北韩等独裁国家是敌人。西方左、右派之间是政敌。右派如果不在思想、言论这个战场上打败左派“政敌”，结果就是给在肉体上被消灭铺路。道理很简单∶我右派主张出兵把恐怖主义消灭在境外，他左派高喊和平主义，死活拖住你的腿不让你去打。结果呢，就是世贸大厦被炸，你坐在平静的办公室里就被杀。右派如果没有打赢冷战，而让一路崇拜红色苏联的左派一直占上风的话，今天我们就可能都活在《1984》那种地狱般的世界。 难怪美国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痛斥左派知识份子是“为虎作伥的爪牙”（jackals），美国另一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说得更狠/更准确∶“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 所以，跟“政敌”用言论作战，不仅不是内斗，而且是消灭“敌人”所必须的先头战役。这就是为什麽西方内部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得你死我活，一秒钟都没有停过。 在中国问题上，中共是“敌人”——塔利班那种敌人。而那些认为共产党可以改良的、把独裁政权跟民主政府混淆的、做梦要和中共“朝野良性互动”的、认为港人占中违法的、不去高喊要中共退场，却不断要求让人民退场的、不唱衰香港雨伞革命誓不罢休的，还有那些不作秀就活不下去的等等，是（我的）“政敌”——西方左派那种政敌。 在思想上不能战胜这些政敌的结果就是—— 香港∶到2017开始假普选，像伊朗那种假选举，香港彻底变成专制一部分。英国统治时代，香港从未有黑名单。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异议人士进不了香港；更别提在言论方面，香港绝大多数媒体早已开始“自律”。假普选的结果，就是香港回归不到20年，中共彻底撕毁“一国两制”契约，使香港在全世界都涌向民主体制的大潮中，却沦陷给顽固独裁的中共逆流。这一幕，怎能不让任何一个真正渴望看到自由香港、自由中国的人痛心？ 中国∶继续专制，一个金正恩式的人物不仅把那个国家搞得更荒诞，更多人被捕，更多人遭到残酷镇压；言论自由更加倍地被扼杀——可以一夜之间封一千个网，甚至，仅仅是表达一下对香港占中的支持，就被逮捕！ 所以，那些天天唱衰香港雨伞革命的人，绝对是“政敌”。无论主观上他们是什麽愿望，其结果就是帮助中共这个敌人延续摧残人的独裁制度。 你们谁愿意认为那些处处替政府著想、要跟专制“良性互动”、要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找平衡、玩策略的人们是同志，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我对他们的批评/批判是对“政敌”的批评和批判！是政敌。所以，我跟他们没有“内斗”的关系，别硬是把上述那些人“内”给我，别自作多情让他们做我的“内人”。不要！！ 当然，对政敌，你可以和他坐下来一起吃饭聊天、探讨问题。我的邻居们大多数都是政敌，很反动的政敌，但我们经常在一起开party。对政敌，你要麽通过思想上的交锋把他赢成同志或战友，要麽就必须绝不客气地打败他，否则他们就是害己更害人。 比如说，高喊“没有敌人”的人，敌人就让他做11年的牢。与此同时，更有数不清的人，遭受更严酷迫害。 高喊“朝野良性互动”的人，敌人就让他永远在野。与此同时，又有多少人流亡国外，客死他乡。 敌人是直接凶手，政敌是间接凶手。不能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共产党人都是自己造孽的受害者），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就是专制的对立面。事实上，政敌在客观上、无形地帮助敌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必须打败“政敌”，才能让更多的人不再相信“没有敌人”，不再梦想跟独裁者“朝野良性互动”，然后奋然起来，铲除敌人，推翻专制，迎来一个自由的中国。 2014年11月25日于美国 2014-11-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无畏风雨 自救宣言 50 周年彭明敏出席演讲会
今年是“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发表50周年，彭明敏文教基金会昨（21）日举办纪念演讲会，虽然凤凰台风来袭，活动还是无畏风雨，照常进行，高龄91岁的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教授亲自出席，发表人之一魏廷朝的公子魏新奇亦莅临现场，和横跨5个世代的演讲者共同省思过去，展望未来。 主持人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罗致政表示，今天的活动主题“建立新国家，制定新宪法，加入联合国”，就是50年前彭教授自救宣言所揭橥的3个目标-建国、制宪、入联，是当时非常前瞻、甚至挑战政府的主张，但50年来，这三个目标，已成为主流民意及政党追求的方向与目标。 部落客医师杨斯 首先引用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诗开场，接著介绍几位深具胆识的年轻知识份子，包括当时年仅23岁、就向联合国寄出“决定台湾未来地位时，应诉诸公民投票”请愿书，并透过美联社与合众社广为传播的邱永汉；在30岁时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的白雅灿，一直到“1964年来不及散发的传单”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当年的3位发表人彭教授、谢聪敏及魏廷朝，分别是41、30及29岁，说明了台湾要进步，就要由30-40岁的年轻人走在最前面，同时呼吁大家支持青年人，除非有重大人格瑕疵，要允许他们有犯错的机会。 前阵子接受化疗的政治评论家金恒炜，今天也特地到场发表演说，他说彭明敏教授是“台湾的国父”，是英雄中的英雄，早在50年前就提出这麽不得了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是台湾的“先知”、“素王”，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的“特殊国与国关系”、“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在彭教授的自救宣言中一开始就铺陈出来，横跨50年，其政治主张至今还在实行，但也代表迄今还没有完成，这就是彭教授交给我们的任务。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召集人魏扬表示，宣言起草人之一的魏廷朝是他父执辈的长辈，从小就听父亲讲述他的事迹，因和彭教授共同发表自救宣言而入狱，有一次家中长辈过世要回去奔丧时，是由警察押著去灵堂致意，再押回监狱，在当年肃杀的气氛下，冒著生命危险站出来对抗蒋政权，让他印象非常深刻，而宣言中较少被提及，但他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在经济上，台湾人要如何自救，“经济自主”，不依赖美、中，否则没资格谈台独。 中国旅美作家曹长青感谢民主台湾，让他这个被中国列入黑名单25年的他，可以回到台湾。彭教授的自救宣言，他看了很多遍，感到非常敬佩，今天再看，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具前瞻性，对解决当前台湾问题，都指出很重要的方向，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自救宣言是勇气的来源，在50年前的白色恐怖时代，公开指出暴政谎言，正如希腊神话中偷火的普罗米修斯，展现偷火种给台湾的精神，才有今日光明的台湾。 国际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黄越绥感谢彭教授，在去年9月10日亲自致电邀请她发表演说，能被彭教授钦点，是代表所有台湾女性最大的光荣。她对著坐在台下的魏新奇说∶“我一生不跟人家关说，但为了你母亲，她不做国代后，我亲自到总统府，要求陈水扁总统，要继续关照你母亲，我做到了，陈水扁总统也做到了”。 黄越绥说，她的台语说的比中国普通话流利，曾为了曹长青，打算从头到尾说中国话，曹长青回她，“大姐，您就饶了自己吧，不用了”。接著就以台语表示，彭明敏教授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先知，也是全民智慧的启蒙者，虽然他牺牲奉献的代价是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孤老一生，但他为台湾民主之路留下最重要、也最宝贵的遗产，实至名归、受众人仰赖的彭教授，也很幸运的在上帝的恩赐下，亲眼见证他为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所贡献的结果。 演讲后，主办单位特别安排彭明敏教授甥孙女邱诗平及黄可侬的竖笛、钢琴演奏，活动在“母亲的名叫台湾、你是咱的宝贝、望春风、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乐声中圆满结束。 ——原载台湾《民报》2014年9月22日 2014-09-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中共梦断芯片路
程晓农 最近，西方媒体陆续传出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可能被美国制裁的消息。这究竟有多严重？可以说，一旦中芯公司被制裁，中共将梦断芯片路，不仅是芯片产业本身的技术差距会与国外越拉越大，而且，中共在中美冷战的军事对抗领域，其太空战、电子战等扩军备战能力将迅速落伍，进而失去对美国的威胁能力。 一、中共的艰难芯片梦 电子工业是互联网时代民用通讯的硬件基础，现代军工部门也对它高度依赖。所有电子产品的核心都是半导体组件，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电子工业就开始把晶体管零部件组合成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缩写IC）；随后，集成电路片越做越小，往往被称为芯片，其运算速度则越来越快。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中，集成电路无处不在，从军用的飞机、导弹、舰艇、卫星，到民用的汽车、电脑、手机和家用电器，全都靠芯片来维持运行。芯片产业（IC产业）属于电子工业的高精尖行业，其产业链的上游是芯片设计，技术难度最高，中国目前只能设计低功能芯片；中游是芯片制造，即用光刻机制造芯片，其原理不复杂，难在光刻机的工艺和技术极为复杂，中国只能进口现成的制造设备；下游是制成芯片的测试封装，技术难度较低。 中共曾多次试图研发光刻机技术和设备。1990年国家计委和机电部开始了面向民用的“908芯片工程”，以江南无线电器材厂与电子部第24所合并成立的无锡微电子联合公司（即华晶电子）为基础，政府投资20亿元。这个工程在举国体制下从立项到投产历时7年之久，归于失败；1997年投产时已落后于国际主流技术水平达4～5代之差，投产当年就亏损2.4亿元。这是举国体制的宿命，政府立项、政府投资、企业为政府研究，技术上很难跟上国际水平，结果，低技术加高成本，国产芯片便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中国的商用芯片只能依赖进口，为此得支付进口芯片内含的专利费用。2001年副总理李岚清再次推动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政府推出了对芯片产业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2002年将光刻机列入“863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牵头，多家企业共同组建了上海微电子，研发100nm（纳米）步进扫描投影光刻机，结果仍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后，中共改为进口光刻机来制造芯片。 2014年中共再次提出，到2030年集成电路产业链的主要环节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企业要进入国际第一梯队，实现跨越发展。所谓的跨越发展，就是“弯道超车”。中共想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实现“弯道超车”，主要靠两条。一条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跨国技术合作，就是购买芯片制造设备（光刻机），通过外国企业的后续技术服务，维持进口设备的运转，这方面以中芯公司为代表；另一条是，到国外高薪挖技术人才，指望他们“带枪投靠”，用这种方法盗窃外国芯片产业的尖端技术机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晋华公司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两条路的集合就构成了中国IC产业的成长模式。 二、晋华公司间谍路 光刻机是中国无芯之痛的一个缩影。福建晋华公司曾经是中共计划建立的三大芯片基地之一，它在自主研制设备无望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技术间谍手段实现芯片国产化，最后惨败收场。以前《大纪元时报》对晋华公司的故事有不少报导，我2018年11月29日在本网站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体制失灵和诡道失败：中美贸易战芯片版探秘”的文章，讲述了晋华案发的详细经过。而最近台湾法院对相关案件的宣判，彻底堵死了晋华公司的生存空间。 商用芯片中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非常重要，因此2014年中共投入1百亿美元，成立了3家存储器制造公司，其中晋华公司负责生产通用型存储芯片。晋华公司原本两手空空，它先从台湾挖高科技主管来主持公司发展，下一步便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美国的美光科技挖技术人才“带枪投靠”，然后让技术间谍从美光盗走了900多份技术机密和专利档案。美光公司发现技术机密被盗后，2017年在台湾提起诉讼，桃园地检署受理立案；美国司法部2018年又宣布，联邦大陪审团对福建晋华、其合作伙伴台湾联华电子以及联华的3名员工提起诉讼，指控这两家公司涉嫌窃取美光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估计价值达87.5亿美元。所有被告都被指控共谋经济间谍罪，若罪名成立，被告企业将面临最高逾200亿美元的罚款；然后，美国对晋华公司宣布技术和零部件出口禁令。 当时晋华从美国购买的部分设备已到货，正处于装机验机阶段，美国商务部的禁令下达后，美国的相关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和软件供应商立即停止了一切技术支持；晋华的台湾合作者联华电子则接到了台湾国贸局的函令，也停止了与晋华公司的合作。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导，台中地院今年6月12日对美光起诉联华电子窃取商业机密一案宣判：3个为中共充当技术间谍的台湾工程师分别被判刑数年，同时每人判处罚金数万美金，联华电子则被判处罚金1亿新台币。目前美国司法部针对联华电子及3个涉案人的诉讼仍在美国进行。 晋华公司以谍开路，遂行“弯道超车”，因此梦断中途，其进口设备不能运转，企业陷入半死不活的境地，现在正准备卖厂房关张。一个间谍案把一个新建的IC企业彻底送终，说明晋华公司生靠间谍，死也死在间谍落网上。 三、中芯国际面临制裁 中芯的开创全靠台湾人张汝京，他毕业于台大，曾在美国的半导体大企业德州仪器（TI）工作了20年，2004年4月到上海创办中芯国际并担任CEO，2009年11月离职。今年8月初张汝京在一个会议上谈到，2000年建芯片厂时，小布什政府对中国比较支持，逐渐开放了一些限制，当时中芯国际从美国获准引进0.18微米和0.13微米级别的技术、设备和产品；克林顿任期内对出口中国的芯片制作技术和设备减少了限制，中芯因此得以从美国先后进口了90纳米、65纳米、45纳米以及32纳米的芯片制造设备，这套32纳米的设备制程可延伸到28纳米。这一系列光刻机就是中芯到现在为止制造芯片的设备条件。 2011年中共发布了国务院4号文，即《进一步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简称“大基金”），并明确提出，到2030年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企业进入国际第一梯队，实现跨越发展。其中的重点是芯片制造，“大基金”在这个环节上准备投入的投资占芯片产业总投资的63%，其中又以中芯为主。 现在芯片制造业里中国最大的厂家就是中芯，但前两年它在国内芯片市场上也只占五分之一，国内市场的一半由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占有。中芯国际最大的股东之一大唐电信在中芯董事会保有席位，大唐电信作为中芯的客户，为军方提供光纤通信和微波通信设备，其设计需要通过军工二级保密单位认证，说明中芯也为军工单位服务。 中共芯片产业的发展是军方扩军备战的重要技术基础，其芯片制造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升级，意味着中共军方的武器和太空战、电子战能力的升级。因此，中美冷战开始后，美国不可能再为中共提供芯片技术和设备，强敌弱己。既然中芯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它正试图制造14纳米的处理器和存储器这两类高端通用芯片，而这两类芯片的最重要用户是军方。 路透社9月4日报导，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正在与其它机构合作，确定是否需要对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厂中芯国际采取行动。届时，美国供应商向中芯供货前将很难再获得许可。美国如果针对中芯采取行动，对中共的芯片产业具有“斩首”效应。 四、中共梦断芯片路 集成电路芯片可以分为高端通用芯片和专用芯片两大类。在专用芯片方面，中国只有少数企业能追上世界水平，它们主要生产民用芯片，如机顶盒芯片、监控器芯片、华为的路由器芯片等。至于高端通用芯片，中国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非常大，这是中共半导体产业的重大短板。中共在高端通用芯片方面对外依存度很高，每年进口的2千多亿美元芯片中，处理器和存储器这两类高端通用芯片占七成以上。14纳米芯片是军方提升军用设备性能的必要零部件，目前中芯还不能造，今后也不可能再依靠美国的设备和技术来开发先进芯片的制造能力了。 现在还不知道美国对中芯的制裁将达到什么程度，据估计，这类制裁可能涉及三个层次。第一，停止向中芯提供新的更加高精尖的光刻机等芯片制造设备，路透社的报导已经暗示了这点，倘如此则中共的芯片升级梦就此终止。第二，禁止美国公司为中芯已有的光刻机继续提供技术服务。此类设备需要定期维护和调整，在这方面完全依赖美国公司的技术支援。这样的制裁对中芯最要命，可能使中芯现有的光刻机等芯片制造设备面临大量故障或失灵，导致芯片良品率大幅度下降，甚至停产。第三，禁止美国企业以及使用美国设备和技术服务的外国企业向中共提供中高档芯片，这样的芯片中芯造不了，从外国公司也买不到，中共试图通过发展芯片产业来满足扩军备战需要的意图就会落空。美国可能推出的对中芯的制裁措施已经引起了西方金融界的高度警惕，一家已给中芯贷款2亿多美元的国际银行此刻正在评估这笔贷款的风险将升高到什么程度。 此刻中国芯片制造企业的技术水平现状是，与国外水平相差两代以上。世界上芯片产业的28～14纳米芯片工艺已成熟，14～10纳米制程已进入批量生产，而Intel、三星和台积电均宣布10纳米芯片量产，并继续投资建设7纳米和5纳米芯片的生产线。而中国28纳米芯片的制造，依靠中芯进口的已有设备，2015年才实现量产；今后若美方终止技术服务，则中芯能否继续生产都是未知数，当然更谈不上芯片升级了。 世界上芯片制造业的技术更新换代非常快，芯片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增加1倍，性能也提升1倍，所以芯片的纳米级别必须不断升级。以芯片大厂台积电为例，芯片的制造流程每几年便更新换代一次，近年来换代周期缩短，2017年10纳米芯片量产后，今年将实现7纳米芯片量产。当国际市场上领先的芯片大企业不断实现技术升级时，以中芯为代表的中国芯片企业今后的技术水平只能原地踏步，后者与前者的技术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断加大。这意味着，中共在中美冷战的军事对抗领域，技术落后造成的装备老化将很快暴露出来。 也许，华为的现状能折射出中芯今后的命运。8月17日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升级后，9月9日中共官媒报导，由于芯片断供，2021年华为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将比2019年的2.4亿部减少80%，华为的电视机零部件产量也将减少三至四成。 中共在追求“崛起”和发动对美冷战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其中在高科技领域里最大的错误之一便是，以为可以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服务来压倒美国的军事优势和技术优势，这个明显不现实的幻想居然就支配着中共堂而皇之地开始挑战美国。现在美国在高科技方面的反制，既是与中共军事对抗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与中共经济对抗的必然结果。 原载大纪元，2020年9月1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9/15/n12405887.htm
何清涟2025-11-06 06:05👍 0💬 0《联合国全球国民素质调查》假新闻为何屡现？
何清涟 最近，所谓《联合国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准调查及排名》再度在网上流传。几年前这则“新闻”出现时，我未看内容，就猜到这又是中国人“托洋言事“编出的一则假新闻。因为联合国绝对不会做这种有违《联合国宪章》宣示的人权与族裔平等原则的调查，引火烧身。只要稍有国际经验的人，大都会如我一样做出判断。但在习惯挟洋自重的中国，自2006年开始，有关这项“调查”的新闻，几乎每一两年就重现网络江湖，国人也往往不加详察就加以引用。 屡现中国网络的《联合国调查报告》 该消息称，全球共有169个国家参与此项调查，这次国民素质排名前10位的依次是：日本、美国、法国、荷兰、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新西兰。后10名排名依次是印度（169名）、中国（168名）、阿富汗、刚果、泰国、乌克兰、朝鲜、墨西哥、斯里兰卡、东帝汶。 在这份国民素质国际排名里，中国人素质仅仅高于印度，次于阿富汗、朝鲜等国，除了东帝汶之外，基本都是中国人熟悉的国家。 这份假托联合国之名的调查，在中国并非第一次出现。最早出现是在2006年，据网传消息《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排名》，称该调查共收录168个国家的调查情况，其中，日本、美国、法国分列第一至三位，中国位列第167位，位居倒数第二。但该消息只列举了排名前10名与位列后10名的国家，并未公布中间位次的名单。此后，该名单差不多每年都卷土重来，比如2007年、2009年、2013年都曾出现过，排名名次没有变化，调查年份更改成当年，只有今年变成169个国家。 鉴于这一“新闻”重复出现，《北京青年报》坐不住了，终于决定向联合国求证。结果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回复：这份名单并不是经由他们调查并发布的。 随后，北青在《联合国辟谣：未发布中国国民素质全球倒数第二报告》（2013年9月2日）一文里，指出这条新闻每年被翻炒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有关国民素质的热点新闻事件出现，比如2013年5月，当网友曝光埃及卢克索古神庙浮雕被刻汉字“丁锦昊到此一游”后，就有多名网友引用这条传言作为佐证；8月23日，一男子抱婴儿在地铁内小便引发众怒后飞踹女乘客，该事件引发诸多网友的热议，“国民道德素质水平”话题再度成为热点，也让这则传言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中国人为什么相信这条传闻？ 中国人相信这条传闻，首先是因为这条传闻所言之事与他们的切身感受相符合。从20多年前开始，中国人就感受到社会道德大滑坡带来的痛苦。这方面，中国的政府官员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不断地用他们的腐败“业绩”刷新纪录，从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百万级腐败迅速窜升到千万、逾亿、甚至几十亿、百亿、逾千亿；情妇数量从几人上升到几十人，甚至还有数位逾百位的创纪录者，如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原副局长陆正方，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湖北天门原市委书记张二江等。因此，当2014年官媒宣布从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家中搜出现钞16亿元（其中还有上千万的礼包未来得及打开），以及十几吨玉石翡翠之时，中国人已经丝毫不感到吃惊，因为还有传说中更庞大的权贵家族财富故事垫底。 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也未遑多让。经济精英们用的是自个的钱，人们对他们道德要求也不高，折腾出什么新奇把戏，国人并不感到意外。但作为知识精英的代表即大学教授们也在不断地用自身行止挑战国人的观感底线，骚扰女学生之类的性丑闻早已是家常便饭，至于论文剽窃之类更是寻常小事，还将此风发扬光大至国际社会。据《华盛顿邮报》报导，最近英国专门出版医疗科学论文的出版商BioMed Central撤回43篇论文，理由是这些论文附件的“同行评审”涉嫌造假。这些论文大约九成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中国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山东 大学以及交通大学医学院。至于公共场所有人跌倒，旁观者因怕敲诈不敢搀扶；长途大巴上有人公然强奸同车女子，乘客均装聋作哑等匪夷所思之事，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一直被民粹主义者神圣化的社会底层，道德状态其实并不比上层人士更好。各种低级诈骗活动充斥乡村社会，这从多位农村出身的知识人所写的“我的家乡正在沦陷”系列中可见一斑。最骇人听闻的当然并不来自于这些记载，而是电影《盲井》里那类骗残障者或者亲友至煤矿做工，然后伪造矿难、残害生命、勒索赔偿的“人相食”故事在现实中屡屡上演。这类事件的施害者与被害者都是社会底层，因为在很多省份都相继发生，最后成了公安部查办的大案。2003年，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影人拍《盲井》这部片子，本来是想通过这部影片批判人性之黑暗，通过谴责来扼制这类犯罪行为，结果被社会底层竞相效仿，到了2009年，竟然在各省成为一种普遍的犯罪形态。至于那在医院里动手术莫名其妙失去一个器官的残忍故事，几乎经常见诸报端，最出名的就是河南农妇徐秀英失去右肾的故事。 每天被这些阴暗故事折磨着的中国人，编出一项联合国调查来证明本国人道德素质在全世界倒数第二，应该是出于对本国人的道德水平的真实认知。之所以要拉个印度垫底，一则是不甘心成为全世界最烂民族，二则当然也是印度出了几起轰动全球的轮奸案。 “托洋言事”是“托古言事”的传统之变 近代以前，中国人因担心自己权威不足，喜欢托古言事，在政治上表现为托古改制，最著名的是两位大人物，一位是西汉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另一位是近代康有为编出《孔子改制考》，为自己的政治改革增加底气。但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列强的“坚船利炮”威慑之下，彻底丧失了文化自信，“托洋言事”日渐成为潮流。改革以前，是“马曰列云”；近几十年则喜欢托名西方名人，最著名的有三则，一是小布什总统那则“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故事。二是所谓《 兰德公司调查报告》，里面列举了中国人的各项特点，如：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没有其它东西；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三是那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在哈佛大学的演讲》，预言“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国家之一”，因为“中国90%的官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意移民；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肆无忌惮地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近乎疯狂”。 本文所列举的托洋言事所发表的言论，其实都应该算是有见解之言。从近代以来，类似言论在不少知识人的文章里曾出现过，但托洋言事者为了引起世人注意，假托这些西方名人名机构之名发表。这种心理往好里说，是因为编造者担心自身权威不足，希望引起关注；往差里说，是严重缺乏自信的表现。缺乏自信，其实只是民族自卑心理的一种表现，中国人用“爱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民族自大心理的另一面，就是深深的自卑。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4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rumors-repeat-heqinglian-blog-20150408/271227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政府呼唤“美元回家”，何人心惊胆寒？
何清涟 最近中国富人的视线全被肖建华在香港失踪一事吸引，却忽视了另一条与他们钱柜安全相关的消息——《外管局：境内企业境外IPO后应及时调回资金结汇》，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郭松在接受中国外汇网采访时，谈到2017年中国将进行多项外汇领域改革，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境外上市募集资金结束后，上市公司应及时调回资金，并承诺按一定比例的资金结汇。 文章列出的三条核心内容都涉及“基石投资者”这个名词，有必要先加以解释： 基石投资者（cornerstone investor）是一个西方概念，主要指一些一流的机构投资者、大型企业集团、以及知名富豪或其所属企业。企业在股市首次公开募股（IPO）时引进基石投资者，是希望通过这些基石投资者为公司背书，提振市场信心。基石投资者在公司IPO时一是需要承诺购买，二是公司上市后6到12个月内不得抛售。中国最初引进基石投资者，始于大量国企在香港上市。当时，香港股市不了解大陆国企，政府通过香港爱国富商认购国企金融机构的股票，顺利推出国企上市，这些香港富商就是中国国企的基石投资者。 接下来仔细解析外管局新规的三款中心内容： “一是允许境内基石投资者经批准在一定额度内购汇参与境内企业香港IPO” 这条的意思是：政府给予境内基石投资者各种政策优惠，为其海外圈钱大开绿灯。规定没有说鼓励大家到美国华尔街、纳什达克股市圈钱，是因为这两处并非中国政府的地盘，审批过程也很长，就算很幸运地在一年半载后圈回大把钱，也难解中国汇市眼前之渴，所以这次就不惦记它们了。香港是中国的地盘，党爹说话算话，令行禁止，给你们开绿灯，能否圈回钱，看你们的造化了。 “二是要求境外上市募集资金结束后，上市公司及时调回资金，并承诺一定比例的资金结汇” 这条的意思是：党与政府为你们这些基石投资者海外圈钱提供了方便，开了绿灯。恭喜各位发财。但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圈来的钱必须按一定比例结汇。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你那块海外撮弄来的蛋糕，政府得按比例切一块。这比例是多大，是三七、四六，还是倒三七、倒四六，或者对半劈，郭司长没说。但根据中国发布各种政府令及行政法规的惯例，末尾都有一句：本条例的解释权在政府某部门。 “三是要求境内基石投资者承诺减持境外上市公司股份后及时调回资金并结汇等” 这条比前两条更重要。因为前两条谈的是未来的蛋糕，有待各位基石投资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目前蛋糕还没影子。第三条谈的却是各位境内基石投资者过去多年来在世界各大股市上IPO圈来的现金。以前政府富，你们圈来蛋糕算自个的，放在境外境内，党爹都不惦计你们那些钱。现在是非常时期，政府正在全力进行货币维稳，外汇长城不能倒，必须保住三万亿。今年外贸那只下外汇金蛋的母鸡看来要严重减产，因此你们得勤王救驾，赶紧调集你们放在海外藏金窟里的美元英镑等各种外汇，回来填补央行外汇金库。 三条新规，排列顺序谁先谁后很有讲究，前两条是告诉一众基石投资者：政府敞开大门让大家海外圈钱，有如用投影仪放一张3D巨型奶油蛋糕图片吸引眼球；后面才开始商谈如何分取基石投资者视为自家财产的现存蛋糕，听起来让大家舒服一些。不过，听话听音，金融投资业界当然都知道香港股市情况不太好，推出IPO未必有大把银子进帐，政府给了基石投资者境外圈钱机会，这机会是虚，要大家海外金库里的美元是实。这是一。 为什么只盯住基石投资者，而放过近千家在美国华尔街上市的“中国概念股”企业？这当然是央妈的智慧之处。中国在21世纪前十年，在美国五大会计事务的帮助包装之下，在华尔街先后推出了近千家反向收购的APO，即借壳上市的公司，美国股神巴菲特誉之为“中国概念股”加以力推，在美国华尔街、纳什达克着实红火了三五年，其中一大半因涉嫌财务欺诈被陆续停牌了。（本人文章《“中国概念股” 与中国特色》，VOA，2011年6月23日）这些公司当然知道自家那本帐有多烂，总有一天会被美国证监会盯上，圈到钱之后都立即转走，早就不知藏到哪个离岸中心去了。央妈当然懂得“好钢用在刀刃上”这道理，有那精力去折腾这些油水不多的中小骗子，不如就盯着身家肥厚的基石投资者。这是二。 用通俗语言解释完上述三条核心内容之后。接下来，还得说道央妈三条措施是否有效。 一众基石投资者并不怕央妈，怕的是央妈后面的党爹。让央妈出面，那是政府还想保持官家文明形象，许诺用未来的好处换你等现有的美钞，这是敬酒在前。如果你等敬酒不吃，那就只好请吃罚酒，先是政府主管部门约谈（俗称“喝茶”）；再不听话，就请你等思量：偷税漏税、财务报表弄虚做假、金融欺诈、行贿官员，……自个惦量一下，哪条你们够不上。至于嫖娼淫乱这等风流罪过，根本就不是治你等这号超级富人的料。中国政商关系下，政府官员是商人的贴心朋友，党太了解你们那点事了。 话已经说尽，各位还未彻底从中国逃遁的基石投资者们，最好还是祈祷上天保佑，让中国的外汇储备保持在三万亿左右，只有这样，央妈才会暂时不惦记你们的海外钱柜。岂不闻“国富民安”、“大河涨水小河满”这道理？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2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hina-foreign-reserve-20170205/370754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告别自由
随著7月1日临近，美国报纸上关于香港的消息也多了起来。一位美国青年朋友问我，香港到底是怎麽回事，香港意味著什麽？我对这位并不太了解中国的事情，只能平时谈谈NBA球赛的美国青年脱口而说，“香港意味著自由”。这句话对他可能太抽象，但对我来说，却是那麽具体—— 整整9年前的六月底，我第一次进香港，也是唯一一次到香港，那一天，我永远难忘。 1987年初，我参与编辑的《深圳青年报》由于刊登了“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当局查封。我被迫检查反省了6个月，并被禁止再从事新闻工作。解除反省后我申请到美国留学，当局又百般刁难。整整等待了16个月，才得以离开那片专制的土地。 踏上深圳和香港之间的罗湖桥海关那一刻，父亲眼里噙著泪水向我一遍遍地挥手，而母亲无法承受目送我离别的伤痛，呆在家中。几十个朋友，闪烁著深情和担忧的目光，注视著我一步步地通过海关。因为无法确定，当局会否在海关把我扣押。 20多米的海关通道，我好象走了几年，伴随著紧张、激动和离国别家的愁怅。我知道，就这几十米的通道，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梦想著跨越。因为它是奴役和自由、屈辱与尊严的分界线。 我终于走到香港那边的海关，虽然办理过关手续竟用了五个小时，但仍然没有取代我的兴奋。当晚，我住在一位离港出差的朋友的宿舍。我无法入睡。也许是自由来得太艰难，太不容易，当它来临时，反而难以相信它是真的。我一遍遍地问自己，“真的自由了？” 宿舍旁边是一条闹市街，我在这条街上来回走，我多想看到一个朋友，一个熟悉的面孔，和他一起分享我获得自由的兴奋和激动。望著大街上那些卖水果、蔬菜的小贩和陌生人，我强烈的冲动是，想向他们喊一声∶“我自由了！自由了！” 晚风，是凉爽的；街上的灯光，是灿烂的；空气，也湿润并甜滋滋的。我漫无目的地在香港街头来回走著，兴奋地走著，一直走到下半夜。从此，香港在我记忆中定格成一个永恒的印象，香港意味著自由！ 来到美国九年，经常有美国朋友问我感受。我告诉他们，最大的感受是，当街上警车呼啸时，我毫无恐惧。因为它是抓别人的。生活在自由世界，最大的感受是有保障感、安全感和自由感。 在深圳当记者时，曾看过一个“内参”，记载有一批内地的青年，用钳子剪断了被称为“二线”的广州和深圳之间的铁丝网（深圳和香港之间的铁丝网被称为“一线”），钻过去就高兴地大喊大叫“自由了！”他们以为到了香港。结果当然是全部被逮捕。七月一日以后，这样的青年真的剪断了“一线”铁丝网到了香港，他们会面临和以前一样的命运了。 也许将来有很多中国人像我那样有机会从大陆进到香港，但他们再也不会有我那样获得解放的感受了，因为香港不再意味著自由，虽然它的经济可能还会持续繁荣。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看法太悲观，理由是北京承诺了“一国两制”，并保证“五十年不变”。但这些人如果有记性，了解一点北京政权的历史，就会知道，中共的历史其实可以简缩为四个字∶言而无信。 读读毛泽东的《选集》一至五卷，几乎每句话都说得头头是道，但共产党做的正相反。在延安时，为了打倒国民党，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是《论联合政府》，承诺胜利后要施行民主宪政，和民主党派一起建立联合政府。但打了天下，实行的却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专所有人的政。在《论联合政府》中，共产党承诺，要允许西藏、新疆和内蒙等其他民族“自治”。但共产党掌了权，就强行对这些民族社会改造，继而血腥镇压。从毛泽东的“反右”引蛇出洞，到邓小平的“六四”屠杀，都血淋淋地证明共产党是最不讲信用的政权。 在纽约各界纪念“6.4”八周年晚会上，达赖喇嘛的代表发言提到香港时说，我们藏人对北京的承诺有血的记忆∶当年北京与西藏签署了《十七条协定》，保证西藏一切不变。但共产党一条也没有遵守。当藏人要求北京守诺时，中共就说藏人“暴乱”，派大军镇压。据中共文件记载，枪杀了“八万七千名藏人”，迫使近10万藏民随达赖喇嘛逃到印度。 居住在夏威夷，著有以香港为题材的小说《九龙》的美国作家保罗．泰鲁（Paul Theroux）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评述香港回归问题时特别强调，在这样的时刻，香港人一定要对共产党的历史有记忆。他说，“记忆在此刻有特殊的价值。”香港人想“避免羞辱的最好途径，就是要有长久的记忆。” 因为泰鲁和所有自由世界的人一样，正眼睁睁地看到，在全世界的共産政权一个接一个垮台，民主大潮席卷全球的历史时刻，六百万香港人却要失去自由，对于崇尚自由的人来说，这是多麽令人心碎的事件。无怪达赖喇嘛说，“六百万不是一个吉利的数位。”因为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是六百万；被中共殖民奴役的藏人是六百万；而今六百万香港人又要被共产党统治。 但有些中国人不这样想。在他们眼里，中国又多了一块地盘，北京政府又多了一个统治的社区，那就是中国人的骄傲。在香港，那些怀著对共产党的天真幻想，民族情怀淹没记忆的人，正在欢欣鼓舞庆祝“回归”。在美国，据说有1,200名被称誉为“艺术家”的中国人要组织巨大的欢庆香港回归的庆祝晚会。连六百万人失去自由都要庆祝，这是一个多麽弱智的群体！ 这种“弱智”来自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的是群体、社会和国家，而不看重个人、生命和自由。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之上，那麽，中国的文化价值正相反。这种台湾作家柏杨所痛斥的国家利益至上的“酱缸文化”，加上共产党强化的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发酵，就演变成这样的现实∶为了钓鱼岛，一个没有人居住、只有礁石的岛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全球游行抗议，那种规模、声势和人数，远远超过对有上千中国人被解放军杀害的“六四”血案的纪念和对北京屠夫的抗议。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观∶视土地大于生命；视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体的价值。 7月1日，在北京屠杀了学生和市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派遣一万军队进驻香港，还有早已派进香港的多如牛毛的秘密警察和特务。在这样的架势下，那庆祝香港回归的隆隆鞭炮锣鼓声，如同把六百万香港人驱进监狱大门、那狱墙铁门隆隆关闭的声音。对于一直生活在自由之中的六百万香港人来说，没有什麽比这更痛楚的了，因为他们正告别自由┅┅ 写于1997年6月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1997年7月号 1997-07-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6👍 0💬 0左派狂想：美国银行监管要学苏联体制？
何清涟 拜登政府欲将美国引领上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无庸置疑，Copy中国模式，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在全国铺开基建意犹未足，如今更是想将美国的金融系统改造成前苏联模式，为达成这一目标，最近提名康奈尔法学院教授奥马洛娃Saule T. Omarova担任财政部货币总稽核。奥马洛娃在列宁奖学金资助下，1989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生狂热鼓吹苏联经济体制，认为美国应该参照苏联国家银行模式，对银行系统实行全面改革。 奥马洛娃：前苏联经济体制最优越 WSJ文章如此评论拜登提名一事： “奥马诺娃是错误的世纪错误国家错误行业的错误提名人。” 为何如此评价？乃因西方银行体制与苏式不仅是意识形态不同，依托的社会体制不一样，运作方式也扦格难入。中国加入WTO如今刚好20年，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肯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除了政府干预经济之外，金融体制不一样是主要原因之一。奥巴洛娃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享受着资本主义制度给她的学术自由，对自己曾经生活于其下的体制从未反思，反而非常狂热地坚持鼓吹前苏联经济体制。 奥玛洛娃女士经济上的主要观点包括： 1、政府应该掌控一切，资产价格、薪酬水平、资本和信贷应该由联邦政府来决定，信贷应该由联邦政府来决定。在两篇论文中，她主张扩大美联储的职责范围，将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资产” 的价格水平以及工人工资纳入其中。正如美国左派在大学课堂里常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各尽所能，到各取所需——凡在中国参加过高考的学生，都知道这一观点，是中共建政以来坚持了七十多年的课堂教学，中学生与大学生的区别只在于讲解得详略不同。 2、奥玛诺娃在最近一篇名为《人民的账本：如何实现货币和金融经济的民主化》的论文中，提议美联储接管消费者银行存款：“正如我们所知，有效地结束我们现知的银行业务，并使其成为在一个现代经济中生成、调节和分配金融资产的最终公共平台。”她还希望美国创建一种央行数字货币 ，就像委内瑞拉和中国正在做的那样。她今年夏天曾在推特上发文：“重新设计我们的金融体系，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变成一个真正的 ‘人民账本’。”——这实际上就是鼓吹通过改变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金融系统，将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变成计划经济，由国家控制银行存款与资本分配，以人民的名义让国家统治一切。 奥玛诺娃对失败\-专制国家情有独钟 委内瑞拉现在成为货真价实的失败国家，其银行系统只是查韦斯等左派总统控制经济的工具。该国经济深陷危机，2019年通胀率曾达到10,000,000%，物价每隔几周就翻倍，现金奇缺，即便最小额的交易也用到记帐卡，这一切与该国金融体制有关。委内瑞拉于2003年查韦斯执政时期开始实行外汇管制，以比较优惠的汇率提供美元用于购买必需品，偶尔以不太优惠的汇率提供硬货币购买其它商品，这种汇率管制让该国极难获得美元，是扭曲经济的元凶之一。委内瑞拉当局不得不于2019年1月下旬批准设立一民营外汇平台，与官方系统并行运作，但实际上无法修正这种扭曲——了解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现状，就明白奥玛诺娃选定委内瑞拉作为美国的改革模本实在非常荒谬。 再说中国。奥玛诺娃完全无视一个事实：中国加入WTO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要求是五年内逐步按照西方给定的要求改革经济体制，逐步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包括逐步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强度，例如加大私有资本在经济中的比例、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让其与国际（这国际指的是西方）接轨、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由于中国的承诺并未完全兑现，在中国入世15周年之际，美国与欧盟等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要求中国整改达标后方才予以承认——奥巴诺娃如今竟将中国的金融体制列为美国学习的榜样，说明她虽然在美国任教，但从来就没认可过美国体制。 苏联金融体制被苏联人自我抛弃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世界上只有西方式的市场经济银行体制。这一体制最初发韧于拆借业兴盛的意大部北部威尼斯。1171年，威尼斯银行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家银行，随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与热那亚、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马德里、德国汉堡、法兰克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与安特卫普，以及英国伦敦等一些城市也先后成立了银行。历经数百年，终成今天西方成熟的银行体制。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创立了苏式计划经济银行体制，并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这两种银行体制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具体的运作和职能上也千差万别。 一，两种银行体制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划分完全不同。西方的银行体制由中央银行和各类私人银行与其它信贷机构构成，两者功能与权责完全不同：中央银行掌握印钞权（铸币权），控制国家货币供应量、监管私有银行的运作经营；私人银行负责接收存款、向企业与个人发放贷款。苏联式计划经济银行体制只有国有银行，禁止私人银行存在，由中央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垄断全部银行业。 二，信贷资源分配模式不同。市场经济银行体制的信贷相当分散，因为信贷机构都是独立实体，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其它企业之间都存在竞争关系，那些回报率最高的企业将获得最多的贷款。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银行信贷仅仅是中央经济计划的功能性工具。中央银行只是被动地向计划指定的企业发放贷款。比如，当计划要求某家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中央银行就向这家企业发放长期贷款，供其购置新设备。或当计划要求某家企业在资金不足时依然加大投资，中央银行就向这家企业发放短期贷款。这样，计划经济银行体制内的信贷行为不受利润驱动、没有竞争和破产的风险，也无法反应消费者的需求。 三，货币政策不同。在市场经济银行体制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存款准备金制度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利率、物价水平、就业率或产量等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而计划经济银行体制下，发行货币和信贷一样，也只是经济计划的功能性产品。由于各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都被计划制定者事先确定，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升降对它们没有任何影响。扩大货币发行量也许会使居民收入上升，但这只会提高黑市的物价水平，官方利率、官方价格、产量和就业率不会因此发生变动。 苏联创设的这套银行体制运作起来有诸多问题，经历了两轮改革：1930年，随着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斯大林也对银行体制进行了大改组，最终确立了以行政控制为特征的集中垄断型银行体制，完全为计划经济服务。此后还经过1959年的第二次银行大改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如果美国极端不幸，拜登政府任命奥玛诺娃被通过，届时再讲这个故事。 中共建政之时创建银行时募仿苏联并稍作修改，以适应中国本土。邓小平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初始阶段，就明白必须改变银行体制，改革初期由位于北京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全国不拘一格招聘人才，培养了改革以来第一批金融财政专家，对这批专家内部有“五道口帮”之称。也因此，即使在现阶段的中国，也没有主张恢复苏式银行体制的奇葩。 奥玛诺娃的理想能实现吗？ 前面对西方与苏式银行体制的简单比较，稍具专业知识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奥玛诺娃对美国金融体制的苏式改造只能是狂想。猜想拜登政府提名奥玛诺娃改革美国的金融体制的原因，可能是发钞过多（见拙文《美国的国家帐本正在爆表》），遇到了与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表面上相类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统治初期曾想顺应现状，构筑经济，追求缓和，保持国内政治平衡，结果却导致经济停止增长，为了平息社会怨恨，勃列日涅夫采取花钱买稳定策略，给所有政府、国企员工增加工资，发行卢布过多，卢布过剩，人们买不到东西——计划经济体制对物价实行管控，因此表面上不会通胀，但导致严重的商品供应短缺，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后，曾通过《苏联银行与银行业务法》，允许外商独资或合资的银行在苏联开业，各种私人银行都具有广泛经营自主权。其业务范围包括存贷款、信托、租赁和担保等。计划经济下集中垄断型银行体制不复存在，转而出现了一个以二元制国家银行为领导、五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其他私人银行和信贷机构为补充的新型金融体系。 美国现在发行天量货币，但美国是市场经济，政府不能控制物价，因此通胀厉害。奥玛诺娃女士完全无视前苏联曾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体制这段历史，认为苏联能够控制通胀，写出上述奇文讲述计划经济的诸般妙处，打动了思维清奇的拜登班子。 但拜登班子似乎不明白，就算左派垄断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也无法一夜之间让美国变成苏式计划经济。《华尔街日报》文章对拜登提名奥玛诺娃作出前述尖锐评价，实为的评。但《华尔街日报》不愿意指出以下事实：华尔街资本对拜登与民主党的支持及捐助，就是他们给自己打造的金绞索。 （原载大纪元 ，2021年10月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7/n13288586.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Why has improvement in income distribution become the toughest task for China
(translated by kRiZcPEc) http://hqlenglish.blogspot.com/2012/03/income-disparity-most-difficult-problem.html Just like the “Two Meetings” last year, issues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remained what the delegates could discuss freely without worrying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Included in this year’s list of livelihood issues were housing and commodity prices, social morality, food safe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a topic that has been discussed annually. I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Premier Wen tirelessly repeated his call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wasting no time in formulating a comprehensive package of reform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Why has the issue of income disparity, to which the government seemingly attached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and a topic that the peoples’ delegates have been discussing every year without effecting any improvement, become the toughest problem for China? Worse still, the income disparity has seen no improvement, and the income level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s been falling. The Widening Gap of Income Disparity Two sets of figures illustrated the current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has been deteriorating. Before the “Two Meetings” commenced, all provinces in China disclosed two statistical indicators that directly reflected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for urban dwellers” and “net income for rural residents”. In 2011, the income growth rates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eighteen provinces outra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GDP; income for rural residents in twenty-five provinces grew at a rate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GDP; and the overall increase rate of income for rural residents in twenty-nine provinces was faster than their urban-dwelling counterparts. At first glance, this appeared to be a piece of good news. But look closely and one would realize glossy report technique has been employed to conceal the facts— For starters, China has in total thirty-one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even if eighteen of them outperformed the GDP, thirteen other did not; Second, outrunning the GDP and not the inflation rate meant a decline in actual income. Regarding the inflation rate, the offici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have been saying different things. One of the indicators used to gauge the inflation level i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and for example, last year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es drove up the commodity prices; in particular, pork price surged noticeably. However, the inflation rate revealed by the government stood at slightly over six percent. Therefore, whe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revealed the CPI figure, the general public did not believe it, and the media were skeptical about it; Third, the size of the middle class has been shrinking. According the National Annual Statistics Report published on February 22,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for urban dwellers in 2011 was 21,810 yuan, and the median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was 19,118 yuan. But at the moment the income level for roughly sixty percent of urban-dwellers was lower than the median, this indicated the middle class has been shrinking and the poorer classes were expanding. It is clear from the facts above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now face not the widening wealth gap, but rather a continuous dive of their living standard. Count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CPC leadership,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the issu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mprovement first appeared on the “Two Meetings” agenda, only that the order of arrangement might be different each year. During the “Two Meetings” last year, the “Song of happiness” was being sung out loud to demonstrate the uppermost importance the government attached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However, the Gallup’s “Global Well-being Survey2010” showed that 71%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und their life difficult, and 17% others said they were living in hardship. Even if the overly low poverty standard the country customized was used, there were still 100 million poor people in rural China who earned less than the per capita annual net income of 2,300 yuan (361 dollars). Underlying causes of un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The caus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in China lies with the government, which itself is exactly what brings about the problem of unfair distribution. First of a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akes away too big a share from the GDP—from one-forth in 2003 to a third in 2010, a reflection of the unreasonable ratio of initial income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The Financial Minister Xie Xuren said on March 6 that “\[State\] revenue and resident income is not a simple shift of balance”, and indicated that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tate revenue was not a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 competing with the people. Such a remark was sheer quibble. Second, the public property in government control became a source from which a few of the privileged and the stakeholders grabbed their wealth.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resources such as urban land, forest, rivers and mineral reserves belong to the state and are public property. All incomes derived from these are at the government disposal. In 2010, I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that star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economic reform, the above resources remained in government hands. Those in power manipulated the alloca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s resulted not only in serious corruption but also severe social injustic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s growth in wealth concentrated mainly in public resources—the land, mineral resources, finance, and stock market—from which the emergence of the upstarts has been inseparable. Third, the leverage of the marketized power in wealth distribution determines how income is distributed in China. Prior to the economic reform, there was power but no market in China. The power could not be cashed in and there were limits to the extent of corruption.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t one end the power in control of the resources and at the other the market which the official could turn the resources into money. And thus gave rise to the wealth gap in today’s China: Wealth Disparity: The “gray income” the officials grab through corruption lead to severe chaos in the distribution order and the wealth being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There is an estimate that the high income group earns up to fifty-five times more than the low income group, and “grey income” is the main reason such a huge difference appeared. And as for the exact amount of wealth in the rich’s possession, there is a figure that makes one sad and angry: 1.5 million households (approximately 0.4% of the country’s total households) possess 70% of China’s total wealth. Reverse Distribution: A form of social redistribution, social welfare means basically to provide relief for the poor and weak; however, China’s current social welfare policy, covering chiefly civil servants or quasi-civil service groups working for the organs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fails to provide the poor with relief, and on the contrary, it makes the lives of those with an advantage in social distribution even better. Regulation Failure: With the gray income so sizable and so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privileged and powerful, all sorts of income regulation policies, including tax, has lost the basis premise of their systemic design. Widespread Corruption: The brazen corruption of the Chinese officials is facilitated by a factor that did not exist before globalization: Emigration. Before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there were not many chances to emigrate, and all sorts of financial services were somewhat backward, those who corrupt more or less had some scruples. But after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swept the world, capital flows have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norm. As a result, huge quantity of “naked officials”—officials who sent their spouses and children abroad and continued to work inside the country—emerged in China. Since they could move their family elsewhere in advance, these officials plunder in ways all the more unscrupulous. An income gap exists between the industries with monopoly and those without. The six key industries of China including civil aviation, railways, finance, and electricity are state-owned monopolies from which competitions are excluded. They charge high costs, provide low services, and frequently push up prices. The public still have the haunting memories of how the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of real estate, oil, electricity monopolies joint hands to push for price gain and reap huge profits in the last inflation cycle. Th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ominate public resources and reap excess profits with the government-granted monopoly status. In the end the profits are shared only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real owners of public resources—the public—have to hand over their money as there is no other consumption alternative and stand not to benefit from the profits derived. Presently the various social conflicts in Chin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ncome disparity, which has become a primary issue that would affect the nation. And if the root of this income disparity is traced, one would see it is originated from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So long as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one-party dictatorship remains unchanged, there is no hope that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could see any improvement.
何清涟2025-11-08 23:58👍 0💬 0谁支持“铁腕＋特权”统治？ ——习近平的执政蓝图（二）
何清涟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分析了习近平实施其政治蓝图将遇到的主客观条件限制。本文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当中，谁会拥戴习近平的“铁腕＋特权”统治。 拥护习氏铁腕统治有哪些人？ 任何权势者都会拥有追随者，中国这块土地更是盛产这类善于依附权力的人。庞大的公务员系统及各种国企高管本来就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自然追随习总，本文只分析文化帮闲，这类人其实无所谓“左”或“右”的理论倾向，他们其实惯于揣摹上意而已。“9号文件”及“七不讲”流传开后，著名的网络幽灵“冼岩”立刻兴奋不已的发表“习近平的面目已经清晰”（后又更名为“看山”）。该文盛赞习近平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责任心”，即“自己不但必须保护政权不失，而且必须保证政权对于江山社稷的掌控力，主动粉碎一切颠覆和破坏行为，“他将是自邓小平以后首个敢于对思想界、舆论界‘动真格’的国家领导者”。“冼岩”幸灾乐祸地表示：“这种做法或许是国家之福——中国现在既然走不到另一条道路上，就应该专心致志走自己的路，最忌讳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至于习近平的“自信”有无现实基础，不是“冼岩”考虑的问题；在他眼中，权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只要有了权力，世界上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与“冼岩”属于同类项的还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他立刻嗅到“不许谈党的历史错误”于他是个好机会，写了一篇《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称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 毛左当然也是中共总书记最积极的拥护者。毛左的特点是崇拜权力，相信权力无所不能，亟盼依附于权力的骥尾。习近平成了最高领导人，自然成为他们眼中的救星与领袖。此刻毛左或许还需要十天半月的时间调整“理论思路”，因为他们的特点是不反权力只反资本，不反皇权只反贪官，将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等所有罪过全部归罪于资本与贪官，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这种立场既为当局所容忍，又获得一帮愚民喝彩。如今，“9号文件”与“七不讲”出台了，毛左们一片欢呼，认为从此中国不会再有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的生存之地了。但他们发现，虽然借习总的“铁扫帚“将所有“敌人”——比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等统统“扫除”了，但“七不讲“也明确指出，不准批评权贵资本主义，当局也借打击张宏良警告毛左：别拿什么毛爱护底层人民的话语说事，权贵资本主义在天朝根本不存在。因此，要想让习总允许毛左加入摇旗呐喊之行列，毛左们还得调整一下以往的立场。既然“七不讲”说“权贵资本主义”是别有用心者诬蔑改革的话，以后他们只谈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的民间资本如何剥削人民就行了。至于红二代、红三代的政治经济特权，毛左们从无异议；“老子打江山、儿子来接班”天经地义。 “七不讲”部分治愈政改期待症 没有毛左情结的底层民众及中产阶层对待习氏“铁腕+特权”，则另有立场。 先说社会底层。薄熙来在重庆的主题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唱红打黑”，据说很受底层民众拥护。但那拥护其实是购买而来，据一些资料披露，一是下岗者只要参与唱红歌就发钱，二是给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薄在重庆主政4年，唱红歌与举办各种晚会研讨会，出版各种书籍并赞助有关重庆模式的研究，那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是打黑没收来的民间资产，但那点钱撑不起薄督西南那片天。后来终于看到确实消息，原来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掌门人陈元贷了数百亿元支持其问鼎大业。 习总当然无法象薄督那样撒钱，因为两人位置不同。薄督当时处在“夺龙椅”的“投资”阶段，赢了，成了一国之主，还愁买不起单？输了，所有债务一风吹。现在，习总已经坐在“龙椅”上，天下之大，处处要钱。中国央行的印钞机连轴转，各地政府还是嗷嗷待哺，哪有余钱购买民众唱红歌？ 习总当然不是小气舍不得花钱，而是无钱可花。他接过来的摊子实在太破，既无法模仿邓小平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不能象胡温那样吃环境资源。邓时代通过放松政府管制、放权让利，让权贵阶层大获其利，民众也捡到了一些面包碎屑；江时代则释放国家资源，硬的有土地，软的有各种经营特权，留给民众的面包碎屑已经不多了；胡时代沿袭江的老路，但已经将家当兜底儿翻，弄得金木水土不是消耗殆尽，就是悉数污染。如今习李上台，再也找不到“发展经济的道路”，只得重走开发房地产、引进高污染企业的老路，这些不是与民争利，就是夺民之命。这十来年中国人也学乖了，他们明白，就算不问政治制度好坏，不争取新闻自由，但土地是农民最后的一点活命资本，环保则涉及到所有人能不能健康存活，你不争，政府决不关心。于是，被征地的农民以命相搏，高污染项目如PX先后遇到各大城市市民的集体抵制。 这些无权无势的中产阶层与底层，本来就面临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各种问题的煎熬（至少是其中两至三项），日子过得不轻松。他们对胡温放纵权贵资本主义肆虐早就严重不满，更何况习近平要勒住民众喉咙，以铁腕保卫伤害他们的权贵资本主义？ 知识阶层是不是支持习总的“毛式铁腕＋特权”？这里要作区分，一类是意识形态专家，即依靠研究教学马恩及毛邓三科的意识形态谋生的人。他们的兴衰荣辱与习近平的主张有关，表面基本持支持态度，但毕竟能够上《求是》、《党建》等杂志发文章的只是少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大多数人只是端了这只饭碗；二是一些脑袋上安了轴承的灵活者，即不管习总说什么，总是无条件拥护，并想出一套“理论”来。除了这两类之外，我想，大多数知识阶层绝对不会拥护习近平以铁腕保护权贵资本主义。部分一直在尽言责的公知们，这次对“七不讲”就做出强烈反应，率先在互联网上放出这条消息，从而引发海外舆论对9号文件及“七不讲”大规模的批评。 中产阶级与知识阶层这两大类人，是希望中国和平转型、不要发生暴力革命的主体。他们盼望中共出一个开明领导人，接受“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创造条件让中国走向司法独立，还权于民。但是，9号文件与“七不讲”让他们深感绝望。 习近平要恢复毛式统治，与当年袁世凯恢复帝制之情境相仿佛。中国此刻虽无护国讨袁之蔡锷，但山河破碎、人心离散已成定局，没有民意支撑的政权，这局险棋，又能玩多久？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5月1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xi-jingping-2-20130518/1663790.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5/xijingping-china-part2/ ）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曹长青：主权在民的真正体现
【《大纪元时报》洛杉矶记者袁玫专访】2003年10月7日，国际著名影星阿诺．史瓦辛格当选加州州长。这个史无前例的罢免选举，引起全世界嘱目。记者就其对自由民主民权所构成的意义，以及对极权国家的冲击等，电话专访了旅居纽约的独立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人表示，加州州长改选是“主权在民”的真正体现，标�颐朗矫裰髂Ｊ揭殉晌�全世界潮流；共产国家无法遏阻自由之风在人民心中滋长，独裁专制必将受到冲击！ ●加州改选之意义 曹长青表示，此次虽为美国50州中一个州州长选举，这两个月来不仅加州居民全程参予，更成为全球大新闻。欧洲主要大报如德国的《明镜周刊》、英国《泰晤士报》、法国《解放报》和《世界报》以及意大利的报纸等，皆长篇报导。《世界报》甚至说，莫札特已不再是全球最有名的奥地利人了。为何此事件会成为国际新闻？究其原因，一为著名影星的参选与当选，另外更重要的是，这是“主权在民”这种美式民主价值的再次体现。 美国有18个州，制定有不同的法律，允许选民通过联署方式可重选不尽责或政绩不佳的官员；美国联邦更有对出现犯罪行为（如水门事件）的总统进行弹劾的法律程序。加州法律规定只要有90万人签署即可重选州长，而戴维斯任内政绩不佳，加州财政赤字高达380亿美元，相当英国全年军费开支以及中共公布的大陆年度开支的两倍，因而导致加州民众强烈不满，结果连署要求重选者，多达一百多万。 反观包括中国在内的极权国家，不仅根本没有民主选举，那里的政府，还有御用的文人，还警告说，如果实行全民选举，就会出现社会动乱。但是，有3,500万人口的加州的选举却再次证明，当“人们的意愿得到表达，人民的选举权利得到实现，不仅不会有动乱，恰恰才会带来有真正、长期的稳定。” 加州以及西方国家的选举，真正体现了主权在民、选民决定一切的价值。人们通过选票，成为“自由人”，而不再是“政治奴隶”。在美国，有四年一届的总统、州长选举，六年一届的联邦参议员选举，二年一届的国会众议员选举。正是这些定期的选举，才保证权利在人民手里；而通过这些真正的民主选举，才有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 ●民主模式对中国人民的启示 加州选举为代表的美式民主模式现已成为世界潮流。联合国193个成员国，2/3国家已实行了民主选举；美洲35国除共产古巴外，全部都选择了多党政治；欧洲44国都实行民选，成为民主的洲际大陆；非洲46个国家中42国亦加入民主选举行列；而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独立後也已举行13次全国大选，这足以成为同样众多人口的中国的样板；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在台海对岸，同是中国文化背景的台湾，也已实行了民主选举，明年三月的总统大选将是第三次全民直选。这种由人民决定领导者，而不是独裁者主宰一切的制度，正为包括中国大陆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一切热爱自由者所向往的。 史瓦辛格从未当过任何官员，20岁移民来美时不会英文，更无资产，其浓重乡音及令人难以念出的绕嘴名字，都曾遭人嘲笑；但他的经历是典型的移民成功故事，自强自力，自我奋斗，不仅进入好莱坞，还成为全球著名演员，具八亿美元身价，现在又当选上美国人口最多、最大州的州长。 这样的事情在当今中国完全无法想像，包括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从无任何真正的民主选举。不仅党外无民主，即使连中共党内，也从无真正的选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换，全是由独裁者钦定。而且江泽民卸去了“国家主席”，但还垂帘听政，继续掌控大权；并还嫉妒胡锦涛获得声望。日前联合国举行伊拉克战争後新格局重大会议，中国只有外交部长李肇星出席，江泽民不让胡锦涛出席联大，怕压倒他当年在联大的风光；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出访日本、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澳洲等亚洲六国，但此行却没有中国，因为江泽民不欢迎布什这个时候抵达北京访问，担心会出现胡锦涛以“国家主席”身份和美国总统对谈的场面，突出了胡锦涛。江泽民宁可牺牲中美加强关系的机会，也不让胡锦涛有和大国领袖“一起亮相”的可能。两项比较，非常明显：美国在一人一票全民直选，中国却还在玩这种肮脏的政治把戏。民主与专制，真是天壤之别！ ●为何香港才回归六年人民就发出愤怒之声 香港回归才六周年，就有50万人走上街头示威，《华尔街日报》社论说，任何城市有7％人口游行就是一件大事。为什麽香港人要怎麽做？究其原因，是因为香港要制定的23条立法，要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一步步走向北京专制模式。23条立法像一条绳索，要把港人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等捆住，要把香港人变成像大陆人那样的政治奴隶。 香港特首董建华根本没经过人民的选举，是由北京一手任命的，因此他只对北京负责，不会对人民负责；他不代表民意，完全是个傀儡。他是香港的温家宝，根本不是香港的史瓦辛格。史瓦辛格当选後曾说，要作人民的州长，而不当官僚首长。加州和香港的领袖产生截然不同：一个来自人民的选择，一个来自独裁者的钦定。 这次加州重选州长对香港以及整个中国都构成启示，“到底什麽样的制度才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权利。只有民主制度，选举的制度，人们通过选票，才使自己成为自由人。”这种自由的资讯，经由现代科技的传播正一丝一缕、润物细无声地吹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觉醒，发出渴望自由的声音，这个民主的潮流是江泽民们无法阻挡的！ ●江泽民政权不公不义引发人民愤怒情绪 中共过去二十年开放改革，中国人的空间得到了一定的扩大，生活水平也得到相当的提高。但江泽民统治集团仍然控制所有政治权力，并利用经济的改变，来换取老百姓的沉默，和知识份子的顺从。但由於经济发展带来的空间扩大，人民了解到更多外部世界的真实，结果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满，进而要求更大自由：“要求免於被随意逮捕的自由、免於恐惧的自由、免於因不同政见或修练法轮功等被送精神病院的自由”等等。江泽民政权的高压政策，只能激发人民更强烈的不满，这就是为什麽中国大陆民众自发性游行抗议示威的行动越来越来的原因之一。 目前中国大陆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江泽民统治集团可以荣华富贵，几乎高官都成了暴发户，美国一位参议员华裔助理说，原中共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军的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做的一笔军火生意，他个人抽成（获得佣金）就高达几千万美元！但中国农村很多地区仍相当贫穷，很多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无法上学。中国的城乡差别比毛时代还严重。巨大的社会不公，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不合理，更激发人民的愤怒情绪。 这种愤怒情绪还由於今天现代科技的出现而累积燃烧。虽然中共用“网络防火墙”、网络警察等手段来严密控制资讯，但渴望知道外部真实的中国民众，仍然通过各种手段来上网，通过西方媒体，尤其是通过是通过海外中国人办的各种网络和平面媒体，包括《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以及各种网络刊物等，来阅读、下载那些被江泽民们控制的消息。应该说今天的资讯网路，已成为摧毁大陆专制城墙、最终推倒共产主义长城的秘密武器，所有的城墙都终有一天会轰蹋成道路！ ●香港民众选择自己的权利 对於香港民众日前对董建华的不满和批评声音，曹长青表示，以董建华的所作所为来看，即使按照中共的标准，他也是不中用的、没有效率、缺乏能力的。董建华想制定剥夺香港人基本权利的23条立法，意图和手段都是愚蠢、愚蛮的。曹长青认为，董建华属於那种笨蛋加坏蛋的“两蛋”人物，这种人绝不可能考虑香港人的根本利益，只能向他的中南海主子负责。 北京政府出於担心香港自由之风刮到内地，不想看到香港民众受到鼓舞，因而短期内不会撤换董建华，但换不换不是实质问题，因为换上了胡建华、温建华，都是换汤不换药，关键是香港人民要有选举权，只有采取加州模式，由民众直选，决定香港的领袖，选出自己的史瓦辛格，香港才会有未来的繁荣及长远稳定。 曹长青表示，香港人只要坚持争取权利，就可能有成效。因香港有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是因为香港不是在北京的直接统治之下，共产党无法采取“天安门模式”，派坦克车到香港街头进行大屠杀。这就给了香港一定的空间，中共无法禁止几十万人上街，无法禁止媒体公开报导，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後，北京想通过与国际接轨，扮演一个大国形象，由此更不敢随意在香港制造“天安门屠杀”。二是香港和内地有很大的不同，香港在英国统治下，一直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等，他们对自由的感觉，就像是吃过糖知道是甜的一样，如果将自由剥夺，等於告诉他们糖是苦的，这是不可想像的，因为糖是甜的这种味觉是无法再改变的。而中国的老百姓一直生活在专制下，从来不知道糖的味道，不知道真正自由的滋味。 但香港仅仅才回归六年，就有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可想而知共产党的所谓“一国两制”是虚假、骗人的，北京的统治方式已破产到何种程度。 ●支援全球公审江泽民 曹长青对全球公审江泽民表示非常支持。他说，在江泽民独裁政权统治下，中国根本没有言论自由。虽然中国的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权利，但中国两千多家报纸都被政府控制，仍是党的喉舌。中国所有的报纸都姓“党”，叫“党报”；报社工作人员被称为“国家干部”。如果在加州《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被称为美国的“国家干部”，会让人觉得是说胡话、疯话。但在中国，编辑记者等仍属国家干部，列入政府编制，这种制度本身就决定了中国的报纸电视等媒体，根本没有自由和独立，而媒体不独立，报道就不可能客观和真实。 在中国大陆今天说审判江泽民，简直如同天方夜谭，因为人们连批评他的权利都被剥夺，所有的媒体和司法机构，都控制在专制者手里。因此，如果要控诉江泽民的罪行，只有在有言论自由的外部世界才有可能。虽然在法律上最後能进行到什麽程度还无法预测，但至少可以通过“全球审判江泽民”，发出获得自由了的中国人的道义之声，让大陆人民知道，江泽民等独裁者，不可能一手遮天，对他们的罪行，海外的华侨和留学生们正在采取行动，发出道义审判的声音，并利用西方国家的真正司法系统，追究江泽民的法律责任。即使是象徵性的，也可以表达出中国人良心未泯，道义仍存。而且这种道义的声音经过现代科技手段等传回中国大陆，将进一步激励、鼓舞在那里抗争的中国民众，让人们感到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江泽民、结束共产专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原载【《大纪元时报》2003年10月29日 2003-10-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9👍 0💬 0美国人玩命要出名
经过911恐怖的纽约人，又要受一次小的“惊吓”，一个美国青年在曼哈顿中城90尺高的圆柱上连续站立35小时，不吃不喝不睡，无安全保护装置，然後从柱上跳到地面。美国ABC电视台22日晚10时现场直播这一惊险场面：最後结果他是玩命者找死、还是功夫绝顶的英雄？ 今年29岁的戴维．布莱恩（David Blaine）是世界出名的“敢玩邪的”的冒险表演大师。他曾在沙滩上被“活埋”4天；在棺材里躺过7个昼夜；在冰柜中站立63小时。 这次他要“向死亡挑战”，选在曼哈顿中城的市图书馆後面的布赖恩特公园（Bryant Park），树立一个高90尺（约10层楼高）的圆柱，圆柱半径仅22英寸（1尺5），然後站立在柱子上面，从21日中午12点，一直站到22日晚上10点45分，长达两天一夜。 在布莱恩站到圆柱上5小时後，我昨天特地赶去观看这位要创造记录的“大胆者”。公园里几乎站满了观看者，人们仰望这位不是“伟大领袖”的“高高在上者”。无数台摄影机、照相机、以及惊讶的眼神，在定格著这个纽约的新景观。 但布莱恩却显得相当轻松，不时向人群和记者们挥挥手，做出“伟大舵手状”。 但如果仔细想想那个高90尺、宽一尺半的圆柱，就令人惊恐。因为平常人即使站在10层楼顶向下看，都可能会有眩晕感，即使走在平稳的100尺高的桥面向下俯瞰，也会有一定的恐惧。但这是站在仅22英寸宽的圆柱上，没有任何依靠，没有安全保护装置，只要站不稳，每秒钟就有一头扎下来摔死的危险。但这不是坚持一秒钟，而是连续站立2,100分钟，12万6千秒！每一个瞬间，他都要保持绝对的镇静、绝对的身体平衡、绝对的心理稳定、绝对的不能打瞌睡┅┅仰望著他，我不期然地像起那几个从世贸大厦90多层高楼上往下跳的绝望者，真让人不寒而栗。 而且在这35小时中，他不能进食，不能喝水，没有任何可靠一下、坐一会儿的装置，而且不能上厕所（他身上插了导尿管）。为此他两天前就停止进食，等於连续4天“绝食”；还要迎风破“雨”、纹风不动两天一夜，简直不可思议。 纽约的气温在21日夜间降到47度（摄氏零上9度），还有阵阵冷风。曼哈顿街头到处悬挂的美国国旗在夜风下哗哗飘动，而布莱恩不仅只穿了件单夹克，而且更艰难的是要对付飕飕的风。中国俗语说“高处不胜寒”，其实更是高处不胜“风”。在一个孤零零的90尺高柱子上，风更显得强劲。在这种情况下身体能保持平衡，长时间稳定站立，需要绝对的功夫，超人的毅力。因此，如果布莱恩能够坚持到预定的22日晚10点45分，他就将创造奇迹，因为全世界从没有人这厶做过（连尝试都没有）。 布莱恩坚持到那个最後的时刻，仍不算赢。他要从90尺高的圆柱上直跳到地面。而且地面不放置传统的充气垫子，而是仅放一些空纸箱子。在经过连续35小时的固定站立、4天不进食的身体状况下，他的双腿是否有力气支撑撞击地面那一瞬间，将是这场“冒险秀”的最关键一刻。布莱恩的朋友和训练师布朗（Bob Brown）说，如果他的腿落地姿势不对，“他不是摔瘫痪，就是当场死亡。”要记住，他是从10层楼的高度往下跳！ 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ABC台将在22日晚10时（美东时间）现场播出这最後“关键”的一刻，并且是长达一小时的题为“戴维．布莱恩的眩晕”（David Blaine’s Vertigo）的黄金时段节目。 周围的观看者有人认为他是个“傻冒”，有人认为他为了出名不要命了。但更有人欣赏他这份挑战者的精神和勇气。 布莱恩是“找死”吗？这位出生在布鲁克林区的纽约青年，从小就喜欢“冒险” 和魔术。早在1999年他就“成名”，因他在大街上表演“身体腾空”，被ABC电视等媒体报道。扑克牌“魔术”更是他的拿手戏。他曾在《纽约时报》记者於身旁眼睁睁盯著的情况下，把一个流浪汉手里的一块钱变成了100美元。流浪汉惊呼“啊，上帝！”後来在车上记者看到，流浪汉那破旧的一块美元在布莱恩自己的钱包里。这位“破了财”的魔术师说，“少了99元，但帮了一个流浪者，也值了。” 他後来的“创举”是让人把他活埋在沙子里，足足憋了4天4夜。那些铲沙子埋他的都是名人，第一个动铲的是纽约房地产大亨川普。他是布莱恩的崇拜者，这次“高空站立”，川普曾力主布莱恩到他的大厦门口进行，因为他希望川普大厦随布莱恩“出名”。但最後选在著名第五大道和42街交叉处的市图书馆後面的公园，因为世贸大厦没了之後，这个地方几乎就成了曼哈顿的心脏地带，行人游客最多。 布莱恩在曼哈顿哈德逊河中一个棺材里连躺7天7夜（不吃不喝）那次“壮举”也曾轰动。後来（2000年11月）他在曼哈顿中城ABC电视台的门口的一个装有6吨冰的冷柜中赤裸上身连续站立63小时（也是不进食，但通过细管输进氧气，并喝水），有10万人观看，造成交通堵塞。 ABC电视台曾为此制作了一小时的“黄金时段特别报道”节目“冻结的时间”，该台“美国早晨好”节目著名主持人戴安娜．索耶随後采访了布莱恩。这位冰中“勇士”被从冷柜中“救”出来时，已不能讲话，直接被救护车拉走。三天後布莱恩才能走路，当时脚脖子已冻肿。 那次冰中站立，布莱恩就破了记录，因为在此之前，有人曾在冰柜中连续躺过57小时。而布莱恩是固定站立，更艰难，而且时间是63小时。当年美国《人物》（People）杂志把布莱恩选入“2000年全球25名最有刺激性的人物”。布莱恩对索耶说，他後来难以坚持时，就想像自己是被关押的战俘，坚持要活下去。 布莱恩的母亲和祖母都是吉普赛人。他母亲10年前因患癌症去世。布莱恩最感激的是他母亲，因为他想做什厶，充满自由感的母亲都赞成支持。布莱恩的胳膊上刻著最有想像力的现代派画家之一达利（Dali）的作品“虎”。他在自由的家庭气氛中，塑造了想像力和冒险精神。而纽约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大都市，给了他更大的想像空间，使他的“冒险表演”有实现的可能。纽约地铁那些自由表演的艺术家、街头的卖艺玩耍者、以及自由女神像对面公园的那些玩滑板的孩子们，是纽约、以至整个美国自由精神的大写意。它使我想起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话，“纽约人比风还自由”。 布莱恩的“冒险”不是找死，他经过刻苦的自我训练。《纽约时报》记者曾评价说，布莱恩是最有自控能力的人。他曾在自己曼哈顿的公寓里练习在圆柱上长时间站立，然後又到拉斯维加斯赌场附近的大荒漠中，在90尺高柱上一站就是17小时。而且还专门到隧道口的迎风处练习高空站立不被风击倒。 布莱恩现在已成为美国的名人。著名歌星迈可．杰克逊是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还有克林顿夫妇。《纽约时报》记者观察到，在采访他时，总是有无数的电话、无数的人，包括名人们要找他，当然还有那些漂亮的女性追随者们。布莱恩说，他只有躺在密封的棺材里、锁在冰柜里，以及站到90尺高的孤零零的柱子上时，才感到清静。终於没有了电话、名人朋友和漂亮的女人了；只剩下他自己，还有要战胜的恐惧和死亡。 在22日晚10时，那些不能亲自到曼哈顿观看这个“冒险者”表演的人，可以在ABC电视的特别报道上看到布莱恩站立35小时之後，从90尺高的圆柱上跳落地面的瞬间。这一跳，将决定他是摔成残废或送命，还是“溅出”冒险者的英雄记录。 2002年5月22日 2002-05-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星期专论》∶台湾怎样成为「东方瑞士」
很多台湾人期待台湾成为正常的独立国家，并建成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永远和平、富有、吉祥。最近去日内瓦参加「藏汉国际会议」，置身瑞士，更体会到台湾人为什麽会有这种期待。但瑞士和台湾虽有相像之处，却更有不同。台湾要想成为「东方瑞士」，不妨从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中寻找一些借鉴。 瑞士的国土面积和台湾差不多，但她是个内陆国家，北接德国，西邻法国，南连意大利，东临奥地利等，处於大国的「包围」之中。而且瑞士的近八百万人口，也是多元的∶74％德国人，20％法国人，5％意大利人，再加其他各种国家来的人。 ●在瑞士，没有「乡愁」 但在瑞士，法兰西人从没要求「回归」法国，他们认同瑞士，视自己是瑞士人。占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德意志人，也没有渴望和德国「统一」。即使二战时纳粹德国占了大半个欧洲，吞并了奥地利，成为欧洲最强国时，瑞士的德意志人，也没有以「同文同种」等血缘理由，提出瑞士成为德国的一个省，更别说什麽「终极统一」了。占半成的意大利人，也没有像台湾的余光中们那麽梦恋「母国」∶每天你在那头，我在这头，「乡愁」了一个甲子还没够。 瑞士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特的国家，根本性的条件是∶所有瑞士的居民，都认同这块土地是自己的家园。一位瑞士人说的好∶「瑞士之所以成为瑞士，是因为有些德意志人不愿做德国人；有些法兰西人不愿做法国人；有些意大利人不愿做意大利人。」所以他们都去做「瑞士人」了。 ●高度民主，充分自治 了解瑞士历史的人都知道，瑞士是最可能分裂的国家，因为在人口上，有四大族裔、四大语言（德国，法语，意大利语，罗曼语）。听瑞士人讲话，感觉像在联合国。而且在宗教上，天主教占40％，新教占35％，伊斯兰占近5％，还有2％的东正教等。在地理上，欧洲最高峰阿尔卑斯山东西横贯，把瑞士一割两半；南北交通，可通行的山口不多。但即使这麽多「不利」因素，瑞士也没有分裂；内部的族群，也没有以什麽民族情感、血浓於水，去跟各自的「母国」套近乎。他们一直保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成为世界中心之一。像国际红十字会、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在欧洲的两个办事处，还有早年的国联等，总部都设在了瑞士；瑞士更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瑞士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实行高度民主，充分自治。瑞士实行联邦制，设有26个州（State），每个州都像一个小共和国，有非常大的独立自治权力（State译成中文就是「国」）。有三亿人口的美国才设了50州，而瑞士人口是美国的40分之一，但州的数量，却比美国的一半还多。由此可见瑞士人对自治的重视和尊重。在瑞士，26州都可自己立法。从日内瓦坐车到另一州，就会看到警察制服的徽章等都不一样。 ●十万人连署就可修宪 在瑞士，虽然说罗曼语的（古罗马人後裔）不到人口的1％，但罗曼语和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一样，都被正式列为「官方语言」。 在瑞士的教科书上，强调的不是什麽德国的柏林，法国的艾菲尔铁塔，意大利的弗洛伦萨，更不会有人渲染母国的强大（瑞士人鲜有母国的概念，他们只认瑞士是自己的国家），而是讲自己的日内瓦湖，少女峰，瑞士军刀和手表等国家自豪的象徵。 瑞士充分尊重不同族群的意愿，公民对任何重大国事都有公投权，只要十万名瑞士国籍者连署（占人口不到2％）就可修改宪法。像瑞士现行宪法，就是1999年经全体公民投票通过的。瑞士很晚才加入联合国，2002年，瑞士举行了公民投票，因多数赞成才决定加入。 ●独立，中立，美丽 今天，瑞士是世界旅游胜地，站在日内瓦街头，抬头是阿尔卑斯山上的皑皑白雪，低头是日内瓦湖畔的莹莹绿草；周围的红瓦白墙小屋，古典的塔楼教堂，百米高的水上喷泉，微风下的点点白帆，令人如置身美丽童话世界。 瑞士更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瑞士仅排在美国之後（然後是瑞典、新加坡等），其人均收入一直排在世界前列。 台湾的经济水平、自然环境等都可和瑞士媲美，唯一令人不安的，是相当一些人的心态。瑞士给人的启迪是，台湾要想成为「东方瑞士」，最根本的是，要像瑞士人那样，所有族群，都把安身立命的这块土地当作自己的真正的家园，齐心协力；最後才可能建成瑞士那样独立、中立、美丽的国家。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8月23日「星期专论」 2009-08-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给一人办报等於报丧
六四事件22周年了，按当时中共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说法，“六四”也有713名学生和市民被打死。但这麽人命关天的事，在当今中国五千多家报纸、电视电台上，却连一个字都不提，好象这件事压根就没发生过一样。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但跟一百年前相比，中国的新闻自由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是倒退了！ 清末时，中国开始出现报纸，清政府也随之颁布了《大清报律》等，目的是想控制。但学者研究认为，这些立法还是相对比较开明的，促进了中国报刊的“短暂繁荣”，因为报纸可以跟政府打官司了。在清朝结束前的13年中，只有30家报刊被当局查封（平均每年不到3家）。而今天中国政府动不动就全国“整顿报刊”，一次就查封几百家。去年的整顿，只山东一省就封掉32家报纸，比清王朝13年查封的总和还多。 在过去一百年中，中国有三个时期新闻控制最严，标志都是为一人办报，为一党宣传。第一个是袁世凯称帝遭全国反对时，袁政府颁布《报纸条例》，对媒体严厉镇压，有60多记者被捕，至少24人被杀，全国报纸由500家凋零到130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当时有一家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敢登一些不同声音。但袁世凯儿子由於不想让父亲看到那些反对的声音，居然买了套印刷设备，亲任主编，办了张假《顺天时报》，刊登歌颂帝制文章，欺蒙他父亲。这张“一人报”袁世凯当然喜欢，认为帝制是人心所向。但好景不长，袁的家人有次到外面买食物，包装纸是一张真《顺天时报》，袁世凯看後才知道，原来天下一片讨袁声。於是袁登基当皇帝才83天就在全国骂声中“退位”，之後76天就死了（才57岁）。史家认为他“气结而亡”。袁断气前说了四个字“你害了我”，据说就是指儿子办“一人报”（袁曾说这是“欺父误国”）。 中国新闻控制的第二个严厉期，标志也是办“一人报”。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陆铿曾说，1946年他们给蒋介石办过“一人报”。当时蒋住庐山，南京出版的《中央日报》经上海到九江，再用马匹或轿夫送到山上，已经很晚，蒋对此“不悦”。於是《中央日报》决定在山上专为蒋办张“庐山版”，由陆铿主编，几十人在山上听电台收稿、编辑，这样蒋就可及时看到报纸。当然这张“一人报”跟袁世凯儿子办的不同，蒋总裁事先是知道的。但相同的是，也是刊登权力者喜欢的东西，当时大权独揽的蒋总裁也俨然是“皇上”。 据新闻学者的研究，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颁布的新闻法令有40多个，其中半数是为新闻检查而设。只是陆铿为蒋在庐山办“一人报”的1946年，蒋政府就以“重新登记”为名查禁报刊，只是重庆、北京、昆明三地就查封了143家；新登记报刊的资本额，比原来提高五万倍，以此增加办报难度。 中国对新闻控制的第三期，也是最严厉期，是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建政之後。中共通过国有化，把所有报纸变成国营，完全被政府掌控。在清末，中国除了一份《直隶官报》，其他报纸都是民营的。在袁世凯称帝时，中国的报纸也几乎都是私营。连袁的儿子都没法办份官报与之抗衡，只能办假报。在蒋的民国时代，除了《中央日报》等，大部分报纸也是民营的，所以蒋政府才要通过巨额资本、繁琐登记、尤其是新闻检查等，来限制媒体。但到了共产党时代，这些都不需要了，国有就是党国所有，甚至都是党报了，党当然可随心所欲。一位《人民日报》副总编曾说，这张中国最大党报除了出版日期，其他都是假的。话虽有点夸张，但说出了党报的本质。今天六四事件22周年，中国大小报纸一个字都不登，不就再次证明这种“本质”吗？从这个意义说，中国的报纸也是“一人报”，是给胡锦涛看的，得符合他的共产党意识形态。袁的儿子当年办的是假《顺天时报》，今天中国的报纸是真的《顺党时报》。 但“一人报”无法长久，甚至等於“报丧”。袁世凯镇压新闻，但从当上总统到皇帝到死，前後才四年。蒋介石从“办一人报”、严控舆论，到被打败逃到台湾，只有三年。 今天则到了互联网时代，手机、推特、脸书、博客等，等於每个人都可以办张报纸，办个小电台，把北非、中东等民主变革的真实信息，像袁世凯家人外面买食品时包装的真报纸一样，传进中国。胡锦涛的党报们虽然还在吹谎言气球，但不管其多麽庞大，在真实的针尖下，都会被扎得“漏气细无声”。这个网路的科技革命，给“革”专制的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武器。所以，也只看“一人报”、只听赞美声的胡锦涛们，当然也不会逃脱袁世凯、蒋介石“皇朝被结束”的下场。 2011年6月9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1-06-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中东的三个领袖都瞎了眼
沙乌地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昨日抵美，和布什总统在德州农场商讨中东危机。但由於沙乌地阿拉伯和恐怖份子的关系，许多美国民众对沙特这个「盟国」 缺少好感，对阿卜杜拉来访，以及他曾提出的中东和平方案，没有热情。布什总统和他「晤谈」了两个小时，也观点各异，没有什麽大结果。 美国的中东问题专家、本月初以评论中东和恐怖主义问题获得「普利策评论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前天专栏中预测说，阿卜杜拉来访根本不会解决问题，因为中东的三个领袖——阿卜杜拉、沙龙、阿拉法特都有眼疾：阿卜杜拉根本不看过去；沙龙看不清将来；阿拉法特不顾现在。 弗里里德曼说，阿卜杜拉又是提出中东和平方案，又是来美国访问，但他的盲点是：睁眼看不到刚过去的问题：911袭击美国的19名恐怖份子，其中15名是沙乌地阿拉伯公民。但沙乌地阿拉伯对此毫不承担任何责任；更别说解决这个国家产生这麽多狂热反美、反西方恐怖份子的基础：那些煽动极端伊斯兰狂热的宗教学校，那些为恐怖份子提供资金的穆斯林组织等。 弗里德曼特别举了中国的例子和沙乌地阿拉伯比较，他说在中国，过去16月来最畅销的书是《哈佛女孩刘一婷》（译音），卖了110万册。中国的父母们最关心的是孩子的教育。由於这本书大成功，由此刺激出很多仿制品，如怎样进哥大、剑桥、牛津等多达15种。但在同一个星期，沙乌地阿拉伯驻英国的大使、阿拉伯世界著名诗人阿尔戈塞比却写了一首诗歌颂巴勒斯坦那个用自杀炸弹炸以色列商场的18岁少女，赞美她「以自己的死为真主的教导增光」。 这位美国专栏作家感叹地说，督促孩子进入哈佛的书成为畅销书的社会，最後一定会建立自己的哈佛；而鼓励孩子送死、赞美用自杀炸弹炸商场的阿拉伯领袖，只能建一个除了石油之外什麽都不会有的社会。 沙龙的瞎眼在於，他只知道谈论怎样摧毁巴勒斯坦自杀炸弹恐怖份子，但他对明天没有任何计划。连一些以色列人也对弗里德曼抱怨说，沙龙除了知道使用铁拳，没有计划，没有远见。沙龙被三个东西迷到瘫痪：清除掉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内建立屯垦区；认为如果让步，就会被巴勒斯坦人视为软弱，将来更难达成现实的解决方案。 阿拉法特的瞎眼是，他只愿谈论「昨天」，巴勒斯坦人遭受了怎样的痛苦；或者愿意谈论「明天」，巴勒斯坦国的旗帜有一天在耶路撒冷上空飘扬；但对现在毫无计划，没有计划使他的人民做出历史性的妥协，没有计划建立民主的政体，没有计划去摧毁那些用自杀炸弹杀害平民的恐怖主义组织，来与以色列达成和平。 美国总统布什在这样三个瞎眼领袖中间斡旋，不把自己弄得白内障就不错了。这是阿卜杜拉911後第二次来美，上次他向纽约捐献一千万美元，但随後就把911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挂钩，大谈「如果」「但是」。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立即退回了捐款，说这种「如果、但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正是问题的一部份」。 阿卜杜拉如果真的想解决中东问题，首先得从自己的国家开始。因为恐怖主义如此嚣张，和沙乌地阿拉伯有很大关系。拉登是沙乌地阿拉伯人，恐怖袭击美国的19名恐怖份子中15人是沙特国籍，哈玛斯等恐怖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沙乌地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 伊拉克副总理阿孜兹（Aziz）在自杀炸弹升级之後宣布，对每个用自杀炸弹杀害平民的巴勒斯坦「烈士」奖励25,000美元（原来是一万美元）。沙乌地阿拉伯国营电视台在不久前举行的为「烈士」捐款大型晚会上，捐到一亿三千万美元（加上政府的捐献）。昨晚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引述了沙乌地阿拉伯的教课书，上面有「不可相信犹太人，不可和犹太人交友」等排犹仇外的宣教文字。一位伊拉克异议人士说，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是911」（意即对美国的攻击）。 昨天《纽约时报》就阿卜杜拉访美发表题为「王储和总统」的社论指出，沙乌地阿拉伯根本没有民主，人权状况也非常糟糕。6年前因国王哥哥中风不能理事之後而掌权的王储阿卜杜拉，以及王公贵族们掌握著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这个「权力集团」大约由5,000名王子和公主组成。沙特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几乎只要带个「长」字的官都被这些「王子们」包了。 弗里里德曼曾在美国公共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说，他到沙特采访时，开车迷了路，他跟随一辆汽车想问路，可那辆车拼命躲他，好不容易才追上，结果发现那个司机是女扮男装。在沙乌地阿拉伯，女性开车违法，要蹲监狱，更没有选举权等基本人权。阿拉伯的男人们可以依法有四个老婆，但女性一旦有外遇则要遭「荣誉处决」（honor killing），即不经法庭，丈夫和家族成员可私设刑堂杀死。不仅在沙乌地阿拉伯，很多穆斯林国家也是这样，据今年三月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年会资料，1999年在巴基斯坦就有1,000多名女性这样被丈夫私刑处决。 沙乌地阿拉伯的5,000名王公贵族们花天酒地，脑满肠肥，反正地下有的是石油，手上又有绝对的权力。而作为世界唯一超强的美国也得买他们的账，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所说，美国必须和它保持盟国关系，因为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又是美国武器的最大买家。当然，谁也不想它成为「伊朗第二」。 阿卜杜拉从贝鲁特到德州，到处宣称他是「和平使者」、「问题」的解决者。但沙乌地阿拉伯如果真想帮助解决中东问题，首先得从解决自己的问题做起，因为那个社会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份」。 2002年4月26日於纽约 2002-04-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构成人权的各项基本权利应处于平等地位
最近两三年，是中国人权利意识逐渐苏醒之时。而由于每个人所处的阶层很不一样，从自身出发考虑并申张权利之层次，自然也很不一样。 对于失地农民来说，要求合理解决其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各种权利自然是头等大事。失地农民在中国高达6,000万之巨，这个群体现在最迫切的要求是生存权利，以及他们申张生存权利时必不可少的结社权利。与他们境况相仿佛、因而权利要求也相仿佛的还有下岗工人。这些无权者加起来，至少有一亿几千万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要求的当然不再是生存权，因为他们的生活大多早已进入小康，部分已经奔往富裕。对于这个阶层来说，目前最紧迫的事情自然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更何况从人权发展史来看，这几大权利还是保障其它权利的基础权利。但无论怎样，知识分子群体也不能坚持说，这些权利比失地农民与下岗工人的生存权利更为重要。 而对于那些在世纪末突然走俏的“宗教热”中皈依了各种宗教的人士来说，他们要求的是信仰自由的权利。但他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本群体的权利主张高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权利主张。 上述权利其实构成了人权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在生存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等诸项权利当中，失去了任何一项权利，人权就将不再完整。而中国人权自成立之日起，奋斗多年，捍卫的就是包含上述各种权利在内的人权。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生活遭受专制极权体制统治的国度，以及十几亿长期匍匐于专制极权神坛下的国民来说，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当然是前所未有的大进步――“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虽然曾有个性解放之主张与启蒙思潮，但救亡一来，个人权利的主张全部让位于救亡与革命。直到现在，中国的发展观还是只见富国强兵之主张，个人权利没被置于社会发展的要义之中。 当此之时，各种权利主张的群体本应该互相支持、互为奥援，才能使争取公民权利成为一项社会运动。但在中国，目前竟然出现了在各种权利主张中，哪种权利主张优先的荒谬认定。比如最近引起极大争论的一场讨论，就是缘于有人认为，信仰自由的权利与政治无干，因而似乎比其它权利具有更优先的地位――而且这种认定还包含一个作为隐含前提的认定：只有基督教信仰才算是正宗的宗教信仰。 笔者不想在此对这种主张背后的原因作各种猜测，只想谈点权利意识的常识。那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上述权利的主张应该是平行发展，互为奥援，在理论与认知上根本不存在何者优先的问题。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最近固然有好几位被当局抓捕，但福建莆田市维权农民代表黄维忠更是被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判处3年徒刑，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被捕的人士仍然接二连三地被当局判刑。上述所有人士，如果要列入国际救援名单，按照国际社会现有的人权观念，上述各项权利平等，自然都应该被一视同仁，绝无先救谁后救谁，甚或救谁不救谁的问题。但如今一旦有了信仰权利优先这一认定，必将出现这样的争论：国际社会应该优先关注因信仰被捕的人士，其它被捕人士因与政治有涉，国际社会要干预也宜放置后面――此中荒谬，不讨论也可知道。 其实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凡属向政府要求权利的，都属于政治行为。你就是想撇清也没门。前两年辽宁下岗工人请愿，为了保护自己，还特意举出横幅表示“我们热爱社会主义，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只是要吃饭”，但党还是将他们“只是要吃饭”的要求当作政治反抗行为对待，姚福信等工人领袖均被捕入狱――由此可见，权利主张是否与政治有关，认定权其实不在中国民众这里，而在中国当局手中。 但维权运动当中，在诸种权利主张中一旦有了优先权的认定，并有人出于个人利益将人权事业作“市场细分”，其结果必然是主张权利者自个先乱了阵脚，再加上有人乖觉地展示自己“有顺服掌权者的一面”，其结果是让中国人的权利要求处于一盘散沙式的状态，无法迫使中国政府逐渐让步。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5月25日，总141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1👍 0💬 0中时和傅建中的「不忠」——附傅建中批曹长青文章
最近世界无疆界记者组织公布了今年「全球新闻自由」排名，在169国评比中，中国倒数第六（排古巴之後），仅高於北韩（倒数第二）。该组织说，全球有64名网络异议人士被关押，其中55名在中国。 和中国相比，对岸的民主台湾，则从去年的第43名，跃至第32，大幅跳越11名，并成为亚洲国家中排名最高的。 台湾的新闻自由度排名，近年一直在亚洲前列，成为台湾的骄傲。但同时一个不可无视的隐患是，国际报告说，在台湾「信赖媒体的人只有百分之一 」。虽然这种说法好像有点夸张，但认真考察台湾媒体，实感它有一定根据。 台湾自二十年前解除报禁後，不仅新闻自由度迅速扩大，媒体结构也发生巨变。例如在报业，原来国民党中常委创办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主导的局面，迅速被打破。立场本土的《自由时报》已跃居台湾第一大报，发行量72万份（台湾每32人有一份。按这个比例，等於中国有一家报纸发行四千万份），排名第二的是《苹果日报》（50万份），然後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由於《自由时报》的阅报率接近联合和中时两家的总和，因而被称为「一报顶两报」。 ●《纽约时报》一年「更正」三千次 联合和中时之所以从原来「两大报」降至今天老三、老四的地位（还在下滑），主要由於台湾民主转型後它们却没有向媒体专业化转型，而且出於对本地人执政的不满，而更强烈地扮演了国民党啦啦队的角色，结果意识形态化的报导倾向，严重损害了新闻的客观和真实原则，屡屡出现假新闻。台湾的新闻可信度只有百分之一，和这两报的非专业化有直接关系。 例如据台湾「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发布的报告，《中国时报》」的「乌龙新闻」（不实报导）全台湾第一，在去年的六个月中就有47则之多（平均每周二则）。 去年《中国时报》最大的乌龙事件，就是马英九访日时，编造出与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的假新闻，而且还编出双方对话、助手在侧等细节。在西方，强调要给媒体犯「诚实错误」的空间，因新闻有时效性，难免出错。但一旦发现错误，就会更正并致歉。像《纽约时报》一年的「更正」多达三千二百次，平均每天九则，且刊在重要的第二版位置。例如当年金日成的棺柩不是檀木这样的小错都要更正。 但当日本《产经新闻》引述安倍说根本没与马英九会晤，揭出这是「假新闻」之後，中时至今都没有更正，更别提向读者致歉。 ●假新闻害惨了《中国时报》 最近的例子则是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萧万长访美时，中时驻美记者傅建中和刘屏为渲染其访美成功，竟编出萧「会晤」42名美国议员，与四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亚洲策士」（包括共和党呼声最高的朱利安尼的亚洲顾问叶望辉Stephen Yates）共进早餐，并在与美国女参议员范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会晤时，范用CSB直呼陈水扁总统并对其批评等「假新闻」。 看到中时的报导後，我给叶望辉打了电话核实。我和叶相识多年，二千年他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做研究时，我们都给英文《台北时报》撰稿；九月曾在纽约聚餐，分析美台明年的大选。他曾给美国副总统切尼做国安事务的副助理，不久前转为朱利安尼的首席亚洲顾问。 叶望辉说，他根本没和萧万长见面，因那天早上，他正在香港转机回美国。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亚洲策士贝德正在加拿大度假。但中时的报导，却把萧万长和他们见面写得有鼻子有眼。至於萧「会晤」42名美国议员，也是不实报导；因其中24名众议员只是参加酒会，和萧集体打个照面而已。如这也叫「会晤」，如果有五百人来参加酒会，可否就报导说「我会晤了五百人」？ 萧万长是被前纽约联邦参议员狄马托引见的，而那些参加酒会的议员，多是给当过18年参议员的狄马托一个「面子」。叶望辉说，要让狄马托如此「公关」，国民党恐怕花了不少钱。至於萧「会晤」18名参议员，则是狄马托带他们到参议院午餐，和用餐的参议员们打个招呼；并到国会议员办公室敲门，说声「哈罗」。 就美国官员是否会用CSB这种字母缩写来称呼台湾的总统一事，叶望辉特别指出，范因斯坦已做了15年参议员，这样资深的议员不会用CSB直呼陈总统，更不会当外国客人的面批评该国元首。而傅建中所以故意用CSB 这三个字母，就是因为中国愤青曾在网上用这种字母谐音辱骂陈水扁。 当华盛顿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的美国顾问建议傅建中不要写这种不实新闻时，傅只回答一句英文∶「This is more entertaining （这样写比较有娱乐性）」。 ●美国只消五分钟即可推翻陈水扁？ 这种把新闻当娱乐写，严重损害了中时的信誉。例如去年八月红衫军「倒扁」时，傅建中报导说，美国国会「此时」推出报告，指台湾乱像「扁是祸首」。傅的这篇「报导」被新华社等多家中共媒体转载，以嘲讽打击台湾的民主。但事实是，这篇美国会报告在傅建中发稿之前40天就刊在其网页（写明七月一日发表），跟红衫军倒扁毫无关系。而且只是「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给议员的参考资料，这样的报告每年繁多，根本不是国会的集体意见。而且该报告内容更无「扁是祸首」的结论和缩语。美国学者写的报告，不可能用《人民日报》式的语言。但懂英文的傅建中却故意在时间和内容上移花接木。 更离谱的是，傅的报导还说，原CRS的主管沙特（Bob Sutter）因陈水扁上台令其「灰心失望」而离职。一个美国官员怎麽可能因对外国总统的不满而离职？这根本不符基本逻辑和常识。傅为了攻击台湾民选总统，到了「急」不择「言」、信口开河的地步。 傅建中最近引起美台关系紧张的报导，是说去年初民进党政府废除「国统会」时，曾有美方重要官员放话，「美国只消花五分钟时间，即可动员台湾人民推翻陈水扁 」。美国凭什麽、怎麽可能要推翻台湾民选政府？而且「五分钟之内」不是太夸张离谱了吗？最後美方表示，美官员不会这样说话，这更不是美国政策。而傅建中迄今也未拿出任何「美方官员」名字。从他以往报导「不实」来看，不排除又是他自己编造的。 ●「对老毛永难忘怀，真是恶心极了」 仇恨台湾民选总统的同时，却是推崇中共独裁者。傅建中曾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上把毛泽东称为「毛主席」。当年美军攻进巴格达时，傅建中的报导却说，这不禁令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解放军占领南京後，毛泽东写的那首诗∶锺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然後笔锋一转，批评美国总统布什「读书甚少，英文也不好，亦无诗人情怀，所以没法像毛润之，也写首诗讴歌美军将士占领巴格达。」 今年三月傅建中在报导中，再次引用毛的这首诗，并提到「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毛泽东欢欣鼓舞的心情」。有台湾网民写道：「傅建中活在21世纪，却还对老毛心心念念，永难忘怀，真是恶心极了。」 可能正是这种「念毛」情怀，使傅建中对张戎的《毛传》披露蒋介石爱将胡宗南可能是「红色代理人」相当不快，在《中国时报》上报导「毛传反应」时只引用批评之声，而无平衡报导；甚至自下结论说，「胡宗南怎麽说也难贴上『红色间谍』的标签」。 在报导台湾人的成绩时，傅建中则是另一种笔调。例如去年七月台湾爱乐管弦乐团首次在美国首都肯尼迪中心演出，无论演唱还是指挥，都受到《华盛顿邮报》好评，可傅建中却在报导中说，「望春风、望你早归等曲目，固然十足代表了台湾本土的心声， 但在世界性的舞台上，格局太小，引不起太大的共鸣┅┅」一副不屑一顾的口气。 ●宣扬马英九DNA是纳粹思维 傅建中等所以敢这样写「报导」，因为他和「中时」以及《联合报》等泛蓝媒体一样，都不是「忠於」新闻的真实原则，而是「热衷」反民进党政府、吹捧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例如去年马英九访美时，联合报系竟刊出题为「什麽样的DNA造就马英九魅力」的记者特稿，通篇都是形容词和肉麻离谱的吹捧，而根本不是记者报导政治人物。 例如该特稿开篇就说马英九是唯一可与美总统柯林顿相比的「具超级魅力的国际政治人物」（在美国有几个人知道马英九是谁？），强调马英九DNA特别，才具有「卓越领袖魅力」特质，它「包括旺盛活力、形塑风格与形象、鼓舞激发人心的能耐、同理心、高度自信、良好的EQ、令人向往的理想主张等等。」 用DNA谈马英九魅力，完全是种族主义思维。今天美国的哪家报纸敢说「布什总统的DNA特殊」，立刻得遭游行抗议。当然这种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文章，在美国的报纸根本不会发表出来。但在台湾，联合报系就敢这麽做，和中国时报一样，已经为了意识形态而对最基本的新闻常识都毫无顾忌了。 台湾媒体的这种「隐患」令人担忧。但庆幸的是，台湾已转型成民主国家，新闻市场已经形成。在优胜劣败的市场规律下，一切劣质、伪造的产品，最後都逃不掉被消费者淘汰的结局。 2007年10月23日於纽约 （原载《开放》2007年11月号；原题：台湾媒体的隐患） 附：傅建中批曹长青文章： 《华府了望》从阿扁洋名CSB说起 by《中国时报》傅建中 友人告诉我，有署名曹长青者在自由时报（抱歉，我从来不看这家报）撰文说是美国参议员不会用CSB的字样去称呼他所敬爱的陈水扁总统的，因为CSB是大陆上「爱国愤青」诋毁阿扁的代号。闻後不禁哑然失笑，世界上居然有这样无知的人在号称台湾第一大报上夸夸其谈，难怪西哲说∶「一点儿学问是危险的事」。（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 CSB是陈水扁英文名字的缩写，最先以这三个英文字母代替全名称呼陈水扁的，是美国学界和官方人士。最著名的的例子是去年十二月三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东亚安全研讨会上，老牌中国通沙特（Robert Sutter）多次提到陈水扁的反覆无常，从头到尾都是以CSB称呼扁的。 美国官员为了方便，无论是说话或行文，通常以CSB代替扁的全名。至於大陆的网民以CSB代号对扁肆意漫骂，那只能说是他们见猎心喜，步美国人的後尘，拾人牙慧而已。正本清源，美国人才是CSB的始作俑者，但使用CSB只是为了简洁便利，并无好恶或价价值判断的成分在内，就如同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以ROC代替的道理是一样的。 事实上，扁应以美国人用CSB代表他的全名感到高兴和荣幸才是。数十年来，台湾岛上的人有此殊荣的，大概只有陈水扁和蒋经国而己。曹某可能不知，蒋经国生前（甚至死後）美国政府官员一直是以CCK（Chiang Ching-kuo的缩写）称呼他的。假如曹某有兴趣的话，不妨翻翻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献」（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 ited States），里面关於CCK的记载所在多有，不过要看这些文献的先决条件是英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 中国的名人有洋名的，西方人多叫其洋名，如Wellington Koo（顾维钧）、George Yeh（叶公超）、James Shen（沈剑虹）等是。没洋名的，外国人则以其名字英文缩写加上姓称呼之，如C.K.Yen（严家淦）、Y.S.Sun（孙运璇）、K.T.Li（李国鼎）等是。 像CCK和CSB连名带姓以三个字母一气呵成的，就笔者所知，只有蒋经国、陈水扁二人而已，所以我说扁应引以为荣、为傲，尤其是能与蒋经国并列（也许扁自己和反他的人都不以为然）。 曹长青自云来美己近二十年，在这自由的天地里，他似乎并无多大长进，否则也不会去看那些大陆网民的垃圾，而又如获至宝般的向扁邀功。像曹某这种胡说八道的文字，本不值得回应，但为了不让他误导阿扁，落个欺君之罪，才不得不浪费中时的篇幅纠正他，但下不为例，今後曹某任何涉及本人的无理取闹，均将不予理会。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2007/10/20及香港《开放》杂��2007年11月号 2007-11-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9👍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