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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也能起飞？——比较印度和中国
比较印度和中国，是个太大的题目，根本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这里只是谈一个大概。因为这两个国家实在有很多相像之处，值得一比： 首先，中、印都是大国，中国人口13亿，排世界第一；印度也超过10亿，排全球第二。印度去年庆祝了独立60周年，明年是中共建政60年，两者的近代政府长度也差不多。 其次，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无论印度还是中国，都长期排斥资本主义。中国是共产国家，当然不实行资本主义。毛式计划经济把中国变成「一穷二白」的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主要是人为政策所致），造成四千多万中国人死亡。 印度虽然独立後就实行民主制度，但早期领导人尼赫鲁信奉社会主义，因此基本走计划经济，结果使印度也成为全球「又穷又白」的国家之一。据前「远东经济评论」驻印度记者德乌密（Sadanand Dhume）在今年第一期美国「评论」杂志发表的「印度是盟友吗？」文中数字，到尼赫鲁去世的1964年，印度人均收入才是南韩的一半。随後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先後掌权了15年，到她被暗杀的1984年，印度的人均收入降到只是南韩人的四分之一。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政府对经济控制达到高峰，银行被国有化，产品有定额，价格被管制，税收高达97.5％！印度成为全球知名的「控制执照政权」（License-permit regime），结果官僚主义横行，生产力低下。美国《新闻周刊》曾报导说，1986年印度钢铁业雇用了24万7千员工，生产出600万吨钢。同年南韩的私营企业Pohan用了一万员工，生产出1400万吨钢。 第三，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印都开始经济改革，经济都呈增长趋势。中国过去二十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8％。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近年也多在6％以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主要是利用外资（有港台等海外华人的巨大投资优势），发展出口和服务业。但中国制造的产品，多是国营企业和外资结合的产物，而不是本地私营企业制造的。而且中国经济发展了近三十年，仍完全以国营企业为主；对私营企业则百般限制。而所谓民营企业，也多是产权不清，因几乎都是挂靠国家部门，结果公司总裁根本不像西方那样真正拥有这个企业的资产，并不是真正的私有制。因此中国打入世界的产品，既没有打出世界名牌，更无全球知名的大企业家。 印度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的改革是走向充分市场化和私有制。因而他们的私营企业是真的，不仅产生世界级企业，还有跨国公司如Infosys、Wipro、Ranbaxy等，更产生全球大企业家。根据上述德乌密文章引述的数字，自印度经济改革以来，已有12家企业进入「纽约股票市场」，还有3家进入美国「纳斯达克」。去年印度最大私营钢铁公司「塔塔」以113亿美元收购了英荷炼钢厂康利斯（Corus）。最近，印度「塔塔」集团还以23亿美元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买下两个名牌车厂积架（Jaguar）和越野路华（Land Rover），更引起国际关注。「塔塔」还研制出售价仅2500美元（不到2万人民币）的迷你小车，其市场和潜力更被商界重视。 去年印度Bastiat新闻奖得主瓦玛（Amit Varma）2月初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印度的新偶像」一文说，「20年前，谁也不会想像，全球十个最富有的公司总裁，四个会是印度人。」美国「富比士」杂�易罱�公布的全球前十名首富，印度的钢铁大亨米塔尔（Lakshmi Mittal）排第二（第一是美国股票大王巴菲特），第六、第七和第九也都是印度人。米塔尔的公司前年收购了欧洲的大钢铁厂阿塞洛（Arcelor）。 瓦玛在文章中说，反富倾向在印度刚独立时就很明显。尼赫鲁就曾当面对「塔塔」企业创始人、富豪J.R.D. Tata说，利润（profit）是个肮脏的词（a dirty word）。印度是全球年产电影最多的国家，但印度电影中的富人形象，几乎都是欺负、剥削穷人。瓦玛感叹说，在全球最穷的国家，却宣传反富；但现在则今非昔比，过去印度人崇拜电影明星、板球高手、还可能包括自由战士和政治家，但现在的偶像已包括「发财致富者」。2003年印度MTV在年轻人中做的民调，荣获「年度偶像」的是印度亿万富翁、当年44岁的信诚电信集团（RC）总裁阿尼尔．阿姆巴尼（Anil Ambani），他比败了印度电影巨星S. R. Khan和高人气的板球冠军 S. Tendulkar。在上述「富比士」评出的世界十名首富中，阿姆巴尼名列第七（他哥哥名列第六）。 第四，中、印的文化背景也比较接近，都属东方文化，但对经济的影响却不同。面对台海两岸的经济发展，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感叹说，「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但经过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欺骗和暴力为核心的「党文化」洗脑，中国人的「精明」劲头也体现在造假、诡诈、欺骗上，因此中国才是全世界有最多假的东西、甚至有毒产品的国家。而印度人多信接近佛教的印度教，虽然佛教的超凡、与世无争等教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印度人积极参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也是有十亿人口之众的印度在奥林匹克拿不到金牌的原因之一），但它却会制约造假、欺诈等「短期行为」，有更多的诚信。而诚信，不仅是任何正常社会的道德根基，更是市场经济能够成功的底座。 最後，中、印两国最明显的不同是政治制度。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实行民主制度，至今已举行14次全国大选。虽曾发生过英迪拉．甘地和她的儿子都在总理任上被暗杀的政治危机，还有宗教冲突（印度有一亿五千万穆斯林，占全球第二；第一是印尼），落後的种姓等级制度等，但印度的民主制度仍非常坚固。 但中国迄今没有民主，更无真正选举，13亿中国人完全没有印度人那种个人政治选择自由。中国的经济虽高速发展，但却由於是混合制（政治专制伴随市场开放），而被西方专家称之「盗窃经济」，即权力者乘机瓜分国库、中饱私囊；腐败已成为制度性的。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再加上中国人与日俱增的民族狂热和既自大又自卑不健康精神状态，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中国会发生什麽，中国的前景是「不确定」的。而印度是可「确定」的，在民主、法治制度下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逐步富有。印度被称为「大象」，现在大象也要起飞，与「中国龙」一争高低。两者谁更有优势，整个世界都在关注。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012期 2008-06-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教育和媒体是台湾的战场
每次去台湾，都有令我惊奇的事，例如，有人能把从广州到哈尔滨的铁路经过哪些省份说得一点不差，还有人能倒背如流当年中国12个院辖市的名字。有一次给50多名年轻人讲课，提到中国东北的「三宝」时，几乎所有人都举手说是「人参，貂皮，乌拉草」，而我的东北人妻子却不知道。 这些事例说明，国民党在台湾关於大中国的教育做得实在卓有成效，而且至今仍留有深深的烙印。目前台湾社会发生的所有反绿色执政的抗争，像连宋不承认陈水扁政府以及最近的「反军购」游行等，其实都可从上述教育中找到答案，那就是国民党半个多世纪的强化洗脑教育，给今天的台湾留下了巨大的後遗症，导致很多人仍惯性地延续蒋家王朝时代的思维，而难以接受台湾的主体意识。 当年国民党在军队和「绿岛」的支撑下，可以横扫般地推行它的教育和媒体宣传，而今天台湾通过绿色革命和平转移成为民主政府，就不可能强行推行任何教育和宣传，於是抵消独裁时代灌输给台湾人的意识形态就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权力和平转移，有其避免流血牺牲的巨大益处，当然也带来了长时间难以铲除旧势力的这个代价。像苏联和东欧这类共产国家，在独裁专制倒台後，其整个国家机器、教育和宣传等都随之全方位改变。而台湾的前独裁统治群体却照样充斥各政府部门，尤其是仍然理直气壮地主导教育和媒体，这是台湾目前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主体意识的最大挑战，也将一直是台湾通往主权独立国家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人们思维意识的改变要靠一个「思想灭菌」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和媒体是关键。虽然台湾这场意识形态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依然会是艰难而长久的，但作为主体的台湾人民必定会赢得这场建立在自由意志和选票基础上的战争。 （作者注：由於近期其他写作计划繁忙，暂停铿锵集的写作。感谢《自由时报》和读者的厚爱。其他文章见www.caochangqing.com）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9月27日铿锵集） 2004-09-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2👍 0💬 0“郭氏推特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隐喻
何清涟 今年是六四运动28周年，推特上此刻正在进行的“郭氏推特革命”，印证了我在2014年发表的那篇《中国还会再现1989天安门运动吗？——六四事件25周年后的冷反思》中所分析的：现阶段，中国人的政治认知严重分裂，不可能形成1989年天安门运动那种共同诉求，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类似1989年天安门运动那种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然而，始自今年1月的“郭氏推特革命”，其中却包含着未来中国革命的诸种隐喻，郭粉们加诸于这场革命的种种诉求，将是今后中国革命的预演——当然，前提是这些革命能够出现。 “郭氏推特革命”一词，与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的“川普现象”一词的境况相同，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现象，与郭文贵本人已经无关。 郭氏推特革命：缘于追随者对发起者的有意误解 2017年1月开始，以美国为基地的Twitter中文圈发生了一场极为奇特的“郭氏推特革命”，发起者郭文贵是一位自称被国安部选中的负有特殊使命的商人，其靠山是前国安部常务副部长马建及其上级（外界怀疑是江时代最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曾庆红）。马建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后，郭文贵远走海外，沉默两年多后突然接受海外中文网站明镜网视频采访，声称为了“保命、保财、报仇”而开始进行他自称的“以黑反腐”的爆料活动，吸附了大批海外民运人士与中国的网络革命党参与。有推友无视中共建政后无数反抗者前赴后继这一事实，居然将郭文贵称为“撬动用中国人民尸骨建造的这座中共邪恶百年赵州桥拱心石的第一人，也是各种力量发力第一种”。 郭爆料的真假及可信度，《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艾莎在《郭文贵，逼迫中国做出让步的流亡者》这篇文章中已经做了详细报道。 这篇文章是自郭发动“郭氏推特革命”以来，体现了西方媒体新闻原则（double check）的一篇报道。 但爆料的真假似乎不影响“郭氏推特革命”的进行。事实上，郭文贵从明镜第一季开始，对他本人的爆料目的是诚实的，比如保命、保财、报仇；不触碰宪政民主；对中共领导层的攻击限于王歧山、傅正华、孟建柱等人；要代替几百万在反贪中落马的“受害官员”申张正义，对总书记习近平则多褒扬之词。其诉求目标也时常根据北京反应而有所调整，与其说这是郭粉们欢呼的向中共体制挑战，不如说更像对北京谈判时的叫牌。他甚至不隐瞒自己与“老领导”、“老老领导”目前非常密切的联系。 以上诸种说明，声称郭文贵将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宪政等预言，只是追随者将一件彩虹衣披在郭身上，有如后周陈桥兵变中赵匡赢胤的下属们为其披上黄龙袍，非他本人诉求。 这一种刻意的误解，完全是中国荒诞政治的一种折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当局就将一切政策变动称之为“改革”，哪怕它完全违背了改革初期对改革的定义（放权让利与民），而是朝向相反方向，即剥夺民众权利、想方设法从民众口袋里往外掏钱。在阶层固化、利益格局僵化、看不到希望的情形下，民众渴求变化，因此将一切变化，包括统治者内斗引起的政治波动都与民主化扯上关系。 可以说，郭文贵成为推特革命党的领袖，完全是网络革命党多年寻找领袖的结果。我以前就在《革命的一只鞋已经落地》及其他相关文章中指出：革命的群众早就大批存在，正在寻找领袖。这场政治波普，少数中国人清楚，外国人却看不明白。 极权体制：“郭氏推特革命”追随者产生的温床 这场“郭氏推特革命”的参与者有明显的特征： 1、对中共政权、官僚阶层、富人充满了社会仇恨，少数人将此仇恨扩展至体制内人士。 2、求变心切，不管这一变动是朝向哪个方向。也因此，郭文贵“革命”的初始动机“保钱、保命、报仇”被有意忽略，他对习近平的赞扬与肯定被当成策略，郭文贵及其“老领导”代表的只是中共不得势之势力被当作正义力量，郭文贵的视频讲话所体现的诉求高度波动性更是被选择性解读 。 3、财产诉求为里，平权诉求为表。不少郭粉的主诉是没收贪官财产。郭文贵指控的贪官傅正华的财产已经被几位推油预先分配了一番。 这一点，与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诉求不同，第三波民主化的主诉是政治权利。“郭氏推特革命”则包含着中国底层知识青年所要求的“经济权利”，但不是中东北非四国失业青年对就业权利的要求。 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的郭粉都认为应该以分配财富为革命主诉。小悲@Zodiac4698就明确表示：“不是财富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共产主义运动通过第一次财富分配实现谎言，激发人性邪恶面，然后再通过二次财富分配，实现公有制，完成极权，即对多数人的奴役。‘财富分配’是幌子是招牌，夺取权力才是目的，而民主革命的诚实就在于它一开始争的就是民权。”“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革命的目的是重新分配财富，就是把别人的钱抢过来，再把这人杀人，这就叫‘革命’，那你千万别信！那一定是跟民主无关的革命，民主革命最大的历史经验就是把权力分配作为革命的目标，是民权的革命！激发的是私产者的公理心！” 但在郭粉群中，小悲这样的清醒者为数不多。有网友认为在中国不超过一万人。我认为不止一万之数，但也不会太多。鉴于推特革命党的主流倾向，分析这些以底层知识青年为主的网络革命党，对了解中国未来的变动内容及方向很有必要。 革命需要领袖、经费、组织、目标等。网络革命党的革命目标是现成的，即推翻中共。郭在前三方面满足了网络革命党的想象：郭来自社会底层，深谙底层社会成员的心理，具备针对这一阶层的动员力。他的成功要素，比如神秘的国安背景、白手起家的巨额财富、做为公众人物所需要的外表及口才，还有他表示愿意支付的种种经费，都极大地满足了革命群众的想象力。推特曾有几年姓艾，当艾未未从领袖位置上退下之后，推特上曾有过一段缺乏大神的真空时期，现在，“天上掉下个郭文贵“（何频语录），顺顺当当成了“郭氏推特革命”的领袖。 参与“郭氏推特革命”的主体，是网络革命党，不少是在认真地预演他们心目中未来的革命，并非恶搞。他们确实希望郭文贵爆料能够加剧中共内斗，甚至有人希望出现军事政变，推翻现存政府，这些主张已经与发动者郭文贵的主张完全没有关系。 这么庞大的网络革命党是如何形成的呢？当然是中共极权体制的产物。这个体制产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在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亿万富翁群体的同时，还创造了占人口80%左右的社会底层；不仅社会成员机会严重不公，权贵垄断了社会的大多数资源与机会，政府还对结果不平等视若罔闻，甚至连司法惩罚机制也极不公平，反腐不涉及红色家族与现任政治局常委成为铁则。这三重不公平，我过去说过不少，今后将专文论述。 “郭氏推特革命”对中国的隐喻 “郭氏推特革命”鼎盛时期，海外民运大佬纷纷表示支持，杨建利的支持可圈可点，赞襄甚力，成为这次革命的亮点。但这场推特革命说到底，就是我在推特上说过的，是中共这块硬币的A、B两面的大战。A面是习近平、王歧山等代表的朝廷势力，B面就是郭文贵背后的老领导，郭文贵也从不否定自己经常与老领导通话。这通话暗示着接受老领导指示而决定斗争策略。因此，不管郭粉们希望发生什么，老领导一方与习的斗争只能按照中共权力斗争的逻辑解决。 5月份，中国发生了好几件大事，一是军报宣布，裁军与退伍复员军人的转运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二是中共宣布立法整顿中国情报系统，中央特科暨中共隐蔽战线9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中共创建情报系统的元老后代，即谍二代们代表情报系统参会。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召开这种会议，与会者纷纷表态支持习近平。这两者是个重大信号，因为习近平集中权力的过程中，军权难收，情报系统一直被认为是曾庆红的天下。接下来中国政府公布了一条消息，即美国向中国遣返一名严重刑事犯罪嫌疑人朱某，这无疑是暗示：美国与中国在引渡方面有协议与合作关系。 这边的反应在6月1日的郭文贵视频中有所体现。一些看过的人用郭被“招安”来形容，郭本人对此否认，说是五毛的诬蔑。但有人敏锐地看出了战略转折迹像。LifeTime视界@lifetimeusa在6月1日的推文中表示：“外界难以看懂郭共大战，他们之间斗的架势大，但沟通顺畅。因为他们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他还说到自己“今天气撅撅的教训那些想让郭文贵改变中国的人”，认为这种人可能不存在，但我知道存在，而且为数不少。在推友中一直比较清醒的小悲@Zodiac4698就认为自己“正是因为看到了郭文贵的这条路径可以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所以我才支持他”。其他名人的类似名言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中共来说，通过“郭氏推特革命”，至少应该看到一点：国内低中阶层对中共政权及相关利益集团已经积累了难于化解的仇恨，峻急求变之心是股随时待发的力量。目前，在中共力量强大之时，这种求变力量可以强行压制下去，但历史经验告诉世人：没有任何政权能够永久性地压制这种力量。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与其将“郭氏推特革命”看作一场政治闹剧，不如将其看作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窗口，郭文贵今后总有一天会退出推特革命，但网络革命党却始终存在。今天这个群体在“郭氏推特革命”中所展现的特质，将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中国的未来。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6月3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tiananmen-guo-wengui-twitter-20170603/388606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美国全球战略推广自由
20日，华盛顿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布什正式就任第二届美国总统，并发表演说，约17分钟。在美国历史上，只有16个总统获得连任，最长的连任就职演说是1821年的门罗总统（James Monroe），长达一小时，最短的是开国元勋华盛顿，只有四句话，才135个字。 虽然就职演说内容不长，但它是新一届政府内外政策的指导纲领，因而被世人关注。布什的就职演说将向世界传递什麽样的信息，或者说，今後四年美国会实行什麽样的全球战略？这从最近布什总统正阅读并向助手推荐的书就可看出一二。这本书的作者是原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後来移民以色列并出任内阁部长的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书名是《为什麽要民主：战胜暴政和恐怖的自由力量》（the Case for Democracy: the Power of Freedom to Overcome Tyranny & Terror）。该书主要强调，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应采取任何必要手段来支持民主；只有向中东和穆斯林世界推行民主，才会改变那里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保障世界的安全。 一个多月前，沙兰斯基到白宫做客，布什感叹说，他的伊拉克政策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只要给人民自由，那里就会充满生机。而沙兰斯基的书，给了他更多的理论支持。 布什总统喜欢的另两位作家，一位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加迪斯（John Gaddis），他的新书强调，对恐怖份子先发制人的安全政策在美国历史中有深深的根基；另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这位能直接阅读《可兰经》原文的知名伊斯兰问题专家，看法和沙兰斯基一样，也是认为只有结束毛拉们的专制，在中东推广自由价值，这场反恐战争才会获得真正胜利。 实际上，二战结束後的人类历史已证明了三位作家和布什总统的这种理念。在全球穆斯林国家中，今天人口近七千万（超过英法）的土耳其，是最早建立了政教分离、多党选举制度的国家。它不仅没有产生恐怖份子基地，没有毛拉们专权，并在五十年代初就加入北约，是26个成员的北约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正在争取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人均收入虽然低於欧洲主要国家，但也达到2790美元，是中国人均收入900美元的三倍以上。而且虽然现在该国是很强调伊斯兰教的政党执政，这个国家的民主也没有倒退。 全球第二个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印度，有一亿三千万，但即使在这麽大的穆斯林群体中，也从来没有恐怖份子活动，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後，迄今半个多世纪，一直实行民主制度。 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是印度尼西亚，两亿一千万人口中87％是穆斯林。但印尼也在最近成功地进行了独立五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首位民选总统就职後誓言，要严厉打击恐怖主义。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阿富汗，它曾被凿毁千年佛像的塔列班野蛮统治，无论是文盲还是贫穷率，都排世界前列。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铲除了专制政权後，两个月前的首次民主选举显示，不仅选民投票踊跃，而且选後政局稳定。它至少说明，只有给人民自由，就会有生机和希望。 即使在中东地区，像埃及、塔林、科威特，也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连极端伊斯兰势力很大的沙特阿拉伯，最近也在13个省的178个地方议会中进行了三阶段选举。 1980年时，全球五十多亿人口，只有46％的人民享受民主；全球当时180多个国家，只有54个国家，实行的是民选制度。而现在，全球六十亿人口中，已超过三分之二，有68％的人口享受了民主；联合国191个成员中，有129国实行了民主制度。从1980年到现在，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人类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布什总统向中东及整个世界推行民主的外交政策，不仅将推进这个全球民主化的伟大进程，而且对铲除恐怖主义，保障人类安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明天的布什就职演讲中，我们将会再一次听到对这种自由价值的重申和确信，听到民主的步伐在世界迈进的声音。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19日） 2005-0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全球化政治之翼断折 ——柏林墙倒塌 30 周年纪念活动落寞缘由
何清涟 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活动，与五年前相比太过落寞，不仅冷战时期强权国家的领导人缺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纪念活动前一天离开德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干脆缺席。这当然不象有些人勉强解释的那样：30周年并非什么重要的活动。真正的原因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紧接着开启的全球化如今受到广泛质疑，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里所做的结论虽然在将近20年的时期内备受全球化拥护者的钟爱，还是难免寿终正寝。 “历史终结”是痴人说梦 经历过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政治狂欢的人，其中不少都知道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的结论：人类历史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在柏林墙倒塌后四年，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开始推动雄心勃勃的全球化，福山参与的“美国新世纪专案”智囊团，为全球化的推广支了不少招，《历史的终结》成为全球化理论的主要支柱，欧盟就是全球化（世界大同）的袖珍版——以欧洲为地界、有6.5亿人参加的全球化实验版。欧盟的推动者们认为，欧盟的成功就意味着人类大同可以在全球化范围内向纵深推进。 小布什时期，全球化落实到组织层面。国务卿赖斯女士是位声名卓著的国际政治学者，她认为全球化可通过四个层面的国际交往推行：第一个层面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参加的联合国；第二个层面则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往；第三个层面则是NGO，凡国家与政府不便公开出面的领域，由NGO承担其功能。第四个层面则是各国人民之间的个人交往。在赖斯女士的推动下，美国的NGO进入爆发式增长，并且大批进入中国，后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颜色革命”的工具。 全球化的经济之翼有得有失 为全球化装上的翅膀，分为政治与经济两翼。 经济之翼就是让不发达国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一些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做的广告词确实让人很受感动，比如美国花旗银行某年在中国做的挂历，封面上写着“与中国人民共创21世纪”。全球化也确实让发展中国家人民受益，比如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净受益者，加入WTO至今不到20年，GDP总量从2001年的1.339万亿美元增长为2018年的13.4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比为16%，仅次于美国的20.5万亿。中国出现了人数最多的中产阶级。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家庭可支配年收入10万~96万人民币为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以此衡量，2017年中国中产阶级有3亿人，远比美国1.2亿人多。中国还养成了世界第一多的亿万富翁。按照胡润财富榜，中国以819位亿万富豪连续第三年把美国甩在身后。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因全球化而失业、收入下降，生活境况恶化，已经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依据调查资料做过研究。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跟踪研究了1998年至2008年间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增长变化，结论是中国和印度中产阶层的收入在1998年至2008年增长了60%到70%，而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他的研究引发了一场论战，三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戴维·奥特(David Autor)、西班牙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的戴维·多恩(David Dorn)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这三位经济学家分析了全球化贸易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美国正因出现上述状态，2016年大选，力主全球化并以关照世界各国弱势群体（本国纳税人除外）为本身政治责任的民主党败北，川普胜出。 全球化的政治之翼从未真正起飞 政治之翼是全球推广民主化理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尔提出的“软实力”盛极一时。美国自身与世界主流均认为美国有足够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在全球推广以人权、自由、民主等为核心理念的普世价值。加之有了“苏东波”中出现的天鹅绒革命与各种颜色革命，人们都相信民主革命能够和平推进。 但事与愿违。全球化的政治之翼几乎从来就没真正发挥作用。曾让西方进步左派激动不已的中东北非四国的茉莉花革命，不仅没带来“阿拉伯之春”，反而让那些国家进入了漫长的阿拉伯之冬，最后催生出ISIS，引发欧洲难民潮，将欧盟折腾得只剩半口气。英国退欧的两大理由之一就是担忧移民过度涌入。因为欧盟的现状，在今年柏林墙倒塌纪念日的前两天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告代表美欧伙伴关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正在脑死中”，欧洲本身则已“濒危”。 全球化第一任旗手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初力劝美国政界同意中国入WTO，其理由就是：让中国加入WTO，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引导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但这点彻底失败了，中国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堡垒。克林顿这一痴人说梦的决策及后续影响，我在《中国这个经济利维坦是如何出现的？》、《美国之误：以“中国预想”构建对华政策》这两篇文章中分析得非常清楚。 独裁依然坚挺，西方阵营分离 上述所有的问题之缘起，在于全球化的权利无国界破坏了权责对应的民主宪政体制，一国纳税人必须为为全球任何地方的秩序破坏后果买单并承担无限责任——默克尔就主张敞开本国纳税人钱包，接收难民无上限，并因此获得全球主义者一片叫好声）。全球主义者不去深究上述现象对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挑战在哪里，对此的解释是简单斥骂为民粹主义崛起。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出版的2019世界人权报告却终于用另一种形式承认了全球化的政治之翼已经折断：“从某些角度看来，我们正处于人权黑暗时代。……和传统独裁者不同，今天的独裁者通常在民主政治环境中兴起。他们大多采取两步走的策略破坏民主制度：首先借由诿罪和妖魔化弱势群体，构筑自己的民意基础；继而削弱各种公权力制衡机制，例如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和活跃的公民团体。连一些老牌民主国家也难以抵御这些煽动和操弄手段。”这段话唯一正确的是“今天的独裁者通常在民主政治环境中兴起”，其余那些说法，解析各国政治政治会得出不同的看法。 曾宣告历史终结的福山曾多次修改自身那破绽百出的惊世理论，但无论是福山还是各种支持全球主义的专家，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建立一个权责对应的政府，全球主义的推行却依赖一个完全没有权责对应机制、软弱无能的联合国及各种NGO。联合国这个“超级政府”下设的机构功能本就互相打架，比如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要打击人口走私与贩毒，联合国难民署则将所有走私人口视为“难民”，要求会员国无条件安置，客观上等于是帮助走私人口寻找安置之地，助长人口走私。各国纳税人供养本国政府，可以用选票说No。但这个由各国尤其是美国、日本等国交的大额会费供养的联合国，却对任何国家的纳税人都不负责，大多数时候都在开会、扯皮，比如人权理事会勇于谴责相对弱小的独裁政权，但对中国的文革，至今也无法形成一个谴责决议，所谓全球治理越来越流于空话、套话。 马克龙从左的幻念中走向现实 柏林墙30周年纪念活动的落寞，其背景就是盛极一时的全球化政治之翼早已折断，当年力促柏林墙倒塌的西方同盟如今离心离德。归纳而言，三大因素导致全球化受到极大怀疑：一、发达国家内部因全球化利益受损群体对全球化的深刻怀疑与否定；二、民主制度推广受阻；暴政俱乐部死灰复燃；中国这个暴政国家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净受益者；而且与普世价值日行日远；三、全球化最后成了福利全球化与福利无上限。发达国家的中产不管税负多重，都必须为源源不断涌来的实为经济移民的难民提供福利。作为全球领导者的美国，其“软实力”也终于因为债台高筑、金援略显匮乏而受到盟友们怀疑批评，邻国墨西哥总统甚至因川普总统拒绝接受非法移民而声言“美国与我们（注：这个我们包括欧洲）的价值观不一样”。 在欧洲大国领袖中，经历了本国黄马甲运动没完没了折腾的法国总理马克龙终于醒悟到全球化有问题。在他宣布“欧洲濒危”受到持续批评之后，他又在11月12日的巴黎和平论坛（Paris Peace Forum）发表谈话时指出：“我们国际体系正经历前所未见的危机，” 联合国（UN）本身已变得“窒碍难行”。国家与组织之间需要新的合作方式、新的联盟。针对那些对他直言不讳发出的指责声音，马克龙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真相，拘谨或虚伪是行不通的，沉默不是解决的办法。”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11月13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5302）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选择做美国人——祝美国生日快乐！
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节。在美国居住二十多年，每年看美国的国庆节庆祝活动，都相当感慨，它至少有两个特色∶ 首先，美国各地的庆祝活动，不是官方为了宣传国家强大、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而组织的，而主要是由民间团体或私人公司举办的。像纽约多年的国庆焰火，都是由民营的梅西（Macys）百货公司举办的（今年是第39年）。焰火相当绚丽多彩，据说要几百万美元。而首都华盛顿的焰火，以及各地的庆祝游行活动等等，几乎都是私人团体举办的。而不像专制国家那样，总是倾国家之力，做政府一手操纵的宣传。 美国国庆纪念活动的第二个特色是，它虽然是纪念国家的建立，但主要是赞美这个国家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给个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这个国家刚刚建立时发表的《独立宣言》所确立的那些原则。美国人不说国庆节，而是把七月四日称为“独立日”，不仅是纪念美国当年从英国统治下争取到独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更是传递《独立宣言》所确立的美国立国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强调人的权利。《独立宣言》译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强调人有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指国家或政府。而政府的存在，都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这三大权利，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人民就有权推翻这个政府。 今天美国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超强，并不是因为它的幅员，人口和资源世界第一，而是《独立宣言》所确定的这种保护个人的精神。纵观美国文化、历史和政治，有一个英文词被最多地强调，那就是Individualism，中文把它译成“个人主义”并不妥，因为它容易和中文里贬意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连在一起，根本就背离Individualism的本意；因此把它译成“个体主义”比较准确。保护“个体主义”，可以说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因为无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形形色色色的集权主义，从本质上说，都是“群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变种，最后都是以“群体的名义”奴役个人，剥夺自由。而个体主义，正是对抗群体主义，对抗集权的最主要武器，也是人之所以能有自由、尊严的保障。 整个一部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高扬个体主义，追求个人自由，对抗群体主义和极权的历史。美国所以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正是因为高举了个人自由、个体权利的伟大旗帜。例如连写信这种小事，美国人都是先写人名（凸显个人的重要），然后是城市，最后才是国家。中国则是∶先国家，再地方，最后才是个人；国家、集体永远高于个人。而美国人，即使姓名，也是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父姓在后，而不是中文人名的父姓在先（父权、家族社会的表现之一）。这也是强调，你自己的名字是独有的，最个人化的，你这个“个体”才是最重要的。这些都体现美国人对“个体主义”价值的推崇。 在美国国庆节前夕，俄亥俄州阿什兰德（Ashland）大学政治学教授、匈牙利移民施拉姆（Peter Schramm）写了篇文章说，五十年前，他还不到十岁，随父亲逃离匈牙利。当他听到要逃往美国时，问父亲“为什麽是美国？”他父亲说，“因为，儿子啊，我们是美国人，但生错了地方。” 施拉姆说，他用了过去大部份的时间琢磨这句话的含意，最后更清晰了，“我父亲用他的方式，说明他向往的美国不仅是个地方，更是一种价值。”施拉姆认为，“做一个美国公民跟当其它国家的公民不同，我们美国人不以血缘或历史当作成为公民的连结；相反，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认同的原则。这种认同正如林肯总统在提到《独立宣言》时所指的‘电缆’——将我们跟签署宣言的先贤们像‘血中血，肉中肉’般地紧密连结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这个定义，已超越了具体是哪国国民的界限，它代表著对自由、生命和追求幸福这三大个人权利的信奉和坚持，代表“自由人”！ 从1776年至今，美国才走过二百多年。一个只有这麽短历史的国家，却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进程和方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在911恐怖袭击时被撞毁的纽约世贸大厦，重建后被命名为自由大厦（Freedom Tower），新建筑的高度为1776英尺，就是纪念美国1776年独立，表达自由精神不可摧毁的坚定信念。 美国遇到重大事件时鸣礼炮21响，因为它是1776这四个数的总和。1776，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没有1776，没有“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世界今天不知会是怎样。仅仅回顾过去一百年，20世纪如果没有美国领衔抵抗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今天人们可能不是生活在希特勒的全球化奥斯威辛之中，就是被关进共产老大哥主宰的“动物农场”。没有1776，整个世界可能就是《1984》。 这不是危言耸听。在抵抗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人类解放战争中，美国投入了1,224万部队，最后40万阵亡，100万伤残。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曾说，美国人解放了欧洲和亚洲等，但没有占领一寸土地，他们唯一的“占有”是那些阵亡美军墓地，包括二战时的美军名将巴顿，也葬在了欧洲。 刚刚结束二战，美国又马上投入150万部队抵抗共产势力在朝鲜半岛的蔓延，结果阵亡几万人，才保住了自由的南韩，并使台湾没被红海吞噬；在随后的越战中，美国又牺牲了近六万人，虽然在西方左派杯葛下没有打赢，但历史会记得美国为阻止共产主义蔓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后来美国的对外干预，就如我在“怎样看待美国的强大”一文中列举和强调的，都是跟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在一个轨道。强调美国人要承担传播自由、解放被奴役者的道德责任，重新举起二战时那面给所有被压迫者带来希望的星条旗，向全球传递自由的信息和价值。 这种坚持道德原则，重视民主价值，缘源于美国历史。美国独立后的前三任总统华盛顿、亚当斯、杰佛逊都是这种理念的奠基者。其中起草《独立宣言》的杰佛逊于1826年6月24日写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他说，由于重病缠身，无法去参加纪念国庆和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的庆典，但他确信，自由的价值，一定会传遍世界，“在有些地方快一些，有些地方会迟一点，但最后一定会在全球实现。”十天后，在7月4日美国建国50周年那天，杰佛逊合上了双眼，和他同一天去世的还有他的前任、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美国两个总统同一天在建国50年之际去世，大概不是巧合，而是天意，意味著他们完成了神圣的使命。 从杰佛逊和亚当斯去世至今，不到二百年，而在全球的200个国家中，就已有130个是民选国家，占60％以上：欧洲44国，全部走向民主，使欧洲成为地球上第一个都是民选政府的洲际大陆。美洲35国，除古巴外，也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在撒哈拉的非洲，48国中有44个实行了多党制。在亚洲，日本、印度、南韩、菲律宾、台湾、印度尼西亚，阿富汗，都走向了投票选举。从美国诞生，至今才短短的239年，还没有清朝的历史长，可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都和1776有关。 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世界才充满了希望；正是星条旗的飞扬，才给全球带来自由！ 美国，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心灵的故乡，祝你生日快乐！ 2015年7月3日 2015-07-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6👍 0💬 0浅析“中国即将发生政变”的期望
从去年开始，关于北京将发生政变的传闻一直在海外中文网上流传，比如说去年北戴河会议上有可能废帝之类，虽然没成为事实，但花样翻新的传闻最后影响到美国的几位中国通，认为习如果再坚持反腐，将官员逼得太狠，对方有可能发动政变。对政变形式的预期虽然多样化，但不变的主角当然都是军队。传到如今，颇有人将政变看作中国民主化的契机。 本文决定考较“政变”的可能性，以及“政变”有无可能成为中国民主化契机。 政治集团内部是否有“政变”之心？ 因为王歧山反腐奉行“兵无常法，水无常形”，不让官员们摸清规律，加上宣称“反腐永远在路上”，有如在官员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惶惶终日。杨鲁军在《闽地记事三部曲》之一中以福建省官员的抱怨为例，说明反腐不得官心：“未料到反腐变成‘新常态’，……县里几套班子那是‘人人过关，个个脱光洗澡’，……一些人已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从政选择。这官还有啥当头？没钱收，无美女，连美酒佳肴都禁止，这七品芝麻官不当也罢了……”，作者还说：“我注意到反腐时代官员的动力来源和激励机制问题，靠党旗下的宣誓、靠伟大理想的召唤、靠党性觉悟良心，毕竟与市场经济法则相去太远，……市场经济讲究投入产出、讲究等价交换、讲究世俗意义上的个人成功与幸福……要求基层官员只讲奉献不计所取投身党的事业，就整体和大面而言可能是不现实的，我担心长此以往，中国会出现大规模的基层干部’辞官潮’……”。 也就是说，最恨习王反腐的应该就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在习近平开始反腐时，我就写文章分析过，习近平的政治实践与苏联安德罗波夫改革相似，由于对官僚集团与异议人士齐出重拳，整饬劳动纪律，颁发禁酒令，利用克格勃控制社会生活，当时的苏联社会对安氏改革颇有怨言。直到安德罗波夫因病去世，苏联步入了短暂的契尔年科时代，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但习近平年富力强，身体健康，如果没有突发事件，指望他在任期届满之前辞任总书记一职很困难，于是一些人就想到“政变”。 政变之难，难在找到正当理由 希望发生政变中止习王反腐的官员肯定有不少，其中可能包括一些表面上坚决拥护习王反腐的人在内。问题是：由什么人、用什么名义发动政变。这事关系到发动政变之后，政变者不被其他人除掉这一事关生死的大事。比如用“反无道，诛暴秦”之类的口号，实在有点说不通，习王二位至今为止，其“无情暴政”主要表现在反贪一事上，老百姓的生活与胡锦涛时期相比并未变得更差；如果要以习严控舆论、打击政治反对者名义政变，在中共党内缺乏号召力，政变者就算事成也肯定被党内其他势力以政治正确的名义干掉。至于用“清君侧（反王歧山）”发动政变，那得等习近平反腐决心动摇，习王关系出现裂缝时方才有效，目前还看不到这一迹象。 可以说，哈佛教授马若德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估计，即认为被整肃的贪官会联合起来反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个集团早就不是以共同的信仰而是以利益作为维系纽带，如今面临来自最高权力中心的反腐压力，多半想的是自保，比如郭正纲妻子吴芳芳因经商遭到查处之时，其父郭伯雄想到的办法是打电话让浙商帮忙接盘解套（《凤凰周刊》3月15日《郭正钢沉浮录：最年轻少将和他的商贾妻子》），而不是找军队的旧日袍泽商量如何发动“政变”。文官们当然更不会考虑这种不着边际的事情。 谁最有能力发动政变？ 政变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近侍参与，中共历史上1976年10月抓捕王张江姚那场著名的政变主谋之一及具体执行人就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汪与掌军权的叶剑英成为同盟，内由负责中央领导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抓捕四人帮，外由叶剑英负责与军队的联系配合政变，一举成功，将毛的妻子江青同志逮捕并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 被习近平反腐压迫得坐立不安的实力人物当中，最有能力发动政变的，外界一直猜测是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即传言中的“庆亲王”，江泽民的大内总管。但曾庆红似乎已经没有这种实力，大内总管之位落入令计划之手长达十年，早已人事全非。2015年“两会”前夕，从2007年开始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曹清据闻已平调至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原副局长王少军接替曹清成为中共中央警卫局的新掌门。至于军队方面，江泽民的两位亲信郭伯雄、徐才厚一被查一病死，军中将领先后有几十人被捕，人人自危。就算有人率军造反，也无法以“习王反贪危及我等军官的利益”来号召手下官兵参与政变，如果真有人号召，结果大概是被仇恨腐败军官的士兵举报。 既然由近身侍卫发动政变的概率几乎接近零，那就只能收买死士充当狙击手、刺客之类。问题是要花多高的价钱才能收买到“死士”？ 以薄熙来、王立军这对著名的主仆为例，可证明死士不易得。王立军跟随薄熙来以后，瞬间成为国际知名人物，权势熏天自不必说，还有各种荣誉加身，成为大学教授，诸多专利的发明人。薄熙来对王立军的拔擢之恩不可谓不厚，但最后在关键时刻卖主并让薄谷双双陷狱的，就是这位薄以蓄养死士标准待之的铁杆下属。 有薄熙来的前车之鉴，相信不会再有人敢去收买死士行刺杀之事，因为这等于将自己全家的身家性命交付给别人。2015年两会期间，曾庆红前秘书施芝鸿不得出面，就庆亲王一事指责海外媒体乱造舆论，可见曾现在如被困之虎，除主动辩诬之外，很难有所作为。 政变能为中国带来民主契机吗？ 最后再分析政变为中国带来民主化契机这一说法是否现实。持这种说法的人显然未曾考虑政变史的通例，即谁离权力最近，谁就得到王冠。 政变之后的权力归宿有两大类：第一种是政变后仍然延续原有的意识形态，只是权力易主。比如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联手接管了政权，仍然奉行“两个凡是”。至于以后大权旁落，由邓小平掌权，开启改革，那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较量之后发生的变化。 第二种是政变者挟民意以上台，但最后民众仍然两手空空，民意只是促成离权力最近者成为接管权力的人。比如埃及2011年“茉莉花革命”及2013年的“二次革命”，茉莉花革命的结果是让组织化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借民选执政，二次革命的结果是让埃及军政府还魂。在街上“扔石头的人”，即革命参加者，始终未能改善处境。 当然也有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并顺应民心的例子，比如1999年10月发动军事政变、囚禁民选总统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穆沙拉夫之所以敢推翻民选政府，一个重要原因是谢里夫政府执政时期，国内经济持续衰退，外债高达320亿美元，出口下降，财政赤字扩大，国内民众对此深为不满。因此政变成功后，国内民众甚至对国家失去的“民主”并不怎么惋惜。上台后，为取信于民，穆沙拉夫带头公布了自家财产，借助反腐败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并理顺金融环境，为今后经济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穆沙拉夫应该就是中国政治反对者希望的政变模式，只不过方向相反，是变专制为民主。但是，放眼望去，能从中共群蠹中找到一位这样的人物么？以前一些异议人士曾通过编造文章打造一位“军中民主之神”来激发反对者希望，2009年又将温家宝塑造成“党内民主改革派代表人物”，这种把戏到如今还没玩厌么？ 综 上所述，希望结束“永远在路上”的反腐，确是中国官场的普遍心态，因此一些人希望通过“政变”放风吓阻习王二人罢手。至于认为“政变”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契机，则更是一种缥缈的期望。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2期 2015年3月6日—2015年3月19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6419）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台湾应从美国学什麽
再有3个星期，台湾将举行总统大选和立院改选，根据各方资讯和民调，国民党不仅输掉总统府，甚至可能失去立法院多数。台湾将首次出现绿营掌控府院的政治局面。 那麽台湾下一步会怎样走？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 美国是全球唯一超强，这个国家的历史，对台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是1776年美国独立时走的“五步模式”，几乎是一种导引∶ 第一，独立建国。 当年只有两百多万人，且武力单薄的美国，面对强盛的大英帝国，勇敢地站起来，要独立建国。他们不惜拿起武器，为争取做人的尊严，打了一场独立战争。经过那些目标清晰，理念坚定，勇敢热情、不懈地争取独立的殖民地人民的奋斗，最后美国结束了和英国的隶属关系，建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因此七月四日成为美国的国庆日，美国人更喜欢叫它“独立日”。 第二，制定新宪法。 在宣布独立之后11年，美国各州的代表，经过慎密的探讨，制定了一部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愿望、人民主权原则，非常“合身合用”的新宪法。正是由于这部新宪法，美国人有了飘逸出自由精神的星条旗，而不是台湾这种党国一体的国旗；正是由于有了这部新宪法，美国人后来才有了洋溢著爱国情怀、为独立自由而骄傲的国歌，而不是台湾这种“吾党所宗”的国歌。美国二百年来，没有政变，没有街头列宁，这部被世界上无数思想家推崇的伟大宪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这个坚固的地基，才有了美国后来耸立世界之林的伟岸辉煌。 第三，不接受一国两制。 美国独立将近一百年后，爆发了南北战争。那个时候，也有人提出一国两制，即保持美国是一个国家，但南方和北方实行两种制度∶林肯总统领导的北方，废除奴隶制；南方则继续保持白人庄园主对黑人的奴役。但一国两制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制度，否则就是两个国家。最后，美国人又用一场南北战争，使美国实行了一国一制，即统一在民主自由的价值之下。 第四，本土化和民主化。 美国独立建国后，虽然使用的还是英国的英语，奉行的主要是英国的文化传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全方位地立足本土，发展出一套成为世界楷模的美国精神。这就像今天86％新加坡人说北京话，但并不妨碍新加坡是独立国家，那里的人民视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且，推行了本土化的美国，不仅没有拒绝莎士比亚和洛克，而且还和后来尊重美国人民自由选择的英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坚固的友邦关系。美国不仅脱离了英国，还拒绝了英国的内阁制，而选择了“总统制”。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已证明了“总统制”的政治优越性。因为这种体制可以避免政治投机、政治分肥和极端小党对政局的左右。 第五，国家认同。 美国是一个移民最多、种族最杂的国家，仅在纽约的地铁里，各种肤色和族群的乘客，就可以组成一个小联合国。但美国人又是世界上最有爱国主义情操，最没有认同危机，最热爱那块土地的人民。美国人对国旗的那份崇敬和爱戴，美国人唱国歌时的那份神圣庄严和感恩，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所无法比拟的。这一切主要由于美国的主流价值不是“拼盘”（各族群划地为牢），而是“熔炉”，大家融入美国精神之中，视自己是“美国人”，认同这个国家。 今天，虽然美国人来自全世界，但绝大多数人都更认同自己是美国人，都把自己当作这块土地的主人，只有这样，才能幸福快乐地在这里生存。而那些不认同这块土地，却又要赖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心态极不健康的边缘人；他们永远是末日到来般地悲观、愤怒，就因为他们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 台湾的前途也在于像美国这样，只有绝大多数人摆正心态，热爱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走“熔炉”的方向，而不是还固守“拼盘”，把自己当作“四川火锅”或“北京烤鸭”，不融入这个社会。 当年坚决支持美国独立、曾受到英法两国迫害的思想家潘恩（英国人，后成为美国公民）在美国独立建国半年之前发表的《常识》（Common Sense）一书中写道∶“从广义上来说，美国奋斗的目标，是人类奋斗的目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美国这种走出专制、走向独立、走向自由之路，是人类的方向。 潘恩的这部著作和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相呼应，成为美国独立建国之路上的一盏明灯。但愿今天的台湾人民也被这种美国精神照亮，迈向美国式的独立建国之路。 2015-12-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饭碗压力与权利意识
最近河南焦作市发生的一起扣押外国记者事件，其中工人在事件中承担的角色及作用与环保、人权组织期待的很不一样，突显了可能只有中国人才会理解的饭碗压力及劳工权利何者更重要的“中国问题”。且先简述故事如下： 事件发生于河南省焦作市，这里有不少工厂且环境污染严重，德国电视一台一个4人摄制组来到焦作市，打算就环境污染拍摄一些镜头。8月11日，摄制组正在拍摄多氟多化工公司的外景镜头时，该公司保安人员前来阻拦并把他们带到工厂食堂扣留起来。厂方经理和工人要求摄制组把已拍摄的图片交出来。当地警察赶到现场后，试图保护外国记者。但愤怒的工人却冲破警察的防线，砸破大门冲进食堂，抢走了摄制组的摄影机。数十个工人还高呼“打死外国间谍！”被困的一位女记者只好打电话向中国外交部报告。外交部调动特种刑警队，这才于夜间将被扣留长达9个小时的记者们救了出来。 这一事件里涉及的人共有外国记者、工厂主、企业工人与政府（当地警方与外交部）四方面。在涉及人权的采访中，一般情况下是政府与企业为利益共同体，权利的受损者与外国记者站在一边，希望将事情曝光，获得道义援助，以达成事件的解决。这一次却是污染的制造者（施害者）与受害者（工人，他们的工作环境不安全，也是污染的受害者）站在一边，一向包庇污染企业的地方政府这次因为害怕造成涉外事故，反而成了记者的保护者与解救者。 必须指出的是，焦作地方政府肯定是污染企业的放行者与保护者，否则不可能放任这么多企业在焦作肆意排污——报导附了一幅记者取样水的彩图，河水全成了铁锈红。因此，可以断定，焦作地方政府这次对德国记者的保护，只能说是不想将事态弄大，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欢迎德国记者报导当地的污染。 我上网查询，中国国内并无此事的报道，在股吧（http://guba.eastmoney.com/look,002407,4015979096.html）发现有关此事的讨论。从全部讨论来看，多氟多与一家德国公司有技术上的合作，但合作中有摩擦。一些中国环保人士发现多氟多产生高度污染，因此联系到德国电视一台来拍摄，本意大概是想通过对合作的德国公司施加压力，让多氟多有所收敛，减轻污染。但正好是这一背景，才被多氟多厂方故意说成是偷技术，策动工人出面扣押外国记者。工人支持厂主，原因是他们的饭碗系于此。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外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验厂审查所遭遇到的困难。自2004年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劳工及人权组织的压力下，在中国推行“SA8000标准”（全称为《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其本意是希望通过贯彻企业责任标准，促使中国的代工企业改善工作环境，使之符合人权标准，让工人能够在体面的环境里工作。但跨国公司与人权组织没意料到的是，反对验厂审查的不仅有企业、中国政府，甚至工人也不欢迎验厂审查。最后，这些旨在促进改善劳工状态的验厂审查，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大批专门帮助工厂应付跨国公司验厂审查的“咨询”机构。 但要弄明白验厂审查为何连受益者工人都不欢迎，跨国公司却花了两年时间。从表面上看，“血汗工厂”似乎是企业主缺乏良心的产物，只要约束企业主的行为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这种看法却很难解释与此相关的另外两方，即政府与工人对验厂审查的消极反应。实际上，“血汗工厂”是中国现有经济模式及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产物，因此，反对“SA8000标准”的力量不仅来自企业管理层，还来自中国政府，愿意配合验厂审查的工人也不多。 对于工厂与政府不欢迎验厂审查，跨国公司及人权组织倒是很明白其中缘由。按照验厂审查的标准，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能够通过审查的企业没有几家。企业如若要按照跨国公司的验厂标准为工人提供体面的工作环境与宿舍，许多利润本来就非常薄的企业根本无法再维持下去。如果大批企业关停，势必影响当地的税收、就业与GDP。因此，当时中国不少媒体都将“SA8000企业认证制度”说成是美国害怕中国强大，变相设置贸易壁垒，一场本意在保障提高劳工待遇的验厂审查最后被大多数中国媒体用怀疑的眼光审视。 以“沃尔玛”为例，当时这种验厂审查就引起了工人的恐慌，因为“沃尔玛”的“社会责任标准”使企业陷入困境，工人们将失去工作。在就业艰难的中国，“包身工”式的工作境遇尽管非常糟糕，但在中国城乡遍布失业者的情况下，有工作毕竟要比失业强得多。工人们既痛恨黑心厂主的虐待苛剥，但更害怕失业。因此，在验厂审查时，工人们大多不会向审查员主动提供真实情况，反而配合工厂主欺瞒审查者——在失去饭碗的压力与不体面的工作环境之间，工人宁可选择后者。 无论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验厂审查，还是德国电视一台最近在河南焦作多氟多公司的遭遇，都是工人在饭碗压力下做出的一种反应。自从中国有近现代产业以来，低素质劳动力一直呈过度供给状态，饭碗压力始终是中国工人行动的第一出发点，劳工权益（包括在无害的环境里工作）则始终居于比较次要的位置。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中国为何会出现职业病高发趋势，为何会有2亿劳动者“自愿”在危害健康的环境里工作。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 8月2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8/labor-rights/）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奥巴马政府 2011 年十大愚蠢言论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事务分析员加德纳（Nile Gardiner）∶2011年接近尾声，值得回顾一下奥巴马政府成员这一年有过的愚蠢言论。如果设有蠢言“奥斯卡”，奥巴马团队一定横扫全部大奖。其实选出“十大愚蠢”是不容易的，因为奥巴马政府有“二十大”、甚至“三十大”愚蠢言论。现在精选出的前十名如下∶ 1 奥巴马自称美国历史上第四伟大总统 奥巴马向来不谦虚，他12月份接受采访时说，他的成就可以和林肯这样的人物媲美。从他执政以来的记录来看，也许他想说的是第44名，而不是第4名。 2 拜登把茶党与恐怖分子相比 美国副总统拜登指责共和党中的茶党人士在提高债务上限争论中“行为像恐怖分子”。这番评论是奥巴马政府衰弱的象徵。 3 奥巴马称法国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今年1月，奥巴马在白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法国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他再次抛弃了英国。而法国却在伊拉克战争中背後中伤美国。奥巴马原话是∶“我们没有比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法国人民更坚定的朋友和盟友了。” 4 拜登称塔利班“不是我们的敌人” 今年12月，拜登在一次采访中说∶“塔利班不是美国的敌人。这点很重要。奥巴马从未在任何政策宣传中发表过声明称’塔利班是我们的敌人，因为它威胁到美国的利益’。” 这又是一个来自拜登的荒诞言论。美军在与阿富汗的塔利班斗争的同时，拜登却以这番极度愚蠢的言论和美军“抢生意”。 5 白宫顾问夸奥巴马在“後面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 只有奥巴马的白宫才可能想出像“後面领导”这样的词，并视其为褒义词。白宫一名顾问用该词来评估奥巴马在利比亚和阿拉伯之春所采取的行动。奥巴马在利比亚行动中落後於法国。自此那以後，该词就被拿来嘲讽奥巴马软弱的外交政策。 6 奥巴马的国家情报主管克莱佩说穆斯林兄弟会是世俗组织 奥巴马政府通过此番言论为这个令人讨厌的组织了做了免费的正面宣传。克莱佩（James Clapper）在一次听证会上说，穆斯林兄弟会是个和平的、“基本世俗的”组织，并“避免使用暴力”。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波顿（John Bolton）评价这番言论可能是“美国政府在国际历史上做过的最愚蠢的声明”。 7 美国驻比利时大使指责以色列存在反犹太主义 为了不被克莱佩的可笑言论比下去，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古特曼（Howard Gutman）12月份时愤怒地说，以色列应该为一些形式的反犹太主义而遭谴责，甚至奥巴马政府都试图与这番话脱离关系。 8 希拉里称穆巴拉克政权“很稳固” 就在穆巴拉克倒台的两周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见西班牙外交部长希梅内斯（Trinidad Jimenez）时说∶“我们的判断是，埃及政府很稳定。我们正在寻求回应埃及人民合法需求和满足埃及人民利益的方法。”可以说，这番言论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在中东问题上应对的无能，其程度只能用天真来形容。 9 希拉里称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为“改革家” 今年3月，希拉里接受采访时表示，阿萨德与卡扎菲不同，去过叙利亚的国会两党成员都说阿萨德是个改革家。希拉里那时一直犹豫是否要强烈谴责叙利亚政权对抗议者的镇压，而後来，阿萨德陆续屠杀了3千多人。 10 奥巴马称英国驻伊朗使馆为“英格兰大使馆” 奥巴马知道英格兰和英国的区别吗？显然不知道，从他上个月的这番评论就可看出。奥巴马表示，每个人都对冲击英格兰大使馆事件感到深深不安。 以下是该报导的原文∶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top 10 foolish quotes of 2011 By Nile Gardiner （Nile Gardiner is a Washington-based foreign affairs analyst and political commentator. He appears frequently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television and radio, including Fox News Channel, CNN, BBC, Sky News, and NPR.） As 2011 draws to a close, it’s worth looking back at some of the year’s most foolish comments from insid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f Academy Awards were handed out for political folly, the Obama team would be sweeping the board come Oscar time. It hasn’t been an easy task narrowing the list down to a mere ten ˉ it could easily have been a top 20 or 30. The list has a strong foreign policy bias (not least as this is a British-based blog): I’ve omitted many candidates on the domestic front that would certainly qualify for inclusion. But here goes: 1\. Barack Obama calls himself the fourth best president in US history Not a man known for his modesty, Barack Obama told "60 Minutes” in December that his accomplishments are up there with the likes of Abraham Lincoln, which is a stretch considering that even Jimmy Carter is looking good by comparison. Judging by his track record since taking office, perhaps he really meant 44th best rather than 4th? Here is what he declared in his interview with CBS: (hat tip: RealClear Politics): The issue here is not gonna be a list of accomplishments. As you said yourself, Steve, you know, I would put our legislative and foreign policy accomplishments in our first two years against any president ˉ 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s of Johnson, FDR, and Lincoln ˉ just in terms of what we’ve gotten done in modern history. But, you know,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conomy, we’ve got a lot more work to do. And we’re gonna keep on at it. 2\. Joe Biden compares the Tea Party to terrorists Even by the vice president’s standards, his comparison of the Tea Party to terrorists in August represented a new low. His hugely offensive remarks were symbolic of a presidency in decline, lashing out at political opponents in a show of crass desperation.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Politico, based on eyewitness accounts: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joined House Democrats in lashing tea party Republicans Monday, accusing them of having “acted like terrorists” in the fight over raising the nation’s debt limit. Biden was agreeing with a line of argument made by Rep. Mike Doyle (D-Pa.) at a two-hour, closed-door Democratic Caucus meeting. “We have negotiated with terrorists,” an angry Doyle said, according to sources in the room. “This small group of terrorists have made it impossible to spend any money.” Biden, driven by his Democratic allies’ misgivings about the debt-limit deal, responded: “They have acted like terrorists,” according to several sources in the room. 3\. Barack Obama calls France America’s strongest ally In January, President Obama gave Britain the boot once again when he declared France to be America’s strongest ally during a White House press opportunity with Nicolas Sarkozy (view the C-Span video at 2:45 for the remark.) As I noted at the time, quite what the French have done to merit this kind of high praise from the US president is difficult to fathom, not least with France’s track record of knif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back over the Iraq war. In the words of Barack Obama: “We don’t have a stronger friend and stronger ally than Nicolas Sarkozy, and the French people.” 4\. Joe Biden on the Taliban: “not our enemy” Another surreal statement from Joe Biden, this time in a December interview with Leslie Gelb of Newsweek (hat tip: The Weekly Standard.) While US forces are fighting and killing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who provided safe haven for al-Qaeda when it launched the 9/11 attacks, Biden undercuts them with a statement of monumental stupidity in the midst of a major war: Look, the Taliban per se is not our enemy. That’s critical. There is not a single statement that the president has ever made in any of our policy assertions that the Taliban is our enemy because it threatens US interests. If, in fact, the Taliban is able to collapse the existing government, which is cooperating with us in keeping the bad guys from being able to do damage to us, then that becomes a problem for us. 5\. White House adviser touts Obama’s “leading from behind” Only the Obama White House could actually come up with a phrase like “leading from behind” and actually see it as a positive. It emerged in a major New Yorker piece published in May assessing the president’s approach on Libya and the Arab Spring, and has since been widely used to mock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weak-kneed foreign policy: Nonetheless, Obama may be moving toward something resembling a doctrine. One of his advisers described the President’s actions in Libya as “leading from behind.” That’s not a slogan designed for signs at the 2012 Democratic Convention, but it does accurately describe the balance that Obama now seems to be finding. It’s a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leadership than America is known for, and it comes from two unspoken beliefs: that the relative power of the US is declining, as rivals like China rise, and that the US is revile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Pursuing our interests and spreading our ideals thus requires stealth and modesty as well as military strength. “It’s so at odds with the John Wayne expectation for what America is in the world,” the adviser said. “But it’s necessary for shepherding us through this phase.” 6\.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James Clapper call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secular" In February I wrote that “unsavoury organisations usually pay large amounts of money to glitzy PR firms to improve their public image. In the case of 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 howev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offered its services for free.” I was referring to James Clapper’s extraordinary testimony before a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hearing on Capitol Hill, where he described the Islamist group as a peaceful, “largely secular” organisation that “eschewed violence”.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John Bolton charitably described the remarks as “perhaps the stupidest statement made by any administration in US international history.” Here is what Clapper told Congress: “The term ’Muslim Brotherhood’ ┅ is an umbrella term for a variety of movements, in the case of Egypt, a very heterogeneous group, largely secular, which has eschewed violence and has decried al-Qaeda as a perversion of Islam┅ there is no overarching agenda, particularly in the pursuit of violence┅” 7\. The US Ambassador to Belgium blames Israel for some forms of anti-Semitism Not to be outdone by James Clapper’s ridiculous testimony, US Ambassador to Belgium Howard Gutman sparked outrage in December with his comments suggesting Israel should shoulder the blame for some forms of anti-Semitism, remarks that eve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tself tried to disown.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Haaretz, Gutman declared: "A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between traditional anti-Semitism, which should be condemned, and Muslim hatred for Jews, which stems from the ongoing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Gutman reportedly told those gathered, going on to argue that “┅a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reaty will significantly diminish Muslim anti-Semitism." 8\. Hillary Clinton calls the Mubarak regime “stable”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Middle East has been one of incompetence matched only by naïveté. From extending the hand of friendship to the Iranian regime through to a complete misreading of the situation in both Egypt and Syria, the Obama team has been out of its depth, demonstrated by Hillary Clinton’s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in Egypt in the final days of the Mubarak regime, given here during remarks with Spanish foreign minister Trinidad Jimenez in Washington on January 25, two weeks before Mubarak fell on February 11: But our assessment is that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is stable and is looking for ways to respond to the legitimat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the Egyptian people. 9\. Hillary Clinton refers to Syrian dictator Assad as a “reforme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 woefully caught out as well on Syria, hesitating to forcefully condemn the brutal repression meted out by the Syrian regime against democracy protestors. Asked in March on CBS’s "Face the Nation" why the US administration was adopting a far softer approach towards Bashar al-Assad compared to Colonel Gaddafi in Libya she explained that Syria was led by a “reformer”, albeit one who subsequently went on to butcher more than 3,000 people: There’s a different leader in Syria now. Many of the members of Congress of both parties who have gone to Syria in recent months have said they believe he’s a reformer. 10\. Barack Obama refers to the “English Embassy” in Tehran Doe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ctually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land and Great Britain? Apparently not, judging by his comments following the storming last month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Tehran: On that score,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just note that all of us, I think, are deeply disturbed by the crashing of the English embassy ˉ the embassy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Iran. That kind of behavior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strongly urge the Iranian government to hold those who are responsible to task. ——《The Telegraph》, December 22nd, 2011∶http://blogs.telegraph.co.uk/news/nilegardiner/100125177/the-obama-administration%E2%80%99s-top-10-foolish-quotes-of-2011/ 2011-12-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8👍 0💬 0如果埃及变成第二个伊朗
埃及发生第二次革命，军方支持示威民众，把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了台。按宪政原则，这种做法当然违背民主程序，因为穆尔西是通过选票上台的。但为什麽西方主要国家，包括美、英、法、德等，都不强烈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权力，反而表示保持“中立”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整个西方都无法承受埃及变成伊斯兰国家，成为伊朗第二。所以在“军人干政”和“政教合一”之间，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而且干政的埃及军方没有谋求自己掌权，而是提出全国大选时间表，仍走民主之路，推翻穆尔西的目的，只是阻止埃及被伊斯兰化。 为什麽西方这麽担心、恐惧埃及变成伊斯兰国家？因为如果埃及成为伊朗第二，不仅中东地区，整个世界和平与人类民主进程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文明之间无冲突只有竞争 西方知识界对伊斯兰有很多批评，其中最严厉的，是来自三位勇敢的女性。一个是出生在叙利亚的苏尔丹（Wafa Sultan，後移民美国）。几年前她在半岛电视上跟毛拉们辩论，痛斥伊斯兰教是野蛮、落伍、残暴，更是欺压女性的，轰动一时。她在电视上呼吁阿拉伯女性觉醒∶“我想告诉每一个女性，伊斯兰男性除了失败，他们什麽也没证明；在把你们排斥到边缘之後，他们带领你们走向一个又一个灾难。” 苏尔丹认为，当今伊斯兰和西方的冲突，根本不是哈佛教授亨廷顿所说的什麽《文明的冲突》，而是“先进和落後、文明和原始、理性和野蛮之间的冲突”。苏尔丹认为“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伊斯兰教不是文明，因为那个宗教导致人们倾向暴力和屠杀。 另一位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911美国遭恐怖袭击後，她发表了占据报纸四个整版的长文《愤怒和自豪》，愤怒控诉伊斯兰的暴行，为西方文明而自豪。法拉奇对伊斯兰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她认为，伊斯兰教是落後的，黑暗的；恐怖份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是1400年伊斯兰教的黑暗底座。她指出∶伊斯兰文化，就是欺负女性，女人不值骆驼钱的文化。 ●把谋杀合法化的宗教 比苏尔丹和法拉奇更大胆的是索马里女性阿里（Hirsi Ali），她逃脱了父母包办的婚姻，在荷兰获得政治庇护。後来到美国，2013年4月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阿里把希特勒的纳粹和穆罕默德的伊斯兰相提并论，称伊斯兰是“新法西斯主义”。她说，“就像纳粹主义开始於希特勒的愿景，伊斯兰主义的愿景是伊斯兰神权（caliphate），即一个社会被伊斯兰律法/回教法（Sharia Law）统治，在这种社会，女人婚前有性行为要被石头砸死，同性恋则被痛殴，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将被杀死┅┅” 阿里甚至抨击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是堕落的（52岁时竟跟8岁女孩结婚）、专制的，谁不按他说的做，就会被惩罚。“穆罕默德让人想起本拉登、霍梅尼、萨达姆。如果没有默罕默德的榜样，就不会有萨达姆。默罕默德给所有穆斯林男人做了榜样，所以太多的穆斯林男人热衷暴力。” 阿里跟法拉奇、苏尔丹一样，对伊斯兰也是彻底否定，她说，根本不是什麽多数温和的穆斯林被一小部分激进的穆斯林绑架了；事实是，暴力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它具有破坏性，是一种把死亡虚无化的邪教，它把谋杀合法化了（legitimates murder）。她认为，西方必须击败伊斯兰教，不是激进的伊斯兰，而是整个伊斯兰。 ●回教律法跟世俗宪法冲突 当然，西方也有相对温和一些的批评伊斯兰教的声音。研究伊斯兰的美国知名专家、《中东论坛》（MEF）主席丹尼尔. 派普斯（Daniel Pipes）就在2013年7/8月号的美国《评论》杂志（Commentary）发表“伊斯兰可以改革吗？”（Can Islam Be Reformed?）一文，认为伊斯兰教是可以改革的。派普斯认同“阿里们”指出的伊斯兰种种弊端，同时还特别指出，伊斯兰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借取了三样东西∶国家力量凌驾於个人权利之上、热衷使用暴力、对抗西方。 但是派普斯不同意“伊斯兰无法改革”这种结论，他提出三条理由∶第一，1969年时伊斯兰还处於低潮期，现在则进入高潮。既然有高潮，就会有低潮，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对《可兰经》，伊斯兰教士们，包括霍梅尼等，一直有争议。既然有争议，就有不同理解的空间，就有将来向改革方向解释、温和派站上风的可能；第三，政教分离是制约伊斯兰的出路，尤其是世俗民主制度，跟伊斯兰的律法发生冲突，在历史上，都有穆斯林国家奉行世俗法律，而不主要靠“回教法”统治。 就这点派普斯教授特别举例说，《可兰经》明文反对“利息”（强烈反商），女人通奸要被石头砸死等，但如果政教分离，有了世俗法律，走向市场经济，一个社会就不得不放弃伊斯兰律法，或者使其名存实亡。例如现在很多穆斯林国家的银行，把“利息”叫做另外的名字而照做无误。而女人通奸遭石刑，则会受到世俗人权法律的制约。派普斯的结论是，伊斯兰神权律法跟现代世俗国家的宪法是冲突的，只要政教分离，世俗宪法会制约伊斯兰律法，最後使伊斯兰影响下降，走向低潮。 ●印尼是穆斯林国家榜样 事实上，派普斯跟“阿里们”对伊斯兰弊端的看法大同小异，主要分歧在於怎样解决伊斯兰问题。法拉奇、苏尔丹和阿里等，只是激烈抨击伊斯兰教，指出其种种弊端，认为伊斯兰无法改革，只有被“击败”（defeat）。但是用什麽方法击败？美军领衔铲除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独裁统治和神权政府，但在这两个穆斯林国家，能全面禁止伊斯兰教吗？从宗教自由原则上，这是不可以的；从操作上，更是行不通的。成千上万的民众信奉的一种宗教，怎麽能禁止取缔呢？而且如果压制，结果很可能是适得其反，更遭反弹。 所以，派普斯的方式是尊重和支持伊斯兰的温和派，同时推动穆斯林国家的民主进程，实行政教分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例如同样是穆斯林国家，土耳其（穆斯林占人口98%），就没有用伊斯兰律法统治，而是实行世俗宪法。虽然倾向伊斯兰的土耳其现任总理埃尔多安在过去10年掌权中，明显想把土耳其拉向伊斯兰，但没有取得根本性成效。更有说服力的是印度尼西亚（2.4亿人口中穆斯林占88%），有了真正的民选制度後，过去十年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去年经济成长率达全球第二高的6.3%，仅次於中国的7.8%）。印尼其实在苏哈托专制统治时，也是世俗国家，没有像邻国马来西亚那样把伊斯兰立为“国教”。 既然政教分离是解决伊斯兰问题的最佳出路，那麽政教合一就是最坏的结局。派普斯教授说，伊斯兰走向高潮的转折点是伊朗霍梅尼宗教革命，推翻世俗的巴列维政权，实行政教合一。虽然伊朗也有选举，但真正主导这个国家的是伊斯兰教士等毛拉们。 ●伊朗将军被卡特总统杀了 从诺奖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的书中看出，在巴列维政权时代，伊朗已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现代化、且很繁荣的国家，在七十年代时，其从思想到物质的现代化程度，是中国等亚洲国家无法比拟的。但伊朗被霍梅尼化之後，全方位大幅倒退到中世纪。而且伊朗宗教化之後，鼓舞了全球的伊斯兰运动。如果今天埃及，这个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8400万）也变成伊斯兰国家，跟伊朗相互呼应，不仅中东地区，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和人类的民主进程，都会被打破。这是西方自由世界的“不可承受之重”。 当初霍梅尼宗教革命时，伊朗军方的情况跟今天埃及军方颇有相像之处∶伊朗将军们多支持世俗化，很多军官曾在美国受训，伊朗军方也是一直得到美国军事援助。当时伊朗有150名高级军官联署信件给美国总统卡特，提出要用军事手段阻止霍梅尼的宗教革命，但是，这个美国历史上最无能、最亲邪恶（跟勃烈日涅夫亲吻，拥抱卡斯特罗，歌颂金日成和邓小平等）的卡特总统，却要伊朗军官们放下武器，跟霍梅尼合作。结果霍梅尼掌权後，把那些要推动伊朗世俗化的军官都给处决了！ 今天幸运的是，埃及的军官们，没有事先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信，而是先斩後“不”奏。如果他们像当年的伊朗军官那样先请教美国，那麽目前美国这个和卡特一样愚蠢的奥巴马总统，很可能也会阻止他们这样做，那埃及就惨了。 埃及没有成为“第二个伊朗”，是埃及人民的幸运。这不仅影响整个中东的民主和世俗化进程，更可能影响并促成伊朗的变化，反而把伊朗变成“第二个埃及”。那种结果的话，才是中东地区真正春天的到来。那不仅对中东，对穆斯林世界，明摆著，对整个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所以，用武装军事手段推翻民选政府的话，在两种情况下是应该得到肯定和支持的∶一是民选领导人像希特勒一样走向独裁；二是民选领导人走向政教合一。因为这两者的後果都不仅是那个国家，而且是整个人类都承受不起的灾难。除这两个极端情况之外，任何用军事暴力手段，或暴民运动方式，推翻民选政府，都是不可容忍的。（caochangqing.com） ——原载《看》月刊2013年8月号 2013-08-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太多民运名人是共产党线民
围绕港人“占中”运动，海外民运人士发生分歧。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但是跟中共《环球时报》一个调子，就令人感到错愕了。由此引起人们猜测，在香港占中的关键时刻，这麽呼应中共，是不是被“和谐”了？ 当然，没有证据，不能指控任何人是线民，甚至卧底。但是，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后的秘密档案证实，有很多共产党线民，令人大跌眼镜，其中不乏民运领袖。多少有点令人不寒而栗。下面是阅读报刊时看到的一些资讯，汇编到这里，算给大家提个醒吧∶ 捷克∶ 共产政权倒台后，捷克公布了曾给秘密警察做线民的名单，他们中有政治人物，有作家诗人，有大学教授，有神职人员，有异议人士。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共产党的秘密线民。 据统计，从捷克共产政权垮台后，在线民名单公布的五年中，有四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和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捷克清查了30多万人，其中一万五千名前共产党线民被判为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也有数百人提出上诉，强调他们当年做线民，是被迫的，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拒绝当局的要求（例如要他们监视同事言行并报告等）。但是，其中一半人的上诉被驳回。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在那些被当局认为可做线民候选者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完全拒绝充当告密者。说明即使那样的社会条件，仍有相当多的人坚守道德底线。 东德∶ 共产政权垮台后，东德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很多人原来是线民∶作家妻子定期向秘密警察报告丈夫的言谈行踪；授课老师偷偷记录学生思想动态；异议人士大病一场，原来是医生按安全部指令，给他开了损害脑神经的药物。甚至民运名人，都是共产党的特工。 东德共产党垮台时，有一万六千袋秘密档案没来得及销毁，只是用绞纸机剪成碎片。德国利用美国惠普（Hewlett-Packard）电脑公司发明的纸片文字重组软体，把文件复原，其重组准确率达80%，能复原70%的碎片文件，由此发现了很多东德的名流，原来是共产党线民，其中包括曾是著名异议诗人、民运领袖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他也被这种文件碎片机“复原”出真面目。 东德反共人士、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的维拉.沃伦伯格，曾被秘密警察逮捕过。东德共产政权垮台后，她当选了国会议员，推动把原东德秘密档案公开的法案，结果她震惊地发现，在自己的案卷里，有多达60个线民打的黑报告，其中包括她私生活的最细节部分，她立刻就明白了，这个化名的线民就是她的丈夫努得。丈夫先是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下流事不是他干的；但最后还是承认了。从此，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了起来。 媒体在报导这个案例时说，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议人士、甚至民运领袖，都干过出卖同志的勾当，从而不得不灰溜溜地辞去民选的职位。甚至，东德的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露做过秘密警察的线民。 波兰∶ 波共垮台后，秘密警察档案曝光，也有很多民运名人，甚至领袖人物，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卧底线民。著名的“波兰团结工会”地方领导人、民运领袖朱兹克治科（Marian Jurzczyk）是共产党的卧底。曾担任“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的纳科德（Z. Nakder），给共产党做过线民。最令人吃惊的是，警察档案显示，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常被西方媒体报导、像电影明星般的知名异议人士涅雅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也曾跟波共合作，她在警察局档案的秘密代号是Nowak。 连华沙大主教、被称为“波兰天主教会最有权势的”维尔格斯（Stanislaw Wielgus），竟然是跟秘密警察合作20年之久的告密者。当报纸开始披露他和前波兰秘密警察合作的详情时，他还试图掩盖、拒不承认。秘密档案证实，维尔格斯曾经和秘密警察主管会见过50多次，并曾接受过秘密警察为期三天的训练，签署了同意利用在国外旅行的机会，向秘密警察告密的文件。 最后在详细的秘密档案曝光后，维尔格斯在庆祝自己晋升新职的特别弥撒仪式上含泪宣布，经过深入的反省后，辞去刚刚获得的圣职。 一位波兰神职人员著书说，有39名波兰神父的名字，在秘密警察的线民档案中，其中三人是现任的大主教。 俄国∶ 苏共政权垮台后，由持不同政见的东正教神父雅库宁（Gleb Yakunin）领导的一个俄罗斯议会委员会，开始调查俄国东正教会和前苏联国安会（克格勃）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几乎整个东正教团，包括最高大主教在内，都曾经充当克格勃的线人、告密者。东正教最高大主教在克格勃中的代号是颇富诗意的“画眉鸟”。 但是当俄罗斯议会的有关报告公布之后，俄国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政府迅速采取行动，禁止再公开所有克格勃档案。因为实在承受不住其“重”了。普京掌权后，俄国当然再也没有像捷克、东德、波兰等前共产国家那样，清查共党线民和特工。因为普京本人就是特工出身。 总之，共产党在民运组织中发展线民，早已不是秘密。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后的警察档案不断证实这一点。《纽约时报》知名的研究共产国家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发自华沙的专题报导说，波共秘密档案证实， 那些“告密者”，不知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在东德，就有七万八千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因被密告而失去工作、无法晋升等等失去个人利益的，根本就无法统计了。有的甚至丧失了性命。例如波兰近年拍出纪录片《三位好友》，记载了共产时代的真实故事∶瓦兹坦，皮雅斯，梅勒斯卡，三人在大学念书时成为好友，因都有反共理念。但没想到，梅勒斯卡早就身兼密探职务，他把好友的言行上报秘密警察。结果皮雅斯被残忍殴打致死，因他开始怀疑梅勒斯卡是奸细，秘密警察为避免失去如此有价值的密探，下令暗杀了皮雅斯。 上述只是前共产党世界庞大的“线民冰山”一角而已。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对在海外民运/华人中抓“中共线民、特务”等不太以为然。但上述东欧国家的情形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在既不能随便怀疑、指控的同时，也不能以为民运名人就不会是“共产党线民”。 大家别忘了，“统战、打入敌人内部”是共产党的最拿手之作。中共曾以此彻底瓦解、击败了国民党。在他们史无前例地气大财粗的今天，不铺天盖地地使用这一手段是不可能的。 对台湾，他们暂时不需要飞弹了。第一，那里的力量是政党，所以，从国民党中央到民进党中央，从国民党各级党组织，到民进党各级党组织，共产党今天可比1949年前更“会做”多了。第二，那里的力量是媒体。共产党历来懂得“笔杆子”的作用，他们在舆论上花的力量远远大于“枪”。所以，他们把舆论阵地都买下来就是。 但是，要买下全台湾岛的人心，他们还不知道该怎麽办。 对海外，他们当然更清楚怎麽渗透。第一，是民运组织。第二，是媒体。传统华文媒体那块早已全军覆没，不必提它了。剩下的重点就是两类∶一是影响力大的网络媒体；二是属于“组织”的网络媒体。不信，大家关注一下，跟北京呼应的，匿名的不必去管（因为匿名不能表忠心），真名真姓的，多是，要麽手里有“组织”，要麽握有属于某组织的“网络媒体”。当然，被海内外这麽庞大媒体舆论导向，发自内心推崇中南海领导的，也大有人在。 但是，这些也都并不可怕，因为，要想阻止历史潮流，中共还不知道应该怎麽办。 有时，我会想一下∶中共倒台后，各种档案会给人们提供一幅什麽画面呢？在已经没有人被饿死（只有被撑死）的今天，在没有政治威胁、生命危险的海外，把良心、脸面、尊严全都扔了，值吗？ 2014年11月17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4-11-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中共从崛起到收敛：美中贸谈说明了什么？
程晓农 美中经贸谈判第一阶段的协议意味着40年来美中关系的重大转折，本文分析中共从崛起到收敛的对美战略转变。多年来中共采用了“经济崛起利用美国、军事崛起瞄准美国”的“红色崛起”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它走向自己的反面，以失败告终。 一、中共的崛起路径遇阻 2019年岁末，“中国崛起”悄悄地从官方宣传话语中淡出，李克强那“稳经济”、“稳就业”的号令在经济下行的寒冬中听起来少有暖意。大多数省市财政赤字、企业生意艰难、民众看紧荷包的现实，让人们对2020年不免颇多担忧。 2019年可以说是转折之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20年的繁荣，进入了全面衰退；而今年1月中旬的美中经贸谈判协议又标志着，中共的“崛起”战略遭遇挫折，延续了几十年的中美蜜月期终结了。这次美中贸易战是美国发起的，川普的目的很明确，不容许中国继续在经贸和技术层面占美国的便宜，反过来再威胁美国。 美国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发起贸易战？这个问题在关税高低、进口商品多少这样的技术层面找不出清晰的答案，必须从战略层面来认识。从战略层面来看，美中对立的根源是中国的崛起，中共也是这样解释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贸易战？仅仅是因为中国崛起了，美国着急，所以非打击中国不可？如果一个国家要靠挖走美国的财富崛起，反过来又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这种崛起本身就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这种崛起手段可能长久吗，美国面对这样的威胁就永远是只“病猫”？ 美中经贸谈判美国的初步成果标志着中共的崛起路径遇阻。中共命运的转折源起于它的“崛起”战略，这个“崛起”战略曾带来短暂的“成功”，同时也挖下了失败的陷阱。简单来说，中共梦想的“崛起”，在经济增长方面依靠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机遇以及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即中共官媒所说的“一个机遇、一个产业”），技术发展上依靠从美国等国家“获取”知识产权和技术机密，军事层面则依靠航母舰队与核威慑。 二、中共崛起战略的内在悖论 中共的失败与其国家战略的错误有直接关系。对一个正常发展、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法规的民主国家来说，崛起不是国家的目标，而是一种自然成长之后的结果；同时，这样的国家有民主选举，没有哪个政党需要用“崛起”作为竞选口号和吸引民心的旗帜，选民也不那么容易被民族主义包装下的潜在霸权思维所忽悠。中共坚持维护集权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极少数尚存的极权主义政党，这样的执政者往往需要“崛起”，而相应的崛起战略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导致失败的内在悖论。然而，由于对国民的洗脑和政治高压取缔了国民问政，哪怕国家战略错了，也没有人敢提出质疑。 美中经贸谈判真正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共崛起战略本身存在的悖论。这个悖论的核心是，中共想依靠美国的经济、技术实力崛起，却想让美国默默承受被盘剥、被掏空，直至被压趴下这样的结局。所谓中国依靠美国的经济、技术实力崛起，指的是贸易上通过出口补贴产生长期巨额贸易逆差，让美国欠巨额国债，同时通过侵犯知识产权和盗窃技术机密来掏空美国的知识产权财富，反过来作为中共在美国市场上赚美国钱的资本。 中国是靠“世界工厂”的支撑崛起的。客观地讲，世界工厂的形成，美国的小布什、克林顿政府为中国开放美国市场，只是为中国崛起创造了一个机会；营造“世界工厂”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中国各级政府和许多跨国公司的操作。于是中国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崛起之说即由此而来；有了钱，中共就扩充军力，发展以航母群和舰载航空兵为代表的远洋海军打击力量，同时设法把南海的国际水域变成其内海，为载有瞄准美国的远程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提供深海里的安全藏身之地，从而摆出军事上威胁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姿态。 三、为何美国始终是中共最大的敌人？ 很多西方的左派人士和“拥抱熊猫派”成员把美中关系的恶化归咎于川普一人，事实上，川普的对华政策只是试图降低经济全球化之下生产链布局一国化对美国形成的风险。中共在经济短暂繁荣的前期曾经策略性地保持着低姿态（即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因此给不少美国政治人物和中国问题专家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早晚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这种幼稚看法完全忽视了中共对美国始终根深蒂固的敌意。 美国之所以必然是中共主动选择的最大敌人，并非美国时刻用军事力量直接威胁中共的生存。其实，中共真正担心美国军事压力的时间段是上世纪50到60年代，自从1970年代起就不再面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局面了。1960年代毛泽东为了称霸共产党阵营而与苏共翻脸后，中共确实南防越战中的美军，北防大兵压境的苏军，既孤立又艰困。苏联也同样不得不两面对敌，既防昔日扶持的中共，也防冷战中的美国。1970年代初中共开始和美国靠拢，于是其国际处境宽松不少；中共借美国的势力减缓来自北极熊的压力，而美国也乐得把红色阵营的最大国家挖角成为己方伙伴。中共从此就不再真正担心美国的军事威胁，美国也没对中共施加过真正的军事威胁。 从道理上讲，一个国家依靠美国市场和技术来赚钱，那么，维持经济繁荣的对美战略最好是与美国互信合作，形成命运共同体，这样才能保持资金和技术的稳定来源。但是，对中共来说，与最大的民主国家绝对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因为国家之间的同命运意味着，中共的命运会被民主思潮动摇。由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对中国的许多民众有巨大的魅力，民主化思潮时刻从中国社会内部让中共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政治威胁，所以它非常害怕国民向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荣的民主国家美国。不管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从未停止过政治上的反美洗脑教育。同时，中共的官场越腐败，它对民主化的恐惧也越严重，所以我在去年12月27日刊登在《大纪元》上的文章《经济全球化的中共陷阱》中说，“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的中共比改革之前的中共患有更严重的‘民主恐惧症’”。 四、中共的崛起战略毁于“自埋雷” 中共与美国为敌，不单纯是价值观上与民主大国美国针锋相对；中共的实力增大后必然出现挑战美国的内在需要，对中共来说，政治上最大的内在需要就是针对美国的“崛起”。因为在经济制度上它早已放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继续说“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很难自圆其说，只能如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那么，证明中共政治正确的唯一替代口号就成了民族主义的“崛起”。中共想用“红色崛起”证明一条，“中国不需要民主，中共永久执政就意味着中国的成功”。这种为了政治动员和遏制民主思潮而不断鼓吹“崛起”的统治需要，必然产生针对美国的“崛起”战略和对内对外宣传。 推行这种崛起战略之后，就不可能像印度那样耐心地等待经济方面由市场机制引导出自然的成长，也不可能走单纯的和平发展道路，而必然选择一条运用集权体制来强行推动的“经济崛起利用美国、军事崛起瞄准美国”的道路。对中共来说，只要尚未形成遏制美国的实力，就不算“崛起”；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崛起”不以中等国家为参照目标，唯有超越并压美国一头，才是中共真正的成功和永据权位的“本钱”。对中共而言，似乎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没什么不合理之处。 回溯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那就是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处理对美关系的战略。日本依靠美国进口石油、钢铁等许多战略物资来壮大军事实力，实现重工业和武器装备产业的崛起；同时又以美国为敌，其海军一直以在太平洋上对抗美国为目标而造舰、训练，积极备战。大日本帝国当时一方面在本土强制推行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战略，另一方面又把凡是可利用其资源来帮助自己崛起的国家视为必须征服的对象，从而加快崛起。日本先是占领了中国东北，然后又一路南下，跨进印度支那地域，于是美国开始经济制裁日本，日本则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前几十年里日本在经济上利用美国的资源和市场、政治和军事上敌视美国的崛起战略，本身是个悖论，其结局就是，崛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崛起的努力最后葬送了这个帝国。 在美中关系上，中共的集权体制思维在经济上一直存在一个最大的误区，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到底谁靠谁？用集权体制的“形成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这种思维去看，谁掌握了“世界工厂”，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脉，于是美国只有靠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才能在经济上维持下去，所以今后的世界就是中共说了算；而用经济全球化的思维去看，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市场经济的全球体系是买方说了算，而不可能是卖方垄断。因此，实际上明明是中国依赖美国市场，却被中共解读成世界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结果美国加一点关税，“世界工厂”的订单就大批流失，一去不回，“世界工厂”会慢慢变成“世界空厂”。 这种完全看反了的认知导致中共无法发现自己崛起战略的根本性内在矛盾，就是既想借美国的实力崛起，又想要美国不许说“不”。这个崛起战略就是美中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崛起战略给自己“埋了雷”，因为掏空美国以压制美国的作为必然恶化双边关系，这种状态不可能持久不变。川普改变对华政策，只不过是早晚会发生的事。 而过去两年来中共在美中经贸谈判中采取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判策略，完全毁蚀了西方商界所期盼的外交和商业交往上的诚意。虽然目前美国只对中国施加了有限关税，但在全球化产业链一国化布局和防范知识产权被盗等方面，中共的上述谈判策略已经让跨国公司认识到，美中关系过去20年来形成的既定格局不是美妙的未来，而是充满让公司破产倒闭风险的大坑，所以经贸关系上的部分脱钩已经发生，而且会继续下去。于是，中共的崛起战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直到大局逆转中共才仓促应对，现在国内宣传上那种有关崛起的盲目自信开始退潮了；与此同时，与美为敌的调子也改了，前些天中共的央视新闻出现了这么一条，标题是，“共和国的朋友，美国，风雨同舟40年！”然而，昔日那种美中关系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共从“崛起”到收敛的战略转变出于迫不得已，也是“红色崛起”的必然结局。 原载大纪元，2020年1月21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20/1/20/n1180844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52👍 0💬 0美国舆论多数支持两国论
台湾总统李登辉提出两岸是「特殊的两国关系」之後，不仅在华文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也在美国媒体和学界引起相当关注。但和大陆、香港以及美国华文媒体几乎一面倒批评两国论不同，美国的主流媒体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虽然也有批评台湾做这样的宣示会激怒中共，在台海引起新的危机，但多数却是同情台湾，支持两国论。 ●一个中国是「假装的」 第一，支持两国论的媒体： 在支持两国论的报纸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华盛顿邮报》。这份美国三大报之一、曾以挖掘出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下台知名的报纸於14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的威胁」的社论，措辞强硬地支持两国论，并批评北京和克林顿政府。 该社论说，「事实上，李登辉先生的观察无可争辩。台湾是两千一百万人生活在蓬勃民主政治之下，中国大陆则是12亿人口处於共产独裁统治，他们有不同的政府、货币、军队、外交政策、法律、电视系统、关税制度、航空公司等，他们其实就是不同的国家。」 该社论认为，北京和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是「假装的」（pretend），因为无视台湾是事实独立国家这一既存现状。该社论呼吁美国政府放弃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克林顿政府应该做的，是让两岸领导人了解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而非让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会帮他们逼迫台湾就范。克林顿也应该让中共了解，如果中共独裁统治者能让他们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台海两岸之间和解的机会或许才能增加。」 18日，《华盛顿邮报》又发表了该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的专论，题目是「务实面对中国」。该文认为李登辉发表「两国论」的「时机完美」，他的两国论宣示像是「时机完美的探照灯，可以帮忙照亮北京突然陷入不稳的领导班子在打什麽主意」。 这位《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经历最近在科索伏问题上的挫折後，对权力的掌握已经松动。李登辉在这个关头提出「两国论」，迫使江泽民抉择，是像1996年那样再次拿飞弹恫吓台湾，或根据台湾总统的提议，理性地讨论两个现存华人国家的前途，显示出北京政权的温和派确实仍大权在握。 ●两岸应借鉴东西德模式 美国的另一家大报《华尔街日报》於14日在言论版发表了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伍尔顿（Arthur Waldron）合写的「台湾是个国家，应该接受这个现实」的专论。 该文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大陆和台湾目前应采取东西德模式，两国只有在互相平等相待的前提下，才可能最终走向德国式的统一。 两位美国重量级的中国问题专家批评克林顿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已过时，认为大陆和台湾只有像东西德模式那样相互承认之後，才有可能走向最终统一。而只要中国大陆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谈判就不会有进展。 《波士顿先锋报》（The Boston Herald）也发表题为「台湾仍留在轨道上」的社论，明确表示支持台湾，认为两国论是台湾为应付北京不妥协的顽固特性所做的更准确、更清晰的必要表述；并指出中华民国在1912年就成立了，现在是有两千一百万人口的民主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就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社论最後强调，承认一个事实并不是什麽挑衅的行为。 ●「不需共产中国告诉世人怎样看待台湾」 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第一大报《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al）19日刊出「『一个中国』寿终正寝」的专文，呼吁美国政府扬弃不切实际的「一个中国」政策，停止讨好北京，并以朋友之礼善待台湾。 这篇由该报专栏作家贾柯比（Jeff Jacoby）撰写的专文指出，「一个中国」根本称不上是政策，而是个谎言，过去五十年来美国纵容中共这个独裁者，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现在是应该起身反对极权统治，开始说真话的时候。 该文强调，美国「和台湾关系法」对保护台湾安全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它的法律效力远高於美国与中共签署的公报。对於李登辉宣示的两国论，贾柯比认为这只是陈述一项事实，既非宣布台湾独立，更不是拒绝中国统一的目标，而是厌倦了「一个中国」在外交工作上的无力感所作的宣示。 由《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合办的在全球发行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HT）於20日发表社论，认为中共顶多虚张声势恫吓一番，不会对台湾怎麽样。该社论指出，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迟早必须接受台湾政治生态的现实，在台湾两千一百万民众努力摸索如何迈向自决之际，全球的民主人士都应该问问自己∶是否需要独裁专制的中共来告诉我们如何看待台湾的民主。 ●保持现状，维持台海稳定和平 第二，批评两国论的媒体： 美国西部大报《洛杉矶时报》於14日发表了题为「一个中国：和平的最好希望」的社论，认为台湾放弃一个中国模式，可能会在台海引发新的危机。 该社论认为，「在和中国大陆五十年的分离，加上台湾出生的人口占优势的情况下，对很多人来说，台湾独立成为一个很有魅力的前景。但北京却恐吓，如果台湾走那条路，他们就发动战争。」 该文认为，保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避免北京动武，避免台海危机。台湾应该保持现状，等待两岸的政治发生变化，最後再决定，是走向联合，或者分手，但都是在和平的情况下。 该社论呼吁华盛顿应该向台湾说清楚，我们并不是为了讨好北京，而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自身利益，我们不想陷入台海两岸的对抗中。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也发表了社论，批评李登辉的两国论是在台海制造危机。该社论指出，一个中国政策是维持台海稳定、和平的重要保障，现在李登辉放弃一个中国的模糊立场，明确大陆和台湾是国与国的关系，可能会激怒北京，导致中共在台海再次进行军事行动，危害亚洲稳定。 和中国大陆那种舆论一律正相反，美国媒体向来对任何重大事件都是众说纷纭，而且对政府的政策多有批评。这次对两国论也是这样，各持己见，但批评克林顿政府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台湾的声音明显占上风。 ●「美国将支持民主台湾而非共产中国」 第三：支持两国论的专家学者： 美国媒体对舆论的导向，主要有三个方式，一是社论；二是专栏作家的文章；三是专家学者的专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至今已有13人对两国论公开发表了看法。其中8人支持台湾，5人批评两国论。 支持台湾的八名专家学者，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名专栏作家和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李洁明和伍尔顿之外，还有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唐耐心（Nancy Tucker），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李登辉这次的「两个中国说」其实与他过去所说的「并没有什麽差别」。其用意则是在汪道涵访台前为台湾定位，「以强化台北在两岸谈判中的地位」。 另外，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政策分析员叶望辉（Stephen J. Yates）於13日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专文说，李登辉的谈话值得欢迎；并赞扬李登辉是中华民国第一位公开把台北与北京定位为「国与国」关系的总统，为两岸关系开启新局，同时也更明确地反映出两岸的现实情况。 美国学界重镇卡都研究所 (Cato) 研究员克拉克 (Jonathan Clarke) ：於13日在《洛杉矶时报》言论版发表专文说，当今台湾领导人享有的民主合法性，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同时台湾社会也充分反映出美国的道德、政治价值观，因此美国政府应摒弃对台「三不」主张。如实在需要在中国与台湾之间做一选择，美国将挑选民主台湾而非共产中国。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亚太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莫威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中国」的原则并非一项最好的政策，因为它带有太多的情绪性争议，因此李登辉总统日前发表的谈话并不令人意外，它与「预防外交」不谋而合。所谓「预防外交」是指处理国际危机的一种手段，即是在适当时机提出大胆却具挑战性的声明，以为往後一连串的行动正名。莫威伦批评克林顿政府过去数年对中共一厢情愿的外交政策。 ●「两国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中国部主任蓝普顿（Mike Lampton）认为两种论「虽不令人感到惊奇，但对台海两岸关系则无疑会增添新的紧张」，「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中国，「任何增加两岸摩擦的事情都没有益处」。 曾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中国问题专家、史丹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批评李登辉宣示「两国论」的做法证明了台湾「藐视」美国的利益及「不顾」亚太地区的安定。 旧金山胡佛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无法理解台湾为何选在这个时机片面提出「没有必要的论点」，台湾可能「错估」形势，并在美国人心中产生「制造麻烦者」的印象。他表示，台湾大可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原则下，继续与中共谈判，两岸关系仍有相当的改善空间。马若孟预测，中共一定会采取激烈、挑衅的行动，起码会取消汪道涵访台。 ●中共如炫武，美舆论更会支持台湾 「尼克松研究中心」助理主任梅格瑞德（Greg May）於13日在「尼克松中心」电脑网站上发表了「台湾的文字游戏」的专论，批评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会激怒北京，台湾得不到什麽好处；而且两国论也无法获得国际认可。该文虽说要由台湾人民去评估李登辉的这种宣示对台湾人有什麽好处，但强调它对美国人来说，没有利益。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於18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两个中国，但只有一个答案」的文章，认为台北已经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改采「两个中国」模式。因此，如果中共在目前的文攻之後再次以军事演习和飞弹试射恫吓台湾，将不会令人意外。对於李登辉此刻宣示两国论，沈大伟综合各种看法归纳出五条原因：考虑明年选战；反制中共打压；考量本身历史地位；媒体渲染；迈向台独。沈大伟说，这五项理论可能都有点道理，但无论如何，「李总统的声明和台北正式放弃『一个中国』原则是在敏感时刻危险的挑衅行为」；并认为两国论无法获得国际认同。 截止到本文完稿时的7月21日，美国学界中对两国论公开发表看法的报纸专栏作家、中国问题专家共有13名。从其中8名是支持台湾来看，在比例上仍是赞成两国论的声音占多数。如果北京在台海炫耀武力威胁台湾，估计美国主流媒体和学界支持台湾的声音会更大。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8月号） 1999-07-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7👍 0💬 0文在寅青瓦台之路的民意基础
何清涟 民选政治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民意支持的人无法登上权力宝座。但民意从来如流水，不管出现什么政治后果，人们无法向民意追责。本文专析文在寅总统治理下的韩国将如何参演“朝核四国演义”。 文在寅当选不仅是民意需要政党轮替 “亲北者”文在寅上台，不少评论认为，这是朴槿惠前总统腐败、保守党应对失据，引发韩国人要求政党轮替的诉求非常强烈、导致其政治主张退居非常次要的位置所致。此论看似有理，但却完全忽视了韩国民众对阳光政策的偏好形成已经久，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今年3月份朝鲜半岛阴霾密布，美国总统川普不断放出狠话，不少人认为朝鲜半岛战争危机迫近。当时我在VOA发表《朝核威胁背后的四国演义》一文，认为美国要对付朝鲜这个流氓国家，将受到三大限制。在三大限制当中，我将“必须考虑韩国对待朝鲜的态度”列在首位，置于“美国必须考虑对朝鲜主动实施军事打击的几大风险”，以及“美国的财力难以支持一次看不见终点的战争”之前。即使美中好不容易暂时在对朝态度上统一，也丝毫未影响韩国人的对朝亲善态度。5月韩国总统大选前夕，5组主要候选人透过电视辩论会连续交锋。其中，围绕萨德反导弹系统与因应朝鲜等安保问题，成为他们疲于回应的问题，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布置萨德系统，都拒绝明确表示以朝鲜为敌。 如今左派色彩极强的文在寅当选，中美朝韩四国关系现状将朝着有利于朝鲜的方向演变。 文在寅“阳光政策”3.0版：亲中亲朝疏远美 在韩国政坛中，文在寅的亲北非常有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脱北者之子”，对朝鲜有“血浓于水”的羁绊，曾说过希望实现南朝鲜和平统一之后，将带母亲去寻找她的出生地等话语，而是他的言论及既往政治主张都有亲北倾向：他是“阳光政策”的衷心拥护者，主张南北朝鲜对话、进行经济合作。在2017年大选中，他强烈批评其他国家一味实行制裁和施压的对朝政策，主张韩国必须拥抱朝鲜人民，才能有朝一日实现和平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承认金正恩是他们的领袖，是我们 的对话方”。文在寅还强调，制裁的目标必须是让朝鲜重返谈判桌。 总之，在文在寅的对朝政见中，几乎看不到他有任何立场强硬的主张。除了要增加朝韩南北文化交流，还希望重启关闭多时的“开城工业区”。韩国学者金容沃选前专访文在寅，问他：身为朝鲜难民之子，如果真的当选总统会先访问朝鲜还是美国？文在寅毫不犹豫回答：“我会先去朝鲜。” 对中国，文在寅也很友好。文在寅当选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迅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话，双方聚焦朝鲜半岛局势。习近平强调中国反对萨德的立场。文在寅则明确回应“了解中国对萨德的关切”，将派遣“萨德”与朝核问题特使团访华与北京磋商，并要求习近平协助解决韩国在华企业遭遇困难的问题。文在寅表示，期待早日会面，习近平邀请文在寅正式访华。《金融时报》与《纽约时报》一致认为，不管文在寅对于萨德的决定如何，但“看上去将更接近中国”。大多分析都指出，从历史上来说，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一直对中国更有好感，他的一些亲密顾问已在推动“重启两国关系”。 美国并非文在寅眼中的“朋友”。文在寅一再强调，“要对美国说不”，他的竞选顾问金元雄5月9日接受在美华文媒体多维网采访时说得非常露骨：“美国不是韩国的友邦，只有主张结束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国家才是友邦”。近几年的情况是：只有北朝鲜在积极鼓吹南北统一。如果金元雄的话是在暗示朝鲜才是韩国的友邦，在韩战中捐躯的数十万美军将士与联合国军军人将会死不瞑目。须知美国人对二战之后本国参加的战争评价大都不高，但却承认韩战是为自由而战。美国华盛顿韩战纪念碑上的铭文就是那句“自由不是免费的”（ Freedom is not free），“我们国家以她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Our nation honors her sons and daughters, who answered the call to defend a country they never knew, and a people they new met）。 因此，文在寅在日前被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选为封面人物，并称其为“沟通者”，更是“能化解朝鲜半岛危机的人。”现有分析几乎一致认定：文在寅将亲朝亲中疏远美国，这对未来五年的亚洲局势将造成重大影响。 文在寅当选因其主张契合民意 不少评论认为，韩国民众对保守执政的成绩单不满，渴望改革，但仅逾四成选民选择了强调改革的文在寅，“文在寅当选背后潜藏着民意纠结”。这个说法其实只有一半对，因为这四成指的是合格选民总数，而投票率只占全体合格选民的76%，选民的四成已经过了投票选民的一半。通常所说的“有近六成民众并不认可他做总统，或者不愿意按文在寅的竞选纲领改变韩国”，是将所有不投票的都计入不支持文在寅的选民行列。 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再讨论上述问题已无意义，值得讨论的是：朝鲜一再挑衅韩国安全，中国因萨德惩罚韩国，按道理，韩国处于直接与朝鲜对峙的前沿，韩国人的危机感应该最强烈，但韩国选民为何还是选择了一个对朝鲜和中国态度比较温和甚至亲善的领导人？ 应该说，文在寅在竞选中鼓吹的国内社会经济政策与“阳光政策”3.0版起了作用（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是1.0版、卢武铉的是2.0版）。韩国当年曾经有过一段经济起飞时期，成功进入亚洲四小龙行列，那段国富民足的日子已化为韩国人民心中永恒的记忆，认为那应该是韩国经济社会常态。但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韩国经济发展迟缓，青年人失业严重，韩国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下降，所以，当文在寅提出用纳税人的钱创造80万公务员就业机会时，社会反响很热烈。 文在寅的“阳光政策”也同样深受欢迎。金大中、卢武铉相继推行的“阳光政策”，说穿了就是对朝鲜采取“磕头政策”，花钱买平安，与二战时期英国首相张伯伦对纳粹奉行的“绥靖政策”本质相同。由于国际社会尤其是韩国放纵朝鲜任意发展核武器，酿成了今天朝鲜半岛的核武器危机。对这一点，今天韩国人普遍不愿意承认。文在寅虽然承认历届左派政府的严重失败，但却坚持要实行对朝鲜的“阳光政策”。这正好符合韩国人普遍存在的畏战求和心态。这点，我在《朝核威胁背后的四国演义》一文中已经谈过，不再赘述。 韩国态度是解决朝核危机的关键，文在寅当选，将使朝核危机上中美两国形成的短暂共识发生变化。但以朝鲜金正日的行事方式，文在寅就算将“阳光政策”从卢武铉的2.0版提升为3.0版，也未必有用。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北朝鲜再发射一枚导弹，被一些国际媒体讥嘲为“金正恩送给文在寅的见面礼”。 民意与政治的关系，将宋代王安石《咏春风诗》改上几字，以花喻总统之位就很贴切：“民意有时好，民意有时恶。不得民意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民意基本以考虑当前利益为主（说难听点就是短视），但因为是集体表达，因此不能对民意追责。比如德国人现在抱怨安全不再时，很少想到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民意基础由自身的支持铸就。2017年法国马克龙与韩国文在寅当选本国总统，本国政治持续左转，不少人已经预见到两国面临的一些问题会更严重，但今后两国选民也肯定不会自我问责，文在寅的运气是否比历代青瓦台主人好一点，也实在难说。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5年5月1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wen-zai-yin-20170515/385240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1👍 0💬 0“公地的悲剧”（一）：中国人饮水早已不再安全
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已经成了道道地地的“公地的悲剧”。 先简单介绍何谓“公地的悲剧”。1968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哈定 （Garrett Hardin）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指出“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被过度使用，逐渐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过度使用。尽管有人对哈定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与资源矛盾难以解决的结论很不满，但不幸的是，中国环境生态的严重恶化正好验证了哈定的理论。 经过2011年10-11月间国内微博上一番讨论，中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大家再也不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但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国人还真不太清楚。我费了不少功夫，大概可以说明饮水安全恶化到什么程度： 一、中国饮水的卫生标准远低于国际社会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但中国的自来水却不行，这点中国官方也承认，原因是中国的自来水的卫生标准较低。 但中国人可能不知道的是，中国人的饮水标准与发达国家经过处理的污水标准接近。2009年2月，旅德华人学者王维洛曾在BBC上发表文章“中国饮用水=德国处理污水”，该文列举详细资料，将中国的饮用水标准与德国的饮水标准做过对比。中国目前执行的是2002年版国家标准，其中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将三类水作为饮用水源。三类水的生化需氧量为20毫克／升，这正好是德国经过处理的污水排放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饮用水标准等于德国处理过的污水标准。 王维洛同时还告诉读者：2002版中国饮用水标准是经过调整的。此前执行的1988年版中国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是：四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8毫克／升，但小于等于15毫克／升；另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15毫克／升。我解释一下，另类水是不能饮用之水，但现在都成了三类水，中国饮用水的主体。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降低饮用水卫生标准呢？其实是种“与时俱进”。由于中国的水污染日益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调低饮用水标准，否则无水可饮。原来不符合标准的另类水，经过“调整”标准，全成了可饮用的三类水。至于长期饮用这种污染的水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政府似乎顾不上考虑了。 二、不靠谱的政绩：喝不上干净水的人从3.2亿减至1亿多 中国的环境总体上呈现持续恶化趋势，但保证中国人民能够饮用上干净水也列入水利、卫生部等政府部门的政绩，怎么办呢？“天大的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员”。就在江河湖海几乎全部变黑的同时，国家水利部公布的数据却显示：中国饮用不卫生的水的人数从2005年3.2亿减少至2010年的1 亿多。 以下是报道摘要：“2005年水利部农水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约为3.23亿左右，其中9084万人受到水污染的影响。2006年至2010年 间，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提前6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但目前仍有超过1亿的农村 人口喝不上干净水。” （“水利部报告称超一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够干净”，网易，2010年10月21日）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上述数据的真实性。理由如下： 1、我将来自水利部的另一条消息与这个数据比照分析，发现此数据有数字“大跃进”之嫌。中国日报网消息：2009年11月20日，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主任李仰斌指出，中国仍有约2.7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需要解决。 假定水利部李仰斌主任没有撒谎，有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中国饮水不安全人数从2.7亿一下减少至1亿多，等于锐减了1.7亿。由于2006-2010年间总共“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此前2006年-2009年10月，总共只减少了5000万人，而此后一年不到解决1.7亿人。这一年中国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看来是发起了又一轮“大跃进”，否则如何完成？ 2、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6年的“环评风暴”，主要是因严重的水危机而起。国家环保局当时公布，从2005年年底松花江事件后，中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的突发事故中（全年约为180件），70%是水污染事故。但这些年情况还在恶化，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2012年五年间两篇文章提供的数据，这段时期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7年，水污染事故每年1000多起（2007年12月3日：“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致门诊35万人”），近年发生的水污染事件每年有1700多起（2012年4月13日：“水污染危机成为湘江不能承受之“重”）。 不可能设想，在水污染如此高密度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喝不上干净水的人数能够急剧减少。只能说国家水利部又在玩数据游戏，忽悠中国人。 中国的水污染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其中既有政府发展战略的失误 （为追求GDP高速增长而过度透支环境），有政府放弃监管责任（让环境评估与环保监管形成了一道粗大的食物链）；但溯源至根，还是“公地的悲剧”。中国的水污染展现的是一幅企业、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社会成员为个人的利益而算计，在一番忽视社会公共利益与长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竭泽而渔。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4月20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4/water-pollutio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气候政策少为人知的迷惑
程晓农 我5月6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写了一篇《“全球暖化”为何失踪了？》，解释“全球暖化”假说为什么破产。本文是续篇，分析破产了的“全球暖化”假说如何有了替身，又如何忽悠着各国政府及民众为所谓的“气候政策”买单。 一、从“全球暖化”到“气候变化” 现在，拜登政府有关气候政策的用语里，“全球暖化”这个词消失了，因为面对几次酷寒的冬季，再继续说“全球暖化”，都没人相信了。但是，“全球暖化”作为政策，并未消声觅迹，它摇身一变，换个名目已登上了国际峰会的“大雅之堂”。这个新名目就是“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现在都用“气候变化”这个术语，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防范‘气候变化’”的政策。 那“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有没有区别呢？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只是前者在政治舞台上“倒了牌子”，就换了身“戏服”和“脸谱”，以“新角儿”的面目赖在舞台上了。这“新角儿”现在叫“气候变化”论，“气候变化”论与“全球暖化”论没有任何实质区别，只是不再使用大家越来越不相信的“全球暖化”这个名义。 为“全球暖化”论换装的始作俑者是谁呢？据德国之声2007年2月3日报导，小布什任总统期间，首次使用了“气候变化”这个词，在他的任上“气候变化”论“粉墨登场”，如今已“红”遍全球。诡谲的是，居然没人问一声，既然“全球暖化”论声誉不佳，那么，用“气候变化”论来代替“全球暖化”论，继续推行按照“全球暖化”论制定的气候政策，说的好听一些，是“挂羊头卖狗肉”；说的不好听一点，是为已破产的“全球暖化”假说重新背书。 奥巴马在位八年，大概因为“气候变化”论本来就是他那左派意识形态里的“标配”，所以对小布什在气候问题上玩的把戏照单全收。而川普总统上任后不客气地坦言，“气候变化”是个骗局，然后他就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小布什对川普一直非常敌对，是否与川普戳穿了“气候变化”论这套把戏而令小布什耿耿于怀有关，我们不得而知。 二、全球温度持续上升？ “气候变化”论的核心观点还是“全球暖化”假说的猜测，理由是地球温度不断升高，必须采取各种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来阻止这一趋势。然而，地球温度真的不断升高吗？ 确实，1983年到2008年地球上不少地方比历史上要暖和得多，但2009年底又变得很寒冷。而2019年1月北美洲五大湖地区的平均气温降至-34℃至-40℃，不少市镇出现了创纪录的低温。2021年2月初美国再度数次降温，范围波及中部地区，这次寒潮让美国很多地方的温度再创新低，受寒潮波及严重的地区甚至包括靠近墨西哥湾的德州。 从网上查到的研究报告显示，1999年1月到2008年12月全球温度的变化是正负0.07摄氏度，比前一个10年的正负0.18摄氏度少很多，基本上稳定，引起全球温度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海洋洋流的厄尔尼诺现象。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南方科学中心科学主任——海洋学家根纳季·马蒂硕夫（Геннадий Матишов）马蒂索夫认为，全球不是在变暖，而是在变冷；他认为，气候具有周期性，现在变暖周期已结束，正进入变冷周期。他今年2月23日接受《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采访时表示，等待人类的不是全球变暖，而是小冰河期。马蒂索夫说，他从1965年以来就一直在北极考察，没有全球变暖这一说。如果全球变暖理论正确，那北极的冰早就已经融化了。马蒂索夫还说，最近北极温度确实略有上升，因此一些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他指出，1878年和1933年的北极处于同样的暖周期，但此后北极又进入冷周期了。马蒂索夫院士无不嘲讽地发问：“难道我们的记忆果真如此短暂吗？” 他认为，“要了解气候（变化）趋势，至少需要分析一百年的数据，而不是只关注最近一两年发生的事件”；马蒂索夫指出，气候是周期性的，人类正在成为新冰河时代开始的见证者，北极温度呈上升的暖周期已经结束，气候正转为寒冷周期；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出现了寒冷的冬季、干旱，还有强降水等等，这都佐证一点，我们正迎来全球变冷时期。马蒂索夫还指出，南极洲冰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系统，“地球气候变暖而全球洪水泛滥”之说实在不值得一谈。 然而，“全球暖化”论的破产遭到了“政治正确派”的阻挠，他们出于自身政治、经济上既得利益的需要，用政治力量压制对“全球暖化”论的批评，同时强行推销已破产的“全球暖化”论的各种判断，用这些判断作依据，硬性推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各种政策，通过组织全球峰会，试图把这派政治势力的企图变成各国的政策法规。 三、气候变化究竟有哪些致因？ 地球上的气候变化，指的是气候在一段时间内波动变化，可能是指几十年，有可能指几百万年；波动范围可以是区域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部分属于自然因素，包括太阳辐射、地球运行轨道变化、大陆漂移、洋流变化、造山运动等，这都是人类的不可抗因素；也可能与人类活动有关。然而，搞不清气候变化的真正原因，把一切气候变化都归咎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并非科学可靠的判断。 首先，大陆板块的漂移会造成陆地和海洋位置及面积的变化，进而影响全球大气环流，从而产生全球或区域性气候变化。其次，地壳的造山运动可能形成山脉或峡谷，会造成地形降水，这是高山冰川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三，太阳是地球最主要的外来能源，太阳本身的活动会影响地球的气候。太阳短期的辐射变化，如11年1个周期的黑子活动变化和二十多年1次的辐射变化周期，都对地球气候有影响。这种以11年为周期的变化会对平流层的气温产生1.5°C的影响，使高纬度更冷，低纬度更热。根据从1900年到1950年气温变化的观察，也许这种变化是引发小冰河时期出现的原因。现在人类尚未完全掌握太阳辐射变化的规律和影响。第四，洋流变化，例如几年或几十年内的周期性厄尔尼诺现象，比大气温度更能代表气候变化；而闻名世界的墨西哥湾流所散发的热量，比全世界一年燃煤产生的热量还要多。世界大洋东部有5大著名寒流，同样严重地影响气候。 这些自然因素究竟如何影响气候变化，科学家至今尚未找出清晰的规律，因此，哪些气候变化是自然因素引起，哪些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其实是个黑箱。但由于地面上可测量温度变化，有些人就直接把所有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全都排除了，单一地用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解释地球上的短期温度变化；而“全球暖化”假说则提出了一系列推论，如二氧化碳排放过多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等。在清晰准确地分析出自然因素对地球上气候变化的影响之前，沿袭“全球暖化”假说的“气候变化”论，可被质疑的地方太多了。这套说法相当于，看到一棵植物长得不好，不去具体分析天候、土壤、病虫害、水分等条件是否变化，就主观附会地断言，因为住户的户外烧烤害得这棵植物活不好。 四、他们算对了吗？ 自从“气候变化”论成为政府政策之后，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成了一个刚性指标。但关于煤炭、石油等燃料排放的影响，计算中存在人为的严重错误，即只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拒绝计算植物的二氧化碳吸收量。 中学的生物课都教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即植物利用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分变成碳水化合物，这个过程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排出氧气，因此能维持大气中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某种平衡。人类正是通过植物的这个自然功能获得谷物类食物。除光合作用之外，植物白天黑夜都呼吸，呼吸时会吸收氧气、放出二氧化碳，但光合作用放出的氧气远多于植物呼吸时排出的二氧化碳。1公顷阔叶林每天可吸收1吨二氧化碳，释放0.73吨氧气。所以，忽略植物改善地球上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自然平衡这种功能，是毫无道理的。但是，当大肆鼓吹“气候变化”论的“政治正确派”谈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时候，他们或者假装不懂，或者故意忽略上述基本常识。研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学者不计算地球上植物的二氧化碳吸收量，他们的计算结果就远远偏离了现实中空气的二氧化碳自然平衡状态。 20年前我参加过一个非盈利机构召开的会议，议题之一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导致地球暖化。会议期间我请教一位气候专家，你们如何计算二氧化碳吸收量？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那样的计算太麻烦，我们忽略不计。我问他，这不等于把绿化程度高的北美和没法绿化的非洲沙漠的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自然平衡完全混为一谈了吗？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北美乡间和郊区可以被吸收很多，而在都市和沙漠里则吸收很少，你们针对每个国家只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但不知道每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实际上有多少二氧化碳被自然吸收，这不是误己误人吗？他最后回答，我们只能这样做，不然就争取不到研究经费了。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统计，却看不到各国二氧化碳吸收量统计，“气候变化”论鼓吹者至今仍然拒绝研究二氧化碳吸收问题。这样的研究完全违反了正常的科学研究程序。任何科研都只能在研究开始前提出一些假设，但绝不能结论先行，用一个预先给定的结论引导研究过程，选择有利于得出预设结论的研究方法，只采集有利于预设结论的数据，而排斥不利于预设结论的数据。如此研究结果确有欺世盗名、坑国害民之嫌。一旦这种为“气候变化”论服务的研究被纳入“政治正确”的范畴，它就成了不可质疑的东西，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政客们玩弄气候政策的基本背景。 五、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一句成语，意即自己十分昏庸，他相信的说法其实漏洞百出，却要别人以为，他的说法一贯正确。掌管各国气候政策的衮衮诸公似乎就是这么一拨人。 其实，若要分析某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吸收量的关系，有一个科学上已经提出过的计算指标“碳通量（carbon flux）”，它合并计算碳排放量和碳吸收量。然而，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关心这个数据，甚至都找不到研究这种测度的论文。我只看到2011年宾州李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一位华人学者发表了一篇关于世界上泥炭地区碳通量变化历史的文章。 最近的国际气候峰会提出，2050年要达到“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目标。“碳中和”是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主要通过三个方法来实现“二氧化碳净排放为零”。这三个方法是：一，植树造林，多吸收二氧化碳；二，用风能和太阳能替代煤炭和石油；三，付钱让发展中国家少排放二氧化碳。这第一个方法本身就反映出现行气候政策的悖论：既然气候政策的鼓吹者和研究者拒绝计算各国现有植物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就相当于假设所有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吸收量“为零”，那为什么还要把植树造林作为气候政策的首要任务？反过来，既然植树造林成了气候政策的首要任务，那就说明，鼓吹气候政策的人其实知道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那他们为何拒绝计算地球上各国已有的各类植物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呢？ 正是在这样的“大忽悠”当中，气候政策提出了全面替代煤炭和石油的方案，其成本极其昂贵，除非政府强制民众支付巨额成本，否则，民众如果明白气候政策不靠谱，就不会接受这种政策。而上述第三个方法未必保证发展中国家拿钱就不用煤炭和石油了。 此外，目前关于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监测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超宏观，即给出一个全球数据，但不提供各国观测点的数据序列，因此无法判定这全球数据能否代表各国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趋势。二是超微观，常见的全球数据经常是来自夏威夷一个观测点，有时再加上澳大利亚的另一个观测点。但这两个观测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当地人类活动造成的，或是有其它原因，比如，夏威夷地区的火山喷发是否造成二氧化碳浓度过高？ 目前世界上只有二百多个二氧化碳浓度变化趋势的观测点，但联合国公布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趋势报告不提供各国观测点的数据序列，各国也不公布。这些观测点的数据与联合国公布的全球数据一致吗？这值得关注。每个国家的人在看到本国所有观测点的数据之前，不应该轻信联合国的那些数据，毕竟联合国的机构在相关数据上有造假记录。 西方国家左派当政的情况下，他们追求所谓的“进步主义”把所有想推动的政策都纳入“进步主义”范畴；为证明他们的“政治正确”，他们把不赞成“进步主义”政策的人套上一个“保守主义”的帽子，模仿共产党划分阶级，把西方社会人为地分成对立的两个群体，即“政治正确”的“进步主义”派和所谓“落后愚昧”的“保守主义”派。气候政策就因为是他们“进步主义”的“神主牌”之一，便被标榜为不可质疑的议题。用“政治正确”干预科学研究，其后果就是上述气候政策的出台。一些既得利益者借助全球气候变化的争论，不断鼓吹“全球变暖”，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恐慌，以便从中牟利，比如销售清洁能源、输出清洁能源技术，或者用来标榜自己的所谓“进步主义”，以操控选举。民众很容易成为此类洗脑企图的受害者。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5/16/n1295281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中国地方债：爆表刚开始
何清涟 最近，昆明市两家城市投资公司债务会议纪要泄露、武汉市财政局向武汉市财政局、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5月26日在《长江日报》发布整版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要求259家企业、单位偿还截至2018年未偿还总额逾一亿人民币的欠款，中国地方债务爆表在即，这两单算是警报。 不过，中国地方债务黑洞存在并将拖累地方财政并不是新问题，由来已久。习近平刚上台时，刘鹤称中国经济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之困，地方债务被归于“灰犀牛”一类，即一直存在的危机，一旦暴起，将影响全局。 中国地方债总额知多少？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国际金融机构与中国政府的估算有差别。这里仅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2月份的估计：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暴涨，已从去年的57万亿增加至66万亿元人民币，约9.5万亿美元，占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半。此后路透社等国际财经媒体多引用此数据，并称还在持续增长当中。据中国公开信息，中国大部分省份目前都是债务累累，财政收入处于负增长状态。 中国官方数据，截至2022年11月，全国地方债务余额为35万亿（截至2022年11月）；中央政府债务余额累计为23.3万亿（内债+外债，截至2021年底），所以全国的显性债务余额为58.3万亿。 ——这里必须解释，债务余额=总负债-已偿付部分。中国地方政府借新债还旧债，是种帐面上的数字游戏，这些数字还只是明面债务，不包括隐性债务。如果包括隐性债务，远高于此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全国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黑洞”，它被用来填补地方政府的收入与开支的缺口，地方财政紧张可能直接影响着北京为今年制定的温和的5%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没有财政盈余，“无法偿还所欠债务”，许多地方融资平台都会崩溃，面临信用违约问题。 地方债——罗马城不是一天筑成的 不过，中国的地方债黑洞，是经年累月形成的，以下仅以武汉与云南的地方债历史为例。 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一组专题文章《债务压城：大武汉蝶变之痛》http://hb.sina.com.cn/zt/WHdebt/index.shtml，乍看会以为是说今天正在发生之事，但细看，就会发现这组专题文章发表于2012年——距今整整11年。这组文章谈了三个大问题： 一、武汉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政府债务余额为2037.05亿元。二、武汉一级投融资平台最大的3家为武汉城投、武汉地产集团和武汉地铁集团，都是政府开办的公司；三、武汉地方政府主要依靠的融资方式是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这类融资约占总债务的86%。有多危险？该文引“审计界资深人士”的评论：地方政府债务已经离开可控的范围；呈快速扩张之势的地方政府债务，像悬在中国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把梦魇带入现实。大规模建城背后潜伏的风险已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最大挑战。政府依靠土地收入还债，是饮鸩止渴，且恶果已现。未来如何持续发展，政府还要在相关改革层面做出更多实质性努力。 再看云南省，该省早在2011年就深陷债务泥潭无法拔足。为了修建公路，2006年5月28日，云南省政府成立一家政府独资企业 “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滇公路”），注册资本50亿元。此后数年中，在云南省基础设施公路建设中，滇公路出力国有银行出钱，一是地方政府的儿子，一是中央政府的儿子，加上交通和铁路一直是银行争抢的贷款大户。有未来的收费权做质押，有政府和铁道部的信誉做担保，交通运输厅和铁道部一直被视为优质客户，不但贷款容易，而且较基准利率均有下浮，很多执行的都是固定利率贷款，国有“两兄弟”合作愉快。 但是花无百日红，四年以后，也就是2010年上半年，滇公路公司资产总额为1314亿元，负债101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7.24%。滇公路总经理姜志刚在2010年上半年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上坦承，“公司资金周转将可能断裂，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进而可能对银行造成坏账损失，形成金融风险”，会后即向建行、国开行、工行等十几家债权银行发出了“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的公函。云南省此时方才想到，云南地处崇山峻岭，无论是修路架桥，想收回成本几乎无可能。云南省政府在滇公路与国有银行两家“政府公司”之间，扮演“第三方角色”进行调节，要求滇公路撤回上述公函，并做出增资、垫款、补贴等承诺，以帮助该公司暂渡难关，但风险并未消除。 滇公路还本付息风波，引发了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质疑。据中国国家审计署201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在这笔巨额债务中，究竟暗藏了多少风险，目前尚无权威数据。其他各省情况大致差不多，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世界开始，中国政府于2009年投入5万亿救市，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成了基建狂魔，由此积累下巨额地方债，其间数次清理，剪不断，理还乱，谁都知道这头灰犀牛的存在，谁也没办法请走这尊巨兽。 自制定心丸不管用 中国政府是否知道地方债危机？当然知道。 今年2月16日，新浪财经登了一篇《31省地方政府债务全景扫描：谁多谁少谁压力大》，对2022年地方显性债务存量、付息情况和投向做全面梳理，结果如下：1、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余额高达35万亿人民币，创历史记录，全年利息支出首度突破1万亿人民币； 2、债务规模排前五的省份为广东（25082.3亿元）、山东（23588.0亿元）、江苏（20694.1亿元）、浙江（20168.8亿元）和四川（17705.4亿元）。经济不发达地区债务总额低，是因为这些省区举债能力差。 3、该文计算的27个省份中，有23个省份的债务率高于100%警戒线，其中，天津高达295.7%，吉林、云南、辽宁、贵州、福建、重庆、青海债务率超过150%，显示地方债务形势与财力不匹配； 4、地方债还本资金主要来自于再融资，“借新还旧”较为普遍，因而付息支出对地方财政的压力相对更大。 该文的结论是：截至2022年末，地方政府负债率为29.1%，加上中央政府国债之后，政府负债率合计50.1%，低于国际通行警戒值，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较风险总体可控——考虑到国内舆论环境，作者这一结论可以理解，因为风险是否过大，有专业知识的人看文中16张图表与相关数据就可得出结论。 此文发表三个半月之后，因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面临收入压力、支出刚性和举债收紧的三重困难，武汉与云南相继上演本文开头所言戏剧。 （续篇：《世间再无张居正：回望朱镕基清理三角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6月2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602202312184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今天的美国大选“争”什麽？
今天（11月5日）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所谓“中期”是指在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中间的国会席位改选。美国选举是“二四六制”：众议员任期两年，总统四年一选，参议员任期六年。今年中期选举要改选全部435名众议员和34名参议员（每两年改选100名参议员的三分之一，以免全部改选影响国会议事功能），以及36名州长。 目前在众议院，共和党占223席；民主党占208席；无党派1席；3席空缺；在过去三届（1996、1998、2000年）众议员改选中，96.7％的议员都连选连任。以这个比例推算，今年的435名众议员改选，仅可能有14席发生变化。民主党在众院比共和党少15席，几乎没有可能全部赢回。而且《纽约时报》在10月27日题为“有四席肯定不保”的新闻分析中说，这四席都是民主党籍。因此这次选举结果，共和党不仅肯定可以保住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而且还有可能增加席位。 目前在参议院，民主党比共和党只多一席（50对49，独立派一席），因此变数较大，成为本次选举最激烈、紧张的竞争阵地。共和党有三名老资格参议员今年因年龄而退休，空出了三个席位；另外还有三个州选情激烈，双方候选人支持率非常接近，难分上下。但民主党好像遇到更大麻烦，不仅有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因接受贿赂而被迫辞职，还有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刚刚飞机失事身亡。临时替代他们的人对选民的吸引力如何，还是未知数。 而且在密苏里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卡纳翰夫人（Jean Carnahan）是由於她的候选人丈夫在前年大选前3周因飞机失事逝世，而临时代替当选的丈夫出任了联邦参议员。但卡纳翰夫人不是像克林顿夫人希拉莉那种热衷政治的女人，她是临危受命。由於缺乏政治经验，非常有可能被向她挑战的该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候选人吉米．泰蓝德（Jim Talent）击败。泰蓝德当过三届联邦众议员，在政治经验上和卡纳翰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籍女参议员兰德玉（Landrieu）也遭到共和党强有力的挑战，她的共和党籍候选人对手有三位，另外还有左翼的绿党候选人等。如果她在今天的选举中不能赢得一半以上选票，按该州法律，就得在12月7日进行第二轮选举。那麽这次中期选举结果要等到那个时候才会最後见分晓。 这次选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激烈、比分最接近的一次中期选举，很多地方的选票可能极为接近，因此像上次布什和戈尔那样的计票纠纷，或重新计票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民主党已召集了10,000名律师，分赴10个重要的、并可能出现争议的州，进行监票，并准备和共和党打官司。共和党则准备了一个名为“72小时”的应急计划，调动监票义务人员，并设了全国免费电话，接受投诉。双方都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如果选举结果仍是共和党掌众议院，民主党保持参议院的多数席位，那麽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不会有大的影响。但如果共和党夺回参议院，并继续掌控众议院，则将打破纪录，因为自1934年以来，在过去68年间，只有1998年那一次中期选举，总统所在的政党赢得国会。 如果这次共和党同时掌控了白宫、参议院、众议院，那对布什推行其内外政策就将非常有利，马上可以看到的效果是： 第一，共和党籍参议员将出任参院13个重要的功能委员会主席，例如，外交委员会（所有驻外大使必须由这个委员会通过）；财政委员会（每年的国家预算首先由它通过）；司法委员会（所有法官的任命首先得它通过）。这些功能委员会是参议院各种议案通过的第一关，对布什政府的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因受民主党议员杯葛而搁置的49位布什总统提名的法官，可望在明年走马上任。 第三，布什提出的今後为期10年的减税计划将会更顺利实施；其他还将包括进一步削减福利开支；开发阿拉斯加州的石油；扩大市场机制、减少政府规定等等。 第四，在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上，布什政府将更有条件采取强势姿态，包括建立“国土安全部”，先发制人打击恐怖主义；加大军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力度和速度等。 说来也巧，本周五中国也将进行重要的权力转移，要召开“16大”。和美国大小媒体铺天盖地对选情的密集报道、连续分析、每天公布最新民调结果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那边是“这里的‘黑夜’静悄悄”，13亿中国人完全被蒙在鼓里，中国的媒体既不知情，也不敢分析，更不能进行民意调查。而海外的华文媒体也只能是一片预测。中国的百姓们既无选择权，也无知情权，只有等中南海的政治老人们黑箱作业结束後“赏赐”结果的份儿， 美国的选举虽然热闹、激烈，但如果稍微倾听一下候选人们的政策辩论就会发现，它和以往的选举大同小异，两党候选人的所有“说法”都是围绕著各自政党的原则理念展开的： 在对外政策上，共和党强调注重国防和军事，反对共产主义，对邪恶不幻想，不手软。具体体现在要以强势全球反恐，军事打击伊拉克；民主党则强调削减军费，反对武力攻伊（和上次海湾战争时一样），对一切独裁政权的本质都不仅不清楚，而且抱有浪漫情怀。 《纽约时报》11月3日刊出的民调显示，认为共和党能够保持美国国防强大的占62％（认为民主党的有20％）；认为共和党能做出正确决定对付恐怖份子的占48％（认为民主党的占23％）。 在内政上，两党的分歧更大：共和党强调并实施充分私有化、市场化，降低税收，削减福利，减少经济规定，限制政府权力，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充分相信个人对其财产和行为的支配，而不是政府的干预和指教。其核心价值和本质特征是把自由看得比平等更重要。在自由中寻求对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公平、公正。 而左翼民主党的根本理念是强调平等，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调节功能，强行对富人和中产阶级实行高额税收，然後通过福利救济方式发放给穷人；用这种劫富济贫的方法进行财富再分配，试图通过追求财富的平等来实现社会平等。正因为这些理念，所以民主党热衷於企业的国有化和政府控制。 如果说共和党的经济理念更接近原本资本主义，那麽民主党的想法则接近共产主义乌托邦。人类的经济历史已经证明了，那种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不灵，它不仅导致高失业率、低增长率，并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最後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不仅人民根本没有得到平等，最後自由更被剥夺。现在有15个成员的欧盟有11个是倾向原本资本主义的政党执政（1988年时仅有2个），就是因为事实证明，平等主义的乌托邦迟早要失败。 今天的美国中期选举究竟争什麽？它和过去这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两大派别激烈竞争的内容完全一样，那就是走尊重人本性的、理智的、个人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违反人天性的、由幻想激情主导的、强调集体主义的、浪漫的乌托邦道路。看美国人民今天的智慧如何吧。 2002年11月5日 2002-1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中南海占星术的“密钥”
何清涟 2015年两会，“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成为热句。但另一条重要信息却被忽视了，曾为“铁帽子王”曾庆红秘书的全国政协委员施芝鸿在痛批海外据中纪委文章竞猜“庆亲王”时，首次证实了中国高层权斗中至关重要的“有关部门喂料”这一事实。 施芝鸿的身份及“有关部门喂料”说 财新网3月5日在显眼位置登了《施芝鸿：打大老虎不是以传说为依据》一文，施愤怒地斥责说，“海外媒体最近抓住中纪委网站一篇文章点某一个清朝亲王的名字大做文章，竞相猜谜，是违背新闻职业伦理”，“举国竞猜庆亲王可笑之至”。 一般情况下，对于“海外反华势力”的相关文章，中国官方与官员不会用这种形式反应；如果真有反应，也是外交部的活儿。前总理温家宝当年因《纽约时报》关于《总理家人的财富》等报道辟谣，是央请香港朋友吴康民出面发表温的信件，自证清白；而施芝鸿这种反应却很特殊。 于是我仔细看了此文，发现两个有趣之处： 一是文末专门附上介绍：“施芝鸿，曾任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庆红同志秘书﹑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长﹑副主任，2007年1月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二是施在讲话中谈到：“爆料要有根据，没有根据就不要硬爆，……特别是有的海外媒体在没有根据，又未获得大陆有关部门喂料的情况下，硬要抢先爆料，只能继续瞎掰编造。最新出现的情况是，抓住中纪委网站一篇文章点名某一个清朝亲王的名字大做文章，……明明是无中生有，又非要说得好像煞有介事。什么中纪委剑指某亲王，真是可笑之至。……所有这些都背离了新闻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 中纪委网站上那篇文章是《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发表于2月25日。文章登出之后，确实引发了海外竞猜游戏。理由大约有两点，一是庆亲王这一封号中的“庆”字，中国高层有两位退休的政治局常委符合，一是曾庆红，二是贾庆林；二是从庆亲王得宠与所掌权势的程度，只与曾庆红相符。 施芝鸿当年做过曾庆红的秘书，其仕途系于上司恩主命运，此刻出面解释，自是情理中事。如果恩主无事，此举为自己加分；如果恩主有事，自身难免覆巢之痛，此刻出面解释，最多加上一条小罪，没啥大不了的。 “喂料”不出奇，奇在“有关部门” 细思一番，“有关部门喂料说”其实意味深长：它不仅指出“喂料”活动确实存在，而且暗示“喂料”活动既可能是个人行为，也可能是“组织上”的运作。 从2012年3月薄熙来出事之后，英文媒体对中共高层的猛料从未断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家族、戴相龙家族在平安保险的详细持股情况，彭博社对习近平姐姐家族财富的报道等，绝对是内部人“喂料”给记者之后，才有了这些可遇不可求的深度调查报道。后来彭博社在上海、北京两家办事处被查抄，据说查出证据表明，是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向其透露的信息。但李东升爆料显然不是执行中央的正式指示，而是出于护主的个人行为。其时，周永康已经退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研究报告《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其资料显然也并非“有关部门喂料”，而是周永康系人马。 所谓“有关部门喂料”，当然是爆料者奉组织之命行事。那么，是哪些“有关部门”在如何组织“喂料”活动？ 王歧山的“反腐传言先导模式”似乎并不向英文媒体喂料。从承担放送“打大老虎”消息的方式来看，主要通过中纪委监察网发布信息；但涉及其家族、部属的深度报道，则主要通过财新网等事先不断“抖包袱”，比如周永康家族、令计划家族。而且还经常故意制造神秘气氛，文章有时上网一两天后又撤下去，影响既成，却给人似乎这篇报道内容未得上面认可的感觉。 除了这种“重击”之外，还有意在威慑的“敲打”。“敲打”这种模式往往借助一些南方媒体与香港媒体；但并不通过港澳工委领导下的文汇报、大公报等，那是曾经长期领导港澳工委的曾庆红的地盘。例如，关于李鹏家族的报道就属于“敲打”。2014年2月27日，广州《时代周刊》刊发文章，指出“三峡沦为私人订制的牟利机器”，“个别退休老领导”经常插手三峡工程事务；3月9日，香港《亚洲周刊》登出封面文章《李小琳王国的离岸公司揭秘》，国内网站纷纷转载前者。从《时代周刊》事后无人受惩这一迹象可以判断，这就是“有关部门喂料”，意在给李鹏施加压力，促成三峡集团顺利换帅。幕后的交易达成之后，4月上旬，李小琳借香港《文汇报》采访自我澄清，称有关她拥有离岸公司并在海南圈地的传闻都是谣言；4月14日，新华网“转载”旗下《财经国家周刊》文章《三峡集团换帅背后：领导层不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对外释放了双方暂时达成和解的信号。 “敲打”还是“重击”：喂料意图不易解 虽然喂料成了中南海占星术判断形势的依据，但在“敲打”与“重击”迹象初露之时，二者不易判断。被打击目标有机会“澄清”，并不意味能够平安着陆，与克里姆林宫占星术相比，这是中南海占星术面临的新问题。 前苏联时期，高层斗争的特点是部分高层事前秘密串连，形成共识，最后让被打击目标在猝不及防之下以政治理由被清除，例如贝利亚就是在1953年6月26日受到政治局谴责后被捕，然后以政治罪名被秘密处决。外部观察者只能根据苏共中央某高官是否露面参加官方活动、发表公开讲话、接见外宾等确定其是否平安，是谓“克里姆林宫占星术”。中南海占星术不一样，因中共高层博弈参加者都有自己的管道向中外媒体喂料，在尘埃落地之前，有一段双方互相扒皮的过程（现在因安全系统被清洗，成为掌权者扒失势者的皮），最后主要以腐败作为清除理由，因而更加扑朔迷离。仅仅根据某高层是否露面参加官方活动、发表公开讲话、接见外宾等迹象来确定其是否能平安着陆，已经不足为训。这不仅是对观察者而言，对当事人也是如此。 周永康在传言将出事之后，曾于2013年10月1日出席母校中国石油大学校庆，但两个月后就被关押了。令计划2014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发文，表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向今上表忠心，但22日即宣布被捕。今年春节前夕，央视于2月16日晚公布了习近平等探望老同志的名单，被各种不利传闻缠身的江泽民、郭伯雄等均列于其上。正当外界据此猜测郭伯雄可能平安着陆之时，其子郭正纲3月2日被列入被捕的14位军队将官当中。算起来，郭正纲被提为少将还是今年1月的事情。 也就是说，“中南海占星术”已经不能简单效法“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在苏联政治中所有表示某高层平安着陆的信息，在中国不能作为判断依据。综合发生过的事例，只要被列进今上的反腐名单上，进不进去，什么时候进，全看今上如何判断形势。此情此势，借用中国古语“狐疑”来形容最为贴切：习近平有如行走如冰上之狐，严重缺乏安全感，每行走几步，就得伏下身子，用耳朵听听冰块是否有碎裂之声，然后再往前走几步。 2015年“两会”表面的祥和，并未让中共历届退休常委安下心来，因为“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成为两会热句，王歧山又借盛赞已故历史学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之机，公开表示对家族式腐败、结党营私的痛恨。诸位中共“铁帽子王”最后是否能平安落地，保住家族成员终身富贵，还在未定之天。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3月6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inglian-blog-zhongnanhai-20150306/267118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