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当前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
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 压力之一：失业率高、就业难 压力之二：工作中的性骚扰 压力之三：婚姻家庭的脆化 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妇女生存状态对社会的影响 早在八十年代就有研究者发现，中国妇女的地位并没有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而上升，相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妇女的地位出现了很不乐观的劣化趋势。根据世界上常用的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七项指标来判断（即妇女就业率、对待男婴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少年入学比例、男女青年就业比例、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职务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中国除了妇女就业率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项指标均不理想；若按这些指标综合衡量，在世界上的160多个国家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排列为132位。这些指标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妇女总体上的实际地位，但若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妇女的具体状况，则还需要进行专题研究。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中国妇女目前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李小江、唐灿等优秀女学者在妇女问题研究领域里贡献良多，我作为一位女性，虽然比较关心妇女问题，但以前除了写过几篇有关女性现状的学术漫谈文章外，一直未深入研究过中国的妇女问题。去年春天应邀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指定的演讲题目之一就是中国的妇女问题。我在搜集资料、准备讲稿时发现，中国目前存在的妇女问题非常严重，但并没有男性学者参与研究。难倒妇女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女性学者的专利吗，难道全社会不应该来共同关心中国女性当前面临的痛苦和困难吗？希望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 近几年来，中国的报刊杂志及文学作品反映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即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改变了，由原来要求自我发展变成了从婚姻中寻找出路。这导致中国女性的自我定位发生极大变化。首先，妇女主要依照男性的要求设计自我的定位，如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轴心、以她们所爱的男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等。其次，自立自强的“女强人”不再被视为女人的成功典型，相反却在男性作者笔下的小说与电影中成为一种失败的社会形像，个个都面目可憎、非常可笑。\[1\] 第三，婚姻已被社会有意无意间渲染成女人成功的通道，不少女作者公开宣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谓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则通过男人征服世界”。在各种传媒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小女人文章，把一些用各种手法（包括不光彩的手法）钓得“金龟婿”的女人描绘为成功的典型。第四，关于隐私、外遇的报导、文艺作品蔚然成风，银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对“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谴责转而成为同情兼隐隐的赞美。有的电视剧乾脆将妻子描述成非常讨厌、毫无可取的庸俗妇人，而第三者却靓丽、善解人意，几乎成了将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天使。这不仅仅反映出中国的男性文人将自己的潜意识化为银幕（或文学）语言，这些故事的走俏还表明社会的广泛接受度。更令人感慨的是，居然还有无耻文人公开撰文，认为梁晓声谴责第三者现象是观念落后、思想陈旧的表现，并声称第三者对当代中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女性从追求“半边天”的地位到“自觉”地回归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国妇女在种种她们无法抗衡的社会压力之下被迫作的选择。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妇女实施保护性就业与保护性参政时，并没有将提高妇女素质作为并行之举；由于妇女的整体素质低下，使得她们一旦丧失政策性保护后就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胜。其次，面对转型期部份权贵的种种伤害女性的丑恶行为，司法系统并未采取真正的保护女性权益、维系两性平等的措施。例如，对“包二奶”、色情行业等现象，一直未有效地取缔。这极大地助长了这些行为者的气势，构成了妇女不得不低头就范的制度环境。 压力之一：失业率高、就业难 改革开放以来，“低工资、高就业”体制成了改革的首要目标，而女职工则首当其冲地受到了伤害。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中没有性别比例，只有有关机构的专门调查才披露出一些真相。全国总工会1993年对7个省、10个省属市的1,230个公有制企业的调查报告难得地说明了女职工的就业困境。被调查的这些企业共有职工92万人，其中女职工占37％以上；失业和下岗女职工达2.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5％、失业和下岗职工总数的60％。\[2\] 全国总工会1996年底的统计显示，全部职工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岗人员中女性却高达59％、约为560万人，而男性只占41％，形成了强烈的反差。\[3\] 这说明，企业在裁减人员时多裁女职工、少裁男职工，而再就业人员中女性比男性少则表明，下岗女职工的再就业机会少于男性。女职工下岗后在家庭生活中也遇到极大困难。据上海市妇联统计，约三分之一的的下岗女工明确表示，下岗对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很有影响，家人的态度变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语、不尊重她们在家中的劳动，还有少数人被丈夫离弃。而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一比例高达41.6％。\[4\] 女性的就业难也同样严重，近几年媒体还不断报导，连女大学生也有就业难问题。很多企业表面上声称公平竞争，实际上却变相拒招女职工。例如，某汽车制造厂新建一个机械加工分厂，招工考试划定录用分数时规定，男性录取分数为260分、女性却高达320分（满分为400分）。\[5\]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曾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该提案谈到，一些外资企业只使用女工的“黄金年龄”段，将招工年龄段控制在16至20岁、合同期一般定为3至5年，期满即不再与这些女职工续签合同，以避开女工的婚、孕、产期。已就业的女工也面临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职业危害严重。成都市调查了132家企业，有50％的企业劳动环境存在重度危害，有38家企业的一线职工程度不等地接触到尘毒、噪音、高温的危害，其中大多数为女工。\[6\] 近年来见诸传媒的职工中毒事故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省莆田市部份三资企业鞋厂“三苯”毒害7万名女工一事，《中国妇女报》记者陈勇辉写了“妈祖有泪”、“沉默的羔羊”、“倾斜的天平”等连续报导才使事件曝光。\[7\] 压力之二：工作中的性骚扰 妇女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性骚扰对她们也构成极大的压力。美国联邦政府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1980年公布的文件《性别歧视指引》中对性骚扰的定义比较权威：“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向对方作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动或要求，及其他语言举动，均会构成性骚扰：1、迫使他人接受有关行为，作为受雇或就学的明显或隐蔽的要求或条件；2、对方接受有关行为与否，将成为影响个人升迁或学业成绩的先决条件；3、有关行为具有以下目的或导致以下后果：a. 不合理地干扰个人工作或学业；b. 制造一个令人不安、不友善或令人反感的工作或学习环境。”这一标准现为国际所公认。 按照此标准衡量，中国现在的性骚扰问题其实已相当严重。据不少在企业工作的人士反映，女员工受到性骚扰的现象极其普遍，甚至部份事业单位也如此，笔者就曾了解到数十例此类事例。全国政协的上述提案也谈到女职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受到侵犯。例如，沿海地区的商业机构与企业招聘女员工时大都规定：未婚，23岁（或25岁）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靓丽。这些条款毫不掩饰招聘者对女员工性魅力的要求，其实是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在为自己挑选情妇后备队伍。一些外资企业的厂规厂纪名目繁多，十分苛刻，严重侵犯人权。体罚、打骂、搜身、性骚扰等无奇不有。\[8\] 性骚扰构成了一种威胁性、敌对的、甚至是侮辱性的工作环境。中国一家权威的妇女研究所的热线电话接到的性骚扰报告中，被控对象里工作单位的上司占34.4％，同事占21.3％。该研究所分析了大量个案后在报告中指出，性骚扰施行者通常会走如下的三步曲：首先，利用工作之便对受害对象表示赏识和好感，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姑娘或单身女性常因此感到激动和鼓舞；第二步是向受害者讲述自己的身世如何不幸、婚姻如何不幸福、感情上如何空虚等，以此博取对方的同情与好感；第三步是行动的关键，他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受害者安排一些“特殊”的工作环境，如夜间单独值班等，然后就提出直接要求，女性如果不从，不是被解雇就是受到周围舆论的伤害。\[9\] 该报告还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受骚扰的女性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登记的所有律师事务所的接案统计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性骚扰的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灿女士1994年曾专门就此事做过调查，写过一篇调查报告，文中谈到有36.8％的打工妹承认遭遇过性骚扰。唐灿指出，从女性在黑暗中以出卖肉体做交换，到流行在外企白领中“如何博得上司欢心”的“办公室秘籍”，性骚扰问题现在只是中国女性问题浮出水面的一部份。\[10\] 事实上，利用职权来猥亵女性或对异性举止放肆都属于犯罪，应该受到惩罚。可以在不同的法律里增加反性骚扰条款，也可以单独制订一部《反性骚扰法》。但当时唐灿的这篇文章被香港的报纸转载，国内的有关部门却称此文为“有损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形像”的“毒草”，唐灿被迫写了四五份检查。直到1998年性骚扰问题才被提到国家立法机关的桌面上。这一年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陈癸尊在参加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时指出，医生以看病为名对女病人进行性骚扰已成为当前日益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中国人历来在受到性骚扰后不敢声张”，因此陈癸尊建议在《医师法》中增加追究“利用职务之便对异性进行调戏、性骚扰、侮辱病人行为”的条款。陈癸尊还说，性骚扰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医疗过程中，还广泛地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据陈癸尊介绍，他的提议当时就得到了许多在场的人大常委的支持与赞同。\[11\] 根据笔者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了解，广东各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性骚扰。但与内地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即党政事业机关的领导干部毕竟要受点约束，加之在当地满足性消费相当容易，内地源源不断南下的年轻女子多如过江之鲫，故而一般情况下领导干部会“兔子不吃窝边草”，可以让向其寻租的企业支付性消费。而那些在商场久战的男人则经常直截了当地、露骨地进行性骚扰。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往往不上演“痛说革命家史”这一幕就直奔“主题”，有的靓女在被招工的当天就受到严重的性骚扰。并且许多男人们常常事先“真诚”地告诉被骚扰方：我的太太很好，我不会离婚。据笔者调查，一些女记者在外出采访时都受到过一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的无耻经理们的性骚扰。久处在这种不良社会环境中，部份受骚扰女性会把为上司提供性服务作为自己找工作、升迁的筹码，少数无耻者乾脆在单位里以“准总经理太太”自居，作威作福。 压力之三：婚姻家庭的脆化 婚姻永远是成功的男人与靓丽的女人展示自己魅力的舞台，但任何女人都无法抵御青春易逝这一自然现象。即便她年青时艳光照人，三十岁以后天天泡在美容院里，也无法抵御上天给女人的大限，她最后总是要渐渐衰老。而成功的男人只要有金钱的支撑，就可以挥舞着黄金铸就的矛与盾，驰骋于大千世界，拥有无数美女的芳心，最后总能抱得美人归，仿佛他能永不衰老、长久青春。这其实是个历史悠久的现象，几乎可以被视为恒常不变的定理。即便在革命的领地上，金钱的势力被消灭了，类似的故事也只不过是换个版本而已。在五十年代的中国，男人的资本或在社会阶梯上往上攀升的资源不是财富，而是“革命经历”，那时老革命们成了“白马王子”；而七十年代初期的“白马王子”往往是军队干部和国营企业职工；如今，多少美丽少女都在梦想自己成为现代的“灰姑娘”，只是那“王子”变成了现代商界的商人而已。每一代的中国妇女都有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不幸故事。唯一不变的是，男人的有效资源（财富与地位）与女人的有效资源（青春美貌）的结合不断演绎出新的“老故事”，天长地久，代代不衰。 《家庭论》的著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曾总结过婚姻市场的规律：男人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源是财富与地位，女人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源是青春与美貌；男人的资源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增，女人的资源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减。根据这一规律，一旦进入中年以后，男女双方的资源就可能失去平衡，男人往往成了“有效率的寻觅者”，女人则成了婚姻市场中“没有效率的寻觅者”，拥有更多资源的已婚男性大多开始见异思迁。越来越多的“第三者插足”使婚姻动荡不定，现在这类事情在中国社会中越来越少受到指责，相反却渐渐地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普遍接受。传统的贤妻良母型女人已不能满足丈夫的多重需要，现实中经常有“第三者”打上门向妻子宣称，“你的丈夫爱的是我，不是你，你应该退出”。这表明，中国的社会风气已变得越来越宽容“第三者”，以至于争夺人家的丈夫已是可以理直气壮、登上大雅之堂的事。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状况与离婚率成反比，经济萎缩时离婚率下降，经济繁荣时离婚率上升。中国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离婚率开始上升，而且在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中离婚现象也最突出。据报导，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其新特点是中年、老年的离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离婚最集中的三个年龄段依次是50岁至54岁、40岁至44岁、60岁以上。在现实社会中，八十年代这三个年龄段的人的经济地位变动最明显，使得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的“资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与高离婚率有直接关系。\[12\] 九十年代里夫妻的年龄差距也开始拉大，九十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十岁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13\]。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状况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的婚姻模式。 广东沿海地区富裕者相对集中，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一夫一妻多个临时性夥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的一些有钱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称，人的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结三次婚，30岁、40岁、50岁各娶一个靓女，这样才能保证人生的完美和婚姻的高质量。笔者曾与几位男性“成功人士”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坦率地承认，每天在外面见到的都是充满青春活力的靓女，回到家见到已成“黄脸婆”的太太，哪有什么兴趣。太太“识做”的\[14\]，这把“太座”的椅子为了孩子给她留着；不“识做”，就只好挥手“拜拜”。如此之为的男人们倒是潇洒得很，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只是留下了一群为男人的成功付出过代价的中年怨妇在孤独地哭泣。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格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看，为社会负责需从为家庭负责开始，如果一个社会上充斥着连家庭责任感都没有的男人，又怎能指望他们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呢？ 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结果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份干部，少部份“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未纳入正式的科研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可从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发现，98％以上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数位“情人”，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嫖娼、获得异性按摩等各种性消费。这一类以谋利或将性服务当作谋生手段而成为男人情妇者可被视为“灰色女性”，因为她们不属于正常的社会。在近年来沿海地区崛起的新生代女作家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官场、商场与三陪女等“灰色女性”那种极为混乱的性乱交状态。如女作家的《野兰花》、《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半岛狂响》、男作家梅毅的《城市碎片》等，都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转型期的性混乱状态与性道德观的极度扭曲。 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一些男人害怕蔓延的性病，也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找情人又怕卷入麻烦极大的感情漩涡，于是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相貌不错的打工妹，给其配一个传呼机，在男人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这种既非情人、又非“二奶”、也有别于妓女的专业卖淫的关系，是深圳的男人们在长期积累的性消费经验的基础上发明的新模式。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一方面她们在自己的生活天地里面临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另一方面她们也认为这些男人有钱、“威”得很，能看上她们是她们的幸运\[15\]，更重要的是这些男人们给的钱比她们打工挣的辛苦钱要高得多。 当年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西方社会中女子只在自己年青貌美时得宠有保障，一旦年老色衰就被弃若敝履、以被离弃而告终，因此还是中国的纳妾制人道，至少妾还能终身有靠。辜先生如果活到现在，面对这种女人在黄金年龄段为男人提供性服务的“阶段性二奶制”，不知该作何感想？ 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中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就是婚姻与恋爱观。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与此同时，女性逐渐丧失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不仅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可能面临这种局面，对受过教育的女性来说也可能如此。在婚姻市场上，部份素质不高的富人选择受过较好教育的女子为妻，仅仅是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地位，而受教育程度则成了部份女子让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里，不少女性为了让自己在婚姻市场中稳操胜券，将理想女性构想为入得厨房、进得厅堂。在媒体上甚至还经常出现这样的“完美女性”意念：“在客厅里象贵妇、在厨房里象仆妇、在卧室里象荡妇、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这样的女性形像已成了部份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在一家著名卫视的速配节目中，就曾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在陈述自己的求偶条件时，以上述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德”，认为自己同时兼具“完美女性”的四种素质。这样的塑型其实是中国传统社会一夫一妻多妾制下男性对妻妾不同要求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变种。 中国传统社会里男人对女人有两套标准，即“娶妻娶德、娶妾娶色”，这充份体现了中国性文化的矛盾性与虚伪性。正如张敏杰在题为“徘徊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文章中精彩表述的：“一方面人们可以赞美母性的纯洁与高尚，另一方面又将美的赞赏对象沦为淫欲的猎物和供人玩乐的商品；一方面人们可以赞叹女性的柔弱与娇嫩，另一方面以用无穷无尽的繁琐而沉重的家务使其变得异常粗糙和丑陋；一方面人们可以称颂女性创造生命的伟大与神圣，另方面又极力压抑着创造生命者的创造力的发挥；一方面人们可以规定种种以‘礼’对待女性的繁文缛节，另方面又剥夺其起码的人格尊严和权利。”因为这样一套完全矛盾的标准不可能在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体现，于是妻与妾的标准就起了一种互补的作用。对妻子的要求是所谓的“仆妇”、“贵妇”，对妾的要求是“荡妇”，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则是对妻和妾的共同要求。中国的男人之所以认同这一标准，是要利用他们的性别优势对女性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女性认同这一标准，则完全是在各种社会压力下一种不由自主的退让。 九十年代在男人们反复训练下开始成熟的年青一代中国女性，在婚姻的选择上非常理智。社会上少数富有的或在权势部门工作的男人成了大家趋之若骛的对象。例如，1999年在中国被爆炒的武汉市千万富翁方忠征婚一事曾成为传媒的聚焦点。\[16\] 在这起典型的财富加美貌的现代“爱情”故事中，中选者还算是幸运的，毕竟这是名正言顺的婚姻，比为了钱做“情人”、“二奶”、“三奶”好。这件事牵动的不仅是数千佳丽的心，还非常直截了当地折射出当代部份中国人的爱情观。那1,500余名参加征婚的佳丽当中，不仅有在校大学生，还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博士生、以及在国外见过些世面的留学人员。 当今的漂亮小姐们并不计较成功男人们的性经历与婚史。在用钞票从头到尾武装起来的“成功男人”面前，计较那些又有什么用呢？在这种“性战争”中，唯一的优胜劣汰标准就是将年老色衰者淘汰出局。在不少现代女子面前，男人只要有钱，就算是“别人的丈夫”也没什么关系。与已成“黄脸婆”的妻子们竞争，年轻美女们有充份的信心。有几位年青女子用现代股场语言向笔者谈过择偶原则，这些当代的具“中国特色”的“精彩观念”十分有代表性。她们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子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竟相追捧的对象；这样的“绩优股”多值壮年，虽早已成家、受到“内部人”的控制，但“绩优股”穿跃于“花丛”之中，活得潇潇洒洒；而“内部人”却活得很累，因为她们的“控股”地位并不稳定，经常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不得不与经常更替的“第三者”们进行殊死战争。年青女子们并未将做“第三者”视为畏途，她们认为，两个（或多个）女人比赛性魅力是一场“公平竞争”，“第三者”最好是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妇成妻子）。如此“炒股”虽然艰难了一些，但总比“买”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况，辛辛苦苦将发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绩优股”，也还得再面临“第三者”们要求“债权转股权”、争夺“控股权”的严重威胁，以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这种“性战争”中未必有用。 受教育本来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现阶段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趋势，青年女性努力挤进高等教育的窄门，但目标却未必是自强自立。闵冬潮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及天津师范大学做过调查，然后写了“浅议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女性观”一文。他谈到，现在敢于参加激烈的社会竞争、大胆追求事业成功的女大学生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女生对事业的理解是，找一份好工作并尽职尽责地做好。同时，为数众多的女大学生们更多地关注女性传统角色的回归。她们认为，以往宣传妇女解放时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竞争中对女性设有保护与照顾机制的条件下才出现的，这种妇女解放是以婚姻家庭的松散和女性风度魅力的丧失为沉重代价的。现在的女大学生们不愿意再付出这种代价，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实际的生活道路。这一特点在北京大学这类重点学府中显得更为明显。一般来说，这种学校中男生比女生多，素质比女生强，于是形成一种男生占有绝对优势的竞争环境，给女生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女生还没加入竞争就在心理上败下阵来，开始为自己寻找另外的人生道路。如北大历史系88级的一些女生一进校门就开始考虑如何把自己培养成家庭主妇，她们以日本妇女为楷模，学习化妆、裁剪、烹调等，而对专业课程并不感兴趣。北大的女生部长就宣称：“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北大的女生培养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北大外语系一位女生说得更为明白：“为丈夫补袜子的妻子，她的价值决不亚于一个女总统！”这些女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价值观，是校外潜在的社会压力的结果，也与校内同学之间的社会压力有直接关系。例如，北京大学百分之八十的男生都表示，他们不能容忍女孩子与他们并驾齐驱。为了得到一个具体的男人的承认，女生们开始如此自我塑型。她们涉世未深，也许并不知道那些牺牲了自己的贤妻良母们在婚姻生活中的困境；如果她们看到深圳等地不少贤妻良母都经历过“与丈夫共渡艰难、含辛茹苦地相夫教子──放弃尊严、忍受已跻身‘成功男人’队伍的丈夫找情人、包二奶、嫖娼──最终在人老珠黄之时被弃”这三部曲，肯定会在选择这样的道路时候比较犹豫。 如果说在婚姻市场上性魅力的竞争还只是性商品化的一种间接表现，那么当今在中国繁荣不衰的娼妓业则是性商品化的直接表现。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本文无法展开，只指出一点，由于男人们嫖娼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学历的坐台女应运而生。笔者曾问过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坐台女，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竟然回答，在这种场合认识成功人士的机会比她在工厂里的机会多。学历在这一行业中体现“价值”，应算是性商品化潮流中的一种特殊产物。 妇女生存状态对社会的影响 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绝非无足轻重的小事，它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一些专家认为社会安定与否和离婚率高低无关，这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估计。首先，婚姻家庭的脆化导致女性犯罪率上升。在这种脆化的婚姻关系中，受伤害者往往是妇女与孩子。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指出，家庭破裂对女性心理的打击相当严重，会促使部份人犯罪。近年来该市法院受理了近两万件离婚案，近七成被判决离婚。一些迫不得已离婚的妇女采取了极端的报复行动；另一些妇女则陷入婚姻失败的阴影中不能自拔，又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自暴自弃，被人唆使、摆布，跟随不法分子犯罪。该报告还指出，近年来女性犯罪以盗窃、吸毒和抢劫为主，其中盗窃案最多，毒品案件则大有赶超势头，女性参与诈骗、营黄贩黄、拐卖绑架儿童、出售运输假币的案件也有增长趋势，女性利用职务之便经济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7\] 其次，婚姻家庭问题直接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率攀升。据对婚姻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的深圳市200名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调查，家庭结构严重残缺的占39％，家庭暴力现象突出的占44％。\[18\] 其他类似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事实。 第三，妇女问题不但关系到一个国家当前近半数的人力资源的素质，还关系到将来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人力资本理论已证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方式是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其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据研究，劳动者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率，女性高于男性，这意味着投资女性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大于投资男性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所以增加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有益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19\] 据一项在危地马拉的调查，由于男性收入中的相当部份用于无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消费（抽烟、喝酒、嫖娼等），所以要改善家庭内孩子的营养，其开支往往主要来自母亲收入的增加。从女性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看，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后代的发育成长的影响，比家庭结构、家庭规模、收入、民族、父亲教育程度等都大。13个非洲国家在1975年至1985年间的数据表明，妇女识字率每提高10％，儿童死亡率就下降10％，而男子识字率的提高对此影响甚微。对25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健康调查表明，若其他条件相同，母亲甚至只要受1至3年的教育，就足以使儿童死亡率下降6％。\[20\] 一句西谚云：“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拿破仑则说过：“法国的未来在母亲们身上。”如果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迫使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倒退，并剥夺她们的人格尊严，将来受到惩罚的绝对不只是妇女本身。 【注释】 —————————————————- \[1\] 极端的典型就是刘晓庆主演的“逃之恋”，那里面的传统妇女（蔡夫人）与妓女（小凤仙）都非常善良可爱，而唯一的一位留洋回来的女革命党则是在道德人格与女性魅力方面的双重失败者。 \[2\] 常凯，“公有制企业中女职工失业及再就业问题的调查与研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 \[3\] 《中国劳动科学》，1997年第5期。 \[4\] “市场经济对家庭的冲击”，《工运参考资料》，1997年第3期。 \[5\] “案例31：企业不能变相拒绝收女职工就业”，《工运参考资料》，1996年第4期。 \[6\]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劳动保护》（劳动部办公厅主办），1997年第5期；“乡企，女工保护死角犹存”，《工人日报》，1997年6月30日。 \[7\] 《中国妇女报》，1996年1月15日至17日。 \[8\] 出处同注\[5\]。 \[9\] 《家庭报》，1999年9月25日。 \[10\] 唐灿，“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社会学研究》，1996年4月。 \[11\] 高星，“男权社会与性骚扰”，《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17期。 \[12\] 《北京晚报》，1999年6月17日。 \[13\] 《北京晚报》，1999年6月17日；邹芸，“女大学生为什么选择坐台”，《特区青年报》，1999年8月10日。 \[14\] 广东话中的“识做”指普通话中的识相。 \[15\] 打工妹中也有人与企业里的主管们发展婚外恋，但与那些被工厂外的男人（多半经济社会地位比工厂的小主管们高得多）包下来的女孩比，发展厂内婚外恋的打工妹的处境往往比较差，名声还不太好，弄不好甚至会被扫地出门。所以，能被厂外的男人包下来居然就成了打工妹中有面子的事。 \[16\] 方忠与黄脸婆离婚后，成了婚姻市场上“有效率的寻觅者”。他过了几年自由自在的单身贵族生活后，终于想再次结婚，于是“打扫战场”，了清感情债，将过去那些女友全部扫地出门，如孔雀开屏般展示自己的财富以及由财富为底蕴的魅力。他花了五万元刊登征婚广告，此事被炒得沸沸扬扬，方忠也一夜之间名满天下。虽然他只是个素质不高的包工头，但因有光灿灿的黄金铠甲包装，倒也赚来了传媒那种声势浩大的报导与1,500余名美女的竟相追逐，大大饱了一下眼福，满足了一下有钱人的虚荣心。 \[17\] “婚姻不幸导致女性犯罪上升”，《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6月16日A6版。 \[18\] 家庭结构严重残缺的青少年罪犯中，未成年即父母离婚或分居的有67人，父亡母在或母亡父在、父或母不详、父母双亡者为11人。见余长秀的“婚姻家庭问题对未成年犯罪的影响”，《深圳法制报》，2000年2月15日。 \[19\]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译本），第57页。 \[20\] 西奥多.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商务印书馆译，1990年，页152-153,156。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美\] 2001年第2期，总第73期）
何清涟2025-11-09 00:04👍 0💬 0倒萨促成世界新格局
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强烈支持美国武力倒萨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恐怖主义是个已存在了几十年的大癌瘤，911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确认：医生摇晃著X片，残酷地告诉你，‘亲爱的先生，你得了癌症’。”美国这次用军事行动铲除萨达姆，就像铲除塔列班政权一样，又是一次对癌瘤的外科手术。 12年前那次波斯湾战争，美国事先准备了18个月的弹药和粮草，但地面战仅进行了100小时，50万萨达姆军队就一败涂地。美国向波斯湾地区调集准备的可用540天的给养，结果只用上了4天。最後美国把那些严重过剩的武器弹药就地赠送给了阿拉伯盟国，等於浪费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军费。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由於包括当时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在内的五角大楼决策者，过高估计了萨达姆的军力和抵抗能力。事实上仗一开打，伊拉克军队就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对美国记者都举手投降；连法拉奇这位当年已60岁的老太太，也在战地采访时抓到四个向她投降的伊拉克士兵。可见萨达姆的军队在强大的美国军力面前，是怎样的乌合之众。 ●萨达姆军队不堪一击 这次美国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战前及开战初，仍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萨达姆将把美国拖入战争泥潭，他的精锐“共和国卫队”将和美军巷战，巴格达将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等。但事实是，在战争才进行三天时，伊拉克军队就有一个师投降，甚至在开战之前，就有一些伊拉克士兵越过科威特边境，向美军投降。 虽然萨达姆利用美军要尽量避免平民生命损失的政策，拿自己的老百姓做人肉盾牌，遏阻美军进攻，但伊拉克军队的失败是注定的，主要因为双方军力相差太悬殊。伊拉克虽然有30万军队，但其军费开支仅是美国的百分之一。美国在开战第三天，就发射了一千枚战斧导弹（每枚造价60万美元），花销了六亿美元。这种昂贵的战争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打不起的。 而且美国的高科技武器，比上次波斯湾战争时更加高级、准确。前美国空军将领麦克伊诺尼（Thomas McInerney）说，“我们现在装备有雷达导引炸弹的战机比上次波斯湾战争时增加了10倍（有一千架），而且更加精确。”美军向萨达姆总统府投射的地下深层爆破炸弹，不仅能穿透几10公尺，而且爆炸後还发射出巨大磁场，破坏地下掩体中的电脑和通讯系统，使之瘫痪。 ●伊拉克战争使江泽民心惊 这次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将比上次波斯湾战争更对全球构成震憾，更凸显了美国在冷战後成为世界唯一超强的地位，尤其是军事能力。这对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都发出一个威慑的信号。上次波斯湾战争时，据说中共高级将领们都盯著逐时报道战况的CNN电视画面，并逐日研究美国在战争中展示的军事实力和高科技武器。江泽民近年放弃直接军事威胁台湾的政策，而采取经济和文化统战为主，很大程度在於那次波斯湾战争给中共军方强烈的印象，解放军还远不是美国的对手，所谓武力攻占台湾，只能是口头上喊喊而已，无法动真格的。前美军太平洋部队司令布莱尔曾评估说，中共军力比美国整整落後了一代，至少有30年；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现在最多相当於美军越战时的水平。这次伊拉克战争展示的美军实力和高科技武器，将给中共领导层更大的震憾，对解放军在台海的可能盲动构成更大的心理制约。 ●“萨达姆政权”将成历史 这次美国倒萨，除了杀一儆百，对其他专制国家发出警讯之外，最直接的效果是解除了威胁美国及世界安全的萨达姆政权。因为伊拉克的生化武器可能被暗中输送给恐怖份子，袭击美国及西方国家。同时倒萨战争解放了长期被奴役的伊拉克人民。正像美国铲除塔列班的战争使阿富汗人民从类似中世纪的统治中被解放一样，伊拉克人民也终於获得了自由。 伊拉克异议作家马基雅（Kanan Makiya）在美国电视上说，上次波斯湾战争时，很多伊拉克人站到自己房子上，欢迎美军飞机对巴格达的轰炸，等待美国联军解放伊拉克，但美军半途而废，让他们非常失望。这次他们终於梦想成真，萨达姆政权将像塔列班一样，成为历史名词，从这个世界永远消失。 萨达姆政权被铲除之後，伊拉克完全可能像阿富汗那样走向民主。而且从各方面指数来看，伊拉克的情况远比阿富汗好，无论是经济水平，人民教育程度，以及具有中央管理机制（不像阿富汗原来曾长期内战，国不成国）。另外伊拉克还有比较成型的海外异议组织，在战前就开过三次代表大会，选出65人战後管理委员会。异议人士中包括伊拉克前国会议长、前外交部长、军队副参谋长等高层官员，以及像在美国波士顿布戴斯大学担任教授的马基雅等知识份子等。而且伊拉克不像阿富汗那样资源贫瘠，它的地下石油蕴藏最多可达三千亿桶，如果伊拉克恢复战前最高时的每天生产300万桶计算，可连续开采三百年。这将为战後伊拉克的重建提供主要基金。 ●伊拉克可能成为第二个土耳其 美军进入伊拉克，等於在阿拉伯世界的专制链条中打开一个缺口，因为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没有一个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有人认为伊拉克地处中东地区心脏地带，周围全是阿拉伯国家，该国2,300万人口中97％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即使萨达姆政权被铲除，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和穆斯林文化背景下，伊拉克也无法走向真正的民主和稳定，美军进入之後，将会碰到一个烫手山芋。但过去人类历史的经验已对这种预测提出反证：二战後，美国用军事占领的方式改造了日本，把它从军国主义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有人强调日本不是穆斯林文化，但有200万人口（其中80％是穆斯林人）的科索沃，美国军事干预和驻军之後，现在不仅稳定，并民选出自己的政府，走向了民主。更明显的例子是土耳其，这个北约26个成员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也是当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後）该国军事领袖使用武力强行把它政教分离、世俗化、推向民主的；过去半个世纪土耳其一直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政局稳定，而且越来越融入西方，早在五十年代就加入了北约，现在正争取加入欧盟。土耳其的例子证明，不是民主自由的力量有能力战胜伊斯兰文化中的原教旨部份，就是伊斯兰文化在民主自由的价值面前没有抵抗的能力，或者说，在解除了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之後，伊斯兰文化和民主制度可以兼容并处。 ●解决“巴以冲突”的曙光 美军进入伊拉克之後，不仅解放了那里被奴役的人民，而且从地缘政治的战略角度，将对周边的阿拉伯专制国家构成压力。从地理位置来看，首当其冲是伊朗，因为美军将形成上面从阿富汗（有大量美军驻扎），下面从伊拉克，两面夹击牵制伊朗的战略局面。伊朗如果继续研制核子武器，支持恐怖份子的话，美国则更有战略优势从上下两面向伊朗施压，并可能采取军事手段，像1981年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核武基地那样，摧毁德黑兰的核子试验工厂。 正像美军通过阿富汗战争进入中亚地区，空前扩大了美国在中亚、南亚区域的战略影响力一样，美军进入伊拉克，并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民主政府（伊拉克异议组织已通过决议，将建立一个政教分离、民主宪政的政府）之後，将对周边的伊斯兰原教旨活动猖獗的沙特阿拉伯、君主制的科威特、开明专制的埃及和约旦，以及支持哈马斯等恐怖组织的叙利亚、黎巴嫩等，都构成压力和制约。美国打下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已证明，必要时美国有能力、有决心铲除其他窝藏支持恐怖份子的阿拉伯专制政权。 萨达姆政权被铲除之後，对解决巴以冲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因为“哈马斯”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属下的“法塔赫烈士旅”等恐怖组织，主要资金来自萨达姆政权，连巴勒斯坦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所谓“烈士”，伊拉克都给予两万五到四万美元的奖赏。因此萨达姆被铲除，中东的阿拉法特和哈马斯们就断了主要的“粮草”。同时美国提出的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方案，也对巴勒斯坦内部的温和派具有吸引力，因此在大棒和胡萝卜并用的政策下，巴以冲突有解决的希望，或至少会降低和制约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在这个地区的活动能力。 ●“奥斯曼帝国”解体後最大事件 美军攻克伊拉克，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後，中东地区的最大事件。这也是美国军事力量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并将相当长时期地驻扎在一个阿拉伯国家；由此将构成美国军事力量主导全球四个主要战略地区的世界新格局： 第一是欧洲。虽然冷战结束，但仍有大量美军驻扎在欧洲国家，这次德国在联合国杯葛美国议案，五角大楼已表示，将要撤销和削减在德国的美军基地，但并不撤回本土，而是转移到原东欧国家，因那些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摧残的国家和人民，更懂得什麽是邪恶，什麽是自由，更懂得感谢美国为主的自由力量击败了这两种邪恶，使他们获得解放。这也是为什麽美国这次领导的倒萨“意愿联军”中的45个国家（上次波斯湾战争是34国联军），有全部原东欧的10个国家的原因。 第二是亚洲。美国在日本和南韩驻扎有十万军队，虽然美国把反恐作为全球战略重点，但并没有忽视亚洲的区域安全，尤其是仍严密监视北韩的可能蠢动，以及制约解放军的可能扩张。 第三是中亚。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军进入中亚，不仅在这个区域的美国影响力空前增强，而且美军就驻扎在中共的後方腹部的家门口，等於从後面制约解放军在台海的可能行动，和前面的美日军事联盟一起，构成前後夹击制约中共的战略局面。 第四是中东。美军通过进驻伊拉克，等於在中东心脏地带保持相当的军力，对威慑周边的阿拉伯专制国家，尤其是对可能冲突的立即反应，将具有更大的战略优势。 再加上美国本身地处美洲，等於美国在欧洲、亚洲、中亚、中东、美洲全部具有相当的军力，形成了美国维护和保障21世纪世界稳定与和平、传播民主价值的战略优势，以及威慑、制约以至必要时惩罚那些流氓国家的“世界警察”地位。 因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中东问题专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对伊战争打响那天发表的文章说，对伊战争，将是21世纪的“诺曼底登陆”，是解放伊拉克的开始，也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进入中东、席卷阿拉伯世界专制制度的开始。 2003年3月22日於纽约（原载《争鸣》4月号） 2003-03-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7👍 0💬 0“李希光现象”折射的社会紧张
“李希光现象”折射的社会紧张 何清涟 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以前苏联的现实为基础写作的政治讽刺小说，里面的现象已经非常荒诞，但中国的现实远比《1984》所展现的更为荒诞， 从“李希光现象”中可以管窥中国的高度社会紧张。 社交媒体Twitter上的一个小测试 有人将一篇恶搞文章《清华教授李希光要求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的访谈版放上微信，借“李希光”之口说出中国版“1984”。因其内容极其荒诞，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是去年的一篇旧文重提，环球视野于2016年1月发表一篇《媒体公知造谣李希光教授始末》，为李希光辟谣。 我忽发奇想，想在推特上做个小测试，先将“李希光”要求立法禁止自由思维的文章发上Twitter：“【李希光疯了】清华教授李希光要求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我认为人的思维和社会中其他行为规则一样，都应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你不能因为是自己的自由思维，就可以任意思考任何问题，任意在大脑中攻击他人或者社会。” 开头用“李希光疯了”这几个字，目的是提醒一众推友，“李希光”所言非正常人所为，想看看大家的反应。结果只有几个推友提醒我，说这是恶搞文章，其余均是对“李希光”的言论表示厌恶、批评。 四个小时后，我再将环球视野的辟谣文链接发上去，用转推“李希光疯了”这条推文并加上评论的方式：“上网细查，发现一篇《媒体公知造谣李希光教授始末》（http://www.m4.cn/opinion/2016-01/1299835.shtml …）只能说，网友们对中国当局严厉控制言论的行为越来越不满，用恶搞李希光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情绪。我猜想，李希光被选中，可能是因为他讲过一些正能量的言论。欢迎知情者讨论。” 转推、收藏“李希光疯了”并发表评论的推友比第二条的要多得多。这论证了媒体传播理论中的一条：不利的传言（或谣言）的传播速度与范围，远比纠正这条传言的信息之传播速度快得多、传播范围宽广得多。起作用的当然是大众心理。不过，在中国，这种情况还得与中国政府控制舆论环境结合起来考察。 李希光屡成恶搞对象源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 推油们的解释，从几个维度反映了社会心理。这里只列举了解李希光现象、以及“李希光”要求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是条假消息的推友们的回答。 中国律师 @Chinalawer的跟推写道：“何老师，李希光事件背后比较复杂，且也历时十余年了，……另，李当年在人肉搜索泛滥之际，确实在内部发表些极左言论，但被民间群起攻击，该文系此背景下,模仿攻击他的产物。该事件之后，开启了五毛与公知对抗新模式，中间充满了利用与反利用，非一言可尽。” 田北铭@chinayvan的几条跟推写道：“并非有人造谣”，列举了爱思想网上的几篇李希光文章，如《我国长期面临外部舆论环境的严峻考验》、《网络治理与国家认同》、《朝鲜是中国一级核心利益》，等等，文章当然全是为当局现行 政策辩护之词。末了，田北铭说：“我评价他几句：有小聪明，没大智慧；有说教，没逻辑；能忽悠，没事实；能谄媚，没人格。为恶之帮凶，文痞之恶棍”。 午夜游民 @bafield的跟帖写道：“何老师怎么转10多年的老谣言？不过这个李希光确实不是好鸟，网络实名制就是他在2002年首先提出来的，当即遭到网民普遍反对和斥骂，被称为‘李希光事件’”。上网搜查，此事在百度李希光条目中如此介绍：“实名制最早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02年。当时，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希光建议‘中国人大应该禁止任何人网上匿名’，由此引发对‘网络实名制’的第一次激辩”。 石猴 @ArhurWong 剖析李希光不冤的原因：“跟网络长城之父（方滨兴）一样，做了恶事，被钉在耻辱柱上，就不要抱屈了。知识分子没了气节，就别怕挨骂了”。 fanwu @fanwu4361 的推文算点睛之笔：“一本正经地说着，真的有很多人相信。因为凭经历、现实和感受，赵家人就是那么想的，下一步可能会那么做”。 李希光其实是人们发泄对政府不满的替代物。我早几年就说过，这种社会对立源于社会结构性紧张（简称为社会紧张）。社会紧张一词源于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又称文化失范理论（Anomie Theory），由美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罗伯特·金·莫顿（Robert K. Merton）于1938年提出，与差别接触理论（中文又称异质接触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并列为二十世纪美国犯罪学三大理论。这一理论的大意是指，一个人的成功可以用金钱数量和拥有的物质财富来衡量，当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以此为目标激励自己时，这种观念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价值观。但由于社会条件和经济现实，并非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可以拥有获得成功所需要的手段。特别是下层社会的成员，由于缺乏在广泛的社会中获得经济奖赏的能力，因而会把自己的努力方向转向犯罪活动，把犯罪活动作为获得这些回报的一种手段。因此，就会产生失范和犯罪。简言之，莫顿认为，美国价值观的主题就是强调金钱成功，但是这种主题却使结构不同位置的个人产生了紧张。 “1984”版中国现实 见微知著。“李希光现象”其实反映了当中国渐渐进入“1984”状态之下，中国人的严重不满及恐惧。 恶搞文章《清华教授李希光要求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中，描绘了“1984”中国版：“朝鲜就是一个取消自由思维后的社会，他的一些东西很值得我们学习。我现在每周都要坚持去金正日大学学习金正日主题思想，我觉得金正日主题思想是很好的东西，他会使你产生希望，产生一种幸福感。”“现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名词叫‘自由民主’。‘自由民主’本身就是叫大家多看到事件的真相，就是几个人在那查找资料，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一件事情的真相，然后反映在脑子里，把社会认可的某种模式的思维赶跑，这就成了自由思维，……”。 以上状态并非中国人的臆想，而是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只是没用这种方式说罢了。网友让“李希光”之口说出这番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实际上就是当局者的真正想法。“李希光现象”其实折射了中国的社会紧张状态： 一、折射了民间与官方的对立极端化，敏锐一点的人已经从中国政府对社会加强严控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极有可能是“1984”。 当局所作所为正在证明这一点。最近，腾讯被中国国家广电部责令整改，暂停受理引进节目申请，国内网上舆论将此称之为“史上最严整顿来临”。整顿腾讯的核心理由是“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而且采编和经营业务必须分开”，腾讯传播自采自制的时政社会类视听节目，属于双重违规。实际上，中共政府不允许任何非党控制的声音在娱乐节目中出现，说明中共不仅要控制公共领域的言说，还要控制私人领域的娱乐消费，要将所谓“正能量”传播到中国社会每一个角落。 二、反映了民间草根仇恨体制内知识精英的态度。如果说李希光确实说过不少为政府帮闲的话，是罪有应得，那么，民间草根对其他公知的恨意就属于另一种情况了，于建嵘最近的遭遇就是很好的说明。于建嵘是知识精英中少数一直倾力关注底层困境者，他的研究包括访民、底层知识青年的出路等，但他最近住房被拆迁，却引起革命党一片叫好，不能不说这种仇恨有点扭曲。关于这点的是非，萧山在《于翰林不革命的寓言——我们要不要交“革命税”？》一文中有比较犀利的剖析，有心者可去观看这篇文章。 现代美国价值观主要包含两条：一种是金钱成功，另一种是所有成员的社会地位提高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中国现行价值观其实与美国相类似。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就连美国现在的上升机会也变得日益稀缺，中国有着数量极其庞大的社会底层，整个社会更无手段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梦想，这种社会土壤只会孕育大量革命党。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5月29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ontrol-speech-20170528/387516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2👍 0💬 0赛义德向西方文明扔石头
3月10日《纽约时报》再次刊出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赛义德（Edward Said，港台译为萨伊德）弓步扬臂扔石头的大照片。该报几个月前首次刊登这张照片时，曾配文报导了这位知名的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去年七月在黎巴嫩休假时向边界的以色列哨所投掷石头的故事。 这张扔石头的照片可给赛义德教授带来不少麻烦。哥伦比亚大学两名教授投书校刊批评赛义德的行为「粗鲁、野蛮」、「不负责任」。美国「反诽谤全国联盟」主席写信给哥大校长，认为「哥大必须有所表示，扔石头的行为不能令人接受。这并不是建议校方取消他的停车位或终身教职，但应表示大学教授不可以这样做。」 哥大教务长代表校方为此发表了公开信，强调赛义德扔石头没有针对具体个人，也没人提起公诉，它是一种言论表达，这种自由权利不应受到惩罚。 在美国，即使烧国旗、三K党公开宣扬歧视黑人、表演脱衣舞等都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论表达，其权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保护。赛义德扔块石头，表达他的愤怒或其他情绪，当然不会受到惩罚。 但是，赛义德还是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在道德和职业形象上。正如一个大学教授如果采取烧国旗的方式抗议，或者参加三K党游行，虽然这种言论自由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但他在知识人、学界以及舆论中，形象会严重受损。赛义德扔石头的举动，让人想起巴以冲突时那些向以色列军人扔石头、崇尚暴力的街头小青年，它和知识人应有的举止和形象很不相符。 这次《纽约时报》再次刊出赛义德扔石头的照片，是因为又有了新闻：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学会」曾邀请赛义德在今年五月到维也纳演讲，但看到扔石头的照片和报道後，该会很多成员表示，不能接受一个宣扬暴力、向犹太人扔石头的人来演讲。该学会18位成员（多是心理分析学家）的董事会投票表决，取消了对赛义德的邀请。 这就是西方社会特殊的平衡机制，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包括传播明显是负面或有害的言论的自由；同时，社会又用其他方式惩罚愚蠢和错误的言论。 ●以反西方和政治激进扬名 赛义德在「扔石头」之前，就很知名，但名声并不是来自他在比较文学专业的成就（他在这方面并没有什麽重要著作），而是在政治文化学方面，尤其是他的激烈支持和参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他在迄今哥大38年教职期间，曾连续14年任巴解流亡国会议员，并是巴解最高领导机构「民族委员会」成员，後来担任阿拉法特的顾问。1993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奥斯陆达成和平协议，赛义德对此激烈反对，和阿拉法特绝交，骂阿拉法特等是「白人的奴隶」，没有和以色列寸土必争，没有把散落全球的巴勒斯坦人召集回来，建立大巴勒斯坦国。但赛义德自己却表示，无论巴勒斯坦建成什麽样的国家，他自己都绝不会回去。 赛义德的名气，还由於他的两本主要著作《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两本书被译成中文後，在中国大陆很受新左派青睐，官方刊物曾多次介绍赛义德的理论。因为在这两本书中，赛义德主要强调的是，西方话语是「主体」，是霸权，对东方的「客体」与「他者」实行文化殖民。这种理论不仅成为穆斯林世界反美的武器，也成为北京官方学者宣扬民族主义，抵制西方文明的理论根据。 赛义德指责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殖民」的理论有原则性的错误。所谓霸权和殖民，至少应有这样的特征：它强迫别人接受，以武力推行。但今天西方向全球传播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文明价值，并不是用武力强加给穆斯林和东方世界，而是那里的人民在自愿地接受。人们所以乐於选择，正是因为它不仅属於西方，而是体现全人类的文明价值，和人的内在渴望是一致的。恰恰是这种看重人、尊重人、把人当做人的西方文明价值符合人的心底呼唤和渴求，它才不论在穆斯林国家还是中国的儒教社会都得到人民的欢迎。今天在北约唯一的穆斯林成员土耳其、以及东方的日本、南韩、台湾等地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包括选举、新闻自由、市场经济等等，哪一项都不是穆斯林传统和东方文化原有的价值，而是来自西方文明。 ●专制文化在「殖」本国的「民」 赛义德的理论如同他扔石头的举动一样，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不仅误导那些对西方文明缺乏认识的人，更由於他在美国大学的教授身份，而更煽动了民族主义份子的反西方狂热。 其实，正是美国这种保护教授扔石头、骂主流文明价值的言论自由环境和制度，赛义德才得以毫无後顾之忧地出书、演讲，发表耸人听闻的反西方言论。而如果没有这些挑战西方主流价值的理论，赛义德在本教学领域恐怕仅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普通教授而已。 批评其他国家文化价值，是很容易的事情，还会得到本民族民族主义份子的喝彩。而不容易的却是，有勇气批评本国政府，批评本民族的文化糟粕。 无论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份子怎样激烈批评西方文化价值，都不会促进本民族的进步和文化价值的提升。今天，且不说多数穆斯林国家根本没有民主选举，没有新闻自由，女人必须蒙面，在沙特阿拉伯等国，女人还会因开汽车、驾驶摩托等而被判刑——看一个国家对待女性的态度，就可以基本了解其文化价值的优劣。 今天无论穆斯林国家还是中国大陆等东方国家，那里的人民根本不是在受西方文化霸权的殖民，而恰恰是本国专制者、本国落後文化在「殖」自己的「民」。作为巴勒斯坦裔学者，赛义德不去抨击穆斯林文化中那些摧残人性的野蛮和落後，反而谴责西方是话语霸权和文化殖民，这不仅不能帮助穆斯林文化和民族的提升，只能更导致人们在民族主义狂热中，忽略和不去改变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劣质部份。 （载《开放》2001年4月号） 2001-03-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星期专论∶陈水扁“罪”在哪里？
陈水扁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完全是预料之中。一年多来，从检方到法院，在扁案审理过程中的种种践踏司法公正原则的行为，早已注定了今天这个审判结果。事实上，在扁案尚未被正式起诉时，陈水扁的罪早已被定好了。台湾经过二十年的民主转型，今天司法仍成为国民党的工具，这不仅是台湾的悲哀，而是台湾的悲剧。 国民党在台湾专制五十年，对台湾人民镇压、迫害、歧视、洗脑，造成无数生命损失和家庭悲剧。但陈水扁代表民进党执政後，不仅没有对国民党残害台湾人民的行径进行清算，反而一路尽最大努力缓和冲突，试图使这个转型过程更平和。陈水扁政府对国民党的巨额党产问题、宋楚瑜的巨额海外汇款问题等等，都没有采取任何激烈手段。这些做法是否正确，有待商榷。但它反映出陈水扁政府期待缓和两党冲突，稳步走向正常两党政治的意愿。 ●马政府已成北京傀儡 但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上台後，不仅不悔改以前国民党给台湾人民造的孽，用重新执政的机会，证明国民党要以新的民主政党的面目对待台湾人民，却是立刻制造一个杀气腾腾的清算氛围∶继陈水扁之後，起诉一连串的绿营领导人。随後就越来越嚣张、越来越频繁地跟对岸共产党政府合作，直到今天，刚执政一年，已经成为北京傀儡政权的地步。陈水扁案的每一步，不仅有马政府的直接干预，更有北京政府的鬼影一步不离地跟著。 陈水扁家族如果贪污，当然应该审判，无论前朝国民党官员是否也贪腐。但问题是，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审理就违反程序正义。在这样的前提下，今天这个案子已经完全面目皆非。如果检方理直气壮、一切证据确凿，他们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媒体定罪、硬换法官、长期羁押、押人取证、篡改审讯笔录等一系列违规、违法行为，更没有必要刻意把陈水扁的自我陈述故意拖到後半夜，等媒体都截稿了，记者都撑不住了，而且也把被告拖到精疲力尽的程度才让他说话。审判长如果很自信，应该不害怕陈水扁的自我辩护让更多的民众知道。但检方这一系列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正义和卑劣的小动作，都只能让人们更相信∶在陈水扁案件中绝对没有司法公正可言！而且贪腐只是他们借刀杀人的武器。 ●台独被等同恐怖主义 他们选择在九一一这天判陈水扁，就是要清清楚楚地告诉台湾人民∶陈水扁是恐怖分子。在他们眼里，陈水扁就是窃取过总统位子的恐怖分子。当年马英九在哈佛读书时不就写了把台独运动等同恐怖主义的英文论文吗？国民党是一直把搞台独的人当作恐怖分子的，两蒋时代是，今天也是！在国民党政权前所未有地亲共、联共的现状下，陈水扁成为首先被屠宰的对象，实在毫不奇怪。 绿营当然也有相当一些人对陈水扁家族严重质疑，对扁案给绿营的重创十分愤怒，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陈水扁有没有可能贪污？当然不排除。但这是第二步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追求的是司法公正的环境，只有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才能再来谈陈水扁是否贪污的问题。在目前司法巨大不公的现状下，在目前这个已经被审理得面目皆非的案件中，人们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做出正确、公正的判断。陈水扁案是无法探讨的。我们绝不可让第二步才应该追究的问题，来阻碍了我们视线、搅浑了我们的思维、阻止了我们对第一步司法公正的追求！ ●办绿不办蓝政治清算 正如很多西方左派并不促使中国和中东国家走西式民主道路，理由是西方并不完美，美国也问题多多。但这是第二步的问题！等我们有了自由，有了选举，再让我们来探讨下一步的完善问题。别拿第二步的问题来阻止我们走第一步！今天，谁拿陈水扁家族可能严重贪污的议题，来削弱我们对第一步司法公正的要求，这就不仅头脑不清，更是正中马英九政权下怀。 扁案除了司法严重不公的事实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历史共业的问题。无论检方指控的陈水扁贪污是否真实，在国民党官员一概逍遥法外，办绿不办蓝，而让陈水扁上绞刑架的做法，是毫无疑问的政治清算。检方在此案中一系列的公然滥权，远远比任何个人的贪污行为都对台湾民主具有更强烈、更久远的破坏力。而这种政府利用司法进行政治报复所造成的危害，是千百个陈水扁即使贪污也完全无法比拟的！其分量的轻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台独是罪！入联是罪！ 在马英九国民党主导下的扁案的性质，我想再一次用原中共外交官陈有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文章提醒大家记住∶陈水扁的罪行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八年来，他强力推行“一边一国”的台独政策，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中大搞“去中国化”，进行“入联”活动，推行金钱外交妄图扩展国际空间。他是台湾有史以来给人民带来最大损失、最大灾难与最大痛苦的领导人。 大家清楚了吧∶台独是罪！一边一国是罪！台湾入联是罪！这是一语道破国共两党联手重判陈水扁的经典宣言。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9年9月13日“星期专论” 2009-09-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百年风雨天地人——送别李锐先生
何清涟 中共党内老人李锐先生辞世，人来于大地，归于大地，高寿101岁，也算喜丧。但李老辞世之时，正逢墙内专制强化，向极权回归，政治反对者对中共政权的怨恨极为强烈，一场丧仪如何举办成了政治站队：国内宣布由中组部在八宝山主持丧仪，以部级待遇祭奠；而李锐女公子李南央接连发表声明，为保持父亲的人格尊严，拒不参加中组部安排的李锐追悼仪式，并向世人宣示父亲的真实意愿：“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文推特一些极端“革命者”对这位备受尊敬、享有清誉的老人施以各种恶评。这位三次呼吁中共实行宪政的“两头真”老人，身后遭遇如此际遇，也算独一无二。 中国近百年历史棋枰翻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个政治人物的身后评价，基本系于他所服务的政权的命运。但是，我更清楚一点：当人们与政权兴衰的利益淡化之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有一个更永恒的尺度，那就是良知与人性。 投奔延安，是不是李锐那代中国青年人的错？ 李锐先生的同时代人，只要有点家国情怀，大都左倾进步。20世纪30年代，左倾在全世界蔚为风潮，不要说民智未开的东方专制国家，就连美国人，也被埃德加·斯诺那部《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深深迷住，对僻处中国西北角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无穷向往，挥洒了大把同情。 李锐出生于1917年，其父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还在少年时期，李锐就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后受左翼书刊影响，逐渐向共产党靠近。进入武汉大学后，频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并在1937年正式入党，1939年与革命资历比他老的范元甄结婚，之后两人一起前往延安。中共1942年2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大批党内人士被整肃，李锐也未能幸免。 李老年青时的“革命道路“，几乎是当时中国世家、士绅子弟们的典型道路。这话，我曾经问过一些“两头真”的党内人士，例如李普先生，他们都很真诚地回答：当时的情势，几乎所有青年都认为国民党腐败、堕落，只有中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对中共的本质，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 20世纪初从欧洲发散至世界再以苏联为“社会主义堡垒”的时代潮流，就是1910-1930几代中国青年遭逢的“天时“，西方青年更左更“进步”，我们现在常讲的那句名言就来自西方：如果一个人30岁之前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如果30岁之后还是左派，那就是没有头脑。 1949年之后，谁能脱离中共生存于中国？ 对李老的苛评有两类：一是李锐为什么不退党？二是李锐出于贪恋党内的医保待遇。这两点都是要求别人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 1998年-2001年这段时期，李老每来深圳、广东，必相约见面，因此那段时期与李老至少有过五、六次长谈。据他本人亲口说，对中共的怀疑与认识，其实始于延安时期。在那种政治暗黑时期，这种不能说出口的怀疑，就只能表现为对常识的坚持。我认为这是李老终生坚守良知与人性的根抵。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所谓前三十年，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是各种运动中规模最大者，中国人无不历其劫。李老八十岁时，他的老友、乡贤朱正先生送他一幅寿联：在李老八十高寿时，他的老友、乡贤朱正先生赠他一副对联：庐山雾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诗，观者无不称绝，十四个字写了他一生三件大事： “水部诗”之谓，指李锐在水利部反对建三峡工程及其终生对此的坚持。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李锐与三峡赞成派水利学者林一山在毛泽东面前进行了一场“御前辩论”，陈述三峡工程利弊，还各写了一篇文章呈交。出于李锐意料之外的是，毛泽东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搁置了三峡工程，还让他获得了毛的赏识和重用。散会之前，毛对李锐说：“你文章写得好，你当我的秘书。”这就是李锐担任毛泽东兼职工业秘书的由来。其时，毛正主张大修水利，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李锐在此时上书陈说三峡工程之害，是需要冒政治风险的。论及此事时，李老认为毛当时还能听进一点不同意见。1980年代之后，李老一直力反修建三峡工程，这就是“巫山雨”三字所指。 “庐山雾瘴”，是指 1959年的“ 庐山会议”以及李锐此后的遭遇。会议召开之时，毛发动的“大跃进”陷入失败，全国各地发生饥荒，饿死了不少人。毛召开此会，李锐以毛秘书身份随行，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会议上一手遮天、翻云覆雨，将对大跃进持批评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这一过程。会议期间，田家英、李锐、周小舟这三位毛的秘书在某天傍晚散步时，对毛颇有微词，结果被检举揭发，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一切职务，1960年3月被开除党籍，5月和右派份子们一道下放北大荒劳动。1967年11月11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75年5月30日释放。 这段经历成就了李老的两本书：一本是《庐山会议纪实》。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将与会者的言行如实记录。这本笔记本当然会成为抄没之物，文革后李老千方百计找回，他根据此笔记本，再加上与会众人的回忆，写成《庐山会议纪实》一书，中共中央政要的嘴脸都跃然纸上，此书成为研究中共庐山会议的经典。另一本则是《龙胆紫集》。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没有纸笔，李锐只好用棉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他数年来的“铁窗诗作”，写在两本《马列选集》的空白处。1975年5月李锐出狱时，狱中诗词积有四、五百首，这本用紫药水和木棉签作“奇毫怪墨”写成的诗词集，就名之为《龙胆紫集》。 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李锐当时没有办法改变或者离开这块土地，晚年的他当然也没有办法与体制告别。原因何在？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亲耳听过中共党内历史学家李新一番痛彻心肺的说话：“都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骨气，这没有骨气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算在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你对当局不满，可以回家种田养活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个人的生存都得依靠这个党，工作得靠党安排，房子得靠党分配，从孩子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哪个环节离开党都不行。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敢批评党，就断了生路。这种情况下哪有什么脊梁可言？” 就算经过改革40年，在政府部门工作，仍然是中国人的首选，因为只有公务员群体才有稳定的收入与福利。 1978年直至逝世：进有所为，退有所守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共自救下产生的一次意在摆脱危机的改革。由于毛的路线被否定，李锐才算有了一次短暂的机会施展其才，八十年代复出后曾经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兼任青年干部局局长，在这段时间内，李锐的用人思想，比较完整地体现他的《起用新一代》这本文集中。当时中国还是老人政治，李锐已经清醒意识到中共干部必须大换血，起用新人。他对经历过文革十年、上山下乡或者在工厂基层打熬过又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深造的这代人深抱期望，认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苦难经历，使这代人既了解底层的苦难，又有变革之志，必将成为中国改革的栋梁之材。因此，他在中组部青干局局长位置上，坚持“任人唯贤“，曾经破格提拔了不少人才，包括平民子弟，也得罪过“太子党”。中共选拔年青干部的“第三梯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不少人例如陈楚三在《一封信和“两头真”——紀念李銳老》、阎淮在《进出中组部》都记述过这段往事。看似简单的“吏部文章”四字，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里包含老大一篇文章，这就是李老的“进有所为”。 李老退休之后，已无在朝身份，仍然坚持批评时政，讲真话，从批评党大于法，呼唤实行宪政，再到批评当朝领导人小学文化水平治国，网上均可查到。他与几位党内老人一道，为《炎黄春秋》背书，直至当朝对他们的身份再也不卖帐关掉这家杂志为止——这叫“退有所守”。关于李老及相同状态的“两头真”老人，在1990至2010年代为何还有点说话机会，与他们接触甚多的吴思写过一篇《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其中原因。 随着当对言论管制的加剧，这批“两头真”老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说明李老当时的真实处境与为人。2000年时，我在国内处境已经非常艰困，李老从别处知道情况后，曾来电询问情况，听后非常气愤地说：“奈不何我们这些老的，就欺负你们这些小的”，建议我去找曾见过几面的任仲夷先生（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请他过问此事。我对他说，任老退休多年，恐怕管不了这事。李老坚持让我去，说“这是他所在的地方，至少应该让他知道这事”。几天之后，我接到广东省政协主席（或副主席，记不大清了）林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受李老托付，他去打听了一下情况，整我不是广东省的意思，是上面的指令，就算去找任书记，也没有用——其实，李锐这些党内老人，自身也受到国安（当时还没国保）的“关照”。但他们总还是尽量想利用自己那点党内资格，做点事情，希望帮助受政治迫害的后辈学人减轻点压力。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不久后就收到李老寄来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我将其略作编辑，送给《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发表在当年的第四期。那时我已知道，李锐与李慎之两位先生在国内已无发表文章的空间。其后，收入这篇谈话的《李锐近作》只能由香港出版了。2013年10月，李南央从美国回中国探亲，她帮助其父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更被海关当作禁书扣押。 在李老生前身后，确实有人认为他们对党的批评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招，如党大于法、实行人治、空喊宪政。我觉得这事情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人都有局限，尤其是时代局限，知识局限。二是这些老人面临严苛的政治限制，不可能将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公开说出来。在此只谈一件事情：2000年他在广州时约我见面，那次还有王若水先生在场。李老那次特别谈到中国政治有可能会有左的回潮。当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正被大肆宣传，我问他：“有什么动向让您作如此之想？”他告诉我，他不是根据动向，而是根据中共政治的特点，人亡政息，胡锦涛是他当年在青干局考察提拔的干部，思维模式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不比江还受过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这个党啊，我从不担心它会向右，因为根子左，意识形态的根基没动，要它向右很难，但要向左，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后来从胡锦涛时代再到习近平时代的急剧向左，我每每想起李老这番说话，不得不佩服他对中共政治的深切了解及这方面的预见性。 正气长存天地间 李老去世后的这几天，对他的评价五彩纷呈，其中有个定位是准确的：没能与中共彻底决裂的中共党内批评者。李南央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共组织部将宣称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 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从来没将他与这个名号联系起来。在与李老的数次长谈之中，没觉得他喜好马克思主义。前辈学人中，精研马克思主义的苏绍智、于光远等先生，与他们谈话，总会不自觉地将马克思的理论愿景与现实相比较，但李老不会，他批评中共与毛泽东，多使用暴君、暴政、秦始皇这类词汇。从李老著作的行文风格与其思想底蕴，我觉得他更有传统士大夫之风，无论在朝还是退休在野，一生秉持良知与人性。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开首句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其中列举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种正气之人，中国从古到今一直都存在，只是越到晚近，越成为“珍稀物种”。这样正气之人，生前际遇与体现人间正气的方式可能不同，但身后都会被国人追忆。因此，我认为，不管李老的追悼会由谁开，他是否被授予“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在天地翻覆之后，历史记住他，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类名号与是否葬于八宝山之类，而是会将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朱厚泽、杜润生等走在前面的人当作中共党内有良知、有人性之人，因为在中共的暗黑统治中，他们都曾用自己的人格，给社会带来一缕阳光。 （原载美国之音，2019年2月18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ON-LI-RUI-20190218/479324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美国撤退后，谁当阿富汗的接盘侠？
何清涟 美军既已撤出阿富汗，短时间内自然不会再去。这个将周边四邻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折腾了整整20多年的国家，世界得面对，而面对就得考虑两个问题：首要问题当属是否承认塔利班政权，其次则是谁来接盘充当接盘侠（主要经济支持者）， 该地经济结构千年不变，近20年间人口增长约一倍：美军进入的2001年，阿富汗人口为2,161万，2020年人口为3,892.8万人。当地资源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人口，全赖美元浇灌。美国等西方国家踊跃接收难民就算达到100万之数，该国人口压力依然存在。 唯一的悬念：大国当中谁会最先承认？ 按目前态势，国际社会最后承认塔利班政权似乎不成问题，联合国接纳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作为成员国也没有疑义。剩下的唯一悬念就是大国当中谁是首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 全世界齐刷刷地将“首承国”的重任放在中国身上，中国政府的表现也很符合世界期望。8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已表示“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方尊重阿人民的意愿和选择”；19日，塔利班发言人沙欣接受中共官媒环球电视网（CGTN）专访时，称塔利班与中国关系很好，未来希望中国能对建设阿富汗做出贡献。 此前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见时，塔利班负责人声称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这种配合默契的舞台剧似乎表明，中国将当仁不让地做“首承国”。 但法国政府却不容中国独自掠美。8月18日，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为塔利班政权获得国际承认设定5个先决条件，依次是：第一，塔利班允许那些因为害怕而想离开这个国家的阿富汗人离开；第二，塔利班必须非常具体地确保恐怖主义不会在阿富汗找到庇护所；第三，塔利班必须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抵达阿富汗领土；第四，塔利班需要尊重权利，尤其是妇女的权利。塔利班宣布他们会尊重人权，那他们就必须去践行；第五，塔利班必须组建一个过渡政府。 这五个条件对于塔利班来说，是轻轻一抬腿就能跨过的标杆：一、目前拿到外国签证的阿富汗人正陆续离开，其中有一些受阻挠的，但远远少于离开的人数；二、塔利班从来就没承认过自己是恐怖主义，当然也不会为恐怖主义找庇护所；三、塔利班此时正需要各种人道主义援助，法国提出这点，好比塔利班想打瞌睡，马上就有人送上枕头；四、塔利班8月18日发表首次公开声明时，承诺致力和平并在伊斯兰教允许的框架内尊重妇女权利（事实表明，世界都很尊重伊斯兰教）；五、塔利班正在组建政府。 鉴于此，唯一的悬念就是中法两国谁成为“首承之国”——当然，各国也可以外交沟通，同时承认，以免成为国际舆论标靶。只要两国有一国率先垂范，绝大多数国家会跟进。据英国《每日快报》网站近日消息，美国政治风险分析师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表示，塔利班的胜利可能指日可待，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与他们的敌人谈判。科尔还预测，一旦有一两位全球领导人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领导者，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在各国之间形成。 阿富汗现有资源难以养活4000万人口 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之后，阿富汗的经济得到了重大改善。这主要是由于超过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让其农业生产日渐恢复，市场机制亦得以重新建立。阿富汗的经济结构几乎是千年不变，农牧业是阿富汗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农牧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成，耕地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在非法经济中，鸦片是头号支柱，阿富汗是全球最大鸦片生产国。联合国估算，2017年高峰时期，仅鸦片种植户的销售就达到14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7%。 但有一条必须指出：美军进入阿富汗，总共花了2.2万亿美元，这么巨额的资金投入，当然会对阿富汗的民生产生涓滴效应，其中之一就是阿富汗人口在20年间将近增长一倍，如今的阿富汗，依靠传统经济与鸦片很难养活将近4000万人口。 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财路断绝，阿富汗将出现经济困顿之局。于是世界不约而同地想到中国将会充当“接盘侠”。 中国如今这么高调，与塔利班的合作事实上也早就开始，今后也将紧密合作。不过，这与美国这种无条件的接盘侠有很大不同。因为中国的中东政策基本调门是：加强经济合作，因为中国的能源进口第一大来源就是中东地区，该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但中国一定要保持“不干涉、无附带条件投资”的对外政策，包括不介入冲突、不干涉他国内政。要点是与冲突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8月18日回答记者就有关塔利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期待塔利班与阿富汗国内各派“通过对话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权架构，实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切实保护外国在阿富汗的机构和人员安全”，并表示，中国期待塔利班“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各类恐怖主义势力，切实履行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安全的承诺”。 赵立坚其实已经将牌摊在桌面上了，中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合作重中之重将在这点，并非中国在阿富汗有什么了不得的经济利益。尽管阿富汗的地理位置让其有成为巴基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之间的交通枢纽之远景，但动荡的政治局势导致这优势荡然无存。北京一直将阿富汗视为安全风险，在连接阿富汗瓦罕走廊与中国新疆的道路问题上，中国和阿富汗也有分歧。相比在阿富汗的经济利益，中国在整个中亚地区的利益更加重要。 塔利班确实声称“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但中国积多年在中亚地区的外交经验，知道这些友好伙伴的承诺完全是看在金钱的面子上。巴基斯坦号称中国的铁杆盟友，被中国称为“铁巴”，这些年与中国进行的反恐合作，其实是“养寇自重”。多年来，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的各种措施当中，其中一条就是争取外援。穷困地区的部落为基地组织提供活动基地，巴国政府则以支持“反恐”为名向外国要援助。2001年，美国为配合反恐，给其200亿美元援助；2010到2014年间再给75亿美元援助。这一期间，因美国在巴基斯坦境内再三对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伊斯兰武装力量发动导弹袭击，美巴关系进入紧张状态。至2011年美国特种部队突袭击毙本拉登之后，两国几乎反目。此期间，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恐怖组织为“东突势力”提供庇护与训练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转而将中国看作另一个重要的“外援”提供者。 塔利班早就学会的巴基斯坦这种养寇自重的模式，二十多年前塔利班掌权时也有过类似的承诺。然后，那些在阿富汗境内的维吾尔武装人员就被限制了规模，但又被允许存在；他们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营地，而是被要求加入其他中亚武装力量。 在与塔利班的谈判协商过程中，北京的优势是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中方将成为塔利班政权唯一的重要经济来源。但北京也非常清楚，阿富汗号称“帝国的坟场”，远的不论，就以二战以来的历史观之，英国、前苏联、美国等多个大国在那里折戟沉沙，中国当局还未狂妄到以为自己比这些国家都高明。基于此，我判断，中国会因为反“东伊运“的关系，与塔利班“友好合作”，但决不会将自己双足陷于这个“帝国的坟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8月24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242021115559.html24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
胡平围绕著“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一“八字诀”做了好几年的文章，并以此为依据评价八九民运的成败得失。在上期《北京之春》上，他继续撰文批评学生当年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是策略失当，没有“见好就收”，同时批评郑义和我对他这一说法的异议。但实际上胡平的“八字诀”是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式的八股文字游戏，如同“一国两制”般根本无法操作。如果依这种八字八股指导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仅是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它误导人们纠缠於所谓策略，而不去分清应该在什麽样的原则下制定策略，尤其是忽视中国现实最需要的“指出皇帝赤身裸体，面对暴政勇敢反抗”的原则精神。而且，以“八字诀”策略来批评学生，实际上是在用以攻为守的方式，来否认“知识人”们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上的浅薄和反抗上的怯懦。 一、在批评魏京生不懂策略的背後 近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好几位民运精英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公开指出邓小平独裁的做法是“激进”、“不策略”。胡平公开撰文这样说，现为纽约“中国人权”主席的刘青跟著附和，而郭罗基则在香港《争鸣》上撰文指责∶“魏京生的《探索》却不允许邓小平探索民主，不断向他开火，把他推到敌对的方面。”（1995年9月号）魏京生在狱中，以及出狱以後，从来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指责别人当年“太温和”，不勇敢。为什麽这些民运精英们却不约而同地主动批评起魏京生来？我一直不得其解。近来才想明白，原来在他们批评的背後，是想传递这样的意思∶当年我们的深刻程度并不比魏京生差，但我们懂得策略，不直接指出罢了。胡平在上一篇文章中把它说得很露骨∶“在民主墙时期，我和很多民运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论自由┅┅其深刻性和针对专制者个人的批评相比又何尝逊色？” 且不说这种攀比和不服气有多麽自负和俗气，真的比较起来，他们确实比魏京生逊色。例如胡平当年所写的《论言论自由》，立论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这种思想局限，并不是仅仅用政治环境所迫，必须采取的策略所能解释的，因为它最初不是发表在官方的出版物上，而是张贴在“民主墙”上的。同样张贴在“民主墙”上的魏京生的文章，就没有局限在官方理论的框架。而郭罗基当年最“出格”的言论是“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刘青当时是民刊《四五论坛》的编辑，这本刊物的宗旨之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然，这些人都属於当年较早的觉醒者，他们对民主运动的贡献没有人想去否认，我几年前就曾在《中国之春》上撰文对胡平当时能写出《论言论自由》给予很高评价。但是他们今天硬是声称他们当时的深刻程度并不比魏京生差，只是出於策略，才不直言说出。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如果这种理由成立，那麽谁都可以声称，我几十年前就比哈维尔和昆德拉想得还深刻，但我就是不说。这显而易见是无法服人的。虽然魏京生的文章在理论上并非十分系统和缜密，但他的可贵之处是指出了一个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看清的真实。发现一个简单的真实的能力是远比解说哲人已有的理论更需要智慧，也更深刻。魏京生不仅指出了邓小平正走向独裁，也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当时公开质疑了邓小平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同时魏京生提出的“政治民主化”这一要求，本身就已涵盖了言论自由的诉求。 刘宾雁是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反思的，199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人权会议”上指出∶“1979年以後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迟迟难以摆脱对於中共的幻想，不能设想除同政权保持某种合作关系以外的其他一种关系，┅┅这是中国人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开发落後於东中欧某些国家足足一个时代的根本原因。这往往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足够的勇气的问题。”到底是什麽问题呢？刘宾雁没有直接回答，人们已感觉到他的言外之意是，问题出在知识分子的智慧上，他们没能认识到公开指出“皇帝赤身裸体”，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对共产主义从根本上否定的必要性。 缺乏胆识公开谴责专制者，而喋喋不休於“策略”的现象，在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中有悠久的历史。在皇朝时期，儒生们两千年来苦思冥想的都是“策略”，即怎样谏言，才能使皇帝听得进去，从而使昏君变成好皇帝，而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有智慧质疑皇帝制度的合法性。知识人们处心积虑琢磨的是，寻找统治者能够听得进去的“进谏”策略，而从不把精力用来思考“皇帝新衣到底有没有”这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根本就对原则不清楚，所以才反来复去围绕著策略打转转儿。 这种现象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知识人中仍很普遍。很多改革派知识分子写的文章，不管开放到什麽程度，都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更不要说号召人民推翻这种暴政。一些当事者对此解释说，这样做是出於策略，为保住再“说话的权力”。但保持说话的权力，和说真话的权力是不能比的，说了多少假话，都不能和说一句真话相比。讲究策略的理由的背後，实际上是对真实缺乏发现的能力。 被誉为“民运理论家”的胡平，时至今天还在撰文期望与共产党“朝野双方良性互动”，对於这种幻想，我在“学生与天安门”一文中已予以批评（《北京之春》，1995年8月号）。而自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郭罗基，时至今天还在大谈民运人士要“守共产党的法”，理由是“民主政治就是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不是誓不两立、推倒重来。”“民主政治的反对派是合法的反对派、合作的反对派。”（引文同上）但他至今还没有明白一个常识，共产党的统治，根本就不是民主政治。共产党不是美国的民主党。 时至今天，这些人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认识水平还是这个样子，而十五年前他们的深刻程度怎麽可能不比魏京生逊色呢？ 而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像中国知识人这样热衷於策略，他们从一开始就说真话，捍卫原则。例如早在1957年的《新阶级》中就否定了共产党的吉拉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说∶“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共产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索尔仁尼琴在1974年就写出“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指出共产主义是一场暴力加谎言的运动。哈维尔1978年发表的《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虚假的意识形态世界。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最恐惧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因此哈维尔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勇敢地喊出了“皇帝没穿新衣”，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按照中国某些理论家的标准，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等人当年的举动都属於“激进”，“不策略”。事实上他们确实也没能保住“以後再说话”的权力，而且当时也很少有民众呼应。但为什麽恰恰在这些“不策略”的知识分子所在的国家，共产党被推翻了，而在知识人讲究策略的中国，共产党依然存在呢？对此，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有明确的回答∶像索尔仁尼琴等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抗争，“产生於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随者、选民和士兵的数量多少来计算的，因为它是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人权的渴望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当有人在谎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一事实时，表面上看是单枪匹马，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真实的信息在播种到人心的一瞬间，对真相的共同领悟已把勇敢者和大众的心联结在一起。人民虽然可能不会马上跟随这位勇敢者，但一旦有机会行动时，人民行动的诉求就会是在结束整个“新衣皇帝”制度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了一点衣服的好皇帝。这种勇敢者的深刻和宝贵之处在於，他为人民重新审视皇帝提供了一个“视角”，使人们猛然领悟到“皇帝的新衣是不存在的”这一真实。正如哈维尔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指出的，“在共产谎言中生活的人，如果无法听到真实的声音，就很难有发现谎言的视角。” 因此，哈维尔高度赞赏那些最早喊出“皇帝光著身子”，“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在“当时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动。”因为正是这样的“体制外”的独立思考，和单枪匹马的勇气，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促使了人民的觉醒。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魏京生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单枪匹马与独裁者的直面抗争，当时没有呼应，已应惭愧，但人们可以理解；今天不像哈维尔那样给予高度赞赏，人们也可以保持沉默；那麽他们反而还要主动批评这种中国人中罕见的智慧和勇敢，并指责为“激进”“不策略”，愚顽至此，没人出来痛击才是怪事！（关於原苏联东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我写了一万多字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已发表在12月号的香港《前哨》月刊上，这里不再多重复。） 二、“见好就收”是八股文字游戏 抛开上面讲的知识分子应该恪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勇气，退一步讲，即使从策略的角度，“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也是一个无法操作的“策略”。因为什麽叫“好”、什麽叫“坏”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它有点像共产制度中的“好人”和“坏人”的概念一样，带有先天的随意性。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今天夸他是“好人”，明天这个人又被定性为“坏人”，因为以“好”与“坏”这样的词作为衡量标准太抽象，缺乏具体的测定尺度，最後的结果自然是统治者的喜恶成了标准。胡平的八字诀理论也有这种随意性，例如他列出八九民运中有六次“好”的机会，而学生都没有“见好就收”。他并特别强调了第六次的“大好”，即5月18日报端发表了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呼吁学生停止绝食的讲话。设想人们真的按照胡平的理论，见到第一次“好”时就“收”了，那不是错过了後来的五个“好”，尤其是胡平认定的第六次的“大好”了吗？可见胡平的“见好就收”的“好”的标准带有多大的随意性。这种以抽象的词汇作为策略标准的方式，只能给理论发明者居高临下随意仲裁的优势，而在实际运作上却是纸上谈兵。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为什麽见到胡平所认定的“好”而就是不“收”的原因，因为人们心中的目标，不是胡平那种随意性的“好”，而是当局收回完全违背事实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这是人们在社论发表後一直十分明确的目标。对这样一个低得不能再低了的要求，当局不仅没有答应，反而下了戒严令，调动军队摆出镇压的阵势。在这样的蛮横面前，人民怎麽可能“收”呢？ 胡平在《争鸣》和《北京之春》上两次不厌其烦地全文抄录赵紫阳的讲话，以此证明这就是“好”，因为共产党让步了。但任人皆知的事实是，在当今共产党的权力中心，说了算的不是赵紫阳，而是邓小平。赵紫阳的讲话不仅没有明确表示撤回“四·二六”社论，更没有说他的讲话是邓小平的意见。而中国人清楚的是，“四·二六”社论是根据邓小平的旨意写的，而掌握大权的邓小平始终没有表示要改变这个定性。这就是人们不“收”的根本原因。而胡平事隔七年之後，还搬出当年赵紫阳的讲话来证明共产党已让步，会守诺，但赵紫阳最後连自己的乌纱帽都没有保住这一事实，比什麽都更能证明这种“诺言”的无效性。一个发出诺言的人已被朝廷罢免，人们还要以他的诺言来证明朝廷是可信的，这不是荒唐的逻辑吗？ 同样是民主运动，原苏联的情况就不是以“见好就收”这种模棱两可的理论指导的。例如当时“八人帮”政变被挫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从被拘禁地回到莫斯科，他表示要严惩政变者，全面改革共产党并保持苏联不解体。按照胡平的理论，这是比赵紫阳的讲话要好得多少倍的“大好”，苏联人就应该“收”了，谋求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的共产党“朝野双方良性互动”了。但俄国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即使见到戈尔巴乔夫许诺（实际上也已实现了很多）这麽多的好，但就是“不收”，而是一鼓作气推翻了共产帝国，获得了自由。他们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们心中没有那种随意不定的“好”，而是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我们再看最近世界媒体广泛报道的南韩的例子。在全斗焕当总统期间发生了“光州事件”，屠杀了几百平民。但事件发生之後，南韩逐步有了民主选举，而金泳三当选总统後，实行“阳光法案”，厉行制裁贪污和腐败，使南韩成为亚洲民主富强的国家之一。但人们在电视上，报纸上，仍然不断看到南韩学生与警方激烈冲突，他们可不是像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那样温和，而是拿起铁棍和石头与警察搏斗，几年来冲突流血不断，引起世界瞩目。有些中国人不解，南韩已经那样富有而民主了，为什麽韩国人就不懂得“策略”，不知“见好就收”呢？因为韩国人的心中也没有那种模棱两可的“好”，而是认准一个目标，那就是只要不制裁“光州事件”的主要凶手，就不能“收”。正是这种坚持原则的抗争，才使屠杀平民的主要责任者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任前总统最近都被逮捕，等待审判。 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诀所以是“八股文字游戏”，除了它的随意性之外，另一个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上根本无法操作。八九民运的参加者最多时在北京就达百万以上，胡平根本忽略了这场因“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人民争民主要自由运动的自发性特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胡平当年从纽约回到北京，站在百万游行队伍面前疾呼“见好就收”而无人理睬的尴尬场面。不要说胡平，任何人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都没有能力改变百万人民的自由意志。而胡平的“见坏就上”更是完全无法操作。我不知道在“六四”屠杀之夜，胡平用什麽智慧能使民众迎著枪口往上冲？ 退一步讲，胡平的这种理论不要说在有百万民众的天安门运动中无法实行，即使在只有几百人的海外民运中也操作不了。例如，海外民运的两次较大分裂事件，胡平都在其中扮主要角色。在1989年初的第一次分裂中，胡平正任职“民联”主席。分裂的焦点是弹劾“民联”主要创办人王炳章的民联常委职务。主要是因为王炳章擅自托人向即将被上海公安局释放的民运学生杨巍捎带私人信件和资料，此举被认为是杨巍被推迟释放两小时的原因。王炳章最後同意请假（自请停职）一年以缓和冲突，避免分裂。按照胡平的理论说，应该“见好就收”了。因为王炳章的错误并不是他赞成共产党或是中共特务这类性质的问题，但胡平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坚持弹劾了王炳章。後来又开除了他的盟籍。此举导致王炳章从民联中拉出一些人另立了组织。当时我刚来到美国，看到华人报纸纷纷登载“民运组织大分裂”的报道。稍後北京就开始八九民运，而“民联”却由於内斗，元气大伤。 第二次大分裂发生於1993年初华盛顿的“民联”“民阵”合并会议。刚从国内出来不久的王若望已报名竞选主席，因不满徐邦泰会前许诺当他的副手，但在会上临时又变卦竞选主席，并有用“假代表”拉票现象，而当场宣布退出竞选，引起会场骚乱。当时民联和民阵两个组织已通过正式程序解体，新的组织还没有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就意味著合并变成了取消，对海外民运命运攸关。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在这种“坏”的局面下，已报名竞选主席的胡平，也没有按照他自己的理论“见坏就上”，来顾全大局，使民运免於分裂。而是发表了煽情的讲话，也退出竞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愤然退场，合并会开成了分裂会。 这场分裂给海外民运带来的创伤，至今也没有恢复。如果说王若望刚到海外，对民运可能因此分裂的严重後果还不是很了解，他的退出竞选还情有可原的话，而胡平作为已来到美国多年，又担任两届民联主席，而且十分了解与王炳章的分裂对民运造成的严重损失，并是专门研究民运“策略”，提出“见坏就上”理论的主要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了。严格地说，使海外民运从根本上伤了元气的两次重大分裂，作为主要当事人的胡平都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按照他自己的理论，在第一次他就没有“见好就收”，在第二次他也没有“见坏就上”。但时至今天，胡平对这两次他身在现场、深深涉入的民运分裂事件应负的责任没有一个字的反省，人们看到的却是他不遗余力地指责有百万民众之多的天安门运动如何没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胡平的八字理论，在这样几百人的海外民运活动中都无法操作，甚至连这种理论的发明提倡者本人都不能实行，这种理论不是八股文字游戏又是什麽呢？ 三、八九民运的真正经验教训是什麽 但是这种“见好就收”的理论是批评不得的，因为只要一批评，就被胡平指责为“全盘否定策略的意义”，似乎胡平的“八字诀”涵盖了一切策略。其实，没有人要否定策略的意义，人们要质疑的是胡平这种无法测定标准的策略的随意性和不现实性。 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有没有策略不当的问题，有的。但这个“策略失当”不是胡平一直强调的学生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而恰恰是知识分子们没有明确而坚定地站在学生和市民这一边，更没有发出人民只有与专制政权抗争到底才能迫使统治者让步的信号，因而导致“六四”之夜天安门广场只剩下了力量单薄的几千学生。设想，如果当时天安门广场一直能保持百万人的规模，如果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们能够有胆识地联合起来，投身天安门运动，站在抗争暴政的前列，以他们的道德勇气和力量唤醒更多的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并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底，八九民运很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 为什麽没有发生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原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长期不断地向人民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实，没有智慧，也没有勇气向人民指出共产党是邪恶，传播必须结束共产专制的思想，因而在当时的北京，人们既没有意识到只有坚持抗争才能夺回一点权利，更没有认识到应该提出结束共产党统治的诉求。所以八九民运以人民流血，专制没有结束而收场。当年叶尔钦在路障上振臂一呼，不到三天，有70年历史的苏共帝国就崩溃了。这不是叶尔钦个人有多大魔力，也没有什麽民运组织的精密策略，而是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思想先驱者长期向人民传播的“共产主义是邪恶”的真实在人民心中扎了根。所以当机会来临，有人振臂一呼，人们就揭竿而起，群起呼应，一举结束了专制。 因此我认为，天安门屠杀的责任完全在於共产政权，而学生没有任何责任，根本不存在因学生不撤离广场才导致屠杀的策略失当问题。所以我在上篇文章中说∶“任何对学生不撤离广场导致屠杀的指责都等於是为共产党的残忍开脱和找理由，不论你怎样强调我首先否定共产党杀人，但是，如果学生┅┅。这里没有但是，因为不管学生‘激进’到什麽程度，有枪的就不能打没枪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规矩！”胡平把这段话指责为“共产党语言”。而胡平这种在无法有力地反驳别人时，就指责别人是“共产党语言”的手法才更像共产党的论理方式∶他没理可讲的时候就说对方“态度不好”，而回避问题的要害，转移人们探究是非的注意力。 胡平对这句所谓“共产党语言”举例批评说∶“我对你说，如果你不是下车没锁车门，窃贼就不会把你的车偷走。你却勃然大怒，说不论我锁门不锁门，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做人的规矩。对於这种不切题的回答，别人还能说什麽呢？”而实际上胡平的这个看似颇有道理的比喻才是根本性质上的不切题。因为天安门运动的情景不是车主疏忽使车被偷的问题，而是一群强盗公开抢劫了居民的财产。因为小偷既是被动的，又是理屈的；而强盗既是主动的，又是理直气壮的。被抢的人中有人跑到强盗门前游行，要求索回财产，但却被强盗施以暴行。胡平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居民的责任是在与强盗对恃时没能在施暴前“见好就收”，因此失掉了与强盗形成“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机会。而我认为这种“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关系是不存在的，因为强盗和被害者之间没有“朝野”关系。强盗之所以敢於施暴，恰恰是因为敢於在强盗门前坚持抗争到底的居民太少。为什麽坚持抗争到底的人太少，就是因为居民当中那些有文化的人，没有智慧发现强盗是绝不会把财产还回来的本质，因而也谈不到把这个真相告诉人民，更谈不到号召所有的居民起来推翻强盗制度。所以对那些坚持抗争到底的人，不仅不应指责，而应高度赞扬，因为正是这种抗争，体现了人的尊严和精神。 因此我做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改了它就不叫共产党。”这是胡平从我的文章中挑出的第二处所谓“共产党语言”，他认为这是“绝对化的武断”（有不绝对化的武断吗？），并嘲讽地说∶“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有不少也改了名字）之後的今天，曹长青为什麽还要讲出这种话？”这点正是我和胡平观点的根本分歧。胡平和我都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和东欧的变化。胡平认为这种变化是“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而我认为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弦更张过，而是人民起来推翻了在共产主义理论上以共产党性质建立的全部政权。迫使那些不管今天还叫“共产党”或改了名字的原共产党组织，都不得不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专制、公有、垄断新闻和军队、剥夺人民政治权利的共产党本质。例如我们看到原波兰共产党人在最近的大选中虽然取代了瓦文萨而当选总统，但他不仅公开谴责共产党说“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并埋葬”，而且政治主张与瓦文萨一模一样。在任何其他国家，那些原共产党人，要想再得到政权，也必须在有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实行民主自由、通过选举执政。这一点本身已证明，这些组织从本质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绝不是共产党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而是那种“本质”已被结束。换句话说，具有原共产党本质的共产党已经死亡。 同时，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全世界所有被共产党统治过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在被推翻之前就“改弦更张”，而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整个共产国家政权被推翻之後发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有“改弦更张”，前提条件是共产政权被推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意味著，绝不能寄希望於在共产党被推翻之前，在它仍掌握著权力的时候，它就能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我们都找不到一个这样“改弦更张”的例子，怎麽中共就是个例外呢？根据在哪里？ 胡平以“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来反驳我的“共产党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之说，这等於是在向中国人发出错误的信号∶共产党在不被推翻之前，就有可能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正是胡平的这种原则不清，而导致他提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种模棱两可、目标不清晰的所谓“策略”；也正是这种原则不清，导致胡平提出与共产政权“朝野双方良性互动”这样荒唐的政治诉求。而这种原则不清的最大危害是∶它误导中国人继续对共产党存有幻想，结果只能是延长共产政权的寿命，而由此延长人民失去自由的痛苦，这显然与胡平所期待和努力的目标正相反。 在原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被人民推翻至今已经有五、六年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要为“共产党的本质会不会改变”这样的常识而争辩，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中国民运的悲哀。 1995年11月30日於纽约 1995-11-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3👍 0💬 0国民党有没有人性——从对达赖喇嘛态度，看马政权本质
昨晚，达赖喇嘛抵台，这是他第三次访问台湾。但这次和以往不同，国共两党联手诋毁达赖喇嘛，有蓝委说达赖喇嘛这时访台是「政治秀」，统媒《联合报》竟指控这是「站上了用台湾灾民尸骨搭建起来的政治舞台」。此刻特意跑来台湾的中国宗教局长叶小文更嚣张，居然把达赖喇嘛比作「人祸」。马英九等国民党高官，更纷纷发誓，绝不会在任何场合跟达赖喇嘛见面。 那个被这次风灾再次证明什麽能力也「没有啦」的马英九，却有用拒绝见达赖喇嘛、向中国独裁者献媚、向北京霸王们下跪发嗲的本事。 中共丑化攻击达赖喇嘛可以想像，因为共产流氓们，一向都如此，他们不懂得人的语言，更别说善良、同情、人道这些文明价值。但马英九们，还有被人掀掉假发、露出秃顶谎言的蓝委们，附和中国国台办的鼓躁，实在是丢尽了民选总统和立委的脸。 达赖喇嘛二十年来，一直主张放弃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於中国，只是要求高度自治。这已是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达赖喇嘛曾说，我们已让出了所有，没有什麽可再给中国人的了。即使三周前在日内瓦「藏汉国际会议」上，面对一些中国异议人士对西藏流亡政府跟北京谈判政策无效的质疑，达赖喇嘛仍宣称，坚持「中间道路」。持这种立场，他这次来台湾，还能从事什麽政治？他已经都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而且一再强调不要求独立，马英九等那些「终极统一」们，还要达赖喇嘛怎麽做？六百万藏人一直被北京殖民统治，达赖喇嘛已流亡了五十年，难道泛蓝的政客们，就没有一点同情心，没有一点人的情感？难道他们都和对岸的共产党一样，视一位一路强调和平非暴力的宗教领袖为敌人？ 在马政府全面倾中、恐共，马本人甚至曾公开宣称，达赖喇嘛访台「不宜」的情况下，达赖喇嘛来台，一定会知道，会处於蓝营不友好、甚至敌意的气氛之中（马的亲信就放话「指定」达赖喇嘛的活动空间）。但达赖喇嘛还是千里迢迢来到台湾，为灾民祈福。对於这位精神领袖来说，生命大於政治！即使处於被国共联手攻击、诋毁的处境，他也不会放弃和退缩。台湾人民应该欢迎和感激达赖喇嘛的到来！ 今天，达赖喇嘛是在整个东方人中，唯一享有全球盛誉的宗教领袖。多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以跟达赖喇嘛会晤为荣。前年，美国国会还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奖章，参众两院领袖和美国总统夫妇都出席颁奖会表达敬意！但在今天的台湾，这样一位在国际上广受尊敬的精神领袖，居然受到那些「低级政客」的攻击诋毁，实在太令人愤怒！因此有台湾人呼吁，以Ｔ型手势（代表Taiwan和Tibet），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欢迎，感激他对台湾人民的一片爱心，同时抗议泛蓝政权的下作行径。 马英九和他的九流政府官员的作为，越来越让人们看清，他们绝不仅仅是无能，更是无耻。他们越来越明火执仗地跟共产党穿连裆裤，而且理直气壮地穿。它再次证明，国民党不是政治对手，是政敌；他们对待达赖喇嘛的做法，甚至不仅是政敌，而且是下流的政敌。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9年8月31日“曹长青专栏” 2009-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9👍 0💬 0【曹长青访谈】中国的“底特律”怎麽不破产？
根据美国媒体最近报道，被称为美国汽车城的底特律政府因为欠下2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无法偿还而不得不申请破产。据悉，美国底特律政府宣布破产引起了大洋彼岸中国网民的热议。有网友感到疑惑发帖问，根据中共官方不完全统计，中国地方政府欠债问题十分严重，甚至超过美国的底特律政府，但好像并不存在破产的危险。而且，很多地方官员并没有因为地方政府欠巨债而影响他们在官场上的升迁。那麽，中国为什麽和美国不一样呢？在今天希望之声电台的【曹长青访谈】节目里，我们就请曹长青先生来做进一步的透视分析。 记者静汝∶曹先生，就您所了解的，美国的底特律政府破产是怎麽发生的？ 曹长青∶过去三十年来美国发生过城市破产，但都是些小城市，底特律是知名的汽车城，美国三大汽车总部都在那里，所以引人注目。 底特律的破产，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连锁反应，起码有四个原因∶第一，作为知名的汽车城，没有及时经济转型。底特律经济好时，有二十多万汽车工人。后来日本、南韩等国的汽车打入美国市场，而且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发生危机，由于福利太多，成本太高，工会罢工等，竞争力下降，导致相继要申请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底特律没有城市经济转型，还是依赖单一汽车业，结果汽车行业一衰败，整个城市就走向破产。美国全国平均失业率是7.6%，而底特律是18.4%，高于平均值一倍多。一个城市应是多元的，仅靠单一行业，这个行业出问题，这个城市就可能垮了。 第二，人口下降。像美国大的城市，人口一般都逐年增加，好的城市大家都去，不好的大家要逃离。美国有几个大城市的人口一直下降，像底特律、新奥尔良、芝加哥这三个黑人比较多的城市。底特律是人口减少最严重的之一，高潮时有180万，现降至80万，一半以上都逃走离开了。一个城市人口大幅减少，纳税的底座就小了，交税底座萎缩，政府的财力来源就降低了。 第三，治安不好。在美国，如果不说政治正确的话，一般黑人多的地方，治安都不好。人口降低，人逃走了，很多房子空下来，长期没人维修，破旧的空屋像鬼房，虽还敢来投资？政府又没资金，现在底特律市40%的交通灯不亮，车祸更多了。公共设施这个关了，那个没钱办。破烂建筑到处都是，房地产完全崩盘。美国城市的房价多在上升，因经济在复苏，一般房价是一平米100到200美元，而底特律的房子现在每平米平均10美元。甚至一栋楼只卖一块钱，都卖不出去，因为你要交税，承受不了。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房产业要倒闭了，整个城市怎麽能不破产？ 第四，是最重要的原因。底特律的市长，议会、政府等，多年都是民主党（自由派，左派）执政。因为底特律黑人多，黑人多支持民主党，奥巴马连任拿到93%的黑人票。民主党喜欢大政府，在经济这麽不好情况下，还是扩大政府开支，底特律光政府职员就有一万多，这一万多人的薪水，平均每人保守说五万，一万个五万你说年薪多少啊，庞大的数字。底特律外债接近200亿美元，根本没法还，所以不得不申请破产。美国有破产法，允许申请破产。 记者∶这种破产对底特律的官员会有什麽影响？ 曹长青∶有根本性影响。底特律的市长、副市长、检察长等等，今后别再想竞选公职了。因为你哪怕到一个小镇参选，人家一说他是那个把底特律搞破产的市政官，你就别想选了，因为已没有信誉，不会有人再投票给他，仕途没了。包括美国总统，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那时的总统胡佛，至今还被人当作反面教材。胡佛是共和党籍，现在民主党开全国助选大会，还动不动把胡佛搬出来，吓唬选民说，你们要选胡佛那样的总统吗，那意思是还要大萧条吗？美国根本不会像中国那样，官员出事了，城市经济要崩盘了，还什麽事都没有，照样当官。 记者∶底特律政府破产对当地的居民福利、养老金等会有什麽影响？ 曹长青∶一般中国老百姓听到底特律申请破差，以为完了，底特律老百姓倒楣了。不是的！这个破产对当地老百姓的福利、养老金等，不会有重大影响。为什麽？市政府申请破产，并不等于这个城市没有了，而是要重组政府，重组资金，包括解决掉债务等，城市谋求新生。 就像美国三大汽车要申请破产，并不是汽车公司就消失了，而是这个名牌还在，只是重组汽车公司的领导层，重组债务。由于申请了破产，法院通过了，那麽原来欠的债务就可免除，利息可降低，等于重新融资，重组董事会。美国很多大企业破产后反而获得新生。 底特律的债主多是资本家、大企业家或公司，他们的投资可能拿不回来，会倒霉。但一般老百姓的福利养老金等受联邦政府的法律保护，不会受实质性影响。 记者∶像这样的情况，美国联邦政府为什麽不插手呢？ 曹长青∶这和美国的社会制度有直接关系。美国全称叫“美利坚合众国”，是50个州国（state）组成，每个州都是一个国或一个邦，50个国和邦的联合，成为联邦。美国的州或者说邦国，是充分自治，地方放权，联邦政府一般不会直接插手地方事务。美国财政底座很大，就是有100个小城市破产，也全都可财政包干解决，但联邦政府不会这样做。 底特律全部外债才200亿美元。而美国打一场伊拉克战争，几星期就超过200亿。美国军费开支去年5000亿。200亿只是一个小零头，但联邦政府不会这样插手，包括911美国遭恐怖袭击，纽约两座世贸大厦被炸，联邦政府给纽约的紧急救助款才是40亿美元，没说两座大厦的重建联邦政府负责，虽然美国政府有一定责任，没有保护好国家。地方自治，是美国制度的一大特色。 记者∶我看到很多来自大陆的报导。指中国地方政府欠债数额巨大，而且是个普遍现像，但为什麽中国没有出现像底特律破产这样的事件？ 曹长青∶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相当严重。据今年三月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副署长董大胜提供的数字，现在中国的省市县的地方债务高达10多万亿人民币。地方债务这样严重，中国的城市怎麽不破产？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制度设计不一样。美国是地方自治，中国是上下一体的党国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共产党说了算。严格说，中国没有“地方”，完全是中共当局的上下一体结构。所以才不会出现美国那样哪个城市破产的问题。如果按美国方式，中国好多城市都破产了，严重的外债根本没法还。 记者∶就您所了解的，中国地方政府欠债的原因和美国底特律有什麽不同吗？ 曹长青∶中国地方政府的欠债，跟美国不同。中国地方的钱，是从国营银行借来的，银行的钱是国家的，而国家的钱哪来的呢？是老百姓的税款。最后欠债会转嫁到百姓身上。中国的地方官员只要跟上级拉好关系，出了什麽事，地方不论怎麽破产，他们都照样当官，或者“平调”到其他省份当官，根本不会受到惩罚。这跟美国有本质性的不同。 记者∶您刚刚提到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对当地官员的仕途没有任何影响，而且有可能还会得到升迁。您认为这是什麽原因呢？ 曹长青∶当然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底特律破产了，那里的官员再没有当选、当官的可能。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没有民选制度，当官的不需对百姓负责，他们的升迁靠对党的忠诚，跟上级的关系，向上行贿送红包的程度。 中国的报纸是官办的，对这些腐败无法全面公开报导。像底特律，债主是些大公司、大资本家，他们倒楣。中国是老百姓倒楣，政府欠开发商的钱，开发商欠承包工头的钱，包工头又把这些债务转嫁到农民工的工资上，转来转去，倒霉的是老百姓。包括中国地方政府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廉价收购后，用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盖出高价房推到市场，最终还是老百姓买单，而不是共产党官员，更不是中央政府了。所以从底特律的破产更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制度的根本性不同。 记者∶和美国相比，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欠债最后是谁还？ 曹长青∶底特律申请破产，主要由于那里一直是民主党当政，施行大政府、高赤字的政策，不平衡预算造成的。但这些还是个政策理念的问题，底特律官员没有行贿贪腐，不是贪腐造成的，是政策方向造成的。 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不是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而是官员以权谋私、塞满自己腰包主义，中共官员无官不贪，全面制度性贪腐。所以，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改变，不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没有新闻自由的监督环境，没有政党轮替，中国这些问题都没办法解决。中国无数的城市都是底特律，每一天都在破产，那为什麽没马上倒了？它把破产危机、最后买单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所以中国苦的是老百姓，富的是那些高官和太子党。 （文字稿根据录音整理，以上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2013-07-27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 2013-07-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泰坦尼克号∶不沉的人性光芒》——第十六章∶卡梅隆的大手笔
卡梅隆在好莱坞的地位，可不像当年巴拉德在“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那样，申请一点研究经费困难重重，他要拍片子，提出预算，电影厂老板都点头，因为他拍的片子个个赚钱。但他拍的电影成本都很高，像《真实的谎言》，成本达到一亿美元，成为当时好莱坞投资最大的影片之一。所以卡梅隆被称为“最能花别人钱的天才。” 但是，当卡梅隆提出要拍《泰坦尼克号》时，把电影公司的老板吓了一跳。老板担忧的是，第一，关于“泰坦尼克号”事件的电影好莱坞已拍过，而且拍过好多部，例如，1943年就有电影《泰坦尼克》，由著名影星芭芭拉．斯坦威克和罗伯特．瓦格纳主演；10年后，又有故事片《泰坦尼克号》；1958年，沃尔夫．路德写出畅销书《难忘的一夜》，由此改编的电影《冰海沉船》发行到全世界，中国也配音上演了；1979年有《SOS泰坦尼克号》，一年后又拍了《升起的泰坦尼克号》；1986年，在巴拉德找到了“泰坦尼克号”沉船残骸之后，陆续有两部记录片问世∶《泰坦尼克号的秘密》，《回到泰坦尼克号》；1992年，又有一部纪录片《泰坦尼克∶海底宝藏》，由美苏加三国联合拍摄；四年后，有人拍了电视迷你剧集《泰坦尼克》；去年，又出来一部电视片《泰坦尼克∶一个灾难的解剖》。加起来，共有九部之多∶三个记录片，六部故事片。而且，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书和磁带等更是多达200多种。“泰坦尼克号”已经是熟透了的故事，再拍这样的电影，怎麽可能有新意，怎麽可能有票房价值。电影厂老板主要关心的是票房和利润。 电影公司老板还担心的是，卡梅隆提出的预算太高，达到一亿二千万美元，这个数目不仅超过了卡梅隆拍的《真实的谎言》，而且是好莱坞七个主要电影制作公司拍摄的电影平均成本的三倍。这样高的成本，又是这麽熟透了的故事，一旦砸锅，别说赚钱，怎麽可能收回成本？ 但卡梅隆要拍的《泰坦尼克号》与众不同，他要把它拍成爱情片、人性剧，挖掘“心灵的田园”；而且还要制造一艘和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一样的道具船，利用高科技和电脑合成，拍摄出大场面、高水平。他的《泰坦尼克号》将是爱情、灾难、大场面、高科技的现代交响乐，他像一个乐队指挥，要用导演的魔棒，用他的全部才华和现代电脑技术挥洒出一个震撼世界的“惊奇”。 没人对他说“不”的天才 在这样的构想和电影天才面前，影片公司的老板没法拒绝。因为卡梅隆早就被誉为是好莱坞没人对他说“不”的导演，因为对他说“不”，就是对成gong说“不”，对票房和利润说“不”，电影厂的老板还没傻到那种地步。 詹姆斯．卡梅隆1954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在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旁长大。那个乡下小镇的全部人口还不如“泰坦尼克号”上的遇难者多，但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飞溅出的千姿万态，刺激着卡梅隆的想像力，如同奔腾的瀑布一泻千里、从小镇流向天的尽头。 1971年，卡梅隆移居美国。他先是在洛杉矶的“加州州立大学”主修物理，但毕业后却没有找到物理方面的工作，只好靠驾驶大货车为生。他从十几岁起就喜欢电影，幻想有一天自己能拍出像《日瓦戈医生》那麽好的电影。他一直被这部电影感动着，曾连续一个星期每天都去看这部影片。他喜欢影片的壮观、情感、音乐和所有的一切，并且这部电影引起了他从事电影事业的愿望，于是他开始业余写剧本。 美国永远给梦想者提供机会。住在电影城洛杉矶的卡梅隆并没有等太久就开始走进他拍电影的梦里。1978年，卡梅隆从一个协会筹集到经费，拍摄了一个短片，自己身兼监制、编剧、剪接、摄影和特技设计，显示了他的多才多艺。 从1980年起他就有机会参加大电影的制作，先后在《太空之战》、《吃人鱼》等影片中担任模型布景制作、艺术指导和制片监督等，真正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1984年他自编自导的《终结者》，在美国和全球都大获成gong，该片摄制成本才600万美元，但获得全球8000万美元的收入，创利13倍。而且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的十大佳片。 之后卡梅隆又编写了后来成为他的经典之作的《兰博∶第一滴血》续集和《异形》续集的剧本。他还亲自执导《异形》，该片获得当年数项奥斯卡奖提名。爆出大名的卡梅隆接着又导演了充满创造性特技手法的影片《深渊》，这部电影第一次利用电脑技术仿真成人形图像，从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该片在全球的票房也高达一亿美元以上。 1991年，卡梅隆再次震撼影坛，他在《终结者续集∶审判日》中，身兼导演、制片和编剧等数职，把在《深渊》中使用的电脑仿真人像技术又再次创新，使影片在特技效果方面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该片也成为好莱坞最卖座的影片之一。 三年后，卡梅隆又自编自导自己制作了《真实的谎言》。这部电影的成本达到一亿美元，而且和他以前拍的影片一样，又是大叫响，全球票房收入达到三亿六千万美元。该片在中国也引起轰动，成为最卖座的外国大片之一，票房超过了一千万美元。 卡梅隆在拍摄《泰坦尼克号》的大约十年前开始对“泰坦尼克号”事件感兴趣，那时他正在为拍《异形》查资料。他先是对潜海寻找“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新科技发生了兴趣，随后被“泰坦尼克号”的历史和她上面的乘客的故事吸引住了。 挖掘心灵的田园 卡梅隆要拍的《泰坦尼克号》电影，分四个部分制作，第一部分是去大西洋海底实地拍摄真的“泰坦尼克号”沉船；第二部分在沉入水里的模型船的内部拍摄影片开始时探险家去海底寻找宝石的镜头；第三部分是“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百岁的露丝老太太回忆当年的经历，也就是泰坦尼克号从启航到撞冰山，以及卡梅隆编制的爱情故事过程；最紧张的一幕是最后第四部分的制作，就是要让“泰坦尼克号”的模型船沉没得跟1912年的真船沉没过程一样。 卡梅隆在说服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老板时，说他要把这个题材拍成一个爱情片、人性剧，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1997年为《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 八十五年以后，“泰坦尼克号”仍牵动着我们的想像，因为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像一部伟大的小说。这个故事再也不可能写得更精彩了┅┅穷人和富人在一起，最终体现在死亡面前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让女人先离开），那个过去的年代的严肃和高贵，那艘被人类的愚蠢在黑暗中开到地狱去时才攀上荣耀顶峰的巨轮。超过所有这一切的是她给我们的教训∶生命是不可测的，前途是不可知的┅┅这不可沉没的，就可能。 把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再次写成电影，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故事太被人熟知了。还有什麽该说的没被说过？我觉得在以前的那些电影里只有一个领域还没有被挖掘，那就是心灵的田园。 我想让观众为“泰坦尼克号”而哭，那就意味着为船上的人们而哭，更为那些不该死的灵魂而哭。但是这一千五百多无辜生命的死亡要让我们的心去承受实在是太抽像了，虽然我们的脑中很容易出现这个数字。 为了让观众能够从人性的角度去感觉和全面体验那场惨剧，我认为有必要去创造一个感情的亮点，给观众两个令他们喜爱，让他们牵肠挂肚的主要人物，然后带这两个角色下地狱。杰克和露丝就是根据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于是“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成了他俩的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电影必须首先是，并且永远是爱的故事。 还有什麽比“泰坦尼克号”更具浪漫色彩？那些被残酷的命运撕开的男男女女们，那些在极少的幸存男子中仔细搜寻丈夫和爱人的遗蕴 A那个早晨以后的巨大损失和悲恸┅┅这一切都那样令人心碎。 “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和命运就像一张华丽的画布，让你去画一个爱情故事。这张画布提供了人类情感的所有景观。只有最巨大的灾难才能检验最伟大的爱情，才能定义最沉重的牺牲。“泰坦尼克号”以她所有的壮丽提供了任何其它历史事件都没有的这一切。 在制作“泰坦尼克号”电影的过程中，令我最畏惧的工作，不是想像中的制造那个巨大的场景，而是创作那些亲密的瞬间。在我写作时，以及和片中男女主角的扮演者温丝莉特、迪卡普里奥一起工作的时候，都感到这点。我们三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惊恐∶“泰坦尼克号”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能否把握着“它”（爱的瞬间）渡过意外事故的冰山——通过动作、神情、踌躇的微笑和生硬的话语┅┅这些爱情萌芽期的语言给影片创作出生动的灵魂。 如果我们的观众能像杰克和露丝爱上对方那样爱上这两个人物，那麽我们就会从看他们俩，到观察他们，到用他们的眼睛看这个20世纪最恐怖的夜晚。那麽这部电影就完成了一次循环∶从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电影，到一个碰巧发生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爱情故事，再回到对“泰坦尼克号”的真正感情。在体验杰克和露丝的恐惧、失去和心碎的时候，我们终于感觉到了那一千五百条生命。 《泰坦尼克号》电影在全球的风行，观众们的一掬掬泪水，验证了卡梅隆上述这个“挖掘心灵的田园”艺术设想。 12次潜入海底拍摄沉船 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是以幸存的露丝老太太的回忆来倒叙的。他曾对这样编织这个故事解释说∶ 为了给历史富以生命，并让它能触摸到，还要用一个现代包装。那就是用露丝老太太来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会把那段历史连接到今天。通过她记忆的窗口进入海底的沉船。这个设计帮助了蒙太奇的比较∶从海底的沉船残骸到巨轮当年的荣耀，从永恒的夜晚到太阳重新升起。 我有时突然震惊∶“泰坦尼克号”并不是一个谜。她不仅存在过，她至今还存在。她现在仍躺在离水面四公里半深的海底，那个许多许多年以前她撞上冰山的地方，如果你真想，你可以去到那里，看到那条船。在产生这些想法的瞬间，我明白了我不仅要拍这部电影，我还要以某种方式拍那条真船。 于是卡梅隆在花了好几年的准备之后，带领一个深海探险队去了大西洋，拍摄沉睡在四公里半深度达80多年的“泰坦尼克号”沉船。 卡梅隆选的是一个装备精良的队伍∶一艘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俄国搜寻艇；两条潜水艇，那是全球仅有的可载人并能到达“泰坦尼克号”残骸深度的五艘潜水艇中的两条；一辆专为这部电影制造的、并能在海底的“泰坦尼克号”深度运行的远程操作车；一台为这部电影特殊设计的摄影机和压力房，这是第一台能够潜入大洋底，靠一个盘形斜面装置在外面进行正常拍摄的机器；还有一个高能量照明灯的支架；更有充满敬业精神的俄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工程师、电影技术员、潜艇科学家和优秀的海员们。卡梅隆自豪地宣称，“我拥有世界上第一支好莱坞海底探险队。” 每一次潜水之前，他们都像准备登月球一样认真。花很多时间模仿用录像机跟着潜水艇在海底拍摄的情形。画好各种图案，把每一次潜水要拍的东西列好清单。但一下到水里，情况远不如想像得那麽好。潜水员在海底的能见度很差。潜艇有18吨重，活动起来并不那麽容易，加上海潮汹涌和海底的一片漆黑，想要拍到清楚的照片实在很难。 卡梅隆曾12次潜入海底。每次乘潜水艇驶向“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海底，都要在黑暗中潜水两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因为那是长达九里地的距离，而且是在深海之中。然后每次在沉船上专注地工作长达10至12个小时。 卡梅隆后来对这种经历描述说∶“当我到北大西洋的深海里旅行了12次之后，可以老实地跟你说，到那儿去可一点也不是好玩的。你想像一下吧，两个俄国科学家和一个好莱坞制片人挤在一个被大西洋的沉重拧紧了的、比电子玩具车还小的空间里，自由落体通过四公里半的黑暗。我们完完全全靠那靠不住的科技系统去找到、并拍摄那个科技失败的最高象徵——泰坦尼克号。” 有时他要在冰冷、漆黑的海底同时指挥两艘潜水艇、配上灯光并指导摄影机拍摄那些以前从没被拍过的“泰坦尼克号”的镜头。除了客观外界的麻烦以外，还加上了另一个困难∶他指挥的那些人员都只会非常有限的英语。 在12次潜海的最后一次，卡梅隆把好莱坞最昂贵的远程自动操作车开到了海底的“泰坦尼克号”船舱里面。在这之前，那些到“泰坦尼克号”上探险的科学家们，从没有舍得让他们的几百万美元的机器人开到沉船的里面，他们只是让机器人在船的外面拍照。卡梅隆忍不住对船舱里面的好奇，冒着巨款制造的“操纵车”可能被损坏的危险，让他的机器人操纵车去探测那条巨轮里面的秘密。于是“机器人”把86年来从没有人见过的“泰坦尼克号”内部的情形给拍了回来。 卡梅隆回忆说∶“每次潜海，我们潜艇探测器都看到一个非常四方的东西，我们从没有时间去探测它。”除了拍照片，卡梅隆没有从沉船处拿回任何船上的东西。后来他对朋友说，如果不去海底拍那条真船，他起码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制作费用。但“电影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现在观众在电影里看到的“泰坦尼克号”海底残骸镜头不到五分钟，但卡梅隆为此花费的资金达几千万美元。 有人说他在“泰坦尼克号”呆的时间超过了她的乘客。卡梅隆纠正说∶“不，是超过了她的幸存者。” 从海底的“泰坦尼克号”回到那条帮他拍电影的俄国搜寻艇上以后，卡梅隆觉得他和那条船有了更亲密的关系∶他去了巨轮的甲板上，那些当年的乘客们曾在他眼前闪过，他被强烈的感情左右而大哭了一场。他后来说∶“那天晚上，我明白了，如果我的电影只表现那天晚上的事件，而不表现那天晚上的情感，那麽它就只能失败。” 再造一艘“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制成下水的本世纪初，被认为是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开始。在美国，可怕的南北战争也已经结束了50年，新一代们有理由在一个崭新的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充满乐观，他们甚至幻想着欧洲会有和平与稳定。所以新的产品要大、要快、要好！还有什麽能阻止工业发展的轰隆马达？ 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头里，人们对世界既充满了乐观，同时又多少有点担心。因为科技发展太迅速，令人眼花缭乱，透不过气来，所以不免有点忐忑不安，只是一点而已。卡梅隆创造的银幕上的1912年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轻松、愉快、乐观、富有。 为了真实地表现那个时代，尤其是逼真地展示出那条当时震撼世界的人类第一艘巨船的宏伟、巨大、豪华和壮丽，卡梅隆决定造一艘和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一模一样的道具巨船。卡梅隆是个极为较真儿的艺术家，他为了把道具船造得和“泰坦尼克号”一样，亲自去了目前仍座落在英格兰贝尔法斯特港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公司”查找当年制造“泰坦尼克号”的原始文件。他们看到船的设计图纸和许多照片，但没有找到内部装修的资料。 “泰坦尼克号”不仅是当年人类制造的最大的可移动的东西，也是最豪华、最坚固、结构最复杂的。她有三个足球场那麽长，11层楼高。当年共花了750万美元和26个月，共有一万四千人参加了这条船的制造。 “泰坦尼克号”真船的制造师托马斯．安德鲁斯曾说∶“需要三百万铆钉和大量的汗水去制造一条好船。”这话被模拟船的制造者应验了。 由于再造一艘和“泰坦尼克号”一样的巨型道具船需要很多经费，为了节省，摄制组在墨西哥的海边租用了40亩的场地，因那里的场地比较便宜，搭起了第一座具有全面服务设施的摄影棚，也是世界最大的摄影棚，有75层楼高，用来建造那艘模型巨船，还修了两个大水槽，来装这个巨大模型船。 卡梅隆制的这艘“泰坦尼克号”道具船，比原来的270米长的真船仅小10％，所以制造这艘巨大的道具船也不比当年造那艘真船轻松多少，摄制组雇用了600名工匠，像当年那一万四千名造真船的工人一样，在墨西哥海岸制造这艘巨大的模型船。 模型船的外部制造完毕之后，船的内部装修设计和其它许多细节东西也让摄制组费了很大精力。由于几乎找不到“泰坦尼克号”内部设计和装修的资料，他们只好找到“泰坦尼克号”的姐妹船“奥林匹克号”的档案照片，照着样子，一点一点重新创造，力求表现出当年的豪华程度。而且在极小的细节上，都追求“像真的” 高科技大场面电脑合成 除了1995年拍摄海底探险，这部影片最困难的是把1912年的沉船过程表现得真像当年发生的那样。因此卡梅隆在《泰坦尼克号》中更大量地使用电脑仿真人像技术和电子合成，把他在《异形》和《终结者续集》中运用的这种技术发挥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电影中的“泰坦尼克号”是设在一个巨大的液体平台上，由电脑控制，液体平台座落在一千七百万加仑的水槽中。道具船虽然巨大沉重，但由于下面是液体平台，所以在电脑操作下可以做各种倾斜动作，左倾右倒，随心所欲，让这条大船有各种沉到大海的角度。 电影中的“泰坦尼克号”看似雄壮威武，其实是由那条道具船和大大小小各种尺寸道具船拍好剪辑、通过电脑合成的。例如乘客和船员在甲板上走动，船撞冰山，杰克和露丝在齐腰的水中奔跑，船断成两截，人们落入海中和船的最后沉没等等。 他们还制作了电脑鱼、鸟、烟和一千多个人。视觉效果的监制人曾拿出一些镜头让电脑专家从屏幕上辨别哪些是电脑制作的人，哪些是真人，他们完全分不出来，更没想到他们看到的全部都是电脑人。那些电脑人里既有里奥、凯特、史密斯船长，更有无数乘客。 特技方面，最高潮是“泰坦尼克号”要沉没之际，船头沉进水中，船尾朝天那场戏。摄制组特意制作了一个电动的船尾，开始拍摄时，一度斜度太快，一个特技演员跌得人仰马翻，遍“船”哀鸿。而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乘客摔落撞上船舷的戏，则是由特技演员吊着钢丝飞落，再加上电脑动画的合成物。 电影中的“泰坦尼克号”甲板，是用橡胶泡沫做的，防止演员在拍摄滚落那场戏时撞伤。而且有些“乘客”从高高翘起的船尾上像下饺子一样劈里啪拉摔落到下面甲板的镜头，里面的“乘客”都是“胶皮人”，用电脑仿真人像合成的。 在拍摄轮船进水的戏时，扮演“杰克”的男主角里奥每天有五个小时浸在海水中，必须时时留心不被漂流过来的大型道具撞倒。扮演“露丝”的娇滴滴的温丝莉特小姐两度差点被淹着，因为水深到胸口，她穿的古典礼服布质很容易吸水，重得要死，一不小心就可能脚一滑遭“灭顶之灾”。 一位摄制组人员后来说，“当时没有淹死人真是奇迹了，拍这种场面，心脏不好的人根本无法承受。”而且也很有危险，因为水槽中有很多连接摄像机的高压电缆，不小心碰上跑电的，就要成为“泰坦尼克”。 卡梅隆是好莱坞用高科技和电脑制作最多的导演。全球曾最卖座的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大小恐龙巨兽栩栩如生，令人如临其境；它运用了电脑技术制作80次。而电脑合成大师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使用的电脑技术制作达550次。单是影片的电脑制作部分就花了4800万美元。卡梅隆说，他喜欢用高科技帮助创造感情。他同时强调，如果不把人物的感情表现好，多少高科技也毫无意义。 《泰坦尼克号》长达3小时14分，用了9个月拍摄。影片的最初预算是一亿二千万美元，结果最后花了整整两亿美元才完成，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每一分钟镜头是花了一百万美元制作的。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昂贵的银幕镜头。但影片在美国上映了25天之后就赚回了全部投资。（后来卡梅隆又拍的《阿凡达》制作费用打破了他自己的《泰坦尼克号》记录） 这3小时14分钟的影片是从能放映整整12天、即288个小时的毛片中剪辑出来的。影片中共有118个说话的角色，是绝大部分电影的三倍。 9个月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的人员每一天都在紧张、惊恐和疲惫当中。因为那个大水槽中的水的冰冷，也不比当年大西洋里的海水暖和多少。他们不仅辛苦，甚至也有生命危险。 被所有人称为“完美主义者”的卡梅隆要求安全第一。在拍摄沉船的现场，有30个救生员，他们都穿着配角的衣服，混在大众演员之中。所以虽然沉船拍摄现场很危险，却没淹死一个人。 挑战错误的信息 虽然拍电影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大众，但卡梅隆认为他有责任把历史真实搬上银幕。他查了很多资料，追求最完全的真实。但他自己研究资料发现关于“泰坦尼克号”的历史中有很多幻觉。例如很多幸存的乘客都清晰地描绘说船断成两节，但幸存的船上官员作证说船没有断裂成两段。卡梅隆潜到大西洋海底亲眼看到，“泰坦尼克号”的船身分成了两截，两断残骸相距六百米。所以他说∶“历史不仅是责任，也是挑战，同错误的信息、错误的看法和赤裸的谎言的挑战。” 卡梅隆对此解释说∶ 虽然我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的看法来解释“泰坦尼克号”，但我可以向读者和观众保证我们这种做法是认真的，经过仔细探讨的，而不是好莱坞式的漫不经心的错误。 我希望能没有任何歉意地告诉观众∶这是真的。这就是当年发生的事情，完全和这电影一模一样。如果你乘时间之船回到当年，站在甲板上，你会看到∶二副莱特勒在那儿，在第六号救生艇旁边；哈特利会正在领着乐队奏华尔兹；几步之外，在头等舱的入口处，舵手罗威正点燃第一只令人压抑的求救烟火┅┅ 在这些不可移动的历史事实之间，杰克和露丝艰难地挪动着。我让他们的罗曼史从船尾游到船首，通过每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让我们去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多数乘客都没有过的乐观和庄严。他俩拥有和历史人物船长史密斯、安德鲁斯、布朗等类似的个性，而这些人物又因为他们和这对年轻恋人的联系而更富人性。我们同杰克和露丝一起度过的每一个看来很简单的瞬间，都被那个令人心痛的真实提醒∶这条船和她上面的三分之二的乘客都正在死亡。 虽然我不知道影片会得到批评家和大众什麽样的反应，但我知道我的摄制组把心给了这条船。我们尝试了把“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传下去，带着我们的敬意、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人道情怀、我们的爱。 明天是不可预测的 一般电影导演一次看一个拍摄监视器，但卡梅隆像有三头六臂，一次同时看六台监视器。而且卡梅隆还喜欢自己亲自拍摄，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他的摄影师们站在那里看卡梅隆自己用手提摄影机拍摄，尤其是拍最后的沉船场面。 除了摄影，卡梅隆还亲自剪辑，并获得了剪辑的奥斯卡奖。他说，在剪辑科技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自己剪辑比指导别人做更快。 卡梅隆的确是比较少见的多才多艺。影片中那张露丝带着钻石项链的裸体素描是卡梅隆自己画的，但卡梅隆是用左手，而扮演杰克的里奥是用右手，虽然影片中有好几次手在画画的镜头，但观众看到的好像只是右手在画。 电影拍完了，卡梅隆保留了那张露丝的素描，不仅因为那是他自己画的，还因它体现了电影的主题∶爱情。他还保留了那个道具船驾驶室的舵盘，因为他知道握着一个正在沉的船是什麽滋味。 卡梅隆说，他从“泰坦尼克号”的故事里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所拥有的只是今天，明天是不可预测的。 好莱坞主导世界影坛 在美国电影主导世界影坛的今天，《泰坦尼克号》集中体现了近年来好莱坞电影的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高成本，大制作。《泰》片成本达两亿五千万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它足可制造33艘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巨轮。谈起中国近代史，很多人痛恨慈禧太后挪用建造海军的2400万两银子（合五千万美金）造了颐和园，导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今天《泰》片一部电影的投资就可再造五个颐和园。这样大的成本，不要说中国等亚洲国家，即使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无法项背，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电影观众收回这样巨大的成本。 美国电影所以敢这样大投资，是因为电影观众越来越多。虽然电影票价已近10美元，但电影观众一直增加。1980年好莱坞7个主要电影公司的影片制作成本平均每部为900万美元。1997年上升到3900万美元，翻了四番多。这种高成本和观众多的现像，构成了美国电影业的良性循环。 第二，高科技，大场面。曾在全球赚进九亿美元的《侏罗纪公园》，影片中的恐龙巨兽栩栩如生，令人如临其境。而电影《泰坦尼克号》使用的电脑技术制作是《侏》片的69倍。《泰》片的巨大道具船下面的液体平台由电脑控制，操纵液体流动，使“泰坦尼克号”道具船作出各种倾斜角度。美国近年来拍摄的与外星人作战的科幻影片，都得力于电脑合成技术。 第三，人道情怀，放射人性光芒。好莱坞近年拍出的《泰坦尼克号》，《阿甘正传》，《雨人》，《费城故事》和《辛德勒的名单》等，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真挚的男女之爱、兄弟之情、对弱者的援助、对受难者的拯救。好莱坞的编剧和导演能创造出这样的电影是因为心中有爱∶对人的爱，对世界的爱。所以有这样的爱心，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生长在一个提倡爱、尊重人、看重人的文化价值之中。好莱坞拍出的《狮子王》，全片都是动物，但其拟人化表现的爱使得它全球走红，收入达五亿多美元。好莱坞电影这项特点，必然使它主导世界影坛。 据统计，全球最卖座的100部电影，有90部是好莱坞拍的，总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美国电影走向了世界各地。《泰坦尼克号》电影是高成本、高科技的成就，更是高扬人道情怀的胜利。 《泰坦尼克号》电影结束时，露丝躺在家中的床上，旁边放着杰克在船上给她画的那张素描，安静地死去，带着她的爱、她的情、她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和永不磨灭的记忆。画面一转，是“泰坦尼克号”豪华巨轮重新跃出水面，里面的乘客簇拥着微笑着的杰克。露丝身穿美丽的礼纱，奔向前去与杰克拥抱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所有的乘客都鼓掌祝贺，露丝和杰克终于团聚在另一个世界。 跟随三小时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是观众的掌声和哭声。人们感激好莱坞拍出这样的经典作品，给20世纪人类影坛创造了一页永不沉没的震撼与辉煌。 2012-04-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权力交接中胡温的最大顾虑是什么？——2012 年中国政局分析（三）
薄督在重庆玩政治“蹦极跳“之后不久，“红二代”议政也渐成中国一大政治景观。这个群体的父辈之间恩怨纠结甚多，对中国未来政治出路的看法也并不相同。让他们坐到一起来的原因除了身份认同之外，还有以下几点：1、现阶段他们在利益集团中被边缘化；2、对目前的腐败高度不满，对中共统治有严重的危机感。在中国当局严厉控制言论与聚会的情况下，“红二代”能时常聚会批评时政，且不被当局扣上“阴谋颠覆政府”之类的罪名，国人谓之“讲真话的特权”。 所有这些，都给现政治局常委这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群体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第四、五代权力交接在即。但在专制政治中，前一代交班时最大的愿望是“平安下车”。这一“平安下车”，不仅指权力交接过程的“平安”，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本届领导的政绩不要被继任者否定；二是本届领导层子弟的敛财不要被清算。自古至今，中国的政治哲学中关于“谋国谋身”之说，几乎形成了一套完全的“理论体系”，最被认可的就是“谋国也须善于谋身”。明万历朝名宰相张居正善于谋国，但死后却被抄家毁坟，家人下场异常悲惨，被认为是善谋国不善谋身的典型，后世官场引以为戒。中共的政治险恶异常，官场普遍有此考虑，即使是做个市县级官员，在权力交接后都希望留下一些“自己人”，以免出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形成了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即可藉反腐为名打击对手帮派首领的羽翼，但一般不会波及子女。近20年以来，两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与陈良宇先后入狱，但身家过亿的太子党们至今都未被追究经济犯罪。因贪腐落马的官员，基本上出身平民，还有少数是贫寒农家的“苦孩子”。但这种格局能否长期维持？第四代领导层似乎并不是绝对放心。 中国的新老“太子党”之间有矛盾。英国《金融时报》 2010年3月29日那篇“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曾提到，以第三、四两代党与国家领导人子弟为主的新太子党“利用金融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也正因为第四代领导层看到了这种不满，任清华同方威视集团董事长之职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在为取得机场港口扫描设备合同，涉嫌行贿非洲纳米比亚政府事发之后，离开了商界，现为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兼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也在2010年离开了他创办的新天域公司（主业是私募基金），任职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相关属下单位 。第三代江、朱离任后，并未对子女做此安排，是因为他们深知胡温两位性格，对此可以放心。 第四代这种“谋国谋身”的考虑能否奏效，得看第五代政治局常委由哪些人担任。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是出了名的“黑打”，年轻时又有“文革”时期“叛父”的传闻，这种“强势”，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更何况自2011年开始，“老太子党”圈的边缘人物频发议论，公开批评第四代领导层无所作为，将国家“引导到错误方向”。第五代上台后要杀一批腐败分子立威，更是这个圈子的口头禅。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因素，决定了薄督不是一个让现领导层放心的人。 再看双方手里的牌。制度化资源的正当优势与非制度化资源的台底优势，在中共权力斗争中一直处于微妙的共生状态。现任中共政治局九常委再不济，其拥有的权力是名正言顺的制度资源。“太子党”身份这种非制度化资源，在江泽民时代，因元老大都健在，因而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胡锦涛时代，元老们相继谢世，政治影响已经虚化。在不发生兵变、政变等非常规权力斗争之时，制度化资源具有压倒性的正当性优势，这就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由来。 薄熙来以地方诸侯之身，想重塑意识形态并构建新模式，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破局”之举，这种“破局”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豪赌，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薄已经相当被动，其结局如何，既取决于胡锦涛等领导层的目的是什么，也得看薄督今后的应对。如果薄熙来手中并没有掌握可以翻盘的大牌（他的拥护者几乎都一致认为他手中有牌且不止一张），视其态度，其结局大致不外三种：张百发式，自愿退居二线，干点光拿钱不掌权的活，让中央放心；程维高式，因违纪而接受处分退休；陈希同式，先在秦城住上几年再保外就医。至于网络上那“绑上菜市口”的性命之忧，只是网友调侃罢了。 与前几代相比，“今上”算是一个不喜折腾、遇事留余地的主子，交班前夕，国事多难，天步维艰，“平安”第一。更何况薄督也算是“黄带子阿哥”，毕竟是“党内家务事”，闹到天崩地裂的程度，也很不值，更何况国内外还有那么多“心怀叵测”的“反华反共势力”，正等着看党的笑话呢。以前铁幕时代，毛泽东将林彪逼到了温都尔汗，可以张嘴说林彪如何坏，自己如何正义。现在网络时代，一切都是半透明，斗到最后，落个狗咬狗的恶评，也很不划算。 综上所述，中共这种明规则与潜规则犬牙交错、互为影响的权力交接方式，不仅成成为失败者的囚笼，还时时煎熬着斗争双方的身心。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2月1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2/china-politics-iii/）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中国比印度落後在哪里
最近，十亿人口的大国印度，完成了自1947年独立以来第15次全国大选，选出新的国会，新一届政府，标志著印度的民主不断走向成熟。 每到印度举行选举，就令人感慨，因为在全球二百个国家中，印度的很多条件，都和中国相似，也是超过十亿人口的大国，也是底子薄，人口多，但印度却选择了民主制度，独立至今的六十多年，一直实行民主选举，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次印度大选，全国参加投票的合格选民，就超过七亿人。 而中国，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整整六十年了，却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全国大选；至今十三亿中国人仍被剥夺了投票选举等政治权利。 ●印度文盲率比中国高九倍 但是在中国，政府总是强调，中国不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理由是中国是大国，人口多，教育水平低，农民多，底子薄，一旦选举，就可能动乱，破坏了中国目前这种发展经济、增加繁荣的机会。 即使我们不从天赋人权的角度来谈，仅从中国政府强调的这种现实层面，以印度做例子，中国政府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说大国人口多，就不能选举，那印度为什麽能？印度也是大国，人口都已经超过十亿了，和中国前些年的人口水平差不多。 对於人口多这个特点，印度的选举采取特殊的方式，不是全国十亿人一下子都在选，而是全国分成五个选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分别投票，最後再统一计票。所以印度的选举一般都要进行一个月左右。虽然印度有十亿人，但分成了五个区，等於一次选举和计票只是在两亿人左右的规模上进行，比美国的全国大选的人数（三亿人）还少。印度选举的这种分区/分段方式，行之有效，已进行多年。显然那些中国官方知识份子强调的人口多，只是藉口而已，因为人口多少问题，都有技术性的手段可以解决，尤其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时代。 至於说中国底子薄，教育水平低的理由，和印度相比，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印度的平均教育水平， 根本不比中国高。根据印度的统计数字，印度的文盲率现在是36％，而中国的成人文盲率，现在不到4％。印度的文盲率比中国高九倍，印度可以选举，中国为什麽就不可以？ ●中国人均收入是印度三倍 有些中国文人强调中国底子薄，还是第三世界，不能选举。且不说美洲的35个第三世界国家，除了共产古巴，其他全都实行了民选制度；还有非洲，也有一多半国家是多党制，即使还是和印度比，这个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先来看国家整体经济，中国自三十年前开放改革以来，经济发展已被国际瞩目，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外汇存底近年一直是全球第一，2008年更高达1兆9460亿美元，是第二名的日本（9801亿）的两倍以上。而印度的外汇存底，虽然居全球第五，但只是2432亿美元，是中国的八分之一。 另外更重要的是，看人均收入。2007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已经达到2360美元，是印度的近三倍。 无论从整体国家经济水平（GDP规模和外汇数量），还是人均收入，中国都大幅超过印度，但印度可以进行民主选举，中国为什麽就不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当时的人均收入才27美元；那个时候用这个理由不选举。到了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开放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是190美元，增加了7倍，还用这个理由不选举；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2400美元，比1978年时增加了20多倍，比1949年时增加了近100倍，比邻国印度的人均收入多了近三倍，还用这个理由不选举，那麽这个理由到底要持续多久？等到每个中国人都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吗？ ●印度为何热衷社会主义 现在为中共政权辩护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强调印度的经济不如中国，言外之意，还是专制的条件，可以达到社会稳定，可以带来经济发展。且不说印度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没有社会动乱，多次权力转移都是平和的，被国际社会和专家都视为具有“确定性”，即使只是从经济角度，印度的经济发展没有中国强劲，也根本不是因为实行民主制度带来的，而是印度知识精英长期反西方、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带来的。 印度作为民主国家，却热衷社会主义，至少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印度独立以後，掌权的尼赫鲁家族热衷社会主义。尼赫鲁是在世界知名的左派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的教育，得到了社会主义的灵感。尼赫鲁和他女儿英迪拉甘地，总共掌权了32年，一直推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二是被印度人视为“国父”的甘地，以反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著称，狂热於手工作坊和回归自然；这种原始部落主义，也相当影响印度精英的思想；三是多数印度人信奉印度教，其教义中的均贫富，反富倾向，以及与世无争等教条（堂堂大国，印度很少在奥运上拿到金牌），也导致印度知识份子喜爱唱道德高调，而缺乏理性和务实；最後，印度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更增强了印度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意识，有一种强烈的反西方情绪。这也是为什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印度却曾长期和共产苏联结盟，其思想和情绪基础就是反西方。仅从这几个方面就可看出，印度的经济发展和中国有距离，并不是因为民主制度，而是其他因素造成的。 从上述和印度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政权拒绝实行选举的所有理由都无法成立，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持续共产党一党专制，他们永远把持权力。权力集团这种思维并不奇怪，最不可思议的是有无数中国文化人也同样思维，并为共产党的继续执政提供各种理论依据。唯一的解释是，那些文化人其实已经和权力集团成为一体，所以才有在一个路子上的思维。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6月18日 2009-06-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中国政府投资这匹“辕马”又回来了
何清涟 就在外媒继续盯着中国房地产并当作中国经济荣枯的指标、纠结于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积极救房地产之时，两条容易被忽视的中国官方消息表明，中国通过政府投资这种举国体制，正在促使“新型工业化”。入世之后逐渐形成的政府、外资、民营三类资本多头投资体制，正逐渐向政府投资独大演变。换言之，中国政府投资这匹“辕马”又回来了。 政府投资为“新型工业化”输血 先分析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15日公布的数据： 2023年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41.94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1.58万亿元，同比下降0.5%。按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港澳台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1%，外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9%。内资企业含国有、民营两大部分，民营资本处于同比下降状态，也就是说，内资企业投资增长主要得益于国营企业投资。 国有企业投资增长的资金来自于哪里？就在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拜习会举办之前的11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政府投资基金激发新动能》一文，重点介绍了中国政府自近年设立政府投资基金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概况。 政府投资基金的运作方式如下：通过设立政府投资基金，财政资金以股权投资的形式支持科技创新，并利用母基金、子基金多级放大，以市场化手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累计设立2107只政府投资基金，目标规模约12.84万亿元，已认缴规模约6.51万亿元。 2023年，政府投资基金呈现“提级加速”趋势，多个地方组建百亿级、千亿级产业基金。该文列举了陕西西安、安徽、山东、浙江等地建立的重点产业链基金集群如何引导资金投向各种先进制造业项目：浙江2000亿元的“4+1”专项基金，主要投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消费与健康、绿色石化与新材料等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山东投资于制药。中国今年1-10月第二产业投资13.25万亿元，增长9.0%，主要得益于政府投资基金引导扶持的重点项目，其中太阳能电池、服务机器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62.8%、59.1%、34.5%。 中美经济竞争的重要层面：制造业 我曾在《中美先后想明白：实体经济不能丢》（RFA，2023.07.11）一文中引据《华尔街日报》7月10日发表的《西方再次认识到战争需要工业》，文中提到“美国总统拜登和北约领导人担心与俄罗斯或中国发生消耗战，将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重点讨论重建国防工业”，美国这种危机感来自于俄乌战争，10月发生的以巴战争当然会更加深美国这种危机感。 中国的危机感产生远比美国早。2015年，中国国务院推出《中国制造2025》，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定下方向，其实是利用“千人计划”参与者携科研成果与国内“合作”巧搭便车”，发展各种新型工业。但后来被美国川普政府盯上，指责《中国制造2025》为“集剽窃、偷盗、复制美国知识产权之大成”，并开展反间谍活动让“千人计划”夭折。中国格于形势在2019年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随后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终于形成目前第二产业的新布局。 对这类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当然不能指靠外资，更何况美国已经对美国在华投资类别设立了限制；也不能依赖重视短期效益的民营企业，只能依赖政府投资。从历史上看，中国政府对通过资源配置权影响并改变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驾轻就熟，我在此说的不是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产业政策。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对日本产业政策制度进行研究之后，认为可以借鉴形成一种新的更市场化的产业政策，替代传统计划模式。1988年，原国家计委成立了专门的产业政策司，负责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1989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就是中国当代产业政策的奠基之作。 相比较而言，利用政府投资引导本国产业转型，不是美国欧盟这类国家的长处，因为美欧国家是私人资本为主，政府最多是利用税收作为杠杆。利用贷款扶持某类企业，结果会导致银行倒闭，比如硅谷银行在贷款上奉行向“进步主义”产业倾斜导致银行破产就是一例。中国的银行是国有银行，坏帐引发的银行危机至少有两轮，均通过政府力量化解。 中国还需要外资吗？ 中国今年以来对外资的打压引发外资疑虑：中国还欢迎外资吗？这倒不是外资多心，而是中国对外资的矛盾态度引发：在政府高调欢迎外商投资的同时，不断打压外资企业，不少外企高管被传唤甚至“失踪”，引发在华外资企业的不安。这种不安当然会导致外资流失。据《华尔街日报》2023年11月8日文章《外国公司从中国撤走千亿美元利润》一文引用数据，截至9月底，外国企业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金额总计超过1,600亿美元。这种少见的情况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正减弱。 在这种不安中，11月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美国众多商界精英争相面见习近平，就是希望听到习近平的亲自表态，算作一种态度摸底。 那么，中国对外资的态度到底如何？应该说，中国欢迎外国制造业产业资本，但不欢迎信息咨询产业。世界制造业强国德国在俄乌战争后因能源供应变化发生“去工业化”过程，不少工业巨头增加对华投资，对这类制造业资本，中国表示欢迎。但信息咨询产业在中国被视为情报收集，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当中包含“信息安全”， 这点，美英媒体其实也清楚，这些被中国国安人员突袭搜查的外资咨询公司包括美国贝恩咨询（Bain & Company）、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以及咨询行业龙头老大凯盛融英（Capvision）的办事处。11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在《全球民调巨头盖洛普不堪政经环境恶化决定退出中国》一文中指出，美国的咨询公司现在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因为除了中国经济整体增速大为减缓外，国安机构对咨询公司的审查和监控也越来越严厉。中国国安当局认为，与外国公司分享数据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并对《反间谍法》作了进一步的增补修订，不仅号召全民抓间谍，而且将“所有有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和文章”都视为国家机密。# 但中国对产业资本与投资股市、债券的资本还是持欢迎态度。中国近日由金融机构定下50个房企的”白名单”，交由各个商业银行”认领”救助的房企，外界以为是政府要救房地产市场，其实多少有点误会。这一救助不是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房企欠下逾千亿美元外国私募基金的债务，华尔街投资界甚为担心，这种救助可以安抚外国投资者的担忧，增强他们在华投资的信心。 中国入世时承诺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含经济体制的市场化。针对中国政府对特定产业或企业的专项补贴，WTO希望中国能够逐步减少至合规。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主持了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投资体制早就形成了三大来源，除了政府投资之外，外资、民营资本日渐壮大，一度三分天下。经过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番“国进民退”的操作，如今又回到政府投资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举国体制”。在中美两国处于“合作伙伴”之时，美国国会经常提到中国政府补贴国企并希望中国政府改进，演化为全面竞争关系之后不再提及是因为知道提也无用。但无论如何，了解中国政府投资再度兴盛这一事实，有助于重构美中关系。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11月28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1282023093228.html）
何清涟2025-11-06 23:54👍 0💬 0中国有几十座“底特律”
近日，美国底特律申请破产的消息不仅成为美国的重头报导，还成为中国官媒的重要国际新闻。由于底特律被冠以“资源枯竭型城市”之名，中国的山西再度受到关注，媒体报道，山西省煤矿地下采空区高达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1/8。 \矿区沉陷的连环生态危机\ 山西这条新闻其实并不新，同样的数据早在三年前就出现过。新华社在2010年12月13日发布过类似新闻。按《瞭望新闻周刊》同年9月25日的文章，山西省的地下采空面积更大，约占该省总面积的1/7。该文引官方数据称，当时全国煤矿累计采空塌陷面积已超过7000平方公里，在重点煤矿，平均采空塌陷面积约占矿区含煤面积的1/10——如果以此为标准计算，全国的煤矿地下采空面积约为70000平方公里左右。这还不包括其他采矿引致的采空塌陷。 资源型城市（包括资源型地区）是中国对以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的总称。其实，仅就资源枯竭来说，中国的情况远比美国严重。第一，美国这种资源枯竭型城市不太多，底特律的衰落与其说是自然资源枯竭，不如说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底特律的汽车行业衰落所致。但中国截至2011年，共有资源枯竭型城市69座，占资源型城市总数118座的58%以上。第二，底特律的灾难主要来自于人口减少、失业严重，其自然生态环境并未遭到严重污染与破坏。这种城市的再生可能性比生态灾难型城市要大。而中国的资源型城市则面临连环生态危机。 山西省官方曾总结煤矿采空造成的生态灾害：首先，煤矸石大量堆积，环境污染加重。至2010年山西煤矸石堆积量已超10亿吨，且以每年5000万吨的速度增加。矸石中的有害成分通过径流、淋溶和大气飘尘，严重破坏了周围的土地、水域和大气。其次，水资源漏失量大，人畜饮水困难。采煤造成的水资源破坏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导致1678个村庄的80万人口、10万头大牲畜饮用水困难。 年排放矿井水5亿吨，全省受污染的河流长达3753公里，致使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临汾等城市水质含盐量较原先有不同程度升高。第三，水土流失面积大，植被破坏严重。采煤造成土地裂缝、土壤退化、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国内媒体对山西煤炭采空区做过调查，发现“300万人受灾，处处是鬼村”。 总体上来说，经济结构失衡，缺乏接续替代产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失业和贫困人口较多、维护社会稳定压力较大等，是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通病。中国发改委2008年对山西省资源损失进行过摸底调查，但估算的损失结果远小于实际损害。据山西省国土部门预估，至2015年，山西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770亿元；至2020年，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850亿元。我不知这估算的依据是什么，但我知道，即使投入850亿元十倍的钱，也无法让山西省的空气、水流与污染土地恢复到30年前的水平。 沉陷区生态灾难涉及大气、水和土壤三大方面，都与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有关，面临这种生态恐慌的省份不止山西，比山西境遇更糟糕的地方有不少已经列入资源型枯竭城市行列。“踩着有毒的泥土，呼吸着污染空气，喝的是污染水，吃的是污染粮食和蔬菜”，就是这些矿区沉陷区居民的生活写照。 \中国的环境灾难是人祸\ 改革30余年，中国一半以上的资源型城市面临枯竭，与其说是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在中国高能耗、低产出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当中，人的因素起了决定作用。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论述过中国政府与企业之间早就形成了一种污染共犯结构。这种共犯结构形成之后，首先导致法律失灵。中国环保法律、地方法规、部门法规虽然高达1800部左右，却无法约束政府官员与企业的行为；其次是审批制度失灵。地方政府官员考虑的只是GDP增量与政绩考核成绩单，完全忽视当地的环境将受到何种影响，环境评估形同虚设。第三则是企业的外部约束管制失灵。法律规定各地环保部门都要定时定点对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监测，如果发生污染，将处以罚款甚至关厂等处罚。但由于政府与企业在污染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犯结构，基层环保局干脆顺水推舟，成了吸附在污染企业身上的寄生机构。 以上是制度性因素，但我在本文中想重点论述一下人的因素。环境生态本身有共享性，尽管中国的食品特供决定了权贵们可以比平民享有更安全的食品，有钱人可以比穷人饮用更干净的水，但在空气质量上，中国人算是平等享有。中国官员与企业家难道不清楚环境共享这一基本道理？ 原因说穿了也简单，官员与企业家大都抱着“赚够钱就走”的心态。山西省官员们在煤矿吃干股是公开的秘密。当采空区大量出现后，当地官员们还借动迁大发难民财。据生活在矿区的人透露，矿区的官员、国企高管及银行系统中的实权人物早就通过各种渠道将子女送往国外。因为有了移民这条“退路”，他们一致认为发展比环保优先。数年前，山西省环保主管部门通过发放问卷和互联网问答的形式，做了一次全省范围的大型环保民意调查，调查总人数为9,411人，其中包括3,600名官员。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上，九成的市长、地方官员认为，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但经济发展应该优先。正是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山西省才会出现今天这种连环生态危机。不少山西省的煤老板大都以山西为赚钱基地，与当年晋商在全国各地赚钱回家大盖豪宅相反，今天的山西煤老板热衷于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沿海城市购房置产，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很有实力的购买者群体。 据新华社今年6月报道，中国为环境犯罪者引入死刑。这点是否能够震慑那些用各种方式破坏环境的官员与企业家？其实很难，环境灾难的追责有个漫长的责任评估过程，为肇事者留下很大的回旋空间。更何况，中国的精英群体大都抱着赚够钱就走的心态，早已未雨绸缪。更何况，目前世界上那些公共债务高企的国家，如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岛国和南欧的希腊、葡萄牙与塞浦路斯等正在修改移民政策。据移民律师说，“这些国家的政府瞄准的是那些焦虑的中国人——他们正寻求在本国发生动乱情况下的潜在家庭出逃方案以及资产保护”。 他人的痛苦并不能让自己有所收获。中国官媒莫要以为只有底特律踏上了地狱之旅。偌大的美国毕竟只有一座底特律，而中国已经有69座城市及地区赫然列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榜单，如今这名单还在加长，就连改革30多年来一直走在经济发展前列的广州与温州，如今也被媒体列入“十大资源枯竭走向衰亡的城市”。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8月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20130801/1717080.html；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8/chinas-detroit/）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中国“赌场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何清涟 中国股市牛熊翻覆，导致英文新词Casino Capitalism（赌场资本主义）问世，专门用来指称中国。在爱国主义救市曲中，7月4日21家证券公司召开会议决定联合托市，政府也宣布暂停新股上市，上周五申购新股全部作废。如此系列动作，可见党与政府下定决心，要拯拔股市于泥涂之中，让这只金鹅继续为国生金蛋。 我对这次将股市下跌归罪于“外国阴谋”之事比较感兴趣，无论如何，天朝上邦玩这种怪罪游戏总得有个由头，于是遍查信息，最后才发现，还真是有个由头，只是是否为“阴谋”则另当别论。 外资不听党的话，获利离场为哪般？ 要说中国政府操盘股市，那也真是历经十几轮牛熊沉浮，既了解本国股民秉性，也善用政策工具，尤其是2005年将金融股大盘砸向市场大获成功之后，操盘本领已臻炉火纯青之境。但操控国内只算是做家常小菜，中国政府的眼光早就盯住了世界游资，开通沪港通，目标就是吸引国际炒家入中国之股市，要在不久的将来，将中国股市做成世界第一，与美国比肩。而中国上市公司总市值现已达到10.05万亿美元，过去一年当中增长了6.7万亿美元。这一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日本股市总市值5万亿美元，离美国股市总市值25万亿美元还差那么一些。 要实现这一梦想，还需要走完关键一步，即美国MSCI将中国A股纳入MSCI（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指数）的新兴市场指数体系。这一指数于1987年推出，用来衡量全球新兴市场股市的整体表现，目前涵盖21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与中国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均列入其中，不如中国的智利、摩洛哥、秘鲁等也被列进榜中，独中国A股未曾列入。据估算，全球追踪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资金约有1.7万亿美元，假如中国A股能被纳入MSCI旗下指数，应可吸引4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在中国证管部门那个被放大N倍的水晶球里，只要吸引4000亿美元进场，那美景当真如画，国企脱困，金融机构坏帐消失，地方债务有如夏日骄阳下的雪山般消融，……。 这一切愿景，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这十多年以来，国企脱困靠股市，2005年建行、中行、工行等银行股有如航空母舰般庞大，驶向香港与A股市场，几乎是压倒性的，但中国股民硬托起了股市，让银行系统的数千亿坏帐消失，并让中国各大银行与外资战略投资者赚得高高兴兴，相信那些尝过甜头的外资银行，这次必然进来。 但这次中国证管部门却错估了形势。6月10日，MSCI再次拒绝将中国A股纳入MSCI明晟指标指数，让中国原来的期望落了空。西方投资者本来就对一场政策诱导的泡沫深感害怕，一些已经进入中国股市搏一把的外资套利离场。据基金研究公司（EPFR）统计，截止6月12日，新兴市场基金共流出93亿美元资金，创2008年来同期之最。其中71亿美元来自中国股票基金。 高盛为何成了外国投行“做空中国”的代表？ 6月12日以后，A股行情下跌，估计约有10万亿市值化为乌有。中国股市这头“政策牛”，终于被政策的主体部分杠杆套住，各种释放货币的杠杆最后都化作牛轭，套在了中国“股牛”的脖子上。这次的资金杠杆有多粗？据说场内场外有超过4万亿元的巨大资金杠杆。有人分析，A股市场总体杠杆率大于可流通总市值的10%，如果包括无法精确统计的地下融资盘的话估计可能高达20%以上。堪称全世界绝无仅有。 不过这一次被套住的可能不止散户。据《后市分析》一文分析，“公募私募，主力庄家，全部被闷，……配资融资、伞形杠杆，这一轮是属于必须牺牲的。不但还在里面，而且还完蛋了，尸骨无存。还有谁在外面？散户就不说了，跑进跑出，毫无影响……当前的股市，基本全军覆没，90%的资金都在里面，谁来解套里面的资金？” 凭多年股市观潮，对这篇文章的分析，我至少有七分相信。须知，今年政府插手股市力度非比往年，这不仅体现在政策扶持，更体现在股市下跌后政府的反应。历史上牛转熊十多轮，哪次都没见政府将此事提高到外部势力与股市反党集团内外勾结这一高度，将加持股市当作护持国脉。如果只是中小散户，或者私企加上少部分国企，当局不会这么着急。 只指责外部势力实在有点太虚，得有个具体的靶子。按照中国方面的逻辑，本应该痛骂MSCI才能一泄心头之恨，但思谋之下，中国还得让A股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标指数，开骂容易，但以后就难办了，于是美国高盛中枪，微博与国内网站上到处流传：“国泰是勾结高盛做空中国股市的代表，这次惨跌就是高盛、大摩策划，国泰是在国内的策应者。亏损的散户要向恶意做空的国泰、高盛索赔，同时远离国泰，转走在国泰的开户。把国泰的股票抛了买其他券商的股票”。为什么选择了高盛？经查，原来高盛早就在“做空中国”，《高盛赤裸做空中国的幕后》一文指出，早在2010年高盛就开始谋划做空中国，这一年就做空了好几次，比如11月份就发生两次，先是高盛发表一份唱空中国A股的报告，引发沪指162点的暴跌；稍后，高盛大笔减持工商银行股票，引发外资做空风潮，导致中国股市沪指在11月16日、17日连续暴跌，几乎中断中国A股反弹行情——这里我得指出，高盛在江泽民时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高盛顾问库恩撰写的《江泽民传》中文版发行了逾百万册，成为公费购买与官员必读之宝典。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 MSCI是否将某国纳入新兴市场指数体系，主要考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市场深度和市场流动性、当地政府的管制、已察觉的投资风险、对外国投资者的所有权限制和资本管制、投资界的广泛认同等因素。今年中国未被纳入，据说是因为未解决市场准入。 到此，可以得出结论，外资恶意做空中国纯粹是一种怪罪游戏。第一，沪港通于2014年11月正式开通，开通的目的是鼓励外资进场，这说明中国政府并不担心外资蓄谋多年的“做空阴谋”。第二，外资进来是为了赚钱，而不是来友情出演，帮衬中国股市成牛。股市从来就是多空激战之地，外资逐利而来，做多做空全凭投资经理对股市大势的判断。中国的国家队都没想做长期投资者，还能指望外国投资机构来做长期投资者帮衬？ 21家证券公司份属“国家队”，吃党的饭，这次在股市下跌之际，当然得听党的话托市，否则就没有明天，外国投资机构吃的不是党那口饭锅里的“赐食”，当然不用考虑为中国政府护持股市大盘。 那么，中国证监会是不是罪魁祸首？ 证监会成了风暴中心，备受各种指责。中国证监会确实放弃了监管责任，但是区区证监会没能耐让金融机构不断出台各种杠杆政策，也没能耐炮制外国阴谋论，更没能耐号召全民以爱国主义精神入市救国。这么惊天动地的大动作，并非区区证监会就能做主。不过，此轮股市如果不好收场，如果需要有人对此负责，证监会主席倒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是中共政治的替罪羊机制使然，现任肖主席不要为此想不通。 真正的罪魁，恐怕是政府那只时时刻刻未忘干预经济之手。因为这只手过去屡屡成功，中国政府一是过分高估自身操控经济的能力，以为可以用运动式的方法拉抬股市， 二是过分低估了外资的智商。认为我只要开盘并欢迎外商进场，资金就会源源流入，实体经济咱暂时玩不好，但在股市上却能翻手为云覆手雨，狠捞一把不是难事。三，现在可能高估了政府的号召力与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前一旦祭出爱国主义旗帜，玩起国际怪罪游戏，比如发动反美反日游行，总有不少爱国者赞助一把热情，因为那不花钱，有时还可以领点钱。如今可不一样，政府信用早就被腐败官员消耗殆尽，况且这爱国是要人民拿出真金白银，与赞助人头去游行可不一样，赞助之前必定会好好惦量惦量。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进入赌场资本主义阶段，剩下的问题是：世界股市（包括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赌场）都允许投资者（参赌者）自由进出。如果中国的股市开成了这样：进场拉抬行情欢迎，离场就成了“阴谋做空”，庄家还经常任意更改参赌规则，这种股市谁还敢进？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7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china-economy-20150705/2849767.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7👍 0💬 0三峡工程：“人定胜天”的狂妄 ——三峡工程的三本糊涂帐（2）
何清涟 前总理李鹏对三峡工程的评价（其实也是他的自我评价）是“功在当代利千秋”，但是三峡库区附近的“天象”却未能配合他的“自度曲”，不断示警。民众的亲身感受与部分专家对长江生态即将崩溃的预言，让国人生活笼罩于环境恐慌感中。 \长江流域生态急剧恶化\ 近年来，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生态的影响成为中国媒体反复讨论的话题，原因在于该工程修建后，中国境内气候恶化，如2006年夏季川渝大旱、2008年冬季南方大雪灾、2010年3月西南干旱等，因为出现频繁，人们有理由怀疑与三峡工程有关。2011年长江中下游多个省份持续干旱，天涯社区出现一篇题为《图解：三峡修建后对大范围地区气候的影响》的网文，引发了网友热议和焦虑：很多人都在问：“大旱是否真与三峡工程有关？” 认为有关的人列出自己的亲身感受，长江中下游的影响不仅在水面、陆地，更在天上，即三峡工程改变了库区周边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气候。他们的理论相似，即三峡大坝阻挡了气流的正常流动，或者三峡水库形成了低压，影响了正常的大气环流，继而改变了气候。但面对这些质疑声，中国气象局出面辟谣，说那是全球性气候变化引起了极端天气，灾害均与三峡无关。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早前曾表示，三峡工程对气候的影响不应被夸大。 面对专家们的解析，非专业的作者自然无法占辩论优势，旁观者也将信将疑。但是，由中国科学院、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从2006年起联合进行的一项“长江保护与发展”研究项目，却很清晰地展示了长江流域的生态危机，该项目的研究结果汇集成《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目前共发布2007、2009、2011三部，被称为“长江的体检报告”。 长江流域生态恶化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与过度修建水坝有关。几年前的统计数据称，长江流域共有水库4.57万座，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在2001年底已达2441座。后来由于“跑马圈水”，小型水电站遍地开花，国内媒体曾以“长江流域多座水电站未批先建 河床干涸污染严重”为题做过专题报道，指出小水库已经无法具体统计。 过度密集的水坝与电站以及污染导致河流生态环境急剧恶化。2004年，三峡库区支流库湾累计发生“水华”（指淡水水体藻类大量繁殖）6起。在某些河段还出现了江水回流，污染物滞留在水库里。2007年，湖北、重庆政府负责人均表示，三峡工程蓄水后支流水质恶化，部分出现“水华”现象，且发生范围、持续时间、发生频次明显增加。《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显示，长江水质呈整体恶化趋势，防洪减灾形势严峻。《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指出，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的影响尤其严重。 “长江三峡工程蓄水运行的累积影响倍受关注，水库运行，导致库区富营养化进程加快和支流、库湾藻类水华频发，清水下泄引起长江干流河道剧烈冲刷，坝下河道水文情势变化造成中游通江湖泊江 湖关系改变和湖泊水情与湿地生态明显调整，长江特有鱼类繁育和四大家鱼鱼类产卵场以及珍稀水生动物生存等受到严重影响。” 报告认为，三峡工程不可避免地改变库区干流及下游水文情势，并对库区与中下游沿岸生态环境、中游江湖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洞庭湖和鄱阳湖作为长江中游仅存的两个自然通江湖泊，因受三峡工程的严重影响，生态迅速恶化。 \地质灾害明显增加\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曾有不少文章指称与三峡大坝修建有关。尽管后来有专家出面解释说没有关系，但是，三峡工程修建后，库区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却是事实。 《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指出，三峡水库建成后，有可能诱发构造性和非构造性地震。对三峡水库而言，危害最大的是构造型地震，在第二库段仙女山断裂、九畹溪断裂、建始断裂北延和秭归盆地西缘一些小断层的交会部位，有可能诱发水库地震。自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几年间，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19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863处在移民迁建区。 《东方早报》（2011年5月31日）在“三峡大坝所在地地质灾害增多”这篇报道中，对秭归在三峡大坝修建前后的情况加以对比，指出，据秭归县志记载，历史上该县属于少震区，从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以来，秭归（原称归州）共发生地震46次，其中多数地震震级较小。但从三峡工程开始修建的2000年起，当地地震开始变得频繁，2000年5次、2001年2次、2002年2次。而在2003年三峡蓄水当年，秭归地震陡增至18次，而此后几年地震遗址发生频率较高，每年均有几次，2008年多达12次，最高震级4.1级。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5月28日）在“三峡蓄水后周边地震增多 灾害防治缺位”指出，与秭归毗邻的巴东县在三峡蓄水后，地震数量陡增。延续千余年的巴东县志对各种灾害，如失火、滑坡都详加记载。在截至1985年的1000多年记录中，仅1次地震记录。巴东县国土局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03年6月三峡135米蓄水后，巴东库区频繁发生微震活动，自2003年6月至2011年5月，巴东发生3级以下地震1400多次。 这些报道未谈及地震对民众造成的具体灾害有多大，但以中国现有的防震能力与建筑水平，可以想象这些数字后面隐藏的民众痛苦与财产损失，以及让他们深感无奈的环境恐慌感。 \三峡工程体现了“人定胜天”自然观的狂妄\*** 极权统治与威权统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极权统治者将自己看作能够支配人间、自然界，凌驾于宗教之上的全能者（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威权统治则主要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治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人定胜天”、“战天斗地”这类标语在中国城乡遍地张挂。因为要享受“与天奋斗”的无穷乐趣，科学不免沦为政治的婢女，号称“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的潘家铮先生就是这样的实例：在科学与政治之间，他最后总是选择政治，但科学良知又使他深感不安。潘先生曾列出水坝的20大罪状，认为不宜修建；但后来又认为水坝有害论是西方借以“限制穷国的发展，以免对他们造成威胁”，中国不能上当；他曾担心过修建三峡工程可能面临“爆发核战争”带来的灾害，对“景观被淹、古迹被毁”、“珍稀物种灭绝”、“环境恶化”、“地震、滑坡、水库淤积、航道堵塞”等也表示“忧心忡忡”，一度是三峡工程的反对者。但“经过思想转变”后，又成为力挺三峡工程的主将，而且听不得批评三峡工程的声音。问题是，作为一位资深水利专家，不断地向政治低头，毕竟成为潘先生无法摆脱的精神负担，他在《三峡梦》中写过自己曾做过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国际生态环境法庭”上受审，被判“开除人籍，永堕魔道，发往阴司地狱，去受凌迟之苦”。 期望中共现阶段对三峡工程之危害认真反思，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的生态影响只会是笔糊涂帐。但人可以装糊涂，自然界却不会让人类糊涂了，总会以各种方式向人类进行报复。三峡大坝将以其存在作为这个荒谬时代“人定胜天”自然观 的见证，长久倾听中国人那“还我河山”的痛楚呼喊。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4月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409/188931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星期专论∶哈维尔是台湾政治家的榜样
作为一个通过和平演变而转型为民主国家的台湾，她不仅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儒家文化背景的人民走民主之路的样板。但无法不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2000年还是200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都有乱相尾随，都是落选者不承认选举结果，煽动民众街头抗争，给建立在宪政法治基础之上的选举带来了污点。导致这种不尊重选举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台湾政坛的某些重要角色不仅不绅士、不君子、不具个人修养和政治家的风范，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水准上与真正的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有相当的距离。 什麽样的政治家更能够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就代表著一种标准，或者说是给台湾政治家们提供的一个近在眼前的样板。 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中，捷克实在是个小国，面积不到八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人口不到台湾的一半（1030万）。但捷克却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不仅因为她有反抗苏联入侵的「布拉格之春」的历史，更在於它有两个具世界级声望的知识份子：哈维尔和昆德拉。两人都以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知和坚定反抗而闻名。这其中，哈维尔以首先提出「生活在真实中」而对所有曾被独裁专制洗脑的国家的人民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 早在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强人邓小平复出，很多中国知识份子都争相歌颂新的独裁者之际，哈维尔发表了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一文，指出共产国家是「一个充满假像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因此哈维尔组织「七七宪章」的反抗团体，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之中」。 今天台湾的政治家们最需要的品德是「生活在真实中」，认清「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和其宪法内容在台湾的虚假，正视台湾四百年的真实历史，直面台湾半个多世纪事实独立的现实，接受多数台湾人民渴望走向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的真实心声。这两次大选绿色都获胜，既不是由於民进党会竞选，更不是谁玩了技巧，而是泛绿阵营呼应了人民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什麽也比不过真实的力量！ 除了极力推崇「生活在真实中」之外，哈维尔的可贵之处还在於，他不是为了个人权力而从事政治。在反抗共产统治时，他只是秉持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从道德层面进行反抗。他最後出任了捷克的首届民选总统，是人民的选择和信任，他毅然承担了责任；而不是朝思暮想、一直做「总统梦」的结果。《纽约时报》曾评论说，哈维尔做总统，是为领导捷克渡过後共产时期而做出的「个人牺牲」。 哈维尔获得政治权力之後，仍然坚持知识份子的道义原则；而没有像南非总统曼德拉那样，立刻成为毫无道义原则的政客，马上和民主的台湾断交，和中共建交，然後去拥抱卡扎菲等独裁者。在台湾遭中共打压，在国际外交上步履艰难之际，哈维尔是第一个在他的总统官邸正式接待当时的台湾副总统连战的欧洲国家元首。 在达赖喇嘛到西方国家寻求支持，呼应帮助被殖民奴役的西藏人民时，那些孱弱的西方领导人畏於中共压力而不敢公开接见。又是哈维尔第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接待达赖喇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译本《一中帝国大梦》的作者谭若思（Ross Terrill）曾撰文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布拉格接待达赖喇嘛，并在两天的访问中全程陪同；哈佛大学举行六四屠杀十周年悼念活动，哈维尔也写了一封辞情并茂的信，以示支持。」无论在面对台湾还是西藏问题的时候，哈维尔都站在了远高於一般政客的、更富人道情怀的角度。 这位经历过共产专制的知识份子政治家，出於对邪恶的深刻了解，在面对人类正义与罪恶的重大抉择中，一直都坚持道义原则，从不「玩政治」。在南斯拉夫对科索沃实行种族清洗时，哈维尔强烈主张和支持美国军事干预；并呼吁北约东扩，他的名言是，把北约扩大到俄国的边境。正是哈维尔的力争，捷克和波兰、匈牙利一起，在1999年首批加入了北约。 在美国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上，欧洲有分歧，法德俄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哈维尔再次挺身而出，强烈主张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正是在哈维尔的呼吁下，欧洲九国连署了支持美国的声明，随後东欧十国也发表宣言支持美国对伊动武。和共产专制斗争了一生的哈维尔，非常清晰地明白：善良的愿望解决不了邪恶，必须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来回应他们。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问题上，哈维尔更在世界领袖中树立了一个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典范。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成两个国家，或者说，斯洛伐克独立了出去。斯洛伐克有540万人口，是捷克人口的一半；土地面积是捷克的60％，可见这是多大一块土地，多大一个群体分离出去。但在这个独立过程中，没有发生捷克以大压小，更没有军事威胁和武力镇压等等，而是充分尊重了斯洛伐克人民的选择权利。在人类近代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和平分离并不多见，它很大程度在於，哈维尔是当时捷克的总统，他把人民的福祉、人民的选择权利视为最高的原则。 在哈维尔卸任总统那天，《纽约时报》专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哈维尔给我们留下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品质很重要这种感觉。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然发出诚实的声音，在人们期待的时刻，展示了个人的道德权威。无论是捷克，还是余下的世界，都因有了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如果台湾的领导人能够视哈维尔为楷模，达到哈维尔的境界，那台湾就会更美好。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11月21日） 2004-1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3👍 0💬 0捆绑中国人的四条绳索——纪念六四
六四事件，至今已20多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中东、北非相继发生民主变革的今天，中共不仅在政治改革上纹丝不动，反而更加严酷地镇压异议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短期内发生革命、推翻独裁政权的前景似不够明朗。 难道中国人不如突尼斯人，不如埃及人，不如正浴血奋战争取自由的利比亚人、也门人、叙利亚人？难道中国人真的是“东亚病夫”，难道中国要成为全世界最後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 中国确实有“独特的国情”，概括起来说，起码有四个原因，导致中共仍然存在∶ 第一，共产党用经济发展收买人心。 六四屠杀後，当时掌权的邓小平没有倒退回毛时代，而是继续经济开放，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住共产党的权力。邓小平们是把经济作为“保权”的手段。在这种思路下，共产党开放经济，用他们的说法是“松绑”，结果中国人爆发出巨大的经济潜能；再加上过去实在太穷了，一旦有了机会，人人要发财致富，於是中国出现经济持续发展。共产党利用这一点，用“经济实惠换取人们的沉默”。 第二，共产党的强大宣传。 它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说成是共产党带来的，有意把中共混同於中国（中共代表中国），强化宣传中国强大、中共伟大；利用它六十多年来灌输给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人们认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二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利用中国人对“乱”的恐惧，而强调共产党的唯一性和领导地位。这种“怕乱”宣传深入人心，导致中国人对变化心存恐惧，而忍受当局的高压式稳定，而忘记了，恰恰是共产党使中国“乱”了六十多年！ 第三，共产党的高压政策。 对任何敢於挑战极权统治的人，严酷镇压。邓小平当年就总结出，要把不同声音“消灭在萌芽状态”，现在胡锦涛们不仅这样做，还发展到用黑社会、黑帮、黑头套等流氓手段，制造恐怖。已经不是杀一儆百，而是杀一抓百，全面镇压。北非中东等国家虽也是独裁统治，但都没有像中共这样，把镇压和控制发展到艺术程度，共产党的统治是最细腻、最残忍、最恐怖的。 第四，民运领袖、异议人士的误导。 面对如此暴政，一些民运名人却强调跟共产党“良性互动”，“我们没有敌人”，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等等。这些高调的背後，有认识上的局限和糊涂，期待和寻找“善良的狼”；更有明知道共产党是怎麽回事，但硬要唱这种“高调”，因为唱高调不仅更安全（不用直接跟共产党对抗），又能获得道德高地，显得跟世界（左派）接轨。这不都接出来“诺贝尔和平奖”了嘛！ 那麽中国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当然有！首先，就应该冲破上述这四条捆绑中国人奔向自由的思想绳索。思想永远是行动的前提。要传播以下这四个常识∶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绝不是共产党带来的。 因为仅仅是“松绑”，中国人就爆发出如此这般的经济能力，如果全部松开，或根本不绑呢？中共统治六十年，中国人被完全绑了前三十年，後三十年解开了几扣而已，但还在被绑著，人们凭什麽还要感谢这样的共产党？ 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早就会经济发展。看看香港、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早就经济腾飞。而海外华侨，多数都比当地人更富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有天生的生意细胞”。华人在经商方面，和犹太人接近，走遍世界都能发财致富，这跟悠久的文化历史有关。所以，中国人今天比以前富有了，根本不是，完全不是共产党带来的，是流淌在自己血液里的勤劳智慧而爆发出的能量。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沿著三、四十年代经济发展的路走下来，早就是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富有的国家了。今天如果没有共产政权的层层垄断控制，有了健全的制衡制度，每一个普通民众都会远比今天更富有。 第二，中共不等於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因为它从未通过民选获得统治合法性。 官方强调，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唯一的政党力量，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但是，首先，这个“唯一”是靠用暴力摧毁了“第二、第三”等得到的。显见的例子是，没有了共产党这个“唯一”，苏联、东欧等所有结束了共产统治的国家怎麽一个都没有乱？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强调过，即使从技术手段，中国也跟苏联等一样，共产党被结束後，现有的行政体系，像省长、市长、县长、镇长等等，完全可以维持国家运作，直到产生新的执政党、新的政府。而共产党被结束後，一个晚上中国就会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政党。那种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的逻辑，就是没有暴君中国就会大乱的逻辑，就是中国人只配做奴隶的逻辑！ 第三，面对高压，人们要持续不断地坚持反抗。 必须有星星之火，才有可能一夜之间燎原，结束暴政。因为共产党就是要杀一儆百，制造“恐惧”效应。专制是靠恐惧维持的，只要人们不再恐惧，专制就垮了。古希腊哲学家在五世纪就说过∶“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古今中外，哪个地方的人民获得自由，都是走的这条路。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的渴望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中国人绝不例外！ 第四，打败中共之前要先战胜“无敌论”。 在过去这几十年里，在异议人士中，一直都是支持党内改革派、温和派、要和共产党“良性互动”者占上风。不仅因为他们占据道德高地，还因为他们占有民运资源，包括杂志、前官方地位、或名人效应等等，因此主导话语权。由这些反专制人士，加上自由派知识份子来强调“体制内”“温和”“无敌”“非暴力”等，其潜移默化促使人们忍耐共产党统治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在表面上和主观上，他们是反抗极权统治的力量，但在客观上，他们是帮助了共产专制的继续统治。所以说∶这种民运、异议人士的误导，事实上比普通百姓的胆怯、沉默更坏事！ 这股知识份子主导的“反对派”力量，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在普通民众的心声没有管道爆发的时代，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人们从根本上突破“要依赖当权者”的思维模式。 但今天，从技术层面，网路一举打破了民运名人、理论家、所谓的知识份子们因掌控资源而掌控话语权的状态。虽说自由的渴望在每个人心中，但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就可能导致一代、几代人被暴政压死。所以说，今天，互联网的出现，使靠谎言统治的专制底座，一夜之间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东忽然发生多米诺骨牌变化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这个人类共用的伟大科技，同样将帮助中国人冲出上述捆绑他们思想的四条绳索，中国不会持续“特殊”，中国的契机就会到来。还是那句话，思想是行动的前提。 今天这个信息流通的时代，就是举起推翻中共的旗帜、吹响冲锋号的时代！只要有持续不断的、嘹亮的冲锋号，就一定有前赴後继的勇敢者，最终推到中国专制独裁的万里长城！ 2011年6月3日於美国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3-06-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