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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八：瑞典这次看走了眼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经常带有政治色彩，这并不是新闻，而且那种高举道义责任旗帜的做法也得到了世界多数作家们共识的，因为绝大多数作家都对人类的苦难充满同情，对反抗专制的同行表示赞赏；同时对人性的关怀是也绝大多数作家所追求的。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仍然是继承这个传统，同时有照顾第三世界、少数族裔或女性作家等的倾向，例如奖励了两位写反抗种族歧视的英语作家：南非女作家纳蒂．戈迪默和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 同样是基于这种精神，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和德国的格拉斯。他们两位都是极为入世的作家，不仅他们的作品坚决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强烈呼吁人类的道义责任，而且作者本人也不回避对政治活动的直接参与和议论（虽然格拉斯和大江的很多左派观点是非常荒唐的）。 我并不非议诺贝尔奖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和道义原则，如果说这种做法带有政治色彩，那也是正常的，因为许多文学作品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人们不能因为作品带有政治色彩就否认其文学价值。但同时我更认为文学奖首先必须把文学作品的质量作为评奖标准。如果作家的文学作品质量不高，那么无论他有多么高的道义原则和人道精神，都不应在文学奖的评选范畴，他可以去得诺贝尔和平奖，例如美国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他的反纳粹行动和作品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不是文学奖。 我同时更坚决反对为了照顾第三世界或少数族裔作家按配额给奖的做法，因为这不仅降低水准，损害诺贝尔奖的形象，更误导读者把获奖的二、三流作品当一流杰作认真研读。而且，那种不把诺贝尔奖给真正优秀的作家，却去做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施舍，把奖金往各个国家分撒一点的做法，不仅根本不能提高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地位，反而让西方文学界更因这种照顾而反感。 对作品达到同样文学水准的作家，当然我赞同首先奖励受专制、种族以及各种人为压迫的作家，因为毫无疑问，在专制压迫下写作，无论在物质和精神条件方面都远无法和在自由世界的相比，他们需要付出加倍、几倍的努力和艰辛，有时还要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巨大代价。 正是基于对诺贝尔奖这种人道精神的理解，我曾撰文批评中国大陆的作家群体缺乏道义责任，对六四屠杀这么严重的暴行都沉默，起码缺乏人道情怀，这大概是中国作家和诺贝尔奖无缘的因素之一。 这次诺贝尔奖给高行健，除了他们就想要给一个中国作家这个因素以外，同样有这种道义精神的因素（无论他们是否承认），这点从选择他（被中共排斥的流亡作家）到颁奖词中对他的评价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高行健自己也在获奖致词中说这次奖是“给了不回避人类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的独立不移的文学”。 而诺贝尔奖委员会所没有料到的是，这次他们恰恰选错了人，无论是从文学角度（我已另文评述）还是从政治角度。因为如果鼓励“不回避人类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的文学，就不会鼓励“逃避责任”的文学，它们是矛盾的。 从高行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主人公就是要逃避两种责任：第一是道义责任，第二是个人责任。首先，主人公不断宣称，绝不要拯救全人类，个人能力极为渺小，千万不要给我背上那么伟大的责任，我只要自己逃跑。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女人的裤裆里，逃到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性爱”中。即使逃进这种性爱中，他又要躲避第二个责任，那就是个人责任，作为男人对那个或那些女人的责任。他对女人的全部态度就是“用”，用完赶快逃，什么责任也不要。如果他对一堆女人的责任负不起，起码得对一个女人负责任吧？不不，一个责任也不要，任何责任都不要负。 当然，任何责任都是沉重的，所谓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人类的责任，爱情的责任。人们在渴望负责任的同时又感到责任之沉重而背负不动，这正是人类历来，也将永远继续下去的一种挣扎，如同灵与肉的挣扎。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正因为有了这些挣扎，才在精神上更区别于其它动物；而知识份子又由于对这些挣扎的感觉更强烈，才又把自己从大众中区分出来。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描写这些挣扎。而高行健自传体作品的男主人公则一丝一毫内心的搏斗也没有，他轻松极了，需要努力的只是怎么才能“用”完赶快逃掉。 经过共产国家那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洗脑之后，对那种虚假的为他人利益而活着的宣称深恶痛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走向另一种绝对自私的极端则是一种最浅薄的表现，今天无数的中国人不都做了这样的选择吗？高行健这种选择哪里是在“创新”？ 美国《时代》周刊去年12月11日那期登了一小条关于“什么是你的梦想”的民意调查，其中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的男性说他们的梦想是“帮助人类”。在美国，没人需要用虚伪的回答来表示自己“高尚”，因为这种民调都是无记名的。这说明绝对压倒多数的男性是渴望为人类做点什么的，这个“帮助人类”就是为人类负一点责任的精神。连普通的美国男性们都有这么强的责任意识，而声称关注“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语作家，却在他的获奖作品中肯定“逃避一切责任”的价值，那么即使不从文学角度（我另文评述），仅仅从道义角度来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这次是不是看走了眼？ （原载多维） 2001-01-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缅甸民主化道路对中国的启迪（一）
何清涟 2013年3月31日，来自中国与缅甸的两条新闻让人感慨万千，一条是“中共中央禁止媒体发表反马列毛言论”，为中国媒体定出了今后的五点宣传基调；另一条是“缅甸放松报禁，准许私人办报”。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长达33年，缅甸的民主化历程正式开始不过两年时间，不少网友感叹：后起的缅甸在民主化道路上已经赶超中国了。 网友这一感叹其实有两个误判：一是将中国经济改革与缅甸民主化看作同一车道上先后出发的两辆车，其实，这两辆车从一开始就不在一条轨道上，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目标地都很不一样。二是中国网友忽略了缅甸人民为争取民主化而艰苦斗争的漫长历史，以及民主诉求贯穿这一斗争的始终。 缅甸“8888民主运动”播下民主种子 自1988年至2011年，缅甸人民一共发动了两轮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第一轮号称“8888民主运动”，因开始于1988年8月8日而得名；第二轮是2007年8月间开始的“番红花革命”。与中国民主运动之间缺乏精神传承不同，缅甸的两轮民主化运动有极强的多层次传承关系。运动的参加者及研究者都公认，“8888民主运动”为缅甸民主化从三方面奠定了基础： 第一，产生了民主运动的魅力型领袖。昂山素季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干使缅甸民主运动的国内国际影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缅甸军政府构成了巨大挑战。 第二，昂山素季亲手创建的“全民民主联盟“ 很快发展成缅甸最大的反对党， 并在1990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虽然军政府在该次选举后不肯交出政权，但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缅甸人民。 第三，“8888运动”使民主自由价值观在缅甸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涵育了缅甸人民的权利意识。 民主运动前，民众只是对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深感不满，但对民主自由价值理念及其对人的生存意义并不了解。 昂山素季在传播民主理念时，特别就政治与人的关系向民众做了通俗易懂的阐述，使之深入人心。此后，青年学生为了动员民众，深入城镇和乡村，让民众明白经济落后、腐败横行等各种社会问题根源于专制政治，此后，缅甸民主运动的方向从未偏离消灭独裁专制这一方向。 可以说，“8888民主运动”为缅甸民主化运动建构了三个基础条件：众望所归的领袖、成熟的组织、具有信念追求的各级组织者与参与者。 缅甸军政府在人民压力下的改良 “8888民主运动”虽然被残酷镇压下去了，但缅甸军政府的核心领导层已意识到坚持军人专制没有出路，因此被迫做了一些改变：首先是解除了在8888起义期间颁布的戒严令，开始与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各政党及社会各界人士对话。与此同时，军政府通过它所支持的“联邦巩固发展协会”（后改为“联邦巩固发展党”）来扩大与基层民众的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从1997年起，“巩发会”经常召开群众大会，从公务员和中学生中大量吸收成员。到1998年，该协会成员多达1100万，成为缅甸最大的政党。 2003年8月，缅甸军政府宣布了旨在实现民族和解、推动民主进程的七点民主路线图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恢复举行国民大会、启动制宪程序和举行民主选举，把国家权力转交给民选政府。 在这个过程中，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从不同的方向给了缅甸军政府以巨大压力，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2007年8月15日开始，缅甸发生了一场举世闻名的反军政府示威，起因是缅甸政府取消燃油补贴，导致燃料突然涨价数倍，公共汽车收费也上涨100%。饱受物价上涨之苦的缅甸民众开始举行示威，要求民生物资价格合理化，学生与反对派政治人物趁机参与并主导示威活动，逐渐加入“与军事执政团进行对话”以及“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等诉求。自9月18日开始，约数千名佛教僧侣参加示威游行。 一些新闻媒体将此次示威活与世界各国的颜色革命相提并论，称为“番红花革命”（僧袍颜色），亦称“第二次缅甸民主运动”。 2007年“番红花革命”依然被军政府镇压下去，但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缅甸当局不敢像1988年那次肆无忌惮地对民众实施屠杀。在镇压的同时，军政府开始立宪改革：9月3日制宪国民大会确定制宪的基本原则，10月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12月起草工作正式启动，2008年5月举行新宪法草案全民公决。 值得一提的是，反对派从未因为缅甸军政府这些筹备工作而放弃自己的诉求（即消灭独裁专制），并因此做出原则性的妥协；当然也更不会为缅甸军政府从未做过的事情鼓掌（这两点恰好都是中国知识界及某些有影响的“异议”人士经常做的事情）。2010年11月7日缅甸举行多党选举之时，不少反对党还都嗤之以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自由联盟就以选举不具合法性为由而拒绝参加。这次大选之后，有“干净先生”之称的吴登盛当选总统，军政府将权力移交民主政府（评论称之为“政府脱军装”）。以后，吴登盛频繁发力，推进缅甸民主化，并主动向美国等示好表示民主化决心。至此，西方世界及缅甸反对派才敢相信：缅甸人民流血奋斗了20余年的民主化进程终于开始。 至此，可以对缅甸民主化进程做一简单总结：20余年的民主化进程当中，前赴者的牺牲为后继者积累了各种资源，如领袖、组织等各种社会运动必不可少的要素；社会各界（包括宗教界）都将推动民主当作自己的职责；学生对市民与乡村的启蒙；国际社会的共同制裁；军政府在压力下的让步与释放的和解诚意；一位深明时势、行止“干净”的戈尔巴乔夫式政治人物。 接下来我将分析中国自1989年之后的20多年内，是否积聚了缅甸民主化的类似要素。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4月3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4/china-burma/）
何清涟2025-11-07 05:03👍 0💬 0桑兰成了“垃圾股”
桑兰的跨国索赔案，现已完全成了丑剧和笑料。网上对她是一面倒的批评、痛斥，甚至嘲骂。国内媒体已不再报导，海外华媒也不再“桑云亦云”，而是发出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来到美国才三十多天的桑兰，已成了众矢之的、孤家寡人。 我就桑兰案已写了十多篇文章，现大致总结一下，桑兰为什麽会走到这种罕见的千夫所指的地步（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一面倒）。在第一篇“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中我就断定∶“桑兰案不仅打不赢，还会赔进她的形象∶一个原来令人同情的伤残女孩，变成贪婪、不择手段、恩将仇报的丑妇。” 这个预测不幸言中。桑兰从打索赔案至今才短短三个月，她已经把13年前靠美国媒体捧起来的形象、13年来无数人帮她打造的形象，都摔得粉碎。如果说上次她摔在纽约，毁了自己下半身；这次打炒作官司，则是毁掉自己下半生。“桑兰”这两个字，已跟谎言、敲诈、贪婪、恶毒等连在一起。南京有个徐老太，北京则有个桑兰。网上已有人提出警示句∶做人不能太桑兰。 桑兰从火箭般升起，到暴跌成“垃圾股”，当然是有清晰的原因。它跟中国的体育制度，一夜成名的爆发心态，拜金主义的社会环境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两个因素是∶ 第一，缺乏学校教育和家教。桑兰从5岁练体操，到17岁摔伤，一直接受中国那种封闭式的官方训练，几乎与外界隔绝。这个期间，本应是一个孩子上小学、初中、高中的心智成长阶段，但桑兰不同，她要在封闭的环境中接受严酷的训练。这使我想起曾看过的一部电影（Rocky IV），描写美国拳击手（史泰龙主演）和苏联选手对决。那个苏联拳击手受到机器人般的严格训练，最後也几乎成了机器人，毫无个性，也没有人性。 桑兰当年在那种官方训练中心，跟那个苏联选手大同小异。所以在17岁摔残前，桑兰就已不是正常的孩子，在心灵和人性成长上，（回头来看）已经“畸形”。 一般人的成长，除了学校教育，就是家教。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无论是耳濡目染，还是耳提面命，都影响深远。中国自古就有孟母教子、岳母刺字等。当然还有父亲的榜样作用等等。但桑兰的这一切都被“剥夺”了，她在体操队封闭训练，父母几个月才能见到一面，无法得到其他孩子们那种“家教”。所以到17岁摔伤，桑兰在人文教育、人性程度、心灵成长都方面，都处於低级阶段。她基本上是个只知道“拿到好成绩”的小机器人而已。 第二个，一夜出名对心灵的扭曲。那些从中国宫廷式体育训练出来的人，多数都缺乏学校教育和家教。但为什麽他们没变成桑兰？因为他们没有一夜爆得大名。桑兰摔在美国，摔在全球媒体最强势的国家，於是一个几乎默默无闻的二线运动员，突然之间成为全美国、全中国的“名人”。 今天中国的任何运动员，即使拿过十块奥运金牌，都得不到桑兰这般的媒体重视。中国的姚明，美国的乔丹，无论哪位巨星，也都没获过桑兰得到的那份殊荣。一个不见经传的机器人女孩，突然被美国人“升空”。结果“好事变坏事”。 越不是通过自己艰辛努力得来的大名，就越无法承受其“重”。於是桑兰就在意外得来的“盛名”之下，被压出了“心理疾病”。今天桑兰的一路恶行，基本是三个病症的“综合发作”。 第一个是“夸大妄想”。 桑兰突然爆得“大名”，明摆著只是人们对一个可怜女孩的同情，因为这触动了人类最敏感的神经。但它却促桑兰产生了“名人心态”，而且在摔伤後不久就开始了。例如她回忆在美国过第一个生日，多少名流来看她，她不断“接见”，累得要回屋休息一会，再出来“握手”。什麽客人车辆太多了，当地警察都得帮忙。什麽巨型生日蛋糕，专门厨师做的。这里没有她感动的细节，或具体的温情，或从名人们那里得到什麽人生的启迪，全部的回忆，都是她重要，她有名，她被众星拱月。 她自视越来越高，居然抱怨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没去医院看她，CNN总裁特纳没给她寄慰问信。本来是她摔瘫，别人是同情，可她把同情看成她的成就，自视名人，人们都得去拜她。不拜她就抱怨。病态居然从那时就开始了。08年那次来美国，她还想举办演唱音乐会（最後没如愿，可能也是对监护人夫妇的底火之一），她以为全美国都还记得桑兰，都在等待桑兰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瞬间。 这次更孤家寡人，更没人来拜，於是她就自己摆谱，自作名人状。例如最近去“看望”一个被枪击的华裔青年，还当场给那个越南华裔赠送中国国旗服。这种神经错乱举动，用俨然一副使馆官员的姿态做出。她既不管那个青年有聚众滋事的可能帮派背景，更不顾这根本不是新闻，而是她来美国之前就发生的。总之，她要利用（现在是自创）各种机会，摆出“名人”架势。在她家里，大概这套玩得通，所以她丈夫黄健开口闭口“我们家明星”。 自视名人，就会耍大牌。於是有了“飞机门、保姆门”等等。她拒绝航空公司推来的轮椅，坚持要坐自己尚在货舱中的轮椅，导致飞机晚点2小时。她对保姆不满发怒，居然在 晨四点要保姆“滚出去”（那个钟点还没公共汽车）。保姆在电视上哭诉∶“她规定我，你和狗都接自来水吃，自己要煮开的就去烧，别吃我的桶装水，把我当狗一样，大部分情况还没有狗的待遇┅┅” 据网上的报导和博客文章，即使对自己的母亲，桑兰也训斥、苛责，她的母亲曾痛苦得撞墙寻死。中国一胎化产生了许多“小皇帝”，而桑兰不仅是独生女，还因摔伤而赢得了更广范围的同情，於是她就拿自己当“小慈禧”，比小皇帝的骄横还高一个等级。 随著时间的推移，光环弱了，来拜的人少了，她就要“捉事”（东北话∶制造事端），就像孩子在地上打滚，要引起大人们注意。她要媒体报导，要镁光灯，要 attention！要她自己“重要”的感觉！至於这种“满地打滚”是否给别人、给社会“添乱”、造成损失，她是根本不在意的。 这次来美国打跨国索赔，什麽“维权、讨说法”呀，就是给自己的真面目化个妆而已。她的真正目的就两个∶一是指望敲出笔钜款；二是引起媒体注意，引“舆论”烧身，烧出一片光芒、再镀光环！ 索赔18亿，就是根“火柴”。桑兰说了，即使为此毁了名声也在所不惜，她要燃烧自己，不是照亮别人，而是吸引别人眼球。她又能满天满地上报纸电视了，人们又“闲坐话桑兰”，於是一个提醒人们她仍“重要”的目的就达到了。 第二个是“被害妄想”。 在精神医学上，“夸大妄想”後面一定跟著“被害妄想”。由於名声是虚的、自视的，所以别人没认为那麽重要，没有那个份量。於是那个夸大妄想者，就认为自己被轻视，甚至被外界敌视；这时“被害妄想症”就发作了。 桑兰这次打官司的前奏，是中国体委没给她要的一个手续“盖章”。这麽点小事，她就勃然大怒。按理说，桑兰的人事关系在浙江体委，应由原人事单位出手续。北京那个办事员没给桑兰“破例”，就变成整个体委的错。在桑兰眼里，她是“名残疾人”，就走通（横行）天下。甚至连体操队“春晚”没请她，也成了罪过。总之她自己摔伤，就全世界都欠她。做不到，就是轻视、敌视，甚至“被害”。 桑兰跨国索赔18亿的诉状出来後，任何有基本逻辑的人都会认为太荒唐。所以网上恶评如潮。桑兰不自省，却用“被害妄想”心态认定网上对她的痛斥，都是那对名义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和他们的律师“组织”的一场攻击、抹黑桑兰的“网路战争”，於是增加网友被告。 就算那对监护人夫妇神通广大到可以“收买”“组织”各种人到网上骂桑兰，但谁有本事“组织”全体网民都沉默、不替桑兰说话呢？中国政府都做不到。国内网民就有四亿五千万，政府想少听几句网上对“动车追尾相撞事件”的骂声，都一筹莫展呢。刘谢夫妇居然能买通这麽诺大的网民群体，都不出来替桑兰说话，大概比中国政府还有钱，难怪桑兰动心告他们几个亿呢。 有人说都是她的律师海明出的坏主意，海明害死桑兰。这一点都没错（那个小丑需要痛駡），但海明的每一个恶主意，都是桑兰本人先提出线索。 第三个是“神经错乱”。 一个人要有了“夸大妄想”和“被害妄想”症状之後，下一步就开始神经错乱，一本正经地做一些疯子之举。但多数疯子的症状，都仅仅表现在要证明自己“重要”上，并不会去刻意坑害别人。桑兰则在夸大妄想和被害妄想之後，除了“疯”之外，更加上了“毒”。 且不提她兴高采烈地去警察局报“性侵”、自己失手摔伤告运动会组织者、自己懒惰不联络反诬保险公司“种族歧视、国籍歧视”等等，仅说几个实在疯得、毒得不行的例子（虽然有的已撤诉，但曾起诉本身就够荒谬绝伦了）∶ 其一∶告CNN前总裁特纳一亿美金，说他不兑现“要养桑兰一辈子”的承诺。而且（起诉书宣称）桑兰把帐单寄去了，特纳竟然拒绝支付。养桑兰一辈子的帐单是多少钱呢？这倒挺令人好奇的。 其二∶桑兰宣称，刘谢夫妇说过他们在北京的公司会关照桑兰直到她经济独立，但刘谢的公司在2003年关闭後，就不再支付桑兰的费用了（她已有月薪三万的工作），於是要告刘谢夫妇一亿美金，因不兑现“养桑兰一辈子”的承诺。你助她一臂之力，她就赖你欠她一辈子。当然啦，特纳连见都没见过桑兰，赞助了一个友好运动会，就欠桑兰一辈子了。照顾过她十个月的，其实应欠她十辈子的。 其三∶桑兰起诉书拉了一个清单，说刘谢侵吞她的财产，包括尿布、导尿管、轮椅什麽的。根据网上的报导和博文，任何人都可以明显看出∶刘谢当年曾照顾桑兰10个月，又在接下来的13年里为保持她的美国医疗保险（每年必须花够500美元）而为她领取尿布、导尿管等等。由於太多桑兰用不完，就没全部寄回国。结果这些就都成了刘谢侵吞桑兰的财产。且不说刘谢家没有人瘫痪需要尿布、轮椅什麽的，即使人家有需要，能没有自己的医疗保险吗？她不说人家是亿万富翁吗，还需要用桑兰的尿布？桑兰可以完全无视别人这些年的费时费力，但用这些做刘谢侵吞她财产的证据？你说这到底是疯了，还是毒到没药可救了？ 其四∶桑兰起诉书中，附有一封08年刘国生写的一封英文信，说来美国的机票、食宿费用，由他们（捐助桑兰的）基金会承担。这封英文信明显是给美国领馆签证用的。但桑兰今天居然把这份东西当作这对华裔夫妇违约的“证据”。这是一个什麽做法呢？举个例子∶ 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无数的中国人挖门捣洞想要出国留学，但苦於找不到国外的经济担保。在那些终於从八杆子打不著的“亲戚朋友”那里“求”到一份经济担保的人中，大概90％以上的“经济担保”都只是名义上的，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有一个人，来到美国後，看到“担保人”家里富裕，起了邪念，把担保人告上法庭，说他拒付担保书所承诺的一切费用，要赔偿损失。你说这个经济担保人是不是傻眼了？在法律意义上，那份“经济担保书”是向美国政府宣誓的法律文件，不遵守，就违法。你说这个告经济担保人的留学生毒到什麽程度？ 我只是做个比喻，在美国二十多年，还从没听说过谁干这麽缺德的事儿呢。但桑兰做的，就缺德到这种地步。刘那封信，连法律文件都不是，而且信中提到的基金会14万多美元全数交给桑兰，现在她居然控告人家“违约”，没支付她来美费用。 其五∶再说更让人眼珠子都掉出来的荒唐吧。桑兰这次来美打官司，原来没想起诉刘谢夫妇，又提出住他们家。人家安排住一周，然後住纽约中国领馆的旅馆，费用他们出。但後来桑兰提出18亿诉讼，其中向刘国生谢晓虹索赔7亿。但起诉书中竟然有一条，刘谢不支付她这次来美的费用。 天呢，你来美国起诉我几个亿，我还得支付你家三个人来美告我的旅费、住宿！你说这是不是病、疯、毒到地狱里的魔鬼都得甘拜下风的程度了？ 网上对桑兰的如潮恶评，应该说真是有人组织的，这个人就是桑兰自己。在股票市场，一旦股民知道那支股票是灌水的假货，无论它曾升到多高，名多大，都会马上抛，直到它成“垃圾股”，再无回升之力。桑兰的行情，在她自己主导下，已像“垃圾股”般暴跌。 都说桑兰摔在美国是不幸中的万幸，现在看来，美国是“害”了桑兰。本来她自己摔下来只是伤了身体，结果被美国往天上一扔，她要能一直悬挂在天空也行，大家就众人赏月吧，管她身上有多少阴影，反正遥远地看著亮，就行了。没想到她拼命往下跳（无数人喊著千万别跳，她理都不理）。结果，这次摔下来，心给摔残了。 脑袋摔到什麽程度不知道，神经错乱是肯定有的。一边把中国国旗贴在胸脯上开记者会，一边起诉中国是极权主义社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胡锦涛和奥巴马应该商量一下，到底谁来接受她？不过美国政府现在巨额欠债，奥总统想到可能被这个中国女人再起诉21亿，肯定吓得不敢出白宫了。胡主席呢，听到这个小女人居然敢“污蔑”中国是极权社会，怎麽反应呢？我没有胡主席的智商，想不出来。 桑兰事件起码给人一个教训∶见到这种垃圾股，赶快躲远远的；否则会血本全无，肠子悔青了。别以为桑兰是极个别现象，看看下面这个录像 天哪 中国∶竟然有这样的畜生儿女！ 据说这在中国并不罕见。而且，我自己最近竟然也被一个二十出头的中国国内的年轻人骗得目瞪口呆。其独特的骗法，很是一绝。下次再叙了。 2011年8月1日於美国 2011-08-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
在五四运动周年之际，回首那场运动，实感颇有必要对那场运动重新评价。一篇短文难以详论，这里只谈几个要点。不用从别的角度，仅从共产党、国民党都歌颂、推崇五四这一点，这个运动就值得质疑。如果用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个人自由，个体权利”来衡量，应该说，这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它为国共两党的专制，奠定了基础。这里只从运动的领导者、口号、结果这三方面，来谈为什麽要否定五四。 首先，从领导者来看，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公认主要是陈独秀和胡适。五四爆发之前，他们倡导的以推广白话文、争取个性解放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但局限在要民主和科学上，其理论基础不仅薄弱，而且非常偏差），但随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模糊的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迅速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清晰的一系列革命理论所压倒。所以事实上，陈独秀起的作用明显远大于胡适。毛泽东曾两次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代表中共的看法∶陈是主要领导者。陈独秀当年办《新青年》杂志，鼓动五四风潮，主要是煽动民众运动，后来更明确鼓吹革命。陈曾明确提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并呼喊人民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三大精神，都是强调群体主义，更是煽动暴民运动、造反革命。结果狂热的学生以爱国的名义，冲进政府官员的私宅，砸家烧屋；抓到外交官群殴。只要是“爱国”（集体主义），什麽法律都可踩在脚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反帝反封建”把中国带向歧途 即使不以法治观点，哪怕以最基本的伦理，政府官员再有错，甚至有罪，也不可家被砸，屋被烧，人被当众殴打。但当时太多的中国文化人为爱国这个群体主义（而非保护个人权利）的口号疯癫，只要是为了所谓人民、国家，怎样牺牲个体，都在所不惜；而且什麽手段都可以使用。从五四的火烧赵家楼，就可依稀看到后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实为暴民）运动的烧杀火光，更可看到文革红卫兵打砸抢的刀光剑影。共产党就是这样一路以“为国家”、“为人民”的群体主义口号，发动群众，暴力革命，最后夺取政权，实施集权统治。 另一明显的事实是，陈独秀和五四，煽动起无数早期共产党人的造反激情，成为中共诞生的接生婆。两年后共产党就成立，绝非偶然。毛泽东就说过，对他来说，陈独秀“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甚至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喊过“我祝陈君万岁！”所以，当陈独秀等人成为五四的主要精神领袖时，这场运动的性质就已决定，它是一场促成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运动，是给中国人带来共产专制的开端。 其次，五四运动的两个主要口号“反帝反封建”更是把中国带向歧途。反帝，导致盲目排外、拒绝西方文明。把一切过错都推给西方列强，煽动义和团式封闭排外，而回避了真正的自身反省。今天人们看得更清楚，中国的问题主要出在自身∶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尊严、个人权利等价值。成为一代代封建王朝御用文化的儒家文化，是根植在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之上的。在一个极需引进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个人权利意识，从根基上反省中国落后的原因之际，中国知识份子却去煽动反帝，排斥和拒绝西方的先进制度。这场“反帝”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至今仍是共产党继续一党专制的灵丹妙药，因为民族主义既是共产党热衷的集体主义、集权主义的最坚实基础，也是最有力工具。他们以此排斥西方文明、建立党天下，用“我们和他们”、“中国和外国”的对立，来混淆正确和错误，真实和虚假。 ●胡适也支持社会主义 反封建，则更有迷惑性。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封建糟粕，怎麽能不反呢？但陈独秀们的反法，只是反了表层和枝干，在反了裹小脚、包办婚姻之类的同时，反掉了许多人类共识的基本道德礼仪，却没有反传统文化中的真正核心价值∶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反而强化了这个部分。这就像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也是高喊“反四旧”，要打到孔家店。其结果是∶在摧毁了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同时，比过去更加倍地泯灭个体价值，因此更强化了国家和集体权力，最后比任何一个朝廷的皇帝都更加暴政。 正因为反封建这个口号，除了反掉了哪个文化中都有的基本的人类行为准则和操守等，却没有触动集体主义、集权主义这个最重要的根基，所以当同样是建立在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之后，几乎没有受到理论上的任何挑战，立刻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一拍即合的广泛呼应；甚至连胡适都是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更不要说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化名人们，几乎异口同声都是主张国有经济，反对私有财产、市场经济这些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所以反封建这个口号，只反掉了传统文化中的部分道德伦理，却在事实上千百倍地强化了封建主义的根基。 五四还喊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且不说在反帝反封建这种激昂的主旋律下，这两个口号只不过是漂亮的陪衬，即使没有反帝反封建之说，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法本身也是极为空洞、甚至不著边际的。科学是一个哪个党派都可喊的口号，随著人类的进步，科学的路总是要往前走的。哪个独裁者都可以打著科学的旗号强化其统治、泯灭个人。毛泽东不是为了造原子弹可以让每个人勒紧腰带吗。 ●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无“民主” “民主”是个一言难尽的口号，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用来做工具和武器的东西，就像“反贪腐”一样。共产党也是一路打著民主的旗号统治到今天的。但美国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先贤们，却很不喜欢用“民主”这个词。《独立宣言》全文没提到“民主”。而译成中文长达一万多字的美国宪法，甚至通篇都没有“民主”这两个字。这绝不是疏忽，而是美国先贤们经过多年讨论、辩论之后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奠定美国基础的这两个最重要文件，全部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多数裁决的原则，更是要避免暴民政治。美国先贤当年没有提到民主和科学等，只是抓住“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一切国家体制的建立，都以保障个人权利为最高目标。在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之上，最后才会有真正民主机制的确立。如果说只用两句话概括美国强大的原因的话，那就是美国重视并实践了这样的原则∶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也就是确立个人主义的价值，以人为根本。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强调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指个人。中国的五四们，没有从这样的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价值出发，所以，民主科学喊了半天，只能走向不著边际，最后经由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专制。 五四的历史明明白白地展示，共产党是站在反帝（排外、民族主义）、反封建（摧毁伦理道德价值）的跳板上，弹到权力的顶峰。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才那麽热衷肯定五四，赞美五四。今天，中国要想走向一个确立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方向，首先就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 2009年4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五月号 2015-05-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法国吞食“重贸易、轻人权”的外交恶果――评析 2008 年的中法关系
最近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美国不再是头号敌人，而成了经济密友；而从戴高乐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密友的法国，此时却取代了美国昔日的位置。追今抚昔，让人不由得浩叹：风水轮流转，这世界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与敌人。 在中国眼里，法国今年欠了中国两笔“帐”，一是今年3月奥运火炬传递时兵败巴黎，这被中国政府与愤青们视为“国耻”；二是法国总统萨科齐12月7日在波兰的格但斯克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晤。按照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的时评，萨科齐“损害中法关系的不智之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于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愤青们又开始嚷嚷要抵制法国，家乐福再度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抵制的目标。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就以是否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划线，谁批评，谁就是“反华反共势力”。惩罚“敌人”的办法除了让媒体口诛笔伐之外，还让爱国愤青上街游行并甩给“敌人”在华商家几砖头以显中华神威；而施惠于友的办法是送富国政府以采购大单，赠穷国政府以经济援助。希拉克政府经常为“空中客车”拉到中国的采购大单，高兴之余于2007年4月向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龙新民颁授法国政府的最高荣誉“骑士团勋章”，以表彰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具有政治正当性，此举让饱受政府控制舆论之苦的中国知识界为之气结。 这种情况直到默克尔任德国总理后才有所改变，因默克尔女士有“严重的亲美倾向”，此举影响了以亲中为已任的法德联盟；其次是法国国内形势有所变化，萨科齐在执行希拉克时期“重贸易，轻人权”的对华政策上摇摆不定，结果让本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成为抵制北京奥运的主力军，从希腊奥林匹克采集“奥运圣火”之日开始就没让中国的火炬传递安宁过。如今萨科齐又“悍然”会见达赖喇嘛，对中国当局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目前中国经济衰退来临，失业大潮汹涌，政治合法性的两大基础之一经济发展已难以为继，祭出“祖国统一”这一法宝来凝聚“民心”正当其时，于是欧洲惊呼“中国再现仇视法国和抵制法国货运动”。在爱国愤青的网上大本营中华网的网上论坛里，已有8万人签名反对萨科奇――正好与抵制CNN的签名数量差不多，看来中国当局已拥有一支稳定的网上“共和国卫队”。 中国人到底不愧是阿Q的子孙，在网易那条萨科齐会见达赖的新闻下面，不少被“伤害”了的爱国愤青留言，其中一份堪称慷慨悲歌：“借我三千铁骑！复我浩荡中华，饮马恒河畔，剑指天山西！碎叶城揽月，库叶岛赏雪！黑海之滨垂钓，贝加尔湖张弓！中南半岛访古，东京废墟祭华夏列祖！汉旗指处，威风逃遁――敢犯中华天威者，虽远必诛。” 与当年“文革”时誓要“饮马易北河、铁骑长驱巴黎，让五星红旗在白宫屋顶高高飘扬”的毛氏红卫兵相比，还是稍逊一筹：因为碎叶城、库叶岛、天山西、贝尔加湖都在中亚俄罗斯境内，东京虽然被这位“诗人”在想象中炸成了废墟，毕竟也近在亚洲。总之，连法国的一根汗毛都没碰着，即使萨科齐看懂了，大概也会觉得那是中国的亚洲战略，与法国何干？ 法国人深感委屈：对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朗及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北京当局都克制住自己的不满，却偏偏对法国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如此难以容忍？是不是法国成了北京眼中的“西方薄弱环节”？法国媒体在批评北京政府蛮横无理的同时，也严词抨击了巴黎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认为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时，批评前总统希拉克的对华政策是“重贸易，轻人权”，而自己最终还是步希拉克的后尘，不仅在法国国内失信于民，而且也使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威信扫地。有人指出，那些认为“为了一个达赖喇嘛不值得同中国闹翻”的说法，与当年那些“为了一个索尔仁尼琴不值得同苏联对抗”的说法如出一辙，法国早就应该停止对中国的阿谀奉承。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2月11日，第274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纽约访达赖喇嘛
他是有著两千多年历史的西藏的第一个世界级领袖；他主张的「人类责任」、「非暴力」哲学，和他超越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尊严，使他赢得了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与甘地、马丁路德·金恩并列成为世界近代史上主张和平非暴力解决种族冲突的著名领袖。 在西藏，他的画像在查禁中被偷偷地珍藏，他的名字在祷告中被默默地念诵。达赖喇嘛的存在，成为六百万西藏人民重获自由的希望。不知有多少人憧憬著能有机会见到他，让他宽厚、慈祥的手，触摸一下额头，降下佛祖的祝福。 他到世界各国访问时，人们也都争相一睹为快，渴望聆听他的教诲。在这个世俗、贪争的物欲世界，他体现著净土、超越和精神力量。 在当今世界，恐怕除罗马教皇外，他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西方人称他为「活著的上帝」。中国人乾脆称他为「活佛」。他的博学、真诚、慈善和极具个人魅力的气质，使他拥有世界范围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好莱坞的著名影星李察基尔是他的信徒。放荡无羁的女歌星玛丹娜，谈到他也一脸严肃，说她最大的愿望是能见到达赖喇嘛，拜他为师。在电影《第六感追缉令》以性感成名的女星莎朗史东也虔诚地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向达赖喇嘛求教。」 ●转世灵童 达赖喇嘛的童年就充满传奇和神秘。1937年冬天，13世达赖喇嘛圆寂後四年，藏人秉持达赖喇嘛能够转世再生的传统，在距离拉萨东北一千多英里的安多区（现青海境内）寻找到了当时只有两岁半的农家男童拉木登珠，这个男童表现了惊人的天性∶他在第一次见到微服出访的喇嘛时，就上前抓住僧侣带的佛珠说，这是他的。而这串珠子恰恰是13世达赖喇嘛的遗物。而在鉴定用的众多眼镜、饭碗、手杖、念珠、手鼓中，拉木登珠都是一下子选到13世达赖喇嘛使用过的。那些来鉴定的喇嘛「几乎停止了呼吸，激动、幸福地流出了热瓷C」拉木登珠就是13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 这个两岁的孩子顿时「身价」飞涨，当地军阀马步芳勒索10万银元（相当9万2千美元），否则不陶o个灵童离开安多。藏人被迫交了银元後，马步芳又得寸进尺，再要30万银元。藏人虽愤怒无比，也只得屈从。这个「烦躁不安，偶尔还轻声哭泣」的孩子被簇拥的马队接到拉萨後，取了法名，叫「江村强百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藏语的意思为圣佛、光辉、雄辩、怜悯、佛教博学的卫士、智慧的海洋。後来人们简称他为丹增嘉措。丹增嘉措五岁时，通过「坐床」仪式，被立为西藏至高无上的僧侣领袖，成为拥有1000多个房间的辉煌的布达拉宫的主人。 丹增嘉措从此开始了禁锁深宫长达18年的背诵经书和各种学科的教育。他每天要面对经师，一段一段地学习背诵深奥的祈祷经文，而且越背段落越长，以此训练他的辩经能力。 他7岁那年，被要求给两万名喇嘛诵唱一段经文的起始句。面对那黑压压的方阵和缭绕弥漫的香火，这个7岁的孩子几乎晕了过去。他在自传中说，他经常做梦逃离布达拉宫。白天最惬意的时刻，是坐在宫顶房间隔窗眺望路上那些赶著牛羊自由自在唱歌、玩耍的孩子们，幻想著自己有一天也能那样。 ●流亡印度的艰辛 1950年，中共军队逼近西藏，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在藏民恳求下出任了西藏最高政教领袖。他曾短期出逃，後返回西藏。这位年轻的领袖极力与中共斡旋，希望他的人民免遭杀戮。包括他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在大军压境的威逼下签订了《17条协议》。在协议中，中共当局保证「不拿藏民一针一线」。可是在1959年所谓「平乱」中，中共军队打死了8万7千名藏人，拿走了整个西藏。 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印度，和他一起逃走的藏民达八万人。他在印度北部距离新德里一天路程的达兰萨拉小镇，建立了流亡政府。追随他的八万藏民在印度各州提供的一些无人居住的荒凉地区烧林平沟，建立了44座难民营。在炎热、暴雨、烧林的黑烟和森林野兽包围的艰苦建造中，很多藏民死亡。每逢雨季，达赖喇嘛房间的天花板就漏水，一天能接两、三桶。 达赖喇嘛在1950年第一次逃亡时，曾带了一千多头驮畜，每头载120磅金银铜器。这些金银被埋藏在锡金的一个弃置的马握丑C这笔最後折合成98万7千5百美元的资产，成为赈济八万难民的最初资源。六年後，难民营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後来藏民生产的毛线衫风靡印度，获得较大收入。为保存藏族文化，他们兴建了藏医中心、僧侣学院、剧院和各类学校，并修建了150个寺院。1971年开馆的「藏文文献中心」，收集藏文图书五千多卷，约为西藏文献的40％，而其他大量佛教文献，都被占领西藏的中国人销毁。 在经济重建的同时，达赖喇嘛领导了政治改革。以流亡藏民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出150名成员的「国民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制订了保障人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和普选权、私有财产权的宪法。1963年，该宪法经全体流亡藏民投票通过後，建立了代议制政府。在宪法第35条，当时年仅28岁的达赖喇嘛亲自写上了这样条款∶「根据国家最高利益，国民议会经与最高法院协商後，可以三分之二多数弹劾达赖喇嘛。」当时150名国会议员聚集在达赖喇嘛的房前，请求删除这个条款。达赖喇嘛坚持说，「如果我们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须要有能够改变达赖喇嘛权力的条款。这对西藏人民的今天和将来，都是绝对必要的。」 ●中共使百万藏人丧生 在至今流亡的35年之中，达赖喇嘛一直尝试与中共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但在毛泽东时代，任何结果都没有。 第一次转机是邓小平复出後，中共提出只要西藏不要求独立，什麽都可以谈，并邀请达赖派「参观团」回国考察，看西藏在中共领导下的变化。 1979年，达赖喇嘛派出了由他的哥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参观团。然而西藏的「变化」让参观团成员惊骇万分∶1959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时曾有的6259座僧侣寺庙只剩下了8座，其馀全部成为废墟。59万僧侣，有11万被迫害至死，25万被迫还俗。很多寺庙被改为宰场、猪圈、牢房和仓库。僧侣们曾被关在这些地方，多日不给食物，看守的汉人嘲弄说，「你们的佛陀会给你们送饭来的。」 更让他们悲愤的是，600万藏人，从1949至1979这30年间，被迫害、枪杀至死的藏人达86万4千人，死於饥饿34万2千人，总计120万人，即每6个藏人就有1人丧生。据联合国的报告，藏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7岁。西藏的最大变化是建造了更多的监狱。而中共迄今进行的40次核试验，大多数都是在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安多区，即中共现在称谓的青海进行的。中共在西藏驻扎了50万军队，全部核武器的三分之一储存在西藏境内，并在藏区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军事演习。 洛桑三旦率领的参观团走到哪里，都有成千上万的藏民围住车队，呼喊著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诉说他们这些年来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上万藏人哭成一片的悲愤场面使陪同的中共官员不知所措。连当时在中共政府任高职的西藏第十世班禅喇嘛，也在北京给参观团看了他身上被中共14年关押拷打留下的永久伤疤。北京当局最後停止了参观团的活动，认为这只能增加藏人的「离心」倾向。 第二次转机是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视察西藏。这是中共历史上最高官员到藏区考察。胡耀邦在拉萨郊区的「反帝公社」看到藏人的住处像贫民窟，生活条件极为恶劣，震怒地在中共西藏自治区会议上质问∶「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仍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於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被免职。胡耀邦在会上提出，要在三年之内，让西藏人的生活恢复到20年前的1959年水平，同时建议将在藏的85％中国人撤回内地。因西藏境内已有汉人700万，使本地600万藏人变成了少数。 两年後，中共向西藏流亡政府提出欢迎达赖喇嘛返回的五点建议，其中包括，承认达赖在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地位；达赖不得为1959年的「平乱」翻案；达赖本人必须像班禅一样长住北京。 ●驱逐黑暗的蜡烛 达赖喇嘛对将他隔离开西藏人民，长期「保护」在北京像班禅一样做人质的条件无法接受。他在《自传》中对此写道∶「我多年的奋斗，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我的六百万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我关心的不是边界，而是想象力、创造力，这些对於人类是最重要的。而实现创造力的先决条件必须是有自由。我在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中学习到了这些价值。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获得自由之前，我返回将是错误的选择。」 为了帮助六百万西藏人民解脱奴役获得自由，达赖喇嘛出访了很多国家，寻求国际间的道义支持。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著名「五项和平计划」，包括建议将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停止在藏区进行核试验和储存核武器；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保护西藏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放弃大量移民汉人入藏的政策；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演讲受到参众两院议员长时间起立鼓掌致敬。 但北京对达赖的五项和平计划根本不予理会。达赖喇嘛伤心地说，「谋求藏人和汉人之间真正的和睦，一边或另一边必须有让步，或者至少有和好的姿态。自从西藏已成为被压制虐待的群体，我们已失去了全部所有，我们还有什麽东西去提供满足中国人呢。」 40年来，中共政府以强势宣传西藏的巨大进步和繁荣，指责达赖喇嘛「背叛」。达赖喇嘛为此写道，「不管中共怎样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和宣传，真实依旧是真实。我们这边没有钱，没有宣传，除了微弱的声音我们一无所有。在争取自由的奋争中，真实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武器。」 纽约《每日新闻》的一名记者形容达赖喇嘛谋求与中共当局谈判的努力，如同「试图用水浇平喜玛拉雅山」。但笃信道义和精神力量能够战胜邪恶的达赖喇嘛一直对未来有坚定的信念。他在自传《流亡中的自由》中写到，他最感动的一个时刻是在1989年底他站在「柏林墙」边的那个夜晚。「一个年迈的妇女默默地递给我一支红蜡烛，我很动感情地将它点燃，在夜风中，它几次要被吹灭，但我紧紧地攥著它，那微小而扑忽飘荡的火苗在浓重的黑暗中倔强地燃烧著，一群人围著我，有人触摸我的手。我祈祷著∶这象徵慈悲和警示的光明，一定会溢满世界，驱逐恐惧和镇压的黑暗。这个瞬间我经常记得。」 ●心中有光明 无论谁有机会面对这样一位心中充溢光明的人，心灵都会随之闪亮。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乘达赖喇嘛来纽约参加「现代科学与宗教」会议之际，我们采访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宗教领袖。 ●理性的儿童 他走来了。身著右臂露外、和普通和尚一样的传统红色佛袍，脚登一双现代棕色皮鞋；左手腕上四串古老的佛珠中夹著一苹摩登手表。裸露的右臂上结实的肌肉，使他不像一个整天坐禅的和尚，倒象个憨厚的庄稼把式。 他微笑著，上前一把攥住我们的手，那瞬间的庄严和神情的交流，将整个空间充溢得鸦雀无声。在那一瞬间，感到从他那宽厚温暖的手掌中，传递出慈爱、真诚和信任。 来到小书房，他让我们先选择座位，还张罗著帮助秽 戋a去的两个小录音机，并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们说，「可以录音、照相，提任何问题。」那份自然、熟悉和亲切，使人几乎忘掉了面对的是一位「活佛」，一个举世公认的宗教领袖，而是像在和父亲、兄长和久别的好朋友再此相聚。当我们把小小的录音麦克风夹在他胸前时，他安详地让你随意礼 L的佛袍，微笑得像一个静谧的婴儿。 面对这位世界著名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自然和坦诚，不知怎麽，这一瞬间让人想到意大利的法拉奇，这位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基辛格、布托和胡笙国王等很多世界风云人物的著名女记者曾写到∶「权力是人类发明的最坏的东西。」她在采访中发现，权力将那些世界领袖熏陶腐蚀得跋扈、专横，做作、矫情，很多且无知、愚蠢。但是法拉奇如果采访到达赖喇嘛，她一定会有新的感受。因为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身上自然地流露出的那种超越世俗的真诚坦然，那种如同理性的儿童般的自由自在，使每一个接触到他的人都会感到，像是走入一片只有绿草和微风的大自然┅┅ ●台湾前途取决於人民 我们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据报章披露，您的哥哥去年访问了台湾，据说是为您第一次访问台湾做安排。您的访问何时会成行，目的是什麽？」 「事实上，一年以前，李登辉总统的一个特使曾专程来到印度和我们商谈，谋求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清楚地表达了对过去一些误解的歉意。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一直渴望与台湾人民有亲密的关系。我一向认为，和中国的兄弟姐妹们的亲密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台湾有了言论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交流看法和感觉。 「我很尊敬和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今日台湾仍保留著这些文化遗产。在传统的中国佛教中，女性的地位和男性是被视为平等的。这样的遗产在西藏、斯里兰卡等其他佛教传统中是缺乏的。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我很想去台湾看看。 「但是由於过去这些年来某些台湾机构在藏人流亡地制造了一些不愉快，因此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我两次派特使去台湾，他们会晤了李登辉总统和行政院长，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但是在一些最後的问题还没解决之前，我的行程无法确定。」 「台湾目前正在争取进入联合国，您怎麽看待这个问题？」 达赖喇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台湾有两千万人民和繁荣的经济，有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政体和边界，从道义上说，台湾有在联合国占有一个席位的权利。就像当年东西德和今天的南北朝鲜一样。」 「台湾有些民众要求台湾独立。假设台湾现在宣布独立，您会对此持什麽态度？」 「我历来相信这种决定必须取决於大多数人民。大多数人民的声音，就应该是最後的决定。从根本上来说，台湾人民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不管最後大多数台湾人民做出什麽样的选择，我都会接受和支持。」 ●听知识分子的意见 由於在我们采访他的第二天，达赖喇嘛将会晤克林顿总统，并将谈及美国政府是否延续中共最惠国贸易问题，所以我们问及西藏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所改善，他怎麽看待「最惠国」问题。 他认为，「西藏目前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善。对於最惠国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我关心的是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但不幸的是，它被极权制度所统治。中国人自己已开始争取民主和自由。每一个人都应为中国尽快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而祈祷。 「在对最惠国的态度上，我觉得中国人有三个群体∶一个是中共当局的领导者们，他们关心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力；第二个群体是一般大众，他们更关心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第三个群体是知识分子和学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群体，是对中国有著决定意义的人们。他们正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奋争。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应该以这个群体的诉求为考虑的出发点。外在世界有道义责任帮助这个群体，从而向中国一般大众发出正确的信号。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在最惠国问题上，美国应多听听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见。」 ●胡耀邦有可能是克拉克 在我们采访的当天，南非正在进行全民选举，在南非30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黑人也和白人一样有了选举权，它吸引了全球瞩目。我们问达赖喇嘛在这一历史时刻，有何特殊感受。 他沉缓地说，「此刻，我想到西藏人民的苦难处境，感到伤心。但是，正在南非发生的事情，和已在中东进行的和解，给了我更多的希望和信心去坚持非暴力的谈判和解。这样的方式正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并变成现实。不久前，还没人能预想到拉宾和阿拉法特能够握手，并相互微笑。几个月前人们不可想像的事，今天变成了现实。这种积极的外交，给於我们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希望。 「他们能做到的事为什麽我们藏人和中国人就不能尝试。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藏人与中国人有过一些时间不愉快，但基本上是和平的。为什麽我们今天不能去发现一些共同点，然後相互磋商呢？ 「我相信，如果中国人民的真正愿望和实际追求能够体现成政策，我们就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今天有太多的人有著狭隘的、顽固的想法和行为。这是问题的症结。当中共领导人和他们自己的人民沟通都非常困难时，还谈何与藏人沟通？」 「那您是不是认为今天在解决汉藏问题上，中共领导人中不会出现像南非白人领袖克拉克那样识大体、能够让步的领袖？」 达赖喇嘛沉思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胡耀邦还活著，并且在权力中心的话，他或许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克拉克’。但现在对邓小平来说，已经太晚了，他太老了。」 ●毛泽东使他恐惧 达赖喇嘛谈到的近代藏人历史是多灾多难的。1904年，在13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为西藏政教领袖时，就发生英国人入侵西藏事件。土登嘉措被迫逃亡外蒙两年。英人撤出後，清王朝的军队又要进藏。土登嘉措为此专程从拉萨经过两千多里的车马跋涉到了北京，会晤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谋求汉藏和平。但13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光绪和慈禧突然相继去世。土登嘉措只好返藏。 不久，清朝政府命川军进藏。军纪败坏的川军一路乱杀，打进拉萨。当时有两万藏人正在大昭寺举行传统的「默朗木」祈祷大会，川军冲进开枪乱射。13世达赖被迫逃亡印度。清朝廷随後下令革去13世达赖喇嘛的称号，另寻灵童。此举引起中外佛教徒愤怒，认为是「侮辱佛教」。清廷感到事态严重，不可对佛教不恭，最後派人去印度劝说13世达赖喇嘛返藏。 1950年，毛泽东在北京建立红色政权後，这种历史又再次重演。但不同的是，虽然清王朝像成吉思汗的元朝一样一度占领了西藏，但都出於对佛教的不敢冒犯，最终撤兵。而共产党是什麽宗教也不信，什麽都敢亵渎的，所以无所畏惧地以大兵横扫西藏，且驻军至今。 1954年夏天，19岁的达赖喇嘛和17岁的班禅喇嘛一同赴京，谋求汉藏和好。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毛泽东给他的最初印象很真诚。毛对他说∶「西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有瑰丽历史。很久以前，你们征服了很多中国的土地，但现在你们落後了，我们希望帮助你们。也许20年後，你们又走在我们前面了，你们再回头帮我们嘛！」达赖喇嘛说，「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达赖和班禅在北京逗留了七个月。在这期间，年轻的达赖几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些共产党人主张的平等、正义等，正是佛教精神。一度他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但两件事使达赖对毛产生恐惧。一次是藏人在京庆祝新年，毛泽东受邀出席。在庆祝仪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抛掷糕点敬献佛祖时，他也抓了两撮，将一撮朝上方仍了，然後狡疆a一笑，将另一撮仍在了地上。 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时间，向达赖建议该如何管理西藏。谈得兴起时，将头贴在达赖的耳旁低声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为和尚尼姑要单身；第二，它忽视物质建设。」年轻的达赖惊恐地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 ●我不懂中国人的想法 毛泽东对达赖喇嘛一直十分看重。当1959年中共军队以「平乱」控制了整个西藏後，毛听到汇报马上问，「达赖喇嘛怎麽样？」当听说达赖已逃去了印度，他沮丧地说，「这场仗，我们输了。」 达赖通过中共在西藏的暴行得出，毛泽东对他酗U的诺言都是谎言。达赖喇嘛在印度曾见到周恩来，说出他对中共的恐惧。周却说，你不用担心，西藏现在什麽都很好。达赖在《自传》中写道，「但当时实情是，西藏的情况比想象的还糟糕。他们撒谎从来都不犹豫，就像他们一贯这样做的。」达赖困惑地写道，「说真话，我始终不能全部懂得中国人的想法。」 因此我们问他，「您在自传中提到毛泽东、周恩来都不说实话。邓小平政权也缺乏诚意。今天您谋求与这样的共产政权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会有多少实质意义呢？」 达赖喇嘛大笑起来，然後说，「这是一个难答的问题，非常难答的问题。这样说吧，不管我们信任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我们都不得不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这里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是人，在开始时，可能没有完全的信任，但是通过共同的努力和直接的交流，是有可能发展出信任的。」 ●中共找灵童遇阻 北京政权虽然对西藏流亡政府呼吁谈判协商一直不予理会，但最近却因寻找班禅转世灵童遇到麻烦，而不得不试图与达赖喇嘛联系。 第十世班禅於1989年2月突然病逝後，中共开始著手寻找转世灵童。此举遭藏人强烈反对。拉萨街头贴出很多抗议标语，如「没有达赖喇嘛亲自认定，中共单方面决定的班禅转世灵童，我们西藏三区人民绝不承认，并抗争到底！」 为此我们询问达赖喇嘛如何看待这件事。他说∶「中国政府并不想让我涉入此事。但是藏人要求我参与。历史以来，达赖喇嘛从来都是参与寻找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正处於进退两难的境地。」 我们接著问他，「如果最後中共单方面确定班禅转世灵童，您是否承认？」 他不经意地触动了一下手上的佛珠说，「我的立场是，如果这一寻找鉴定过程没有政治动机，真正是按照藏人的传统方式作业，无论是谁来进行都无所谓，如果西藏人民接受，我就承认。但自相矛盾的是，中共一方面说宗教是腐朽的迷信（大笑），一方面却坚持由他们去找灵童。显然这里纯是政治原因。」 沿著班禅的话题，我们问他，「几年前我们在中国大陆时就听说班禅在北京曾秘密结婚，娶的是中共高官董其武的孙女，并生有孩子。您怎麽看待这件事？」 达赖喇嘛回答得十分简单∶「班禅也是人啊。」 「但他是一个和尚，尤其他是班禅喇嘛，按佛教传统他不可娶妻生子啊？」 面对我们的追问，他阐述说，「当然，和尚应该是单身。这是戒律。但个人有选择的自由，遵守这个戒律是自愿的，佛祖对这点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一旦不选择遵守这个戒律，无论是娶藏族女孩或是中国姑娘，都不重要了。」 ●班禅的内心痛苦 虽然在藏人历史上达赖和班禅经常不和。而且第十世班禅在北京娶妻生子，并多次发表过附和中共政权的言论，但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班禅时，仍一往情深∶他们曾通过三次电话，其中两次都是班禅在北京，达赖在印度。达赖喇嘛担心中共方面窃听，因此谈得很谨慎。果然，两周後，电话内容就出现在北京的一份内部简报上。 第三次通话地点不同，班禅出访澳大利亚，达赖在德国。达赖喇嘛写道，「班禅将随从人员都打发掉後，安排了这次电话。虽然通话时间并不长，但那足以让我相信，在班禅心中，他仍忠於自己的信仰，忠於他的人民和他的国家。」 达赖喇嘛对班禅内心世界的了解是有根据的。1962年，中共劝说班禅公开谴责达赖喇嘛，承诺说这样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代理」两字就可去掉。但遭到班禅拒绝，为此他被禁止公开讲话。 1964年3月，拉萨召开传统的藏人传昭大法会，中共再次要求班禅喇嘛到会上发表谴责达赖喇嘛「背叛祖国」的讲话。面对黑压压的一万多藏族同胞和四周的中共军人，当年27岁的班禅坐在拉萨大广场的高高宝座上，一语惊人。他说∶「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如果他安然无恙，藏人的吉祥之源就不会汹z。藉此聚会，我重申我的信念，西藏一定会重获独立，神圣的达赖喇嘛一定会返回，达赖喇嘛万岁！」 班禅随即被逮捕。从此没人知道他的下落。1978年，魏京生在北京的「民主墙」贴出大字报，披露他的藏族女友的父亲和班禅一道长期被关押在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班禅曾企图自杀，他拒不进食後对看守说，「你们可以把我的尸体送交中央委员会。」 ●性、爱情和婚姻 沿著班禅个人生活的话题，我们说，「可否向您提一个冒犯的问题？」达赖不假思索地连声说，「可以，可以。」 「您是否梦想过有妻子、孩子和婚姻？有没有过性欲冲动？」 「哎呀，我现在都是59岁的人了，那些婚姻呀爱情的年龄早都过去了。」他说著哈哈大笑起来。达赖喇嘛的开怀大笑是世界出名的。因为他笑的那样自然、奔放。他曾回答一名西方记者说，他从小就喜欢笑，後来他得知开怀大笑有助於健康，就更笑不可止了。这种坦然的大笑一下子将人们的心灵拉近。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影星李察基尔曾说过，「达赖喇嘛有超常的能力，他让任何人在他面前感到舒坦自在、无拘无束。」他的随和与谦恭让他身边的人随时可以感觉到。例如，在我们的交谈中，当他的助理毫无拘束地纠正他的英文语法错误时，他总是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歪著脑袋认真地听，然後重复一遍正确的。 他笑著，像孩子比武那样握紧拳头展示双臂的肌肉说，「我十五、六岁的时候，身体很健壮，感到有性的欲望。」他停止了笑，认真起来∶「幸运的是，在那一阶段我正发展著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对打坐冥思训练的热衷。这些帮助我平静了那些欲望。」 他接著说，「我认识很多结了婚的人，他们有的很幸福，有的有一大堆问题。有时为没孩子苦恼，有时孩子太多，要计划生育，要流产，还有避孕套等很多问题。有的伤心地离婚，造成孩子心理不平衡。和我们的生活相比，婚姻生活有它令人兴奋的瞬间，也有让人极为沮丧的时刻，很像一条忽高忽低的曲线。而和尚尼姑的生活，则像一条直线，没有高潮，也没有低潮。或许我们的生活没有那麽令人兴奋，但也没那麽多烦恼。从长远来看，或从健康角度来讲，都有益处。」 对於「性」，他曾对西方记者引用一位佛教哲学家的话解释说，「如果你痒，挠一挠会感到很舒服。但如果从来不痒，不是更好吗？」 ●喜欢飞机大炮机关枪 有文章描述，达赖喇嘛从小就喜欢战争玩具，如飞机，坦克等。现在对二次大战时的图片很著迷。而且在拉萨时他就有枪，现在印度的住处，他还保留著一支步枪。我们问他，「这些是事实吗？它与您一向主张的非暴力哲学怎麽能够统一呢？」 他笑著连声说，「是的，是的。我喜欢这些战争图片，那些机器令我著迷。例如那些飞机、大炮、军舰和机关枪，多麽复杂，吸引人啊！」 达赖的话使我们想起他从小就喜欢拆各种机器，探究内部运转的奥妙。他曾将一台电影放映机拆卸，又凭记忆装好。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三台汽车，他自学内燃机原理，竟修好了两台，他开了出去，结果撞到了树上。修表是他的业馀爱好。至今在他印度的工作间里，还有一些破旧的手表等待修理。他曾对朋友说，如果他不被选择做达赖喇嘛，他或许会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 对於喜欢战争图片原因，他对我们说，「看到那些残酷，想到这些武器给人类带来的摧残，更加强了我的非暴力哲学理念。我从小到现在都不能看人受伤，连杀死一个动物都不敢看。」 我们问他，「如果时光倒转，您可以自由选择，您是否还愿意做达赖喇嘛？」他十分肯定地回答，「我想做一个普通的人。」 「为什麽？达赖喇嘛多重要啊！」 「我一直强调，我不多不少，只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僧侣。而且我曾郑重声明过，当西藏获得自由我返回时，将不再担任政界任何职务。这是我正式确定的。」 达赖喇嘛的这一想法由来已久。在1985年，他就对人透露说，「很多预言表明，我是最後一位达赖喇嘛。整个世界都在变化，也许达赖喇嘛根本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即使保留达赖喇嘛，选定方式也会与传统不同。」而且，一向十分相信科学的达赖喇嘛曾语惊藏人∶「佛教是接受真实的，尽管佛教相信转世，但如果科学证实没有转世，我们一定接受科学。」 我们追问∶「如果西藏自由了，您返回後，将实行什麽样的政治制度？」 他坚定地说，「我们已决定要建立民主制度。当然，具体采用什麽样的民主体制，是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英国式的议会制，还有待於六百万西藏人民最後决定。」 他做著手势强调说，「西藏问题，最终要由汉藏两族人民来解决。如果中国人和西藏人对待对方像兄弟姐妹一样平等，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什麽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并不是说我们对西藏问题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中国人关於西藏的看法就是错误的。但中国和西藏关系的性质不应该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没有偏见和不受政治影响的历史学家，应该做真实的研究并传递真实。」 我们就势向他提出最後一个问题∶「您一直谋求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您如何看待中国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作用？」 达赖喇嘛立刻很动感情地说，「我历来十分高兴见到中国兄弟姐妹。我常向藏人说，寻找你们能发现的每一个中国人，和他交朋友。我们需要中国公众的理解，至少是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推崇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而北京的共产政权不相信民主和自由。对於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完全没有要结束谈话的意思，但他的助手和工作人员已焦急地等在他身边，因即将开始的会议正等待著他。他只好站起身来与我们紧紧拥抱，并亲自给我们带上藏人象徵友谊的哈达。我们祝他保重，他拍著我们的肩膀重复地说著∶「我们都责任重大，我们都责任重大。」 他走出房间後，又转过身来，合手致佛教礼，微笑著说了一句中文∶「谢谢，再见！」 当达赖喇嘛的身影消失之後，我们才突然醒悟，我们实在有失礼节。因为按佛教规矩，客人拜见达赖喇嘛後，应先退出，而且不能转身就走，应缓缓地倒退著出去。但从达赖的传记中得知，他极力主张简化那些传统的繁文缛节。一次一个西方记者采访他之後，按规矩倒退著出去，因不习惯，退得摇摇晃晃。达赖喇嘛笑著上前抓住他的双臂，向後一拧，然後推了他一把，把他送走。 ●如果他不是上帝 达赖喇嘛那亲切的微笑清晰地定格在我们脑中。我们回味并思索著这次采访，忽然意识到，有些中国人对达赖喇嘛的认识存在一个误区，一提起达赖喇嘛，就只想起西藏独立。其实，达赖喇嘛的生命与宗教哲学，他对世界责任与人类尊严的追求，已使他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西藏人民的领袖。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他总是强调人的同类意识和共同负有的世界责任；教诲人们追求精神价值，相信爱、慈悲和宽容才能带来真正的个人、家庭和世界的和平。「我们是有著共同属性的人类，我们要开掘内心深处对他人痛苦的关心，不管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在领取「诺贝尔奖」致辞时这样阐述他的角色∶「首先，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我有人类责任。第二，我是一个佛教僧侣，我力图向精神世界贡献我的所有；第三，我是一个藏人，我对西藏的命运负有责任。」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其他宗教的尊重和宽容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他认为所有宗教的宗旨都是为人性服务的，有多种多样的宗教理论并存是对人类有益的，因为「人是各种各样的呀，」他说∶「我利用所有的机会去发展与其他宗教的友好关系。」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十分强调「主权在民」。他说在印度流亡地制订的宪法只能称为「草案」，因为必须将来由全体六百万藏人选择批准。他认为将来西藏不管实行什麽样的民主制度，都要一人一票选举。即使达赖喇嘛是否继续存在，也听从於全体藏人的决定。他甚至考虑采用梵蒂冈式的选举制度来选择达赖喇嘛和各级僧侣。 作为一个自幼就集宗教和政治领袖於一身的达赖喇嘛，人们难以想象他怎麽能够产生那麽多平民意识和那种家庭成员般的亲切坦诚。 我们困惑∶如果他是人，何以能够在这个庸俗做作、物欲横流的世界保持单纯、自然和精神超越。如果他是神，怎麽能够那样充满可以触摸的亲近、熟悉和炽热的人间之情。 我们感叹∶这是一颗尘世少有的超脱的灵魂，这是一个人间罕见的接近大自然的血肉之躯。面对他那静谧的微笑，他那儿童般的纯真，你想起一片海洋，一片森林，一片小草，你感到反对他的人像反对大自然一样不可思议 ┅┅ 作者附记∶ 我们的采访，得到了在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政治分析员阿沛·晋美先生、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主任Rinchen Dharlo先生和该处新闻秘书Thubten Samphel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本文所引用的数字和历史资料，出自下列中英文书籍∶ 《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萨） 《达赖喇嘛传》，牙含章编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北京） 《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1993年编辑出版（印度，达兰萨拉） 《Great Ocean》，by Roger Hicks & Ngakpa Chogyam（England）1984 《The Dalai Lama，A Policy of Kindness》，by Sidney Piburn（New York）1990 《Freedom in Exile》，Tenzin Gyatso，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of Tibet（London）1990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4年7月1日 1994-07-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徐州丰县：中国农村社会溃败的一个窗口
何清涟 徐州铁链女事件成了民怨集结的最大公约数，激起海外一场舆论大波。除了中文媒体之外，用xuzhou chained woman搜索，共有192 000条信息。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下，2月17日，江苏成立“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组”。但是，海外舆论还得继续，中共方面的处理，将视舆论风潮的大小，而决定处理范围的大小，包括对董某等施害者的量刑轻重。 徐州成为拐卖人口的犯罪共同体 徐州各县拐卖人口堪称历史悠久。这次铁链女不仅让国内外华人重温了1989年以前几年之间共拐卖将近5万妇女这段秽史，还发现了董集镇早就形成了拐卖人口的犯罪共同体——该村还有一位也拴着链子长年趴在地上的被拐妇女，买媳妇是当地习俗而且得不到善待，村民们对此不觉有异，习以为常。 一位网名为“赫兹”国内人士在网上使用“徐州”、“判决”、“拐卖”、“公安”等关键字抓取相关新闻共四千余条，阅读了所有与“徐州 拐卖”有关的百度百科达75页，以及徐州乃至苏北的县志，阅读相关资料共计近40万字。写了一篇《被拴狗链的八孩母亲与徐州人口拐卖史》的调查手记，证明徐州确实是拐卖人口犯罪重地，有许多与“八子铁链女”不幸遭遇相同的女子。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根据国内信息写成的《法院拒绝多名被拐卖妇女离婚申诉 丰县经常发现女性尸体》（2022年2月16日） ，引述《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指出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徐州丰县人民法院判决的数起被拐卖妇女离婚案，法官均不支持原告人离婚诉讼。许多女子走投无路，最后只能自杀。 我读到类似相关信息之时，认为徐州法官群体中有不少无视被拐妇女的悲惨处境，硬性维持拐卖人口的结果。这条信息表明，徐州市及下属各县的党政系统其实已经默认当地这种拐卖婚姻的合法化，甚至默认了农村男子“家暴”的普遍存在。徐州有份《徐州日报》，是中共徐州市委机关报，1948年12月10日创刊，日发行量12万份。徐州拐卖妇女在中国曾被多方报道，我用“拐卖妇女”四字在《徐州日报》网页上搜索历年信息，共获70条，今年三条，竟无一条涉及丰县铁链女，全是表扬当地政府关心打拐、协助被拐儿童寻找家人的报道。 所有这些，都说明江苏省徐州市这个地区在拐卖人口方面存在一个涉及地方政府直至基层的党政系统、警方、法律共同体的犯罪共同体共犯结构。否则无法解释当地为什么存在持续几十年、涉及范围甚广的拐卖人口犯罪。 中央政府的利害考量 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徐州丰县连续放出四份通告，铁链女送往精神病院就诊，长年虐待铁链女的“丈夫”董某及两位涉及拐卖铁链女的人贩子被抓。但是，事情远未结束，很多网友希望当局就此追下去，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打拐。国外推特则有人认为习近平将竭力掩盖事实，因为人口贩卖黑幕揭开，让中国丢了大脸。 习近平当然非常恼火，在京奥召开期间出这么一档事，确实有损脸面。但要说他认为世界不知道中国是贩卖人口大国，那倒不至于。联合国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贩卖报告》（UN Human Trafficking Report）https://unodc.org/unodc/data-and-analysis/glotip.html…，列在第一的就是东亚地区，偶尔也会点名说中国是人口贩卖大国。这里仅举几例：比如2007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认为，中国的人口贩卖问题以境内拐卖为主，中国外交部反击。， 2017年美国国务院再度在报告中指称，中国是贩卖人口最严重国家之一，中国当然也没那么听话，每次都予以反击，比如新华社发专文《罄竹难书！美国人口贩运罪行史话》。中国出于邻国关系，也会抓捕一些涉外人贩子，比如2019年中国公安部与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泰国警方合作，六国警方联合开展打击拐卖人口行动，破获拐卖案件和婚姻诈骗案件760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332名，解救被拐外籍妇女1130名，儿童17名。 鉴于以上事实为国际社会熟知，中国人口拐卖也不是习近平任期内才发生的新事，习近平无论是出于国内民意还是本身利害权衡，都不会去遮掩，而是会要求江苏省彻查丰县铁链女事件。这种传播全球的恶性事件，如果遮掩，反而对他不利，容易给党内反对势力以口实。 江苏省已经放出准备收场的信号 徐州官方曾公开放话，希望网友给他们一点时间。意思就是让他们有时间摸清相关情况，确定如何处理这事。就算是内部追责，最后要确定一个盘子：抓到哪一层？抓哪些人？人贩子动什么角？徐州这地方拐卖人口是积年犯罪，没有官方默许不可能延续至今，但抓谁惩罚谁，需要官场各方势力内部平衡，当然，他们也明白这不是处理村支书能够糊弄过去的。 2月16日，国内微博上有人释放出《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贯彻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实施意见的通知》，正式发布日期标识为2021年12月11日，文号：苏政办发〔2021〕99号。该通知是为了响应中国国务院2021年4月28日颁布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这样的文件，一般网友不会去查，当然是政府方面安排人将此文件信息释放到微博上。看到这条信息，我就发表推文，认为江苏省委、省政府已经开始在摘清自己的责任了。接下来，江苏省地方大员们对此各要负什么责任，与他们任职主管范围、任期时间都有关系。 我上网查了一下，现任省委书记吴正隆是江苏人，多年在外地任官，于2016年从山西调江苏任南京市委书记，先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从2021年10月调任省委书记，2022年1月正式任江苏省委书记，从日期来看，上述打拐通知是他正式任省委书记后发的一份文件。有了这份文件，他可以向上级说明，他接任后江苏省委、省政府其实很重视打击拐卖人口活动。领导责任当然不能推，但已经先摘掉了玩忽职守，懒政之类的帽子——如今中国官场，“懒政”这顶帽子扣在头上，乌纱帽就不稳了。 现任徐州市委书记与市长都是江苏省本地人，在徐州任官多年。徐州市委书记周铁根于2018年4月就任；代市长王剑锋2021年7月就职，但从2016年王剑锋任常务副市长开始，先后任徐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如果市一级需要有人担责，这两人无处卸责，不能说是地方势力作祟，更不能说自己不了解徐州贩卖人口严重的情况。 丰县一级直到乡镇，大小乌纱帽肯定要摘掉一些，只是董集村的村长撤换比较麻烦，以该村村民素质来说，选出的村长肯定与他们是同类而且绝对是护短之人。 至于全国性的打拐，本来就是国务院发文布置要办的事情，徐州官场掉了乌纱帽一多，其他地方也至少会做做样子，尤其是广西涉及拐卖越南女子、东北涉及拐卖北韩女子、广东、云南等省涉及东南亚国家女子，打拐都会做得比别处深入一些。 但要做更多的期望，比如尽数解救历年被拐卖女子，从此让拐卖人口罪恶绝迹，恐怕就不现实了。据我始自1990年代的观察，全国性的打拐行动几年一轮，但中国农村与基层早就形成了拐卖人口的共犯机制，尤其是村镇一级基层，认为解决本地光棍问题是要务，哪管他人家破人亡之痛？基本上是敷衍了事。 如果非要说这次徐州铁链女事件对中国公众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就在于帮助他们认识了底层之恶以及中国农村的溃败，知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绩，主要体现在让丰县董某这类乡村恶棍生八孩还能全家领社保，但人却离文明标准很远很远。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2月18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2182022093756.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06👍 0💬 0视频∶曹长青回忆青春岁月∶热血办社团、深圳办报“被退休”、不出卖朋友也有路、跟刘
2019-01-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新闻分析：纽约市长选举为何爆冷门
21岁就参选议员，在政坛摸打近20年的民主党老政客格林（Mark Green）败选，而根本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共和党籍候选人、富翁商人彭博（Michael Bloomberg）脱颖而出，以50%对47%的选票战胜对手，在昨晚半夜时分的胜选集会上被现任市长朱利安尼引荐为，将领导“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格林曾被称为“纽约人的最爱”，在民意调查中，一路领先。投票前两星期，他还领先彭博16个百分点。而彭博在昨晚的当选感言中说，他在参选前曾咨询周围的朋友，没人回答说“能成”，劝他别自取其“败”。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反差？因为纽约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这个拥有800万人口的城市有三多﹕移民多，黑人多，穷人多。民主党强调“平等”，把中产阶级和富人的钱通过“高税收”变为“国有”，然后通过“高福利”制度分发给“三多”。“三多”自然支持民主党，因为对穷人来说，当然福利越多越好。有“三多”的地方，几乎都成为民主党的地盘。近年加州、纽约州这些沿海区域，都成为民主党的票源。再加上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的西裔移民激增，这两个州也不再是共和党的后方，去年总统大选在佛州发生选票纠纷，就是因为佛州移民增多，两党势均力敌，几乎不分上下。依赖“三多”，民主党大有以东西海岸包围内地、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主导美国政治版图。 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败选的高尔却以压倒优势赢得了全部纽约州33张、加州54张选举人票（仅这两州就占全部538张选举人票的近六分之一）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毫无任何政绩（曾在克林顿当选后主持医疗制度改革，但完全失败）、选前根本不是纽约居民的前第一夫人喜莱莉能够高票当选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赢得94%黑人选票，75%西裔选票的原因。 在这样的民主党“胜地”，在反富倾向最明显的纽约市，共和党籍，又是亿万富翁的彭博为什么能够“反潮流”成功？ 第一，他自掏腰包参选，拿出五千万美元做广告（对手格林拿出一千万，但不是自己的钱），成为纽约历史上最昂贵的市长选举。 第二，他人气很旺。凌晨一时他发表当选感言时说，他当选的“秘密武器”不是五千万美元，而是他有5,000个义工。更重要的是他得到现任市长朱利安尼的鼎力支持。911事件使朱利安尼成为纽约以至整个美国的英雄，平民小百姓，往往愿意听“英雄”的。因此彭博在发表当选感言之前，和朱利安尼挽手高举，深表感谢。 第三，他不能说，但能干。格林昨夜发表败选演说，20分钟讲话没看讲稿，滔滔不绝，相当有口才。但生意人彭博的当选感言却显得笨拙，几乎每说两句话，就得看讲稿。但这就可能是纽约人的选择，不要能说的，要能干的。今年59岁的彭博于1966年从哈佛商学院拿到MBA后移居纽约，投身华尔街股票公司“索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年薪才9 千美元，但他在该公司干了15年，赚了一千万美元。1981年他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小房间里创办了自己的“彭博公司”（Bloomberg L.P），专门提供商业信息，后来发展到“彭博商业电台”、电视台及报刊等媒体帝国，目前他有总资产40亿美元，员工8,000人，在全球126个国家有生意和办事处。纽约人可能就是看重了这一点，要一个更懂经济、更懂管理的人来重建911后的纽约，而不要能说会道的政坛油条了。 第四，共和党团结一致，民主党阵前分裂。在初选时，共和党仅两人竞争，彭博胜出。但民主党有九人争夺提名人，九损具伤。彭博得到从州长到市长所有共和党籍重要人物的一致支持。但民主党阵前分裂，在投票前一天，黑人领袖夏普顿（Al Sharpton）和以黑人为主的布朗克斯区（Bronx）民主党领袖都表示不支持格林，从而影响黑人选票。格林虽然最后仍获得70%的黑人选票（彭博仅获25%），但黑人投票率才是20%多，多数黑人都没有去投票。在130万选民投票中，彭博仅赢了对手不到4万张票，是险胜，如果没有民主党内部分裂，就可能没有彭博“梦想成真”。 第五，彭博虽是共和党籍，但他去年10月之前，都是民主党籍。他被今天出版的《华盛顿邮报》称为“慈善家、温和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在纽约这样的“三多”之地，右翼共和党没有当选的可能。现任市长朱利安尼就是一个出名的温和派共和党，彭博和朱利安尼一样，也主张照顾“三多”的利益。这种温和立场被共和党所容忍，被民主党选民所接受，因此成全了彭博。再加上民主党籍的前纽约市长郭德华（Ed Koch）、民主党籍的前纽约州长卡瑞（Hugh Carey），不为同是民主党的格林站台，而公开出面支持彭博，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注册选民比例为五比一的纽约市，共和党人当选了市长。 由于纽约当任市长、州长都是共和党籍，因此彭博出任市长，可以更加顺利交接，更有利于纽约市从州政府获得经济援助。而且彭博参选时就宣布，他当选后还要朱利安尼再干三个月，把世贸大厦的善后工作做完。尤其是彭博管理大公司的商贸经验，将更有利于受到严重创伤的纽约经济复苏，让纽约这个全美排在迪斯尼乐园所在城市之后最吸引全球游客的大都会城市，再次成为最引诱世界的“天堂和地狱”。 彭博在结束当选感言时说，“现在不是分民主党、共和党的时刻，我们现在都是纽约人！你们信任了我，我不会让你们失望！”800万纽约人希望如此，拭目以待…… 2001年11月7日（载多维网） 2001-11-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毛极权理念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结合的怪胎
――南街村现象分析之一 一篇“南街真相”的报道有如打在蛇的七寸之上的棍子，在中国存活近20年、耗资巨大的“红色政治＋小农理想”的南街村模式终于倒塌。无论“左字号”还是“新左字号”的网络帖子如何群情激愤，只要没有银行再为其免费输血，南街村模式已经回天乏力。 南街村神话的破产，其实并非南都的报道从理论上破解了荒诞的红色神话，这篇报道只是再次充当了“皇帝的新衣”里那位小孩罢了。类似的质疑虽然一直未断，尤其是前年南街领导层通过“自然人股东”对“集体股东”的置换开始化公为私以来，南街政治上的正确性已经受到质疑，这篇报道循着这些质疑纵深掘进，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南街；当然它也不是缘于内部人集体反叛。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之时，南街人很幸运地继续吃着油水足足的大锅饭，大部分中国农民的痛苦与他们无缘。可以断言，只要还有银行愿意不惜代价地输血，绝大多数南街人是很乐意继续与其领导者一道将谎言维持到底的。 可以说，南街村模式的破产主要缘于两个原因，一是没有银行再为其输血。当年大寨红旗之所以不倒，关键在于政府不断为其输血。现在银行都已商业化，无法继续为它们承担巨额坏帐；二是红色村长们发生了所有贪官都有的财色故事，这一事实击垮了王宏斌们多年苦心营造的清廉形象，让世人看到红色神话辉煌外表下的许多不堪。 我更感兴趣的是南街村神话为何能够存在，以及今后是否还会有类似的政治波普上演。 南街村的存在，首先与当局的默许与支持分不开。现任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共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二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使当局清醒地意识到：维持一个亦真亦幻的毛泽东形象于政治稳定有利。更何况，王宏斌并非背离中共的路线方针另干一套，他那所谓“外圆内方”之说，即“外圆就是与市场经济接轨，所谓内方就是以本村民意接轨”，其实就是他对当前内政外交政策的一种创造性摹仿与发挥。中国政府如今采用的正是外与国际社会接轨，接轨的方式也是兵不厌诈；内与“民意”接轨，而所谓的“民意”，在中国政府那里是解释成“民众素质太低，还未准备好实行民主”，与王认为“南街村农民身上，大部分人还保持着那种传统的保守的甚至封建的思想观念和作风”相类似，所以他必须当仁不让地做“小毛泽东”。而允许这样一个对党亦步亦趋的“小毛泽东”及红色堡垒的存在并不妨碍党的伟大事业――当局非常清楚，真正的敌人是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治。 人们或许会奇怪，南街村的村官行事方式怎么会与其他贪官如此相似？财色兼取的同时，也有大量类似于“廉政语录”的“为人民服务说教”彰示着他们那典型的双重人格？不过在我看来，南街村官这个“特殊群体”与其他贪官都是专制极权这根藤上结出的一对姐妹瓜。藉“改革”之名而腐败的贪官之所以能大肆掠夺公共财，主要是缘于他们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又不需要接受监督，这一点正好与南街村村官核心群体们在村里拥有主宰权力且无需受任何监督相同。 王宏斌借毛泽东政治理念做外部包装，利用处于政治权力干预下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提供的便利，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中国特色”市场营销的道路。今天的中国沉渣竟相浮起，今后肯定还会有人摹仿王宏斌这一做法。更何况社会逐渐多元化，有人追求自由，但也有人嗜好生活于“动物农庄”，应该尊重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不反对任何人选择“南街村模式”，只是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要诚实地自力更生，不要以政治谎言骗取社会支持，如南街村那样依靠“外援”即银行持续不断的输血来维持村民们的幸福生活，这种生活其实很不道德；第二是政府不要借助政治权力与舆论优势将这种用谎话堆砌的模式强行推广。在保证这两个前提的情况下，多几个“南街”也无妨，凡嗜好“动物农庄”的人，大可以象当年投奔延安一样，投奔“南街”红色根据地。 （原载《华夏电子报》 2008年3月5日，第 233 期）
何清涟2025-11-06 05:59👍 0💬 0袁庚先生与他的理想主义改革
何清涟 袁庚老人辞世的消息，将我带回了辞国前三年的深圳生活。 我认识袁老，不是在他作为“改革先锋”的人生鼎盛时期，而是在他退休荣养之后，因此可以勉强算作“布衣之交”。因为缘起于《中国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香港版）一书，有关他与蛇口改革的种种传说，在我与袁老的数次长谈中，只是若有若无的背景。我们的谈话，更多地涉及改革的另一面，即权贵资本主义的发韧、成型及其未来路向，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即对黑暗面的讨论。 1998年夏天，一位熟人给我带来口信，说袁庚先生想见见我。我当即告诉这位熟人，我有空去拜访他，请将我的电话转告袁老。结果袁老第二天来电相约，下午两点左右，他的司机开车接我到他府上。袁老随和亲切，也许是因为是布衣相交，谈话内容海阔天空。最开始是在他那极为宽敞的客厅品茗聊天，大概是觉察到我的眼光有时不经意扫向客厅那巨大的落地窗，袁老很体贴地让人将小桌与椅子搬到阳台上，让我能远眺大海与那蒙胧山影，在柔和的海风吹拂中，不知不觉间聊了两三个小时。以后，袁老每隔一两个月会来电，如果我有空，就约个时间见面。大多数时候，是我去他家里；只有一次，是他来我家，说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也想顺便看看我的家。 关于蛇口1980年代的改革故事，有数本书与长篇报告文学专门记述其事。在认识袁老之前，我在蛇口也有一些朋友，比如由《中国青年报》来到《蛇口通讯报》工作的郭建新、魏海田等人。他们谈到袁老这位昔日的领导，及其推行改革的各种逸事，基本是尊重中略带敬畏。但我作为“布衣之交”的晚辈，更多的是感受到袁老那种有如邻家老先生般的慈祥与关怀。 印像最深的是有次见面时，他提出要陪我逛蛇口。 老人提出之时，我笑着说，蛇口我逛过起码五六次了，主要的地方我都熟悉。再则，您老身体虽然很好，但这样坐车走走停停一大圈，我担心您太累。但袁老说，我陪你看看，那感受可能不一样。我忽然意识到老人要游旧地，或许是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开始了这次由蛇口工业区创办人亲任“导游”的一次蛇口行。 那天袁老精神极好，每至一处，就讲述那建筑群的由来。比如那座蛇口工业区第一座宾馆（依稀记得叫南海酒店），那早已游客阑珊的海上世界游轮，还有那依山而建的龟山别墅。行至龟山别墅时，他谈到当时建这简易舒适的别墅，主要目的是用于接待各方宾客，XXX曾经下榻此处。我告诉袁老，1988年冬，因探访来深圳的包遵信先生与其他人，来过这里。次年因陪同冯兰瑞女士来蛇口考察，在这里住过三天。曾见过一本住客登记本，几乎就是80年代中国改革风云人物的亲笔签名录，《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们，一大半都曾在这里下榻。此话勾起了袁老的回忆，此后的谈话主题就是关于权力为善为恶的问题。 袁老对我说：“你那本《现代化的陷阱》，主要分析的是权力为恶的问题。其实，权力也能为善。你没掌过权，不知道权力是个好东西。你看，我们脚下蛇口这块地方原来是荒地，就是因为放了权，让招商局作主，然后一片片厂房，一座座高楼，一条条马路就这样修起来了，吸纳了四方人才，做了好多事情，为邓小平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这就是权力为善。” 接下来我们讨论权力不受限制必然为恶的问题，袁老博闻强记，引证了不少西方名家之名言。末了，他问我看过广州某报对他的一篇采访没有？想听听我的看法，我很坦率地对袁老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其时，深圳的媒体早已不能登有关他与蛇口当年改革的访谈。稍远（不是指地理距离）的广州能登，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种情况下登出来的那篇访谈，只能藏头露尾，点到为止。回忆蛇口当年之成功，却不能真正总结蛇口经验的精髓就是放权让蛇口自治；末尾总结蛇口之衰落，也无法触及真正的原因。那原因从浅里说，缘于蛇口的行政地位非常尴尬，它只是为了实践邓小平改革理念的一块“飞地”，深圳市与广东省都对这块在自己境内却无法行使管辖权的“飞地”感到不舒服。有邓小平护着，没事。但来自上方的这种保护一弱，各种事情就来了。从深里说，这个体制容不下异端与异质。您老主张言论自由，提出“法不禁止即自由”，倡言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看来，已经走得太远。邓小平是那一代领导人当中走得最远的人，您走得比他还远，这就是问题。中国的改革，本来有一体两面，有正道与邪道，二者是一对挛生子。所谓正道，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您等党内改革派坚持的道路，大家的设想是由经济而政治，经由专制到逐步放权的开明专制，再通过开明专制培养民权理念，最后自上而下完成民主化。所谓邪道，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即我在“陷阱”一书中分析批判的那条道。要想一直走正道，必然走向“六四”，挑战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与胚胎时期的权贵资本主义，两条路必然会发生冲突。六四之后，邓小平处理赵紫阳，实际上等于亲手杀死了改革这对挛生子当中的健康婴儿。改革的未来路向其实基本已成定局。 那天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左右。临别前，袁老对我说，“清涟，你说这番话容易，因为你与这个体制没有我们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但对我这样的老人来说太难了，从青年时期，我们献身于这场革命，受过不少打击，也失望过。但不管经历过什么，我们这代党内老人，一生一世都在为这个党、为这个国家尽力。要在思想上彻底决裂，好比从身上撕掉一块肉，那种痛，你们这代人不理解呐。” 我告诉袁老，我其实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自从《现代化的陷阱》出版后，我与李锐、任仲夷、李慎之、朱厚泽等老一辈党内改革派有过多次聊天，他们只要一到深圳就会找我，聊及他们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与权贵私有化现象的深切担忧，以及对这种现象一筹莫展的深刻焦虑。因此，我太理解这些党内改革派老人的心情了。也正是在您及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共革命这幅20世纪历史画卷中曾经有过的光明一面。 2000年之后，我的处境迅速恶化，袁老不时会来电话存问，也总是无奈地安慰我，“一切会好起来的，心情不好来蛇口散散心”。我当时事情也多，加上有公安局的老朋友告诉我，袁老其实也是被监控对象，你们二人打交道，会让深圳市有关方面特别感冒。朋友说到这点，我相信是真实的，因为我与袁老的交往并不见之于媒体，也很少有人知道。既然朋友提起这事，想必是监控得来的信息在公安局内流传。为了不给袁老增添麻烦，我很少再去他那里，他来电相约几次，我都推以事情多抽不开身，袁老似乎也意识到一些什么，很少再邀请我去他家了。 2000年6月，我受邀作为美国国际访问者访美后回国，我供职的报社在市委书记张高丽亲命之下对我施以撤职降薪不准再发文章的处分之后，我也自觉断绝了与深圳朋友的一切来往，当然也包括袁老在内。7月中旬在北京参加国务院 2000年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后，在北京大学出了个莫名其妙的车祸，我与儿子双双受伤，脚骨折断，在家休息。期间，我接到《万科周刊》单小海的电话，他告诉我，你应该去看看袁老，他很担心你，以为你这次去美国，可能因为国内压力不再回来，再也见不到你了。于是我给袁老打了个电话，相约拜访。他让我带儿子一块去他那里。记得那天他亲手切了个榴莲招待我们母子，并且说了很多鼓励安慰的话。当时我去国之意已决，主要原因是不希望儿子生活在一种极不安全的生活氛围中。但我不忍对袁老谈及这点。在袁老送我到楼下时，我请他放心，我会尽力照应好自己。因为不方便，我不会常来看您了。袁老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说“保重”。暮色中，我透过车窗看着袁老身影，心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晤面了。 2001年6月下旬，我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访学期间，一个冬夜接到了袁老的电话，我没有问他从何处得来的电话号码。双方嘘寒问暖之后，他问我还能回国吗？我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回去，一是不可能再有工作机会，在国安部门的关照下，不管我到哪个城市，都不可能再有工作，生存会有问题。二是成天生活在监控之下，有个老大哥看着你，几乎毫无人生之乐。我无法忍受那样的生活。袁老听后不再多说，只问我，在美国，你生活有没有保障？我实言相告，只能一边走一边看了。但美国这个地方，人称插根树枝都能长成树，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应该没问题。袁老听后说：“清涟，真的很抱歉，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点都帮不到你。这辈子，我们只怕是见不上面了。”听后，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伤，那晚，竟然失眠。 此后十多年间，因自己这“境外势力”与“国家之敌”的身份，我从不主动与国内旧友联系。如今听闻袁老以99岁高龄还归道山，还是不免心中悲凉，因为我知道如今的中国，与他当年为之奋斗的改革目标相差太远。蛇口招商局网站上发布袁老逝世消息时，写的纪念词是“世上再无袁庚，改革仍在进行”，但无论是袁老还是今天的中国人，包括纪念词的写作者，都非常清楚，中国理想主义的改革早已死亡，如今只剩下“改革”之空名。作为中共80年代理想主义改革的象征人物，袁庚曾承载当时中国人走改革正道的希望；到了90年代中后期，理想主义改革已不复存在；如今袁老带走的，其实是一代改革亲历者对80年代理想主义改革的最后一丝残存的念想。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2月1日，http://finance.china.com.cn/money/efinance/yw/20160201/3571621.s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王丹需向陈子明等公开道歉
陈子明去世了。没有看到王丹就对陈子明的不实指控公开道歉。在《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一书中，有几段这样提到王丹∶ “王丹为近五百人作了几十万字的证言，他对于我所作的三个证言恰恰都是记忆有误的”； “大量事实证明王丹的几个证言都是违心之言”； “坚决要求与主要证人王丹当面对质”，“让他自己来洗刷有可能留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污点”。 陈子明是否像王军涛那样原谅了王丹，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但是，在法律上，如果是一个罪犯的话，即使得到受害者原谅，也绝不等于法庭不再审判。在道德上同样∶即使受害者谅解，也抹不掉那道瑕疵；只有公开认错，才可弥补缺陷。 例如，波兰电影导演波兰斯基1977年在洛杉矶涉嫌强暴过一个女孩，多年来一直被美国警方通缉。几年前他拍的《钢琴家》获奥斯卡大奖，他也不敢来美国领奖，怕被逮捕。虽然那个女孩（现已中年）早已发表讲话原谅了他，但法律却是另一回事，否则对一个杀人犯，只要受害者家人原谅，他就可以逃避法律惩罚了。 王丹当然既没杀人也没强暴，他是因指控导致别人受害。对于道德问题，既然受害人谅解，为什麽还不够呢？因为，只有公开道歉，才表明你对那种错误做法的否认，才可以像强暴犯受到牢狱惩罚一样，来赎那一笔良心罪。当然，如果是“作伪证”使别人受害，那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 同样被关过秦城监狱的六四学生领袖刘刚写道∶“王丹在秦城监狱就写出13万字交待材料，我们这些六四主要人员的判决书中大都使用王丹的证词。我几次力劝王丹在监狱中翻供，王丹的回应居然是∶‘如果我说的属实，没必要翻供，如果不实，对其他人不构成伤害。’” 王丹这句话问题太严重了。第一，如果“真实地”向当局出卖了同志，或交待了保护过你的人，当然明摆著是道德问题。王丹认为没必要翻供，说明他不知道德为何物。第二，谁说不属实的交待，就一定不对他人构成伤害呢？王丹说他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都是听王军涛指挥，明显不属实。如果王军涛是因此被重判，追究起来，那不是伪证罪吗？前后两者当然都可能对他人构成伤害。 我批评王丹的文章发表后，接到一些来信。其中有位天安门学生说，他听说王丹出卖过一位曾保护他的军人。于是我上网查，看到署名Cindy于2010年写的这段文字∶ 王丹在狱中出卖过不少曾掩护过他的人。他事后对这些人不闻不问，也没有任何道歉。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曾在狱中出卖过人┅┅。我就知道有两个人是这样被他出卖的∶王丹曾逃到南京。他到南京军事学院找他的朋友，刚好他的朋友那天不在南京。他的朋友同宿舍人接待了他。这人是研究生，家是农村的。这人请王到一个个体户小饭馆吃饭。这家饭馆小老板收留王几天后，又帮王安全送出南京。这人是这所大学的重点培养对像，学校认为他非常聪明，前途无量。当学校收到通知，得知王向北京公安局出卖他和那饭馆小老板，学校许多师生十分痛心，当时学校只是停了他的课，限制他出校门，并没有抓他，等上面通知再处理。许多师生担心他会上军事法庭（他是军人，公安无权抓）。他和饭馆小老板对王都是素不相识见义勇为，他们的结局比王惨多了，如今都不知他们是死是活。 上述文字内容，我尚无法核实。如果是编造，请王丹出来澄清。我倾向相信，是根据陈子明的文字，加上已经了解的王丹的其他做法。这是常规的判案推论。 再看这个例子∶目前在台湾的中国异议人士孔识仁说，“我几年前安排高瑜来台湾观选，高瑜亲口说六四之后王丹出卖她，连私下讲话也交待给中共。陈子明书中所言不是孤证。”这种“属实”的交待，不是问题吗？ 再一个被王丹交代的是自由派学者张显扬。六四屠杀后，《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方励之张显扬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动乱’”的批判文章，其中引用了张显扬跟王丹私下谈话的内容。该文说“让我们听听一位名叫张显扬的‘精英’人物，在今年2月15日对后来成为‘高自联’头头王丹讲的一番话吧。”张显杨对王丹的出卖很不满。 王丹后来在自传中解释，是当局从他日记里看到的。但从王丹对其好友王军涛陈子明的出卖问题来看，我对王丹说法表示质疑，因为∶ 王军涛的律师张思之在其新书《行者思之》写道∶有位学运领袖的证词很不光彩，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 这类话肯定不可能是日记里写的吧？如果王丹对两个最亲密好友都可（用谎言）轻而易举地出卖的话，对张显杨说过的“真话”不是更可以吗？ 上个月张思之律师到丹麦、德国旅行，朋友让他在手机上读了我的《五错俱全的王丹》。他很肯定地证实，王丹确实很成问题！ 当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说，“王丹什麽都交代的事情当时住秦城（监狱）的人都知道。管教就拿王丹交代、写材料的事情来教育我们，让我们也交代嘛。” 刘刚也写道∶“王丹在秦城监狱时就被共产党树立为改造典型，就是下跪求饶，叛变投敌。被关过秦城监狱的人都看过一个监狱发的材料（王丹那个13万字的反思交待材料）。” 那麽这份交代材料中，还有谁，多少人，被王丹出卖或污控？ 张显扬去年过世，陈子明现在也走了。王丹即使想对他们公开道歉，也永远没有机会了。但高瑜还在，那个南京军人和饭馆老板（可能）还在，其他可能被污控过的人还在。即使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世，王丹是否需对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公开道歉？ 面对强权时软弱有两种情形∶一是写检查，痛批自己，以获得从轻发落。比如刘晓波的例子。但他没有出卖他人。虽然对英雄来说也是瑕疵，但不是严重问题（在央视作证他在天安门广场没看见杀人是另外的问题）。即使大家都知道他跟当局悔罪了，软弱了，也不能要求他出来公开忏悔，就因为他没有伤害他人。但他做了，写了一本书忏悔，是因他清晰地知道自己错了，要用公开悔过这个形式，否定那个错误，同时挽回自己的形象。 面对强权软弱的第二种情形，则是王丹这种∶出卖同志。这种情形，即使没人要求，王丹也应公开忏悔道歉。明摆著，他损害了他人。人们有权要求他公开道歉。 当然，王丹可以永远都不道歉，反正不悔过也不犯任何国家的法。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劝他赶紧入美国籍，别那麽麻麻烦烦地每过一阵子就要弄身份证，因为要回国去从政，实在没什麽戏。人们对政治人物是绝对有道德要求的。不拿外国籍的“爱国壮举”所赢的分数，恐怕完全无法抵消上述行为所带来的负数。 其次，从海外民运隐退，不再扮演公众人物这个角色。因为如此严重的道德问题，实在难以顶起“六四偶像”的道德光环。再用这个光环代表民运去发声明、募款、高调作秀等等，恐怕会很难摆脱“非议”。 当然，这一切都可改观，如果王丹为他犯过的错误道歉的话。中国人非常聪明，就是有一条完全不开窍，那就是不懂得人心中那股巨大的、特别愿意、特别想宽容别人的错误的能量。但前提是，你一定得认错。不信你回家对丈夫或妻子、父母或孩子，就自己的某项错误（无论多麽严重）低下头，真诚地认个错，道个歉。看看会是什麽结果。得先准备好手绢！ 2014年10月22日于美国 2014-10-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2👍 0💬 0社会主义运动来袭，“美国例外”恐成昨日黄花
何清涟 从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开始，美国社会主义者公开亮出旗帜，登上美国政坛。共和党方面对此有所应对，先由白宫发表《社会主义的机会成本》白皮书，继之由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国情咨文中批判了委内瑞拉，宣称“永远也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党上层精英尽管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吸引选民，却不想背负社会主义之名。直到该党参议员桑德斯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其势之盛远超过民主党建制派的想象，民主党才有点恐慌感。 桑德斯挟社会主义竞选方案强势回归 2月20日，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宣布参加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在24小时内，其竞选团队便筹集到来自22.5万名个人捐赠的590万美元，平均捐款额为27美元。这一募捐成绩单，不仅轻松超过其他20位民主党对手首日募捐的总和，也超过了桑德斯2015年宣布参加2016年竞选时首日募款 数额150多万美元——只此一项，就足以判断此时此刻，他比其他竞争者在民主党内更受欢迎，也比他当年首次出征时更受欢迎。 《华尔街日报》的Gerald F. Seib指出，桑德斯募款的成绩标志着竞选筹款方式正发生革命，个人捐助者的小额捐款和富豪、财团、超级政治行为委员会(super PACs)等的力量一样强大，这种新的竞选财政系统对民主党和民粹主义候选人非常有利。 社会主义者登上政坛并得到正名 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内角逐中输给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但那是因为民主党的超级代表（super delegate）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享有特别提名权，严重偏向所致。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并未气馁，他们成立了一个号称“全新国会”（Brand New Congress）的组织，在全新国会努力运作之下，终在2018年8月下旬召开的DNC芝加哥夏季会议上，以压倒多数投票通过决定，限制超级代表在选择该党总统候选人的作用，以免出现2016年的情况——排挤桑德斯支持希拉里。 在美国历史上的多数时期，人们提起“社会主义”，往往是给政治对手抹黑，而不是自我标榜。2016年桑德斯竞选，在“社会主义”一词去污名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9岁的酒吧女AOC在纽约市14选区（穷人、非移聚居的犯罪高发区）以社会主义口号赢得选举之后，民主党内的民调显示，社会主义观念受到更多人欢迎，民主党不得不省视以前的主流政策，变得更左，争取2020年党内提名的20名民主党候选人纷纷拥抱那些与社会主义事业密切相关的经济、税收和社会政策纲领，提出了有关医保扩充、税收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方案。仅以六名宣布参选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中，有五位誓言争取“全民联邦医保”(Medicare for all)。只有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艾米·克罗布查(Amy Klobuchar)拒绝接受这一想法。 从现在民主党内的情势来看，这些主张部分社会主义政策的粉红政客，根本比不过公开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深红桑德斯。一些不太激进的民主党人开始发愁，说美国总统的外交经验很重要，民主党内只有拜登深懂外交，呼吁这位还在迟疑中不肯披征袍的前副总统参加竞选。 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已成昨日黄花 1990年代冷战结束以前，由于前苏联与毛泽东统治的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经典样板的存在，美国人一般都把社会主义与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共产主义与极权政府相联系，“社会主义者”是一个政治黑名词。即使在美国社会主义者如日中天的1920年，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在总统选举中也只不过获得了大约91·5万张选票。 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百年之间，学者们一直努力探究其中原因，这方面至少有两本名著。一本是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的著作《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自该书于1906年发表以来，“美国例外论”就与美国社会主义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此书之后，还出了好几本类似的著作，其中以李普塞特《美国例外论：一把双刃剑》（1996年），以及《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2000年出版，与加里·马克斯合著）最为有名。在后一部书中，他与合作者一起，力图对近百年来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做一番梳理和归纳，并提出一些结论性看法，认为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是未能维持一个强有力的、经久不衰的社会主义政党；二是未能创建一个像英国那样与主流工会结成联盟的独立工党；三是未能控制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或在其中发挥真正的影响；四是种族、语言和宗教造成美国工人阶级的异质性或多样性，难于为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奋斗。该书总结了以往社会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的种种观点，力图提供一种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认为有道理的政治社会学解释。 桑德斯于2016年之后，利用北欧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正了名。因为有三个条件此时已经具备：1、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美国青年根本不知道苏联与毛的中国曾是社会主义正宗，也不了解这两国曾经发生过什么人间悲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北欧一家。2、桑德斯率领社会民主主义集体加入了民主党，并成功导致民主党整体左转，终于有了一个政治基地；3、民主党保护非法移民、容纳异质宗教的多元化与福利政策，成为培植社会主义的合适温床。 川普对社会主义的批评错置了目标 在《社会主义的机会成本》中及2019年国情咨文中，川普对社会主义国家火力齐开，但重点却是委内瑞拉这个经济崩溃、正在发生政治危机的拉美国家。现任总统与共和党都忽视了一点：桑德斯从2015年为竞选热身时开始，从来就没说过美国要向委内瑞拉学习，他的学习模本是北欧社会主义，而他所针对的正是美国人的痛处：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花巨额金钱为国际社会维持秩序，负担着联合国四分之一以上的运转经费与北约军费，但本国人民却未能享受大部分西方国家早已实施的全民医保与大学免费等福利，法定假日也远远少于法国等欧洲国家。 西方媒体主要被左派把持，宣传左派的政治主张时，有意湮灭了大量事实（这点已经有传媒人反思，以后再写专文），在法国等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疲态毕显、国内矛盾日炽之时，北欧这个社会主义的灯塔务必永远闪亮。因此，美国人从媒体的描绘中，只知那些北欧国家人民生活安宁幸福，有民选制度、三权分立与他国无法企及的高福利，却不知道它们也无法克服社会主义经济的痼疾：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不具可持续性。就算有文章分析瑞典等国在十余年前就开始“改革”，但都说得含糊其辞，象《北欧天堂大崩坏，负债累累比美国惨》中所说的这些社会主义天堂的另一面，即高税收、家庭的高负债、社会成员的福利依赖症，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各种社会组织的办事无效率等等，很少见美国媒体谈及。瑞典学者沙南达吉等认为优渥的福利被滥用，工作伦理被侵蚀，“瑞典人开始觉得社会主义的种种作为是个‘大失败’”，更是不会被介绍。 根据盖洛普(Gallup)2018年的一项民调，57%的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这一情况说明，桑德斯在党内提名竞争中胜出极有可能。如此情势下，对于美国来说，2020年的总统大选，将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社会发展道路的对决。特朗普与共和党如果掉以轻心，应对不当，可能会大意失荆州。从现在起，白宫的智囊团队应该对症下药，不能只拿委内瑞拉说事，应该将抨击社会主义的重点放在分析北欧模式的弊端之上，用事实说明经济繁荣和理性的福利制度二者缺一不可。 事关美国与世界前途，白宫应该尽快结束中美贸易战，集中精力放在2020的总统大选上。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2月2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8230）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管控冲突风险，美中在天津谈不出结果
程晓农 美国安排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中国，希望通过天津会谈，达成管控双边冲突的共识。但是，北京当局却回避美方的合作意愿，把天津会谈变成了“阿拉斯加会谈的2.0版”。北京当局其实完全了解管控冲突的重要性，但试图籍此来操纵中美关系。今后的中美关系将面临一种中方完全没有合作意愿的状态，美国的应对方略需要重新调整。 一、天津会谈的主旨是“防火” 美国国务院2号官员、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中国，在天津与中国外交官举行了会谈。这是拜登当局早就计划好的事，目的是寻求改善美中关系。行前虽然中共的反应令舍曼的访问计划一波三折，但最终双方在天津总算是完成了会谈。 但是，这次会谈之后，中国的外宣媒体不断放话，声称中方取得了优势，而美国的一些媒体则语焉不详。究竟这次天津会谈的主旨是什么？迄今为止国际舆论界关于这次会谈的报道多半没有仔细分析美国的原初意图。美国计划这次访问，其基本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美之间“起火”。所谓的“起火”，不是指在两国关系当中不太重要的小事，而是指可能把两国拖入战火或其他种类的冲突。 由于中国去年上半年通过三项军事威胁行动（即1月的中途岛演习、3月宣布强占南中国海作为战略核潜艇对美发射阵地、6月宣称北斗卫星系统提供对美国全境核打击的精准导航），点燃了中美冷战，美中关系进入了一种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对抗的局势当中。今年1月到4月，双方海军的航母舰队又在南海海域展开了大规模演习；6月以来，北京又大肆宣传要准备武力攻占台湾。虽然此刻西太平洋进入了台风季节，中美双方海军不会大规模活动，但局势很可能会在秋冬季重新紧张起来。 正是因为这种状况下可能出现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苗头，美国希望双方能随时有效地沟通，进而达到共同管控冲突的战略目标。关于白宫的这一意向，美方不但事先与北京沟通过，而且公开说明，美国希望在双边关系方面建立“护栏（guardrail）。公路边上防止汽车冲下坡的栏杆就是护栏，拜登想要让中美关系在双方合作中不要脱轨。 二、热线不灵？ 7月1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刊登文章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与中国政府建立紧急热线的可能性，该热线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建立的“红色电话”，让美方能直接与克里姆林宫沟通，以避免核战争。CNN的文章提到，有两名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开通高级别通信的北京热线，拜登或其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官员就可以随时向习近平或他身边的人发送加密电话或信息。例如，可以共享关于突然军事行动的紧急信息，或关于网络黑客的警告信息。CNN还提到，据知情人士透露，与北京建立热线的想法，奥巴马时期就有过，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这个设想被列入了一份机密的国家安全备忘录。 中美最高层之间的热线畅通，是防止冲突的必要保障，因为一旦有紧急事态，往往无法通过双方大使馆及时处理解决。中国的外交系统只单纯处理外交层面的事务，并不掌握军方动态或谍报动向，北京真正能了解各种冲突苗头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习近平。所以，白宫如果不能直接与习近平随时沟通，中美冷战时期的冲突管控不可能在外交对话当中实现。因此拜登才安排舍曼访问中国，希望先在外交对话中试探一下中方的合作意向。如果北京愿意合作管控风险，自然会同意建立可随时有效沟通的热线电话。 笔者这一节的小标题之所以用“热线不灵”，是因为美中之间形式上早就有了元首之间、外交部门之间、军方之间的多条热线，但中国方面除非是自己需要和美方沟通，才接通电话，否则就不理睬美方的通话要求。因此，对美国决策层来说，真正有效的紧急热线并不存在；也因此，多年来，在紧急事件上，美国没办法确保北京方面能迅速对白宫的查询作出回应，这一直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7月15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其发言人赵立坚对7月14日CNN文章的反应是，已经有了几条热线，那就够了。他的这个态度表明，中国并不想与美国在冲突管控方面保持真正有效的热线，对“热线不灵”这种现状，北京似乎宁可听之任之。 三、北京回避美方的合作意愿 在7月20日美方尚未和中方敲定舍曼访问行程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John F. Kirby）谈到和中方的外交接触时强调，美国仍然有兴趣和中方举行务实(practical）、实质（substantive）、直接（direct)的对话，“负责任地管控”（responsibly manage）双边关系。7月21日舍曼的访问行程确认之后，柯比又强调了上述说法，并提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将在即将进行的中国之行中向北京展示，负责任和健康的竞争可以是什么样子，而且美国希望确保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两国关系存在“护栏”，以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 北京懂不懂美国的这一意图呢？其实心中一清二楚。中国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口吻转变，白宫要划中美激烈竞争的警戒线》，文中写道，“什么才是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对话？按照美方的标准，就是舍曼此行能够见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如果见不到王毅，就谈不上‘建设性’和‘实质性’”。实际上，舍曼见到王毅面谈，只是直接沟通的前提，只有当双方达成管控冲突的共识时，才算是达到柯比提出的“负责任地管控”冲突的第一步。 客观地讲，如果北京的思维和行为是理性的，拜登的这个意图对中美双方都有利。但是，北京当局却刻意避开这个管控冲突这个重要议题，一开始甚至不让舍曼与王毅见面；等到最后中方同意双方见面之后，又一直避免就冲突管控问题作出承诺。 四、王毅只是传话人 美国这次派出的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虽然在美国政府官员的行政序列里不可与部长级并列，但已经是美国外交官员当中仅次于国务卿的最重要的人了。因为，在美国的体制里，行政官员中总统、副总统之下就是排位第三的国务卿了。按照中国对应的行政官员序列，这前三位对应的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家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而在这前三位之下，中国的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王毅和美国的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正好地位相当。 但是，舍曼这次要谈的不是单纯的外交层面的话题，而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冲突管控问题。这个议题实际上超出了王毅的管辖范围，中国的外交部门只管纯粹的外交业务，其权限比美国国务院小很多，王毅不但不了解军事动态，也不能过问谍报业务，一旦双方会谈的内容超出王毅所掌握的范围，特别是管控军事、谍报活动这样的内容，他便只能向高层传话，完全没有决策权。所以，如果北京准备认真谈管控冲突风险这个议题，为了谈判顺利推进，不要浪费时间，最好是派一个比王毅层级高一些的主管副总理来参加会谈，才可能就实质性的事务在会谈中表明态度。 现在北京虽然让王毅和谢尔曼见面谈了两个小时，但王毅其实只是个传话人；而中国还故意安排外交部第五副部长谢峰主谈四个小时。这有明显的双重用意。其一，展示出刻意的怠慢；其二，故意避开美方主要想谈的冲突管控议题，把会谈内容局限到外交部所管事务的狭窄范围内，从而达到让美方到访的主要目的完全落空，这是一种技术性阻断双边谈判的手法。 五、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的使命 很多国际媒体只是就事论事地批评中国的谢峰像“战狼”，其实，谢峰这样做不是单纯发泄情绪，而是另有目的，那就是，一定要破坏美方的会谈目标。所以，从会谈人选到会谈内容，中共的既定方针就是，让美方理性的声音发不出来，最后把冲突管控这个议题不了了之。 这次会谈结束后，7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舍曼常务副国务卿出访中国》，这份新闻稿也同时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网站上以中文发布。新闻稿很短，其中提到一句，双方讨论方法来设定负责任地管控美中关系的条件。看来，美方似乎只是提出了管控冲突风险这个话题，就此讨论了一些原则性的方法，但并未就此达成美方期待的结论。而中方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的“纠错清单”以及“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实际上是要求美方全面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对中国决策，这样的要求包含有谈判条件的意味。也就是说，北京当局把美方希望管控冲突风险的愿望当作要挟美国的机会，要以此为杠杆，谋取对中国有利的局面。 7月28日，中国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强硬派秦刚任驻美大使的三大任务》，其中提到，秦刚首先要直接传达中方立场和诉求，把上述“清单”作为“问题”来“解决”；同时，让影响拜登对华决策的各方因素相互作用，使美国有主动解决问题的意愿。其次，从中方角度和美国管控双边关系，避免因为沟通不畅或互信低而导致双边关系不断滑向冲突。 这样的表述说明，北京当局完全了解管控冲突的重要性，但故意把冲突管控降低到大使级的低层面，并且试图籍此操纵中美关系。今后的中美关系将面临一种中方完全没有合作意愿的状态，美国的应对谋略需要重新调整。 原载：RFA，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728202119072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外资抢滩中国后的悲欢曲
2004年8月，中国政府欣喜若狂地向世界发布消息：1－7月，引进外资共570亿美元，一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引进外资国。 然而，就在中国政府期望更多的美元哗哗淌进时，对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后果出现了几种立场完全不同的评估，这些评估者的身份、立场各不相同，但却表明在投资者心目中，“中国梦”正在渐渐退色。 德国工商界梦碎中国 最近，悲观情绪正悄悄笼罩德国工商界。 德国的中国投资热已经持续了好几年，除了西门子、奔驰、大众等德国跨国集团纷纷进入中国，还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中小企业也希望与跨国集团一样，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分享诱人的果实。2002年，德国的中国热上升到白热化状态，传媒的推波助澜更使人们相信经济成长的机会就在中国。这一年，德国工商总会上海代表处和德国中央银行专门对在中国的1,460家德国公司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重点是德国中小型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现状。调查结果表明， 51%的中小企业获得了预期的利润，27%的企业甚至取得了更多的利润；48.3%的企业需要1到3年的时间实现盈利，35%的企业要用超过3年的时间盈利，只有12%的企业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实现盈利。 对投资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为此，德国路德维希港应用技术大学与慕尼黑的哈尔曼•海默尔拉特管理咨询公司合作做了一个调查，向从未与中国有业务关系的600家德国中小企业发出问卷，调查他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这些企业包括机械制造、电子技术、药品、化学、纺织品和汽车零配件等行业。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德国中小企业的绝大部分准备在近两年内进军中国市场。 在一片叫好的巨大声浪中，一些本应该引起注意的报告完全被忽视了。其实也就是在2002年7月初，德国工业界曾向德国联邦经济部长提交过一份长达14页的文件，德国在华企业在这份文件里罗列了他们在中国市场上遭遇到的众多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腐败、官僚、名牌产品仿造侵权等等。但在方兴未艾的淘金梦中，这种声音注定无人理会。 然而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的美梦不会长久。就在今年9月15日，著名跨国企业咨询公司哈密尔顿（Booz Allen Hamilton）集团德国分公司在法兰克福公布最新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市场并非象西方投资者想象的那样商机无限。尽管百分之九十的被调查企业期望在中国的投资有稳定收益并不断增长，然而实际数据表明，对投资收益失望者占调查对象四成，三分之一的投资者因无钱可赚打算在5-10年内撤离中国市场。 吸引投资者的主要因素――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其实远不如想象中宽广。德国宝马汽车2003年在中国销售额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总数一万五千多辆，不及在本国巴伐利亚一 个州的销量。外国银行和保险商在向中国付出了十五亿美元的投资后，发现也只占领 了市场的百分之一点五。德国保险大头格灵集团（GERLING）无奈只好打道回府。西门子家电的中国区总裁盖尔克早些时候也表示，在中国赚钱其实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调查报告把投资者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当地市场和文化缺乏了解，低估中国厂家的竞争力，以及组织管理死板。 拥有90年企业咨询历史并在中国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哈密尔顿公司提供的分析，再一次提醒跃跃欲试的德国投资者清醒谨慎面对现实。与此同时，一些德国媒体陆续抛出质疑中国投资实效的文章，大陆持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和债台高筑的银行系统向外界发出明显信号，中国经济被描绘成“危险的梦境”和“泥足巨人”。 这不能不让人回想起前年德国的“中国热”处于白热化时的状态，那时，一些德国的中国专家在电视上公开告诫本国政府，称要想与中国发展良好的经济关系，就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包括人权状态，台海关系等等。那时，批评中国在德国一度成为一个让人讨厌的“政治问题”，彼时此时，其间反差真有如霄壤之别。 生存还是死亡：中小外资在中国面临的命运 一篇关于在华的外资中小企业的调查干脆宣称，众多外资中小企业在中国是生存，还是死亡，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上一世纪90年代是中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黄金岁月。那时候，许多跨国公司还未进入中国，刚从封闭状态中走出不久的中国人对外商产品富有新奇感，一些中小企业投资中国，获得了赢利。加拿大果汁及饮料制造商莱森德国际公司(Lassonde Industries Inc.）在中国投资开办了北京海爵食品厂，推出了茹梦牌果汁。最初，这家厂商走的是高品质高价格的路线，以中国城市较高端的消费群体为销售目标。但在两年前，迫于市场压力，海爵不得不开始研发五六元钱一瓶的中端产品，希望能博得超市的市场份额，但新产品上市之后不久，价格3元的“鲜橙多”上市了，“茹梦”不得不忍痛降价，最终降为每瓶3元人民币。但这并不能挽救该产品的颓势，海爵目前正遭遇着在华投资以来最大的困境，被迫接受另一家在华外资企业――大湖新鲜食品果汁有限公司的兼并。 像“海爵”这类进入中国市场多年后仍然被淘汰出局的中小企业绝非少数。有趣的是，与此同时，外国中小企业仍然如过江之鲫，纷纷到中国市场上来“淘金”。如今，这些来自欧洲、美洲、亚洲的“小亨”们已经遍布中国，无人知道目前在中国市场上的外资中小企业到底有多少家，由于对中小企业界定标准的不统一以及统计上的困难，连专门管理外资的商务部外资司也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与大型跨国公司――尤其是500强――在中国各地受到追逐不同的是，外国中小企业并不被中国地方政府重视。更多的外资中小企业在本土时已习惯了严格的市场规则，但在中国，他们却不得不慢慢适应“中国特色”的政府行为，政府的缺位和错位经常令他们苦恼不已。中国（厦门）国际投资促进中心曾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过一个名为《欧盟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现状、问题与对策》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欧盟中小企业在投资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投资环境不佳，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政府政策和服务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策透明性差，时常变动，稳定性差；各地政府没有统一的政策，差异性大，不利于公平竞争；政府部门效率低下，为企业服务的意识淡薄。 资金压力、市场竞争的压力以及文化沟通的压力，常常使外资中小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后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即使是在中国备受青睐的美国企业也不例外。“中国美国商会”每年都会发布一个名为《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年度白皮书，详细罗列美国在华企业所面对的商务环境，以及美国企业在中国遇到的种种障碍，并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法制环境、税收制度、劳动与福利等提出建议和意见。总体来看，他们虽然承认美国公司从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对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并不满意。 毫无疑问，中国市场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能否学会生存的本领，对于在华的外资中小企业来说，关系到生存还是死亡这个大问题。 跨国公司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 跨国企业的处境也另有一番尴尬。今年在中国的IT行业巨头频频换帅，最戏剧性的人事调整是爱立信中国总裁过劳猝死引起的人事变动。紧接着，飞利浦、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也纷纷易帅。 分析人士认为，2004年跨国公司频繁发生人事变动，表面看来，各个公司都有人事理由。然而，整个行业人事调整风暴的背后其实是业绩的压力，市场格局的变化以及企业本身提升的要求，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握中国市场。到中国来投资的跨国公司都明白，未来几年的营业额和利润，恐怕有相当大的比重取决于中国市场。因此，它们必须要了解中国市场特点，融入中国市场，才能让公司业务在中国稳定发展。 “融入”这个词，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对所有跨国公司来说，“融入”中国市场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融入中国市场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命运，跨国公司频繁的人事变动显示它们的“融入”并不理想。前几个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零点研究集团联合发布了《境外资本在中国社会中的融入度研究报告——中国人眼中的外国资本》，该报告声称对美、欧、日、韩、港、台六类外资进行深入调查，分析了这几类外资在中国的“融入度”， 对国际资本在中国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影响力做了全面评价。这里的所谓“融入度”指的是外来资本在中国的运作环境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本地社会所接受。该研究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不同资本来源地企业的整体评价，第二层次是对具体外资企业品牌的评价。在每个层次上都对外资企业的受欣赏程度、亲近程度等外部认知因素以及企业文化、管理机制等做了评价。 据透露， 将内部和外部评价综合起来，最终得出外资企业在中国融入度的整体排名：美资企业居首；欧洲企业第二；日资企业第三；港资企业第四；韩资企业第五；台资企业最末。 零点公司大概预计不少外资企业都想知道自己获得的评价，这本报告售价高昂，每一本要价高达28,000元人民币。 乐哈哈的中国政府，笑不出来的外资企业 该调查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在吸引外资和外商投资模式方面，政府对国际资本的需要认知，与国际资本的实际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各级政府对外资的作用整体持肯定态度。各地政府官员对外来资本的期望与实际贡献判断相符，比如对技术与管理经验两项，本就是中国政府期望最高的，对其实际效果的评价也最高。整体看，政府对外来资本在税收、就业、产业带动、经济往来、资金等产业经济方面的因素期望值较高，而对其在公益、慈善等社会效应以及人才培养等非经济因素考虑较少，外资能够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政府的设想一致。 但在对各种投资优惠政策改变方向的判断上，政府官员、中国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意见却存在认知差异。 一、对财务利益的认知极不相同。政府官员认为，现在可以减少对外来资本的各种税收优惠，也不需要在财政费用的减免上给予特殊关照，同时应该考虑降低或取消在土地使用上给予外商的各种优惠。综合考虑，在税收、财政费用、土地等与财务有关联的政策方面，政府会考虑加以调整。但是，在外资企业管理者看来，这些财务利益至关重要，是否能够享受这些优惠是他们评估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与外资企业在财务政策方面的认知存在着极大差异，二者在财务利益上的冲突较为突出。 二、对影响投资地选择的因素认知差别大 从外资环境的未来发展情况看，政府官员认为应该特别做好政府服务，包括区位优势、基础设施、治安环境等方面。而外商特别需要的投资条件却集中在具体的政策构成、原材料价格、技术基础以及配套厂商等方面。 整体看，外商特别看重投资环境中与产业环境、产业链以及具体政策方面的因素，而政府主要还是偏重于政府服务以及投资硬件等方面的考虑，政策重点相对落后于外商的关注焦点。 调查城市与开发区投资环境可以发现，政府服务与投资硬件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在今天的外商看来这只不过是“门槛条件”，是必需的最基本的引资条件。管理与区位的优势已经不是一个地区吸引外资的核心竞争力，外商更看重的是与产业链相关的产业环境。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与外资企业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 盛极必衰，全球的中国热升温已经好几年，确实有人在这个淘金天堂里淘到了金子，但这种好运并非人人都有，不少外资企业兵败中国后还不知道自己如何跌倒的。而那些成功者也永远不会将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真相，比如怎样有效地贿赂政府高官，从而获得市场准入及一些特权这类秘诀与他人分享。 现在确实是众多外资冷静下来，重新评估中国投资环境的时候了。 （原载于Taiwan News 财经文化周刊，2004年10月7日，总154期）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习氏思想控制：去知识化与反常识——从《辽宁日报》公开信谈起
何清涟 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致高校老师一封公开信：老师 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为中国媒体毫无底线地媚权留下了一个经典样本。 辽报公开信将自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据辽报自述，10月21日，辽报微信以《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为题，在后台共收到300多条留言，许多留言反映，在大学课堂上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时尚，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成为普遍现象。辽报为此感到“坐立不安”，派记者奔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20多所高校，花半个月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证实了“‘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 辽报公开信引发了极大震荡，反对者有之，支持者有之。在中国的语境下，支持者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乌有之乡》网刊甚至登了一篇“请习总为《辽宁日报》助威”；反对者就没法畅所欲言，只能旁敲侧击，比如就辽宁省委机关报不具有要求全国高校怎样讲课的资格，批评辽报用“卧底”方式整黑材料很不光明正大等。这当然不是反对者讲不出道理，实乃形格势禁。 在一个正常国家，大学课堂出现这种情况，全社会都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而不是打压批判，并希望借助权力助威。目前，中央最高层领导人还未就此表态，但辽报这封公开信，显然是以网络写手周小平、花千芳为榜样，周小平这个“识字分子”只不过以指鹿为马之术迎合当局，大造谣言贬斥普世价值与美国现状，如今辽报抓到了国家培养人才的根本问题上，比周小平立的功显然要大多了，凭此还能不青云直上？ 中共一直戮力驯化三尺讲台 辽报选题策划者逢迎当局确实花了点心思，挠痒算是找到了痒处。大学在西方本是培养怀疑与批判精神的场所，自19世纪末进入中国之后，大学生就成了要求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也许因这支力量被共产党利用得最多，让毛泽东看到了潜在的危险，他当权后很不喜欢大学，曾亲自圈阅批准了“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教育改革就是摧毁教育。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共意识形态警察眼中，中国一流大学人文社科的三尺讲台基本沦陷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传播之地，除了发起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之外，为了“夺回”这三尺讲台，当局设置了种种藩篱，例如对于大学教师人选的政治思想考察，任教期间成果的评定（比如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之类），其中还包括学生对教师上课质量的评定。经过这些驯化，其实在大学里任教者，大多数已将教职视为一个体面的饭碗，一些有“政治抱负”的人士则迎合上级政治需要，不断承揽各种“国家级课题”，以图向上升迁。只有极少数良知未泯且有道德担当者，才坚持在课堂中讲授一些教科书之外的知识。这些教师的讲课屡屡遭遇“学生信息员”的举报，如今更这被辽报夸张成“三大问题”。 三大问题反映了国人的政治觉醒 辽报指称的“三大问题”，正是部分中国人看到中共政治种种弊端尽显后政治觉醒的表现。 辽报称，三大问题当中，“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有的老师用戏谑的方式讲思想理论课，揭秘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毛泽东与古代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肆意评价；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 这段话说明，中共用谎言堆积出来的辉煌历史，经过无数学者的研究与当事人的回忆，通过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已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不仅马恩神话因其“隐私”而光彩褪尽。就连毛泽东的神话也被解构得比较彻底，从毛不择手段地从事党内斗争消灭张闻天、刘少奇等各大政敌，到其弃杨开慧母子于长沙不顾另娶贺子珍，无一不成为国人茶余酒后谈资。中共建政后毛泽东私生活的糜烂，已被其御医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载入史册。至于“党的创新理论”，我猜想主要是指从前年开始不断出台的各种“理论”，比如三个自信、宇宙真理论等，那确实比江的“三个代表”更脱离现实，比胡的“科学发展观”更为狂妄无知，想要人不嘲笑也困难。 “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有的老师传递肤浅的‘留学感’，追捧西方‘三权分立’，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片面夸大贪污腐败、社会公平、社会管理等问题，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陷。” 中国的腐败用不着夸大，观其披露的部分事实就已非常惊人。最近徐公财厚宅中窖藏的16亿钞票与众多宝藏，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于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纽约时报》与彭博社近两年对中国高层家族财富的系列报道都足资证明。至于社会是否公平，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公开披露的基尼系数为证。试问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 政府出台的重大政策，在哪个国家都可以被质疑，因为这是公民权利。只有在中国，质疑政府政策会被当作大逆不道。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是否有问题，仅以环境污染一项为例就可以得出结论。以上种种，加上剥夺公众的批评权与向政府问责的权利，足以证明中共政治基因有严重缺陷。看到这些缺陷，证明部分人政治觉醒，不再处于蒙昧状态。 “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有的老师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变成课堂上的牢骚，让学生做无聊的‘仲裁’；把‘我就是不入党’视为个性，显示自己‘有骨气；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灰色段子当做论据，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导学生‘厚黑保身’。” 民主国家的爱国，从来就不包括热爱执政党。将爱国与爱党混为一谈的人，在于混淆了“政权”与“国家”二者。如果在英文语境中，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谈清楚。英语中指涉国家的词主要有两个，即state 与country，前者指国家机器，后者指国家（指疆域意义上的，类于中国人常说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只会说 I love my country，即“我爱我的国家（或生我养我的土地）”，绝对不会说 I love my state（我热爱这个国家机器），这就是今年苏格兰公投时英首相卡梅伦公开演说的由来：“假如你们不喜欢我，我不会永远在这个位置上。假如你们不喜欢现在的政府，它也不会永远执政下去，但如果你们离开英国，那就真的永远回不来了。”更何况，要求中国人热爱一个从上到下腐烂透顶、依靠暴力与谎言统治的政党，实在毫无道理。不想加入这个党，正好表示这人有良知。至于社会上流传的段子，大学生是成人，即使老师不在课堂上传播，通过微博与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只要不想将学生培养成愚民，让学生通过这些讽刺段子认识现实世界，本是教书育人应有之义。 习氏思想管控特点：去知识化与反常识 互联网时代带领人类走向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号称要引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当局却正试图恢复毛时代的洗脑方式。其愚昧虽然与毛时代相差无几，但在民智已渐开化的今天，却倍显其荒谬。这荒谬一是表现为当局的洗脑方式完全与时代不合拍，将民众想象为当年毛时代那种蒙昧状态，不仅对外界一无所知，还容易将领袖看成神；二是表现在洗脑工具的使用上，依靠毛左及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的“识字分子”，例如周小平与花千芳。这两位列入“中国网络正能量四大写手”，不仅缺乏常识（如周小平对美国的胡说八道），还缺乏基本语文常识（例如花千芳对中文成语的谬解）。这种互联网主导权体现在国内的局域网，将让“太阳从西边出来”替代“太阳从东边出来”成为“常识”；主导海外中共控制的网站，将使多维、文学城、四月网之类成为五毛尽情倾泻语言与思想垃圾之地。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4期， 2014年11月14日—11月27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3284）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天才这样陨落——有感於迈克。杰克逊的骤逝
我从未看过迈克.杰克逊的摇滚音乐会，但仅从他去世後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的他的演唱片段，就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个相当有才华的流行乐歌手，更是个出色的舞蹈家。在舞台上，他那种热情奔放、淋漓尽致地展示出的充满想像力的自我，实在是极富感染力。舞台上的他，是艺术家的杰克逊，是真正表现他内心深处那个自我的杰克逊，是那个他想成为的自己。所以在舞台上、艺术中的他更真实。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能够完全成为那个他想成为的自己，艺术家尤其如此。而有成就的艺术家，想在生活中做一个自然、本色的自己，就更加倍地难。迈克.杰克逊则是一个在艺术中尽情地表达了自我，但在生活中却完全手足无措、从来没有找到自己的极端典型。 虽然没有看过杰克逊的音乐会，但十多年前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对杰克逊的采访却记忆相当深刻。因为那天我得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次感冒，发烧华氏105度，被送进哥伦比亚大学旁边的圣鲁克医院急诊室，可那天急诊室里的人们关注的不是病人，而是电视上那个穿红衣服的杰克逊。无论病人还是家属，大家全都盯著电视萤幕。这就是欧普拉温芙瑞1993年对杰克逊的那个采访。那是杰克逊在拒绝媒体采访十多年之後，首次主动上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脱口秀节目。这个采访事先已被大肆做广告，所以吸引了无数人的好奇。我在病床上打著点滴，从头到尾看了这个采访。 越大的明星，越被舆论吓破胆 之前已在电视宣传中看过他的音乐会片段，对这个大明星激情的歌声和既强劲有力、又流线分明的舞姿已经有很深的印象，现在忽然面对这个羞涩、操著比一般女性都更柔和、缓慢，且细声细气的女声的杰克逊，著实吃惊不小。当时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是一个很不健康、很不正常，也很可怜的巨星。 奥普拉的关键问题集中在迈克.杰克逊是否漂白皮肤，是否面部整容，是否对自己出身的黑人种族有偏见等等。他对这些问题的辩解实在尴尬。他何苦要让自己陷入那种尴尬？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全球最著名的歌星，他为什麽不活得潇洒一点，对人们的议论耸耸肩∶请去关心那个舞台上的我吧。遗憾的是，他太在意人们的议论，更没有得罪大众的勇气。结果是越解释越一团糟，越解释越让人质疑。 事实上，杰克逊的错误不在整容或漂白皮肤（如果真是漂白，而不是他自己声称的皮肤病的话），尽管这些让他变得很不自然、越弄越难看，引起很多人反感。但他有这个自由。来自黑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换皮肤是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种族。这也或许是真的，从杰克逊两次婚姻都选择白人女性，他的三个孩子都是金发碧眼的白人（基本被断定不是他亲生）这些事实来看，他很可能就是不喜欢自己的种族，只是他没有胆量说出来，不管他是多麽大的明星。或者是明星当得越大，越被公众舆论吓破胆。 不允许你抛弃的民族最虚弱 一个人完全有权利不喜欢自己出生的那个种族（尽管以种族划分人类是很愚蠢的），但在当今这个世界，除了白种人以外，其他任何种族，都不允许你说不喜欢自己出生的那个种族。如果你说了，如果你是个名人，你那个种族的人就会把你吞了。有无数像美国总统奥巴马这种黑人和白人的混血，他们只能说自己是黑人，根本不敢说自己是白人。他们明明是一半、一半，但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这种混血的名人，敢说自己是白人，或者强调他就是混血，既是白人，也是黑人。亚洲人和白人的混血敢不敢声称自己是白人呢？还没见过这类名人，很难说他在亚洲人面前有没有那个胆。 其实，任何一个不允许你抛弃它的民族都是最虚弱的。任何一个你刚做出点成绩，就急於宣称你是他们种族一分子的民族也是虚弱的。如果哪个白种人做了什麽出色成绩，得了什麽诺贝尔奖，不会有人宣称他是“我们白人的一分子，是白人的骄傲。”不敢，更不需要。如果一个白人要宣布蔑视自己的种族，其他白人只会耸耸肩。他们强大，不在乎被任何人物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在任何一个不允许你抛弃它的民族，都是个人悲剧。只不过很多人意识不到，反过来成为不允许别人逃离的压迫者。 没有人可以have it all 对於杰克逊来说，无论他内心是怎麽想的，他都被迫成为种族认同的牺牲品。这里的主要责任不在他，而在外界。他的错误不在於心仪哪个民族，而在於他拒绝长大，拒绝走向成年。 五岁已经成名的杰克逊，童年时代实在令人喜爱。人们的确希望他永远是那个阳光、快乐、又会唱又会跳的小迈克。但毕竟他得长大，其实他自己比他的任何歌迷都痛恨长大。他强调自己由於唱歌、成名，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有一个无忧无虑、尽情玩耍的童年。但事实上，他喜欢沐浴在人们对“小迈克”的赞美、欣赏和怜爱中。 他只抱怨自己“苦”的那一面，却抹掉了自己“得意”的那一面。奥普拉当时应该问他，如果让你选择和其他孩子一样玩，却没有当年和今天的成功，你要哪个？他肯定要今天的成功，如果他诚实的话。事实上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看重这个。你看他那麽沉醉於歌迷见到他时的尖叫，那麽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如果没有成功、成名，有人关注他吗？ 想有成功、想得到人们的赞赏绝对没错，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规定性之一，错在他想“全得”。这其实是绝大多数人的通病。有成功者抱怨失去太多常人的生活；没成功者抱怨，柴米油盐、老婆孩子毁掉了我这个天才。事实上，没有人可以have it all。 想全得，不仅不可能，也不会幸福。杰克逊就是最最典型的一个。 自己和公众的双重牺牲品 杰克逊成年以後，沉溺於那种“失去童年”的臆想，於是怂恿自己做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的梦，而且要把这白日梦变成现实，弄一个孩子乐园（Neverland），带一帮孩子去玩，做舞台下面的秀。结果弄巧成拙，两度被他关照过的孩子告性侵犯。 法庭已判杰克逊无罪。我个人也倾向认为杰克逊不是恋童犯。我相信他真的很喜欢孩子，他的确没长大，有童心的那一面，同时又有艺术家单纯的一面。这也是为什麽他和伊莉莎白.泰勒很要好的原因。泰勒就是那种结了八次婚也没长大的小丫头。两个没长大的成人在一起，大概会感觉很自在。在现实的成人世界，杰克逊格格不入，不知该怎样举止。但在孩子们中间，他是自在的。但与此同时，他又有给大众作秀的一面。他愿意秀给大家看，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形象。所以他说∶“我就是彼得潘。” 但他不是，他长大了，他是成人了。无论人们多麽喜爱那个童年、少年的他，今天人们都不会再把他当孩子。於是冲突开始了∶在现实生活中，大众按常人要求他，他不是常人；大众按成人要求他，他也不是成人。於是他成为自己和公众的双重牺牲品。或者说，他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典型例子。 身价数十亿巨星的脆弱 杰克逊死後被媒体称为“地球上最著名的人物”。这并非夸张，世界上无数人不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但知道迈克.杰克逊。即使当上全球最有权力的美国总统，前呼後拥、警察开道的日子，最多也不过八年。而这八年还得不断被全世界的各种人骂，也不会遇到被粉丝包围、尖叫的情形。而迈克.杰克逊，则是四十多年，几乎一生都是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中度过。在如此盛名之下，他能有正常心态的话，那就真的是一个超人了。可惜他不是。 他希望在舞台下人们把他当正常人看待，但他自己却不按常规行为举止。舞台上，他是中心，他是王，他怪异的服装是他令人眩晕的舞姿的一部分；但舞台下他还想继续当“王”，把自己打扮成童话中的国王的样子，谁又会用正常眼光看他呢？ 他拒绝长大，和孩子们瞎闹，可能都不懂得成年男人和未成年孩子应该交往到哪一步。被人告到法庭，才傻眼了。如果他喜欢孩子，就像後来那样，自己生，或领养几个，在自己私人领域享天伦之乐就是。但他却招来那麽一大堆孩子（这里明显有很强的作秀意图），甚至跟那些孩子亲密到让他们进自己卧房的程度，他似乎根本没意识到作为一个身价数十亿的巨星的脆弱之处∶各种人随时可能跟他打各种官司。即使不打官司，他也一直被那些周围亲近的人觊觎财产。他的不成熟，也导致他虽然巨额收入，却又巨额负债，从来都是入不敷出。 镁光灯下最耀眼的，往往最不开心 一个四、五十岁的人，拒绝长大，拒绝走向成熟，於是就成了怪异。当社会大众对那些怪异挑剔，并刻薄地批评的时候，他又完全受不了。他神经太敏感，承受力太脆弱，又太顾忌大众形象。於是他的日子痛苦不堪。 虽然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外人看法的牺牲品；顾忌外界评价谁都难免，但让那些东西左右了自己，就等於自愿成为“别人看法的奴隶”、“舆论的奴隶”。名声越大的人，往往越容易成为这种奴隶，演艺界人士尤甚。所以那些镁光灯下最鲜亮耀眼的，往往是最不开心的。杰克逊这个全球一号名人，就是最最典型一个。 这几天看有关杰克逊去世的各种报导，我一直在想，如果他能把精力全放在舞台上，把台上、台下划一道清晰的线，别做那些和艺术无关的秀，别那麽在意大众对台下的他的看法，放弃那个“失去童年”的臆想，容自己心灵成长的空间，那麽在二、三十年内，这个地球上仍会有他优美旋转的舞姿。跳舞永远累不死他，在飞溅的舞步中，他永远有年轻的生命。他是被自己压在身上的枷锁害死的。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7月16日 2009-07-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中国：东亚的“第三帝国”还是秩序守护者？
何清涟 2月4日，在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说，中国在亚洲东部海域侵略性的追寻主权，是“受历史使命感驱使”，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即中国正寻求扩大领土主权；但判断这种行动是“受历史使命感驱使”，则是受中国说词影响，因为中国的对外扩张冲动来自于中国无法摆脱的“马尔萨斯灾难”，即人口持续膨胀与本国资源萎缩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马尔萨斯灾难”\ 从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角度来看，每次社会危机的政治表象之下，都会发现人口增生与资源短缺的矛盾，这就是所谓“马尔萨斯灾难”，这段人口与资源关系史可见拙著《人口：中国的悬剑》。 人类生产方式的进步可以加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能力，暂时提高资源支撑力，短时期内延缓“马尔萨斯灾难”，但如果不改变生育习惯并减少资源消耗，最后还是无法逃脱这一魔咒，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1978年底，中国人口为9.75亿，2012年增至13.54亿。目前中国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1.39亩，仅及全球人均耕地面积的1/3——这点耕地当中，还包括被重金属污染、实际上应弃耕的3亿多亩在内。 30多年之间，中国人口与资源关系已进入空前紧张状态，无论是粮食、能源还是各种矿产，都形成了对外高度依赖态势。早在2010年，21世纪经济网曾做过一个“对外依存度高，中国经济被绑架”的专题报道，尽管标题颠倒因果，有意忽视国际市场交换的基础是自由贸易，将中国的对外依赖说成是被他国绑架，但文中对中国对外资的技术、矿产与粮食依赖等都分析得很清楚。4年多过去，情况比那时更严重，1月份刚公布的新数据表明，2013年中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传统能源对外依存度普遍上涨，其中天然气达30.5%，尤其是原油对外依存度攀升到57.39%，已逼近61%的“红线”。粮食自给率不足86%（官方设定自给率为95%），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口粮成净进口。水资源短缺是双重的，一是水量的短缺，二是干净水的短缺。 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资源安全成严重问题。应该说，北京不惜引发冲突，提出对东海和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要求，真正的驱动力来自于对“马尔萨斯灾难”的畏惧，并非出自什么“历史使命感”。 \争夺生存空间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从历史眼光观之，争夺生存空间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殖民地的兴起就缘于宗主国要释放人口压力与争夺资源。“人口学之父”马尔萨斯产生于英国并非偶然，在马尔萨斯写作《人口原理》之前一个多世纪，英国已开始海外殖民，1607年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英国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出现在18世纪，由于工业革命，英国最早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人口过剩，这些人深受贫困之苦。马尔萨斯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人口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中作出一个著名的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马尔萨斯所指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问世3年之后，1801年英国做了该国历史上首次人口调查。 殖民地的建立极大的缓解了英国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从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一战爆发这1百年间，约有2000多万人从英国移居海外，其中1300万人移居美国，400万人移居加拿大，150万人去了澳洲，其余人流向世界其他地方。当20世纪初世界基本被列强瓜分完毕时，英国获得的份额最大。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其本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瓜分殖民地、扩大世界市场的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之所以都是德国，乃因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梦想，辉煌的经济成就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沙文主义，促使德国追求更多的领土和更高的国际地位。希特勒的上台并非偶然，在他上台之前约50年，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泛日耳曼联盟主席哈塞于1895年出版《1950年的大德国和中欧》阐述了“大德国梦想”。他的所谓“大德国”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土等德语地区和奥地利、匈牙利，以及今天的波兰、罗马尼亚等地。希特勒将自己的对外扩张宣称为“为日耳曼民族夺取生存的空间”，既继承了前人的“大德国梦想”，又满足了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人士的利益要求，因为扩张才会为这些人带来新的机会。 \国际关系类比新模式：中国与德意志\ 在胡锦涛统治后期，谁敢拿中国与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德意志帝国”对比，肯定会被视为“政治错误”。但现阶段，随着中国的姿态日渐咄咄逼人，将中国与邻国关系与德国在一战、二战之前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类比，已经成为一种模式。《环球时报》也很神气地刊发了“日媒对比中国与德意志帝国，中国更强大更可畏”，配图说明毫不隐讳地宣称“中国的发展，国家实力的不断壮大。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就意味着其利益范围的重新划分”。文中引述日本《外交学者》发表的约瑟夫·奈的文章观点，称中国至今在多数方面落后于美国，但美国应该尝试与中国实现某种共管；因为中国不是德意志帝国，它无需全面超过美国，就能成为一个远比当年德国更强劲的竞争对手。原因如下：一，中国拥有更有利的地缘战略环境，当初德国四面都是大国。它对法俄的优势远比如今中国与其邻国（特别是越菲）之间的实力不对称要小。二，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美国远在天边。三，中国海军辅以陆基力量能轻易获胜。当年的德国要打败英海军就须赢得海军武器竞赛，如今中国拥有大量低成本陆基武器，可以补充海上力量的优势。 在中国看来，只要美国不插手东海及南中国海事务，亚洲范围内无对手。直到目前为止，北京这一判断尚算有现实基础，因为美国方面除了表达谴责、担忧与遗憾之外，行动上以避免冲突为主。 日本首相安倍出于某种考虑表达相对委婉，前一向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是用一战前的英、德关系比喻目前的中、日关系，说当时开战的英德两国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就和现在的中国和日本一样。《纽约时报》2月4日发表对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的采访，阿基诺的表达就直接得多，一方面，他把崛起的中国同当初的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他还将国际社会的旁观姿态与当初西方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相比较，称现在的菲律宾面对中国，就像当初的捷克斯洛伐克面对咄咄逼人的德国一样，菲律宾的处境也是被要求把一块领土交给一个强大得多的外国强权，因此菲律宾需要外国强有力的支持，维护国际法，抵御中国的要求。 今后的5至10年，对中国与亚洲来说都很关键。中国虽然正迅速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国内的资源约束也日益严峻，但前些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本钱还未花光，国内矛盾虽然尖锐，但依靠强力还能勉强压制住，向外扩张争夺资源有民意基础。国际形势对中国也很有利，美国经济还处在U型底部，虽呈上扬迹象却很缓慢，国内主流民意希望政府“在国际问题上少管闲事”；欧盟正陷在经济衰退陷阱之中自顾不暇。北京当然也知道这些有利条件不会长存，所以加紧“跑马圈地”。中国的亚洲邻国能否应付过来，得看自身有多强的对峙意志与抵抗能力，毕竟，那些海域并非美国的领土。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2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malthus-trap-20140208/18475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6👍 0💬 0小草∶远志明为什麽等了 24 年才去跟柴道歉？
针对柴远的事件，有些人问，为什麽柴要等20几年后才说出这件事？她的动机和目的何在？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也无法知道柴心里真正是怎麽想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反问，为什麽远要等到柴在20几年后开口了才去向她道歉？为什麽他没有在他 “信主”后的短时间里，就自己主动地去向柴道歉？主动去跟自己得罪和亏欠的人道歉是基督徒所当行的，而远作为知名度很高的“名牧”竟然连这都没做到，这不就很值得人们去反思吗？ 据周爱玲的会谈记录，远说他不能公开承认他没有犯过的罪。那麽，按远自己的这种原则，他也不能为没有的亏欠而向柴道歉。但他在柴的命令下，专门跑去见柴，据徐志秋对柴远会谈的记录，“远志明态度真诚谦和，屡次向柴玲道歉。”可见，远的行为显示出他自知是欠柴的，只是这个道歉拖了24年。 如果柴没等这麽多年才开口的话，那麽我们也就看不到远竟然会等这麽多年都不去道歉。而现在他这样的道歉显然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所以，他现在的所谓“真诚”其实正是不真诚。那麽，远为什麽会等这麽久，且是在柴的要求下才去“真诚道歉”的呢？我认为，合理的解释就是，远欠柴的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道歉就能了结的，虽然是“足具诚意”都买不通柴，只能“徒劳无gong而返”。所以，这麽多年来远能躲避就躲避，根本就不敢自己主动先开口去处理这笔旧债。而这一拖就是24年，否则的话，远要是自己早点主动去找柴跟她道歉，可能就不会落在今天这麽狼狈的情形里了。 《新视野》网站上有一篇署名为温老师写的文章，题为『谈谈远志明和柴玲事件』。文中他说道，“当我还任一教会主任牧师时，就请过远前来墨尔本同台事奉，说实话，我当时就感觉到他的状态好像不是很好。”这位温老师曾经是一教会的主任牧师（可能是墨尔本Crossway的温汉辉牧师），是跟远打过交道的人。他对柴与远之间是强暴还是通奸的判断是强暴，原因也是说到远听从柴的要求去见她。温老师的原话∶“若柴对远的控诉属实（看来没有百份百也有百份之九十，不然他不会答应和柴在几位牧者的见证下接受约见）。” 远不承认是强暴，虽然他的理由是，不能承认没有犯过的罪。其实，如果是强暴的话，要承认了的话，后果可能很难预料会怎麽样。就算不会马上受刑事罪的惩处，但不能保证以后也都不会。美国对强奸犯的惩处是好几年的牢房，强暴案20年的起诉期限也不是不可能在将来被废除的，因已经有这样的呼声了。所以，完全有可能是为了躲避牢狱之灾，远宁愿说成说是多次的通奸，也不愿承认是一次的强暴。以次数来定性质，这更像是刻意想出来的计谋。 远志明打造的“幸福婚姻”∶把配偶当小狗 作者∶小草 远志明说他“信主”前和他妻子很不和睦，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以致常常吵闹。后来，因为他“信主”了，改变了，再后来，他妻子也“信主”了。于是，他们的家庭不再那麽吵闹了，甚至于“变成荣神益人、羡煞旁人的基督教模范家庭”。（引自2012年2月在南加州华人全福会及爱修园国际总会联合主办的《远志明见证会的报道》） 远志明在某次讲述《幸福婚姻》时，引了一些他自己婚姻中的事例，来证明他现在是如何包容他妻子的。其中有一个讲到他是如何处理他妻子气呼呼的唠叨，就是把他妻子当成小狗在叫，以致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发火和砸东西。 这个视频约从37:00处，远志明讲，有一次他把菜煮咸了，结果他妻子回家，一吃，绉著眉头问，“这怎麽回事？”远志明说，“我不小心盐放多了。”远妻说，“你老是不小心。”远说她越说越气，上纲上线，甚至到了原则问题。然后她说，“我的肝不好，你知道吧，你想害死我啊？”远志明说，她妻子那个性格，说起话来不停顿的，的的的的的。要是过去的他，他一定会发作的，他会一拍桌子，要是她还说，他就会把一个碗砸碎，然后她就不说了。但现在，他说他看著她叨叨的，就好像看著自己养的小狗在叫叫叫。（听众哄堂大笑） 远志明把他的妻子不停的叨叨叨当成小狗在叫叫叫，就没跟她吵，但这难道不是在侮辱他妻子吗？当把别人视为狗或畜牲时，心理上自然的就会给自己一个不去争吵的理由，那就是∶我是人，对方只是一条狗，不值得和狗去吵。以这种贬低对方人格的方式免去公开的争吵，这不是爱心的包容，而是侮辱，是以无声的方式来辱骂对方，来发泄自己心里的恼怒。 远志明这种侮辱自己配偶的行为竟然还会拿来教导别人，难道这是值得别人妨效的？难道他的所谓“幸福婚姻”，“模范家庭”就是以这种鄙视和侮辱配偶的方式打造出来的？他这种不懂得尊重和爱配偶的人，哪有资格出来教导幸福婚姻？ 在远的这个系列婚姻讲座里，他还讲了他妻子的很多毛病，比如，从来不认错，不温柔，没有美感，好指使人，有钱也会以为没钱，好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等等等，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听。 根据远对他妻子的介绍，感觉他妻子就好像是圣经中所说的那种“吵闹的妇人”。经上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箴21:19）可见，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不可能会有幸福的，还不如住到旷野去。 ——原载“小草文集”∶https://sites.google.com/site/xiaocaowenji/ ——读者推荐 2015-04-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8👍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