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资源吸附体制下的智囊群体缺什么？——以遗产税草案为例
何清涟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几项大改革，从养老金、遗产税、房产税，直至实行捐赠器官的“推定同意原则”，无所不包。对这些精心设计的改革草案，专家们均宣称这是“与国际接轨”，公众几乎都持反对态度。仔细分析相关条文后，我发现这些改革方案的设计有个共同特点：只考虑增加政府财税收入，完全无视民众的承受力，目标是通过税收将民众的有限收入化为政府收入。 本文仅以遗产税为例。 \税制设计与国际社会并不接轨\ 《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的修改版据说已上报国务院，相关征收标准引起强烈反对。支持这一草案的人称这是“与国际社会接轨”，劫富济贫，并宣称“美国、日本都加大了对遗产继承的税收调节力度。” 支持者有意不说明的是，美日两国对遗产税的调节力度是调高还是降低，这是个关键问题。事实上，美国一直在努力降低遗产税基本税率，自2001~2011年十年间，美国遗产税基本税率从55%降到了35%，免征额由 67.5万美元上升到500万美元。2013年美国国会将遗产税的征收起点定为525万美元，基本税率为40%。日本政府2003年的财税改革，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降低遗产税税率与征税档次，加大退税优惠，并宣布这一税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使资产在世代间转移更加顺利。 不仅美国、日本如此，其他国家也因高额遗产税不利民生，也开始降低、简化遗产税税率和起征点，比如一些欧盟国家。与此趋势相反，中国《草案》对配偶等顺序继承人受遗赠的征税程度远比很多发达国家苛刻，其他国家征遗产税时的“重复课税宽免制”，中国不肯“接轨”；民营小企业主的经营性财产豁免遗产税是国际惯例，中国也不“接轨”；一些认真研究了《草案》的人在比较他国遗产税法后做出结论，按照这一《草案》，中国承担遗产税的主体并非巨富，而是部份中产阶层、中小企业主、以及为保障下一代生活，终日辛勤工作、努力储蓄的人群。 \中国遗产税设计特点：劫中产济政府\ 我同意上述观点。我认为，至少有两点证明中国遗产税是劫中产济政府： 1、中国遗产税的起征点过低，绝大部分中产都需要交纳遗产税。 《新版草案》超额累计税率表的附件列明，对应纳税遗产净额不超过80万的，税率为0；80万~200万、200~500万、500~1000万，以及超过1000万的适用税率依次为20%、30%、40%、50%，对应的速算扣除数分别为5万、25万、75万、175万。 我认为将80万定成起征点实在过低，依据如下，近十年来，中国房价飞涨，导致中国家庭净资产虚高。《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的结论是：中国家庭总净资产为69.1万亿美元，美国家庭总净资产为57.1万亿美元，中国家庭总净资产比美国高出21%。这一非常荒唐的结论有现实依据，因为中国房产的价格早就超级泡沫化。一般情况下，房产占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总净资产70%以上。这一报告内容一公布，我就写了篇“荒唐的中美家庭净总资产比较”（2013年7月23日）予以批评，指出中国人家庭资产超美是泡沫，全靠房地产拉抬。国内后来有不少相同观点文章发表。 上海市民号称每家拥有资产上千万，其中主要资产就是他们拥有的房产。青岛一项调查也如此，一套100平米的小三居室价格逾百万， 城市居民因此也因此大都成了“百万富翁”。 也就是说，按80万起征点，城市居民只要拥有房产，子女继承时就需要交遗产税。但对于300万元以下者来说，却负担沉重。尤其是那些一直与父母居住一起的人，有可能因无法缴纳遗产税而失去住房。 2、富人可以为子女预作安排 按常情来说，富人应该比中产更担心遗产税，但在中国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征收遗产税要求政府对国民个人的婚姻家庭情况、房地产、金融资产、公司股权、境外资产、个人是否移民等情况有完整的了解，才能达到征税公平。中国政府目前恰好对这类资产高净值人士的情况缺乏了解，也不想了解，因为政府高官本身就属于隐形超级富豪。 从已有经验来看，这些超级富豪的避税技巧与轻易程度远高于薄有身家的普通人，他们可以设立离岸信托基金、可以将财产转移到“税收天堂”国家、可以把大批物业登记在境外的子女名下。中国目前一大批20多岁的超级富豪就是这样诞生的。至于那些富比王侯的红色家族成员，不少早已经有了外国公民身份，中国的所有税收与他们都无多大关系。 可以说，遗产税按照草案标准征收，大富不受影响，小富及中产受影响最大。 \参与制度设计的智囊们缺少什么？\ 从养老金与遗产税方案设计来看，参与设计的智囊们缺乏的是学者本应有的社会良知与学术责任感。他们眼中只看到政府的财政饥渴，于是由政府提供大笔课题经费，帮助政府实现敛财梦想。这是中共这种资源吸附体制下的必然现象：政府控制一切资源，知识精英必须依附于体制上才能生活，想生活得更好就得投政府之所好。于是各种为政府谋划掠民以奉上的草案、研究报道与建议纷纷出笼。民众的承受能力则完全不在他们考量之内。 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们在《遗产税制度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报告》中为政府指出了税收增加的“光明前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遗产税收入一般为税收总额的1%-2%。如果按遗产税收入达税收总额的2%计算，2012年中国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此项即能收入2000亿元。”至于中产家庭是否能够承受，他们并不考虑。正如那些提出延迟退休金领取时间的清华大学教授一样，他们并不考虑那些早在50-60岁间退休人士在65岁以前依靠什么度日。 民众已经看到了遗产税的前景，国内微博有条“#经济解释#”： “一对小夫妻省吃俭用还剥削了两边爹娘毕生积蓄，背上了30年贷款，好不容易买了套房子；30年后贷款还清了…又30年后， 两人前后归西，房子由小孩继承，房子市价数百万，要交几十万遗产税，小囡努力工作，存了8年终于攒够了遗产税，办好手续继承了爷娘个房子，2年后，房子 70年产权到期了。” 中国纳税人税负之沉重居全球第二，至今既无纳税人应有的权利（无代表，不纳税），也无要求政府财政公开的权利，连要求公布官员财产都会被抓捕。至今还未完结的征地拆迁是掠夺底层民众（包括部分城市居民）的生存资源，不合理地开征遗产税则是掠夺中产阶层。这条“剥天下人民以奉一党”的生财之路，最终只会是条丧尽民心的死路。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0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think-tank-20131003/176261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洪基隆“台微体”的威力
在市场经济横扫全球、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水准都几倍、几十倍、甚至千百倍提高的情况下，娱乐在人们生活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娱乐明星也越来越多地占据媒体版面。与此同时，真正带动当今世界高速发展的科学家们，却远远没有得到媒体相应的关注。正如人们越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繁荣，越忘记那些为市场经济呕心沥血呐喊的经济学家一样，人们越享受科技带来的巨变，似乎越忽视这背後科学家们的奋斗。我这种说法，没有科学统计，但却是媒体上清晰反映出的现实。在大街上随便拉出几个华人，大概都会知道林书豪、姚明、林志玲什麽的，却说不出任何当今华人科学家的名字。 无数科学家创造了改变人类生命进程的成就，却一直默默无闻，得到的关注完全没法和娱乐明星相比，就像我以前曾经写过的发明检测前列腺癌的PSA的科学家王敏昌。要说人类有不公平，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之一。在今年西雅图的“美西台湾人夏令营”会上，我又见到这样一位正在创造著令人惊奇的、治疗癌症的药物科学家。他是“台湾微脂体”（TLC）创办人董事长洪基隆先生。 他是做一场科学讲座。由於他用台语讲，我听不懂，而且他讲的是医药内容，我更是外行，所以本来没准备听，只因他的讲座刚好排在我的演讲之後，出於礼貌我留在座位上，想听一会儿悄悄离开。可是听了一阵子（他用幻灯图表，间或穿插中文），居然听出一些门道，而且完全被他讲的内容吸引，所以後来特地跟他通了一次长话，了解他正在进行的、了不起的发明创造。 如前所言，当今世界，人们的生活水平巨幅提高，但与此同时，癌症成为威胁人生命的头号敌人，已经到了几乎没人没有亲人或朋友被癌症夺去生命，或受癌症折磨的地步。据统计，全球25%的人死於癌症，仅2012年全球就有820万人因此丧生。现已不是谈癌色变，甚至有研究指出，一半以上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 所以，战胜癌症，成为医药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有需要，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竞争。而且，事业越难，竞争越激烈，这就是人的伟大之处。台湾出生、成长的洪基隆先生就是有雄心在这激烈竞争的领域，挑战医药界的最高目标。 全部奥妙在於“小” 在任何领域，小公司出头都极其难，在医药界就更难。因为研制新药的成gong率只有五千分之一，平均为时要十年。那些大药厂动则千万美元投资研发，白手起家的小企业根本无法项背。但这位在美国加大旧金山分校研究“微脂体”长达二十多年的洪基隆先生，1997年回台湾跟亲朋集资100万美元，创办了台微体，随後创造了惊奇，它体现在两组数字上∶一是在仅仅十多年的时间里，公司增值100倍，两年前上市，现公司资金已达一亿美元；二是台微体的产品得到美日及欧洲等大制药公司签约，成为知名药厂的热门合作夥伴。 洪基隆的“台微体”凭什麽能在群雄逐鹿中，争得一片天地？这主要归gong於洪基隆的研究发明∶他通过研制出极为微型的“小奈米膜”而摸向成gong。 什麽叫“奈米”？它是一种长度单位。有多长？一根头发直径是3至5万奈米。洪基隆研制出80-100奈米的微小薄膜，用它包裹药物，可在血管中进入癌瘤所在之处，由此杀死癌细胞，治病救人。 为什麽这种微小薄膜包裹的药物对癌症更有杀伤力呢？因为癌肿瘤导致血管增生（变形），狭窄到只有400-500奈米的缝隙。以往的药物体积达不到洪基隆的“微脂体”那麽小，无法进入那些狭窄血管处，所以无法杀死那里的癌细胞。 打个比方说，那些癌细胞（肿瘤）藏在变形的狭小血管处，就像敌兵藏在山谷的狭小缝隙，正常部队无法进入，只有极为瘦身的士兵，才能钻入山缝，杀死那些敌人。 运载“药弹”的最佳载体 洪基隆研制出的这个“狭小体”为治癌提供了“大条件”。目前癌症手术/化疗之後，往往也无法根除，而且化疗还会杀死很多好细胞，导致脱发/虚弱，甚至被“化”得更早死亡。洪基隆发明的这个微脂体，因可进入狭小血管处，有效杀死癌细胞，使原来药力增加8-10%，同时也等於对好细胞的杀伤降低这个比例。真是事半gong倍，造福患者。 了解这一层，就会明白，为什麽国际上的大药厂要跟“台湾微脂体”合作了。因为癌症是当今大敌，谁能提供（增加）治癌方法，谁的公司就是全世界的“抢手货”。 洪基隆研发出的并不是药物，而是运载药物的工具。用武器来比喻的话，别人有了飞弹（药物），台微体提供运载工具。比如说长程飞弹，很多国家都研发成gong，只是缺乏把弹头运载发射到目标的能力。洪基隆的微脂体，就是这种载体，把药物“载”到那个变形的狭窄血管（有癌肿瘤）之处。 “台湾微脂体”不久前跟比利时制药公司Ablynx合作治癌，更上一层楼。比利时公司研制出多种很有针对性（癌肿瘤）的微型抗体（蛋白质），这种蛋白质是癌肿瘤喜欢吃的（癌肿瘤对蛋白的需要量更大），这种蛋白质（抗体）被包上洪基隆公司的有抗癌药物的微脂体（薄膜），就更容易达到目的。 这很像钓鱼，比利时公司研制出“钓饵”，洪基隆公司研制出“鱼钩”，两项结合，就更容易使鱼（血管中的癌肿瘤）上钩，更有效地杀死癌细胞。 别的公司不可以做吗？他们做不出洪基隆发明的这麽“微小”的薄膜，它小到只有一根头发直径的500分之一！而且这种包裹了抗癌药物的微脂体，可在血管中循环72小时，用控制治癌药到处乱跑的方式，降低了药物杀死好细胞的副作用，同时增强了药物杀死癌细胞的效力。而这层极薄的包裹药物的微脂，是从大豆中抽取的天然物质，是身体可以消化、新陈代谢掉的，所以很保险。 值得讴歌的英雄 後来洪基隆的公司又研制出新的治癌方法。很多癌患做手术、第一次化疗後，有效地控制了癌症。可是当癌又复发、再做化疗时，要麽不管用了，要麽疗效很差；所以一般人都了解，癌症复发，比第一次得癌更可怕，就是因为第二次以後的化疗效果不如第一次好。什麽原因呢？研究者发现，原来是那些没被首次化疗杀死的癌细胞，发展出“反放射能力”，也就是说，癌细胞发展出了“抗药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增大化疗放射力，则会过於伤害好细胞。在这种两难之中，洪基隆公司研发出一种新药，专把癌细胞的“抵抗放射性”能力打掉；就像先派出特种部队，把对方的武gong废掉，然後再派出正规部队铲除敌人。 仅是这几项发明创造，就使“台微体”吸引了美商、日商、韩商、以色列等多家国际药厂来签约合作。另外，洪基隆公司还把专利过期的老药，所谓“学名药”，拿来改进，增强药效，再用他们独有的“微脂体”薄膜包裹这些（以前因缺乏载体而不能良好发挥的）药物，形成新药，投放市场。这种做法，既制造出了更有效力的抗癌药，又避开了从头开发全新药物所需的费时、费力又昂贵的过程，成为“台微体”的一个独特之处。但这个独特，靠的是其“极微小”载体的发明。 洪基隆的研发带来了个人和公司的成gong，最早的入股者，都等於发了财。最早的台湾投资，其价值已经翻了30倍，投入10万元，已成300万。近年的外国投资也翻了七倍。洪基隆说，今後五年左右，公司的盈利还会大幅增加，因他们公司的多种药物将在美国欧洲等地上市（目前多在病人身上後期试验或等待外国审核中）。在中国的这个大市场，他们也有一款专治肝癌的药物已进入後期病患试验阶段。 当今的科学发展，一直在朝著两个方向∶一是无限大的宇宙，一是无限小的微细胞。朝向无限小的科研在最近几十年发展得更大更快，因为它更近，跟人的生存更息息相关，而且小资金也可能有大突破。 今年71岁的洪基隆，一辈子就从事这一项朝向“小”的事业。他的奈米膜做的越小，他就是越大的英雄。任何攻克癌症堡垒的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讴歌的英雄。他们才应该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和榜样，他们努力的方向，才应该是年轻人的梦想！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4年8月号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8-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青海地震中的人祸
中国青海玉树上周三发生7．1级地震，至今已有愈万人死亡和受伤。虽说地震是天灾，难以预测，但这次青海地震，跟两年前的四川地震一样，在中国那种政治体制中，又是人祸连连，造成人间悲剧。 首先，这次地震前也是有专家提出预警报告，但中国地震局没予重视。上次四川地震时，至少有两名地震学者作出预报，但被当局压下，怕影响正进行的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这次青海地震前，据广东媒体报导，山西省地震专家余向红就发出预报，时间、地点都很准确，但没被官方重视。中国地震局在3月9日（青海地震前一个月）还公布∶中国境内暂时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 第二，这次中国地震当局对事先没有地震预警，还压下准确预报，跟上次一样，仍是不向大众道歉；反而官方媒体上仍一如既往，歌颂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何关怀重视；温家宝又赶到灾区做慰问秀，拉长腔说那些“困难总会过去的，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灾难”的空话套话。面对人祸，中国人还要感谢祸首共产党。 第三，青海地震後，中共当局跟上次一样，又是在救援黄金72小时中，拒绝一切国际社会救援。对震後救人有丰富经验、距中国又近的日本和台湾，都提出派救援队，但均遭中共当局拒绝，说他们有足够人员。可路透社采访到的青海玉树小学教师徐海英说，“学生埋在瓦砾中，但我们没有工具挖掘。我们没有任何机械，我们也缺乏人力。”当地救难队人员表示，“心里好难过，有些人的房子里还是有人活著的，但是我们挖不出来。” 中共当局不仅拒绝一切外援，而且封锁一切通向玉树的道路，也不许国内的民间组织自行救援。 玉树的居民97％是藏人，不少灾民只会藏语；但北京当局却不派当地有藏人的军队救援，而调去汉人部队。连广东《南方都市报》都批评说，由於语言不通而使救援效率低下，让许多受难者失去最佳救援时机。中共所以这样做，据说是怕去救援的西藏人知道真实情况後，“影响民众的情绪和信息”。 第四，上次四川地震时，已暴露中国校舍的偷工减料、劣质；这种被称为“豆腐渣工程”的校舍大量倒塌，导致五千多学生遇难。青海省教育厅长说，这次玉树地震至少摧毁了11所学校。而仅是玉树第三完全小学就有三千学生（该校80％校舍倒塌）。据去年中国官方的校舍安全调查，青海省的校舍有60％不合格。上次四川地震後，两名对校舍倒塌问题进行调查的维权人士，反而被当局判刑。 不久前智利发生规模8．8级地震，但由於该国有严格的防震建筑法，房屋建筑坚固，仅有八百人遇难。而这次青海地震（7．1级），据中国官方数字，死亡人数已超过1,700人。中国网民说，“一个南美小国能做到的，而我们拥有十三亿人口、有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有一大群亿万富翁、有比野鸡还多的学者、有比野猪还多的官员┅┅的中国却远远做不到。” 但两次地震後的救援也有不同∶上次四川地震时，中国人群情激昂，争先赈灾捐款，名流们更是疾呼捐款（很多像作秀）。但这次对青海地震，却完全没有那种场面。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青海是藏人居住地（达赖喇嘛的出生地；第九世班禅喇嘛圆寂在玉树）。中国人平时高调反藏独，说藏人是同胞，但遇到灾难真需救援时，他们连作秀都免了。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4月19日 2010-04-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8👍 0💬 0国际社会为何有权批评中国的人权？
何清涟 自刘晓波病情公开直到身后丧事的处理，美德政府、奥斯陆及国际媒体都予以极大关注。北京一方面在指责外国干预中国内政之时，也不得不同意美德两位专家会诊，并有选择地公开一些相关视频。美国国会也曾就709律师抓捕以及其他类似人权案件，通过一些法案与决议，谴责中国政府。这种状况，并非中国政府指责的那样，是美国等强行干预中国内政，也不是中国爱国愤青所言，是美国以大欺小，欺负中国。原因是：中国加入了26项国际人权公约，美国在履行国际条约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条约国互相监督人权状态的法理基础 在江泽民及胡锦涛统治前期，中国确定了“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原则，为了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共签署了26项国际人权公约，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未获全国人大批准之外，其余的核心人权公约，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数部公约，都予以通过，但对一些条约的某些条款持保留意见。 中国在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之后，就有接受联合国及其他缔约国审议中国人权的义务，研究国际法的学者们都很清楚这一点。只是因为不少中国人（包括不少知识人士在内）不了解这一点，因此对中国政府指责“某国以人权为藉口干预中国内政”的说法几乎全盘接受。有鉴于此，有必要在此介绍他国就中国的人权状态提出批评的法理基础何在。 《从国家义务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者嵇青）一文，曾详细介绍了人权条约的国际义务何以产生：根据不同的人权条约，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一般包括4种类型：1、提交报告的义务；2、接受相关人权委员会管辖的义务；3、成为国家间指控和个人申诉对象的义务；4、出席有关司法诉讼并履行司法判决的义务（按规定只在区域性人权条约中）。 表面上看，似乎国家在承担义务时只针对其他国家，但人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上承担的实质义务并不在此。作者进一步指出，缔结人权条约的虽然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但人权条约却不像其他条约一样仅仅规定两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第三方受益者”，也就是缔约国“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这就是说，国际人权法最终涉及的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人权条约缔约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的，即每一缔约国都有权利要求其他任何缔约国承担人权义务，同时该缔约国自身也承担着同样的义务。国家缔结人权条约的形式是国家间的，但实质上是在其他国家的监督下如何对“在其领土和管辖之下的个人”承担义务的问题――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关注并批评中国的人权。 中国既然签署了这26项国际人权公约，中国国民就成了“第三方受益者”，必须从上述四方面接受其他签约国的监督。 从法学理论领域来说，这属于国际法领域。原来我也不明白法轮功为何可以在西方国家起诉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政府高官，并得到法庭受理，请问了几个律师，也不甚了了。直到读到这篇文章并查询了相关资料之后，才知道是基于以上第3类条约义务。受理这些起诉的国家都是相关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条约赋予了这些国家受理这类案件的法理依据。 为何只有美国站在批评中国人权的前沿？ 各项国际人权公约中，签约国多少不等，最多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共有74个签署国及168个缔约国，中国目前尚未最后批准这项公约。也就是说，中国与至少170余国之间，有相互监督的条约义务。能够对中国人权状态进行总体审查的，当然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起来好笑，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的人权委员会，就是因为中国的高强度活动将其变成难于履行职能，美国严重抗议，最后不得不在2006年3月16日，由第60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决定设立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 这么多国家有监督职能，却只见美国屡屡出头要求中国履行条约义务，倒真是应了一个未明说的国际规则：一国话语权大小，由国家实力决定。美国外交官或者人权官员要求中国政府履行约定，一般就是口水仗了结。但如果是小国，后果很严重。据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在数年前一篇专访中所言，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保持缄默。如果某位代表对中国有所批评，中国通常会施之以恐吓威胁的报复手段作为回应，包括毁掉某个外交官的事业。丹麦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的决议。在这之后，中国一方面孤立丹麦，另一方面对其施以贸易制裁和其他威胁手段，丹麦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让。出席人权会议的民间组织代表往往遭到中国警告、敌意摄像和公开斥责等手段威胁。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几乎让所有参与者精疲力尽，大多数国家或者组织都会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妥协退让，只有美国仍然坚持坦率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会在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到具体人名和人权案例。 人权理事会的“熊猫归来” 对于四项义务当中的第一项“提交报告的义务”，中国政府在形式上非常认真地履行。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很认真地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以后的人权理事会提交中国的年度人权报告，正式官称是年度《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陈述中国人权的改善与进步，例如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少数民族权利、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利、残疾人权利、环境权利、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内容大同小异，根据形势需要改换一些重点，更新相关数据，只有对外交流与合作都放在不变的压轴位置上，主要是列举中国政府如何接受了上一年度人权委员会各成员国的建议，以及对世界人权事业所做的贡献。《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分节中，列举了以下成绩：接受其他国家建议204条，占建议总数的81%，涉及减贫、教育、司法等20多个领域；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积极地谋求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担任理事。按照相关规定，人权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两年，最多可连任一次；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可寻求新任期。除了必要的间隔期之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每逢换届选举，“熊猫归来”是常见景观。只要“熊猫归来”，人权理事会就会出现多个暴政国家重新集结的现象。2013年11月12日，中国以176票高票当选2014至201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2016年，中国以180票高票连任，任期自2017年至2019年。这当然不是中国的人权状态获得改善的结果，而是中国政府利用了人权理事会的制度性缝隙，并成功施展纵横术的结果。至于如何寻求这么多国家的支持，方法不外乎“利相交”，让这些投票国觉得投票给中国有现实利益甚至预期利益即可。菲丽丝·盖尔直言那些参加人权委员会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利益考虑：一个小国如果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可能获得中国大额援助以修筑公共设施。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89年以后酝酿的一项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因为每次这些决议被提出时，就会有某个国家提出所谓“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要求搁置决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会）表现了欺软怕硬的特点，几乎所有谴责其他国家的决议都能快速通过。 明白了以上情况，就明白国际社会批评中国人权状态不是干预中国内政；在诸多国家中，如果只看见美国在对中国人权状态指手划脚，那是因为美国最不害怕中国，还能挺起腰杆履行国际人权条约规定的义务。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7月17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ommentary/394843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1👍 0💬 0为地震灾民构筑走向新生活的起点――写于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前夕
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美国家庭影院影院频道（HBO）赞助完成的“劫后天府泪纵横”，可算是国际社会献给震灾中遇难的孩子的一瓣心香。 我在该片于纽约公演之前，已经观看过这部片子。与平面媒体的报道相比，影像资料的直观性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人们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深深体验了众多家长失去孩子的深深悲痛，以及弱者向政府讨要公道时那种无望的悲愤。在受到中国警方多方干预下制作的这部影片，虽然只能触及几十位学生家长与官方之间的互动，但因制片人夏明等人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与阐释，这部短纪录片已经直观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真实一角。 直观的“注解” 什么叫做“豆腐渣工程”？人们通过影片观看到那一堆堆粉末，以及在粉末堆中露出头、被建筑商用来混充钢筋的钢丝，即使不懂任何建筑学原理的人，也明白了当地震来临时，在如此校舍中上课的孩子为何无法逃出生天。 什么叫做“救援来迟”？当一位家长泣不成声地讲述他听到女儿在废墟中呼救却无能为力时，观众能够体会到他曾经历的那种撕心裂肺、让人无法承受的痛苦。 什么叫做“无权者困境”？当看到众多家长手捧孩子遗像，欲列队前往成都请愿却遭到地方政府与警察的多方阻挠，而事后无一位官员因豆腐渣工程受到惩处，充分享有人权、自由的美国人才明白了“无权者困境”意味着什么。 什么叫做“官民之间缺乏互信”？这部片子提供了一些实例。比如德阳市政府用公交车将学生家长接至市高新技术办午餐时，一些家长担心这是“有进无出的鸿门宴”，向宋副市长声称“我们受骗都怕了，我们哪个都不敢相信”。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证权到现场处理事件时，众百姓竟然不相信他就是市长，因为在中国，一位市长离百姓的距离非常遥远。 尽管上述场景发生在震难期间――这期间是中国官员努力消解民怨、表现和善的非常时期――远比中国许多官民冲突的实际场景文明，但也可以折射出中国民众的生存处境，反应中国人在面对强权欺凌时的痛苦与无奈。在汶川地震周年祭将至之时，这部片子将唤醒人们记忆中已渐渐淡化的汶川地震之灾。 天灾与人祸 与这部片子的中文名字“劫后天府泪纵横”相比，我其实更喜欢英文原名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从英文直译应该是“中国的非自然灾难――四川的眼泪”。这个题目很直观地点明了四川震灾中的人祸因素。而这些人祸因素，已经成了震灾发生后四川社会矛盾的焦点。由于执意要查清官方一直要掩藏的人祸因素，四川现在已有多位人维权人士与独立调查者入狱，比如天网的主办者黄琦、西南大学退休职员曾宏玲、广汉退休教师刘绍坤、成都作家谭作人等，都是因为发表地震灾区的实况记录，揭示震灾的人祸因素而相继被捕。这充分说明在声称人权已经获得巨大进步的中国，民众连起码的知情权都被剥夺。 在中国，民众知情权被剥夺是多重意义的。以这次地震为例，它包含着震区民众获得地震预报的权利（纳税人供养的地震科研机构的用处就是预测，政府的责任是发出预报）、知晓地震中各方救灾款使用流向的权利，参与调查“豆腐渣工程”的权利，以及受害者对各级政府的问责权与要求国家赔偿的权利。只有拥有这些权利，灾区人民才能从劫难中走向新生。但是令人愤怒的是，中国政府不仅没有为灾区人民构筑这一让他们能够走向新生的起点，连受难孩子家长集体公开悼念孩子寄托哀思的活动也横加阻止。过去的一年中，这些家长受到当局持续的监视，他们的电话被监控，行动被限制。他们不能公开发言，也不能请愿。川震一周年前夕，来自中国各地的数千名警察已进入川震灾区，构筑了一道压制民众愤怒的森严壁垒。 纪录片中一位丧子母亲对着镜头说出的一句话掷地有声 ――“钱，我不 要！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未来不能让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很惭愧，汶川地震周年祭时，自己只能借“劫后天府泪纵横”这部影片，作为献祭孩子亡灵的鲜花。但我誓言，今后仍将竭尽绵薄，为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而继续努力。 （发表于BBC·点评中国，2009年5月11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8040000/newsid\8043400/8043466.stm）
何清涟2025-11-06 05:58👍 0💬 0美国在背离新闻自由之路上越走越远
何清涟 2月8日，美国著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亲往莫斯科采访普京的视频发表，两天内高达1.9亿的点击率（不包括附上俄文及中文字幕的版本），此行无异于在整个“恐俄”的西方社会投下一枚巨型“炸弹”：白宫官员约翰·柯比表示，美国人不应该相信普京在卡尔森的采访中所说的任何话；美国主流媒体几乎是全员出动表示愤怒，甚至还有政客认为卡尔森是“美国的叛徒”。 世界皆知，美国的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保护言论自由，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不是只保护正确的言论，而是保护人人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包括表达不正确的观点的权利。记者采访“美国敌人”，这种先例有CBS名主持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在前，2006年8月他退休之后对伊朗总统内贾德的采访还让他获得了第21次艾美奖。 再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美国的“新闻自由”内涵正在剧变。 美国曾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傲视世界 世界了解美国的新闻自由，多从“扒粪者” （muckraker）故事开始。美国新闻史上有个著名的“扒粪运动”，指1903年至1912年这十年间轰轰烈烈的黑幕揭露运动，运动的参与主体是新闻记者与大众媒体。当时美国社会正处于高度腐败状态，权钱交易肆虐，全社会都深卷其中，社会道德整体败坏，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这群以“扒粪者”自命的新闻记者，通过这场运动将美国从堕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从那之后，揭露真相，直批各种社会黑暗成为美国新闻记者的职业骄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行规：事实是唯一的，评论可以自由；要采访各方当事人并报道他们的看法；所有事实必须经过Double Check。这也是美国普利策奖设立之初的基本评比原则。 美国文化精英对美国的新闻自由传统一直引以为傲。堪称美国左派祖师爷的乔姆斯基以痛恨美国著称，但与卡斯特罗等社会主义独裁者却都保持友谊，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生活在美国，他的解释是：“国与国之间的综合比较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不会这么比较。不过美国有些成就，特别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几个世纪来争得的领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 上述新闻界奉行的原则被政治正确侵蚀， 发生在奥巴马当政之后，是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自2020年5月以来美国流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许多记者、文化名人都因发表左派不喜欢的言论面临被“取消”。就在2月13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解雇了屡获殊荣的资深记者凯瑟琳·赫里奇（Catherine Herridge），原因是她报道了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故事。通过这些案例，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个与2020年以前完全不同的美国。 三位美国记者所处的时代与他们的命运 #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崇尚新闻自由的美国时代产物。 华莱士在1968-2006年担纲美国CBS王牌电视新闻栏目《60分钟》的主持人，一生获奖无数。华莱士几乎遍访了20世纪的世界名人，其中有本国政要，还有不少“美国的敌人”，如阿拉法特、霍梅尼、萨达特、卡斯特罗、阿萨德、巴列维、卡扎菲、侯赛因、普京等。他在采访中以尖锐、强势的提问风格和深入犀利的调查性报道闻名，其中1979年他对当时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采访成为业界经典。可以说，华莱士一生的成就奠基于新闻自由赋予记者的自由采访权之上，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美国崇尚新闻自由的辉煌时代。 经历了新闻自由到政治正确至上的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 赫什1937年出生，比华莱士晚出生15年，其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几乎与华莱士同时，因“喜欢与美国政府作对”并写出高质量的揭露性调查报道，并获得不少荣誉。1969年，他因报导越战中的美莱村屠杀而获得1970年的普利策奖——在奥巴马时代之前，这个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象征了美国最负责任的写作。他还于1969年、1973年、1974年、1981年、2004年，五次获得乔治·波尔克奖。他的一切报道，都只执着于一件事——寻找被政府掩盖的真相。因为他的诚信与负责任的写作，被业界誉为“他就是真相”。与华莱士不同的是，赫什晚年正逢美国极左当道的时代，曾对2022年9月发生的最大谜案北溪2号被炸毁进行调查 ，并于2023年2月8日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长篇调查《美国如何毁了北溪2号管道》，直指拜登政府策划实施的这次行动是美国“最愚蠢的决定之一”。可惜他晚年正逢美国主流媒体成为服务于政党利益之时，因这篇揭露北溪2号被毁真相的文章，赫什被美国主流媒体视为“阴谋论爱好者”，并称其文章的真实性一直饱受质疑，赫什写作此文，就是一直在想方设法“报复美国政府”。 这位集各种美国新闻奖于一身的资深记者，因这一篇报道，从“代表真相”到接近“取消”（默杀）、饱受攻击，本身就证明美国极左时代的荒谬。 塔克·卡尔森：因采访普京而成为美国之敌。 塔克·卡尔森，其职业生涯正逢美国社会思想激变的30年，本人思想经历了从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前身）到保守主义的转折。于2016年起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政论节目《卡森今夜秀》，因其大胆尖锐的批评及敢于直视真相的勇气，使该节目自2021年7月始成为美国新闻节目中的收视率冠军，每晚高达300万。《华盛顿邮报》批评卡森的政治不正确，指他不时地在节目中“使用各种模棱两可的语言”来发表一些“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支持的观点”。2023年4月，因卡森指责多米尼电子投票系统舞弊引致福克斯新闻支付高额的和解赔偿，卡森被福克斯新闻解职，同年12月11日，卡森宣布成立塔克·卡森新闻网，提供各种形式的节目，包括访谈、短视频和独白，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自媒体。 打破左派设置的政治禁忌采访普京，将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但也将为卡森带来非常多的政治麻烦，甚至有传言说他将会以“叛国罪”被捕——这种传言就证明美国言论自由被严重侵蚀，因为在卡尔森之前，两度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奥利佛·史东（Oliver Stone）于2015年至2017年间对普京做了多次深入访问，完成长达四小时的电视纪录片《普京访谈录》（The Putin Interviews），试图让美国人了解普京的想法，消除美俄之间的误会，以避免这两大强国陷入战争。 其实，受众对新闻内容的看法，取决于自身的政治立场与其相关的知识储备。规定受众只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本是极权国家独裁政府的“专利”，如今却成为美国左派的律条。美国民主党前副总统戈尔去年12月出席2023迪拜第 28 届缔约方气候变化会议的发言，被概括为“让美国人从主流媒体之外获取信息是对民主的威胁”在网上广为流传。戈尔的原话是这样：民主的运作依赖于“共享知识基础，作为集体推理的基础”，但“由算法主导的社交媒体打破了这种平衡，公民不再获得相同的印刷新闻（宣传），政府无法控制的社交媒体算法让人们获取主流媒体来源之外的信息，这是对民主的威胁，社交媒体算法应该被禁止。（链接供参考：Al Gore Says People Having Access to Non-Mainstream Information ‘Threatens Democracy’,Paul Joseph Watson, 10th December 2023，https://modernity.news/2023/12/10/al-gore-says-people-having-access-to-non-mainstream-information-threatens-democracy/）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都知道“阅读相同的印刷新闻”是对民众知情权的严重剥夺，如果美国任由左派继续折腾下去，将新闻传播当作洗脑工具，美国的新闻自由将成为过去式。 （原载《联合早报》，2022年2月20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0220-1469053）
何清涟2025-11-06 06:16👍 0💬 0“谄”不忍睹的杨澜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自始至终放射著“挑战权力，拒绝谄媚”的真正记者的独立和尊严精神。哪个中国人看完《采访历史》，再看中国新闻界（海峡两岸及海外华文媒体都算上），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谄”不忍睹。对名人、权势者的排山倒海般的奉承，简直把媒体变成了“媚体”，在这支大军中，明星“记者”杨澜则是一个闪亮的榜样。 由於前一段写调查吴征杨澜的文章，有朋友提供了杨澜那本名人采访录《我问故我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但匆匆一翻，就吃惊不小。在中国那种没有新闻自由的制度下，很难产生名记者，因此也很少有采访录出版，所以杨澜的采访录起码会有不少记者看。但这位自称在中国开了不少媒体“先河”、并靠高举著在美国学了传媒专业的牌子而步入新闻界的杨澜，竟把“采访录”完全变成了“拍马篇”。 举几个例子：采访陈逸飞时，开场白就来了三个排比：“作为画家的陈逸飞┅┅作为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的陈逸飞┅┅作为服装设计师的陈逸飞┅┅”反正每个领域都是大师。在“杨澜视线”中，这陈逸飞真的起“飞”了，不仅是“闻名海内外”，全球的全才；“也是美食家”，上海的大餐小馆，“他都是老主顾”，大厨们听到陈大师来了，都出来听他品评，“他们在乎他的点滴评价”。连陈逸飞的穿戴也被夸赞，“服装的质地是高档的，不动声色地表明了主人的审美和身价”。连陈逸飞的笑都是“不夸张、不造作、持久而含蓄”，“他的笑极有整体感”（我真的弄不明白这整体感的笑是什麽样的笑，难道像杨澜等其他人的笑有“零碎感”？）。 对如此这般的“采访”，看了杨澜的采访前言才明白，原来陈逸飞是吴征的“哥们儿”，吴征在上海开的西餐馆剪裁时，陈逸飞不仅去捧场，而且还帮助设计门口的挂灯用什麽颜色。看了杨澜这种洋溢著深情厚谊的“采访”，真让人对“无实物交换”的变相“有偿新闻”增加新的理解。 这种充满“深情厚谊”的采访，当然也最适用於和吴征杨澜一起喝茶聊天的朋友余秋雨。由於杨澜“住在上海，与余先生交谈的机会多了。遇到不顺心的事，给他打一个电话，跟他聊几句，就会觉得解脱很多。”所以杨小姐对给她排忧解闷释惑的余大师自然知恩图报，馈赠给他一个在电视上全方位反驳批评的机会。於是在杨澜的节目上，所有对馀秋雨的批评和挑战，全部都成了外界的造谣，中伤；媒体的“无序”。 而杨澜对金庸的吹捧则直追文革期间中宣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颂。首先她出口编造金庸小说的发行数量“跟《毛泽东选集》差不多了”的说法，再撒了个把所有人贬低到她那种水准的弥天大谎：“现在凡是问起能够读汉语的人，恐怕青年时代都有几个晚上不睡觉在看您的小说作品。”金庸虽然很自傲，但也被这种林彪式的吹捧弄到不好意思，赶紧说“不喜欢的人也不少”。但杨澜还没捧过瘾：“起码对年轻人来说，好像是必读的作品。”然後用“有人说”这种方式，把金庸吹到“仅次於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的一位20世纪的文学大师。”采访後记中接著说，“他的影响已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这个时代。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成就的确是旁人很难超越的。”杨澜要麽是不知道国界为何物，要麽是已经活到了22世纪。 除了对名流，对权力者和政府官员，杨澜更能捧。对搜刮民财、巨额受贿达661万人民币，不明财产269万，其女儿用赃款开了11家公司的大贪污犯、前沈阳市长慕绥新，在“杨澜视线”中则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了“亲民的典型，清官的样板”。 慕绥新不仅贪污腐败，而且还和黑社会勾结，横行霸道。据中国《江南时报》报道（2001年5月25日），慕绥新常训斥干部“你他妈的”，有位官员在会议上仅因增加政法经费提了建议，慕绥新就大骂：“你他妈的连盖个厕所也得找我吗？”慕绥新不仅贪用下岗工人的补助金，还就退休人员上访对公安局下令：“见到上访堵路的就给我抓起来！” 该报还披露，慕绥新在北京治病时大收巨额礼金，沈阳市某局只送了3,000元，惹起慕的不满：“这样的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是慕绥新的好友。“慕大人”到北京，有黑社会人员接机，豪华奔驰车直开到机舱前，庞大的欢迎队伍恭敬地迎出这位身披黑风衣、戴著墨镜和黑手套的市长。他的下属知道，“老慕”就要这样的“黑老大”气派。 就这样一个贪官恶霸，杨澜则赞美道：“从他身上，我找到了中国一大批新型官员的特徵：精力充沛，学识广泛，具有国际视野，兼备文化艺术修养，敢於讲话。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心。” 精明的“慕大人”当然体会“杨小姐”的好意，所以“采访”结束後，感激地说，“今晚，我陪你逛逛沈阳夜景吧。”於是逛完夜市，杨澜主动要求第二天再做一次采访，以更“深入了解”。杨澜坦言，“在《杨澜工作室》的记录片中，这是唯一一次我用两段不同的时间采访同一个人物。” 慕被判决後，有人批评当地媒体，沈阳出了这麽多贪官（被立案审查的正局级以上官员就有20多人），你们新闻界首先该负责，因为你们没有承担起监督的职责。但杨澜不属“当地媒体”，但她为什麽要从中国最南方的香港赶到大北方的沈阳，专程去往天上吹捧一个地方官？而且破例地采访了两次？ 慕绥新的贪污腐败，最早是被一位香港记者报道的，他认为慕绥新月薪一千多，但身上的衬衣、西服、皮鞋、手表等西方名牌货，价值几万港币。这位香港记者不仅没有像杨澜那样吹捧慕市长的“丰功伟绩”，而是首先提出怀疑。 最近香港《明报》报道，官拜副局级的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张锦胜、《人民日报》驻沈阳记者冯奎先後被立案审查和处分，因他俩都曾接受“慕马案”（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巨额受贿）中主角的贿赂、然後向北京高层写了多篇“内参”，为慕、马两位贪官评功摆好。 《杨澜采访录》共收入31篇人物采访，其中仅三位对像是官员：中国对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当时中美谈判世贸，经贸部长的话具新闻价值）；卸任的香港新华社新闻发言人张浚生（在香港有一定新闻价值）；另一个就是对沈阳市长慕绥新。中国的中央和省级高官有上千人，别人不采访，为什麽杨澜要千里迢迢从大南方的香港，赶去大东北的沈阳，采访一个地方市长官，而且露骨地吹捧？这里面有没有什麽暗盘交易？任何事超出常理则令人怀疑。 除了谄媚性，杨澜采访录的另一大特点是，不仅不提任何挑战性问题，而且很多时候根本不提问，而是随便瞎聊。例如，在陈逸飞访谈中，杨澜的34个“问话”中，只有9个结尾是问号，其他25个是句号，根本不是提问，只是杨澜对陈的附合与瞎聊。在采访张艺谋时，杨澜的全部33个“提问句”，12个有问号，其他还是漫无边际的聊天。杨澜的全部采访基本都是这种闲聊式的“语言按摩”。 热衷妖魔化美国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把吴征那篇粗制滥造、被人称为“标志复旦堕落”的劣质论文选进了他的“传播中心”阅读书目。其实李希光应该把杨澜这本书也选去，通过这种采访录，让那些准备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临摹劣质采访，学习奉承撒谎，建立一支阳光灿烂的“谄业媚体”大军。 2002年8月27日 2004-09-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1👍 0💬 0解读南海争端国际仲裁
程晓农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向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提出关于有关南海若干争议事项的仲裁请求，其中主要涉及中国关于“九段线”以及岩礁的领土属性等主张。在这场仲裁案中，中国是相关的另一方，但中国选择放弃应诉。今年7月12日，常设仲裁法院经过3年半的工作，宣布了仲裁结果。同一天，北京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认为，这个仲裁结果“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坏版本’”；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上掀起了一阵针对南海争端国际仲裁的批判浪潮。但是，不少批判此一仲裁过程和结果的言论仅仅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缺乏对事实的了解；而这一话题又属于大多数人不了解的国际法领域，因此，即便是谬种流传，许多读者也真假难辨。本文主要就两个国内读者不甚了解的话题作一些深度分析。这两个话题是，第一，对中国来说，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是否有正当性；第二，中国地图上标示的“九段线”是中国的海上边界线吗？了解了这两个问题之后，读者就可以依据国际海洋法的相关知识，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了。 一、从大清朝老佛爷到今天：百余年来中国对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参与与尊重 设在荷兰的国际法之都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坐落于当地著名的和平宫内。由于联合国的国际法院也在同一建筑内办公，因此，一些人把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的国际法院以及设在德国汉堡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混为一谈，甚至误以为，常设仲裁法院是联合国的下设机构；在如此误解的基础上，又有人发现，联合国并没有仲裁法院这样的下设机构，因此就断定，这个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是虚构的，最荒谬的说法是，它属于菲律宾花钱雇佣的非法组织。虽然谷歌在中国被禁用，但百度上其实有关于这个仲裁法院的初步介绍。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网站上关于国际司法机构的栏目里也专门介绍了这个常设仲裁法院，提供了不少可靠的信息（http://nl.china-embassy.org/chn/gjf/t238056.htm），这些来自中国外交部的官方信息与维基百科公布的信息基本上是一致的。 常设仲裁法院（英语为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法语为Cour permanente d’arbitrage (CPA)）的历史远比联合国悠久，它是根据1899年第1届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于1900年成立的政府间组织，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争端仲裁机构。慈禧太后当政的帝制时代，大清朝的代表杨儒和陆宗祥等人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召开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大清朝签署并批准了上述公约，所以中国是常设仲裁法院的原始缔约国。常设仲裁法院为国家、政府间组织或私人主体间的仲裁、调解、事实调查提供服务，它包括处理行政事务的常设行政理事会和国际事务局，以及一份由每个缔约国各自遴选的4名法学专家组成的“仲裁员名单”。 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虽然历经改朝换代，却积极参与这个仲裁法院的活动。从晚清到中华民国的大陆统治时期，中国一直为常设仲裁法院指派仲裁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1年，中华民国仍保有海牙公约缔约国地位，故继续代表中国政府向该法院指派仲裁员，而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与常设仲裁法院没有来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1972年常设仲裁法院行政理事会决定，在年度报告中删去“中华民国”字样和它指定的仲裁员名单，等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人继任。但当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毛泽东忙于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共政府许多正常的国际事务活动因而中断，自然，中国在常设仲裁法院的活动也停止了。中国的这一段停止参与期，源自中共当局行为之荒谬，而并非出于它对常识仲裁法院的反感。 直到1993年7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恢复在常设仲裁法院的活动，1993年9月它指派的首批4位仲裁员出席了常设仲裁法院的全体仲裁员大会。这4位仲裁员当中，邵天任是根据地出身的外事系统干部，而李浩培、王铁崖和端木正则早年就学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或法国巴黎大学，均属当时中国国际法方面的一时之选。这批仲裁员当中的李浩培、王铁崖和端木正年迈或去世后，2009年5月中国政府又重新指派邵天任、许光建、薛捍勤和刘楠来为仲裁员，其中前三位曾先后担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常设仲裁法院一向是高度重视的，所指派的仲裁法官不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就是外交部里最了解国际法的条约法律司司长这样高层级的外交官。 这次南海仲裁案期间，按照常识仲裁法院的既定规则，当事国政府可以指定一名来自本国的仲裁法官参与仲裁，而中国外交部的薛捍勤恰好常驻海牙，她本来就在仲裁员名单上，由她代表中国政府在南海仲裁案中发表中国的官方立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中国政府偏偏放弃了这个机会。之所以如此，当然不是因为某些愤青所指的“常识仲裁法院是非法组织”，而是因为中国政府觉得，在南海仲裁案当中，根据国际海洋法，很难有获胜的可能，既然败局已定，与其参与仲裁而败，还不如拒绝参与仲裁，以稍存脸面。 中国政府向来高度重视和尊重常识仲裁法院，只是在南海仲裁案上选择了弃权。但是，国内的一些媒体和网站为了挽回政府的脸面，便千方百计地贬低、歪曲常设仲裁法院的作用和功能，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在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也背离了中国政府百余年来对常识仲裁法院的一贯立场，于事无补，而于理有亏。 二、中国在南海水域的边界线到底在哪里？ 这次常识仲裁法院关于南海主权争议的仲裁结果令许多中国人非常愤怒，他们认为，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海域，仲裁法院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因此，它的裁决当然是无效的。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部门和宣传机器一直声称，南海是中国的固有海域；过去70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从中学地理课本所获得的印象是，自古以来中国在南海的边界就是用虚线所标示出来的那个象牛舌一样从海南岛一直延伸到曾母暗沙的水域。然而，许多人直到这次常识仲裁法院的南海仲裁案之后，才听说了“九段线”这个名词。“九段线”就是中国地图上标示中国在南海水域的那9条虚线的名称。但是，“九段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吗？ 其实，“九段线”自诞生至今才70年。它的前身是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的官员随手在南海地图勾画的11段虚线（那时称为“十一段线”），当时使用的是普通的小比例尺地图，所划线段只是一个大概的标示，并没有关于虚线各段准确位置的经纬度计算。此原图现在仍保存在台北的档案馆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十一段线”其实是中华民国政府关于岛礁归属意向的一条虚构示意线，它并没有标明领海海域的精确位置。不过，当时还没有国际海洋法，加上当时南海海域的周边国家均未独立，所以，这个“十一段线”虽然属于“三无”示意图(无法律依据、无合乎海洋法规的定义、无坐标)，但也无人提出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分地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地图，保留了“十一段线”（但因为不敢得罪苏联，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因而否定了中华民国的“秋海棠”地图，从此中国大陆的国界变成了“公鸡”形状）。1957年中国政府把“十一段线”之内的夜莺岛（隶属海南行署）转让给北越(此岛被北越重新命名为白龙尾岛)，因此导致“十一段线”在北部湾内的最北端两段名不副实。从此，中国的地图相应地把“十一段线”最北端的两段虚线抹去，结果“十一段线”只剩下了“九段”。这就是“九段线”的由来。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后，“九段线”与国际公认的海洋法之间的矛盾便暴露出来，而上述“九段线”的“三无”(无法律依据、无定义、无坐标)问题，更是让中国外交部无法向国际社会解释。因此，中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外交部一直很谨慎地避免触及“九段线”的合法性问题。2000年12月25日中国与越南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定，当时外交部表示，从此“诞生了中国的第一条海上边界线”。这一宣示表明：第一，此前中国并没有海上边界线；第二，“九段线”并非中国的海上边界线。 由此来看，这次常设仲裁法院认为“九段线”没有海洋法上的法律依据，其实与中国外交部2000年的宣示是一致的，只是绝大多数国人不了解而已。如果“九段线”没有国际法依据，那么，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中国在南海水域的边界线究竟在哪里？现在，这仍然是一个问号。 在南海争端仲裁问题上，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处理被国内的民族主义宣传捆住了手脚。这一现象表明，对内的教育和宣传系统落后于国际形势，也干扰甚至破坏了外交部过去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努力。涉外关系并不都与意识形态有关，这次南海争端就是如此，更不必为了迁就国内宣传的需要而削足适履；相反，国内宣传的内容和方法确有改造的必要。中国即将在杭州主办G20峰会，为了适应会议气氛，大概关于南海争议的种种议论很快该偃旗息鼓了吧。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7期，2016年7月8日—7月21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cheng-xiao-nong-jie-du-nan-hai-zheng-duan-guo-ji-zhong-cai）
何清涟2025-11-06 06:33👍 0💬 0非洲的民主照出中国的丑陋
对中共要召开十六大决定江泽民的接班人，人们猜测纷纷，因为共产党仍是黑箱作业，实行你民我主式的“共产民主”。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照照欧洲、美洲，以至非洲民主进程的“镜子”，更让人清楚地看出中国政治惨不忍睹的丑陋。 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化，欧洲现已增至44国；欧洲不仅成了所有国家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洲际大陆，而且原东欧共产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俄国等，都已进行了第二次选举。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只有进行了第二次选举，民主才是真实而趋向稳定的。 美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35个美洲国家，现在除了古巴之外，34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过去曾常年内战的国家，现已都实行了选举，结束了混乱，连海地都已进行了三次全国大选。墨西哥前年结束了“宪政革命党”71年的一党执政後，反对派上台，使美洲大陆的民主跨入新阶段。如果卡斯特罗下台，美洲将步欧洲的後尘，成为全球第二个全部国家都实行民选的洲际大陆。 撒哈拉48国有42国多党选举 最近十年，全球令人瞩目的民主变化还有非洲。在大漠孤烟直的闭塞之地，民主之风仍然劲吹。据《纽约时报》（六月二日）引述“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撒哈拉次大陆的48个非洲国家，现在有42个进行了多党自由选举。仅在过去两年中，就有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加纳、马里等四国和平地转移了权力，反对党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 据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巴坎（Joel D. Barkan）在《哈佛国际评论》（HIR）今年夏季号发表的论文，非洲的“第一次解放浪潮”发生在1957到1964年间，有40个新独立的国家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但不久就发生了哈佛教授亨廷顿所说的“逆转浪潮”，半打儿上校和一队坦克的军事政变，成为撒哈拉的政治常态。到六十年代中期，全部非洲国家中有一半的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六十年代中，非洲仅有四个国家（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冈比亚、博茨瓦纳）保持了多党选举制度。 非洲的第二次民主浪潮首先从非洲中南部的小国贝宁开始，1991年，贝宁率先结束了独裁统治，实行了多党选举。同年马拉危和赞比亚跟进。四年後，成千上万的坦桑尼亚人也涌向投票箱，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结束了该国独立後34年来一党垄断的历史。中国人印象中那些很落後的国家，像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刚果，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乌干达、马达加斯加等等，都在九十年代相继实行了多党选举。 “非洲独立後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据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拉顿（Michael Bratton）的研究统计，从1990到1994年，非洲有29个国家举行了54场全国选举，其中半数以上被西方观察家评判为“自由而公平”。在这些选举中，有11位在任的总统被选下台，三位总统主动放弃参选连任。布拉顿把自从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联帝国崩溃开始的非洲民主变化称为“第二次独立”（第一次独立於殖民，第二次独立於专制）。 今年五月，塞拉利昂的人民兴高彩烈地涌上街头投票，结束了这个国家自九十年代以来的内战。同是这个月，被1998年军事政变大伤元气的非洲南部的小国莱索托，人民通过选票和平地建立了新的国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马里等四国的长期执政的领导人，都宣布不再寻求连选连任，主动放权，更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 目前有三个国家（南非、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成为非洲的民主发言人。南非不仅是非洲大国，而且结束白人种族政府後，民主政体一直稳定。尼日利亚结束了军人政权後，成为非洲的民主样板之一。而最值得赞赏的是塞内加尔，这个在今年足球世界杯中，首场比赛淘汰了上届冠军法国队的国家，从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两年前击败执政的诗人总统森格尔之後而当选的韦德（Abdoulaye Wade），不仅是一位民主制度的热情捍卫者，更是一位非洲领导人中少见的坚定反对社会主义、强力主张市场经济的总统。这位今年76岁的经济学家，原是该国达喀尔大学的经济和法学院的院长。七十年代开始参选，2000年是他第四次参选，并赢得胜利。他在今年四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非洲不仅应走向民主，更应该走向市场经济；靠外援不能使非洲摆脱贫困。他特别强调欧洲、美洲、日本，以及台湾、南韩、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都是靠市场经济，而不是外援，成为富有的国家，他说，“非洲独立後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民主是比任何什厶都好的东西” 南非、加纳、美国的几十名专家学者自1999到2001年曾对12个非洲国家的21,387人进行了三年追踪民意调查，最近做出的报告显示，认为民主制度会提供人的基本需要、给每个人提供教育机会的各占89％；认为民主制度能够提供工作机会的占87％；认为可以使人自由地批评政府的、可以提供定期选举的各占85％和84％；认为可以实行多党选举、可缩小贫富差别的各占72％和70％。这个报告再次证明了非洲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和支持。 据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撒哈拉次大陆的非洲国家，年人均收入仅474美元（中国2000年已达855美元）。但即使这样的经济水平，48个国家中有42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可见历来被中国人视为落後的非洲人，其实比中国人更清楚、更智慧地选择了有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权利的制度。正如刚当选不久的马里总统图雷尔（A. T. Toure）所说，“我不能说民主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这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任何什麽都好的东西。” 2002年8月12日於纽约（《开放》2002年9月号） 2002-08-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美国“绿色新政”终于现出社会主义原形
何清涟 地球人都知道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但问题缘何而生，却见仁见智。媒体的倾向性报道与社交媒体上的同温层聚合，加剧了认识的分裂，各方拿出来的解决方案也很不一样，在美国喧嚣了好几个月的“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细节曝光之后，不少人才意识到这是个在美国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的疯狂计划，只是外包装用了“绿色”而已。 曾被美国左媒热捧的“绿色新政” 名噪一时的民主党议员、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自2018年11月当选为纽约市14选区的众议员之后，她大力鼓吹的“绿色新政”成为美国各大媒体盛赞狂捧的目标，众多“进步派”人士包括若干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在发布竞选宣言时，都不忘赞美这个“绿色新政”，有的评论甚至将其与美国历史上影响世界的登月、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不少追随者顾名思义，认为这是AOC提出的一套治理全球变暖的方案，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内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就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如果民主党能够在 2020 年大选中赢下白宫并立即推行绿色新政，将大大有利于世界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高阶目标——至本世纪末将地球升温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代高 1.5°C 之内。 《大西洋月刊》比这位作家望题生义的评论略显冷静，意识到是个更庞大的社会计划。该刊在2018年12月5日发表Robinson Meyer的一篇评论，认为“绿色新政”作为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要比经济学家们常常谈论的征收碳税更能够赢得大众的心。其中的“就业保障”政策还会产生一种同奥巴马成功推行的全民医保一样的效应，“在一种权利深入人心之后 ，它就不能被轻易剥夺”。 美国各大媒体都争先恐后地邀请AOC推介她的绿色新政，她那大而化之的社会主义宏图，让不少听众之为之激动。 “绿色新政是匹社会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2月8日，由保守派创建的能源倡导组织Power the Future发表一篇博文，指出“绿色新政”的实质：当AOC公布了包含细节的解决方案、且她的办公室2月7日发表了一系列论题概述其目标后， 暴露了“绿色新政”其实是一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与解决全球变暖没有多大干系，该计划只是以理想的环境政策作为幌子，凭借绿色伪装把社会主义带入美国。 下面是“Power the Future”对“绿色新政”的要点概括： 1、迫使政府成为唯一的支付者，接管全美国的医疗保健。 2、为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免费资金。 3、保证提供政府工作 。 4、重建或改造美国的每个家庭。 5、给每个人提供免费住所。 6、淘汰传统汽车。 7、消除航空旅行 。 8、禁养奶牛（或至少研发不“放屁”的奶牛） 。 不少评论就以上内容发表看法：AOC等社会主义者的努力根本不是为了拯救环境，其真正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权力来扩大政府权力，根本不管其结果是推毁美国。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参议员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将绿色新政称之为“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计划”。 与AOC同属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Nancy Pelosi）回答记者提问时，毫不隐藏她对这个计划的不屑：“这只是我们收到的许多建议中的一个。绿色梦想，或者你随便称它是什么，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新闻与进步（The News & Advance）嘲笑说，绿色新政只是“绿色新经销商拥抱幻想“（The Green New Dealers Embrace Fantasies），将deal （合同）加个后缀“er”变成dealer（经销商）。Fox News干脆调侃，AOC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派去潜伏在民主党的间谍，目前就是让民主党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北。 这个计划之谵妄，从以下细节可见一斑： 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环保主义者称为“浮在汽油上”的国家），飞机早就被称为“空中巴士”，AOC的绿色新政要取消汽车、航空，等于让美国经济瘫痪。 AOC称推行她的社会主义蓝图只需要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不确实，因为桑德斯的全民医保就需要32.6万亿）。不少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希望了解AOC的40万亿美元将从哪里获得，结果未获只字回复。以下是美国2017年的几个重要经济数据：GDP总量是 19.39 trillion 万亿 ，美国的财政收入是3.2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3.５%，积欠国债超过21万亿。由此可见，AOC的社会主义蓝图完全是纸上画饼。 美国社会的巨大裂缝 如此荒唐的建议，为何会出现在美国？2011年，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占领者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那99%”，强调1%富豪与99%社会成员间的对立。2013年，美国著名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就出版了他那本名著《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两个美国“这一现象进行了CT式全扫描，调查经济与政治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来揭示权力和财富的转变如何导致了中产阶级美国梦的解体。这本书有个重要的结论：“美国正从罅隙处裂开——并非种族或民族的罅隙，而是阶级。” 以下是作者列举的财富集中的数据：2002年至2007年，占美国人口1%、总计300万人的超级富豪们，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2/3。其余99%的美国人总计3.1亿人，只占到总收入的1/3。2010年是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第一年，1%的尖端人群，拿下了美国国民总收入的93%。 美国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得到另外两个数据支持，一是世界银行估计：美国的基尼系数在2016年达到0. 415%的最高值。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题为《美国中产阶层衰退》的报告，2015年，美国成年人中，中等收入人数为1.208亿，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总数为1.213亿，中产阶层人口比例首次低于一半。 美国近年崛起的保守派新闻网站Breitbart News于2月12日发文指出：各类激进主义，例如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性别歧视、社会主义等正威胁重掌国会众议院权柄的民主党左派——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民主党这家百年政治老店受到威胁，而是美国正受到威胁。这一威胁不仅产生于巨大的阶级裂沟，还产生于美国正在形成的一种按肤色（族裔）取得特权的新身份政治——这点容本人以后撰写专文分析，本文只谈社会主义对美国造成的威胁： 2018年11月， 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发布一项调查。根据调查，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40%的人。2018年7月3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中引述一项调查，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这些人是民主党内的极端进步主义者。 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李普赛特（Seymour Lipset）在他那本著名的《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书名所示的问题“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失败了？”从骄傲宣称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到疯狂的绿色色新政受到民主党人与左派媒体追捧，其间相差不到20年，其间原因除了贫富差距扩大、美国不再是“机会之国”这个社会因素之外，还有一点：这些年当中，由于左派占据大学讲台，垄断学术领域，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是让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快速增长。 （台湾上报，2019年2月16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7595&fbclid=IwAR0z4YZ9vX4NTsGuZJt9e1Fm9AvA51ORm3SQXiE1CUq8WjkRwGLSOGM8ssY）
何清涟2025-11-09 00:56👍 0💬 0曹长青∶川普与英国首相约翰逊联手抗左的天意
川普总统上台前，且不提全球左派，即使在美国保守派内部都引起前所未有的巨大争议，有相当一批强势、老牌的传统共和党人不支持川普。但令无数人目瞪口呆的是，川普上任不到三年，大刀阔斧改革，不仅在国内政策上一一兑现几乎所有选举诺言，甚至做的比说的更多，成为美国历史上罕见的现象；而且在国际事务、对外关系上展示了美国政坛前所未有的强势态度，在消灭伊斯兰国（已基本被淫除）、制约北韩核武、遏阻中共一带一路全球扩张、跟中国打贸易战等等方面，都清晰明确地展示了美国维护世界秩序、公平商业竞争的决心。 有了川普这样强势的美国总统，已是自由世界的幸运，现又可谓双喜临门，英国产生了强势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译为 强生，强森），他被誉为「英国的川普」，可想而知，他与川普的理念、政策等之接近。 英美有特殊的盟友传统，美国的独立革命虽是脱离英国而建国，但在基本理念上，美国是站在英国思想的肩膀上。从英国的《大宪章》（君主立宪，强调宪法政治）到洛克的人之三大权利（生命，自由，私有财产权），都是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价值根基。美国立国之本的原则，基本是从英国搬过来的；美国的建国先贤，全都熟读、领会了英国主要思想家的巨著。所以可以说，没有英国的思想根基，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雷根与撒切尔联手的伟大贡献 而且从二战以来，英美一直是紧密联盟（并肩打赢了二战）。尤其在对抗共产苏联的时代，无论是天意，还是上帝的拣选，英国出现了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同时期美国出现了强调道德信仰、力推资本主义的保守派总统雷根（里根）。他们两位联手，对外抗衡红色苏联，最後促使苏联解体，打赢了冷战；对内双双打败左派政党，推动经济革命，走向减税、市场经济、民营化的推崇个体主义价值的方向。 如果不信上帝之手，那麽撒切尔、雷根的联手，就是一次精彩的巧合、偶然——因为英美两国元首同时赶上保守派就不容易，而两位又都是各自政党内罕见的杰出领袖∶理念真正清晰、坚持原则、敢於行动。在自由经济的立场上，撒切尔比雷根更坚定。当时英国的左派势力远大於美国的；撒切尔首相用了更大的勇气和努力才击败了左派工会势力和工党，为市场经济和保守主义阵营做出了没有其他政治领袖可匹敌的贡献。撒切尔夫人还领导英国打赢了福克兰群岛（马岛）之战，保卫了英国主权，并促使了阿根廷强人政权垮台，阿国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她的勇敢和政治判断力也都超过了雷根（战前雷根对马岛之战不赞成，担心打不赢）。 撒切尔夫人与雷根总统联手打赢冷战，促使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国家纷纷垮台，极大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政治，推动了全球民主！对内两人都打败了左派势力，促使了英美两大国的繁荣，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所以说，八十年代撒切尔和雷根的同时崛起与合作，是一个造福人类的奇迹。 当代政治的第二个奇迹 今天，当代政治的第二个奇迹正在我们眼前发生，这就是美国出现了「第二个雷根」川普，英国出现了「第二个撒切尔」（虽然不是夫人）约翰逊。 执政不到三年，川普的改革幅度和决心（更有成就）甚至被认为已经超过雷根。而在此刻登上英国首相位置的约翰逊，其多年的理念和决心，无法不令人想到撒切尔夫人，和八十年代那场奇迹般的英美联手。 在当代政治领袖中，最能写作、作品最多的是英国首相邱吉尔，他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没再给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简直是超级荒谬）。邱吉尔从政之前是战地记者，涉猎广泛，勤於笔耕。而今天的英国新首相可谓邱吉尔的传人。约翰逊也是记者出身，後担任英国大报的专栏作家，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写到今年7月他当选保守党领袖，直到出任首相。 当今世界任何其它国家领袖，都没有像约翰逊这样大量撰写关於世界各种事件的评论，对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议题都非常清晰。我大致浏览了约翰逊在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从2004年至2019年7月的专栏目录和主要文章，发现他像大多数大报的专栏作家一样，甚麽都写，甚麽都评，从欧盟到美国，从中国到日本，从伊斯兰头罩到犹太人小帽，从奥巴马到希拉里，等等等等。文字之多，不仅在英国，可能在全球范围的政治领袖圈，也仅排在邱吉尔之後。 从约翰逊的文字可看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强调减税、小政府、民营化等，厌恶左派。希拉里选总统时，他在专栏中批评她是「精神病院虐待人的护士」，还称奥巴马为「半个肯亚人」、对英国有「源自祖先的厌恶感」。现在约翰逊上台立刻就强烈推动英国脱离欧盟，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或顺应保守派势头，而是早有思想脉络可寻；他不仅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就厌恶欧盟，而且在去年的专栏中疾呼∶是站起来反抗欧盟恶霸的时候了！ 崇拜丘吉尔，为他写传记 约翰逊不仅是从记者开始然後从政，在勤於笔耕等方面与丘吉尔相似，更重要的是，他把丘吉尔视为人生导师和楷模。在全世界人物传记中，除了耶稣传，最多的是拿破仑传，然後就是丘吉尔，截至2015年（他去世50周年）就有1,663本（详见我2010年的书评『擦去丘吉尔头上的鸟屎』）。即使已经有了那麽多的丘吉尔传记，约翰逊又写了一本丘吉尔传，可见他对这位英国前首相的推崇和锺爱。 在川普总统重建伟大美国、领导自由世界对抗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中国之际，英国有了同样保守派阵营的约翰逊首相，这很像当年美国雷根与英国撒切尔联手，英美又一代保守派领袖如转世般「生而逢时」。这不仅带有传奇和属灵意味，更是现实层面的自由世界的幸运！ 八十年代雷根与撒切尔联手，打赢了冷战，重创西方左派，重振保守主义，恢复世界秩序。今天川普与约翰逊联手，对抗极端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中国、制约北韩、力挫西方来势汹汹的左派势力，真可谓历史重现。这是天意，还是人为？或许如信仰者所说，这是「上帝的拣选！」无论你是否相信，这是一个带著天意的政治新景观，它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令人充满期待。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9年9月号 2020-01-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1👍 0💬 0信誉：“五大”在中国淘金的质押品（二）
三、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否签订“浮士德契约”？ 为“五大”服务的华人白领精英对中国企业的账目肯定能够看出问题，但他们的选择是与上司沟通如何“包装”，让这些企业看起来符合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提供“包装”是这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商业秘密，也是他们至今必须守护的最后一道防线。 “五大“很清楚他们的客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里可以举安永2006年在中国银行坏帐数据发布的出尔反尔之变卦为例。2006年5月25日是中国银行挂牌海外上市的预定日期，安永公司（Ernst & Young）于5月4日发布了一份年度报告，称中国银行坏帐高达9,110多亿美元，招致中国政府严重抗议。安永全球首席运营官鲍尔奥斯林 （Paul Ostling）下令，对这份引起中国政府严重不满的报告进行内部调查，并表示这份研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的报告“缺乏事实依据，该数据估计有误”，而且在公布之前没有通过安永正规的审核程序。 在安永公布之前不久，瑞银（UBS）在一份报告中也公布了中国的坏帐，且与安永报道的相差无几。瑞银集团（UBS）董事总经理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椰w德森（Jonathan Anderson）公开撰文谈过这一估算数额：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过去15年里形成了近8,500亿美元不良贷款，约占同期信贷净额的40%左右。 北京没找瑞银的麻烦，却盯上安永的原因很简单，安永有“痛脚”被中国政府抓住。这“痛脚”就是这份报告与安永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审计结果自相矛盾。如果人们翻查2005年的新闻，就会知道当时中国的国有银行一直筹划在华尔街上市，并因此分别聘请美国这几家会计师事务所帮助这些国有银行做财务审计，安永正好承担中国工商银行的审计。由于此前这项业务，安永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坚持坏帐报告公布的数据是真的，那么它为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银行所做的审计就不真实，它的职业信誉将面临极大损失；如果坚持此前审计报告的真实可靠，那么这个坏帐报告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两害相权取其轻，安永只能选择它自己认为损失最小的一项。 而事实是：安永撤回报告，信誉损失亦相当巨大。此前安永曾经发布了成百上千份报告，并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安永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与其它考察中国不良贷款的独立顾问机构（其中包括普华永道）得出的结论并无不同 。英国《金融时报》5月16日在“安永是否记得独立的重要”中指出，“微软（Microsoft)和谷歌(Google)等科技公司已在中国签订了“浮士德契约”（浮士德是德国大诗人歌德长诗剧本《浮士德》的主角，曾与魔鬼签订契约出卖灵魂）。如果顾问公司感到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那就太令人遗憾了。” 安永逃过了2006年那场困局，却没有逃过2012年美国证监会对它的指控。 四、是中美两国法律衔接有问题，还是中国企业有意欺诈？ 中国的信息从来就不透明，而且可以借口以各种各样的安全理由拒绝透明化，这次找的理由是中国法律规定审计底稿不能给。国内有人则为中国及“五大”辩护说，这是两国法律对接有问题。 这个理由实在牵强，因为中国公司要到美国上市，当然得遵守美国的法律。2004年，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建行、工商银行曾想到华尔街上市，梦想的上市规模是150亿美元。但经过一年多的公关与游说，包括胡锦涛、温家宝都曾亲自出马与美国银行业联络感情，希望博得美国银行业的好感，为中国各银行华尔街上市铺路搭桥，最后终因未达到美国证交会的标准而未能在美国上市。 我记得2005年8月11日美国曾专门就中国公司在美筹资召开听证会。从当时参与作证者的言论来看，参与中国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律师其实都明白中国的国有银行达不到美国证交会的标准。前美林证券公司总经济师斯特拉赛姆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应该相信市场的鉴别能力，不应该为中国国有企业到美国上市设置特别限制。美国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德拉梅特经手过很多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的业务，他在作证时暗示，他担心美国对海外上市公司提出一些过高要求，将使美国资本市场失去一定的吸引力。斯特拉赛姆口中的“特别限制”，以及德拉梅特口中的“过高要求”，指的其实就是《萨奥法案》（Sarbanes-Oxley Act）。在美国安然有限公司（Enron）、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等财务欺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该法案，当时还只实行了大约三年。这两位表达的真实想法，其实是希望美国为了美国企业在华利益，降低标准，在《萨奥法案》之外为中国企业开辟特殊通道。 从中国国有银行深陷地方债务泥潭的现状来看，当年美国证监会没有降低标准，批准中国建行与工商行来美上市是明智的决定。否则美国股市将成为中国国有银行转嫁坏帐与金融风险的最佳场所。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安全，在“五大”涉嫌中国企业财务欺诈一事上应不应该妥协？ 中国方面极有可能不会交出审计底稿，因为那底稿除了坐实中国与“五大”通同作弊之外，不可能证明当事者的诚实。与其在证明中国企业的不诚实之后被美国堵塞中国企业来美上市的通道，不如为自己留点余地，让中国企业的财务欺诈行为不能被证实更划算。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心知肚明，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北京利益一致。 美国方面可选择的其实不多，要么为了那短暂的“中国利益”放松监管，对“五大”过去的行为不再追究；要么就坚持原则，惩罚作弊者以儆效尤。对于美国来说，在利益与原则中必须要二选一时，除了以国家信用为重这一压力之外，还面临着随着各种中国投资源而来的压力──如果“五大”涉嫌财务欺诈的行为不受惩罚，就等于告诉所有的中介机构与外来投资者，在美国欺诈犯罪，付出的“成本”很小，来吧，这是冒险家的乐园。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2月27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2/credit-china-companies-2/）
何清涟2025-11-06 06:09👍 0💬 0社会主义在美国走不通
奥巴马当上总统後试图推行的两项政策，在美国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是用国家巨额资金“救市”，包括救大汽车公司等私营企业，要国家干预市场；另一个是政府要管全民医疗保险，等於把这个领域国有化。 奥巴马要推行其政策，有明显的政治优势∶一是他高票胜选，有相当人气；二是他所属民主党又赢了参众两院，等於奥巴马的政策推行，有了绿灯。 但奥巴马却遇到空前阻力，多数美国民众竟然不买账。最近的盖洛普民调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奥巴马的救市，不仅没有帮助，甚至使经济更恶化。同时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满意目前的医疗保险制度，等於反对奥巴马的政府包揽医疗保险。 为什麽民众这麽抵制？因为多数美国人认为奥巴马要走向社会主义。为什麽美国人不愿意走欧洲，尤其是北欧式的福利国家的道路？这来自於美国的独特历史和文化。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观察到这个国家跟欧洲不同。这个不同导致社会主义道路在美国走不通。 ●美国人有“反国家主义”心理 美国最早的开拓者，多是从欧洲逃过来的新教徒。他们在欧洲受到政府和教会的迫害，因此远渡重洋，到美国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度。这种跟欧洲不同的历史导致，美国人历来都有一种“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的文化心理，即恐惧并抵制国家对个人事务、对经济等领域的干预。 而导致美国这个国家出现的独立战争，又是反对英国这个强大国家（strong state）的统治。这也更增加了美国人对国家力量的反感和戒备。所以美国先贤起草的奠定美国文明的最重要文件《独立宣言》，主要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没有一句提到建立一个强大国家，更没提到要有一个强势的政府。《独立宣言》提出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指个人的权利，而不是指国家、政府和群体的权力。法国思想家、《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在一百七十年前，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独立宣言》透露出美国先贤对国家权力的警惕，美国整体制度设计是要避免出现强势政府。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後来做了美国第三任总统）当时就提出∶“政府管得越少，就是越好的政府。”为了防止国家以任何理由剥夺个人的三大权利，虽然杰弗逊并不相信耶稣的那些神迹（他曾修改新约，把神迹部分删掉了），但他还是在《独立宣言》中写道，这三大权利，是天赋人权，是上帝给的。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等於是强调∶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剥夺这些个人权利！给了这些权利以“绝对性”！ ●中国孔子走另一条路 我曾在《开放》杂志五月号的“从否定五四开始”一文中提到，美国先贤们的这种思路和五四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不一样。美国人想的是∶千方百计、尽最大限度保护个人权利；而中国的“五四们”却把国家、民族等这些群体概念强化到没边的程度，最後以爱国之名殴打外交官、烧毁民宅。这种“火烧赵家楼”的暴行，当时甚至至今，仍被很多中国知识人肯定、赞美。殊不知，正是这种思维和价值取向，为共产党以国家、群体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暴政，奠定了基础。当然，中国知识份子的老祖宗孔子从一开始，重视的就是（群体）秩序，而不是（个人）自由；强调的是社稷、国家，而不是个体权利的不可剥夺。这是两种思维，两种价值取向。结果就是不同的历史和现实∶美国人一直是自由的，也建立了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人至今还被剥夺政治权利；经过二十年经济发展，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人的十分之一。 美国先贤的这种重视保护个体权利，警惕中央集权，也体现在美国制度的总体设计上。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设计了相当完善的总统、国会、最高法院的三权分立宪政制度；“三权”的各自产生方式和任期，都不相同，以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由此避免强势政府或国家暴力。而且美国各州（State）都有很大的独立自治权力，实际上每个州都是一个国家，State译成中文就是“国”。 ●美国的基督教和欧洲国家不同 除了这种历史文化原因之外，宗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美国像很多欧洲国家一样，是个基督教占主体的社会，但美国的基督教和欧洲国家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最早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主要是新教徒。新教在美国宗教中占很大的比重，一直影响较大。而欧洲主要是天主教占主体。天主教比较强调“形式”，不仅宗教仪式很多，还有自上至下的严密等级。而新教更重实质，仪式不那麽繁冗，教会也比较松散，各自为政。二是美国的新教徒注重的是“教徒群”（sects）；而在欧洲，无论新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等，都是重视“教会”（church）。教会往往跟国家有关系，并倾向支持政府。即使斯大林时代，俄国的东正教还跟共产党政府合作；纳粹时代，希特勒用奥斯维辛灭绝犹太人时，梵蒂冈和罗马教皇也没有提出抗议和抵制（九十年代教皇曾就此正式道歉）。而新教的“教徒群”就有不同，他们没有主教、红衣大主教等设置和等级，他们更强调每个教徒直接去读《圣经》，自己判断什麽是对，什麽是错，然後追随自己的信仰。这导致他们更强调“道德主义”（moralism）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道德和个体价值，都导致他们戒备和反对国家干预，反感政府“从摇篮到坟墓”包揽一切的社会主义。 ●美国人拒绝社会主义政党 所以，在欧洲国家中，有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当选，获得权力；但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从来都不被人民选择，最多的一次得票率是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拿到6％的选票，後来从未超过2％。美国共产党更是几乎名存实亡。 即使有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新政，要走向社会主义，但美国仍和欧洲不一样。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利普赛特（S. M. Lipset）的专著《为什麽社会主义在美国不成》，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倾向支持政府对财富的重新分配（扩大福利）、政府包揽医疗保险等。欧美之间的这种鸿沟比率，达20—40％，而且至今美国人也不愿意缩小这个“鸿沟”。利普赛特认为，从里根总统到克林顿，美国更倾向“绝对自由意志”（libertarian）的方向，即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左翼民主党的克林顿，也在总统任期签署了削减福利的议案，被视为走中间道路，向共和党的小政府方向倾斜。 ●托洛斯基被美国富有震撼 正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空间，坚持走资本主义，结果带来美国既有充分的个人自由，又有物质丰富、国家强大的结果。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俄国革命领袖托洛斯基曾在他的书中写道∶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他曾在美国流亡，全家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Bronx）东部的公寓住过几个月（加入布哈林主办的俄文《新世界报》编辑部）。多年後，即使他在俄国领导红军和革命，仍念念不忘这段经历。他描述说，在这个一般工人住的公寓里，竟然有煤气、电梯，电话，以及不用出门就可倒垃圾的通口。那是1917年，而中国在1989年，普通家庭几乎都没有电话。可见在上个世纪初，美国人的生活就和世界其他国家拉开了多大的距离。 半个多世纪之後，俄国的另一位革命领袖叶利钦於1989年访问了美国南方德州的休斯顿，美国著名的俄国问题专家、《叶利钦传》作者利昂．阿伦（Leon Aron）描述说，美国超级市场的物品之丰富，之玲琅满目，让叶利钦惊讶、著迷。他不断问商场里购物的美国人，收入多少，每周食物花多少钱，占工资比例多少？最後得知，平均占20％。在从休斯顿飞去迈阿密的飞机上，随从人员看到，这位俄国领袖独坐一处在流泪，他不断说“我们可怜的人民，我们可怜的人民，我们（指共产党）对他们做了什麽。”像托洛斯基一样，这位俄国革命领袖也被美国的富有所震撼。两年後叶利钦振臂一呼，结束共产党统治，这次美国之行的震撼，可能也起到作用。 ●美国住房面积是欧洲一倍 据两千年时的统计，67％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几乎所有人都有电话、电视、汽车。90％中学毕业，超过一半进入大学。美国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超过了整个欧洲。即使被定义为“贫困线”下的美国人（四口之家年收入低於二万美元）中，76％有空调，31％有两台或以上的汽车，54％有自己的住宅。不要说美国人的家庭住房面积平均多达1,875平方尺，远超过欧洲，即使所谓“穷人”的住房面积（1,228平方尺），还高於欧洲国家所有人的平均值。而这一切的富有、繁荣、丰饶，都和美国没有走大锅饭社会主义，实行充分的市场经济，重视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结果。 年轻却没有重要从政经验，只做过“社区组织者”就获得白宫权力的奥巴马，以为拿到高票，就可推动一场革命，走向均贫富、国家包揽的社会主义方向，实在是不深知美国的这种历史和文化。他的政策遭到美国人民的抵制，是必然的结局。 2009年8月19日於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9月号 2009-09-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徐山（百百）∶伊斯兰的暴力因子和排他性
（抱歉本网简体字版无法显示作者名字的最后一字，应为两个百字，发音bi） 自从巴黎遭恐袭以来，曹长青先生发表了好几篇关于伊斯兰国的议论，我都尽可能地拜读了能看到的大作。曹先生的许多看法，我都赞同，而且钦佩。读到这些有关的报道，也不禁引起我的一些思考，写出来就教各位。 首先，谈谈鲁迅对伊斯兰教的态度。鲁迅的文字涉及伊斯兰教的不多，偶尔也提到一些，但态度是鲜明的。当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占领了亚历山大，下令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全部藏书付之一炬。有人告诉他们，这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经罗马帝国，托勒密王朝••••••历经几个世纪，所保存的人类文化的菁华，应该保护珍惜，岂能这样毁灭。阿拉伯人回答，如果图书馆里的藏书，与古兰经上的一致，那麽已经有古兰经了，不必再收藏；如果藏书与古兰经相悖，那就是异端邪说，必须消灭，留之何用。那时，正是希特勒上台，开始大肆反犹太人，搞“水晶之夜”，毁犹太教堂，焚烧有关犹太人的书籍，迫害犹太人。鲁迅引用了这段历史，并指出，这才是希特勒们的老祖宗。 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是所有宗教中最狭隘，最不宽容的宗教，对异教徒，要麽令其改宗，要麽消灭之。过去传说的穆罕默德传教时，一手持经书，一手执宝剑，要麽皈依伊斯兰教，要麽就征服或消灭。有一位阿訇说，这是英国人编造的，伊斯兰教不靠武力传教。但我获此认识却是在抗战时期，我在小学读书时，在常识课本上看到的。当时并无极端组织恐怖袭击之事，常识课本的图像和说明都是正面的叙述。课文内容是介绍各种宗教及其宗旨和特点。说佛教特点是慈悲，基督教讲博爱，回教推崇尚武精神。课本的插图，就是穆罕默德一手拿经书，一手持宝剑的画像。历史事实也说明，穆罕默德（一个富商）创教后拉起了一支队伍，靠武力征服了周边国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凡被他征服了的地方，都皈依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没有儿子，只有女儿，身故后，他创立的宗教发生了分裂，中国史书上所谓“白衣大食”和“黑衣大食”之战就是；这就是今天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吧。分裂后，女婿和门人继续征战，东征波斯、阿富汗、印度，直到帕米尔。正值盛唐时期，与大唐进行了一场大战，虽然唐将高仙芝大败，全军覆没，但盛唐终究国力强盛，不好惹，伊斯兰大军终止了东进。中原大地没有被穆斯林征服，没有皈依伊斯兰教。（西藏很幸运，有喜马拉雅山作屏障，伊斯兰大军过不来，因而保存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无可否认，伊斯兰教是靠武力征服传教的。 在我小时候住在川北广元县，当地的小学除了两所县立中心小学和一所私立惠工小学外，还有一所“伊斯兰小学”。这所小学与我们一般的小学很不一样，除了一般的文化课以外，还要学习《古兰经》。穆斯林的孩子可以进其他的学校，而非穆斯林的孩子却不能进伊斯兰小学。各学校的同学经常互相往来，甚至也有穆斯林家庭的同学，但伊斯兰小学的学生和我们从不往来。我们上体育课，做体操，打篮球，他们却打拳习武术。我想，这就是他们的“尚武精神”了。当地接近西北陕甘，穆斯林居民比较多。人们底下告诉我们，不要去惹“回子”，他们很“蛮”，而且会武术。不过我们的同学朋友中也有不少“回回”，大家相处都很友好，并无成见和歧视。真不知道现在怎麽会闹出这麽些恐怖袭击来！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和穆斯林朋友之间，总难达到亲密无间，饮食与共的程度，也许是宗教和生活习惯不同，我们赠与他们的食物，他们一般都会拒绝。彼此之间总有那麽一点隔阂。他们对饮食的禁忌似乎特别看重。（其实，北非的柏伯尔人虽信奉伊斯兰教，却是食猪肉的——见约翰•根室《非洲内幕》） 为什麽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这麽多？穆斯林们曾自豪地说，但凡伊斯兰教进入哪个地方，就再也没有退出过。单凭武力传教，恐怕未必能有这样的效果，必定还有其他更强烈的吸引力。其一，要入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手续极其简单，只要公开重复说两遍，“世上没有别的神，安拉是唯一的神；先知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就行了。然后坚持做到每天向麦加方向祈祷五次，像做柔软体操一样，就成了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任何其他宗教都没有比他更简单的了。其次，皈依伊斯兰教后，应许的回报也是极具诱惑的。为安拉的圣战而死的人，将直接进入天堂。天堂里有豪华的宫殿，有美丽的花园，有精美的食品，还有许多年轻美貌的处女供你享用。这决不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和基督教的天堂可比拟的。佛教的净土和基督教的天堂是十分乏味的，有一位西哲说，“如果天堂里尽是些神情古板，语言无味的圣徒，我愿永堕地狱之中。” 这样便宜的入场券，又这样丰厚的回报，就容易被某些野心家利用，制造恐怖事件，达到他邪恶的目的。在十三世纪的中亚，有这麽一个“阿萨辛派”（Hashashin），该教派创始人哈桑•萨巴一次在逃亡中，躲进深山里，饥渴交加之际，误食了一种植物，在昏迷中他似乎进入了一个仙境，有宫殿，花园，食品，美女，使之忘掉了一切人间的苦难。原来他采食的是大麻。醒过来后，这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认识到大麻的魔力，更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工具，可以借助它达到控制人的目的。他便秘密采集，制成药剂。他自己也开始传教，广招信徒，利用大麻使信徒进入幻境，“亲眼”看到了宫殿，花园，美女。信众对之深信不疑，以为哈桑•萨巴真能把他们带入天堂。于是，哈桑•萨巴就指使他们去杀人，消灭异己。应许凡是奉哈桑•萨巴指使去杀人而牺牲的人，都可以直接升入天堂。这伙人十分凶残勇猛，毫不畏惧死亡，因为战死了，立刻就可以摆脱人间穷苦艰难的生活，进入天堂。可以说，阿萨辛派建立了当时最强大的恐怖组织，把中亚带入血腥恐怖之中。原来今天横行世界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其恐怖手法是由来已久的。这种用恐怖手段威慑敌人，控制部下和臣民的做法，一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几乎没有什麽变化。这个令人极端痛恨、极端厌恶的恐怖组织，终于在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横扫中亚之时，被彻底扫荡，终止了其罪恶活动。众所周知，蒙古大军的凶残是出了名的，当他们付出高昂代价攻下一地后，往往以屠城作为报复。如在灭金、灭西夏、灭花剌子谟时都曾这样。但蒙古大军在进军西亚和南亚时并未发生屠城事件，从西亚到印度都很快臣服。这是否由于蒙古人为他们剪除了阿萨辛恐怖集团这一大祸害所致？阿萨辛集团消灭了，但他的教派“马木鹿克”派至今仍在中亚和埃及等地存在，不过已经完全摈弃了暴力，是“中亚一带最驯良的穆斯林”之一（见《非洲内幕》）。 鲁迅曾引用过一段阿拉伯谚语，“人间的天堂在哪里？在经书上，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胸脯上”。鲁迅说，“这倒是老实的供状”。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有清规戒律，而且多少都有点禁欲的色彩，有的甚至很严格。比如，佛教的僧人尼众是不能结婚的。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神父、修士、修女也是不能结婚的。基督教改革后的新教牧师，是可以结婚的，但基督教主张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而作为神职人员的牧师应该成为道德的典范，为信众的表率。就是以“养生”为重的道教，也以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养生的正道。南北朝时著名的道士陆修静、寇谦之也斥责御女采补派，和传授房中术的道士骗子，说“大道至清至净，焉得有此？”当然，出家人也可以婚配，不过得先还俗。伊斯兰教却是与众不同，并不主张禁欲，相反却宽容教徒纵欲，《古兰经》中就规定，一个男子可以同时娶有四房妻室。如果有了什麽“五奶”、“六奶”该怎麽办？那也没有关系，只要把原来的四房妻室中休掉两个，保持他的“内阁”不超过四人就行。伊斯兰教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是教外人士很难认同的，特别是具有现代自由平等思想的人士。有穆斯林说，那不是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而是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这自然是诡辩。把女性“保护”起来，其实是包藏起来，无疑是出于“性嫉妒”心理。中世纪的基督教，中国的封建礼教，都是这麽过来的。到现代中国和西方都已经摒弃了这种观念，唯独伊斯兰教却顽固地保持这个传统。当然，不必否认，现在在穆斯林的社会中，这种状况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进步。在这个问题上，伊斯兰教对这个传统的顽固坚持，也是出于在他们的教义中，从来不把女人当做与自己平等的人看待。说到平等，有穆斯林说，伊斯兰教是最平等的宗教，所有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人，不分种族、肤色、阶级、贫富，都是平等的。但是，却不说在性别上的不平等。哪怕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妇女也不能进入清真寺礼拜堂。天堂是为男性而设的，天堂中的女性并不是天堂的主人，而是天堂里的一种摆设，一种用具，一个奴隶，是供进入天堂的男性享用的。13世纪的恐怖分子约孙对他的门徒是这样说的，今天的极端组织对参加“圣战”者也是这麽说的。对妇女的歧视压迫，也是出于对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抵制，所以也能得到反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更确切地说是利用。其实，说穿了，伊斯兰教对妇女的束缚和限制，比如女子必须严密包裹，头发肌肤不可外露，不许女子上学受教育，不许外出工作，不许驾驶汽车，不许会见除自己丈夫以外的男性••••••恐怕还不止七不准，归根结底就是断绝妇女自立的道路，永远依附于男性，受其绝对的控制和支配。 恩格斯说过，检验一个社会是否进步，就看它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性嫉妒是落后文化的反映。世界几大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基督教文明最为开明，妇女解放的程度也最高（这样说并不等于西方文明就没有弊端，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从略）。相形之下，伊斯兰教对待妇女最为严酷，甚至在上一世纪，还出现一个王室女性因“通奸罪”（其实是健康正常的恋爱）而被斩首的事件。我见过那张照片，实在令人心酸战栗。直到今天，某些伊斯兰国家还对“通奸者”施行用石块砸死的“石刑”。伊斯兰文明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但要脱离中世纪的野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奉劝我们的同胞，不要以自己的“文明”而沾沾自喜。将“不贞”的女子“沉塘”、“活钉”的故事离我们现在还不太久远。我们是否已经远离了野蛮和蒙昧？是否真正进入了文明社会？恐怕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世界上各种宗教对“异教徒”都有排他性，各种宗教的原教旨都含有对异教的敌对态度，甚至有暴力排斥的倾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种倾向最突出，所以都对异教徒施行迫害，残杀，甚至不惜发动宗教战争，大规模屠杀。佛教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和的，不主张暴力。道教也一样。所以在中国没有发生宗教战争。（晚清时陕甘的“回乱”，贵州的张秀眉起义，都被清政府严厉镇压，但这两起事件都是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清政府的处置不当引起的。这都不是宗教战争。而左宗棠平定新疆，剿灭了阿古柏则是一次正当的军事行动。这个阿古柏是一个外来的侵略者，他入侵新疆妄图建立一个“东突厥斯坦国”。左宗棠为保卫领土主权，收复失地，消灭了侵略者。这也不是宗教战争。）这是因为，前两种宗教是开放性的，外向型的，都是要走出去的。基督教用他的博爱精神弘扬自己的信仰，伊斯兰则用武力是去争夺地盘。佛教是内向型的宗教，对待本身的修为重在自省，达到觉悟解脱的境界，并以慈悲的心怀普度众生，当遇到暴力时则以退让逃避对待，释迦牟尼并因此丧失了家园祖国。尽管如此，它仍然有金刚、力士、护法的设置。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灭佛事件，也不过是焚佛经，毁庙宇，强迫尼僧还俗，并非屠杀。（道教算不上是健全的宗教，他的哲学意味更重一些，这里不多议论）。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是中国的宗教没有暴力因子，无论佛教、道教都没有生杀之权（只在小说中才有这个情节），最严厉的处罚也不过是清理门户，赶出教门。 各种宗教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进，都已不是原来的样子，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原教旨，总的说来是向文明人道的方向发展，确切地说是逐渐摒弃宗教的暴力因子。基督教的转变最深刻，也最彻底，进步也最大。它的历程也是漫长曲折的，也是很痛苦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欧美的革命，无不对基督教的改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有的变革几乎就像是作“变性手术”，使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硬是把中世纪的专制残暴的罗马天主教，改造成民主文明人道的基督教，彻底抛弃了宗教暴力。在这种宗教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民主国家，在文明世界的民族之林中也走在最前列。 伊斯兰教自创建以来，却没有经历这样的“蜕变”，缺少这一段由蛹化蝶的痛苦历程，所以在今天仍保留了较多的原教旨。即使比较开明现代的穆斯林也很少出来伸张正义，公开谴责恐怖分子。除了害怕报复，也可能是内心对伊斯兰圣战的认同。（应该公道地说，在基督教徒中也有类似的情绪。这都是原教旨中宗教暴力的余毒）。 伊斯兰教发展至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比如对过去哈里发政教合一的统治，就没有完全继承下来。有些伊斯兰国家还发生过“还俗”运动，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革命，使土耳其还俗了，成为一个现代的正常国家，但并不巩固，右翼原教旨势力仍然强大，也有人暗中支持极端组织，使土耳其成为向极端组织输送圣战人员的中转站。伊朗在前国王的领导下的“还俗”，很快就被霍梅尼的政教合一所取代。还有埃及。这些变革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不像基督教的改革，动及整个教会，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他们的转变都难以巩固。（佛教也经历了多次变革，由小乘而大乘，和印度教的分离，藏传佛教的分枝独立，特别是禅宗的突起和迅速发展，改变了原始佛教的走向，几乎是一场地震式的变革，却没有影响佛教的正常发展，因为那也不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不能同基督教的改革同日而语。何况佛教摒弃暴力，没有“圣战”的观念，是一个真正和平的宗教。东亚的佛教徒也比较容易接受现代文明的理念，起码不像伊斯兰教那样保守顽固甚至敌对，所以中日韩台港泰新都能有较好的发展。） 伊斯兰恐怖袭击在今天愈演愈烈，搅得全世界都不得安生，已经成了反人类罪行的公害。究其根源，就是其教义中的暴力因子和对异教的排他性。这已经成为了长在伊斯兰教身上的一颗毒瘤。他们滥杀无辜的暴行理所当然的激起全世界的公愤，一致声讨。现在，许多国家都主张联合起来共同反恐，对极端组织坚决打击，绝不再姑息。应该说，用武力反恐，有道义，也有成效，但是，这是不是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呢？事实证明效果殊可怀疑，而且代价太高，要付出太多的反恐战士和无辜人民的鲜血，何况也不能消除恐怖分子孳生的土壤，连眼前的动乱都不能平息。而且，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再发动一场宗教战争，那是让地球人重新堕落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了。这种想法都是荒谬的。 对极端组织恐怖分子施行重拳出击是完全必要的，但那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面，就是伊斯兰教和广大的穆斯林信众，这才是事物的主要方面。外加的暴力，可以控制或抑制事态的发展，但不能促进事物的转化，要转化还必须从内因著手。前面说了，伊斯兰恐怖袭击的根源，在于教义中的暴力因子和排他性。时至今日，伊斯兰原教旨中这个癌细胞已经恶性发展，不仅殃及地球，也危及伊斯兰教本身，是应该清除这个祸害的时候了。伊斯兰教也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应该像基督教的改革一样，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教外人士可以帮忙灭火，但教内的改革则是教内人士分内之事，外人是无能为力的。一切坚持正义，热爱和平的穆斯林应该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在我读小学时的课本里，有两句诗我还记得∶ 这样美丽的世界， 为什麽大家不和平？ 就以这两句话作为收尾吧。 2016年1月3日于哈尔滨破万书房 2016-01-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从“领导一切”到失去一切：文革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变迁与当下改革话语的困境
程晓农 文革已经是50年前的历史事件了，但是，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又出现了关于“文革再现”的议论。准确地讲，文革并未再现；然而，当下社会各阶层当中确实存在着怀念文革时代的人群，其中主要是下岗再就业或退休养老的国企职工。他们是文革时期的一个受益群体，又是被改革抛弃的社会遗产。为什么昔日的国企职工怀念文革时代，仅仅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的滑落，还是他们信奉的价值观在拷问制度的转型和社会的演变？ 毫无疑问，文革以后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制度转型和社会演变，虽然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讨论改革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而国企职工怀念文革时代这个社会现象，却把这个被全世界中国研究者忽略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被官方意识形态和宪法共推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是如何从文革时期的历史巅峰地位落入改革之后的社会底层的；进一步看，经历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之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是否相应地发生变化，而原国企职工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知又如何影响着中国今后的转型。这是一个值得文革研究者和现实问题研究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其重点不是下岗工人的困难处境等旧闻话题，而是制度转型与原国企职工这个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如何通过分析文革的社会遗产来认知中国转型的成与败。 回顾红色中国的历史，工人阶级既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又是毛泽东巩固文革成果所借重的社会力量，同时，工人阶级的“主人翁”角色还是改革前十年主导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价值观念。讨论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和工人阶级话语从文革到改革的命运变迁，可以发现毛泽东主义的民间认同的社会根源；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随着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改革话语是如何逐步空虚化的；最后，为什么改革落入了意识形态困境，而改革的意识形态困境又如何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路径。 过去40年来，习惯性的分析和研究框架是把改革前和改革以来隔离开来，改革前属于现代史研究，而改革开放以来则属于现实问题研究。但是，许多研究课题，比如，工人阶级的中心化和边缘化这个社会现象，始于文革，终于当下，需要一种大跨度的从文革到改革、再从改革到后改革的研究。另一方面，笔者以为，不宜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应当把它放到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中比较分析。因此，本文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所涉内容的地理跨度和知识跨度也大：既讨论中国，也对比俄国、中欧；既分析经济基础的变化，也研究上层建筑的固滞。笔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发现了一个至今被官方钦定的研究禁区，即国企私有化真相，而这个真相恰恰就是理解本文内容的关键点。 笔者在本文中，首先简单介绍从文革到改革初期的国企体制及其价值观惯性，这是理解原国企职工怀旧情绪的基础；然后说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模式，由此提出价值观转型的重要意义；接下来解释一种最近形成的制度架构，即中国90年代后期的国企私有化政策如何造就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而工人阶级正是在此过程中失去一切的；本文最后所分析的是，为什么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体制架构内含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根本矛盾，而这种矛盾如何使中国的改革和改革话语失去了生命力，但原国企职工的怀旧情绪反而因此获得了正当性。 一、从“当家做主”到“领导一切”，再到“厂内民主”—中国工人阶级的50年 共产党建政后都致力于消灭私有制，然后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基础；与此对应的政治教条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都是党委或厂长管理下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可能受到尊重，但并没有真正的领导权。唯独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达到了共产党阵营各国的最高境界，在许多单位里他们成了真的领导。普通工人被授予政治权力，虽然仅限于一小部分人，但他们取代各机构的“当权派”这一象征意义，似乎真正落实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宣传口号，因为他们当时不仅可以在所派驻机构里当家，而且可以“作”许多共产党干部的“主”。虽然这一短暂的辉煌很快就结束了，毛泽东死后，“文革”被否定，工人们不但恢复了以往的被管理地位，而且在80年代的企业改革中成了改革的对象，但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这一口号依然被官方坚持，国企工人的价值观也仍然建立在这一意识形态口号的基础之上，他们相信，即使开始了企业改革，自己的既得利益还是受共产党体制保护的。 李逊对上海文革史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文革实践为毛泽东巩固文革成果提供了样板、开辟了道路，“上海帮”从此获得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1\]](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1) 1968年8月毛泽东向各地大中小学派出工宣队，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从此，工人阶级不再是名义上当家作主，而是实质上成了“领导阶级”，国企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员成了各地学校和文化机构“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此文一出，“整个工人阶层为之振奋，作为工人阶级参与文革的榜样的上海工人造反派，更将此看作是毛泽东对他们的莫大信任和支持”。[\[2\]](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2) 可以说，以工宣队为标志，工人阶级的成员正式走上了行使政治权力的舞台，而他们的最高代表就是一度被毛泽东提拔重用的王洪文。在共产党国家，许多干部努力一生，无非是为了往上爬、获得更高的权力，而毛泽东却让中国的许多普通工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样的权力。对这种工人阶级“主人翁”价值观与政治现实的独特结合，很少有工人阶级的成员会表示反感。 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通常受到国有经济体系的保护，而中国的国营企业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很大不同，它具有支撑极权体制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国营企业除从事生产活动以外，还必须包办员工的从托儿所到养老丧葬的几乎一切的社会福利需要。政府对城市民众的福利许诺是通过每个企事业“单位”实现的，社会福利涵盖了吃、穿、用、住、行、医等诸多方面，其结果是造成了员工对“单位”的依赖性，而国家因此得以通过“单位”控制员工，员工在“单位”内只有通过服从作为代价，才能换取资源、利益和机会。与此同时，由于国营企业具有福利功能，就不可能按照单纯利润目标经营。中国政府明知“企业办社会”体制之弊，却长期维持着这一体制。对国企员工来说，虽然文革时期工资长期冻结，但这种稳定的经济状态已属当时社会各阶层当中的翘楚。文革时期，农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形同农奴，机关干部、大学教师和文化单位员工要到干校务农，而国企职工稳定的生活和基本生活品供应，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他阶层的羡慕对象。至于上海，更因其商品供应丰富而优质，成为全国倾心向往之地，上海的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倍感满足，形成了领先全国的充分优越感。 从70年代末开始，“革命”的意识形态已失去社会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经济现代化实现小康生活”的政策许诺。政府通过提高国企职工收入、增加福利，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但导致国营企业的财务状况逐渐恶化。从1986年开始，仿照农村改革的模式，在国营企业里广泛推行了由厂长经理承包的改革试验，但效果有限。国企职工认同官方意识形态所鼓吹的“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和“职工监督领导的企业民主制度建设”，但对这些口号能否落实十分困惑；另一方面，很多职工出工不出力。[\[3\]](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3) 1988年春中国模仿苏联，颁布了《企业法》，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工会为其执行机构。[\[4\]](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4) 这个法律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但进一步肯定了共产党意识形态里关于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企业民主监督等理念，与戈尔巴乔夫的《企业法》异曲同工。显然，在上世纪的80年代，虽然工人阶级不再“领导一切”，但当时的企业改革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厂内民主”理念。从有效的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厂内民主”从来就无法真正实行；但是，中、苏两国秉承意识形态教条、坚持“厂内民主”这一理念的客观结果是，它深深地塑形了国企职工的价值观，而这样的价值观在后来中国和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都直接影响了工人们对私有化过程的评价。从1992年的一项中国职工状况调查中可以发现，将近70%的职工表达出“应该争取民主管理的权利”这样的价值判断。[\[5\]](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5) 那么，国企职工如何看待他们的企业领导呢？1997年夏，在中国的私有化开始之前，全国总工会组织了一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6\]](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6) 这次大规模调查从企业层面揭示了中国大部分企业管理者素质低下的问题，大约三分之二的职工表达了对管理者的不满。例如，12%的职工认为，“主管部门用人不当”；7%的职工认为，“经营者素质差”；9%的职工认为，“经营者决策失当”；27%的职工认为，经营者未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还有7%的职工认为，经营者导致企业“内部分配不公”。[\[7\]](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7) 由此可见，当局重用的红色企业管理精英往往得不到职工们的充分信任，其中许多管理者本来应该被下岗；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却让这样一群管理者几乎无偿地占有了国有企业，对依然持有“当家做主”信念的原国企职工来说，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大可质疑。 从1949年到1996年这将近50年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从“当家做主”到“领导一切”，再从“领导一切”回归“厂内民主”这样的历史演变，其中，既有大起大落，也有淡定不变。大起大落的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而淡定不变的是工人阶级的基本经济地位和所谓的“厂内主人翁地位”。如果说，今天原国企工人的怀旧有一个历史参照系的话，那么，这种50年不变的工人阶级的基本经济地位和“厂内主人翁地位”，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参照物；而他们判断后来历史变迁的种种是非曲直，就是从这种价值观出发的。 二、转型之秘：中、俄、中欧的三种转型模式及价值观转型的重要性 20世纪最后20年共产党阵营各国的主题词是“变革”。在此过程中，各国工人阶级，或者成为主角，或者成为牺牲品；很不幸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是后者。 全世界采用苏联模式的制度，其生命力都是短暂的；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或早或晚都会走上转型的道路。所谓制度转型，就是告别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和经济上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体制。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学者只谈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笔者想强调的是，在这两个层面以外，还有一个通常被人们忽略的基本问题，那就是，要顺利完成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除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之外，还有一个转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艰难的，这便是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社会转型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指的是全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如果一个共产党国家走上了政治、经济全面转型的道路，那么，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在中国、俄国这样共产党的洗脑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制度变革是政府的责任，却很少想到，每个公民自身有什么责任，或者每个公民在转型期间的思维和行为是促进转型，还是阻碍转型。笔者认为，政治、经济的转型能否真正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转型，也就是取决于适应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重建。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转型的轨迹不一定都是朝着令人乐观的方向移动的，它也可能逆向移动，即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坏，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显然，完整的制度转型应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缺一不可。逻辑上转型至少可能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第二种，实行了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未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也可以说，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可以区分为完整的制度转型、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和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经济转型：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的转型都属于完整的制度转型，笔者把它们称作中欧模式；俄国的转型属于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而中国的转型则是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经济转型模式的代表。 如果比较中欧、俄国、中国三种模式的社会后果，可以发现：在中欧模式下，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概三分之一的原来的共产党精英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8\]](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8)；俄国模式的结果是，共产党制度失败的责任被推给已经消失了的前苏联政权，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开始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而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当局虽然把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等，全都抛弃了，但它继承了毛泽东留下来的政治制度和权力体系，同时，当局要求国企的工人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付出代价，而这些企业的经理们却“空手套白狼”，成了新的资本家。 那么，在这三种模式当中，中国模式具有优越性吗？笔者认为，评价转型模式的好坏，有三个标准，即透明、参与、公正。第一条标准指的是，改革的过程是否透明，是对社会大众公开，还是掌权者的黑箱作业。第二条标准指的是，谁能参与这场改革，是一小撮权贵，还是社会大众，有什么理由不让“国家的主人”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人们”参与讨论呢？第三条标准指的是，改革的结果是否公正。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毫无疑问，中欧模式比中国模式好得多，在中欧国家，转型决策比较透明，社会各阶层能充分参与转型过程，转型的结果比较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而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决策是黑箱作业，公众不但不能参与，还必须为腐败的政治经济精英“买单”，甚至为了让他们暴富而下岗失业。关于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的比较，中国官方有两个说法深入人心。其一是，俄国只搞政改，不搞经改；其二是，俄国实行的是震荡疗法，而不采用中国的渐进策略。这两个说法都违反事实，都是错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其实推动了经济改革，在工业企业改革方面的做法和中国是一样的；其结果也和中国一样，即苏联的国企改革和中国一直到1997年以前的国企改革同样都未能成功。另一方面，中国和俄国同样实行了包括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的震荡疗法；不同之处在于，对俄国老百姓来说，震荡疗法的相关政策基本上是透明的，他们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中国老百姓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实际上，俄国模式比中国模式要好一些，虽然两国都出现了红色精英的腐败，但毕竟俄国的经济转型是在民主化过程当中实施的，因此，基本上是透明的，允许公众参与，并且结果的公正性大大好于中国。 对中、俄两国来说，中欧模式是无法复制的，原因就在于社会转型的障碍。今天，人们谈到俄国的民主化，往往会提起普金的威权统治和高票当选，这个现象就是社会转型迟滞的必然结果。中欧国家能够快速完成社会转型，是因为苏联模式是苏联用武力移植进去的，一旦告别苏联模式，清除外国（即苏联）势力输入的价值观就比较容易。而俄国和中国一样，是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共产党建立的价值观是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成员个人历史、家族历史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抽象地批判这样的价值观念，却难以否定个人、家族、国家的历史。国企工人对旧时代的怀旧，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在俄国也一样。笔者在俄国研究过转型时期的大量民意调查资料，也做过很多访谈，发现这种对旧时代的怀念，不但普遍存在，而且持久不衰。但是，中国原国企工人的怀旧，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私有化比俄国的更充分地表现出掌权者的无情掠夺，而对这种行为，官方意识形态无法为之辩护，只能加以掩盖。 三、私有化：中国经济转型当中对工人阶级的背叛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里，通常把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其实，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走向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从1997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制度正式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中国的私有化起始于这一年；而中国工人阶级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彻底地失去了一切，他们不再是名义上的“主人”，也失去了过去50年基本稳定的经济地位，甚至他们下岗时，连过去政府关于国家会包“生老病死”的承诺也一风吹了。 在中国的正式话语里并没有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用语；取而代之的是“改制”和“市场化”，这两个词都是对过程的简单描述，但回避或者模糊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解体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当然，中国政府这样模糊转型的实质，自然有其苦衷。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绝大多数企业的国有制；而要改变现有企业的国有制，唯一的选择就是私有制。一旦现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所以，在转型国家，经济制度的转型必然要经过私有化这一阶段，而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但是，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中欧国家的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是一条道路，而中国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则是另一 条道路。 改革启动以后，国营企业长期依赖银行“输血”度日，而银行向国有部门倾注的资金越多，自身的经营状况就越恶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4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贷款属于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9\]](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9)；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10\]](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10)。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政府决定全面推行国企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而甩掉。在私有化政策推行过程中，中共采用了一个含义暧昧的词汇“改制”，但拒不说明，国有企业将被改变成什么样的所有制。“改制”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终于在中国寿终正寝了，而它的掘墓人就是它的缔造者。然而，中国政府至今仍然宣称，它从来“不搞私有化”。 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其实，所谓的“改制”，就是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私有化到厂长、书记的口袋里，多数人凭借他们在国有企业内的权力和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用企业的资金为他们个人购买企业的产权。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其手段包括上市、管理层持股、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是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2万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股份化、但国家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企业。 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其实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一直不许国内研究者研究私有化过程，媒体也基本上不报导国企私有化的真相。中国政府准许境外的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进行调查，以便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路；但是这些调查结果不准在国内出版，国内媒体也不许介绍。从几次境外研究人员调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私有化的工业企业当中，大约60%成为厂长经理的囊中之物。这些“买下”国有企业的新红色资本家自己不可能有几千万资金，他们通常都是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用这些借来的款项把企业买下来，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然后再动用企业的资金去偿还购买企业产权的债务。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道道地地的、标准的倾吞公有资产。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当中是非常普遍的。[\[11\]](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11) 如果把俄罗斯和中国的工业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和结果作对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同。第一，俄国政府有统一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们投票决定选择哪一种；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宣布过企业改制的具体设想，企业的私有化方案是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在密室里策划，然后黑箱作业，一般不让工人了解实情。更恶劣的是，在中小国企私有化期间，中国的国务院关闭了唯一的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而为地方政府和国企经理上下其手提供便利。第二，俄国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对工人的意愿比较尊重，所以很少因私有化而发生劳资冲突；但在中国，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帮着他们侵吞，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第三，俄国工人入股基本上是自愿的，用的是政府发的私有化券，入股之后他们的股东身份能够得到承认；而中国的很多工人则是被厂长、经理威胁着强迫入股，只能用个人储蓄，但入股本厂之后，其股东身份常常得不到承认，甚至经理偷偷把企业卖给第三方、拿钱溜号，工人股东也毫不知情。第四，在俄国，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比中国工人的10%多得多；俄国的企业经理层虽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比中国的经理阶层少得多，因此俄国的厂长经理靠他们个人控制的股份，往往无法把企业变成他私人的，因为工人也拥有大量股权。第五，私有化之后，俄国工人敢于讲真话，笔者在俄罗斯工厂做过大量调查，许多俄国工人敢直言不讳地指责他们的厂长、经理贪污腐败、滥用特权、无能；中国在私有化之后，工人的地位急剧下降，有的企业甚至对工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即把工人当奴隶对待，特别是在山东的一些煤矿，而山东省政府却把军事化管理当做企业文化的样板加以推广。第六，俄国私有化过程中解雇现象较少发生；而在中国，强迫工人下岗待业，是厂长、经理普遍运用的降低企业收购成本的手段，而且这个做法得到了政府的充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已经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私有化时期中国大量的劳资冲突就是这样发生的。第七，从上面各方面可以看出，在私有化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对待国有企业工人的问题上，远不如俄罗斯政府那么善良。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牺牲，是必要的；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的态度。而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相反，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 比起中欧国家和俄国的私有化，中国的私有化是最不公正的，也最冷酷无情。显然，专制政体下的经济转型可以罔顾社会公正而不必担心选举压力，对权贵精英来讲，这样的模式自然是优越的；但普通民众的评价恐怕恰恰相反。尤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其意识形态，强调依靠工人阶级；但它的私有化政策充分表明，政府已经彻底背叛了它的意识形态话语，当然也背叛了工人阶级。 四、共产党资本主义：改革话语的困境与文革不死的制度根源 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在他看来，所谓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先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然后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一年以后，这位匈牙利学者的断言就被苏联东欧共产党阵营的解体和转型的结果所证实。然而，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回归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一定是历史的终结；相反，这一回归如果走歪了，就象在中国那样，它意味着一系列新的矛盾的隐伏乃至爆发。 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共产党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共产党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现象，在中欧四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便受到了明显的遏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欧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是外国扶植的傀儡政权。所以，从50年代到60年代，每个中欧国家都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被苏联红军镇压下去了，但反抗意识始终存在。这些国家的异议知识分子认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是直接关联的。因此，80年代末苏联阵营解体之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独立和去共产党化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社会气氛里，中欧国家的前共产党精英无法象中国或俄国的共产党精英那样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这就是中欧国家的转型能成为天鹅绒革命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关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中有一种看法以为，经济自由化之后，原来的共产党红色精英会自然地拥抱民主和自由。而中国的转型结果证明，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而且可能是错误的。中共出于对下台的恐惧，镇压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1997年，出于对国有企业拖垮国有银行系统的恐惧，当局又推行了全面私有化。自从中国开始经济制度的转型之后，已经20年了，从经济制度来看，中国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孕育出民主化的萌芽。为什么在中国看不到中欧国家近30年前发生的那种天鹅绒革命的希望？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制度异端，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中国的红色精英变成资本家之后，他们不但敌视民主制度，而且认为，共产党的专制才是他们唯一的安全保障。现在看来，中国的这种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帮助和强化红色资产阶级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所以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拯救共产党政权。 中国模式提出了一个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经济转型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换言之，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的时候，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他们发现，民主化的过程并不见得会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对他们来说，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样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因为，保守的老共产党人在民主化过程中失去的主要是共产主义理想，而红色资产阶级却可能失去财富，甚至生命。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他们对全社会其它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国家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丝毫不值得留恋，现在他们不但拥有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的财富，也拥有无需竞争的优越政治地位，还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清算。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他们希望永远保留下去的“红色江山万年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很明显，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红色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 今天，马克思的肖像之所以仍然立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他能为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维持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吊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 1989年初，邀请笔者访德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安排几位访问学者参观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乡。当时留言簿上有人用中文写下如下文字：“老马啊，你可把咱害惨了。”现在看来，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马克思也被中国模式害惨了。如果让马克思今天来评价共产党资本主义，他可能既恼怒又欣慰：恼怒的是，共产党人居然要靠“嫁”给自己的敌人资本主义，才能存活下去，这是对他的理论和主义的最大讽刺；而欣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总算还有个别机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依然活着，证明马克思也不是一无成就。但是，假如面对大英图书馆里的书架，马克思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困惑：他的理论的基本框架奠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是，中国模式却逼着马克思不得不彻底推翻他的核心理论概念，从而也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来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上层建筑其实是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维系下去的；那么，这个上层建筑究竟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残余，因此即将被历史淘汰，还是因其“先进”性，将必然孕育出又一次铲除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新共产主义革命？或者，为了从中国模式里吸取教训，马克思必须把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改成“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仅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是天问；而且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危机。笔者在2009年的“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前后两个30年的政绩事实上相互否定这个观察[\[12\]](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12)，这不过是对上述天问的初步思考而已。当笔者此文被人冒名在互联网上传播时，中共领导人也明确表示，不可以用两个30年互相否定；但是，这是行政命令，并不能解答这个天问。 在这个天问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资本主义之下中共的意识形态危机，特别是国企私有化之后的改革作为与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尖锐对立，常常让传统意识形态的卫士们找到议论空间，而原国企工人们对文革时代的怀念，恰恰就是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这个意识形态危机的最典型表现是，改革话语从非意识形态化向“理论”虚化转变，从实用主义的邓理论，到三个代表说，再到科学发展观，逐渐偏离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和讨论，使得一个以制度优越论为逻辑起点的意识形态，最后只能在民族主义话语里寻找正当性。然而，民族主义话语在意识形态空间里是如此单薄，以致于毛泽东时代话语的跃动，似乎总能产生相当的解释力度。旧意识形态的危险性还主要不是它能为怀旧情绪提供正当性，而是它可能引导出对红色暴力革命的再度关注。在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制度架构下，虽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有其自稳定性，但旧意识形态的活力却为社会潜流当中的“批判的武器”提供了养分。如此看来，中国未来的政治演变并非只有民主化一种可能，旧的上层建筑里，为专政注释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时时刻刻在培养着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潜在反对者。如果要阻止私有化之后进入企业的新工人阶级从《共产党宣言》里寻找自己的话语，宣称“信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是否也要禁读马克思起草的这篇各国共产党的看家文献呢？ [\[1\]](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1) 李逊，《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2015，电子版。 [\[2\]](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2) 同上，第29章，第5页。 [\[3\]](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3) “企业职工工作积极性调查组”编写，《厂情·人情·心情—中国职工心理大调查》，海洋出版社，1991年。据中国社科院等机构1987年在21个大中城市47家企业的随机抽样调查（共1.5万份问卷），只有12%的人在工作中百分之百地出力，47%的人出力八成，30%的出力六成，9%的人出力四成，3%的人只出两成力。见该书第3页。 [\[4\]](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4) 《人民日报》，1988年4月16日。 [\[5\]](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5) 冯同庆、许晓军编，《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80页。此次调查由中国工运学院于1991-1992年在10个城市的100家企业中实施(共8,419份问卷)。 [\[6\]](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6) 这次调查由全国总工会政研室设计，在15个省的81个市县的2,335个基层单位中，通过随机抽样方法，对5万4千职工实行了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1997: 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卷》， 西苑出版社，1999年，第1861页。 [\[7\]](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7)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1997: 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卷》， 西苑出版社，1999年，第1575-1576页。 [\[8\]](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8) 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9\]](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9) 翁杰明等编，《1995-1996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157页。 [\[10\]](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10) 田汉卿、孙礼照，“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分析，” 《管理世界》， 1994年第6期，第102页。 [\[11\]](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11) Xiaonong Che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2\]](https://heqinglian.net/2018/08/08/%e4%bb%8e%e9%a2%86%e5%af%bc%e4%b8%80%e5%88%87%e5%88%b0%e5%a4%b1%e5%8e%bb%e4%b8%80%e5%88%87%ef%bc%9a%e6%96%87%e9%9d%a9%e4%bb%a5%e6%9d%a5%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9%98%b6/#ednref12) 程晓农，“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美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4-16页。因此刊遭到刻意破坏，笔者不得不自该期起辞去主编职务，该刊从这一期起再未在国内流通。 2016年6月加州大学河边分校「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化大革命50周年國際研討會」会议论文。
何清涟2025-11-07 00:01👍 0💬 0转载：如果这次美国大选真的没有舞弊
如果这次美国大选真的没有舞弊 作者：宣德殿： 如果美国大选这次真的没有舞弊，那么面对70%的相信有舞弊的共和党人和30%的相信有舞弊的民主党人，民主党高层难道不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消除民众对大选的疑虑，让拜登能够摆脱偷窃者的阴影，当一个光明正大的总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忙着组阁交接，对舞弊指控假装没听见，试图把生米做成熟饭吗？ 如果美国大选这次真的没有舞弊，那么面对排山倒海的舞弊指控，各级法官为了挽回美国民众对大选的信任，难道不应该拿出道德担当，尽可能地认真受理每一个案件，让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质证，让证据展现在法庭上，让事实暴露在阳光下，还拜登一个清白，还大选一个公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各种理由把证据挡在法庭外，任“谣言”在大街上到处散播吗？ 如果美国大选这次真的没有舞弊，那么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的美国主流媒体们难道不应该去调查每一个证人证言，告诉公众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造谣？为谁在造谣？从而使公众相信这次大选真的很干净，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家集体沉默，假装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舞弊这件事儿吗？ 如果美国大选这次真的没有舞弊，各州政府面对大量的邮寄选票质疑、投票机质疑，难道不应该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人力进行选票审查，让每一个签名信封都能找到背后的真实的人，把所有选票机交给公正的第三方去检查，最终用事实告诉大家邮寄选票是安全的，选票机是无法作弊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找各种借口推三阻四，凭借掌握的公权力，严防死守，就是不公开，就是不作为吗？ 如果美国大选这次真的没有舞弊，这样的应对策略是正常的吗？是理性的吗？是有利于美国人民选后团结的吗？是有利于拜登未来四年执政的吗？ 最后，如果美国大选这次真的没有舞弊，获得7500万张真实选票，美国有史以来竞选连任总统得票最高，竞选连任比初次胜选票数增长最高，获得少数裔投票也最高的川普总统，怎么可能输给从政47年没什么政绩的拜登呢？而且最重要的，川普的得票数和拜登的得票数两者相加（1亿5千6百万）又怎么可能超过美国这次大选的实际投票数（1亿4千多万），而且超过的数额高达1千多万张呢？ 请至今仍不相信大选舞弊的所有人静下心来想想这些问题。 来源：世界财经文摘 2021-01-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4👍 0💬 0官员眼中的真实中国
中共宣传部门与部分“愤青”习惯性地将批评声音说成“海外反华反共势力”所为。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一点，一些官员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言辞，不仅是对中真实状态的最佳写照，也是对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最佳解构。 中国官场有两套语言，一套是专供官员在公开场合使用，如会议发言、新闻媒体使用的通稿。另一套则是官员的心里话――这种话，或者只对近亲密友讲，或者只闷在心里。前一种讲了60多年（如果包括中共建政以前的宣传用语，那就更长），流风所及，连小学生作文也充满了这种官话套话；后一种话随着官员们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近年来也偶尔露峥嵘，“心里话”偶而也会脱口而出。通过网络传播不胫而走。 先分析最近的两则官话。一则来自于博讯网上一篇报道，谈的是北京10月15日召开的一个宣传内部会议，其中一位做主题发言的宣传部官员的话实在“经典”，录之如下：“这个国家还是共产党的，舆论导向还是要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腐败不会弄垮我们，失去舆论导向则会亡党亡国。” ――这句话的意思是：官员腐败并不要紧，党与政府也没打算将反腐败当作第一要务。只要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自我保护意识就行。关键是要管住媒体与舆论，不能让人们对腐败的批评与制度联系起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要紧，关键是把握住舆论导向，封锁住各种负面消息，让国人透过（在舆论导向指导下）打造的“舆论窗口”窥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以及西方国家的没落腐朽，让国人继续认为自己生活于千年一遇的太平盛世中就行了。不过这话不会上人民日报，也不会上新华网，那上面讲的还是共产党高层面对泛滥成灾的官场腐败的痛心疾首之言“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之类。 官员们深知党对腐败官员宽大为怀，这些年来贪污上亿者都只判个死缓。 另外一则来自于国内，即那篇引起不少议论的“薄熙来披露‘打黑’初衷：‘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众多网民对薄熙来这几句话的解读大致可归为三种，一是认为此话本无它意，只是想描述黑恶势力的猖狂。二是薄熙来的重庆“打黑”遭受到很大压力，主动放话“示弱”，强调自己只是不得已而为。三是批评薄熙来“失言”说错了话。但根据笔者对中国黑社会及其错综复杂的政治保护关系的研究，我认为第一种解读最符合实情。不少媒体都谈到，重庆黑社会势力由于袍哥文化等传统与地缘关系特别兴盛。薄熙来重庆为官，其目的本是为升迁获得更雄厚资本。但重庆先后发生了出租车罢运、“7字头”公交车事故，以及“3·19”枪案，这些事件不仅无法为薄的政绩增光，反而显其无能。在此情况下，薄劳心劳力“打黑”，确实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不过，如今中国各地黑社会势力是警界政界的腐败势力共同喂大的，不少地方早就形成了黑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社会的局面。在有些地方，黑社会势力这个“二政府”比名正言顺的政府还管用。薄的话可看成“实话实说”，如果这次不是重庆的黑恶势力逼得强势市长“没办法”，让他太没“面子”，它还可以逍遥自在地与政府共管重庆。 党文化那套意识形态语言常常被政府官员在不经意之间解构。如2009年6月记者调查河南郑州经济适用房时，遭到该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话等于承认了党与人民利益的完全分立，经网络传播，舆论哗然，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对中国人反复灌输一个观念：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即使在党与人民利益早已分道扬镖的90年代后期，江泽民在其“三个代表”理论里，还煞有介事地坚持这一自欺欺人的说法。当年北京流传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1999年春节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宣部长丁关根陪同下视察人民日报社，朱镕基慰勉人民日报员工时说：“你们一定要当好人民的喉舌。”丁关根听了顿觉不妥，连忙补充说：“在党与人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你们要当好人民的喉舌。更重要的是要当好党的喉舌。”这个故事讥讽的就是党的利益实际上与人民利益早就不一致了。而中国人提高人权的努力到底有多困难，只要看看2009年8月湖南省衡山县店门镇长周建国在指挥拆迁时那句“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拆！”就可略知一二，这句话很直观地表明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党性与人性居于对立地位，党权至高至大（山西一法院院长曾肆言自己的权力大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而民众的人权则微末如芥子（深圳海事局局长林嘉祥的名言“你们算个屁！”）党宣扬了几十年的“为人民服务”口号，同样也被几位级别不同的官员说过的那句“做干部就是为了钱”解构得很彻底。 这类官员的经典语录并非一时戏言，而是他们对中国状况的真实认知，人们从中可看出中国的“国运”。这“国运”就是：在执政者眼里，贪腐并非政治之癌，新闻自由才会导致政治危机；黑社会势力托庇政府官员共同治理社会并不需要打击，只有危及政府利益时才会偶尔打击；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只是句自欺欺人的口号，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政治自利型集团。 要想改变这种极为恶劣的社会状况已经无望，所以“党与政府”只剩下管制舆论一招。而且不仅要管住本国的舆论，还要“不择手段”地管住海外的中文舆论，这就是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宣传内部研讨会上那份“网络管理三年计划”的主要内容。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期，2009年10月22日）
何清涟2025-11-09 00:26👍 0💬 0王岐山去留与中共的政治困境
何清涟 十九大之前，王岐山的去留成为中共各派海内外角力的焦点，也成为海内外时评的关注点。无论是攻方还是守方，话都不能说透。攻方主帅郭文贵的目标近日已减少了一项，报仇已经悄悄移走，只剩下保命、保财两项。他在8·26那篇《全面彻底解决盘古及郭文贵事件申请报告》中说自己已经“身不由己、言不由衷，整个局面已经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决定和左右的了”；对习近平来说，他面临的其实是国安系统部分高层的集体反叛，以及官员群体与贪官子弟的幸灾乐祸，推风助火。 王岐山成为焦点缘于反腐积累下的怨恨 6月20日，郭文贵爆料称，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妻子和妹妹及王岐山妻子养女在美拥有14套房产，遍及东西海岸，总值2318万美元，其中5套由姚明珊姐妹持有。 对于一位在近几年内主掌中共反腐事务、将无数贪官送进监狱的党与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条消息具有极大杀伤力，这从海外中文媒体转载次数之多可见。 以前，美国凡发生同类贪腐事件，处于舆论阶段，一般是媒体出面调查后发布调查报告，最后司法介入。在美国，房子的拥有者是谁，实在太容易调查了，交点费用，加入房地产信息网络，按地址查，就会获得详细资料，包括房子历史上的买卖情况，前任房主及现任房主，交易价格及现在的房屋市价，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但是，由于中共早就陷入“塔西陀陷阱”，不少中文网站跟风报道郭的爆料，乐见中共陷入困境。一些西方媒体最初对郭表现了兴趣，如《纽约时报》等，一般会转述各类指控，但会附上一句，多数无法得到证实。王的房产问题，《纽约时报》等并未引述。只有美国的阿波罗网站对此做了认真调查，发布了《阿波罗网独家调查郭文贵指控王岐山妻美国房产》，结论是无一为真。我真心希望其他媒体也能介入这种调查，证明阿波罗调查是否属实。 英国《金融时报》远离爆料中心美国，不久前发了篇文章，点出问题所在：“王岐山也树敌颇多，尤其是在他主抓反腐运动的五年间，这加大了他陷入党内激烈政治斗争的风险。今年早些时候，现居纽约的一位此前鲜为人知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在Twitter和YouTube上对王岐山及其家人发出了耸人听闻的指控。多数指控都围绕王岐山家族与海航集团（HNA Group）的所谓关联。海航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已引起了海外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海航断然否认了郭文贵的指控，且这些指控没有一项得到证实。但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已经开始计算王岐山在官媒上‘消失’的天数，作为他与习失和的一个潜在迹象。”（《王岐山：中国的铁腕执行者》，《金融时报》，2017年8月3日） 《金融时报》这篇文章算是承认了一个事实，反腐让王岐山成了官场的众矢之的。这次郭的支持者当中有不少就是贪官亲属、甚至情人，有人的身份还被视频公开了， 习近平的政治困局何在？ 习近平的尴尬在于：他过去五年的主要政绩就在于反腐，通过反腐清理了党政军三大系统中的潜在反对势力，这也是批评者指责颇多的“选择性反腐”。 在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反腐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司法系统的事。在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政界人士，如果因腐败被法律追究，没人能够指责总统选择性反腐，这是制度优势。 但在专制国家，权力高于法律，也因此，反腐从来就是权力意志的贯彻。王岐山做为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接任中纪委书记时排名最后），他的职责是配合习近平的需要反腐，当然包括挑选位高权重的政治高层作为反腐目标。 对于专制国家的掌权者来说，反腐既关系政权安危，也是统治者驾驭僚属的金马鞭。如果不反腐，象江泽民、胡锦涛时期那样，国家资源被蛀虫吃空，然后将资金转出国外，留下破旧河山与大批心怀怨愤的穷人，这叫做“不反腐亡国”。但如果全面开花地反腐，则势必官场怨声载道，这叫做“反腐败亡党”。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时期，胡本人只能约束住自己的儿女，发现社会对其子女的腐败有指责时让他们及时退出，不敢要求其他常委照做。于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摊，将自家领地变成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链条，比如周永康的石油帮、四川帮、政法系统 成了周氏王国。 当然，为了保持政府还能运作，中共当局也偶有常规性的反腐，抓点厅局级与级别更低的官员，省部级偶有个案，但政治局常委一级是从来不会触动，这种反腐不是为了根绝腐败，而是为了粉饰门面，让政权的合法性油漆不至于剥落干净，这艘船还能行使。习近平最初宣称反腐时，官场原以为是新君上任三把火，扫清帮派就没事了，等这场反腐运动过后，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照旧吃喝玩乐收钱办事。没想到，“反腐永远在路上”，两朝皇上都认可的分赃政治就这样废掉了。以前那种分赃政治下，官员过得很惬意，大吃大喝是正常，生日收礼弄个几十万根本不是事，攒足钱后将妻子儿女往外一送，国内有点风吹草动，立刻脚底抹油，成为他国移民。如今换了皇上，就要改规矩，官员弄得不敢公然大吃大喝、不能公然索贿，还要海外追逃，这日子过得真是没滋没味，于是以懒政应对，对反腐当然更是一百个不满，只是不敢公然说出来。这次郭文贵以王岐山为主要目标的“爆料”，宣称要“为贪官报仇”，国内官员群体与海外众多贪官家属听闻之后，那份欢喜之情就不用提了，展望前景，如果逼得习近平从此放弃反腐，回归江胡时期状态，让中纪委再度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官员日进斗金，反腐机构与腐败官员“猫鼠一家亲”，乐园失而复得，岂不快哉。 国内不少自由知识分子对此高兴支持，当然是因为痛恨专制，认为只要能够打击 专制的中共，可以不择手段。至于海外民运与维权人士也都有各种考虑，其中拿到台面上说的当然也是要打击中共，于是大都对声称不反体制、不反习、要为贪官报仇的郭文贵表示支持。反专制的口号（部分人是真实要求）就这样与抵制反腐败的中共内斗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成为郭氏推特革命的主诉。 目前，随着郭爆料的不可信程度越来越高，以及关于郭文贵的不利视频越来越多，挺郭队伍对王岐山的攻击势头未减。关于王是否留任十九大，猜测仍然在继续，外宣媒体与日本共同社都谈到政治局常委那“七上八下”的规矩要改，传言的重点立即由王家的“腐败”转变为王患了肝癌，无法继续留任。一句话，就是要“清君侧”，让习近平今后斩断臂膀，成为孤家寡人，玩不成“强人政治”。 面对这种奇诡的局势，习近平如果以收拾官心为重，就坡下驴，让王岐山因病告退（这台阶，流言制造者已经预备好了），吸取本次教训，今后放弃反腐败，回到九龙治水时期，让每一个政治局常委将自己的领地变成资源抽取水泵，国安部仍象当年一样介入商业活动，享有超级特权，就能安抚官场；民众方面因为食物链条多了若干条，没准哪条的末端上有自家亲人，比如郭文贵、刘汉这种起自草根者，多点食利机会，也就减少一点怨愤之人。总之，回到江胡时期那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的状态下，“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皆大欢喜，也就不用象今天这样官不聊生，习近平或可再做五年太平天子，象胡锦涛一样平安下车。 但事实是：习近平没有胡锦涛时期的经济老本可吃了。国内实体经济一片衰败，他如果不反腐败，面临的就是外汇资产急剧流失，人民币急剧贬值：通货膨胀上升，金融危机随时可能发生，最后变成中国的兄弟友国委内瑞拉今天这般模样，届时想平安下车都不可得。更重要的是，王岐山如果因为郭的爆料而去任，终习一朝，再也不会有第二个王岐山出来助他反腐。郭氏推特革命让人看清了反腐者的下场：官员及其家属人人痛恨，都想成为当年明崇祯皇帝冤杀袁崇焕时的京师百姓，争啖一块督帅肉。经历了2009年以来权力斗争的腥风血雨，习近平感受到的是唇亡齿寒，那“千年圣君”的拥护之语难解其心头之忧。 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中共就只能依靠利益收买来维系党政军三大系统，腐败成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润滑油，反腐败从此成为叫好不叫座的政治表演。对习近平来说，郭文贵事件让他看到一个难解的困局：1、统治集团内部人心离散，离散的原因竟然是不让腐败了。2、反腐败没增加中共的合法性，但加强专制却让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急剧上升，因而对郭文贵事件的爆料欣喜若狂，抱着“看大戏”心态。如今，王岐山去留虽然事涉过去五年习氏大政的评价，但真正的大事还在后面：就算王岐山留任，且有摩顶放踵之牺牲精神，甘愿当袁督师崇焕，但面对这样一个公然以腐败为正当事业的统治集团，以及并不真心拥护反腐、只因腐败机会不公而心生仇恨的广大社会成员，这个政权当真是前路渺茫。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9月9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wang-qishan-fate-and-ccp-dilemma-20170903/401402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以人为本的教育 - 读廖晓英《小学还能这样上——中国妈妈眼中的加拿大教育》
移居西方国家的华人，大都很清楚移民国的教育制度与中国有着太多的不相同。但鲜有人动笔从细微处落笔系统地加以介绍，廖晓英女士这本《小学还能这样上——中国妈妈眼中的加拿大教育》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重在培养自学能力 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 中国的教育，无论是古代教育还是近现代教育，都甚少考虑到为孩子营造一个快乐轻松的教育环境，无论是贵族平民，几乎都是是通过艰苦磨炼的方式，让孩子接受与其年龄不相称的知识。现代教育虽然不象前代那样使用戒尺体罚，但学习过程同样甚少快乐。中式教育所缺少的快乐，正好是西式现代小学教育的长项。 作者通过细节的展示，让读者非常直观地领略到想象力与创造力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加国教育注重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而不是中国老师在课堂上那种沿袭了一代又一代的灌输式教学。以每种教育都必不可少的语文教学为例，加国的老师会努力变着花样将拼写词汇这种反复训练的过程变得生动有趣，让孩子们在练习中自学，在自学中练习。这种方式远比中国那种让学生机械地抄写生词N遍有效且有趣。与中国最不相同的是，加国小学的语言训练基本上是让孩子围绕自己生活进行，让他们描写所见、所闻，所想，而不是中国那种方式，即让学生们对教科书里的英雄与领袖人物发表感想，那些人物的行为模式完全与孩子们眼睛看到的不一样。 老师的创意很多，各科协作也非常紧密，小学阶段教小孩上几何课的方式值得中国借鉴，学习平面几何时会让孩子们画画时采用几何形，并让他们在语文写作中用刚学到的几何知识描述图画，在教立体几何时会让孩子用各种几何形拼装机器人并拿到课堂讲解，将几何课的学习变成了艺术创作。在学习天文知识时，老师特意为孩子创造了一个科幻世界，要他们通过种种活动来假设完成一次宇宙旅行探险，孩子们分别扮演探险过程中的不同角色；科学小实验更是让孩子们各显神通。 这种教育特别能够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创造力之母。数年前曾有一个国别教育调查，在21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中国学生想象力倒数第一。国内讨论这个报告时，一致认为是中国填鸭式的教育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 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除了各种知识与生活技能、社交能力的学习之外，作者专列一章谈小学的社会科学教育。加国的社会科学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做人，比如学习如何处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学习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值得中国人参考的是，这部分教育当中的权利与义务教育与中国大陆的完全不同，并无热爱政府及执政党与领袖之类的说教。权利部分的内容有：自己的名字和国家、有朋友，玩乐，有住所、吃得饱、穿得暖；过和平的生活，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接受教育。而义务部分则包括：保护环境；倾听父母、教师和发言人的说话；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认真做家务；遵守安全规则；按时回家，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些项目看起来简单，却包含了一些基本人权，如生存权、环境权、受教育权等，而且也教育孩子们懂得权利与责任、义务相关连，以及应该如何遵守规则。加国这种教育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针对孩子认知能力采取形式多样化的教育。我注意到书中一个细节：从小向孩子们进行节水教育，通过阅读《浪费水的代价》及各种使用水的方式，让孩子们全方位了解水与人类的关系，水的性能。考虑到加拿大是个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仅安大略省的可饮用水的拥有就占世界可饮用水的储存量的三分之二，这种教育，可算得上是“居安思危”了。 重视社会能力的培养是加国小学教育的又一特点。加国小学注意将不同年龄的孩子混合编在一起，有利于培养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的相处能力，比只和自己同年龄的孩子相处具有更大的挑战。学校教育指导孩子如何在学习中面对同伴压力，讲授防火等基本生存技巧，以及孩子们在公共场所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要提高学生们的自主意识，增强他们抵抗伙伴之间的压力和果断采取行动的能力。 我特别欣赏西方教育中那种鼓励孩子展现自己能力的特点。作者详细记述了加国学校教育给每个孩子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在作者小儿子班上称为“每周之星”，每位学生都会在学期的某一周成为“每周之星”。在这个“一切有关我”的一周里，孩子可以把自己的特殊收藏、体育用品、喜欢的书、特殊人物的照片等带到学校来，可以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成长、家人兴趣与爱好；将来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种教育让孩子们相信自己是社会中独特的有价值的存在，给人自信。中国的教育过于强调以服从为特点的集体主义精神，几乎完全忽视个人价值，而教师也习惯于将给学生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当作一种特殊待遇赐给学生，凡学生自主的表现则贬之为“好表现”、“爱出风头”，这种恶评很能摧残孩子的自信。 教育是人类文明衍伸并不断提升的基本手段，但“人是工具”与“人是目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了加拿大教育的人本精神，即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将人培养成工具，即中国常说的“人是生产力”，而是人如何通过教育完善并实现自我价值。 小学教育是人生重要的起跑线 人的社会化过程完成要在16-17岁左右，但许多重要的习惯养成却依赖于幼儿及少年阶段，因此小学教育是孩子步入社会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的水平与引导能力，将使孩子们受益终生。中国的小学教师，无论是自身还是社会，都将这个职业视之为“孩子王”与“初级教书匠”，甚少有人想到这个群体的工作质量关系到孩子在人生起跑线上的重要性。加拿大不象中国那样，将教师视为实施国家教育目的工具，非常尊重老师在教学过程的独创性。与美国一样，加拿大并无统编教科书之类，由教师按照省里制定的教学大纲自主选择相关的教学材料，安排课程的内容与进度。小学师资对自己的职业也很尊重，非常注意提升自身修养与积累各种教育资源。不少人注意自身的终生教育，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朱赛特女士在执教几十年后，以50多岁的“高龄”到维多利亚大学完成语言学硕士教育。 读完这本书后，我完全赞同作者对教育的总结：“什么叫好学生？富于想象力、创造力和自学能力。什么叫好老师？善于观察和把握每个孩子的不同特点。什么叫好学校？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社交能力和各种生存技能。” 晓英曾在法国专攻新闻传播学，现在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她又是一位全心全意关爱孩子的母亲，这一人文禀赋及职业特点，使她这本书既有不俗的专业视角，又有大量非常丰富的细节。在书中，她对加拿大教育所依托的社会环境、教师的教学技巧、教师如何与家长互动并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都有详细的描述与精到的见解。就算是一个专业教育考察团对加拿大小学教育做系统的考察并写出报告，我相信在生动与直观上也无法超过这本书。我的儿子出国时已过11岁，并未在美国接受小学教育，阅读这本书让我受益良多。我由衷地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中国教育界人士的案头书，因为这本书能够为他们打开一扇风景优美的窗户，促使其思考教育的人本意义。 （廖晓英，《小学还能这样上——中国妈妈眼中的加拿大教育》，宁波出版社， 2011年7月出版）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1月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11/meaningful-education/）
何清涟2025-11-06 06:44👍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