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美国不会让人类失望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首场电视辩论，不仅有六千多万美国人，还吸引了欧亚等地的观众，显示明年谁主掌白宫，受到世界性关注；其中主要原因，和这场电视辩论的主题有关，那就是如果看待伊拉克战争，怎样对付21世纪的全球恐怖主义。 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在辩论中重点仍是反对伊拉克战争，认为那里没发现核武，伊拉克不该是反恐重心等，由此指责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克里的这种论点，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左派们与当今现实世界的脱节。 人类进入21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目标是要摧毁西方文明，建立伊斯兰专制。正如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伊斯兰的「圣战」，「是要占领我们的灵魂，消灭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自由和文明消失┅┅」 面对这种对人类文明生存的挑战，自由世界必须应战。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正是全球反恐战争的组成部份。阿富汗曾窝藏、纵容盖达恐怖组织，伊拉克曾是伊斯兰自杀炸弹「烈士们」屠杀以色列平民、在中东制造恐怖的主要支持者（公开给予奖赏）。 虽然伊拉克迄今没有发现核武，但众所周知，萨达姆政权曾制造和使用过生化武器，曾对联合国通过的所有议案都不予理睬，并一直拒绝真正的核武检查。谁能保证，这样一个敌视美国和自由世界，仇恨西方文明的邪恶政权，不会秘密发展核武，或把核武设备或技术，悄悄给恐怖份子。而从911恐怖份子的所作所为来看，只有他们获得核武，他们就敢用它袭击美国，攻击欧洲，甚至毁灭整个世界！人类无法承受再一个「911」发生後才采取行动。因此对伊拉克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不仅不是「错误时间的错误战争」，恰恰是保证美国及人类安全而必须采取的负责行动。 二战时打胜仗最多的巴顿将军说，只有进攻，才会有胜利；只有进攻，才会有安全。今天，对於反恐战争来说，也是如此。因为美国是个自由的社会，又是全球经贸中心，而且幅员辽阔，几乎防不胜防。据前美国海岸警卫队指挥佛林（Stephen Flynn）最新专著《美国的弱项》中的数字，仅前年，进入美国的就有4亿外国人、1亿2千万汽车、100多万卡车、240万运输火车、800万海运货柜。美国有301个港口，3,700个隧道，7,000英里陆地边境，95,000英里海岸线，700万非法移民┅┅ 美国不要说没有共产国家那种「街道委员会」、「党组织」和「户口」等，甚至连全国性身份证都不被允许制定。在这样一个高度自由的社会，无论怎麽防守，都没法确保安全；唯一的措施是主动出击，铲除那些恐怖份子的温床。而结束萨达姆政权，不仅为美国的安全增加系数，同时重要的是，可以打破22个「阿拉伯联盟」国家的专制链条。伊拉克战争是21世纪的「诺曼底」，它向中东吹进民主之风，将结束「毛拉们」的专制，使那里成为自由的一部份。 虽然伊拉克局势不稳，美国士兵不断阵亡，但是，正是这个「战场」，把全世界的恐怖份子吸引到那里，使巴格达成为决战之地。如果不是这样，这场仗就得在纽约打，在洛杉矶打，在美国本土和欧洲打。正如六十年前，如果美英盟军不去诺曼底登陆，那麽战争可能就得在美国本土打。这是一个战场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可否避免这场战争的选择。 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盟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去视察伞兵部队，因为预计他们的阵亡率将是75％（每四人牺牲三个）！但这没有阻止自由世界的领袖们下决心，铲除纳粹，解放欧洲。今天，这场反恐战争，比第二次世界更复杂，更难打，因为敌人是隐藏、分散的，不仅像纳粹那样充满意识形态的仇恨和狂热，而且他们连自己的生命也不珍惜，属於人类最残暴的敌人！因而任何二战、冷战时的「相互毁灭威慑」战略都不起作用。在今天全球40个国家拥有生化武器的时代，一旦他们获得这种武器，就完全可能用来毁灭整个地球。 在二战和冷战中承担了领袖责任、并付出巨大牺牲的美国，今天再次顶著当代张伯伦等西方左派们的阻挠，和极端伊斯兰邪恶势力进行世纪决战，再次为世界的未来付出巨大牺牲。其结果，正如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在其知名著作《美国人的历史》的全书最後一段所说：美国「将继续是各个种族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回顾她的过去，展望她的未来，预兆是，她将不会让充满期待的人类失望。」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6日） 2004-10-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0👍 0💬 0「胡为真要派人杀我？」
这个标题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国际知名的英文畅销书作家张戎的担忧。她和其夫婿Jon Halliday历经十一年的研究结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简称《毛传》）的中文版，因为胡为真的威吓阻扰，无法在台湾出版。而今天，这个言论自由的「杀手」，居然被马英九任命为国安会秘书长，这简直是对台湾民主的巨大讽刺！ 旅英华裔作家张戎的自传体英文书《鸿》，在全球热卖了一千多万册。随後她和英国历史学家的丈夫合写了这本英文《毛传》。该书立论准确，资料翔实，深入挖掘了毛泽东和中共的罪恶，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登上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等国畅销榜的第一名，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 这样批毛的书，译本当然没法在中国出版，但在民主的台湾，在中国之外最大的中文市场，竟然也不能跟读者见面，就是因为胡为真的阻扰。张戎根据第一手资料（采访几百人）和对苏联解密档案的研究（她丈夫懂俄文），在书中提出，胡为真的父亲胡宗南，当年可能暗通共产党，是红色代理人。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就是共产党，後来任解放军总参副部长等。 就因为《毛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胡为真就阻止张戎的书在台湾出版。本来，远流出版社已跟张戎签了出版合同，但当时为新加坡大使、曾当过国安局副局长的胡为真，直接到出版社施压，据远流给张戎的传真，「他（胡为真）口骂混蛋，直说不能接受。他说，『为了维护父亲名节，什麽事都可以做！』『出版前我们是朋友，书出版後你是共犯。』」结果导致远流单方解约，不敢出这本书。 胡为真在香港的哥们还跟张戎通电话说，你的书「犯了众怒，得罪了胡宗南部下四万多黄埔校友，加上家属，何止十几万。」同时还威胁说，胡为真现在做新加坡大使了，但他的侄子还在国安局。你知道国安局是个什麽地方吗？面对威胁，张戎质问，「是否胡为真要派人杀我？」胡为真赤裸裸恐吓出版社的恶霸姿态，实令人恐怖。 对言论自由最严重的扼杀，还不是诽谤官司和随後压制，而是事先阻止出版发表，因为大众被剥夺了知情权和判断权。《毛传》英文版最先是在伦敦出版，胡为真如认为该书失实，可以去英国打官司，或等中译本出来，在台湾打诽谤案。但他没有选择一个民主国家的文明人最基本的做法。而且胡为真居然在民主的台湾，真做到了阻止已经在全世界畅销的书、在独裁中国之外最大的中文世界出版的可能。这是一桩恶劣到绝不可原谅的事件。 结果张戎的书只好在香港出版，但书运到台湾，很长时间无法到书店，连台湾的图书发行系统，都恐惧胡为真的势力。本来张戎准备到台湾开新书发布会，宣传推广这本书，但由於胡为真们的威胁，至今都没有到台湾。 这本《毛传》对台湾民众了解毛的罪恶和共产中国历史非常重要。因为今天中国掌权的，仍是毛的传人。人们更多了解毛泽东，就更了解当今的中国政治。但这样一本对台湾民众具有教育和启迪作用的书，就硬是被恶势力封杀了。 而这样一个用近乎黑社会的恶劣手段阻止《毛传》在台湾出版、扼杀言论自由的胡为真，竟然成了台湾国安会的秘书长；真是太黑色幽默了。有如此劣迹的人，坐这个位置，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马英九用人的心态和标准，可见一斑。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10年2月22日“曹长青专栏” 2010-02-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8👍 0💬 0拒绝国民党兜售的内阁制
国民党阵营最近有一种呼声，认为台湾应实行“完全内阁制”。国民党的当红人物朱立伦和郝龙斌鲜明地提出这种建议，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他们不是真正为了体制改革，而是出自国民党自身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私利的算计。 “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泛蓝感觉2016年总统大选他们会输，但如果改成内阁制，他们就可继续掌权。因为实行完全内阁制，赢得立法院多数席位的党魁就会出任行政院长（总理或首相）。以泛蓝在国会目前占多数的情况下，他们评估2016还可能保住这个局面。这样，即使民进党或绿营（候选人）赢了总统府，但由于实行了完全内阁制，就等于总统成为虚位元首，而国民党党魁出任的行政院长（总理/首相）就拿到了实权。这是国民党的如意算盘。 如果不是政治算计，而从选择最佳国家体制的角度，内阁制和总统制，到底哪种制度对台湾比较有利？我个人认为，美国模式的总统制是一个更有优越性的选择∶ 首先，台湾现有体制虽被称为“总统内阁混合制”，但其实已偏向“总统制”∶总统直选产生，并有较大权力。行政院长（相当西方的总理）是由总统提名（立法院通过）并服从总统。在现有体制下，如继续往总统制迈进，比从头实行内阁制代价要小。 第二点更重要，总统制比内阁制更稳定。美国的宪政民主公认比较成熟，四年一选总统，同时改选参众两院议员。由于是采取赢者通吃的规则，所以国会基本是两大党主导，没有小党的空间。即使美国总统触犯法律被国会弹劾，也是副总统继任，行政部门照旧运作，不存在内阁制那种提前解散国会、或总理被不信任票赶下台的政治危机。美国政局稳定，并是全球唯一超强，跟这种体制有相当的关系。 内阁制被认为更能照顾各种团体的利益，因为小党也能进入国会。但其弊端也很明显。由于不是直选总统，而是选政党（由多数党的党魁出任有实权的总理或首相），结果导致小党林立。同时由于选票被众多小党瓜分，大党很难拿到国会多数，只能联合小党组阁。但联合政府往往因政治分肥不均或内斗，某小党撤回支持而导致垮台，被迫提前全国大选。 这种制度不仅更刺激政党内部、政党之间的政治交易，也使选民对国会内讧不满，对选举频繁厌倦，导致投票热情下降，政治参与感冷漠。 这种情况在很多内阁制国家出现。最典型的是意大利，自1946年公民投票废除君主制、建立内阁制的共和体制、开始选举，到今年（2015）总共69年，意大利却已经产生了64届政府！差不多每年一届。在这64届政府中，只有一个总理（贝卢斯科尼）勉强做满了任期，其他全部都被倒阁或被迫提前选举。 “内阁制”导致国会常内讧，联合政府难以为继，只得重选。意大利的频繁选举、权争激烈，内阁像跑马灯，连欧洲媒体本身都称其为“闹剧”。 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人口仅次于中国）也是这样，因为实行内阁制，很多时候执政党无法拿到国会多数席位、而被迫组联合政府，结果因小党闹分裂，而不得不提前大选。例如1998年那次全国大选，右翼人民党（BJP）虽得票第一，但席位在国会没过半，只得与19个小党组成联合政府，结果一个5席的小党“反叛”，人民党内阁就在反对党的“不信任”投票中因跑了一票而垮台，而被迫举行全国大选。印度现有合格选民8.14亿，政党700多个，在国会赢得席位的党就有36个，整个投票计票过程用了20多天，可谓花费巨大，劳命伤财（2014年印度大选花费50亿美元）。 相比之下，总统制比较稳定，总统只要不因犯法而被弹劾，就可稳做一届。这样不仅有利对国家的管理，国家元首也不必煞费苦心跟小党周旋、交易，更可促进政局稳定和政治生态的健康。 另外，台湾如实行总统制，就可全面废除现有的“不分区立委”制。所有立委都得凭自己的能力由票选产生，而不是靠跟党高层的关系，或以团体代表名义，旱涝保收地直入立法院。 在美国，100名联邦参议员和435名众议员，以及所有地方议员，都是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没有设立“分肥立委”，也没有指定利益团体或族群代表的制度。即使对土著的印第安人，也没有设国会保障名额，所有人都得经过选票，真正体现主权在民。 而像目前台湾这种既倾向总统制，又有“不分区立委”的“混合”，实在是到了混乱程度。 如果实行完全的总统制，就不会因为总统大选的当选人得票率没过半（或双方差距在5%或50万票之内），为了所谓的政局稳定，在反对党的压力下不得不筹组联合政府。而联合政府从来都是假联合、真内斗（各党派之间争夺权力）。 还以美国为例，二千年美国总统大选，有一亿多人投票，即使在关键的佛州，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只领先500多票，如此票数接近，美国也没有组联合政府；毕竟是总统制，就不再采用印度、意大利、以及英国、德国等那样的联合内阁。 以台湾的政治现状，如倾向总统制，就更不宜组联合内阁。尤其是在蓝绿强烈意识形态之争的情况下，所谓联合内阁，必定是徒有其名，甚至徒增纷扰。而采取赢一票也是赢的通吃规则和观念，更有助于长远的制度性稳定。也就是说，从制度层面，就堵住了哪个党派想政治算计（权争）的路子；而回归到完全尊重民意、尊重一人一票的选举结果。 2015年1月19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曹长青的脸书 2015-0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6👍 0💬 0毛泽东：遮蔽中国当代政治的巨大阴影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前景阴云渐浓，毛泽东及其统治模式无论是作为未来中国一项备选的政治模式，还是作为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问题，都越来越频繁地回到公众视野中来。今年8月27日，近百位党内开明派及知识分子在北京以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周年的名义举办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到正确认识“文革”及毛泽东于当下政治的重要性。 认识毛泽东历史作用的几个视角 由于北京当局在毛泽东的问题上不肯直面历史，还利用各种宣传机器有意呈现放大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光明面”，不但造成了年青一代对毛的错误认识，还造成了国人政治思维的严重混乱。 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革命与统治，至少应该从三个视角加以观照。这三个视角依次是：一、中共党内对毛的认识与反思；二、超越一党利益、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毛对中国文明（含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进步所起的实际作用；三、毛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所谓“亚非拉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其中第一个视角，即中共党内对毛的认识与反思是最关键的视角。第二个视角的观照，恐怕得等到中共统治结束之后才能真正开始。至于第三个视角，国际社会已有的研究已经不少，只是中国人当中的绝大多数无法获知这些信息。 其实，中共党内对毛泽东及“文革”的反思，现阶段北京的宣传在方向上是完全错误的。就算是方向正确的反思，也无法达到1981年曾经达到的思想高度。 中共党史上唯一的一次全面自省 1981年，中共中央曾出台一份历史性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在正式出台之前曾经过党内长期深入讨论。从1980年3月开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党内“高级秀才”共同参与写出“草案”后，于1980年10月在党内4000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讨论，再经过40多位党内高层人士再审议并反复修改后，终于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其时，郭道晖（著名法学家，“法治三老”之一）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相关讨论简报等工作，有机会得悉讨论情况。他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的文章“1981年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透露了这次讨论的一些详情。 这次讨论涉及如何评价“文革”前17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个人功过等数方面。《决议》草案提出，在“文革”前17年当中，多数情况下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与会者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认为由于1949年以后中共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但这不是党犯错误，主要是毛泽东犯错误。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许多发言很深刻，比如团中央胡克实认为马列主义尚且没有什么“体系”，毛泽东既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为何反而形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李维汉从十个方面列举了毛的“片面性错误”，涉及到毛知识方面的结构性缺陷，如只熟悉农业社会，不熟悉工业社会；只了解中国线装书，不了解近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等等。 这次讨论还涉及到毛个人的为人行事及思想作风。与会者认为1949年以来许多政治事件的发生与此有关。比如李颉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胡克实认为毛善用权谋驾驭下属，“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还有人指出毛泽东经常出尔反尔，常因政治需要否定自己所言并嫁祸他人。夏衍则用16个字概括毛的错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还有人指出毛泽东善嫉，对功劳名声曾盖过他的朱德就因嫉妒而打击。 这些曾长期在毛手下做事的高官们的回忆，其可靠性自不待言。就其见识来说，当然也远比那些在毛身边从事厮役之职的卫士长、护士长、女服务员高得多。后者见其小不见其大，往往以毛兴之所至的一些小仁小义来判言毛有大仁德，全然不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更应该考较其大智慧与治国之才。只可惜这次讨论的言论都被当作“国家绝密”束之高阁，一般研究者无缘问津。后来通过的正式《决议》主要遵循邓小平与主持起草的胡乔木的意见，并未采纳大多数与会者的看法。 人类文明史上的天问：为何独裁者崇拜毛泽东？ 中国官方学者现在津津乐道“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世界曾经有过的巨大影响。国内专研中国外宣历史的何明星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红色世纪’留给当代中国的巨大文化遗产”。作者将受到毛思想影响的“革命领袖”历历细数，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国的“革命领袖”均列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何明星有意避开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这些“毛主席的好学生”后来大都成为独裁者，给他们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些“毛主席的好学生”当中，少部分人是先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成为国家领导人，待成立内阁后再伺机实行独裁统治。但更多的人是通过革命之路直接走向独裁统治。这些人由“革命领袖”变身为独裁者，其间几乎不需要思想与行为的转换，区别只在于 掌权还是未掌权。卡扎菲与毛泽东的相似性，我已在“从革命者到独裁者：卡扎菲最象谁？”一文中介绍过。本文且以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为分析样本，就知道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何种特质。 如果说毛泽东的其他学生主要是受到毛的思想影响，那么波尔布特则是受到毛的亲炙及大力栽培。1952年及1957年，波尔布特曾两度秘密前往中国受训，通读了毛泽东的全部军事著作，从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等等，并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柬埔寨革命的指导思想。1962 年波尔布特当选柬共总书记，于1965年11月第三次亲赴北京“探寻革命真理”。在北京的三个月受训过程中，陈伯达、康生等人给他系统地讲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1966年2 月，波尔布特返回柬埔寨开展他的革命事业，把柬埔寨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5年，他发动“红色高棉运动”，推翻亲美的朗诺政权，建立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府。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 波尔布特学习毛泽东的“成绩单”如下：在其执政的3年零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在杀人的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施害的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后果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这场人 类史上无先例的大屠杀，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 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 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这次屠杀的目的是什么。 在此期间，据说中国总共向红色高棉提供了高达10亿美元的援助。而红色高棉与毛以及中共的关系，除了中国人之外，世界都知晓。 在颠覆中华传统文明方面，毛泽东所起的作用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人物。“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的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特性，以及毛亲手发动的“文革”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都离现在并不遥远。但中国当局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不仅有意忽视这段历史，还刻意蒙蔽国民心智，让中国青年一代（包括少部分毛泽东“文革”政治的既得利益者）塑造了一个与历史真相完全不符的毛形象。这种政治举措，不仅殆害中国当代，还使中国未来的政治前景非常晦暗。如果不搬开毛泽东这块遮蔽光明的巨石，中国还会在专制这条路上徘徊很久。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9月8日首发，第60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78）
何清涟2025-11-09 00:03👍 0💬 0中国共产党将加强何种执政能力？——简评十六届四中会会公报
刚谢幕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带来了一个人们企盼已久的消息：老迈的江泽民终于“退休”。但诸多观察家们面对全会公报中诸多官话套话，却不知道应该赞美还是失望。 隶属新华社旗下、并一直努力以非官方喉舌面目出现的《了望新闻周刊》紧紧抓住全会公报中的“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句话，心领神会地诠释出一大篇文章，将中国现在的问题定位于主要源于“全球化”。该文用大量篇幅阐释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仍然十分复杂，改革与发展的难度甚大，社会矛盾增多，国际环境诡谲多变”，“境外各种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峻挑战”，这种解释完全是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的“与时俱进版”。 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目前给中国公众带来最大危害的是各级政府的严重腐败，而这腐败源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全会公报对腐败问题恰恰只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并将“征用土地、城市拆迁”这两个近年来官商结合最紧密的腐败高发领域，简单归结为“维护群众利益”与“一些党政职能部门、执法机关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问题。 解读完公报要点之后，结合中国近年的政治走势，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要加强的执政能力的主要脉络。 在此应先阐释所谓“执政能力”一词的应有之义。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的解读，政府对内的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如构建廉洁的司法与警察系统、为公民提供作为社会福利的教育与医疗系统，以及市政建设。至于立法，那本就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国会的事权。民主国家的政府的执政能力是每一个政府部门能够执行本国的法律与政府的各种规章，为纳税人服务，几年一次的大选就是纳税人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核。 而观诸中国，近年来腐败已经渗透每一个权力部门，每一项公共权力都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食物链，各级官员都成了紧紧攀附在权力这条食物链上的政治生物，举凡司法、警察、市政建设、教育、医疗，无不成了各级官员创收的最便捷的工具，公共服务职能早已经退居在次要地位。政府既是股市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裁判者，同时还是股市最大的庄家，而土地国有制又使得各级政府能够成为土地的最大拍卖者，价格的随行就市全由各级政府“收发随心”，全看“买方”给当权官员们多少私人好处。这些“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现象可谓当今世界独一无二。 这些年政府的执政能力主要表现在社会控制能力（镇压各类社会反抗，加强舆论控制）上。各地的群众反抗事件一律被当作“社会不安定因素”，“制止于萌芽状态”，当年胡耀邦做总书记时期设置的上访办，不仅无法处理上访者的冤情，反而成为各地政府截访打击上访者之地。以言获罪者近年来逐渐增多，各种媒体只能紧闭“政治”大门，一味走俗，中国青年一代令人瞠目结舌的性开放无度，不能不说是媒体推波助澜的结果。国安部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生活中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未来是现实的延续，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执政能力如此，胡温承接了这么一份政治遗产，又岂能有多大作为？ 从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考察，就会发现一个规律：第一代领导人大多是铁腕人物，如毛泽东、斯大林，而且都喜好滥用超常规权力，个人权力经常凌驾于体制的常规权力之上。但越到后来，领导人的能力越平庸，个人权力也就只能服膺于体制性权力，性格强悍的朱镕基最后都只能顺从体制性力量的惯性，何况更加弱势的胡温？中国目前这种严重的体制性腐败，仅靠领导人表态难于治本。比如今年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国家体委挪用奥运会资金建造住房一事，国家体委就敢于公开叫板，声称“挪用并非腐败”，最后由中央有关部门出面为国家体委“澄清事实”。只此一事就说明这条食物链上的政治生物已经纠结为一股体制性力量。 正因为明白体制性常规权力之强大，深谙“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也很直接，在不再力反腐败的情况下加强“执政能力”。但从近几年逐步加强奠基于政治高压之上的“社会控制能力”来看，这种“执政能力”短期于延续执政党生命有效，但于国家民族前途则有大损。笔者只能祈愿，时过百余年，中国的执政党与执政者的见识应该高于当年的慈禧，认识到正常的“政府执政能力”应该是其公共服务职能，而不是中国政府目前日益加强的社会控制能力。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4年9月23日，总54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以色列进攻加沙应该谴责吗？
以色列地面部队攻进（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和哈马斯的军事冲突升级。在这场冲突中，加沙死亡数字增多，于是哈马斯，更有阿拉伯专制国家，就大喊以色列屠杀平民。有些华文媒体（更有被错误信息误导的华人）也跟著喊“双方伤亡不成比例”，由此谴责以色列是以强凌弱，不道德。 评判这场军事冲突的道德问题，到底以什麽为依据？从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各自作为，还有近代历史的二战，都可以作为指标。 众所周知，这次以色列轰炸、进攻加沙的主要原因，是哈马斯一直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杀害以色列平民。 哈马斯的行为毫无任何道理可言。因为以前巴勒斯坦人用他们的土地被以军占领为由，攻击以色列还有一点逻辑，但在2005年，以色列军队就全部从加沙撤出，把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给了巴勒斯坦人。这是以前的土耳其、英国、埃及、外约旦等在加沙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巴勒斯坦人不是一直要求建国吗？这次以色列完全撤出了，他们却没有去建国，也没有去修路、建厂，抓经济，而是把加沙变成了袭击以色列的基地，旷日持久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还挖了几百条地道，钻进以色列，进行自杀炸弹攻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哈马斯威胁我们所有人”一文说∶“想像一下，空袭警报只给60秒时间，你就要在哈马斯的火箭弹落下之前，找到安全处。哈马斯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地炸以色列的居民区。从这个场面，你就能想像出以色列人生活在怎样的恐惧之中。从以色列撤出加沙三年，哈马斯就已向以色列发射了6,000多枚火箭弹。”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安泰毅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以色列的3岁孩子，他们从1数到15非常流利，为什麽呢？因为他们要用15秒的时间找到一个地方来逃生，他们长到7岁还不知道其他的一些事情，只会数这个数字。” 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容忍自己的人民这样受威胁，都必须采取行动。但只要以色列军队一反击，哈马斯和穆斯林就喊遍全世界，说他们是弱者，被强大的以色列欺负，他们死了多少人，伤亡不成比例等等。但这里明显的不同，也是划开道德界限的关键∶哈马斯是用火箭弹有意杀害以色列的平民，而以色列在被迫反击时，从没把加沙的平民作为目标。加沙的平民伤亡，很多是因为哈马斯用自己的人民做盾牌。哈马斯从居民区发射火箭弹，在清真寺制造武器，把伊斯兰大学当作弹药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使用导弹保护人民，哈马斯却用人民保护导弹。说得非常准确。 例如在2009年那次以色列反击哈马斯时，炸到一所学校，造成40多人死亡，电视画面展示，哈马斯对此大做文章，把尸体用五颜六色的绸缎包起来，一排排地放在大街上展览，然后是万众下跪，齐声喊叫“灭掉以色列”。哈马斯的头子说，他们将在全球范围内屠杀犹太人儿童展开报复，理由是以色列在进攻中炸死了他们的孩子。但他们绝口不提，他们是从这所学校发射的火箭弹，才导致以色列回击到这里。哈马斯有意杀害以色列平民，已属战争犯罪，而他们把自己的人民当盾牌，故意让自己的平民更多死亡，更是残忍、卑劣的双重犯罪！ 其实，这场加沙之战如果让伊朗的毛拉们来打，或者当年敢用毒气的萨达姆来打，恐怕几天就打完了。因为他们会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气。在更大的邪恶面前，哈马斯早就会蔫儿了。即使交给当年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鬼子来打，也一定很快就把狭小的加沙地带杀光、烧光、抢光了。今天以色列这个仗所以难打，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顾忌太多，太考虑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 以色列是民主国家，有反对党，有自由媒体，它的政府的任何不受国际规矩的行为，都会受到自己内部的舆论制约，还有选举（下台）的惩罚。除此之外，以色列更受自己属于西方体系的文明价值的制约。在2009年那次进攻加沙之前，以色列军队事先向加沙城内居民散发了阿拉伯语的传单，拨声讯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家或附近有弹药武器，要离开。 更早些，2006年以色列轰炸黎巴嫩的恐怖组织真主党时（那次也是他们袭击以色列，以色列被迫反击），事先也是向黎巴嫩南部的居民发出警报，通过广播、空投传单，手机简讯等，通知他们撤离，避免受到伤害。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曾评论说，这些传单和警告将使真主党战士有时间脱逃、重新组编。事前通知对方即将发动攻击，让真主党更能精心策划埋伏突袭。结果是，以色列步兵伤亡的比例竟是出乎意料之高。克劳翰默感叹，以色列的“道德洁癖换回的是血腥回报”。但这就是以色列，这个属于西方文明体系的国家，他们宁可付出这个代价，也想尽力避免当地平民伤亡。 至于在冲突中，以色列的伤亡数字相对比较少，就被阿拉伯世界骂是暴行，被有些西方左派斥为“不成比例地回击”，联合国以此评断是非，上述美国专栏作家克劳翰默愤怒地说，“这听来让人恍若置身乔治．奥威尔式（Orwellian）的道德世界。┅┅联合国官僚的道德感荡然无存。” 在加沙进行的是一场战争，在评价一场战争时，哪一方死亡数字的多少，并不能成为哪一方是否道德和暴力的理由。因为任何战争，都必须以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来划分，尤其不能用所谓“不成比例的反击”作为标准。 例如，在二战时，德国并没有侵入英国，只是轰炸，但英国人后来的反击，以 “不成比例”的空袭回炸了德国，数不清的德国人丧生，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儿童。德国东部的主要城市德累斯顿，当年就被英国轰炸到几乎成平地，主要建筑都被摧毁，包括14,000栋民宅、72所学校、22家医院、19座教堂、5个影剧院、50家银行和保险公司、31家百货公司、31家大型宾馆、62座行政大楼。轰炸中25,000人丧生。但德国人最后明白了这场战争的是非，几年前在德国举行的德累斯顿大轰炸60周年纪念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科尔内留斯．魏瑟说∶“我们不能忘记德累斯顿大轰炸后的地狱般景象，但是更不能忘记它为什麽遭到轰炸。” 同样在二战中，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之后，美国被迫反击，最后对日本主要城市的回炸，更是“不成比例”。仅1945年3月9日对东京的大轰炸，美军就投下1,858吨燃烧弹，摧毁了东京63%的商业区和20%的工业区，有83,000人丧生，10万人烧伤。更不要说后来对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超过12万人瞬间死亡。日本政府在随后的视察中看到很多学校教室里规规矩矩坐在桌前上课的孩子，瞬间变成了灰，而那些灰都还整齐地排在桌前。面对如此地狱般的景象，日本才立刻宣布投降。否则，每一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都有更多的平民伤亡，美军则要付出更惨烈的代价。 虽然对于美国最后扔原子弹的举动今天仍有非议，但在2006年1月19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就公开宣称，如果法国遭到恐怖袭击，他会考虑使用核子武器，进行回击。 在二战中，德国死亡的人数是美国的20倍。日本有几百万军人和平民丧生，而美国在整个二战中阵亡的军人是40万，平民伤亡很少。难道今天人们要用美国死伤人数比较少，英美盟军“不成比例地反击”，造成轴心国大规模死亡，就认为德国纳粹和日本帝国是道德的吗？是值得同情的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曾写道，在二战中，由于英美盟军的轰炸，意大利人像蚂蚁一样死亡。但是，她高度赞扬盟军的轰炸，认为那是解放意大利。难道不是吗？！ 2006年8月英国《星期日邮报》报导说，一对居住在东伦敦的年轻穆斯林夫妇，竟打算用自己6个月大的儿子作“掩护”，炸民航飞机。25岁的丈夫将致命的液体炸药和牛奶混在一起，藏在抱在怀里的婴儿的奶瓶中，带上飞机。他的23岁的妻子竟赞同丈夫的计划，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掉自己才半岁大的孩子。由于破获此案，英国民航随后要求所有带婴儿上飞机的母亲，在登机前的检查时，必须亲口尝一下婴儿奶瓶中的牛奶。 恐怖分子为了意识形态，连自己6个月的婴儿都要下毒手，这个事件已为包括加沙冲突在内的人类反恐战争给出答案。这场战争，对错是非、道德和不道德，非常清楚。它根本不是亨廷顿所说的什麽“文明的冲突”，而恰恰是文明和不文明的冲突，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但不管人类要付出多大代价，自由世界遇到多大阻力和艰难，结局也会像二战一样，最后一定是文明战胜野蛮！ 2014年7月18日于美国（旧文改写）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US voting system under attack
The Taipei Times Tuesday, November 28th, 2000 The dispute over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been the focus of world attention for the past three weeks. The media i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Cuba and Malaysia hurried to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ridicule the American style of democracy, disparaging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Many Americans have also begun to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s indeed reflecting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 that one man one vote and the victory of majority votes win the election. According to a poll of November 20th's Time magazine, 63 percent of Americans support the abolishment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The newly elected New York senator, First Lady Hillary Clinton, went so far as to say that she would put the abolishment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her first agenda as senator. Should or should not the US eliminate the system, or at least make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making the result of popular vote the decision of the presidency? According to Robert M. Hardaway, law professor of Denver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and Constitution, there were more than 700 motions made over the past 200 years demanding a reform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all failed. For the system designed by the founding fathers has been considered befit the nature of the US. It abides by the majorities and also respects the minorities. Different from countries whose government power is centralized, the US is a federation of 50 individual states. Each has its own local government and laws. For example, patrol police of one state cannot cross the boundaries of another state on official business without an advance notification. Therefore, each state's rights and interest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this Electoral vote system protects this nature. The concern of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s' design of this system was not to emphasize 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rather to decentralize power, giving all states, big or small, equal capacity on the federal level. For example, California and Rhode Island each gets two seats in the Senat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opulation in California is about 60 times that of Rhode Island. As a matter of fact, equal rights and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was one of the conditions for many small states to join the Union.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s inde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inciple of one man one vote and the winner of majority votes wins the election, only the unit of measurement is not individual voter but state. This majority may not be a national popular vote majority, but the majority of each individual state. This requires candidates to pay attention not only to big states, but every state in order to gain majority vote from each one of them. Therefore, this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not only suit the federalism nature of the US, but even more boldly embodies the democracy principle: complying with the majorities and respecting the minorities. This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s also like the basketball game, which winners are determined by number of games they win (electoral votes), not total scores they get (national popular votes). America's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s indeed a good example for the future design of China's constitution, for many China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based on its huge size and enormous population, a federation system for a future democratic China. For instance, if future China adopts the system of national popular vote, all candidates would focus on winning several big provinces, such as Sichuan (四川) and Shandong(山东), each has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and never cares for the interests of small provinces like Ningxia(宁夏) or small districts like Hong Kong. This kind of system is not only unfair to small and rural places, but the stability of the federation may also be in jeopardy, for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mall members of the federation will surely be neglected. Another advantage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s its swiftness of getting election result. The "winner-take-all electoral vote" practice can avoid prolonged county by county vote count, which will inevitably protract the delivery of a new president. The recounting of several counties in Florida may take several weeks to finish, then it must take months to recount votes in 50 states in a close national popular vote contest. Obviously, the longer the procedure, the more potential political pests. According to the studies of Professor Hardaway, that almost every election has produced a president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Day in the past 200 years, and this year's is among the few exceptions.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also can prevent the sprouting of splinter parties, hence guaranteeing the stability of federal system. Since "state" is the unit for calculation and the winner will take all electoral votes, there is only one winner in each state, no number two or number three, thus making small parties' effort fruitless. Government in countries like Germany, Italy or Japan, whose cabinet was formed by many parties, all face the crisis of being toppled in the wake of "no-confidence vote." The government of the largest democratic country India also collapsed last year due to the frivolousness of many small parties. So, they had to hold a national election ahead of schedule, and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had to form an alliance of 24 small parties in order to form a new cabinet. Differently, there has always been the two big parties taking power in turns in the US, and never had small parties form an alliance to dissolve a cabinet. If a president was impeached or resigned or died, the vice president would succeed immediately, and there would be no need to hold a national election ahead of schedule, thus,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Despite the polls that show majority of Americans wanting a reform or removal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onstitution to be actually amended. Contrary to the practice of Communist China who has released four constitutions, and further changed them seven times over the past 50 years, the Americans read their constitutions with reverence. In spite of several amendments, the Constitution has never been changed over the past 200 plus years. Hearing the raising request to abandon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Professor Hardaway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Voice of America, this system has worked so effectively over the past 200 years, the Americans are really spoiled.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2000-11-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教育不平等造成的贫困代际传递
最近，两个调查报告将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推向公众视野。其中一个是《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以下称“案例研究”），另一个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这两个正好反映高等教育的入口――升学，以及出口――毕业分配。前者反映的是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后者反映的是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尽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被人为凝固在0.4以上不再上升，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却为人们深切感知。不过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是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 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案例研究”报告揭示，中国教育差距的严重程度比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更大、更明显。撰写该报告的课题组以北京、天津、上海3个城市的平均数作为东部水平的代表，以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5省区的平均数作为西部的代表，通过对居民消费支出与教育支出的比较发现：东部3市与西部5省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从1995年的2.8倍扩大到2002年的3.73倍，而同期的农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3.71倍扩大到了3.88倍。 从城乡差距来看，同期东部3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从1.9倍扩大到了2.34倍，而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1.87倍扩大到了2.97倍。西部5省区的类似差距拉得更大。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同样日益拉开：1995年至2002年，东部3市与西部5省区小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3.23倍扩大到3.85倍，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2.65倍扩大到3.39倍。 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一次针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由于家长可以直接通过关系网与掌握的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因此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即使学习成绩再优秀，也很难与家庭出身于权贵阶层的青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出身于低阶家庭的青年产生严重的挫折感。 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一些好的职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由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屏障、相对封闭的利益圈。如果不是由于特殊机缘，一个人仅仅依靠本身的努力，无法使自己的处境在短期内获得根本改变。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并未使中国摆脱身份型社会特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前中期由于新兴职业多而带来的多种职业机遇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一旦机会成长期过去，职业竞争日趋激烈，身份型社会的各种潜规则又卷土重来。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代际传递，但知识精英拥有的文化资本却只能泽及本身，他们的子女的前途并不象前两者那样可以通过血缘关系变相继承。 这种身份型社会特点卷土重来，对中国未来并非福音。因为一个晋升通道严重受阻的社会，是一个让人们感到没有希望的社会。记得笔者几年前刚来美国时读到一则新闻，标题是“他从街道这一边搬到对面的住宅，花了祖孙三代人四十年”，内容是讲述一位新当选州长的黑人的经历。这位黑人州长的祖父是四十年前州长官邸的仆役，他家的房子就在州长官邸的街对面。这位黑人青年通过努力，终于当选该州州长。这个故事正好说明“美国梦”的魅力就是社会有畅通的上升通道。同样可做为佐证的还有现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电影明星施瓦辛格，这位被美国人昵称为阿诺的奥地利移民，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他在奥地利难以实现的梦想。 中国既以美国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最好不要将竞争的目标只锁定于军事，为国民提供均等机会的社会制度以及人权状态，都应该列为与美国竞争的目标。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8月11日，第10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五错俱全”的王丹
大概很多人认为“内讧”导致了海外民运的惨淡。其实“作秀不做事”是毁掉海外民运的重要一环。越是要作秀的人，就越不做事，因为把精力都用在追逐风头上了。问题是，没有成绩的话，秀也是很难做下去的，于是就开始玩假的了。“假”的东西当然不可能“真”的推动民主运动，反而只能败坏民运的名声和形象。 王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刚玩完一个“假脑瘤”风波，被批评之后毫不反省，而是玩一个更大的“假争取诺贝尔奖”（详见我的“王丹联名信，作秀造诺奖”）。有位台湾记者说了一句很准确的话∶“王丹用这种不民主的方式，来为香港争取民主，真是大笑话！” 不仅是大笑话，而且背后还有利益链的交换，王丹还要以“海外民运发言人”的姿态继续玩这类假的东西，那就有必要回顾一下王丹的品行到底如何？他有没有资格这麽三天两头地代表海外民运发宣言、发声明。 第一，卖友求饶？ 早在1997年夏天，我一个绝对信得过的朋友，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中，见到一个当年审过王丹的法官。他说王丹一点骨气都没有，什麽都交代，简直熊得不行。朋友告诉我，那个法官提到王丹时，满脸的不屑、满口的蔑视。但这件事我从未跟外人提过，一是因为那只是中共法官的一面之词，二是认为在共产党手里的人的软弱还是情有可原的。 后来才知道，其实《中国之春》在1991年就曾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共对王丹的“整个审理过程显得出奇地平淡，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在预谋之中。退庭之前，王丹苦笑了一下，轻声对审判员和公诉人说∶我在庭上表演得如何？对方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这可是颇令人皱眉头的一幕。 今年（2014）六月，从媒体对中国知名律师张思之的新书《行者思之》的报导中看到，作为王军涛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对某个学生领袖的表现颇为不满。他没点名，但稍微知情者都知道是王丹。报导说∶“张思之说，有位学运领袖的证词很不光彩。他查阅卷宗，特别留意几个主要的学运领袖给控方提供了什麽东西。没料到，其中有份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思之对此人很不谅解，甚至后来有人请张思之为他辩护，张思之毫不犹豫找藉口回绝了。他认为，坐了共产党的牢，顶不住，交代问题，他不但理解，而且会谅解，要允许人性有弱点。关键是不能拉扯别人垫背，更不允许害人，那是背叛，更何况你这是‘恶毒攻击’，自命领袖，统领‘学界’，怎麽还受人‘教唆’？什麽叫教唆犯？官方都给他加不上这个罪名嘛。” 其实早在1992年，跟王军涛一起被判13年的陈子明就在香港出版了《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我是最近才得知），明确指出王丹在狱中对六四战友的不实指控。 书中写道∶“王丹为近五百人作了几十万字的证言，他对于我所作的三个证言恰恰都是记忆有误的”、“大量事实证明王丹的几个证言都是违心之言”、“关系到有关证人的名节”、“坚决要求与主要证人王丹当面对质”、“让他自己来洗刷有可能留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污点”。（见香港《当代月刊》1992年出版的该书中429、431、495页）。 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软弱，写自我检讨书之类的，人们一般都可以谅解。但是，在因六四事件被捕的人中，还从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人，像王丹这样“大规模地”交待，涉及多达近500人！ 八九民运时的北高联秘书长、曾多次被判刑、现在美国的王有才说，“王丹什麽都交代的事情当时住秦城（监狱）的人都知道。管教就拿王丹交代、写材料的事情来教育我们，让我们也交代嘛。” 从王军涛的律师、陈子明、王有才，还有那个审过王丹的法官的话等都可证实，王丹不仅屈膝交代，甚至污控他人，用张思之的话说，这是“拉扯别人垫背，害人”。仅从披露出来的有限的材料，王丹就对王军涛、陈子明都进行了不实指控，那麽，在牵扯到多达500人的材料中，王丹又对多少人进行了不实指控呢？ 张思之表示，他在书中之所以没点出那位学生领袖的大名，是期待他以后自省。但是，这麽多年过去了，王丹迄今为止有过任何一点的自省吗？ 据六四后被判6年的刘刚早期的文章，他曾苦口婆心劝导王丹“要面对自己的良心去反思”，希望他“推翻所有的供词和交待”。王丹却淡然“说无此必要，他对他所讲过的一切都能负完全的责任。”（民运刊物《小参考》1999年5月30日）。 王丹以为全天下人对他交代的内容都不知情。这和当人们追究他20万美元民运款项到哪里去了，他回答“不需要自证”一样荒唐到不知耻的地步。王丹出狱后，炫耀他是中共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名，出书张扬自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首号政治犯”，以此证明他是八九运动的主导者。既然如此，为什麽在狱中把责任推得一乾二净，全都栽到王军涛头上呢？ 在广场上远没有王丹那麽“风云人物”的王军涛、陈子明都被判了13年，而王丹只判了4年。这和王丹的指控没有关系吗？ 这是由于今天中共要跟世界做生意，在压力下把王军涛给送到了美国。我们设想，这要是在反右、在文革时代，王丹对王军涛、陈子明，还有那500人中的某某某的指控，会带来什麽样的后果呢？而王丹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居然理直气壮地不反省。 更令人吃惊的是∶陈子明因患癌症今年初（2014）抵美治疗。王丹居然大言不惭地在脸书发声明，以“大哥”称陈子明，说“政府指控他们指使学生”！明明是他王丹把全部责任都栽赃到王军涛、陈子明身上的，他今天居然可以像没事人似地说“政府指控”，甚至还要用跟陈子明称兄道弟的口吻，说他们怎麽同时做牢，迷惑不知情的读者，抬自己的身价。陈子明在监狱最难的时候，王丹落井下石了。但在陈子明刚抵美被媒体聚光灯投射的瞬间，王丹竟还好意思“借光”闪亮一下自己。人居然是可以这样无耻的。 每个人都可能软弱、犯错（尤其是在特定环境下），但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则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对错误的狡辩、抵赖，比错误本身更十倍、百倍地不可原谅！因为那证明∶第一，他根本就连是非都不知道，不把错当错；第二，老子就这样，你能把我怎麽样！第三，更甚者，把凹变成凸，把道德瑕疵变成道德光芒。 这样一种品行的王丹，今天不仅还能心不颤抖地高调宣称自己是“六四偶像”，而且还要做海外民运发言人。是不是需要说道说道？ 第二，贪腐庸俗的公子哥儿？ 2003年8月11日，台湾《联合报》以这样的标题报导王丹∶《小资气氛上身，时尚王丹曝光！──逛街赶时髦，名牌一箩筐》。该文以歌颂赞美的笔调说，六四时的王丹很土气，“但如今的他，已动近视手术免去戴眼镜之苦，短发用慕丝抓立，身穿a/x上衣、八分裤，脚踏NEW BALANCE球鞋，脖子上有银色星状项，手腕上是银镯子。” 该报导接著这样描述王丹的富贵∶“如今王丹用的东西都叫得出名号∶在美国开的是CORONA房车，戴瑞士DES ARIOS手表，唱歌去好乐迪，喝咖啡去PEETS或STARBUCKS，在加州健身房健身，时尚信息来自《MEN’S JOURNAL》、《GQ》这些杂志。他笑称自己‘非常小资’。” 王丹自己还披露，“喜欢亚曼尼、FRENCH CONNECTION、BANANA REPUBLIC、DIESEL这些牌子，打扮得年轻。”“在美国平常晚上去跳舞就很敢穿了，也敢穿会露点的洞洞装。”他还对记者表示，如果不是顾及他妈扇他耳光，以及公众舆论，他会做“染发跟穿耳洞”这类事。他甚至嘲笑美国总统小布什，“穿得很烂。” 最近从王丹脸书看到，他经常炫耀在什麽馆子、什麽美景下吃喝（大概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要开始删帖了），常喝星巴克，还秀出家里的各种酒，当然还有水边景色优美的大房子等。 且不说，一个自称“六四偶像”的人，挂银项链，戴瑞士名表、银手镯、满身名牌，头发喷胶直立，这种让人想到成龙的吸毒儿子、薄熙来的薄瓜瓜之类纨绔子弟的令人恶心的庸俗，更重要的是，王丹哪来的钱享用那些奢华和名牌？他2008年才从哈佛毕业，2003年就可以满身名牌，又去歌厅，又去酒吧。而且，在2000年的夏天，王丹曾去巴黎，刚到就要找pub（酒吧），而且跟朋友炫耀，他已经去过200多次pub了。 请注意这个时间∶2000年夏，王丹刚出国两年（1998年4月抵美），已经去过200多次酒吧了！别说在2000年，即使在今天，又有几个民运人士去过酒吧、知道在酒吧喝一杯酒多少钱？除此之外，王丹还念不念书了？有几个在哈佛念书的外国学生有精力去酒吧作乐？现在他在国外16年多了，大概去过上千次酒吧了吧？ 在海外民运人士中，我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任何一个人像王丹这般有能力、有精力追逐时尚、吃喝玩乐。王丹创了什麽业？哪来这许多钱？ 已经人所共知的，是台湾国务机要费的20万美元，王丹说支援国内民运人士了。20万美元就是120万人民币。如果支援国内民运人士，一人一万，也得有120人，总不能一个人名也拿不出来吧？曾经手给国内民运人士转款的王有才说，2004年王丹提过有一笔应捐给国内的款项，但后来就再没有下文了。 不知王丹在穿名牌、泡酒吧的时候，想没想起过，或者听没听说过李旺阳┅┅ 曾在2001年参与由天安门一代设立的“中国青年人权奖”的唐柏桥指出，王丹是该基金会的负责人，但却是一笔烂帐。基金会成员曾要求王丹公布基金的开支情况，王丹却拒绝做任何交代，最终导致天安门一代的组织解散，基金会被王丹拿走。他可仍用这项名义对外活动、接受捐款，一副“奈我如何”的姿态。 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封从德最近也指出，他曾跟王丹等建立援助国内难属的“互助基金”，后来发现美台港三地的许多捐款都进了王丹的私人账号。王丹拒绝查账，而且不承认“互助基金”领导人的改选结果。封从德说，王丹怕的是他私设账号里的资金被外人知晓。 其实，上述这几笔账都还是“小钱”。大家都知道，资助个人的款项都是很有限的。对外募捐需要有组织、有基金会。大约在1996-1997年期间，我就得知由两个天安门学生领袖办的一个基金会，已捐到100万美元。而王丹在过去这些年来，则至少有过八个可募捐的民运组织的主席、社长等头衔。被媒体正式报导过的，除了那20万美元到他个人手里之外，王丹任社长的《北京之春》、任主席的《中国宪政协进会》等都前后得到美国和台湾政府的固定资助。 王丹目前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华人民主书院（网络）”每年都在台湾举办募款宴会。2012年那次，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前主席游锡�@等都应邀出席募款会，前总统李登辉还捐赠一幅墨宝来义卖（70万卖出）。该书院也在香港等地募款，在网上和王丹的个人脸书也呼吁个人捐款；而且王丹还曾对媒体表示，他的“募款机构遍布欧美港等地”。 如果认真追踪一下王丹这些年的活动，你会发现，他主要就是发声明、发宣言，扩大个人影响力，然后募款；募款的用途就是┅┅再发下次声明┅┅再走发宣言、发声明这个循环。在中港台三地的群众运动中，都有王丹的风头。在这次台湾太阳花学运中，台湾民众的捐款热情一度超过选总统，有多少到了王丹那里呢？ 为民主运动募捐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他的各种组织、基金会到底捐到多少钱？都用在了哪里？都干了些什麽事情？有多少变成了他身上的名牌行头？ 在所有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中，王丹是拥有最多头衔、掌控公款数额最高的公众人物之一。他自己曾出来辟谣，说有人指控他“资产上亿”（台币？）。不过除了他自己的说法，我没在任何其它地方见过，连谷歌里都搜不出来他“资产上亿”这回事。真不知王丹义正词严“辟”的是哪里的“谣”，总不至于是为炫富，自己造了一个谣吧？ 共产党做样子也要反贪腐。那麽以中国民运代表性人物姿态到处募捐的人，怎麽就可以一边穿名牌、戴首饰，一边理直气壮地拒绝一切查账？有民运人士跟我说，我们拿王丹一点办法也没有呵，国内人那麽难，可他王丹一点都不肯吐。他还有个利益共享的小团伙，都护局子。他现在的状况其实比共产党的官员还逍遥、还没人管——美港台，谁也管不著他，连“自家人”也不能查账，快成小毛泽东了。 第三，习惯撒谎？ 在被曝出陈水扁总统国务机要费20万美元给了王丹之后。王丹坚称，不知道这20万美元是陈水扁给的，并煞有介事地对媒体表示，“自己从来不过问资金来源。” 这可真是撒谎不眨眼了。事实是∶在一位深绿人士陪同下，王丹面见陈水扁总统，要求他支持中国民运。在他提出这个要求之后，陈水扁才从国务机要费里拨款给他。也就是说，是王丹的要求在先，给钱在后。王丹清清楚楚地知道这笔钱是来自哪里。面对质疑，王丹一贯的做法是∶先装憨，无法躲过去的时候就编谎言抵赖，连谎言也没法编的时候，就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装什麽也看不见。 在最近的“脑瘤”风波中，台湾人民曾认真地讨论应不应该同情他，移民署该不该破例让他返台等。但这些全都不在点子上。真正的问题是，王丹曾离境美国二、三十次，他清楚地知道，不持有效的旅行证件（对王丹来说是回美证），无论台湾怎样开绿灯，他都根本无法通过美国机场的安检，无法离开美国。但他却制造了一个台湾要不要让他破例入境的假议题，害得中华民国移民署、外交部、陆委会等三个部门为此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王丹等于欺骗耍弄了全台湾。但事后绝无一字道歉！ 头晕大概是脑瘤、在美国量个血压要1750美元、脑子扫描二、三万美元、人不在美国无法买奥巴马医疗保险、仅持绿卡就可以进出美国，等等，只是在这一次事件中，王丹就一路撒了许多谎。这些都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 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每个人都可能发生各种记忆错误（这是常见现象），或张冠李戴，或时间地点有误，也可能就过去的经历吹点牛皮，没人去指责追究这些。但王丹的一些事情，则超出了上述范围，明显是撒谎。 我没花力气调查，仅随手拈来。例如，据苏晓康的“王丹一代和薄瓜瓜一代”一文，王丹说，他5、6岁就贴过“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死的时候我笑了”、“12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审讯”。与此同时，他又说自己是“少先队中队委员、团支部书记、参加区团代会、参加团中央的恳谈会、1987年‘北京市市级优秀团干部’，以至校党委‘也向我交底，准备发展我入党。’” 毛泽东死的时候他7岁，难道王丹想说自己7岁的时候就是反毛英雄吗？就算是吧，可这个儿童反毛英雄，刚上小学又变成“少先队干部”了，12岁（小学毕业时）又因组党被公安审查，到中学就又成为差点入党的优秀团干部了，再后来呢，刚大学一年级，又变脸成为激进的跟政府作对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了（据多位当事人回忆，王丹在广场上是最激进者之一，他最早去绝食；出国后摇身一变成为“广场温和派”代表人物）。还用再多说吗？这类人，要麽是谎言家，要麽是投机分子，要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 苏晓康还引王丹的话说，他“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京大学”。对此说法，我严重质疑。为什麽？常识判断∶任何一个能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的，必定是一个既聪明，又勤奋好学的孩子。而那种勤奋好学到高中那个年龄，已经成为一种习性、一种自律，会长久地持续。或者说，那种人基本上会一生都保持勤奋好学、努力工作的状态。 而王丹呢，他大学一年级就因六四而停学，来美国三个月后没经过考试直接进哈佛念硕士博士了。作为一个英文不是母语、近30岁才来美国的人，一定得拼命刻苦读书，才有可能跟上课程，学到东西。但我们前面看到，王丹进哈佛没几年就著装打扮、追逐时尚品牌，晚上还去跳舞、泡酒吧，哪里看得出他有任何“好学生”的惯性？也许会有人说，那人家不是也把硕士、博士念下来了嘛。 没错，学位是拿到了。但王丹在哈佛的作业，基本上都是一位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国女性Nancy帮的忙。这就是为什麽，王丹（拿著台湾官方以给哈佛捐款方式资助他的十几万美金，根本不必打工）在哈佛念了10年书，虽然博士到手，也无法在英美找到教职。所以才到台湾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王丹自己也多次说过他是懒人。这话好像倒不假，45岁的中年男人，还像青春少年似地，每天5个小时泡在脸书上说些无聊的未成年语言，再加上泡酒吧、去星巴克喝咖啡、请学生吃饭，然后跑郊外到处逛逛（他自己炫耀的）等等，这哪里像个可以高考第一名的、有著良好读书用工习惯的人？ 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质疑他当年以“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京大学”一说。这事如果是真的，很容易找出当年的同学、老师证明（没人会因此下狱）。否则，就是弥天大谎又一个！ 我倾向他的“最高分”之说是谎言，还有一个根据∶王丹在哈佛的硕士论文竟是《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论来源与内容》！在美国拿到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有几万人，能找出第二个用毛这种讲话作论文的吗？毛的讲话有理论吗？这种题目的论文恐怕连亲共的留学生都没脸去作。王丹曾在脸书上说，在哈佛上学时得到东亚系的华裔教授李欧梵的关爱，“他和师母对我尤其关切，像对待家里人一样。”王丹曾在李教授家一起“喝红酒，听马勒，聊文学”。他的硕士论文题目都是和李欧梵一起商量定的，能过关，很难不让人感觉可能有李欧梵对王丹的特殊照顾。 王丹的博士论文是∶《一九五零年代台湾与中国大陆两岸国家暴力对比研究》。他在自传中说，他的博士资格口试，三个美国教授提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如果你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教中国史，你第一本要用的教材是什麽？为什麽？”王丹写道，哈佛东亚研究的开山鼻祖就是费正清，我抬出他老人家来，应该会获得认同。所以灵机一动，回答用费正清的《中国新史》，结果三个教授都满意。王丹说，接下来“是各种类似的问题”，然后他的考试就算通过了。看来美国教授们把对天安门受难者的同情心，都打包给了王丹。据王丹自述，他那个博士论文（经Nancy帮忙的）递交之后，都没有经过答辩就通过了。王丹的“博士”就拿到手了。 经这样一个过程从哈佛毕业的人，我不相信当年会是全校“高考第一名”。 但就这样拿到的博士学位，王丹却一点也不谦虚地高调在波士顿和纽约两地都举办了庆祝会 （Youtube上有视频），并对外发了新闻稿，所以很多华文媒体报导。在纽约一家酒店举办的庆祝会，报导说有近百人参加，很多民运人士轮流致词歌颂，还宣读了各种颂文贺电（明显是事先发出通知邀来的），甚至有人献诗、献歌。如此这般自我膨胀的架势，自中国有留美博士的胡适时代以来从没有过！ 我在想，任何一个人被那麽多人在同一时间当面那麽赞美，居然没有如坐针毡的感觉，也真挺是个本事的。他当时还不到40岁，让我想到追悼会。刘宾雁80岁时听那类话，都感觉有些不大好。 全美有数不清的中国留学生，拿到了真枪实弹的学位，或许会和亲朋好友聚会庆贺。但让一群“政治公众人物”来给自己歌工颂德一番？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只给我一种感觉∶王丹居然如此不自信，需要这种虚荣来给自己添光亮。 在王丹回忆录中，对他的博士口试的过程只用了两页篇幅（那麽容易到手的学位，可能实在没什麽好写的），而对上述那个博士学位庆祝会，却浓笔重墨，各种祝贺信等等，全文照抄。如此自恋，有时会对自己的真假都搞不清也就不奇怪了。 第四，人格分裂症？ 在“从王丹拒入美籍谈爱国主义”一文中，我已经谈了好几点王丹人格不统一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上网去查。这里再举几例∶ 2000年，王丹参加了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但典礼一结束，他就由龙应台陪同到一个私人场合跟马英九晤谈。马英九跟王丹说，他烧成灰也是国民党人，谈得很悲壮。当然，王丹刚抵达台湾的时候，则是由深绿的台联立法委员和其他长期从事台独运动的人士等陪同游台湾。 2002年，王丹去台湾，刚拜访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李应元，随后就去和国民党台北市长马英九会晤。再就是由深绿人士陪同见陈水扁要资助那一幕。然后回到美国，对有人指他“挺扁、有支持台独倾向”，王丹则马上跟媒体严正澄清，说有人“歪曲他‘挺扁’”，他从不支持台独。 前一段王丹还在脸书写道∶“一位中国大陆翻墙出来的同学问我∶你支持林飞帆，但是林飞帆支持台独，所以你支持台独对不对？我回答∶不是林飞帆喜欢的我就一定喜欢，他那件军绿色大衣，我就觉得还好。” 再前一段有人问他“你怎麽看钓鱼岛问题？”王丹回答，“我不会钓鱼呵”。 他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对如此严肃认真的问题，用嘻皮笑脸、玩世不恭的口吻耍弄，大概只有痞子政客才能做到。 我不反对和两边、三边的人都可以做朋友（虽然我对左派骂得最凶，但我有不少左派朋友、大一统的朋友、甚至还有亲共的朋友），因为观点是可以交流的、相互影响的，观点也是可以改变的。浆糊头脑也不可怕，用清晰思想的水龙头给他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地修正著自己往前走。但是—— 如果一个人多少年来一贯都是，前后左右，一转脸就变颜色——蓝绿红，需要哪种（哪种对自己有利）就往脸上涂哪种的话┅┅谁能看出他那张皮里面，到底是什麽东西呢？ 第五，虚荣的作秀狂？ 记得九十年代末在一本回忆六四的书里（因当时读了十多本，一时记不清到底在哪本里）读到，王丹就是喜欢作秀、追逐风头，开新闻发布会，如果没有外国记者参加，他就拒绝出席。 八九民运时的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说，“王丹那时就很会作秀，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被排挤掉了。不过他很会跟媒体打交道，这点很多人都搞不过他。” 封从德也曾写道∶“王丹爱作秀，八九年既已如此。事情是别人做的，宣言是别人写的，王丹大言不惭地站在记者面前归为己有，常常如此。因此便被学运组织边缘化，于是他不顾学运组织的一致反对，而发动所谓的‘个人绝食’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 爱作秀的人是有惯性的。过去这些年来，记不清多少次见王丹联这个名，发那个声明。就是没见过他们声明中宣称的什麽事情办成了。最典型的可谓“天下围城”了。 从去年（2013）年中开始，也是王丹为首，就在媒体非常高调地发“召集令”，说要搞“天下围城”纪念六四25周年。总发言人又是王丹。雷声喊得震天响，消息撒遍华文媒体。然后就以“纪念六四”名义，为所谓“天下围城”募款，王丹也在他的脸书贴出美国的募款帐号等。结果呢？结果什麽雨点都没有！最后“围城”围哪里去了？除了把王丹等人的名字“喂”给了媒体，任何实事儿也没干。募的款项又都到哪里去了呢？ 当王丹提出这个“天下围城”建议的时候，民运圈里就有人反对，认为这是根本做不到的，这麽高调地喊，太作秀了。但王丹坚持要做。清楚整个发起过程的王有才说，“‘天下围城’这样的秀都敢做，还有什麽不敢呢？” 难怪他们这次又满不在乎地弄了一次“为占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造假作秀行为。它的出笼过程我已经在“王丹联名信，作秀造诺奖”一文中写过。正是王丹等这类“联名专业户”一次又一次的作秀不做事，把海外民运弄成开玩笑，弄得没人当回事儿。 事实上，我在上文中保留的一点是，在那15个“为占中港人争取诺贝�@和平奖”的联名者中，约有一半人，都是在一个有利益分成的小团体里面。王丹每次联名总是会有那几个人。作秀，并不是他们的全部目的。通过作秀，通过媒体宣扬，把他们发扬光大成海外民运的代表，谋求背后的利益才是。 王丹参与“集体作秀”还不够，自己的“独角秀”也得持续不断地耍，以保持媒体曝光率和“偶像地位”。例如，今年五月的时候就有一堆媒体报导，说中共造谣，“真王丹早于六四事件时已经死亡，现居于台湾的王丹是假货。”当时我就对媒体报这种明显假消息的东西不以为然。当年中共正式以保外就医名义把王丹送出国，怎麽可能现在造这种儿童玩笑？ 后来在王丹“脑瘤事件”时，因《时报周刊》采访，我去扫了一下王丹脸书才知道，原来这条消息来源是王丹本人，他的根据是“网民爆料”。他还煞有介事地表示，共产党这次“太有创意了啦！共产党有进步。”且不说这“网民爆料”本身就令人质疑，就是真有，怎麽就是中共干的？如此低级的自抬身价也干得出来。 脑瘤事件就不去提它了。可以成为“王丹经典”了。不过扫这一眼他的脸书倒发现，原来他最大的兴趣是自我塑造偶像——在贴几句很浅的政治口号的同时，要用我吃什麽、喝什麽，穿什麽，干什麽之类的，来吸引注意力。正如有位女性读者在我的脸书留言说，王丹在脸书上“用18岁台湾少女口吻写些无聊琐事┅┅恶心得我┅┅”另一位男性读者说，“王丹无聊评论还是脸书上的那些东西┅┅有时候幼稚的让我读起来都脸红。18岁的他写这些东西没什麽，可是这几年他到底在干什麽┅┅”看来对王丹只有18岁还是有共识的。 王丹还时不时贴自己的照片，招呼大家说他长得帅，等不及的时候，就自己说。记得在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里读到，当年吾尔开希喜欢问记者，“香港女孩喜欢我吗？”“美国女孩子对我怎麽看？” 那是25年前，吾尔开希21岁。今天，王丹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成天学未成年少女说话，什麽什麽耶、什麽什麽喔，成天在网上PO自己的生活琐事、自恋的手机自拍照，时不时提醒、展示一下他长的帅，这就不是“显摆（show off）”了，而是三八。 以前在美国FoxNews看到过一个报导，有个叫Lady Gaga的歌星，在全球人气比被左派媒体吹到宇宙上的奥巴马还高。她是靠唱的好、跳的好吗？当然不是。她是靠脱、靠耍、靠奇装异服，靠鬼怪打扮。王丹好像也要以这个什麽 Gaga的方式做政治明星。 你别说全台湾了，就是全中国，全世界，能不能找出一个教授，每天花5个小时（王丹自己说的）在脸书上这麽无聊？那些“未成年”的举动和语言，能跟“教授”这个词联在一起吗？他是不是实在弄不出什麽学术成就，只有靠“作秀”、靠“自己造新闻”，靠Lady Gaga方式抬人气、自造偶像？ 忽然想起来，这可能也不尽然是三八。在脑瘤事件引来一堆批评之后，王丹把那期间的帖子全删了，唯独留下了说他“帅”的。我有点替台湾的小男孩粉丝们担心了。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无的放矢—— 据可靠消息来源，王丹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他的美国邻居就有反映，王丹和太多男孩子交往，如果不当接触未成年男孩的话，是会犯罪的，需要长辈管教管教。在台湾清华大学，人们也意识到他周围总有一堆年轻男孩。学校老师们还以为，王丹是因为安全原因，需要有一帮男孩子保护。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王丹到底是怎麽回事，并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私事，因为他是高调的、在政治领域活跃的公众人物。这就像马英九和金溥聪，大众完全有权利质疑他们的性倾向，因为他俩如果是情侣的话，就不仅是欺骗家人、欺骗社会，更完全有“以情谋私”的可能性。比如金溥聪到底凭什麽能力、什麽成就，在台湾一路得到那麽大的权力？ 王丹的问题，民运圈已经有人不客气地提出，他拒不回答六四战友对他涉嫌贪污多项民运捐款的指控，那麽海外民运有没有“包二奶”问题？不管那情人是男是女，性质一样。 看到我给自己这篇文章做广告，有人提供信息说，王丹推荐他最喜欢的三本书，一本是写男人的性欲∶《灵山》，一本是写女同性恋的情欲∶《蒙马特遗书》，一本是写帝王生活∶《我的帝王生涯》。“这种人在台湾教书？他教什麽？寻欢作乐当皇帝？” 呵——那倒是不至于。王丹还是相当有成就的。起码，他的写作成就超过韩寒。从1998年出国到现在16年，除了念完哈佛的博士，除了每天5个小时泡在脸书上跟孩子们撒娇、做pose，说自己长得帅，在什麽饭店吃，在什麽咖啡馆喝之外，除了泡几百、上千次酒吧之外，除了还得在大学教书之外，王丹还至少出版了27本书。将近每年一本半的速度。整个儿一个超人！ 仅仅是给自己树碑立传的，就有∶《王丹狱中回忆录》、《王丹狱中家书》、《王丹观点》、《王丹回忆录——从六四到流亡》、《我的青春岁月》、《我在哈佛的日子》、《理想主义的年代——我的政治轨迹》。而且，他在脸书的随手涂鸦都出书《王丹的脸书》┅┅ 天哪，他真把自己弄成“伟人”了！我还没见过第二个“民运伟人”（任何伟人），写了这麽多关于“我我我我”的历史，搬了这麽多“自己的名字”作为书的标题。“伟大的”希特勒差点儿征服了整个欧洲，也只不过写了一部《我的奋斗》吧！ 丘吉尔打赢了二战，是当代政治家里文笔最好、著作最丰厚的人物，一生写了40多本书，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和平奖），虽然也有几本写自己经历的书，但居然没有一本是以他自己（那震撼世界）的名字命名！ 可中国的伟大的王丹——是80岁？还是90了？还是打赢了第4次世界大战？ 看到王丹履历上那摞到天上去的一大堆“著作”，我却想到封从德做的“六四档案（64memo.com）”。封从德是低头做“挖地”的工作∶挖掘89.64在那片土地上流淌过的汗水、血水和泪水，寻找和记录人们曾经留下的脚印。而王丹则是在抬头追手里的风筝，看自己的形象能飘多高。 封从德说过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这些东西（64memo.com）一百年以后也能看。”二十多年来，他在认真、细致、默默地做著的，是整理八九民运的历史，是想著为百年以后的人负责。这种人哪有心思和精力去跟王丹这类人争风头。但王丹却（有胆）把自己比作天使，把人家比作魔鬼。多少有点反了天了。所以，哪怕仅仅是为打这种抱不平，我这篇文章也得写。 在我眼里，王丹那种追风者的“作为”，就是在抵消著那些默默耕耘者的努力。但最后在历史的里程碑上刻下的，是静静滴血的“六四档案”，而不是王丹脸书的打情骂俏、整景作秀、宣言声明，加上一堆一堆的—— 《王丹┅》、《王丹┅》、《王丹┅》、《王丹┅》、《王丹┅》、《王丹┅》┅┅ 当然，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天安门运动中，王丹做出了他的贡献，也付出了坐牢的代价。但是，由于他是在刚20岁的年纪，因突发事件而突爆大名，没经过足够的思想和人格成长准备；而来到海外之后，人们又基于对天安门屠杀的愤怒和对六四受难者的巨大同情，给了王丹近乎“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般的厚待。但因为缺乏应有的监督，甚至媒体有捧杀倾向，导致王丹越来越自我膨胀。坦率地说，在“卖友求饶、贪腐庸俗、习惯撒谎、人格分裂、虚荣作秀”这五个方面同时达到王丹水平的，迄今为止，我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如果大家都不吱声，任由他这麽代表海外民运一次再次地玩假作秀，最后损害的是无数人用生命和心血努力的民主事业。 2014年9月4日于美国 2015-10-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7👍 0💬 0吴征的“伪证”——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一
傍晚时分，当飞机降临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士上空时，从机窗俯瞰，这个有二百万人口（其中两万华人）、在美国历史上曾一度排名第六的大城市，闪烁著一片耀眼的灯光，像被上帝撒了一地金银，难怪新浪网的共同主席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他在这里“完成了资本积累的第一步”、赚到了“第一桶金”。 吴征1988年来美，1997年去香港，这期间除在加州和纽约短期居住外，有五年是在圣路易士渡过。在圣路易士期间，吴征获得了他简历中罗列的“五个学位”中的两个；在为“大都会保险公司”（Metlife）做推销员时，因误导和欺骗被当地中国留学生告上法庭；吴征还曾组织“亚裔共和党协会”，涉嫌向共和党议员非法政治捐款；後又被指在非盈利机构“美中总商会”工作时从事个人的盈利商业活动。 这位在当今中国最大门户网站任共同主席、并夸口要为中国文化庙宇做钢筋的吴征，在圣路易士期间到底怎麽弄到了他的“第一桶金”，这“第一桶金”到底有多少？他为什麽被中国学生学者告上法庭，向共和党非法政治献金是怎麽回事？带著这些问号，记者受多维新闻社委托一月下旬专程到圣路易士市进行了采访调查。 美国是个法制的国家，凡是被告到法庭的案子，都有完整的记录。1993年有31名中国留学生及家属联名投诉当时任“大都会保险公司”圣路易士市一家分公司销售经理的吴征卖保险时误导和欺诈。根据圣路易士市巡回法庭记录，其中23名正式起诉“大都会保险公司”和吴征，被告的代理律师是安．芭克莉（Ann E. Buckley）；中国留学生的代理律师是阿兰．金布雷尔（Alan G. Kimbrell），案件编号是932-9607。 原告代理律师金布雷尔对被告吴征做的“取证”（Deposition of Zheng Bruno Wu）是了解吴征的学历、经历和该案的一份重要法律文件。这份长达154页的英文取证是於1994年9月15日和19日两次在吴征的公司办公室进行的。按照美国的惯例，律师取证时，被取证者要进行具有法律意义的宣誓；如果说谎，就属於做伪证，而“伪证”在美国是一项很重的罪。当年克林顿总统之所以遭到参众两院表决弹劾（众议院通过），并不是由於他和莱文斯基的性关系，而是因为他在接受律师取证时做了“伪证”；该取证原文被登在各大报上，取证过程还被电视台全国播放。 但是在这份取证档中，吴征对自己学历经历的说法和後来他担任新浪网共同主席之後公布的简历学历，以及他妻子杨澜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对此的说法等，都有多处不一致的地方。 第一，在被问到学历情况时，吴征说他的第一个学位是从法国萨伏大学获得的，是“一个相当於一般大学教育的学位”（I have an equivalent of general college education degree, University of Savoie, France.）。但在今年1月10日《南方周末》发表的采访中，杨澜说，吴征“从法国语言与文学进修学院毕业，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拿到了学士文凭。” 第二，在被问到萨伏大学的专业时，吴征回答说他学的是“金融和法国文学”。 但在吴征後来列出的所有中文简历中，都是“毕业於萨伏大学法语系”；英文简历则是“获得法国文学高等研究文凭”，都没有提到曾在萨伏学过“金融”。从常理来说，很少有学生同时学金融和文学这两个相隔很远的专业。如果吴征打破常规，同时学了金融和文学，怎麽後来公开的简历中都“删掉了”他在其他学历中都很侧重的“金融”背景？ 第三，在被问到什麽时候去法国萨伏大学学习的，吴征回答说是“1984年”。但杨澜对《南方周末》说吴征“1986年就读於萨伏大学”。据和吴征“共属复旦七号楼的一个寝室和同一武术体育选修班”的同学潘天舒的文章，他和吴征都是1985年进入复旦的，“在1985至1986年与吴征在复旦外文系做过至少一年的同学”。而且杨澜也说吴征是在复旦学了一年之後去的法国。但吴征却对取证律师肯定地说他是“1984年去的法国”。吴征和杨澜到底谁在撒谎？一个中国人哪一年出国还有搞不清楚的？ 任何常理推断都可以得出，如果吴征1984年去了法国，他就不可能在1985年再被保送到复旦大学。那麽吴征是跟律师随口胡说他1984年去的法国吗？吴征是个精明人，他头脑从来都不糊涂，因为在这之前他告诉律师他1987年在法国得到了“一个相当於一般大学教育的学位”，而且是“用了三年时间”。那麽如果他在1986年才去法国，第二年就得到相当於大学教育的学位显然“太快”，而且也和“三年”的说法不吻合。於是吴征就断然跟律师说他1984年去了法国。至於宣誓吗？中国人举著手向上帝说的谎言多了，即使吴征这个“基督徒”做了一次伪证，又有谁在乎呢？ 所以，就吴征在法国所受教育这麽一个简单的经历，他就起码有三处涉嫌做伪证：第一，得到相当於大学教育的学位；第二，学了金融和文学；第三，去法国的时间。 除此之外，对於吴征怎样去的法国，美国《富比士》杂�以�2000年5月15日的报道中引述显然是吴征本人提供的资讯：“当法国总统密特朗1986年访问中国时，密特朗夫人帮助安排了吴征去法国学习。” 记者通过巴黎的朋友向法国萨伏大学查询，该校负责学生事务的Monique Clabier女士答覆说，她在该校工作多年，从没有听说有密特朗夫人安排中国学生吴征的事，如果有，她会知道，而且学生记录也会显示。萨伏大学在法国西南部，相当於中国的云南。那位熟悉法国情况的巴黎朋友说，如果密特朗夫人安排吴征到法国学习，应会安排在巴黎及附近的学校，不会安排到萨伏大学那样偏远的南方，而且那里有南方口音，不利学好标准的法语。 吴征在这个律师取证过程中一字未提到过他曾被密特朗夫人安排去法国一事。 在海外关於吴征的学历问题的讨论中，几次有人撰文指出吴征的学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商业成绩。这种观点的糊涂之处在於：第一，没有谁看重吴征的学历，人们追究的从来都不是他有没有学历，而是他是不是撒谎；第二，吴征为什麽那麽强调学历，恰恰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商业成绩。如果把吴征简历上的学历都删掉，他在海外的近十年就是一片空白，而靠这一片空白怎麽可能赢得国人的羡慕、崇拜，怎麽可能如此迅速地在国内“圈钱”成功，又怎麽可能成为中国三个著名学府北大、清华、上海大学的客座教授呢？ 关於吴征的学历，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吴征本人更重视，除了他那被人们议论了几个月的五个学历之外，在律师的取证材料中，他竟然还有一处关於学历的问题： 当律师问到吴征1988年抵达美国後做什麽时，吴征回答说，他在旧金山附近的圣荷西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读书一直到1990年初到圣路易士。记者看到这个说法之後，给圣荷西州立大学打去电话查询，该校学生记录办公室Lisa Beltrar小姐根本查不到吴征或Bruno Wu的记录。 後来记者看到吴征在说完圣荷西州立大学後又提了一句，说他读书的学校（缩写）是SJCC，但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缩写应为SJSU，而CC一般都是两年的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的缩写。因此记者再去查圣荷西那一带的社区学院，结果查到“圣荷西城市学院”（San Jose City College）缩写正好是SJCC。经向该校查询，学生记录办公室的Teresa Taiz小姐查到吴征於1988年秋季在该学院读过一个学期（4个月）。 一个社区学院，被说成是州立大学，而仅读一个学期，被说成是从1988年8月抵美到1990年1月到圣路易士这期间。 据吴征在取证材料中所说，他在1990年1月进入圣路易士市北部的教会学校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Culver-Stockton College），当年12月毕业获得“商业金融管理学士学位”。吴征在这份取证中还说，他在该校学习5个月之後，就开始参加“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培训项目，还去了美国南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参加培训等。 其实是，无论吴征的简历（1989年毕业於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还是他宣誓後对律师取证时说的1990年进入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说法都与事实不符。经过再次向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查询，该校学生记录办公室Marjorie Ellrson小姐证实，吴征是在1989年8月从圣荷西转学到该校，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入学，因为他转过来46个学时；该校不是学分制，而是学时制，学满124个学时就可毕业。吴征的确在1990年12月念满了学时，1991年5月得到学士学位。 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是一个目前只有800多学生的教会学校，学校本身是得到美国教育机构认可的，但是Marjorie Ellrson小姐证实，吴征获得的那个“商业金融管理专业”并不在被认证的专业之列。她坦率地说，这是因为师资、课程等都还没有达到要求的水准。所以，吴征的这个一年多获得的学士头衔里的商业金融专业也是有水份的。 吴征对自己学历的重视和找捷径获学位的能力的确是令人刮目的。在《北京青年报》去年12月3日的专访中，吴征说，“1991年~1992年，我在圣路易士华盛顿大学（当年排名全美私立学校第十名，也是中部最好的大学）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时，曾经加入美国最大的金融保险公司之一担任销售经理， 勤工俭学以支付昂贵的学费。” 这段话给人的感觉是，吴征是在大学攻读学位的课馀勤工俭学，“以支付昂贵的学费”。但据“取证”材料，吴征从那个教会学院一毕业，立即就在1991年1月成为“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正式雇员，年薪是31,200美元。他是在全职卖保险的工作之馀，晚间去读学位的。吴征的原直接上司、大都会保险公司当地分公司的经理克利姆波（Jim Klimpel）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而且吴征就读的大学，并不是华盛顿大学本身，而是华盛顿大学附属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实为一个“夜校部”，是一个不同於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本部的“非全日制晚间教育项目”（part time evening program）。而且它和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本部还有另外四个不同： 第一，它对国际学生入学没有托福和GRE等英语成绩要求，主要是为在职专业人士设计的课程；第二，它的学费比研究生本部要贵很多；第三，吴征简历中所说的“国际事务专业硕士学位”仅由这个夜校部颁发，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本部并不设这个学位；第四，它的教学人员，除了有部份华盛顿大学的师资，还有不少社会人士兼课。而且这个“夜校部”的校舍是华盛顿大学校园内一座建筑的半地库（一楼是东亚图书馆）。 一位从华盛顿大学获得经济硕士学位、现在圣路易士一家金融公司做分析员的华人不平地说：虽然这个夜校部颁发的学位是被华大及美国教育机构承认的，但就像吴征把“法国语言进修学院”置换成“萨伏大学本部”一样，把“夜校部”置换成“华大研究生院”，已成为一种误导公众的模式。吴征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对华大当年在美国大学中排在前十名记忆那麽清楚，怎麽就忘记了他自己读的夜校部和华大排名的光环无关呢？ 这就像如果北京大学办了一个为在职人员进修的夜校部，只要交钱就可以读，学位北大也承认。於是北大夜校部的毕业生就出去宣称“我是全国最好的北大毕业的。”你也可以这麽说，但谁都知道它就不真是那麽回事儿。 吴征从法国萨伏大学的“数月学成”，到在加州圣荷西城市学院注册了四个月，然後一年半拿到学士学位、再一年半在卖保险的晚间业馀拿到硕士学位、再一年多“获得”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再不必上课，靠七万九千字获得复旦博士。吴征寻找捷径、慧眼识“快”获得学历的能力是无人能否认的。吴征当然也从他获得学历的捷径中学到了迅速“积累资本”的诀窍。 在取证时，原告的律师金布雷尔曾提醒吴征说，“你知道，你宣过誓的”。这位经常参加圣路易士基督教会活动的美国公民信誓旦旦地说，“我宣誓，面对上帝，我说的除了真实，没有别的。”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2002-02-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奥巴马为什麽拿中国轮胎开刀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中国人多是很兴奋，不仅认为黑人终於政治上出头，而且觉得，民主党人做总统会更有助於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最近奥巴马决定，把美国进口的中国汽车轮胎，一下子增加35％的关税，使很多中国人傻了眼∶中国的网路上一片愤怒，中国政府也准备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要求仲裁，因原来美国对中国轮胎的关税才是4％，现在一下子升高近九倍！ 而且这个增税的时机也很敏感，因全球20国金融高峰会议，9月24日在美国宾州的匹兹堡举行，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将在这个会上和奥巴马会晤。在两国首脑高峰会谈之前两周，奥巴马做出这样的举动，更令很多中国人不解，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为国内政治玩“中国轮胎” 奥巴马的这个举动，被普遍认为是出於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第一，他要做政治回报。因为美国钢铁联合会等工会组织，在美国大选时，都是支持奥巴马的。奥巴马用增加中国产品的关税，来回报这些工会组织，因为他们一直这样要求，说增加中国产品关税，可以保护美国钢铁业等企业。 第二，奥巴马正强力推销医疗保险计划，但政府想包揽或控制医疗保险，遭到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几天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几十万人集会游行，抗议奥巴马搞社会主义和国有化。美国人强调要更多的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而不是政府干预和管制。几次民调，反对奥巴马政府干预医疗保险的美国人，都超过50％。而奥巴马的民众支持率，也从刚上台时的70％以上，首次跌破50％。面对这种局面，奥巴马想要通过大幅增加中国轮胎关税，来争取美国工会组织支援他的医疗保险计画。 这次全世界20国金融首脑高峰会议，不安排在首都华盛顿，也不安排在纽约等大城市，而是安排在匹兹堡，也透露出这种意图，因匹兹堡是美国钢铁联合会所在地，是工会的象徵。 ●《华尔街日报》连批奥巴马 但奥巴马对中国轮胎增加关税的决定，在美国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报纸《华尔街日报》连续两天就此发表社论，严厉批评奥巴马。 《华尔街日报》第一篇社论“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指出，奥巴马的这种决策，是损害全球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这种错误政策，对美国消费者，也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意味著美国市场的轮胎价格将会大幅增高。社论说，大幅增加关税，是个危险的游戏。 《华尔街日报》的第二篇社论标题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总统”，直指奥巴马的政策是延续历史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有害经济的贸易保护主义。这篇社论说，美国历史上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起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采取对进口产品大幅增加关税的政策，结果导致世界各国的贸易战争，严重损害了全球贸易市场，结果触发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大萧条的导火索是“关税” 对於奥巴马增加对中国产品关税，很多专家学者，都以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为例，批评奥巴马重蹈覆辙。前美国《商业周刊》采访主任威尔逊（Andrew Wilson）曾在题为“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五点探秘”文章指出，1929年10月的美国股市大崩盘（最後跌了82％），就和当年五月美国国会通过把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提高一倍的议案有直接关系，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严重受限。 当时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多达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徵收高额关税。1927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已达35%以上，是当时仅次於西班牙的世界第二高关税国；三十年代初，实际上美国物品的平均税率达到53.2%。 当时对美国要调高关税，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全球有24国发出抗议信函，美国有1028位经济学家连署表示反对，但均无效。美国的新税法刺激了其他国家跟进，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法国等国随即也竞相提高了各自关税，由此展开全球贸易大战。 ●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大战的结果是“多”败俱伤。1932年世界贸易总额降至只有1929年的三分之一。美国更是自尝恶果，高关税不仅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反而出口额大幅降低，从1929年的53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16亿美元；同期进口额也从46亿美元降至13亿美元。 因此，由於前车之鉴，後来美国无论哪个党执政，都坚持贸易开放政策，因为这是促进美国自身经济以及全球贸易的必由之路。在克林顿当总统时，虽然他是左翼民主党，但也支持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等美洲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支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推动经济全球化。在小布什总统时，由於他是右翼共和党，更强调自由贸易。虽然美国钢铁联合会等多种行业工会组织不断施加影响，试图让布什政府增加对中国的产品关税，但布什总统始终没有答应。 但今天奥巴马总统破坏了这个传统，打开了这个不祥之兆的潘朵拉盒子。据报导，受对中国轮胎增加关税的“鼓舞”，目前美国纺织工会正在研究对中国进口服装增加关税。美国其他的行业工会，像造纸业、水泥业、玩具、医药等等，也都跃跃欲试，要求对中国同类产品增加关税。 ●毫无保护作用的保护主义 潘朵拉的盒子打开後，“灾祸”就飞出来了。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要增加对碳合物产品的关税，并誓言一定这麽做。俄国也要增加多种进口产品关税，而自去年底，俄罗斯已推出28项上调进口关税的措施。中国则准备对美国部分汽车零件和鸡肉等提高关税。一场贸易大战，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所以《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奥巴马的这个举动，显示美国正在放弃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历届政府都坚持的自由贸易的立场，更是放弃对全球自由贸易的领导角色。 美国CNN电视则评论说，跟中国进行贸易战是个坏主意。连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这是毫无保护作用的保护主义，是纯粹的绥靖政治∶虽精心设计，但只是犬儒主义。 《华尔街日报》社论的结论，说出很多人的担忧和共识∶今天，尤其在全球经济处於萧条之际，更需要的是自由贸易，而不是贸易战争！ 2009年9月18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9-09-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金恒炜：「假中国人」打「真中国人」——声援曹长青
已逝的思想史学者钱新祖教授曾经与人斗口，那人骂他是「汉奸，钱新祖说「我是美国人，没有资格做『汉奸』，只有你才有资格。」钱教授墓木已拱。最近有统派团体「爱国同心会」成员到圆山饭店围殴从纽约来台参加群策会研讨会的曹长青，因为曹公开支持「台独」。像不像钱新祖「汉奸」故事的翻版 ？ 曹长青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但是「爱国同心会」成员却是「假中国人」，因为他们到中国去拿的是「台胞证」，没有中国人会认为「爱国同心会」成员是真正中 国人。所以，真的中国人支持「台湾独立」却遭到假的「中国人」殴打，就好像有「汉奸」资格的骂没有「汉奸」资格的人是「汉奸」。 到底要不要当中国人，这是各人选择，没有人可以强迫，属於基本人权之一。但是像「爱国 同心会」之流者，却要用暴力对付与他们政治选择与政治立场对反的人，尤其以「假中国人」身分看到「真中国人」与 他们不同道、与他们唱反调竟要帮「中国」去教训人，却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不是中国，是台湾，不知道真中国人鄙夷中国而弃之如敝屐的意义。 浅陋之人不足以语深。「爱国同心会」成员夜上圆山开打，诈骗曹长青下楼，劈头就说∶「明年总统换人了，就把你们全抓起来！」口气大不大？「统统抓起来」是当年权力在握的军头郝柏村名言，只是「爱国同心会」成员要等到明年「总统换人」才可以「心想事成」。可见明年一旦泛蓝胜出，台湾将回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爱国同心会」就当然担任起「疾风」的角色，以暴力攻击异议分子，台湾将倒退到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时代」去。 曹长青不畏恶势力，挺身与之相抗，令人佩服；支持正义、支持民主的台湾人只有用选票把企图「复辟」、「抓人」的外来政权彻底逐出政坛，让依附在此政权的「恶势力」无所附丽，这才是声援曹长青的不二法门。 明年3月大选日，我们欢迎曹长青访问新国家。 2003-11-06【台湾日报】 2003-11-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9👍 0💬 0唐骏造假为什麽海外先揭出
前微软中国区总裁唐骏假学历事件，成为网路热门新闻，也被官方媒体报导，连中央电视台也采访了当事人。但无论是这次唐骏的假博士被揭出，还是以前也曾在网路轰动的前新浪网共同主席吴征、杨澜夫妇学历经历造假事件，都是由海外先揭露出来的。中国有十多万新闻工作者，不仅群体大，更有其自身报刊等专业便利条件，但为什麽却是海外先打假？探讨这其中的四个原因，就可深入了解中国的新闻现状∶ 第一，中国新闻界没有支持、奖励调查性新闻（尤其是丑闻）的文化机制。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新闻界最重要的奖项，诸如“普利策奖”等，一般都奖给调查性报导，即挖掘丑闻。记者也因调查性新闻而成为“名记者”。像当年调查出尼克松总统违法乱纪的“水门事件”的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至今都被新闻同行尊敬。 优秀的媒体和记者，挖权力者和名人的丑闻，公布於众，由此起到新闻作为三权分立後的第四权的监督作用。西方的民主，实际上是建立在“三权”和“新闻监督”这“四权鼎立”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为谎言世界写“欣”闻 而中国的新闻，至今仍由政府控制，记者是从政府领取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这种制度本身，无法构成监督，因为都是“自家人”；在逻辑上，不可能鼓励“政府工作人员”来监督“政府”本身。这种国有（不是私营）的新闻性质，自然导致“报喜不报忧”、多歌颂少批评的新闻惯性；中国的媒体当然就不会热心打假；而会“为甘心活在谎言报导的人写‘欣’闻” 。 第二，中国的制度不仅不奖赏挖丑闻的记者，反而会惩罚他们。有些记者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或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人们也时常看到记者因采访而遭殴打，甚至官商勾结，官方出面迫害记者的消息。最近，中国《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就因调查报导一家股份公司的内线交易内幕，而遭事发当地的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经济观察报》就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网上群情愤怒，其他大媒体也呼应声援。看到事情闹大，公安部才下指示，责令当地公安局取消对这个记者的“通缉令”。 仇子明还算幸运的。对於社会上一般不法行为，记者深入去挖，还会遭到被揭露者雇用黑社会打击报复。两年前，《中国贸易报》驻山西大同记者站专题部主任兰成长，在去采访不法黑煤矿时，当场被矿主等用镐活活打死。验尸医生说，从没看过打这麽惨的，兰的两条胳膊被打断，一条腿被非常专业地垫在板凳上砸断，头颅被刨出五个洞。 中国记者“向腐败投降” 第三，很多记者也是丑闻的一部分，活在腐中不知腐，当然不会打假。记者写有偿新闻，即你给钱，就给你写歌颂、吹捧性报导，在中国很普遍。至於用版面换钱，或拍广告宣传的所谓“电视新闻”（钱交易），更是司空见惯。例如上述被黑矿主打死的《中国贸易报》专题部主任，去煤矿调查采访时，就对同事说，“只要找到老板，亮亮证（记者证），对方至少得给1000块钱。”那个黑矿主被抓获後说，他的矿两天来了几拨记者，都是勒索要钱，他给出一万六。当地的政法委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来到当地采访的全国各地记者，几乎十个就有九个半接受红包与好处费。”这位官员有点不平地说，“如果收红包与接受好处费也是受贿的话，记者并不比官员乾净多少，可他们凭什麽头上顶著花环，耀武扬威？” 《纽约时报》记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在2007年初对中国新闻腐败写的一篇专题报导说，在中国，“许多记者承认这种腐败，特别是一些记者跟想避免负面报导的目标人物索要金钱。”该报导引述中国《南方都市报》记者张平的话说，“许多记者对自己作为记者并不感到光荣，以正常的管道他们得不到酬劳，并发现在中国只有撒谎才能带来收入。”另一位更知道内情的记者刘吉说，在一起成功瞒报的煤矿火灾中，某中央级媒体记者拿走了13万元。“去年北京来了两个记者，在煤检站拍几个镜头，拿著30万元走了，都是现金。” 《纽约时报》的报导感叹，中国记者“居然向腐败投降”。当记者自己也造假，也腐败，他们怎麽可能还对唐骏、吴征、杨澜们的造假有警觉、有反感，甚至去调查挖掘？中国没有三权分立，应成为“第四权”的新闻，不仅被政府控制，又相当腐败，这“四个支柱”全都没有，中国当然就会是一党专制。 到处是强奸犯，顾不上性骚扰 第四，强奸犯比比皆是，人们当然就顾不上性骚扰。在当今中国，重大造假事件都比比皆是，人们在比较心理上，像假文凭这种小case，似乎就不值一谈（报）。例如像婴儿牛奶造假的“毒奶粉事件”，导致中国近三十万婴幼儿受害。还有像四川地震时暴露出来的偷工减料的学校豆腐渣工程，导致上万名学生丧生。这些“大假”都打不过来呢。更不要说那些假烟、假酒、假药、假油条、假鸡蛋、假水果、假食品、假报纸、假人民币，甚至假人（冒充高干子弟或名人私生子等）等，泛滥成灾，随处可见。在这种假气冲天，道德沦丧的大环境中，很多中国人的道德义愤和反应，也就久而久之而麻木，丧失了敏感，再加上作为个人的无力感，最後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所以有些中国人谈到唐骏、吴征、杨澜们的造假，觉得那没什麽大不了，在中国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足为奇。而唐骏本人也可能感觉冤呢，那麽多大假，不仅畅通无阻，还获得更大成功，怎麽专拿他说事？例如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被钦定为皇储的习近平，他的“法学博士”学位就是假的，怎麽中国媒体就不报导挖掘？当然，官媒不可能揭露，因为领取政府工资的记者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怎麽能、又怎麽敢揭露政府的二把手呢？如果做了，说不定也会被“全国通缉”呢。 在这种中国现状下，难怪揭露名人造假的报导，几乎都是海外先做起。面对拥有几十万记者的中国，面对中国最大的诚信危机，却靠海外的几个“个体户”先著手，实为那个国家国民的悲哀——在各种骗局中活著。 2010年8月10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10-08-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高税收摧毁美国
奥巴马的理念是社会主义，这种理念导致了大政府、高预算、高税收的政策。大政府、高预算，钱从哪里来？一是举债，美国现已债台高筑，平均每个美国人要均摊五万美元。二是增税。美国已税赋沉重到快成“万税”之国；税率越来越高，政府规模越来越大。现在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的花销总和，已跨过三万亿美元大关。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已超过了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奥巴马政府的一年花销，相当美国从制定宪法的1781年到二十世纪始的1900年这119年的总和！ 奥巴马执政四年，美国政府年度开支已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4%，按此比例，加上奥巴马连任头一年，这五年期间美国政府的总花销，据专家估算，将超过美国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开销总和！ 美国人三分之一生命时间被剥夺 在二十世纪始的1900年，美国平均每家要缴的税是1900美元（换算成二千年的价值）；到了1950年，平均每家税款增至11000美元；到了1999年则升到三万美元。比一百年前增加15倍以上。 在1900年，美国人从元旦后开始工作到1月20日挣到的钱，就可以够缴全年的税。也就是工作20天，就可交365天的税。这个可付掉全年税的工作日，被美国人称为“税赋自由日”（Tax Freedom Day），即税款全挣出，无后顾之忧，经济自由了。 可到了1950年，这个“税赋自由日”被推迟到3月29日，即从原来要工作20天能挣够全年税收，变成了需要90天！ 到了1993年，也就是左翼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掌权之后，这个日子被延迟到4月21日，增到111天。 到了二千年的时候，也就是克林顿和戈尔掌权的最后一年，这个日期被推迟到5月1日。即美国人要工作120天，才能挣够缴纳全年的税款。从1900年的20天，到2000年的120天，一百年间，美国人为缴税而必须工作的时间增加了整整100天！ 一年的三分之一时间（120天）美国人都是为缴税而工作。政府等于用强行征税（不缴税要被罚，甚至坐牢）的方式剥夺了美国人三分之一的生命时间！ 45部小说长的美国税法 美国的税名目繁多∶联邦所得税，社会安全税，医疗税，企业税，联邦航空飞机税，汽油税，香烟税，酒税，各类的销售税；另外还有州一级和地方城市的税，包括购物税，财产税，旅馆税，水税，电税，电话税，等等等等。即使人死了，也得交“死亡税”，即遗产税。而且数额庞大（最高时曾达55%，现降至35%），如果后人交不起，政府就会没收遗产。先人如留下100万美元的房子，你如果缴不起昂贵的遗产税，房子就得被政府拿走（完全是强盗！）政府等于双重收税，因为这个人活著的时候，都已经缴付了各种税，死了，还得再被政府剥一层皮才能进棺材。 美国的税务规定，说是汗牛充栋绝不为过。只从1955到2000年，美国的联邦税法（code）条款增加了831%，从74万字增至693万字。45年间，增加9点5倍。 现在美国的长篇小说，多在10-15万（英文）字左右。而美国联邦税法的长度，相当45到70部小说。即使以一周看两部的速度连续不停地阅读，也要花上近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而这种繁琐乏味的税法，可不像小说那麽容易读。 统计显示，美国人每年花在填税表的时间是58亿小时，等于三亿美国人平均每人花19个小时。美国人每年花在报税上的金钱是1940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台湾的外汇存底全球第四，才是4018亿美元（截至2013年3月）。 收入九成被政府抢走 1929年时，美国最高个人税率是24%，可是罗斯福上台后推行社会主义“新政”，把个人税率增至79%，后又增到91%！企业税则增至90%。 企业的利润绝大部分被政府征收，无法扩大再生产，自然无法招工，失业率居高不降；个人的收入被政府抢走，没有大众消费，自然不能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大众消费现已占GDP的67%）。如果没有二战爆发，美国的经济仍会在衰退之中。这从几个数据就可看出∶罗斯福（1931）上台时，美国失业率是15.9%，到1939年（他执政八年后）美国失业率是17.2%，不降反升。1939年的美国人均GDP还少于1929年。 直到罗斯福去世第二年，新政式微，美国国会才通过减税法案，把个人最高税率从91％减至86.45％；企业税则从90%大幅减至38%。 到了肯尼迪执政时，这位左翼总统也认识到，如不减税，美国的经济无法真正好转，所以把个人最高税率减到70%。 到了里根总统时，美国出现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减税，个人最高税率一次被砍去42个百分点，从70%减至28%。 减税促成美国最长繁荣期 减税促进了经济增长∶在肯尼迪减税后，从1961到1968年，美国经济平均年度增长5%，税收从940亿美元增至1530亿美元，增幅62%。 里根总统大幅减税后，效果更为明显∶连续七年，美国经济平均增幅4%；通货膨胀大幅下降；利率削减了一半；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增长240%；整个八十年代，联邦政府财政收入接近翻番；国家税收增加了99.4%。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连续110个月的扩张，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经济繁荣期。 在奥巴马政府要逆减税的历史潮流而增税的今天，世界上已有27个国家，不仅拒绝增税，反而取消了复杂的累进税制（即分成几个等级的缴税制度），而是改成了单一税率（Flat Rate Tax），即税率只有一个等级。先是立陶宛三国，从香港的单一税率（16%）得到灵感，而废除了原来的美国式累进税制，接著俄国受到启发而跟进，也实行了单一税率（13%，当时全球第二低，排在爱尔兰的12.5%之后）。 值得关注的现像是，全球14个最早实行单一税率的国家，有10个是原东欧共产国家。显然是由于他们有过社会主义的灾难经验，深知高税收、均贫富的恶果，才毅然走向更接近资本主义的道路，实行单一税率。但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应该是英国撒切尔夫人曾推崇的人头税，也就是无论收入高低，每人都缴同样的税收。如果缴不起税，或不想缴税，没关系；但对不起，你不能有投票权。道理很简单，你不出钱养政府，怎麽有资格选择谁来做政府官员呢? 一个人不缴税，能得到政府同样的保护，已经应该感激了。这是一个很简单，却被左派们认为是极端“政治不正确”的政策。事实上，人头税才是最公平的制度、最道德制度；才能鼓励穷人努力工作，不仅为了过上真正富裕的生活、更为了赢得自己做人的尊严。 全球27国实行单一税率 目前这27个单一税率的国家，税率最低的是脱离塞尔维亚而独立的黑山共和国（9%），第二低的是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哈萨克斯坦、马其顿、东帝汶、蒙古等11国，都是10%。单一税率的大国是俄罗斯，所以更有意义和借鉴性∶ 俄国原来也是累计税制，有三个等级∶12%、20%、30%。2001年俄国实施单一税率13%。结果税收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俄罗斯风险分析中心公司副总裁梅德•皮库尔（Dmitry Pikul）2011年接受中国《东方早报》采访时说，俄国实行单一税率后，第二年国家税收实际增长25%，第三年增加20% 。他认为主要是两点∶第一，逃税的公司数目变少了；第二，税基开始变宽（也就是缴税的人多了）。 美国也有总统候选人提出单一税率，像曾两次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福布斯》杂志创办人福布斯（Steve Forbes）就提出美国应实行17%的单一税率。上次共和党总统初选时，黑人参选人凯恩（Herman Cain）也提出999的大幅减税计划，还有德州州长培瑞也提出单一税率。 但在奥巴马领导的阔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国，别说实行单一税率，连延续布什政府的减（一点点）税的政策都难以保持。这种违背美国宪法精神，逆美国历史潮流和世界趋势的做法，必然使美国继续滑向大政府、高税收的灾难之路，更加剥夺人的权利（私有财产）和自由。哈耶克早就预言，这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原载《看》杂志2013年4月号 2014-01-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5👍 0💬 0专访曹长青∶挡不住连宋，就更挡不住共产党
（【台湾日报】记者邹丽泳台北专访）「宋胡会」达成「两岸一中」等六项共识，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以「两岸一中」诠释「九二共识」，正在台湾访问的中国旅美政治评论家曹长青指出，从连胡会、宋胡会来看，中国对台湾短、中、长期目标已布局完成，长期目标是用「一个中国」吃掉台湾；中程目标是利用连宋分化台湾，中国共产党完成对国亲的整合，帮助泛蓝取得2008年总统选举、夺回政权，蓝军政治人物当上总统後，中国等於间接掌握台湾；他强调，在台湾现已经不是「蓝绿之争」、而是「红绿对抗」，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台湾的国亲两党对抗泛绿的民进党及台联，红、绿战争已经开打。 对中国共产党思维、作法十分了解的曹长青说，从「宋胡会」共识，可看出中共的短期目标是逼陈总统上谈判桌，诱骗陈总统到中国进行「扁胡会」，胡锦涛先前说「不管什麽人、什麽党，只要反台独、承认两岸一中(即一中)」就可以谈，中共明显企图用「一个中国」框住扁。 若胡锦涛展现灵活以「一中各表」为诱饵、答应陈总统以中华民国总统身分、可拿中华民国国旗到中国访问，扁去或不去？曹长青强调，陈总统「绝对不可以上当」，因为不论拿什麽旗帜（中华民国国旗「，扁只要踏到北京的土地，就等於举白旗了，中华民国主权就被消灭了，因为，在共产党党机器强大宣传下，纵使扁是以「中华民国总统」」（Republic of China）身分踏上北京，只要一出现China，国际及中国就认定「两岸承认China」，这个China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世界的都认为中华民国不存在了，台湾的主权就这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这也就是为什麽前总统李登辉如此忧心到睡不著觉，李前总统坚持两岸谈判必须第三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原因，因为他深怕阿扁被骗到北京出席「扁胡会」，这样台湾就完了，中华民国元首就变成特首，他语重心长劝戒民进党要小心中国共产党诡计，绝不要以为中国会承认「二个中国」那样就上当了。 曹长青强调，连宋向胡锦涛朝贡，已成为胡锦涛及共产党的马前卒，如果，台湾人民今天不能挡住连宋，未来怎麽能抗拒得了共产党？台湾或中华民国目前在危急存亡时刻，人民应该认清连宋背後所代表的红色共产党势力，绝不能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入侵台湾。 宋楚瑜挟著「扁宋会」十点共识并为扁传口信，「宋胡会」共识的「两岸一中」是亲民党主张？抑或陈总统默许？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柯建铭日前说，两岸和解是大势所趋、谁也不反对等，曹长青认为，若「扁胡会」会晤基础是以「两岸一中」体现「九二共识」为底线或基础，民进党政府绝不能接受。 曹长青忧心强调，台湾现在面临很大危机，两岸和解若是要把台湾的「冻蒜」（台语当选）变成「清算」，怎能算和解呢？他实在看不出共产党对台湾有哪些善意？共产党相当狡诈，胡锦涛不对连宋实质让步，主要是要把大礼留给陈总统，要扁上谈判桌，中共释出只要承认一中原则，同意一中各表、各表一中就可以去北京，但这些都只是诱扁上饵的权宜之计。 他说，张学良当年首次离开台湾到美国时，中共使馆人员一直劝说张学良回中国大陆看看，并开出许多好条件，但张学良就是不回去。曹长青表示，当时，他和一些东北老乡在纽约看望张学良，并探讨为什麽不能回去。张学良所以至死都没有回去，因为他很清楚，如果回去，共产党控制的报纸、电视、广播等所有宣传机器一开动，不管他说什麽，都变成了中共的傀儡和统战工具，而连宋访中的待遇就是人家的统战棋子，任人摆布。 （原载 【台湾日报】2005-05-14，原题「红绿战争已开打，台湾已非蓝绿之争，连宋成胡锦涛马前卒竭力诱骗扁访中） 2005-05-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美式拳”遇上了“中国太极” ——北京“新型大国关系”之说评析（2）
何清涟 习奥峰会之后，列在“成果单”上的只有北韩去核与气候暖化，后者过分虚化，只能算是凑数，否则全世界拉长了脖子等着看的峰会成果单就太不好看了。其余话题均是各说各话。中方侧重报道的内容大而空洞，美方的言辞较谨慎具体。积多年来关注中美两国关系之经验，我认为这次峰会与其说增强了双方互信，不如说暴露了双方分歧远远大于合作的可能。至于美国，算是见识了中国的“太极云手”与“指鹿为马”工夫。 \中国“太极云手”混淆了什么？\ 鉴于美国政府与公司等各类网站近几年来受到中国黑客的频频攻击，美方原来以为准备好的网络黑客证据算是一记重拳出击，结果遇上了中方的“太极云手”，化解于无形。 美国方面从前年开始，就发现美国公司、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等所受到的网络攻击来自中国，也有一些详细的报告书，其中最有名的是今年2月19日美国电脑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 发布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公共部门、卫星和通讯、科研、能源、交通等部门，不少技术资料被窃取。美方对此很恼火，希望通过这次“私人会谈”商讨解决“网络安全”。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透露，奥巴马对习近平清楚表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这种对美国财产直接盗窃的情况仍继续，这将成为经济关系中非常困难的问题，将制约两国关系潜力的全面发挥。”为此，奥巴马向习近平陈述了网络盗窃的细节，指出这个问题 “现在处于两国关系的中心；不是一个附属议题。” 在白宫看来，证据俱在，中国应该无可逃遁，但习近平一记太极云手，化解了这一记美国重拳。习近平如何回答奥巴马外界不得而知，但习对记者的公开说法是：媒体的报道“可能给人一种感觉，对网络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或是网络安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重申，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 中美双方就此的问答要点是：美国指责中国军方情报部门的网络间谍活动，而中国从未提出过任何美国政府机构针对中国的黑客活动。这记“太极云手”的故意混淆中国黑客是政府行为和美国的非政府黑客活动给中国造成的威胁。这就好比：张家的成年人从李家撬锁偷了东西，张家家长回答说，李家小孩曾摘过张家园子里两片树叶，所以李家没资格批评张家。 中美之间的网络战是一项全新课题。正如《网络战》作者克拉克指出的那样，“这项协商对话过程可能冗长、困难，如同上世纪的解除核武器公约案例一般。因为各国很难分辨这些攻击是来自官方黑客或游击散户黑客。其次，要分辨出黑客行动是具敌意的攻击或只是散户随性所发动的攻击，从而才能追讨责任，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在签署条约后，双方几乎不可能查证对方是否真正遵守承诺。” 美国方面在指责中国的时候，应该反省美国高科技公司当年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放弃了技术保护。美国是当之无愧的“网络之父”，当所有高科技公司盯住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之时，他们为中国送去了最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国为此很骄傲地宣称，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科技进步与世界同步。当美国身受中国黑客之害时，虽然可能意识到这是本国公司为了商业利益在中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故事，但仍然无法避免一些美国军火商为了向中国解禁一些军事技术而不断进行的游说。正如一位中国企业家游说小组成员宫某所言：美国制度其实有许多给外人钻空子的缝隙，他指的就是这种游说制度。 \指鹿为马：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 此次峰会，习近平除了在网络黑客问题上玩了一记“太极云手”之外，还展露了一手“指鹿为马”工夫，称“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他的原话如下：“我明确告诉奥巴马总统，……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习近平完全忽略了“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三大根本区别： 一、“美国梦”是以美国社会政治制度为依托的。这一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宪政制度，为不同出身、不同阶层、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都提供了起点公正的竞争机会。政治世家出身子弟要从政，虽然有家世便利，但也得从基层竞选，逐级开始。绝对不象中国今天这种阻绝了上升通道的身份型社会，由红二代、官二代与富二代瓜分各种机会，剥夺了平民子弟的上升机会。 二、“美国梦”是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的。美国人民除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之外，还可以自由迁居、自由择业。中国人至今不知言论自由为何物，集会结社更是常被指为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自由迁居的权利至今还受户口限制。 三、美国梦不是政治口号，而是美国人民对本国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个人自由这点有充分信任的一种自觉概括。而“中国梦”只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提出的政治口号，承载的并非人民的理想，而是执政者的愿望。 我曾在“两种制度的理想：中国梦与美国梦”一文中详细述及两种梦想的不同，此处不赘。 \“中美互信”是缘木求鱼\ 习近平所展示的中国太极“力道转移”之技，以及政治宣传的“指鹿为马”工夫，奥巴马这次算是见识了ABC。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目前的文明世界并未找到合适的对应之道。这当然也并非本届美国政府面临的特殊困境，自克林顿总统开创“人权外交”始，美国就一直在尝试寻找与中国打交道的更好途径，但北京很聪明地利用了美国商界与学界的“拥抱熊猫派”，一直让中美关系按照中国的愿望发展。 在网络时代与全球化的今天，相对于戒备森严的极权体制来说，自由世界在防守上处于弱势，到处都是可资利用的“LEAK”。比如，在中美关系上，北京对美国的全部“敌意”，其实主要来源于对民主制度的恐惧与痛恨。但它在坚决拒绝美国对人权、政治的任何评断的同时，并不拒绝形式上的握手。北京利用商界求利的本性，不断利用这些利益集团游说美国政府放松管制，出让各种技术；美国政府在维持经济来往的同时，一直希望用自身价值观影响中国当局，尽管收效甚微却始终相信有“涓滴效应”，对于来自商界与前政客的游说始终打开大门。 中美两国都声称要建立互信关系，媒体言论也表达了这种希望。但中国自2005年以来就在严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对其实施“和平演变”策略，这样两个国家之想间建立“互信”，无异于缘木求鱼。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6月1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us-china-part2-20130611/1679388.html；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6/us-china-relations-part2/）
何清涟2025-11-09 01:03👍 0💬 0举世关注金砖效应，究竟能砸多大坑？
何清涟 从金砖这个概念被成功转化为国际政治概念并实践之后，BRICKS的首脑峰会已经开了十五届，但从来没有一届象刚落幕的第15届BRICS峰会这样举世瞩目。几乎所有数得上来的媒体都有评论，或贬或赞，但所有的担忧或期待集中在两个关键点上：是否会形成一个反西方阵营，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对美元究竟形成多大的挑战？ 美国表现淡定欧盟忧心 尽管有超过 40 个国家表示有兴趣正式或非正式地加入金砖国家，但中、俄、印度在新国家加入条件方面看法不同，因此，本届峰会最后只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六国加盟。新“入群”的这6国中，伊朗与沙特的加入尤其受到关注。一个被美国“极限施压”，一个与美国“渐行渐远”，这两国5个月前刚在北京实现了“世纪和解”，是因为响应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北京一直当作自身巨大的外交成就，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体现。 白宫努力试图缓和气氛，没有高调谴责这是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正面挑战，刻意淡化伊朗、沙特等六国加入金砖国家的影响。白宫表示，每个国家都有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华盛顿更愿意关注两周后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届G20峰会。届时五个金砖国家以及BRICKS准成员阿根廷和沙特都会出席。白宫期望，在G20会议上，西方国家希望获得“积极的成果”，以证明G20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的作用。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表达则直接得多，金砖国家并非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因为它们的利益存在较大差距。言下之意是这个松散联盟不可能捏沙成团，形成对美国（包括西方）的威胁。更何况，美国也有的是办法对付沙特，让其不要跳得太高，据彭博社8月25日报道，沙特阿美公司成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联合国人权调查的目标。 德国之声于8月26日发表《金砖新成员“入圈” 西方真的淡定吗》，指出欧盟的焦虑。该文称，在面对可能的新权力中心金砖国家时，西方国家几乎有意表现出低调的姿态。不过也有欧洲政治人物担忧地表示，金砖国家之前就并不和西方站在一起，现在则转向了与西方对抗。该文指出，其中不乏出现许多政府暗地里的想法。尽管南非还强调，将金砖国家视为反西方平台是完全错误的，但挪威媒体《晚邮报》（Aftenposten）的一篇评论说，金砖国家已成为“一个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威权和反动领袖的全球俱乐部”。文中还举了数个例子，说明欧洲担心这个对抗西方的“独裁者俱乐部”。 美国是西方的领导者，当然不能张皇失智，表现淡定符合身份。欧盟需要托庇于美国，拥 有丰富能源的中东是“欧洲的灯”，有德国在俄乌战争后“去工业化”的经验在前，自然忧心忡忡。 核心问题：美元霸权是否受到威胁？ 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对手，都看到一点：美元霸权受到威胁。但在受到多大威胁上却见仁见智。 在金砖五国当中，巴西对挑战美元霸权呼声最高，态度也最明确。鉴于这次会议有71国参加，“主席团”在货币问题上采取了最大公约数的办法，主要讨论发展本币贸易往来以及扩大新开发银行（NDB）成员规模，以减少BRICKS对美元的依赖；但不讨论取代美元和采用单一货币的计划。熟悉货币学的人都知道，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一操作弹性非常大，可窄可宽。这说明，BRICKS的“主席团”认识到一点：在现阶段成员国经济差异仍然很大的情况下，巴西寻求建立共同货币的呼吁并不现实。但在一个正在两极化的世界，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持谨慎态度，这对BRICKS挑战美元霸权是个机会。 美元霸权必受影响，但过程漫长 美元霸权有两个指标：一是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二是美元在世界各国用于储备货币的比例。用这两组数字衡量，就知道美元究竟受了多大影响。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于8月23日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2023年7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保持全球第五大最活跃货币的位置，占比升至3.06%，为连续第六个月上升。中国方面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人民币有纪录以来第二次在全球支付占比中超过3%，2022年1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占比曾达到了3.2%，但并不稳定，多月都在3%以下。从外贸企业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将有助于出口企业规避外汇汇兑风险和损失。 A screenshot of a graph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日经新闻曾于7月25日发表评论，认为与中国占全球GDP之比相较，人民币结算的全球份额仍然很小，只是与5年前的1.81%相比有所上升，存在感逐渐提高。但该评论却注意到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更大的成绩：在中国双边结算中人民币占比首超美元。详情如下：在以中国为交易方的双边结算领域，中国人民币的使用正在扩大。根据企业和机构投资者等的结算货币统计，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在2023年4至6月为49%，首次超过了同期美元占比46.46%，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中俄交易增加影响较大。其驱动力就是以中国经济实力为背景的双边结算。 衡量美元霸权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其在世界储备货币中的占比。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数据显示，巅峰时期的美元在全球外储中的占比高达72%（2001年），但是自从欧元诞生以后，美元的占比逐年下降。IMF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降至59.02%，20多年里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欧元占比达19.77%，依然是全球第二大外储货币; 人民币资产占比升至2.43%，仍居第五位。 美国高度关注美元的国际地位 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主导地位，为美国带来了两大显而易见的好处。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Colin Weiss的观点，持有美元储备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偏好：一种是政治上的，出于美国的盟友身份或认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以持有美元储备的方式换取安全保证；另一种是经济上的，基于美国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主导性以及美元的锚货币地位，以持有美元储备的方式换取经济利益。 这些经济利益细说有三大类：1、美国可以凭借独特的货币储备地位以低成本向全球借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末，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元纸币超过9500亿美元，约占未偿美元纸币总额的一半；2、可以通过运行经常项目逆差获得自动保险；3、可以依靠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对其他经济体采取金融制裁。 这就是美元地位下降虽然缓慢，但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非西方阵营就会觉得美元霸权正在严重削弱的原因所在。与此同时，西方包括IMF在内的各种担忧就会出现，毕竟水滴石穿，20多年内下降13个百分点也不容忽视。 小结： 第15届BRICKS峰会，引起美国与西方高度关注，乃是美国全球战略上必须予以关注的大事，就连BBC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峰会将给克里姆林宫提供一个有用的平台，以展示其外交政策远比西方更有战略眼光与成效。但是，已经加入的这些国家，虽然反美是其中多数国家的共同特点，但总的来看，其经济目标更重于国际战略目标。这些国家在人口与资源的总和上虽然占优势，但经济实力与发展潜力相差悬殊，中国成了BRICKS的经济擎天柱——中国GDP占金砖国家GDP总量的69%，是所有其他金砖国家总和的两倍多。而中国经济此时此刻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麻烦，正面临可能的经济衰退，背负着巨额债务，青年失业率超过20%，外国投资正在锐减，增长预测正在下调。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8月2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829202316531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奥巴马的不祥之兆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已被不少人认为是最出格、最热闹的总统大选。这场“黑人、老人、女人”主导的选战，本来由於希拉里在党内败选退出而少了一些刺激，但又因为麦凯恩出乎所有人预料地选了阿拉斯加女州长佩林做搭档，於是这场“黑人、老人、女人”的格斗将继续上演，并更富戏剧性。 奥巴马作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的新手，竟在左派媒体的偏爱和全力做啦啦队哄抬下，异军突起，击败了呼声很高、曾一度志在必得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但竞选活动轰轰烈烈、几乎成为全球明星的奥巴马，现在的气势则已经露出虎头蛇尾的迹象，和对手麦凯恩的民调比分不仅拉近，有时甚至被超过。这对他要创造美国历史，做第一个黑人总统的雄心似乎是不祥之兆。这种“不祥”起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希拉里“喧宾夺主”，分散选票。 在民主党的提名大会上，希拉里一出场，就带来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简直像她是总统提名人，显示虽党内败选，却仍然魅力十足，基本盘不仅仍在，更因被极左派媒体不公正对待而得到很多同情票。希拉里的23分演讲，情理并茂，口才一流，再加上浑厚的嗓音、得体的手势等，把现场万名支持者的情绪调动得如醉如痴，近乎疯癫，很多人都热泪盈眶。 一些希拉里支持者事後对记者说，这更证明了希拉里的能力、水平都超过奥巴马。言外之意，民主党提名奥巴马是个“错误”。更有一些希拉里的支持者，公开说她们会把票投给麦凯恩，以发泄对这种“不公”的不满。 虽然希拉里在演讲中毫不含糊地力挺奥巴马，因为现实政治，她必须这麽做，但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呢？《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就此写的专栏题目就是“希拉里能说服希拉里自己吗？”指出“她的讲话调子，不给人一种她自己真的相信的感觉。她的表演，很像是那种日本歌舞伎，小心地摆出样子好拍电视。虽然那样子很真诚。”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方德（John Fund）则认为，这是希拉里政治生涯中最为出色的演讲。那些希拉里支持者的感觉，让人想到提名了福特、而里根落选的1976年共和党代表大会，以及提名了卡特、而爱德华．肯尼迪落选的1980年民主党代表大会。里根和肯尼迪，在各自党代会上都发表了令全场欢声雷动的精彩演讲，在场的党代表，当时就有“我们选错了人”的感觉。後来结果也证实如此，福特总统非常平庸；里根四年後当选总统，被左右派都认为是美国的伟大总统之一。卡特则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愚蠢的总统，政绩一塌糊涂，当了一届就大败而去。 而在希拉里的支持者有动摇之际，共和党又见缝插针，选择了一位同样是女强人的阿拉斯加州长佩林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在第一次公开亮相演讲，就向女性选民喊话，呼吁她们支持希拉里没有完成的女性从政的“伟大历史”。希拉里的一千八百万选票，最後到底有多少会投给奥巴马，实在无法不令民主党忐忑不安。 第二是奥巴马选择了一个平庸的副手。 拜登虽然已做过多年联邦参议员，并担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外交资历很深，但却是个典型的平庸之辈。近年由於写国际评论，我相当留心拜登的一些讲话，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他的基本思路，仍在二战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框架之内，对什麽是邪恶，怎麽对付邪恶等，近乎一窍不通，是一个糊涂透顶的老政客。 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鲁宾（Michael Rubi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拜登面对伊朗胆怯”一中也指出，早在1997年，当伊朗总统假惺惺提出要进行“文明对话”时，拜登好像如获至宝，马上呼应说，美国应该和伊朗“交往”（engagement）。第二年，拜登就对捷克外长说，最好停止“自由欧洲电台”对伊朗的广播，这样才有利於对话。2002年，在布什总统宣布伊朗是“邪恶轴心”之後，拜登竟然去“美国伊朗协会”参加晚宴并演讲。这个协会是石油公司背後支持的，目的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拜登在演讲时，竟天真地呼吁伊朗总统把对抗西方的姿态放软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考虑结束经济制裁，向你们出口科技”。 在美国参议院表决把伊朗“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时，拜登是22名反对的议员之一。事後拜登说，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我不信任这届（美国）政府”。拜登不信任美国的民选总统，却坚持和伊朗的独裁者“交往、对话”。因此他得到德黑兰的赞美。2007年12月，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卡沙尼在清真寺官方仪式上说，“那个美国议员（拜登）说得很对，以色列连个黎巴嫩的真主党都压不住，美国怎麽可能面对有七千万人口的国家（伊朗）？这是真主的保佑，在美国议员的心中植入了这样的想法，并迫使他做出这样的坦白。”下面穆斯林的回响是一片喊叫“打倒美国！” 仅以拜登对伊朗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懂独裁者，奥巴马选他做副手，要利用他的“国际事务的经验”，恐怕对选举不会有任何加分。 拜登面对台海问题，也同样缺乏判断能力。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反越战、反对强大国防、反对减税出名的老牌参议员克里（凯瑞）。他的台海政策竟然是（写入民主党党纲）要采用“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解决台湾问题。等於把台湾像香港那样拱手交给共产党。而克里的首席国际事务顾问，就是这位拜登元老。 二千年时的美国政治对台湾非常有利，在众议院以342对70票压倒性通过了能阻止中共对台动武的《台湾安全加强法案》。但随後却因在参议院遭到拜登的强烈反对而胎死腹中（无法付诸表决），拜登当时是参院外委会中最资深的民主党籍委员。 只从对专制伊朗、共产中国、民主台湾的不同态度，就可清楚看出，这位所谓精通国际事务的议员，其实根本是个国际不通。因此奥巴马选他当副手之後，选举声势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大概美国选民也发觉这个拜登，根本不懂拉登。 第三，奥巴马的格瓦拉式革命者激情演出，光环渐失。 奥巴马擅长在群众集会讲话，尤其善於说一些能够蒙普通人的“大词”，什麽“历史” “变革” “希望”等等，有一种列宁式的煽动力。而且他总是强调贫富差距、阶级分野等，美国《标准周刊》主编克瑞斯托夫（William Kristol）撰文“奥巴马和马克思”，指出“两马”的相似性；奥巴马像是“黑皮肤的马克思”。而在事先被轰轰烈烈渲染造势的民主党提名大会之後，连支持他的左派媒体都开始发现，他说来说去，就是那些大话，没有任何具体的计画，更缺乏实现计画的办法。例如他在民主党提名大会上的压轴演讲，竟夸口只要他当总统，十年之内美国就可以结束依赖外国石油。但他是最反对开采美国本土石油的左派议员之一，那麽本土不能开采，靠什麽结束依赖外部石油？而且一届总统只是四年，最多只能当两届八年，他凭什麽说“如果我当总统，在十年之内”？因此连支持民主党的左翼《华盛顿邮报》就此发的社论，题目都是“老调重弹”，指出他的“十年说”简直是信口开河。 不管写社论、写专栏的人怎麽看，他的激情演说，毕竟能够蒙住不少普通民众。但奥巴马是个奇怪的演说家，虽然在群众大会上可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一到两人辩论或台上台下对谈场合，他立刻无法适应，不仅缺乏自信，还经常结巴。曾写出《标杆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等畅销书的美国知名福音派牧师沃伦（Rick Warren）在八月中旬邀请两党总统候选人做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电视直播对谈会，向两人提出完全一样的问题，先是和奥巴马对谈（麦凯恩被安排在另外一个没有电视等任何信息来源的房间，因而无法知道他们对谈的内容和问题），然後和麦凯恩对谈。面对提问，奥巴马立刻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而对尖锐的提问，或需要明确表态的问题，他不是躲闪，就是绕来绕去，顾左右而言他。不仅完全没有了他在造势大会上的那种自信和激情，甚至连个普通民众回答问题的机智和果敢能力都没有了，显得相当平庸，还有点要讨好主持人和台下听众的小狡猾。而轮到麦凯恩，这位一向被视为演说能力远不如奥巴马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则相当自信自如，对答如流。对任何棘手的问题，都毫不含糊，更不回避。例如当牧师问道，教会做了大量帮助社会，帮助穷人的事情，那麽政府是不是应该向教会提供补助时，虽然台下几乎全都是基督徒，但他一秒钟都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可以”。 “完全的陌生者” 看到奥巴马和麦凯恩的这第一场变相的一对一场面，人们才开始明白，为什麽麦凯恩多次提出和奥巴马在全美国的小城镇进行现场辩论，奥巴马一直拒绝。因为他知道在这样具体谈政策的场合，他不是麦凯恩的对手；他擅长的是在造势大会上做大而化之的漫天许诺、什麽创造历史的大词渲染等。但总统大选到最後关头，历来都有候选人对辩的电视直播节目，到时候奥巴马的列宁式的大会激情演出，很可能就不灵了。 除了这些之外，最大的不祥之兆，是奥巴马本人缺乏做总统的资格。他当联邦参议员还不到一届，在四年前，在全美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没有任何可以说服美国民众的政绩。民主党的前两任总统，卡特做过四年的乔治亚州州长，以改革派出名而当了总统。柯林顿做过十二年的阿肯色州长，更有一堆可炫耀的地方政绩。而奥巴马只有四年的参议员投票记录，而这个记录，又是他最不愿意拿出来的，因为全都是极左的记录。例如，在过去三年间，他就有90次投票主张增税。而他在提名大会上演讲却许诺减税，成为自我讽刺。他的所有投票记录，没有一次是真正超越党派的，可他演讲许诺说，要超越两党，做“全民总统”，又是一个自我讽刺。所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瑞汉默（Charles Krauthammer ）在民主党大会结束次日写的专栏，标题就把奥巴马称为“完全的陌生者”（The Perfect Stranger）。美国人会选一个“陌生者”做总统吗？五十天之後就见分晓。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9月第20期 2008-09-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0👍 0💬 0阿拉伯之春的七年之痒 ——西方对伊朗抗议谨慎表达背后的原因
何清涟 2017年12月27日开始爆发的伊朗抗议活动，虽然规模很大，但西方媒体对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应，总体上比2011年阿拉伯之春谨慎得多，基本回归媒体的观察角色，而不是将自己代入反对者一方全力支持。倒是美国总统川普按捺不住，于1月2日在他的推文中赞扬说，伊朗抗议者“终于起来反对”德黑兰“残酷腐败”的政权。 美国政府与西方媒体对伊朗抗议的不同态度 1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伊朗政府应倾听国内抗议者的声音》，非常明确地指出：在伊朗现行体制内，鲁哈尼总统仍是变革的最大希望。欧盟不应被美国的强硬姿态所左右。该社评强调，伊朗国内开明改革派以现任总统哈鲁尼为代表，认为开放和体制改革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FT社评指出，强硬派似乎贸然挑起了本周的骚乱，他们利用民众对物价上涨和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不满，意图削弱鲁哈尼总统的声望。鲁哈尼承诺进行的改革威胁到了神权以及他们的执行者革命卫队，受到自己政权中的鹰派和华盛顿鹰派政府的左右夹击。美国总统川普及以色列政治家支持伊朗抗议者的行为并不明智。外界的干预为强硬派提供了镇压抗议的最佳借口，这只会进一步削弱鲁哈尼。 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西方媒体几乎都陷入革命狂热之中，不少媒体记者不再是冷静的观察者，而是成为革命的参与者、推动者，几乎一边倒地要求西方国家介入推翻那四个国家的专制者。七年过去，媒体依旧还是那些媒体，当年的主力记者不少也未退役，政治倾向依旧左倾。唯一让他们冷静下来的因素是北非中东四国的现实：阿拉伯之春变成了漫长的阿拉伯之冬，最后折腾出ISIS与大量难民，涌入欧洲诸国，原本平静的欧洲失去了安全。 川普总统对伊朗人民反抗暴政的评价，其激情洋溢不比其前任奥巴马支持阿拉伯之春的表态逊色：“压迫人的政权不会永远存留，人民面临选择的日子将会到来，……伊朗的领导人最担心的不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伊朗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政权限制互联网、拆毁卫星天线、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抗议者、以及监禁政治改革人士，……”。据美国之音1月3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经表态，要积极游说全球盟友支持伊朗人民，考虑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新制裁。 《金融时报》社评几乎就是针对川普总统发言的鲜明表态：当美国政府表示要寻求盟友的支持之时，社评提出欧盟不应被美国的强硬姿态所左右。进一步对伊朗政权施压，认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更明智的做法是继续接触，并鼓励伊朗实行渐进式变革。 媒体意见虽然不是政府意见，但从欧盟主要国家德法两国近年来与美国的关系来看，川普政府想求得他们在对伊朗的态度上保持一致，相当困难。即使是英国，恐怕也难积极支持。1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局势。安理会一些成员国代表批评美国，认为抗议示威是伊朗内政。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会后说：安理会抵制了美国越俎代庖的企图，这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又一大失败。 西方媒体为何保持谨慎？ 当年中东北非四国的民众因反抗本国专制独裁者而聚集广场，西方媒体在报道阿拉伯之春时，几乎与广场群众沉浸于革命狂欢一样，也沉浸于为革命鼓与呼的狂欢之中，并自觉地将许多丑恶的情节删除，比如埃及广场上的集体强奸事件，当时西方媒体几乎只字不提，如果不是5年之后，即2016年2月15日，在2016年新年夜科隆发生穆斯林移民大规模性侵事件的背景下，德国《明镜》周刊发表埃及贝度因族裔的女作家Miral al-Tahawy写的《埃及的性行为：女性身体是阶级斗争的目标》（http://www.spiegel.de/kultur/gesellschaft/frauenrechte-und-islam-sexuelle-gewalt-als-symbol-der-krise-a-1075021.html …），这段丑恶的“革命狂欢”历史也许被人遗忘。 在“阿拉伯之春”中，FT发表过好几篇社论，2011年3月21日发表的社评标题就是《打击卡扎菲的正当性》（A united front against Gaddafi），该文除了无条件地支持盟军对卡扎菲政府的打击之外，还呼吁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表示支持。同样是人民反对专制的革命，为什么这次FT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该报出于对川普的反感，而是阿拉伯之春后来变成了漫长的阿拉伯之冬。虽然没有媒体公开承认当时的支持与判断都过于轻率，但我相信，在ISIS肆虐之时，在中东北非四国都陷入革命后遗症的苦苦挣扎之后，西方世界总会有人反思这一事件。 《纽约时报》的记者与专栏作家中，不少人曾是“Facebook革命”、“Twitter 革命”的热情鼓吹者，对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再到伊斯坦布尔、基辅和香港的广场上发生的政治运动中社交媒体的推动作用，都大加赞赏。当“阿拉伯之春” 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其中一些专栏作者发现：一旦硝烟散尽，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续的政治新秩序。Google的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 姆（Wael Ghonim）曾用匿名 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 2011 年初埃及解放广 场（Tahrir Square）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但他最 后发现，社交媒体破坏旧有秩序非常容易，但要用它来建立新的秩序，却非常困难，因此他对社交媒体的作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西方的畏惧：革命容易收场难 2011年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初起之时，世界一片赞扬之声，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认为将完成“第三波民主化”未竟之功，寄望之厚于此可见。但等埃及2013年“二次革命”发生，军政府卷土重来并对穆斯林兄弟会残酷清算之后，西方世界才恍然明白，这场革命血污中没能产生民主婴儿，守护民主的成果往往比建立民主更困难。 2018年1月，是阿拉伯之春发生七周年之时，上述四国无一走进民主的春天。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满地血污狼藉中剩下的唯一民主果实，但到了2017年，该国仍然面临失业率高、财政赤字庞大、沿海与内陆地区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反腐、反恐形势极为严峻，整体状态还未回复到革命前状态。 于叙利亚来说，2017年是转折点。随着IS快速溃败并终结，这场集内战、圣战、代理人战争于一体、长达七年的叙利亚内战终于结束，国内总体基调是维持稳定，抚平战争创伤，但美俄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大国博弈仍未结束。 埃及总统塞西在“二次革命”后上台，目前的执政主题仍然是发展经济、强力维稳，应对频繁的恐袭。对于2011年的埃及革命，塞西政府认为穆巴拉克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导致中产阶级与政府反目的主要原因。为了防止革命再起，塞西政府试图停止结构化改革和私有化进程，让政府重新主导经济发展。维稳方面，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限制比较成功，该组织过去的领导人多被关押。目前，穆兄会内部因和平抗争与暴力起义的路线之争陷入分歧，各地方组织结构混乱，处于低潮阶段，不足以对塞西政府发起挑战。但中东局势的变化却影响到埃及，伊拉克与叙利亚地区IS组织流散后，作战人员、资金与武器不少流入“西奈分支”，有实战经验的埃及籍武装分子回归本土，这些导致埃及2017年成为恐怖袭击高发年。 利比亚媒体曾说过，“在卡扎菲时期，除了卡扎菲，什么都很好”。但现在，利比亚每天都生活在战乱中，部落争斗不断，经济接近崩溃，失业率前所未有地高。更可怕的是，利比亚成为奴隶贸易兴旺的国家。美国CNN报道，2017年12月初利比亚曾举办一场“奴隶拍卖会”。据自由行走基金（ Walk Free Foundation）发布的《2016年全球奴隶指数》（The Global Slavery Index）显示约有4580万人正遭受某种形式的现代奴役。其中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和利比亚并列第六。前领导人卡扎菲之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Saif al-Islam Gadaffi）前不久宣布将参加2018年年中举行的总统选举。 社会转型中的路径依赖 西方媒体最不愿意提到的两件事情，一是叙利亚内战让400多万人流离失所，最后汇成淹没欧洲的巨大难民潮。二是IS乘乱而起从中渔利，成为国际上最具威胁的恐怖组织。由于“政治正确”的禁忌，西方传媒甚至不愿意将这些满地狼藉的后果与数年前的“阿拉伯之春”联系起来。但现实带来的内心担忧，却迫使西方媒体现在对伊朗的反抗活动持谨慎报道态度。 中东北非四国的经验充分证明：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制度走向都有其“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创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要点是：革命前社会的政治发育程度决定了社会重建过程中的政治选择。 2016年12月，伊拉克酋长及政治家Iyad Jamalal-Din在给美国候任总统川普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出了打击恐怖主义应该采取的步骤：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做出把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看作是比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恶劣的决议，安理会还应该让伊斯兰教国家承担实施世俗化的义务。在这封信的结尾，这位政治家写道：“您的前任们最大的错误在于，在世俗化还没普及的时候，就试图把民主和自由植入到我们的国家。今后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世俗化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平等。” （原文链接：http://www.focus.de/politik/experten/ghadban/kurs-des-designierten-us-praesidenten-donald-trump-und-der-islam\id\6286253.html） 简言之，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之春的“七年之痒”，缘自于“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其间值得思考之处实在太多。 （原载《民主中国》网站，2018年1月6日，https://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5216）
何清涟2025-11-06 06:30👍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