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国人的奴才心态
新疆流血事件发生後，很多大汉人主义者群情激昂，痛駡维吾尔杀汉人，甚至有自视追求民主的人士，也指责新疆人野蛮，似乎整起不幸事件，都是因为有个“维吾尔”。 新疆流血事件当然是个灾难，即使按中共官方说法，也有184人丧生，千人受伤。这麽大的流血事件发生，当然人们首先要问，谁应该对此负责？ 如果这样的灾难发生在美国，美国人首先会追究政府的责任，当权者是否失职？而中国人碰到这种事情，则是你指责汉人，他指责维族人，而政府不管做的怎样，都要“感谢”。这是两种思路，两种价值，两种心态。美国人是“主人”心态，政府是给他们服务的“仆人”，是人民养活了政府（通过税款），政府是专门负责保护主人的，出了问题，不找“仆人”找谁？而中国人的思路是，是政府养活了人民，政府是救星，甚至认为离开了政府（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所以不管政府有多大差错，多少问题，甚至罪行，人民都要对“政府”感恩戴德。而且这样想的人，不仅是老百姓，更有不少知识人。他们那种心态，还像清朝末年时，一个还尿床的3岁孩子（溥仪）被抱上龙椅，那些留辫子的文化人，就跪倒在地，磕头高喊万岁、万万岁！这就是中国知识人的整体形象，连还尿床的孩子也拜，只要他坐在代表政府和权力的那个椅子上。那个要四川地震的难属们忍耐、不要发出抗议之声的余秋雨，还有那个把秦始皇拍成《英雄》，用奥运开幕式的群体蚂蚁大场面歌颂稳定压倒一切的张艺谋，不都是今天还跪在那里磕头吗？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剪掉了辫子（但心里的辫子还在），穿上了西装（和奥威尔《动物农场》中穿上西服的猪司令们没什麽两样）。 美国人出什麽事情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几年前的新奥尔良大水灾，就是典型一例。新奥尔良大水灾时，美国媒体舆论的主调，都是批评政府反应迟缓，危机处理能力太差，才造成几百人丧生。黑人奥巴马能够当选总统，除了美国经济出现危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无能等明显原因外，还和民主党外交抨击伊拉克战争，内政对布什政府处理新奥尔良水灾不利大做文章有关。 最近有个机会到新奥尔良演讲，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个城市，才更了解了当年那个水灾问题。新奥尔良的水灾，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城市居然建在了海平线二点一米（相当於球星姚明的身高）以下。这不是找挨淹嘛！对於挨水淹，这个城市的设计建造者和居民都有责任，因为你自己选择要住在低於海平线的城市，这就包含著被淹的风险。个人应对自己负责，每一项选择，都不能只享受它的好处，一旦出了问题，要别人承担（重建花销等）。 新奥尔良并非第一次被淹，自二百年前这个城市建立之後，大淹就有27次之多。现在这个城市还平均每年下沉1英寸，有的地面已在海平面20英尺以下。宾州大学的地质学家罗伯特说“我们没有能力保护新奥尔良”，就是指它有根本性缺陷。 除了大水灾的天灾，新奥尔良更有人祸，从2002年起，几乎每年它都是全美国凶杀犯罪率最高的城市，被FBI称为“死亡之都”。这个黑人占绝对多数的南部大都市，在水灾之前，居民就在逃离。根据史料，早在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时），新奥尔良就成为美国超过10万人口的第四大城；1960年，人口达63万；然後就一直下降，现在只剩下22万（去年美国人口普查），减少了一多半。在美国，可与新奥尔良比差的是黑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底特律，城市环境恶化，人口不断减少。五十年代，底特律有180万人口，现降至89万，成为美国过去五十年来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大城市，《富比士》杂志已把它列为将在2100年消失的城市。可能排在它之後就会是新奥尔良了。 虽然新奥尔良有这麽多先天的问题，但出现水灾，人们还是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因为不管有多少先天不足，人们关注的重点都是，政府是否渎职或官僚主义。即使後来美国政府要拿出一千亿美元救援（22万人口，相当每人近50万美元），但人们还是不买账，还是追究和批评政府危机应对能力差等等。就是因为美国人明白这个常识∶政府是仆人。 中国的新疆流血事件，明显是政府渎职、官僚主义、缺乏危机处理能力等造成的。我在上篇“中共在新疆事件中的八个错误”中已提到，新疆流血事件，导火索是广东韶关的汉人围殴当地维族工人（造成2名维族人死亡，120人受伤）。中共把八百维族人从新疆招工到万里之外的广东，在一个近两万汉人的工厂工作，这本身将带来的利益（工作机会）冲突、民族风俗和文化摩擦，还有信仰（维吾尔人多信奉伊斯兰）等带来的可能族群对立等，显然中共当局事先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在出现维族人强奸汉族少女的传言之後，当局也没有立即澄清（或处理）以防可能的族群对立。当发生五千多汉人追打八百维族人（多为女工）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当局竟在五小时後才出面制止。而对这些流血画面上到Youtube，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将产生的可怕族群心理刺激，当局也好像没当作一回事。如果说广东韶关的维族人被打之後，马上乌鲁木齐就发生流血事件，因时间太短，当局无法迅速反应，还有情可原，但实际情况是，在广东韶关事件发生10天（！）之後，乌鲁木齐才发生抗议流血事件。在这十天之中，中共当局，尤其是新疆的一把手王乐泉在干什麽？这不是失职、渎职是什麽 而且在流血事件发生後，新疆当局说是警力不足，但当时主要警力都部署在广场和大街（对付抗议人群），而很多无辜者被杀，都发生在小巷，那麽这个“判断失误”导致的生命损失，当局要不要负责任？一个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差到这种地步，既不被追究，甚至连公开批评都不可以。就像去年大地震时温家宝装模作样跑到四川之後，多少人感激涕零，他们根本不知道“大救星”的政治秀耽误了多少紧急处理的时间。 而现在，新疆的中共高官们，包括那个最愚蠢、最失职的王乐泉，没有一个被追究责任，更没有被撤职查办。这样的政府，不少中国的知识人，还要为它辩护。这和当年跪在还尿床的小溥仪面前那些奴才有什麽不同？那些奴才还会说一句“奴才该死”。清朝结束马上要一百年了，中国人还活在奴才只知道对皇帝感恩戴德的世界。奴才们实在该死，因为有奴才在，就会有没完没了的人做他们的替死鬼。 2009年7月22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09-07-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谁杀了美国保守派青年领袖？
今天查理.科克（Charlie Kirk）在犹他州演讲时被枪击暗杀，成为世界性新闻。听到这个消息後，震惊、痛苦得写不出文字，心在绞痛！他才31岁，真正的人生才开始不久，他有一个理念相同的妻子，两个幼子（四岁的女儿和一岁的儿子）。 查理.科克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的大将，在大学校园演讲，深受学生们欢迎爱戴。在去年川普总统的大选中，是为川普赢得年轻人选票立下最大戊猁渐臣之一。 左派无法用理论、用文字、用理性跟他辩论，就用子弹、暴力、枪杀。他们在造势大会上暗杀川普总统，在轻轨电车上割喉乌克兰女子，在首都华盛顿焚烧知名保守派伯尼.约翰逊（Benny Johnson）的住家（他妻子带著婴儿侥幸逃出浓烟滚滚的家中），极左分子已成邪恶的同义词！ 查理·科克是美国青年保守派团体「转捩点」创办人。他理念坚定，口才极佳，形象很帅，常在美国校园跟左派学生当场辩论、击败左疯。伊朗後裔的美国企业家、当红博主（川普小儿子巴伦把他介绍给父亲，川普总统接受了他采访）帕特里克·贝特·大卫（Patrick Bet-David）对科克赞美到这种程度∶ 「当我看到查理·科克时，我被他深深吸引住了。我觉得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仅此一人。他是（布道大师）葛培理和（著名保守派政治脱口秀主持人）林博的合体。」（Billy Graham meets Rush Limbaugh combined） 白宫前顾问班农认为，查理·科克将来会成为美国总统。 查理·科克还是青少年时，就深受美国保守派大将、思想斗士大卫.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的影响而成为保守派。霍罗威茨今年4月去世，享年86岁。他是美国思想界的象徵性人物，因他原是激进左派，甚至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雷根竞选总统时，霍罗威茨幡然醒悟，在《华盛顿邮报》发文「一个左派份子支持雷根」，後又公开声明「我为什麽不再是左派」，讲述他觉醒的心路历程。 这位前共产党左派激进分子成为了一名美国保守派的斗士，他到各地演讲，讲述自己被左派欺骗的经历，怎样觉醒，为什麽要跟左派斗争，挽救美国和西方文明。他的现身说法受到美国民众尤其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霍罗威茨做过几百次演讲，尤其擅长跟左倾分子辩论。他充满激情，从不畏惧，跟左疯们针锋相对。霍罗威茨有很多弟子，其中比较出名的，一是目前川普总统的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他也是能言善辩，常在电视上让左媒主持人张口结舌。另一位就是今天被政治谋杀的查理.科克。 霍罗威茨的这两名弟子的共同特点是理念清晰坚定，口才极佳，并善於辩论，不畏强敌。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精神遗传。 三十多年前我刚到美国几年後，就看霍罗威茨的书《激进的儿子∶从左派到右派的心路历程》（Radical Son），他把自己从左到右，从共产幻想到尊重常识的思想挣扎写得惊心动魄。在川普再次竞选总统时，霍罗威茨又写了两本重要的书，一本指出共产党左翼势力掌控和毁灭美国的危险前景，另一本的书名是《川普将碾压左派、并赢得大选胜利》。他这种激情、乐观、对真正美国精神的确信和传播，鼓舞了无数有良知的人们。 但这位美国保守派大将怎麽也不会想到，他最得意的门生、亲传弟子查理.科克31岁时竟死於政治谋杀。 前福克斯电视主播梅根.凯莉（Megyn Kelly）在报导查理.科克被政治谋杀时，几乎泣不成声，她当时采访的另一保守派大将格林.贝克（Glenn Beck）也是痛哭失声。这是无数保守派、任何有人性的人的反应。人们的心在绞痛，他才31岁，就这样被政治谋杀了，仅仅因为他的观点，仅仅因为他的言论。美国为什麽变成了这样？谁造成的？ 在美国左右派的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激烈搏斗中，查理.科克创建的「美国转折点」学生运动，尤其引人瞩目。因为左派的主要支持者是年轻人，因他们充满理想，容易被左派「均贫富」的社会主义口号迷惑。因为年轻，缺乏社会经验和对历史人生的深刻认知，更易被左媒洗脑。而查理.科克在美国大学校园演讲，创办校园组织，等於动了左派的重要奶酪，因为如果年轻人倒向保守派的共和党，那左派民主党就没有了未来。等於挖了他们的根基。 根据AI提供的数字，查理.科克的「美国转折点」青年保守派团体在3500所美国的高中和大学有分会，学生会员超过65万人。查理.科克经常到美国校园演讲，一场演讲数千名学生参加，在校园引起轰动。他敢於直面与左派学生辩论，引经据典，而且辩才无疑，还彬彬有礼，从不动怒，经常把左派学生驳得张口结舌。 查理.科克和妻子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演讲中传播信仰、道德的价值。这又是那些没有任何信仰（只信暴力和夺权）的极端左派势力所恐惧的。 查理.科克的个人X（推特）有559.8万粉丝。上述的美国知名保守派评论家伯尼.詹森说，「查理在青年学生中有巨大的影响力」。 美国总统川普今在白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悼念查理.科克说，「查理是一位爱国者。他把一生奉献给公开辩论的事业、以及他深爱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查理是为真理与自由献身的烈士。从未有人像他一样受到年轻人如此尊敬。」白宫为查理 .科克遇难下半旗致哀。 正因为查理.科克在美国学生和年轻人中有巨大的感召力，这使左派恐惧，因为年轻人觉醒了，不再被社会主义左倾思潮迷惑，那麽川普领导的这场「重建伟大美国」、恢复传统价值的MAGA运动，就更有生力军了。所以，左派不能容忍查理.科克这样的杰出青年领袖的存在。 他们无法用文字、思想、理性对付查理.科克（因为斗不过，赢不了），就采取最卑鄙的手段，直接剥夺他的生命。 凶手那致命的一枪，是击中了他的脖子，不让他再讲话、永远地禁声。他中枪时脖子往外喷血的场面，血写了美国的历史！ 查理.科克已成为「重建伟大美国」这场战斗的烈士！这是一个「转捩点」，这场正邪之战，进入新的战场、新的角度。查理用他年轻的血，洗亮更多人的眼睛，看清美国，看清左派，看清邪恶！他的血，不会白流！ 查理，我们的心与你同在！ 2025年9月10日 ——原载台湾《锐传媒》 https://vigormedia.tw/【专栏】谁杀了美国保守派青年领袖？/ https://youtu.be/OsPcLnWFZao?si=-\_lOUy9jEfHg-YXW 2025-09-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2👍 0💬 0视频∶曹长青谈神奇的美国签证，跨过罗湖桥的紧张，我的美国路
2019-05-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5👍 0💬 0《泰坦尼克号∶不沉的人性光芒》——第十二章∶听证和调查
在“泰坦尼克号”事件之前的40年中，在北大西洋上航运上，只有四个乘客遇难，平均每10年才有一个乘客丧生。现在，不到3个小时，1500人都沉到了大西洋底，这个人数，相当于一个小镇从地球上消失了，它让大西洋两岸都惊呆了！无论是政府官员，报纸编辑，还是公众舆论，都强烈地要求彻底调查这一事件，到底原因在哪里？ 虽然“泰坦尼克号”是英国白星公司的轮船，但美国认为，白星公司已被美国“国际航运公司”收购，而且这艘客轮的目的地是纽约，最后幸存者又已被送到纽约，因此美国有充足理由和外交司法权，对这一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审理，虽然这一决定令英国不悦，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调查委员会将传讯英国公民。 最早这一提案由美国参议院贸易委员会的成员、资深参议员威廉姆．奥尔登．史密斯提出。史密斯参议员以疾呼铁路等交通安全著称，国会通过的很多关于交通安全的法案，他都是提案人或坚定支持者。所以他提出这一议案后，马上被国会任命为“泰坦尼克号调查委员会”的主席。 53岁的史密斯是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他谨慎地为这个“委员会”选择了六个成员，为了保持党派平衡，成员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党，还有两个海军元帅。 4月19日，在“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抵达纽约的第二天，在幸存的密西根富豪毕晓普夫妇住下的曼哈顿著名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大旅馆”，整个一个大接待室被腾了出来，成为“听证会”会场。早晨九点，史密斯参议员和他的六名委员会成员，就坐在了听证会主持台上，下面坐着被传讯的白星公司总经理布鲁斯．伊斯米、国际航运公司副总经理查尔斯．富兰克林、“泰坦尼克号”幸存的二副莱特勒以及其他证人。 大批的记者和摄影记者围在听证庭的四周，连主持台四周都坐满了记者。镁光灯镜头不断对着伊斯米闪烁，整个听证过程，记者都在场。这是美国的规矩，所有的国会组织的“听证会”都必须向新闻界开放，允许记者从头听到尾。以防止政治“黑箱作业”。 美国至今还延续着史密斯参议员调查听证“泰坦尼克号”时的传统，那就是遇到重大事件，由国会任命独立委员会，专项拨款，独立调查。调查结果向国会汇报，然后再由国会以通过法案方式对这一事件进行处理。最关键的是∶调查听证过程、向国会汇报过程、法案提出和辩论过程，都是新闻记者可以旁听和采访的。全国民众可以全面了解调查的进展情况。证人的说辞、主持人和证人的对话等，新闻界可以全部发表。这样，在新闻监督下，不仅公众有了知情权，也防止了调查人可能的偏袒或作弊。 当时还没有电视，公众只能从当天的晚报或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调查庭里进行的情况。今天的国会听证，则是现场直播，民众更可以直接可以和调查庭里的主持人、证人一起了解案件的审理过程。 伊斯米拒不认错 在“卡帕西亚号”驶进纽约港时，史密斯参议员曾上船见过伊斯米，问他能否在第二天早晨出席“听证会”，虽然伊斯米满脸倦容，但答应“一定出席，全力合作”。但仅仅隔了一夜，伊斯米似乎“脱胎换骨”，站在听证席旁的伊斯米，穿着藏蓝色的上装，戴着金戒指的手指，不断梳理他那油光水滑的头发。有记者评论说，伊斯米故意要打扮得像个贵族，或者表现他是典型的有教养的英格兰绅士。伊斯米还带了两个保镖，因为传言说，有遇难乘客的家属要宰了他。 史密斯第一个提问伊斯米，要他提供关于“泰坦尼克号”上任何对这个调查有帮助的资料。 “首先我想说的是，”伊斯米清了清嗓子说，“我愿意在这里表达对这场海难的真诚的悲伤。”但有记者报导说，伊斯米说这话的时候，面目表情没有真正的悲哀，并不断向主持台上的每个人点头致意。 伊斯米表示，“我不会隐瞒任何事，也没有任何事值得隐瞒。这条船是在贝尔法斯特建造的，是造船业最后一个艺术品，在建造它时绝对没有考虑到节省。” 伊斯米回忆了乘客上船和巨船启航的情景，然后特别强调，这条船虽然最快可以行驶到时速42公里，但据他的了解，她的时速从来没有超过38点7公里。 结束时他说∶“这条船在2点20分沉了。先生，我想这是我知道的全部情况。” “你说你是自愿随泰坦尼克号首航的，是吗？”史密斯问。 “绝对是。” “是观察船的运行情况，还是到纽约有其他一些公务？” “我在纽约没有任何公务，因为这是首航，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船的性能，好改进我们正在建造着的另一条船。” 伊斯米说的是实情，由白星公司订制的另一艘几万吨的巨轮，正在“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船坞紧锣密鼓地进入最后的建造，名字为“巨坦尼克号”。伊斯米强调他在船上只是一个普通的乘客。但不少乘客后来作证，伊斯米在船上经常发号施令。 还有一些人认为伊斯米对“泰坦尼克号”海难负有一定责任。在4月13号那天，乘客伊丽莎白．里恩正在喝咖啡，听到旁边的伊斯米正高声对船长史密斯说要让“泰坦尼克号”超过“奥林匹克号”的记录，在星期二的晚上到达纽约。而预定到达纽约日期是星期三早晨。史密斯点头表示同意。 理论上，伊斯米没有指挥史密斯船长的权力。事实上，白星公司让它的高级管理者签了不指挥船的保证书。但史密斯却好像是默许了这个白星公司的总经理。虽然伊斯米总是说∶当然，我只是个乘客。但不管是明显地还是含蓄地，他都指挥了史密斯。史密斯曾给了伊斯米一张冰山警告单，但伊斯米根本没当回事儿，还把那张警告单给别人看，还毫不在乎地开玩笑，我们有可能被冰块击沉。当然，对这种情况，船长比公司的管理者更应该懂得情况是否严重。伊斯米并不懂得、也不对具体的事务负责任。 参议员史密斯把话题转到了伊斯米最敏感的他的逃生问题，向他问道∶“你坐的那个救生艇有多少乘客？” “45个。我想是这麽多。” 这时参议员纽兰兹想起早晨报纸上刊登的幸存者卡迪查太太说伊斯米事先上了救生艇，还挑选有经验的划桨水手，她的丈夫由于是资深划桨员，所以才被伊斯米选上，上了小艇。于是插话问起伊斯米这个问题。 “绝对没有这回事！”伊斯米一口否定，并说那个卡迪查太太根本就不在他乘的那个救生艇上。 史密斯接着问道∶“你登上救生艇时，大船甲板上是怎样的情形？” “当时那个救生艇在那里，艇里已经有了一些男士，负责的官员喊道，还有没有妇女儿童乘客，没有回应。甲板上已没有乘客了。” 伊斯米的这后一句话让史密斯非常气恼，因为“泰坦尼克号”有多达1500多人丧生，怎麽最后甲板上能没有乘客呢？那1500多人都到哪里去了？他马上问道∶“甲板上已没有乘客？” “是的，没有了，先生。”伊斯米肯定地回答，“当时那个小艇正从大船放下到海面，已放了一半，我是跳进去的。” “伊斯米先生，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大船沉没的情景？” 伊斯米很不情愿地回答说∶“我没有看到它沉没。” “你没有看到泰坦尼克号沉没？” “没有，先生。” “你当时距离大船多远？” “我不很清楚有多长的距离，因为我坐在小艇尾部，背对着大船，正在划桨，拼命想尽快离开那里。” “你难道不关心泰坦尼克号的沉没？” “我很高兴没有看到它的沉没。”伊斯米答道。他否定他曾要求“泰坦尼克号”船长史密斯高速行驶，并说他在船上根本没有向船长下达过任何指示。 史密斯参议员接着问这条船的漂浮能力，伊斯米仍然很有把握地说∶“任何两个舱进水，这条船都能浮在海面。我想，我有权利说，现在没有几条船能达到这样的建造水平。在建造时，我们认为，即使泰坦尼克号撞到了冰山，它也能漂浮着。” 参议员纽兰兹提出了美国人最愤怒的问题∶“伊斯米先生，你认为泰坦尼克号应该带多少救生艇？” “这个我无法回答，因为英国贸易委员会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据我所知，泰坦尼克号带的救生艇数量已超过了贸易委员会的规定。” 从这个回答可以明显看出，伊斯米对“泰坦尼克号”带了多少救生艇清清楚楚。 伊斯米继续说道∶“按照英国贸易委员会的规定，它配备了符合要求的救生艇。英国贸易委员会的规定贵国也是接受的。是不是这样，检察长乔治．尤勒先生？” “是这样。”尤勒在伊斯米的逼问下只得承认。 伊斯米在听证会上振振有词，但很快就有人出来指证他说的不全是真话。报纸登出“泰坦尼克号”幸存的烧火员约翰．汤普森的谈话，汤普森说∶从昆斯敦港又装上一些乘客之后，“泰坦尼克号”就驶进大西洋，“从那时开始，所有烧火员都被要求用最大的力气使锅炉烧得越旺越好，让船开到最高时速。”汤普森说，在撞上冰山时，“泰坦尼克号”还以最高时速行驶着。“从我们离开昆斯敦港到四天后撞上冰山那个瞬间，我们的船一直以时速38到40公里行驶，从没有低于38公里。撞冰山那天，全天都是40公里的速度。那天晚上出事的时候，我想还是这个速度。”而伊斯米在作证时一口咬定“泰坦尼克号”的时速从没有超过38点7公里。 伊斯米之所以强调速度并没有过快，是因为他很清楚，只要承认“泰坦尼克号”船方有“疏忽”，那麽他们的公司就可能在将来乘客的诉讼官司中败北，赔偿乘客所有损失。因为白星公司是美国“国际航运公司”的子公司，美国乘客可以诉讼它。美国最高法院恰好在不久前裁决了一个“海难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怀尔德审理此案时裁决船方“疏忽”，并依此写成“哈特法例”。这条“法例”成为船上的乘客后来在当地法庭上打赢官司获得赔偿的主要根据。 那些聚集在“听证会”上的记者，迅速报道了伊斯米的证词。伊斯米闪烁其词、躲避责任的态度，激怒了美国民众。波士顿的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写信给“听证委员会”成员纽兰兹，激愤地说∶ 伊斯米对这些问题都是有责任的∶“泰坦尼克号”只有供一半人使用的救生艇；船长不经心地高速行驶；船员缺乏纪律性。尽管伊斯米应该对这麽多问题负有责任，但他却上了救生艇逃生，离开那1500多名男人和女人，让他们等死。据我所知，在最近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什麽事比这更怯懦和残忍的了。如果他想证明自己的诚实和真诚，有一件事他应该做，留在甲板上，和那1500人同生死。 《纽约美国人报》则刊发了一个漫画，画面是伊斯米胆怯地萎缩在救生艇里，背后是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下面配发的文字是∶“光荣属于伊斯米”。 由于伊斯米一口咬定他没有指挥船长史密斯，只是一个普通乘客，“听证会”最后也没法定他的“责任”。但也许是伊斯米自己心里清楚，并感到内疚，他回到伦敦后，向“船难家属救济委员会”捐献了一万英镑。 莱特勒的机灵和算计 “听证会”第二个传讯的是“泰坦尼克号”幸存的二副查尔斯．赫伯特．莱特勒。38岁的莱特勒长得结结实实，典型一个海员。但他回答问题时，可就不像他的身体那样实在，而是像伊斯米一样躲躲闪闪，但躲闪得很灵活，像他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从通风口逃脱一样机灵。 参议员史密斯首先问他关于救生艇是否经过检验的问题∶“在泰坦尼克号启航驶往南安普敦港之前，你们对救生艇进行过检验吗？” “所有的绞轮和滑车都检验过了。”莱特勒显然利用参议员不懂轮船构造，说些零件术语来蒙骗过关。 但史密斯似乎没有被唬住，他追问道∶“你说检验了绞轮和滑车，是不是意味着没有对救生艇进行全面的检验？” “主要的绞轮和滑车都检验了，我们知道救生艇都没有问题。”莱特勒肯定地回答。 莱特勒所以站在“白星公司”的立场回答问题的原因也很显然，首先他属于对沉船负有责任的船公司一方，得尽量避免承担责任；其次，在“泰坦尼克号”船长史密斯、大副怀尔德和一副默多克都遇难后，他作为仅次于这些官员的二副，获得提升的机会明显增大了。他想继续在白星公司干，尤其是想获得提升，最好的输诚机会就是在听证会上，在白星公司总经理伊斯米面前。 “当其它船苹发来电讯警告附近有冰山，你们做了哪些预防？”参议员史密斯继续问莱特勒。 “船长史密斯说，如果有轻度冰雾的话，毫无疑问，我们就必须很慢地行驶。” “你们减速了吗。” “先生，这个我不知道。” “如果船减速了，你应该知道，尤其是在你值班的时候。” “那也不见得。”莱特勒虽然这样回答着，但他心里清楚，“泰坦尼克号”并没有减速，因为他值班时，气温没有达到船长说的有轻度冰雾的程度。 “如果减速，由谁下令？”史密斯追问道。 “由船长下令。” “当时的天气怎麽样？”参议员问道。 “清朗而平静。” “当知道你们的船驶近冰山区域，你有没有恐惧？” “没有，先生。” “因此你觉得没有必要增加嘹望员，是吗？” “是的，先生。” “事实上，你们就真的没有增加嘹望员，对吗？” “是这样。”虽然莱特勒很不情愿承认。 “你同来接你班的一副默多克提到附近有冰山这事吗？” “没有，先生。” “默多克也没有问起任何有关冰山的事情吗？” “没有，先生。” 史密斯参议员显然怀疑这个回答的诚实程度，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反常的天气和气温，怎麽可能在交班的时候不提到呢？因此他追问道∶“那你们交接班时说了些什麽？” “我们谈了天气，说这个晚上很平静，很清朗，我们谈到能看到多远。确实非常清朗，我们能看到星星在水平线上闪烁。” “但当时是非常寒冷，对吧？” “是的。” “干巴巴地冷，是吧？” “是的。” “当时有多冷？” “华氏31度。”（相当摄氏零下零点五度。） “对当时轮船所处的纬度，这是反常的气候，对不对？” “是的，先生。” “对当时的季节来说也是反常的，对不对？” “是的，先生。” 当莱特勒描述他指挥放下第一艘有65个座位的小艇，里面仅装载了25名乘客时，史密斯问他，这条小艇有没有回来再装别的乘客。 “我不知道。先生。”莱特勒回答。 “在当时那样危急的情况下，救生艇的数量又不够，你为什麽没有尝试把小艇装满呢？” “我当时不知道是危急状态，我没有这种意识。”莱特勒说。 “你不知道当时处于紧急状态？” “不是你想像的那种紧急状态。” 莱特勒说的是实情，和伊斯米证词一样，船长史密斯在发现船撞了冰山，认识到情况的危急后，并没有把全部情况清楚地告诉船上的其他官员，也没有给他们非常明确的指示。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船上的高层指挥系统是瘫痪的。 “那些在甲板上等待上救生艇的乘客，有没有发生拥挤和抢夺小艇座位的现像？”参议员问道。 “根本没有。” “那些男人也没有吗？” “他们比在教堂里做礼拜还安静。” “所有的三等舱乘客也有权利从底舱到救生艇甲板吗？” “是的，他们有这个权利。” “没有任何限制？” “绝对没有任何限制。” “但你把他们按性别分开，让妇女和儿童先上救生艇，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 “为什麽你要这麽做？是因为船长的命令，还是遵守海上的规矩？” “是遵守自然的人道法则。” “自然的人道法则，”史密斯喃喃地重复道，然后问∶“你没有想到怎样让船员们逃生？” “绝对没有！”莱特勒的语气明显带着怒气。 “你穿着救生衣在海水中漂了多久？” “大约有半小时到一小时。” “你什麽时间离开的泰坦尼克号？” “我没有离开泰坦尼克号。”莱特勒的回答让听证厅一阵骚动。 “那麽说，是那条船离开了你？” “是的，先生。” 莱特勒在美国“听证会”上为老板伊斯米辩护，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受到连累。因为伊斯米很快被免去了白星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而且一直被大众指责，为他辩护的人，也得不到人们好感。 船长里有英雄也有狗熊 “卡帕西亚号”船长罗斯庄被传讯时，更加戏剧化。罗斯庄在作证时，讲到“泰坦尼克号”出事海面漂浮的遗物和幸存者被救上来的悲惨景像时，几度哽咽，讲不下去，虽然他是一个在海上干了27年的有着坚强意志的水手。 罗斯庄回忆了“卡帕西亚号”客轮如何从纽约出发，驶往地中海。在行驶了三天半的时候，收到了从“泰坦尼克号”发来的求救信号，他两次向报务员科塔姆核实这个电讯是不是准确，当确定无误后，他连续下了两次命令，要“卡帕西亚号”立即掉头，开往“泰坦尼克号”出事地点。他并详细讲了后来营救小艇上的幸存者的经过等。 “卡帕西亚号”客轮抵达纽约时，罗斯庄吃惊地发现，等待他的除了有四万多欢迎的人群，还有十几个邮袋的信件，里面有几千封感谢他的信件，寄自各种各样的美国人，其中很多是幸存者家属和朋友写的。参议员史密斯在结束听证，向国会做汇报时，特别提议美国总统授予罗斯庄英雄勋章，以表彰他营救“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人道精神。美国总统立即批准了这个提议，给罗斯庄颁发了勋章。罗斯庄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1931年，他写出了一本关于如何营救“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书《海上归来》。 由于四副博克斯霍尔在“泰坦尼克号”危急之际，一直负责发射信号弹，所以听证时被集中查问了这个问题。 史密斯参议员问他∶“你说你发射那些信号弹是想和远处的那条船求得联系，是吗？” “是的，先生，”博克斯霍尔回答说，“我看到那条船离我们太近了，所以我向它发出摩斯船灯信号，我告诉它，我们的船正在下沉，请马上过来援救。我在发这些信号时，船长大部分时间都在旁边焦急地看着。” “船长看到那条船了吗？” “是的，先生，他也看到了那条不远处停着的船。”博克斯霍尔回答说。 “你觉得那条不远处停着的船距离泰坦尼克号有多远？” “大约有五海哩（九公里）。”博克斯霍尔很肯定地回答。 但这条距离“泰坦尼克号”五海哩的“加州号”客轮，船长路德完全否认博克斯霍尔的说法。在“听证会”举行的第一天，即4月19日，“加州号”从大西洋开回到纽约。面对记者的问询，路德船长一口咬定，他的“加州号”距离“泰坦尼克号”出事地点，至少有20海哩，即36公里，这麽远的距离根本看不到对方的船。他还宣称，在他的报务员第二天早晨从电讯中得到消息之前，他在海面没有看到任何不正常的迹像。当记者提到“加州号”的船员看到了“泰坦尼克号”发射的信号弹时，路德笑着摇头说∶“船员一上岸，什麽都侃。” 在“听证会”上，路德船长坚持说他没有看到“泰坦尼克号”，但他承认，那天晚上，在距离20分钟到午夜的时候，他们看到海面上确实有条船，但非常小，距离“加州号”有10到12海哩（22公里），而且也没有迹像那条“小船”遇到了危险，后来在下半夜2点半左右，那条“小船”就不见了。 航海专家认为，路德船长描述的这个景像，正是从“泰坦尼克号”看到的“加州号”的形像，很小的一条船，停在不远处。但“加州号”有船员作证说，当他们把看到的远处那艘发射信号弹的船的情况报告给路德船长时，路德吩咐他们把这个情况记到“航海记录”里就行了。参议员史密斯调来了“加州号”的航海记录，但见鬼的是，恰恰这一页被撕去了，而其他页码都完好无缺。 虽然路德咬定当时没有看到“泰坦尼克号”，而是另外有一条小船，但据美国海军的巡逻记录，那个时间，在那个纬度，除了“加州号”和“泰坦尼克号”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船苹在那里停泊过。 后来的听证使人们发现，路德船长是个脾气暴躁的管理者，在船长几乎像个小皇帝 ，水手们都怕他。那天夜晚，水手们看到远处停着那艘船不断发射信号弹，没有谁敢去叫醒路德报告，怕他发脾气。更别提没有他的指示，没有谁敢擅自开过去看看发生了什麽事情。 对于路德说根本没有看到远处那条船发射信号弹的证词，“加州号”上的助理工程师欧内斯特．吉尔和另外四个船上的工程师，找到一个记者，在一个公证处公证了一份证词，证词中说，15日凌晨，即“泰坦尼克号”出事的那天凌晨，他在“加州号”上亲眼看到那艘不远处停着的船发射信号弹；距离“加州号”不到10海哩；他还亲耳听到二副说，他也看到了那艘船发射信号弹，并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路德船长。 吉尔的证词全文发表在了4月23日的《波士顿美国人报》上，同时复印件也寄给了“听证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史密斯迅速传讯了吉尔和其他“加州号”的工程师。但史密斯也了解到，《波士顿美国人报》付给了吉尔500美元。 在听证时，史密斯问吉尔∶“你确实拿了《波士顿美国人报》的钱吗？” “是的，先生，”吉尔如实地回答说，“我一共获得了500美元。” “为什麽你要接受他们的钱？” “因为我担心这样公开作证，我很可能要为此丢掉饭碗。我必须要有点钱救济家里。”结果真的让吉尔猜中了，他作证后就被轮船公司解雇了。 史密斯听到这些证词，只有一个感慨，如果“加州号”船长不是路德，而是罗斯庄就好了。 虽然美国的“听证庭”没有司法权处理路德，但路德船长返回伦敦后，又被英国调查庭和英国贸易委员会两个部门传讯。虽然路德还是像在纽约听证时这套说法，但也没有人相信他说的是实话。虽然最后英国的听证部门也没有权利取消路德作为船长的航海资格，但“加州号”所属的“雷南轮船公司”要求路德自己主动辞职。路德上诉到“英国轮船事务委员会”，但被拒绝。路德为此一直辩争，临死前还在申诉，但一直没有人答复他。而公众舆论都倾向同意“听证会”的结论。 不知他想到没有，他只是丢了工作，而那麽多人丢掉了性命。而他如果不是那麽马虎、不在意的话，就完全有可能挽救全部泰坦尼克号上的生命。 没有距离感的嘹望员 “泰坦尼克号”最早发现冰山的嘹望员弗雷德里克．弗利特是史密斯参议员传讯的重要证人。但弗利特却让“听证会”的人大伤脑筋，因为他有严重的英国地方口音，而且很困难理解史密斯参议员的问话，因为他没有上过学。 21岁的弗利特出庭的时候，穿着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鞋，手里拿着一顶破旧的帽子，在整个听证期间，他不断地用手搓那顶帽子；回答问题时，还总是惊恐地望着旁听席上的白星公司总经理伊斯米和二副莱特勒。有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有位记者说，他无法判断这个嘹望员是“睡着了，还是愚笨到傻瓜的程度。”但另一位记者猜测，他只是太紧张了。 弗利特简单地回忆了那天晚上他在“泰坦尼克号”嘹望台上值班时，发现冰山的情景。 史密斯参议员问他∶“你说看到船前方有个‘黑乎乎’的东西，那个‘黑乎乎’的东西距离泰坦尼克号有多远？” “我说不好，先生。”弗利特边回答，边搓他手里的帽子。然后就是沉默，似乎这个“听证会”距离他比那个冰山距离“泰坦尼克号”还远。 史密斯又尝试地问道∶“你看到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感到事情很严重吗？” “我一看到它，立即就报告了。” “你估计那个黑乎乎的东西离你们船有多远？”不死心的史密斯又追问道。 “我在判断距离上很差劲。”弗利特很坦率地回答。而且他也没有能力判断从发现冰山到撞上，这中间有多少分钟或多少秒。连那个他发现的“黑乎乎”的东西的大小，他也说不上来。 史密斯像一个耐心的幼儿园教师那样引导弗利特，用实物来比喻地问道∶“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有没有一个普通的房子大，或者说，它是不是比这个听证会的房间大？” “没有，没有，先生，它没有这麽大。” “有没有我现在坐的这张桌子大？”史密斯问。 “我第一眼看到它时，有你坐的两张桌子那麽大。”弗利特终于找到了表达的方法。 “当你们的船撞上它时，它有多大？” “一座白色的冰山从右船舷擦过，比我们船的船头甲板还高，我想高出有15米左右。” 根据这些数字，听证会的委员们估算出，当弗利特第一眼看到冰山时，这座冰山距离“泰坦尼克号”不到一海哩，即不到一点八公里。弗利特所以没有提前看到它，按照二副莱特勒的证词，主要是因为没有带望远镜。 “你向船方要望远镜了吗？”史密斯问道。 “我们在南安普敦港时就要过了，他们说没有了。” “你跟谁要了？”史密斯追问。 “他们说没有望远镜可以给我们了。” “你到底跟谁提出过要望远镜了？” “我们问了二副莱特勒先生。”弗利特终于所问有所答。然后惊恐地看看坐在附近的二副莱特勒和伊斯米。二副莱特勒显然很注意弗利特在说什麽。伊斯米在一张纸上乱画。 “假设你有望远镜，就像你在‘欧森尼克号’上一样，”参议员史密斯又用比喻来问弗利特，“你是不是可以提前很长时间看到这个黑乎乎的东西？” “我们当然早就会看到它了。” “会多早？” “噢，”弗利特感叹道，“会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躲过它。” “你和你的嘹望员同事有没有议论过没有望远镜这件事？” “我们之间都谈过这个事。” “你是不是为没有望远镜而感到惊讶或悔恨？” “我不懂你的意思。”弗利特一脸疑惑地望着参议员说。 “你发现没有望远镜是不是很失望？” 这回弗利特听懂了，他点着头回答说∶“是的，先生。” 白星公司尽量减低弗利特作证的没有望远镜的后果，二副莱特勒说∶“我们主要依靠肉眼嘹望，而且我并不依靠那几个嘹望员，靠我自己看。不同的人对望远镜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用法。有人一直用望远镜，我认为那是很有伤害的。” 但对弗利特的说法，探险并发现北极圈的海军元帅罗勃特．埃德温．皮尔里很是赞同。在弗利特作证之后，皮尔里在接受《纽约世界报》访问时说，望远镜太帮助人发现冰山了，尤其是在“非常明朗的夜晚。”“带着望远镜能看更远，更远。” 当被问及为什麽“泰坦尼克号”会忘记了带望远镜，这位北冰洋探险家说∶“在这艘巨轮冲向大西洋时，忘记了很多东西，有些常见的东西被忘记了，就是因为它们太常见了。” 触动人们情感的场面 四副赫伯特．皮特曼的证词是最让听众情绪波动的，因为他详细讲了当时漂浮在“泰坦尼克号”沉船附近的十几艘救生艇怎样没有回去救人的情节。 “你听到了那些人在水中挣扎的声音了吗？”史密斯参议员问皮特曼。 “噢，是的，”30岁的皮特曼回答说。 “这些声音是呼喊营救？” “哭喊，嚎叫，哀鸣。”皮特曼回答说。 “从泰坦尼克号上，还是从海面上？” “从海面上，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在大船沉之前，没有这种声音。” “你尝试回去营救他们了吗？”史密斯追问道。 “当大船一沉没，”皮特曼回答说，“我就对我的那个小艇里的人说，现在，伙计们，我们必须划回出事地点。但每一个小艇里的人都说这是疯子的想法，他们说你这样做等于让大家都丧命。” “他们都不同意你们的艇划回去救人？” “是这样。”皮特曼回答说，“我跟划桨的人说，我们应该回到出事地点，还可以救几个人。”当时皮特曼在的五号救生艇，和旁边的七号救生艇，一共还有60多个空位置。 “谁反对你这样做？”史密斯又追问。 “所有我们小艇里的人，人数很多。” “女人？” “我分不清是女人还是男人，反正他们都在叫嚷，说回去是疯了的主意。” “听着旁边水面上那些哭喊求救的声音，你们救生艇里没有一个女人要求你划回去营救？” “没有一个。”皮特曼肯定地回答道。 “你说是没有一个女人要求划回去救人，对吗？”史密斯为了确定，再次核实问道。 还没等皮特曼回答，“国际航运公司”的律师查尔斯．柏林厄姆打断了他们对话说∶“参议员，如果他们回去，他们的小艇就会被那些都要上来的人扒翻。” 史密斯没有理会这位专职来替白星公司辩护的律师的插话。他继续问道∶“你们听到那些哀鸣、哭喊的声音有多久？”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皮特曼说这话的时候，眼圈里含着泪水。 “你们就在那些挣扎呼喊的人旁边一直呆着，是吗？” 皮特曼的声调突然很动感情地抽搐起来，他断断续续地说∶“噢，先生，请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我无法承受回忆那个情景。我希望不要讨论这个场面了。” 史密斯在他私下的访问中发现，几乎所有人的说辞都和皮特曼一样。很多人，像皮特曼一样谴责那些小艇里的女人，说她们都拒绝把小艇划回去救人。在二号小艇上的水手富兰克．奥斯曼解释说∶“所有的女人都很紧张，而且要求把小艇划得离出事地点越远越好，才可以不再看到那个地点，不再更恐慌。” 三号救生艇的乔治．穆尔告诉参议员纽兰兹∶“我们小艇的所有人都要我快点划，离开出事地点越远越好，越快越好。谁也不想回去那个地点。”一号救生艇的消防员泰勒说，他们的小艇，除了五个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要求快点划，离开那些在海面上呼喊求救的落水者。 只有六副洛依的小艇划回去救人。参议员问随洛依回去救人的14号救生艇的划桨水手弗莱彻∶“你们看到海面上有很多尸体吗？”“很多，很多，先生，”弗莱彻回答说，“当然，当时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我们翻了很多尸体，看是不是人还有救，但都死了。看起来，他们都冻僵了。很多都脸朝天地漂浮在水面上，有的手还绕在头上。” “看来他们不是淹死的？”“他们看起来都是被冻死的。先生。我们继续往里边划，最后看到一个人好像还没有死，把他拉上小艇，他的胳膊冻得僵直了，他的身体冰冷冰冷，但后来缓过来了。” “他幸存了吗？”“是的，先生。后来又有一个日本人或者是中国人被我们救上来，也获救了。” 英国的调查与美国的重点不一样，美国主要问的是“泰坦尼克号怎样沉没的”；英国调查时重点想了解的是，“泰坦尼克号为什麽会沉没”。英国的调查花了36天，传讯了96个证人，问了二万五千六百个问题，花费了二万英镑，成为大英帝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调查听证会。 英国调查的结论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完全是冰山造成，它在设计上没有任何缺陷。所以撞上了冰山，是由于那一带意外地出现了大量冰山，而“泰坦尼克号”速度开得太快，缺乏效率的船上嘹望系统增加了危险的机率。“总体来说，是一种弥漫在船上管理人员中的骄傲自满情绪造成的疏忽所致。” “男扮女装”和“有偿新闻” 美国的调查前后花了四个星期，传讯了181名证人，证词数据多达2111页。现在这些证词数据还完好无缺地保存在国会档案馆，谁都可以查阅。 参议员史密斯调查的范围比较广泛，他还问询了传说的有人“男扮女装”混上了救生艇得以逃生的事情。但除了三等舱的爱尔兰小伙子丹尼．巴克利直言不讳他是戴了一条女人的围巾混上了救生艇之外，其他被指控的人都不承认。但事实上有人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且还有头等舱的乘客。 指挥14号救生艇回到出事地点救人的六副洛依回忆，他在回去救人之前，把几条小艇的人集中到一起，腾出一条艇回去救人，把乘客从这条小艇挪到另外的艇上，非常费时，而且很多太太夫人行动十分迟缓，他要不断呵斥喊叫，催促她们快一点。但他发现，一个戴着花头巾的“老太太”动作倒很敏捷，他有点怀疑，上去一把将“老太太”的围巾扯掉，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男人的惊恐面孔，吓得眼睛都发白。洛依什麽也没有说，上去一把抓起这个男人，使尽全身力气，把他一下子扔进旁边的救生艇里。 但洛依当时没有问这个男扮女装的人的名字，获得幸存的人有七百多，他也回忆不起来这个人到底长的什麽样子。即使听证结束后，还不断有传言某某是“男扮女装”逃生的。《难忘的一夜》中指出，“泰坦尼克号”头等舱有四个名人乘客特别被人话垢，说他们是穿了女人衣服混上救生艇逃生的。但对这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指控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虽然“听证会”没有给任何被指控为“男扮女装”获得逃生的人定罪，但有的家庭却因此破裂。著名的马球手、豪华俱乐部常客比利．卡特先生由于被传言说是穿了女人衣服混上救生艇的，他太太因此和他离了婚。密西根富翁迪金森．毕晓普也被传言说是穿女人衣服上了救生艇，后来他的妻子海伦和他离婚。 史密斯的结论 经过4个星期的调查听证，史密斯终于弄清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来龙去脉。5月18日，史密斯在国会大厅，向全体议员汇报调查结果。 这天早晨，国会大厅座无虚席，所有的议员都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四周的观察员和采访的记者，更是把整个大厅围得水泄不通，有人说，国会大厅从来没有这样拥挤过，以至于怀疑大厅是否会有危险，因为进来的人太多。 威廉姆．史密斯参议员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全场鸦雀无声。史密斯简短地表示了“调查委员会”对各界支持的感谢，然后就题归正传，回顾了“泰坦尼克号”建造的情况和事故发生的原因∶ 这条被称为“实用的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从建造那天起，到撞上冰山之前，她的著名的建造者们都对她的质量和力量充满信心，认为这条船是科学和宗教的结合，所有她的前一辈的轮船，还是同时代的姊妹船都无法和她相提并论，因为“泰坦尼克号”是最高科技的产物。在建造她的时候，没有任何节省或偷工减料，全部用的最好的材料，最好的工匠，最豪华的装修。所有现代科技的成果，都在这条巨船上可以看到。所以，无论她的建造者，还是使用者，都信心十足地让“泰坦尼克号”驶进大西洋。 但是，一些必须的有效检验并没有进行，例如船的汽锅、船舱壁和齿轮装置等设备，救生设备和嘹望设备同样没有检验。船员、船上的官员就像所有乘客一样，是临时组合到一起的，不仅相互间不熟悉，他们对这条船的设备、工具等也是完全陌生的。没有进行过疏散乘客的演习，也没有进行过救生艇放下到海里的操练。所以，当撞了冰山，危机来临时，这种绝对没有准备的结果，就是乘客和船员都处于一片慌乱。在这种慌乱中，这条船沉没了。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瞬间有这麽多人一下子死亡。 当然，我们应该把对英国贸易委员会的严厉指责和惩罚留给英国当局，这个贸易委员会落伍的救生艇规定和检查政策的疏忽，是造成这个巨大灾难的主要原因。 导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是∶船长忽视了冰山的警告，进入冰山海域，仍然没有减速；忘记给嘹望员带望远镜，导致发现冰山时船已来不及转弯避开；救生艇数量严重不足。“加州号”就在“泰坦尼克号”附近，但由于无线电报务员没有24小时值班，下班就去睡觉了，所以无法收到“泰坦尼克号”的求救电讯，没能及时来营救。 史密斯一直讲了两个多小时。《莱斯利周刊》的记者观察到∶“不时地在大厅的这里或那里，听到有人捂住鼻子的抽泣声，也许是幸存者或他们的家属、朋友，或者是那些最痛苦的人，他们所爱的人永远不会从那次旅行中回来了。”史密斯也被自己演讲的内容和台下听众的抽泣声所感染，他的眼里也含着泪水。但他还是克制住感情，用正常的声调讲下去。 当史密斯讲到那些最后落水的乘客，在水中绝望地挣扎的情景，大厅二楼普通听众中哭泣的声音更大了，一楼参议员的座位上也发出很多人清喉咙的声音。史密斯这时举起了手，手里是三个提案。第一，提议美国颁发一千美元的金质勋章给营救幸存者的“卡帕西亚号”船长罗斯庄。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通过。紧接着，史密斯又提出两个议案，一个是第6976号议案，要求从根本上检验所有现存的海上规章制度。这个议案后来被称为“史密斯条例”。另一个议案是，建立一个委员会，定期检查美国海运的法律和法规、轮船制造的安全性能、以及所有海上行驶的轮船的设备等。 史密斯的议案非常详细专业，包括建议把轮船的船头建得更长，以在撞击冰山时，有更多的弹性，并对后面的客舱有更多的保护；轮船必须为每个乘客和船员配备救生衣和足够的救生艇；要携带更大马力的抽水泵机器；无限电报务员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由美国牵头，成立世界性的北大西洋客轮航线破冰服务，即由破冰船巡逻航线，事先清除冰山，保证客轮绝对安全。破冰船的费用由使用北大西洋航运的各国按航运数量均摊；等等。 “泰坦尼克号调查听证委员会”的报告结束了，但国会大厅中每一个听众，都无法忘记史密斯最后说的那段话∶ 在想像中，我们能再次看到这条自豪的巨船，带着生命的活力，带着那些活跃的乘客们——音乐家、教师、艺术家、作家、军人、海员以及各行各业、所有土地上的勇敢的男人和高贵的女人。我们能看到那些尊贵的、强壮的先驱们，站在驶向美国的轮船的甲板上，坦然地、平静地背朝着那个渐渐远去的旧的世界，他们已经无法忍受旧的束缚；欣喜地眺望着前面充满希望的新的世界。在他们正享受着这巨大喜悦的时刻，这条船突然倾斜了，被肢解了，发出痛苦的喊叫。那些有着罕见勇气的音乐家，给这船倾人亡的最后时刻，注满的是安慰、同情和悲壮的音乐。终于，这条船放弃了这场和大海的不公平的搏斗。那些迅速奔离宽敞豪华房舱的众多男人和女人，还抱着人类的希望、热情、悔恨和喜悦。在即将破碎的甲板上，凝结着的是新的誓约，新的忠贞，古老的爱情又抽出新芽。那些一生都崇尚友谊和爱的人，在落进大海的瞬间，带着自豪和反抗，享受着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旅行。 面对这样一种遗产，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必然感觉和大海比以前有更加亲近的关系。从今以后，那大海的潮涌，会不断传送来那些遇难者对我们的祝福┅┅ 2012-04-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中国经济公私之变：国家资本主义为国本从未改变
何清涟 十九大前，中国经济政策最显眼的变化，是让民营资本入股国企，但却不享有话事权。有人惊呼，这是在倒退。这解释过于皮相。 与毛泽东时代消灭一切私有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邓小平开创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并不坚持制度教条主义，对企业所有制的方针灵活多变，只有一点未变，即从未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对私营企业则视政治需要调整政策。理解这一点，必须理解中共极权统治“三个垄断”的特点：政治垄断（一党专制）、资源与经济垄断、文化垄断（控制媒体、教育和宗教）。其中资源方面的垄断是土地、矿产、森林、水源全归国有；经济上的垄断是指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重要企业必须国有，放弃经济垄断，就无法维持政治垄断与文化垄断。 1、垄断国企成“特殊利益集团” 如前所述，19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无法产生效益并成为包袱之时，朱镕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中，始终坚持的“抓大放小”这一方针，通过对中小国企的改制养成了一批共产党员资本家；与此同时，通过政策倾斜对大型国企进行资产重组，造就了一批控制国计民生的超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如铁路、金融证券、电力、交通、能源、房地产等行业，形成了一批经济寡头。在2001-2010的这段时期内，这些通过垄断形成的经济寡头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各种政策的强力扶持下，这些国企早就成了中国的经济寡头，能够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强有力影响。这些国企中，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些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依附于这些垄断型国企，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比如周永康的儿子周滨就利用其父在石油系统任职的关系网，从事各种与石油有关的生意谋取暴利。 胡锦涛于2003年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与实践开始分裂。国务院在2005年就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但实际上，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在不少有利可图的领域内开始了“国进民退”，民航业是国进民退现象最典型的一个行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又主导了一轮“国进民退”，让国有资本进驻一些竞争性行业并逼退民营资本，民用航空业是这轮“国进民退”的重点领域。2009年，中国首家获批的民营航空公司鹰联航空由四川航空公司斥资2亿元持掌鹰联航空76%股份，成为首家退出民营阵营的航空公司。 与习近平时期相比，胡温时期的言论空间相对宽松，民营资本与他们的党内代理人及部分知识精英一道，发起了一场批评国企经济寡头是特殊利益集团的讨论。不少人撰文批评以“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垄断型国有企业，认为这些企业利用垄断资源与垄断经营的优势，以及政府赋予的定价权，排除竞争，高成本，低服务，是推动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比如以地产、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联手推动价格上涨。还有人批评国有垄断企业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利用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但最后只有这些企业本身与政府能够分享其利，公共资源的真正主人――民众除了通过别无选择的消费贡献银子之外，利润与民众福祉无关，这些国企连为社会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远远低于民营资本。 在长达几年的批评声中，国企成了腐败、垄断、低效的代名词。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将这场舆论战的内容加以总结，写了篇《垄断企业十宗罪》：1、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2、 支撑了集权与人治，破坏了法治。3、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4、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国际组织曾经对154个国家进行调查，结论是国有经济比重越大的国家越腐败。5、形成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6、妨碍了老百姓致富。垄断国企对私人企业产生挤出效应。7、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8、导致了经济低效率。9、形成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巨大浪费。10、扼杀了民族创新能力。在上述各种问题当中，批评意见的焦点主要是与其他行业相比，垄断型国企收入太高，国企领导层年收入逾百万外加分红、公款高消费，胡星斗提供的数据是：“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占全国的65%。国企老总利用公共资源创造的财富，成了其个人挥霍的钱库，比如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 当政者的反驳也非常多，《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推出《李荣融困局——当前国企十大争议话题剖析》专题报道是代表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李荣融认为，国企承担的重大使命与特殊地位，让它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饱受煎熬。民众骂声一片，一是经验层面的评价，二是媒体的误解曲解。至于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效率低下、分红太少都是伪命题。在一一批驳以后，李荣融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否定国企，实质就是要否定公有制，而否定了公有制，自然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则党的领导地位则随之丧失。 2、国有企业成为吞食资源、亏损腐败的经济怪兽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维持大型国企的政治经济地位，主要出于政治需要。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被视为“共和国长子”，政府给予各种政策倾斜加以扶持。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矿产等资源和垄断重要行业，让国企拥有产品定价权，攫取巨额利润输送给中央财政。在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显示，从2002到2009年中央所属企业上缴税金年均增长21.6%，国企的税负均值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同时，国企也是政府对外援助和对内实施政治及社会控制所需经费的小金库。例如，中国高层官员去外国访问时，经常随带大量采购合同或援助项目，这些支出往往通过国企支付。 此外，国企的工资、福利和工作稳定性都远远优越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到这样的企业就业，几乎成为中国人职业选择时仅次于公务员职业的次优选择，因此，国企往往成为官僚、权贵亲属的谋职之地。美国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揭露，共有103位在国企任高管的红二代，曾用MBO（经理人持股）的名义让自己致富，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企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在21世纪前十年的国企改革中，这些红二代通过MBO的方式，不费分文攫取了大额股份；在资产数亿或者数十亿的超大型国企中，持股哪怕不到1%，也是一块巨型蛋糕。 国企与红色家族之间既然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这些被管理层大肆攫利的企业不可能经营良好。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衰退，国企的黄金岁月结束了，成为银行坏账的主要源头，拖累了中国的国有银行。自2014年以来，中国媒体上大量出现“僵尸企业”一词，指那些严重亏损、依赖银行贷款在维持运转的国企。截至2015年底，在中国股市上这样的“僵尸企业”就有266家，占10%，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八大行业。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00家，其中16家是亏损企业。例如，“中国铝业”号称“A股亏损之王”，2014年度净亏损为163亿元人民币；“鞍钢集团”有800亿银行债务，2015年净亏损43.76亿，“渤海钢铁”债务达1,920亿。这些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大型国企长期处于低效亏损的状况，使得中国金融系统有如得了败血症的病人，这头刚为国企输入红色的新鲜血液（注入资金），那头就流出黑血（即坏账）。 屈指算来，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坏帐了。三轮坏帐的形成各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变的，即国企靠银行不断输血维持。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内这些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年均5,300多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 2012年是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习近平虽然接掌了中共最高权力，但陷入政治对手的缠斗之中，国企问题暂时退出公共视野。胡温时期那轮有关国企的争论所指出的各种弊端，只有国企管理层与员工的巨大收入差距被列入解决的清单位之中。2016年1月，央企开始执行国企高管降薪资方案，把负责人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从12倍调整为7-8倍，全国各地的国企高管平均降薪30%。全国25个省份公布了国企高管降薪方案，大多数将国企老总的基本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员工的2倍以内，把总体年薪限制在8倍以内；限制幅度最大的宁夏，将高管的总体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员工的5倍以内。2017年9月15日，官方宣布“多地推进国企改革细化方案”，要点就是“国企市场化薪酬改革提速”。 可以预见，只要国企的运行机制不改，民营资本在政治压力下入股国企，只是让国企获得了“免费贷款”，除了国企经理层薪酬过高获得解决之外，所有问题依旧，对政府来说，唯一的意义就是将银行的负担转嫁到民营企业头上。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9月1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china-economy-20170915/403111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1👍 0💬 0总理大位纵易主 经济颓势也难挽
何清涟 最近，李克强因身体与能力欠佳将下台的消息，成为海外中文网的热门话题。观察者多注目李下台原因中的“习近平因素”，以及谁有可能接任。这条消息的真假姑且不论，但显然最重要的问题却被忽视：面对资源枯竭、内需不振、产业结构畸形、房地产泡沫超大、金融问题丛生的中国经济，谁有能力挽救中国经济？ \李克强接手的“经济家底”\ 上述问题的祸根，深植于十八大之前而非十八大之后。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在资源、生产要素（含技术开发能力、劳动力等）、产业、制度环境当中，必须具有其中两、三项优势，方能有所凭藉。如今的中国，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优势，反而劣势毕显。12月上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五项任务，实际上承认了上述劣势。 资源方面，中国的生态环境已陷入海陆空立体化污染，主要矿产资源已经形成对外高度依赖，会议将此表述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生产要素上，中国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技术与管理水平都相对落后，是个山寨大国，唯一自称“自主开发”的高铁技术，其实是依靠偷来的技术拼凑而成，至今也未能在国外找到市场。房地产泡沫大到不能倒的程度，是政府与企业硬撑着才没破裂。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全国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正在高调推行的“一带一路计划”，主旨就是向海外输出过剩产能。 这与前总理温家宝从朱镕基手里接过来的家底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温家宝主掌国务院的10年，前7年正逢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鼎盛时期，资源与生态环境空间较大，出口、投资、内需这三驾拉动经济的马车跑得正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本世纪初累积下来的9110亿美元的巨额银行坏帐，也通过邀请美欧等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包装上市，在香港与国内股市募集到巨款而成功化解。但温家宝任期内几乎将这些好运气用完，到权力交接前夕，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已经进入夕阳状态，房地产过度开发的结果是全国几十座城市都出现不少“鬼城”，几十个行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雾霾笼罩不少城市上空。自2009年以来的4万亿政府投资加上地方平台的巨大融资，虽然维持了权力交接时期的“经济繁荣”，却留下了巨大的地方债务与银行坏帐。 这就是李克强从前任温家宝总理手中接过的“经济家底”。 \“李克强经济学”为何行不通？\ 李克强接任总理之前也曾满怀壮志，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了一份“长期改革路线图”，将金融改革当作接任后第一要务。接任之初，李主张的经济政策要点有三：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曾被西方投行界命名为“李克强经济学”，被普遍看好。我曾于2013年6月写过一篇《“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指出他的经济政策在中国缺乏实施的制度基础。两个月之后，楼继伟代表中国政府在G20财长会议上称中国政府“不再刺激经济”的话音刚落，中国江苏、安徽、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多个省市就纷纷下发文件，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下级政府继加快“十二五”规划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约有36个城市的发改部门批复了本地建设城市交通项目的开工申请，“铁公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成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点，结果是旧的鬼城仍在，新城镇建设将房地产泡沫吹得更大；旧的产能过剩未消化，新的产能过剩又增，形成更大的产能过剩。 就在国际投行界欢呼“去杠杆化”将使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改革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由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提供大规模的支持。2013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李克强任总理才4个月左右，承诺的“政府不刺激经济”就变成了“微刺激”，“去杠杆化”变成了“定向金融扶持”。自此之后，银行贷款放水几乎从未停止。（见《政府投资号急吹 “克强经济学”破产》。 “李克强经济学”之所以行不通，乃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已成定势。在出口萎缩、内需不旺的情况下，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就只能依赖投资，而投资就得依靠银行放贷。中国的投资分三块，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并没有能力培养新产业。在所谓产业结构转型上，地方政府除了继续扶持本地原有的产业，将要淘汰的产能升级换代，根本谈不上转型。以钢铁业为例，中央政府政策规定，对钢铁产能淘汰的标准是200立米以下高炉，本意是想将小钢厂淘汰出局，但很多地方的小钢厂就改成300立米、500立米甚至更大的高炉。结果是全国各行各业都形成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有人计算，生产一吨钢，低的时候只能赚一毛几；生产一吨煤，买不了一瓶高级矿泉水。国务院总理无法为地方政府再造新的产业，也无法解决地方的就业问题，而地方政府与企业向银行借贷，是种无责任借贷，欠债不还，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最后都由中央政府兜底。 \政府刺激经济措施已经失灵\*** 真正的麻烦在于，政府继续大量投放货币刺激经济也已经难获明显效果，《福布斯》今年8月24日发表一篇《中国经济40年繁荣的终结》（The End Of China’s Four-Decade Economic Cycle），其中引述了《中国褐皮书国际》的一个观察结论，中国信贷需求史无前例的疲软。褐皮书作者调查2200家公司后发现，在今年第2季度，中国金融机构曾打开信贷闸门。6月份投放了1.08万亿元新增贷款，7月份为8708亿元人民币。但由于缺乏有前途的机会，这些公司都未申请多少新信贷。迎合私人小企业的影子银行不得不将利率降到比国有银行还低，以吸引客户。为了维持经济运行，央行在9月和10月向银行业持续“放水”7695亿元，仍然毫无用处，中国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3%，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与此同时，银行坏帐却在急剧增加，截至第三季度末，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这四大银行帐面上的不良贷款规模已达4,150亿元，比2013年底和今年6月底时分别增加了22%和8%。 面对如此经济困局，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只好将明年GDP增速定调作为“保密内容”，要到明年两会期间才公布，会议后发布的通稿称“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再加上一个“一带一路计划”释放过剩产能，就是2015年的经济状态。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繁荣结束，要国人准备“过苦日子”的好听说法。 观察中国政经局势，政治权力可以通过一系列非常手段渐渐集中于最高领导之手，但经济状况却非通过集权、换帅就能改观，因为中国目前这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行政强干预下的半市场化经济，有其运作惯性，李克强的不幸运在于，他接掌国务院总理一职之时，中国持续30余年的那种依靠透支生态资源与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生态系统千疮百孔，产业结构畸形扭曲、地方深陷债务泥潭、金融系统弊端丛生，影子银行的风险随时爆发。 这种局面，李克强固然应付不了，其他人也未必有能力解困。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2月1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1215/255898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张守东教授∶远志明性侵话题与基督徒伦理之我见
“世人哪，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 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 ”(圣经·旧约·诗篇 58:1) 关于远先生志明君涉嫌强奸和诱奸，我非常关注各方的议论，因为这是一场检阅华人基督徒光感和盐味的辩论。有朋友建议我把自己参与辩论的论点联缀成文章，于是就有了这篇基本上按自己在各微群发言先后稍作拼接的短文，未及静心仔细改写，不当之处请包涵。 在论辩过程中，感触最深的是我再一次思考了两种伪善∶一种是借苛责别人来显示自己有美德，另一种是以宽恕之名阻止追究对他人犯下的罪过，以博得爱的美名。我知道华人基督徒一般没有前一种法利赛人式伪善。至于后一种伪善盛行的原因，我觉得大概是因为我们的传统中儒家文化对人的善存有不适当的幻想，加之许多教会片面的圣经教导，造成华人基督徒中相当多的人缺乏对罪的深刻省察和反省，尤其当自己不是受害人的时候，特别容易借著纵容和掩盖罪恶来麻醉自己迟钝的良心进而回避对付罪恶的个人责任。 一、对周爱玲与徐志秋牧师的回应 有人指出，在柴远二人会谈中给柴姊妹作见证的周爱玲牧师其实和远志明一样都是由加州矽谷灵粮堂的刘彤牧师按立牧师的。（http://m.blog.sina.com.cn/s/blog\5c2214f50102va3t.html?ref=weibocard ）仅凭这一点，周爱玲牧师反戈一击作出不相信柴姊妹见证的结论（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2304184ac0dbcd0102vbd6&vid=5125924345&extparam=）就是不足为凭的。周牧师本来应该回避此事。 徐志秋牧师则是最早向我传福音的朋友之一。访美期间他还请我去他的教会讲过道。我深信他的品质和智慧，无论是世上的小学还是圣经与神学，他都很卓越。我相信他披露这个信息的勇气和真诚。但我还是感觉志秋的证词里（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2304185c2214f50102v9y8&vid=5125924345&extparam=）推论多了一些。在我看来，从常理来说，这个事件的焦点在于∶如果当初真的如志明先生所言和志秋兄所信是两情相悦，后来成为姊妹的人会坚持后来成为弟兄的人当初是强奸吗，即使她饱受攻击、伤害？当然，这个问题似乎不再有客观的答案了。现在柴玲给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远先生也做一个测谎。我觉得远先生不管如何委屈，也还是至少要陪姊妹多走这一里路。 二、关于王峙军牧师设想成立独立调查的回应 王峙军牧师他们提出的是在我看来最稳妥的解决方案（http://m.blog.sina.com.cn/s/blog\638a87290102v8pi.html?ref=weibocard）∶成立一个独立调查组，给出一个第三方的说法。毕竟，当初只有三个牧师在场调停，对于如今已经成为公共事件的柴远之争，当初三位的见证太显薄弱。很多人巴不得这件事不了了之。我觉得这种态度并不高贵。因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位姊妹坚持说她当年被强奸，而强奸者现在不认账，她担心弟兄并未真的悔改，难道我们能对姊妹说∶闭嘴，别把我们基督教的名声毁了，别耽误弟兄为主作见证？ 我理解好心的基督徒舆论领袖肩负著阻止教会被人暗算的护教职责。他们的良心和勇气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是，按照阴谋论，圣经把大卫的奸淫和谋杀都一五一十写出来，岂不是给魔鬼攻击神的子民提供了永久的靶子，盖也盖不住？难道上帝考虑不周，应该把圣经里那些罪一一删去，剩下白茫茫一片圣徒真干净？ 仅凭两三个人几个小时的谈话就把一个指控强奸的姊妹暗示为脑袋有毛病而将她置于不义之地，对她在基督徒圈子里的上诉和上访置之不理真的合乎公义吗？以为自己几个人相信了几个牧师的结论就可以让这事打住，难道真的想不到“真相在上帝”的说法只会使远先生余生一直在广大基督徒中永远洗刷不掉强奸嫌疑这团若隐若现、时隐时现伴其一生的疑云？ 有人会说再怎麽著也弄不清真相。那是有可能的。但不给他们两位充分的程序正义的尝试就草草收场，凭借单方面的舆论压力永远让柴姊妹背上陷害远先生的黑锅又是哪门子的怜悯和爱？谁可以站在神的立场上说这件事一定弄不清真相、必须就此草草收场？“真相在上帝”的说法和王峙军等牧师呼吁成立独立调查组的主张之间为什麽必须听信前者？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后果∶如果教会不按程序和原则给出有更多合适人士参与的更具公信力的调查，百度百科刚刚被人增加的这条信息就会一直伴随远先生而没有被修改的机会∶“媒体报道流亡美国“民运人士”柴玲自曝曾被牧师强暴，并点名直指远志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613557.htm?fr=aladdin） 有基督徒一定会说自己相信远志明。但我要说∶一定有更多的人更相信柴姊妹。每次远先生再去开布道会，一定会每次都有信的和不信的说∶就是那个强奸犯远志明吗？ 至于如何处理教会内的争议，可参考王志勇的文章（http://www.holymountainc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8） 三、独立调查发表后的回应 从独立调查发表后这几天的议论中听得出质疑王峙军报告（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2304186992ad5b0102vcnt&vid=5125924345&extparam=）的人基本上没认真读，因为质疑者不愿意相信更不愿意承认有这回事，从质疑声中听得出似乎只有当著他们的面发生强奸或诱奸他们才承认。质疑者也几乎不提在德国和法国的受害人的证词，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份报告只是罗列了证人证言，并没有说这就是定论。他们一定要说这就是单方面给出的定论，为的是说王峙军牧师他们先入为主、别有企图。质疑者把远和其他当事人的沉默视为谣言受害人的忍辱负重，却不肯要求远某等人出来抗辩，似乎远某这样的人只要以基督徒的名义获得了影响力，就不再需要为强奸诱奸的罪名抗辩。质疑者似乎特别陶醉于自己“饶恕”的美德，那是因为他们只害怕他们认可的人有污点，而不在乎受害人的痛苦和感受。神的公义不是质疑者考虑的话题。我从这些质疑者那里读出了这样的华人基督教文化∶谁以基督徒的名义积聚了人脉，谁就可以躲在这些人脉编织的“饶恕”背后不受哪怕是强奸的指控；谁指控谁就是不饶恕，谁替指控者提供控诉的平台，谁就是嫉妒和苦毒的魔鬼。我想，这正是远先生直到2013年即“信主”二十多年后还娴熟地故伎重演的原因吧。 王志勇说的“被强奸和侵害的受害人”也只是从她们已经举证的意义上说的，并无定论的意思，只是包括王志勇在内的牧师一再要求远先生回应，远先生至今回避，才使得事件没有定论。按法律术语，目前远先生只是“嫌疑人”。但嫌疑人不肯答辩，固然让有的人觉得无罪而不屑置辩，但也难免让别人觉得等于默认。“一人向隅而泣，则举座为之不欢”。想到在白人教会垂泪的柴姊妹脸上被"属灵"同胞吐了那麽多唾沫，我心有戚戚焉。或许牧者和信徒中也有不少人同感。 最近不少人不督促远先生对新的举证作出回应，而是热心于追究王峙军牧师为什麽那麽“积极”参与此事调查。这好比路人对歹徒视而不见，却躲在路旁质疑英雄救美人必是别有用心。人到这个地步，再对他们说什麽似乎成了多余的话。 有人甚至说“这18个牧师（王峙军等——引者注），就是18块石头，18个凶手。”那是因为这麽说的人自己手里拿著砸向这些牧师和柴姊妹等举报者的石头。 还有人动不动就拿末日审判吓唬那些因为有人举证奸淫而要求嫌疑人回应甚至悔改的人。我相信王峙军牧师他们从未忘记末日审判，而且恰恰也正是因为有末日审判，所以王牧师他们才替远先生捏著一把汗，希望他积极回应，免得到主耶稣的白色宝座面前无法交代。 总之，为远辩护的人先是怀疑柴姊妹的动机和精神状况，后来又避开另两位姊妹的指控，转而质疑王峙军的动机，就是始终把远先生当成受害人，生怕他不再显得伟大光荣正确。就这样，在华人的处境中，强奸和诱奸的嫌疑人和举报者完成了“谁是受害人”的戏剧性转换。结果，罪和非罪也完成了概念的颠倒。是非黑白已经被解构成了这样的命令∶如果你说你经历了强奸和诱奸，你就必须沉默，否则你就是不饶恕，或者精神有问题；如果你想为自称受到性侵的人提供说话的机会，你就是别有用心，你最好当成什麽都没听见。 柴姊妹和王牧师他们拒绝服从这样的命令。我也是。 2015年2月26日晚 编者注∶谢谢读者推荐转来这篇文章。据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网上的资讯，张守东副教授与人合著有《法制现代化与宪政》和《法律理论与社会的良性运作》等专著，并译有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等多部专著。 2015-02-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0👍 0💬 0从巴黎恐怖袭击看“法国病”
巴黎被恐怖袭击事件并非孤立的。这是恐怖主义在全球存在、仍威胁人类安全的证明。同时，也折射出法国自身的问题，让人再次看到“法国病”的症状。 清末中国曾一度被称为东亚病夫，但法国在二百多年前就是“欧洲病夫”。法国的病不是国力问题，而是知识分子左倾狂热导致的“理性残疾”问题。这种病灶不仅重创法国自身，也曾殃及世界。 断头台，这个血腥残忍、被托尔斯泰斥为“人类最丑陋、最令人厌恶、呕吐、愤怒的”东西，就是法国人发明的。以断头台为标志的法国大革命，给后来的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暴政（古拉格），以及毛泽东、波尔布特的暴力革命（劳改营），开了先河。列宁就曾自豪地说，苏维埃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和理想化。 ● 卢梭们的“理性残疾” 法国所以有那样一场断头台革命，主要理论来源是卢梭诉诸感性、情感（非理性）的哲学。法国大革命的三位主要领袖，无论左拉、丹东还是罗伯斯比尔，都把卢梭奉为思想导师。绝对点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所以，所谓法国传统，就是卢梭传统，就是激情大于理性的惯性思维。法国的知识分子，除了伏尔泰、雨果，以及现代的阿隆等少数保守派外，绝大多数都多少沾染卢梭的左翼激情色彩。或者说，有点“理性残疾”，缺乏正常理性思维的能力。 例如2002年那次法国大选，初选时法国老牌社会党被淘汰出局，勒庞的右翼政党成为第二大党，跟保守派的席哈克竞争。结果法国的左派们竟然组织全国130万人的大游行，群情激昂地呼吁，不管左右，都要支持席哈克，以阻止勒庞。选举，本应用选票，而不是街头运动。而这就是法国卢梭的后代们，动不动就展示法国大革命那种街头激情，倾向用一种群体激情，甚至群体威慑力来解决问题。 这种“卢梭病”波及久远，至今很多法国知识分子仍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例如不久前法国一家公司推出新一套电脑游戏程序，其中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其中对革命的血腥没有回避，结果遭到法国左翼媒体和知识分子的一片挞伐，认为歪曲了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性等等。 正是这种历史文化背景，营造出了法国的左倾惯性∶不从现实出发，不按理性思维，唱道德高调，为“政治正确”而不顾事实和真实。这种“病”的本质是群体主义，而不是英美立国之本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 法国一半人口将是穆斯林 这次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查理周刊》事件，就折射出法国左翼的一些病灶。 第一，在左翼总统密特朗掌权14年期间（81-95），在所谓人道理由下，允许大量非法移民（及合法移民）进入了法国，其中很多是穆斯林（信伊斯兰教的人）。法国是整个欧洲中，穆斯林人口增加最快的之一。目前穆斯林已占法国6400万人口的11%。按目前速度，25年之后，法国人口的一半将是穆斯林。 第二，大量穆斯林涌入后，并没有融入法国文化。这不仅有穆斯林自身的原因，更有法国左派们的原因，因为他们热衷“文化多元主义”（即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要多元），因此没有致力于把穆斯林移民融入西方文明。在法国的那些清真寺里，年轻的穆斯林移民被灌输“圣战”教义（即用武力把不信仰者变成穆斯林）等，甚至反犹、反西方文明的“伊斯兰至上”说教。前些年的统计数字，法国的伊斯兰清真寺就已多达1600多个。正是在这样的清真寺“洗脑”后，这些青年穆斯林去参加恐怖组织，投身“伊斯兰国”（ISIS）。 第三，这种左倾传统，使法国自然掉入社会主义泥沼∶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国有化，推行福利社会主义经济，结果导致法国经济多年发展滞缓，不要说远落后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在保守派的萨科齐当选总统之前的五年中，其经济增长率才是英国的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左翼政府又故作浪漫、自唱高调，把工作时间从每周五天削至35小时。这等于人为地使本已艰难的法国企业在世界上更缺乏竞争力。法国雇主更不敢轻易招工了，结果穆斯林青年首当其冲，其失业率是法国平均失业率的数倍。无所事事的穆斯林青年，是法国历次骚乱（打砸抢，烧毁汽车）的主要参与者。甚至平常法国人也感到“惹不起”，把他们隐晦地称为“年青人”。 ● 跟奥巴马争“无能之最” 第四，在英国要脱离欧盟之际，法国却是欧盟这种“大一统”的坚定支持者。曾武力征伐统一的拿破仑，至今被很多法国知识人和政客崇拜。席哈克时代的诗人外交部长、后任总理的德维尔潘，就以反美、崇拜拿破仑、对伊斯兰主义有浪漫情著称。他的办公室挂的不是法国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的像，而是那位率领铁骑践踏了无数人生命的拿破仑的画像。 为了大一统，法国故意放松边境控制。《查理周刊》被恐怖袭击后，法国右派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老勒庞的女儿）撰文说（美国《纽约时报》转译），在左翼放松边境检查的政策下，大量非法武器进入法国，包括这次两名恐怖分子袭击《查理》周刊使用的那些冲锋枪等。 第五，对罪犯百般迁就，不能严格执法。西方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正义（其实是政治正确）的名义偏袒罪犯。而右派强调必须对犯罪绳之以法，不可姑息。废除死刑是左派最愿意炫耀的拿手“秀”。在左翼总统密特朗掌权时代，法国就废除了死刑。如果这两名伊斯兰恐怖分子被活捉，他们残忍地杀了12个人，也不能被处死刑，还要法国人用税款一直养活他们（说不定哪天还被保释呢）。其中一名恐怖分子，以前曾因恐怖主义犯罪，被判刑三年，但却“缓期18月执行”。曾因恐怖活动被判刑的罪犯，法国警方是怎麽监控的？是不是渎职？ 一场恐怖袭击，让世人看到更多法国的问题。祸不单行，现任法国总统奥兰德又非常无能，其支持率已低至12%，全球第二（第一是只有9%的台湾马英九）。他的任期才一半，就成为二战后法国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这样的法国历史（法国病），这样的法国总统（可与美国奥巴马争“无能之最”），《查理》周刊悲剧，既不是偶然，也可能不幸的不是结束。 ——原载《看》杂志2015年2月号 2015-03-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中国概念股”与中国特色
在美国股市上热闹了好几年的“中国概念股”由于“账目疑云”等问题被揭露，终于成了欺诈的象征。 以下是“中国概念股”的凄惨现状：3月以来：24家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师提出辞职或曝光审计对象的财务问题，19家在美上市中国公司遭停牌或摘牌。美国经纪商盈透证券（Interactive Brokers Group Inc.）已禁止客户以保证金方式买进部分中国公司股票。据报道，被列入禁买名单的中国公司多达130多家，其中大部分是去年以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中小公司和网络概念公司。即使未被列入上述禁买名单的“中国概念股”，受此打击，目前在美国股市上大多也处于气息奄奄之状。 对中国那些公司来说，本来就是抱着来美国股市捞一把的心思，这种打击所产生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一伙人经营了七八年之久的APO（反向收购）产业链断裂报废，大不了再重新另辟投机的新天地而已。但对那些帮助中国公司来美上市加持护法的美国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来说，目前的灾难却只算是刚开始。 美国是个比较成熟与讲究责任的社会。为这些中国概念股加持并念“芝麻开门”的责任人，首推身负审计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无处可推卸责任，他们必须面对所有指控并承担责任。比如据称名列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 & Touche）受其审计的几家中国公司之累，即使表示会辞去东南融通（NYSE：LFT）外部审计之职，并对自己曾担任中国高速传媒控股有限公司（Nasdaq： CCMC）审计师的经历感到羞愧。在这些中国公司被摘牌后，德勤仍然被损失惨重的投资人列入起诉名单。其余几家大会计师事务所为避免更惨重的损失，已关闭了中国公司通过反向收购以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业务。 但独有一位与中国概念股很有关系的股市人物，至今仍然毛发无伤，那就是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 先说巴菲特与中国概念股的关系。此二者之间有无关系？有。世界股市上，往往有一些股票因为各种原因被赋予特别内涵，“概念股”即此之谓。自从巴菲特在2003年购入中国石油的股票以来，被誉为“股神”的巴氏与中国概念股就有了某种联系。此后，一些与巴菲特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中国股票受到投资者不同程度的追捧，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为“巴菲特效应”。 国内研究者李唯、邓晓辉根据股票与巴菲特发生联系的程度，曾将“巴菲特中国概念股”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巴菲特及其控制的企业真实购买的股票。如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石油和比亚迪，它们是与巴菲特联系最为真实与密切的股票。第二类是因特定的人物或事件与巴菲特发生联系的股票。如在香港上市的物美商业和在大陆上市的大杨创世，它们与巴菲特所发生的联系虽不密切，但真实性还算确凿，而且通过媒体的报道被广大投资者了解。第三类是虽然未与巴菲特发生直接联系、但却和他的具体投资行为产生共振并被投资者感知的股票。比如，2009年11月3日，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公告溢价收购美国第二大铁路运营公司北伯林顿铁路公司，引发了中国铁路相关股票的一轮上涨。 没有巴菲特投资中国石油的示范作用，“中国概念股”在短时期内走红美国股市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投资者能够埋怨巴菲特吗？似乎不能。因为巴菲特本人在中国石油处于较低价位时购入这只股票，以后又在2007年10月中国石油股价远未见顶之前果断清仓完毕，在他清仓后不久中国石油便进入长期下跌状态。跟在他后面购进却未能及时抛出的人，只能怨自己不能审时度势。如今巴菲特投资比亚迪，虽然让人看起来总觉得不靠谱，但跟进购买者如果在法律上抓不住巴菲特什么把柄，却很难将其诉上法庭。 上述情况的出现与美国证券法律健全有关。任何股票在美国上市之前都需严格审计，《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堪称当今世界资本市场上最为严厉的一套法案。至于这套法案都未能防止“中国概念股”晋身美国股市，只能说明中国人那坑蒙拐骗的本事远高于世界水平。严格设了审计关之后，投资者如何炒作股票，那完全是风险自负。美国股市的投资者吃了大亏之后，只能找那些肩负中国公司在美上市审计之责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晦气，却不能找曾带领投资者奔向“中国概念股”的领头羊巴菲特。 但中国就不同了。中国政府始终与股市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上市审计这一关就非常不靠谱，放任不合资质的国有企业与银行上市圈钱；监管过程枉法行为比比皆是，公司财务欺诈得以实现，或者公司自我炒作套利，股市庄家放风导致散户高位紧跟而让其套牢，……总之，最后是一笔永远与政府部门难脱干系的糊涂帐，股市成为一个充满欺骗作伪、充斥着过度投机者的泥潭。就算巴菲特这类股市天才生活在中国，最大的可能也只是成为恶名昭著的“庄家”。 在分析了中国的APO利益链条之后，我得说，世界资本市场尤其是美国确实应该检讨自身开门揖盗的教训，筑好篱笆堵好漏洞。但中国公司将在中国股市上获得成功的那套秘籍搬到世界股市，就如同中国政府曾想将“中国模式”推广到世界一样，最后只能是教会世界重新认识那个被虚假繁荣包装起来的充满欺骗的中国。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1年6月2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6/china-stocks-and-chinese-characteristics/)
何清涟2025-11-09 01:06👍 0💬 0追税举债发钞三管齐下，难解中国财政之困
何清涟 近日，A股多家上市公司遭遇“补税”，有的面临近5亿元的巨额补税，有的要补缴长达15年时间的欠税。“查30年的税欠50年的债”成了中国财政困境的标签。中国发行50年期国债这事倒并非首创，早在2019年9月3日，美国福布斯网刊就发表《百年债券？为何全球已有14个国家发行“超长期”国债》，只是买与不买的选择权在买方。但倒查30年的税，却是国家税务机构行使国家权力，企业无所逃遁。尽管6月18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为此发了“安民告示”，称税务部门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已有的只是近期针对相关企业的查税补税，但安抚作用有限，中国政府财政饥渴严重，国人对政府税收扩张的冲动早有警惕。 中国财政缺口逾万亿 6月24日，彭博社发表《中国财政收入降幅创一年多来新高》（China’s Fiscal Income Drops at Quickest Pace in More Than a Year） 一文，该新闻社用中国财政部数据计算得出，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在内，1-5月总收入同比下降4.1%，至11.36万亿元人民币（1.6万亿美元）；同期这两项下的支出合计同比下降2.2%，至13.61万亿元。财政缺口因此为2.25万亿元。 填补财政缺口，不管是哪种体制下的政府，都会用以下三种方式弥补，一是增税，二是发债，三是发行货币。区别在于：法治国家的增税有立法程序，但追缴欠税的操作空间很大，中国这种国家很容易“人治”当家。在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日子很不好过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进行征税紧逼，会导致杀鸡取蛋现象发生。 中国自朱镕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约从20年前开始，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柱，近年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这项收入大幅下降，经济成长放缓又拖累税收收入，导致政府预算吃紧。地方官员因此杀鸡取卵，要求多家企业补缴回溯几十年前的税款，以填补地产危机造成的财政缺口。 被要求补交税款的公司当中，维维股份、博汇股份等公告了公司或子公司涉税情况。其中，维维股份原控股子公司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枝江酒业”）在1994年至2009年的15年间，累计欠税8500万元被追缴；博汇股份对芳烃抽提装置等进行停产，此前该公司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公司“重芳烃衍生品”被要求按“重芳烃”缴纳消费税，有人测算，据说高达数亿。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存在补缴税费情况的还有顺灏股份、北大医药、藏格矿业、华林证券、联建光电等。上述公司的补税原因包括政策变化、少计税、未按规定申报等。一时间，关于A股公司是否面临补税潮，上市公司税务是否要“倒查30年”的讨论四起。 中国发行债券还有多大空间？ 中国的巨额债务及偿还能力，早就成为国际金融界与几大评级机构的重要话题。2024年1月，中国政府智库国家金融和发展实验室（NIFD）发布报告指出，去年中国债务（含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占 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高达287.8%，较2022年增加13.5个百分点，创纪录最高，约为GDP总量的2.9倍。 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24年春季年会期间发布关于政府借贷的最新报告。IMF警告称，中美两国政府应采取行动降低未来的借贷，因为它们的债务激增有可能对全球经济和其他国家支付的利率产生深远影响。该报告表示，许多富裕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降低它们的债务相对于其经济规模的水平；但是，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目前的政策保持不变，这两个国家的借贷将继续激增。IMF预计，到2029年，美国政府债务将占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33.9%，高于2023年的122.1%。中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3.6%上升到2029年的110.1%。报告称，在美中两国的引领下，全球政府债务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从2023年的93.2%上升到2029年的98.8%；英国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也在激增。 报告还指出美中两国政府债务持续升高对世界的不同影响： 2023年美国出现了“巨大的财政滑坡”，政府支出超过收入8.8%，高于前一年的4.1%；中期预算赤字预计将超过6%。而这种借贷水平正在减缓降低通胀的进程，而且还可能提高其他国家政府支付的利率，可能导致其他经济体的融资条件出现波动。 对中国，IMF发出的警告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放缓“因意外的财政紧缩而加剧”，很可能会削弱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并减少已成为非洲和拉丁美洲政府重要资金来源的援助流量。 不过，尽管IMF是对美中两国同时发出警告，两国政府债务相比较，中国看似要低，但美元是全球硬通货，号称“纸黄金”，美国财政收支的结构性失衡也是全球皆知的问题，但美国国债仍然是全世界最具流动性的“无风险”资产，全球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对其有着稳定的需求，因此，发行国债的空间还较大。中国人民币则无美元这等国际地位，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债的需求远小于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因此，中国国债的发行区域主要在国内，空间不大。 增发货币必然推高通胀 最近，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在4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说话“目前M2余额超过300万亿元”，因人民网引用一下走红网络。其实，这不是邹透露了什么秘密，央行发布2024年2月的社融和金融统计数据中明载：截至2024年2月末中国的M2余额为299.56万亿元，同比上涨8.7%。这个规模是美国M2的2倍以上，引发了美中两国谁印钞更疯狂的讨论。 因此，海外舆论认为中国疯狂印钞超过美国拜登政府。中国方面有人指出，美国的M2范围有限，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旅行支票、活期存款、储蓄存款、10万美元以下定期存款、货币基金等，10万美元以上的定存不在M2统计范围之内。在中国，不管多少钱，100万、1000万甚至1亿元定存都放在M2里核算，因此，简单计算没有意义。 这一说法是事实。但真正的不同在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发行再多，通胀压力也能向外释放，近三年只因拜登政府发钞举债太多，通胀才在国内反应出来。即使如此，美国通胀造成的问题也很严重，影响到2024年大选。考虑到美国都无法完全消化增发巨额货币引发的通胀，中国当然不能再继续增大货币供应，因为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增发带来的通胀，几乎全由中国人承受。 自从十多年前“现代货币理论”为政府提供可以无限发钞的“理论武器”以来，本来就奉行凯恩斯理论的世界各国政府，开始将凯恩斯理论的两大利器“政府应该有限干预经济”与“可以实施有限通胀以刺激经济”中的两个“有限”去掉，变成无限。从2009年中国选择5万亿刺激经济并继续将房地产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以来，中国经济就进入了货币推动阶段。在政府债务高企、企业税收偏高，暂时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支柱行业培育新税源之前，哪怕将增税、发债、印钞这三种方法全都用上，也难解中国政府的财政饥渴。如果中共最高领导是任期制，当然可以饮鸩止渴，因为所有的麻烦可以“击鼓传花”，落到别人手里。问题是：这届之后，仍然是习近平担任中共掌门人，所有麻烦无从卸责。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6月27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6272024161728.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娜拉”终出走，前程尚渺茫 ——评析迟来的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政府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列为户籍改革的基本原则。这表明中国终于放弃了师法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户口黄册制度，允许国民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此项改革的受益者除了全国2.89亿人户分离者之外，农村人口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居。 “娜拉”终于出走，但其前程却依然渺茫。 \户籍制度的改革：晚秋的早春\ 这一社会进步虽然姗姗来迟，但总算是承认了个人自由的少部分内容。按照国际社会对个人权利的通常释义，个人自由包括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与迁徙自由。本文称其是“晚秋的早春”，是指改革虽好，只是来得太晚，与中国现代经济部门能够提供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时间不同步，失去了最好的历史机遇期。 多年来，我一直强调改革的时间成本，即改革的时点选择：当其时，效益倍增；不当其时，不仅边际效益递减，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果对这些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没有预为准备，至少是眼光短视。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期，应该是2001年及其后的三四年。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从此进入“世界工厂”的十年辉煌时期，为中国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只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用工体制与英国当年那个“世界工厂”很不一样，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时，英国工人可以挈妇将雏居住于工厂区，那些工人区就是巨大的贫民窟，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部分缘自他在1842年至1844年在英国居住期间对工人居住区的直接观察。现代中国由于户口限制，进城务工者不仅不能拖家带口，身份上与城市工人亦有差别，被称做“农民工”，平时与家人分开居住，只有在每年春节时才能回家乡与亲人短期团聚，每年的春运潮就是这种侯鸟人口回乡的“磅薄气象”。 自2009年开始，中国这一“世界工厂”陷入衰落，外资纷纷外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找“成本洼地”。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势头，大规模的“拆村运动”（官方称为“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种缺乏产业支撑、意在农民“让”出土地的城镇化，其结果是让大量农民成了失业游民， 世界城市化的历史，是先有产业的兴起吸附了大量人口，再有城市的发展与兴盛。中国近年的城镇化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是利用行政权力建立了城镇再往里面填充人口。就在今年2月，《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河南、江西、安徽等多个省市调研时发现，这种缺乏产业支撑，依靠行政手段推行的城镇化有诸多问题，一些新社区建成多年，可愿意入住的农民少之又少，形成老村拆不掉新村无人住的局面，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写成《城镇化遭遇二次空心化:部分农村新社区宛如鬼楼》。不独经济落后地区如此，江苏常州本是发达之地，因农民上楼即失业，也出现不少“鬼城”。 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能消除鬼城现象，但有利于农村人口的自由迁居，他们可以到大城市寻找生存机会。 \中国必须承认“城市贫民窟”的合法存在\ 伴随着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中国大中城市尤其是京广沪等地将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正视“贫民窟”的合法存在，以往那种以拆除违章建筑名义消灭贫民窟的做法可能受到挑战。 出现贫民窟化现象，其实是中国这种人口大国的宿命。与中国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以及人口远比中国少的巴西都有贫民窟。这些年，中国人到印度、巴西旅游观光者日多，有心者终于发现，印巴两国的贫民窟，从其居民状态、居住条件、卫生设施、治安状况等各方面来看，其实与中国大城市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出现的简陋租借房群落并无二致，区别在于印巴两国承认这些贫民窟是合法存在，中国政府将其当作违章建筑，隔一段时间扫荡一次。 中国过去不肯承认贫民窟现象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中国政府在宣传中，一直将贫民窟当作社会落后的象征，国家的伤疤。去年《人民日报》旗下的《大地》杂志还称印度贫民窟“反映了印度的阴暗面，严重影响了印度的国际形像”。 二，中国各大中城市的管理者都将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当作展示政绩的主要橱窗，坚决排斥贫民窟的出现。2012年4、5月间，国家发改委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曾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省份做过调研，结果显示，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1.27%，但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相差的16个百分点中，蕴含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一残酷现实。举家迁徙的农民工3071万人，其中大多是跨区域落户。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已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造成了两极的就业和生存状态，这种不平等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由于户籍制度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放开农民进城的户籍限制，必然会增加地方政府大量财政支出。因此，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各城市调研中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因地方政府强烈反对，迟迟不能落实。 \中国城市发展应该与社会发展水准相称\ 中国的城市建设并非自然形成，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因此政府能够集中资源，以高标准建立高档次城市。这种高标准的城市不是为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服务，主要目的一是解决现有城市居民的需求，二是为了地方官的政治需要。因此，中国的大中城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相比，要美观舒适得多，以至于中国官员到纽约旅游时普遍对该市的陈旧颇感不屑，认为远不如中国那几个做为现代化橱窗的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漂亮。如今，放开户籍限制，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全国各大中城市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动辄以整顿市容为名清除违章建筑即贫民窟，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其实，至今为止的中国城市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因为营造外观漂亮的城市，必须以牺牲大量贫困人口自由迁居的权利为前提。中国实际上存在数以亿计的贫民，但便于生存的大中城市却不许有贫民窟，大量贫困人口只能分散居住在并无就业机会的中国农村地区，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农村经济社会凋敝。近年来，许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白领、文化人纷纷感叹“我的家乡正在沦陷”，最后竟发现“每个人的家乡正在沦陷”，这种所谓沦陷，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经济凋敝、贫民窟化的写照。 现阶段的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存在就业机会，这就决定了这几个城市不可避免地朝向超大型发展。在城市越来越大的同时，其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也相应增大。在此情况下，户籍制度的改革必将使贫民窟问题浮出水面。对此，中国应该放弃不承认的“鸵鸟政策”，学习巴西、印度经验，将贫民窟视为现阶段中国贫民的一种正常生活状态，制订相应的政策，让贫民窟的居住者享有起码的教育、医疗权利，以及不失尊严的公共卫生设施，并制订相应的反贫困策略，减少社会痛苦。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8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hina-registration-system-reforms/240921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吴征圈钱的第一块跳板——追踪之八
这组文章从这篇开始谈吴征杨澜在香港的经商、暴发过程。由於其中涉及当事人不肯透露的商业交换内幕，即使记者去香港调查，也很难得到那些交易的真实过程，再加上这个过程比较繁杂，所以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吴征杨澜暴发的脉络，本文在事实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推测、分析和评论。凡是推测部份均会注明，这其中包括业内行家的推断。 在《凭海临风》的序言中，吴征表示由於杨澜固执要回中国发展，放弃了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做主持人的机会，“她说，不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所以他无奈，只好又卖加州别墅，又卖佛罗里达的房子，随杨澜“报效祖国”去了。（一位读者查到了吴征自圣路易斯以来在美国曾有过的所有地址，传到我的信箱，发现其中没有一个是加州的，也没有一个是佛州的。） 杨澜也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说，“那段时间我先生为陪我回来，把自己的生意都丢掉了，把美国的房子也都卖了，应该是很大的决心，中国男人也很少有为老婆放弃自己事业的。” 但从吴征1994年（他还没有认识杨澜）在律师取证时就毫不含糊地表示要永久性地回到中国来看，从吴征在美国这一路挫折的从商经历来看，他早已决定回中国；或许是由於在美国的失败，或许是明白了，以他的做法和风格更适合、或者只有在中国发展。哪个决计在美国发展的人会去拿一个在美国没人承认的巴灵顿学位呢？ 至於杨澜，她比任何人都更知道《纽约时报》对她的报道，完全不是由於她在美国做出了什厶成绩，而是出於对所谓“中国的奥普拉．温芙瑞”之说的好奇，但这种对外国人猎奇的报道别说在美国社会，即使在华人圈中都没有引起丝毫反响，没有任何中文媒体关注。她和吴征结婚一事，还是他们自己把消息加照片送到中文报社，还要跟编辑们解释一番杨澜是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等。受过这份委屈的人难道不清楚要想在美国寻回昨日风光有多厶难吗？ 中国正在经济发展的巨变中，机会多，空缺多，急需人才；这些足以构成海外华人回国发展的理直气壮的理由。但吴征杨澜硬是举起了“爱国主义”和“放弃美国优厚待遇”的旗帜，从回国的第一步起就没有想真诚地面对国人。汪洋大海毕竟阻断了许多信息，尽管这信息世界已经很发达。中国的百姓们在多少年来所接受的“爱国华侨”“放弃海外优厚待遇”这类思维惯性中，真诚地相信，并热烈地拥抱了吴征杨澜这个美丽的童话。信息不通和中国人对“成功神话”“ 一夜暴富”的异常崇拜，奠定了吴征杨澜後来圈钱成功的基础。 从迄今为止的调查来看，吴征自拿到本科学位到保险公司工作开始，到和美国人的一系列合作，他一直都很会给自己创造机会，但这些机会全部都在相当短暂的时间里以失败告终。1996年底和“华纳音乐集团”的前总裁莫咖多的合作失败後，吴征在美国经商的人际资源关系基本用光，杨澜可以成为三大台主持人之说也子虚乌有，所以，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钱途”只有在中国。 杨澜在美国念书期间，吴征和福建电视台合作的上海友伴公司曾在华纳音乐集团前总裁莫咖多的资助下制作《杨澜视线》，由上海东方电视台发行。据吴征杨澜对《纽约时报》和《富比士》杂�宜担�这个节目发行到全国50多个省市。但由於不是吴征杨澜自己出资制作，他们能得到的分成明显有限；既然华纳和莫咖多跟吴征杨澜的合作都以失败告终，起码说明不是赚钱的生意。 所以，我在上篇文章中得出，以吴征杨澜在美国期间的正常收入，他们在1996年12月底回到中国的时候所拥有的财富，能有二、三十万美元算是不错的了，最多不会超过50万美元。 1997年7月起杨澜到凤凰卫视做主持人，1997年全年吴征没有正式职业，据吴征自己说，这时他开始去复旦读博士了。由於杨澜在凤凰卫视做的是普通话节目，在香港地区观众量有限，而在大陆能接收到凤凰卫视这个有线频道的地方也很少，所以真正能看到杨澜所主持的节目的观众并不多。但是杨澜到凤凰卫视後，通过媒体的放纵的渲染，使得她的名声远远大於她的节目。 但是，杨澜的名声再大，没有吴征的出场，她也毫无可能在几年之後就成为“中国最富的女人”。杨澜在凤凰卫视做主持人的最大收获并不是通过“杨澜工作室”等节目展示了她的“才华”，而是促成她的丈夫吴征和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成为“好友”。而和刘长乐的相识则给吴征在後来几年的“暴发”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1951年出生的刘长乐1980年毕业於北京广播学院，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近十年，1988年移民新加坡。後来通过经营房地产和石油生意等赚钱起家，1996年在香港成立凤凰卫视。据《亚洲周刊》1998年的报道说，由於刘长乐有中国军方背景，所以凤凰卫视成为唯一被允许在大陆播放的非中国大陆频道。 在香港还有两家无线免费电视台，一个是“无线电视”，一个是“亚洲电视”；亚视虽居第二，但远远地被甩在後面，无线占了70%的香港市场。亚视多年来一直严重亏损，据《亚洲周刊》报道，亚视的前最大股东、年近80的林伯欣由於涉嫌贿赂台湾官员而官司缠身，所以在1998年同意出售51%股权（亚视当时不是上市公司，只有持股人肯卖，别人才能买）。 凤凰卫视的刘长乐对发展中文媒体业颇有雄心，据中文媒体报道，他有志做中国的CNN“特纳”，所以对亚视股权出售的机会很感兴趣。而此时吴征已经由於“帮助尼尔森并购、参与时代华纳投资”等不在正式履历上却被私下流传和香港媒体报道的“辉煌经历”、加上他超人的交际能力，赢得了刘长乐的赏识。於是刘长乐邀请吴征做购买亚视这51%股权的谘询顾问和参与者。 由於刘长乐已经是凤凰卫视的总裁，根据香港法律，为了防止市场垄断，刘长乐不可以拥有同类媒体的超过15%的股权。同时，香港政府虽然鼓励外资进入媒体，但必须以香港永久居民的资本为主，而刘长乐和吴征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其他香港财团的加入才可能使这51%亚视股权的交换得到香港政府的批准。 於是刘长乐和吴征联合了香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卖下了这51%股权。这两个公司是以封小平为首的“龙维有限公司”（买下46%股权）和以黄保欣为首的“联旺有限公司”（买下5%股权）；其中刘长乐加入了封小平的财团，占了13.79%股权（低於法律规定的15%），吴征加入了黄保欣的财团，也分到了3%的股权。 封小平也是从大陆到香港，做房地产等生意起家，目前任亚视总裁。黄保欣也年近80，是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属香港商界知名人物。这里面只有吴征没有真正经商发财背景。亚视在1998年的全部股价约值13.5亿港币，吴征占的3%股权，约4,000万港币，也就是说约500万美元。前面已经指出，吴征在1997年初回国的时候，他和杨澜的正常资产不会超过50万美元，即使杨澜做了一年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他俩的资产也不可能一下子涨到有500万美元现金购买3%亚视股权的程度。那厶吴征靠什厶得到了3%股权？ 由於吴征杨澜的商业背景非常简单，所以对他们俩的资产做常识性的推断并不困难。据业内行家分析，吴征得到亚视这3%股权的途径可能主要有两种： 第一，通过银行贷款一部份。由於有其他财团担保，加上亚视是个已经成熟的企业，并不是靠吴征自己从头空手创业，而且新的财团明显以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前中国大陆人为主（封小平、刘长乐），吴征“红色背景也很强”的传说已经在亚视酝酿交易的98年上半年开始流传，黄保欣又是著名亲北京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亚视进入国内市场的机会增大，转亏为盈似乎很有希望，所以，尽管吴征本人并无资产垫底，从银行贷款也是有可能的。除了银行贷款一部份之外，另一部份则以吴征参与并购、拉外商投资、承诺以後公司管理工作等等而交换获得。 第二，吴征甚至可能一分钱都不贷，就“得到”这3%股权。凤凰卫视的刘长乐既然有志做中国的“特纳”，又肯出近两亿港币购买亚视股权，显然对亚视非常有兴趣；但碍於香港法律，刘长乐在不能拥有亚视超过15%股权的同时，他也不可以参与亚视的日常营运和节目制作的编辑决策。哪个投资媒体的人不想用自己的想法影响媒体呢？更何况刘长乐本人是前新闻从业人员，据国内媒体报道，他就凤凰卫视节目的编辑方针有一整套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有可能联络财团的人以某种方式“借”给吴征3%股权？这样吴征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董事会，替（或帮助）刘长乐营运亚视；否则拥有将近14%股权的刘长乐怎厶能放心把亚视交给既没有管理大公司经验、更没有新闻从业经验的吴征？ 无论上述推断与事实有多少出入，刘长乐对吴征能坐上亚视营运总裁的位置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明摆著的。这点吴征自己也承认，他在去年12月接受《中国企业家》杂�也煞檬彼担骸叭绻�当时不是他提供在亚视进行购并，并且在亚视担任总裁的话，我今天在香港就没有知名度。如果没有知名度的话，对我後来的购并都有影响。” 吴征这话倒是诚实的，香港亚视这一步奠定了他在以後短短几年内暴发的最重要基础。虽然拥有24.12%股权的封小平成为亚视的新任执行总裁（CEO），但香港媒体却格外青睐以3%股权当了营运总裁（COO）的吴征，一路热热闹闹地进行跟踪报道。他是杨澜的丈夫自然是受到媒体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美国背景”。 当时香港媒体一直传言亚视被亲北京的财团购买，日本的“电视文化研究所”（BCRI）报道此事的题目就是“亚视财政危机，卖给亲北京财团”。想要在香港这种特殊地方操纵媒体的人，一方面要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暗示商界：我跟北京官方有密切关系；与此同时，他又由於是大众媒体，必须避被北京操纵的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另一股不知哪儿放出的风，强调说吴征代表美国财团；於是香港媒体就开始造舆论，美国资金入股；这不仅意味著经济上有後盾，更意味著政治上有自由的风吹入。这对一个媒体的形象和赢得人心都只有好处。事实上，吴征加入的这个“联旺财团”除了黄保欣的2%，就只有吴征的3%，而吴征是个没有“真钱”的红色“美国人”。但吴征代表美国财团之说，却颇有媒体亮点，於是他在香港顿时声誉鹊起。 吴征也煞有介事、雄心勃勃。据《新经济导刊》报道，吴征走马上任之际决心∶第一，重建“亚视”内部良性管理运作机制；第二，与行业宿敌“无线”制作的节目展开较量；第三，也是最主要的目标，用六个月时间，达到收支平衡，三年後彻底实现扭亏为盈。 但是在主管亚视2000多人之前，吴征从未有过真正的管理经验。他参与过管理的最大公司是上海友伴，不到30人，而且他也不负责日常营运。所以吴征上任後不仅没有改善亚视的营运状况，而且很快就在人事处理和节目制作方面引起内部很大争议，於是在上任後不到半年的1998年11月他就提出辞职。 据1999年6月11日的《联合早报》报道∶“香港亚洲电视永远荣誉主席林百欣（他仍有16%以上的股权），去年出售亚视股权後一直不满亚视营运方法，状告亚视上层，揭露亚视的“糊涂账”，并指责说，董事酬金原本应是每年65万（港币），但吴征去年为什厶得到257万元。” 吴征离开亚视的管理位置是迟早的事情，基於下面这四个明显的原因，无论是管理亚视，还是今天管理阳光卫视，吴征都过於力不从心： 第一，吴征没有能力应付一个电视台复杂的人际关系。媒体的人事处理不像解雇建筑工人那厶简单，更何况亚视的人员来自两岸三地，情形更复杂。 第二，吴征没有任何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经验，平地起高楼的神话只能是不负责任的媒体瞎起哄的产物。 第三，吴征的风格是大而化之。他只适合出主意、煽动情绪、说服人；他是做经纪人的角色，而不是营运管理和具体操作的人。 第四，吴征想要的是亚视营运总裁的头衔，而不是这个头衔下所要做的具体事业。 1999年2月，在亚视工作了八个月之後，吴征正式离开亚视。但他之所以主动要离开，主要还并不是由於自知没有管理能力，而是“我主要是想做我自己的购并┅┅我进入亚视原来就只想干六个月。”不知他接受营运总裁职务时，是不是这厶跟刘长乐商定的，或跟亚视董事会这厶说定的？如果是的话，那厶他当年对外立下“三年後彻底实现扭亏为盈”的誓言是不是从开始就蓄意欺骗公众？在亚视八个月，吴征所要的和所得到的是令他发达的八个字头衔：亚洲电视营运总裁。 这八个月虽然没有给亚视的亏损、经营混乱带来任何转机，但吴征却给他自己的履历添上了耀眼的一笔。他由於做亚视营运总裁而被香港媒体称为“香港的风云人物”，但他们还是小看了吴征。吴征真正的风云时刻才刚刚开始酝酿┅┅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2002-02-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2👍 0💬 0制约中共的美国战略
在台湾内部为要不要跟对岸中国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定”（ECFA）而激烈争论之际，美国学者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五月号《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长文“中共对外扩张的地缘因素”，指出，出於大国的地缘政治，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源短缺等因素，崛起的红色中国，正谋求对外扩张；其中兼并台湾，是中共扩张战略的核心部分。目前中共正以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统战台湾。解决台湾问题後，中共海军就能进入西太平洋，直接挑战美军，并想最终赶走美国，在亚太区域建立红色霸权。 卡普兰是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资深研究员、《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作家，主要致力研究美国的宏观战略，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上篇文章题目是“21世纪的中心舞台”，论述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对手关系。今秋他将出版《季风∶印度洋和美国战略前途》的专著。 卡普兰分析中共战略扩张文章的副题是∶北京在陆地和海上能扩张多远？他开篇引述二十世纪初一位英国地缘学者预测中国的文章，说中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前景有两种∶一是因资源短缺，而向外扩张，继续威胁世界自由；二是“中国成为民主国家，跟美国、英国结盟，通过给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建立（既非全然西方、也不完全是东方）新的文明，而引导整个世界。” 中共扩张重点是台湾 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仍是专制统治，显然处於威胁“世界自由”阶段。而且由於中国持续经济发展，国力提升，对外扩张的企图心更加强烈。主要标�沂侵泄步�年大力发展海军和攻击性武器，试图建立区域霸权。卡普兰的文章披露说，中共正在海南岛建造地下海军基地，可停泊20艘核子和柴油电力潜艇。 中共用强化军力，加大军事大国的心理压力，制约周边小国；同时又用经济手段拉拢这些国家。像中国西南的周边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五国，都属湄公河流域，这个亚洲最大跨国水系（全长4880公里）的上源，就在中国云南境内（澜沧江）。北京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对这些国家双管齐下。 卡普兰认为，湄公河流域的五个国家，对中共的对外扩张都不构成什麽障碍；现在的关键是台湾的前途。中共“兼并了台湾，东亚就出现所谓‘多极化’的军事秩序。”中共成为“一极”。 中共对付台湾，不仅军事威胁，更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的统战，温水煮青蛙地“融化吞并”。卡普兰举例说，现在台湾整个出口的30％到中国，每周两岸商务飞机有270架次。过去五年来，三分之二的台湾公司在中国有投资，75万台湾人每年约半年在中国居住，到台湾的中国观光客每年50万。现在国民党政府全力推动跟北京签ECFA协议，结果将使两岸“更加连结”，更有利北京的柔性统战，以期不战而胜，吞并台湾。 俄国、印度潜在制约中共 但中共的对外扩张并非一帆风顺，并遭到美国的战略防范。对印度洋宏观战略有相当研究的卡普兰指出，首先，中国背後腹部的两个大国俄国和印度，对中共的海域扩张，就有潜在的制约力。作为中国的邻国，印度是“天然对手”∶也是大国，人口已超过10亿，经济也在高速发展，过去十多年GDP的增长都在6％左右。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使印度无法跟中国成为盟友∶一是中印有过边境战争，现仍有边界纠纷；二是被中共视为“分裂势力”的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得到庇护。近年印度又大力发展海军，其舰队不仅要主导印度洋，并进入南中国海，对中共的海上扩张，明显构成制约。 俄国结束共产专制之後，从民主政治层面，显然无法跟共产中国成为真正盟友。而且从地缘角度，俄国也相当警惕人口众多的中国的可能扩张。卡普兰的文章说，俄国的远东地区，人口才700万，到2015年，可能降至450万。而靠近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东三省，就有一亿人口。两国边境地区的人口密度，中国是俄国的62倍！所以俄国非常警惕大量中国人进入远东地区问题。不久前莫斯科公开收缴并烧毁十万吨华商进口的劣质和伪造产品，就反映俄罗斯对北京的不满和警惕心态。 “两个岛链”锁住北京 对於中共向太平洋的扩张，美国有两个“岛链”（island chain）防范战略。第一个岛链，是以朝鲜半岛的南韩，以及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等岛国组成。美国和这些亚洲盟友联手，在地理位置上，成为遏阻中共海上扩张的屏障，被称为“西方的长城”。 卡普兰认为，因南韩、日本、菲律宾等当地居民不喜欢外国军队驻扎，再加上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增高，美国和第一岛链国的双边关系可能生变（例如最近日本左派政府就对美国基地有异议），所以“第一岛链”迟早会松动。正因为看到这个前景，美国正强化“第二岛链”，即美属的关岛。 美国正在实行海军陆战队上校加勒特（Pat Garrett）设计的新战略方案，扩大关岛的安德逊空军基地。该基地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中心，储存十万枚炸弹和导弹，六千六百万加仑战机汽油（全球存量最大），供大型运输机C-17、F/A-18黄蜂轰炸机用的长跑道等。目前这个空军基地正在扩建成也是海军基地。 由於关岛是美国自己的，不存在跟任何盟国关系生变而出现使用问题，而且关岛地处太平洋中心，美国海军和空军可以对该区域的突发事件，进行快速反应。按照加勒特上校的新战略方案，美国还将加强在印度洋的战略力量，但重点不是在当地设军事基地，而是跟当地盟国联合军事行动。 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卡普兰认为，美国应跟台湾发展“不对称战略”（asymmetric way）来制约中共，重点不是放在击败“武力犯台”，而是使中共感到“不可承受之重”的代价。中共虽全力强化军力，并很快将对台湾具空中优势，但一旦中共对台动武，以美国的海军力量，很容易封锁麻六甲海峡，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等通道，使中国从中东进口运油和货物的船队无法成行。卡普兰说，中共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不能解决问题，而美国一旦封锁海域，北京的经济命脉就将被切断。现代战争，不仅是打军事，更是打经济，打石油。美国军事专家说，到时候南中国海将成为“第二个波斯湾”。 卡普兰认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这是出於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利益决定的。当年麦克亚瑟将军说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就是看到台湾具有重大战略作用；失去台湾，就等於失去遏阻中共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的天然屏障。所以美国最近卖给台湾64亿美元的武器，提供爱国者防御飞弹，以及几十种高级军事通讯系统。 出於美国的战略利益，不管哪个党执政，美国都不会放弃台湾。现在关键就看台湾自己，采取什麽样的中国政策，是通过两岸经济和政治连结，接受北京的统战，最後以一国两制方式，变相投降，还是坚持跟美国等亚洲盟国一起，抵抗中共的战略扩张，保住华人世界的第一块民主地盘。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5月 2010-05-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美国宪政危机：为抢劫私有财产张目的辩护
何清涟 美国30年：从对外和平演变到对内暴力介入权争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超级大国，从二战之后肩负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种重任，它以自身的国家形态为样板，通过外交政策促使专制独裁国家发生和平演变，1990年代初苏联崩溃后改称颜色革命。此后将近20年内，直到阿拉伯之春，美国政府尤其是民主党政府在国际社会都主张走非暴力抗争路线，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都被树立成非暴力抗争达成民主的典范。但30年后的今天，在建国伊始就实行宪政法治与全民选举总统的美国，不但出现了以暴力打砸抢烧杀为民主党助选的BLM与Antifa，暴力示威蔓延全美220个城市与地区，还出现了为暴力辩护张目的学者与作家。这两份为暴力辩护的文本资料，一份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出现，另一份则是一本充满了左派特色激情的书。 一个对独裁政权尚能容忍且不主张暴力推翻的灯塔之国，是如何走到国内权力争夺要诉诸暴力的地步？此中原因，值得认真研究，而且不是短期研究。但眼下，我还是想将这些荒谬现象纪录下来，提出疑问，将思考留给今后的美国人，过了今年的难关，希望美国还是灯塔之国、山颠之国。 为暴力辩护的研究报告 从5月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以来，BLM运动兴起，Antifa出没于各城市，抢劫就成为“革命者”的狂欢节目。 普林斯顿大学的“消除分歧”（ the Bridging Divides Initiative at Princeton） 与“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 ，简写ACLED）的专业研究者精心制作了一份报告，名为《美国危机监测机构发布2020年夏季完整数据》（US Crisis Monitor Releases Full Data for Summer 2020）其结论是：在5月26日至8月22日期间，全美共发生超过10,600起示威活动，其中有7750场与BLM运动有关。在这7750场抗议活动中，在全国近220个地点中，发生了近570起暴力示威活动（见下图）： 图片 普林斯顿大学与这个组织的政治倾向都严重左倾，他们撰写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表明这上万起抗议活动是“压倒性的和平”，以赋予BLM运动持续的正义性。但报告还是无法掩藏，在全国近220个地点中，发生了近570起暴力示威活动。至于暴力造成的损失与死亡，当然不是报告的重点。左派们对这个报告如获至宝，《时代》周刊发推说，抗议活动93%是和平的，并且还省略了570起暴力示威活动，只强调了220个地点，如果不细察报告，以为就是220起。左派们还强调，对于那些被认为BLM抗议是“暴力”的人来说，#动荡“主要局限于特定的街区，而不是分散在整个城市”。推特上的进步派们也非常兴奋。因为研究报告有学术外表包装，远比CNN非裔主持人唐·莱蒙（Don Lemon）8月26日站在威斯康辛（Wisconsin）堪诺沙（Kenosha）烈火熊熊、且死了两个人的抗议现场说抗议活动“Mostly Peaceful”要有说服力得多。 极左派评价他人损失的双重标准 民主党强调那所谓93%的“和平抗议”，忘记了这7%带来的巨大伤害。 本人对美国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一直很推崇，因为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杀人无数，血流成河，让人恐惧。我也清楚记得美国的国际派（以民主党与左派为主）在指责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暴力时，都强调每个个体生命的重要性与唯一性（不可替代不可再生）；左派群集的NGO花着美国纳税人的巨额税金在非洲扶贫时，从不忘记强调每个生命都应该被救助。美国左派的偶像级人物、前总统奥巴马最喜欢说的大词汇当中，就有“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也成为左派们崇拜盛赞其人道主义精神的根据。但在言及本阵营对美国公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时，一下就将7%说得轻巧如云烟，仿佛那些在暴力示威中失去的生命、被抢劫一空的商店、被波及的家庭所受的损害仅仅是个数字而已。他们在为打砸抢烧杀辩护时说Most Peaceful时，却忘记灾难落到每个受害者头上时，是百分之百的伤害这个“大数原则”——而左派梦寐以求的全民医保，就是基于这个“大数原则”：为了不让某一个家庭因付不起医保而陷入困境，宁可让全体纳税人承担医保费用 的上涨提高交税比率。 至于研究报告说“动荡主要局限于特定的街区，而不是分散在整个城市”，那更是不值一驳，报告作者肯定将示威地当成被敌人侵占之地了。其实，就算是战争，也不是整个城市的每个角落被夷为平地。 这种用数字比例将人划分为坏人与好人、将恶从一场波及面极广的政治运动中剥离开，来证明某场运动是善的，是被1968年世界左派奉为革命导师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擅长玩的游戏。毛泽东最喜欢发动整人的运动，经常为运动划个百分比，比如，社会成员中，有95%是好人与比较好的人，只有5%坏人，需要打击，于是土改杀地主、反右整右派、四清运动整自家干部中的腐化变质分子、都属于被划出的那5%的坏人。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每次都会有群众积极响应，为什么？因为那5%的坏分子帽子拿在当权者手中晃动，群众们担心，不让别人赶快戴上坏分子帽子，自己就有危险。邓小平也深得毛泽东这一真传，为55万多右派平反，只留下96人不予平反，以证明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与美国左派与左媒认为BLM运动Most Peaceful用意相同。 为抢劫行为正名的女作家 从2020年5月以来开始的BLM示威活动，发生了很多掠夺行为。一直支持BLM运动的民主党官员对此也颇有微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也不得不声明从曼哈顿高端商店偷钱包和运动鞋都是“不可原谅的”，圣保罗市长梅尔文·卡特（Melvin Carter）说掠夺者“正在破坏我们的社区”，就连肯定BLM是Most Peaceful的CNN记者Don Lemon也引用民主党内部调查资料说明民主党因支持暴乱民调下降，要求拜登谴责暴乱。但却有一位女作家挺身而出，大赞抢劫是正义行动。 这位为BLM抢劫正名的女作家维姬·欧斯特威尔（Vicky Osterweil）居住在费城，是The New Inquiry的作家、编辑、定期撰稿人，她应时而出的这本《捍卫战利品：不文明的暴乱历史》（#In Defense Of Looting’, In Defense of Looting: A Riotous History of Uncivil Action）出版后，因观点奇特，美国左派媒体NPR（公共电视台）、《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都做了介绍。 根据这几家媒体的介绍，这位女作家早在2020年4月，就颇具预见性地写道：“全国各地正在兴起一种新的抵抗力量。” ——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于5月25日，她提前预知，说明她已经知道BLM运动正在寻找甚至可能制造借口。随着抗议活动和骚乱继续席卷城市，她认为抢劫是实现社会真正持久变革的有力工具。其论点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方面： 1、她非常鲜明的阐明立场：捍卫“在动荡或骚乱期间大规模没收财产，大规模入店行窃”的行为。因为这是反抗者正在采取的一种强有力的策略，目的是质疑“法治”的正义性以及不平等社会中财产和财富的分配。 2、她正本清源，指出了抢劫这个词从出现的那天开始，就是一个高度种族化的单词。它取自lút的印地语，意为“商品”或“ 小品 ”，它出现在19世纪英国殖民地官员的手册《印度词汇》中。 3、掠夺只是反抗者的一种战术。它往往是对企业，商业空间或政府大楼的攻击，将那些本应进行商品化和控制的东西免费共享。抢劫的好处是：它可以使人们立即免费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让他们有能力生活和重生，而不必依靠工作或工资。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方式，这是抢劫的最基本的战术力量。 4、抢劫攻击了物品的分配方式与财产观念：为了使某人的头顶有屋顶或有一张饭票，他们必须为老板工作，这种有工作才能获取生活费用，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而且，以这种方式组织世界的原因显然是为了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抢劫打击了这种财产关系的核心，并证明没有警察也没有政府的压迫，我们可以免费获得一切。 这位女作家看来喜欢霍布斯丛林社会，也很能欣赏ISIS统治的地区曾发生的一切。这次美国持续数月的暴力抢劫极大地满足了她的个人癖好。 无独有偶，一个叫做“校园改革”（ Campus Reform）的组织在调查人们对抢劫的看法。组织成员先到芝加哥采访黑人，被采访者都认为到商场拿点东西是正当的，是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校园改革接着前往DC乔治华盛顿大学，询问大学生对掠夺和骚乱的看法。不幸的是，大学生说骚乱、掠夺有“正当理由”，因为“当权者偷了更多东西”，抢劫只是无权者的表达方式。 美国教育培养出一代信奉共产主义将手伸进人家口袋里是合理的共产主义青年一代，不是今年这样充分暴露，我们就算生活在美国，也不知美国早已病入膏肓。近几年的调查都说明，美国青年一代信奉社会主义的越来越多，但调查总不忘记补上，这社会主义指的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与苏联式社会主义。这次BLM运动发劝一个月之后，大概觉得时机成熟了，BLM的联合创办人纷纷现身电视台接受采访，公开亮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旗号。6月24日，大纽约地区BLM领导人Hawk Newsome在采访中公开说，如果美国“不给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将毁掉这个体系” 。 马克思主义信徒从来不缺改造世界、毁灭世界的决心与行动能力。智者型学者汤玛斯·索维尔对自己本族存在的问题的看法极有穿透力。他看到美国教育体系多年努力养成一代又一代左派学生且日益极左化的结果，对美国共产革命卷土重来，动物庄园故事重演有了心理准备。７月13日，年逾90的索维尔在Mark Levin的对话节目中说，“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已经到了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时候了（point of no return）了？我只希望有生之年不要看到野蛮人烧毁罗马城的那一幕”。 美国的宪政基础之一是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将私有财产权视为个人自由的权利基础。一个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要经过教育界多少年持续性的灌输教育，才能养出一代信奉抢劫有理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此中潜藏的危机，必须深思。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0年9月1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9/10/n1239498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习近平“悔棋”与华府的政治牌局
10月11日，中美双方宣布将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全世界为之松了一口气，以为贸易战停火了。白宫主人川普兴高采烈地宣布中国将即时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总额将达400-500亿美元，并在推文中用大写字母标明重要关键词发布此消息。可惜两三天之后北京就传出消息：中南海主人习近平“悔棋”，要求“多谈些条件“，这“条件”是什么？ 这“条件”应该就是希望川普不要批准10月15日国会众议院审议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由于《香港关系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又称为《美国-香港政策法》、《美港关系法》）规定总统有权决定是否批准该法案，习近平不失时机地把这块烫手山芋转手“批发”给川普。一旦这块烫手山芋在参议院的烤箱里烘焙成熟，川普总统难逃被烫伤之境。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依据是什么？ 欲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来龙去脉，得先了解《香港关系法》。香港的特殊国际地位由两个法律文件奠定，一是《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保证，香港在主权移交后，继续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香港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在经贸层面，香港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商讨双边合作。二是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关系法》，该法承诺，香港回归中国后继续享受贸易优惠，承认香港特区护照，并允许香港采购敏感技术。 根据《香港关系法》第202条（美国法典 – 外交 第5722条），美国总统如认为香港自治情况不足以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有权签发行政命令中止此法；如美国总统认为香港恢复自治，可恢复此法。从香港2014年占中运动发生以后，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多番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被认为是《香港关系法》的强化版。该法案2017年版本载明，在指定任何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法律和协议前，美国国务卿需向国会确认“香港享有充分的自治”。除此之外，国务卿每年都要向国会报告“涉及美国利益”的香港情况。但是，在奥巴马当政期间，这一提案从未在国会通过，直到今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才一致通过修法。 川普对香港“反送中”持不介入态度 川普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态度与利益取舍。自冷战结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都以世界总统为己任，尤其是奥巴马，经常牺牲美国利益满足世界其他国家的需要。但川普不是，他要让美国重新伟大，主张美国利益优先。因此，他从来就不是“世界总统”中的另一位，而是“世界总统”之外的另一类。也因此，他不喜欢谈人权、普世价值等民主党总统最喜欢用来标高自许的口号，这也决定他对香港反送中采取不介入的态度。 从香港反送中开始以来，川普总统对香港事务的表态不仅让香港的政治反对者不满意，还招致各种道义指责。比如他在7月22日表态说“香港抗议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没有阻止，我认为如果中国想阻止的话是可以阻止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处理香港示威的问题上做得“很负责任”。8月1日，川普在回应记者关于解放军会进驻香港的问题时，发表了一段让香港抗议人士非常反感、中国政府却赞扬为川普唯一说对了的话：“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应该由中国和香港自行处理”。 即使是10月7日川普表示希望香港问题得到“人道解决”，警告说如果香港出现“不好”的结局，会在政治上让美中两国难以达成贸易协议，也还是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这些都让香港反对派及其支持者非常不满。 10月11日，在中美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川普表示，香港的抗议活动正在减弱，他说，他与中国方面讨论了香港问题，现在香港抗议人数已经减少了，问题会“自行解决”（take care of itself），这话引发各方强烈指责。 川普这些直白表态，确实欠缺政治家应该有的圆熟，外界对他的批评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结合川普目前的政治处境看，介入香港事务确实不是他的选项。 《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牌桌上的各方 《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这张牌桌自2014年以后就开始支上，但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并未开牌，直到今年才开了牌局。目前上桌的牌手有：强烈要求通过法案的有民主党与部分共和党议员，希望搁置法案的有美国众多跨国公司（350家美国跨国公司在香港有分部），还有部分尚未表态的共和党参议员。支持该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日前在访问香港和泛民议员会面时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不成问题，但在参议院能不能通过则难以确定，因商界方面有阻力。因此，他呼吁不要升级街头暴力，以避免有人以暴力画面抹黑对香港的支持，阻碍法案通过。 不管美国是否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如今都得承认：北京的政治决策——哪怕是国内政治决策，也严重影响到美国政治。有人说，川普拿到香港牌，可以与中国勾兑。这话说错了，据实而论，香港这张牌对民主党有用，可以将一直不想介入香港事务的川普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旦参议院通过该法案，川普总统就得接过一个烫手山芋，怎么拿都难避免被烫伤：是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是要那数百亿的农产品采购大单。前者一直被世界视为美国必须要承担的道义责任，后者则关系到川普明年大选的票仓是否稳定。因此，这张牌不仅不能成为川普与北京勾兑的筹码，反而让川普成了政治标靶。 正在努力影响牌局结果的是两造人士：香港的反对派及支持者比如台湾及希望中共受打击的人士，他们希望通过该法案，为香港的街头抗议助攻；香港特区政府及其北京为另一方，希望这一法案最终不会通过。香港商界与中产的态度则因人而异，因为这一法案打击的是香港经济，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 美国华府这张牌桌上坐的四路人马，关系极为矛盾纠结：1、美国350家跨国公司在香港设有分部（克鲁兹说的商界利益指此），他们在香港的商业活动为美国带来每年350多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顺差，对于重视减少对外贸易逆差的川普总统来说，这顺差非常珍贵。因此，力主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及华尔街尽管一向对川普极不友好，这次二者立场一致。2、美国跨国公司一向视全球化为最大利益所在，从克林顿总统成为全球化的第一推手以来，它们一直是民主党坚定的支持者与最大金主。但今年这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从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者们相继提出各种向富人征重税以支持高福利以来，华尔街已正式宣布如果是伊莉莎白·沃伦或桑德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们将不再支持民主党。3、香港政府要经济稳定，美国政府与商界要经济利益，这点双方一致。4、民主党要削弱川普票仓，要置川普于道义上的不利地位，支持《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一张具有杀伤力且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王牌。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结果更复杂：1、法案支持反对派，直接打击香港经济，受损的是香港商界与中产；北京是间接利益受损者。2、美国这个法案有一系列程序要走，最后法案生效时，香港的情况可能已经如川普总统所言：take care of itself。但此时此刻，这个法案撕了北京的脸皮，重重地伤了中国政府的面子——“面子”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经常比“里子“更重要。因此，这法案签署之后，北京极有可能借口美国势力介入，操纵香港局势，妄图分裂中国，再以街头抗议越来越暴力为由，辣手收拾香港局势。而北京此举，可不是道义谴责能够制止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府院之争再激烈，民主党再乐于看到川普坐蜡，大概也只能严辞谴责，决不敢要求总统出兵香港。 （原载SBS，2019年10月16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guan-dian-xi-jin-ping-hui-qi-yu-hua-fu-de-zheng-zhi-pai-ju）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美国是“绅士”，日本是“少年”∶珍珠港馆和靖国神社比较
题记∶这是几年写的一篇文章，值此珍珠港事件周年日，作为纪念，并反思美日文化价值等差异 九十年代初我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做研究时，曾参观过“珍珠港”纪念馆，印象相当深刻。最近应夏威夷台湾同乡会邀请，到哈奴鲁鲁演讲时，又再次去参观。而在这之前一个月，我到东京演讲，当地朋友带我参观了“靖国神社”。前后参观两个二战“纪念馆”，两相比较，其差别之大，令人对东西方文化之不同深为感慨。 首先，馆内的“气氛”不同。 一进“靖国神社”大院，就看到有些日本老兵，穿著军服（上面挂著勋章），在太阳旗下，兜售二战物品以及募捐。还有一小队人，举著日本旗，煞有介事地迈正步、呼口号。当地朋友说，这是极端右翼份子。话还没说完，三五成群、穿著军服的青年从我们身边走过，朋友解释说，这是日本军校学生，一般不穿军服上街，但在靖国神社就可以。 本来一进“靖国神社”，那个用原始大木头做成的门柱，给人一种古朴、本色、静思的感觉（它和中国那种精雕细刻、人工绘画的庙宇完全不同），但很快就被院子里的“崇武”气氛冲淡。那些老兵、穿军服的学生，再加上举太阳旗、呼口号的游行队伍，让人恍惚感觉来到了二战前夕的日本。 而珍珠港纪念馆，虽然也同样和二战有关，但却看不到任何美国老兵兜售物品或募捐，更没有举著美国国旗高呼口号的近乎肥皂剧的场面。整个珍珠港纪念馆区，只有亚利桑那号战舰残骸的旗杆上，插著一面美国国旗，是为纪念当时遇难的两千官兵。虽然美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但美国人没有用旗山旗海来炫耀什麽。 其次，馆内二战影片不同。 日军偷袭珍珠港，手段卑劣；这如同武林对决，一方使用暗器。而二战性质更早已定性，日本军国和纳粹德国等，是崇尚武力的侵略者；美国是击败法西斯的自由捍卫者。但在珍珠港放映的短片，毫无歌颂美国打赢二战的“丰工伟绩”言词，甚至都没有谴责当年日本侵略，只是非常平白地介绍了那段历史，即使对美日“交战”原因，都没有做主观解释。看这个短片，不会产生对日本人的愤怒和仇恨，只有对历史的沉思。当年我第一次看短片时，结尾还有“如果我们忘了珍珠港，就忘记了我们在捍卫什麽”等触动感情的话。现在，连这样的结语都没了，只有“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不会忘记遇难者”，语气更平缓，甚至可以说平淡。 而“靖国神社”内放映的短片，主轴则是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群体主义”，强调个人要有为“国”捐躯、献身精神，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影片结尾时，那些驾机要去和对方同归于尽的“日本神风敢死队”喝生死酒的特写，被一再渲染，可谓东方文化那种不把人命当一回事的典型缩写。 更让人难受的是，影片女解说员那种中国文革红卫兵般的慷慨激昂语调，简直像是宣读“大字报”，或像是文革宣传片的口气。这不仅和美国珍珠港影片的平缓语气大相径庭，而且也和日本商场的女店员、电梯女服务生们那种温柔、和蔼的语调完全不同。当时听那种尖叫般的女声，脑海中闪过的是腰藏自杀炸弹的伊斯兰女恐怖份子。 第三，馆内展览内容不同。 靖国神社的主要展厅是“游就馆”，里面展出很多实物和图示来解释二战历史，但其基调，近乎完全为军国主义辩护，强调二战时日本是“自卫”，因美、英等“西方列强”让日本无法生存，没有别的选择，日本只能“先下手为强”。即使对侵略中国，也强调是由于"进入"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遭到中国人的袭击，他们忍无可忍，同时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对日本侵略造成亚洲几千万人死亡，没有任何真正的道歉、追悔和反省。 “游就馆”中展出的那些“元帅军刀”，日本的飞机大炮、鱼雷等，则成为这种渲染武力的象征。尤其是名为“回天号”的“人间鱼雷”，则是人工驾驶，等于事先就知道要和对方军舰“同归于尽”。这和今天使用自杀炸弹的恐怖份子可谓本质一样。 “靖国神社”中倒有一点让人感到和东方文化不同，那就是二战阵亡的日本官兵照片展览，它们竟没有按官位排列，而是以家属提交死亡书的前后时间顺序排列，所以，显赫的“中将”和低阶的“军曹”竟排在一起，这颇有点令人惊奇。 美国的珍珠港展览厅，则是把所有阵亡的官兵名字都刻在了墙上，按人名顺序排列，更没有按官职高低（中国官员死后则有专门的八宝山墓地，烈士陵园等，而且骨灰放置也和官位有关）。 珍珠港纪念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人既没有炫耀打败日本的“军力”，更没有渲染所谓的爱国主义，而是强调结束战争，捍卫人的自由。展出的二战实物等，也没用来做意识形态宣传。其中最主要的纪念堂，建筑在当年被炸沉的亚利桑那战舰上，和水下船骸形成一个“十字架”型。主建筑师培斯曾说，“就纪念堂整体而言，呈现一片祥和，而不显悲伤的气氛，让每个人能够冥想探究内心的感受。” 珍珠港纪念馆和当年不同之处，是又增加了一个展览馆，设置在当年美军储藏飞机的大棚原处。但里面的展品比较简单，没有多少新意。整个展区比较新鲜的是增加了二战结束时日本在船上签署投降书的“密苏里战舰”；它就被放置在被炸沉的亚利桑那号残骸旁边两百米的水面，象征著二战的开始和结束。 当年美军驻日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说，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讲，如果美国是45岁的绅士，日本只是个12岁的少年。二战结束60年了，从日本“靖国神社”和美国“珍珠港纪念馆”的展览内容和东西方思维来看，仍让人感到麦帅的这句名言的准确。 ——原载《开放》2008年3月号 2015-03-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0👍 0💬 0中国与美欧的“气候 - 减排”暗战
何清涟 2021年格拉斯哥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其书面发言除了重申以前的承诺之外，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媒体连篇累牍地报导10月中下旬以来，全国煤炭日均产量连续数日保持在1150万吨以上的煤炭增产消息。美国与欧盟面对的尴尬是：拜登宣布美国重回《巴黎气候协定》之后，绿色能源的牌桌已经架好，第一局就是关于“气候-减排”的议题，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与第四碳排放国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均不入座，这新牌局无法开始。 气候变化\-减排是欧盟今后的经济增长点 2019年12月中国武汉发生的covid-19病毒流播世界，2020年6月3日，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斯瓦布（Klaus Schwab）发表《是时候了，大重置的时机已到》，文章的要点是：新冠疫情为大重置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要抓住这一时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绿色能源，利用对防疫资源与碳排放权的分配重组世界权力格局，文章称“我们应该借此机会使社会更公平，更智慧和更绿色，并使人类摆脱气候灾难之路”。 这篇文章犹如全球化转变为大重置的发令枪，一大票国际名人争先恐后发表附和意见，一致认为今后的世界，大重置将取代全球化成为地球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重置的两大杠杆是推广绿色能源（Green Deal）与疫苗证。推广绿色能源的前提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后因不少科学家用数据质疑没有变暖，是变冷，就改成气候极端化；又因为科学研究证明今天这种极端气候以前也存在，干脆名之为气候变化——这是一个极为专业的话题，本文就点到即止，只想说明一个事实：推广绿色能源的前提条件其实不是科学界公认的事实。有兴趣的可参见程晓农《气候政策少为人知的迷惑》一文。 绿色能源本身的是是非非，以及德国作为绿色能源的失败经验，我已经在《德国经验：绿色能源“正能量”难抵“负能量”》有过分析，这里只谈一个绿能政策的核心问题：碳排放指标分配，这是中俄两国不做新的承诺的主要原因，也是印度态度不积极、产煤国澳大利亚拒绝合作的主要原因。 欧盟在碳排放权交易上的垄断地位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199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排污权交易是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美国国家环保局首先将其运用于大气污染和河流污染的管理。1997年，全球100多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第17主题规定，碳排放交易是一个可交易的配额制度，以议定书附件B所列承诺的减排和限排承诺计算的配额为基础计算。假设全球限定100单位的碳排放量，A国获得15单位的指标，B国获得10单位的指标，其他国家则获得其余75单位的指标。如果A国只排放了10个单位，而B国排放了12个单位，那么B国就可以从A国购买2个单位的碳排放量。 从此，碳排放权在理论上成为一种可交易商品，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碳减排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面较广，截至2021年1月31日，全球共有24个正在运行的碳交易体系，其所处区域的GDP总量约占全球总量的54％，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1／3左右，覆盖了16％的温室气体排放。此后，相继有8个碳交易体系将陆续开始运营，中国于7月17日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但这是一个仅限于国内交易的市场，不对国外资本开放。根据路透社数据，2019年，全球碳市场交易均价约为22欧元／吨。2020年，全球碳市场交易规模达2290亿欧元，同比上涨18％，碳交易总量创纪录新高，达103亿吨。其中，欧洲碳交易占据全球碳交易总额近90％，其次为美国加州，约7%左右。 中国对气候合作的考量 既然是大势所趋，中国当然也不会置身事外。2015年，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习曾表示建立一个国家级交易机制将是中美气候合作的基石。2017年美国总统川普执政，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该协定没美国资金支撑，陷入停滞，欧盟想推动的碳排放配额制度自然搁浅。 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重新推动绿色能源计划，气候合作是气候特使克里推动中美合作的重大任务。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世界所有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下滑，碳排放都在下降，仅中国一国上升，碳排放量达到98.99亿吨，同比增长0.6%，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 今年9月初，克里第二次到中国商量此事，但在天津会谈时，王毅、杨洁篪直言不讳地告诉克里，气候合作的前提是两国关系大环境的改变；也就是说，拜登政府若不取消川普的对华制裁政策，气候合作免谈。9月10日拜登主动与习近平通了90分钟电话。内容虽然是各自公布，但可以猜想，拜登一定谈到气候问题需要中国参与合作，习近平一定谈到希望美国减免关税问题，并且达成了一个软的Deal。因此，2021年9月24日开始，中国政府宣布大规模限电，其时正好是供电最为宽松时期，离UN气候峰会召开只有一个多月。 这次限电，中国政府有两方面考虑：一是测试按承诺的减排标准尝试大幅减少传统燃料，做出评估；二是测试中国国民对电力供应短缺的忍受极限。测试的结果是坚持原来的承诺，不再增加内容。原来的承诺是：2030年前达到碳峰值，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如今世界变得太快，莫说2060年，就算2030年的国际社会是啥样，谁也无法确知。 现在再来谈欧盟与中国最实际的考量：碳排放指标分配。 对发展中国家（包括刚被欧盟宣布进入“中等收入发达国家”的中国）而言，国际社会对碳排放权的公平分配不仅涉及到环境问题，更关系到它们的发展权益与成本，穷国在这次峰会上抱怨原来承诺给它们每年的1000亿美元气候补贴没到位，但中国不是穷国了，不在“气候公平”的补贴范围之内。 西方国家对“气候公平”理论的主流观点、碳排放权分配的若干“公平原则”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经历了从“祖父原则→人均公平→人均累计公平→人均累计公平“，以及从”生产型排放公平 →消费型排放公平→发展公平的变化。按人均公平这个思路，中国只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却产生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碳排放量，在碳排放额分配上肯定没有优势，只能向非洲等穷国以及绿能化的欧盟等国购买那巨大的差额。 这就是中国不肯进入新牌局的原因。当然，不肯入局的并非只有中国，还有俄罗斯、印度，以及同属于西方国家的澳大利亚。这一新局不开张，美欧左派政府联盟主导的大重置的最重要议程——今后由“世界政府”分配碳排放指标的设想胎死腹中。至于疫苗的分配，中国的生产供应本来就自成一体，更不会接受“世界政府“的领导。 并不多余的结束语 《巴黎气候协定》的最积极倡导者是法国，法国一心想要欧盟成为与美中同列的世界第三极，但离开美国无法成事。这次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与会国已经注意到拜登在国内无法通过3.5万亿的投资方案，知道大重置的绿色能源计划难以顺利成行。但拜登政府遇到的难题比盟国意识到的更多，除了维吉尼亚这个深蓝州在地方选举中翻红之外，还有内部分裂问题。铁杆左媒《国会山》（The Hill）发表了一篇《一个分裂的白宫无法对抗中国》，华府政界民主、共和两党要员正针对拜登任命的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发起攻击：1、一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认为克里在腐蚀美中关系：“中国的外交就是不断寻找杠杆，而克里每天都会用手推车把一堆杠杆送到中国的家门口。”2、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日前发布题为“是时候解雇约翰·克里了“，称克里夫妻向一家与新疆维族集中营有关联的中国公司投资了至少100万美元。 既然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不再是筹码，美欧就只能回到WTO之前的世界贸易体制内与中国“边合作边对抗”了。 （原载大纪元，2021年11月5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5/n13354713.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中国外汇的“一女二嫁”
程晓农 恒大风暴出来以后，华尔街紧紧盯着正走向破产的恒大的对外偿债能力。其关注的背后，其实是担心中国政府是否为企业偿还大量外债时提供足够的外汇。实际上，中共现在正面临着外汇储备的两难困境。中共现有近2兆7千亿美元的外债，需要留下还债的外汇；同时又有3兆4千亿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若撤资也需要外汇。中共的外汇储备只能应付一头，还了外债，就没外汇让外商撤资时拿到外汇。其外汇使用上的“一女二嫁”问题很快会被看透。 一、中国企业境外筹钱的三条门路 最近，国际金融界，特别是华尔街对中国目前的金融状况非常关注。这本身是一个信号，一个观察中国金融问题的信号。由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深地与国际金融连接在一起，尤其是与华尔街关系密切，因此国际金融界非常注意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活动的状况。 中国的企业过去多年来形成了一套用对外融资支撑实体业务的运作模式，即通过境外融资获得大量资金，然后注资到国内业务中。特别是一些互联网服务类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等“烧钱”的行业，尤其热衷于此。中国企业到境外筹钱，通常有三条路：第一，到华尔街上市（IPO）；第二，通过华尔街发行债券融资；第三，到香港二次上市。这是最近几年中国企业筹钱的重要门路。 严格来说，中国企业境外筹钱的三条门路当中，到华尔街上市和香港上市都是吸引境外投资人的投资；而购买中国企业股票的境外投资人不能要求偿还认购股票的资金，只有抛售股票才能脱身。所以，用发行股票来筹资，中国企业不用偿还。只有中国企业在华尔街发行企业债券，如此筹来的资金才是必须偿还的外债。 借债当然可以暂时带来现金流，可以让企业应付一些开支；但借债总是要还的，而债务的累积会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开支负担，因为债务未到期要付利息，债务到期就得偿还本金。如果企业的债务开支负担加重，利润就被吃掉，其经营业绩就只剩下虚好看了。更关键的是，从境外融资，获得的是硬通货；但偿还境外债务时，也需要用硬通货。这样，境外融资就与中国的外汇支付能力息息相关。 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也好，发行企业债券也好，华尔街的投行都能大赚手续费；同时，华尔街还帮客户购买中国在美国和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到中国股市上买一些中国股票。所以，中国企业的财务状况如何，华尔街不得不随时跟进，掌握状况。 二、华尔街的恒大焦虑 最近出现了一个华尔街现象，那就是，《华尔街日报》紧紧盯着目前正走向破产的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有一则报道，其关注的重心是恒大的对外偿债能力。恒大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重要到这种程度吗？当然不是，它不过是中国的一家企业而已。但恒大是中国私营企业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中国企业的财务困境。华尔街之所以关注，是因为美国的投行和资产管理基金对中国的投资数量非常大，中国的企业如果财务上崩盘，会造成许多美国投资者的投资“打水漂”，也让很多华尔街精英们的饭碗敲碎。 最近，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遭到了压力。12月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出台了酝酿已久的新规则，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其所有权结构和审计细节。由于中共一直借口国家安全，不允许购买中国股票的外国投资者看到中国在美国上市的那些公司的财务资料，美国投资者一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就象卖一个商品，只让你看广告，但商品包起来不许拆开，那购买者会放心吗？所以，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股票通常被称为中国概念股，意思是，投资者凭着相信中国经济前景灿烂这个华尔街营造的概念，买了中国公司的股票。至于这个概念可靠不可靠，其中的风险是华尔街在承担的。 眼看到12月底了，中国概念股乃至中国公司香港上市的股票，行情不断下跌。国际资产管理巨头旗下的中国地区（China Region）基金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今年资金回撤数量大，二是不少基金的收益为负。比如，美国有个资产管理基金“晨星（Morning Star）”，它为顾客提供国际投资组合，而对追求高增值的客户则把70%的资金投资到股票上；它的国际投资组合的股票投资中，75%集中于中国、香港等地。截至今年12月10日，晨星的“中国地区”类股票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5.36%。类似情况也反映在其他投资基金的业绩当中。 中国概念股那些公司在华尔街上市后，往往以此作为公司的“镀金”招牌，再通过华尔街发行公司金融债券，用高息吸收西方投资者的钱，再把钱拿回中国去运用。SEC的新规定出来以后，这些中国概念股总共200多家企业，2年内将被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因此，对华尔街来讲，这些中国概念股的价值跌落是已经没有悬念的事了；于是华尔街的注意力就放在中国企业境外发行的债券上，看这些债券能不能到期履约、如数还本付息。 三、中国企业境外发行债券数量巨大 中国政府公布的全口径外债数据，分政府部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金融企业这4个部分。2014年12月底的全部外债中，这4类负债机构占全部外债的比例是，政府部门6.4%、中央银行2.4%、商业银行51.5%、非金融企业39.7%；而2021年6月底的全部外债中，这4类负债机构占全部外债的比例是，政府部门16%、中央银行1%、商业银行47%、非金融企业36%。 2021年6月底与2014年12月底相比，中央银行的外债一直很小；政府部门大量对外发行债券，造成政府对外负债从全部外债的6.4%增加到16%，其中绝大部分是长期债务；商业银行的对外负债占全部外债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外债余额从9,166亿美元上升到12,552亿美元，其中的短期外债从88%降低到七成；非金融企业的外债余额则从7,073亿美元上升到9,63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现在约占七成。 可能造成中国各类负债机构近期境外债务违约的，主要是银行和非金融企业约15,000亿美元的短期外债。目前中国的企业发新债还旧债，暂时不致于严重消耗外汇储备。但只要中国的出口规模相对收缩，国际收支当中经常账户顺差就不足以维持外汇总储备的稳定。《华尔街日报》之所以密切关注恒大的到期境外债券无法兑付的状况，是因为中国如果连恒大一家公司还债所用的外汇都保证不了，那其他华尔街投行购买的中国公司债券岂不都有兑付风险吗？ 中国政府实行相当严格的外汇管制，本国企业和到中国投资的外企都不能在中国使用外币结算，必须把外汇存到中国的银行，换成人民币使用。这样，中国的中央银行就通过金融系统，几乎把民间（包括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全部集中到手里了。当企业需要对外还本付息时，它们必须从政府掌控的外汇储备里拿外汇去支付，这就涉及到外汇储备是否充足这个问题了。 四、中国有充足的外汇还债吗？ 中国的外汇来源当中，对外贸易服务这个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经常项目的顺差占一部分，其余的部分主要来自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最近刚公布的中国外汇储备最新数据是，10月底外汇储备32,176亿美元，与今年6月底的外汇储备32,140亿美元差不多。中国外汇储备历史上最多的时候是2014年6月底，达到39,932亿美元，6个月后的2014年12月底降低到38,430亿美元。这几个数字都是外汇总储备。 一个国家的金融资产之多少，如果只看总资产而不看总负债，就没有一个关于其支付能力的完整而可靠的判断。只有用总资产扣除总负债，才能得到这个国家的外汇净储备。中国政府公布的2014年底的全口径外债是17,799亿美元；目前最新的全口径外债数字是2021年6月底的26,798亿美元。 据此分析，2014年底，中国的外汇净储备是20,631亿美元，是中国外汇净储备最充裕的时刻；而2021年6月底的外汇净储备是5,342亿美元，比2014年减少了75%（15,289亿美元）。按照经常账户月平均支出的水平，目前中国的净外汇储备只够用3个半月。 分析净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的原因后发现：因外汇总储备减少导致的外汇净储备下降为6,290亿美元，占外汇净储备减少数量的41%；而因外债上升导致的外汇净储备下降是8,999亿美元，占59%。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和服务项目顺差减少，只是外汇净储备下降的次要原因；而外汇净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未偿还外债总额迅速上升。显然，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外借债越来越多，虽然表面上维持住了外汇总储备的水平，却增加了偿还外债所需外汇与日常进口及服务所需外汇相互冲突的风险。 五、中国外汇储备使用上的“一女二嫁” 外汇储备除了要应付外债支付，同时还需要应付撤资外商所需要的外汇兑换。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积累了多少外商在华投资呢？当中共宣传政绩时，外商投资越多，似乎表明其经济前景令人鼓舞；但外商投资积累越多，潜在的外商撤资用汇需求就越大。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投资头寸表》今年6月底的数据，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余额已经达到33,65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外汇总储备的余额。这在逻辑上意味着，如果所有外商都决定全部撤资，而中国政府又完全守信用，准许外商把在中国的固定资产变现，加上利润等等，全部换成外汇拿走，那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变成零，中国的国际收支会破产。 当然，中国的外汇储备为零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的外汇储备因为外商撤资而消耗干净，它可以用不让撤资的外商得到外汇的办法，保住外汇储备。这样做的代价是，外商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而中国丧失国家信用，遭到国际社会的金融制裁。 许多外国投资者现在还没意识到，实际上，中共现在面临着外汇储备“一女二嫁”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共现在有近2兆7千亿美元的外债，它需要留下还债的外汇；同时，中共又有3兆4千亿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若撤资也需要外汇。而中共扣除日常过日子所需要的外汇，还了债就不能让撤资的外商兑付外汇；若把外汇给了撤资的外商，就只好对外国债主赖账了。一笔外汇，中共实际上许了两家。 外商进入中国时，是和平年代，中共笑脸相迎；外商想离开大陆时，国际格局已经变成中美冷战年代了，外资开始犹豫是否继续往中国投资。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外汇净储备会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而日益紧张，而中共很可能对要撤资的外商用汇冷脸不理。现在台商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台商抱怨，撤资时换不到外汇。问题的根源就在中共外汇储备使用上的“一女二嫁”。 原载：RFA，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12172021102623.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曹长青∶孙中山不是“国父”
国共两党争斗半个多世纪，现在为了反台独，剥夺台湾人民的选择权，而开始找共识，什麽九二共识，三八共识，多是自欺欺人。只有一件事上，他们是真共识，就是都推崇孙中山。国民党一直称孙中山是“国父”，现在中共官方电视也开始称他是“国父”了，统战气氛十足。 怎样看待孙中山，不仅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更事关国共两党的历史和定性。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实是，即使毛、蒋势不两立的时代，孙中山也被两岸一致赞颂。毛称誉他为“革命先行者”；蒋则对这位前国民党总理推崇到立为国父。 为什麽国共两党都推崇孙中山？因为这两个列宁式政党，是孙中山“养”出来的双胞胎。在国共历史上，有两个国民党阵营的人，最让共产党感激，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张学良。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使当时弱小的共产党得以存在、发展；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使濒临灭亡的红军得以喘息幸存，最后在中国坐大。他们当然是共产党的“恩人”。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在《孙中山传》中说，中共之所以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因为这等于是联合纵容共产党。 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百合吉尔（M-C Bergere）则在她的《孙传》中指出，“孙中山在四十岁以前根本是个边缘人，毫无重要性可言”，直到共产党诞生那年他跟共产国际搭上关系，把国民党改组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之后。据这位女学者考证，连国民党的党纲，都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按苏共党纲起草的，由廖仲恺译成中文。 所以毛泽东们感激孙中山。在中共纪念建政的“国庆”时，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会竖起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跟马、恩、列、斯、毛并列。所以有研究者说，孙中山是“中国赤化的始作甬者”。 蒋介石推崇孙中山，用意更清楚，一是用“孙总理”给自己背书，强调他权力来源的正统性。另外，孙中山确立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党国体制，更有利于蒋家王朝的专制统治。 毛、蒋、孙，不仅都信奉独裁政治，在人格特点上，也是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说的“边缘人”∶不讲规矩，不按牌理出牌，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台海两岸很多人都知道毛、蒋的“流氓治国”，但其实从孙中山开始，国民党就已成帮会式的组织∶孙要求入党者必须按指印、立誓约，服从他。《国民党总章》曾规定，所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孙都有权否决，完全是一人独裁。 当时革命元勋陶成章对这种“一人党”做法非常反感，严词批孙，结果却因此丧命。几年前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介石日记证实，是蒋本人亲自去上海医院病房暗杀了陶成章。蒋在日记中坦承此事是他干的，因此获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今天国民党的马英九们仍在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当年却是搞政治暗杀出身，甚至敢到医院这种地方，把躺在病床的人杀死。孙中山所以喜欢蒋介石，因为“心有流气一点通”，都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敢使用流氓地痞手段。 孙中山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还体现在用出让本国领土，换取外国的支持。史料证实，孙竟游说日本，说如获资金等支援，“满蒙可任日本取之”。“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甚至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孙中山还私下对日方承诺，一旦主政，将给予日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特权；条件是日方出钱出力帮他推翻袁世凯。孙中山为了他的革命目的，竟然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 至于被国民党奉为纲领的三民主义，更是左倾的产物。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民权，孙认为建立民国就是实现了民权，所以在袁世凯当选总统时，就宣布三民主义已完成两项（民族、民权），只需抓民生。三民主义的核心，是群体主义，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他在美国根本没有学到任何《独立宣言》所强调的那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精神。这就是为什麽今天国共两党能在孙中山的问题上“统一思想”，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相同的根基之上∶那就是国家、民族、群体，高于个人权利。 这样的孙中山，怎麽能是“国父”？对台湾来说，国父一说更是荒唐，因孙直到去世，台湾都还属于日本。孙当时建立的中华民国，下辖三十五省，并不包括台湾。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后来败退到台湾，就把“国父”尊号带到台湾，要求文武百官，任职都要向这个“国父”遗像鞠躬行礼和宣誓，把它变成国家仪式。但现在遍查中华民国宪法和所有法律文件，统统找不到“孙中山是国父”这种句式规定，等于这个“国父说”根本没有法统来源。 最后有学者查到，只是1940年（孙中山去世15年后）国民党有个中常会决议案，决定确立孙中山为“国父”。在当年党国时代，以党代国，这样做不奇怪，也不许质疑。但今天，台湾已政党轮替，国民党将是在野党，那麽一个党的决议案，是不是可以仍然代表宪法和国家？是不是还要以党代国？这本身就成为逻辑问题，更是宪政问题。 所以孙中山的国父地位，可以想见，随著台湾民主的深化和转型正义，将会越来越摇摇欲坠，因为经不去法律和常识的检验。而国民党在台湾建的“孙中山国父纪念馆”等，最后会形同政治滑稽剧。 而在中国，将来民主了，认同民主价值的中国人，也不会把这样一个独裁心态的权力者，视为“国父”。 国民党今天还在歌颂孙国父，要求官员向孙遗像鞠躬行礼，只能说明，今天国民党人的心态，仍停留在党国独裁时代。难怪与共产党一脉相承，再次证明是一对连体婴。 2016-03-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