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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对华“战略模糊”还能坚持多久？
何清涟 拜登上任半年以来，在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上，拜登政府坚持“战略模糊”策略，在一点一点放松的同时又采取一些看似严厉的禁制令，例如从6月以来，拜登撤销川普政府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拜登签发行政命令，随即又重设并扩大对中国涉军和监控企业的制裁，以保持国内政治平衡。但是，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以及自2018年以来被迫沉默的拥抱熊猫者沉不住气了，自5月以来，就在最近，进步派人权团体与智库人士通过各种管道，为拜登奉上对华必须友好的各种理由。 美国进步派骨头里透出的亲共 美国Political（政治）网站报道，7月7日，美国40多个进步团体联名致信拜登和国会议员，敦促美国政治决策圈避免与中国对抗，呼吁美国承担历史责任在减排问题上做出更多，停止妖魔化中国逃避气候责任，并声称“拜登的对华政策正在毁灭世界”。 这些进步团体包括“日出运动”（the Sunrise Movement） 、“忧国忧民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公正外交政策”（Just Foreign Policy）和“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必须指出，这不是民主党内的进步派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建议，从今年5月以来，这是第三次出手。5月那一次，著名的极左议员和60个活动组织呼吁总统“不要把中国变成21世纪的苏联”，穆斯林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当时说：“我们需要区分对中国政府人权记录的合理批评和利用中国作为我们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并妖魔化华裔美国人的冷战思维。”就在7月上旬，近30个组织敦促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支持在国会通过的反华立法的一个不那么对抗性的版本。 “政治”网站分析认为，这是持续数月的民主党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最新交锋。前者认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应优先于与中国的竞争，后者则认为政府可以同时做到这两件事。“这种民主党内部的角力可能会决定未来数年的美中关系。” Political的分析当然不会提到，美国民主党进步派（极左势力）骨子里对中共专制文化有亲和力，这不仅是思想上同出一脉——尊奉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许多斗争策略都是毛式文革翻版，比如禁制不同意见者的取消文化、身份政治、清除抹黑历史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完全相同。所谓人权口号，不过是谋取捐款及政治斗争的生存手段。 “拥抱熊猫派”复出 5月以来的极左上书，美国智库冷眼旁观，这次终于出动了。因为他们当初支持拜登的理由，倒不是特别热衷于那些进步主义议题，比如Defund Police、LGBTQ、按心理性别选择洗手间、气候变化之类，他们的心结在于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这次，他们出来表态了，《华尔街日报》7月10日一篇报道列举了商界精英及智库意见，从其标题《拜登的中国政策正在形成——看起来很像川普》就可以看出其非常的不满，因为反川联盟的参加者目标各异，最大公约数就是反对川普。 白宫认为拜登对华政策有三根支柱：加强美国的经济和民主，重建川普执政期间受损的盟友关系，以及界定与中国存在对抗和合作的领域，其中，令智库人士最担心的是台湾问题。6月上旬，三名美国参议员访问台湾，与台湾官员讨论台美关系和区域安全等问题；加上拜登政府本周还表示，将启动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智库人士认为这激怒了北京，因为北京将台湾看作一个分离省份，而且认为这将比川普政府走得更远，因为川普避开了与台湾的贸易谈判，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尽管拜登政府还没有决定与台北正式签署一项双边贸易协议。但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David Dollar）认为，世界已与中国成为一个经济相互交织的经济体，“试图孤立中国，不会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欢迎。……我认为这是一种弄巧成拙的策略。他们应该更倾向于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从不掩饰其亲北京立场，川普2018年3月下旬宣布与中国开展贸易战之后，不到20天，布鲁金斯学会于4月9日随之发布了《中国征收的关税对美国产生的影响》（How China’s proposed tariffs could affect U.S. workers and industries），该研究将中方反制美国的两份关税清单的影响细化到美国的县这一层级，在2742个县中，有2247（82%）的县在2016年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该研究的测算显示，若爆发中美贸易战，受伤最重的，有可能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深红票仓。仅猪肉和大豆两项产品增税，就对中西部深红州造成巨大冲击。 这个报告等于手把手地教北京在中美贸易战中采取“大豆战略”，稳准狠地针对川普的票仓狠狠打击。 这两大政治群体的影响有多大？ 这两大政治群体的影响面与影响力有很大不同，但这次在对华政策上暂时成为同路人。 民主党内的极左势力人数少于温和派，但战斗力超强，而且其群众基本盘不小。远的不说，就说2020拜登在竞选时，奥巴马与温和派推举拜登的原因，是认为拜登是左翼阵营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经济上不会采取让企业界闻之害怕的高税收政策，对绿色环保也会打个折扣。但事实上，拜登后来在竞选当中，尤其是越临近大选，其主张越接近民主党的极端进步派。左派阵营对此有不满，但拜登团队这样做是经过精密算计的：不如此，无法驱动极端进步派采取一切方式支持拜登（操控大选的保卫民主同盟的主体就是这类人，尤其是掌管基层选举中心的BLM）。 极端进步派占人口比例多少？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我找到一种方式测量其比例。拉斯穆森调查自2020年5月底以来，所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凡涉及价值观（包含价值观倾向严重的政策在内）有个有趣的现象：凡赞成极端进步派主张的，基本以23%这一比例为中位线波动，有些太过敏感的话题，则多或少于这一比例，例如： 2021年7月8日，拉斯穆森一项新的全国调查发现，78%的美国选民认为，学校传授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观至少有一定的重要性，其中52%的人认为这非常重要，但有23%的人反对传统教育，赞成现在的进步主义教育。 7月7日至8日的全国民调的设问是：“您是否同意这个说法，媒体‘确实是人民的敌人？’”58%的受访者赞成这一说法，强烈反对这一说法的占23%。 23%这个比率，在 2020年7月1日一项关于“取消警察”（Defund The Police）的调查中也出现过。尽管从5月下旬开始的BLM运动导致全美刑事案件激增，该项调查显示，仍然有23%的人赞成取消警察。 在极左狂热期，比如2020年5月-11月之间，认同极端进步主义主张的人略多一些，2020年6月17日一项调查正值BLM运动席卷美国之时，认为“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重于“所有人的生命都珍贵”（All Lives Matter）的比例高达30%。 到2021年拜登就任之后，狂热慢慢退去一点，4月30日的调查显示，明确认同社会主义的高达18%。 对于拜登政府开放边境，欢迎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这个美国人比较关切的问题，拉斯穆森2021年5月11日发布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调者认为是危机，责怪拜登，只有20%的人认为不是危机。 按照民主党支持者约占人口40%这个比例，23%已经占了一大半，民主党的左倾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2018年以来国会中期选举进步派的实战能力，以及2020大选中所起作用，民主党的温和派根本无法否定极端进步派的主张。今年5月中旬，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向以色列发动了火箭弹袭击之后，美国民主党内部对以巴冲突出现意见分歧就是一例：拜登总统和民主党保守派表示支持以色列；但民主党左派则反对以色列的行动。特别是党内年轻人在以巴问题的看法上与党内保守派的分歧尤为严重，这些人的网上活动很容易影响世界各国的青年人，造成较大声势。 智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影响有多大？ 美国商界尤其是跨国财团、金融界、华尔街都亲北京，智库除了极少数几个保守派智库之外，大多数也都亲北京。这几股势力合在一起，自克林顿政府以来，主导了美国对华政策20余年。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确实一度打击了拥抱熊猫派，迫使他们暂时蛰伏。但是，2020大选之后，他们都知道这种蛰伏是暂时的。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中国举办中国级别最高的经济会议《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从克林顿时期开始形成、历经小布什、奥巴马时期主导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拥抱熊猫派核心人物这次去了不少：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两位及现任成员；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的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亲民主党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与前任会长、福特基金会会长、《经济学人》主编等全部出场，这些机构、这些人基本上成了近20多年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导者。 这些人都是主张对华友好者。 综上所述，可以做出结论：拜登在大选之前及大选期间，一直都主张与中国是伙伴关系，应该友好相处。只是亨特与中国的利益瓜葛被曝光，加上川普任内对华政策巨变之影响，更有中国是疫情来源国这一阴影笼罩，形格势禁，拜登政府只好采取“战略模糊”策略暂时应付。只要时机成熟，进步派与拥抱熊猫派递上可下台阶的梯子，拜登目前的对华“战略模糊”政策就会结束。 （原载大纪元，2021年7月1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7/13/n13086780.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从竞选策略分析美国民主党缘何大败
何清涟 2024年美国大选结束，民主党面临近30年来最大的惨败，共和党一方赢得选举人票、参院、众院、多数州长、全国普选票。但民主党的铁杆们除了嚎哭诅咒之外，极少有人反思。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民主党就养成了一种不能失去政权的政党意识，不仅将国会、媒体当作政党斗争工具，还进入一种选举依靠舞弊、司法武器化、将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的恶性状态。这种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思考自己为什么失败。 #沉溺于身份政治的“情绪价值”难以自拔 拜登在今年6月与川普辩论中失利，其实主要原因并非他“年老痴呆”，主要是他执政三年半乏善可陈，不仅“拜登通胀”（Biden Inflation）曾达到40年未有之严重程度），还给美国深种祸根（新增2000万非法移民、10万亿国债）。这些劣绩在左派控制的媒体平台上可以被美化掩盖，但如果要辩论，肯定一败涂地。对此，我曾写过一篇《拜登辩论失败背后是左派理念的失败》（上报，2024年7月5日），不再赘述。 拜登辩论失败之后，民主党高层强行换人，不仅不从能力与德行方面考虑，连党内推选这道程序也省去，换上与奥巴马关系亲近的哈里斯，只是为了让奥巴马进入第四个任期。#但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党内初选（Vote）只是被党内高层指定（Choice）的候选人，被媒体称颂的优势只有两点，一是女性，二是黑人与亚裔（其实只有印裔是真实的），均是美国新身份政治认定的优势，只能为左派选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至于哈里斯的政绩，掰着手指头从加州总检察长到其任美国副总统，都找不出几样实绩。在她成为民主党高层选定的总统候选人以来三个多月，所有的公开讲话与媒体采访，无不一败涂地。以至于前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1月1日密歇根州马斯基根高地为哈里斯举行的集会上只能表示，川普执政期间“经济更好”，但人们仍然应该投票给哈里斯。 哈里斯的“黑人”身份提供的情绪价值，黑人并不买帐，称她模仿黑人口音只是为了选票。女性优势也安慰不了选民，各族裔选民无论男女都做了视频接力表达：我们不在意哈里斯是否女性，我们只在意她是否有能力领导美国。但恰好在领导美国这一点上，哈里斯完全没任何优势，从她接棒之后，她的经济政策只是没贴上拜登标签的拜登经济政策。2020年拜登大谈的进步主义经济政策比如国家经济主义、气候环保绿能因被选民厌弃不能再搬出来，除了照抄川普一些作业如小费不交税、恢复液压石油开采之外，只有一个空泛的“机会经济”。 玩身份政治走火入魔的美国民主党，完全不考虑总统这个位置需要的是领导能力而非他们着迷的身份“优势” ，2016年希拉里落败，她本人归因于“玻璃天花板”。这次哈里斯败选，左媒第一时间声称“美国还没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总统”。因此，民主党要想挽救自身，得从身份政治的自我迷恋中走出来。 #低估了美国人对2020盗选模式的警惕 奥巴马等敢推出无德无能的哈里斯，是出于民主党2020年窃选的成功经验：不在于有多少真实的合格选民投票给民主党圈定的候选人，只在于控制好计票权。美国民主党阵营通过2019年成立的捍卫民主联盟建立了八爪鱼式的巨大网络，通过天量邮寄选票与六大战场州延迟开票（最晚的长达1个多月），辅之以七十八天政变计划，成功地将拜登送进白宫（参阅本人《窃选者的炫耀》系列，2021年3月6日），食髓知味，今年民主党仍然想重施故伎。从选前三个月开始，七大战场州当中的四个州例如宾夕法尼亚、密西根、乔治亚、亚历桑那就宣布要延迟计票，大选结果要5-15天之后才能公布。2020大选舞弊的重灾区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公开宣布：“不排除选举结果需要数天时间才能确定，更加不排除，#大选夜领先者随后被反超，这很正常”。并公示了盗选路线图（熟悉2020年该县选举情况的就知道这是2020年的盗选经验）： “选举日晚8点只有70%-75%的预投票选票结果被公布” （预留25%-30的造票空间）； “随后的晚间会陆续公布大选日亲自投票的计票结果”（所谓“陆续公布”是为了营造透明计票的假象）； “绝大部分选票会在11月6日晚7点前统计完成” （“绝大部分选票”之外，得计算一下需要造多少票来填补差额，达到“大选夜领先者随后被反超”这一目标） 马里科帕郡是美国人口第四大郡，占亚历桑那总人口的61%。2020年，拜登在此赢得4.5万张选票，从而在亚利桑那全州超出川普所获选票1万张。这个县一直被诟病是偷盗大选的重灾区，这位马里科帕县的选举官几乎是对外公布了该县将按差额完成灌票的路线图。 A screenshot of a social media pos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2020年模式辅之以J6对川普支持者的大规模镇压，确实让美国人经历了少见的政治恐怖，但却引发了共和党阵营对2024年大选盗选的警惕。共和党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在RNC高层换将，Laura Trump（川普的二儿媳）出任RNC联合主席，投入巨额资金#，在全国征召了23万志愿者监票，并聘请了5000名律师，七大战场州当然是重点投入。 据司法观察（Judicial Watch） 11月初公布的资料，多达3位数的诉讼中，赢得了一些重要胜利，例如密西西比州法院裁决，允许在选举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收到缺席选票计入。此案由司法观察、RNC上诉至联邦上诉法院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第五巡回法院裁定，必须在选举日之前收到选票，任何允许在选举日后接收和计票的州法律都违反了联邦法律。此外，不少民主党掌控的州与战场州被迫达成案件和解，删除不合法选民名单，仅洛杉矶县就删除了120 万个名字，纽约州删除了 45万个名字；宾州1 个县就删除了 69,000 个名字；肯塔基州删除了50万个名字；北卡清理了大约 400万个名字。 A blue and yellow banner with white text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乔治亚州亦是2020年的舞弊大州，2024年该州州务卿亦公开宣布将有占选民总数25%的海外选票要延后计算，此案经乔治亚州高法裁决，州内任何地方的选举官员都不得在截止日期之后接受和计算选票，打破了该州的窃选计划。 结果是：不仅民主党原定的盗选计划被成功狙击，导致民主党只能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州内胜选，还坐实了2020舞弊的指控。2024大选是两党搜寻动员每个可能的选民付出最大努力的一年，但结果发现，哈里斯团队攒足劲花费三倍于川普的竞选经费，却只得到7025万票，比拜登2020年的8100多万选票少了整整1000万，：X（Twitter）上的多篇帖子声称卡马拉·哈里斯主要在不需要选民身份证的州获胜，每条帖子都展示了哈里斯和川普赢得选举人团选票的地图，以及需要出示带照片身份证件、需要无照片身份证件和不需要身份证件的州。虽然民主党一方努力辩护，但却无法解释本党为何一力主张投票不需要验证ID（加州甚至将投票出示ID定为违法）。 A screen shot of a television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过分相信选举造势的回音壁效应，罔顾真实民意 长期以来，民主党偏离美国民众具体感受，无视底层人民在物价、福利、移民上现实的经济生活问题，在宏观数据和媒体上进行大规模操控，以为“巨额资金+媒体助阵+民调造势+投票不验ID”这种模式仍然是赢得选举的必胜宝。10月下旬，民主党支持者中的富豪纷纷与川普接触，铁杆左派媒体也开始转向，例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与《今日美国》等知名媒体纷分宣布不支持2024年总统大选中的任何候选人。10月28日川普纽约集会气势如虹，即使形势如此不利于民主党，左派媒体还是齐齐推出11份民调，调高哈里斯领先优势，希冀努力营造的回音壁效应能够帮助她获胜。 但是，这些民调只能安慰民主党的铁粉，民主党的政治高层其实并不相信民调。2020年曾独家披露七十八天政变内幕的左媒Axios报道，众议院民主党人对 11 月5 日的焦虑加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副总统哈里斯好”，一位众议院民主党人说。新民主党联盟主席（New Democrat Coalition Chair）安妮·库斯特（Annie Kuster (D-N.H.) 表示，她“正在查看数据，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十几场竞选几乎打成平手”，“我认为你甚至不能指望民调结果准确。好吧，误差范围很广”。还有一位众议员称看了内部民调，不乐观。 其实，提醒民主党对民调不要乐观的不止这一位。早在 8月20日DNC大会上，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的最大金主”未来前进”（Future Forward）的负责人昌西·麦克莱恩（Chauncey McLean）发言，称据他们采访了约37·5万美国人的民意调查，没有其他公开民调显示的那么“乐观”，并警告说民主党人在关键州的竞选中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以上这些，仅仅只是分析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所显示的权力的愚蠢与骄横，还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左派的政治方向性谬误。也许，用被称为“民主党党报”的《纽约时报》选后两天发表的这篇文章标题做总结最合适：《一个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政党遭遇惨败》。 A screenshot of a computer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11月1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16458）
何清涟2025-11-06 06:14👍 0💬 0曹长青纽约演讲∶美国的伟大之处——保护个人的权利
政论家曹长青（中）与北美洲台湾妇女会纽约分会会长方秀蓉（左）、民进党美东党部主委陈隆丰（右）在讲演台上。（摄影∶王贯明/大纪元） 【大纪元2011年11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王贯明纽约报导)北美洲台湾妇女会纽约分会(NATWA-NY)於11 月10日 (周四) 晚间邀请政论家曹长青在纽约台湾会馆演讲，讲题是《从美国的价值看台湾的前途》。曹长青从美国历史上的独立建国与现代的崛起谈到台湾面临的总统选举与前途，历史一小时，并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 美国的伟大之处∶保护个人的权利 美国到底好在哪里？哪些价值对台湾具启迪作用？曹长青说∶「美国的价值就是目标 清晰、勇敢、智慧。」在230多年前的1776年，美国能够独立建国，得益於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他虽然是一个英国人，但是帮助美国独立建国的目标非常清晰，再加上华盛顿等人的勇敢与智慧，最终使美国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完成了独立建国并在全世界崛起。 曹长青认为，对於一个国家的未来，人民应该有选择的权利。他说，虽然独裁或威权专制可以得逞於一时，但是人民的意志可以改变未来。美国为独立建国死亡了22万人（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近10%），最近利比亚为反抗独裁专制有两万多人被杀；仅有80万人口的东帝汶为了争取独立，竟然死亡了20万人！曹长青表示，美国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保护个人的权利，所以台湾人也要珍惜个人的权利，以勇敢和智慧拒绝中共的吞并，拒绝一国两制。他也希望台湾人帮助中国人推翻一党专制，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之後，台湾才有能力保护个人的权利。 女人比男人更坚定 谈到近期台湾的总统大选和女性候选人的全球趋势，曹长青认为，当女人认定了一个真理之後，她会比男人更坚定。在中国大陆，最先觉醒并站出来反抗中共暴政的人不是男性，她是一位表面上非常文弱的女士—林昭。在当今正受中共血腥迫害的法轮gong学员之中，最坚定的信守信仰的人也大多是女学员。 曹长青认为台湾的总统大选也将由女性选票决定未来。他分析说，上届大选马英九获得了66%的女性选票，因而赢了那一届的大选。目前台湾总统大选的情势，有利於蔡英文，台湾有可能诞生一位女总统。 两岸和平协议就是把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 对於马英九承诺当选之後将与中共签订《两岸和平协议》，曹长青认为，这种构想只是马英九的一厢情愿，历史上的国共合作都以国民党的受骗、惨败而告终，中共不可能与台湾永久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更不能容忍全体台湾人民的公投来决定台湾的前途。 曹长青表示，两岸和平协议就是把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中共的浸透无孔不入，台湾人民应该清醒的以勇敢和智慧拒绝中共，走向未来。 ——原载《大纪元》2011年11月12日 2011-11-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换届、独裁和政变？
程晓农 最近，围绕中共明年政治局常委是否全都换届，海外出现了不少议论。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会不会在明年的中共20大上遭到抵制，逼迫他下台？如果习近平不肯下台，是不是就会发生政变？诸如这般的猜测，值得作一点稍微深入些的分析。 一、中共20大不换届？ 最近中共召开了6中全会，宣布明年秋天开20大，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国每5年要开党代会，而每10年会中共高层换届。明年就到了换届之年，很多人按照过去的经验认为，中共高层应该到了年龄的人都换下来。中共内部很多人因为过去十年习近平反腐，对习近平恨之入骨，所以希望他下台滚蛋。但是，过去几年来，习近平逐渐打击了大批政敌，巩固了他的个人地位，好像这次换届变成了别人下台他不下，习近平可能继续占据最高位置，一直坐到他趴下。 不少人认为，习近平走上了独裁之路。其实，共产党高层换不换届，都是独裁制度。所谓的换届，其实就是中共的集体领导模式换人延续，而集体领导模式不过是把中共的个人独裁换成了集体领导模式下的高层分权、集体独裁而已。 共产党国家的高层权力格局有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在两者之间摆动。这种摆动有明显的规律，在苏联和中国，都是先集体领导，然后个人集权，再集体领导，最后又个人集权。今年6月16日我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SBS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再临接班人之争？》的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独裁之间的钟摆式规律。 二、个人独裁和集体独裁为何互换？ 共产党建政初期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和北朝鲜在50年代初都如此；第二阶段，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成为常态，再通过推动个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第三阶段，独裁者死后，又重回集体领导；第四阶段，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钟摆”“摆动”时当然会发生权力斗争，但更大程度上这种“摆动”与共产党的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 苏共和中共从当政之初的集体领导向个人独裁转变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民众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政治高压最大、经济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 从个人独裁到集体领导转变，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死后出现权力真空，为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再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效忠。这种局面一段时期内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种“高成本统治模式”。 集体领导是否再向个人集权转变，其触因是，“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控的经济资源。“高成本统治模式”快要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时，可能会倒逼集权。集体领导模式之下，通常会有部分高层人员抵制改革，胡赵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如此；集体领导模式也必然阻止反腐败。这两种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权的利益集团反对不利于自己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因为推动政治改革受阻，就改变苏共的集体领导模式，实行了总统制；习近平因为高层权力斗争爆发，为应付权力斗争而开始集权，又因为反腐败受阻，最后走上了恢复个人集权的道路。 三、20大有政变？ 也有一些看法认为，面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中共明年的20大会爆发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一方自然是习近平，而另一方则是他的诸多政敌。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的政敌非常多，尤其是他反腐败以后，每打掉一个政敌，都会形成与这个被消灭的政敌关系密切的一个官僚小群体的政治对立。倒掉一个高官，也就是一批原来投靠他的中层官员失去上升的机会。 但是，习近平有政敌，并不等于习近平就一定会倒在政敌手里；这些政敌也未必会站出来与习近平杀个你死我活。关键在于，习近平的政敌还有没有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习近平大权在握，这是过去他掌控局面十年的结果。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掌控局面，到底有哪些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对高层权力斗争的发生，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是起遏制高层权力斗争的作用？这需要具体分析。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是掌控军队和情报部门；而对高层人员的每日管控，则靠最高领导人通过直接掌握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机要局和保健局，来监控其他高层人员。这样的制度安排之下，政治局常委之间，电话被监听，手机不许用，出门有警卫秘书贴身监视。所以，谈到习近平现在有没有权力危机，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政敌，而在于，谁掌控警卫局。我今年7月18日在《大纪元》刊登的文章《中共警卫局换马之壸奥》，介绍了中共历史上历任最高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是如何具体掌控局面的，在此不赘述。 1949年以后，中共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秘密政变，就是毛泽东死后的“四人帮”被抓事件，手段是高官警卫抓高官。当年“四人帮”之所以被抓，就是因为毛泽东的亲信、掌管警卫大权的汪东兴投靠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而华国锋与汪东兴以及掌握军队的叶剑英合谋，搞了这场政变。事后，再在军方西山战备指挥中心开了个政治局会议，会前先讲明，不能一致同意政变结果，就不散会，谁也别想离开。于是，政治局里支持老毛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政变了。 四、老毛之后中共的“集体领导” 抓了“四人帮”，邓小平和陈云等元老就把华国锋和汪东兴等挤下了台，然后集体统治了一段时间。“六四”以后，邓小平和元老们商量，把江泽民拉到北京，当上了名义上的总书记，但江的地位一直捏在邓小平的手里。江泽民政治上比较偏向陈云等元老，“六四”后曾经一度要清算改革。但是，90年代初陈云等几个中共元老病重，江泽民失去了这些元老的支持，不得不向邓小平效忠，支持邓的经济政策。不久邓小平也病重，江泽民直到邓小平病危，才把军队和警卫局的实权重新抓到自己的手里。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共一直实行十年高层大换届的做法，有人认为，形成了制度就不能改变。这种十年大换届的做法背后，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江泽民讲的“闷声大发财”；而“闷声大发财”的背后，其实还有一层规矩，那就是“发财轮流来”，发了财的官员不能永远霸着位置，不然别人就没机会发那么大的财。官员们在官场上混，最大的希望就是等着上面的官到龄换届，自己升上去，终于轮到自己也“闷声大发财”了。 之所以当官就能发大财，其背景是90年代的国企“改制”，就是国企私有化。90年代后半期，因为国有企业制度混不下去了，大批国企靠银行贷款支撑，亏损严重，甚至连贷款也还不上了；更严重的是，大批国企垮下来的同时，当时银行系统的四大银行也被国企拖累得要垮下来。如果中共的金融系统崩盘了，中共的统治会在经济上动摇。 于是朱镕基就在1997年操盘，推行全国的国企私有化（官称是“改制”）；几年内把大部分国营企业变成了共产党的厂长经理们私有的私营企业，同时把几千万国企职工当作社会包袱，一下子甩掉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不再是公有制为主了，计划经济也行不通了，因为计划经济的指挥机器要靠公有制之下的国有企业来执行。于是中共后来把主管计划经济的国家计委也取消了。这样，中共的经济制度就和西方国家开始接近，也以市场经济为主了。但是，这样一件改变老毛创下的经济制度的重大事件，最近中共的第三次历史决议一字不提，原因是其过程既肮脏又黑暗。 中共的个人独裁时代罪恶累累，而集体领导时代也有大量罪恶。除了镇压法轮功发生在“集体领导”之下，国企私有化也是在“集体领导”模式之下完成的。 五、中共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两个三十年” 中共一向掩盖其历史罪错，这次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其统治历史又一如既往地采取了掩过饰非、黑白颠倒的做法。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两个三十年”所反映出来的重大历史问题。这“两个三十年”是我提出来的，而中共对此说法非常忌讳。2009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然后法广采访了我，我的观点就被国内广泛传播开来，直到现在还在传播。 12年前我指出，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可以大致被分成两个30年。前30年的主题词是“革命”；后30年的主题词是“改革开放”。如果把前30年和后30年隔离开来，官方媒体所宣传的“成就”似乎顺理成章；但把这前后两个阶段合起来看，结论就不同了。单看后30年，似乎中共“居功甚伟”；再看前30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949年以前，中国不就是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吗？经过老毛治下天翻地覆的一番大“折腾”，60年后在经济体制上重新回归起点。 “改革”的对象并不是“革命”前的体制，而是“革命”后的体制，被“改革”的正是“革命”的所谓成就；而“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对“革命”成果的根本否定。因此，“改革”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补过之举。就好比一个管家擅自拆毁了主人的宅邸，而后又重新建造起来，其功何在？ 前后两个30年的政绩悖论本属一目了然：如果“改革”是辉煌的，则“革命”何功之有？若“革命”不容贬低，“改革”又何来正当性？邓小平强调“不争论”，从根子上讲，其实是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样的悖论。 我的这个说法点到了中共的要害。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就是这次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基调。不管这个历史决议被官方吹得如何天花乱坠，这个决议仍然不过是谎言的集合。 原载：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17/n1338108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47👍 0💬 0从 77 元廉租房风波看政府公信力
讨论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问题倒不是民间所热衷，只是官方学者隔三岔五地要就此规劝一番。至于政府自个倒是早就将自己当作一个公司对待，而且还不是西方那讲究社会责任的公司，只注重公司的效益即GDP的增长，却将政府的服务功能弃之不顾，先是将住房、医疗、教育等当作包袱甩给了公众，让他们深受“新三座大山”压榨之苦；继而是为了保增长而乱采资源、引进污染项目，征地拆迁，全国到处发生自焚抗争事件。至于民众如何生存，政府只在口头上表示关心。所谓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本属于政府权责范围内的事情，政府更是雷声大、雨点小。与此同时是腐败日渐蔓延成了政治之癌。政府的公信力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损耗，所剩无几。 最近胡总书记在CCTV上访问77元廉租房住户郭春平的节目，表明政府不在乎什么公信力，孜孜不倦地在玩“扮傻游戏”。请看，在节目上，那位廉租户郭春平母女儿面对胡总书记的嘘寒问暖受宠若惊，胡总那一句“一个月租金多少，能不能承担得起？”真是一碗暖胃的面条，让郭氏母女如沐春风，连声感谢“党与政府的好政策”。 政府公信力需要依靠民间舆情裁断，观众对“77元房租”的反映可见政府公信力确实已经气息奄奄。先是网友“人肉”出77元房客的真实身份乃是北京市朝阳区交警大队的公务员。邻居反映，她平时并不在该小区居住，而是对外出租。据搜房网显示，该小区常营丽景园平均租价为2000元/月。” 还有传闻称，“据说：北京的朋友说这是一场演砸的戏。本来编排是很好的，无奈那个妇女一紧张说错了话，770元说成了77元，涛哥当时也楞住了。但是一时想不出新的台词，还是问了母女能不能住得起。”中国当局当然不能容忍民众对最高领导人这种怀疑与嘲弄，于是发布了一条“77元廉租客挺身辟网谣”，而网友们也一点不甘示弱，不但找到了郭春平多次乘坐南航班机的机票，还找到了其他相关资料，以“郭春平77事变简介”为题发表（http://tinyurl.com/2dewf7c），胡总书记也从民众多年前的“涛哥”变成了“胡欺欺”。 但“77元廉租房”到底是真有，还是只是廉租房中仅见的极少数实例，官媒却刻意回避了这一点。我的看法是：就算真有“郭春平”母女拿到了77元廉租房这个例子存在，但拿个别来作为普遍，以此掩盖中国人目前被房子这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的现实，并让总书记参演以糊弄天下人耳目，也称得上是官方刻意导演的一场“扮傻游戏”。 这种“扮傻游戏”是中共自延安以来就形成的检查文化的必备项目。只要领导想彰显圣明，就会有群众演员被安排激情参与，参演的群众演员也早被规训好如何说唱。历史上代价最惨重的“扮傻游戏”当然要数大跃进时期“亩产万斤”的神话。安徽徐水人民公社曾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吸引了毛泽东前去视察。农家子弟出身的毛泽东居然对“亩产万斤”表示深信不疑，并为粮食多了吃不完发愁。还向农民许诺：“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结果是卫星放得越大的省份，饿死的人越多。安徽成了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与毛当年访问徐水的“扮傻游戏”相比，胡只用77元廉租房吹奏了一支盛世太平曲，后果还不算严重，只当自娱了一把。 为了将“扮傻游戏”玩出水平，有些地方干脆培养接受领导慰问的专业户。安徽阜南县王家坝镇李郢村村民郑继超因脑子灵、能说会道、善于揣摩领导心思，因此被挑中。从2007年11月中旬到2008年1月22日，郑继超两个多月内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七次慰问，因此被网友称之为 “慰问专业户”。 这种“扮傻游戏”既是政府没有政治自信的表现，更会导致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政府的公信力的建构并不依靠政府每天做出各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也不能依靠“五毛”们在网上发帖“引导舆论”，粉饰太平。政府公信体系的构建过程是政府、民众和各种民间组织在政治、社会和市场各领域通过互惠、习俗、强制、行为的博弈互动。 政府公信力的最终裁断权是一国的国民，而非喉舌媒体及官方调查。只有真实准确地抓住人民对政府公信的评判断，政府的公信力才能维持。维系一个社会的纽带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相信任。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有言：“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1年1月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1/renthousein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6👍 0💬 0自行车大赛和输不起的法国
一个患了前列线癌的人，不仅战胜了癌症，还参加了法国自行车大赛，并夺得了冠军；不仅一次夺冠，而且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创造了体育史上的传奇！7月27日下午，当美国选手兰斯．阿姆斯壮（Lance Armstrong）和一百多名来自全球的选手，经过23天的赛程，像激流一样涌进巴黎市区，穿过凯旋门时，这位31岁的美国人，以五连冠，平了迄今为止整整一百年历史的法国自行车大赛的记录（之前曾有四人五次夺冠，其中只有一人是连续五次）。 在人类体育历史上，马拉松被认为是最消耗体力的竞赛，因为全长26英哩；可法国的自行车大赛，长度却是马拉松的近百倍，达2125英哩，环绕整个法国。而且是连续23天的比赛，还要在夏天酷璁季节经过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山（山上最热时摄氏44度，华氏104度）。可能由於它是最消耗体力、最困难的竞赛之一，所以迄今这种比赛还仅在男性中进行（其中最热的时候，比赛下来，由於体内严重脱水，阿姆斯壮的体重一天减了11磅）。 过去四个星期来，我这个平时不太关心体育消息的人，却每天仔细地阅读《纽约时报》上关於法国自行车大赛的消息。因为我对自行车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中国大概有两件东西最震憾世界，一个是它的餐馆，像星星一样遍布全球；另一个是它的自行车，像海洋一样简直能淹没世界。在我那个没有过任何玩具的童年里，家里那辆旧自行车，是唯一的“玩具”。最初的“走向世界”就是用掏裆的方式学会骑自行车（那时中国的自行车没有给小孩的，而且都有横梁，腿还不够长时，只能从横梁下面伸过去、斜著身子骑，东北俗称掏裆），不知多少次被摔得鼻青脸肿。在我们那个後来被称为“市”的家乡，像中国很多城镇一样，根本没有公共交通，自行车就是人们的腿，而且是重要的谋生工具。在严寒的东北，为了弥补煤的严重短缺，我和弟弟们要骑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打柴；为了储备冬日蔬菜，要骑车到三十公里外的深山里采蘑菇；为了买一苹比当地便宜几块钱的小猪，要骑车一整天到邻近县城（当天来回一百多公里）。无数次，饥饿和疲惫使蹬车的两腿如棉花一般；停下来，抓一把路边的雪塞进嘴里，咬咬牙，再蹬上车，我不能倒下，如果我爬不起来，弟弟们就更别想回家了。和苦难连在一起的记忆总是那麽深刻，每一个细节都印在了脑海中的银幕上，想抹也抹不掉；而这和艰辛的日子连在一起的自行车居然总给我一种亲切感。 在美国骑自行车的人，都有点像阿姆斯壮，是锻炼身体或准备参赛的。虽然没有了骑自行车的机会，但看到法国的自行车大赛，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因为以我曾连续骑过一百公里的小小经验，就能想像到那是多麽消耗体力、难度多麽大的漫长行程。而且参赛的198名选手，来自几十个国家，都是各国的比赛冠军、王中之王。连续几年来，我每年都为兰斯．阿姆斯壮的胜利而兴奋，这次更是如此，从比赛一开始，就期盼著他能再赢，并不因为他是美国人，而因为他曾是癌症患者、因为他心地善良（在过去几次比赛中，别人摔倒了，他都要等待，而不是利用这种机会抢时间）、因为他战胜癌症、挑战命运、绝不服输的精神，激励了无数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在健身俱乐部拉那些器械的艰难之际，想想阿姆斯壮那奇迹般的故事，就真能把举不起来的杠铃推上去。 1996年，年仅24岁的阿姆斯壮被查出患了前列线癌，而且癌症已经转移到肺部和骨头，可想而知这不仅对一个运动员，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多麽致命的打击。但阿姆斯壮没有倒下去，他以惊人的毅力锻炼、并配合治疗，做了一场生命和疾病的赛跑，不到三年就把癌症甩得无影无踪。然後在1999年首次赢得法国自行车大赛冠军，而且一气连赢了四届。在过去四年的比赛中，阿姆斯壮都以绝对压倒优势赢得了冠军，尤其是在阿尔卑斯、比利牛斯等高山峻岭的赛程上，那里空气稀薄，坡度大，很多运动员都极为吃力，但这恰恰是阿姆斯壮最能展示体力和毅力的路段，他都能抢出时间，攒下最後赢得冠军的资本。在过去四年中，在山路地段的比赛中，他都积攒了比第二名选手多过6分钟的时间，稳拿冠军，因为到接近巴黎的最後赛程中，其他选手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赢回这麽多时间。 但今年不同了，他在比赛之际患了胃肠道感染，在阿尔卑斯山的赛程中没有显示出以往的优势，没有赢得那麽多时间。山路赛程结束之後，最短时，他只领先排在他之後的德国选手乌尔里希15秒。那时距终点还有四分之一的赛程，几百英里。经过两个多星期、1500英里的比赛，两个人只差15秒，接近到令我这个观众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乌尔里希也是世界知名自行车选手，不仅曾两次仅次於阿姆斯壮而居亚军，而且曾在1997年赢得法国自行车大赛冠军，因而媒体预测，这次德国人要夺魁。 在最後的几天看比赛成绩，真有点为这个美国选手提心吊胆；那种替他担心，希望他再次夺冠的心情，可能比他本人还强烈。最後的比赛成绩是，阿姆斯壮以61秒领先乌尔里希夺得全程的总冠军。一个全长2125英里，连续23天的比赛，冠亚军只差1分零1秒，可想而知这是多麽激烈、多麽接近的比赛，它不仅是拼体力、拼毅力，更是拼精神、拼心理状态。令人开心的是，兰斯．阿姆斯壮再一次把星条旗升起在西方世界反美大本营的巴黎。 近年来法国人已经反美反疯了，不仅在外交上反，在媒体上反，现在更进而反到了体育竞技场上。几个星期前，多次获得网球世界冠亚军的一对美国黑人姐妹选手，在法国受到极端无礼的起哄，导致从未经受过这种场面的妹妹（她的成绩一直超过姐姐）丢掉了冠军。此举令无数美国人愤怒，不仅各大电视台都给予报道，《华尔街日报》甚至发了社论，表示愤慨。几天之後，那位仅仅因为她是美国人就倍遭法国人羞辱的女选手，在另一场国际比赛中击败了在被法国人起哄下而输给的对手。 这次自行车大赛之前，法国的左派媒体就纷纷预测并希望，法国的亲密盟友德国的选手打败阿姆斯壮。可想而知，如果德国人是总冠军，巴黎的左疯们会何等兴奋。那些视意识形态高於一切的反美者，一定会在凯旋门狂欢。阿姆斯壮作为一个美国人参加这种比赛，并连续夺得冠军，就让法国人不舒服。《纽约时报》7月28日报道说，法国媒体、自行车教练和公众，传播恶意的谣言，说阿姆斯壮是由於治癌症的化学药物产生的力量。他们不接受一个癌症患者能战胜疾病，重返赛场的事实。而使巴黎的左派《解放报》们更不舒服的是，阿姆斯壮不仅是美国人，而且来自布希总统的家乡德州，并且在理念上也和布希一样，是赞成传统价值的共和党保守派，所以法国媒体更是寻一切机会找茬。阿姆斯壮这位被称为“好好先生”、并不参与政治的运动员，只得拼命学法语，来取悦、迎合、适应那些刁钻的法国人（阿姆斯壮现在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法国的这种输不起的劲头，还可以从最近法国文化部的一道命令看出来：禁止在政府公文、所有出版物和电脑网页使用e-mail这个词，因为它是英文。联合国的192个成员国，除法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出这种荒唐的禁令，因为e-mail只是随著电脑网络而出现的一个新词汇，很多国家的人们都在使用它，只是为了方便、准确。不少中国人都直接使用e-mail，而不使用电子信、伊妹儿等各种中文译名，这并不损害汉语或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希拉克政府的这种禁令，就像巴黎硬是要求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必须使用法语一样，完全是一种输不起的、没落的法兰斯帝国心态。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如果中国也要求用中文播一遍，俄国人、日本人、拉美人也都要求用自己的语言说一遍，那麽奥林匹克开幕、闭幕式就得成了语言比赛，能把人烦死。庆幸的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没有像法国政客那样自傲和自卑。这e-mail禁令最近成了笑话，因为这道命令下了以後，有语言专家指出，mail这个词最早来自中世纪的法语，牛津字典也是这麽解释的。 在五次夺冠、平了世界记录的当天，兰斯．阿姆斯壮就表示，他稍微休息一段後，就将恢复训练，准备明年的第六次胜利，如果他能再赢，就将创造法国自行车大赛的世界记录，创造人类体育史的奇迹。但即使输了，他也不会有法国式的输不起，因为他曾说过，重要的不是夺取冠军，而是参与和实现自己。他更关注的是900万战胜了癌症的幸存者，他为此成立的“阿姆斯壮基金会”多年致力帮助这种患者。阿姆斯壮的精神和毅力，他的慈善基金会，不知给了多少人鼓舞的力量和帮助。《纽约时报》7月27日发表已和“白血病”战斗了13年的纽约“癌症援助组织”主席杰夫．伯曼（Jeff Berman）的文章，他说，阿姆斯壮是所有癌症患者的榜样，正是兰斯．阿姆斯壮的精神，鼓励他和疾病做斗争，活到今天，活得更精神抖擞。他文章的最後一句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感谢你，兰斯！” 2003年7月28日於纽约 2003-07-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中国统计数据的重重迷雾
最近，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利和驱离中心”把2007年“迫害住房权奖”授予中国政府，指责北京为了筹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迄今已经强行迁移了大约125万户居民，平均每个月有约13,000人的住房被强制拆除――2005年，这个人权组织曾将首届迫害住房权奖授予中国政府，并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有370万城市居民因政府强制拆迁而失去了住房。 对北京强制拆迁侵犯人权提出批评的组织虽然很多，但对失去住房的拆迁户做出统计估算的却只有这个组织。尽管北京经常传出拆迁户以死相抗的消息，但中国当局一直否认北京居民遭到强迫拆迁和种种不人道待遇，并指责该人权组织所说的迄今为止北京有125万户被强迫拆迁的数据是夸大了――有趣的是，北京虽然指责该组织公布的数字夸大，但却也未向外公布它们认为真实的数据。 其实，北京当局与其为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去责备别的机构，还不如反躬自省。正是中国当局将各种影响中国政府形象的统计数据视为“国家机密”，才导致上述情况发生。 为了让统计数据保持模糊性，中国当局在这方面设置了种种障碍，再加上“中国特色”的政情，研究者查询中国统计数据常常面临各种困难： 一、有意不公布具体数据。以拆迁为例，近十年来，中国各地因拆迁而导致的反抗不断发生。国家信访局承认，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等五大问题成为现阶段信访的重点。\[1\]但要想找到有关城市拆迁总数的公开统计数据却非常困难。2007年1月23日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声称：“城镇房屋拆迁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前三季度拆迁面积同比下降17.6％”，\[2\]但他并未提到作为比较基数的拆迁面积的具体数据。如此一来，要想研究拆迁对中国民众的人权造成的伤害，首先就遇到一个如何将受伤害程度量化的难题。 二、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出入很大。以教育部门乱收费为例，不同的政府部门对此的统计相差甚大。2004年1月6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03年中国共查处教育违规收费8.53亿元，清理违规收费6.39亿元。\[3\]但就在20天前的2003年12月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2003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12,600多件教育乱收费案件，违规收费金额达21.4亿元\[4\]。两个部门均为“政府权威部门”，调查的项目同为“2003年教育违规收费”，两则消息发布时间相差仅二十几天，但教育部的乱收费竟然比国家发改委的统计少了12.87亿元。 三、地方政府瞒报、漏报。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GDP增长数据。中国国家计委一位官员曾说过：“从各地和中央往年的统计来看，地方确定的平均增长率往往要比中央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就是说中央如果定7％，地方可能会定到9％左右。所以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会定10％。”\[5\]这位政府官员还指出，不管地方政府上报的GDP增长率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最后会假定其中属于夸大的部分平均为两个百分点。 最令人称奇的是，外国机构发布有关中国的统计数据，只要中国当局认为不利于中国，都遇到中国当局的抗议，有的被迫修改或删除。为时不远的公案有两桩：2006年5月4日，著名国际会计公司安永公司（Ernst & Young）发布年度报告，称中国银行坏帐高达9,11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政府公布的坏帐数字的2倍多，总额超过了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8,536亿美元，从而招致中国政府严重抗议。尽管此前瑞银集团（UBS）董事总经理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对中国金融系统坏帐的估算数额与之相差无几，但安永被中国政府抓住了“痛脚”――这“痛脚”就是这份报告与安永以前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审计结果自相矛盾。由于此前这项业务，安永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坚持年度报告公布的坏帐数据为真，那么它为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银行所做的审计就不真实，其职业信誉将面临极大损失；如果坚持此前审计报告的真实可靠，那么这个坏帐报告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两害相权取其轻，安永只能选择它自己认为损失最小的一项，被迫收回该报告。\[6\]另一件发生于2007年6、7月间，中国当局要求世界银行删改一份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状况的报告，原因是该报告指出污染导致中国每年有75万人过早死亡。中方要求删除报告的理由是担心该报告内容会引起中国的“社会动乱”。\[7\] 统计数据的不透明与混乱，既使中国当局可以屏蔽许多真相，也使中国研究在“求真”时面临许多困难――而这正好是中国当局刻意想达到的目的。 --- \[1\] “城市拆迁等五方面问题成信访工作重点”，2007年3月28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7/03-28/902760.shtml \[2\] 汪光焘，“把握形势，明确任务，切实做好2007年建设工作——在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007年1月23日），http://www.cin.gov.cn/ldjh/jsld/200702/t20070216\102606.htm。 \[3\] “教育部长周济透露将在全国推行教育收费一费制”，2004年1月7日， http://news.china.com/zh\cn/domestic/945/20040107/11600668.html；东方网-文汇报北京2004年1月6日专电。 \[4\] “全国查出教育乱收费21亿 ，10所学校被曝光”，中华网，2003年12月17日，www.china.com.cn。 \[5\]“GDP平均增长率：为何地方比中央高2个点？”，《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2003年2月18日。 \[6\] 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安永是否记得独立的重要”，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5月16日；马利德，巴尼·乔普森(Barney Jopson)，“安永将调查其‘中国坏帐报告’”，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5月16日。 \[7\] “北京‘删减’世银中国污染报告，BBC，2007年7月3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6260000/newsid\6264300/6264358.stm。 (原载于《看》（台湾）第2期，2007年12月20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中国海外投资为何麻烦项目多？
何清涟 在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的第二天，中国河北钢铁集团用4600万欧元收购了塞尔维亚梅代雷沃钢厂，该厂4年前美国人以1美元象征性价格卖给塞国政府。官媒评价称，该合作不仅将为塞国带来5000个就业机会，还将为塞中更广泛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这条消息让外界难以理解，如今全球钢铁企业都在剥离资产、减少产能，中国也在进行供给侧改革之，中国做这桩买卖为哪般？本国大量工人失业，它国工人失业，干贵政府甚事？ 高铁受阻是“一带一路”推行的缩影 这条消息让人想起中国最近频传的高铁计划泡汤消息。其实不止高铁，“一带一路”其他项目也严重受阻。国内评论认为，这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成为某些势力故意打压的对象。 受阻确是事实，但如果将受阻原因统统归咎于“某些势力打压”，那中国海外投资的项目永远也爬不出“麻烦项目”的陷阱。所谓麻烦项目，是“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的说法，即后期遭到监管机构驳回、部分或全部失败的项目。中国麻烦项目因投资目标国不同，原因也不相同。如果将其原因归类分析，有助于中国今后避免将钱扔进水里。 以今年最有名的中国在美国的高铁项目受阻为例。美国西部快线公司（XpressWest）6月上旬发布公告称，正式终止与中国铁路国际（美国）有限公司为建造美国高铁而组建合资公司的一切活动，理由是该项目不满足“购买美国产品法”，美国政府将拒绝给予资金支持。 这个项目被中方视为2015年习近平访美的三大成果之一，怀胎9月就流产，中方的挫败感当然极强。中文媒体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种打压，《世界日报》6月15日文章“两国关系恶化一叶知秋”被广为引用。该文历数了2016年上半年五个中国投资项目，例如中资收购飞利浦在美国的芯片和车灯公司计画、紫光收购西部数据、中联重科收购美国机械巨头特雷克斯公司等，都因美国政府介入而中止。 但这条高铁受阻，还真不是美国政府干预的结果。因为高铁与美国国家安全、科技安全等毫无关系，而且西部快线是私营公司，政府并无参与其项目的义务。该公司停止这个项目，应该是出于经济考虑。因为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这条铁路，规划中的走向是沿着美国15号州际公路，从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通过加利福尼亚州胜利谷（Victorville）直达离洛杉矶100公里的棕榈谷（Palmdale），目的是为拉斯维加斯的赌客们提供交通便利。 该公司2011年获准这条高铁修建之日，正是美国赌业兴旺之时，大量中国豪客的加入使美国赌业兴盛非常。但习近平上任之后全力反腐，禁止官员公费出国旅游，拉斯维加斯的赌业顿时失去重要客源，陷入萧条。因此，这条专为赌城修建的铁路也就没必要修建了。但这个原因，在美方而言，无论怎样也说不出口；从中方来说，习近平从签约那天开始直到对方毁约，恐怕想不清其中瓜葛，僚属们也不敢从旁提醒。 麻烦项目多，缘起政治还是经济？ 其余各国的麻烦项目，麻烦都相似，但造成麻烦的缘由却各有不同。 墨西哥高铁项目中标停止，是外界质疑投标被操纵。这与中国企业海外合作模式有关，中国企业喜欢找政府并与官员建立密切利益关系，易受腐败指控。而华为在澳大利亚受阻，则因其本地职工投诉华为监控员工的邮件及其网上活动，再加上华为在美国身陷“间谍门”，澳大利亚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一匹“特洛伊木马”在本国安营扎寨。 但更多的麻烦项目还是由一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所造成，第一种情况是政府换届之后，新任领导人不认前任的帐。比如2015年1月斯里兰卡选举，亲北京的前总统拉贾帕克萨落败，新总统西里塞纳在竞选时就批评前总统利用公共工程中饱私囊，履任后立即叫停中国投资的斯里兰卡港口城项目。中泰铁路的情况也可以归于此类。该项目经过泰国三届政府，每届政府上台后，都要求变更合同条款以期获取更大利益，变换的内容五花八门，比如铁路规划从双轨变单轨，从高速铁路降格为中速铁路，建设合同也从阿披实政府开始，经历了英拉时期的“高铁换大米”等条款，到军政府上台后又推倒重来这一过程。目前要求中方增资，还要变更贷款利息，让其更优惠。 二是该国经济衰退，比如希腊与委内瑞拉。希腊比雷埃夫港口项目被叫停，与该国经济衰退密不可分，希腊政府财政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7.41%，公共债务达到GDP的178.4%，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和60%上限，几乎到了崩溃边缘。而委内瑞拉更是开了一个恶例，现任总统马杜罗自称“查韦斯之子”，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全沿袭查韦斯旧套路，唯独不愿继承查韦斯从“好朋友中国”那里借来的巨额债务，宣布新政府不还旧政府举借的债务，让中国数百亿美元贷款泡了汤。 还有一类是中国项目对该国环境造成极大伤害，引起社会反抗。项目商谈时，投资目的国的政府官员只注重眼前利益与私囊，罔顾本国民意。一旦政局变化，这些项目也就叫停了，例如缅甸密松水电站。该项目投资过程启动之时，正是缅甸民主化的关键时期，先是政府脱军装，结束军人政府，由文官执掌政权；接下来是昂山素季的政党势力坐大。这两任政府都是军政府的反对者，当然不会承认军政府签下的项目。 中国投资如何才能避免麻烦项目继续产生？ 中国要想继续避免麻烦项目，不再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只有做到两点： 一、今后做投资规划时，要考虑投资所在国的政治稳定性。我以前撰文提过，被纳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主要是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地区。其中除欧洲国家是因2015年以来的难民危机陷入动荡之外，大多数国家本来就因政治风险较高而国际信誉不佳。比如印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伊朗、斯里兰卡、印尼、马尔代夫等，在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各国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中，其中大多数国家的信誉评级都在B级以下，伊朗甚至未能进入评级。在那些国家投资，达成协议并不难，真正的难题在于回收投资并保证有利可图。况且，中国其实已经在这些国家当中有不少投资，到2013年，印尼为307亿美元、尼日利亚达207亿美元、伊朗有172亿美元、哈萨克斯坦高达235亿美元，大都还未进入投资回收期。 二、要严格界定对外经济援助与对外投资的边界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尤其是国企投资，往往是连带经济援助一道打包发送，受惠国乐得将其全部当作无偿还责任的经济援助。这与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的投资是私企，与政府援助及政策性贷款有严格界限。 西方公司大多在发展中国家都有投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企业不敢轻易赖帐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德国、法国等有办法制裁，加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高层多选择西方国家银行做藏金及子女求学之地。而中国不具备制裁能力与吸金优势。 西方国家也给政策性援助。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体现了西方价值观，贷款重点服务于全球的减贫工作，有许多限制性条件，如要求信贷国家采取私有化、对外开放、货币自由兑换、财政紧缩、降低赤字率等条款，甚至打包人权条款。而中国的援助并不设置这些条件，只求“友好”支持，比如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就中国恶劣的人权进行谴责等等。为了这些政治好处，不定期免除这些国家的债务更是中国的常规外交游戏。这些国家认为，我已经在联合国投票帮过你了，你的经济援助理所当然是我的收益，不需要偿还。每当这些国家缺银子花时，关停中国在该国的投资项目就成了这些国家继续向中国要经济援助的筹码。 正因为中国海外投资这种政治考量高于经济考量，才会出现本文开头花巨资收购塞尔维亚一亏损钢厂之举。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只追踪高于1亿美元的投资。少于1亿美元的投资就算将来成了麻烦项目，也不在统计之列。 现在，中国政府的钱袋看起来依然饱满，但这些钱却是通过高房价、高医疗费用、高学费、高昂物价等方式，向本国人民源源不断搜刮而来。如此四海挥洒，就算坐拥金山银海也撑不住。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6月23日，http://www.voachinese.com/a/qinglian-he-20160622/3387501.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6👍 0💬 0“读者回馈”∶《卢斯的荣耀》
在卢斯逝世44年後的2011年，苦难中的中国民众通过曹长青网站了解了卢斯，他们为卢斯画了一张像，以示对他的尊敬。 历史证明∶卢斯是时代的先驱。 苦难民众画的这张画像是卢斯的荣耀。 阅读“确信美国世纪的媒体巨人”的苦难民众 （此信和画像寄自中国） 2011-09-0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靠——析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
中国向何处去？对这一问题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曾有过许多“百年之问”。但笔者更乐意从当前中国政府的施政举措中分析近期走向，毕竟，百年并非一步跨越，而是一年一年走过来的。 最近，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调查对象主要是在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及以上官员。当问及2004年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这些被调查官员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收入差距”、“社会治安”与“腐败”等选项上。 该调查组近年来已做过好几次类似的问卷调查，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被视为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次是“失业”、“社会风气”、“腐败”、“贫困”、“地区发展差距” 。 分析两年的调查结果，就会发现两次调查结果中，腐败都位列第三，而“社会风气”显然是对“腐败”与“社会治安”状况的一种模糊表述。考虑到这些被调查者本身就是中高级官员，均属拥有权力魔杖、点金有术者，如果连他们都对“腐败”表示忧心忡忡，认为是社会的焦点问题，可见这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为祸甚烈的政治之癌。 但与此相映成趣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出现的两大极端矛盾的工作取向：党务工作向左转，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也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痕迹，对导致中国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的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完全与其意识形态表述“重民、亲民、爱民”脱节。 对于党务工作向左转这一倾向，只须列举胡锦涛这两年的“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就可知道：作为登基宣言的西柏坡讲话，胡锦涛迷恋于重复毛式话语，整篇讲话于解决中国时务毫无实用价值。试想想，要今天中国的腐败官员们放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珠环翠绕的奢侈享受，去“艰苦奋斗”，无异于痴人说梦。 被列为全党重点学习的胡锦涛的2003年“七一讲话”，则更是不着边际。这个“讲话”中为中国构想了一些假想敌，即“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当胡总书记煞有介事地陈说“西方敌对势力”的种种罪状时，他本人仿佛已经忘记中国的问题正是中国政府一手制造出来的。 而整个政务系统却表现出一种急剧右转的倾向。这可以从“反腐败”力度大大降低中窥见一二。由于胡总书记多次表态“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真反腐败就有伤官场和气，于是这两年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大为减少：2002年中国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尚有51,077件，而2003年急剧下降为18,515件；2002年被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尚有4,291人，而到2003年则下降为2,728人。反腐败力度下降还犹可，一个主张政府与贪官共同分赃的“一二三工程”居然包上“反腐秘籍”的外壳堂皇登场。政务系统更是与贪官们息息相通，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让世界上最右的政府也瞠目结舌，比如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从12月1日开始，允许大陆居民在移居海外时携带个人财产出境，并且对转移出境的财产不设上限。这一来等于为贪官污吏携带财产出境放行，并且大大降低其转移财产出境的成本。 对于底层百姓的困境，中国政府几乎不再有任何纾解民困之举。今年宏观调控引起的生活资料价格上涨，让底层人民连维持基本生活都感困难，但至今未见任何解困方案出台；本为解决民冤的上访制度虽然成了截访，但中国政府不思从正面解决问题，在没有任何替代上访制度的新制度推出的情况下，却很积极地考虑要取消上访制度；对于日益频繁的底层反抗，也从“剿抚并用”到“以剿为主”，90年代前半期发生底层反抗，中国政府总还要给几根胡萝卜以示安抚，而现在胡萝卜日益变小甚至干脆不给，政府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导致社会仇恨日益加剧。“亲民重民爱民”的口号虽然呼叫得非常响亮，但落到实处却几乎不见痕迹。 中国向何处去？百年之后不可问，但从中共党务系统目前不断推出对严厉控制意识形态的极左思想文化政策，以及政务系统不断推出保护精英集团的极右社会经济政策这种政治生态中，已经可以看出其路径指向。至于那些“中国今后总要民主化，总会进步”的预测，讨论起来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今后”可能会延伸到我们这代人看不到的时限之外。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4年12月23日，总67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3👍 0💬 0奥巴马签伊朗协议是蠢还是恶
奥巴马政府等跟伊朗签署了核子协议，在美国内部遭到潮水般的批评，认为是姑息德黑兰，出卖自由与和平，将导致中东的核武竞赛，不仅威胁地区稳定，更波及美国安全。 美国明年总统大选，现已有15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他们异口同声，批评奥巴马签这个协议∶ 首先表态的是在民调中呼声很高的佛州参议员卢比奥，他呼吁国会议员们，对奥巴马的协议说No，投票否决。 刚宣布参选的威斯康星州长沃克说，奥巴马签这个协议，“将被人们记得是美国历史以来外交的最大败笔之一”。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Ed Royce）说，“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于放弃了制约杠杆，更向德黑兰传递了我们软弱的信号。” 众议院发言人博纳说，“我不会支持任何损害美国人民和自由安全价值的协议。这不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争，而是对与错的选择。这个协议对我们国家和我们的安全都是错的，我们必须跟这个坏交易战斗。” 即使是奥巴马所属的政党议员，也有人出来反对∶纽约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希金德（Dov Hikind）愤怒地说，“我真为奥巴马感到耻辱”（I Am Really Ashamed of Obama），“美国的力量和全球领导力，在这个行动（签协议）中在流失。”希金德是犹太人，他特别强调，奥巴马签这个协议，对以色列人民是危险的。 在美国高调支持这个协议的是左派团体，包括反战组织，尤其是股市玩家、左疯索罗斯的“MoveOn.Org”。在国际股市以投机炒作而臭名昭著的索罗斯，一向力挺奥巴马，这次该组织赞美说，“这是奥巴马内阁的历史性外交成就”；并誓言动用全部力量促使协议在美国国会通过。 但民主党的其他议员，多没有欢欣鼓舞的劲头。即使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希拉里，都没有出来表态力挺。可能也是看到这个协议遭强烈反弹的舆论风潮。 但在伊朗，却是民众载歌载舞，高层举杯庆贺。很明显，伊朗朝野都认为，这是德黑兰的一次重大胜利。伊朗总统说，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在国际上对这个协议最强烈反对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记者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以色列跟伊朗对恃了几十年，他们最了解德黑兰毛拉政权一旦拥有核武，对以色列是致命的威胁。所以在以色列，无论是执政的利库德集团，还是在野的工党等（虽然他们跟奥巴马是相同意识形态的左派阵营），全都反对奥巴马政府跟伊朗签的这个协议。 中东的其它主要大国，诸如沙特阿拉伯，埃及，以及约旦等，也都对美国跟伊朗签这个协议非常担忧。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组成十国联军，对也门的胡塞恐怖武装进行轰炸，而胡塞集团的后台就是伊朗。仅凭这一点，他们也不会高兴此刻美国跟伊朗“和解共生”。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旗手，在也门的胡塞恐怖武装赶走该国民选总统、滥杀无辜之际，不去制止胡塞们的胡作非为，已是失职；现在反而跟胡塞的后台老板握手言和。这对沙特、埃及们来说，简直像是背后被插了一刀，可想而知他们的感受。 为什麽奥巴马签这个协议遭到这样大的反弹和批评，主要因为∶ 第一，这个协议等于正式承认伊朗的核子国家地位。虽然奥巴马们辩称，这个协议只允许德黑兰发展民用核子，但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学者都知道，从民用到军用，只有一桥之隔。连奥巴马的前特别助理罗斯（Dennis Ross）昨天也撰文说，从民用到军用的“桥梁”，德黑兰很容易解决。 第二，伊朗的毛拉政权毫无信誉，举世皆知。德黑兰是全球恐怖组织的最大支持者，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用毒气杀害本国人民的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都得到德黑兰政权的支持。伊朗还是全球最狂热反美的国家，在伊朗跟美国签协议之际，在德黑兰有几万人集会，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美国该死！”伊朗最高领袖在台上也跟著说，“当然，美国该死！”在伊朗毫不改变这种支持全球恐怖组织和反美的政策下，奥巴马们相信德黑兰会信守承诺，不发展核子武器，只能是自欺，而根本无法欺人。 第三，奥巴马强调，我们跟伊朗的协议不是建立在信任上，而是“严格检查”上。但这个检查，更是连自欺都不能的谎言。因为协议写的是“manage check”，即如果要检查，需事先21天通知伊朗方面，由他们安排。21天！恐怕德黑兰都能把他们的秘密核武运到莫斯科了！而且协议还规定这种“检查”目的不得是干预伊朗的军事设施和国家安全行动。在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民主选举的伊朗，他们什麽隐藏欺骗的技俩都会使用，且有足够的时间做手脚，还不许检查他们的军事设施。奥巴马们的智商真低到这种程度吗？还是刻意为跟伊朗合作而在显见的事实面前闭上眼睛？ 第四，更糟糕的是，根据这个协议，伊朗在美国等海外的1500亿美元资金将解冻。这笔巨资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年度预算的25倍！伊朗更可用这些钱支持世界各地的反美、反以色列等恐怖组织。黎巴嫩的真主党领导人就曾公开表示，伊朗拿回这笔巨资，一定会更支持他们。这意味著，更多的以色列平民将被自杀炸弹等杀害，甚至美国本土再遭恐怖袭击。所以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福克斯电视上痛斥说，奥巴马政府成了全球恐怖组织的变相经济援助者。 伊朗拿回这笔巨资之后，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取消了经济制裁，西方外交官预测，今后数年，伊朗的经济将可能年度增长7-8%，德黑兰将更有经济实力研发核子武器。这个协议等于给了伊朗时间、金钱、空间，而美国的奥巴马们只得到了自我陶醉，更是自我欺骗的幻梦。 第五，奥巴马吹嘘说，他不用战争就赢得和平。这简直是二战前夕英国绥靖主义首相的翻版，当时张伯伦跟希特勒签署《和平协议》，也是自豪地宣称，我们不用战争就赢得了（跟德国的）和平。结果这个协议给了纳粹德国时间，等他们武装完毕，就入侵法国，占领欧洲，进攻英国，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奥巴马们今天的姑息伊朗毛拉，跟张伯伦当年绥靖德国纳粹，可谓异曲同工，中间只隔了70多年，连一个世纪都不到——到底是他们的记性实在太坏，还是西方左派们实在太蠢！ 第六，这个协议将导致伊朗核武问题最终走向军事解决。伊朗发展核武，是以色列不可承受之重，这从以色列朝野两党异口同声地坚决反对就可清楚看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已经表态，以色列的安全“只有靠我们自己防御。”意思是，如果伊朗发展核武，以色列将不惜动用军事手段解决。当年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下令，炸毁了萨达姆的伊拉克核子反应堆。两伊战争时，伊拉克八次轰炸伊朗的核武基地，也是伊朗核武发展停滞的原因。如果最后发展到以色列被迫派战机去炸毁伊朗的核武反应堆，那将会在中东造成更大的局势动荡，该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更难以保障。出现那种后果，就是奥巴马今天一意孤行（跟伊朗签协议）种下的恶果。 所以《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的社论说，奥巴马签这个协议声称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而实际结果是给伊朗发展核武开了绿灯，将造成中东的核竞赛和核扩散。沙特王子塔拉尔（个人有320亿美元资产）表示要从巴基斯坦购买核武；另一王子、前情报局长阿法萨更强烈，说沙特要有跟伊朗对等的核武能力。沙特已有计划在15年内建造16座核子反应堆。 奥巴马感到这个强大的批评浪潮，于是誓言，如果国会不通过这个协议，他将动用总统否决权。按美国宪法，国会否决总统，需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多数。而奥巴马明显想依靠他的左翼民主党议员（在参众两院虽都不占多数，但都能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撑腰壮胆，而把这个协议强度关山。 奥巴马自己解释说，他做这些，是要留下legacy（政治遗产）。但即使奥巴马靠动用总统否决权而通过了这个协议（因反对党拿不到国会三分之二再否决），他的政治遗产，也是没有获得多数美国人民支持（无论民调还是国会议员）的一意孤行，也跟美国两党（协商）政治、国会定夺的反核扩散政策传统是背道而驰的。 奥巴马的任期只剩一年半，下任总统，如果不出意外，将会是共和党人。从目前所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全都反对奥巴马的这个协议来看，下届总统将会取消这个协议，重新对伊朗采取现实主义的严肃政策，而不是奥巴马这样为了自己的所谓“遗产”而给世界留下灾难性的后遗症。 从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对这个协议的避而不谈、更不会兴高采烈地支持来看，她也清楚这个协议不得人心。而她本人（被媒体分析为）比奥巴马在这类问题上要强硬些。即使她沉默，这个问题也会成为大选时总统辩论的外交议题。而美国国会对这个协议的表决，也将影响在2016年将改选的33名联邦参议员、415名众议员的当选几率。那些支持奥巴马跟伊朗签协议的议员，很可能会付出代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无悲哀地说，奥巴马们执意要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最后一刻在铀浓缩、解除制裁以及检查方面的让步是本次促成伊朗核协议的关键。 奥巴马刚当上总统，什麽成就都没有的时候，北欧的左疯们就颁给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这次国务卿克里（凯瑞）那麽起劲，可能也想步奥巴马后尘。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瑞翰默所嘲讽的∶白宫和德黑兰是黑白双赢∶奥巴马将有legacy（遗产），克里将拿到Nobel（诺奖），伊朗将获得bomb（核武）。 2015年7月15日于美国 2015-07-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Vestiges of colonialism in East Turkestan (Part six of seven)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Saturday, October 16th, 1999 When a New York Times editor visited Xinjiang in 1995, he was taken aback by the way in which Beijing runs the province, noting: \ splittist.' On May 29, 1970, 30 Uighur intellectuals were executed in Hongqiao (洪桥) on the outskirts of Urumqi. Even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Xinjiang Autonomy Region, Iminov, was secretively murdered in the municipal hospital where he was being treated for an "illness." Uighur intellectuals have always been targets of persecution in all political movements. Ankara Hacettepe University Lecturer Erkin Ekrem explains: "During a political purge in 1976, as many as 30,000 people were sent to jail and most of them were Uighur intellectuals." Ekrem's parents are retired economic professors and both are survivors of the purge.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opened up in many fields of study, Uighur scholars' independe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ast Turkestan still cannot be published in China. Currently, most 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on the history of Xinjiang were written by Chinese. Beijing has never loosened its tight control over such publications. They certainly know exactly what George Orwell wrote in his famous novel 1984: "Whoever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present." Shortly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rganized a conference in Urumqi consisting of 70 history professors from colleges all over China, criticizing a book titled The Uighurs by the Uighur historian and researcher Turgun Almas. Government critics accused the book of glorifying the Uighurs and instigating splittism. Normally, any chance for Uighur scholars to publish books on Uighur history was slim.Almas' The Uighurs was published only after he was asked to eliminate the word "history" from the title. Almas was not even invited to the conference, nor was he given a chance to defend himself. Most of the 70 professors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were Chinese. However, nobody mentioned that the The Uighurs was based on two very well-known books, Historical Records (史记) and New and Old History of Tang (新旧唐书). Both books were written by Chinese historians. Though already in his 60s, Almas was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his family members were accosted constantly by the police. Not long after criticizing Almas publicl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rested the well-known Kazak writer Haji Kumar and charged him with being a "foreign spy." However, no evidence of this charge was ever offered to the public. Furthermore, his books, like those of Almas, were banned. Likewise, Tursun Kurban, a professor of Xinjiang University and member of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as also found guilty of "outspokenness." In the early 1990s, the 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 organized a project to compile local chronicles of Xinjiang, and Kurban was put in charge of reviewing the final manuscript. Based on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Kurban discovered that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government-released figure for the Uighur population -- 7.2 million -- the Uighur population in Xinjiang has reached 13.5 million in rural areas alone. Excited by this finding, Kurban made a telephone call to the chairman of the Autonomy Region, telling him the "interesting" news. Not long after, he was banished from his position to the school library. It was seen later that Kurban's "discovery" was detrimental to the stabilization of Xinjiang. "We did not have our own history books," said Abdulhekim indignantly. "Nor did we have books on our music until the early 1980s. It was only after we appealed to higher authorities in Beijing that the Chinese rulers reluctantly allowed us to write about our music." Later on, Abdulhekim led a group in compiling 22 books on Uighur music. The Uighur languag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hinese. The Uighur language consists of 32 letters; the first 26 are the same as English letters. Nevertheless, in 1962, Beijing forced the Uighurs to abandon their original language and develop a new kind of Uighur language. "In the new language, many words are pronounced exactly like Chinese," said Abdulhekim. "Our language has also been sinicized. However, in early 1980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rdered us to abandon the new Uighur language and resume the use of the old one. The result is that people who learned only the new Uighur technically became illiterat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eemed to have suddenly realized that the new Uighur language is much closer to Turkish, and might enhance the Uighur people's awareness of their Turk origin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tendency towards independence. Still, the old Uighur language is a branch of Arabic. Therefore, Beijing still could not cut off the Uighurs' ties to Muslim culture. "Beijing has long devoted itself to trying to sinicize us," said Nuraniye, researcher at the Turkish History Association in Ankara, who left Xinjiang five years ago. "They force the Uighurs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Chinese way." While visiting a pottery factory in Hetian city in Xinjiang in 1995, New York Times editor Karl Meyer noticed that all posters on the walls were written in Chinese although 96 percent of the city's 180,000 residents were the Uighurs. In addition, in the train stations near Turpan (吐鲁番) almost all the signs were written in Chinese, including timetables for the trains, Meyer reported. "How inconvenient it must be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Uighurs," Meyer said. What is even more vexing for the Uighurs i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ade everyone living in China to use one time zone -- known as " Beijing Time." Meyer noted: "In Kashgar, 2,100 miles from Beijing, the absurd result is that the largest oasis city in Central Asia is dark almost until noon. Hotel patrons rising at 8am find desk clerks fast asleep in lobby chairs. To get around this, Kashgar's 200,000 people, 90 percent of whom are Uighur, specify \`local time' to take account for local daylight time, when arranging meetings." Meyer added: "In Xinjiang, the ethos of colonialism past survives, like a relic in a museum bell jar." (This is the sixth part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 1999-10-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美国不战而败：承认中美制度差异而自撤篱笆
何清涟 《美国不战而败：中国的国力是如何炼成的》一文，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错误：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通过发展经济，促成中国的民主化。本文分析的则是战术上的错误。美国设想的对华合作、影响，除了通过WTO的经济牵引之外，还希望通过各种文化交流。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有充分的制度自信，因此各种交流变成以下结果：美国对中国撤除所有篱笆，对中国施加的种种限制采取无视与容忍之态。如果美国有人提到对等交流，还会被斥为“冷战思维”，认为这种对等只会招致更大的报复。 战术错误之一：对不履行承诺不予惩罚 中国可以在美国可以办一切自身想办的事情，让中共称之为“海外统战三宝”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华人社团，不仅是中共组织动员美国华人的组织系统，在2020大选中还成了介入各地选举的重要力量。华人的自组织能力并不强，如今在海外如美国发展成这种有组织力量，成为中共对美红色渗透的长臂，是中共长期培养的结果。中国很注意组织海外华人为国家目标服务，国务院侨办2009-2010年度课题《美国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谈得非常明白：华文学校是华人在美国推广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文化），华人社团百人会更是在形塑美中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及推进所在国与中国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些的详细分析，请见本人研究中国大外宣的专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 但美国却无法在中国开办媒体、学校并组建社团，即使是被允许的活动，也必须接受中国当局的监视。 以传媒业为例，中国加入WTO时信誓旦旦地承诺五年后将陆续开放传媒业与金融业，但从未履行承诺。新闻集团的传媒大亨默多克为了进入中国，从1990年代末开始，就开始对中国进行感情投资，为了打入中国传媒市场，甚至为自己找了一位传说有国安背景的中国妻子邓文迪，但这段蜜月在中国加入WTO不到五年就宣告结束。2005年9月20日，美国的Bloomberg刊登了“默多克说新闻集团在中国撞了墙”（Murdoch Says News Corp. Has Hit ‘Brick Wall’in China）一文，谈到在纽约一场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组织的会议上，默多克承认新闻集团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触礁。此前，他与美国中美商会会长Robert Kapp一样，是世所公认的中国政府的“好朋友”。在这两位的嘴里，中国被描绘成世界上最有增长潜力、值得任何商界人士不惜任何代价与之合作的投资宝地。至于中国媒体是否是真正的自由媒体，中国人民是否有言论自由与人权，默多克从来不谈。连他这种“好朋友”都被中国政府拒之于门外，别人更加别想敲开这道门。 但美国作为当年力主接受中国加入WTO的重要国家，从来没有要求中国履行这方面的承诺，重点放在金融业的开放上。当然也从未提任何惩罚措施。 战术错误之二：自废武功，放弃对等原则 中美间长期不能对等交往，中国方给出的理由竟然是双方体制不同，美国承认而且表示理解。中共政府如此耍赖并不出奇，这是惯性；出奇的是美方每逢有人提出要在中美间对等交往原则时，就有美国政界学界人士出面反对，即使是不对等交往的受损者，也会表达以下意见：如果要求对等交往，就是恢复当初与前苏联的冷战模式，不利于中美关系。 从中国恢复对外交流以来，哪怕是入世承诺五年后开放中国媒体市场，但外媒仍然很难打入中国市场；但中国却堂而皇之、毫无限制地进入他国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媒体权力明显失衡。美国政界终于发现，中美两国政府媒体从业者进入对方国工作的人数严重失衡。为求公平起见，2011年9月，美国共和党资深议员戴纳·罗拉巴克（Rep. Dana Rohrabacher, R-CA) 等3名国会议员拟定了一份《2011大陆媒体互惠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给希望进入美国工作的中国国家媒体工作人员签证，要等同于中国给美国国家媒体人员签证的数量。罗拉巴克议员办公室指出，2010年度约有650名中国公民持I签证，也就是国际记者签证进入美国工作，但美国只有两名为美国国际广播局工作的记者被允许常驻中国，该法案要求中国国有媒体派驻美国的采编人员数量不得超过美国国有媒体派驻中国的采编人员数量。 经过交涉之后，中国政府同意美国国有媒体美国之音向北京派驻记者。这轮对等要求成了这个比较可笑的结果，是因为罗拉巴克尔议员的提案忽视了一个问题：美国媒体基本为私人资本所有，政府拨款的国有媒体仅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少数几家传播机构。而中国的情况与之完全相反，媒体并无私家经营的。双方新闻管理体制的差异决定两国政府媒体“简单的人数对等”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个回合，美国之音得以派出驻京记者。从那以后，纷纷开办中文网页的美国主流媒体放弃进入中国的梦想，少数驻华记者因为没法放弃一些十分吸引人的新闻题材，比如《纽约时报》利用中共十八大权力斗争时向外放风的有意泄漏的资料追踪采访，写了一些揭露中共黑幕的文章，其中有《总理家人的隐秘财富 》、《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中共对此不满，《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王霜舟等都因签证申请得不到批准而被迫离开中国大陆。 在此之前，《纽约时报》因巨额负债而出售大楼，最后与其他几家主流媒体走上依附美国某一政党与中共的道路，详情见本人的《中国大外宣那条看不见的战线》。 真正的不对等不是数量，而是采访自由 但真正的不对等被忽视了：中国媒体在美国拥有充分的采编自由，而美国媒体在中国的采编自由被完全限制，从2010年开始（京奥当时已经开过），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简写 FCCC）每年发布的《年度工作条件报告》（FCCC Working Conditions Report） ，主要内容就是指出在华外媒的工作环境与国际标准相去甚远，都脱离不了以下内容：“处处受限、屡屡被骚扰，助手被威胁，采访对象被恐吓。长期派驻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不得不时时刻刻面对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FCCC Working Conditions Report 2016 ），2020年又添新内容，批评中国把COVID-19疫情当成“控制记者的新手段”，导致2020年，中国“媒体自由迅速缩减”（FCCC Working Conditions Report 2016）。 体制差异成为美国容忍中国不公平对待美国驻华记者的理由，这听起来非常荒谬，但一直很有市场，讨论这事的美国各界人士自认为理由充分。就以时间距离最近的2020年为例，美国川普政府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对中国驻美官媒实施限制，而中国则以驱逐美国记者作为针锋相对的报复。当时，美中政策工作小组就如何解决美中两国在互派记者问题上的争端进行了探讨。该工作小组的共同主席、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1997年-2000年克林顿政府期间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在会上说，美中两国目前可以借鉴美苏冷战的做法，两国通过发放签证将双方互派记者人数设定具体的限制。当时的情形与今天的中美两国情形一样：苏联记者均为共产党官方宣传机构人员，而美国常驻苏联记者是私营媒体的新闻业者。 但谢淑丽的建议没得到回应。反对者来自新闻界。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目前是媒体投资公司“北方基地媒体”（North Base Media）的共同创办人、执行董事的的马库斯·布劳奇利（Marcus Brauchli）认为，这个冷战式的交易，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他在研讨会上说：“我原则上反对这样做，因为我对任何要求美国政府代表媒体进行谈判的做法感到担忧，因为它印证了一些中国人的看法，即媒体是国家机器。”因此他建议将信息审查当作贸易问题——布劳奇利这种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因为不管美国人如何认为，中国的媒体就是国家宣传机器，这也不是一些中国人的看法，而是中国的现实。 被取消签证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也反对采用冷战模式，他在会上说：“如今的中国不是苏联。我认为，它对（美国采取的）任何针锋相对的做法做出的反应方式都会与苏联不同。”在他看来，在中国国内越来越收紧对信息和舆论的控制之际，中国政府很难在让外国记者有更多接触的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他的反应与其本国驻苏联的前辈一样。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1986年向国会和美国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时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尽管美国记者受到苏联当局的攻击，但是该记者所属的新闻机构可能会敦促美国政府不要采取报复措施，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到该机构与莫斯科的关系，从而落后于它们的美国竞争者。 上述细节说明，在对华交往中，不仅有对华战略存在的问题，在战术即具体做法上，当事者出于各种考虑，比如布劳奇利出于利益的考量、储百亮职业继续的考量，都在自撤篱笆。须知美国本是一个极度开放的国家，只有一道轻易可拔除的篱笆。但上述做法，是干脆连这道篱笆都撤掉的做法。美国方面输在意志力，而非实力。 这是在美国人还认同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对美国有共同的国家认同时发生的事情。如今，当1619项目公然挑战美国的1776为立国之始，国歌作者的塑像被推翻，美国的军事实力虽然犹在，但在对峙初期，中美对峙比的是意志力。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1年6月2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28/n13054095.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1👍 0💬 0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
1980年夏天，美国大英百科全书访华团在北京拜会邓小平，中国百科全书高级编辑梁从诫担任翻译。当他逐一将客人介绍给邓小平，其中介绍到一位年届九旬的女编辑，她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邓突然兴奋起来，用浓重有力的四川话说∶“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但还是和平好！”当梁把这席话翻给女编辑，她吃惊得差点从藤椅上掉下来。她事後不解地对翻译说∶“我怎麽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议！” 1991年8月，梁从诫先生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正好我在那个中心做访问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谈时，他兴致勃勃地讲了这段轶事，并谈起他和父亲及祖父这三代知识份子在中国的命运。 考上举人，考官赐婚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见到梁从诫的人，都自然地把他和他的祖父联到一起，因为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从诫谈起祖父，也肃然起敬。 他讲述说∶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後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祖父那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以为祖父是中年以上。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祖父为妻。梁从诫笑道∶“就这麽决定了我奶奶是谁。”梁启超毫无选择馀地，只有叩头谢恩。稍後，一位地方主考官对李云端说∶让你抢先了一步，我原想把女儿给他。 康梁变法失败後，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初与孙中山合作，後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後，袁世凯复辟，著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 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梁从诫回忆说∶“父亲不仅学习超群，还是能工巧匠，去美前，曾亲手做了一个铜镜送给母亲。他们到美国後，母亲成为第一个在美读建筑的中国女生。” “1929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父亲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父亲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面对北京飞涨的物价和知识份子的穷酸处境，梁从诫感叹说，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即可生活；差别非常大。据可查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年发薪帐目，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六百银元，当时任馆员的毛泽东才拿六个银元。北洋军阀政府也很厚待知识份子。 设计国徽、纪念碑 “七.七” 事变後，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梁从诫问母亲为什麽要逃，林徽音说∶不愿当亡国奴，不愿看日本旗。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屋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梁从诫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积木。那年他五岁。 不久他腿上长了疥疮，母亲患了严重肺病，一家人贫病交加。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儿逃？林徽音指著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著母亲的手说∶那我怎麽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方刚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悲剧。 1947年底，第二次来美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因当时国、共逐鹿中原，中共胜势已定。梁思成苹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 回国後，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授，夫妻俩全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夫妇深得周恩来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国旗设计小组组长，後又出任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设计组长。国徽全国招标，林徽音的设计草图一下子“中标”，中共要员毛、刘、周、朱都画圈同意。一时，梁思成夫妇成为新政权的“红人”。 北京古城墙万万拆不得 但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与党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中共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後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既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徵”。 梁从诫说到此，特别感慨∶如果当年能采纳我母亲的意见，今天北京城墙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壮景，不知游览外汇能增加多少，因为仅仅一个光秃秃的长城，就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而且北京城墙还可解决北京公园少，游人拥挤，以至假日傍晚谈恋爱，公园一条椅子要同时挤两、三对的窘困现状。 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 林徽音那时还没认识到，毛泽东已经成了新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无论彭真、彭假，都只有叩头领旨去执行的份。林徽音一次次打报告，找中央领导都无济於事，最後绝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楼，左右再各留五米墙，给後人一个纪念？但她的话和所有专家、学者们的一样，都一万句不顶一句，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候，就“一句顶一万句”了。 拆墙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开始了。那轰轰的推土机和铲车，像碾碎她的心。还有什麽能比捣碎伟大的古迹更能让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执拗使她怎麽也想不通这一切。於是，生气、愤怒、痛苦。在又气又病的夹击下，於1955年溘然长逝。 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梁思成惊呆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更让他不可理解的事随之而来——横扫千军的文化大革命铺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後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1972年他死在那里。 死後周恩来才想起他 中国的事情很怪，梁思成死了，周恩来才想起了他，要为他开追悼会。梁从诫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共元帅陈毅的追悼会比他父亲的正好早开一个星期，而且就在同一个礼堂。梁从诫亲自去礼堂，把花圈上追悼陈毅的挽联换成悼念父亲的。 追悼会上，当时清华大学负责人谢静宜代表周恩来慰问家属，问梁从诫家中缺什麽，并说总理还记得林徽音。梁从诫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总理那麽忙，要管整个国家的大事，还记得他母亲，还能准确叫出名字。 我沿著这个话题请教梁先生，“既然周恩来那麽器重、赏识你母亲，那为什麽拆城墙时，她不去找周恩来，毕竟周恩来是个聪明人，懂得古迹的价值。”梁从诫回答说∶“出於私人感情，我感谢总理对我家的关心。但是┅┅”他沉缓了一会说∶“抛开这些，平心而论，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 梁从诫成了“梁三子” 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22岁大学毕业，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後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但文化革命来了，作为一个名门後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著∶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後，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麽长∶八年！专业完全荒废了，世界史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著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八年後，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後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六四事件後被撤职的开明派统战部长）请他去做了编辑。他英语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两次机会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 中共是最善於做“统战”工作的。梁启超的孙子这块招牌也许会派上用场，於是梁从诫被请进全国政协，做了委员。但梁从诫身上流动著母亲那种刚直、执拗的血，一次阎明复问他对“政协”的看法，他直率地说∶一个政而不协——既无政治地位，又什麽大事也不找它协商。 三代人选择越来越小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份子的人生道路。我请教梁先生怎样看待他们三代人的共同点和差异。他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 “为什麽都是失败者呢？”梁先生回答我说∶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其实，他们是秉承一片爱国之心，他告诉我，一次他与阎明复讲，中国需要这种“爱国的反对派”。他用英文强调说，是“loyal opposite”。 谈到三代人的不同，他有些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梁从诫先生已是第三次访美。我问他感受，他直截了当∶“多元。这里让人有更多选择。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我回应道，人们都说晚清是腐败的大清王朝，但它还产生了梁启超。但共产党建政後，又产生了什麽呢？梁从诫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他有祖父当年那样的环境，今天也会更有成就，不会跟祖父差距那麽大。而他的人生，没有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就到“人事厅”报到，以後工作、研究、居住地，都由党安排，他从不属於自己。连思想和学问也不属於自己。他告诉我∶三十年前他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写了一本《世界史》送给他看。他仔细一看，书里很多观点还是三十年前他讲授的。而他的这些观点又是当年他的导师、苏联专家教他的，全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世界中心的世界史。今天写来，显得荒唐；但仍在写、仍在出。 复杂的民族情结 梁从诫後来做了北京文化书院副院长。虽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对国家有著深深的爱。他告诉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肺病非常严重时还坚持画“国徽”草图。後来手都拿不动笔，呼吁困难，还支撑著画完大纲，最後细部由父亲和朋友等完成。 为什麽这样一些有才华的知识份子要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且对党一次次犯错误都给予原谅呢？梁从诫分析说，“这里有一个民族情结，有个大背景——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挨洋人打，受洋人气的历史，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中国人都一败涂地。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使知识份子感到中国统一了，独立了，在外国人面前站起来了，变成了世界大国。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这就是‘原谅’的心理因素。包括我本人，在文革後期已看出这个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但仍对党和国家有著爱的感情。党犯了错误，我替党难过、害臊，虽然自己不是党员。但一代代知识份子的爱国情操受到挫伤。”说到这里，梁从诫比喻说∶“如同一场恋爱，你对她一片好，结果换来一场臭駡，这种伤了的感情很难恢复原状。” 一出国，就“出事” 这是梁从诫第三次出国访问。他说想找个命相学家看一看，怎麽他一出国，就“出事”——1986年底他来美国访问，中共高层“地震”，总书记胡耀邦“辞职”；1989年4月访美，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这次来美，他和我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苏联政变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说，“你下次出国，这个世界，能出‘事’的只剩下中国了。”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2年3月15日 （作者注∶今天看到梁从诫先生去世的消息，一阵伤感。把网络时代之前的旧文打字（只有个别字的修正），发到网络以悼念梁先生。他们祖父三代人失败的原因，值得所有中国知识份子思考——2010年10月29日。） 虽然网络上及维基百科等，都是用“林徽因”，但当年跟梁从诫访谈时，他用的是“林徽音”。後来梁从诫给他母亲出了本文集，分别在台湾天下出版社和中国百花出版社出版，书名也是《林徽音文集》，所以，为尊重梁先生的意愿，本文用的是“林徽音”。据查，林徽音是梁从诫母亲的本名，後因跟别人重名，改成林徽因。但梁从诫执意用“林徽音”这个原名，没有问过其原因。 2010-10-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民主的毒药：军人干政背后的威权逻辑
何清涟 埃及政变让世界深感不安，这种不安缘于军人干政打碎了刚刚建立的脆弱民主制度。在过去两年半内，埃及军队通过两次罢免国家的文职领导人，显示了其超强的力量。尽管有论者为这次政变辩护，认为这次埃及军人集团再次干政，是结束政治伊斯兰化，但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军人干政其实是民主的毒药。 \军人政治曾主宰拉美、东南亚政治\ 二战后，在亚非拉三大洲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后，有很多又陷入了“独立英雄”的独裁统治：亚洲有南越吴庭艳、印尼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南韩朴正熙；非洲有乌干达阿明、中非博卡萨、刚果蒙博托、利比亚卡扎菲等。其中拉美的军人独裁则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最著名的有智利皮诺切特、海地杜瓦利埃父子，巴西则经历过布兰科，席尔瓦，梅迪西，盖泽尔，菲格雷多等数个军人独裁时期。 第三世界国家经历军人独裁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早的改革都是从军事改革起步，军队因此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技术文化的特殊集团，他们得风气之先，组织性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柔弱的文官政府根本无力约束这些军事集团。 这些军人政权有几个普遍特点： 第一，大都通过军事政变上台。 例如1955年10月，吴庭艳通过公民投票作弊，成功的废除了保大皇帝，让自己成为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71年1月，乌干达阿明趁奥伯特出访新加坡的机会发动政变，推翻奥伯特政府，建立军人独裁政权。1973年9月11日，时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的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第二，建立基于裙带关系的独裁统治，家族成员贪赃枉法，中饱私囊。 吴庭艳当总统后，其家族成员全部担任南越政府的重要职位，在经济领域内到处伸手，走私大米、鸦片、进入房地产、利用彩票舞弊；操纵流通领域，向商界敲诈勒索、利用国家情报从事外汇投机。菲律宾马科斯夫妇更是腐败，无论是日本支付的5 亿多美元战争赔款，还是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50 亿美元援助，以及世界银行向菲律宾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贷款，都成了马科斯夫妇通往私人银行户头的滚滚财源。马科斯在位20 年，使菲律宾这个本无债务的国家欠外债高达265亿美元；5500 万菲律宾人当中，高达70%的人贫困潦倒，谋生艰难，大批菲律宾姑娘不是卖身为娼，就是当了国际邮购新娘。而马科斯夫妇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大批财富。马科斯就任总统前，仅拥有财产3 万美元。到1986 年倒台时，拥有财产估计不下百亿美元（其中贪污金额就达30 亿美元），数额之巨实属罕见。 《福布斯》杂志曾于2011年11月发表“非洲富豪都是独裁者”，其中列举了尼日利亚的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与易卜拉欣·巴班吉达，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刚果独裁者蒙博托、赤道几内亚总统特奥多林·奥比昂。该文未提及的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其家族成员掌控着该国政府所有重要部门，利比亚的整个国家资源成为卡扎菲家族尽情挥霍的奢侈品。据报道，卡扎菲手中拥有的资产或超过两千亿美元，卡扎菲本人及其子女过着豪华奢侈的挥霍生活。 三，在镇压异己方面，军人独裁比文官政府更为残酷。统治乌干达长达八年之久的阿明，不仅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还有多达30万人被杀或者失踪，还有很多人被迫逃往国外，传闻说他还有吃人肉的嗜好，特别将那些视为仇敌的人吃掉，与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并列为非洲三大食人恶魔之一；皮诺切特统治的军政府时期，不仅对前 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和左翼反对者进行了残酷镇压，有数千人遭监禁和拷打，超过3000人遇害。其执政中 的人权问题包括大量的失踪人口，大量侵犯人权的案件，很多至今仍为“悬案”。 \军人独裁抑制民主的发展\ 军人干政是一国政治出现重大危机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确有实用性，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紧急状态法”。 军人占据政治舞台后一般有几种趋向：一是军人将接管政权视为一种政治过渡，在国内局势恢复稳定后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二是在舞台上继续执政，并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和推行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纳某政治力量参政。这方面的杰出典范有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1923－1938年），他成功地引领了土耳其全面走向现代化。有些独裁者统治残酷，但成功地促进了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智利皮诺切特有较高文化修养，重视国务，任内进行了不少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口号是“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放松经济放松，开创了私有化道路，创造了“智利奇迹”。朴正熙担任南韩总统18年，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带领人民埋头苦干，在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及朝鲜战争之劫后，促进了韩国的经济增长的典范，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创造了“汉江奇迹”。 但更多的军事独裁者将国家权力视为军人的战利品，军人通过垄断国家权力、排斥其他政治力量来维持和扩展军人集团的特殊利益，带有浓厚的军事独裁色彩，这类军事独裁会抑制了民主的发展，卡扎菲及非洲独裁者多属于此类。 20世纪80年代是民主体制的巩固时期，以巴西1988年宪法和1989年皮诺切特正式向文人交出政权为标志，拉美的民主体制基本确立，实现了文人执政、三权监督、党禁开放、普遍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转型。但由于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激进，尤其是一些国家在国内经济发展、民众政治素养、政治力量发育等要素尚未全面成熟时快速全盘转型，为此后的政治动荡埋下隐患，导致20世纪90年代军人干政的周期性反复。在一些民主化进程缓慢、政党和选举制度脆弱的国家，军人干政不断重演：海地、委内瑞拉、危地马拉都曾发生军事政变，但这些事件并没有逆转民主化进程，更没有出现军政府重新登台执政，危机最后都在法制范围内得以解决，这说明军人干政在拉美已日渐衰微。 埃及形成了独特的军方利益集团，势力庞大，触角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除了政治上把持权力以外，还垄断了埃及的经济命脉。从纳赛尔、萨达特直到穆巴拉克均是军人出身。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背后的支持力量就是军队。这次埃及军队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称干预政治为了体现人民的意志，但埃及军队从来不是拥护民主的力量，60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维护国家稳定，并保证军队在埃及体制内的特权不受侵犯。 可以说，军人干政是民主的毒药，它与社会进步呈反向发展：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进步越大，军队的角色就会变得日益保守和反动。一个国家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如果不彻底，民主体制运行就会不顺畅，该国的政治变迁就会在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之间交替徘徊。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7月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demo-poison/1696744.html；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7/demo-poison-logic-military-rules/）
何清涟2025-11-07 00:00👍 0💬 0《中国时报》的“假新闻”
最近，台湾《中国时报》资深记者（也是中级主管）黄哲斌辞职事件引起很大反响；他的辞职信在网上广泛流传；《美国之音》等媒体，也对这个事件做了报导。 一个记者辞职，怎麽会产生如此影响？因为他是抗议《中国时报》等刊登“造假新闻”而辞职。所谓造假，是马英九政府或企业花大钱，把他们的广告宣传作为新闻来发表（称为“业配新闻”）而欺骗读者。黄哲斌说，在中国时报，“新闻变成论字计价的商品”，马政府的公关稿不仅占据了新闻版面，而且还被交代“一个字都不能删”。 黄哲斌披露说，在“花博、ECFA、国光石化”等专案上，马政府甚至连广告都免了，在中国时报上“直接砸钱买新闻”。这位资深记者愤怒地说，“这是一种最最混蛋加三级的媒体控制。”他所以辞职，因不愿再做这个“媒体欺骗”的同谋。他认为，“业配新闻是欺瞒读者的，违反专业伦理的，是破坏社会信赖的怪物。” 媒体夥同政府欺骗公众，马英九上台後更加刺眼。黄哲斌的同事在网上回应说“你说出了我（和其他同事）的心声。”另一位前无线电视台新闻记者说，他“每天至少说两次谎言，每天说给几百万人听！” 美国之音报导说，“前些时候，联合报记者朱淑娟也因为业界现象而辞职。”朱作为独立记者後，最近一举获得曾虚白报导奖等三项新闻大奖。 国民党利用媒体给民众洗脑有漫长的历史，即使台湾政党轮替後，国民党仍热衷此道。黄哲斌辞职信发表後，前“中视”新闻企划室主管刘蕙苓撰文说，她也是因抗议这种“假新闻”而辞职的。她回忆说，2004年总统大选发生三一九枪击案後，她所服务的中视“被国民党要求去录制多场的座谈会”，做成专题节目。电视高层告诉她，“党没有叫我们白做，他们是有付钱的！”简直就是明火执仗地花钱买新闻，制造假新闻。 这位前中视主管痛苦地说∶国民党的“业配”最难做，因为它是中视的“大老板”，任何一个党务主管似乎都可以对中视的人呼来唤去，高声斥责。当时，我们私下称自己就像“奴才”！ 美国之音在报导这个事件时，文内标题是∶媒体失格，为钱自毁贞操；并引述黄哲斌的话说，台湾媒体受到商业和政治的过多干扰，记者们被迫丧失职业道德与操守。黄哲斌说，有次澳门赌场请中时等记者，“包吃包喝包住包女人，只要写篇豪华赌场见闻即可，我还是咬著牙拒绝了，一位相熟的同业，三天两夜带了一打保险套。” “中国时报”等媒体的这种“业配新闻”，几乎要跟对岸共产党媒体的“有偿新闻”比肩了。当今许多中国记者用报导新闻的形式，写宣传歌颂企业或个人的稿件，对方就要付费，这被称为“潜规则”，即不成文的规定。报纸编辑甚至公开卖版面，电视把广告变成新闻播放；连记者在产品记者会上举个手提问，企业都要付费（因活跃了气氛）。很多中国记者都因此腰缠万贯，有目击者说，在《人民日报》的记者停车场，一排排几乎全是高档车。 “中国时报”被“红顶商人”买去後，办报方针特别强调两岸是一家人。现在从“业配新闻”和对岸“有偿新闻”的遥相呼应来看，还真有点“不分彼此”，快要“假成一家”了。“中国时报”真是越来越“中国”。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12月20日“曹长青专栏” 2010-12-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经济内循环说来易，以何为起点难上难
何清涟 如今，中国国内洪水滔天，粮食收成将大受影响，但中国政府抱定比烂心态：咱中国固然有各种问题，但你美国更糟糕，疫情因国内党争而加剧（群聚游行示威，虚报疫情数字），BLM在各地的暴力活动远未终结。相比之下，咱中国面临大灾大患，媒体都还一片颂扬之声，这岂是美国能够相比的？因此，只要坚持经济发展，就能笑到最后。如何发展的招术也有了，6月18日上海举办第12届陆家嘴论坛，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发表书面致辞，中国经济要准备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意思是：全球发达国家谁也不好过，咱靠自己国内生产与需求支持发展了。 本文分析，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发动点到底在哪里？ 经济内循环的起点是投资，钱从哪里来？ 凡研究经济的人都知道，不管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经济内循环，总得找个经济发动点，这个发动点不是投资就是消费，用行话讲就是“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 以美国为例，经济发展经过三个阶段：要素驱动、效益驱动，最后到创新驱动，知识产权成为经济贡献的主要来源。中国一直想进入后两阶段，没成功，一直就在要素驱动，即通过投资形成各种生产要素。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要由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三方面投资组成，现都已受到了限制。制造业投资受制于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受制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房地产已经进入下行通道，投资也受到影响。所以投资的拉动力也远不如从前。但因为没找到别的方式，即使投资拉动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减，越来越接近制度障碍约束的边界，但中国仍然只能沿着这条旧路走下去。 投资需要有投资主体。中国过去的投资主体有三：政府、外资、私人投资。既然现在中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当然就不指望外资了。 事实上，外资也正在陆续撤出。尽管中国媒体或借中共能吏黄奇帆之口发出警告：如果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等于丢弃70%市场份额； 或者鼓励在华外企：“风雨之后必有彩虹现在撤出中国太愚蠢”，但是两国贸易战带来的不稳定，以及关税增加的压力，还是让许多企业决定离开或是减少他们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外企撤离中国已成趋势，包括苹果、任天堂在内的50多家跨国公司都宣布将生产线撤出中国。另外，质量控制和供应链审核机构“启迈QIMA“7月份的调查报告也说，80%的美国公司和67%的欧盟国家的公司正在离开中国。 那么来自民营企业的私人投资如何呢？且不谈中国那些与权贵有关金融巨鳄、投资大亨们这些年入狱、衰落的剧本不断上演，众多没破产衰落的民营企业家们也是债务缠身。惠誉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债务违约数量已大增至历史纪录高位，前11个月，民营企业发生人民币债务支付违约达4.9%，高于遭遇P2P雷暴的2018年。惠誉估计中国境内企业债务规模达到19万亿人民币。2020年以来发生的肺炎疫情，不少中小企业因外贸订单骤减而纷纷破产，如今自然拿不出钱来投资。 于是就只剩下政府投资了，只是政府如今也是债台高筑。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就是依靠发行货币推动经济发展。从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进入第四次债务浪潮，中国更是其中一个主角，仅2009年，中国一国发行货币的增量就是美、日、俄、欧盟几大经济体新增货币的总和。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2019年，中国债务总规模是GDP的300%以上。这些货币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企业负债进入投资领域，而投资也主要是基础设施与房地产。 中西部县城得依靠生造项目举债发展经济，比如近两年被中国媒体反复报道的贵州省独山县“天下水司第一楼”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奇特的政绩工程。所有与独山县投资相关的报道都提到一个问题，只有一个街道和8个乡镇的独山县，却借了400亿债务打造景观，平均每个乡级行政单位负债44亿元。2018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10.08亿元， 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400亿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媒体均认为这是“失控的权力留下发展的伤疤”。 这种评论显然是打落水狗，地方政府举债发展经济，拉提GDP，这是中国的体制病。可以说，中国1600多个县中，贫困县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输血，其余的县都是依靠举债发展经济，区别是：除了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上海经济圈带动的江浙一带县城有自己的产业，其余多是房地产与政绩工程，楼房多半滞销，政绩工程多成烂尾。 指望消费拉动经济，更困难 中国指望消费拉动经济更不容易。得益于全球化，中国制造过去可以依靠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购买。进入经济内循环之后，只能依靠本国城乡居民买单，掏腰包消费。但这一点恰好是中国经济短板。 由于购房原因，中国人均负债金额高达人民币13.34万元（2020年数据）。现阶段，中国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民众收入明显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萎缩。据工信部统计，截止到6月10日，规上企业开工率率接近99.1%，中小企业的复工率达到90.1%，然而，消费需求的恢复仍明显滞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是：2020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1.4%，与消费相关的服务业恢复缓慢，1-5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7.7%。由于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近6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也高达53%（远远高于制造业27%的经济比重），在消费和服务业的恢复速度滞后影响下，中国经济上半年据估计是负增长——虽然媒体宣传可能由正转负。由此影响到居民收入：中国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3%，今年上半年实际人均消费同比下降9.3%。 如果上述数据还不足以理解中国居民主体的消费能力，就请回忆一下李克强在今年人代会的记者会上公布的数据：“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该院的课题组2019年采用分层线性随机抽样，获取了7万人的收入样本数据。该调查显示，39%的人口（相当于5.47亿人）月收入低于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两部分合计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2.85%。指望这样的居民购买力来拉动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与小粉红们不必因为美国如今处境艰难，就认为中国日子过得容易。只不过中共当政以来，形成一个比烂的国际政治传统，自家不好过时，看见人家有困难就兴高彩烈。其实，美国不比中国，如果不是党争激烈，绊住手脚，整个经济体的基本面很好，恢复起来又快又容易。中国经济对外严重依赖美国，如今美国正在加速与中国全方位脱钩，中国的难日子在后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7月2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723202016445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武汉肺炎再甩锅 美国拒背黑锅
何清涟 3月12日，武汉肺炎已经传播至全球136个国家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当天晚上宣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武汉肺炎）疫情可能是由美军带到武汉。他同时表示，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这名高级外交官在个人的Twitter认证账号发布这番议论，随后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移祸美国这一举动，标志武汉肺炎病毒的甩锅大战第二回合进入国际舞台——第一回合是武汉市长周先旺开启的政府科层机构上下级甩锅之战。 钟南山推想做铺垫，外交部等到“最佳时机” 这轮甩锅美国，早在2月27日就已经开始做舆论铺垫了。当天，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州市通气会首次提出尽管武汉肺炎“疫情始发于中国，但是病毒的来源不一定是中国”。中国宣传部门对这言论如获至宝，多次炮制网文暗指美国，习近平也下令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查明病毒的来龙去脉。但外交部出面来甩锅自有一番因由：3月11日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承认，在美国，确实有一些“流感”死者实际感染的可能是新冠（武汉）肺炎——这也是事实，因为华盛顿州承认在2月26日Kirkland养老中心的两名死者实死于武汉肺炎，但当时以为是感冒。 赵立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机甩锅。他的推文引发如潮水般的质疑，为了证明自己所说有根据，赵立坚在几个小时后再次发表推文，贴出了一篇发布在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的文章，该文作者称新冠病毒的最初来源可能是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美国军事生化实验室，但并未给出任何证据。资料显示，该文作者是前上海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管理顾问和商人拉里·罗曼诺夫（Larry Romanoff）。这样一位与中国研究机构有纠葛的作者，这样一篇并未给出证据的文章，由外交部发言人引证并号召网友阅读和转发，很难说是个人的莽撞行为。中国一向就奉行“外交无小事”，毛时代被视为最杰出的中共外交家乔冠华就因在联大发言时称毛的遗言是“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言之“失”彻底断送外交官生涯。如果不是上峰授意，赵根本无胆说这话，因此，赵的这番话，可以看作是钟南山代中共突然抛出“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发源在中国”言论的升级版，明着将疫情的起源甩锅给美国。 但赵立坚受命发这番言之时，可能没想到关于武汉2019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新冠病毒”疑云早就存在，引发怀疑的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官网刊登的一篇文章。 湖北省政府数月早知“新冠病毒”将莅临武汉城？ 在武汉肺炎初起直至中国国家监察委派出李文亮专案小组之间这段时期，中国媒体一度是“多姓家奴”，姓习也姓鄂，《求是》这种党中央机关刊物自然姓习，但《长江日报》等地方党报姓鄂，听本省行政首长的吆喝。自媒体更是百花齐放，许多消息都被人挖出来在网上流传，与“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武汉）”有关的一则湖北省官方消息就在此列。 截至我写这篇文章之时，湖北省政府网上还挂着这篇《军运会航空口岸专用通道开通测试 将迎来比赛器材入境密集期》（2019年9月26 日），文章称“9月18日，武汉海关联合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以‘守国门安全，保军运平安’为主题的应急处置演练活动。演练以实战形式，模拟了旅客通道发现1例行李物品核辐射超标的处置过程，以及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演练了从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临时检疫区域设置、隔离留验、病例转送和卫生处理等多个环节。” 以上所述，还请读者注意日期。据维基百科所载，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在2019年10月18日晚上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军委主席习近平宣布开幕；闭幕式于2019年10月27日举行。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这场为期十天的运动会正式开幕之前的一个月，已经提前知道中国将发生新冠病毒这类公共卫生事件，因此进行了演习——世界范围曾流行过无数种疾病，但新冠病毒这名词，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前，除了病毒学界，一般人很少知道，爆发之后一度被人称为SARS。湖北省委相关领导人没有人出身于病毒学行业，千挑万选，挑了一个自己不知道的病来预演防疫，只能说湖北省政府与省委真是神算。 据此推测，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知道武汉军运会期间将流行新冠病毒，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有人预谋要在军运会期间散播新冠病毒，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事先得知，未雨绸缪。二是中方在五角大楼有隐藏得极深的高级间谍，预先将美国军人携带新冠病毒入中国境内祸害中国人民这一美国顶级机密通报中国，否则中国从何得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既然敢将这么重大的指控公开说出来，为了取信于世界，应该好好解释一下湖北省政府为何早在2019世界军运会开幕之前一个月就预演防新冠病毒。不将此问题解释明白，何以能够自圆其说？甩锅给美国也得过了这道坎。现在，就算中国政府想删除这条重要信息，也很难如愿，互联网有记忆，相信截图已经流传网上，本人已经保存。 另一条附和赵立坚的消息，即军运会期间就有五名外国军人染新冠病毒在武汉金银潭医院住院治疗，其实早已被中国《南方周末》2月23日发表的《金银潭医院：军运会五外籍运动员患疟疾，与新冠肺炎无关》否定，这次只是被中共五毛水军拿来为赵立坚助阵。 美国的强硬回应 美国的国际地位虽然在奥巴马时期大大下降，但绝对没有弱到可以任由中国诬赖入罪的程度。在中国官方多次表示新武汉肺炎病毒不排除境外传入的可能之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多次称“武汉病毒”，批评中国缺乏透明度，实际是委婉提示中国不要无中生在，嫁祸于人。 赵立坚在推特上发表推文指美国军人在2019世界军运会时带入武汉，美国立即做出反应，国务院高级亚洲外交官助理秘书大卫·史迪威（David Stilwell）立即传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非常严厉地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推特言论是公然的，全球性的误导宣传，“散布阴谋论是危险而荒谬的”， “我们想提醒（中国）政府注意，我们不会为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利益而容忍政府。”同日，川普总统在白宫宣布美国为紧急状态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武汉肺炎疫情可能发源于美国这一问题时，答称说，“他（赵立坚）的话显然和我与习近平主席交谈时所说的不同”，“他（习近平）知道病毒是从哪里发源的，我也知道病毒是从哪里发源的”。 北京怂恿赵立坚发表这番挑衅性极强的栽赃言论时，也许是想趁美国疫情进入高发期无暇顾及这些口舌是非，趁机甩锅。这种甩锅宣传，不在于让人相信，但足可以搅浑水。至于后果如何，北京可能耍赖成习惯，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这种战狼式外交让美国更加看清楚中国的流氓政权嘴脸，报应在后面。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3月14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3270）
何清涟2025-11-09 00:54👍 0💬 0温家宝为何要做“善终考”功夫？（二）
何清涟 \温相谈政改的时间表\ 中国高层家族的财富故事广为流传，大老虎当然不只有温相家族。何以只有他家的财富故事以相当完整的文本流露于外？《纽约时报》其报道内容正好与2004年6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遥相呼应。对温家系列报道有专门的资料解说，是谁这么早就惦记温相夫人及其公子？ 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温相倡言改革得罪了“左派”，因此挟嫌报复。温相的私交吴康民、网上广为流传的《温家宝“家族贪污腐败”传言的来龙去脉》均持这种看法。二是说因薄熙来的“钱袋子”徐明想涉足平安保险，因此温薄结怨。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都指向薄熙来，证据是温相倒薄最坚决，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 第一种说法有点牵强，以下是我对公开资料的梳理。 薄熙来督渝“唱红”，起始时间是2008年5月。在此之前，薄从未表现过对毛左路线的兴趣，因此不可能在2004年因政治主张有隙而指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邱伟发表那篇文章，为温相种下祸根。 事实是，2010年以前，温相走的是“亲民”的民生路线，比如在2005年推出废除农业税的德政；多次在灾难中赴第一线指挥救灾、慰问灾民；力抓三鹿毒奶粉事件，等等。这段期间温相有关政治的谈话只有2007年2月27日发布《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其中看不出任何与中共中央政治路线脱轨的迹象。 2010年是温家宝公开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节点。2010年1-3月，温云松涉足私募基金行业的事情，被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曝光。2010年4月18日，人民网发布《温家宝撰文追忆胡耀邦：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此文发布后，在海外引起极大波澜，有人历数温相与胡家的实际交情及当初弃赵之事，认为转折太大，不解其中因由。但知道这篇文章有政治内涵，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此后，温相接连发表“政改”讲话： 2010年8月22日，温相在深圳提出政治改革，让粉丝们欣喜若狂的是那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9月30日，温相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积极稳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国内媒体也坐不住了，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以“温家宝40天6提政改”为题发表新闻。其时温相的“政改”在国际社会内引起的热闹无需再述，因为不是本文考证重点。让毛左不高兴的有关普世价值讲话，出来的时间更晚，是2011年6月27日温相在英国皇家协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演说，提 到“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2011年9月14日发表“改变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尤为紧迫”，似乎是温相最后一次有实质内容地谈政改。 比较“温相家族财富浮出路线图”与“温相倡言政改”这两张时间表，孰先孰后一目了然。因此，所谓曝光温家财富故事是“毛左出于仇恨温相倡言改革而报复”之说，实在是附会之辞。 \徐明“一仆二主”的复杂角色\ 富商徐明的传说很多，其中最出彩的莫过于说他是温相女婿。2002年《远东经济评论》杂志曾发表一文，说徐明是温相女婿，徐明虽然写信否认，但传闻仍持续发酵，最后由香港亲中媒体出面否认。法广2010年7月18日据港媒消息发表“温家宝女婿身份首度曝光”，其中提到，现任中国银监会统计部主任兼研究局负责人刘春航才是温相女婿。刘春航于1990年代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攻读，与同在美国留学的温如春认识，结为伉俪。 2013年8月审薄期间，《纽约时报》于8月22日发表《商人徐明覆灭突显中国政商关系》，其中大量篇幅提到徐明与温家的复杂关系，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徐明跟温家宝的亲属（如儿子）合作投资了一系列私人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温任副总理期间，徐明与温夫人张蓓莉结下不错的交情。该文称，根据公司记录和对徐明前商业伙伴的采访，徐张二位在北京平安保险大厦的同一楼层工作。2000年，徐明协助一些公司一起创办了生命人寿保险公司，这些公司部分由温相姐夫和母亲拥有。后来，生命人寿随后聘请温云松的公司作为其信息技术供应商。该文还明确提到，“有段时间，徐明甚至在跟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约会。” 根据现有的资料，徐明与薄家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薄熙来拿到项目，并回馈薄妻儿以金钱及各种服务。与温家的关系则复杂得多。这种“一仆二主”的关系，对仆人来说没有坏处，但于主人来说却是大忌，因为仆人如果没形成对主人的专属关系，掌握的内情多了，难保哪个环节漏风。有篇《温家宝、薄熙来恩怨内幕：一个亲历者的回忆》讲了一件事情，《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6月那篇报道的信息提供者，就是徐明那复杂的人事网上的一环。徐明参股成立的上海生命人寿，请了一个原平安保险的经理任董事长。这个人是和马明哲一起创立平安保险的元老之一，离开马明哲后，就把平安公司的一些内幕捅给了《21世纪经济报道》，这是温家的“平安股”变得“不平安”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温家命运由哪个群体的民意决定？\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算是找到了祸源，但2010年1-3月路透社与英国《金融时报》有关温云松吸金的消息来源却一直处于神秘状态。2012年中国权斗方酣，外媒报道中国高官家庭财富进入狂热状态，彭博社有关习皇姐家的信息来源已查清是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提供，但《纽约时报》有关温家的消息来源至今也是不宣之秘。2012年10月26日《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发布之后，该报记者还能继续采访，并写成11月27日《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那篇重头文章，实在超出常情。据我的经验及其他人的经验，这种涉外采访，身后都有尾巴跟踪，制造障碍让记者采访受阻，对中国的国安来说，易如反掌。记者能够顺利采访后续报道，只能说中国当局对温未施加政治保护。 徐明如今在押，罪名至今还未定谳，但该吐的也早就吐了。今后，温家命运其实系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但决定这“一念”的，还有一个特殊的京城政治圈的“民意”。 2010年4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在“新生代‘太子党’”等文中，非常清楚地指出新老太子党的矛盾： “太子党”一词原本是特指中共革命高级领导人的子女——他们的父辈要么是与毛泽东一起参加过传说中的长征，要么是1949年革命胜利时核心领导班子的成员。近几代“技术派”领导人（江胡两代）的后代是新太子党，他们垄断了点石成金的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只管“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出身于革命世家的老太子党们十分真切地觉得，这个国家是属于他们的”，“一旦阉人得势，离政权灭亡也就不远了。”记者明确指出，上述信息是京城圈内的消息人士提供。2013年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许多革命世家的红二代们受邀出席，包括早就被毛清除的高岗遗孀及其儿子，都被习当作“自家人”，但新太子党成员却没有人受邀出席，这等于宣示了新太子党与老太子党不是一家人。 《南方人物周刊》11月6日发表“陈小鲁红二代光谱”，被采访的有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马文瑞之女马晓力，“新太子党”在马晓力口中已经成了“官二代”： “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 “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 温相与李相虽然都曾贵为总理，但二人与这个圈的关系完全不同。面临困境，温相的陈情甚至已无法上达天听，只能采取这种公开“明志”的方式。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月2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121/183490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