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美国地缘战略的十字路口：“中国威胁”VS“和平崛起”
何清涟 3月6日，在北京全国两会期间看望政协部分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公开指名称在过去五年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过去五年是指从2019年3月下旬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华贸易战至今。但是，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开始发生分歧应该早在18年前，标志性事件是2005年1月，美国两大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与米塞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接受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的邀请，在该基金会的刊物《外交政策》上讨论中国是否“和平崛起”这个问题，如今终于走到了美国地缘战略的十字路口。 讨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 中国2001年加入WTO，当年GDP总值为1,339亿美元，此后几年增长非常迅速，到2004年，中国GDP总量高达19,317美元，占全球当年GDP总量的比重，由3.8%提高到4.4%，跃升世界前十大的第六位。随着GDP总量的迅速上升，中国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第30届世界高峰年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区域合作与中美关系高层研讨会等国际会议上，开始发表中国和平崛起发展新道路的讲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历邓、江、胡三朝而不倒的“理论常青树”郑必坚的演讲，他的演讲最终稿就是美国《外交事务》2005年9/10月合刊上发表《中国的和平崛起至大国地位》（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此后数年间，郑必坚成了国际社会闪亮的中国理论明星，在各种国际会议及外媒采访中，他多次重申，中国的和平崛起仅仅是一个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中国梦”；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欧洲梦，也不同于苏联梦，中国只出口电脑，不出口革命。郑必坚不断强调的一点是，中国无意挑战或推翻现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 与“中国和平崛起”相伴随的是对邓小平“韬光养晦”谋略的理解，中国研究专家开始讨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种翻译被公认比较传神，那就是“在没有力量的时候收起利爪与尖牙，有力量的时候再露出来”。对“韬光养晦”的这种理解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崛起”的看法，除了人权组织及少数中国研究专家不看好之外，基本共识是认为“中国崛起”指日可待，分歧点只在是否“和平”。布鲁津斯基与米塞斯·海默两位相差20岁，但至少有十余年，两人同时活跃在地缘政治战略研究圈，而且都是大师级的理论扛鼎人物，《外交政策》因此想出了这一高招，邀请二位观点相左的大师同台“打擂”，就中国是否和平崛起，会不会给世界造成威胁直接交锋。 两位大师究竟谈了什么？现在回望这场“和平崛起”VS“中国威胁论”的辨论还十分有意义——个别预测细节不准无伤大雅。 布热津斯基从现实感受出发谈“中国和平崛起” 布热津斯基与美国现阶段影响甚大的地缘政治大师米尔斯·海默之间的那场争论，其实就是“中国和平崛起”VS“中国威胁论”。 2005年1月1日，双方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上进行了一场辩论，标题是《巨人间的冲突》（Clash of the Titans），主题是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布热津斯基的观点被杂志编用“挣钱，而不是战争”加以概括，他的主要观点是： “今天，在东亚，中国正在崛起——到目前为止还是和平地崛起。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对其历史的某些部分怀有愤恨甚至感到羞耻。民族主义是一股重要的力量，而且对外部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中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不满。但是，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中国领导者并不想在军事上挑战美国，他们关注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发展，以及赢得别国对其大国地位的承认。”他的依据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经济和心理投资的规模惊人，2010年中国将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对于中国来说，成功地组织这些国际活动，暗示着一种谨慎的对外政策（对外赢得国际认同）将会占主导地位，对抗性的对外政策可能中断中国的经济增长，损害数亿的中国人口，威胁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基于上述观察，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领导者对于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的软肋有理性的认识与算计。所谓“软肋”，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相差甚远，真要发生冲突，并无一支能够和美国对抗的军事力量，因此，中国只能在战略层面继续保持最低限度的防御威慑姿态。 布热津斯基在这次对话中提到他在中国访问时听到不久前中共中央领导层那次“有趣的训练”——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九个大国的兴衰”，这事指的是2003年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听取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与南京大学钱乘旦两位教授主讲“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一题目并进行讨论，这事当时在国内甚是轰动，被认为时任中国领导层对中国的未来有深刻思考。 米赛斯·海默从逻辑推论出发的“中国威胁论” 被目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反对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地崛起，如果它的经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继续保持飞速发展的话，美国和中国之间很可能会进入一场激烈的防务竞争，并极有可能发展为战争。中国的绝大多数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都可能加入美国的阵营以胁制中国的势力。” 与布热津斯基从观感出发的“中国和平崛起论”不同，米塞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是基于逻辑推论，第一点是他的国际政治理论：最强大的国家会努力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内建立霸权，同时确保没有其他强大的竞争势力控制其他区域，并最终主宰整个体系。国际体系的主要参与者是依照无政府主义行事的国家，在这种体系中生存的最佳方式，就是尽可能使自己比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强大。一个国家越强大，其他国家攻击它的可能性就越小。第二点是美国无法容忍与其相抗衡的对手出现。1991年，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老布什政府大胆地宣布，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计划继续保持这种地位；小布什政府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仍然强调“美国应当防范崛起中的国家，保持它在全球势力均衡中的控制地位”，并且提出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立场。 米塞斯海默的结论是：中国有可能试图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去主导亚洲。具体而言，中国将努力扩大与邻国、尤其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势力差距，并确保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威胁到它。日渐强大的中国也可能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就像美国以前将欧洲列强赶出西半球一样。相应地，获得地区霸权可能是中国收回台湾的唯一途径。 因此他认为美国必须设法遏制中国，最终把中国削弱到与美国无法抗衡，不再有能力控制亚洲为止。 这场讨论在地缘政治理论圈影响深远，两位大师各有数量众多的支持者，其论点经常被美国对华外交圈的人反复提及，多是选择A还是B的问题。2016年美国大选川普当选，白宫对华政策急剧转弯，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推动建设性警惕》报告（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承认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对中国误判，指出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民主加以渗透、大举操弄美国政府、大学、智库、媒体、企业和侨界，希望借此阻断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的支持。 此后，“中国威胁”看来已成事实，米塞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再无争议。 现阶段真正的问题是：台湾成了美中两国未来冲突的引爆点，双方究竟就此做好切实的准备没有？尤其是美国，现在处在欧亚地缘战略的十字路口。 （原载台湾上报，2023年3月1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67620）
何清涟2025-11-06 06:17👍 0💬 0中国政府的理论反攻——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的目的
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有趣的是，国内除了参与起草者热情积极地介绍这本白皮书的积极意义之外，应者寥寥，但海外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及好评。 但是这份洋洋三万言的白皮书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还是借用参与起草工作的官方学者自己的概括比较合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指出，发布这份白皮书是缘于“四个需要，五个原则”。 所谓“四个需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维护中国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保证政权稳定的需要；是把亿万人民团结凝聚起来，共同建设美好未来的需要。” “五个原则”则被阐释成“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符合渐进有序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上述用语可以看出，这是起草者们参考多年各种党与政府的文件用语，认真领会党中央领导的意图创造出来的一份“党八股”，如果说有点新意，那就是将党的政治文件穿上了“白皮书”这一让中国人听起来新鲜一点的外衣而已。 通篇读下来，只能读到一条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祖国就会分裂，中国人民就不配享有任何民主。 但中国政府发布这份白皮书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于向中国人民重复这些除了依靠讲这些话吃饭的文人之外没人相信的政治套话――其实以笔者对房宁的了解，也知道他未必真相信，只不过他需要为自己仕途升迁筑造阶梯而已。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的真正目的是“要澄清国内外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质疑和误解”。而这所谓“误解”其实已经是一个形成共识的看法，即“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发展迅速，但政治改革、发展滞后”。 按照房宁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的说法，“白皮书用事实说明”，上述看法“是一个误解。中国的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持有偏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民主政治建设视而不见。” 这段话说明，这份白皮书与其说是要给国内人看，还不如是以国际社会为发布对象。对于批评者，那是你们对中国的进步视而不见。对于最近这些年来放弃对中国人权、专制政治批评的外国政府来说，这份白皮书为他们抚慰自己的良心提供了依据，让他们在对付本国一些仍然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与团体时多了一件辩护武器：你看，中国正在进步，我们拥抱熊猫（中国政府喜欢将熊猫当作国宝赠送，因此得名）没错吧？――至于白皮书说的是否真实，他们其实根本不想弄清。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用市场与商业利益作为诱饵，让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变成了“拥抱熊猫者”，并成功地在各国培养了一批中国专制政府的辩护者。如今国际社会反对中国专制政治、批评中国人权的人士所要面对的往往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他们本国的专家学者与政治家们。中国政府很聪明地把握到这一脉动，因此苦心炮制了这么一份白皮书，算是对国际反华反共势力进行了正面理论反攻，并表明态度：我们就是要坚持一党专制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谁能奈何我们？ 而外国观察人士对这份白皮书的肯定，说明了中国人民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需要艰苦孤独地奋斗，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10月27日，总111 期）
何清涟2025-11-09 00:30👍 0💬 0解读胡温共同创作的“第六病室”
看了这个标题，且莫以为这是我在攻击中国的和谐盛世，因为在13亿中国人当中有1亿精神病患者这条消息来自中国官方第一周刊――《瞭望》新闻周刊，并由最权威的新华网在大力传播。如果要庆祝这部中国特色的卡夫卡荒诞剧诞生，有权署名的作者应该是胡温政府。 还是先介绍胡温政府创作的这部“伟大作品”吧。2010年5月30日，一向是政治动向风向标的《瞭望》新闻周刊发布一条惊人消息：“研究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 重症人数逾1600万”（以下简称“研究”）。这项“研究”发布非常及时，正好赶在台湾首富郭台铭宣布他的富士康N＋1跳的“坠楼者”有心理疾病之后不久，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中国人民必须要充分理解刚刚开创了“G2”格局的党国政府为此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让属下国民中的将近十分之一成为精神病患者，可能会让非“G2”成员国，甚至包括“G2”的另一成员美国质疑中国的领导资格：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精神病患群体的中国政府，有能力成为世界领导者吗？如果让中国成为世界领导者，占世界十分之一的人口是不是会被中共领导成精神病患者？鉴于近年来《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多次宣布外媒盛赞中国正在承担拯救世界经济的重任，并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或晚些的2030年超过美国，我对中国政府何以做出如此重大牺牲深感好奇。非常仔细地――几乎是word by word, line by line地阅读了这一长达3790余字的“研究”，于是有了几个重大发现： 第一，精神病成因果然颇有“中国特色”。“研究”指出，“受访专家分析，在社会转型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例如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种种因素造成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如果有人想指出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并未出现这类现象并就此质疑，我相信《环球时报》很快就会以驻各国记者名义发表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其他转型国家（可能还包括美国）的精神病患情况更严重。至于那些国家根本不知道自家何以被中国目为精神病患国度也不要紧，有谁见过被喉舌媒体指为“悲惨转型”的国家在中国发表过辟谣声明？ 第二，精神病患者多为“一贫如洗”的穷人。“研究”如是说：“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消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槛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部分病人没有医保。”这等于宣布了如今中国的一条新社会定律，即“穷人＝精神病患者”。联想到山西某地将赤贫者列为重点管控对象，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同胞们，这次将精神病患者定为1亿，完全是政府的仁心仁术。因为按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今年1月21日公布的数字，中国贫困人口约1.5亿；若按照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大使在第64届联大五委关于“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议题的发言，中国的贫困人口约为2.5亿。这次只定了一亿精神病患者，那是政府心情较好状态下所做出的决断。若再发生几起屠童案与跳楼案，政府不高兴，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至2亿乃至更多也说不定。 第三，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均取得鉴定精神病人的专业资格。“研究”列出的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摸排鉴定，按照‘街不漏巷、乡不漏村、村不漏户’的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开展全面排查摸底，做到情况明、底数清”。鉴定机构不懂得如何鉴定完全不是问题，因为“研究”给出了鉴定标准：“根据多年案例分析，造成恶性事件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壮年，具有较强的暴力性和攻击性，作案手段残忍。”据北京安定医院的研究揭示：“这些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社会危害行为，以侵犯人身、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三者为主，共占94.1%。”至于这些青壮年看起来象正常人也不妨碍其被“收治”，因为“专家指出，从一般心理障碍到严重精神疾患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中的许多人，平常看起来和常人毫无二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健康。当其中一些人面临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其无助和挫折都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信’，瞬间点燃‘炸药包’”。“平常看起来和常人毫无二致”的精神病患者占比多少？“研究”给出的数据是至少超过五成，因为“公众对精神病患者知晓率不足五成”。 第四，开创由司法机构代行收治精神病人职能的医疗史上改革先河。“研究”指出：“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881张，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人。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 张；平均每10万人中才有一位精神科医师。”精神病治疗机构如此稀缺，连收治1600万重症患者的能力都没有，与一亿精神病患者的庞大需求完全脱节。考虑到这些青壮年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社会危害行为，以侵犯人身、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三者为主”，顺理成章之举是将由司法机构代行精神病医院职能。现有的监狱与劳改农场如果不足，可以大量扩建，以便“集中收治”。我毫不怀疑中共政府这方面的行政效率，因为这一能力是由中国建政60年的历史所证明的。 第五，无就业增长可告结束，GDP增速得到保证。“研究”说，“当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如果住院治疗，每年至少需要数万元；即使采取 家庭病床治疗，每年最少也需1万元。”社会成员的近十分之一被定为精神病患者，围绕这一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的需求将形成数条新的产业链：集中收治场所的建立将带来建筑业的兴盛，正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房地产业只需转移一下重心就可，政府照样可以卖地征税；看护精神病患者需要培训大量专业人员，由此又形成培训、政府委托资格认证公司考核发证再到上岗的一条产业链；还有医药厂可以大量投入生产新药，由此又形成一条从研发、生产到销售的产业链。按每人投入1万元并带动4万元相关产业的最保守数据计算，仅此一项至少可为GDP增创5万亿元的大蛋糕，创造至少1亿个就业机会。如此一来，血汗工厂走到穷途末路又有什么关系？丝毫不影响党国经济继续繁荣下去。 将十分之一国民定为精神病患者，如此妙策，令当年首创此举的老大哥苏联自叹不如。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只是将政治异议者送进精神病院，没敢启动如此庞大的社会工程。从此以后，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面临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只要因为拆迁、征地而奋起反抗，或者因为保护自身权益而举行罢工，都有可能因其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被当作精神病患者集中收治。于是，中国所有的社会矛盾，被这一妙招举重若轻地全部转化为精神病患者对正常人的疯狂。再有西方国家“吃饱了饭没事干”想就人权问题再对中国指手划脚？没门，咱中国这是在管制精神病人，在保障十分之九正常人的安全，与人权有甚相干？ 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同胞好好体会胡温政府的“慈爱”。“研究”说，这一亿精神病患者的数据早在2009年就已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何以迟至此时才提出收治问题？估计因为去年是中共建国60周年大庆，为了让国民沉醉于那不胜枚举的“伟光正”建国成就造就的幸福感中，党与政府才未公布这一“研究成果”。让自己统治的国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第六病室”，无论是横看竖看还是倒着看，怎样也无法算成“建国成就”。 作者注：第六病室是俄罗斯著名文学家契诃夫的一短篇小说。第六病室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一方面既是指真正具体的病室，另一方面也是沙皇俄国暴政，整个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里的“病人”就代表着正在受苦受难各式的俄罗斯下层贫困人民，不止是物质上的受苦受难，同时也包括精神上的煎熬。这座所谓的病房，实际上就是沙皇俄国统治下的那些下层人民的监狱。小说正是以这个病室为主要场景，主人公是两个知识分子，以他们的争论作为情节的发展，并最终以这两个人的悲剧作为收场，从而揭露了沙皇俄国监狱一般的生活状态，描绘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表达了作者的愤概。 （原载于《纵览中国》，2010年6 月1 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7👍 0💬 0马英九也不应下台
在蓝营准备进攻陈总统的又一波「海啸」还没到来之际，爆出马市长特别费出状况，不仅用假发票报账，而且还把一千五百多万特别费直接转进私人账号，干脆免了哪笔用在哪里这一说。一时间马英九露了马脚，海啸也乱了阵脚。 今天马英九和蓝营面对的尴尬，给所有人敲了警钟：别欺人太甚；谁把道德高调唱破天，谁冰清玉洁装圣人，谁就注定把自己逼进死胡同。只有推崇建立完善的制度，才能既保障相对清廉，也不必强「己」所难去做伪圣贤，事到如今才想起把一千五百多万都捐出来，做这可笑的「秀」。 绿营这几天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你得佩服蓝营的应变能力：陈总统国务机要费问题是贪污，马市长特别费是「程序瑕疵」；总统府发票是伪造文书，总统是共犯；而北市府发票是「细节疏忽」，马市长是「督导不严」。 蓝营挺马英九没错，绿营挺陈水扁更对。蓝挺马，绿挺扁，只是再一次证明这本来就是一场两个阵营的政治斗争，反贪腐只是工具。既然这样，就别继续装模作样往下玩了，因为明摆著，这场劳民伤财、令台湾政局与社会都动荡不安的游戏，只能两败俱伤。 马英九说，全国六千五百名首长都这样使用特别费，等於都可能面临贪污指控。那怎麽办？总不能把所有官员都查个底儿朝天。明显的，这个特别费的使用程序也和国务机要费同样，有严重的制度缺陷；如果由於这些缺陷而导致使用不当，或在制度漏洞中公私不分了，或像马市长这样干脆入私库了，是否要用「故意贪污」这个罪名去指控？这是个无法可依的问题，是国民党执政时留下的制度弊端。 在全国六千多政务官都有特别费，并可以像马英九一样使用或入私人账号的情况下，总统却没有特别费，这已是惊人的不合理；而和陈总统的国务机要费相比，马英九的问题明显要严重得多。如果陈水扁是涉嫌贪污，马英九则是事实贪污；陈总统有秘密外交无法说出口的问题，而马市长则没有可说的，他全入自家账号了。 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希望马市长承受陈总统所经过的炼狱，但此时此刻他和蓝营应该对陈总统多一分理解，别再那麽咬牙切齿地恨，别再那麽凶狠地挥舞拳头。一个理智的、真正缓和蓝绿冲突，使台湾能恢复相对稳定运作的方式是∶迄今为止的问题全都免了，马英九带领国民党立委主动撤回第三次罢免案，国务机要费案由检察官撤回起诉（或法院以「不受理」判决驳回该案），马市长等首长特别费案则全部免起诉；同时立法院开始修订制度，制度订了之後，大家遵守，以後再出现问题，依法处置。 经过如此安排，让政治归政治、法律归法律，台湾才能重回制度的轨道，才能避免蓝绿「保证互相毁灭」的悲剧，才能落实民主法治的长久根基。 ——台湾《自由时报》2006年11月20日「曹长青专栏」 2006-11-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1👍 0💬 0央视“认罪”到底羞辱谁？
为了政治恐吓，让陷入囹圄之人央视认罪，是北京从去年开始频频使用的无耻招术。最近迫使高瑜女士央视“认罪”，还试图将这种无耻做法施之于徐友渔先生，被其义正辞严地拒绝。看到这条消息，不由得为这位昔日的老朋友叫好，同时也想剖析一下，这种无耻招术到底羞辱了谁，对北京政权的命运来说预示了什么。 \羞辱国民的统治者必被抛弃\ 中国历史悠久，兴亡治乱的经验不少。远的不说，就以明清两朝来说，教训最大者莫过于以下这条：朝廷摧残子民尤其是士子人格，最终到了朝廷生死存亡之际，朝廷必被臣民弃之如弊履。 中国自古以来，只要不是暴君昏君当道，都还懂得“士可杀而不可辱”之理，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及毛泽东这两位农民皇帝特别喜好羞辱士子，朱元璋将廷杖大臣设为制度，毛泽东两手并重，既贬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又对其施之以羞辱性的“思想改造”。 廷杖之刑据说始自隋文帝，元朝皇帝好用此法，但只有朱元璋将“廷杖”制度化，大臣一言触了龙鳞，无论其品行学问如何见重于当世，朱家皇帝都立马扒下裤子，在满朝文武面前公开行刑。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让遭受廷杖者承受极为残酷的肉刑之外，更在于羞辱士大夫，让受刑者承受一种锥心之痛：别太将自己当回事，朝廷用你，有如用条狗，服务得好，赏你一块骨头；敢跟皇上说什么逆耳忠言，让你颜面丧尽。对旁观者来说，当然是起“教育作用”。 中国士大夫既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仕途意识，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即使在视君道为天道的古代，孔子都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一说法稍晚被春秋战国时人豫让发挥为“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彼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成为古代读书人均知的名句。 宋明两朝倾覆之时的历史，就是孔子“君礼臣忠”的诠释。南宋小朝廷被元军追杀，最后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殉国者不知凡几；文天祥宁死不降，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明朝最后几年，股肱之臣多有投降者，比如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崇祯最后煤山上吊时，随行者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太子朱慈烺连投奔外祖父周奎，都被拒之门外。几百年间，同样面临朝廷倾覆，为何宋朝大臣死于国事者多，而明朝却从至亲外戚至股肱大臣，纷纷投降做了贰臣？其中有一个原因不可不察，即两朝对待士大夫的不同态度。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尽管宋朝已经不象唐及以前那样礼尊士大夫，但比起明朝还是要优渥很多，比如宋太祖立下誓约，将“不诛大臣、言官”作为祖训立于太庙，当然更不会用廷杖这种方式恶毒羞辱士大夫。也因此，宋朝倾覆之际，多有殉国之臣；而明朝灭亡之际，且不说皇陵被掘、少有殉国者相随，就连落到农民军手中的朱家子孙，死得都特别悲惨，比如福王传说被做成“福禄汤”。 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其恶毒残忍更是超越了朱元璋。说起来虽然没有将人肉体消灭，但把诸多无辜之人流放至莽荒之地，让其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而苦苦挣扎求存，并被迫承认有罪的漫长“学习改造”过程，简直就是一种精神凌迟。对与一同革命的老战友，毛也极不人道，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遭遇可作为佐证。毛泽东得到的报应是：他死后几十天，其妻侄尽入牢狱，而密室策划者就是他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等亲信。 \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为寇雠\ 能够被施以“央视认罪”者，在统治者眼中，当然还是“人物”，有社会声誉可毁之，对民众有教育意义可挖掘之。“文革”时枪杀林昭，政府居然还不忘向家属收取五分钱子弹费。如今先后让好几位中国人“央视认罪”，占用了黄金时段，居然没让“认罪者”交付那每分钟价值几万几十万的广告费，真要算是主子对国民施以“浩荡洪恩”了。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在所有机构前均冠以“人民”二字的本朝政府，与人民究竟是何种关系。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国有三宝，曰土地，政事，人民”。古代思想家都懂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孟子除了著名的“民贵君轻论”之外，更是将君臣关系视为一种双向的义务责任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唐太宗李世民则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视为“舟水”关系，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历代王朝末年的农民反叛，基本上是统治者竭泽而渔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有个朝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君臣关系及其与人民的关系，均可与本朝相类比，那就是清朝。清朝始终严守满汉分际，视汉臣与汉人为家奴，认为天下就是八旗的天下，汉人只是缴纳赋税的供养者，汉臣只是为皇家及勋贵服务的高级奴隶。即使到了清末，这一观念一直未改，慈禧那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就是这一观念的表述。到了不得不准备立宪之时，成立的也是皇族内阁——这与本朝红二代认为中国是其父辈革命挣下的“红色江山”；在外援上很大方，对本国民众很吝啬都很相似。 清廷既是这样对待家奴，家奴们在心里也视朝廷为外人，于是有了孙中山借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调动汉人的民族感情，参与推翻满清王朝的大业。 以上事例，是想说明，只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统治者就不会尊重被统治者（包括本统治集团的政治失败者）的人格、财产，想剥夺就随时剥夺；人格、财产本是人类立身之本，既然都可能随时被褫夺，被统治者除了在高压与利诱之下的顺从之外，内心也不会尊重统治集团的规章律令及一切说教。如今的中国统治集团，除了视土地为敛财之源以外，政事只剩下维稳与敛财；人民只剩下纳税功能。那些不能纳税的贫困人口，基本上被当作“负资产”看待；各种为了争取权利的反抗者，包括徐友渔等在家里私人聚会纪念六四都成为“寻衅滋事”。其实，1989年“六四事件”，借助于当时外国记者的现场报导与各种录相，早已天下皆知，目前除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内地之外，连特别行政区香港每年都在举办各种大规模纪念活动。这种情况下，北京当局强迫徐友渔“央视认罪”，除了自暴其愚其蛮之外，羞辱不了徐友渔，只能羞辱统治者自身，说明北京当局除了想掩盖这段根本无法掩盖的血腥历史之外，自绝于文明世界。 央视认罪，完全是北京因其脆弱而体制性防卫过当。徐友渔等人，在中国的批评者与异见者当中，是最温和的一派，近年与他共同参与各种活动的人，有段时期高调主张与党内改革派合作。如果中共当局连这种最温和的批评都不能容忍，对这种建设性批评人士都要施之以“央视认罪”这种羞辱，其下场如何，利比亚卡扎菲算是不远之殷鉴。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5月1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511/1912445.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7👍 0💬 0胡奥记者会一团浆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跟奥巴马总统会晤，被各方瞩目。尤其是最後的中美元首记者会，人们更加关注，一是因公布两国达成的协议，二是胡锦涛在会上接受记者提问。胡以前访美，都不接受记者提问，这次破例，让人们好奇和关注。 但这个中美元首记者会，却几乎让所有人失望。不仅内容像专家们预测的那样，双方统统说套话，没有任何新意，而现场的技术错误更让人大倒胃口。 首先出错的是美国，竟然没有安排同声（同步）翻译，而且胡锦涛和奥巴马这两个国家元首，还都事先不知道。一般外国元首访美，开联合记者会时，如果对方不懂英文，美方会安排同声翻译，这样既节省时间，又方面来宾。尤其是在电视现场直播时代，更必须这样做，因为不能出现让当地观众听不懂的语言长时间左右听觉的难受状况。 用中文折磨美国人 这次胡、奥一上台，都各自戴上耳机，说明是准备通过同声翻译，来听对方的发言。但是，奥巴马长篇大论地讲完之後才发现，记者会竟然没有安排同声翻译，而是在他讲完之後，由美方的翻译，再把他的话，在现场全部翻译成中文。这就出现从没有过的电视乏味场面，全体与会的记者，更不要说，在电视机前的成千上万的美国观众，就等著听那个翻译，把奥巴马的话，用中文又说了一遍；对於那些根本不懂中文的美国电视观众来收，简直是活受罪。而对我们这些完全懂中文的人来说，听一遍洋腔洋调的、比奥巴马本人口气更软的、感觉要讨好胡锦涛味道的中文，也不那麽舒服。 而轮到胡锦涛讲话时，他更是长篇大论，而且也像奥巴马那样一气呵成。於是美国观众们，又一次干瞪眼。而且胡锦涛又是那种相当呆板、表情僵化的领导人，他习惯照著稿子念，说话速度又比较慢。可想而知，对那些美国观众，还有电视台等待评论这个记者会的（不懂中文）专家们来说，等於是忍受慢工虐待的“水刑”。 在美国主要电视上直播的记者会，说一种美国人根本听不懂的语言，又时间那麽长，这在美国几乎是从没有过的。所以，记者会一结束，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福克斯台的女主播凯莉（Megyn Kelly），第一句话就问来宾，这个记者会到底乏味到什麽程度？来宾之一的美国知名的《富比士》杂志的出版人富比士（Steve Forbes）说，这简直是对我们忍耐力的一种考验，好在我们还没走，还挺在这里。美国其他主要有线新闻台像CNN等，也都一致评论说，这个记者会相当“乏味”！ 新华社记者“造假” 而人们更关心的回答记者提问，也出现了状况。事先中国方面就坚持，只能开放四个记者提问，两个来自中国，两个美国的。 最先提问的两名中国记者，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另一个来自新华社。这两个机构，都是中国政府的宣传喉舌，所以这两个记者的提问，跟在国内时一样，对胡锦涛完全不提任何挑战性问题，反而像是事先串通好了的，非常配合胡在记者会上的讲话。而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问，这两名中国记者则相当尖锐，甚至咄咄逼人。 对中国那两名记者的提问，胡锦涛明显早就有所准备。因为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胡锦涛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不断低头看稿子念。更精彩的是，连中国配备的那位现场英文翻译，也明显事先知道胡锦涛怎麽回答，因他的翻译用词文绉绉的，是文章化语言，而不像现场口译。 其实中国领导人这种记者会“现场提问造假”并不罕见。例如2005年中国人大会议後，温家宝主持的那个著名的“中外记者会”，就有这种情况。温讲话时引用文言文的中国古语，回答印度记者时提到印度梵文古诗，那位中国官方翻译竟都能“同步”熟练地“译”出来。最绝的是，温家宝提到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只给了姓氏（即last name），那位翻译就能译出英文全名，显然事先知道温的回答内容。就跟这次新华社记者跟胡锦涛的“串通”一样，是异曲同“共”。 中国人权，胡没听到 但两名美国记者的提问，却跟中国记者正相反，他们都对本国总统比较严厉，对奥巴马的提问具有进攻性。但对胡锦涛则比较客气。第一个提问的美联社记者，问胡锦涛中国人权问题，胡锦涛竟因没有同声翻译而没有听到，所以没有回答。白宫荒唐的技术错误，给了胡锦涛一个绝妙的躲避机会。 後来第二个美国记者提问时，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胡∶“我的同业刚刚问了你一个有关人权的问题，但你并没有回答，我怀疑我们能不能得到那个问题的答案。”胡锦涛解释说，“刚刚那个问题我没有听到。”於是给了美国电台评论员们一个绝佳的调侃机会∶没有同声翻译，正好让胡成为人权问题的聋子。 胡锦涛显然也是对这种泛泛的人权问题早就有准备，所以，长篇大论一通，中国政府解决了十三亿人吃穿住行，人权多麽进步等等；最後强调，人权问题，不只是普世价值，还要根据各国的国情。 美国记者问题太笼统，也给了胡锦涛躲避的条件。如果他们直接问∶你们什麽时候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人权律师高智晟在哪里？胡可能就会很尴尬。美国记者的提问显然表现出对独裁国家领导人的一贯做法不了解，不懂得怎麽“尖刻”。他们还是对付自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比较内行。 总而言之，这是我在美国多年，见过的国家元首级记者会中，从技术到内容都最差劲的一次。 2011年1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11-0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5👍 0💬 0历史预告革命的到来
中东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人也一直在探讨，革命在中国是否有可能发生？我毫无疑问地相信∶不是有可能，而是一定会发生。这和中国人素质如何，中共高层是否内斗没什麽关系，它只和中国人是人类的一分子、中国的人心和整体人类的一样有关。 中国曾在世界“革命”的潮流中发生了两次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而那两次革命还是在中国和世界有相当距离的情况下发生的。今天，中国和世界，只隔了一张千疮百孔的“防火墙”。它能挡住墙外革命烽火的种子、火苗吗？ 迄今已经蔓延到全世界每一个洲际的民主制度是从两场革命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这两大事件对人类的走向影响巨大∶美国革命建立了民主宪政，今天世界民主国家，基本都是走美国这种道路。法国大革命则建立了断头台式的暴政，后来的列宁十月革命，毛泽东的共产革命，都是法国模式的升级版。 美、法两场革命前后脚发生（相隔13年），被称为“姊妹革命”。为什麽人类（即使自公元算起也）稳定了近一千八百年的君王统治，突然在世界的两半球同时爆发了扭转历史航向的革命呢？ 遭中国当局迫害的维权盲人陈光诚逃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之际，我正在读美国作家纳尔逊（Craig Nelson）的《潘恩传》（Thomas Paine）。潘恩是人类历史上重要而独特的思想家∶他是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这两场重要事件的思想孕育者和接生婆。他的《常识》（美国有权选择独立建国）一书，吹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号角；随后他又起草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文献《人权宣言》。 目睹陈光诚事件的媒体报道和其戏剧性的结果，感觉走进《潘恩传》中所描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为什麽？因为今天和当年太相似，纳尔逊的书给我提供了一个用历史的眼光看今天的角度。在英、法这两场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人类在科技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印刷机的普及，使书籍大量出版，信息空前传播；思想火花的撞击，使人们有了新视野、新思想、新愿望，最后终于促使了行动，创造了一个赶走君王的新时代。 在工业革命前，世界的贫穷是今人难以想像的。据纳尔逊引述的统计∶在潘恩出生的1737年，即距今二百多年前，伦敦的居民60％都活不到10岁。在潘恩1774年（美国独立前两年）从英赴美时，英国人的平均寿命才36.6岁，还不到今天的一半。当时英国20％孕妇死于难产。该书举例说，有位英国艺术家的妻子，怀孕20次，生出7个孩子，但只有1个活到成年。 今天从伦敦到纽约，横跨大西洋只需飞行七小时（用美国黑鸟超音速侦查机不到两小时）。而当时只有轮船航渡，需10到13个星期，长达90天！不要说遇到暴风雨可能船翻人亡，漫长航程导致的食物腐烂（那时哪有冰箱）以及疾病（医学相当落后）等，就会夺去许多生命。潘恩那条船就有4名乘客死亡。抵美时，潘恩也因船上跳蚤感染热病，奄奄一息，用毯子裹着抬下船，治疗六周才活过来。 如此的贫穷和漫长的专制，人们为什麽不起来反抗？主要因为缺乏信息，缺乏新的思路。思想是行动的前提，没有思想，就没有变革。在1710年前，整个英国除了伦敦，再没有任何印刷厂和出版社。1620年时，英国出版图书六千种。到了美法革命前夕，增至五万六千种，增幅近10倍。1710年，英国的报纸发行250万份，到了1770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前6年，增至1200万份。人类从那时起，才第一次有了科幻小说、女性杂志、儿童图书、自传，以及畅销书作家。图书馆也是那时才出现的，而在那之前，多数家庭只有一本《圣经》可读。 最引人注目的信息变化，是出现了很多“政治小册子”，刊载新观念，传播新思想。潘恩的《常识》就是一本这样的书，篇幅不长，毫无学究之气（今天读来都不拗口），更充满政治激情。当时很多酒馆，都成为人们讨论政治之地，被称为“闲聊大学”（tattling university）。潘恩抵达美国费城后，就常在当地“酒馆大学”进行政治辩论。 当时在大西洋两岸最有影响的政治杂志是《旁观者》（spectator），主要传播亚里士多德哲学（现实才是真实和重要的，而不是不可证实的虚幻世界）和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保护人的权利）。跟潘恩一样成为美国建国之父的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等，都是这本杂志的推崇者，他们在谈话，跟朋友通信，以及政治辩论中，都引述和论证《旁观者》的哲学。 这些美国先贤们跟朋友的通信非常频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正在编辑的杰弗逊通信集就有75卷，收入五万封信，计划在2026年出齐。哈佛大学编辑的约翰.亚当斯（第二任美国总统）的通信集更长了，有150卷。由此可见美国的先贤们多麽重视信息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如果说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促发了美国和法国这两场重要的革命的话，那麽当时的工业革命，则为传播思想的启蒙运动提供了科技能力。出版业促使图书、报业蓬勃发展，信息传播为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可能。或者说，印刷业的革命性进展，迅速把大西洋两岸的人的思维推向了“要革专制的命”的高度。 中国辛亥革命之前，也是报业刚刚开始，却迅速在中国发展之际。引导思想风潮的梁启超等人，都是靠办报纸杂志，当时鼓吹变革的报刊有百种。相互激荡的信息开启了民智，酝酿了革命之前的思想和心理准备，最后才推翻了大清王朝。 今天，距离美、法革命才二百多年，人类又到了一个科技革命的转折点——电脑，互联网，手机，脸书，博客，推特等等，更迅速地把世界推到一个新境地。人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科技变化也必将如火箭腾空一般，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推向一个新进程。 潘恩的时代，报纸靠马车运输，酒馆可装的人数有限。今天信息的传播则是电传速度，而网络更是无限大，可参与讨论的人员超越国界。所以，变化的可能更大。 陈光诚事件的戏剧性变化，没有今天的新科技是不可想像的。离开美国使馆后在朝阳医院，由于他有三只美使馆给的手机，所以得以跟朋友和医院外面的记者联络。朋友马上把和他谈话的内容送到了网上，读者几乎是同步了解了他的状况。CNN记者则连夜报道了对他的采访，使世界听到他的声音，他的故事，随即形成强大国际舆论，导致中美两国交易破局。可以想见，没有那三只手机连夜发出的消息，没有互联网引起的全球关注，陈光诚绝不可能有今天的命运。 网络的迅速、同步的消息，使专制政权的防火墙如同用渔网挡海风一样荒谬。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博客、推特、脸书等等，导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三言两语的评论，还是长篇大论。每一个人都是记者、作家、评论家。只要是有质量的内容，无论是名家高见，还是匿名宏论，都会迅速被传播，没有任何力量能完全阻挡。这是比消息传播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因为这等于“解雇”了知识精英，打破他们在媒体、思想界一手遮天的“悲惨”局面。 在专制国家，文化人的主体是专制机器的维护者；在民主国家，文化人的主体是左倾乌托邦症状患者。而来自大众的声音，则是“常识”占主导地位。这个常识，无论在专制国家，还是在民主社会，都比政府的决定、精英的指导更正确，更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常识的胜利，就是真实的胜利，自由的胜利。 中东的革命，没有磨刀霍霍几十年的“民运领袖”组织，也没有一肚子谬论的“公知、理论家”们指导。大众的常识，普通百姓的心声，赢得了突尼斯革命，赶走了埃及独裁者，推翻了利比亚暴政，谱写着叙利亚人民浴血奋战争自由的壮丽篇章┅┅ 这一切，都得利于网络等新科技的无可估量的巨大帮助。今天科技的变化，比潘恩的时代更迅猛，它将带来的革命性的、历史性的变化，就像当年一样，还不被更多人深刻认知，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革命的岩浆，正随着新科技的大潮而汹涌。革命，从来都是在人们感觉什麽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到来的！ ——原载《看》双周刊2012年5月 2014-06-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寻找污点将成公私合营 2.0 版的突破口
何清涟 最近由中央政府操盘的两件大事表明，中国公私合营2.0版即将启动。一是国务院于9月12日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他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北京于9月中旬召集百家中国国企在深圳开会，要求它们加大对港资企业的投资并深入控制香港，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 公私合营2.0版早就板上钉钉 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颁布之时，我就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一文中指出，新一轮公私合营的路向已定。该文指出：一、《方案》定下“混合所有制”，但强调“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仍是基本经济制度，是巩固与发展的重点，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因此，所谓“混合所有制”下，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二、确定了党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领导地位。三、“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国企改革光顾的主要目标。 中国政府在境内看中的民企，想逃避收购肯定没门。此后几年，中国政府虽然曾发文安抚民企，但谁都知道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 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 中国官方近几年一直在营造舆论，欲将反腐扩张至民营企业，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在各种灰色地带的财富积累方式。中国民营企业有“原罪”是事实，因为制度环境太过恶劣，在政府官员将所有资源（土地、项目审批）、税收、消防检查等公共职能都视为寻租工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要想生存、做大，都得与权贵、掌握实权的官员结成政商同盟关系，通过行贿获取某行业的经营特许权、土地、套取银行贷款等，偷税漏税等各种逃税行为几乎是司空见惯现象。江胡时期的中共政府默许这类行为，纵容官商共谋闷声发大财，迅速养成了一批超级富豪，并给予各级政协委员以示盟好。但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后，情况变了，从2012年开始的官场反腐，几乎每位官员倒台后都牵扯到一批商人。 建立吹哨人制度，从行贿、非法经营、逃税等三者入手整治商界，是中国政府用之稔熟且非常灵验的法宝。 处置“民营”企业的几种模式 中共推出混合所有制之初，民营企业家都非常反感。2014年是国企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阶段，王健林、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从那时开始，与中国权贵瓜葛甚多的王健林、肖建华、吴小晖都试图往外转移资产，数量都达到一二百亿美元之钜。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让这些富翁挟资外逃，采用几种方法分而治之： 一是软禁拘押或采用政治高压，让有政治靠山的超级金融大鳄们将转移至境外的财产转回国内，吴小晖、肖建华、王健林都属于这类情况。 2018年6月，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将海航与万达、安邦、复星三个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同列为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来源，原因是它们通过大举借债为境外收购提供资金。这些境外收购多系中央政府明确反对的房地产、影城、酒店、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涉嫌资产转移。号称“超级白手套”的肖建华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参股30家金融机构，号称“明天系”。据中国当局内部评估，明天系的资产总值2万亿元，所累积的风险，足以危及中国金融安全。据《南华早报》2018年6月的报道，肖建华被关押在上海松江，由解放军看守，其业务就是变卖境外资产，转回国内偿还银行债务。 上述金融大鳄之中，粉红色大鳄吴小晖下场最惨，获刑18年，没收财产超百亿。 二是马云模式，主动交班，将自己的公司“献给国家”。 马云在壮年交班，外界大都认为这是马云在政治压力之下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马云此举，与互联网行业积累财富的中国特色有关。中国的政治环境一方面给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但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成功阻止了外国的竞争者，通过防火墙让他们做成半垄断的生意。政府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其结果就是政府发放的牌照有如芝麻开门的符咒，马云也真成了“阿里巴巴”。在这种环境中，企业选择与政府合作，既得到经营特许权，又可求得政治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无法硬气。 马云对交班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马云称“阿里巴巴始终坚持的信念是‘只和政府谈恋爱，但不结婚’”，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股价一路飚升，2015年初中国工商总局发文点名批评阿里系网购平台，短短四天阿里付出了市值缩水370亿美元的代价，马云从此知道一点：自己既要依靠政府成为行业里的“王”，“王冠”就随时可被“造王者”拿走，于是乖巧地声称“我可以随时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香港富豪捐地：国企“入住”港资的前奏曲 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与《官商共治终结 香港“二次回归”启动》，都分析过中央政府近期内提前启动二次回归，原因是占中运动发生后，北京认为许多北京重点扶持的港商擅长寻租、分利，在关键时刻却不肯尽政治义务，因此要让自己人即国企掌控香港经济。 李嘉诚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之时，中国官媒明言，香港人因为住房问题郁积的愤怒积压多年，中央政府在代香港地产富豪背锅。并广为转发香港民建联要求政府考虑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向持有约930万平方米农地的香港四大发展商等收回农地兴建房屋。观此势头，港商大都明白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在即。因此，在9月25日于香港举行的2019财年业绩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四大地产商之一的郑氏家族旗下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宣布：将与非盈利机构“要有光”合作，以象征式的1港元租金，捐出香港28,000平方尺（约3,111平方米）地皮兴建社会房屋，以帮助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 香港富商们多金多投资管道，如李嘉诚早已将资产置于中共长臂伸展不到之地。这些富商的未来财运，取决于他们的资产安放在何处。 吹哨人制度的目的是寻找民企污点 在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吹哨人制度建立之前，民企反腐就已经开场。据法律人士介绍，民企涉及的腐败犯罪共包括15个罪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腾讯、京东、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多家大型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内部反腐的阵营。官媒宣称，“这些民营企业以大刀阔斧的姿态向内部腐败宣战，不仅主动清理门户，而且敢于自揭家丑”。 浙江民营企业发达 ，其做法也许将为全国仿效，据浙江在线刊文披露，杭州市政府将抽调100名官员，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代表，宣称这种做法是“服务重点企业，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开展信息沟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项目落地推进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但谁都明白，冠冕堂皇的说辞伴随的是寻找污点的行动。根据以往经验， 凡民营企业涉及腐败、偷税漏税问题，这家民企不是收归当地政府，就是财富烟消云散，公众莫知资产所踪。 面对政府这种公开的“寻污”行动，身负原罪的中国资产者一是知道“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西方的原则，中国没这讲究；二是明白中共的厉害，在无法逃遁的情况下，多半会走马云、香港郑氏家族道路。他们深知，一旦吹哨人检举，连舍财保身的可能都变得极微。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10月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9272019105748.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08👍 0💬 0评高行健系列作品之五：高行健作品的艺术“丑”
虽然高行健在诺贝尔领奖词中说：“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首先我无法不怀疑这个句子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因为“审美”中的“审”已经是“判断”的意思，中文这麽表达是病句）┅┅这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病）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但在他作品中根本找不出“普遍可以认同的”审美标准。他的人物是艺术丑和道德丑的统一。我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在《一个人的圣经》中，高行健的男主角“他”认识了一个17岁的热爱文学的少女军人，在她18岁的时候，她主动把身体献给了“他”。後来“他”得到国外邀请出国，心里清楚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也预感到他不会再回来。作者写道：“同她告别的那一夜，她委身於他时在他耳边连连说‘哥，你别回来了，别回来了’┅┅”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没有让她来机场送行，她说也请不了假。从她的军营即使乘早晨头班车进城，再转几次车到机场，在他起飞前赶到估计也来不及。”24页，“联经文学”版，下同。 但当海关正在检查“他”行李的时候，“他似乎听见了一声‘哥——’”；正通过海关，“他这时又听见长长的一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二楼汉白玉石的栏杆上伏著一个穿军大衣的身影，戴的军帽，却分辨不清面目。”“他希望伏在栏杆上那绿军装的身影不是她，转身继续朝登机口去┅┅他又听见一声分明绝望的尖叫，一声拖长的‘哥——’那就肯定是她。他却没有再回头，进入登机口。”25页 不知道哪个读者能从“他”如此这般的冷酷无情中读出美。 在同样是自传体的《灵山》中，男主角“我”在通往青藏高原的路上遇到一个漂亮女孩，“我大概也就是美的鉴赏者，见了这麽漂亮的姑娘，没法不动心，便提议道：‘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在山风中费了挺大劲儿，“我”给她拍了照。“‘这照片你能寄给我吗？’她满怀期望。‘如果你留给我地址的话。’”她不仅给“我”留了地址，“我”後来还曾路过她家，但“我”就是没把照片寄给她。459页 对她的“满怀期望”，寄一张照片是多麽简单的事，而且“我”还承诺了。在中国那个年头（80年代初），很少人有相机，能有张自己的风景照并不是很容易的，对正是爱美年龄的女孩子来说，她自然更希望保留一个自己青春的镜头。 一件小事，女孩的美没留下，拍照人的丑有书作证。 《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里的男主人公对女人都是极感兴趣的，只有一处对一个女人用了他最大的劲儿贬低，因为那女人不漂亮，还可能有点同性恋倾向。 这是在《灵山》中，“我”拿著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在旅途中寻求方便，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小城镇停留时，有一个单身女人听说“我”是作家，做了各种海鲜请“我”吃饭。她不漂亮，也已经过了女人最好的年龄，虽然“我”很“沮丧”，但有女人单独请吃饭“何乐而不为”，也许会发生点什麽事儿。 哪想到这女人在吃饭过程中给“我”讲了她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友的故事，那个女友因写怀念国民党父亲的日记被告发而入狱，後来逃跑被警卫开枪打死。这女友长得很漂亮，请“我”吃饭的这个女人简直就像是爱上了这女友，在她没有入狱前她俩经常住在一个被窝里，但她们都并不懂同性恋，只是要好。女友在狱中的时候，她多次去看探望，女友曾爱上一个男犯人，这女人非常伤心。现在女友冤死了，这女人请“我”吃海鲜只是希望“我”这个作家写写她女友的故事。她说得很动情，边说边流泪。但这时“我”已经烦透了，“我嫌恶这丑陋的女人，对她毫不同情。”“我宁愿用最大的恶意来想像她。”513页 在这里，“我”看见了那女人的丑，读者看见了“我”的丑。 以上是高行健的男主角对三个女人的故事，让我们再看看《灵山》里的另一个故事： 男主角“你”在一条山路上，看到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在哭泣，“你”问他怎麽回事儿，怎麽问也不说话，原来是个哑巴孩子。“你”抱著他走了一段路。“你拍拍他屁股，竟然睡著了。他扔在这山道上肯定已经有好一个时辰┅┅你端详他泪痕斑斑的小脸，睡得很熟，对你就这麽信赖，平时恐怕不曾得到过关怀。阳光从云层穿射出来，照在他脸上，他睫毛煽动，身子扭曲了一下，把脸埋进你怀里。一股温热打你心底涌出，你许久没有过这种柔情。”522页 这一小段是《灵山》全书中写得最美的一段。只有这一段。但接下来请看： “你”马上担心累赘或责任了，“你”害怕这孩子醒来，“你得乘他未醒扔回山道上，乘人还未发现，赶紧逃之夭夭。你把他放回路上。他滚动了一下，蜷曲小腿，双手抱住头脸，肯定感到土地冰凉，马上会醒来。你撒腿便跑，光天化日之下，像一个逃犯，你似乎听见背後在哭喊，再不敢回头。”522页 读到这儿，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路上刚好有个劫匪，把这“你”宰了！ “你”可以、也有权利躲开任何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对所有“你”“用”过的女人的责任，但把一个不会说话的赤条条的孩子扔在冰凉的山路上？而且恰恰是在“你”找佛、找庙、去朝圣的那一段路上？ 美在“你”的心里永远只有一个字“逃！”“你”想没想过那个赤条条的哑巴孩子可能冻死在冰凉的山路上？连“人”的概念都没有了，还能有美吗！ 高行健的身体逃出了中国，灵魂逃出了人类。 在每一部作品里都浅薄地借用一点儿存在主义哲学的高行健，再制造这种“丑陋”之前，最好先去念念他的鼻祖萨特是怎麽说的吧：“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 2001-0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8👍 0💬 0教授下跪、空气特供与政府责任
最近中外三则有关中国空气污染严重的消息，不仅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生存环境的不堪，更重要的是让人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在放弃环境监管责任的同时想方设法用特供保护自身安全，继续“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 空气污染：各阶层人士共一国风雨 面对严重污染之害的中国人，在食物方面，有权的可以依靠“特供”构筑食品安全，有钱的可花高价买个“放心”，但只有空气污染，似乎是贫富贵贱只能共一国风雨。 11月1日，数十名长江大学教授先后湖北荆州市的区市两级政府门前下跪请愿，要求市政府取缔该大学校园附近造成严重污染的小钢厂。近年来这种因污染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多于牛毛，要想得到网站与媒体关注非常困难。但这次由于参与者是大学教授，并采用了下跪这种中国社会底层常用的悲情陈诉方式，于是这条新闻因“教授应不应该下跪”这一“看点”得到各网站青睐，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等几位名人发起了一个网上签名活动，要求有关当局改善检测大气污染的方法。事件背景如下：今年10月底，北京连续几天出现阴霾天气，能见度降低，空气污染严重。10月30日这一天，北京的空气污染已经达到“危害”水平，但北京官方的数据却只是说“轻度”污染。潘石屹将使用美使馆数据的APP应用截图发到微博上，指出空气污染之严重。 细究之下，人们发现北京环保局使用的监测标准与美国大使馆不同，北京环保部门监测的污染物是PM10，并依此发布报告，而美使馆监测的是PM2.5。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及亚洲的日本、泰国、印度等国均将PM2.5列入了空气质量标准。中国由于PM2.5的污染情况严重，如以此这监测标准，将大范围超标。 明白了这个缘由之后，中国各大网站及一些媒体都以不同形式参与了这场讨论，希望国家环保部门能够采用国际通用的监测标准。 空气特供：“都是美国惹的祸” 潘石屹发起的网上投票，已有近4万名网友参与投票。92%的网友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在今年引入被称为PM2.5的标准。对此中国当局不高兴，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指责美驻华使馆“炒作北京污染指数”。 但美国惹的“祸”还未到此完结。《纽约时报》于11月4日发表了一篇The Privileges of China’s Elite Include Purified Air，译成中文，就是“中国政治精英们的特供中也包括净化后的空气”。这篇英文报道本来国内也看不到，但小米主持的译者团队很快译成中文，被我看到，11月7日，做成图文（即长围脖）发表于国内微博上，结果一天之内被转发2300多次（W友谓之“狂转”）。11月8日，CCTV评论员刘戈发表评论“是谁制造了空气特供”，先批美驻华大使馆空气关注加入了政治色彩，又批《纽约时报》记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将很普通的空气净化设备硬给“说成了仅为特定人群定制的特殊商品。” 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看到这种反驳不会惊讶。中国政府习惯性地隐瞒不利于自己的消息。近年以来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提高之后，甚至会强行要求国际组织修改不利于中国的数据。比如2007年6月，北京就以“内容太敏感，会引起社会动乱”为由，强行要求世界银行修改一份有关中国污染状况的报告，世行被迫删除了该报告内容的近三分之一。（见BBC“北京‘删减’世银中国污染报告”，2007年7月3日） 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能力 中国环境的严重污染，中国人通过自身的视觉、味觉、嗅觉都能强烈感知。对于水污染中国人已经不得不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但基于不论是权贵还是平民，大家总得呼吸同样的空气这种希冀，民众仍然期盼政府能够有所作为，降低空气污染，因此，大气污染在举报热点中仍占第一位（今年6月底的数据）。 如果要考察何谓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以环保为例应该是最好的分析样本。 第一，法律形同虚设。从 1979年9月颁布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开始，几乎每年都有针对环保的法律、法规问世，截至2007年7月，共有2000余项，人称“环保立法创下部门之最” 。（郄建荣，“环保部门立法多为何管用的不多”， http://www.zgkg.com.cn/lifa/w10146298.asp ）在如此之多的法律“保护”之下，中国环境迅速恶化堪称世界之最。 第二，凡政府介入的领域，均成为一条蚕食社会资源的粗大食物链。中国环评领域早成腐败“高危地带”， 2002年至2008年6月，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当项目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等均附着在环境评估这条食物链上，利益交织、环环相扣，就必然产生我早在几年前批评过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在政治与金钱合谋之下，人们应不难理解中国那么多造成环境污染、甚至引发环境灾难的企业都拿到了环评合格的证书，也不难理解地方政府为什么那样立场坚定地捍卫这些污染项目，毫不顾惜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品质。 第三，当环境污染通过生物链使农产品与畜产品变得不安全之后，政府不是想办法痛下决心整治，反而为了本群体的食品安全，用开办蔬菜食品特供基地这种方式，为本群体构筑一道食品安全屏障。从2005年4月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正式成立之后，省地级政府机构、大型国企与金融机构等争相仿效建立“蔬菜自供基地”。考虑到政府机构、国企的资金来源于纳税人，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安全的食物，已经不只是一种责任逃避，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政治癌变。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堕落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 这就是《纽约时报》“空气特供”这条消息深深刺痛北京的眼睛与中国人的心的原因。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1年11月14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1/11/111114\cr\airpollution\_byheqinglian.s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6:43👍 0💬 0新世界权力游戏：GameStop 狂飚上演第一幕
何清涟 1月下旬近十天的GameStop狂飚戏卷华尔街，用《华尔街日报》11月28日文章的话来概括，是“投资GameStop股的散户颠覆了对冲基金和散户投资者之间的传统秩序”。此刻，我正在研究取代全球化的“大重置”，对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的Great Reset描画的新世界图景有一定了解之后，认为1月20日华府拜登总统登基上演了新世界权力游戏的序曲，GameStop狂飚则是新世界权力游戏的第一幕。 GameStop狂飚：小小蚂蚁战雄狮 多年前，BBC纪录片《动物之雄》曾展现过非洲草原上蚂蚁吞食雄狮的景象，1月下旬美国华尔街股市上演的就是这么一场大戏。 WallStreetBets简称WSB，中文译为华尔街赌场。在这赌场上，对冲基金是游戏的主导者，它们经济会找出脆弱的公司下注，做空股票——赌股价下跌。这次，华尔街赌场上大名鼎鼎的空头香橼（Citron Research），规模超百亿的对冲基金梅尔文（Melvin Capitall），瞄准了以下几只被认为无可救药的股票，例如GameStop Corp. (GME)、AMC娱乐控股公司（AMC Entertainment Holding Inc.）和BlackBerry Ltd. （BB）等几家公司，想将它们做空。 一些网民投资新手在Reddit、Discord、Facebook和Twitter上抱团，互通信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Reddit上“华尔街下注”群的250万名成员蜂涌购入这支股票，推高股价，将这只股票的股价从$3一股拉高到$400多，一路爆打资本主义空头，旁观者看得目瞪口呆，直呼过瘾。 华尔街受伤了，据说一共损失700亿美元。为了止损，那些在中国股市上常见的手法，比如限制交易量、规定涨幅之类全都用上了，1月29日，华尔街干脆拔网线，清除股票代码，让散户无法再“血洗华尔街”——人家是庄家，庄家的条件与特权永远大于赌客。 华尔街一度想指控网络大军合谋操纵股价，Twitter、Facebook为这些人提供了平台，威胁要控告这些社交媒体。但这些社交媒体在2020美国大选中封杀总统川普及保守派言论方面所立奇功不逊于华尔街，这威胁吓不倒社交媒体。华尔街于是另出新招，交易软件Robinhood采取行动，不许散户买入、只让做空机构卖出，本被散户逼的接近破产的做空机构得以出逃。就在所有人在为华尔街和美国股市捏了一把汗的时候，1月27日消息传来，梅尔文与香橼投降了，两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停止做空研究，专注于做多机会，为散户投资者提供长期的多重投资机会。 散户的集体行动被政治化 接下来的故事很有现在的美国特色，股市多空对赌被高度政治化——这有点象中国股市惨跌之际的政府反映，只是还没走到中国那一步。犹记2015年那一轮惨跌，被视为境内外势力勾结做空中国，中共总书记大怒，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以下数十位官员及奉旨救市的业界精英尽皆入狱，本人曾写《救市三军尽入狱》（2015年11月）以志其事。 由于支持川普的马斯克大量买入GameStop的股票，于是有人称这是川普打击华尔街的阴谋。但是《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散户，或者是欠学贷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去年曾为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总统竞选活动工作过的人，这些人都是民主党的拥护者。 真实的情况是：股市风波促成了奇妙的联合阵线。 据Politics网站1月28日文章《GameStop催生了AOC、小川普与克鲁兹的联合阵线 》，民主党众议员四人帮中的两位：纽约州众议员AOC（Ocasio-Cortez）、密歇根州巴勒斯坦裔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奥卡西奥-科尔特斯（Ocasio-Cortez）和小川普（Trump Jr.）都在为Reddit现象而欢呼。 AOC在推文中写道： “必须承认，看到华尔街人将我们的经济视为一家赌场已有很长的历史，而抱怨张贴海报的留言板也将市场视为一家赌场，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她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说，罗宾汉（Robinhood）切断零售渠道的举动“而对冲基金可以自由地按其认为合适的价格买卖股票”是“不可接受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完全同意”AOC的观点。小唐纳德∙川普也发推支持小股民，反对罗宾汉交易软件打压散户的做法（不许散户买入，只许做空的对冲基金卖出）。 不少人则在讨论散户投资者的这场狂欢是否应被定义为市场操纵。1月27日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多次问到GameStop狂潮，鲍威尔拒绝对此发表评论。28日，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新任主席参议员布朗（S-Serrod Brown）发誓要举行一场关于股票市场的听证会。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劳拉·昂格Laura Unger挥动政治大棒，将轧空GameStop比作1月6日的国会大厦事件，并问“怎样做才能控制／阻止这一切？“好几篇文章干脆将这一股市多空博斗说这是经济恐怖活动。 左派要Change America 新世界如愿而至 以上是1月20日之后美国正在建立的新世界的一幕，没有人放过这场华尔街少见的大戏，各种评价精彩纷呈： 华尔街1月28日报道的标题是：《GameStop狂飙背后的华尔街权力游戏：散户抱团，机构颤抖》； 中文圈里的评价更形象：“从来只见镰刀割韭菜，韭菜干翻镰刀，是全世界草根崛起的延伸”；“暴涨1700%，‘血洗’华尔街！美国散户史诗级抱团，”干翻”对冲基金，做空机构巨亏300多亿！感受人民的力量吧！” 这番情景验证了我的研究：世界经济论坛一干国际超级精英“大重置”要求建立的新世界，与美国那款热销游戏赛博朋克（Cyberpunk）里的世界极为相似，据说那游戏的生活方式是按照美国加州、纽约市等几个超级都市设置的，有如下几个特点： 1、社会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程度崩坏； 2、社会秩序受到政府或财团或秘密组织的高度控制——2020大选完整地体现了这一点； 3、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的结合（combination of low-life and high tech）——这确实是很多美国青年的生活现状：狭小的住所与简陋的生活，但拥有最先进的电脑与手机。 4、这个社会里面的角色性别差别模糊，不男不女，亦男亦女（旧金山、纽约都是进步主义城市，性别多元化走在美国前列），拜登刚签发的性别心理认同总统令再次鼓励确认这种状态。 5、经常有角色利用社会漏洞做出某种突破——本次GameStop狂飚突进，基本就是250万Wallstreet上的青年们通过电脑与手机通讯方式在虚拟世界里进行，通过几只特定股票交易完成的财富大转移。 关于大重置，今后将取代全球化成为地球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新世界，无论人们是欢迎还是不置可否，今后将生活于其中。关于大重置的理论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从哪里获得灵感，以及为什么要用大重置取代全球化，以后我将分析介绍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欧洲议会选举后的右转焦虑
何清涟 从去年开始，美英欧媒体均预测，均认为今年全球将有76个国家/地区举行大选，其中至关重要且结果充满变数的欧洲议会选举与美国总统大选将加剧国际政治的不确定，将在现有的逆全球化基础上走向更多的冲突与对抗。时至6月，欧洲议会选举已经落幕，媒体报道极度渲染多国右翼政党选举获胜将导致欧洲右转。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渲染有夸大之嫌。 欧洲今日右派只是20年前的中间偏左 几乎所有世界数得着的媒体都这样报道欧洲议会的选举：27 个成员国的投票结果在欧洲议会中明显向右翼转向，震动了成员国政府，欧盟领导人脚下的立足点发生了变化，此前，让主流团体陷入了十字路口。法国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的极右翼国民阵线获得了31.5%的选票，而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复兴党仅获15%的选票，被迫宣布立即解散国民议会举行新的选举成为关注焦点。 在左翼媒体口中，极右翼是极为可怕的，不是希特勒再世，就是智利1970年代的皮诺切特军政府卷土重来。但是，细看被列为欧洲极右翼之最的法德两国右翼到底主张什么，就明白这极右翼不过是20多年前的中间偏左，连右都算不上。 这两个极右翼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国内福利上没有新主张，支持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护，其他思想包括税制改革，和在减少开支的前提下减少移民（并非禁止）和避难者。2015年欧洲出现难民潮，选择党出版了一份关于移民和政治避难者的纲领性文件，呼吁重新设立德国边境检查、边境地区设立48小时避难手续、废除政府发给政治避难者的所谓“零花钱”，此外还主张不再给予来自所谓“安全国家”的人政治避难权利。 勒庞女士领导的国民阵线近年来在法国政坛上崛起迅速，她本人参选过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和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勒庞最终以41.45%的得票率不敌马克龙的58.54%。为了适应法国的左倾形势，勒庞力图调整该党的政治定位，例如撤销该党过往“反对同性伴侣”及“反对无条件堕胎”和“支持死刑”等立场，但仍然坚持一些固有的政策立场，例如强力反对移民，提倡国族主义及经贸保护主义。在国际政治立场上，她是美国和北约组织的反对者。与马克龙多次表示法国（欧盟）不应该做美国的跟班相比，方向一致，只是态度更坚定一些。 如今，左派最大的议题lgbtqi+与同性婚在欧洲已经成为现实，作为右派的政党都只能迎合中间选民，向左位移，德国基民盟与法国国民阵线就是如此；德国选择党则比较奇特，两位领袖之一爱丽丝·魏德尔身为拥有固定伴侣的女同性恋者，却领导着一个反对同性婚姻和领养的党派。至于社会福利政策，左中右没太大差别，为了选票考虑，无论谁上台也不敢削减本国国民福利；因此，欧洲右派与左派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对待移民及欧盟外交政策，比如勒庞主张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但这并非她独有的主张，马克龙也多次有同样表示，甚至还表示欧洲不应该再做美国的跟班，要独立自主。 欧洲议会是欧盟三大机构中权力最弱 尽管头条新闻都在报道民粹主义右翼势力的崛起，但选举之后，欧洲议会中最大的三个政治机构没发生变化。 欧盟的行政及立法权力集中于三个机构手中：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是拥有立法权力及部份行政权力的决策机构，由欧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组成，主席由会员国轮任，任期为半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台湾则惯称其为“欧盟执委会”）是行政机构，拥有倡议权，并启动潜在新法律的初步起草工作。欧洲议会代表各国公民。在立法方面，欧洲议会（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简称PACE）是这三个机构中最弱的，据历史经验，欧洲议会在与欧盟委员会及欧盟理事会的三方会谈中就法律问题讨价还价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真正达成一致并成为法律，很少能得到它想要的东西。因此，尽管右翼议员增多，但对欧盟的政策影响有限。 路透社分析指出：欧洲议会“向右转”可能导致涉及欧洲安全、气候变迁，以及与中国和美国产业竞争等议题的新法案更难以过关。但根据欧洲议会的权限，新议会向右翼倾斜可能会对未来的某些政策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在环境问题上可能会变得更现实，绿能政策上放缓步伐（其实德国已经恢复煤炭开采，法国大力发展核能已成事实），在移民问题上可能会更加严格，但对外交政策影响非常有限（见后面分析）。 欧洲议会对欧盟外交政策影响有限 欧盟外交政策的重心是美中两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无论左右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欧盟多数国家希望拜登连任，但德国等也悄悄在与川普竞选团队接触预作准备，因此，右翼议员对欧盟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是中国。本部设在匈牙利的政治资本研究所（Political Capital Institute）专家克雷科（Péter Krekó）等人曾于6月6日发表《我们将在新一届欧洲议会看到更多普京和习近平的朋友》。德国之声6月10日的分析说，整体看来，中间派、自由派以及社会主义的政党虽保住了席次优势，但极右势力的席次大有进展，这可能影响今后欧盟对中国的态度。 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些预测可怕。首先，在外交政策方面，新当选的欧洲议会影响有限，因为外交政策是欧盟委员会的专属领域，对华外交的鹰派冯德莱恩有望再次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并不决定欧盟的外交政策，就算议员们考虑并撰写了大量外交政策报告和决议，但这些文件都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其次，欧洲议会中并未增加多少普京与习近平的朋友。欧洲议会中，一些北京的批评者也再次当选连任。例如曾率团访问台湾的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伯纳德‧朗吉（Bernd Lange），他曾警告：北京增加对中、东欧国家投资，可能是为了间接换取对欧洲政治的影响力。其他的北京批评者还有法国社会党人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el Glucksmann），他曾领导议会推动禁止中国在新疆的强迫劳动；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联盟党（SDKU）米里亚姆‧莱克斯曼（Miriam Lexmann ）曾在欧洲议会上声援法轮功学员。荷兰政府前网络安全高级官员巴特‧格罗图伊斯（Bart Groothuis）曾经努力追查中企参与欧洲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这次也成功连任。 因此，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欧洲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欧盟对中国日益强硬的经济政策不太可能由此做出大幅改变。但右翼势力的增强可能会使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更多地集中在贸易保护上，而不是人权和价值观问题上。如果从事实观之，美国近几年与中国接触，也早就不谈人权与价值观了，欧盟这方面的关注也早就趋近为零，偶然提一下，有如石头投入深潭，连个水花都没溅出。 最后，对欧洲向右转这个热炒话题做个简短小结： 1、欧洲的右派早就依靠向左位移保住政治影响力，左成极左，右派不右。左右分歧主要体现在移民问题上。但对于欧洲来说，移民问题已经为时已晚，除了是否继续接收之外，对各国内部来说因进入人数太多，早就成了内政，区别对待只会引起更多的矛盾。2、左派政府近几年在其主打的绿能政策上失败，心理非常脆弱，在欧洲议会选举上丢了一些席位，反应过度，对于欧洲来说，没发生大的灾难之前，向右转绝无可能。 （原载台湾上报，2024年6月19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04141）
何清涟2025-11-06 06:15👍 0💬 0曹长青∶我为什麽不跟陈军打诽谤官司
【在自由的国家，以言论对言论，通常是保护你自己言论自由的最好方式；在有法治的国家，也并非凡事都诉诸法律才是最佳途径；在正常的环境下，真实和常识一定能战胜谎言和荒谬。我用实例详述这个道理，希望以此跟思想的战友、理念的朋友们共勉。感谢转发！】 多年以来网上就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人，胡编乱造污七八糟的东西诋毁我。写政论文章几十年，我的钗h观点跟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不同，而且批评人和事也占了相当比重，当然会惹怒很多人。《华盛顿邮报》一位专栏作家曾说，如果「写一段时间专栏还没有敌人的话，那他就失败了。」 我的敌人好像还不少，说明我还不太失败。 在我明确支持郭文贵爆料之後，尤其是在各种人混战不堪的情形下，时有朋友/网友通知我，什麽什麽人在骂我等等，我基本是连一眼都不看，没奶 C但郭文贵先生在视频节目中说，明镜网节目主持人（大股东？）陈军传播我妻子有两千万资产、我每月领六万共薪的谣言的确是非常令我吃惊的，因为如此荒谬的东西，出自一个对我、对海外流亡圈子并不陌生、且跟我既无交集、（我认为）更无怨仇的人，实令我感到背後强烈的恶意和刻毒，因为这人在传播一个他自己一丝一毫都不相信的事情。 就我和陈军的关系，我已经在「我跟陈军、何频、吴征的恩怨」一文详述，而且就陈军散布这个恶毒谣言一事也在激怒中发了好多条推文痛斥。但陈军对我的质问不仅完全不回答，反而在前些天的推文中说，他并不认可公开我的「隐私」，我是因听信传言而「误解」了他，对此他表示致歉。 这不俨然那二千万是真的，只不过是我的「隐私」，他不宜公布而已，还装模作样地「道歉」。想让我骂三字经吗？我真是连私下都没对谁开过这种口呢！既然是我「误解」了你，你道什麽歉呵？跟我玩什麽伪哲学家的猴戏呢？陈军你把二千万给我亮出来！你要亮不出来，更不敢用你自己的财产抵押的话，你就是个把良心抵押给了魔鬼的人。不对，陈军这种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良心二字。 在春节後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独白视频中，陈军也没就这个关於我的「二千万」谎言做任何回答。有网友替我打抱不平，认为我应该到法院告这个撒谎造谣的陈军诽谤。但我早就清楚，我不会跟陈军打官司，因为∶ 第一，官司我「打不起」。无论从时间精力上，还是金钱上，在美国打官司都是一件能把人缠死的事。我参加台湾电视每周六天播出的政论节目，作为一个不是在台湾出生/成长，甚至不在台湾居住的人，要评论以当地内容为主的政经题目，每天十几、二十几分钟讲话的背後是多少个小时的家庭作业，而且我当然还非常关注并评论中国和美国的各种议题，所以为打官司去分散精力是不可想像的。 从金钱角度来讲，律师费是个无底洞。桑兰在美国的监护人应付桑兰的官司花了80 多万美元。有人连几千块学生贷款都没还完，居然声称提告了几十人。谎撒多了、撒大了，真能撒到把自己都骗了的程度。如果真起诉了几十人，那背後必定有金主。 我第二个不打官司的原因是，虽然这是一个明摆著的彻头彻尾的造谣诽谤，但官司我却很难打赢。就诽谤案的问题，不谦虚地说，我自认是专家，在这个问题上下过很多奶 A是就此议题写了最多文章的华人之一（见本文後面的部分链接）。这主要得益於我妻子，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读硕士的时候，我也在哥大做访问学者，可以旁听任何课；因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所以就一堂不拉地跟妻子一起上了这门哥大法学院和新闻学院联合开设的大课。这门课是新闻学院美国学生的必修课，却不要求外国学生必修，这是哥大新闻学院的一大错误。事实上，我和妻子都认为，该学院的任何其他新闻专业课程都没有这一堂课更重要，尤其是对外国学生，因为这堂课是阐述美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精神，远比那些指导具体写作技巧的课更重要，更应该让全球各地的学生把这个精神带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当时教授那门课的是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老牌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他是研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於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专家，著有详述诽谤案的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主要写六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就诽谤案做出著名「三原则」的案子。他的课主要讲解一本大厚书（该课的必读书），是美国一些重要的诽谤案例。我和妻子不仅认真读了那本大厚书，而且在学期结束後，还对路易士教授做了一个专访，发在纽约《世界日报》周刊一个整版（该文链接见本文附录）。 通过阅读这些诽谤案资料等，我知道自己打诽谤官司，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第三个不打官司的原因，对我这个以写作、讲话为职业的人来说是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基於对美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精神的学习和理解，我更推崇以言论对言论的精神和原则，虽然这会有各种造谣、污蔑、诋毁等现象出现，导致自己（和其他人）名誉和尊严受损。但保护言论自由、不纵容滥用司法，远比保护那些有公权力、公共话语权的人名誉不受损更重要。 下面我就借陈军诽谤我这个例子，具体解释一下为什麽在美国打赢诽谤官司不容易，供大家参考。 首先，美国法律有一个对 「有公权力者（官员）、公众人物」 和对普通人持 「不同标准」 的原则。对前者，制定了严格的三原则，而普通人则不受这三原则的限制。 官员和公众人物状告媒体诽谤（对个人也同样适用对媒体的标准，尤其在当今的自媒体时代），可能胜诉的前提是，原告必须提供∶1，内容失实；2，当事人名誉被实质性损害；3，有「真实的恶意」或「故意疏忽」，即，明知是虚假不实的东西，或者根本不管它是真是假，就故意发表、散布出去，以诋毁他人（原告）。 那怎麽判定 「公权力者和公众人物」？官员很容易认定，但对「公众人物」怎麽界定，最高法院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前些年的一个判例是，一个在几千人的小镇中参加社会活动比较活跃的退休警察（名字上过几次社区报纸），状告媒体诽谤，最後被法院认定他是 「公众人物」 而败诉。 而且，「公众人物」并不限於一个人是否有点名气，普通人的言论涉及「公共关心事务」而涉入诽谤案，同样按公众人物标准对待。例如，十多年前，一群教会人员在伊拉克阵亡美军的葬礼旁举牌抗议，发表「同性恋该死」等被认为是「极端无礼」的言论遭士兵家属起诉。2011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就此案裁决，以八比一的悬殊比例，判士兵家属败诉，教会人员无罪。主要理由是∶他们牌子上写的内容涉及公共议题。 虽然教会人员在人家葬礼之际举牌辱駡，很恶劣，但大法官认为，军中同性恋问题是公众话题；不能因他们在葬礼旁的抗议行动令人不快，而用法律惩罚、窒息公共议题的辩论空间。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数派）的裁决书中特别强调∶「言论是相当有力量的┅┅像这个案子，给阵亡士兵家属带来巨大的痛苦。」 但是，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对痛苦的反应不能是惩罚言论者。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保护那些在公众议题上甚至有伤害性的言论，来确保对议题的公开辩论不被窒息。」 也就是说，即使是普通人，如果卷入了「公众事务漩涡」，在打诽谤案时，也按三原则处理，即把你也当作「公众人物」。这显示美国司法更朝向保护更多言论（和批评）的自由流通，而不是轻易定罪。 另外，在非公众事务的诽谤案中，一个人的「自救能力」，也就是「消除诽谤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能力，比如他在媒体讲话的机会、条件等，也是判断他是否是「公众人物」的重要标准。 以这个标准来看，在自媒体时代，太多人可以被判定为公众人物了。目前在网上发言的人，哪个都可能在诽谤官司中被判定为公众人物。那麽我作为多年以写文章、讲话为职业的人，无论在大众媒体或自媒体都有相当多发表言论的机会，所以在诽谤官司中肯定会被当作公众人物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告陈军诽谤，按上诉三原则来看，会是什麽情形？ 第1条「内容失实」很容易。陈军传播的当然是一个纯粹的谎言，因为他没有出具任何材料证明我妻子名下有二千万资产、我有来自中国的收入、我有什麽私德问题等；而他散布谣言一事，我则可援引郭文贵爆料视频中所说的内容，而且陈军还对其他人也散布过同样谣言，我可以找那些人作证。 但对第2条的「实质性损害」，则不是我自己说受到损害就算损害了，而是要拿出实际内容。比方说，因陈军说我每月领共薪6万，导致我名誉受损、人格破产，我被雇主开除/停薪了；比如台湾电视台不再让我上节目、不再支付我任何薪金，或者发稿费的媒体不再发表我的文章、出版社因此取消要出版我作品的合同等等。再比如，说我包养女人，导致妻子跟我离婚等等。这个损害必须是实质性的。 第3条就更难了，我必须提供陈军有「真实恶意」的证据。也就是说，他明知道这不是真的，但就故意要造谣。就这件事本身，陈军当然知道是假的，他就是故意、恶意造谣。因为明缮 A就我过去30年发表的每一篇文章、讲过的每一句话，能从中共那里拿到钱，陈军变成鬼都不会相信，除非他已经彻底疯了。 但我怎麽能拿到陈军「事先就想陷害我」的证据呢？这实在太难了。明镜老板何频在推特上说，他曾当面斥责这是谣言。我猜他斥责的就是陈军。如果何频能在法庭提供证词说，当他斥责这是谣言时，陈军的回应是，「我知道这是假的，但我就是要坏一下曹长青。」这才是「真实恶意」的证据，这点是三原则中最难证明的，几乎就是不可能的。诽谤官司中一定很多都是（跟陈军一样）有「真实恶意」的，但原告就是无法拿到证据，除非我能把陈军的恶毒之心拍照，送到法官面前。 所以在美国，官员和公众人物打诽谤官司，即使有前2条的证据，但因拿不到对方有「事实恶意」的证据，最後就败诉了，或者压根就不去提告了。也因为有这条要求，官员和公众人物状告媒体的诽谤案就几乎无法打赢。 除上述对公众人物的三原则之外，美国还有一个 「谁起诉（原告）、谁举证」 的原则。很明显，由哪一方负责「举证」，就增加了哪一方的难度。规定由「原告」举证，当然就强化了原告打赢诽谤案的难度。比如说，如果让 「被告」 举证的话，法官一拍桌子∶陈军你拿出曹长青太太有二千万、曹长青每月领六万中共薪水的证据，陈军立马就得老老实实认输，把他的拟\]们都赔给曹长青。 但法律就是要让「原告」举证。要我证明陈军跟什麽人传播了关於我的什麽言论容易，但证明我没有二千万，没有的东西，怎麽证明呢？差一点就跟证明有没有上帝那麽难了吧？我说我没有比尔.赵�@狱 卤�@A人所共知的简单事，但证明起来可真不容易呢，谁告诉我怎麽做？拿税单，他可以说，你把钱都像王岐山那样藏私生子那儿了；到处都找不到那二千万的房子，像陈军这号胡作乱闹的，也可以说，地球上没有，你放月球上了，留著下辈子享受呢。不开玩笑，对动辄多少亿的盗国贼们来说，区区二千万是个连零头都算不上的小钱，但陈军传播这个所谓我的二千万/领共薪/包小三的荒谬程度，跟说我把财产都放月球上了也差不多。高智商/高情商到「撕烤」这地步的，下回就该说，郭文贵爆料全都是他赞助的了。 美国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就给了一些无赖钻空子害人的机会。这是言论自由的代价。天下任何好事都是有副作用、有代价的。 美国对诽谤案不能轻易定罪，那麽言论自由的底线划在哪里？对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的诋毁、侮辱，谩骂等，是不是有个界限？最高法院没有明确定义，不「划线」限制。那麽可以「极端无礼」到什麽程度？美国刊物上曾有过这样的漫画，裸体的尼克松总统跟自己的女儿在「做爱」（尼克松父女头像被移植到赤裸的男女身上）。这岂止是「极端无礼」，而且是「有意侮辱」。但尼克松没有去打官司，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从「三原则」角度，他知道打不赢；另外，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就强调过，在有报纸无政府、有政府无报纸之间选择，他宁可无政府也要有报纸。美国政治人物基本都秉持这种传统，「进厨房就不怨油烟」，对批评、嘲讽、甚至极度低级的谩骂，都持容忍的态度。 这个「三原则」也被运用到「公众人物」（如名演员和体育明星等）身上，是因为大法官们认为，公众人物的言行也潜在影响和塑造公共政策，等於是「软权力者」，所以他们也应受到监督。如果让他们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就会窒息监督的声音，影响大众的知情权。 虽然大法官们没有就言论自由的底线划线，但通过案例（美国主要施行案例法，也就是「以此案为标准」来判）提供了线索∶ 最出名的是1983年基督教布道大师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控告《皮条客》（Hustler）杂�曳贪�一案，最高法院一致裁决的精神是∶保护模仿、嘲弄公众人物的权利，即使这种嘲弄举动是「极端无礼的」、给遭到嘲弄的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 福尔韦尔牧师的控告是相当有「理由」的∶第一，那家杂�铱�出一篇整个是编造的对他本人的「采访」，他根本没有接受过采访。第二，他在「采访」中说自己性生活的「第一次」是喝醉後跟自己的母亲。采访是假的，这个乱伦之说，当然更是完全编造的。福尔韦尔牧师认为，这是对他「蓄意造成精神痛苦」。在地方法院他胜诉，获赔15万美元。 但美国最高法院最後判决福尔韦尔牧师「败诉」。理由是，这篇「采访记」是刊登在这本杂�业暮忍鹁频南盗泄愀嬷校�是一种模仿嘲弄。福尔韦尔牧师提出这家杂�矣Χ哉庵帧讣�端无礼」的讽刺负责，但最高法院认为 「是否极端无礼」，在法律上难以定出可区别的原则标准，怎麽定，都会损害言论和新闻自由，所以不定。 大法官强调，纵观整个美国历史，「图文描述和讽刺性漫画，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即使发言人的意见冒犯了他人，但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核心价值是 「政府在理念市场中必须保持中立。」 也就是说，政府的公权力（法院）不能出面惩罚言论，而应保持「思想市场」的开放和自由流通。这个案子在美国影响巨大，後被拍成电影《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 有意思的是，陈军在造我谣言被我痛斥後，在他的推特上也贴出了这部电影的图片，对曹长青说 「你懂的」。没错，我懂。陈军清晰无比地告诉我，他就是要高举著 「捍卫言论自由」 的牌坊，用《皮条客》对福尔韦尔牧师的流氓方式对我。那我提醒一句，Larry Flynt 那家伙是可以胡编乱造，但别忘了，最喜欢跟女人鬼混的他，可是下半身被打瘫了。陈军和他的骗子好友胡编滥造，我看也快被网友们把半边脑袋打瘫了，剩下那半边，早被他自己烤糊焦了。 美国是个自由国家，允许人选择做坏蛋的自由（除非你伤害人身），但在正常状态下，绝大多数人是愿意做好人、能够做好人、而且不容忍坏蛋的。那些非要选择做坏蛋的人，最後一定是先把自己给灭了。举个例子，喜欢篮球的人肯定都还记得，90年代芝加哥公牛队的大明星乔丹有个队友叫罗德曼，也曾风光一时；但他就要做坏小子，出了一本书叫《就想坏》（Bad as I Wanna Be），封面是他的全裸照，只用篮球遮住了私处；前几年他还去北韩跟金正恩做好朋友。结果怎样呢，他就把自己给灭了。三次离婚、欠上百万孩子抚养费、家暴、酗酒、酒驾被抓等等，人们眼中的小丑一个。 同样，在中文推特、Youtube等各种自媒体上，那些不是认真交流信息和思想，而是胡编乱造、满口脏话、「就想坏」 的家伙们，大家看著呢，他们不是正在（或已经）把自己耍进下水道了吗？希望罗德曼这个坏样板的警示，能提醒一下那些「就想坏」的人们，人生只有一次，你坏得起吗？ 美国对官员和公众人物打赢诽谤案的苛刻要求，就是为了「任何信息都不受限制地、最大限度地、蓬勃开放流动。」 言论也是个市场，应该让大众自由选择，要相信多数人的鉴别能力，对不真实的信息、低级的言论等，应该用提供更多的信息来抗衡，而不是用绳之以法来噤声。在真正自由的思想市场中，最後一定是真实的信息、正向的价值占上风。 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欧洲、亚洲、澳洲等的钗h国家，对诽谤案，都开始学习和参照美国对诽谤官司的判例，尤其是网络媒体发达起来之後，诽谤事件暴增，美国的做法就更加值得效仿。当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把言论自由保护到像美国这种地步。所以有些名人被诽谤，跑到英国等地打官司（如果英国报刊转载了「诽谤」内容的话）。 所以，我的基本原则是，一般不会去打官司，尤其是诽谤官司。比如台湾《中国时报》去年连发好几篇文章，造谣说曹长青要让台湾人为争取独立死600万人。我从未说过这种话，只是在一个评论中讲了一个事实∶东帝汶人民在争取独立的几十年里死了25%的人口。於是《中时》就想当然地推论说，曹长青要以此比例让台湾死600万人争独立。如此哗众取宠的夸张，被很多中国媒体转载。几个月前台湾中天电视也造谣说我是因为拿了郭文贵一万美元，所以支持郭文贵爆料。像这两件事，我在台湾起诉的话，是可以告赢的，因为台湾没有美国这种针对公权力和公众人物的法律，前总统马英九告媒体人都可以胜诉。所以，就上述这两个谎言，尤其是在中国被广泛流传的 「要台湾死600万」 的谎言，气愤之中我不是没考虑过提告，但最後还是决定用言论对抗言论。 如前所述，在诽谤案中，一个人的「自救能力」，也就是「消除诽谤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能力，也是法官是否让你打赢诽谤官司的重要考量。所以，对以言论为职业的我来说，更应该用文字、讲话来回击。我在脸书和自己的《长青论坛》发表了长文痛斥《中时》造谣，也在台湾【政经看民视】节目中几度回击了《中时》和为抢夺【民视】经营权而恶意诋毁我的台湾味王公司董事长，我甚至在电视上呼吁抵制味王的产品。在自由世界，在自媒体时代，到底谁怕谁？虚假害怕真实，恶行害怕道义。 对那些个人攻击的谣言，下水道里的小丑们怎麽闹，目前我没工夫搭理（但不等於我永远不收拾他们）。但之前还道貌岸然的陈军跳出来，尤其是这个二千万的谣言，牵扯到几十年来默默地帮助我，做出很多牺牲，而且一直是很低调的妻子，所以令人加倍地愤怒。我不可能就这麽吞了。 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知道自己的力量在哪里。我会慎用，但需要时绝不吝惜。明摆著无论我多有理，打诽谤官司的结果，都远无法跟我打舆论战相比。在今天这个网路时代，不仅可以自己战斗，还有相信真实和常识的网友们也会助战。 在写完本文之际，看到网友们挖出了陈军在纽约跟中共领馆高级官员、跟海航高层合影亮相的「光荣历史」，再加上他力挺吴征那类大骗子，这些都已清楚展示了陈军是个什麽人。这人一边干人妖之事，一边不举牌坊活不下去，难怪又「撕」又「烤」的。他还活著吗？网友们是否应该呼吁拒绝去他开的饭馆吃饭、抵制他参合的任何「事业」呢？这种跟中共官员、跟大骗子们搅和在一起的人，「投资」应以追求真实为本的媒体事业，【明镜】还能净吗？还有前景吗？陈军的花舌头怎麽说资金来源，有任何可信度吗？坦率地说，谁能跟陈军这种双面人（且不谈他的浆糊脑袋）合作、做朋友，简直是不可思议。 用写这篇文章的方式回应陈军这类人的谎言，对我来说远比打诽谤官司容易且有效，咱们继续走著瞧。 在自由的国家，以言论对言论，通常是保护你自己言论自由的最好方式；在有法治的国家，也并非凡事都诉诸法律才是最佳途径；在正常的环境下，真实和常识一定能战胜谎言和荒谬。在「挺郭」/「砸锅」各种要「打诽谤官司」之声喧嚣尘上的时候，我写这篇文章，希望以此跟思想的战友、理念的朋友们共勉。 2018年2月23日 附录几篇我写的关於言论自由的文章，供想进一步研究诽谤案的读者参考∶ 曹长青∶自由思想的传播者—访研究诽谤案专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士 caochangqing.co..php?News\ID=334 曹长青∶如果杜愚在美国告《前哨》——裁决媒体诽谤案的原则 caochangqing.co..php?News\ID=318 曹长青∶政府不可做「裁判」——皮条客 Vs.宗教家 caochangqing.co..hp?News\ID=1570 曹长青∶见到拉登采访还是报警？ caochangqing.co..php?News\ID=419 曹长青∶中美媒体不同在哪里？ caochangqing.co..php?News\ID=347 曹长青∶博客骂「婊子」在美国的官司 caochangqing.co..hp?News\ID=1984 曹长青∶美国记者「不付钱」 caochangqing.co..hp?News\ID=2502 曹长青∶伤人的言论要不要保护？ caochangqing.co..hp?News\ID=2356 曹长青∶嘲讽立委婚外情该当何罪？ caochangqing.co..hp?News\ID=2382 曹长青∶网路「实名制」反动透顶 caochangqing.co..hp?News\ID=3731 曹长青∶如果美国记者撒了谎 caochangqing.co..hp?News\_ID=3629 2018-02-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郑义：曹长青《和刘宾雁分道扬镳》断章取义（下）
本来，讨论曹长青文风的文章，我只准备写一篇（见香港《开放》月刊2006年3月号）。这两天稍有闲暇，又突发奇想，不妨把曹加以引证的三篇文章也找来再读一番。（三篇文章是∶刘宾雁的《寻找共产党》以及两位记者对刘宾雁的采访《走出千年泥泞》和《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读後，对曹长青的文风又有新认识，现与读者诸君分享。 曹长青十分宽容地写道∶「刘宾雁在中国当时那种封闭情形下提出『第二种忠诚』还有情可原，但他在美国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接受纽约『新唐人电视』采访时，还明确宣称∶『《第二种忠诚》里应该说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我认为应该提倡这种精神。』」 ——曹长青的以上转述能否信任呢？我找来这次电视采访（《走出千年泥泞——访刘宾雁》）一查对，发现原文与曹文的转述大异其趣。曹长青从原文中删去了对『第二种忠诚』的解释，代之以省略号，只留下了一头一尾。他删去了什麽内容呢？——「我认为有三种忠诚∶一种是老黄牛，党说什麽就是什麽，愚忠吗（嘛）。第二种忠诚是敢於提出不同意见，敢於坚持正确意见，敢於和党内错误的东西作斗争。我写的两个人都不是共产党人，但都对党的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面对面的进行了斗争。」本来，作家采用易於误解的题目和提法（如「第二种忠诚」）属於「走险」，这是需要进行一番解释的。在经过如此剪裁的文章里，刘宾雁成了一个对中共尽愚忠的老顽固∶「在美国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还「提倡这种精神」。在被曹长青删节的文字里，刘宾雁恰恰以明确的语言解释了「第二种忠诚」不是愚忠，而是「斗争」。你可以说刘宾雁还不够彻底，共产党不仅仅是错误，而是罪行等等，完全可以，但你不能断章取义，故意省略掉人家的核心内容，歪曲观点，然後武断地宣告「第二种忠诚」就是「对共产党的忠诚」。作为一位著名的成熟的写作者，这有明知故犯之嫌了。 事情还没有完。紧接下来，曹写道∶「这家电视台的专访结语是，刘宾雁『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期待著有一天他的真诚能够得到党的理解。』」——好极了，他终於找到了一个同盟军！但是，这里说的，似乎不像是我们大家所了解的刘宾雁呀！我只有再去查找原文。天哪，这哪里是什麽「结语」！连全文的一半还没到。而且，重要的是，虽然采访的是晚年刘宾雁，但此处所谈论的，是刘宾雁刚刚被打成右派之後的状态，是青年刘宾雁。曹长青在这里有两处要紧的改动∶第一，把刘宾雁青年时代的已属於「过去时」的政治幼稚偷换为晚年的「现在时」的愚蠢；第二，把采访者在文章前半部分的一句话偷换成「专访结语」。如此一来，刘宾雁1957年刚当右派时的思想，就神奇地越过半个世纪，原封不动地成了晚年的思想！刘宾雁自1957年之後大半生的贬谪、抗争、流亡及其思想流变，全被一笔勾销。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使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再怎麽也是说不过去的。 让我们来看看，同样一位曹长青，在几年之前是如何写的。在回顾他曾任副主编的《深圳青年报》成就时，他写道∶「该报还独家了发表当时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作家刘宾雁写的有争议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肯定性评价，其醒目套红标题为∶『一个国家没有第二种忠诚就不能兴旺，一个政党听不得不同意见就不会长久』。该报道援引万里的话说，中国这场改革不仅需要雷锋式的第一种忠诚，更需要陈世忠式的第二种忠诚。『即敢於冒死向党中央上书，呼吁政治决策民主化，反对政治盲从。』」——注意∶在曹长青的这篇文章里，「第二种忠诚」就不是忠诚於共产党，而成了「反对政治盲从」。不仅如此，曹长青还在「直接挑战共产主义制度」的小标题下，写了大段介绍「著名敢言作家刘宾雁」的文字。（曹长青∶《抗争的声音∶ ——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三》）在需要批评刘宾雁时，这些几年前说过的话，他忘了。 让我们再回到电视采访上来。 曹长青所谓的「结语」不是结语，那麽真正的结语是什麽呢？《走出千年泥泞》的真正结语，是在曹文所引证的「结语」3千馀字之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这首诗来形容现在刘宾雁也许是再也合适不过了。他的一生可谓是风风雨雨，坎坷不平。但他却从未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没有因为得到荣耀而变得阿谀奉承，也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屈服权势。他始终保持著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所应有的气节。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由衷地祝愿刘宾雁先生顺利完成他的宏伟写作计划，更期望我们的祖国早日走出那千年的泥泞。」 曹文歪曲多维长篇专访《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 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曹长青继续写道∶ 「纽约《多维时报》在刘宾雁去世前几个月对他的长篇专访，题目就是『寻找共产党』，这是刘宾雁用过的文章标题，他对采访者说，他写过的文章，最喜欢的是这篇，该篇的核心论点，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有过了前述阅读体验，我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对曹长青文章持无保留的信任。我找来《多维时报》这篇专访，作者是高伐林。听到刘宾雁说他最喜欢的文章是《寻找共产党》，高伐林反问道∶寻找共产党？为什麽？！——显然，这又是一个易於引起误解的属於「走险」的题目。於是，高伐林特地把「寻找共产党」定为小标题，进行了大段引述。 记者引述刘宾雁的《寻找共产党》∶「八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产党。下场各有不同。」1980年，刘宾雁在张志新的档案里看到，她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不管审讯者问她什麽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因为文革使她认清了毛泽东，知道这个党走到邪路上去了。」张志新找党的下场是「被割断喉管」。——显然，张志新要找的党，不是割断她喉管的这个党。——刘宾雁写道∶「『她找党』的结果是找到了死亡。」 记者继续转述刘宾雁∶「又过去了十几年，那个党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还在首都创造了杀人的历史纪录，现在大学生中入党居然又成了热门！」——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还有这麽多人「找党」呢？刘宾雁继续写道∶「真正执著於其党籍的党员，有两种。大量的，不是进了牢房、尚未杀头的贪官，就是已经被『双规』或者可能被『双规』的官员。但在另一个极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份的共产党员，他们想尽其所能地减轻些百姓的痛苦。」——刘宾雁和这些少数共产党员要找的，显然也不是这个「腐烂」党、「杀人」党。 接下来，在和多维记者的谈话中，刘宾雁谈到「解放军围困长春期间曾有意地使15万人活活饿死」，「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血淋淋的真相」，「还多次提到毛泽东一夥手上不仅染著中国人的血，七十年代波尔布特屠杀百万以上柬埔寨人的罪行，是由中共指使，提供训练、装备、经费和军事顾问完成的。後来为保护那批杀人犯，中共又於1979年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以牵制越军对波尔布特的攻势┅┅」（高伐林∶《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专访旅美著名作家刘宾雁》）——刘宾雁要找的党，难道是这个杀人如麻的「血淋淋」的党吗？ 记者另起一行，鲜明地写道∶「他要寻找的共产党，当然不是这样的共产党！」记者总结道∶「文学上有所谓『永恒的主题』一说，对於刘宾雁来说，这一生的永恒主题是『中国老百姓』∶他们苦难深重的过去，他们不断恶化的现状，以及他们难以预测的未来。刘宾雁以一个最简单的标准──老百姓的处境，老百姓的希望，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来判断是不是该寻找的共产党。」 综上所述，读完多维长篇专访和刘宾雁《寻找共产党》两篇文章，不怀偏见的人们，应该能得出以下结论了∶ 刘宾雁所谓「寻找共产党」，大致有以下三层意思∶ 一是如张志新那样的少数党员，在寻找理想中的共产党（张志新找到了死亡）； 二是如贪官污吏那样的大量党员，投靠腐烂的共产党； 三是人民将清算双手染血的共产党∶「中共继续衰败下去，一旦政权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会是『寻找共产党』，不过这一回将不是投靠，而是算账了。单是『六四』和镇压法轮功这两笔帐，它就难以招架。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吃俸禄者，恐怕至少在道义上不能不分担一份责任。至於满朝文武，更难辞其咎。┅┅有理想、有抱负的共产党员，恐怕现在就该考虑如何同江泽民集团划清界限，另立门户了。」（刘宾雁∶《寻找共产党》） 你可以说刘宾雁仍然过於理想主义，你可以说共产党绝不可能改邪归正┅┅你唯独不能说刘宾雁的「核心论点，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我真是很困惑∶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情，使曹长青如此行事？既然对刘宾雁「怀念」、「感动」，还称之为「黑暗中一束道德的光亮」，又何苦如此这般？行文至此，又觉得文风问题恐怕不仅仅是写作规范和职业道德问题。更深一层，还在思想。真理在握，居高临下，自然想打倒论敌。谦卑一些，对自己留有一线疑虑，则又是另一种态度。 大多数作家并不擅长於逻辑严密的政治哲学式表达。刘宾雁亦然。他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的确也使他的许多政治表述有欠明朗清晰。这是不应苛求的。在他为拙作《红色纪念碑》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从十四岁到二十五岁，我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怀有强烈兴趣┅┅我并未发现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同样鼓舞我走向革命的俄罗斯文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有任何冲突┅┅」——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俄罗斯文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是刘宾雁思想的基础；二，刘宾雁认为，他所理解并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曹长青大约不会认同，我也不能简单认同。於是，当大家都说「马克思主义」时，我们三人的所指，显然就不能同一了。这里有名实之辨，是不应粗暴对待而要小心分析的。同理，我们在谈到共产党时，也各有相异的理解。我和曹长青认为那是杀人党，甚至就是「共匪」。刘宾雁虽然也同意是杀人党，但他感情深处，总是难以抹去他自青少年时代就以身相许的经历与信仰，还有那些仍然在苦苦支撑的好同志。这是刘宾雁「不彻底」之处，但这也是刘宾雁比我们更富於人性之处。限於篇幅，此一问题，不打算在这里展开。 曹文张冠李戴更改引文出处 真可谓开卷有益。在阅读过程中，我多次看见如下一段文字∶「刘宾雁在自传中说，『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敌人。』」这段文字，位於曹文「刘宾雁认不清共产党的狼性」那一小节中，目的要证明刘宾雁对共产党的幻想与忠诚。我觉得刘宾雁这段话很眼熟，记得还标了红，不是自传，而是哪篇文章。稍一查阅，果然，其出处是《走出幻想》（《北京之春》1994年第1期）。但曹文明确说引自刘宾雁自传，这就等於说刘宾雁自己抄自己。这倒也不希罕，但怎麽一字不改呢？我上网查刘宾雁自传，认真阅读了反右前後几章，没有找到这段话。会不会在其他位置呢？又特地找来一个便於电脑查找的刘宾雁自传文本，分别搜寻了四个关键词∶「同心同德」、「创造性」、「献出」和「最危险」，结果毫无所获。也就是说，这段引文并非出自刘宾雁自传，而确实引自《走出幻想》。——这可真是一件费思量的事情。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的猜测，读者诸君看是否有理∶曹长青引述之目的，是要证明刘宾雁对党的忠诚与幻想，如果注明引文出处是《走出幻想》，说服力恐怕就不太强了。可是，引文还是符合需要的，不如就把它嫁接到自传上去，反正也是回忆性文字，谁能看得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可能我误解了，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不过，以我这智商，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了。如果真是这样，也就不好了。 我不反对批评刘宾雁。我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真诚拥护者。刘宾雁确实有局限性，并非完人，但要批也不是这麽个批法。我只希望，批评时，要遵守基本写作规范，要注意人的复杂性，不能选择性太强，把不符合自己论点的材料全部扔进大西洋。曹长青使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位他希望我们相信的刘宾雁。他笔下的刘宾雁，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来看看生活中那个真实的刘宾雁∶ 「┅┅几乎从我接触中国共产党那一时刻开始，它对於个人、个人自由的近似残酷的压抑，便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了。」（刘宾雁∶《红色纪念碑》序言） 「中国共产党正在向黑社会势力转交政权。官方承认，黑社会已经拥有三千多万人马，是中国除共产党外最强大的有组织势力。共产党和黑社会在广大地区已经组成联合政府。」（《刘宾雁在独立笔会自由写作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见博讯网笔会网页） 「一些不知近代文明为何物的农民领袖┅┅迷信武力、推崇蒙昧，对现代文明油盐不进，否定个人和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便以『革命传统』之名推行全国。残酷、卑鄙和虚伪便成了中共的三大法宝。」（刘宾雁∶《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刘宾雁∶《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我们这一代人曾以为自己献身於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可以使我们的子女生活在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此刻，我们下一代中的优秀分子不是已经惨死於屠刀之下，便是在被疯狂追捕之中。┅┅/四十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叛亲离，遭到全世界的敌视，从未曾如此脆弱，以致必须靠谎言以及对一切可疑者斩尽杀绝的办法图求苟安。┅┅/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埋葬它的最後一批封建军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刘宾雁自传後记》） ——这是我随手摘录的几段文字。这类文字，只要篇幅允许，还可以这样一直摘录下去。如果写下了这些文字的刘宾雁「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分子」，那谁还是呢？是我？是曹长青？难道这就是「眷恋共产党」（见曹文）？难道这就是「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最後这段文字，写於六四镇压之後不久。那不可抑制的义愤至今仍在字里行间燃烧！正是类似的写作和演讲所反覆发出的对中共极权制度的绝决声讨，使刘宾雁夫妇开始了长达18年的漫长的流亡生涯。一直到临去世前两个月，被癌症消耗得饮食难进、气息奄奄的老人，还通过广播向欺凌工农民众的统治者发出最後的抗议。为著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刘宾雁确乎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了。 刘宾雁∶人道主义传统的光辉典范 曹长青责问道∶「没有人要追究那些老共产党人的责任，让他们上绞刑架，但他们为什麽就死活不承认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呢？如果他们都没错，从胡耀邦、赵紫阳，到刘宾雁们，个个都是受害者，都没有责任，难道中共的所有罪恶，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干的？」 这段责问是有一定道理的。每个参与者，都要分担责任，都要忏悔。哈维尔已经把话说透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细思量，胡赵刘们参加革命尚在青少年时代，我和曹当官方报刊副主编已在40岁上下，完全懂事了。在这个意义上，曹和我有没有罪呢？将心比心，我们又承担了什麽罪责呢？在上述曹长青介绍《深圳青年报》成就的文章中，唯有评功摆好，罪责是丝毫无有的。 中国共产党，从它武装暴动武装割据起，经两度内战、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人造饥馑、文化革命、六四屠城直至今日官匪勾结圈地抢钱，其罪恶真可谓罄竹难书！但作为这个政治集团中的个人，则又需要具体分析。胡耀邦、赵紫阳作为共产党领袖，确实参与过许多不义与血腥，（手上没血，能爬到高位吗？）但是，当他们为著抗拒邪恶而自觉担当苦难之际，以往的罪错已经洗净，而开始变得圣洁。我找不到法理依据，但良知如是告我。那些推动过共产极权社会走向瓦解的前共党领袖们，如匈牙利纳吉、捷克杜布切克、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等，都得到人民的理解甚至敬仰。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过瞬间之事。刘宾雁对中共革命的认识确有不足，这是他的局限。如果他有更深的反省自然更好。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他参与不深，体验有限。他只是短暂参与过土改，同情则在地主方面。许多青年人抱著高尚理想和献身热情参加到这样一场革命中去，这不是道德悲剧而是历史和命运之悲剧。刘宾雁觉醒较早，中共建政之初，便率先揭露阴暗面，影响遍及全国，一生不改初衷，遭毛、邓、江、胡四代君王嫉恨。两次开除出党，22年右派（其中5年农村劳改，两次「戴帽」），18年流亡外邦，却愈挫愈勇，至死坚贞。如此刘宾雁，还需要怎样追究责任呢？哪怕流亡至死抗争至死，也罪不可赦吗？ 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不会有政治罪名，不会有集体罪名，更不会有集体的政治罪名。当年，共产党以集体政治罪名「国民党」、「反革命」处决了数百万政治反对派，有朝一日，我们也会翻过来以集体政治罪名「共产党」、「极权主义者」处决政治反对派吗？或者，我们也来打他多少万「左派分子」吗？如果有幸活到那一天，我一定会说∶「弟兄们，对不起，这不是我终生为之奋斗的那个社会。」我也会像刘宾雁那样，和这个新型的专制英勇对抗，并以残存的生命，寻找真正的右翼。 我不是暗示曹长青将会如何，我们这里在谈思想。那麽，从思想上敌视、歧视刘宾雁与之「不谋而合」的西方左派也是合宜的吗？曹长青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言之差矣。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极权社会里的人，热烈向往西方民主制度，对西方左派多有怨怒，倒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再往深处里思想，这里没有异端，或者异端也拥有同等的权利。所谓自由社会，就是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真正自由的社会。一切思想，包括曹长青与我极其厌恶的共产主义思想，在这里都不受歧视，而拥有机会均等，表达自由的一席之地。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其自由、平等可以抵达其逻辑的顶点∶那些宣扬不自由不平等的思想，在这里也是自由平等的。（再具体到刘宾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不认为「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又没有撒谎习惯，你叫他「承认」什麽？） 如果我自称为右翼，那不仅意味著我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而且也意味著我要坚守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来反对他们。 我批评曹长青，并不是说我就比他高明。他的许多文章我都是很赞同的。这篇《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也有积极意义，至少它的出现，促使我们加深了对刘宾雁思想人格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属於「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是读著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长大的。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与刘宾雁相比，我们的阶级性太强，而人性太弱。我们心中的悲悯太少而仇恨太多。所以，对曹长青的批评，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我的自我反省。环顾前後左右，在我所熟悉的所有同时代人中，刘宾雁还是最纯正杰出，最富於爱心的。 刘宾雁对人民、土地、祖国的永恒之爱，他的坚贞不屈，英勇献身，他的悲悯谦恭，希望信仰，是人道主义伟大传统在中国的光辉典范。这个充满人性的人物，是中国现当代史中深重苦难馈赠於我们的回报。他的生活与思索，超越了阶级、政治、党派、意识形态。他属於全体中国人。 2006年2月8日於华盛顿D.C.（原载《民主中国》） 曹长青回应∶“阴谋论”太伤害自己——致郑义先生（下）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1377 2006-04-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5👍 0💬 0星期专论∶一碗面里的一只臭虫
14年前，在美国那个著名的辛普森涉嫌杀人案中，当时洛杉矶检方查获大量辛普森杀人的证据。案发後，辛普森还驾车逃跑，并用枪顶著自己脑袋，想自杀。但在众多确凿证据下，辛普森却被判无罪。因为辩护律师引用了这样一个取证原则∶「一碗面里的一只臭虫」。这是一个比喻∶我们吃面条时，如在碗里发现一只臭虫，绝不会再去找第二只，而是把整碗面都倒掉。在司法中，如检方有不法取证，违背无罪推论原则，那麽无论他们已掌握多少确凿证据，这个案子也无法成立。 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指出并证明∶司法人员在侦查过程中，有些关键证据的取得明显不合程序，甚至故意要给嫌犯定罪。而且那个涉嫌移动了证据、参与办案的白人警探有过种族主义言论，被认为出於歧视而栽赃。於是，由於一两样证据不是合法获得，结果所有的证据都不被陪审员采信，辛普森获判无罪。 美国司法的这种做法，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嫌犯的个人权利，最大程度地制约检方滥权。因为嫌犯作为个人，一旦落到代表政府权力的警方、检方手里，如果他们滥权，其对个人权利的危害，是远比个案犯罪要严重得多的问题。 德语作家卡夫卡的著名小说《城堡》和《审判》中所描绘的，就是个人面对巨大的权力那种完全的无奈、无望，只有被宰割和践踏的命运。对於个人权利意识相当强烈的西方人来说，在保护嫌犯、甚至罪犯的权利和容忍司法滥权之间，他们必定选择前者。而对习惯专制制度、个人权利意识淡漠的亚洲人来说，经常是在对涉嫌的犯罪行为痛恨的同时，忽略甚至完全不顾嫌犯的个人权利。 ●马英九早给扁案「定调」 今天，被国际舆论关注的陈前总统一案，已远不是「一碗面里一只臭虫」，而是满碗都是「臭虫」∶首先，检方明显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扁案曝光後，媒体上的爆料，几乎都是只有特侦组才能掌握的细节。所以早有司法专家指出，这是舆论定罪，完全违背「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其次，检方押人取证，用隔离恐吓、带手铐、剪长发等摧毁嫌犯人格尊严的手段，获取口供。 而近日公布的扁案起诉书，不仅其煽情、渲染、个人攻击的情绪化语言像讨扁檄文，而且多处提到关键的贿款金额时，都是空格，显示早在结案前起诉书就已写好，是定罪在先，取供於後。这种手法，让人想到当年主张台独（提出改国号为「中华台湾民主国」）的雷震被关押後，蒋介石就下令定调，甚至包括判几年。今天对扁案，给蒋家做秘书出身的马英九，早在起诉前就定调扁是「马可仕」。所以才有八个检察官在记者会誓言，办不出结果就下台，等於公开回应「最高领袖」的定调。仅这一条，这个案子就是政治案。 ●制度和文化的双重陷阱 同样是面对司法滥权，但陈水扁案和辛普森案还有很大不同。首先扁案不是杀人，也不是全斗焕卢泰愚的政府血案。其被控的犯罪行为，有相当的司法认定空间。这里有两个制度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国家层面，由於台湾半个多世纪的国民党专制，政商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已成为一个恶劣的传统，政治献金和贿赂之间的判断的确十分困难。所以检方滥权判案的馀地十分大，而且已经在做∶送钱者不当贿赂者处理，而接受者则按受贿者起诉。第二是民进党内层面，政治献金到底是给个人还是给政党的，没有什麽区分。民进党内清楚政治献金多数到了陈水扁那里，搞活动或竞选需要钱就去扁那里要，但却没有严格规定把党产和其个人资产分开，於是造成一个巨大的模糊空间。这里面陈水扁有没有责任？当然可能有。但今天，侵吞亿万国家财产（不当党产）的国民党政府，拿这两个制度层面的严重缺陷来清算陈水扁，是完全没有任何公平可言的。 其次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献金都是走支票，来往帐目清晰。而台湾是现金文化，红包文化。谁要能在这种现金、红包堆里理出一条清晰、清廉的从政道路，的确得有点圣人的德行、天才的本领。这个文化层面的问题，台湾大小官员全部心知肚明，今天马政府拿出一副包青天的气势痛宰陈水扁，不知会不会做噩梦。 ●「中国」司法人员审台湾总统 第三，在辛普森一案中，检方的不合法取证，是个别办案警探，不是检方的集体行为。而扁案的违反程序正义，是来自整个检调机构，来自执政党、总统府。 第四，辛普森案中的歧视问题，只是一个白人警探有过歧视黑人的言论。但在扁案中反映的，是国民党当局代表的「在台中国人」这个群体，对台湾人的歧视。他们对陈水扁上台的不容忍、不接受，世人皆知。在如此严重的歧视背景下，再由歧视者一方主导判案，等於是让三K党审理黑人案，其荒谬只能令人哑口无言。 第五，辛普森案只有种族歧视问题，却没有国家认同的政治问题。而扁案的政治背景像蓝天绿地一样清晰。由认同中国的司法人员，审判只认同台湾的前台湾总统，谈司法公正是天方夜谭。如果检方有种，让认同台湾的台湾人来审理这个案件。当然，这得等太阳从西边出来那天。 综上所述，扁案已是满碗臭虫，即使检方拿出陈水扁贪污了半个台湾国库的证据，也没有了任何意义。但令人恐怖的是，陈水扁面对的不是美国，而是那个可以把他和所有相关人员都吞噬的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面对这种情形，绿营难道就要容忍自己（和蓝营一道）把这满碗臭虫的面吞下去吗？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8年12月28日「星期专论」 2008-12-2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10👍 0💬 0寻找经济决策的政治基础
――重读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始终存在两种分歧极大的观点：一种观点深信政府可以纠正市场缺陷，这一观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已因国家债务失控、各种政府调节手段最终使经济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始终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和其他几位开拓者，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革新了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的工具。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种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论：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该模式指出，社会行为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市场或在政治市场活动的人采用不同方式处理人类决定的过程。一切传统模式都把经济决定视为制度的内在变化，而把政治决定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规律及其生产进行探讨。该模式指出：承担政治决定的结果的人应该就是选择决策者的人。这番话奠定了整个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从此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首先，布坎南指出“经济人”与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经济人——当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这背后始终包含着人们对这一选择的费用和收益的计算，不管这一费用是明晰的还是模糊的。而将这一前提用于对微观经济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它所导致的后果大相径庭。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被称之为慈善的专制者。这种政府以社会利益为自己利益，并且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同时它又可以保持一种绝对的权威，不受任何约束。布坎南认为，这种模式只存在于规范经济理论之中，由于它排除了政治因素如公共选择的作用，所以用来分析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行为，在理论上必然是荒谬的，现实中也一定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权就属于这种模式。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 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 布坎南关于政府模式的划分，为以后的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构造了一整套论述官僚主义的普遍理论，将政治学的经济分析引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经济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如果说经济学在他之前高高飘扬着哈耶克、缪尔达尔等几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伟大旗帜，那么在他身后，新一代经济学家在他的公共选择理论之上，开始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作出了意义远大的深层掘进。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布坎南的理论追随者中，有不少已成为日益显赫的“制度经济学”之代表人物。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更是用历史学的眼光透穿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我国近几年来由于在改革中遇到诸多难题，经济学界中的年轻一代已开始将眼光投向崛起才十多年的制度经济学，殷切希望将这一学派的理论精髓用之于中国的改革实践。 有志于研究经济学理论的人，不可不读布坎南的代表作《自由、市场与国家》。 （原载《深圳特区报》1997年1月15日）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他心中有个「绿岛」—陈水源《台湾人应有的历史观》序
我跟陈水源先生真是萍水相逢，只见过一次面，谈话约十多分钟。那是几年前在台北一次演讲会後，他找到我，说要翻译一本书，是潘恩（Thomas Paine）那本著名的《常识》，问我能否写序。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就是我跟陈水源的“缘分”。 我之所以一口应允写这个序，有两个原因∶一是潘恩是我敬仰的英雄，他的《常识》一书对美国独立起到重大作用。而美国的独立并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件。没有自由的旗手美国，今天的世界不可想像！ 潘恩是个英国人，却超越国族意识，鼓吹美国独立，认为人有选择权，这是“常识”。他呼吁人们拿起武器反抗，和英国决裂，建立一个新国家。连“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来的，因而他被称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号手”。 我曾经写过，纵观美国独立的历史，如果说杰佛逊奠定了独立的理论，华盛顿指挥了独立之战，潘恩则是用文字的号角，吹出了独立战争的士气和激情。三个人像“三角架”，为美国撑起了一个伟大、自由、独立的天空！ ●填补“空白”，值得支持 美国第二位总统亚当斯对潘恩推崇到这种地步∶“如果没有《常识》作者的这只笔，华盛顿所举起的剑，将是徒然无gong。历史将会把美国的革命归gong於潘恩。” 因为不要说当时在美国很多知识份子都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对美国独立缺乏认知，更不要说支持，甚至连华盛顿本人原来也对“美独”认识不清而犹豫，後被潘恩的《常识》说服和打动，而完全放弃对英国的幻想。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们必须和英国政权一刀两断”。当时美国才三百万人口，《常识》卖了约五十万册，是仅次於《圣经》、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这样一本重要的书，台湾却一直没有繁体字译本（真不可思议），陈水源先生填补这个“空白”，实在很有意义，值得支持！ 另一个原因是，在台湾，教授学者、翻译家很多。但这项重要的工作却一直没人去做。专业是农业（台大农学院博士）、後做政府休闲旅游区规划管理和外交官，已退休的陈水源，却有这种责任意识，令人欣赏和钦佩。我对这种敢於尝试mission impossible的精神，有一份特别的敬意。所以一口应允，并认真写了很长的序（“没有潘恩，自由的美国不可想像”）。 ●坐船去绿岛把我害惨了 为什麽陈水源要费心费力做这种事？後来我去曾关押政治犯的“绿岛”参观才找到答案。 一次偶然通电话，跟陈先生提到我在台行程中准备去看绿岛。去绿岛必经台东，当地朋友已帮订了飞机票，但陈水源建议，最好坐船去，可体验当年政治犯的感受。但陈先生这个建议，可把我害惨了∶ 我和妻子一起上了船，但船刚出港就开始晕船，那天恰巧风浪较大，那船感觉要飞起来，翻江倒海，我的胃要从喉咙跳出来。我是黑龙江人，属於旱鸭子，以前从没坐过海上的船，那种五脏六腑都要呕出来的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让妻子按住我，否则感觉整个身体都会随著眩晕呕吐感被掀到船外。从台东坐飞机到绿岛，只十分钟；坐船也就半个多小时。但我简直像经历了人间地狱，熬到下船时，几乎不能行走了。 幸亏陈水源先生的安排关照，他的一位部属开车接我们到其管理处，喝了热水，勉强吃了点东西，休息一阵子，才好像缓解一些。妻子有点担心我的身体，建议取消这次参观，休息一会就乘飞机返回。但我觉得好不容易“熬”到绿岛，不去看那些监狱，太不甘心。所以硬挺著头晕後遗症，去看了曾关押政治犯的“绿洲山庄”博物馆。 在绿岛参观，其实得有一整天时间才比较充裕，因有很多需要仔细看的内容，也值得摘录，或坐在那里静静思考。那些凄惨的过去，那些不屈的精神，还有狱中的坚贞爱情等等，很多滴血的细节都令人感叹不已。 在监狱旧址，我们还看到曾关押施明德的囚室，小得只比壁橱大一点，里面除了马桶，四周是沙发垫墙壁。这种橡皮墙，让你想撞死都没可能。一个人在这种环境被关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最後还去歌颂国民党（施明德去年来美国接受联合报系的《世界日报》采访时竟歌颂蒋介石），可能当年真的撞橡皮墙，把脑子撞“坏”了。 ●绿岛使她从蓝变绿 参观地有位年轻的女解说员，很和蔼并有耐心。在交谈时，我问她可否问个私人问题。她以为我会问年龄、婚姻等常识性的“个人问题”。但这个开朗、开明的女孩爽快地答应了。但我却问她“是蓝的还是绿的？”在美国，妻子曾批评我说，我经常不假思索地问人家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因在美国很多人对自己的政治观点、党派也不那麽公开，这麽个问法有时让人很尴尬。可我原来做记者的习惯，总愿开门见山，把观点弄清楚，才好交谈。 这个女孩说，现在是绿的。我说，这意思是你原来是蓝的了？她说原来对蓝绿不那麽分明，只是跟著家人“蓝了”。但自从调到绿岛工作（才半年多），了解到过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台湾的真正历史，就自然“变”了。听她一席话，我相当感慨，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到这里工作，或让台湾的中学生分批到这里做“短期义工”，他们就会学到台湾自由的历史，台湾先驱的抗争，他们也可能像这位女孩一样，不再盲从，而变成台湾走向正常独立国家的新一代推手。 可惜民进党执政八年，对这个必须做的历史教育和民主转型，重视不够。这在我们去“第十三中队”参观时，感受更强烈。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当年设有十二个中队。所谓“十三中队”是被戏称的幽灵中队，被折磨死的政治犯等，就都埋葬在那里（燕子洞附近山坡）。 当年有一千多名政治犯被关在绿岛，这跟当年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关押民权领袖曼德拉的罗宾岛监狱类似，即使不设防，也没法逃，因无边的大海，翻天的巨浪，想游水出逃，等於送死。 ●等於纳粹旗插到奥斯威辛 当年被送到“十三中队”就是送到鬼门关，而今天去那里，仍好像通向地狱，因为简直无“路”可走，路面坑坑洼洼像密布的陷阱，车子爬行，如蹦蹦车般起伏颠簸。在美国住宅区等设有路障bumper，阻止车开快。但去往十三中队的路，好像每一步都有bumper。我当时感慨，怎麽民进党执政後不修这里的路？这是一条多麽重要的路，它是通向历史记忆的路呵！ 到了“十三中队”，更令人伤感，那里只见荒烟蔓草，墓碑大多被淹没，只剩几根斑驳的公墓立柱。当年绿岛的政治犯，刑期逾三十年的超过三十人。但这样一个“绿岛”，别说没像南非监禁曼德拉的罗宾岛那样转化为世界遗产（已被联合国命名），连很多被关押的民进党员执政後，都没予以充分重视。今天台湾所以缺乏民主转型，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一些原因和线索。 当时台湾正值大选，绿岛插满了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的竞选旗帜，却不见一面绿营的。看到这个景象，我非常不解，甚至是愤怒！如果是在杀害犹太人的奥斯威辛旧址，别说完全不可想像插纳粹的旗帜，即使今天的民主德国的旗帜，也不能插到旁边，否则不知全世界犹太人会多麽强烈地反应！可在台湾，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才被结束十多年，青天白日旗又覆盖了绿岛（这并非夸张，当时触目可见国民党的竞选旗帜）。我当即向绿岛管理处的一位官员抱怨，这太不正常，太可怕了！你让外来参观者做何感想？这位管理处科长说，他也感觉不好，曾给台北的国民党总部打去电话，但刚说了没几句，对方就训斥说“你什麽意思！”吓得他赶紧挂了电话。国民党的嚣张，台湾人的恐惧，从这件小事，也可见一斑。 ●陈水源要正本清源 从绿岛回来，我明白了陈水源为什麽要费心费力翻译潘恩的《常识》。因为他心中有这块“绿岛”。他曾做过观光局“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对绿岛的管理等投入过心血，更了解这块土地和台湾人的血泪。他要启迪更多的台湾人，像当年美国人民那样，懂得争取国家独立，自己做主人的尊严！ 而要获得这份“常识”，就得像那位女解说员那样，了解台湾的真正历史，而不是国民党的灌输和洗脑。陈水源翻译《常识》，就是恢复台湾人的记忆，恢复历史的真实。 对极权洗脑有深入探讨的《一九八四》作者奥威尔在书中说，“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也就是说，谁塑造了过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谁就为继续掌握未来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台湾的蓝绿、统独之争中，谁掌握对历史的解释权，谁就掌控未来。所以，陈水源要正本清源，从根基做起，传播人民有权选择的“常识”，以永远结束“绿岛”制度。 正因为他心中有那块绿岛，所以退休之後，他不是跟儿孙享受天伦之乐，而是孜孜不倦地写作，从原来写观光旅游区管理，转向研究台湾历史，陆续写出了《台湾历史的轨迹》、《台湾历史的传承》、《人生自述》及翻译《常识》等七本书，这本《台湾人应有的历史观》是最新力作。 ●交叉对比，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把翔实史料（都有出处）和台湾当前时局融为一体，有纵向过去，又有横向今天，交叉对比，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可成为迅速了解台湾历史和现实的教科书。台湾的中学生，或者像那位绿岛监狱博物馆做解说员的女孩，只要读这本书，就会得到对台湾历史和现实的鸟瞰般的宏观知识及思想启迪的力量。作者在书中说，“台湾民主转型未完成，仅靠计谋、策略行事，而不靠理念、原则及方法，是无法取信於民，绝不可能赢得最後的胜利的。”所以，他在这本力作中，强调历史真实的“常识”，强调人民应坚持理念、勇於斗争的“常识”。 这本书再次让人看出，在陈水源先生的心中，不仅有那块代表国民党专制历史的“绿岛”，他要恢复人们记忆，恢复台湾真正的历史；他的心中更有另一个“绿岛”，那就是镶嵌在太平洋的美丽的台湾！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期使有朝一日，能共同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人权的独立国家，使後代子孙能生活在一个安全而无恐惧、而快乐幸福的美丽宝岛——台湾。” 从《台湾人应有的历史观》中，你可以看到两块“绿岛”，一块代表过去，记忆深处的永恒历史；一块代表未来，终将成为新国家的美丽台湾。 2011年3月14日於美国 注∶本文是为陈水源先生新著《台湾人应有的历史观》写的序。该书四月初由台湾晨星出版公司出版。 ——节缩本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11年4月 2011-04-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7👍 0💬 0中共摆阔叫穷“两张脸”
不久前，联合国召开第46届年会，会上就联合国经费分摊问题，进行了讨论。因为多年来，联合国的经费，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承担，其他国家担负的比例非常小。中国虽然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并且近年经济和军事崛起，但承担的联合国经费，一直比例非常小，直到2000年，还不到1％。 在联合国大会讨论分摊经费时，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又像以往那样，强调中国底子薄、人口多，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中国的联合国会费支付能力不应脱离中国国情”，中国“国内尚需解决的问题还很多”等等。一句话，不愿意多交会费。 联合国现有192个成员国，但美国这一个国家，在联合国成立这六十多年来，一直承担主要经费，多年都在30％以上。近年虽有所调整，降至22％，但仍是联合国经费承担最多的国家。第二名是日本，原来承担19％以上，近年因经济滞缓，下调至16.5％；第三是德国，承担8.5％，第四是法国，承担6％。 在各国呼吁下，近年中国的联合国经费从不到1％，调至2.7％，并预计将来增到3％，但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仍然是最低的。 200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为14.3万亿美元，中国的GDP也已达到4.2万亿美元，已近美国的三分之一。但中国答应把给联合国的经费提高到3％，还不到美国承担的七分之一。也不到日本的五分之一，虽然中国的GDP已接近日本（4.8万亿美元）的水平。更不要说英、法、德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低於中国，但承担的联合国经费，却是中国的数倍。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强调，联合国经费的分摊，要按照“人均收入”原则，而不是按照国民生产总值。这样中国就有一定理由，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现在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但国际社会不满的是，中共在分摊联合国经费时，就拼命喊穷、叫苦；但是，中共在大阅兵，炫耀武力时，就不穷了，而是富得可以大手笔，多少亿多少亿的挥金如土。例如，最近这次中国十一大阅兵，据俄新社报导，就至少花费了160亿人民币。而北京在举办奥运会，炫耀国威，用群体主义给老百姓洗脑时，更是砸下了650亿美元（等於平均每天花40亿），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奥运会。全部中国奥运开支，据统计，是之前五届奥运会花销总和的一点五倍。 这就是中共的两张脸∶要它交联合国会费，承担一点国际责任时，它就叫穷，装出一副可怜相；但是它要炫耀军事崛起，恐吓自己的人民和对岸的台湾时，就大手笔，花钱如流水，像暴发户，故意摆阔，绫罗绸缎，耀武扬威。 而在中共摆阔、耀武时，据联合国报告，中国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赤贫人口，有近两亿；每天收入不到两美元的贫困人口，有六亿以上；绝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无数豆腐渣工程的学校建筑没有改进等等，等等。 面对外部和内部，中共一直是两张脸∶对内撕破脸，直接用暴力统治；对外扮假脸，还不断“变脸”，欺骗世人。这就是共产党的本性。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9年10月15日 2009-10-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你们必晓得真理——柴玲致教会关于远志明系列强暴案的第 5 封信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柴玲致教会关于远志明系列强暴案的第5封信 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长老，牧师们， 主内平安！ 作为一个被远志明在24年前强奸后还没有完全得到完全公义医治的的受害者，我再次谢谢您们的关注和祷告，也以公开信的方式表达两个内容和请求∶ 我作为一个受害者对18位华人牧者勇敢公正的的独立调查及公开报告的感动和对神的公义彰显的感恩∶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3900； 我作为一个受害者对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主席谢文杰公告的震惊和愤怒∶http://www.chinasoul.or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view=article&id=3794&Itemid=48&lang=zh-cn A. 感谢勇敢独立牧者的调查∶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的公开信发出后的三个月里所发生的事，只是过去的三年多的痛苦经历的缩写。2011年10月我跟远志明很单纯的希望能达成道歉和解的谈话，没想到竟成了似乎是对华人教会的黑社会似的帮派组织系统的挑战。难怪远志明当初可以很傲慢的几乎像黑手党似的威胁我∶“柴玲，你给人讲这件事，会对你自己会没好处”。 但我感恩的是我还是被神从几乎失去对耶稣对教会信仰的死亡边缘上不但被救下来，还让我看到中国教会还是有神的公义存在。从13位牧者的呼吁到18为牧者的辛苦迅速调查，和另外几位受害者的勇敢检举，以及万润南先生等的勇敢作证，到很多兄弟姐妹发表鼓励的文章，话语，更多的朋友昼夜不息的祷告托住等，我和我的家庭深深感谢您们！ 我对18位牧者严肃仔细的调查，认真为教会，为受害者的负责，对被告者的公平，对被告者的负责机构的耐心交流和沟通，充满了敬意。对报告发表后他们受到的种种诽谤，攻击，很难过。谢谢您们甘愿做神的好牧者，为羊，为教会舍命摆上。愿耶稣的应许给您们带来安慰。“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11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B. 对神州传播协会董事会主席谢文杰公告的震惊和愤怒∶ 作为一个受害者，看到远志明所在单位的董事长在看到另外的证人的举报后，不但不责怪质问谴责远志明，反而来污蔑恐吓独立调查委员会公开报告及其他传播真理真相的任何机构，实在是让人震惊和极为愤怒！ 下面是几点关于公告的质疑∶ ● “匿名同工”。调查报告明明有18位牧师的公开签名；谁在匿名？ ● “未经当事人认可”。谁是当事人？我是受害者，我是当事人，我认可了。我相信其她的受害者当事人也都认可。远志明做为被告人拒绝合作，那是远志明对神的权柄的傲慢还是反叛？ ● “未经司法部门审定”。各方都是教会信徒，圣经教导明明不允许到不义的人面前求审。（歌林多前书6）司法部门怎麽会干涉教会内部的审判处理？名牧没有教导董事长基本的圣经原则？ ● “非法私立罪名”。哪里非法，哪里私立？什麽罪名？需要证据。 ● “并在公共网络上散布流言蜚语”。哪些是流言蜚语？哪些是不实的？请拿出证据。没有证据，神州就是在散布流言！ ● “其作法已远远超出教会范围，破坏教会体统，严重损害神的教会”。请问您认为教会的范围是哪里？您认为牧师们遵守圣经的教导“17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赛亚书1∶17）是破坏教会，那神州对罪和对罪人的包庇反而是建造教会？ 神州否认调查团的正当性、公正性与合法性∶这麽久了有监督管理远志明责任的神州董事会迟迟没有让远志明测谎或认罪，反而给了远志明一年的安息，看来像是以实际行动逃避面对罪的责任和调查，任由网上不明真相的人随意伤害受害者。据苏晓康的回忆，1989年在巴黎的朱女士指控远志明强奸时，远志明也正好不在巴黎。这样处理罪恶的董事还有什麽资格否认18位教会牧师们自觉自愿的义务调查的“正当性、公正性与合法性”。http://www.chinasoul.or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view=article&id=3791&Itemid=46&lang=zh-cn ● “有关对远志明按牧后的指控”。那按牧前的指控，信主前的指控哪？那些受害者到哪里申冤？ ● “请当事人跟神州董事会直接联系，神州董事会会认真处理”。谁会再相信这样动听的承诺？ \# 我在2014年6月24日托证人牧师转告神州我跟远志明的见面结果，神州的反应是2015年1月13日在网上徐志秋的公开信最后一段才看到的。说神州不能道歉。# 我从来也没有要求道歉。我要求的是要远志明测谎来证明他的版本。我再在公开信里要求回应至今也没有得到回答。 \# 我们教会在2014年12月19寄给神州挂号信两个多月了没得到丝毫的回音，连个礼貌的回应说“我们接到信了┅┅”都没有。 \# 2015年1月1日13位牧师私下给神州发信，并copy给了我和远志明，呼吁他们积极处理，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 1月23日我的第3封公开信中，再次向神州呼吁，没有回应。 #我们的基督团契在2015年2月18日再次发给神州董事公开信，没有回应。 在神州这样屡次失信后，还说会认真处理，谁会相信哪？相反，18位牧师说调查就调查，报告写得清楚详尽，作为受害者和公众，我们愿意跟哪家合作呢？ 更何况，神州董事并不是牧师，并不能给受害者三重保护∶第一重是牧羊人对受伤的羊需要包扎爱护的神的委托保护；第二重是牧师对信徒必须保守隐私的法律规定保护；第三是受害者的举报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受害者的授权，任何人都不能透露的。18位牧者们的调查的过程，让我感到这三重保护。相反，在跟刘彤、徐志秋、周爱玲和神州董事会的申诉过程中我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和保护，反而备受践踏和伤害。公布出来，使其他的受害者不再走弯路再被害。 我并以此鼓励更多的受害者积极跟18位牧者举报，他们是公义可信的。面对类似远志明和神州董事谢文杰的威胁，我们更坚信神的承诺∶“如果神支持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希望您们能早日举报，为您们自己，为您们的家人早日得到医治幸福争战，早日加入神的工作来营救生命，战胜罪恶！ ●“神州保留对┅┅起诉权”∶神州在试图恐吓谁呀？无独有偶，在我跟举目要求发表我的第三封信，并且像他们发表徐周两信一样，让我的信也发表三天。他们不但没有发表我的信，反而把我的信私下转给徐志秋，徐志秋立即急忙给我发电邮，打电话，似乎用同样的法律诉讼的借口来阻止我发表澄清他们错误的回应。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他们怎麽不对自己说，“为什麽不宁愿受委屈呢？为什麽不甘心吃亏呢？” 让人震惊的是神州在这样众多的举证之下，没有表示一点对受害人的尊敬和同情，没有一点对远志明是无辜的表示和支持，自己不肯做调查，也不肯对自己的职员和董事远志明做调查（测谎或质问）或者公布调查结果，反而对众牧师们的调查来动辄以法律诉讼来威胁，难道神州不知道法律也是神定的？难道神州不知道美国是个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吗？难道神州不知道发表传播真理真相，经受害者同意，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是战无不胜的最好的保护吗？更何况神州自称是个福音组织。如此对公义真相的封杀，对罪的遮盖和纵容，还会有资格代表公义的上帝传福音吗？神的教导是∶“应坦诚责备你的邻舍，免得你因他担当罪过。”利未记19∶17，您们这样无视神的教导，难道一点也不畏惧神？ ● 谢文杰兄弟，您一个人代表董事会发表这样不可思议的公告，其他的董事同意您这样把他们拉下水承担基督里和社会上的法律责任吗？ 如果神州试图在教会里挽回已经失去的信誉和合法性，神州唯一可做的就是让远志明立刻对这四个案例做出公开反应。是，就要道歉认罪，不是，就要测谎证明。连这个基本的信托责任都不做，那神州董事会就是跟远志明在人在神眼里，一同犯罪并继续犯罪了！其他的董事们，您们值得为了包庇远志明让自己也在罪上有份吗？ 最近，对付性强暴有20多年经验的专家David Lisak在哈佛演讲，他提到这样一个数据和模式∶3%的天主教神父承认是性强暴的惯犯。性强暴的惯犯一般在15到16岁左右开始，他们即使在监狱中被强迫接受3-5年的治疗后，也只有很少的机率是被治愈的。他们一般平均每4个月犯一次罪。（如果这个数据应用在远志明身上，从1991年到2012年，可能还有66起事件或66个另外的受害者。）惯犯不止强奸，还犯家暴，强奸孩童等罪行。专家对麻州波士顿公立大学1821个男人的调查（U Mass Boston），中间76个人，犯了439起强奸，还犯了其他600起强暴，包括330是对孩子的性侵和强暴。 专家认为，在每一个性强暴惯犯的周围，都有些人叫做惯犯协助者，他们是有意无意的，通过协助和遮掩的方式来帮助惯犯一再继续地犯罪。在协助者之外，是旁观者。专家呼吁制定严厉的法律，通过彻底打击这些协助者来减少性犯罪。就像当年的酒吧行业一样，但法律允许受害者不但告醉酒开车伤人的人，并且告让开车人醉酒的酒吧时，这样导致了一些列的改变。使酒吧不再敢卖酒把人灌醉。 同时旁观者的文化也起了改变。比如说，“朋友不让朋友酒醉开车”这样的口号流行起来，朋友帮助朋友，醉酒开车伤人的事件就大大减少。专家说，对待性强暴的改变也是要通过这样的程序。现在美国国会也在积极地制定法律，准备严厉打击制裁对性暴力惯犯遮盖帮助继续犯罪的协助者。专家并预言，在20年内，我们社会的性犯罪一定会被彻底改变。当法律致使性强暴的协助者不再否认包庇，旁观者不再无动于衷，这3%的惯犯就会被暴露，关押，不再伤害社会无辜！ 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反转的时刻。最近奥巴马总统推动发布新的运动∶要靠我们来结束性强暴，www.itsonus.org。法律和政策要求学校领导在知道案件后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调查并保证受害者的安全。https://www.notalone.gov/students/。这样类似的法律也在普及到所有的有领导权柄的人。希望神州的董事们在了解真理真相后，不要继续选择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 最后，我谦卑的邀请教会的兄弟姐妹，长老牧师们，用祷告和发表您的支持意见的的方式来继续支持独立调查，让更多的受害者举报，得公义，得医治。让罪恶得到惩罚，让教会得以洁净，让耶稣的名不再受辱。我们的神也在关注著您们的意念和行动。他是个奖罚分明的神！我们坚信，完美的爱里没有惧怕，真理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真理必使我们的自由。奉耶稣尊贵的名祷告，阿们！ 2015年2月26-27日 2015-02-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0👍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