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财富》论坛的断想
一 1999《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落下帷幕。在这次世纪末的盛大聚会上，全球经济精英竞相展示各自的风采与魅力，用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展望与许诺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博得了众多传媒真心实意的称许，跻身其中者深引为荣，未能参加的人士则有不少暗下决心，希望自己终有一天能晋身于这类“美丽的聚会”——能够参加这种盛会，本身就是实力与社会地位的象征，正如某保险公司花3,000万巨款请外国一名牌咨询公司做一项调查，为的不是该公司提供的咨询——因为那咨询根本没诊断出该保险公司病症所在——而是通过这项咨询向世界宣布：请得起这种公司做咨询，足以证明我的身价已处于“黄金段位”。 毫无疑问，在崇尚金钱的现代社会中，财富是雄狮颈上的威武的鬃毛，是雄孔雀美丽的尾巴。拥有财富，也就拥有了人生的主动权。因此，经济精英们既是各国政要的宠儿，又是传媒聚光灯竞相追逐的对象。关于他们的话题，包括他们的创业史，他们那丰富多彩的恋爱、婚姻、家庭，他们的子女，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经常成为报纸上的重要新闻，他们本人也时不时成为杂志的封面人物。当今世界，数风流人物，还看超级富豪。可以说，关于他们，世界“已说过了千言万语，只怕今后还要再说上万语千言”，他们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们的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还在于他们的存在为不少专门写他们的人提供了致富机会。 人们在《财富》论坛年会上看到了无限商机，看到了中国企业阔步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美好前景。记得就在年会期间，我在湖南经济电视台做客，经济环线节目的主持人问我对《财富》论坛的看法，我半开玩笑地对那位先生说，那是超级富豪展示魅力的世界级舞台。 但是，能够成为世界超级富豪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只能跻身于工薪一族，以小康为物质生活的目标。因此与其为了那个美丽的梦付出一生的期望，还不如基于现实来设计自己的人生。要知道，孔雀有孔雀的美丽，但黄鹂的百啭千啼也是自然界的一景。财富、智慧、美貌、健康与幸福的婚姻家庭，都是上苍赐给人类的生命资源，能够同时拥有所有资源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幸运儿，每一个人只要善用本身那有限的资源，尽心尽意地做些于己有益，于社会及他人无害的事情，也就算不虚此生了。如果所做的事情具有外部正效益，让其他人受益，那就进入了人生的一个较高层次。 二 上海是这次《财富》论坛的最大受惠者。我这样说，倒不是指上海在三天会议期间与会者消费方面的商业受惠，而是针对一点：上海在与广州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经济中心”的争夺战中，终于击败广州，使自己成为世纪末世界经济精英的聚会之地，从而为这一出“双城记”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这场以争夺经济中心为标的的“双城记”，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从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大致经历了从一口通商到四口通商，再回复到一口通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清初，满族统治者为防止汉族人民联络海外抗清力量，曾下令沿海人民内迁30里，且“片板不准下海”。到康熙平定台湾后，曾一度开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四口通商，史称江浙闽粤四关贸易时期。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考虑虎门、黄埔等地海防较宁波严密，易于防范，兼之广东地狭人稠，不少居民依靠对外贸易为生，于是下令禁止洋商再赴宁波，自此恢复一口通商体制。广东在一口通商体制中得到了无穷好处，成为中国首富之地，当时人有“广州知府往城门下一站，雪花银子十万万”之说，清朝历代皇帝都将广州贸易所获利益作为私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故此，广州因其富足得到了“金山珠海”之誉，因其在财政上的作用获得“天子南库”的美称。 然而这种地位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到了挑战。《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五口通商，其中第一个口岸就是上海——这个在当时不过是一片滩涂上建立的小镇。广州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镇，后来竟成了一颗耀眼的“东方明珠”，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岁月里，与它激烈地竞夺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宝座。 这两座城市的内涵不一样，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却都有声有色，颇为壮烈。广州的辉煌历史比上海要悠远一些，曾使清王朝元气大伤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戊戌变法的灵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早期思想形成无疑得益于广州的开风气之先；辛亥革命的最初发源地是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至今是这段历史悲壮的见证；孙中山先生能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也与广州的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广州的沉落与我国50年代的政策有关，但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当中，因了政策的几丝滋润，广州这座将古老与新潮奇妙地糅合在一起的城市却又重新焕发出青春，引领了中国潮流二十年。在中国各种方言中，苏白绵软，京腔响亮，上海话别有一种旖旎风情，从来没有人认为广东话好听，但广味普通话自改革开放以来，却硬是挟财富之威势，风靡全国。广州的精英文化在京沪两地学人眼中从来就没有地位，但广州的传媒如《南方周末》等，却成了中国读者颇为喜爱的报纸。而其余数家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闻人物报》、《粤港信息日报》（1999年以前）、《羊城晚报》（尤其是周末版）、以及只为圈内人所熟悉的《岭南文化时报》，也都各有千秋，如果不是在广州，而在别的城市，这些报纸绝对一流，会成为读者首选。然而就在一片辉煌中，广州还能感觉到上海那种蓄势待发的威胁，王志刚90年代初一篇《上海浦东与珠江三角洲的对话》，将这场竞争挑开了帷幕…… 上海则创造了30年代的神话。这个神话至今还让老上海人魂牵梦绕，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神话越来越幻化成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成为上海人念念在心追逐的一个幻影。因了江浙财团在商务上的巨大成功，因了外国资本在外滩那个舞台上的叱咤风云，因了荣宗敬两兄弟白手起家而创造的财富神话，因了上海给人提供的无数发展机会，上海获得了“冒险家的乐园”这一亦褒亦贬、意味无穷的“美称”。而就在“冒险家们”的努力营造中，上海形成了广州（包括广东）没有的现代工业基础，也有了一批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都为它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舞台上独领风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前的五六十年代，上海的时装、皮鞋、羊毛衫、真丝围巾等等，一直是各地消费者（尤其是姑娘们）青睐的宠物，情人们的送礼佳品。 上海呵，上海，曾带给上海人民那种无可挑战的高等国民的感觉，支撑着全国税赋的大厦（最多时曾占六分之一）。但如果说让上海骄傲的只是这些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上海为旧中国贡献的还有海味十足的文化成就，除了至今传唱的金嗓子周璇那些迷人的歌曲，除了影帝金焰、影后胡蝶、赵丹、孙道临等艺术家那些魅力长存的影片，上海还曾是鲁迅、田汉、聂耳、张爱玲这些杰出人物的长期栖息之地，大上海以它的包容性给这些文化名人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工作平台，还以它丰富的多元性滋养着他们的心灵。这类文化成就可不是区域性的，它们代表着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些却恰恰是广州所欠缺的，广州的文化自20世纪从来就没能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象征，虽然有时也曾冒出一两颗灿烂的明星，但很快就陨落了。有时面对着那几颗曾经璀璨一时的明星，我总是不无悲哀地想，他们如果不生活在商业味十足的广州，也许对他们，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近二十年广州狠输了一招的还有城市建设。上海的建设高潮来得晚，但审美眼光似乎比广州要强，广州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将广州从整体上变成了一座毫无美感的石屎森林，拥挤，肮脏，连广州人自己呆在那里都极不舒服；而上海就不一样，一座杨浦大桥充分显示了上海作为经济都市的潜在能力与恢宏气度，旧城改造工程也不像广州那样杂乱无章，好看多了。 而输了这一招的内在原因应该在于两地官员的文化涵养有别。上海官员当中，不少都有研究员、教授、博士头衔，而熟知他们成长史的人都知道，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学位、头衔不是“仕而优则学”，在做官后进修或花钱买来的，而是真正的科班出身，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而广东官员的才干主要还在于实干，不太重视学养。这两条路径的区别并不只是词序上的颠倒，而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学位可以用金钱购买，而知识却不可以通过金钱罗致，那是水滴石穿的工夫。而审美意识的形成也需要长时间涵育，不是可以凭借金钱买来的。须知“三代才能养成一个贵族，十年可以成就一个暴发户”的名言并非信口雌黄。 因了上海的历史，因了这两座城市内涵的不一样，欧美资本投注在中国的眼光从来就只在上海，而不在广州与深圳，尽管这两座城市曾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财富神话，也搅动了一堆又一堆的经济泡沫。也许欧美资本已感觉到：没有文化内涵支撑的繁荣难以持久？前些年我曾回过上海，我喜欢夕阳余辉映照下的外滩，那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欧式建筑虽然缄默不语，但我却从那些门窗，那些廊柱读出了大上海一个半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朴素无华的复旦大学相辉堂虽然远不如今天一些建筑物华丽，但那透过历史尘封放射出来的文化魅力，却足以让人心往神驰……而广州，我每年都要去好些次，也曾在那里生活过短短的半年，但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在街上漫步，因为穿行在一片片杂乱无章，拥挤不堪的石屎森林中，听着满街机动车来来往往产生的噪音，那肯定不是享受而是受罪。我一直奇怪，很会在生活中寻找乐趣与情致、每年都在迎春花市上挥洒美丽的广州人，怎么会将自己的城市弄成了如今这般让人不想多停留片刻的模样？即便是新建的大楼，也宛如一群披着花花绿绿大褂的乞丐站立在街道两旁，只留下窄窄的一线天让匆匆过客透一口气。 我是湖南人，与这两座城市都有着深厚的生活渊源。上海的复旦大学是我的母校，那里有我的师长、朋友与留校的同学，那里曾留下我生活中弥足珍贵、刻骨铭心的回忆。是这座城市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在这里发表了我所创作的第一篇论文，写出了第一本著作，并将自己的学术平台搭建在全国范围内。我一直奇怪，大多国人痛骂的上海，为什么竟然能毫不犹疑地接纳了我这株外来的无根的浮萍？每当别人痛诟上海的种种毛病时，我的心中对上海却从来就没有飘浮起一丝一毫的恨意。也许，这是因为我在上海接触的是知识界较优秀的人群，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情？我至今还常常怀念我那位教养很好的师母，她知道我喜欢花，在玫瑰花盛开的季节里，每当我去导师家里时，她总在园中剪上几枝含苞待放的玫瑰，放在我自行车前的筐篮里，为我的寝室增添了一些情趣。我也记得那些热情地给我这位在上海毫无根基的研究生发表文章的编辑们。这些年我很少再到上海，那不是因为我对上海的情缘已尽，而是因为机缘不凑巧，少有机会罢了。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与这座城市之间，有着再也割不断的缕缕情丝。这缕缕情丝，不会因为地理的阻隔而断开。 我在广东生活的时间差不多是上海的三倍，广东人的实在我一直认为是优点。广州知识界人士五方杂处，不少是外来移民，从无门户之见。我认识中山大学、华南师大、广州社会科学院的一些朋友，他们有的豪爽，有的温厚，但都乐于承认别人的优点。与他们相交，无拘无束，自在得很。广州的记者中有不少敬业精神强，素质较好，对新闻事件有高度的敏感性。尤其是一批女记者，是那样能干，充满生命朝气，常常让我自叹弗如。这么一些有活力的报人云集广州，报纸蔚成满天云霞自是情理中事。深圳虽与广州有较大差别，但它是块“飞地”，崇尚的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对所谓文化建设也自有它特殊的理解，而对其他的东西则不太在意。但正是这种忽视使得它在不经意之间有了一种原本不属于它的“宽容”，使我在这地方能不受注意、无声无息、半隐居般地生活了十余年。在今天这宁静一去不复返时，我更加感到这种宁静的难能可贵。我深深知道，如果没有对这块热土的贴近观察，也就没有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 在广州与上海那种暗地里较劲的竞争中，因了我与两地的特殊渊源，我从来就没有希望谁胜谁败，只希望双方在这种并无恶意的竞争中都获得升华。上海在世纪末的胜出（标志是成了外国资本投资中国的首选之地），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因为百年的文化积淀自有它的优势所在。要知道，除了金钱等实力之外，两个城市最后比拼的是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 广州，加把劲呵。20世纪的“双城记”虽已落幕，但还有下一个世纪。蔷薇虽已开过，但来年春天，花还有再发的时候。 三 世事苍茫，棋枰翻复。昨日之非，今日之是。与别人对《财富》论坛的关注不太一样，我更喜欢穿过历史迷茫的烟云，追索中国人整个20世纪财富观念的戏剧性变化。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的思想家们就将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归结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于是通过一场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将大家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表述他的一个理念：穷则革命富则修。记得“文革”时，读中学需要讲出身，与我家同在一个居民小组的一位以捡垃圾为生的刘老头堂而皇之地宣称：我家里旧社会喝面汤，捡菜叶，是苦出身，我的女儿才有资格读书。刘老头宣称那种伴随了他一生一世的穷苦时所表现出来的自豪感，绝不亚于今天某些大款宣称自己拥有多少财富时洋溢于外表的自豪感。 就在这二十年间，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财富》论坛众星捧月般地追捧超级富豪只是世人崇拜财富的集中表演罢了。而梁晓声写了一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批评了不正当的致富方式，并在其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对下岗工人等弱势阶层的同情，竟然引来了无数的批评，最典型的批评就是指责梁晓声“观念落后，有仇富心理”。 我为晓声长叹息。我知道不是他出了问题，有人不喜欢他所捍卫的信念。财富本身没有问题，因为财产是人格尊严的基本保证，但金钱拜物教绝对有问题。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80%以上都疯狂追逐财富，以金钱为人生第一要义，这个社会绝对不是正常社会。 四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世纪。只有在这一个世纪里，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旗帜鲜明地将追求财富悬为社会与个人生存的终极目标。在这条路上，欧美国家这些先行者已在这条道路上前行了几个世纪，他们的目标是保持先行者的富裕与国力优势；发展中国家大都是到了“二战”以后才将创造财富作为一个国家的行动目标，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赶超先行者，富国强兵，免除耻辱。 于是世界上的国家都在这条路上熙熙攘攘地呼啸着前行，有时候你碰着我，有时候我碰着你。但不管是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争吵，还是任何经济组织的艰苦谈判，起始端与终端都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一个目标：经济利益，至于这一利益是用协议还是用别的形式实现，那就看参与各方的博弈方式与“议价能力”。这议价能力的背后，是各国的综合国力（政治、经济、军事、人力资本与资源）。 我们的邻国日本与我们几乎同时被西方世界的不速之客惊醒。但我们这只睡狮在《南京条约》上签完字以后仍然鼾睡如故，直到再过了20多年以后圆明园被焚以后才想起应该学习人家的军事技术，于是有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的成果在30年以后的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而美国的五月花号舰艇1851年开到日本港湾以后，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志士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明治维新”。在艰苦卓绝的励精图治后，日本很快加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维新志士喋血菜市口，流亡海外，抱恨终天。再后来就是绵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与死亡，然而血沃中原肥的只是劲草，没有花，也没有果。再后来的半个世纪，我们又在不停的阶级与路线斗争中消耗了30年，最后在面临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艰难的经济改革。 三本外国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的命运形象地说明了中国20年经济改革走过的历程。第一本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那时候中国人被粮票、布票、糖票、油票之类的票证困扰了三十多年，首要的是要解决物资短缺问题，让民众食有粮，穿有衣。其次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这本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经济改革进行到80年代中后期，大家已经意识到政府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关系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然后就是斯蒂格勒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本书，因为我们中国人想知道在现有的改革路向下，中国经济改革还能走多远。 世纪之交人们总爱用“新世纪”这一个词，似乎一切问题会随着年轮的滚动而消失和解决。而我则认为，现实是历史的累积与延伸。日历虽然翻开新的一页，但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解决。我想对同胞们强调因研究腐败问题而声名卓著的南非行政管理学专家保罗•哈里森说的一句话：“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两个关键性弱点：一个弱点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另一个是……国家的软弱性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只有切除腐败这只政治之癌，我们才能告别灾难深重的20世纪，在新世纪里稳步走好。 请听听我国古代先哲们对于国家财富的解释吧。《老子》认为统治者的三宝为“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我的理解是指统治者享受不敢为天下先）”，《孟子》认为，国有三宝，曰土地、人民、政事。 一个国家的财富，毕竟不只是物质财富。 (原载于《万科周刊》总347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5👍 0💬 0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兼评韩寒《谈革命》、《说民主》与《要自由》
中国必须实行民主，而且越早越好，这点已渐成国民共识。但如何实现？即国民愿意付出多大成本来达成民主政治，却莫衷一是。原因也简单，各阶层都有自身的利益考量。 感谢韩寒。有关革命、民主与自由的讨论，终因他的三篇博文而在中国互联网上闪亮登场。与中国80年代思想启蒙时期讨论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以及90年代后反思六四引发的“告别革命”思潮不同，这次讨论并非概念对决，没有陷入理论迷宫，讨论者的立论几乎都是对现实的一种直接回应。 是韩寒“蜕变”还是大众原本就误读了韩寒？ 在此先廓清革命、民主与自由三者的关系。三者有关联，但其中只有民主政治是目的；革命只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比较激进的手段；个人自由既是民主政治奠基于其上的基础，也需要依靠民主政治加以保护。对韩寒文章的批评以及为其辩护的文章很多，但我认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健在微博中的点评最为精当：“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 、《说民主》、 《要自由 》，思想脉络很清晰：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有人认为韩寒发生了蜕变。我认为不是，多年来中国大众对韩寒一直有严重的误读。韩寒对中国这块社会土壤及其国民性有着一种可称之为绝望的感悟，也被迫学会了在极权统治下机智地生存，这次他只是将自己筹思已久的想法在这三个题目之下稍作归纳而已。他的某些结论，我与他看法一致，比如他说“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事实上，除了民众素质可以讨论之外，中国的执政集团对权力的肆意伸张之程度绝非本·阿里与穆巴拉克能比；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近六、七年以来日见减弱。一些不缺少现实关怀及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其作用也被少数行动者与口头行动者大肆贬低。 韩寒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但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共识。现阶段，中产阶级大多依附于体制或者部分依附于体制。他们对自身缺乏自由深感压抑，对于政治腐败深感绝望，但对草根民主仍保持有少许肯定的怀疑态度——因 “革命”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就是以共产革命为模本的杀人如麻且以掠夺私人财与公共财为目的之农民革命。最近乌坎事件被广东总督汪洋用太极云手暂时化解之后，国内对汪督的风评甚佳，其声望一时大涨。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国内居于主流的意见还是希望中国实施开明专制，即韩寒期盼的有一定言论空间与个人自由的威权统治。 韩寒多年来对现行体制及诸多弊端的讽刺批评，始终就在这个范畴之内。韩寒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有其时代原因。那几年，中国社会矛盾还未全面激化，生活还处在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正喝着卡普其洛、营造小资格调，畅想着未来的美妙生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未来能自然演进至民主政治充满期待。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韩寒才有可能因其那种哀而不怨的讽刺散文，成为21世纪零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次韩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论在网上遭到强烈批评，并非韩寒的思想发生了急转弯，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网上舆论的主流由过去那种轻松的讽刺调侃，正悄悄演变成沉重的愤怒与绝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比如美国政界过去一直期望中国能够在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中“和平演变”至民主政治，但今年以来，美国政界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期望不切实际，对中国能够“和平演变”这一预设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的颜色正在变浓。 这一阶段大众对韩寒的误读，以及中国受众在与精英的互动中如何塑造精英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很有观察与研究价值的时代课题。 关于韩寒，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基于两点，一、我认为，眼下的中国，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尽快结束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都有其道义基础。二、我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他则希望少付费甚至不付费。今年被卷入“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除了突尼斯较为和缓之外，其他国家的革命（包括现在埃及正在发生的“二次革命”），在政治角力的同时，“剑对剑的谈判”从未缺席。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革命、民主与自由 检视中国十几亿人的希望与要求，应该说根据其所居社会层次的不同，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各阶层与群体之间的希望与要求有所侧重甚至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现阶段普罗大众最需要的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公正与公平，最急迫的事情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利；知识群体及中产阶级则希望有相对宽松一点的言说自由与结社自由。而在现有体制下，普罗大众得不到公正与公平，更无法保障生存权，他们这些权利也根本无法在虚拟世界里找到替代品；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得不到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但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里，却可以找到部分的替代品，比如微博上有限的言论空间与虚拟的同类相聚。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当局维稳的缰绳在不断收紧。除了坚持“五不搞”的执政者及中毒太深者之外，但凡脑筋还不糊涂的人都程度不等地知道，只有民主制度能够保证普罗大众渴求的公正与公平，才能够满足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希求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国人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通过什么渠道建立民主政治。说白了，即大家愿意为建立民主政治付出什么样的成本。看清楚这点，才会弄清楚哪个阶层是中国求变的主力，以及这个阶层具有的求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现在不是革命诉求的主体。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进入中产行列与保住中产的位置，几乎是权贵之外的国人奋斗一生甚至拼上两代努力的结果。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以及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洗劫社会、颠覆人类社会秩序为特点。如果有人能够成功说服国人相信中国革命只需要付出突尼斯那样死上百人的代价，革命也许不会让国人望而生畏。但在中国已有的革命经验观照之下，中国的知识人及中产阶级的主体在骨子里只能是权力的同盟者，即以要求社会稳定为其主诉。 中国的普罗大众有没有革命诉求？当然有，只是在不少人那里，这种诉求还比较模糊。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正常上升通道，权力与资源近年来更是形成了代际传递的趋势，普罗大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几乎全被掐断，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这种诉求只要被引导，一遇到外在诱因则会形成爆发力。广东省委副书记的谈话已经表明他认识到这种爆发力的可怕。与当年中共革命时需要“运动群众”，即向群众灌输革命理念时有很大不同，中国现行教育为了论证中共得国之正，灌输的全是的“马克思+毛泽东”那套“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说教。 在开明专制体制（比如突尼斯与俄罗斯）下，民众有结社自由，这就能够让民众通过自组织整合其利益诉求，形成压力，逼迫执政者改弦易辙。中国的黑暗专制却用尽一切招术消释民众的自组织能力，各阶层连讨论交流的平台都相当缺乏。 可能的前景与唯一可行的国家避险策略 国人期待（或者曾经期待）的“改良”一途，至今看不到希望。早在2008年，我就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http://www.danke4china.net/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825）一文中谈到，中国政府早已经堕变成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这种政治的特点是政府有如一架正在按惯性运作的巨大机器，每个成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集团内部的部分清醒者虽然意识到危机逼近，也知道根源在哪里，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阻止机器的惯性运作。从去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数次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讲话，但对现实政治毫无影响，就是因为他个人没有能力阻止这架机器的疯狂运作。正因为看不到这种改良的希望，中国的精英及中产阶层才热衷移民，将其作为个人及家庭必备的避险策略。 这种以自我服务为目标的自利型政治统治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目前大概也只有冬烘才相信“经济发展会促进民主化”这一假设。观诸历史，革命的爆发得依赖三个因素的成熟且交合：经济危机（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的全面爆发；人心思变且对变革路径的看法大体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即中共警惕的“外部势力”）的持续推动并在关键时刻强力介入。对于中国来说，非常残酷的前景恐怕是在革命到来之前，这种“溃而不崩”之局，已经将社会重建的资源消耗殆尽，掉入“失败国家”行列。 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未失去权力，但正在失去它的人民。在时间表允许的前提下，中共自救且救中国的最理想方式是：先通过局部放权建立开明专制，让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与结社自由，渐渐放开党禁，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只要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社会成为暴力温床（不止是革命，包括刑事犯罪的暴力蔓延）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也会温和得多。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12月29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351）
何清涟2025-11-06 09:04👍 0💬 0宣传系统的“漏舟效应”彰显制度失败
何清涟 今年中国宣传系统糗事频出，表明自胡温第二任期成型的舆论控制模式已如江心漏舟，水正从破洞里涌进，堵不胜堵。 舆论引导\=高明的骗术 自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已经形成三管齐下的宣传模式：控制＋舆论引导＋网络水军，并行之有效。但2010年微博出现之后一切就为之改观，仅今年4月以来就发生了好几件大事，令宣传部门窘态毕现。 雅安地震次日，即4月21日，IBTIMES中文网发布一条消息，大意是：台湾红十字会组成救助队欲入川协助，但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其先援助500万人民币才可以进入灾区。台湾红会梁处长已收到中国红会发来的500万元用处细则，除100万用于购买医疗器械，另外400万元并未透露具体用处。这一行为被网友斥为中国红会向台湾红会收取“买路钱”。由于中国红会曾因郭美美事件声名狼藉，一时间微博上骂声一片，中国红十字会出来澄清：该会确实收到台湾捐助500万人民币，但并非“买路钱”。台湾红会会长王清泉也跟着表示，这是5年前为汶川大地震灾区募集的善款及利息。微博上这条消息旋即被删除。 这件事情让人想起余波未息的香港《大公报》的“习近平打车”事件。4月18日《大公报》以整版篇幅隆重推出总书记习近平3月1日在北京搭乘出租车“微服私访”的亲民故事。就在中国各大网站与媒体纷纷高调跟进之时，首发此文的《大公报》道歉说，这是一条“假新闻”，却不肯说明假在何处，信息从何而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此事件中的角色更是让人生疑：《大公报》发布消息时，新华社言之凿凿加以证实；《大公报》道歉之后，新华社立刻高调宣称那是“假新闻”。 上述事件，加上《Lens视觉》4月号“走出马三家”披露的虐囚日记，被辽宁省官方调查组那种“老子查儿子”的结论声称是“假新闻”，使信誉本来就极差的中共宣传系统陷入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更大的困惑是：人们已经无从知晓，中共操纵下的新闻，究竟哪些才是真实的。 并非没有“戈培尔” “习近平打车”成为假新闻之后，有论者认为这“是习与中共文宣体制的一次碰撞与裂痕”，但我认为，这是中共宣传体制难以为继的危机信号。 与历任宣传官员相比，中共现在的宣传官员已算是“出类拔萃”。江泽民时期任用的丁关根被媒体业送上“盯关跟”谐音雅号，即“盯住，关掉，跟踪审查”之意。但这种老式的舆论控制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好在中国文化人都知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了胡锦涛执政第二任期，新一代宣传人才应运而生。理论上有衣俊卿，负责为马克思理论化妆，据说成果颇丰，让一度不景气的中央编译局进入兴旺时期；直到常艳女士的《编译局言情录》暴露出中央编译局的阴暗：这个马哲研究“国家队”里，一群根本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围绕“国家课题”这块肥肉，按权力等级分赃。宣传口更是人才济济，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云南红河宣传部长伍皓、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贤良等人，就是这时期脱颖而出。任贤良于2010年出版的《舆论引导艺术》，被誉为“为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应对媒体支招”的“官箴书”。任在书中呼吁拓宽言路，善待记者，各方好评如潮，《南方周末》对任贤良的专访，让这位新型宣传大员好好火了一把。 这一代马哲“理论家”“宣传家“与其几代党内前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真诚。从宗教的意义上讲，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类似于国家宗教，一种世俗与神圣的混合物，在这种宗教中，领袖的权威渗进大众生活，政党就是先知。但这些都需要信仰来支撑。中共从创建至今，影响甚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出过好几代，从王亚南、艾思奇这些最初的奠基者，直至精通文墨宣传的邓拓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怀抱真诚信仰。但这种真诚的信仰自“文革”后期已经不复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凝聚内部的手段主要是利益分享，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手段是“面包契约”。胡温时期崛起的新一代马哲“理论家”与“宣传家”，主要是将研究当作仕途求进之手段。这个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的执政集团，拿着内部人谁也不信的理论做为意识形态基础，不仅不能建构“理论自信”，反而从根基上就注定了这套意识形态是个精心编识的谎言系统，而宣传不过是骗术。 宣传需要与民众“合谋”才能奏效 美国传播学者兰德·彼特沃克（Randall L. Bytwerk）曾深刻地指出，“极权宣传是统治者与民众合谋的产物”。在庹震们脱颖而出之时，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官方推出的“代价论”。例如，污染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发达国家如美欧日本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世界各国皆有，美国比中国更严重；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只是让地方政府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经，等等。民众相信，执政集团会履行许诺的“面包契约”，只要继续发展经济，明天会变得更美好。这是民众愿意与宣传“合谋”的基础。 中共新一代宣传高手擅长做的就是这类事情。比如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庹震在《经济日报》任职期间，先后参与并组织了“‘条子肥’现象报道”、“谁来解开‘公款吃喝链’”、“雪地追踪‘油耗子’”等一系列舆论监督类的报道，将一系列其实源于制度的问题说成是部分不法官吏及国企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阶段时，当局能够接受这类不触及制度的批评，受众也奉上如潮好评，认为这是负责任的批评报道。 但是这种宣传粉饰太平有用，用来应付危机则处处支绌。胡温后期，中国已经进入危机显露阶段。持续的高通胀让中国人的钱包迅速瘪下去；毕业即失业的现实彻底堵绝了底层出身的青年上升的社会通道；人们忍受了食品特供制的存在，忍受了饮水安全的贫富差距，最后终于迎来了各阶层平等的雾霾。2010年后迅速成型的微博，终于为无权无势者提供了可以发点牢骚的平台。这时，善于说服民众的中共新一代宣传家发现，他们已经无法掌控局面了。新一代“宣传家”的顶尖人物任贤良终于坐不住了，发表“统筹两个舆论场 凝聚社会正能量” （《红旗文稿》2013年4月10日），认为当下中国存在着“传播基调和诉求表达长期分离对立”的两个舆论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不仅直接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底线，而且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因此，针对“强势媒体与意见领袖”，应“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 其实，中国宣传系统“漏舟效应”根源于体制危机，舆论失控只是中国政治体制制度性失败的表现罢了。当部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另一部分人意识到“面包契约”难以为继而不再充当“合谋”者， “舆论引导”这门极权政治的化妆术，便不可避免进入日暮途穷之境。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3年4月2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on\china/2013/04/130422\cr\china\_media.s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51👍 0💬 0向左转：中国高层与底层的奇特契合
何清涟 2014年是中国政治向左急转的一年，连“宪政”都被批成“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价值观渗透”。意识形态专家邢贲思在《求是》上撰文宣布，历经十年、投入巨额资金人力的“意识形态三峡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建成。党媒用语与左派、五毛用语几乎一致转成深红，说明中国50一代政治高层与80一代底层青年，在“左”这一点上达成奇特契合。前者是中国的政治舵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后者人数众多，声称向往社会主义。这样的领袖与群众相结合，究竟会将中国导向何处？ 荒谬世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共享同一意识形态 人人网是中国大专院校的校际网，《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当中的左派青年表达政治立场的宣言。他们对国内矛盾如此表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上下矛盾，而非内外矛盾”，这种矛盾与改革初期已经不同，“是社会性质根本变革后，有权获利的阶层和普通无权人民的根本对立，是政治经济地位的彻底对立。”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他们认为，“总的说来，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所谓内外矛盾的实质就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与既成世界格局的矛盾。” 使用以上语言系统来表达政治主张，是中国青年所受教育导致，因为在中国大学里，他们只能学到这套思维与话语。公允地说，上述这份“共识”出自“中左”，比毛左要理性得多，也没有新左那种向权力献媚的色彩。 中宣部与左派青年虽然共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用语却完全不同。对国内矛盾，党宣系统表述为，因为“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矛盾，政府正在加大解决力度”，对国际关系则表述为“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扼制中国，妄图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之类。党宣系统根本不承认中国有什么“上下矛盾”（即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天天宣传人民政府心系人民，一切都为了人民。 在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中宣部比这些青年更清楚，即马工程之类无非是驯化人的头脑，让教育对象认同中共政治的合法性。所谓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由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事件组成，比如土改、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其真相至今都还是不许触及的禁区。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宣传于中共而言，只是用来骗人的一块招牌。这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共享一种意识形态的状态，为后者带来的最大难处就是，被压迫者要么认同它，要么就批判它，揭穿它。但中国的左派青年并非精研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专家，其中大部分人甚至不清楚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带给中国人民的磨难，更不清楚百年共运带给人类的巨大灾害，根本不具有揭穿的能力。少部分毛左则极力篡改历史，闭眼胡说。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的荒谬状态：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共举一面社会主义大旗，各说各话，算“一社各表”吧。 这一点，人人网的左翼青年好象还算明白，所以宣示：“我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以创造性的理论回应人民的关切，而非要求人民迁就自己，甚至要求人民服从自己的指挥节奏。” 左派的视角盲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但这种双方共享同一种意识形态的状态还是带来了许多混淆。破土工作室曾发表一篇《APEC期间建筑工人所为何事： 当汪晖老师遇上维权农民工》，记述了新左著名代表人物汪晖与北京工地的建筑工人的一次座谈会，参加者来自四川、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十余名在京建筑工人，劳动法律师、工会干部和劳工社会工作者，语言与思维明显有左派色彩。从内容来看，这次座谈充分反映了座谈者自身都未意识到的混乱。 比如在丰台区法院审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时，从工人所述可以明显看出，是政府失职，因为审理、赔偿执行都是需要国家（司法）力量介入的，但工人却将此归结于涉事单位的拒绝支付，并称“行政和司法都难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要建立我们建筑业农民工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我们的权益。”又如工地涉黑问题，企业不按约定付给工人工资，并动用黑社会力量驱赶工人，他们也没意识到，这种状态是政府失职，“我想政府、媒体恐怕是指望不上了，所以我们工人想自己成立一个工人自己能够互帮互助、能为工人伸张正义的组织。”仿佛允许成立工会了，这些需要国家力量介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 其中有段话又是滥用市场概念，错得离谱：“如果全社会都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那么自然相关职能部门和工会组织也就成为市场所配置的资源了”。“相关职能部门”即政府显然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产物，政治学阐述政府的起源指出，人们出于安全的需要，将自己的权利让渡一部分给政府，比如交纳税收供养政府，以交换政府的保护。工会的产生同样也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产物，而是工人的政治权利得到保证的结果，与之相对应的组织是企业。这里涉及的关系是国家-组织-个人三重关系。如果政府不作为或者恶意作为，人们又不能向政府问责并通过选举活动定期更换政府，任何群体组织的政治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而排斥三权分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提供任何保证个人权利的制度资源，也不提供任何独立社会组织活动的社会平台。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是批判性有余建设性极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如一面镜子，让资本主义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丑恶一面，不断改善自己。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应运而生，比如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到1948年以后再引进人权理念。在寸积铢累的不断进步中，终于形成了现代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这种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确个人权利与责任的个人自由基础之上。这种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主，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共服务有批评的权利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管道，可以通过选举定期更换政府。而按照马克思理论建立起来的前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恰好以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为其制度基础。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若工人以为自组工会就能解决一切，实在是自欺欺人。莫说自组工会这种行动向来被当局视为颠覆之举；就算真成立了，没有一个公正履行政府服务职能的政府，工会也难以解决任何问题。 “马工程”造就的青年将决定中国未来 中国左派有极左（毛左）、中左、新左之分，正在按其倾向集结，乌有之乡、工人论坛都是他们的阵地。乌有之乡算是极左代表。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确实是权贵与资本相结合产生之恶，但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为权钱结合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中国左派却刻意回避了制度之恶，将一切归结于资本，尤其是西方资本与民营资本，偏袒国有垄断企业，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根基。往好里说，这是中国左派那种特殊禀赋即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作祟；往坏里说，则是毛左面对强权的所表现的一种精明算计过后的怯懦。乌有之乡上黎阳的文章《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与“公知”的乱世“自由”》，就是毛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颠峰之作。 在中共意识形态三峡工程的作用下，国家造就了一代左倾青年。这代青年也将造就未来的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社会剧烈变迁导致传统社会瓦解，价值观剧烈变化，城市里满是解放的、孤独的、无根的年轻人。这些青年最后都成了左翼青年运动的中坚，也成了希特勒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与德国那时相近，由于社会向上流动管道严重梗阻，不少受过教育的青年却面临失业的困扰，他们在寻找出路。习近平出于管控舆论的需要，为这些底层青年提供了五毛这一庞大的就业机会，并树立了周小平、花千芳这类毫无良知、以取媚政府为唯一目的之行业榜样，五毛职业已经成为底层失业知识青年的甘露。处于最底层的五毛与政治上层本属于利益对立的双方，却善于用压迫者那一套思维来思考自己的生存处境，视真正保证人民利益的西方民主制度为寇仇。 可以说，中国政治高层的向左急转，与底层青年长期被培育出来的左倾，在一个最需要清醒思考的时点奇特相遇，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两种力量相遇之后，只会凭借权力与人数的优势，将中国带入一个新极权时代。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7期 2014年12月26日—2015年1月8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4236）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Beijing’s Rumor Control Cuts Both Ways
By He Qinglian on Apr 11, 2012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Epoch Times Translation http://hqlenglish.blogspot.com/2012/04/beijings-rumor-control-cuts-both-ways.html Owing to China’s information blockade, the Bo Xilai debacle has made media of different countries play some “guessing games”. Xinhua’s April 10 announcement pertaining to Bo’s alleged involvement in the death of Neil Heywood momentarily brought all these to a halt. Already in mid-March the Communist regime made preparations to accuse Bo of three crimes, yet the one related to “path struggle” raised by Wen Jiabao during a March 14 press conference was not used in the Xinhua announcement. Instead, Bo was said to have “seriously violated discipline” and is now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disciplinary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Bo’s Party posts as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and member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ve all been suspended. In addition, his wife “Bo-Gu Kalai” (Xinhua added Bo’s name to hers) and their chamberlain Zhang Xiaojun are under homicide investigation for the death of Neil Heywood. The cruel treatment meted out by Mao during his cleansing campaigns to the family members of his political opponents was said to have troubled Mao’s successor, Deng Xiaoping.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ng established a rule for future political \[purging\] campaigns: there was to be “no \[more\] physical elimination and no implication of children and relatives.” Whether it was Hu Yaobang or Zhao Ziyang, they all got to live out their natural lives, and their children and wives were relatively safe. But this time, Bo’s wife has been implicated with the serious crime of “murdering a foreigner.” True or not, it is enough to lock Gu in dire straits. Shadows Behind the Curtain The reason western media has been drawn into a guessing game is that the infighting of the CPC is playing out behind a thick curtain. A lot of media professionals and China experts are quite anxious. It’s not that we don’t have any information at all. We surely can see shadows moving behind the curtain. But we don’t know who the shadows are, not to mention what shadow A said to shadow B. In this circumstance, the Chinese-style political rumors are quite useful, and some international media have had to swallow their pride and join this guessing game. Whereas in China, anonymous bloggers have been leaking information that “guides public opinion.” For example, Gu Kailai’s involvement in the death of Heywood was first leaked in a microblog (weibo) and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media. After much digging by the media, Gu Kailai is now part of the Bo scandal. In retrospect, of the various rumors that have circulated since Wang Lijun fled to the U.S. consulate, people now realize that most news were first reported by a particular overseas Chinese dissident media (Boxun) proved to be correct later on. Some information leaked on microblogs proved to be true as well. Most of this rumored news were not in favor of Bo Xilai. Rumors Spread by Beijing Netizens have finally realized that Beijing has utilized the Internet to leak information against Bo, to take him off the stage, and to prove, by “guiding the public opinion”, Bo and his wife’s mastery of secretive political games and their tendency of silencing rivals by killing. Bo himself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now he, along with his wife, has almost been shaped into “horned demons” by Internet rumors. People tend to sympathize with losers in political power struggles, but this time 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sympathy for the Bo couples. We can be 100 percent sure that all the rumors about Neil Heywood were spread by Beijing. The evidence is in the April 10 Xinhua announcement, which said: “On Feb. 6, Wang Lijun went to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While at the Consulate, Wang brought up the Neil Heywood murder case in Nov. 15, 2011. The Public Security Office has taken this matter seriously and put together a special task force to re-investigate this case. With an attitude of digging out the truth, they did the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law. “Police revealed that Bo-Gu Kailai—comrade Bo Xilai’s wife—and her son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eywood but later they turned against each other because of money issues. Heywood’s death was caused by homicide. Bo-Gu Kailai and Zhang Xiaojun—the Bo family’s chamberlain—are major crime suspects.” Since what Wang Lijun said in the Consulate could only be known to the Consulate staff and CPC insiders who investigated Wang, therefore the rumors could only come from Beijing. My guess was proven out by Mingpao, a CPC-backed Hong Kong media, which said in an April 11 report that internal documents with part of the details pertaining to Bo’s involvement in the murder case were communicated to county and ministry level officials on April 10. However, the documents were recalled a day later. Major social media sites were ordered to “prohibit rumors and different opinions.”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the bad press of being embroiled in a power struggle, Beijing chose the Heywood murder case to remove the Bo family. The Heywood case could of course serve the purpose, it could also provoke the outrage of western journalists, but it is the CPC itself that got hurt the most. Beijing has spent a colossal amount of money on “great external propaganda” to build the images of a “civilized political party” and a “civilized power.” These images were severely tarnished. The “soft power” that the CPC wants to create to win the respect of other countries has gone. All these rumors were fatal to Bo’s political image. But once the rumors come out of the Pandora’s Box, they hit more than just one person. Rumor Control In order to curb the rumor that says, “so and so in the Politburo is in trouble,” CCTV frequently puts out reports about the nine members in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going on official overseas visits. Even Zhou Yongkang, who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oreign affairs, was sent to a meeting with Indonesia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Marty Natalegawa on March 23. Chinese netizens call this “electronic clock-in of the nine seniors.” Today Beijing enjoys seeing the fall of a political enemy brought about by rumor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regime suffers from the fear of lurking dangers that could arise anytime, anywhere. Therefore, Beijing began a serious campaign to fight against rumors at the end of March. It began by arresting the assistant editor of the Stock Market Weekly, Li Delin, and five others, for spreading rumors about military vehicles entering Beijing, and Beijing being in trouble. In the meantime, 16 websites have been shut down for “making up and spreading rumors and for lack of control.” One particular masterpiece pulled off by the regime in response to netizens’ “rumor inventions” is worth mentioning. On March 31, Beijing Daily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page 4 by Wang Yunsheng,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t was titled “How Did the Title of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ome About?” One line in the article said, “The general secretary is not an entity that is above the Party Central.” A witty netizen shortened it to: “The General Secretary should not be above the Party Central,” and then published in an overseas Chinese website the article concerned, using that shortened line as the title, and promoted it on Twitter. This line was then interpreted by others as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challeng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When I saw this, I couldn’t believe that Beijing’s Party chief Liu Qi, who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o, would put his political career at risk. So I checked the original article and verified that the author has a low political profile. I concluded that this line was merely over-interpreted. But the CPC could not bear the aftermath of rumors. On April 5, another article appeared on the front page of Beijing Daily titled, “Words from the General Secretary Should Always Be Remembered.” Its intention was to show that the city of Beijing is no rebel and is loyal to the Party. Later Xinhua put up a series of commentaries on “saying no to internet rumors.” On the April 9 newscast, CCTV said, “With only a mouse click, some can ruin the stability of our society.” This has since become a laughingstock on the Internet. In summary, after the Wang Lijun incident, Internet rumors started flying. Anything negative about Bo Xilai would later be confirmed by state media. Anything negative about the regime would be officially “de-rumored” and the rumor mongers arrested. Controlling and creating Internet rumors to destroy Bo’s image has been the central strategy in the CPC recent power struggle. But the CPC did not realize one thing: their trick is also destroying their own political legitimacy. Politics is a public matter that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era of blocking people from taking part in politics, and making them do anything the leaders would please has come to an end. To allow only rumors beneficial to the regime, and breaking the “Internet rumor chain” with “combined measures” is merely a pipe dream of the CPC.
何清涟2025-11-06 23:53👍 0💬 0可疑选票决定总统大选结果？
程晓农 民主制度建立在诚实、正直的君子式行为之上，由此形成全社会对民主选举结果的政治信任。但是，如果有人恶意利用社会上这种久已存在的政治信任，玩弄违法勾当，就完全可能钻民主选举制度的空子，达到操纵选举结果的目的。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密西根州出现65万可疑选民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 一、在美国总统大选关键州选票的背后 美国总统大选于11月3日结束，但选后几天来，在一些两党激烈争夺的关键州，发生了不少有关选举舞弊的争议乃至诉讼，到11月7日，美国全国的选举结果依然扑朔迷离。在这次选举中有7个州的选情胶着，特别是在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次选举中发生的一系列选举舞弊行为是否会左右总统大选的结果，现在美国的许多选民正投以越来越大的关注。 11月5日内华达州前总检察长亚当·拉萨（Adam Laxalt）的讲话视频出现在互联网上，他在对公众和媒体讲话时说，“我们坚定地相信，所谓的邮寄选票选民中有许多人并无投票资格。过去多天来我们接到了来自州内各地的许多不正常选票情况的报告。” 他所说的举报选举舞弊的报告，不少州都有，其中多半是针对选举现场发生的事件，或针对个别投票者身份的质疑等。这些举报可能转变成地方法院需要处理的选举诉讼，但也可能被行政人员们淹没。所以，个案举报数量的累积，并不一定产生及时纠正选举统计的结果。共和党的竞选团队11月4日已就计票问题提起多项司法诉讼，要求密西根州、乔治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让团队观察员对开票和点票进行有意义的观摩监督之前，暂停继续统计选票；同时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计票。 此外，据FOX News 11月6日报导，密西根州安特里姆县（Antrim County）发现计票软件Dominion把共和党的6千张选票统计为民主党得票。该州的83个县当中，有47个县使用这一软件，是否同类错误已经发生，尚待进一步的消息。 实际上，选举舞弊现象不只是出现在选举现场和选票软件中，还有一些公开展示的漏洞揭示出明显的选举舞弊问题，密西根州的可疑选民即为一例。 二、密西根州的65万可疑选民 密西根州今年发生了登记选民大大超过合法选民人数的情况，而这一现象可能影响到非法选民的选票是否有效这个重大问题。 美国公民年满18岁之后，完成了选民登记程序，就可以获得投票资格。正常情况下，一个州的居住人口可以通过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网站查到数据，其中包括18岁以下人口的比例。因此，用该州的人口数据扣除18岁以下的非选民，就得到了年龄已达18岁的合龄投票人口（voting age population）。但是，人口普查数据中包含外国移民，需要将他们从合龄投票人口中扣除。美国移民协会公布各州的移民人口数据，通常会包括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移民人口比例，据此就可以计算出各州居住的移民人口中尚未归化的外国人数量。将各州的合龄投票人口减去未归化的外国人，就得到了合法投票人口（legal voter population）的数据。 此刻商务部普查局关于密西根州的人口数据是，2019年7月1日该州有居民9,986,857人，其中18岁以下的人口占21.5%。由此推算，密西根州的合龄投票人口为7,758,657人。美国移民协会的数据显示，该州的外国移民人数约占总人口的7%，其中约60%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因此，从776万合龄投票人口中减去未归化的外国人，密西根州的合法投票人口为7,479,025人。这是该州今年合法选民的最大极限数。 然而，从网上可以查到，今年密西根州的登记选民人数却是8,127,040人；也就是说，该州已登记的选民人数比合法选民多648,015人，已登记的选民人数是合法选民的108.66%。无论如何，登记选民人数不可能超过全州的合法投票人口，也不应该如此。 如果与密西根州往年的合法选民人数以及登记选民人数对比，也可以发现2020年的登记选民人数有明显异常。据密西根州州务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该州历年选民登记人数和投票率来看，密西根州2016年的合龄投票人数是7,737,250人（可能未扣除没有美国选举权的外国人），登记选民人数是7,514,055人。我用上述计算方法得到的2020年该州的合龄投票人口为7,758,657人，比2016年增加了千分之2.8，21,407人，似乎情况正常；而该州2020年的登记选民人数8,127,040人，比2016年的登记选民人数7,514,055人增加了61.3万人，增长8.16%。人口只有微量增加，而登记选民人数却反常暴增，其中显然有可疑之处。由此可以判断，2020年密西根州登记选民人数的反常增长，基本上都发生在2020年。 据州务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信息，密西根州的登记选民人数历史上也有过数字跳升或跳降的情形，那是与选举权相关的法律变更造成的。比如，曾经有法律规定，数年未投票者，将取消其选民登记权。但2020年并未有美国的全国性或密西根州的类似法律通过，所以今年登记选民人数的跳升不属于正常的、可合法解释的范围。 三、65万可疑选民从何而来？ 这多出来的约占9%的将近65万已登记的非法选民，究竟从何而来呢？ 目前CNN报导的密西根州选举指南介绍，该州规定，选民必须先到镇的选举办公室完成选民登记，或通过网上登记，才能取得投票资格，今年大选时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是10月19日；只要是属于已登记选民，今年可以向当地选务部门提出取得邮寄选票的要求，无需提供理由。 那65万超出合法选民人口数的已登记选民，可能本人去镇政府办公室完成选民登记吗？他们如果是孩子，便没有汽车驾照等身份证明，无法登记为选民；他们如果是已经去世的人，作为“幽灵人口”，就更不可能去办理选民登记了。从正常选民登记的细节来看，在各地政府选务部门的选民登记数据库里，一个合法选民只能登记为一人；合法选民登记时自己无法一身变两人，也不可能冒充一个不存在的选民另外登记一次。 而从宏观上的人口变化来看，过去4年间合龄投票人数只增加了2.1万人，即便他们全部都在今年登记为选民，也只能造成登记选民人数增加2.1万人。很显然，2020年登记选民人数高于合法选民人数的那65万人，与人口的自然增长无关，而很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既然未成年孩子或“幽灵人口”不可能到政府的选务部门现场办理选民登记，那就可以推论，这65万非法选民的选民登记活动可能与选民登记数据库被修改有关。若有人在选民登记数据库里把去世的人或未满18岁的人、甚至外国籍的居民变更成今年的已登记合法选民，同时要求获得邮寄选票，那么，虚假选票就出世了。从常理上看，要为65万未成年孩子或“幽灵人口”办理虚假的选民登记，不但工作量很大，而且明显触犯法律，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不会有正常的人去做这种事。但是，如果以影响选举结果为目标，那么，制造假选民及其邮寄选票，就成为可以想像的事了。 据Politico网站11月7日中午的数据，密西根州的拜登选票为2,790,648张，而川普的选票为2,644,525张，拜登比川普多14.6万张。这65万非法选民可能产生65万张假选票，若这些选票集中投向一个总统候选人，就足以支配密西根州的选举结果。 原载大纪元，2020年11月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1/7/n12532298.htm
何清涟2025-11-06 06:24👍 0💬 0台湾和以色列“同病相怜”
以色列和台湾相隔很远，地理位置不同，文化宗教背景更不同，但这两个国家却有不少相似之处∶都被外部一种野蛮的力量威胁生存，不承认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其实行的民主制度，和外部那种野蛮力量所代表的专制价值形成根本性对立；外部野蛮力量都是不择手段，想摧毁他们的民主。 第一，都被外部野蛮力量威胁生存。 在欧洲左派媒体上，尤其是在阿拉伯独裁国家的宣传上，总是强调中东动乱的原因是以色列人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但他们刻意回避了历史事实，当年是联合国通过决议（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同意以色列建国的（同时也同意巴勒斯坦建国，并划分了两国领土等，但巴勒斯坦没有建）。但就在以色列建国次日，阿拉伯联盟的五个国家（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联手进攻以色列，不让它生存。当时五国人口4000多万，而以色列仅60万人，这完全是一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战争。真是上帝保佑，以色列人同仇敌忾打败了侵略者。 后来1967年“六日战争”也是如此，以色列先发制人，六天打败了准备再次入侵的阿拉伯五国。以色列在战争中乘胜占领了埃及、约旦以及巴勒斯坦人的一些土地。但后来当埃及、约旦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不再威胁以国的安全之后，以色列就把土地全部还给了埃及和约旦。 几年前，以色列完全撤出了黎巴嫩，然后又撤出了巴勒斯坦人地区的加萨走廊。但激进的真主党和巴解组织以及哈马斯等，不仅仍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把那些地区变成了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基地。真主党的后台伊朗总统公开宣称，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因而今天的黎以冲突、巴以冲突等，和以往中东危机一样，其根本原因是以色列外围的野蛮势力，不让以色列生存。 台海问题也是如此，共产中国也像那些野蛮的阿拉伯国家一样，拒绝承认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试图用暴力把台湾纳入他们的版图。以色列建国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同意的。而同样的联合国，从没有做出过决议，说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的联合国决议只是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谁代表中国），而不是台湾归属问题。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的美国，其历届总统，也都从来没有说过台湾属于红色中国。因为明摆著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管辖、统治、拥有过台湾一天，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早成立38年。 但北京政权不仅不承认这些事实，不承认民主台湾的存在，还千方百计阻止台湾加入联合国，并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的空间。台海局势的根本症结，是由于北京政权不承认民主台湾的存在造成的。 第二，都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 以色列和外围阿拉伯国家的根本分歧，不是宗教（虽然它是重要原因之一），也不是文化，而是两种制度的冲突。这和台海之间的分歧一样，它也不是什麽中国人和台湾人的冲突，而是民主和专制两种制度的对立。22个成员的阿拉伯联盟，绝大部分国家基本都是独裁统治，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而以色列建国之后就实行民主制度，迄今已有民选的33届总理。 阿拉伯国家所以仇视以色列，还因为以色列的民主“威胁”他们的独裁统治。这和台海两岸的情况相当相像，台湾像以色列一样，也是实行民主制度，代表著自由的价值，不仅早就有了民选总统，而且已有过多次权力和平转移。阿拉伯国家仇视以色列，共产中国敌视台湾，都是因为民主制度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独裁专制的丑恶。因此它们都无法容忍民主的以色列和民主的台湾的存在，就是因为恐惧这种民主的灯塔，放射出的自由光芒。 第三，独裁力量都是不择手段。 台湾和以色列的第三个相似之处是，那些专制的阿拉伯国家，使尽各种手段，试图摧毁以色列，包括使用自杀炸弹攻击，有意杀害平民，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中共则部署了超过千枚飞弹直接瞄准台湾，不仅赤裸裸暴力威胁，还动用各种统战手段，入岛入心入脑，意图从内部摧毁台湾。 以色列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从建国以来，可以说是国无宁日，一直在困境之中。台湾自从走向民主，中共政权就处心积虑，在国际封杀，从内部瓦解，台湾人民的处境也是相当艰难。 面对相同的困境，以色列人的做法是，不气馁，不屈服，不退让，坚持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权利，更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他们同仇敌忾，捍卫自己国家的生存，捍卫自己作为自由人、可以选择的权利。在这点上，可以说以色列是台湾的一个最相似、也是最好的样板。 同样，台湾也和以色列一样，有一个政治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那就是，两国同样都在世界最强国美国的保护之下，分别是美国在中东和亚洲推广民主价值的重要基地，这是美国的利益，更是以色列和台湾的利益。 台湾的内部局势比以色列要艰难。但从人类的历史走向来看，不管国家大小，不管力量多麽悬殊，最后一定是民主的价值获胜。以色列在外围阿拉伯专制国家的包围中，经过了一个甲子，仍坚挺屹立，并越来越得到了解真相的世界人民的支持。台湾更是如此，它并不孤单，因为它背后站著整个自由世界，所以她所代表的价值，一定会战胜对岸的专制。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7-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6👍 0💬 0【曹长青访谈】∶为什麽斯诺登难得到庇护？
据海外媒体综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员泄密者斯诺登（港台译为史诺顿）目前仍滞留在俄罗斯首都机场中转区，并向19个国家，加上之前的厄瓜多尔、冰岛等21国提出避难，但已遭到大多数国家拒绝。斯诺登为什麽难以得到庇护？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在接受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静汝采访时，对此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记者∶您对斯诺登提出的政治庇护怎麽看？ 曹长青∶现他向19个国家递交了庇护申请。民主国家不大可能庇护他，其他国家，像厄瓜多尔原来可能性较大，现在该国总统也改口了。 在斯诺登的申请名单中，除了古巴和中国之外，不要说成熟的民主国家，甚至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伊朗等，都是有选举的。这跟中国有很大不同，这些有选举的国家领导人做什麽决定，要考虑本国的反对党，要考虑选举和民意，因为有媒体的公开报导和监督，事情处理不好，得罪选民，下次老百姓不选你，你这个政党就被淘汰了。 像厄瓜多尔为什麽改变了，因为如果给斯诺登庇护，美国跟它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可能取消（美国议员已提出），多少亿的美元影响整个厄瓜多尔的经济和百姓生活。厄瓜多尔有反对党，有自由媒体，这些报导出来，就制约厄瓜多尔总统的决定。不仅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的总统，俄罗斯的普京等，也是选举上台的，包括伊朗这一次选举，好几个侯选人，极端派没选上，最后选上的比较温和一点，上来就说我们要跟西方改善关系。所以伊朗也没有提出给斯诺登庇护。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独裁国家，才会说不怕。但中共还是有所畏惧的，不仅担心损害中美关系，更主要的是恐惧中国网民。网民可以在网上批评、议论这个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如果你为了一个斯诺登，影响和美国的关系（去年中美贸易额达到五千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损害中国的经济，这是多大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斯诺登虽然向几十个国家提出庇护申请，很可能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 记者∶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如果斯诺登还想留住俄罗斯，就必须停止爆料美国┅┅ 曹长青∶俄罗斯总统这个说法很有意思，等于是，如果斯诺登不想被赶走的话，就必须停止损害美国，也就是停止曝料。因为他随便说，今天说欧盟办公室被美国窃听了，明天说香港中文大学网络被美国监控了，后天说香港政府网站被美国攻击了。香港中文大学发过声明，说我们的电脑系统没受过攻击，等于指出斯诺登说谎。香港政府也发过这样的声明。所以不排除斯诺登后来爆料的什麽欧盟总部被美国窃听等，都是用所谓爆料来吸引世人眼球。普京的最新表态等于表明，俄国不会接受斯诺登庇护，对斯诺登已经烦了，希望他快点走路，不要因他而影响俄美关系。 俄国现在非常有求于美国。俄国想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当年中国加入WTO用了多年努力，那是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最后怎麽成gong的呢？首先是跟美国谈通，跟美国签了WTO以后，就等于开了绿灯，WTO其他成员国就都签了。现在俄罗斯还没加入呢，一直在争取。但争取的前提、也是关键，就是能不能先跟美国签成，所以俄罗斯怎麽会为了这麽个斯诺登，跟美国闹翻呢？不太可能的。 记者∶普京既然不愿意得罪美国，为什麽不把他引渡给美国？ 曹长青∶普京是个强势而威权的总统，又是克格勃出身，仍想延续跟美国有抗衡能力的旧思维，包括俄罗斯一直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现在叙利亚战乱的背后，是伊朗和俄罗斯等在支持阿萨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不可能把斯诺登引渡给美国，那样做觉得丢面子，又没法向俄国内部强硬派和愤青们交待；但普京又不敢给斯诺登庇护，不敢跟美国决裂。所以俄罗斯是两难，最后折衷，你到其它国家。现在的问题是，怎麽把斯诺登“送出去”。 记者∶怎麽看斯诺登现在的举动？ 曹长青∶第一，吸引媒体关注，因为原来爆料就是想出名，否则为什麽要自己通知媒体把名字报出来？现在他继续爆料，吸引世界媒体眼球，继续保持他成为焦点。二是通过不断爆料（真真假假），来吸引其它国家对他感兴趣，能给他庇护，证明我还有“料”，你们接受我的话，我还给你新的。其实斯诺登只是安全局低阶雇员，知道的非常有限，不具有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有料。 记者∶另外，您对斯诺登最初逃往香港是怎麽看的？ 曹长青∶现在一般认为很可能跟中共有关。为什麽斯诺登选择去香港藏身，而不去委内瑞拉、伊朗等反美国家？或直接去厄瓜多尔？媒体报导，斯诺登曾向中国转移资金，他女友跟中国有关系等。这些都令人质疑。 另外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恰恰在中美首脑会谈后，斯诺登爆料的。这次奥巴马跟习近平会谈，媒体报导说，主要议题是中共军方攻击美国网络的问题。 解放军网络部队攻击美国政府及商业网络等，造成美国重大经济损失和安全威胁。所以奥巴马跟习近平会谈，重点提出这个问题。中方当然抵赖，但美国有民间研究公司发表过相当详细的上百页专业报告，对于来自上海解放军网络部队在什麽时间，什麽IP，怎样攻击美国网站等，有详细的研究揭示。一般业内行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可信度很高的专业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实际上理屈词穷，很难应付。而且那个解放军网络部队在上海什麽地区，什麽样的楼房，都报导了出来；西方记者去采访这个楼不可以进，外围拍照片，胶卷被没收。如果中共没有鬼的话，如果美国这个报告不真实的话，为什麽不让大家看呢？实际说明是打中它的要害。 在这种情况下，斯诺登逃到香港，爆料说美国攻击中国网络，等于帮助北京解套。中共喉舌《环球时报》马上拿来做文章，指责美国。今天在这个事件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是北京政权。因为正在美国谴责它，让它解释的时候，它拿出美国国家安全人员的话说，你们在攻击我们的网络。所以这个背景的确令人怀疑，不排除有中共人员教唆、诱惑斯诺登，来诋毁丑化美国，降低美国对中共军方攻击美国网络的指责和批评。所以他才选择逃去共产党的地盘藏身。 记者∶中共既然有这样的目的，为什麽不留他？ 曹长青∶因为美国朝野对斯诺登事件反应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给予斯诺登庇护，等于默认他们背后捣鬼，并等于跟美国全面摊牌。习近平跟奥巴马会谈时，特别强调两国互信。斯诺登事件后，美国就提出来，说中国不可信赖，这对中美关系将构成“重大影响”。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波尔顿在福克斯电视上说，我要是奥巴马总统，就宣布跟台湾全面加强关系，等于说向台湾提供更多先进武器，甚至改变一个中国政策。这对北京构成相当大的压力，你要不要为了一个人损失这麽大？看到美国反应强烈，中共怕了，不敢庇护斯诺登，但也不愿引渡给美国，最后采取流氓手段，把他送上飞机，放跑了。我估计可能是欺骗他，你可以转机，去美洲，去你喜欢的国家。按道理，斯诺登已被美国国务院取消了护照，没有合法登机手续，如果没有香港政府通知海关和机场，没有黑箱作业，斯诺登根本没有可能合法登机从香港出境（飞去莫斯科）。 记者∶您认为斯诺登的结局会怎样？ 曹长青∶这个事件中，最大的输家是斯诺登本人。本来高中没毕业，原是保安员，收入和地位都较低，能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的分析员，收入又很高，已是很幸运。现在这一切通通不再有了。他无论在哪个国家获得政治庇护，都永远回不到美国。美国不会给他签证。如果他被引渡回来的话，也会被判个多少年。出狱后，美国也没有谁敢雇用他，他不再有一个好的工作和前景。因为他的举动等于告诉世界，我斯诺登是一个出卖情报、出卖国家、毫不可信任的无赖。他完全人格破产，把自己毁掉了。 （文字稿根据录音整理，以上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2013年7月3日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 2013-07-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6👍 0💬 0由“关系人”到“麻烦制造者” ——李小琳、张宏伟与保险业的内幕交易
何清涟 中共红色家族的财富神话最近又添新故事，即前总理之女李小琳涉及苏黎世保险公司与新华人寿保险内幕交易案。英媒报道传遍网络后，李小琳发公开声明，称“未与任何保险公司有个人往来，也不认识什么保险公司的人”，有关报道系“恶意中伤”。但中国网民以在百度公开搜索到的内容回应：李小琳丈夫刘智源，曾任中国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 \中国特色的红顶商人\ 爬梳张宏伟的相关资料，让我产生一种强烈感觉：但凡与这位张宏伟扯上关系的人，出事受损的概率比较大，只是时间迟早问题。 从张宏伟的经历可见，这是一个善于创造机会并利用机会的人。他深知背靠政府好乘凉的道理，在组建东方企业集团公司时，就将企业性质定为集体国营联营，为自己戴上“红帽子”。早在1989年，许多企业家根本不知道“股份制”是怎么回事时，张就让东方成为黑龙江体改委批准的股份制试点。如果说这些还不出奇，以下事实就不得不让人对张宏伟 刮目相看：1993年12月，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4000万股股票，并于1994年1月在上交所公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 就我所知，当时能够争取到企业上市指标，无异于往家里搂金元宝，为了上交所深交所那有限的指标，许多企业使尽了浑身解数往里挤。这种激烈竞争仅仅只有金钱开道是不行的，身为“造王者”的政府官员那时已经深知，利用职权拿钱不算本事，真正的本事在于拿了钱不烫手。因此，他们在考察“合作者”时，一定要对众多候选人做一番安全评估。 张宏伟应该具有这样的素质，让自己的合作者感到安全放心。从目前媒体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张的关系网中有：王兆国、刘延东、黄孟复，李小琳、项怀诚、田凤山。他们从张宏伟那里得到的好处大小不等，前财长项怀诚女儿得到一套60万美元的房屋，前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是在1998年访美时得到1万美元零用钱。王兆国儿子王新亮（小胖）、刘延东女儿杨帆则在张手下公司任职。 爬梳这份发家史，熟知中国改革以来财富神话背后黑幕的人当然都知道，主人公一定具有极强的运作政府官员的能力。也因此，张宏伟做全国政协委员一做就是18年，还进了政协常委，有如清朝赏戴三眼花翎的“红顶商人”。 \祸起萧墙，张宏伟成“麻烦制造者”\ 但对共创事业的“老八队兄弟”（李自成对共同举义旧部的称呼）及合伙人，张宏伟就不那么安全可靠了。从2005年开始，张宏伟开始陷入与公司旧日“兄弟”的纠纷之中。有些是他欺人太甚，对老员工的职工股巧取豪夺；有些则是他不容翅膀硬了的合伙人图谋单飞。 美国海外电视网上登有一篇“外媒快讯：政协委员张宏伟冲击18大人事布局”。据文中时间推算，发表日期应是2012年10月16日。该文罗列了张宏伟几大“罪状”：如长期利用手中的上市公司做假帐圈钱；善于权钱交易，用金钱编织地下关系网；伪造文件，将老员工的职工股窃为己有，将原东方集团第二把手关押秦城监狱4年等。其中侵吞老员工股票及陷关国亮入狱二事，国内媒体2009年就登载过相关文章。人民网于2012年10月12日推出“亿万职工资产股的归属权之争”系列报道，之一是“东方集团：董事长涉嫌‘侵吞’亿万职工资产股”，此文后附有系列报道之二“关键人物获刑入狱背后的秘密”、之三“维权道路上的‘关键点’，发生了什么？”之四“归属权之争的当事双方的真实影像”等预告及内容简介。 但遍觅网络，我却找不到二、三、四。凭经验猜想：“系列报道之一”出来后，遇到了强力干预，原来准备好的三篇后续报道胎死腹中。 与苏黎世保险有深切瓜葛的关系人，即新华人寿的董事长关国亮，原是张宏亮的属下，后成合伙人。关国亮于2005年入狱，在羁押四年半后，以侵占、挪用巨额资金被北京市二中院判刑6年，2012年3月1日提前释放。 此案被称为“中国保险业第一大案”。《时代周刊》在“关国亮未了局”（2009年7月20日）中报道，张关矛盾缘起关国亮入主新华人寿并缔造了“关氏金融帝国”之后。2004年，关国亮瞒着张打造“新华控股”，试图脱离东方系自立门户，“坊间传言，跟东方系的决裂，尤其是跟大佬张宏伟的分歧，是最终关国亮挪动资金问题进入司法程序的重要因素”。此次将李小琳拉扯出来的缘由，亦是张宏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巡回法院起诉前属下赵竑。2010年，张宏伟指控曾担任过政府官员的赵竑私吞一些苏黎世支付的金额，在两人的法庭庭辩过程中，赵出示了有关具体金额以及如何支付等物证。 \张宏伟财富关系网的几个看点\ 一、有关李小琳卷入保险业内幕交易的消息发布时间太过凑巧。张宏伟在美起诉赵竑是2010年，赵在法庭质辩时，就抖出苏黎世保险公司通过巴哈马某公司给1690万美金的台底钱作为贿金，国内对张关二人交恶乃至在美起诉赵有过多篇报道，但这一法庭文件偏巧于此时被人提供给《每日电讯报》。我说的“此时”，是指正值若干位央企的大人物如中石化的蒋洁敏等人相继落马，原拟作为经济改革重头戏的国企改革由于遭到国资委及大国企的反对难以成行。更微妙的是，据说国内微博竟不删除有关李小琳的各种微博。严厉管制网络的官方持如此态度，本身是个信号。 李鹏家族的财富故事，已经不是第一次曝光。持续多年的“新国大公司集资案”受害者多次到天安门示威，要求李鹏代子李小勇还钱，此案于2001年5月审结，借了曹予飞项上人头、另两人分别判处死缓与无期方告平息。同年11月24日，国内《证券市场周刊》又刊发一篇“神秘的华能国际”，直指国有企业华能国际已成为李鹏的家族企业，其夫人朱琳、儿子李小鹏利用特权促使华能在美国、香港、大陆三地上市，总资本扩张至60亿元。该文发表后，作者马海林立刻被捕，至今不知下落。 二、张宏伟编织的关系网，应该比暴露出来的要强大得多。东方集团及其为第一大股东的新华人寿保险公司，不过是民营企业而已，却成了诸多中共高官子女的就职之地，其吸引力究竟何在？张宏伟因不容合伙人关国亮自立门户，竟然有能力将其送进关押高官与重要政治人物的秦城监狱，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做到的？ 三、以下事件发生的时间很有意思：张宏伟在美起诉赵竑是2010年，赵在法庭质辩时已提出苏黎世保险公司1690万美金作为贿金之事。英媒报道说，法庭文件并没有证据显示，苏黎世保险公司清楚钱是怎么花掉的。但今年8月苏黎世保险首席财务官Pierre Wauthier自杀。据外媒报导，Wauthier自杀前留下一张条子。其妻认为，该公司董事长“强硬的管理风格”令自己的丈夫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导致其夫自杀。该条子的内容该公司拒绝透露。但苏黎世保险董事长Josef Ackermann紧接着辞去该公司董事会职务。这些事件之间是否有关系，也许永远成谜。 李鹏退休多年，此次是否还能象以前一样施加影响，让其女儿化险为夷，有待观察。如果李小琳今后转至其他机构任职，就可以说明这次通过英媒释放消息意在敲山震虎，让其腾出中国电力掌门人位置，否则只能说是张宏伟对部下过分紧逼惹出来的祸。但无论如何，此事对张宏伟在中国的“钱途”会有影响，造王者对麻烦制造者一般会采取断尾策略。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3年10月14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31014/176966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9👍 0💬 0离开父亲的白手套 韩寒是这样的
2014-10-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2👍 0💬 0“中国制造”这只蝴蝶还能扇起多大的风？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蝴蝶扇动翅膀，大洋彼岸的美国就感到一阵风：今年5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大幅增长48.5%，美国这边5月份的贸易逆差就扩大，达到近18个月来最高水平。尽管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 奥巴马希望中国改善收入分配提振内需，不要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温家宝也承诺中国经济要尽快转型。但一不留神，中国又奔上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去。 于是众多贸易伙伴又开始担心中国没有为平衡全球贸易而付出努力。而国内则担心在这条已经走了20多年的老路上，中国还能奔多远？我的看法是：漠视知识产权保护扼杀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并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尽管目前中国还可以倚重内迁至中西部地区的劳密型企业继续出口，但最多也就维持三五年好光景而已。 一、企业内迁寻找成本洼地 沿海代工企业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始自2005年。当时投资者就开始为原材料、土地、运输费用等经营成本上升而忧虑。2007年末外迁成了风潮，只是有的内迁，有的迁往东南亚国家。正愁找不到经济增长点的内地各省对这些劳密型企业虚席以待。富士康郭台铭在发生12连跳事件之后，更是用涨薪之举成功地撬动了整个中国制造，引起了珠三角乃至制造企业的地震。不少企业只好加速迁离沿海地区，无实力外迁的企业则坐以待毙。香港工业总会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约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 承接了这些代工企业的内地省份非常高兴，因为效果明显，进入了 GDP快速增长通道：2009年，四川GDP增长率14.5%， 增速居全国第四；广西GDP增长 率是13.9%，全国排名高居第五。 二、中西部地区营造的引资优势 毫无疑问，资本最听利润的话，哪里便宜哪安家。中西部省份于是努力营造引资优势。这些优势大致有： 1、低劳动力成本与税收优惠 这次代工企业的加薪潮，调薪幅度都在20%以上，10多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幅度亦在17%左右。广东省调整后的工资标准略高于江苏、北京，略低于上海和浙江。与上海、广东相比，目前内地及西部地区这种劳工价格低廉的“成本优势”尚能维持一段时间：江苏的工资水平只有上海的86%，山东和山西的工资水平分别只有上海的82%和 76%；而重庆的工资水平只有上海的61%。如果仅就劳动力成本一项考虑，对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迁往中西部地区以降低成本似乎很有吸引力。 中央政府在西部地区推出减税优惠，规定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可按减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政府看来，对那些正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沿海劳密型企业来说，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与税收优惠，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2、土地价格相对低廉 沿海企业向西部转移还因为西部地区的土地价格相对低廉。7月初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确定今年新开工23项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其中特别提到要适当扩大西部荒地利用指标。据介绍，中国西部在土地政策上将主要享有两点特殊性：一是在安排土地年度计划时向西部倾斜，适当扩大西部地区利用荒山、沙地、戈壁等未利用地的指标。二是西部地区的产业经济园区，包括工业开发区等，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可以适当降低。 据说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对西部地区的土地价格进行了限定，在新疆、甘肃地区工业用地每亩 8万元，而东部地区的工业用地地价是每亩地8000万-1亿元。 三、中西部地区的劣势：企业生态环境成本过高 但企业在某地能否扎根，还得看企业的整体“生态环境”。一个多月之前奥巴马政府遭遇的故事，可以让读者知道企业成本除了人力、土地、税收之外到底还有哪些。 今年6月中旬，美奥巴马政府宣布，今年前4个月，美国出口额增长了17%，并表示美国有望达到5年内出口翻番的目标。然而，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领头羊伊利诺斯工具有限公司（Illinois Tool Works）的首席执行官大卫•斯皮尔（David Speer）却指出，这项出口计划极具误导性，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你经常会听到政客们这么说：‘那些是美国流向海外的就业，它们应该是美国的。’其实，就业流向海外，多数都有合理的理由――它们流向了市场不断增长的地方”。“我们无法跟人竞争――理由有很多，而工资水平是最微小足道的。物流、关税、与终端市场用户的距离，这些让你不能从很远的地方提供服务。” 相对于政府首脑而言，斯皮尔对企业生态环境当然更熟悉。他这段话表明，对于企业来说，其成本构成除了劳动力工资之外，还包含物流服 务与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这两项成本在企业总成本当中所占的比重较劳动力成本更大。沿海地区经过30年来的发展，物流及服务等外部条件已臻成熟，成本相对小；内地除了距离港口远导致的运输成本高，还有各项市场服务条件也不成熟。即使在沿海地区，早在2005年，外资企业已经普遍感受到经营成本（包括运输等物流成本）上涨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认为这两类生产要素的进口成本远远高于企业需要支付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沿海地区的劳密型企业中一部分有实力者正在想法升级换代，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它们不愿迁往中西部，就是因为那里的企业生态环境远比不上沿海地区，在那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成本抵不上由此而上涨的企业生存成本。 至今世界各国实现从劳密型的低端生产模式转型为技术密集型的高端生产模式，还只有日本、韩国与台湾等少数几国。中国调整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绝非通过政治动员就可以实现。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的那样，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完全要看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密切相关，正因为中国几乎放弃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努力，整个国家丧失了技术创新能力。 上述分析表明，东部劳密型企业迁往中西部地区，最多能将世界工厂的生命延续三五年而已。届时，中国已经濒临崩溃的生态环境也再也支撑不起这座“世界工厂”。 （原载于《纵览中国》2010年7月19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7260）
何清涟2025-11-06 06:10👍 0💬 0【推荐文章】李筱峰：不做亏心事，中国政权照样杀你头
李前总统的一句话「万一连宋当选，我看连我都会被『刣头』」，此话一出，立刻引来泛蓝政客反唇相讥说∶「只要不做亏心事，何必怕杀头？」 泛蓝的政客们真是健忘，台湾的民主化才不过十年，他们果真忘了两蒋的独裁统治不就是一个「不做亏心事，照样遭杀头」的时代吗？李登辉所担心的，就是担心一旦旧势力复僻之後，台湾这几年来好不容易所建立的民主绩业会遭破坏，而又倒退到那个「不做亏心事，照样遭杀头」的时代。 泛蓝果真如此健忘吗？让我们来帮他们恢复一点记忆∶ 先看二二八事件的腥风血雨∶二次战後，台湾人满怀期待迎接心目中的「祖国」，没想到一年四个月後，却引来二二八大屠杀。许多著名的教授、律师、医师、作家、民代、教员等地方领袖、社会名流，纷纷被捕遇害。他们大部分都未曾参与任何暴动，但却惨遭不测。请问，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的台大文学院院长林茂生教授、同样从美国哥伦比亚留学回来的台湾本土金融先驱陈 ，省参议员王添灯、省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及其弟李瑞峰律师、医学博士施江南、《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日文版编辑吴金链、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徐春卿、李仁贵、陈屋、前新竹地检处检察官王育霖、省参议员兼制宪国大代表林连宗、著名的抗日运动社运家廖进平、淡水中学校长陈能通、基隆市副参议长杨元丁、省立宜兰医院院长郭章垣、著名的画家陈澄波、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嘉义市参议员潘木枝、卢金丙钦、柯麟、冈山教会牧师萧朝金、花莲县名医张七郎、张宗仁、张果仁父子、台南市著名律师汤徳章、屏东市副参议长叶秋木、朴子副镇长张荣宗、高雄市参议员黄赐、王石定┅┅，还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有谁做了什麽亏心事吗？否则为什麽必须在他们热烈迎接「祖国」的到来之後，却横死在「祖国」的枪下？那个「祖国」政府，不就是蒋介石主导的中国国民党政权吗？ 接著，请看中国国民党蒋政权退处台湾後的白色恐怖统治∶仅最初十年内，就处决了两、三千人，还有八千多人被处重刑。其中真正和共党有关的(即使和共党有关，也不是做什麽亏心事)只有九百人，其馀都是冤案假案的牺牲者？曾任职情治单位的谷正文就曾经透露，在戒严统治下「情治各单位在台湾抓到的真正的匪谍约有二千人，其馀大多是错案、假案、冤案」。所谓「其馀」，数以万计，他们做了什麽亏心事吗？ 记不记得作家杨逵？他在日本时代从事农运，被抓了十几次，总共合起来只关了四十天。战後国民党时代，他只写了六百字的〈和平宣言〉，却被抓去火烧岛关了十二年。他做了什麽亏心事？作家柏杨因为翻译「大力水手」漫画，其中内容为卜派和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父子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国民党当局认为漫画内容对蒋氏父子含沙射影，柏杨因此被捕判处十二年徒刑。柏杨做了什麽亏心事？一位曾经无故被捕，以「阴谋叛乱」罪被军法处判刑5年的李镇洲先生说∶「曾经不只一个人不只一次问我∶『你是为了什麽被捕？』我每次的回答都是『不知道』。这三个字很难令问者采信，因为他们认为我是馀悸犹存，或认为问我者对我有危险，所以不敢说。其实这种想法对我是天大的冤枉，说句良心话，我实在不知道我为什麽被捕。」 五○年代主办《自由中国》的雷震，发岀民主自由的呼声，结合本土政治精英准备筹组新的政党，却被下狱十年。蒋介石还在总统府召集包括检察长、军法处人员在内的专案小组会议，指示「雷震之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请问，到底是鼓吹民主政治的雷震做了亏心事？还是掌控司法的独裁者做了亏心事？ 到了八○年代，不做亏心事的人照样遇难。请问，林义雄、吕秀莲、黄信介、陈菊、张俊宏、姚嘉文、林弘宣、施明德┅┅这些民运人士又做了什麽亏心事？否则为何在美丽岛事件中被处重刑？ 还有，林义雄的高堂老母和两岁的双生女儿亮均、亭均，又做了什麽亏心事？否则，为何必须如此杀害？大家还记得一九八一年七月的陈文成命案吗？陈文成博士又做了什麽亏心事？何以必须如此惨死？ 看过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史，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不做亏心事，照样被杀头！今天，这个泛蓝政客集团，不就是当年这个专制集团的「遗形体」吗？然而，只知道追逐权位的人，很难了解被压迫者的痛苦，更难了解过去他们压迫人的情事，那才是真正的亏心事。 九○年代以後，李登辉总统配合民主运动的潮流，台湾开始有了民主化与本土化的契机。李前总统曾经得意地说∶「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民众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不必再担心半夜会被抓走。」台湾能走到这个地步是何等艰辛，又是何等可贵！ 上次中国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曹长青来台演讲时，谈到他到了美国，听到警车的警笛声，心里很安心，他知道这不是来抓他的。他说，在中国一听到警车警笛声，就很恐惧，因为有可能是来抓他的。曹兄之言，令我心有戚戚焉。这就是台湾为何要追求民主独立的最大理由。有一次学生问我∶「老师，你主张台湾独立，不怕万一中共来了把你抓去枪毙吗？」我回答说∶「这不正说明了我主张台湾独立的正当性吗？」 然而现在想来，不要等中共来并吞台湾，即使过去效忠蒋家政权的泛蓝旧势力集团复僻成功，我们热爱民主独立的人，也都要「皮绷紧一点」了！尤其在他们所谓的「一中屋顶」万一成真之後，「六四天安门」的滋味哪一天就要轮到我们来肤尝身受了！ 我们这种担心，绝非「被迫害妄想症」，看看那群「爱国同心会」的中国人如何对曹长青恐吓就知道了，他们说∶「等连宋当选之後，把你抓起来！」连一位支持台湾民主独立的中国民运人士都要抓起来，那麽促使台湾民主化的民主先生李登辉，怎麽不被「刣头」？ （原载2004年1月10日台湾《自由时报》「自由广场」「李筱峰专栏」） 2004-02-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5👍 0💬 0走得太远的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
阅读中国的新闻，最让人不愉快的还不是那些底层民众的悲惨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并非政治的原因，而是政治的结果。比如，眼下让人最担心的是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部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已经剑走偏锋，所谓“国家利益”被漫无边际地延伸，而且还成了阻拦一切清醒声音的大棒。 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有两条重要思想：藏富于民与富国强兵，先后顺序是民富而后才能富国，才能强兵。西方民主国家最近200多年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不过这是他们自己悟出来的，并非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智慧。 但中国现在显然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富国强兵，至于“富民”这一问题，目前还只是停留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一阶段。一般民众的生存权已被弃之不顾。最近的两条新闻就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在强兵富国、罔顾民生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了。 一条新闻是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中海油出价远高于尤尼科的实际市值。2004年底，尤尼科在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为110亿美元，此外还有26.8亿美元的净负债。即使不计负债，比照中海油用于投标的185亿美元现金，市值竟然低了整整75亿美元！国内分析人士认为，中海油拿不出这么多钱，必须动用130亿外汇储备。换算成人民币，是整整600多亿。 600多亿是个什么概念？是中国每年投放于农村合作医疗的1,000万元的6,000倍，按每所希望小学20万元计，可以在全国建3万所希望小学，让中国的5,000万失学儿童全部上学。 另一条新闻是6月底浙江省长兴县民众因当地小电池厂铅毒污染而聚众反抗。当地大大小小的100多间电池厂，以严重破坏当地生态为代价，一年上缴2亿多人民币税款，因此成了当地的“重要经济支柱”，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为了这2亿多人民币税款，当地人民已经付出了500多位铅中毒儿童的健康与未来的生命，其他的潜在危害还不算在内――与前一条新闻相比较，爱国主义者们可能根本没对这条新闻投以关注。 笔者担心的就是国内舆论几乎与政府“富国强兵，罔顾民生”的思路完全同步。尽管中国有关方面在与美国交涉时，努力声明这次收购纯属商业范畴，但这种不计血本的收购，又如何能够不让政治化的气氛弥漫于竞购的全过程？即从中国自身的反应来看，政治化气氛也弥漫在有关讨论的字里行间。主流声音认为，中国国内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中海油一定要坚决拿下尤尼科，据传持反对意见的中海油原独立非执行董事舒爱文因此被迫离职。 专制国家唯一的优势是国家调集资源的能力超强，这一优势在此次并购事件中再次显现：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媒体，众口一词，收购虽然还未成功，但因敢于收购老美的能源公司，这一挑战构成的政治想象力已被空前发挥，仿佛中国虽付出血本却打赢了一场对美国的关键性战役一样。“国家利益”一词已经被延伸到不相干的十万八千里之外。 如果非要清理目前这种爱国主义情绪的企业并购的思想来源，还得回到中国人的人权观念上来。《环球时报》今年公布该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机构的协助下做的一项调查，该调查表明，中国人普遍对美国不断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持否定态度，其中49.3%的被访者认为美国想以此破坏中国的稳定。 中国政府不准本国公众讨论人权问题，更不准各种争取人权的活动存在。而生活在大城市的市民们又普遍认为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权是别有用心，人权这一概念已经退出中国公共话语领域，人权与强兵富国二者的顺序更是被彻底颠倒。这也就是没人去计算这600亿可以花在改善民生状态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先哲曾说过：国有三宝，土地、政事、人民。中国现在政事如何已经不堪闻问；生态的严重破坏也已构成对国土安全的严重威胁；9亿农民中的一半人之生存状态已经非常糟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善用民财与资源，更是第一紧要政务。中海油这种不计血本的疯狂收购，与真正的爱国相去甚远。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7月7日，总95 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挡住对岸的共产细菌
来台湾的次数多了，刚开始见识台湾时的新鲜感和那种既亲近又陌生的情怀逐渐被熟悉所代替，对其政治生态的思考和具体的事务冲淡了情感上对台湾的感觉。 上个周末，为了探望重病的父亲，我和妻子去了趟香港（我们都由於黑名单而无法回中国，所以只有在香港和亲人见面），从香港再回到台湾，顿然找回那种既新鲜又亲近的感觉；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源自对刚离开的香港的厌烦。 我在香港短短几天，体会到的还不是其政治和新闻自由度被限制的问题，而是其社会品质的大幅下降。香港街头的混乱不堪，人们对交通规则的无视，人和人之间的缺乏礼遇，到处都有人吵架般高声喊叫等等，十分令人厌烦。而在香港的餐馆吃饭，则近乎到令人厌恶的程度。首先，无论大小餐厅，没有一家的服务给人一种亲切、礼貌的感觉，不是满脸敷衍，就是咄咄逼人，一副要敲诈人的感觉。 有一次我和家人、朋友十多人去一间中等档次的餐厅吃饭，其中一位熟悉香港的朋友不同意餐厅拉出的菜单，要自己点菜，竟然需要争执半天，才得以选择自己想要的菜单。还有一次，也是十多个人一起去一间餐厅，另一位常住香港的朋友居然提醒说，付款前要检查一下菜单，香港的餐厅经常会有一些手脚。我对「防人之心」向来不以为然，觉得中国人都阶级斗争警惕性过高。但那天的事实是，由於朋友和家人总是抢著付帐，所以妻子在餐前就悄悄把帐付了，事後朋友去对菜单，一苹乳鸽收了两苹的钱，划掉的菜肴照计了价钱，还另加了几项不该有的服务费；而且在付帐时，还没吃饭，就被要求先付小费。 这让我想到有次在台湾，看到路边食品小摊上立著块标牌∶「隔夜包子」，其价钱比当天的新鲜包子便宜。这块小小的牌子，竖立著台湾诚实的社会风气。而香港大概已是把隔夜包子当今天的卖；而在中国，则是公开卖假包子。这三种「包子」，代表著三种不同的社会和道德水准。 香港的现状令人对台湾的未来担忧。尽管在政治上，中国目前还不可能像对香港那样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但共产社会的毒菌正以各种方式侵蚀著台湾。例如二十万台商在中国做生意，要想在那个社会成功，首先得纳入它那个贿赂、欺骗的系统，久而久之就可能把各种恶习带回台湾。 今天的台湾，虽然在政治上和媒体上成天喧嚣不断，但社会仍是平静、秩序、礼貌，诚实经营仍主导著台湾的大小生意。一条台湾海峡在阻挡著对岸的共产细菌，但愿台湾能保持住自己社会的健康生态，让来台湾的人仍感觉到亲切和美好。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6年4月26日专栏） 2006-04-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41👍 0💬 0中国房市：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中国经济屡屡以其超常规发展让世界大跌眼镜，发韧于6月中下旬，到7月就已经发烧的房市就是如此。据称几大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房价已经上涨了20%左右――仅仅在3个月之前，楼市还在试探性涨价，悲观的情绪在开发商中蔓延。一些华尔街银行家因投资中国房市损失惨重，称中国房市充满风险，不宜投资。 政府是房市上涨的推手 这一轮房地产热的推手是政府。经历过好几轮房地产兴衰潮，中国媒体也只好感叹：中国楼市兴也政府、衰也政府，从2007年至今的几轮起落，再次印证“中国楼市是政策市”。 2007年，中国经济进入虚热，而房地产市场则是宏观调控的阀门。为了达到“适度降温”这一调控目标，中国政府于2007年9月27日颁布二套房贷政策，规定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此政策出台后，房地产市场需求在第4季度就开始下降，2008年楼市濒临死亡。正好应了人们评价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那句老话：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房地产热源于政策拉动 正如笔者多次讲过，中国政府财政高度依赖房地产，土地出让金及房地产税收几乎占了各地政府财政收入的45－65%。由于财政饥渴，加上出口下降及内需提振乏力等因素，不少地方政府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想方设法刺激房地产市场。其方法千奇百怪，有应允给买房者参加高考子女加分的，有给公务员派推销房产任务的。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如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政府干脆直接出面，与房地产商一起吆喝卖房，并由政府为买房者提供货币补贴。 紧接着中央政府开始“拯救”楼市。2008年9月15日起，中国央行拉开适度宽松金融环境的序幕，在100天之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1月，减契税免印花税以及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等一系列刺激住房消费新政出台。 归纳而言，刺激房市的政策有两类：一是缓解地产商的资金压力。今年3月，广东省出台“粤十五条”，规定“土地出让款可延长2年缴纳”，此举效果明显，一周之后广州64%、深圳58%的主流在售楼盘出现程度不同的涨价。5月底国务院宣布，将普通商品住房项目投资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从35%调低至20%，这对开发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大大缓解了他们的资金压力，有了囤房涨价的底气。 银行信贷政策放纵炒家入市 二是给购买二套房政策松绑，放炒房者大量入市。炒房客近期在深圳、广州、北京、杭州等房地产热点城市频频出手，直接导致一些热点板块房价攀升。据深圳某商业银行人士透露，近3个月来的客户70%都是“投资性的”，自住的可能仅占30%。其判断的依据在于，多数登记的客户属于第二、甚至第N套房。 中国政府对购买二套房的房贷政策的不断变化，其实就是对炒房者实施管制的松紧变化。从2007年9月到今年6月，二套房贷政策经历了管制――放松――再度管制。如前所述，2007年9月，政府出台二套房贷首付四成、利率1.1倍的政策，限制炒家入市；从2008年12月开始，这一政策开始松动，不少银行对于二套房基本都是二成首付，7折优惠贷款利率。加之2008年10月之后100天内连续5次降息，为炒房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则在过度宽松的优惠政策下，突飞猛进，今年上半年新增4661.76亿元，同比增幅超过150%。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这种“违规操作”不闻不问。等到全国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形成猛涨势头之后，银监会于6月底下发59号文，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执行房地产二套房政策，不得自行解释二套房认定标准。深圳上海等地全部再度恢复执行“二套房4成首付，1.1倍利率”的标准。 可以说，银行的宽松信贷政策是此轮房地产火爆的主要原因。一项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各银行的信用贷款，仅50%的比例用在实体经济之上，约有30%左右可能投入房地产市场，但近日又出现另一项估算，认为救市的四万亿当中有超过2万亿流向了楼市。 房市的高度泡沫化 一项针对2002-2006年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房地产信贷供给每增加1%，房价就增加0.45%。中国房地产信贷占信贷总额的26.14%，远远超过国际标准，即房地产信贷总额不超过银行信贷总额8%的比例。大量资金积聚于房地产市场，意味着泡沫化再度产生。 中国楼市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和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对这轮房地产涨势做一概述，即：中国政府为了“保八“，必须继续让房地产业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于是在政府的百般呵护下，二套房贷松绑，宽松货币政策出台，大量资金流入楼市， 2008年已经濒临死亡的房地产市场终于死而复生。对这轮上涨，除了房地产开发商与政府之外，观察者大多并不看好。理由也很简单：第一，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可以持续？说白了，即房市到哪里再找2万亿或吸引更多的国际热钱进市？第二，这轮涨势中，只有住宅价格持续上涨，办公楼、商场、酒店式公寓等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价、无论是出租量还是租金都没有明显的起色，尤其是甲级写字楼的租售率及售价、租金都创近期新低。这说明整体经济环境不佳，炒房客大量进货只是因为住宅有太多的“刚性”需求，他们囤积的目的是等“高位出货”。 在资金和土地两种资源分别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垄断格局没有打破前提下，这种收放循环怪圈还会持续下去。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第43期/ 2009年08月13日）
何清涟2025-11-06 06:11👍 0💬 0“巴西病”的教训
本世纪以来，后发展国家在发展的岔路口上，总是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增加了所有集团（包括穷人）的收入，但是相对来说富人的收入却有了更大的增加，这就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第二种选择没有增加穷人的收入，但是它降低了富人的收入，因此收入分配状况虽然改善了，但贫穷的程度依然如故。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学家们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选择。在这方面付出最惨重的社会经济代价的典型要算是巴西。 巴西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在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采取对外开放为核心的发展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片面的发展哲学曾使巴西经济在短期内获得高速增长，但却留下了许多隐患，使巴西很快就由世人称羡的“经济奇迹”成为供人吸取教训的失败典型。从其失败经验来看，有几条是最主要的教训： 1、贪大求快，盲目发展资本密集型大企业，造成国内很高的失业率。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阶段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能吸收大量的劳工，带来广泛的现代化动员与技术普及，较广泛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等等。巴西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仅未完成出口导向的转变，形成的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结构也是畸形的，被称之为“资本密集的进口替代附带出口繁荣”，在这种模式中，出口创汇难以支持进口原料和资本货的需求，于是靠国际贷款来维持生产。这样既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又使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广大人民被排斥在经济发展过程之外，高失业成为巴西一大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2、在巴西“官僚-威权主义”的所谓国家、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的“三联盟”中，政府同国际垄断资本相互支持，而民间资本的发展则受到限制。政府把兴趣放在效益很差的国营企业上，为维持国营企业的运转，政府大量给予其信贷支持，并向国外的金融资本求援。国营企业的膨胀，不仅导致巴西经济缺乏活力，也使它加重了对国际金融的依赖，80年代中期巴西外债甚至一度超过1000亿美元，经济负重增长。而民营企业则由于受不到政府应有的重视，虽然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却自暴自弃，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 3、巴西国内高收入阶层仿效西方发达国家豪华生活方式，生产奢侈品和高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一般大多为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而满足大众基本生活消费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国家产业组织政策片面向大型企业倾斜，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过量地流入有利于富人的大企业，而关系到穷人生活的中小企业则资源严重供给不足。这一方面造成巴西产业结构畸型化，并加剧二元结构矛盾，另一方面又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而巴西军人政府又采取严厉的措施镇压工人和农民的活动，以维持低工资制。所以到70年代中期，巴西20%最底层的人口仅占分配的27%，而与此同时韩国的同一数字却为7 5%，台湾为8 8%，广大民众被排斥，只有少数人能接近消费市场。 巴西等拉美国家在80年代的经济困难的表面原因是债务危机，但其深层原因却源于社会体制。这种以高失业率、累累外债和收入高度两极分化为特征的发展道路被众多经济学家斥之为“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巴西病”被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失败典型。 (1300字，原载于《南方周末》1998年4月6日)
何清涟2025-11-06 06:46👍 0💬 0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
凤凰网上一篇博文“中共十八大上的300军方代表”，罗列了今年十八大上军方代表的鼎盛阵容，军委办公厅系统、总参、总装的部门主管几乎悉数当选，其余多为总政、大军区、军兵种司令、政委等军中实权派。 这么多军中实力人物当选十八大党代表，到底意味着是中共宣称的“在组织上始终牢牢掌握着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还是说明军方势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强？这还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作者“榴炮三连”的身份是凤凰台的记者，当然认为是党牢牢控制着军队。但他也不忘记列举历史上军队影响较大的几个时期： “军队在党内所占之比重，以中共建政前的40年代中期为最高，中共七大选举军中产生171名党代表，占总代表31.3%。以中苏关系紧张为背景的中共九大中，军队代表人数上升至422名，占总代表27.9%，此后历届党代会呈下降趋势，逐步稳定在一个十位数的固定值区间。” 十七大党代表共2,217名，军方代表为296名；今年十八大党代表共有2,270名，军队代表为300名，其中逾200有将军军衔。。从占比来看，都在13%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军方党代表的身份及今后中央委员人选与政治局人选。 今年中国政治形势非常特殊，据说前一向涉入薄案被调查的军队高官刘源、张海阳、朱和平都成为十八大的军方党代表，这三人当中，只有刘源是十七大军方党代表，张海阳（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之子）与朱和平（朱德之孙）都是本届新晋成员。已经明确身份的出身于红色家庭的军方代表还有几名：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上将是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第42集团军军长尤海涛少将是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上将之子。 近几年以来，军方人物常就外交、军事乃至政事发言已是常态。今年薄熙来案发之后，军队事实上已经卷入了中国的上层权力斗争。这至少有两方面信息可以佐证，一是薄熙来与军队的关系，《华尔街日报》曾搜集各种资料，于2012年5月27日发表了一篇《薄熙来案背后的军方因素》，其中提到了两位与薄熙来关系密切的军中太子党成员，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和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两人均是上将军衔）。二是中国解放军报频频发表文章，要求军队忠于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解放军报》8月1日发表的社论更是出语惊人：“在我军历史上，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投敌叛变；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按照中共统治期间的读报方法，这篇社论的真实意思是说，有人曾想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鉴于军队对中国政治及外交干预力度日强，中国会不会从军人干政走向军政府，应该成为考察中国政治动向的一个维度。中国现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源于最初的军事管制（典型是辽沈战役后在辽宁实行的军管），二者之间始终连着一条脐带；加上中共至今仍然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奉为行动纲领，从目前这种党政军合一体制过渡到军政府的通道始终半开半合。“文革”时期，毛泽东曾在全国实行“三支两军”（1967年1月23日-1972年8月），即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这种“三支两军”事实上就是军管。据记载，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 中共相信，每当物价飞涨、物质供给陷入混乱、政府面临难以纾解的财政困难，用军事管制的方法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中共这种历史记忆既来自于自身的发展史，也来自于中国近代史的经验。自清末以来，百年动荡，弱肉强食，“太平天国”以后，中央体系崩溃，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渐渐演化为真理，军事割据兴起。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政客、党人、士绅、知识者、商人、买办、帮会、农民等各种势力，都必须和军阀打交道。所谓“共和”政府不能依靠宪政运作，只能借助武力维持。 必须说清楚的一点是：中国从1910年代后进入的军阀统治时期，与中共一党实施的军事管制不同。民国时期的军阀们治理地方，往往联合受过教育、曾有过功名、在当地有经济实力甚至获得官衔的士绅们共同执政，即“军”与“绅”共治天下。这种军绅政权形态虽然混乱，但却不是“专政”。简言之，民国时期的军阀统治，除了统治者与民众之外，还有“社会”，即各种民间自治组织以及新闻自由，社会活动空间远比中共统治宽松。 中共政权脱胎于当年在延安的军事政权，以独裁专制为特点。后来学习苏联，完成了从军政权到党国的转型，形成了一党垄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管理宗教）的党国政治。但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清楚知道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打天下”，因此也只有依靠军事力量与专制机器才能“坐天下”。此种信念也渗透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历次高层内斗中，胜利者往往凭借军队的支持夺取权力（如1976年“打倒四人帮”）。因此，中共最高领导兼军委主席一职成为定制，最高领袖检阅部队是其宣示其对军队控制力的重要仪式。特别是在内部不稳定时，最高领导层更是常常要求军队表态向领袖效忠，以示自己对军队的掌控力，例如今年胡锦涛便反复要求军队将领表态拥胡。 军人上台宣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借口通常是清除腐败，中国政府及党务系统的腐败非常严重。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过程中对军队的依重，已经超过了改革以来的几次权力交接。习近平最近的“消失”与中国当局对其“消失”的支吾其辞，更让外界觉得十八大权力交接面临种种变数。再结合十八大军方代表的名单中的红色家庭第二代人选增多这一特点考虑，对于中国重现军人干政的担忧，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9月1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9/anti-japan-protest/）
何清涟2025-11-06 05:53👍 0💬 0BLM 运动展示了极左暴力与反常识
何清涟 BLM暴力夺取政权的美国街头革命已暂告结束，《纽约时报》于7月3日发布捷报：6月BLM革命在全美共计发生4700次、平均每天140次、人数估计在1500万-2600万左右（误差在1100万之间）的规模报告，配以革命根据地图片，独独没提革命成果：各地枪击案、暴力袭击案、多少名店与中小商家被抢。民主党与左派媒体步调一致地进入下一轮战略重点大选舆论战，主攻疫情严重，川普抗疫失败、拒绝重开经济直到11月——不能说方向不正确，经济是川普执政亮点，决不能让这个亮点发光。 BLM的暴力无定向，自家支持者频频受伤 从5月26日明尼阿波尼斯佛洛伊德被警察跪压致死，到7月1日西雅图国会山自治区（CHAZ）被警方清理，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情，暴露了美国因党争而陷入“民主党美国反对共和党美国”这种荒谬局面。民主党主导了街头政治，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十余家主流媒体为街头政治齐声欢呼，白宫之外出现了“黑宫自治区” （Black House Autonomous Zone）。就在民主党各州警察都被Defund之时，极左派们以为自己就要提前接管美国政府（拜登竞选团队早就宣布成立了影子政府），因为BLM的联合创始人卡洛斯女士6月23日现身媒体，声明目前并非真在意佛洛伊德，而是更简单的目标，要川普在11月大选之前下台，不少美国人惊觉，BLM的目标原来并非反种族歧视，而是要政变。加上BLM在这一个多月内遍及全国尤其是民主党州的打砸抢烧杀的各种事实，美国民众对BLM的态度在发生剧烈变化。 由于民主党高度支持BLM，打砸抢烧杀的主场是在民主党州。西雅图市国会山自治区（简称CHAZ），是这轮BLM革命的象征。该市市长高调支持，议员表态唯恐在后，警察被命令退出该区。BLM的抗议者占据该区域近三周，除了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对周围商家的骚扰，社区治安进一步恶化，这个禁止警察入内的“自治区”区域发生了多起枪击事件，已导致至少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三人重伤。据西雅图警方说，自从上个月示威者占领了国会山附近的几个街区以来，该地区还记录了一系列的其它暴力犯罪。在各方压力之下，原来高调主张Defund Police的市长只得让警察重返这个区域收拾乱局。 BLM的革命中心纽约进入了“血腥六月”。在6月的前三周内，纽约市枪击案数量发生125起，攀升至25年来的顶峰。各种抢劫、杀人刑事案件急剧上升。市警犯罪控制策略长李佩特里（Michael LiPetri）表示，上一次纽约市拥有这样的“血腥6月”还要回到1996年。纽约市的警员们这次受到的攻击最强烈，但仍有许多人因案件发生的高频率坚守在职位。媒体报道称，这是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任以来治安最差的三周，他再也不能吹嘘纽约市的安全程度了。” 凡BLM革命发生之地，情况与纽约雷同，我在《打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美国文革正在进行时（1）》一文中列举几个革命激烈之地今年上升的刑案数据。由于公共安全受到严重破坏，美国人不得不考虑自卫。7月1日，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NRA）在推特上写道：美国人在6月购买了230万支枪，比2019年6月增加了145％。许多零售商报告说，他们的库存已枯竭。 自3月以来，共售出了830万支枪，这可能使2020年成为历史上最高的年份。” 有产者捐金赎买革命难逃清算 西方社会实行高福利，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赎买底层革命。美国对底层实行福利倾斜，大资本集团则一直通过与民主党结盟，来消解底层的仇富情结。这次BLM虽然经过精心策划——据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的说法是准备了三年，但毕竟是不是高度组织化的列宁式政党，多是临时集合的乌合之众，于是上演了不少黑色幽默，最有意思的冲击了自家主人背后的金主，这是网上广为流传的几则事件： 6月27日，一大群BLM 高喊“吃大户”（ Eat The Rich!），“取消资本主义” （Abolish Capitalism Now!）， 冲击洛杉矶富人区比华利山庄（Beverly Hills）。这宝地住的全是民主党铁杆粉与大大小小的金主，比如好莱坞明星、科技巨头及高管，不少人是希拉里、奥巴马多年的老友兼捐款者。住户们这次也都积极支持Defund The Police，没想到自家支持的革命者却冲到门口要吃大户，事到临头，只得呼叫自己刚抛弃的警察救援。 6月28日，对路易斯市的马克·麦克洛斯基（Mark McCloskey）和他的妻子帕特里夏（Patricia）在自家门前的院子里，挥枪制止擅自闯入他们的私人住宅区的一大群骚乱分子。这些人据称是“游行”经过麦克洛斯基的住宅，并前往市长克鲁森（Lyda Krewson）的住处。这一行动遭遇BLM及其支持者的强烈斥责，圣路易斯巡回检察官金·加德纳（Kim Gardner，黑人）宣布，她认为抗议者不应受到暴力袭击，她的办公室正在调查这对示威者造成人身威胁的事件。 这对夫妇事后发表声明，他们支持BLM运动与和平抗议。这话是真实表达，因为这对夫妇从事的业务是伤害赔偿，主要“保护执法部门伤害的公民权利”，他们确实是民主党人，而且一直给该党资金赞助。 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遭遇更为典型。他是BLM运动的坚决支持者，早在2019年初该公司黑人员工比例为26.5%。这次BLM运动开始后，立刻表示还要增加，今年内至少要让本公司黑人员工达到30%（非裔在全美人口中占比13%），今后还要增加；与此同时，强烈谴责警察暴行，宣布将向社会正义组织捐款1000万美元；高调取消警察客户，因为面部识别设备容易伤害参加运动者，让他们感到威胁。但即使如此配合革命，BLM的革命军还是在他的华盛顿住宅区前设置了“断头台”，竖在“断头台”前的牌子上写着：支持穷人反对富翁！ 自家被BLM革命之后变脸的支持者 尽管网上铺天盖地都是BLM到处打砸抢烧的视频，但许多支持者与媒体都坚持说是少数破坏行为，主流是好的，直到BLM进入他们的豪宅打砸抢时才改变态度。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长、民主党人Cheryl Selby坚定支持BLM，6月中旬某天，她家被BLM冲进来打砸抢了一番，并喷上BLM 和解散警察标语，态度立刻变化，被她盛赞的“革命者”成了恐怖主义（domestic terrorism）。 圣路易斯市长莱达·克莱森女士在脸书直播中宣读了要求警察改革的民众的住址与姓名，随后有大约300名抗议者前往她位于该广场的住宅门前抗议，要求克劳森辞职。克劳森道歉后撤下了直播视频，公开表示不赞成defund Police.BLM在FBI上公布家庭住址之后， SPN体育记者Chris Palmer 支持打砸抢烧。他看到低收入者未完工建筑被烧的图片时，他发了一条推欢呼叫好：“烧丫挺的，给丫挺的全烧了”（Burn that’s— down. Burn it all down）。几天之后，他把这条推文删除了。原因很简单，他引以为自豪的自家社区被BLM闯入，被满处涂鸦、打砸毁坏。这时这位记者说：“要烧就烧你自家街区，不要来这地烧”。 左派文化的虚伪与两面性，在这些事件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BLM运动的反常识 美国人当然都知道佛洛伊德之死缘于警察执法暴力，BLM街头暴力之初，举的就是这个旗号。但政府处理此事并无错误，随着BLM无限扩大事态并提出各种要求，在几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后，许多人开始改变看法。 这几个标志性事件包括： 西雅图国会山自治区赤裸裸地展示了BLM暴力运动的结果，就是混乱无序暴力视人命为草芥（被杀者基本是黑人，因为只有他们有肤色护体才敢去那里）； BLM负责人出面说明他们要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BLM成员的种族歧视诉求已经完全与现实无关，因为现实中，美国法律、大学入学、企业就业都充分保障黑人权益。他们算是的历史上为奴之债，每人要求4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与免考免费入学、每个黑人的基本生活费与各种特权。 清算历史，破坏美国历史文物，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历史人物的纪念雕像遭到毁坏，近日部分抗议人士又扬言炸毁南科达他州的“总统山”（Mount Rushmore）上四大总统花岗石头像，要求废除由 ” 奴隶贩子 ” 创建的耶鲁大学乃至哈佛大学、乔治敦等美国名校，并宣称耶鲁大学毕业的人都应该被清算。一些示威者还宣称，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甚至整个美洲大陆的名字亚美利加（Americas）也有问题，因为这个名字来自于意大利殖民者和奴隶贩子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 本轮BLM运动中，极左派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用BLM（Black Lives Matter）这个强调某种族至上的口号，去反对代表所有种族都平等的口号ALM（All Lives Matter），哈佛大学毕业的贾诺威小姐甚至用“割喉”这类语言暴力威胁主张ALM的人，最后被德勤取消了工作合约。高调支持BLM的西雅图民主党市长与议员们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并不真在意黑人的权益甚至生命，西雅图市民豪瑞斯·安德森（Horace Lorenzo Anderson Jr ）19岁的儿子被枪杀于西雅图自治区内，他接受FOX采访时，提到自己在掩埋儿子后，没想到第一时间接到了川普总统的电话，这个电话令他震惊而感动。他告诉记者，自他儿子死后，这么多天过去了，西雅图市长，那个纵容自治区成立，对那里混乱视而不见导致多起杀人事件的市长，理都没有理过他。 民主党主导、纽约时报与CNN等主流媒体全力赞襄的BLM运动，让美国进入了“文化恐怖”，这种美国式的“政治审查”还在继续，个人、商家、各种组织，都在这种“政审”下向政治正确低头，努力开脱自己，避免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这种“文化恐怖”的成果是CK在纽约街头树起了一个堪为BLM运动形象品牌的新广告，模特是男变女的变性人、同性恋、黑人贾里•琼斯（Jari Jones），达到民主党政治正确的极限，颠覆了常人世界的审美观。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部分非裔意见领袖，比如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的知名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以及近年非常活跃的坎迪斯·欧文斯女士，他们都超越了肤色政治的局限，勇敢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类人士越来越多，从名人到退伍军人，以及普通的黑人青年，都纷纷批评BLM运动。 事实证明，无论是Defund Police还是清算历史，在美国都是少数极左派的事业，不受社会大多数人欢迎。最新的《拉斯穆森报道》调查结果表明，在有关Defund Police的民调中，只有17%的人认为应该解散警察，59%的人坚决反对，还有27%的人认为可以削减预算，但不是取消警察。在要求关闭南科达他州的拉什莫尔山（总统山）的民调中，有75％的美国选民反对应该关闭或变更，只有17％的人认为应该关闭或更改。值得关注的是，赞成取消警察与清算历史的17%的人，多为40岁以下人群，这说明美国近20多年以来的左派教育确实有严重问题。 BLM联合创始人卡洛斯发动的街头暴力尽管获得民主党全力支持，但效果远非民主党所设想的那样如意。随着美国民众对这场运动态度的变化，民主党最后不得不黯然收场，回到选举政治的战场上来。在西方社会，选举政治的结果虽然有各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毕竟是社会的稳定器。 （原载台湾上报，2020年7月6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0902） https://twitter.com/Rengongmeng https://twitter.com/Rengongmeng https://twitter.com/Rengongmeng
何清涟2025-11-06 06:25👍 0💬 0“占领华尔街”与世界面临的时代难题
10月15日之前，“占领华尔街”还被世界看作是美国的难题，尤其是北京将此视为美国人民“向美式资本主义说不”，幸灾乐祸地直言这次报了美国媒体多年报道中国负面消息的一箭之仇。但在15日全球71国举行占领活动之后，人们方才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占领活动”的抗议主题是不公平的金融秩序、贫富悬殊等经济、社会等问题，不少国家的抗议者还要求政府削减开支——凭心而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这些烦心事？只不过制度成因与政府的应对措施很不一样而已。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尴尬 先说美国。中国方面说这次运动是美式资本主义遭遇困境，其实说错了。参与这次运动的人士目前的主张是反对华尔街那“1%的肥猫”，却并未针对美式资本主义制度。参与者认为金融秩序失衡，应该说是让奥巴马政府遭遇了尴尬。因为长期以来，正是民主党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过份关照，为金融秩序失衡埋下了隐患。 假如熟悉美国政治光谱，就会明白在经济事务中，右派善于赚钱（创造财富），左派善于分钱（分配财富）。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民众当中有人抱怨说这是布什政府造成的，但专家们却深知次贷危机的根源并非布什政府埋下，而是此前的民主党政府埋下的。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曾动议修改“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议员的一致反对。金融危机中最先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是“两房”的大规模亏损。 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奥巴马无疑是左派，他本人早年也因政治信仰及姿态而获“黑色马克思”之称。他就任总统之后，一直努力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尽力推行惠及穷人与弱势群体的政策。扩张信用、大力救助金融和汽车巨头，这些政策从提高低收入者福利到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大都基于为低收入阶层考虑，他的支持者也主要来自中低收入阶层及各种弱势群体。 占领者们这次反对曾让他们受益的金融界，给总统奥巴马出了一个难题。作为总统，他无法同意这些人的主张；但这些人都是他的支持者，若明确反对这些人的主张，就意味着明年总统大选可能失去这些人的选票。 弱势群体享受“免费午餐”的底线在何处？ 任何社会都有弱势群体，但其形成的制度成因不一样。美国大学里面历来是左派当道，尤其是社科人文学科当中以左派为主。这种思想特质必然影响到青年学子。但美国这种“左”毕竟比欧洲的左好多了，不少青年投身于社会之后也会有所改变，会慢慢从想着如何分配财富转变为考虑如何创造财富。关于这一点，我也认为很正常，20世纪初，世界患共产主义流行病时，法国克雷孟梭就说过：“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这是他本人的人生体验，我相信我们这代人大多也有类似经历。 美国弱势群体的形成与中国不同，并非社会剥夺了他们与其他人公平地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机会（受教育机会）。因为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自由、保证机会均等的国家。插根树枝就可能长成大树，不要说本土人民，就是移民来到美国，只要勤劳聪明愿意学习，也能通过努力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索罗斯与Google创始人之一的布林，都是青少年时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 基于此，在美国本土，“占领华尔街”的活动赢得的道义支持远低于参与者的期望。一批保守派人士创建了一个名为“我们是53%”的网站，寓意全美只有53%的人交税，而参与“占领”行动当中的很多人只是不用交税的46%。就像占领活动者创办的“我们是99%”的网站一样，“我们是53%”网站上全都是支持 者上传的自己高举支持标语的照片。在网站首页的左边，有这样几行字：“我们付钱你们才能到处发牢骚”。一篇题为“新的战斗呼喊：我们是53%”（New battle cry: We’re 53 percent，http://www.tampabay.com/opinion/columns/new-battle-cry-were-53-percent/1196641）详细报道了这次活动。我到那网站上去看过，不少帖子的大意是：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自己个人的事情，不应该归罪于他人，这才是“美国梦”的真正内涵。一位成员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他今年43岁，一直辛苦工作，过去几年经历过失业与失去住房，但他再次就业后很快就站了起来，“我就是那53%！” 不少政界人物对这运动也予以指责。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指责抗议者找错了对象，因为华尔街是纽约乃至美国 的就业机器和经济发动机；选错了地方，因为金融业其实并不完全在华尔街；用错了方法，因为这种抗议只会让市场更无信心、经济更糟、失业率更高。耶鲁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干脆说抗议者“最后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应该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是保留资本义自由竞争理念最多的国家，这也是“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无法在美国“长大”的原因。 齐泽克的困境：看似指路却无方向 这次运动最后成为全球性的抗议活动，留下的思考非常宏大，那就是今后世界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齐泽克到华尔街现场的演说，正好展示了运动的困境。 世界目前大致可分为三类：成熟的资本主义（其中欧美其实有很大差别）世界，独裁专制国家构成的暴政国家、形式上民主但却存在种种困扰的国家（包括东南亚、拉美、以及阿拉伯世界正在走向民主化的一些国家）。第二类国家目前向往的是美欧资本主义文明，第三类国家可能还得经历不同层次的二次民主化。 齐泽克归属的后马克思主义对现有的三类国家都不满意。这个学术流派承接的主要是新左派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批判资本主义。齐泽克是一个对社会运动有高度激情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参与者。他的参与不仅表现在对社会现象的经常性批评中，还表现在真正的政治行动上。这次演讲中，齐泽克是两面出击：既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批判了中国，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成为最不择手段的资本主义者——这种将一切罪恶归罪于资本主义的思维是否妥当得另行专文讨论。本文只简单介绍他最近亲临“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场演讲的困顿。 齐泽克的谈话照例天马行空，比如他批判了有机食品对环境生态的毁灭，赞美了家庭观念。与这次运动有关的是，他肯定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在揭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各种谎言，建议占领者不要停止反抗，要拥抱“茶党”，不要把他们视为敌人。他警告说，要警惕这种节日般的气氛，不要自我陶醉其中，搞不好这场运动就会变成一场简单的嘉年华，“而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运动之后的改变”。他说，这项快速蔓延的运动似乎始终处于婴儿期而无法发展壮大，在于“人们往往渴望什么，但又不是真的想要。对你们渴望的东西，不要害怕，勇敢争取。”唯一能让人们清楚把握的是齐泽克的断言：“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终结了。改变是可能的事情。” 齐泽克这类欧洲左翼从来就没有真正抛弃过共产主义理念。在苏联东南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将共产主义弄得声名狼藉之后，他们只好另开蹊径，发展出了一个后马克思主义流派。观察齐泽克这次演讲，得到的印明就是资本主义很坏，要改变。方向在哪里？不知道。其实说穿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最享受的就是欧洲从第一国际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认为的修正主义）变异流传下来的议会政治加高福利。但这种高福利制度曾让欧洲人过着舒适又不辛苦的生活，因此形成的高税收与政府高额的财政支出，现在正将欧洲折磨得精疲力尽，任何政党与政治家假如试图削减福利，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失去选票。这也是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无法面对的现实，所以他们理论高蹈，将批判矛头对准美式资本主义与中式社会主义。这次演讲中，齐泽克表明的观念是：敌人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一切投向敌人的刀剑与长矛都是他欢迎的。 “占领华尔街”对于占领者而言：其实就是希望继续加大“免费午餐”的分量，但这要求实在说不出口，肯定会遭到53%的纳税者们反对，更何况一心为他们服务的奥巴马总统也力有不逮。由此催化的全球性“占领运动“背后蕴含的时代难题就是：这个世界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将各种制度的好处拼接在一起而舍弃坏处，已经超过了人类现阶段拥有的能力。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63期，2011年10月20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38）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