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中美新交鋒開始了
程曉農 最近關於中美關係的各種消息接連不斷。拜登上任後，特朗普與中共的緊張關係會有所緩和嗎？這是全球都在關注的問題，中共更是焦慮。然而，中美關係不是美國一家的獨角戲，中共的外交和軍事姿態相互矛盾，大大降低了中美關係緩和的可能性。 拜登就任前，中美關係事實上進入了冷戰狀態，但發起這場冷戰的並非特朗普，而是中共。去年上半年，中共連續三次向美國發出核威脅，堪比1962年蘇聯將核導彈安置古巴所引起的古巴導彈危機。去年初中共海軍艦隊直逼中途島美軍基地，以演習為名，宣稱可用核導彈襲擊珍珠港；去年3月中共宣佈佔領整個南海，直抵印尼、菲律賓沿岸，以為戰略核潛艇對美威脅的「發射陣地」；去年6月中共再宣佈，已完成北斗衞星導航系統，可實現對美國全境的核導彈精准打擊。美蘇冷戰結束30年後，美國再次遇到另一個紅色大國公然的核威脅，於是特朗普從去年7月開始在軍事、諜報、經濟、政治領域展開全面反擊，中美之間由此進入了冷戰狀態。 拜登繼任，中共急於在經濟和外交上改善中美關係。中共有三求，其一是取消關稅，恢復大規模對美出口；其二是取消金融管制，恢復中企在美圈錢的運作；其三是取消技術管制，恢復其盜取知識產權的「自由」。而拜登上台後僅在限制對中共軍工企業投資方面暫作緩議，其他方面「特規拜隨」。 中共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先是讓《華爾街日報》放風，稱北京擬派楊潔篪訪美；隨後於1月26日由其喉舌多維新聞以〈習近平留給拜登的時間不多了〉為題，發文催促拜登早作決定；繼而又於1月29日由王岐山出面對拜登喊話，其副外長樂玉成也呼籲美國調整對華戰略，實現「撥亂反正」。 中共頻亮劍 局勢難緩和 然而，美國似乎對中共的籲請不理不睬，其關鍵考量是兩點。第一，國內不靖，華府駐兵不敢撤，既要防特朗普支持者再抗議，又要防高舉「鐮刀斧頭」旗號的極左別動隊Antifa鬧事。拜登面臨的國內政局，美國史上獨一無二；而中國人則不免聯想起趙匡胤的「黃袍加身，斧聲燭影」。第二，太平洋不太平，中共針對美國的軍事威脅逐步加快，中共擴建航母艦隊的計劃雖然進展不快，但其核潛艇艦隊正從其佔領的南海「深海堡壘」四出探尋進入中太平洋的水下航道，欲把美蘇冷戰中作為二次核打擊力量來使用的水下核威脅，變成對美國的隨時核威脅。 為此，去年秋天以來，中共不僅一再試圖用核潛艇突破巴士海峽，還在印尼爪哇海用水下無人航行器搜集潛艇航道的水文資料，以便開通經爪哇海和澳洲北部海岸進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堡壘」南航道。 1月23日美國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進入南海，宣示南海國際水域的航行自由，既是讓中共南海核潛艇的「深海堡壘」破功，也是為了支援在台灣西南海域水下與中國核潛艇較量的美軍潛艇。在此之前，從1月2日起到9日，然後從11日到20日，共軍幾乎每天出動反潛飛機或電訊干擾機，到位於福建、廣東交界處的外海偵察，目的似乎是偵測正在跟監中共改裝核動力潛艇的美軍潛艇。 在中共核潛艇大肆活動、不斷實施對美核威脅的年代，美國的國家安全時時受到威脅，美國的軍事反制自然不能停歇，為應對中共海軍在南太平洋的活動，美國海軍已於去年底宣佈新建一支艦隊，防守這一海區。中共堅持其軍事上的強硬姿態，擴軍備戰的步子啟動後便步步緊逼，雖然它外交上呼籲美國緩和雙邊關係，但武力的「大棒」揮舞之下，何來緩和？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21年1月2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202/RGUQPJTKDRAWLCTQNFEVZJAXR4/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剖析中美经济战的主战场与侧翼战
何清涟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于10月底在韩国举行的APEC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并将于明年初访华，据称他将稀土、芬太尼和大豆列为对华贸易的三大首要关切。中美元首峰会能否解决这三大问题，既取决于双方手中的牌究竟有多大杀伤力，也取决于战术，这两者决定了这场贸易主导权之争的胜负。 川普牌多，但失于四个低估与预料之外 川普政府计算了美国在对华贸易战中握有的大小王牌，从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需求方、留学生接收国、中国对美技术的依赖、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服从度远高于对中国的服从等全计算在内，但对中国方面却失之于四个低估，体现在： 低估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度。简言之，2019年川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时意识到《中国制造2025》将带给美国的挑战，美国将这计划斥之为“中国仿制、偷盗、剽窃美国技术之集大成”，认为中国用从美国偷去的技术发展上述产业，让美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是对美国利益的严重伤害，这是对华贸易战的两大理由之一。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北京被迫在2019年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但很快不事声张地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进行投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加中国的出口产品库，电动汽车只是其中一项。这一早在2015年就开始启动的再实业化过程，我概括为“中国经济脱虚向实”。可以说川普意识到中国的“新三样” （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带给西方制造业的挑战，但对美国经济对华依赖度估计不足，其中包括对中国在稀土产业的垄断地位估计不足。 低估了中国的“卡脖子”能力与胆子。最开始川普对中国对美对等加关税的回应是How dare you?（你怎么敢？） 然后逐渐变成高关税会整垮中国经济，自己为中国着想，不愿意中国经济崩溃，希望中国经济好等说法。直到中国祭出稀土这个卡脖子法宝，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低估了中国在稀土行业的全产业生产链造成的垄断地位与美国重建稀土产业的困难，1960-80年代加州的芒廷帕斯矿曾供应了全球70%以上的稀土原料，在1990年代因美国政府的环保政策而停产，如今要恢复，美国的环保法规与美国人的环保意识就是个硬瓶颈。 这几个低估，源于白宫国家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低估了中共政权的韧性与习近平的能力。西方对习近平有个格式化的评价，“又杠又横”（《纽约时报》10/24/2014），这印像得自于美国中文媒体，这些媒体经常贬称习为“小学生，水平很差”，“毫无国际经验”，“只会念稿子”，并擅长传播各种事件预期，比如高层内斗导致政变、中共政权即将崩溃，这些“中南海秘闻”有时影响到美媒，有的媒体甚至转载过著名的“习下李上论”，当然也会对美国新一代中国专家产生影响。2025年4-5月川普“清洗”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人员除了主任简以荣（Ivan J. Kanapathy）之外，被“一锅端”限时走人，此举的原因据说是对中国事务提供了“不实信息”。如果考虑到5月16日川普为对华关税战降温时强调，“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遭受的伤害将比美国更大。如果两国未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中国（经济）就崩溃了”，可以大致猜想出这些中国事务人员提供的信息源是哪一类了。 预料之外，当然是指中国10月9日的稀土管制新规，几乎完全是逐页照抄美国商务部9月29日的“50%规则”的新规。该规定的核心在于：若某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那么它持股50%及以上的子公司或关联企业也将自动受到相同的出口限制。中国10月9日出台的两项稀土管理新规，师法的就是美国9月29日打击中国企业的新规，《华尔街日报》于10月15日发表《中国应对美国的策略：“师夷长技以制夷”》，巧用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的著名语录，倒也非常贴切。 侧翼战场：美国具备长期压倒优势 中美关税（经济）战除了正面战场之外，还有一个战线很长的侧翼战场，即与中美双方有重要经济关系的其他国家，美国的施压能力（伤害能力）比中国强。这方面，美国一直占据优势，也特别擅长利用这一优势。关税战一开打，美国就瞄准中国自2019年中美贸易战之后构建的china+1格局开打。所谓china+1格局，本是中国为了规避川普贸易战对华进口商品加征高关税，将中国的劳密型产业例如服装、制鞋、玩具等转移到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美国称这些国家为“中国商品的中转站”。今年美国对华关税战开打，美国迫使这些国家在所签协议中列入“转运”条款，经过越南转运的输美商品将被征收40%的关税；对于印尼，则规定任何被美国课以更高关税的第三方国家经由印尼对美出口商品，将征收19%再加美国对该第三国征收的关税。虽然转运条款没有点名中国，但考虑到中国是这两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谁都知道这是美国在破china+1之局。 自6月以来，美国侧翼战场的重点转移至西方盟国，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荷兰安世半导体(Nexperia)成为一个重要目标，安世半导体最大的市场是中国，占该公司收入的48%，欧洲市场居第二位占其收入的22%。美国官员利用关税谈判做为武器，今年6月警告荷兰官员称，荷兰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如果不想被列入贸易黑名单，就要罢免其中国母公司闻泰科技（Wingtech Technology）派出的CEO。在美国压力之下，荷兰政府于9月30日发布公告，宣称该国经济事务部从#中国闻泰科技手中接管了安世半导体，并要求冻结安世全球30个子公司的运营，安世的人员调配、生产计划等所有事项。闻泰科技作为安世中国的母公司，其创始人张学政在安世半导体的CEO职务被暂停，荷兰政府还打算把这一职位替换成外籍高管。荷兰政府还要求安世中国，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 目前，中国方面的还击包含两方面，一是政府行动：10月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公告，禁止安世中国及其分包商出口在中国生产的特定成品部件和子组件。10月9日，荷兰半导体行业需要的稀土原料也进入了管制范围。二是企业行动：在荷兰政府宣布接管之后，安世中国开始整理国内的供应链、原材料、封测环节打算摆脱荷兰的掣肘。10月19日，安世中国发布了《安世中国致全体员工》的一份公开信，正式宣布独立运营，声明拒绝荷兰总部的指令，并且强调安世中国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任何指令在没有中国区的同意，均无法执行。 安世半导体的70%产能都在中国，安世生产的芯片大多都是苹果手机、特斯拉电车、博世和西门子设备需要的芯片；欧洲的诸多车企也需要从安世中国进口这些芯片。中国对安世的这些芯片产品进行管制，引发欧洲“缺芯警报”。欧洲诸多车企开始找荷兰政府反映情况，荷兰政府意识到必须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荷兰经济相就安世半导体问题与王文涛通话，希望共同努力达成“建设性解决方案”。 要言之，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太过复杂，主战场上较量的是双方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谁更大，侧翼战场较量的是两国对其他国家的伤害能力更强更大，伤害能力的强弱就是控制力的大小。对中国来说，类似安世的中外合资公司不少，如果荷兰政府能轻易将中国的投资没收，此例一开，类似事件会接踵而来。对美国来说，安世如果不听命且不用承担后果，那么美国号令天下的权柄就会失灵。可以预期，在即将举行的川习会前，荷兰没收安世之举，必将作为一枚兵棋在棋盘上被双方推演。
何清涟2025-11-06 06:12👍 0💬 0我的“资产负债表”
标题定为“我的资产负债表”，但其实并不谈净收益，恐有张扬之嫌，因为那些东西真真假假，外面也传得够多了。这里只谈“负债”，亦即负面的消耗，而且是那些没意思之极的只浪费精力，却没有收益的负消耗。 一 看了《书屋》今年第四期上题为《经济学“来了”》的文章，不禁想起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十月号上一篇题为《真痞子来了》的文章，文风相似，谈的内容也相似，“真”文谈的是前年那本《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二十七个问题》，那本书是那一年的热点；而《经济学“来了”》谈的则是现在的显学——经济学在中国的散文化写作问题。文中有两句话与我有关，一是“文学解释现实的能力太弱了”，二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为这两句话遭到奚落而生气当然没有必要，但是由这两句话想到了现在的批评之风，以及这一年半以来无端遭遇到的一切，便想写几句话，算是清理一下本人的“资产与负债”吧。 先谈谈对郜先生文章几个观点的看法。一是关于“文学解释社会现实的能力太弱了”这句话究竟说错了没有。这一点关系到各学科的解释边界问题。宗教是人类关于生与死的对话；哲学则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以往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济学则研究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就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来说，最合适的学科当然是经济学与社会学，这点是学术界同仁比较一致的看法。不过，尽管经济学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大的殖民者”，并且还在不断地开拓疆域，但毕竟也有自己的解释边界，因为它没办法为世人提供《阿Q正传》《百年孤独》《罗马帝国兴衰史》《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民治政府》《美国的民主》等文化产品，这一点正好比文学没办法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国民财富的分配，总量概念上的就业与失业，货币供给及经济波动理论，国际贸易的静态均衡，资本国际间的流动等等一样。二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这句话虽然也被郜先生信马由缰地走笔刺了一下，但也想不出这话有什么值得讥讽的？难道世界上还有人希望读文笔不好的文章？或者是文笔好的文章就不能算是经济学著作？ 还有一点是经济学家能不能写散文的问题。我觉得这一“问题”本来不是个问题，任何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写作之余写几篇散文，只要有市场需求——亦即有读者认可就行，即便他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专门从事散文写作，那也是他的“自由选择”权利，谁也无权干预，你不承认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不买他的书，二是可以写文章批评书，这是作为消费者——读者的自由选择。但权利仅止于此，不能将这权利扩大到取消人家写散文的资格。其实经济学家写散文，早已有之，号称“哈佛金童”的凯恩斯，就曾出版了几本散文集，如《精英的聚会》等；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其实就是用散文体写作的一本经济学名著；“经济学界奇才”加尔布雷斯最爱用散文体裁进行写作，如《不确定的年代》《自满年代》等书脍炙人口。还有经济学家兼翻译家的，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教授即为一例，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基督山伯爵》就是他翻译的，我孤陋寡闻，没听人说过这书译得不好。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著名的“鸳鸯剑”金、刘二位，最开始名动中国的也不是他们的学术著作，而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公开的情书》，那可真是一本让一代人回肠荡气的书。不知为什么咱中国的经济学家偶尔写写散文竟引得郜先生如此动气？或者他忙于写文章去了，竟不知这些思想界与学术界的掌故？ 关于“由蛋糕引起”的中心问题，即“公平与效率”之争，这一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生产讲效率，分配讲公平，这公平不是讲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讲起点公正，竞争过程公开，“效率”属于经济学专业领域，“公平”除了属于经济学领域之外，还带有人文关怀色彩，是许多学科相通的问题。这一命题非“新经济学”所垄断，而是自“经济学之父”两百多年前开创这门学科之始就已将其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至今还未被请出经济学神殿。公平与效率、经济学的人文关怀问题，我已在《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里讲得明明白白，我的论文集为什么名之为《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也已在多处谈及，在这里不再扰大家清听。经济学家们以“公平与效率”为书名的书就有好几本（在英文中，公平与公正均是一个词），一本是阿瑟•奥肯的《公平与效率》，另一本是国内学者曾昭宁的《公平与效率》。用“切蛋糕”比喻分配在经济学著作中司空见惯，非“新经济学”所创造。这里只想补充一句，这一经济学已研究了两百多年的命题，经济学界不会因为它遭到一位文人淋漓尽致地讽刺以后就立马放弃，只怕以后还要有大本的专题著作问世。即便郜先生以后上街看见蛋糕房里那些白衣白帽的人，要被刺激得晕倒也没法让经济学产生一点怜悯之心。“拉动需求”这一经济学专业名词竟费了郜先生这么多笔墨进行嘲讽，那经济学名词中值得嘲讽的名词还有许多，如“经济起飞论”、“博奕论”、“路径依赖”、“经理革命”、“公共选择”、“搭便车”等等，翻上几本经济学著作可以找出许多许多，够郜先生忙乎好大一阵并写出洋洋数十万言了。 郜先生文中此类“问题”甚多，不再一一列举，因为要“讨论”这些“问题”，得退到“1+1=2”这种起点来谈，未免有点侮辱郜先生的智慧。这类讨论（如果还能称之为“讨论”的话）只能用三个字来概括：没意思。郜先生文笔犀利且善于调侃，提着一口不知从哪里憋来的真气只管刺人，只可惜刺得不是地方，将多年辛苦积累的才智浪费在如此华章当中，窃以为未免大大可惜。 二 由此我就想到去年因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而受到的一些非议。 我个人认为，一本书只要问世，就成了公共消费品，消费者有权就这本书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中肯，有助于我改进不足甚至错误，我不但欢迎，还要表示感谢；批评即使不到位，只要仅及于书，那我也没必要回应。但我始终坚持一点：书是公共消费品，作者却不是供大众消遣的娱乐消费品。如果竟有人将我当作公共消费品，或者谋利工具，不惜伪造事实，辱及人格，最后还要玩出勾结不法书商盗名制造非法出版物那等下作事情，那本人就毫不客气，诉诸行政执法机关。所以对于就书提出的各种批评，有缘被我看到的，我都看，也收在那里，但从不“回应”。不过这些批评中有些实在有趣，不妨在建立本人的“资产负债表”时摘述几段出来供读者诸君欣赏，至少可以说明我们中国眼下部分“批评家”的批评水平与风格。 有两篇文章正好从两个相反的极端看待拙著：一篇名为《拨开陷阱的“迷雾”》（《书屋》1998年第5期），这文章我早先在深圳市《金融早报》上看过，“钟言”是笔名，大概是取“忠言逆耳”之意吧。其实该文章未发表之前，已在他们的几个朋友之间流传了好几个月，还有人也跟着兴奋了好大一阵，并有看到文章的人出面告诫我成了名以后要谦虚，不要对批评意见有所回应。我谨遵教诲，不敢有所“回应”，免得落个不谦虚的恶名。该文不知所云地大大抒发了一通自己对经济学的见解，如“财富分配不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纵使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也必然是一部分人先享受改革的成果，一部分人付出代价。而社会就是在这种竞争机制中不断完善、进步，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过渡到全民的富庶”，如此云云说了一通之后，作者将我的书评定为只是讲述了表面现象，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批评，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法，然后在文末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我：“面对极其沉重的人口负担，面对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与其徒唤公平和人文关怀，不如冷静客观地研究几个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位先生的观点如此，而另一篇文章名为《谨防何氏“陷阱”——驳何清涟舶来的“经济人”理论》（《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7期，署名“异军”）却又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该文说我“接受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接受‘经济人’理论”，“如果按照何氏等人的理论，我国广大干部肯定在十官九贪之列。这就显得十分荒谬”，“何氏的‘经济人’理论把本末倒置，把干部因受腐蚀而产生的损公肥私思想行为，视作干部的本性，当作贪污腐败的根源，进而把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把公有制，都当作贪污腐败的根源，这实际上是在转移群众的视线，把反贪污腐败斗争引向歧路。”在征引了我书中二０二页大量段落后，作者评说：“这里，何女士简直是在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反攻倒算，是在咒骂五十年代我国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了”，“既然人人都是‘经济人’，那么就要有适合‘经济人’存在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何清涟早已设计好了，那就是她在书中所设计的政府和政府行为，其法律和宪法设计模式的根据是‘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者’，这个模式称为‘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原来何女士搬来搬去的理论，还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模式。……何女士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腐而不朽，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碰到严重困难和挫折时，大唱资本主义的赞歌，指责社会主义没有人性，未免太急功近利了，……但是，何女士也会因此付出代价的。”对于同一本书竟有如此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看法，也真算得上这本书的幸遇。但我如果竟将这两位“批评家”的雄文当真，并据此“改进”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批评的两极中来回走动，那也真算是傻得冒了尖。但倘若要我对这两篇文章的作者的批评态度发表看法，我对“异军”先生表示人格上的尊重，因为不管人家的言辞如何激烈，毕竟只是世界观的不同，在动手写作之前，人家可是认真看过书，也算是读懂了这本书的真正要害——尽管是站在相反的角度。这就比不认真看人家的书，或者说根本就没看明白就匆匆忙忙拿起笔写批判文章以进“忠言”要好得多。要知道，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发展受到的根本制约是人口与资源的约束，至于进没进行制度批判更无需解释。 还有人则认为我这本书“来得非常乖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心”，这话是在部分小文人当中口口相传，没有文章问世。我只想问问这些在背后吱吱喳喳嚼舌头的小文人：这本书乖巧在哪里？哪一点乖巧？是不是因为我现在还平安活着，正常地拿工资吃饭，还活出了小康水平，就证明书是乖巧之作？ 还有一篇长达一万余字的文章“中国现代化反省”（《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CDI研究报告》1998年6月）更有趣，开篇之处作者陈开国先生谈了他所在的研究院对我的集体愤怒之后，写了这么一段话：“主持综发院工作的某某某教授（原文有名，我考虑还是省略为好）认为，应该进一步阅读何清涟的《陷阱》，……某某某先生建议我与他一起阅读，他这时已开始读了一部分。这种兼容博取的态度对我是一种激励，我接受他的建议。”“何清涟的职业使她容易深入生活，同社会各方面有广泛接触。这从她书中引用的大量报刊资料和自己的调查手记看得出来，我没有这种优势。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些年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外界情况了解不多，也不动手写作（写不出东西）”，“要对她的书作出具有学术水平的评论，则超出了我的知识与理论能力。”不过作者还是写下了洋洋万言的评论，那评论足以证明作者前面的话并非谦虚之辞，比如他指责我碰到关键问题上就绕开了，比如他认为现在人文科学“继往开来，日益兴旺”，比如他认为我这本书是受商业风气影响，在浮躁心理作用下的产物，全书并不能给人以解决问题的阅读快感，使用“资本原始积累”这一旧概念并不能概括新问题——这是陈先生全文惟一对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不敬的地方，等等。一个不写作的人当然不知道写作者不得不注意的环境禁忌，而且他根本就不了解这本书就这么改来改去还拖了一年半时间才能出版的痛苦遭遇。不过我还是很佩服老先生的勇气，能够在与被批评者不处于对现实认知的同一平台时，不怕掉底地如此云云不辞劳苦写了洋洋万言，相信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从事研究工作几十年的资深老学者，还能这样谦虚地用文章表明自己毕生才具仅仅只剩下批判能力，并且“奉旨”批判。 大概是觉得陈开国老先生文笔严肃，不够调侃，陈先生的两位同事取名“龙马”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发表于《深圳商报》上，该文指出，何清涟之所以会对中国的现实作出如此分析，认为腐败不应该成为改革的代价，等等，是因为每天呆在小小的卧室里，没有到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广阔的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去遨游一番，如果到过那些地方，经过商品经济的洗礼，就会对中国问题认识深刻一些。然后作者告诫我要谦虚谨慎，因为深圳市像我这样的人才即便没有一万，也至少有好几千。至于去那里遨游过一遍甚至几遍的他们何以没能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刻研究，而只能在互联网上抄写东西编编东南亚金融风暴之类，文章中没有解释这因果关系。我于是感到自己的闭塞，不知什么机构什么时候立下了这一规矩：研究中国问题必得到那些地方去经受洗礼，如同穆斯林必得去麦加朝圣才能够有资格做阿訇一般。我暗下决心，今后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去上一回，以便经受美国商品经济的洗礼，再想法获得“龙马”两先生的认可，取得做中国问题研究的资格。 另一篇同样发表于《深圳商报》上、署名为“闲云”的深圳市“金融工作者”则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真正的学术著作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懂，而我的书因为大家能够看懂，充其量只是本经济学的通俗读物。还有一篇在《万科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干脆说这本书只配拿去盖咸菜坛子。 还有一位颇有点名气的社会学学者到处说：“她谈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看也都知道。让这女人得了便宜去。”言谈中颇有懊悔自己没抓住机会的意思。按照这种评价演绎，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她写的也不过是当时美国人人都知道的黑奴问题。至于我是否得了便宜，有哥仑布立鸡蛋的故事在先，不用多谈。 上述这些“学术批评”，是“陷阱”一书掀起的小小波浪，我并未动气，看过了权当寂寞治学生涯中多了一点调味料，作为资料丢一边去。因为毕竟大都只是就书谈书，就算是有人延伸了一下“批评”的外延也不要紧，虽然批评的方法、口气以及部分作者的写作动机我并不怎么能接受。比如人家将书买回去了，书已是人家的财产，人家有财产支配权，他要拿去盖咸菜坛子，你难道还能生气，去干涉人家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人家立意高远，喜欢写“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懂的真正的学术著作”，那也是人家的自由，“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况且退一步说，即使批评了我的书，也不是我的敌人，因为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没有私敌，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某种思想观念罢了，因为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薰陶中长大的国人，都真诚地相信在对立统一的矛盾斗争中可以让世界前进，那么就让人家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斗争中得到向上的升华”吧，我活着还有做靶子让人获得批判快感的功能，也不枉了人生一场。 三 真正惹起我动气的是一些造谣生事者。比如一些文人背后口口相传的说我“与政府合谋”搞掉了《黑马文丛》一事，我已在电话里质问过谣言的源头。这位自诩身兼“大侠”、“思想家”、“出版家”的酋长竟然不承认自己说过这话，还一再表示不再管这事。酋长完全忘了，管这事并非谁请他出面，而是他自觉自愿主动“参与”。想当初他是那样十万火急地将我在西安打假一事在第一时间电告非法出版物的始作俑者，并“仗义”地将书稿拿来火速出版。酋长也根本不顾事实：我是去年十一月下旬去新闻出版署打黄扫非办，拿着全部证据（包括始作俑者写有我看过书稿并同意出版字样的两份委托书），要求打黄扫非办这一行政执法机关严惩制作非法出版物《现代化的陷阱背后》的小团伙，因为当时新的著作权法还未出台——那部法律直到去年十二月才出台，不能追诉此前的犯罪行为，为这一点我一直遗憾不已——再加之非法盗版物还未正式出版，算作犯罪过程中止，所以只能将为首者整顿除名，另一名主要参与者则受到所在出版社惩罚。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种拆烂污的货色竟然会被眼光高明的酋长看作奇货可居的宝货，并收进《黑马文丛》。我知道酋长要出这书时，已是今年一月下旬的事了，因为书已出来，且酋长已遵照承诺删掉作者那些想入非非、假造事实之语，此事也就算告一段落。但在打击了制假者以后，竟然还有少数小文人为制假者打抱不平，说什么制假虽不对，但可以在报纸刊物上与某文人打笔仗，而不应该求助政府。对于持这类论调的小文人，我实在抱歉得很，因为本人没有在报纸上耍猴戏给各位观赏的雅兴，也不相信这类舔碗底的小“文人”有什么正义感。这类人之所以出来打抱不平，只是物伤其类罢了。而酋长在以“某某某挑战何清涟”为词进行大幅广告炒作以谋大利却没达到目的后，竟又不惜制造我“与政府合谋搞掉《黑马文丛》”的谣言辱我清誉。我在电话中正告大酋长，只要有人出来指证他说过那些话，或者他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哪怕是有人将他的谣言写成文字被我看到，本人将毫不迟疑顺藤摸瓜地以诽谤罪诉诸法律。至于这种如同地下室的老鼠般躲在阴暗角落里不停啮咬的行径，本来就非人类所为，所以连身为男人并兼“出版家”、“思想家”的草原部落大酋长自己也羞于承认自己曾说过那些话。在此要说明的是，《黑马文丛》收的是哪几本书我至今也不清楚，这倒不是我胆敢瞧不起其他作者，只是因为看到那文丛的名字就有一种深深的被侮辱之感，所以宁可错失机会，这一点要真诚地敬请其他作者原谅。至于说我为人厉害，一方面批评政府，一方面又依靠政府之类，这话实在表明酋长与那位小文人的言行混乱之极，且对事物缺乏起码的认知。首先，现在的政府是中国惟一的执法机构，难道我不向政府申诉要求惩处非法出版物的制作团伙，而去找黑社会的“教父”？更何况某小文人早已先放出风来说我要找黑社会的人修理他，还为此也去依靠了一把政府，给深圳市领导写了一封控告信，只是提供不出任何证据，没能依靠上罢了。其次，酋长自己难道是不食周粟，呆在首阳山里饿死的伯夷、叔齐？他自己“做书”，不是也在依靠政府垄断的出版行业给书号吗？说我厉害那倒没什么，因为如果我不“厉害”一点，并为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依法而战，甚至愚蠢地听从那些在报纸上讨公道的“善意”劝告，那不早被他们连骨头渣都吃没了？至于历年来被那位小文人吃的不幸者，包括早已闭关的老历史学家、死去的张志新，以及一位被兜头泼了一盆脏水，从此失去欢笑的小姑娘，又有哪位小文人出来为他们讨个公道？ 我也发自内心地可怜这些人。他们也许是习惯成自然，一向为所欲为伤害人家成了日常行为的一部分，竟然常常弄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往往在受害者诉诸法律或行政执法机关以后，又来抱怨人家不该依靠政府——这行为怎也不像是大男人所为，倒像是……所为，此情此景真是可怜复可叹。在此我还是劝他们到每个市、县政府都设有的“普法办”去领上一本不花钱的“普法常识”，支出一点“机会成本”，花一点时间，坐在家里看上一两遍罢，以免今后被别人与“政府合谋”因他们的诽谤罪施加法律惩治。 建立这一“资产负债表”，目的是立此存照，毕竟这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景观。如果不是我的“影响”近年来扩及到“文坛”，想要得到小文人的侮辱都还没处找门呢，人家造谣侮辱您是看得起您哪，这点“道理”我现在已然明白了。前十年我在两本只有思想界看的杂志上发了《现代化的陷阱》那么多章节，也没有人来招我惹我，看来这“文坛”实在是惹不起也躲不起。前一向有一位活了九十好几且因做汉奸坐过牢的人，翻出当年旧案，说明自己的历史不是以前定的那样，又是征婚，又是为自己平反，一时间好不热闹，居然还有几位年青女子应征，还有传媒大大捧场。看来造谣者还是好好保养为上，通过多种途径赚钱，活到千岁千岁千千岁，等到同时代人都去世了，那时他们老而不死竟成贼，可以翻出现在这段已通过行政执法板上钉钉的公案，红口白牙再写出点“内幕”“背后”来为自己“平反”。 “文坛”的风景线，多了这么几棵菜，煞是好看，也从而使得我辈必须将有用之精力从事无用之劳动，在“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支出，减少收益。但据我所知，依靠这类左道旁门青史留名的人，可能只会有一个姚文元。太小了的小文人，那本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新儒林外史》他们也挤不进去，那里面的前十几把交椅，乃至几十把交椅，还有人要坐。要想在《新儒林外史》里排上座次，还是把“局”再玩大一点，弄点惊天动地的大冤案出来。 （原载于《书屋》1999年第6期）
何清涟2025-11-06 06:45👍 0💬 0中美贸易战成习近平对川普的超限战
何清涟 中美贸易战风云突变，进了从未涉足的深水区。8月6日，中国接连放出两大招，中国商务部当天凌晨突然宣布，中国相关企业暂停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接着是中国央行允许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兑美元立刻破七。自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宣布将于9月1日增加关税，期望中国在此期间坐下来谈判，中国方面干脆不再以绵里藏针的手法回应，而是钢铁碰钢铁式的硬回应。 列为汇率操纵国只是武器 此消息甫出，我就在推特上指明，这只是威慑，因为短期内无法付诸操作，一天之后，美国放话，希望中国来华府谈判。 自2018年3月贸易战开打，至中期选举前，观察者大都认定，中国可能有四个反击选项：关税反击、限制稀土供应、贬值人民币、修理在华美企。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谈谈打打之后，中国发现自己的选择越来越少： 1、中国的关税武器已接近用尽。以下是2018年的数据（美元）： 2018年，美国对华征收关税商品2 500亿，川普声称将加征关税的商品3250亿，中国对美出口总额5 390亿——美国对约47%不到的中国商品征了税，现在还有加税空间。 中国对美征收关税商品1 100亿，美国对华出口总额1 200亿——中国对91%的美国商品征了税，还击空间不大。 2、稀土武器。今年5月，中国曾减少过对美的稀土出口，习近平视察江西稀土矿以及发改会三次座谈会的主题，让世界认为中国可能要打稀土牌。美国稀土进口的80%来自中国，2018年从中国进口价值2.5亿美元的稀土磁铁，业界公认并没有现成的替代渠道。美国军工产业曾警告说，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是它的薄弱环节，美国经济支柱之一的高科技产业也离不开稀土原料。九年前，中国曾因领土争端对日本采取过类似举动，导致稀土价格飙升，全世界的制造商在那时领教到中国对全球供应链一个关键部分的控制能力。 但媒体采访过专业人士后，发现这张牌于中国来说不太好使，因为中国自身的需求已使其多少依赖于美国的矿石。用专家的话来说，“全球供应链太过复杂”，由于迂回的全球供应链，要想真正阻止美国获得稀土产品，可能意味着要切断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供应，比如韩国和泰国的工厂生产大量的镧基催化剂。稀土牌不是好牌，就连一直对美国开打贸易战颇有微词的《纽约时报》及BBC都有过专题报道，认为这牌的结果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 3、汇率牌。美国在1988年出台《贸易和竞争力综合法案》，要求财政部每半年提供一次报告，分析和评估主要贸易伙伴是否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本国货币。该法案第3004条规定，对于操纵汇率行为的界定，包括巨额的经常项目余额（这条中国未达标），与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这条中国一直符合）。2015年美国出台《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执行法》，又添加了一条持久性的对外汇市场进行单方面干预——这一条可以说是为中国量身定做。 自1994年以后，至今25年内美国都未将某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在川普上任后的第一年，即2017年，美国财政部与IMF还一致认定中国为稳定世界货币市场做出贡献，不是汇率操纵国。因此，被美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国家会陷入何种困境，只能从法律相关规定中来预判可能的结果。 据美国法律，中国被美国政府列为汇率操纵国后，美国财政部会要求进行专门谈判，旨在矫正被低估的货币汇率。谈判过程或长或短，估计会长达半年甚至一年，如果对方未按美国要求整改，美国总统可采取以下单项或多项行动： 1）禁止中国任何项目获取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融资；2）将中国排除在在美国政府采购供应地之外；3）要求IMF加强对中方的监督；4）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评估是否与中方签订贸易协定。 从川普第一任期的时间还有一年零三个月，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威胁意味大于实际损害。如果有第二任期，川普心意未变，才可能变为实招。川普团队也知道这点，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一天，又伸出橄榄枝，库德洛表示，协商大门依旧敞开。北戴河会议之后，希望中方代表能到华盛顿进行正面的协商，9月1日前过来吧。 4、修理在华美企。这方面的手段有明有暗。今年5月31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将那些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实体封锁、断供或其他歧视性措施，对中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将列入其中。这是对美国同类举措的报复。 美国商务部于1997年2月发布“实体清单”，这是美国为维护其国家安全利益，作为出口管制的一个重要手段。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在未得到许可证时，美国企业不得帮助这些实体获取受本条例管辖的任何物项，同时，有关许可证的申请应按照《出口管理条例》（美国）第744 部分规定的审查标准接受审查，且向此类实体出口或再出口有关物项不适用任何许可例外的规定。简单地说，“实体清单”就是一份“黑名单”，一旦进入此榜单实际上是剥夺了相关企业在美国的贸易机会。 中国此时开设实体清单制度，算是一种报复。在华美国企业还担心中国另一种修理。据美国一些行业组织警告，中国可能会进行侵入性的检查，延迟发放许可证，结汇时有意拖延等等。所有这些，中国政府是有“前科”的。从效果上来说，中国的效果可能会大一些，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游说，本国企业只能乖乖听令；但美国企业在中国吃亏之后，会去向政府抱怨、游说，并公开批评政府让他们在外吃亏。 习近平的思考题：买大豆还是打金融战？ 如同我在《中国经济衰败并非缘于中美贸易战》一文中谈到的，中国经济本来就走衰，贸易战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但习近平至今未象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弯腰求饶，反而化被动为主动，撒豆成兵，咬定大豆战略不松口：中国明明需要美国的优质农产品，却宁可舍弃美国而从他国寻找替代货源，甚至由地方政府下达养猪令，例如广东省一向不以养殖业为重，近日为各县下达数百万养猪指标。这种根本不计利害的战斗方式，已经不是美中两国之间的持久战，而是习近平对川普的超限战，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让川普无法赢得连任，为达此目标不惜代价。 原因在哪里？且听分析。 中国态度大转折是今年5月初，其中缘由，中国副总理刘鹤公开阐述得非常清楚。相对于美国的八点要求，中方回以三个主要分歧点，要不要取消关税，中方要求全部；采购问题，中方坚持在川习在阿根廷会面时谈成的数字，不能轻易改变；文本的平衡性。 很多媒体只关注第一、二两点，忽视了文本平衡性后面有解释：“任何国家有自己的尊严，所以文本必须平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再做一些工作”，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在北京（习近平）看来，这份协议有损中国的国家尊严，中国必须再修改。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人、中国政府的尊严就是“面子”，有伤“面子”的事情，恰恰是习近平不愿意让步的底线。 川普对中国的“面子”文化有所了解，但比较肤浅。比如他知道中国人有见面就称朋道友的习惯，认为只要对外宣称与习近平是好朋友，就算给足面子了。他却不知道涉及“朋友”还有一重中国文化大忌：见面称朋友，背后下毒手，被视为有违道义。每次他宣称完与习近平是好朋友之后，接着提出来的要求，不仅让习近平觉得自己被耍——他是国君，当然也视为中国被耍，多次重复这种被耍的感觉必酿成恨意，中方的战略重点就成了不惜代价，务必要尽力阻止川普连任的超限战。影响你选票票仓的钥匙就在我手中，但我就是不给你，你奈我何？ 《华尔街日报》8月7日发布消息，受贸易战及天气影响，相关预测认为，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可能使未来两年美国农业部门失去5.9万至7.1万个就业岗位——川普的竞选团队再乐观，对此情此景，也无法不着急。 在人类进入互联网的高科技时代，世界上第一科技强国与第一人口大国开展贸易战，涉及人类生存需求的大豆竟然成了后者手中的利器。此事将为后世研究今天的国际关系留下一个经典教案。 （原载大纪元，2019年8月7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8/7/n11438247.htm）
何清涟2025-11-06 23:59👍 0💬 0奥运五环之蚀――评析 2008 北京奥运与中国人权状态
与8年前北京申奥成功时的风光相比，目前中国政府却正面临难以摆脱的难堪局面，那就是国际社会抵制奥运的活动正如星星之火，连一向远离国际政治风云的挪威也有团体加入了抵制北京奥运的行列。最让中国当局难受的是国内人民也加入的抵制，如黑龙江省富锦市清化村3,000农民签名呼吁“不要奥运要人权”。 从2001年申奥成功到今年不过7年光景，中国经济神话的魅力还未褪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像为何竟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只要分析抵制运动的各种口号，就会发现，是中国政府的背信弃义导致了目前这场抵制运动逐步升温。当年中国政府以承诺改善中国人权减少申奥压力，而当拿到奥运举办权之后，不仅未对中国人权状态稍加改善，反而因逐步加强的政治高压、日益扩大的特务统治使中国人权状态日益恶化。 一、抵制奥运源于中国当局的背信弃义 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动辄把各种批评言论及批判性学术研究坐以严重的政治罪名――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并将论者投入监狱的中国当局，在对待抵制奥运的态度上，却一反常态的去政治化，要求国际社会不要将奥运与政治挂钩，并在报道中借所谓某教授之口称将奥运与政治挂钩是“根本不懂奥运精神”，还将当年美国等61国抵制莫斯科奥运说成是一场“丑剧”――其实，泛政治化的中国当局最没有资格要求别人远离政治，这种要求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别人远离政治，自家垄断政治权力包括政治话语权。 且来看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抵制奥运事件。 尽管奥林匹克运动奉行“不干预政治”的基本原则，历届奥运会仍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政治烙印，与现代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从1896年起，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只在1916年、1940年和1944年因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暂时中断。二战以后国际局势诡谲多变，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与世界两极格局的发展、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历史大事件都曾对奥运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国际冲突导致一些国家因本国的政治利益而抵制奥运或是拒绝与对抗国同场竞技。1956年的墨尔本首开抵制奥运之先河，英法对苏伊士运河的战事激怒了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而前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扼杀又导致瑞士、西班牙和荷兰拒绝跨入奥运大门。1979年前苏联出兵阿富汗，引发了由美国倡议、61国拒不参加莫斯科奥运的史上最大“抵制事件”，其中主要的抵制理由就是苏联的人权状态恶劣。为报复此举，前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也宣布抵制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 由此可见，奥运不可能真正与政治完全脱离。2001年7月在莫斯科申奥时，中国政府为了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不惜一切代价消解当时的反对声音，曾向奥委会与反对者们承诺：只要让北京承办奥运会，中国将改善人权。但此后多年来，中国的人权状态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持续恶化。总部设于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人权，尤其是对于中国政府钳制舆论、以言入罪的恶行时常批评抗议，一直是呼吁抵制奥运会的主力。为了让记者无疆界消音，2007年1月，中国当局邀请记者无疆界秘书长梅纳尔（Robert Menard）及其亚洲部负责人布罗塞尔（Vincent Brosse）访华。其间以花言巧语许诺改善中国人权，骗取了记者无疆界组织停止呼吁抵制北京奥运。梅纳尔等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共提出了改善新闻自由的十点要求，最主要的是要求释放一些被关押的记者、网路异议人士。这些网路异议人士、记者和维护言论自由的人士加起来有一百多位，名单中所列举的都是健康状况最差的、年纪最大的、在狱中时间最长的。中国当局承诺说“没问题”，并定下了释放某某的日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某某，还许诺说在某个时候将允许记者无疆界到中国设点，并对某某网站解除封锁等等。 但这次会面后的七个月当中，中国没有履行任何承诺，迫使记者无疆界重新举起抵制奥运的旗帜，以回应北京的背信弃义。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负责人一方面写信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兑现当年申奥时改善人权的承诺。该组织还为这次重新发起的抵制活动专门设计了一个图案标志，用五个套在一起的手铐来代替奥林匹克的五环，寓意北京政府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象征着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现实。 二、抵制2008年奥运具有政治正义性与道德高贵性 与历史上历次抵制相比，抵制2008北京奥运有两大特点： 第一、发动抵制运动的主体是国际人权团体，呼应者则来自社会各阶层，从政治家、社会名流直至普通大学生。记者无疆界、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是这场抵制运动中当之无愧的主力，响应者当中有澳大利亚人权团体联盟（成员包括许多加国前政要）、美国众议院资深议员汤姆．兰托斯、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法国总统候选人罗亚尔等人。 将这次抵制推向高潮的是美国电影明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亚·法罗女士。她在《华尔街日报》（2007年3月28日）上撰文，指责中国向苏丹提供的经济帮助，“使达佛的屠杀得以进行”，并呼吁抵制她称之为在北京举行的“族群灭绝奥运会”。不仅如此，法罗还撰文指责在3月间赴中协助北京打造奥运会的美国著名导演史蒂芬．斯匹尔伯格。她质问斯匹尔伯格是否知道达佛大屠杀的背后有着中国的血腥银弹。斯匹尔伯格随后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谴责达佛大屠杀，还要求北京发挥影响力，“结束当地人民的痛苦”。 加拿大目前是呼吁抵制奥运声音比较高的一个国度，连大学生都参加这次抵制，如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学生会是其中一支活跃的队伍。从上述人士构成来看，并不局限于中国政府宣称的那些“反华势力”（如日本政界右翼势力、法轮功、台独势力等），也绝非中国当局诋毁的想藉此捞取名声的“不入流人物”。 第二，发动抵制的原因与抵制者本身利益无关，而是事关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人权状态，以及中国与苏丹等政权进行合作。对中国当局以及“中国政府的好朋友”苏丹、津巴布韦等国的恶劣人权状态，抵制者们无法接受。应该说，这是历史上道德最高尚的抵制奥运活动。这些参加者毫无个人的利益动机，他们只是看到了中国的失地农民因反抗政府强征土地而被地方政府集结的黑社会势力与军警棍棒齐下痛殴的现场录相，也知道今天的中国人们随时会被政府以城市拆迁的名义驱离家园；他们厌恶被称之为“互联网之敌”的中国当局，同情那些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被诬以重罪投入监狱的普通中国人；他们还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器官提供源，也了解到计划生育实施过程的残酷与惨无人道。他们还知道不仅是人，就是动物在中国也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因此，为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从未去过的这块国土上的人民，这些抵制者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一个高尚的心愿：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 与那些对抵制奥运活动泼污水的人士相比，抵制者的道德更显高尚。连中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那些泼污水人士大多出于利益动机，用中国政府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现在是个经济强国，很多国家和公司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见《环球时报》2007年4月1日，“个别政客拿抵制奥运要挟中国，西方舆论应者寥寥”）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连中国政府自己都明白，除了利益牵引，中共政府毫无道德上的政治感召力。 而中国人的抵制更是难能可贵。目前，在特务横行、警察遍地的政治高压下，黑龙江的农民们能够以签名信的方式喊出“要人权不要奥运”，意味着他们要求结束在中国跪着求生的历史。 三、中国民众开始觉醒：人权重于金牌与举办奥运 其实，早在2004年奥运会以后，中国舆论就已经开始对“金牌政治”严重质疑。 认为奥运金牌代表中国强大，是中国政府通过多年的宣传与意识形态教育灌输给民众的一种政治幻觉。中共政府的政治追求从来就是富国强兵，即使是改革以来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其终点也在于强国而不在富民，人权根本不在其政治考量之内。也因此，中国政府对奥运会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那就是：参加奥运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国力量、地位、政治面貌和精神状态。如果金牌名列前茅，或能够成功举办一届奥运，被认为具有提高国际威望、构建国内和谐，以及“团结世界爱好和平之友人、增进彼此了解、推动共同进步”之功用。中共甚至宣传，日本与南韩就是通过举办奥运而跨越现代化的门槛，如果北京能够举办奥运会，必将会为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 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见解的驱动下，中国才有了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牌政治”。遥想1984年7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上，在隔绝于奥运28年之后，许海峰为中国夺得首枚金牌，这枚金牌使中国舆情沸腾，《中国青年报》记者孙杰记述该次事件的通讯“光荣啊，普拉多的枪声”被收入了小学语文课本中，从此奥运会金牌通过“教育”渗透到青年一代心中，成了中国人的强国梦，“奥运情结”更是成为中国政府凝聚民心的一个重要法宝。不少中国人（包括不少海外华人）甚至将是否支持北京奥运当作是否爱国的表现。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时，不少中国人确实以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升。 但金牌体育政策的结果，并未提高全民身体素质，除了纳税人重金供养的运动员通过“金牌”而登龙门，以及众多官员依附于奥运金牌梦上获利之外，民众看不到金牌多少与改善民生有何关系。2004年奥运之后，中国成了第二金牌大国，但就在政府举办各种庆典欢庆之时，当时还略有生存空间的中国舆论却对“奥运情结”作了深刻反思，对“金牌体育政策”颇多微辞。这些微辞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质疑金牌体育政策是否符合人民利益 2004年奥运会上，中国夺得金牌32枚，仅次于美国的金牌35枚，对这一结果，深怀奥运情结的中国人本该高兴才是。然而头脑渐渐清醒的中国人面对如此多的金牌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与原来的社会主义邻国俄罗斯相比，中国人发现在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的情况下，政府舍弃人民福利不顾，投入重金堆出来的一堆奖牌并无优势可言，因为俄国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立陶宛等九国所得金牌相加，共得金牌45枚，奖牌162枚，比美国还要多得多。对于国家重金堆奖牌一事，中国人原来心安理得：苏联号称体育强国，不也是靠国家拿钱堆出来众多世界冠军吗？但如今俄罗斯等国早已民主化，不能够再像以往那样依靠专制机器集中全国物力人力去拼奥运金牌，这次奥运成绩完全是靠运动员自己硬拼出来的。至于与美国运动员的差别，中国人也早就清楚：美国除了少数具有观赏价值因而能够赚钱的运动项目有职业运动员之外，大部分运动项目的选手都是业余的，而中国的运动员却清一色是纳税人供养的职业运动员。 中国人也清楚奥运奖牌虽多，中国却并非体育大国。在金牌大国的前10名中的国家，基本上是每100万人拥有一块奖牌，美国略高，是285万人一块，只有中国却是2,059万人才拥有一块奖牌。中国人也清楚，中国青年出国留学时，与同学相比，体育方面几乎一无强项，因为中国几乎没有公共体育设施供平民免费使用。 中国人更清楚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本国教育事业落后，全国还有五千万失学儿童；政府积欠职工养老保险金达1万亿左右，占年GDP总值将近一半，不少退休职工领不到退休金。底层百姓不能生病，因为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是将这项福利减到最少，让大多数人无钱看病。在民生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花纳税人那么多钱，培养一些金牌运动员，为中国政府挣面子，此举真符合人民利益，且真正出自人民的愿望吗？ 2、每块金牌到底投入多少成本？ 将这次反思推向高潮的是一篇题为“警惕奥运金牌的陷阱”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展示了惊人的数字：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总局的事业费从每年30亿元上涨到了每年50亿元。按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四年，中国花费了200亿元。如果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事实上得了32枚），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认为“7亿元一枚金牌”的结论，是依据2000年至雅典奥运的四年间，体育总局事业费总额的200亿元，按30枚金牌平均下来推出来的，不应该将体育总局的全部费用都折算到金牌里面。他提出一个数字：中国政府在一个奥运选手上投入的费用大概在四、五百万元左右，按中国奥运代表团400名运动员计算，总投入大概在16亿至20亿之间。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的成本就是五、六千万元的水平。 鲍明晓本意是想说明金牌成本并未高达7亿元，但五、六千万元在中国，也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以其官方研究专业研究人员身份作此语，反而坐实了金牌成本的确非常昂贵。 也正因为有了如此明确的费用计算，故此中国选手虽然在奥运会上夺得了32枚金牌，但舆论对他们的欢呼不但无法与20年前的沸腾状态相比，甚至无法与2000年悉尼奥运会鸣“金”收兵后的欢呼声相比。 最刺激中国人感官的是2004年奥运会举办之时，正值中国新学期开学，不少穷人孩子为筹措学费陷入困境的报道不断见之于媒体。一些穷孩子为了数百元或者数千元学费陷入绝境，不是自杀就是家人自杀。社会天平的极度倾斜让人感受到极为强烈的刺激：一方面是社会精英们陆续赴雅典“见奥运世面”的欢快与轻松，另一方面是一个又一个穷人家庭因为高额学费而陷入家破人亡的绝境，奥运金牌在这些穷人的痛苦与绝望映照下，不可避免抹上黯然之色。人们因此对重奖运动员以及众多官员借奥运为名花费巨额公帑出国考察等行为表示怀疑。2004年审计风暴中揭露国家体育总局挪用奥运会专项资金建造住房的腐败丑闻，更是对这种怀疑批评推波助澜，甚至有网友发出“奥运，奥运，多少腐败假汝之名以行！”的感叹。 金牌重要还是民生重要？这一沉重的发问积累到今天，就凝聚成部分觉醒者沉甸甸的痛苦呼喊：“要人权不要奥运”！ 结语：只有尊重人权的国家才会受到世界尊重 目前距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只有一年左右时间，中国政府花的金钱有如哗哗流水，但流淌的却全然不是地方，徒然激起民怨。依此看来，很难保证中国不步当年纳粹德国与前苏联的后尘，当年这两个专制强权国家都曾借举办奥运炫耀国威与自己的“光荣伟大正确”，但距离其举办奥运均不到十年，两个强权国家就灰飞烟灭。覆辙未远，中国政府如此漠视人权，只会促使其危机更早到来。 4月30日国际特赦（AmnestyInternationa）公布了一项长达22页的报告：“中国：奥林匹克倒计时－－镇压异己，阻碍死刑制度和媒体改革（The Olympics Countdown Repression of Activists，Overshadows Death Penalty and Media Reforms”），报告严肃指出，国际社会支持中国举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旨在帮助和促进中国改善人权，为此北京政府也做出严肃许诺，保证大力改善大陆人权状况，然而最近他们的调查评估却发现，为主办奥运，中国政府至少在北京地区将更多的人未经审判就拘留或劳教，情况比以往更糟。 这份报告尖锐批评了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但由于篇幅与该组织的专业工作所限，只能列举一些受迫害的政治犯与良心犯的个案，其实，中国民众的恶劣生存状态更能说明中国人权的普遍状态，而最近山西黑窑事件，只不过是中国乡村沦落、农村经济破产的一个事例而已，而同类事情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绝对不是个案。 在此，我谨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良知，再次呼吁：中国的强国梦应该在富国强兵这两项内容之外，将人权作为与之并列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即使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扬威于世界，政府财政充裕且官员富足，但民众却不得不在非常不体面的劳动环境中工作，面对权力只能跪着求生，这样的国家即使再多办点奥运之类的面子工程，也无法赢得世界的尊重，无法实现其担任“世界领导者”的梦想。 2007年7月中下旬写于美国新泽西
何清涟2025-11-06 06:41👍 0💬 0中共反腐难越几道铁门槛
何清涟 5月8日至10日，王岐山在浙江省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强调地方要加大力度反腐，中纪委网站上也开始连篇累牍刊载地方反腐的各种信息，自3月开始高调宣示的高层反腐至此收兵，转向地方反腐。已囚之虎周永康的审讯也将延期。外界对此消息的反应当然是高层反腐遇阻，将地方反腐当作下台阶的梯子。 高层反腐收手的玄机：达成危险平衡 外界这种猜测不错。只是习、王曾在不久前先后表示，“不相信一党执政反不了腐”，余音犹绕梁间，收场也得奏个过门曲，于是反腐进入地方篇。 高层反腐暂告中止，确实有各种信号可作佐证。3月份开始传出打击庆亲王的信息之后，我在《习曾斗：破除“王权虚置”模式的终极战》中说过，“3月下旬，国安高官马建系商人郭文贵出面‘反击’，吸引了中文世界众多眼球，但看来并未成功阻击习王打击国安系后台的步伐。从整个战况分析，这是习近平破除胡锦涛‘王权虚置’之局的最后一场恶战”，这场恶战中的双方，如今应该已经达成危险平衡，信号是5月19日习近平出席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时特别提到：“要总结经验，从严管理，努力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干部队伍”，其中“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等被总结为今后国安工作的“十六字要求”，考虑到国安系统主将马建等数位高官卷入高层权力斗争为今上带来的各种麻烦，只能说“经验”二字非外人所能知其详，“让党放心”的意思是：过去国安系统某些人曾做过让党不放心的事情，如今已经受惩，大家要吸取经验教训，让最高领导放心。这种谈话，只能在国安系统大震动之后收拾人心时讲出，据此估猜，习近平已经与长期执掌国安系统的庆亲王达成危险平衡。 这一危险平衡其实是“打”出来的。郭文贵的“滚地龙”式战法看起来虽然很不雅观，但在中国朝野的各种争斗中很管用。郭文贵威胁说“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不久，《纽约时报》接连推出《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4月28日）；《寻找万达帝国背后的神秘股东》（4月29日），曝光了中国最有权势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亲属以及他们的商业伙伴，今上的姐姐齐桥桥再度出现在报导中，并且给出了具体数字与时间。这两篇报道的记者傅才德曾供职于彭博社，采写过有关王健林的报道。但在彭博社2012年6月发表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彭博社驻北京、上海办事处相继被查抄，彭博社表示不再介入中国的政治报道，傅才德等也不得不离开彭博社，据说离开时签署了保密协议，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等人不能在其他媒体或者自己的书中发表这一报道。事过两年半，这篇报道终于在《纽约时报》曝光。 媒体并不追究报料者的目的，只管核实报料的资料真实性，写出好新闻。我相信，如果另一方有料可报，《纽约时报》也会照单全收，按照其职业原则核实并采写报道。所以，如果说习的政治对手利用了《纽约时报》，那也算是一个高招。这两篇报道推出之后，郭文贵原定5月初在纽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就没了影。 反腐曲奏地方篇 在今年5月之前，中共反腐主要在高层，如果波及几十名省部级官员及数百位厅局级官员，那是因为他们与中央那几只大老虎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其中也包括少数撞上枪口的。在一个calling节目里，先后有好几位听众谈过，相比较之下，他们更关心什么时候才反地方官的腐败。他们认为，中央层级的腐败再严重，与百姓们关系不大，但地方官的腐败却每时每刻都在侵蚀、危害老百姓，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有一位说，他所有的村子，村长的腐败让村民恨之入骨，又无奈其何，一些村民到上面联名告这位村长，领头的反而被村长买通流氓打手给打了。我当时的回答是：高层权力斗争恐怕一时半刻还收不了场，鉴于这场反腐更重要的目标是清除党内政治对手，得等高层事了才可能轮到下边。更重要的是：村长、村支书甚至算不上国家公务员，纪委系统主持的反腐从程序上很难一杆子插到这么低的层级，可能还得依靠村民行动起来，揭发腐败并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如果想等到天上的太阳洒下阳光，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 地方反腐比较容易推进，几十个中央巡视组派下去，拎了一大堆线索上来，顺便抛上几条也就能够彰显成绩了。比如5月25日的中纪委网站上，就有两条消息，宁夏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83个 处理908人；吉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原主任蓝军被“双开”。中央要把握的问题是：反腐的尺度与范围，按照刑法所定“弹性区间标准”，当真应了早在20年前就流行的那句话：将现任处级全拉出去挨个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一个间隔一个，可能有不少漏网的。 一党执政反腐遇到的几大门槛 第一道门槛是“自我净化很难”。尽管习近平、王歧山都表示坚信“一党执政能够反腐”，但谁都知道那是说来糊弄人的。事实上，王歧山4月23日在与福山见面时，已经表达自己对此并无信心。他说，“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这段话等于承认无法自我净化，因为中共的腐败不是区区阑尾，而是渗透全身的癌症晚期，比阑尾严重不止千万倍。 第二道门槛是天网难收，全球追逃遇到了障碍。中共反腐必须堵住贪官后路。中国海外追逃利用APEC、G20等多边机制“粗织”网络，希望与多国达成双边合作机制，并于2014年由中纪委牵头，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十部门成立全球追逃办公室。世界各国倒也算卖面子，连加拿大也为中国开了一道后门，接受了中共政府的红色通缉令，让中共承诺不判贪官死刑就将贪官遣送回国。但偏偏在贪官藏匿最多的美国，中国却没能让美国政府绕开司法制度开启后门。早在几个月前曾流传过王歧山访美，就在最近几天被宣布将有可能无限期推迟。美国著名中国法律学者孔杰荣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中共主导反腐的领导人王岐山如果现在访美，美国所有注意力将都会集中到中国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上。孔杰荣还指出，美国不可能跟一个随意指控人的国家达成引渡协议，除非中国对其刑事司法制度从理论、立法和实践上加以改善。 第三道门槛是如何建立政府内部激励机制。毛的意识形态统治在文革晚期已经破产，邓小平用“全民奔小康、先富带后富”、实则打开了权贵私有化这道门作为激励机制。这一激励机制在江泽民时代则完全蜕变为“党官闷声发大财”，上下共建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胡锦涛时期是将这种机制发扬光大到极致，入党升官发财成了中共全体党员的公开奋斗目标。习王的反贪尽管只是选择性反腐，但确实打破了原来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共谋机制，消灭了其中几个大盗，让党内其他大盗小盗在短时期内产生了恐惧感，基层政府多以怠工消极应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共在党政系统内要如何才能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让党员尤其是政府官员效力？党的宣传机器固然可以不断制造谎言，用所谓“理想”去自欺，但这帮子物欲熏心的官员们对这种选择性反腐既不服气也不相信，激励机制又如何才能形成？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7期， 2015年5月15日—2015年5月28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8180）
何清涟2025-11-06 05:44👍 0💬 0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将成长期阴影
何清涟 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大学生一封回信算是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封信中那句“新时代中国青年应走进乡土、有‘自找苦吃’的精气神”广为流传，再度将中国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近20%这一社会隐患带入公众视野。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在“五四”前发出这个信号很明显，就是北京当局暗示要搞“新时代的上山下乡”。 本文将采取剥笋式方法分析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何以高企。 农村缺乏承接城市青年的工作机会 本文开头所言的20%的失业率是城市青年失业率，不包括农村，农村人口向来不进入失业统计范围。2021年5月，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2亿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1亿人，占36.11%。 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4亿人，乡村人口减少1.6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基本达成20多年前中国政府定下的的城市化率目标。媒体经常引用下列数据证明中国城市化的成效：工业革命刚开始之时，美国1亿人口当中，农民也一度超过2200万。依靠不断的科技进步，美国在百年之间，将农民减少了85%。中国是后发展中国家，有前人经验可循，依靠工业化和城镇化，当代中国用近40年时间，将9亿农民减少到如今的5亿。 上述结果几乎就是工业化时代的极限。中国与美国当年不同的是：不少农村人口住进新建城镇之后，照样没有工作。体现在社会后果上，只是将原来未进入统计的农村青年隐性失业率变为显性的城镇青年失业率。 农村人口就业是个结构性难题 习近平就任后，鉴于胡锦涛时期农村衰败的教训，一直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强调人才返乡入乡。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考虑到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老龄化对农村的威胁远远超过城镇。农村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8%，远高于全国平均12.6%的水平。2019年中国农村15-59岁人口数量为3.13亿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6.8%，其中15～39岁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小于30%。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农村人口比重分别为23.8%、17.7%。以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表明，乡村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匮乏显而易见。 人才返乡这一战略是否有效？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近四年，全国每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的新增规模都在100万上下，2019年为850万，2020年为1010万，2021年为1100万，截至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人往高处走，从农村往城市是上升——人口正向流动；从城市往农村则是逆向流动，在只能通过宣传以及人自身的生活压力促成人才返乡的情况下，这1220万人算规模宏大了——毛时代，中国政府通过强力政治宣传以及各种政治高压推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经历25年，城市下乡知青总数才2000万人左右，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考虑到2019年，农民工数量已经高达2.9亿，那么这返乡的1220万人就不算多了。 今年1月，习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再加上五四前夕习写给大学生的一封信，不少社交媒体将这称之为新时代的“上山下乡”。经历过当年上山下乡的老一代，不妨将两个时代城乡社会人口结构、政府政策（尤其是深度广度与政府安置方式）、动员对象、相关户口变更、返乡入乡人员在农村的就业方式做一对比，自然就会比较出两者异同。 农业的智能化生产受到地理条件的约束 中国政府当然也知道，要让经历过城市生活洗炼的农村青年回乡继续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依靠一把锄头战天斗地是不可能的，也努力利用现代科技，引进无人化技术、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智慧决策等新型手段，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比如阿里巴巴几年前推出的“农业科学家基地直选”，培养“新农人”，就是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的。 2019年，阿里巴巴还成立大农业办公室，围绕农业的全链条聚合集团20多个业务，从技术、金融、物流、销售等全方位完善数字农业基础设施。据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阿里研究院最新研究结果， 2022年“淘宝村”数量达到7780个；“淘宝镇”数量达到2429个，淘宝从业者进行农业生产，在网络上以主播的方式推销本地产品，汇集订单进行筛选、打包，同时也进入了初级加工业、现代服务业的范畴。这些人被称为“新农人”、“新农商”，媒体盛赞这些新农人用数字化打通“研-产-供-销-服”全链路，为未来农业构筑基础设施。 这里且不讨论上述数字的夸大与水分（这是中国政治宣传的必然），只讨论一个冰冷的现实：数字化用于农业生产受限于地理条件：中国许多省区多山多丘陵，缺水，无法推行大规模机器（智能化）生产。从地形上分类，中国平原、盆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11.98%和18.75%，丘陵和山区约占全部国土面积的43.23%，接近国土总面积的一半；高原占26.04%。 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一直限制着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今后依然如此。中国农村将长期呈现现代化农业与传统耕作方式并存的状态。 中国的全球化净获利时代已经结束 自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始，发达国家资本世界范围内寻找利润洼地，美欧等国都经历了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这一过程，大批制造业工人失业，例如美国。只有中国是全球化净得利者，在2010年代以前，利用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格低廉这一优势，成了发展中国家当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也解决了就业问题，《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外商投资企业平均具有更强的就业吸附能力，2013年外资企业吸收的城镇就业人数达到2963万人，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吸收城镇就业的规模自2013年达到高点之后开始回落， 2017年仅为2581万人，4年下降了382万人，年均下降速度达4%左右。2017年之后，中国外资就业人数逐渐减少，疫情发生之后尤甚。中国的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22年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上年下降43%，为1,900亿美元。 上述数据从侧面反映出外资企业正在陆续撤离中国市场，这对中国就业是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考虑到外资户均吸纳就业人数更是如此。以2017 年数据为例，26.7 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合计吸收城镇就业人数 2581 万人，平均每家外商投资企业吸收就业人数 96.6 人；全国 1809.8 万家企业合计吸收城镇就业人员 42462 万人，平均人数为 24 人。外商投资企业户均吸纳就业人数是全国户均吸纳就业人数的 4.1 倍。 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复到世界工厂鼎盛时期的就业状态，还因为近两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国际供应链重组阶段，中国面临几大竞争： 一是美国制造业“东山再起”。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显示，2022年，与制造业相关的建筑支出达到1,080亿美元，为有史以来的年度最高值——超过了兴建学校、医疗中心或是办公楼的开支。这表明美国制造业正在本土重兴。过去20多年，中美几乎互为第一投资大国，美国制造业在本土重兴，势必减少在华投资，这对中国不是好消息。 二是世界正在重新瓜分制造业这张大饼。中美关税战、新冠疫情以及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促使企业重新部署全球供应链之际，各国都在争取吸引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制造活动。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墨西哥、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 万事万物有因有果，观其果，溯其因，就知道这个牵涉社会全局的青年就业问题的解决与中国国情相关，所谓国情包括中国城乡人口结构、中国制造业衰落、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取代人力等各种因素。中国农村现在的经济状态，很难无限承接城市过剩劳动力；1220万返乡人员当中的绝大多数本就出身于农村，他们不是插队落户的城市知青，而是返乡青年，按照中国统计口径，农村人口有责任田，回乡就算“就业”。一言以概之，中国渐失世界工厂地位之时，上千万农村家庭帮助政府“消化”了这些失业者，否则中国的城镇青年失业率将不止20%。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5月1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5112023174539.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04👍 0💬 0曹长青∶为什麽多数犹太人“左倾”？
【美国两名左派穆斯林女议员反犹、反以色列，却成为民主党的宠儿。川普总统今天批评说，支持这两个反犹议员的民主党犹太人“不是缺乏知识就是（对以色列）巨大不忠”，引起争议。多数犹太人为什麽左倾？是人种问题吗？我曾就此专门探讨，请见—— 曹长青∶为什麽多数犹太人“左倾”？ 在美国，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多数犹太人偏爱左翼政党。据统计，自1916年以来，在过去97年中的24次美国总统大选中（至2012年奥巴马连任），保守派的共和党没有一次得到超过半数的犹太人选票，多数犹太人把选票投给了左翼民主党。 在美国历史上，两党总统大选得票差额最大的一次，是1984年里根总统以横扫般的压倒优势，击败民主党对手蒙代尔而连任。里根赢了49个州、59%的全国人头票；拿到538张选举人票中的525张；得到62%男子、54%女性、73%新教徒、56%天主教徒，以及各种职业者的多数选票；包括亚裔，也多数投给了里根，但三分之二以上的犹太人，却把选票投给了蒙代尔（另外91%的黑人投了民主党）。里根虽然仅拿到三成多犹太人选票，但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拿到的更少—— 在过去六届美国总统大选中，1992年那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老布什只得到11%的犹太人选票；1996年那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尔拿到16%的犹太人选票；2000年那次，小布什首次当选，也才得到19%；后来布什连任时，升高到26%，也才只有四分之一多一点。而在普通美国白人中，一般都是五十对五十，两党得到的票数旗鼓相当。 2008年，首位黑人当选总统，奥巴马拿到的犹太人选票高达78%。虽然黑人跟犹太人在美国是最不和、最相互不买帐的两个族裔（一个事业最发达，一个最落后），但在选举中，他们却是理念最接近的两个族裔，都是民主党的绝对票仓。 2012年奥巴马连任时，虽然超过一半的犹太人（53%）对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不满，认为他偏袒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支持不够，但他还是拿到69%的犹太人选票，高过除了黑人（拿到90%）之外的任何族裔和阶层。 犹太人左倾，有其由来已久的历史。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加州伯克莱大学研究苏联历史的教授斯莱兹肯（Yuri Slezkine）的专著《犹太人的世纪》（The Jewish Century），根据该书的资料，当年和列宁、斯大林建立红色苏联政权的很多共产党人都是犹太人。 虽然当时犹太人在苏联人口中只占1.8%，但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犹太人占了45%。苏维埃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代表中31%是犹太人。苏联红军军官中，40%是犹太人。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干部中，高达41.7%是犹太人。1935年时，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骨干，38.5%是犹太人。 更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苏联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是犹太人，俄共中央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诺夫是犹太人，苏共肃反委员会（即早期克格勃“契卡”）主席捷尔仁斯基是犹太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犹太人。当然了，为全世界共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是犹太人。 美国历史学家夏勒（William Shirer）那本著名的揭示纳粹兴衰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也介绍到，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痛恨很多犹太人支持共产党。极右的希特勒最初的很多演讲，都谴责痛駡犹太人是“赤色份子”。但纳粹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和共产主义完全在一个轨道上，都是建立在群体主义基础上、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意识形态。 很多犹太人比较左倾是个明摆的事实。例如在伊拉克战争这个问题上，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布什所属的保守派共和党中，99%支持伊拉克战争；而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的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则严重分裂∶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中东和平有利，尤其对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的安全有巨大好处；但从党派理念来说，犹太人又不情愿支持布什的共和党。在当时的全国民调中，支持伊战的美国人最高达到78%，反战的只有20%，但在犹太人中支持伊战的只有52%，低于全国一般民众支持率26个百分点。 就连在根除萨达姆.胡森、直接有利于以色列安全、和犹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外交政策上，犹太人的支持率才勉强超过一半。可想而知，犹太人不仅不是阿拉伯世界所说的“一小撮”主导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阴谋力量”，而且几乎成了布什政府推行强势对外政策的反对者和阻力。因而美国有评论家说，如果以色列不是犹太人的，而是其它种族的，尤其是其它白人政权的，那美国的犹太人可能是99%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法特了。 正由于多数犹太人比较左倾，所以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至今70年之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左派政党当选，前后执政长达45年。直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不断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左派政党致力与阿拉法特和解的政策完全失败之后，右翼政党才在选举中大胜（赢62%），沙龙出任了以色列总理。虽然沙龙上台后就推行对巴勒斯坦的让步和解政策，但最后他所属政党还是输给了左派。目前以色列是内塔尼亚胡的保守派执政，但该党在国会席位并没过半，还得靠跟其他小党组成联合政府。 犹太人究竟为什麽这麽左倾？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犹太人长期没有家园，流散世界，受到各种不平等的待遇甚至歧视。虽然他们在各行各业都相当有成就，但却一直是underdog（被压迫者）。像在早年的欧洲甚至美国，犹太人都不可以拥有土地。所以，作为一个被歧视、被压抑的族群，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追求平等的诉求。而在当今西方两大政党理念中，恰恰是左派强调平等；大政府、均贫富的经济政策，就是建立在平等观上的。 而保守派更强调自由，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减税、市场经济等，是基于自由的理念之上的；也就是说，自由的价值高于平等。 犹太人倾向左倾的第二个原因（这是最根本的因素）∶犹太人是人类所有族群中，整体文化水准最高的一个，知识份子比例相当高。据《犹太人的世纪》中引用的统计∶1939年时，虽然犹太人在苏联人口中占不到2%，但在莫斯科的所有大学生中，犹太人占了17%。在乌克兰首府基辅，甚至高达35.6%。在整个苏联，犹太人在医生中占了20%，在大学教授中占14%。在当时苏联主要城市列宁格勒，犹太人占所有报纸记者、编辑、作家中的31%。 今天在美国，犹太人在上层领域仍占很高比例，他们的职业多是律师、教授、医生、金融家、经理等，包括在好莱坞，制片人和导演等，也很多是犹太人。在美国主要媒体中，犹太人占的比例更高。“犹太人主导美国媒体”一说从来就不是秘密。有人在网上列出了在美国新闻界活跃的长长的犹太人名单。甚至有报导说，六家犹太人的公司掌控著全世界96%的媒体（可Google搜索∶Six Jewish Companies Control 96% of the World’s Media）。 所以，如果说“犹太人影响美国政治”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的话，那就是他们在媒体这个领域势力很大，媒体直接影响选票，选票决定谁上台，实行什麽政治政策。 在美国，犹太人不仅是左翼民主党最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者、重要的票源之一，更是主要资金的来源（政治捐款）。虽然犹太人在美国只有600万，占美国人口2.2%，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犹太人社会几乎为美国左翼政党民主党提供了近一半的政治捐款。 在西方生活久一点的人会观察到，多数知识份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等，都倾心于平等、均贫富等乌托邦理念，倾向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美国的大学老师中（尤其是文科），90%以上注册为民主党；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只有20%注册为共和党。 犹太人的知识份子比例高，自然左倾的就多。这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是种族的问题，而是整体知识份子的问题。知识份子天生就有三个倾向∶ 第一是脱离大众，脱离中产阶级的commonsense（常识），倾向于精英主义，醉心于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热衷于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思维。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把这种“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思维”痛斥为“威胁开放社会的伪科学”。 《通向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在“知识份子和社会主义”一文中更具体说∶“与那些旨在一点一滴、渐进现存秩序的更实际的认识和考虑相比，思辨全盘重建社会的方案（即一揽子解决问题）更合乎知识份子的口味。” “出于自己的本性，知识份子向来就不关心技术性细节或现实的困难，能够令他动心的，就是广阔的前景┅┅” 这种“乌托邦倾向”就是不顾现实，不管真实，不计常识，只相信脑中憧憬的虚幻的美丽。结果就是实实在在的灾难。 第二个是倾向扮演为劳苦大众请命的救世主角色，于是自然就倾向均贫富、要平等，所谓代表穷人、代表被压迫者讲话。 要为穷人争“平等”是知识份子的特徵，也是重要的奋斗目标。但人和人的能力、性情、气质都不一样，可谓千差万别，怎麽可能千篇一律地像“机器人”那样整齐划一而“平等”呢？在这些前提都不平等的情况下，财富怎麽可能均等呢？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违背人类本性，违背常识逻辑，违背社会真实。但一代代的知识份子，就是要追求这个乌托邦。结果，强求平等（尤其是财富平等）的结果，一定造成社会上很多人的财产（它是权利的直接体现）被剥夺，最后整个社会朝向极权主义。 要平等，就要有个“群体”（政府）决定财富谁多谁少，怎样才是平等；然后还要由这个“群体”重新分配财产。这个过程不仅会官僚横行、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一定会形成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即主宰“均分财产”的特权阶层——不仅剥夺了个体的自由，更人为地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 “平等”与“自由”哪个价值为先，哪个更为重要，这是左、右派的主要分歧点。 把“平等”视为最高价值，必然导致反对、甚至仇视资本主义，因为以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为核心特徵（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带来贫富差距。所以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知识份子往往激烈反对资本主义。 上述哈耶克著作中有专节“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心态”探讨这个问题，据他的观察，“过去一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是反对资本主义精神状态的大本营。从马克思到托洛斯基，到马尔库塞，汗牛充栋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文献，大都出自犹太人之手。在所有国家的左翼激进政党中，包括俄国的共产党，以及目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左翼激进政党，在组建、领导政党的人士中，犹太人的比例总是异乎寻常地高┅┅” 哈耶克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先天有倾心左派的心态”。实质是，文化人先天有倾心左派的心态。 第三个是很多知识份子热衷“政治正确”。即倾向显摆（show off）自己高尚、占据道德高地，尤其体现在所谓“保护弱势群体”上。知识人的文明意识固然可贵，但与此同时，知识人又是最虚荣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表现”自己是“品德高尚的、关心弱势群体的人”比真正去“改变”弱者的生存状态更感兴趣。表现欲导致了虚伪，虚伪就是虚假，虚假就是欺骗。 在人类数不清的欺骗行为中，最高段数是“伪善”。伪善带来的罪恶和灾难超出了一切其它的欺骗。我甚至认为∶伪善是万恶之最！ 由于知识份子是最虚荣的一个群体，所以这个群体中伪善者最多；而犹太人中知识份子比例最高，所以犹太人中出的伪善者也最多。结论∶犹太人的左倾问题，实质上是知识份子的问题，尤其是知识份子热衷意识形态、丢掉常识的问题。 《圣经》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且不谈是否信仰上帝，《圣经》是犹太人的历史则无可置疑，所以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麽看，犹太人以其在哲学、思想领域的领先探讨，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都对推动社会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代社会，随著物质生活水准的迅速提高，教育越来越普及，文化人越来越多。这本应该是非常好的事，但整体人类中文化人、知识份子越多，社会却越朝向犹太知识份子的方向，即不顾常识、热衷意识形态的人越来越多。政客和文化人尤其愿意唱政治高调以证明（显摆自己是好人，自己站在正义一方，用为别人好的名义剥夺个体的权利（即以赛亚.伯林说的“积极自由”）。这是整个西方越来越迈向大政府、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原因。 而要遏止并扭转这个灾难的方向，首先要靠右翼知识份子去跟左派拼思想/意识形态的阵地。只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才有可能扭转世界往左转的趋势。而在这个阵地上，冲在最前面的、最有影响力、最主导右翼思想风潮的，很多也是犹太人—— 最早（在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刚开始往社会主义方向迈步的时候）、最清晰明确痛批社会主义、强烈捍卫资本主义、被视为当代市场经济理论鼻祖的米塞斯是犹太人；他的学生哈耶克有犹太血缘；捍卫开放社会的波普尔是犹太人；最直接影响了当代美国经济并向美国大众普及了自由经济理论的弗里德曼等等，都是犹太人。更不要说，在美国大众中最有影响力，最强调个体权利，最提倡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资本主义价值的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也是犹太人。当今人气冲天的美国保守派新秀、纽约时报畅销书《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作者、网路视频主持人Ben Shapiro就是犹太人。 美国当代知名保守派政论刊物《评论》（Commentary）就是犹太人办的，不仅反映右翼保守派的观点，而且属于最坚定、最清晰的一类右派。颇有影响力的《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刚停刊）也是犹太人办的。前一段刚去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也是美国很有影响力的右翼政治评论家Charles Krauthammer也是犹太人。当然，他们在犹太人中绝对属于少数，就像右翼知识份子在人类整体知识份子中绝对属于少数一样。 所以，无论犹太人中有多少左派，无论犹太人身上有多少毛病，它们都只是人类（尤其知识份子）的一个集中缩影而已。毫无疑问，反犹，反对犹太这个种族是绝对错误的。以种族和血缘来划分人类，是最落后、最动物化的原始部落观点，它不仅错误，也是非常愚蠢的，更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没有一丝一毫正向价值。 （本文在2006年发表的同题文章上做了修改和补充。） ——原载《曹长青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pg/%E6%9B%B9%E9%95%B7%E9%9D%92-Cao-Changqing-218812861516992/posts/?ref=page\_internal 2020-01-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8👍 0💬 0境外势力在中国政治中的前世今生（2）：政权颠覆者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国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一度陷于孤立。邓小平以其特有的灵活，于1992年“南巡”之后重启改革，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力图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以便吸引外资。西方国家也有了台阶可下，各国外资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 \外国NGO：“渗透、颠覆、窃密的工具”\ 这一时期，中共对“外部势力”的策略是外松内紧。当时中国政府也缺银子，于是采纳“用外国人的钱办中国的事”这一进言，允许外国NGO与中国政府机构、教育学术机构以及各种受官方控制的NGO合作，通过这种形式注册机构或设立办事处，加入扶贫、爱滋、妇女儿童权益等公益性项目。外国NGO对此均感欢欣鼓舞，因为这种合作可使它们在中国拥有合法身份与固定的办公场所，还有较熟悉的长期合作伙伴与连续性的运作项目。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相信涓滴效应，认为只要接触，就能产生影响，让中国慢慢与国际接轨。 据官方估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2010年代中期左右，陆续进入中国的外国NGO约有1000余家。外国NGO每年带入中国的项目资金均在1亿至2亿美元之间，主要用于资助前述三类项目。 中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这些外国NGO的呢？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过一份《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表达了中国当局对NGO的基本认识： “一些受西方敌对势力支持操纵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乘隙窜出。……他们同西方、港台的反华反共势力 联系密切，以政治为目的，以学术研究为掩护，接受境外敌对组织的捐赠和委托，为其搞社情调查，提供信息情报，有的甚至充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颠 覆、窃密的工具。这些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颇大、影响很坏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已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同我进行公开、‘合法’斗争依托的阵地，起着思想渗透、组 织策划、集聚力量、聚敛经费的作用，是破坏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在这份文件中，大城市及沿海开放城市的外国人联谊会、留学生会、俱乐部、侨民协会以及境外组织的分会等，统统列在防范之列。迟至2000年才正式受到取缔的法轮功并不知道，就在这一文件中，气功组织已经被定性为“进行反政府、反人类、反科学的活动”的组织，从那以后，组织力强的气功组织均处在危险边缘。 但是，“境外势力”意在颠覆中共政权这一说法重回公开宣传，是2005年之后的事情。其时，独联体国家乌克兰、吉尔吉斯坦等先后发生颜色革命，普京将防范颜色革命作为头等大事，此举得到中共积极回应与支持，从此以后，“境外敌对势力”（也称“国际反华势力”）重回中国政治生活，不少政治犯因接受外媒采访 而被罗织以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罪名。 官方机构 “拿外国人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还在继续，但资助在减少，但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疑问与攻击日益增多。 \“拿外国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被疑“软政变”\ 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指称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指责，并非张的发明，可以回溯至2005年5月下旬，其时胡锦涛发布一篇下发至县团级的内部讲话，题为《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称要阻止、粉碎美国等在中国周围发动颜色革命的颠覆企图，要求严控媒体、加大对异议维权人士的打压力度，全面清理整顿出版业。 2006年，中国开始了一轮指认“外国NGO为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的舆论围剿。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于8月发表“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该文为外国在华NGO总结了四条作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助长腐败，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江泽民当年“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的提法被奉为圭臬，凡希望通过公益活动践履人权理念的NGO，一律被中国当局视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些奉命文章对此有露骨的阐述。这些文章说，美国的NGO在一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助各国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反政府活动。二是渗入大众媒体和社科研究机构，影响政权高层决策。三是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当时，中共智囊已“预知”到“网络颠覆”：“目前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把这种‘软政变’提升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甚至可以通过向年轻人发放短讯或通过互联网互相联系，让他们蜂拥聚集在一起，听从更迭政权的命令（即“网络颠覆”）。 今年张英杰的讲话，其实与2006年那一轮狠批境外反华势力一脉相承，区别只是将中国社科院锁定为“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目标，连自家最大的智库也不再信任了。6月中旬，未名网刊登一句话新闻：“海归须知：高校正在清点有境外合作的项目”，说明此轮对“境外势力”的清剿力度很大。 \“境外势力”成为清洗失政的污水桶\*** 回顾中共政治，会发现中共备有两只清洗自身失政的污水桶。一只是党内路线斗争，共有十一次之多，特点是将党内某一阶段的失误归之于某个领导人，以便让中共永远“光荣正确伟大”。其中，前十次路线斗争是毛泽东与党内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共最初几任领导人全成了各种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通过路线斗争这只污水桶清洗错误甚至罪恶，中共吹嘘说“一次次证明了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 另一只就是“境外势力”。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一向如此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的残暴统治；文革结束后，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加进“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与干扰。及至改革开放十余年以后，中共政府先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握手言欢，继而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发展了密切的经济来往，而且还与美国成了“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仅靠党内清洗这一只污水桶远远不够，怎么办？于是中共与时俱进地将“帝国主义”这只污水桶的名称变成“国际反华势力”，几经演变，终于定格成如今的“境外势力”。 有了内部清洗这只污水桶，中共就可以继续宣称，党英明地清除了少数受资产阶级没落思想影响的腐败分子，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已经不再说95%）是廉洁奉公的，于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均可保持；有了“境外势力”这只污水桶，国内经济恶化、房地产泡沫过大、环境污染等全可以推诿，任何针对党及政府的批评都是境外势力妄图颠覆红色政权的阴谋，…… 但全球化的今天，“境外势力”实在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最彻底的办法是重新回到毛时代的闭关锁国状态。那样，中国老百姓就会认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6月3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629/1947430.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35👍 0💬 0杨澜丈夫给撒切尔夫人找了个老公
2013年4月8日，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因中风逝世，享年87岁。今日（4月17日），她的葬礼在伦敦举行。不少网友也在纷纷撰文缅怀。下午17点，杨澜的老公吴征在微博上撰文缅怀撒切尔夫人，并回忆起2006年与撒切尔夫人及其先生在一起吃午饭的往事。 微博一出，立刻引起网友反驳，称吴征是吹牛皮，忽悠人。因为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爵士在2003年6月就已经逝世了。19点左右，吴征将该条微博删除。 吴征微博原文如下∶ 令我感触良多的是，我们的会谈在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举行，看著她的遗物，不由让我想到曾在2006年与她及其先生一起共进午can的往事。撒切尔夫人的葬礼正是今天在伦敦举行，我的英国朋友们几乎都一致认为，她帮助英国提升了竞争力，避免了英国陷入像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因高福利工会主导所带来的经济陷阱。 然而，到了21:05分，吴征在新浪微博上重新发布了一条微博，并附上当时的现场图片，其中，“她及其先生”变成了“与她同行的先生”，两条微博前后的巨大差异，不禁让人想去了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吴征学历造假”事件。 2013-04-17 原载∶《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3\04\17\139285.shtml 旧文重温∶ 对吴征的六点质疑 作者∶曹长青 中国“新浪网”联席主席、“阳光卫视”执行主席吴征（英文名Bruno Wu）近日成了媒体焦点新闻人物，很多人在网络论坛上对他的学历提出了置疑。虽然多数置疑都颇具说服力，但由于网络论坛上的文字是自由输入，作者又多不署真名，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其报道和分析的新闻公信力。本文在参考了网络上提供的信息的同时，并根据《北京青年报》对吴征的采访，美国《富比士》、《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对杨澜和吴征的报道，吴征简历中提到的美国大学的网站资料，以及新浪网和阳光卫视网站刊登的吴征的中、英文简历等信息，对吴征提出六点质疑， 质疑之一： 吴征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免试保送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因为当时我的成绩在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中名列文科第一。” 这种说法令人疑问：首先，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获免入学考试、被保送上大学的几乎都是在数、理、化和英语竞赛中获得前几名的优秀生，这点许多人应该仍记忆犹新。当然这并不绝对排除有文科学生被保送的可能性，但如果吴征的确是“免试保送复旦大学的学生”，那麽吴征是哪一年被保送到复旦大学的？据“阳光卫视”网站2001年资料：“吴征博士，现年34岁”；据1996年3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吴征当年29岁；据《富比士》报道，“吴征于1966年出生在上海”，那麽从时间上推算，中国恢复高考那年（1977）吴征才11岁。当然“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并不等于“第一年”，那麽从1977年到1986年（因为1986年以后吴征已经不在中国），吴征到底是在哪一年、几岁的时候被保送的？ 质疑之二： 据新浪网和阳光卫视刊登的吴征简历，吴征“1986年毕业于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 但是，2000年5月15日《富比士》报道：“当法国总统密特朗1986年访问中国时，密特朗夫人帮助安排了吴征去法国学习。”该报道的上下文中清楚地显示，这个关于吴征的背景介绍来自吴征本人。那麽，第一，密特朗夫人为什麽要帮助吴征这个中国学生去法国学习？第二，即使密特朗夫人真的在1986年帮助了吴征去法国学习，那麽他是否有可能在同一年就“毕业于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 按中文的理解，毕业于法语系就是得到法语系学士学位的意思，入学的当年就毕业于法语系的说法明显不合常理。 质疑之三： 新浪网上的吴征中文简历说他“1989年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Culver-Stockton College）工商管理学士学位”。经查“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北部的坎顿镇（Canton）。 这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果吴征在法国已经得到了一个学士学位，那麽他是否还有必要再在美国念一个学士？如果吴征有志于从商，可以直接读商学院的硕士学位。根据吴征对《北京青年报》的说法，他在美国需要靠卖保险打工读书，从经济核算上来说，他是否值得再花钱、花时间读本科学位？按美国大学的常规，只要有被承认的本科学位（法国的本科学位当然得到美国大学的承认），就可以申请读硕士学位，而读硕士可自由选择专业。吴征所以需要在美国再拿一个学士学位，很可能是由于他在法国萨伏大学没有拿到学士学位。 如果吴征从法国萨伏大学拿到的不是学士学位，而是语言短期培训的结业证书，那麽所谓“毕业于法语系”明显是一种夸大性质的障眼法。 质疑之四： 新浪和阳光卫视网站的吴征简历说，吴征“1993年和1996年分别获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巴灵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那麽吴征到底有没有从巴灵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他真的有巴灵顿的博士学位，那麽那到底是一个什麽性质的博士？毫无疑问，这是最令读者和新浪网股民质疑的，当然他们已经从互联网上的信息得到了基本的答案。这里用经过核实、调查后的资料给读者理一个较为清晰的线索。 从巴灵顿大学（Barrington University）的英文网站得知，这是一个1991年成立的远程网络函授大学，该大学的英文介绍上也承认，该网络大学“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没有校址；仅设学士和硕士学位，没有博士学位。据美国《南佛罗里达商业报》（South Florida: The Business Journal）2000年10月16日的报道指出，巴灵顿大学是由一个亏损严重的网络公司所办，自称总部位于阿拉巴马州，但他们提供的地址却是一家文书服务公司。该校总裁罗伯特．贝廷格（Robert K. Bettinger）自称“博士”，但却从未获过博士学位。贝廷格也坦承那仅是周围人对他的尊称，表示下次印学校招生简介时去掉这个“博士”头衔。 吴征就该校是否有博士学位的问题对《北京青年报》说：“至于说，该校的网址上没有设博士学位的说法，我这里下载的中文网址是有的，而且我是6年前在那里上学，学校因为师资力量的原因调整学位的设置，原来设置的学位现在不设置了有什麽奇怪的呢！” 看到吴征的这种说法后，通过朋友给巴灵顿大学中文网站提供的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号码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Richard Gao”显然是中国人，用极为流利的中文回答说，他已收到“太多这种电话了”，但对该校以前是否有过博士学位，无论如何不肯回答，只是说“你去看我们的网站好了，网站都说了。”当指出网站上没有博士学位时，他说，“我没权管这事，你去问（学校）总部。”Richard Gao对网上质疑吴征学位的说法不仅相当了解，且十分愤怒。在为吴征辩护的同时，强烈指责那些对巴灵顿大学信誉提出质疑的网民。 一所大学是否设立过博士学位，是一个极为容易回答的问题，它是一个事实，不存在任何责任问题，但奇怪的是，巴灵顿大学负责招生的人却在反复追问下，仍拒绝回答。它只能让人对这所“大学”的可信度更产生怀疑。 经向巴灵顿大学总部电话核实，自称该校“学生事务副主管”（Vice President of Student Affairs）的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表示，该校在几年前的确曾设过博士学位，但现在取消了，理由是为了加强本科部的工作。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但由于下列原因仍不得不对吴征获得该校“博士学位”表示质疑。 第一，由于在电话中忘记问这个自称“马克．史密斯”的人在该校的职务，于是在大约五分钟之后又打去第二通电话，一个说她叫“琳达”、是行政助理、但却不肯给出姓氏的女性，对要找的“马克．史密斯”明显不知所云，在解释这个电话的目的是询问该校是否有过博士学位事宜，并就此刚跟马克．史密斯通过电话之后，她做出了和史密斯同样的回答，但仍是不肯给她姓氏，并说马克．史密斯不在，先是留下姓名电话说要让史密斯回话，然后又让等候。过了一会儿，“马克．史密斯”出来解释他的职务。 在美国一般向一个部门询问事宜，被问对象会自然给出姓氏，尤其是在告知了是记者采访之后，因为名字多重复（叫马克或者琳达的人在一个部门就可能有好几个），不和姓氏连在一起不能确认是谁。但这位“琳达”却无论如何不给姓氏多少令人疑惑。她一开始对“马克．史密斯”这个名字的陌生也令人感到蹊跷。 第二，当被问道是否可以证明Bruno Wu曾在该校得到博士学位一事时，史密斯回答说，这需要吴本人授权才可以告诉。但在电话询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等学校时，他们都表示不需要本人授权，只要学校查到记录就可以给出该校毕业生所获的学位。想到或许阿拉巴马州有自己的法律，于是又致电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该校行政办公室答复说，学生的学位是公共信息，无须本人授权就可以给。于是，再致电巴灵顿大学，这次一个连名带姓都不给的女性，不仅不给关于学校学位的任何信息，甚至连“马克．史密斯”是什麽职务也无论如何都不说。在强调其他美国大学、以及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都说这属于公共信息，学校有责任提供时，她让等候，然后挂断了电话。以这个学校这麽鬼鬼祟祟的举动，更无法不令人感到这个 “需要本人授权”的吴征的学位是有问题的。 同时，所谓曾设“博士”学位说法的可信性也相当令人怀疑。当然，如果连该校总裁的“博士”头衔都是假的，那麽学校职员的回答又有多大可信度？另外，对于这个明显以赚钱为目的的学校（下面解释），是否有可能被人以巨款买下一种并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的空头说法，也难免被人列为一个质疑的角度。 第三，如果吴征的博士学位属实，为什麽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对吴征学历的质疑之后，在没有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新浪网把其联席主席吴征的英文简历内容删掉了？而新浪另一个联席主席和其他董事们的简历都在。（但新浪网上曾刊登的吴征英文简历已被美国一个大会计师事务所网站收录，读者仍然可以查到。） 为什麽近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也在不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把列为该中心“任课人员”的吴征简历中曾有过的（包括博士在内的）学位全部删除了，只留下他的商业头衔？（北大网站曾列出的吴征简历上有“复旦大学学士，美国华盛顿大学金融管理博士”的学位） 另外“阳光卫视”网站也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大幅删掉了媒体对杨澜吴征报道的内容。如果吴征的学历堂堂正正，那麽像新浪和北大这种大机构的小动作岂不是在毁坏吴征博士的名誉和形象吗？如果这些删除都毫无缘由、毫无道理的话，吴征有可能不提出异议、甚至抗议吗？ 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对吴征学位的质疑之后，吴征担任副主席的阳光四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新浪网发出“通告”，要“在全球范围之内以法律手段追溯”，并以新浪网名义设立名为“警察”的电子信地址（[\[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期望全球举报毁坏他名誉的人，并“将予以重奖”。那麽吴征首先应该缉拿、追究的是否应该是新浪网，然后是北大网？因为是新浪网首先删掉了说他有博士学位的英文简历，这等于是给“通告”中所指控的“造谣中伤”提供了第一个最有力的佐证。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把吴征简历中的所有学历都删掉了，这难道不是给“造谣中伤”提供的第二个有力佐证吗？ 质疑之五 即使巴灵顿大学曾经设过“博士学位”，吴征也的确拿到那个博士学位，那麽这个网络大学的学位到底有没有实际内容和意义？ 巴灵顿大学是1991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成立的网络教育公司（Virtual Academics.com）下属的一个学校。该网络教育公司的创始人是当时只有19岁的美国青年斯蒂汾．贝廷格（Steven M. Bettinger），现任该公司执行总裁。根据该公司自己网页上的资料，其主要业务是提供网络远程教育（Internet distance learning）服务，目前共有10个学校，其中巴灵顿大学是最主要的一个，也是由斯蒂汾．贝廷格创建的。 该校中文网站介绍说，申请该校“无需TOEFL或GRE成绩”“不需要入学考试”，“工作年资每满一年可抵免6学分”。硕士学位需36个学分，“以工作年资最高可抵20个学分”，剩下的16个学分仅需再上5门多课（一门课3个学分）就可修满而拿到硕士学位。 该校英文网站介绍说，外国学生的申请注册费为700美元（一般美国大学的申请费约在25到60美元之间），学士学位的学费是3,800美元，硕士学位4,000美元。 至于具体学习方法，记者仔细袅炊F网上的中英文资料，仍只得出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就是在缴纳了注册费之后，该校会寄一定的材料。在过去的这几天里，记者曾给贝廷格本人和该网络教育公司的各个主管打去十几个电话，希望了解该校学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学习过程、该公司和巴灵顿大学最新的发展情形等。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回答，就是转到电话录音，在多次留话之后仍不回话。当记者做最后一次努力时，该网络教育公司位于佛罗里达总部一个不留姓名的男性表示，他们不对记者发表讲话。 巴灵顿大学为什麽这麽躲躲闪闪？大概和他们颁发的学位不被美国教育部认可有关。这点巴灵顿大学在自己的英文网站上也不得不承认：“巴灵顿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他们之所以得写上这麽一句，是因为阿拉巴马州教育局每年进行网上检查，如果不注明没有被认可，就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但该校中文网站（译为柏林顿大学）则可能由于没有懂中文的教育局人员去检查，所以他们就可以这样说，该校“是得到美国阿拉巴马州教育部门许可的”，它的学位被“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承认”。 就巴灵顿大学是否得到过阿拉巴马州教育部门认可一事，记者电话采访了阿拉巴马州教育局助理总监（Assistant State Superintendent of Education）艾迪．约翰逊博士（Dr. Eddie R. Johnson），他说“巴灵顿大学从阿拉巴马州申请的是营业执照，这种执照有效期为一年，学校需要每年申请延期。只要能证明他们符合阿拉巴马州的法律，他们的执照就会被续延。但巴灵顿大学并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机构的认可。” 阿拉巴马州高等教育委员会项目署（Interagency Programs of The Alabama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主任伊丽莎白．弗伦奇博士（Dr. Elizabeth French）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更详细地解释到：“他们（巴灵顿大学）既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的认可，也没有得到阿拉巴马州教育局的认可；他们拥有营业执照，并不等于他们得到认可。他们注册的是盈利的商业公司，通过提供教育服务，进行赚钱的商业活动，但是并没有得到教育机构的认可，因为没有学术监督他们提供的教学内容。” 当被问道一个不被教育机构认可的学校怎麽可以发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呢？弗伦奇博士介绍说，“（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商业公司，然后提供教育服务。他们自己可以设置学位，你可以说自己是硕士、博士，也可以颁发各种学位，但没有人承认这些学位。” 记者开玩笑说，“那我不是也可以注册一个颁发博士学位的学校了吗？”弗伦奇博士认真地回答，“当然可以，并不需要得到认可就可以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但是从巴灵顿这样的学校得到的学位不仅不被市场接受，在他们那里修的学分也不可以转到其他学校。”当记者指出也有一些在美国的学生选择巴灵顿大学的课程时，艾迪．约翰逊博士表示，“我不知道那些学生完成那些课程之后是干什麽用的。” 当被问道什麽是“不被市场接受”时，弗伦奇博士回答说，“不被市场接受就是，如果这个人申请我这个机构的工作，我们根本不会考虑，因为他的学位不是从一个被认可的教育机构得到的。进入这种学校想得学位的人不是冒险吗？” 是不是冒险呢？据该网络教育公司2001年10月2日发布的简报，到2001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为止，该公司的财政收入（revenues）是263万美元。 据12月7日雅虎金融网的资料，该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进行柜台交易，其股票价值去年高时曾达到每股3.15美元，但在过去52个星期来下降了73%，当日的股票价值是每股0.4美元。全部股票的市面价值（Market Cap）是430万美元。同样根据12月7日雅虎金融网的资料，这个拥有10个学校的网络教育公司总共只有15个雇员。这等于平均一个学校一个半人管理。 弗伦奇博士倒不见得了解这麽令人咋舌的具体内容，但她显然对网上大学的质量相当不满，她说，“这不仅是巴灵顿大学，网上学校多是欺骗。有各种各样不被认可的学校。” 当记者指出，采访这个网络教育公司得不到任何答覆时，弗伦奇博士说，“这本身就告诉你他们是怎麽回事儿了。如果你只跟这个学校联系，而不谘询更高的机构，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信息。” 艾迪．约翰逊博士则说，“如果他们不回答你寻求学校信息的提问，你应该告诉、规劝在中国的学生，这个学校不是一个被美国的教育机构认可的学校，应该停止进入他们的课程；如果你想进入一个被认可的学校，那麽你选错了学校。” 至于巴灵顿大学中文网站上关于他们的学位“被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承认”一说，倒是事实。但这个“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是个什麽机构呢？ 据《南佛罗里达商业报》（South Florida: The Business Journal）2000年10月16日的报道，“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是一个1998年在佛罗里达州成立的盈利公司；更有意思的是，参与创建巴灵顿大学的该校总裁、自称“博士”的罗伯特．贝廷格（Robert K. Bettinger）本人就是这个公司的注册人之一。 《南佛罗里达商业报》的记者达根（Ed Duggan）按照“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在首都华盛顿的注册地址寻找，结果那个地址和电话是另外一个网络公司，他们从没有听说过这个“承认”巴灵顿大学的“国际机构”。当达根指出这一点时，巴灵顿大学的总裁罗伯特．贝廷格说，“那个办公室已经关闭了一段时间，现在搬到日内瓦去了。”当达根又指出，在日内瓦也找不到这个机构时，贝廷格“博士”又说，那个办公室也关闭了。但在他们的所有网页上继续给的是日内瓦的地址。 达根的报道最后指出，这个“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由于没有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和缴费而被州政府取消。但后来他们又在另一个州注册了。 巴灵顿是个什麽样的大学还可以从它的中文译名看出：在新浪网上的吴征中文简历上它被称为“巴灵顿大学”；但吴征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中称它为“巴林顿大学”；而该校中文网页上写的是“柏林顿大学”，同一个网页的“总裁致词”使用的是“白林顿大学”，而在有一批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们开办的该大学在中国的工商项目培训基地的网页上使用的又是“百林顿”。“巴灵顿、巴林顿、柏林顿、白林顿、百林顿”，一个美国大学同时有五种中文称呼，其“正规”程度不言而喻。 中国教育部在最近也宣布，六种洋文凭不予认证，其中第五种就是“函授取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这样看来即使吴征“有博士学位”的说法属实，那麽拿到这个既不被美国教育部、也不被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校的学位，除了对不知情的国人有某种“效果”之外，不知它的真实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对于吴征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巴灵顿大学的博士，大概人们的兴趣会越来越小了。其实，在高科技这麽发达的今天，只要吴征用扫描机把他的学位证书扫到网上，早就把“造谣中伤”的嘴都给“扫”住了；何必兴师动众设立“警察”举报网站呢？ 质疑之六 在互联网上，人们对吴征提出的另一个质疑是关于“艾美奖”的问题。对此，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我不但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出任了这次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的主席，而且还在颁奖前发表了祝贺演说，好在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看到了。” 就这个问题，本组文章的采访助理采访到了两位“国际艾美奖”的负责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和吴征的说法实在是有天大的不同┅┅ 关于吴征和艾美奖的争议缘由是：11月9日新浪网刊登了一条题为“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的消息。当杨澜、吴征的事情在网上引起争论、成为话题之后，有人指出，吴征参加的不是第53届美国艾美奖，而是第29届国际艾美奖。随后新浪网把这条已经发过的消息题目换成了“吴征被选为第29届国际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 就这个小动作，互联网上有人撰文指出：新浪网换了题目，却没换内容，通过检索系统查到的国内其他网站转载的新浪网的消息都仍是“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该文还列出了转载这条消息的国内网站。 经过网上核实，记者发现新浪网这个修改的确是事实；而且即使仅在新浪网检索，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读者如果进入“北京新浪网（www.sina.com），检索“艾美奖”，选择“新闻”项目；或检索“吴征”，选择“新闻标题”，就可以发现，在这两项检索下列出的文章标题都是“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大会共同主席”。但当点击进入该文章时，文章上面的标题则换成了“吴征被选为第29届国际艾美奖大会共同主席”。 那麽“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奖”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到底有多大？“美国艾美奖”，不仅顾名思义，事实上也是只发给美国电视企业所制作的节目。即使美国艾美奖也有两个，一个是发给晚间黄金时段以娱乐为主的节目，在洛杉矶颁发；一个是发给白天时间播出的以新闻、社会内容为主的节目，在纽约颁发。 人们通常所说的“艾美奖”是指在洛杉矶颁发的晚间娱乐节目奖，这次由于美国遭恐怖袭击而两度推迟的、备受瞩目的第53届美国艾美奖就是这个晚间电视娱乐节目奖。这个颁奖大会之所以现场直播，不仅在美国，即使在全球也有很多观众，一是因为这些美国电视节目中有很多为世界观众熟悉的电影明星，像去年获奖的布鲁斯．威利斯；二是因为有这些明星上台表演或颁奖，像今年上台演唱的芭芭拉．史翠栅；三是因为许多美国电视剧在世界各地播放，美国以外相当数量的观众对那些被提名的节目并不陌生。所以这个“艾美奖”有时被比做“小奥斯卡奖”，但它的实况转播收视率仍不能和“奥斯卡颁奖大会”比拟。“奥斯卡奖”约有四分之一美国人收看，在全球大约有10亿观众。而“艾美奖”在美国只有约2千万观众（当然这在美国已是极高的收视率，最红的脱口秀女主持人奥普拉．温芙瑞的节目收视率最高时也是2千万左右），至于“美国艾美奖”在全球的收视率如何则没有找到相关报道。 那麽“国际艾美奖”又是怎麽一回事儿呢？这个奖是“美国艾美奖”下属的一个设在纽约的分支，发给美国以外的电视公司制作的、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播放的电视节目。任何国家的电视公司或个人制作的节目，都可以寄来参选；英语节目参选费为350美元，非英语节目必须由参选者自配英文字幕，所以参选费降为300美元。 就“艾美奖”的争议，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如果在21世纪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有人会去冒充艾美奖颁奖会的主席，他一定是全世界最笨的人。我现在都糊涂了，不知道究竟是我笨， 还是编造这样的谣言的人笨。谣言止于智者，我想在此再次告诉大家的是， 我不但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出任了这次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的主席，而且还在颁奖前发表了祝贺演说，好在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看到了。” 那麽事实和吴征的说法是否有出入呢？本文采访助理上星期采访了“国际艾美奖”的技术顾问莱克瑞（Tristan Lecoere）先生，和市场及对外关系主任索伦森（M. J. Sorenson）女士。首先，吴征的确出席了这次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800多人参加的第29届“国际艾美奖”，并担任颁奖典礼的共同主席。有人指出吴征担任的只是晚宴共同主席，而不是颁奖典礼的主席。事实是，晚宴和颁奖典礼同时进行，是一回事儿，整个过程历时约一个半小时。第二，吴征的确在颁奖前发表了“祝贺演说”， 历时1分45秒。 索伦森女士说，在过去两年里吴征都是“国际艾美奖”的赞助者，他不仅是颁奖典礼的赞助者，也是在颁奖前两天举行的节目交流活动的赞助者。11月19日在纽约举行的“第29届国际艾美奖”共有6家赞助商，‘阳光新浪’是第二大赞助商。目前赞助“国际艾美奖”主要有4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7万5千美元；第二个等级是5万美元；第三个等级是2万5千美元；第四个等级是1万美元。赞助可以用现金，或用广告价值以及其他商业价值交换。今年的最高赞助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赞助了3万美元，其次是吴征，赞助了2万5千美元（吴征去年也赞助了2万5千美元）。香港的凤凰卫视前几年也曾赞助“国际艾美奖”，但今年由于缩减预算，没能赞助。索伦森女士十分感激凤凰卫视和阳光卫视对这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支持。 据索伦森女士介绍，每年的颁奖主席都有两个人，一个来自美国电视界，一个来自外国。颁奖主席是一个非正式的荣誉，是一个提升、推销自己公司的机会。只要是董事会成员（吴征是该董事会90名董事之一），经委员会推荐，就可能成为颁奖典礼主席。 那麽新浪网的报道和吴征的说法到底在哪里和事实有出入呢？它的出入在于该颁奖典礼是否有现场“实况转播”；全球是否有“两亿多名电视观众”。 “我们这个（颁奖）仪式没有现场实况转播，”莱克瑞先生说。“我知道有些人有录像带，但不知道会不会在他们国家播放。以前有人的做法是，得到奖项的电视台会剪辑他们获奖的镜头，做成一个小节目，加上他们本国语言的评介，在他们的电视台播放。没有什麽人对现场直播感兴趣，如果哪个国家有被提名的项目，他们只想看到赢的场面，而不想看到输。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听说有哪个国家播出了这个节目。” 那麽这个颁奖仪式在美国有没有播出呢？“没有，”索伦森女士说。“由于美国人对参赛的外国节目不熟悉，所以颁奖仪式很难在美国播出。前几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曾播出过部份内容，但今年的没有播出，我们还在跟他们谈。” 这麽说，这次“第29届国际艾美奖”的颁奖大会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外国都不仅没有“实况转播”，甚至连事后剪辑播放都没有？“当然我们不能肯定有没有参加晚宴的客人回去播放部份内容，”莱克瑞先生说。 那麽如果有的电视台感兴趣，想在他们国家播放，是否需要向“国际艾美奖”买版权？“他们支付复制录像带的费用就行了，”莱克瑞先生说。这个费用是7块5美元。读者可以在国际艾美奖的网页上看（听）到这届颁奖典礼的实况。 这种情形和新浪网报道的“届时全球两亿多名电视观众将可以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吴征说的“好在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看到了”不是差别太大了吗？也许新浪网和吴征不知道这个节目根本没有现场直播，后来也没有在美国播放？ “当然知道，”索伦森女士毫不含糊地说。“我们的赞助商当然知道这个节目没有实况转播。”的确，如果一个商人对自己出资赞助的项目、对自己公司能从中得到的好处不清楚是不符合常理的；尤其是有没有“电视实况转播”、是不是有“全世界两亿人”观看，其商业效应是有天壤之别的。 “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奖”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如果用国家大小来打个比方的话，就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差别。吴征这件事儿就好比当年一个美国青年去阿尔巴尼亚参加了一个活动，回到美国后，支持他的媒体就报道说，“这个青年去了全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自己也这麽宣称。反正许多美国人也搞不清楚哪儿是哪儿，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了。但那个去阿尔巴尼亚的青年自己心里可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去的那个地方有多“小”，人口有多“少”。 “国际艾美奖”是一个对促进国际电视文化交流很有意义的项目，尤其是对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业走向世界有益，本文不仅无贬损这个机构的意思，相反希望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希望能有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去参选。但吴征把这个奖的身价夸张千百倍，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这项活动，都不是一个好的促销方式。毕竟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人们迟早会知道真相；毕竟在让人们“恍然大悟”之后，下次就很难再买账了。 这次“国际艾美奖”不仅没有“实况转播”，据索伦森女士说，甚至没有任何一家中文电视台来正式报道！ 如果吴征真的“大事糊 芋A难道他“小事”也不清楚吗？他总不至于不记得和杨澜到底是飞去了洛杉矶参加典礼、还是飞到了纽约参加晚宴吧？总不至于把曼哈顿和好莱坞都弄混了吧？ 新浪网虽然后来把报道的标题改为“吴征被选为第29届国际艾美奖大会共同主席”，但文中的内容除了仍有上述“届时全球两亿多名电视观众将可以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之外，还有“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界荣誉最高的奖项，被誉为电视界的奥斯卡。今年的艾美奖颁奖晚会原定9月16日在洛杉矶的圣殿礼堂举行，但是由于9月11日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举国哀悼，因此主办方曾几度推迟典礼的举行。” 这段话的每一句都是指“美国艾美奖”。且不说吴征在晚宴致词中说他已经参加了三届“国际艾美奖”（每一次都是在纽约，怎麽可能把这次记成了洛杉矶的艾美奖呢？），作为大会的共同主席，这次他也早就应该收到通知告诉他去哪里开会吧？当然，吴征可以把责任全都推到报道这条消息的记者和发表这条消息的编辑身上。 那麽新浪网娱乐版的编辑到底是怎麽“编”发消息的呢：在11月9日报道“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吴征先生将首次以新浪网联合董事长的身份亮相于国际活动，并将为典礼致贺词，届时全球两亿多名电视观众将可以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之前四天，新浪网在11月5日已经报道“53届美国艾美奖揭晓《白宫群英》夺得4项达奖”，并登出了获奖者的照片；随后在11月6、7、8三天均有关于“美国艾美奖”获奖作品的报道。这些报道在检索出来的文章题目中是在同一个页面上的！ 比较奇怪的是，那麽令吴征和新浪网骄傲的“有史以来出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亚洲人”吴征，在“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出席完11月19日在纽约举行的“国际艾美奖”之后，却没有见到新浪网发任何消息。 由于新闻的时效性，记者在抢新闻时有误是难免的，像《纽约时报》这种大报都时常出错，并且几乎每天都在第二版登出2、3条或4、5条更正。记得当年金日成去世后，《纽约时报》在报道消息后几天，还登出一条更正说，前面报道过的制作金日成棺木的材料有误，正确的棺木材料应是什麽什麽，核实并更正如此小事令人感叹。 新闻应该有犯“诚实的错误”的空间，只要媒体发现报道有误，改正，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原谅，否则新闻就很难做了。但吴征和新浪网到底是犯“诚实的错误”，还是有意误导？ 如果新浪网记者最早没有弄清楚吴征参加的到底是“美国艾美奖”还是“国际艾美奖”是可以原谅的。别说光“美国艾美奖”就有两个，加上这个“国际艾美奖”，近年又出了个“亚裔艾美奖”，全都是在美国。难怪把抢新闻的记者弄糊狺F。 如果新浪网的编辑在收到这条消息后，忘记了在过去四天来已经连续报道过好几条消息，说“53届美国艾美奖”已经发完了，仍然把记者“未来进行式”的稿子原样登出来了，也可以用“网络信息爆炸，实在没空仔细看”的理由而得到一定谅解。但按照媒体的常识，在报道自己公司主管的消息时一般会加倍小心，这不仅是由于把自己老板的事儿报错了会惹麻烦，更重要的是会因损害该媒体本身的形象而受惩罚。 但新浪网的编辑在把“第53届艾美奖”换成“第29届国际艾美奖”的时候已经明显地知道了这条引起争议的报道的严重错误，不仅没有承认错误，而且在只改了个题目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原内容，这就是编辑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仍继续误导读者，这就不属于读者可以原谅的“诚实的错误”了。 那麽吴征本人呢？如果说在这件事引起争议之前，他没有看到过这个报道，这也许是有可能的（尽管极小），但是，事情引起争论之后，吴征不大可能没有去看一下这个报道。而且就在吴征和杨澜的阳光网站上，到现在还登著题为“吴征获选艾美奖颁奖大会主席”的报道。虽然文中有国际艾美奖字样，但文尾的“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界荣誉最高的奖项，被誉为‘电视届的奥斯卡奖’”仍明显是指“美国艾美奖”。 而且吴征本人在12月4日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反击对他的“形象谋杀”时仍理直气壮地说，“我想在此再次告诉大家的是，我不但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出任了这次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的主席，而且还在颁奖前发表了祝贺演说，好在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看到了。” 虽然他这次在艾美奖前面加上了“国际”，但难道吴征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他亲自参加的“艾美奖”有多大规模？真的不知道它的播放实情？还是要继续维持他的严重夸张和误导的错误？ 2001年12月4 -11日于纽约 注：原计划本组文章结束时在文尾注明资料出处及网址，但近日收到一些读者的电子信，希望能提前把这些网址刊出，以便他们自行调查。因此，现把本文迄今发表的文字中提到的相关网址等资料介绍如下，基本上按文章提到的前后顺序排列（正如本文开篇所说，主要信息和网址最初多是从互联网上人们对吴征的质疑文章中获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吴征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http://www.chinasuntv.com/gb/press/press.htm 2，阳光卫视上吴征中文简历：http://www.chinasuntv.com/gb/super.htm 3，《纽约时报》报道杨澜提到吴征的文章（检索Yang Lan）：http://search.nytimes.com/search 4，《富比士》报道吴征1986年抵法国：http://www.forbes.com/global/2000/0515/0310058a\2.html 5，新浪网上的吴征中文简历：http://tech.sina.com.cn/65605.shtml 6，吴征简历中提到的大学网址： A，法国萨伏大学：http://www.univ-savoie.fr/ B，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http://www.culver.edu/ C，华盛顿大学：http://www.wustl.edu/ D，巴灵顿大学英文网址：http://www.barrington.edu/ 巴灵顿大学中文网址：http://www.barrington-chinese.net/ E，复旦大学：http://www.fudan.edu.cn/default\1.htm 7，美国《南佛罗里达商业报》对主办巴灵顿大学的网络教育公司报道：http://southflorida.bcentral.com/southflorida/stories/2000/10/16/story2.html 8，《南佛罗里达商业报》对巴灵顿大学的报道： http://southflorida.bcentral.com/southflorida/stories/2000/10/30/story3.html 9，巴灵顿大学南亚部负责人“Richard Congde Gao”的电话：604-760-8608 10，巴灵顿大学自称学生事务副主管Mark Smith的电话：334-471-9977 11，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上的吴征简历：http://ccer.pku.edu.cn/fellowship/fellowship0200.htm 12，“阳光四通”设“警察”电子信址（[\[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的“通告”：http://www.chinasuntv.com/gb/press/press.htm 13，新浪网上吴征（被删节）的英文简历：http://www.sina.com/corp/about/board.html 14，被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网站收录的新浪网上原来刊登的吴征英文简历：http://www.pwcglobal.com/Extweb/industry.nsf/docid/E3D25350DF09787185256A9600741DB6 15，主办巴灵顿大学的网络教育公司网页：http://www.virtualacademics.com/ 16，网络教育公司执行总裁Mr. Steven M. Bettinger的电话：561- 994-4446 17，巴灵顿大学总裁Mr. Robert K. Bettinger的电话：561- 994-4446 18，阿拉巴马州教育局助理总监Dr. Eddie R. Johnson的电话：334-242-9960 19，阿拉巴马州高等教委项目署Dr. Elizabeth French的电话：334-242-1998 20，网络教育公司财政收入新闻简报：http://www.virtualacademics.com/press\release.html 21，雅虎金融网上“网络教育公司”股票（VADC）和雇员资料：http://quote.yahoo.com 22，百林顿（中国）工商管理培训基地网页：http://www.barrington.net.cn/homepage/10/01.html 23，新浪网上吴征主持29届国际艾美奖题文不符的报道：http://ent.sina.com.cn/v/2001-11-09/63175.html 24，新浪网上吴征主持53届艾美奖的原始报道标题：http://surf.sina.com.cn/cgi-bin/news/searchnews.cgi？sk=%B0%AC+%C3%C0+%BD%B1 25，新浪网在报道吴征将主持53届艾美奖之前4天已报道53届艾美奖揭晓： http://ent.sina.com.cn/v/2001-11-05/62718.html 26，吴征的“阳光卫视”是第29届国际艾美奖第二大赞助商：http://www.iemmys.tv/sponsor.html 27，“国际艾美奖”网址：http://www.iemmys.tv/ 28，“美国艾美奖”网址：http://www.emmys.tv/ 29，阳光网站到现在还登著“吴征获选艾美奖颁奖大会主席”的报道：http://www.chinasuntv.com/gb/press/news/n27.htm 2013-04-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北京奥运能给中国带来什麽？——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比较
轰轰烈烈的北京奥运结束了，在引起全球媒体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中国前途的关切∶中国举办了奥运之後，会不会像当年同样举办了奥运的南韩那样，出现政治变化，迈向民主？南韩曾有屠杀平民的光州事件，但在成功主办奥运、走向民主之後，该事件就得到昭雪。中国举办奥运之後，同样性质的六四事件，会不会也得到重新评价？ 各种迹象显示，这种可能性很低。比较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就可看出两国政治背景和发展趋势的异同。 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至少有三点类似∶一是性质相同，都是学生市民要求民主，都被政府定性为暴乱，都遭军队镇压。南韩军队当时曾直接向抗议人群开枪；解放军更是如此，竟向後撤的人群胡乱开枪，还向住宅楼或行人随意扫射，很多在街头看热闹的人，也被枪杀。光州事件发生在1980年，六四发生在1989年，这是20世纪晚期亚洲发生的两个最大的惨案。 二是事後当局都清算镇压。光州事件後，南韩有几千人被逮捕，800多记者被惩罚。中国六四事件後，数千人被关押，仅《人民日报》就有132名编辑记者遭撤职或调出报社。据官方数字，六四事件之後四年中，200多家报纸被当局关闭。 三是事件发生後，执政当局都很心虚，对事件的提法不断降级。南韩的全斗焕政府先是称“光州暴乱”，後来改口为“光州事件”，降低了调子。中共当局更是不断改口，先是把“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後降级称为“动乱”，後来改称“事件”，再後来又把它叫做“风波”，最後的提法是“那件事”。五次说法，一次比一次调子低，说明共产党也感到理屈，无法理直气壮。 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 当然这两个事件的不同点也很多。首先是死亡人数不一样。光州事件有191人遇难。而中国六四屠杀，至今官方不公布死亡人数。当时《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在北京采访到的医生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在四百到八百之间。纪思道说，即使是四百人这个保守的数字，也超过历届中国王朝杀害的学生总和。今年六四19周年时，有报导说，一位解放军将领披露，六四死亡六百多人。即使六百人，也是光州事件的三倍以上。 另一个不同是，光州事件时，市民和学生都拿起了武器反抗，直接和政府军队开枪对打，而且坚持了十天之久。他们还有一度迫使政府军退回到郊外。由於不满亲政府的报纸电台不报导真相，光州市民还烧了报社，然後自己办报，告诉世界真相。而在中国，六四事件时，很多知识分子喊的是“非暴力，我们没有敌人，和平是最高目标”等等。这和南韩人很不一样，光州人不唱高调，他们非常清醒，政府军来镇压，就是来杀人，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这不是暴力，这恰恰是对抗暴力，结束暴力的抗争，是维护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拼死一搏。 今天，南韩没有人指责光州人民当时拿起武器反抗是暴力行为，反而认为它是一场民主抗暴运动。可在中国，包括不少民运人士，都高喊非暴力，就是不强调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这等於说，下次解放军来镇压，还是要等著被杀、被砍。人类近代历史有两个名人高喊非暴力，都获得成效。一个是印度的甘地，一个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但他们都是面对民主政府∶甘地面对的是有选举制度的英国，金恩面对的是民主的美国，因而他们喊和平、非暴力是有用的。但像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面对中共专制政府也喊非暴力，结果至今半个多世纪了，没有任何效果。面对专制，人们更应该强调的是权利，包括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而不是什麽非暴力的高调。 专制者不会对人们磕头开恩 当然，两个事件的最大不同是，光州事件早就得到完全昭雪，遇难者获得赔偿，责任者受到审判。而中国的六四屠杀，至今还看不到昭雪的影子。为什麽结局这样不同？它和两国知识分子、尤其民运领导者的思路不同，以及两国统治者的不同，有相当的关系。 不少中国民运人士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六四”。但这个提法本身就等於承认那个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由六四杀人的政权来给六四平反，本身就逻辑不通、道德混乱，而且在操作上也做不到。南韩光州事件所以得到昭雪，它不是喊平反的结果，而是结束了独裁统治，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结果。南韩人认为，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就根本不会有光州事件的真正昭雪。他们把重点放在了结束独裁专制上。例如八八年汉城奥运之前，南韩人民要求的不是光州事件平反，而是要求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选，新闻和言论自由，多党制，民主选举，当时有一千万人签署联名信（南韩当时人口四千万）。另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不同是，韩国人是“要求”政府怎麽样，而不是“请求”政府。这两个“求”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动不动就是请求政府，恳求政府。八九民运时，那个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举动，是最典型的“恳求、哀求”共产党开恩。而南韩人不是这样，他们是要求政府，是抗争、抗议、反抗。因为专制者从不会因为人们磕头就会开恩的，尤其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被磕头感动过。南韩人不恳求独裁者开恩，而是逼迫独裁者改变。 光州事件得到昭雪，不是原来那个制造了光州事件的独裁政府完成的，恰恰是那个独裁政府被结束，南韩有了真正的民选政府之後，通过立法方式完成的。而中国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经19年了，还看不到昭雪的可能，主要就因为，现在当权的还是那个当年杀人的共产党！ 全斗焕毕竟不是共产党 除了韩国人和中国人的思路不同，另外一个重要不同是，两国的统治者也不一样。造成光州惨案的全斗焕总统被判死刑，後改为无期；在服刑期间，被後来的金大中总统赦免。全斗焕所以被赦免，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他虽然是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修改宪法，但毕竟接受了人民的改革要求。而像中国的邓小平等独裁者，到死，都是用镇压来维持统治。据说邓小平对六四的经验总结是，要把任何不满和反抗消灭在萌芽状态，还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全斗焕说到做到，到了五年总统任期，他就离职，把权力和平转交给了新总统，然後就到一个深山寺庙中，不见任何人，过了两年闭门思过的生活。最後还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光州事件是他一生中铸成的大错。原来全斗焕是不认错的，他认为参加光州事件的很多学生思想左倾，要求和北韩统一，相信共产党的宣传；甚至还拿起武器和政府军对打，因此他觉得为了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不得不动用军队平乱。後来他想清楚了，动用政府军队镇压，造成那麽多生命损失，就是一场屠杀，是大错特错。全斗焕的认错、忏悔，也是他後来得到赦免的原因之一。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韩国和中国的不同。全斗焕不管怎麽军事统治，毕竟他不是共产党，因此就没有共产党那套严酷的统治。他个人也不像邓小平、江泽民，可能也要加上今天的胡锦涛，为了个人权力，不惜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幸福。他毕竟还有一定的人性，人的理性。因此八八年汉城奥运时，虽然南韩是独裁统治，但社会仍有相当的自由空间。当时南韩就有了全国知名的反对派领袖金大中、金泳三等，还有各种民间组织，可以举行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这一切都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民间社会和自由空间。 而在中国，不要说19年前的八九民运，就是今天，共产党还是靠暴力严酷统治，不仅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组织存在，即使连基督教徒、法轮功学员等，都要被严厉镇压，共产党的暴力和邪恶实在超出任何其他独裁政府。 这种种不同，都意味著北京奥运之後，中国不会出现当年南韩那样的政治变化，当然六四事件也不会像光州事件那样得到昭雪，中国人的民主之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018期 2008-08-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6👍 0💬 0大重置与中国对美的政治渗透
何清涟 11月以来，全球化的精英领袖纷纷出面谈大重置（Great Reset），这个大重置当然以中美两国为轴心展开。但近日接连发生几件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事情，强有力地证实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前不久发出的那句著名论断：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俄罗斯的六倍。这些件事情当中，一件是中国专家出于炫耀而送上门的，另一件据说是FBI跟踪调查多年所得，为何在此时揭露则让人猜不透。 美国的中国老朋友让美国人惊诧不已 1月7日，福克斯晚间的“塔克∙卡森今夜秀”节目中，塔克森（Tucker）介绍了最近走红网络的翟东升讲话视频。这位翟东升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共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10月28日，他在总部位于上海的“观视频工作室”的直播节目中发表了一番演讲，大谈中国对美国政界的操控能力。这个演讲在华人圈火爆一时，有人加上中英文字幕，其中被广为传颂的有这么几句： “川普政府同中国打贸易战，我们为什么搞不定川普？以前1992到2016年之间，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搞得定，所有的危机， 不管是银河号事件，还是炸大使馆，还是撞了飞机，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合’，两个月之内搞定”，“什么原因？咱们上边有人，我们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有我们的老朋友！” 他还称，中美贸易战过程中，华尔街也试图帮忙，但是“力有不逮”。现在，美国政府换届，“精英，建制派，他们跟华尔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其中还点名道姓地提到几个人物。 这一视频现在在中国境内网站上删除殆尽，但Fox这视频现在已有近三百万观看量，在美国很多媒体上不胫而走。 美女间谍渗入美国政界故事持续发酵 12月8日，美国短新闻网站Axios独家深入调查：Suspected Chinese spy targeted California politicians（《中国间谍与加利福尼亚政客的故事》），讲述了一名叫做方芳的疑似中国女情报人员在美国的活动：2011年至2015年期间，方芳与地方和国家政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包括加州第15选区民主党国会议员Eric Swalwell。令人比较在意的是方的活动范围延伸美国地方政府，比如她参加了美国市长的地区性会议，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她的政治关系网。在大约三年时间里，她与至少两位中西部城市的市长发生过性关系或恋爱关系——这故事因其香艳，情节丰富，流量远超翟东升的讲话。由于Axions是左派媒体还长年办有中国专栏，对北京持友好态度，这报道让进步派一方无法质疑。这两天英国媒体《每日邮报》正在跟进，新的情节更加香艳刺激，受到的关注远比翟东升的“老朋友”故事更多。此事现在在华府政治圈中掀起波澜，据国会消息， Eric Swalwell已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除名。 但中国对美渗透远非几个“点“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彭佩奥今年2月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中国对美国各州市县进行渗透，那是“面“，而且这“面”不小。 美国州长\-市长交流项目已持续多年 今年2月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出席全美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并发表演讲，主题是《美国各州与中国的竞争》（U.S. States and the China Competition）。在演讲中，他敦促各州州长和地区首长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保持“谨慎的心态”，称北京正在利用美国的开放性，企图破坏美国，他还透露了2019年北京某智库在一份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美国50位州长的对华态度，并且逐一点名及贴上标签：友好、强硬，或者模棱两可。 彭佩奥这一讲话发表之后，中国外交部立刻做出强烈反应，称美国国务卿的讲话“充斥冷战思维和政治偏见”，并强调“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之始，双方就清楚地认识到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并没有否认中国对美国存在这种友好交流。 这种友好交流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印象是有十来年历史。从中国新闻网上，我查到一篇《美公使为中美省州长会议”吹风” ：将成重要历史时刻》（2011年02月23日）。其中提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动身前往华盛顿参加中美省州长会议前夕，新上任的美国驻华公使王晓岷(Robert Wang)22日在北京与多家中国媒体座谈，他认为中美省州级官员的互动，可能为两国关系注入全新活力，使双方的利益逐步增强和扩大。尽管此前中美地方政府交往频繁，但这些交往与互访是单独的、不定期的，并没有形成平台和机制。而中美省州论坛的建立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对外友协和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希望这个平台能实现中美地方级政府每年机制化的交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根据媒体报道，这种中美省州长之间的交流活动直到2019年还存在，是中美之间几十种项目交流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019年5月24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美国全国州长协会（以下简称州长协会），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对外友协）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联合主办第五届“中美省州长论坛”。本次论坛活动汇聚了来自中国甘肃省、江西省、陕西省、重庆市的省（市）长或副省长，美国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密歇根州的州长或副州长以及两国商业领袖等约400人。与会嘉宾就教育文化、先进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以及电子商务与跨境贸易等议题展开了积极对话，促成了5项中美双边协议的签署。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持续恶化 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严重渗透，由于其渗透方式的腐蚀性、后果对他国的危害性，以及中国的战狼式外交，导致各国严重不满，这种不满大多数是腹诽，少数国家如美国是明白宣示并制裁。弱一点的西方国家如澳大利亚，仅仅只是出于捍卫本国利益、防止过度渗透危害本国安全，对中国态度稍微强硬一点，就遭到中国各种毫不留情、近于无耻的打击报复。澳大利亚是个资源出口国，多年中澳经济来往，在经济上已经对中国形成较高的依赖，这就成了中国眼中的痛脚，现在正在加大打击力度，从煤炭禁购到葡萄酒猛增关税，无所不用其极。 但这些举动加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防范之心，多国声援澳大利亚。北约和欧盟最近不约而同发表报告，都把中国看成是对民主社会的挑战，也打算“加强与美国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北欧国家挪威央行于12月4日正式宣布，与一名中国女子结婚的挪威央行副行长尼古拉森（Jon Nicolaisen）因未能延续安全许可而辞去职务，立即生效。作为挪威央行二号人物，尼古拉森主要负责国家监督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资产规模超过一万亿欧元。挪威公民安全检查委员会未能延续尼古拉森安全许可的理由是，安全理由是：其妻住在中国，由尼古拉森提供生活费。 全球化力量以中美为轴心的Great Reset，由于中国自身的关系，也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波谲云诡，一切都晦暗难明。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12月10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210202012384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北京的目的是汉化我们」——新疆系列报导 7 之 6
中国民谚说，“天高皇帝远”。北京确实很远，距离乌鲁木齐近2000英哩，但北京从来没有忘记新疆，一直把它紧紧地控制在手里。 自从1860年清朝军队占领了新疆之後，中国人就阶段性地、不间断地对维族人进行镇压。最大的受害者是维族知识份子，以及维族语言和文化。 1949年带著他的军队进入新疆的中国将军王震，成为新疆的“沙皇”。他对穆斯林文化一无所知，因为他近乎文盲，是位农民造反者和共产党人。他对新疆人，就像他在战场上对国民党军队一样，政策只有一个字“杀”。 “1953年，王震几乎把所有的老师都关进监狱，在他很短的统治时期，就杀了25万维族人。”新疆的土著作家阿不克力木说，“有点知识的维族人，只要对中国统治者有一点不满，就被定为‘分裂份子’。1970年5月29日，30个著名的维族知识份子在乌鲁木齐郊外的洪桥被枪毙了。原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伊米诺夫，那一天也在他住的市医院高干病房203房间被秘密处决。” 每一次政治运动，维族知识份子都是被迫害对象。安卡拉的哈契泰大学讲师艾尔肯（Erkin Ekrem）说，“1976年的政治运动，就有三万人被投入监狱，其中大部分是维族知识份子。”他的父母是已退休的新疆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是经过那个时代的幸存者。 虽然今天中国的各个领域都比以前开放，但在新疆，维族学者还是不能出版独立研究东土历史的书。全部关於新疆历史的书几乎都是汉人写的，当局紧紧地控制著这个权力。就像乔治．奥维尔在《1984》中所说的，“谁控制著过去，谁就控制著现在。” 在天安门屠杀发生不久，中国当局把内地的70名教授叫到乌鲁木齐，组织会议批判新疆社会科学院维族历史学家和研究员土尔洪．阿力玛斯（Turgun Almas）的书《维吾尔》（The Uighurs），说这本书是抬高维族人，煽动分裂。 维族学者写维吾尔历史的书是很困难出版的，但阿力玛斯把他的《维吾尔历史》一书的名字去掉了「历史”两次，结果出版社以为是一般的书，才得以问世。批判阿力玛斯的会议不让他本人参加，更不要说有任何答辩的机会。而且那大部分都是汉人的70名教授，没有一个人提到，《维吾尔》一书的资料依据是中国历史学家写的《史记》和《新旧唐书》。阿力玛斯尽管已60多岁，但被关在家里监视居住，他的家人则受到警察骚扰。 批判阿力玛斯之後不久，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阿吉．库玛尔（Haji Kumar）被逮捕，罪名是“外国间谍”，但从来也没有公布证据。他的书也像阿力玛斯一样，全部被禁。 新疆大学的教授，并担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的土尔孙．库尔班（Tursun Kurban），也是因言获罪。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安排新疆各镇撰写地方志，最後书稿集中到这位教授手里审校。他根据这些资料研究统计出，维吾尔人仅在新疆乡村（不包括城市）就有1350万。这和当局公布的全疆维族人只有720万的数字有很大出入。他激动地给自治区政府主席打去电话，告诉他的新发现。几天後他就被贬到校图书馆工作，因为他“发现”的维族人口数字高於当局公布的，被认为不利於新疆的稳定。 “不要说历史书，直到八十年代初，东土人都没有自己的音乐书，”阿不克力木激愤地说。後来新疆人就此告状到北京，要求有自己的音乐书，北京当局才勉强同意。後来阿不克力木主持编写了22本音乐书。 维吾尔人的历史与文化不仅和中国人的不一样，语言也完全不同。维语是拼音文字，有32个字母，前26个和英文的一样。但在1962年，北京强迫维族人放弃原来的文字，另编了一套新的维语书面文字。 “新维语中，很多词的发音，像‘东方红，人民公社’等，竟都和汉语一模一样。等於完全汉化我们的语言，”阿不克力木说。“但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当局又下令，废弃新维语，恢复原来的老维语。结果在这二十年改变语言期间学习的维族孩子，等於人为地被变成了文盲。” 据说中国当局所以又决定改回老维语，因为他们发现新维语和土耳其语非常接近，担心语言的接近会更使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有共同的突厥族意识，增加维吾尔人的分离倾向。但老维语是阿拉伯语系，北京仍是无法切断维族人和穆斯林文化的联结。 “北京总是想汉化我们，”安卡拉的“突厥历史学会”研究员、五年前从新疆出来的努尔阿妮亚说。“强迫维族人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做事。” 《纽约时报》编辑马耶尔（Karl E. Meyer）在1995年曾随游览团到新疆旅游，导游领他们去和田市一个瓷器厂参观时，他发现墙上的标语都是汉语，而这个18万人的城市有96％是维吾尔族人。 在吐鲁番附近的火车站，他注意到几乎所有的指示都是汉语的，包括火车时刻表。这位旅游者感叹说，“对这里占多数的维族人来说，这是多麽不方便啊。” 马耶尔还了解到，“距离北京2100英哩的喀什，是中亚最大的沙漠中城市，结果几乎到了中午，这里仍是黑天的。旅馆的经理在早上八点摇铃叫接待工作人员，发现他还在大堂椅子里呼呼大睡。在这个20万人口中90％是维吾尔人的城市，人们如果安排会议或见面，都是事先说清楚是‘地方时间’才能保证是在白天进行。” 这位《纽约时报》记者返回美国後，写了一篇题为“亚洲失落的世界”的“编辑手记”。文中感叹∶“在中国的新疆，那种过去残存的殖民主义的风气，就像博物馆里的古钟的遗迹。”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25日） 2009-07-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9👍 0💬 0「报道」曹长青圣地牙哥谈反分裂法与国际局势
【大纪元4月15日讯】 (大纪元记者李健圣地牙哥报导)4月8日晚上，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应邀在圣地牙哥台湾中心发表精彩演说，分析中共“反分裂法”出台的真实目的及其影响。 曹长青说，中共政权在此刻出台“反分裂法”，有五个主要目的。第一，胡锦涛需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反分裂法”向江泽民输诚。第二，是为了赢得军队的支持。中国大陆现在一切向钱看，军人地位很低。“反分裂法”做出模糊的战争许诺，以空头支票收买军队的人心。第三，是为了转移中国的社会矛盾。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仅2003年一年，中国大陆就发生了50,000起暴动、示威。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少数暴富人口生活穷奢极侈。中共当局为了转移人们视线绞尽脑汁，除了“反分裂法”以外，又掀起“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第四，是为了对所谓“爱国华侨”有个交代。第五，以“团结台湾人民，针对一小撮”的惯用说辞，试图达到分化台湾内部的目的。 曹先生分析说，在一定程度上胡锦涛和中共当局达到了目的。胡锦涛顺利的获得了最高权力，并基本获得了军方的支持；转移了一部份国内矛盾，并对所谓“爱国华侨”有所交代。但是，“反分裂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归根结底是一个失败的举措。 第一，反分裂法的出台是台湾人民空前团结，90％以上的台湾人坚决反对“反分裂法”，包括大部份浅蓝和深蓝人士，并且弥补了泛绿内部的分歧。第二，使日本和美国更加联手，日本民意更支持政府，中日关系滑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形成了台湾、日本和美国三支军事力量共同抗衡中国大陆的局势。第三，德国和法国本来打算今年7月1日以前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因为反分裂法的出台，美国坚决反对解除武器禁运，因此解禁被推迟到至少明年。第四，“反分裂法”使中美关系趋冷。美国国务卿访问亚洲五国，把中国放在了最後一站。美众议院高票通过反对“反分裂法”的提案。 曹长青说，“反分裂法”是中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专制国家侵略并不需要授权。中共是否会动武，并不取决於是否通过了一项法律，而是取决於是否有动武的实力。实际上，中共一直有武力攻台的意愿，但只要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中共就会一直没有机会攻打台湾。而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地位，是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的。 曹长青接著从军事、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分析了美国所以富强的原因。他强调，美国的富强，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化和人心的作用。在美国，91％的相信上帝的存在，84％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最道德沦丧的国家。 曹先生的演讲，剥茧抽丝、鞭辟入里，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时而风趣幽默。演讲不时被观众的笑声和掌声打断。 曹先生最後说，台湾的前途取决於领导人是否有远见和人民是否有勇气。如果每个人都站在真实一边，用“真实的小针”去戳共产主义的虚幻的大气球，共产党的垮台就指日可待了。 有观众提问说，法轮功发展很快，最近又出现了一股退党的潮流，这是否可以成为一股潜在的力量。曹先生说，法轮功是海外民运中最有力量的一支，他们比较相信信仰和道德的力量，并且能够打入所在国的语言世界。所以，如果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就请支持法轮功。曹先生说，目前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动力在於法轮功、地下基督教会、异议人士和平民百姓。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并勇於承担责任，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本次演讲会是圣地牙哥台湾中心、台湾商会和台湾同乡会共同主办的。商会会长周信结博士主持了演讲会。同乡会前会长陈荣昌教授在给曹长青颁发褒奖状时，高度评价了曹先生的成就和对台湾人民的深情厚意。 （原载「大纪元」2005年4月14日dajiyuan.com） 2005-04-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从官员“贪懒”与“坐等出事”看制度之弊
何清涟 国务院对台办副主任龚清概落马，因为时间与台湾大选前后相随，不免让外界浮想联翩：台湾大选结果让龙颜无光，因此以腐败之罪追责。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前一向中纪委网站刊发习骅的那篇以古讽今之文《官员都在坐等出事》。 龚清概从亲信到阶下囚 1月19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一条消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龚清概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条简短声明透露的信息有限。但其他媒体透露的信息却值得玩味： 一、龚是出身于福建省的本地官员，2013年10月被提拔至国台办任职。外界都知，今上“龙潜”之时，虽然曾在福建、浙江与上海任方面大员，但浙江任职只有5年，上海仅一年，只有福建才是长达18年的“龙潜“之地，龚清概由今上亲自提拔这一推论可以成立。二、龚所犯之罪是在福建任官时的旧罪，属于”带病“提拔。三、追究旧罪时机不早不晚，就在台湾大选后三天，本身已说明问题：龚某落马，非贪之罪，乃台湾选战失利之罪。 今上以此表明：当此怠政、懒政成风之时， 治吏从重，就算是御选之官，只要办差不力，也绝不容情。这与“习骅”2015年2月写的那篇《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思想是一致的。 嘉庆朝贪懒之风终成“癸酉之变” 现在回过头来说《官员都在坐等出事》这篇文章。作者借清朝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八日（1813年10月8日）发生的癸酉之变，即天理会在首领林清带领之下攻进紫禁城，箭射隆宗门，几乎端了皇帝老巢之事，分析清朝中后期朝政“因循疲玩”（懒政怠政）之弊， 以古喻今，训诫本朝官员。 这场事变确实非常刺痛嘉庆皇帝之心，因为事发后他发现两点：一是这场早有预谋的事变，只有皇上被蒙在鼓里。二是此事实乃内外勾结早有预谋。 早在事发前一年，至少有四位官员五次收到了相关信息，其中三次是事变之前的警告。如果说台湾知府汪楠在1812年夏天收到信报后杀人灭口，是不想多事，那么皇家宗室豫亲王与九门提督隐匿不报则着实可恨，豫亲王不报一是因为参与起事的二把手祝现是其管家，二是他因祝现引介到林清家住过并收受重礼，因此担心受牵连，为个人利益计较将社稷江山皇帝的安危置之不顾。九门提督吉伦职司京师安全，两次接报均置之不理，在天理教将攻打皇宫的当天，仍然不管不顾。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10月7日接报林清等次日攻打皇宫信息，却当作没事，继续饮酒作乐。 这叫做：情报工作做到了家，但国家机器却严重生锈运转不了，掌管机器的机师们连转动一下的兴趣也没有，最后皇帝老子的家居差点被端，连皇后纽祜禄氏都做好了自焚的准备。事后搜集的信息更是让皇帝皇后如坐针毡：宫中的太监刘得财、阎进喜等十余人都是天理教中人，攻打皇宫就是他们作内应。 怠政懒政，大清中期与本朝一脉相承 习骅结合当今现实，对清朝中叶政治做了深刻解读： 当时的官场贪懒成风。文章概括曰：“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整天无精打采，敷衍了事。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官员懒政，完全是因为升官依靠三途：不犯错误、上司满意、报喜不报忧，唯独不靠业绩。“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 文中引述魏源对大清官场风气的概括：“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习骅的总结说：“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 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习骅总结的清朝官场风气只要将“修齐治平”改成“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今天的官场态势。 读完这篇《官员都在坐等出事》之后，所有读者都会认为这是在说今天天朝官场习气与朝廷之弊。有人因此借题发挥，认为本朝官员都怀抱幸灾乐祸之心，坐等天朝头顶上这块天塌下来，因此描画出一张又一张的“2016年危机路线图”。 习骅的苦心难补天 习骅将文章标题定为《官员都在坐等出事》，但其本意不是希望出事，而是告诫官员：朝廷是皮，官员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与当年蒋介石在1948年临战前夕教导手下将官出于同理。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总揽东北党政军大权的东北剿匪总司令的卫立煌一意孤行，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也不管蒋介石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总是拒不出战。蒋介石不得不亲自飞往沈阳，召集东北国民党军师长以上将领训话，痛陈形势之危之后，蒋掏心掏肺地说了一段话：“此战是死中求生，我已经60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 当年，蒋委员长这番苦口婆心之语，在场的国军将校都没听进去，最后确实是“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抓了去”，当作战犯狠狠改造了多年。今天也同样，习骅言之谆谆，官员听之藐藐。 政策性改革难纠制度之弊 我早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只能通过改变制度来治理腐败。现在习近平通过反腐与意识形态宣传，注定不能真正治理腐败，还会进一步导致官员懒政与不作为。原因如下： 一，腐败之弊源于制度，成了制度给官员的馈赠与奖赏。这道理，我已经在《习近平驭马的缰绳空荡荡》一文里讲过：江胡时期驾驭官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积弊已成，如今习近平手中那根包上“共产主义理想”纸皮的缰绳，用来驱策官员形同无物。他想通过人事整改与惩治腐败官员，让官员过得“清汤寡水”，谁还有“革命”动力？于是官员们以懒政、不作为来消极怠工。 二、“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已形成恶性循环 不罚无以立威的另一面是奖励必须恰当。在贪懒成风、升官机制不变的前提下，惩罚办差不力的官员，只会让官员更加不愿意做事。多做多错，这是2015年证券机构奉命救市的教训。2015年政府拉抬股市，并预先定好一万点目标，等于是权力之手与市场之手硬搏，结局不一定如今上之意，但谁也不敢当面对皇上说明这点，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救市重任。当股市没达到最高领导预期的1万点时，前所未有的“恶意做空中国”罪名问世，救市三军悉数以“做空中国”、腐败等罪名入狱。这些证券界实力人物当然会有腐败之行，不少人还非常严重，但因救市失败却罚其腐败之罪，只会让官员们谨守“不做不错”这条懒政之道。 龚清概这位福建官员被带病提拔到国台办副主任，乃因今上对国台办的官员不放心，要用自己人坐镇。如今因2016年台湾大选结果偏离今上意愿，坐以昔日旧罪处罚，只会让官员们惕惕日励：只有不办事，才能不出错。更何况，台湾今日之局，主要原因之一是“天然独”一代成长，“当然统”一代退出历史舞台，并不完全是龚某办差不力。 以政策与人事之改变来救制度之弊，就算皇帝本人再勤政，恐怕最后也难逃崇祯那句“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之叹。如今对官员讲“只有朝廷大河水涨，才能有官员小河水满”这类道理，效果不会比当年蒋总统临战之间对众将官讲“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更好。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月2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gongqinggai-china-20160120/3155031.html ）
何清涟2025-11-06 05:43👍 0💬 0反腐进入红色商圈，拿安邦试刀？
何清涟 最近几天中国政商两界被国内媒体扔下的几颗炸弹弄得有点晕：1月29日国内盛传《安邦实际控制人系陈毅之子 三次获监管层开绿灯》（《南方周末》首发系列文章），但文内却牵涉到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紧接着就是安邦控股的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被中纪委带走，该行周六将召开临时董事会，以应付紧急状态。按近两年反腐的“传言先导模式”推演，就会明白习近平与王歧山要开始啃红色家族商业圈这块“硬骨头”了。不清理这笔前朝留下的巨大“政治遗产”，其反腐始终难免“选择性反腐、清理政敌”之讥。 安邦保险集团水有多深？ 上述文章在中国国内面世，有几个抢眼的大看点： 一、这是中国媒体对红色商圈财富故事的第一组调查性报道，在内容翔实方面可与之媲美的文章只有《纽约时报》2012年10月以后那篇《总理家人的隐秘财富》及其系列报道。《南方周末》近年来处境极艰难，每期文章的终审权早就收归广东省委宣传部，这篇文章“横空出世”，其来头与可靠性无庸置疑。 二、这是国内文章首次展示红色家族与监管部门“猫鼠一家亲”的关系。安邦公司的“来头”之大，由“两块招牌”身份可彰显：一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二是邓小平外孙女卓女士之夫吴小晖（《苹果日报》1月29日采访陈小鲁获证实吴的身份），陈、卓两位当然是文中所称“含着金汤匙出身”的贵人。因为有此背景，频频改组的董事会名单“群星闪耀”，尽是“猛人”，其中还有三位保监会官员孙沛城、王新棣与朱艺。安邦从事的是保险业务，保监会正好是其监管机构，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公然结成利益共同体，实乃“中国特色”。报道还特别提到，该公司“三次获监管层开绿灯”。《土豪安邦想当民生银行行长》（新浪，1月31日）称，安邦是“任性资本：有权＋有钱”，野心是做中国的“全牌照金融集团”。民营企业能拿到一个金融牌照，都得千辛万苦地公关，而安邦却能拿到所有牌照，那得多大本事？ 三、这家公司的迅速扩张中国少见，扩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模糊股权来源，布成“超级迷魂阵”。据说，它成立不足十年，就从开设时的5亿元注册资本扩张成6千亿（均为人民币）。2014年经济形势不佳，但安邦人寿发展极为迅猛，据保监会2015年1月26日公布数据，安邦人寿的保费收入高达529亿元，比2013年剧增3700%。安邦董事陈小鲁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坦言，“红二代的人脉关系有助公司发展。” 上述报道涉及到一位“铁帽子王”的“孙驸马爷”，一位“开国勋贵”的公子。网络疯传文章10余小时后，陈小鲁对财新记者坚称，自己“不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我与小晖合作快15年，就是顾问，一咨询，二站台，无股份，无工资，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只做战略咨询。” “孙驸马爷”成红色商圈反腐的“试刀石”？ 邓府“孙驸马爷”吴小晖行事低调神秘，有关他的种种传说始于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之后。香港《亚洲周刊》2012年12月9日刊发报道称，李春城案牵涉面甚广，除周永康之外，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亦被卷入，安邦将旗下和谐健康险总部迁往成都，吴小晖和李春城一起出席了庆典；2014年1月6日财新杂志封面报道《黑马安邦》，吴小晖在国内媒体首次以“神秘形象”出场；此后，《安邦背后“神秘人”吴小晖》、《“黑马”安邦的举牌逻辑》、《安邦保险“切香肠” 频繁增持招行持股》等报道频出。 十八大之后的反腐，一直未触及红色家族这一庞大的神秘商业圈。安邦为何被选为媒体奉命攻陷的第一关？可能与最近这轮股市起落有关。2014年末这轮牛市来得蹊跷，国内早就盛传与安邦有关。南周文章在《“股神”安邦如何玩转“钱经”》这一节，其实对“股神”安邦在股市上的作用已经道出了五、六成，比如“把握牛市特别准”，“安邦买什么，其他投资者就跟着买什么”，这些话语几乎就是对股市造势者的白描了。中国股市一直是政策市、消息市；大资本可以联手，用对敲等各种方式拉抬股价，让其他投资者跟进；待拉抬至较高价位再出手。与其说安邦把握牛市特准，不如说安邦就是股市造势者之一。 剪红色商圈裙边：习近平难以承受之重 数百个红色家族经营或者参股的公司是邓江胡几代留给习近平的政治遗产。如何对待红二代经商，虽然在这两年的反腐中未公开宣示如何办，但实际上屡屡成为习近平与政治对手较劲的焦点。最让习近平难堪的是，反腐是否包括红二代，几乎成了对他反腐大业的政治正当性的评判依据。 安邦既然已被抛出，如何处理安邦集团，关系到今后如何处理类似公司。按照习近平处理自家两位姐姐家财富的方式，自然是希望红色家族退出经商。但真要实行，却寸步难行，因为治理少数几家容易，大面积治理有个可行性问题，彻底治理更是几乎不可能。 以下先说容易办的，即让红二代退出国企领导岗位。这方面并不太难，正牌红二代大多不是已退休，就是接近退休年龄，充其量调岗，在政府机构安排职位，过去几年官商职位互换的大道十分畅通，李小鹏就从国企CEO摇身变成了山西省省长。至于红二代的国企股份如何处理，这是下一步国企反腐将涉及的暗盘问题。 但对红二代经营的“民企”反腐则比较难办。因为这些企业支撑着中国民企的半壁江山，容纳了不少人就业。所谓红二代企业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自己开办的，比如习近平两位姐姐的公司，温云松的新天域资本、谷望江的喜多来。欲将这些公司出让，得找到接盘者。《纽约时报》2014年6月18日在《习近平亲属退出多项商业投资》一文中说，齐桥桥的秦川大地投资公司找了多家企业接盘，据买方之一明天集团老板肖建华说，由于卖方急于脱手，价值低估。习安安家的“新邮通讯”干脆就地解散注销，所有资产变现后主要用于遣散数千员工。 如果是按习安安模式来处置红色家族的企业，当然最干净利落；但此举要让其他家族效法，几乎绝无可能。若按齐桥桥模式处理，让其他民企购买，虽可保障员工就业，但其他人未必象齐那样听习近平召唤，股权处置上会找无穷变通方法，比如假转让、实控制，虚构股东代持，花样繁多的把戏层出不穷，就算中纪委人员扩大几倍，也难以查清这潭烂泥里的根根梢梢。 还有一类是红色家族成员投资参股的企业，这类企业甚多，中国顶级富豪的公司不少都有这种股份，最著名的当然是马云这家“常委公司”，《纽约时报》7月21日发表的《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介绍，在投资阿里巴巴的4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有2002年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者子孙20多人。虽然该文未将这些人的名单全列出来，但披露的资料显示，有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Alvin Jiang）作为合伙人的博裕资本，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创立的新天域，王震之子王军、退休政治局常委贺国强之子贺锦雷分别任掌门、副掌门的中信资本，现任常委刘云山之子刘乐飞任副总裁的国开金融（CDB Capital）。是让所有的“龙子凤孙”都退出此类公司，还是抓几个“虎仔”充数？那些悄悄离岸的资产，是列入“猎狐行动”还是装作不知？公众一定会追问这样的问题。 最大的“铁帽子王”邓府“孙驸马爷”的财富故事在国内曝光，与国家工商总局白皮书痛斥阿里巴巴贩卖假货“五宗罪”几乎同时发生，这是巧合，还是属于“传言先导”，尚有待观察。目前，安邦上空雷雨云密集，而阿里巴巴那边还只是阴云飘过。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月3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131/2622592.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抢救文革的历史记忆——写于五 • 一六通知发布 40 周年
今年适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40周年纪念，但中国人依然不能在国内就文革话题自由讨论。而文革研究在国外也只是少数学者凭个人之力而为，主要成就体现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暂时还未能往深层掘进。 而文革研究之所以滞留在目前这种状态，主要缘于两点： 第一，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官修――这固然是官方易于集中人力物力，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历史叙述往往承载着国家意志，任何统治者都希望从有利于本朝政治统治这点出发来解说历史，因此私人修史往往悬为厉禁，犯者往往处以灭族重罪，如清朝的庄廷陇修《明史》即一例。也因此，中国的史书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二十四史》即一明显例证，除了《史记》中有关汉朝部分，以及《汉书》等少数几部史书之外，大多是新朝史官写旧朝之史，撰史者并无政治负担，而且批评探讨前朝政治得失，目的就在于论证本朝得国乃天命所归。 而文化大革命却不同于上述任何状况。首先，承接毛泽东统治的是邓小平，他本人与不少中共元老固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囿于种种利益考虑，却不能对文革产生的体制根源做深层挖掘。究其原因其实也简单：邓时代以及邓后的中共政府，与毛泽东的中共政府不仅有政治权力上的传承关系，还有政治合法性的继承关系。因此，将文革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晚年错误，可以回避这一点。一旦往制度层面挖掘，将会引起人们对现存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只要执政者这种政治自利需要继续存在，中国本土学者对文革自然无法从理论上、根源上做透彻反思，而外国学者对文革本来就有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隔膜，这就是文革研究始终停留在资料搜集整理阶段的主要原因。 第二，文革不仅是“国家之罪”，许多普通人手上也沾了血。文革开始时，笔者已经10岁。以本人的观察与体验，文革的血腥暴力行为并不像今天一些外国研究者所说，全是红卫兵与造反派所为。比如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就不是外来的红卫兵与造反派，而是本乡本土的农民所为。而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摹本――湖南邵阳县的大屠杀，同样是邵阳县的贫下中农所为。当时，邵阳县的农村基层组织以“阶级敌人成立黑杀队，要杀害贫下中农”这一纯属谣言的说法作为动员口实，将每个村的成年男子集合起来，屠杀本村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富农全家，而且要求“斩草除根”，凡家中有在外工作的子弟务必抓回来一道杀掉，我当时的邻居中就有这类被抓走杀害的人，这都是当年亲眼所见。后来农民们出于迷信，担心死人到阴间记住杀人者面目，前来纠缠，于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互相交换杀人。至于那杀人手法的残酷，完全可以从那些尸体的惨状看出来――因为我所居住的邵阳市与邵阳县同处资江流域，邵阳县在上游，贫下中农杀人杀得多了，懒于掩埋，往河里一丢了事。在1968年夏天，有将近一个多月时间，每天从上游漂下来上百具尸体。 ――这些参与杀人的贫下中农，又如何肯面对当年自己那残酷的杀人之罪？笔者于1991年曾写过一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以笔名“沈默”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但想再到邵阳县农村做进一步的访谈却不得其门而入。凡听闻我有此意的邵阳县人，哪怕私交不错的朋友，都不愿意提供方便。 由此推想，当年在文革中凡与血腥暴力沾边的“利益相关者”，又如何肯承认自己当年制造的罪孽？近年来，许多文革风云人物陆续撰写回忆录，读者又几曾从中看到半点忏悔之情？ 鉴于上述官方与民间的现实利益考量，可以断言，对文革更高层次的反思与研究还需要一段时间。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对历史的反思总是迟到的（大意），其实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反思历史还需要社会条件的成熟。 基于中国现实的政治社会条件，不忘记文革的最好办法，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尽可能忠实地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从史料价值来说，这种记录的价值虽然比不上当时的记录，但至少算是抢救历史记忆。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5月18日，总140期）
何清涟2025-11-06 06:02👍 0💬 0The Boat and the Water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foreign investment destinations. Yet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ome of the commonly accepted assumptions of mutual benefit are false. During his address to the Fortune Global Forum in Beijing on May 18, Bo Xilai, the Chinese Minister of Commerce, claimed that China has been very profitable for foreign businesses. He said that of more than 280,000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in operation between 1990 and 2004, two-thirds were profitable.\[1\] According to the 2004 survey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three-fourths of surveyed U.S. companies in China were making a profit, and for 42 percent of them, their profit ratio in China exceeded their global average. A “2005 Foreign Investment Survey”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edition of Fortune magazine emphasizes that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is by no means as unprofitable as is often suggested outside of China.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foreign companies think that they can make a profit within five years.\[2\] China is currently facing its second wave of “capital flight” These articles make a point of saying that foreign investors can make substantial profits in China. It’s a question worth examining. On February 17 of this year, the Financial Times published an article by Geoff Dyer entitled “China: Paradise or Graveyard for Foreign Enterprises?”\[3\] The facts Dyer cites run counter to Bo Xilai’s conclusion: In 2003, China, with a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people, generated profits of $4.4 billion for U.S. companies, while Australia, with a population of 19 million, generated $4.9 billion. Mexico, with a population of 95 million, produced profits of $5.75 billion for U.S. companies. The figures cited by Bo Xilai ignore two facts. The first is that half of China’s foreign investors have pulled out after suffering major losses. The second is that of the more than 500,000 foreign-invested companies in China, some 220,000, or 44 percent, have yet to begin operations. These top-secret Chinese statistics were leaked through a fortuitous set of circumstances. During last year’s debate ov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wo-tier tax regime (one for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one for domestic Chinese enterprises), a report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proposed eliminating preferential tax rates for foreign companies based on the rationale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attracting too much foreign investment, which is already posing a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addition, anxious Ministry of Commerce officials, who are in charge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st July published figures indicating that the “accumulated amou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actually utilized” in China was $559 billion, of which almost half had been withdrawn. There were 505,568 registered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but the number actually operational was less than two thirds of this figure. Huang Hai, the Assistant Minister of Commerce who released these figures, said that because China has no statistic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ock, the term “accumulated amou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actually utilized” has been widely employed instead. This figure does not reflect the termination of operations by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the withdrawal of foreign capital. Up to the end of last year,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ock was approximately $250 billion, only half of the $501.4 billion in foreign investment actually utiliz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4\] Where are all these profits going? Here is a revealing statistic: Last July, Su Xiaolu, director of the Anti-Avoidance Division of the State Taxation Bureau, declared that 55 percent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had reported a loss (although he believed that many had done so fraudulently in order to evade taxes).\[5\] Local statistics also indicate that foreign companies in China are not profitable. Recently, the Guangdong Province Statistical Bureau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of 696 key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found that almost half of those in the province’s western, eastern and mountainous northern regions had reported losses.\[6\] In the current market situation, foreign capital is both entering and leaving China. In April of this year, the international electric power giants American Electric Power Co., Sithe Energy, Alstom, and Siemens withdrew from the Chinese market. If the foreign electric power companies that pulled out of the Chinese market in 2000 and 2001 were the “first ebb tide,” today’s pullout is the “second ebb tide.”\[7\] In the past ten years, excessive management, regulatory and external costs have inhibited China’s business development. Even numerou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at offer tax breaks have been affected and are finding it hard to generate profits. But the head offices of these foreign companies always claim that there is a bright future for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as a result, China-concept stocks were briefly all the rage on Wall Street. How foreign businesses create a profitable outlook The difficulties of making a profit in China are no secret to foreign enterprises in China. Many foreign CEOs in Beijing admit privately that very few people consider China to be a profitable market. Given the problems, why do more and more foreign companies continue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every year? To put it bluntly,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foreign companies that have suffered a crushing defeat in the Chinese market deceive their head offices with reports of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many occasions, I have heard senior managers at major corporations say in private that carping about the losses suffered by China-based subsidiaries is not advantageous to U.S. companies, because a company’s imag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valuation of its stock. Moreover, in the world of American industry and commerce, China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world’s last major unexploited market. By investing in China, companies express confidence in their own future. If they pull all their investments out of China, their corporate image is liable to take a beating. When I visited Germany in April 2004, the China representative of an insurance company told me as much. Although his research and observations gave him no cause for optimism about the prospects of the China market, his boss simply refused to listen to what he had to say. “Either you give us the evidence \[we want to hear\], or you get lost!” To stay in the company, he had to find “evidenc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China marke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China representatives of major companies invariably tell their head offices that they are making a profit. The only difference is in how skillfully they lie. Numerous public relations firms have emerged in China to help 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s of major foreign companies tout their stellar performance by means of slick and plausible arguments when the parent company’s CEO o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omes to China to check up on their work.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 is to prepare heaps of briefings and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showing apparently sound and cautiously optimistic but vague long-term projects against a backdrop of favorable market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local executives leave room to maneuver by pointing out that certain uncertain factors have emerged in dealing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second line of defense is to hire help (such as a PR firm) that can play the role of an independent auditor during company meetings. The PR firm’s task is to say that after a painstaking investigation and review, it fully approves of the China representative’s market plan. The third line of defense is to let the PR firm schedule a trip full of appointments, entertainment events, and meetings and banquets with Chinese partners. The aim is to ensure that even if the CEO o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doesn’t get to discuss what he had planned in any detail, he will end the trip with a feeling of satisfaction.\[8\] If such lies are told often enough, they provide the best cover for the Chinese subsidiary (or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a major corporation. The first five years are the net investment period. Once these five years are up, the China representative office can find all sorts of reasons to pass the buck. A common excuse is to point to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But the day eventually comes when the parent company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invest an excessive amount of irrecoverable funds to preserve its corporate image or share price, and the branch office finally withdraws from China. PR firms that act as intermediaries between parent companies and their local subsidiaries are a peculiarly Chinese phenomenon. The success of such companies speaks volumes about how little trust there is left in Chinese society. The flawed assumption of democratization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mixed the results for foreign companies, foreign investment is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highly beneficial for China. In particular, it has become a universally accepted premise in discussions about China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inevitably spur China’s democratization.”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when there was talk about how China would change politically after it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any people based their arguments on this premise, which is almost never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most forceful argument made at the time was this: After China joined the WT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ould compe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to conduct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the game. This was supposed to reduce corruption and spur China’s democratization. My retort was quite simple: First, this presupposi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because India and Mexico are WTO members, but corruption in those countries is as rampant as ever. Since joining the WTO hasn’t resulted in less corruption there, it’s unlikely to bring such a result in China, either. Second, this presupposi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Chinese experience. China attracted massive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but all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is investment did not improve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eign companies\[9\] simply adjusted to China’s corrupt practices. This is another illustration of the old saying “When transplanted, the orange tree produces bad fruit.” \[10\] Although people I‘ve spoken with haven’t refuted my two arguments directly, many continue to insist that “a big influx of foreign investment will reduce corruption.” Because people assum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inevitably spur China’s democratization and that foreign investment is the main eng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y overstate 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beyond its economic function and tend to credit it as a factor promot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becomes a mantle of moral principle with which Western investors are only too happy to drape themselves. When Western businesspeople lobby their own governments to formulate policies toward China and try to persuad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this is always their trump card. The joint effo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foreign companies has made foreign investment one the horses pulling the troika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Chin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reliant on foreign invest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reportedly now accounts for 40 percent of China’s GDP.\[11\]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OECD report on “Trend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2003 China attracted an FDI inflow of $53 billion, elevating it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top global destination for FDI. The United States ranked second, with an FDI inflow of $39.9 billion.\[12\] The world has long forgotten Karl Marx’s incisive observation that capital obeys profit and makes its home wherever profit is to be made (“For the sake of 300 percent profit, there is no risk that the capitalist will not run, even at the risk of being hanged.”).\[13\] Even Chinese nationalists who warned that the influx of foreign capital would squeeze out local industry forgot this truism, and apparently assumed that foreign businesses investing in China were pursuing the lofty goal of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eads very carefully when dealing with foreign investors suspected of being involved in corruption. For example, when in 2003 the Anti-Corruption Department of the Jinan City Procuratorate in Shandong Province began looking into corruption cases involving senior managers of foreign enterprises, its investigators were told not to drive police cars or wear uniforms to avoid bad publicity that might harm foreign enterprises.\[14\] Even so,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several cases of foreign companies offering bribes have come to light.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the number of such cases has grown steadily since 2000. In 2003 alone, there were more than 1,500 reported cases of foreign companies suspected of being involved in bribery and corruption—a 20 percent increase over the previous year.\[15\] Senior public relations executives at foreign companies also circulate colorful stories of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hat never appear in the media. Over the past year, the ethical image and economic repercussio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have been repeatedly called into question. Accusations come from three quarters: First, foreign investors’ ethical image has taken a drubbing. A string of cases of foreign investors involved in corruption, including serious tax evasion, has come to light. Second, quite a few academics have begun to denounce China for ceding markets without obtaining technology in return. Third, foreign companies themselves have begun to reflect on how successful they have actually been in China. How foreign companies adapt to China’s corrupt system Several friends of mine who work as government liaison officers for foreign companies have told me that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re forced to engage in corruption in China. When these companies first arrived in China in the 1980s and began to open up new markets, those that were not accustomed to giving bribes quickly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at a disadvantage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were. After many lost opportunities, they began to tacitly consent to bribery. The first to assimilate to the corrupt Chinese environment were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who had ties of blood and culture with China and no fundamental cultural aversion to corruption. The next to adapt were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enterprises, which also had cultural affinities with China. The last were th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Man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fully realize that in the Chinese environment you have to “pay to play,” and that in order to reap profits that rightly belong to the public, they must first give kickbacks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Chinese have a saying: “Sheep’s wool comes off a sheep’s body.” Foreign companies that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the sheep) have to pay bribes, but the money from those bribes comes from China anyway, so it’s no skin off their backs. As the cost of paying bribes is made up for in huge mark-ups, foreign companies have adopted a wise strategy of “making a big profit at a relatively low cost,” which requires them to play by the Chinese rules of the game, accep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articipate in corruption. In fact, when it comes to handing out bribes, Western companies have become disciples that surpass their masters; even their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forerunners can’t compare in method and styl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foreign investors have repeatedly been exposed as bribers. On December 4, 2002, Peng Muyu, the head of Yunnan’s Department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as convicted of taking bribes. When approving a project for a Kunming based-company, he had allowed his wife to receive gifts worth 100,000 yuan. Another scandal broke in 2004 when on April 8, the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ker Lucent Technologies announced that it had fired four executives at its China operation,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and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Qi Daoxie, for violations of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16\] Then, on May 27, Paris examining magistrate Roger Le Loire revealed that the famous French architect Paul Andreu had been awarded the contract to design the National Theater in Beijing in an “irregular way,” “irregular” serving as a euphemism for bribery.\[17\] The golden key to the Chinese market Why do foreign companies have to pay bribes to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This is entirely attributable to China’s peculiar political landscape during this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Cheryl W. Gray and Daniel Kaufmann have identified five objectives that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operating in Russia, Brazil and China accomplish through bribing government officials:\[18\] Government contracts: Bribes can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private parties to supply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he exact terms of those supply contracts. It can also affect the terms of contract renewal during project implementation. Government benefits: Bribes can influence the allocation of monetary benefits (tax relief, subsidies, pensions 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or in-kind benefits (access to privileged schools, medical care, housing and real estate or ownership stakes in enterprises being privatized). Public revenues: Bribes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taxes or other fees collected by the government from private entities. Time savings and regulatory avoidance: Bribes can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gaining official permission for legal activities. Influencing the outcomes of legal and regulatory processes: Bribes can alter the outcomes of legal and regulatory processes by inducing the government to overlook illegal activities (such as drug dealing or pollution) or to unduly favor one party over another in court cases or other legal proceedings. In all of the countries under discussion, the government still interferes heavily in economic activity. Particularly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establishes the rules of the economic game, but is also the judge and a player.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trol policy making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necessary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issuing of business licenses, and they use this “social capital” to extract bribes. Because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diverted this capital to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have contrived to make huge illicit profits themselves, they are not about to cede it to foreign companies of their own accor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profit, they bestow special favors on those foreign investors who can give them more access to benefits such as enabling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abroad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emigrate. Generally speak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ollow relatively standard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they are quite “well-behaved.” But corruption is a common practice in China, and if companies want to make a profit here, they have to follow local custom. Bribery allows them to circumvent policy barriers and quickly gain market access and all sorts of other benefits. Given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if foreign companies want to keep their hands clean, their only option is to quit the China market. For that reason, although Chinese people hope that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ill compe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to play by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the game and pull them from the mire of corruption, it is a demonstrable fact that these companies have failed t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Rather, they have learned to conform to China’s corrupt system and play by the Chinese rules of the game, and have repeatedly shown themselves to be the main givers of bribes. In the mid-1990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still accusing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investors of corrupting honest Chinese officials. For example, the Supreme Procuratorate of Guangdong Province issued a report arguing that Hong Kong investors used “sugarcoated bullets” to target Chinese officials. 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 longer claiming that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businesspeople are colluding to corrupt Chinese officials, some Chinese people think that China should send a punitive expedition against the chief foreign culprits, as if Chinese officials were the victims. What these muddle heads don’t realize is that,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No flies settle on uncracked eggs.” If foreign companies weren’t forced to adapt to China’s corrupt system, would they really want to give bribes? How did foreign enterprises master corruption? On July 23, 2004, the Guangzhou-based Asia-Pacific Economic Times (Yatai Jingji Shibao)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Shocking Bribery: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Telecom Industry; Anti-Corruption Organizations Face a Serious Challenge.”\[19\]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Beijing-based consultancy Anbound Group,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ocumented cases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offering bribes in China.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investigated at least 500,000 bribery cases, 64 percent of which are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oreign businessme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Times article revealed tricks foreign enterprises used to give bribes, aside from the methods often used by Chinese companies. A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enjoy all sorts of advantages and have a lot of money to spend on bribery, they have long surpassed the Taiwanese and Hong Kong businesses that the Guangdong Procuratorate accused of corrupting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following methods: Fictitious positions. To ease pressure on banks to attract deposits and increase service volumes, some foreign banks hire senior officials or the relatives of the heads of large and middle-sized companies and even their drivers as senior executives or even vice presidents earning top salarie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stipulated that the children of high-ranking cadres may not go into business, they are not prohibited from holding senior white-collar positions in foreign enterprises. This is a shrewd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 law. Hiring consultants. In order to land a big project, some multinationals set up completely unrelated companies that hire senior cadres as consultants with annual salaries sometimes exceeding 1 million yuan (approximately $125,000). Offering equity rights. This is very common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o obtain a piece of land, some foreign real estate companies promise Chinese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equity rights in a future project. Student financial aid. Since 1998, a famous foreign enterprise that has invested astonishingly large sums in China has been running an MBA program “mainly for hig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enior manager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conjunction with a number of Chinese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t has even had a college named after it.\[20\] Suc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oast world-class facul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high tuition and a large student body, but students sponsored by foreign companies usually don’t have to pay tuition out of their own pockets. Foreign companies choose elite cadres with high potential, knowing that they will forge excellent ties with foreign staff while at the university—ties that stand to benefit the companies over the long term. Compared with how Chinese companies hand out bribes, such methods employed by foreign companies constitute a very clever long-term investment that is not easily detected by law-enforcement agencies. Nepotism and cronyism. Many head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enterprises have their own companies, and the nominal investors in these companies are often their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concealing true relationships. It is said that the most common money-laundering tool is a company that ostensibly provides consulting services. Consulting fees can be set very high, which makes consulting an ideal vehicle for bribery. The article noted that bribery may account for 10 percent of the cost of a contract.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Times article’s claims that multi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excel in the art of bribery are supported by Ethan Gutmann in his book Losing New China.\[21\] It is also what Oriental Outlook Weekly (Liaowang Dongfang Zhoukan) reported in a February 9 article entitled, “The controversial practice of economists acting as spokespersons for private enterprise.”\[22\] Ethan Gutmann’s book recounts how Motorola became involved in graft. The Oriental Outlook Weekly article reports that the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based its policies almost completely on the advice of a well-known Chinese economist. The bribes given by “provincial”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investors cannot compare with this sophisticated style of bribery, which is based on a long-term strategy.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investors give bribes as a tactical measure rather than as part of a strategic vision. Has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ed China’s democratization? Foreign investment has influenced China in a number of ways, both negatively and positively. On the positive side, it has brought China advanced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Bu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proposition that “massive foreign investment will eventually spur China’s democratization” is clearly flawed. Indeed, the negative political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First of all, foreign companies lobbying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ir own governments’ China policies. Many foreign businessmen urge their governments to establish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not to criticize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and political system. This has substantially decrease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China’s government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and as a resul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Secondly, foreign investors help corrupt Chinese officials establish alternative mechanisms for retiring from politic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often employ overseas channels to pay bribes, for example, opening Swiss bank accounts, obtaining foreign passports and residence permits, or arranging for the children of corrupt officials to study abroad or to emigrate. These are the forms of bribery most coveted by Chinese officials, and which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businesses cannot offer. With the help of foreign companies, China’s corrupt officials have been able to discar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Boat and Water” theory that prevented the emperor from exploiting the people. The Confucian idea that “water can bear the boat, but it can also capsize it” required the ruler to maintain a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for his own benefit. It was similar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lves and sheep. Just as it is in the wolf’s best interest not to kill too many sheep so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reproduce, it is also in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 not to exploit the people too much. However, now that corrupt officials can retire abroad and do not have to share the polluted environment or the degraded and insecure society that they have created for their people, they can conduct themselves as they see fit without bearing the consequences. The argument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spur political reform” and that “massive foreign investment will help China’s democratization” are based on assumptions that ought to be set aside, because China’s reality proves that the opposite is actually the case. Translated by Paul Frank This article is drawn from two series of article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in Taiwan News Weekly: “Huaijie chengzhi: waizi zai zhongguode ruxiangsuisu,” August 5-13, 2004, and “Zhongguo xiyin waizi mianlin zhuangzhedian,” June 16-24, 2005. —————————————————— \[1\] See Address at the Fortune Global Forum by Bo Xilai, May 18th, 2005, http://en.investteda.org/informationcenter/hottopics/Fortuneglobalforum2005/t20050622\3491.htm. \[2\] Quote attributed to Bo Xilai at the Fortune Global Forum in Beijing in May 2005, in an article posted on the Web site of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a/200505/20050500093750.html. &nbsࡰ; \[3\]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8, 2005. Translator’s note: I have back-translated this title from Chinese, because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find the original English-language article in the Financial Times archives. \[4\] Jin Shan, “Difang zhengfu xuyao waizi, zhongwai qiye suodeshui bing gui gezhi \[Local governments need foreign investment, merger of income tax rates for China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shelved\],” Caijing Shibao, Dec. 18, 2004, available at: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1218/11111234626.shtml. \[5\] Shi Hua, “Waiqi zai hua bei nian bishui 300 yi yuan \[Foreign enterprises evade taxes totaling 30 billion yuan every year\],” Huanqiu Shibao, July 7, 2004, posted at: http://bbc.icxo.com/read.jsp?aid=12464&uid=4817. \[6\] Tong Yuemei, “Dongxi liangyi beibu shanqu waizi qiye jin ban kuisun \[Nearly half of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in the east, west and northern hills lose money\],” Jinyang Online,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05/25/content\908477.htm. \[7\] Yang Ying, “Qianyi waizi cheli yiwen, tanbi waizi dianli dierci tuichao diyin \[Questions over the withdrawal of 100 billion in foreign investment,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the second ebb tide in foreign investment in power companies\],” Zhongguo Touzi, May 13, 2005, available at: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50513/12551585780.shtml. \[8\] See Ethan Gutmann, 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Encounter Books, 2004. \[9\] Translator’s note: For the sake of readability, I have used the terms “foreign company” or “foreign enterprises” throughout this translation, although the term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 (FIE), which is used in official Chinese sources, would be more accurate. \[10\] Translator’s note: The saying “When transplanted, the orange tree produces bad fruit” appears in numerous Chinese classical sources, most famousl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Master Yan (Yanzi Chunqiu), a book traditionally dat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See http://hk.geocities.com/chinpcp/confucism/a\o.htm. \[11\] Huang Xiang, “Zhongguo xiyin waizi hai neng baochi zengchang ma? 2004 nian waishang touzi diaocha \[Can China continue to increase its foreign investment? A survey on foreign business in 2004\],” Zhongguo Waizi Online, June 6, 2004, http://www.chinafiw.com/e\m/site/mysystem390.asp?trans\_infoid=55129. \[12\] “Zhongguo 2003 nian xiyan waizi shijie diyi \[China number one in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2003\],” Renmin Ribao, July 5, 2004. \[13\] Translator’s note: In a footnote Karl Marx wrote, “Capital is said by a Quarterly Reviewer to fly turbulence and strife, and to be timid, which is very true; but this is very incompletely stating the question. Capital eschews no profit, or very small profit, just as Nature was formerly said to abhor a vacuum. With adequate profit, capital is very bold. . . If turbulence and strife will bring a profit, it will freely encourage both.” See Capital, Volume I, Part VIII, Chapter 31, “Genesis of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t,” at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ch31.htm . \[14\] Liu Yun and Chi Xiaoli, “Shouhui miansu diyi ren, shouhui waiqi jingli bei yunxu daizui ligong \[Corrupt manager of foreign enterprise avoids serving time\],” Xinhua Online, Shandong Channel, July 18, 2003. \[15\] “Waiqi Fubai: kuaguo gongsi shengcunde ‘qian guize’ \[Foreign enterprise corruption: the “hidden rules” of survival for multinationals\],” posted on a bulletin board of the Web site of Peking University’s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http://edp.gsm.pku.edu.cn/bbs/viewthread.php?tid=152&sid=7Fj5BQ. \[16\] Jinghua Shibao, April 9, 2004, B44, and April 10, 2004, p. 30. \[17\] “Andelu shexian zai toubiao Zhongguo guojia dajuyuan guocheng zhong wubi \[Andreu implicated in bribery in National Theater bid\],” http://arts.tom.com, May 31, 2004, 9:07; original source Wang Fang, “Faguo meiti gongzhong menglie pengji, tongpi ‘doufuzha gongcheng \[French media audience harshly criticize ‘bean curd engineering’\],’” Huanqiu Shibao (Globe Times), May 26, 2004, posted on People’s Daily Online. \[18\] Cheryl W. Gray & Daniel Kaufmann,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 Development, March 1998, Volume 35, Number 1, online at www.worldbank.org/fandd/english/0398/articles/020398.htm . \[19\] The original article can be accessed at: http://www.emkt.com.cn/news/other/2004-07-23/10357.html. \[20\] Translator’s note: He Qinglian may be referring to Siemens Management College. By August 2002, Siemens had set up 12 training centers in China and more than 800 of Siemens local staff had received senior management training at the Siemens Management College in Beijing. \[21\] Gutmann, op cit. \[22\] Yang Fan, “Duli dongshi mei you shiji zuoyong, zhi shi weile jiaqiang qiyejia he jingjixuejia lianmeng,” Liaowang Dongfang Zhoukan \[Oriental Outlook Weekly\], Feb. 9, 2004, accessible at: http://finance.sina.com.cn/jygl/20040209/1539623313.s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03👍 0💬 0关于中国，奥巴马这次说对了
何清涟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4月号）杂志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的采访。这位记者最后将这篇采访命名为“奥巴马主义”（The Obama Doctrine）发表。每个被谈到的国家与地区都很关注奥巴马对自己的看法，并摘要在国内发表与讨论。中国媒体以《美媒专访奥巴马：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为题转摘。由于中国媒体处理译文有遗漏关键句子的习惯，我因此特意对照了原文，基本准确，奥巴马所言确实是这意思。 国际社会看中国：从和平崛起到中国衰落 奥巴马在采访中确实指出“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理由是“如果中国失败，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无法满足其人口需求进而滋生民族主义，并将其作为一种组织原则（中文漏译了这一句：……and has to resort to nationalism as an organizing principle.），如果中国感到不知所措而无法承担起构建国际秩序的责任，如果中国仅仅着眼于地区局势和影响力，那么我们将不仅要考虑未来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应知道，我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 奥巴马入主白宫七年多，他当年入主白宫之时，对中国的了解限于皮毛，这些年经历了好些场中国风雨，能够如此认识中国，应该说这张成绩单不俗。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其政治专制体制，始终让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却在变化，曾经担心过的问题有：先是“谁来养活中国”，2003年开始担心“中国崛起”威胁世界和平，现在则担心中国衰落拖累世界。至于拖累的方式，预测有多种多样，中国人自己设想过的有“黄祸”之类，奥巴马提到的“用民族主义组织民众”，与中国鹰派鼓吹的“持剑经商”相类似。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察时常大起大落，直到前年还有研究坚称，中国在20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但从去年开始又纷纷讨论中国将要崩溃了。从世界最强大经济体的预期到行将崩溃，这中间落差也实在够大。之所以产生这种巨大落差，是因为对外部观察者来说，中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源自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很少按规则出牌。 根据我对中国的长期研究与了解，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国没卷入不可控的外部冲突，短期内也不会崩溃。 中国看自身：从输出中国模式到应付内部危机 北京其实比国际社会更早认识到内部危机，这从中国的对外宣传重点变化就很清楚。 中共理论界的三朝元老郑必坚2003年底提出“中国和平崛起”之说，成为国内外关注热点。美国《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他的文章《中国和平崛起》，接下来短短三年内，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径由“和平崛起”转变成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最后要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而且获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高调响应，一时之间，营造出“中国模式”行将被发展中国家接受之势。 但从2009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姿态逐步收缩：首先是“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这类外扩式的宣传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那句“不让外国人指手划脚批评中国，不输出贫困与饥饿”。接着就是应付政治高层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2015年，习近平总算是将周永康、令计划等送进秦城监狱，紧接着开始应付企业倒闭引发的失业潮。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逐步加强社会控制，针对所有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与管理体制的言论，予以严厉打击，并抓捕政治反对者。 这种打压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取消各种外国资助的NGO。抓捕郭玉闪时，警方在通知书上特别列举了一大串外国机构的名称，意在恫吓那些有海外资金背景的NGO成员，连政治上并不敏感的女权项目也被停止，到现在一共逮捕了三百多位维权律师与维权人士。在这种日益紧张的恐怖气氛中，2016年3月上旬，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及欧盟等各国驻京大使联署致函中共公安部长郭声琨，就新《反恐法》、《网络安全法》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表达关注及忧虑，希望能够迫使中共放松压制。 国际社会的隐忧 国际社会的真正隐忧其实只说了一半。奥巴马说“以民族主义为组织形式”，而另一半话藏在舌头下面，那就是中国通过对外军事扩张时，转嫁过剩人口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衰退，中国失业人口高达3亿多。政府过去几年曾用巨额银行贷款支持一些国企亏损运行，就是为了保住企业员工不失业，产生了不少银行坏帐，如曾是世界企业500强之一的渤海钢铁，欠银行的债务高达1920亿。2015年，法国里昂证券估算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可能高达8.1%，超过中国GDP的十分之一，形成坏帐的主因就是国企与房企债务。 中国当局与人民之间原有的“面包契约”难以为继，黑龙江双鸭山煤矿的大规模抗议，口号就是“我们要吃饭”。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麻烦除了中共专制政府之外，还有一个，即谁能为数亿失业人口找到工作？ “中国的崩溃”这个问题之所以从去年开始被提上日程，乃因观察者隐隐意识到：众多民主制国家同样面对高失业问题。中国的人口、资源与就业等问题，就算是中国民主化之后，仍然还是严重的问题。这就是衰落的中国比强大的中国更可怕的现实前提。 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生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让全球看到两个问题：第一，秩序的破坏远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范围内已经产生的2.44亿难民，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2015年欧盟面临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证明，开放的民主社会、脆弱的福利系统，在几百万外来难民潮的冲击下难以自保。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之外，大多时候都与灾荒、饥馑相联系（有兴趣的可查阅《中国灾荒史》）。中国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以透支生态与劳工生命福利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确实让中国人吃饱了饭。我将这称之为中国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达成的“面包契约”，即：政治上剥夺老百姓各种权利（Rights），但承诺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能够就业，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满足。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国际社会曾认为，可以通过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而促成中国的民主化。美国在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时期曾确定一个长达十年的对华法律援助计划，并在2003年开始付诸实施，就是希望通过中美间的法律合作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从2005年中国和平崛起论出现之后，国际社会担心“强大的中国对国际社会将形成威胁”，现在变成“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对中国的认识十年间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根据我对中国的长期研究与了解，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国没卷入不可控的外部冲突，短期内也不会崩溃。早在2003年，我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前景》一文中就预测过：在今后20-30年内，中国只会陷入溃而不崩的状态，这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向外部释放各种负面影响的过程。鉴于中国现状，我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的看法，提出了一个真实的问题。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3月18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obama-china-20160318/3244790.html）
何清涟2025-11-09 01:01👍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