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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韩寒的兵马俑吗？
自麦田大喊一声“韩寒没有新衣”，至今才一个多月，网上对“人造韩寒”的讨论文章和帖子已成千上万，在谷歌打上“人造韩寒”，词条已多达2910万！ 但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对质疑“人造韩寒”却一片静悄悄，仅有的几篇报导评论，几乎全是歌颂、赞美韩寒的。从而形成中国独特的舆论景观∶网络大众 Vs.媒体精英。 最后会是哪一方胜利？这从不久前的“桑兰案”可看出。十多年前在纽约摔伤的中国体操选手桑兰，到美国打巨额索赔官司，开始时中国媒体也是一面倒挺她，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桑兰专题节目，不仅让桑兰“一面之词”指责美国种族歧视，最后节目主持人还不顾新闻规矩，呼吁支持桑兰。 但在网络上，很快就形成强大的批评桑兰的声音，因为大众不是靠意识形态，而是用常识做判断，连最初为挺桑兰而设的百度“桑兰吧”，都倒戈成为最痛批桑兰的网站，可见常识和真实的力量。最后中国媒体转向，连新华社都引述说，桑兰被称为“白眼狼、铁公鸡、毒蛇、骗子、蛇蝎、无赖”。桑兰去年被网民评为“中国十大恶心人物之首”，网上盖棺论定的名言是∶做人不可太桑兰；防火防盗防桑兰。 目前的“人造韩寒”事件也同样，大众在网上多是质疑、调侃韩家父子“造假”的声音，但官方媒体上，还有一些所谓“公共知识份子们”，还在力挺韩寒，尤其《新京报》、《新民周刊》、《南方周末》等，最近都曾发表报导，明显是给韩寒背书。 其中最糟糕的可谓《南方周末》，其记者陈鸣写的那篇特稿“差生韩寒”，从新闻规矩到大众常识，都像是要展示“差生陈鸣”，是个完全不及格的记者。新闻报导忌讳堆积华而不实的辞汇、不着边际的描写，东拉西扯凑篇幅；强调用事实说话，力求简洁、清晰、明确。而陈鸣的报导正相反，通篇是些类似大散文的对韩寒生活的无聊描述，都远达不到当年中国那种不伦不类的“报告文学”水平。 按道理，中国最有名的明星作家被广泛质疑“造假、代笔”，媒体应该做的是“调查性报导”（investigative report），帮助大众了解真相。但《南周》的报导却根本不回答读者最关心的问题∶韩寒作文比赛是怎麽在一小时内写出来的？《三重门》的创作是怎样一个过程？韩寒的博客都是什麽时间写的？韩寒的言论为什麽忽然180度转向，等等。这篇近八千字的长篇报导，不仅不回答任何实质性问题，而且毫无“新闻平衡”，通篇一面倒替韩寒“说话”，而没有采访和引用一句对“人造韩寒”的质疑。另外该文中那些韩寒当年同学和老师等的赞韩之语，多数都没用引号，那麽他们的原话是怎麽说的？其真实性也令人质疑。 达到“韩寒事件”这种关注程度的事情如发生在美国，媒体得打破头，争相去调查、挖掘背后的真相，绝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媒体无动于衷，而是些没有任何媒体支持的个人役 哧地调查挖掘、写文章质疑。大媒体不仅有人力财力，还有新闻权威性，更有见报的广泛传播性；其挖掘丑闻、监督权力者和名人、保障大众知情权的效能比散乱的网络更有聚焦力。所以“调查性新闻”一向是新闻界最看重的新闻报导，在美国标志新闻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中，调查性新闻奖是最能确立记者的能力和地位的一个奖项。 我们当然不能拿美国的标准要求中国媒体去对政府官员监督到如何程度，但对于一个并不涉及政府，而是道德范畴争论，为什麽媒体也这麽“自律”？面对这麽大的、轰动整个网络的“人造韩寒”事件，不仅没有媒体去仔细调查、挖掘，反而有《南方周末》等反其道而行之，发表力挺韩寒的特稿报导，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作为中国最开放敢言的媒体之一，《南方周末》对韩寒有“感情”可想而知。韩寒的博客曾针砭时弊，替百姓出气，充满自由气息的《南周》把韩寒视为“战友”，并在2009年把韩寒选为《南方周末》的“年度人物”。 但是，如果《南方周末》秉持民主自由的理念，在韩寒发表“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的“韩三篇”之后，就不应该再挺韩寒。因为韩寒的这种调子，已经跟政府完全合拍，对民众的误导和洗脑的坏处，远比《人民日报》的社论要大。因为《人民日报》是个什麽东西，老百姓心里早已有数。而韩寒则不同，他不仅是名人，更是被老百姓和自由派知识份子捧起来的、被视为“自由派青年领袖”的人物，所以他的“素质论”迷惑和欺骗国人的能量是难以估量的。 而且韩寒的博客点击量高达五亿四千万（全球第一），他随便写点什麽，都有几十万的读者，从技术层面，可以影响到相当多的青年人。难怪官方喉舌《环球时报》马上敏感到，这等于是给“稳定压倒一切”的专制论提供了一颗最有力的炮弹，韩寒成了党的最好宣传员。所以《环球时报》连发几篇文章歌颂“韩三篇”，力挺韩寒。当韩寒的“中国人不配民主论”到了臭名昭著的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都公开出面歌颂、赞美的地步，难道《南方周末》竟毫无感觉？不懂得这是怎麽回事？把自己降到了《环球时报》的水平？还是《南周》也像韩寒一样，忽然间一夜转向？ 从另一个角度，这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如果韩寒没有发表“韩三篇”，仍是嘲讽当局的“自由派”，那麽出现“人造韩寒”的质疑，《南方周末》是选择真实的价值第一，视真相高于意识形态，还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即像有些挺韩派说的，韩寒是否人造，是真是假，都不重要，只要他能嘲讽当局、替百姓说话，别的都不值得计较。 （奇怪，他们可以那麽欣赏骂政府的韩寒，却对他那麽有助于政府的新三篇熟视无睹。难道那麽多中国人可以像韩寒一样潇洒地180度转身、变调？韩寒一个人可以精神分裂，那麽多人都跟着分裂？我也有点看不懂中国人的事儿了。） 这里就算没有“韩三篇”，韩寒说的全都是最替老百姓解气的骂政府的话，那麽今天人们是否要捍卫韩寒？ 中国有“婊子立牌坊”这句名言。形象一点地以做文章来打个比方说，一位已婚女专栏作家，每天在报纸上讲和睦家庭的美好、忠诚丈夫的美德、背叛婚姻的可恶、乱交的可怕后果，等等。那些言论都非常正确，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但她自己呢，则是每天晚上去做妓女的。忽然有一天她被人发现从窑子里出来，于是有人质疑她可能卖淫。随后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她经常去窑子的，再后来更有人证明确实买过她。于是很多读者愤怒了，你耍我们玩儿呵？！但立刻又有一些卫道士出来了∶她讲的那些家庭伦理道德的话多正确呵，把我老婆女儿都感动得要命，教育得很好，所以，我不管谁说的，不管她干啥，话正确就行，婊子说的又怎麽样呢？ 那我只能回答，当年毛泽东之类的共产党人，骂贪官污吏，喊自由民主平等，比韩寒说得更正确，更好听，更让多少多少万万人感动呢。 今天，任何有点基本常识的人，从韩寒的书和文章，他的视频讲话，以及媒体网络上的排山倒海般涌现出的大量揭露、分析文章都可看出，这个所谓“天才”是人造的！对网友们关于《杯中窥人》《三重门》等作品的质疑，挺韩者说你们都是推理、推论，不是事实证据。但仅仅是“小镇生活”（网上随手查到）这一篇，就已经是现场捉奸一样的铁证，证明韩父韩仁均是“韩寒”这个署名背后的作者。“小镇生活”被选入《韩寒五年文集》。这篇内容一清二楚是韩父经历的东西，当年发表时，韩寒才14岁。韩寒自己说从17岁开始写东西。而一个17岁开始写东西的人，14岁就发表作品了。 在全国一片质疑声中，《南方周末》发表多篇力挺韩寒的文章，显示这种调子是该刊高层决定的。《南周》的高层们，如果对上述这两个原则是清楚的、懂的，但仍坚持挺韩，那又是为什麽？这里有没有《南方周末》的主编跟韩寒的父亲韩仁均之间的“利益关系”原因？ 在韩寒被质疑“人造”、韩仁均是韩寒代笔之后，韩仁均发表文章，强调他每天打打麻将，无所事事，毫无韩寒那种写作才能。但他显然刻意回避了，他在网上经营“韩寒书店”，并相当获利。据其自我介绍，“韩寒的书店”刚在“淘宝网”开办时，因韩粉涌入太多，导致当机，被淘宝网一度关闭，以为是作弊。 “韩寒书店”除了卖韩寒自己的书之外，还有韩寒推荐的作品15种，其中10种（占三分之二）是《南方周末》编辑出版的书，而且还特意标出是“总编签名版”。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书明明是《南方周末》的文章汇集，不是“总编”所著，他来签什麽名？难道要赚签名费？“总编签名版”很贵，最高45元一本。据韩仁均说，每天发书六、七百本，忙得一塌糊涂。生意兴隆，自然就财源滚滚。 以那麽好的生意状况来看，年度销售额可能有几百万元。那麽《南方周末》跟韩家父子是怎样分利润和报酬的呢？《南方周末》以及其总编跟韩家父子有这种明显、直接的利益金钱关系，那《南周》还能保持客观、真实的原则吗？在“人造韩寒”炒得天下皆知、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是怎麽回事的情况下，《南方周末》哪怕为避“在韩寒书店卖书”这个嫌，也不能公开挺韩呵？《南周》的做法是太令人费解，还是太肆无忌惮了？ 迄今为止，关于“韩寒事件”的评论，在官方媒体上，除了《环球时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等，还有其他一些报刊的豆腐块评论，是压倒多数的挺韩声。电视节目也同样。大家看看，韩三篇是多麽恰到好处地，在韩寒最危在旦夕时，给韩寒助一臂之力，带来了最实际利益。 但今天，网络正推倒官媒一统天下、左右民意的局面。韩寒事件，现在已经有点像当年秦始皇死时秘不报丧一样，虽以腐烂鲍鱼障眼，但仍难掩尸臭。人们从“臭味”中已嗅到了真相。那些面对事实仍力挺韩寒的《南周》和公知们，最后结局很可能像帮助障眼的“鲍鱼”一样，成了给韩寒陪葬的兵马俑。不管《南周》们印出多少挺韩的报纸，都“纸里包不住火”！ 美国有线电视的影视台AMC，总是循环播出收视率高的影片。很巧的是，在“人造韩寒”事件发酵之际，播出频率最高的是前年首演的叫座连续剧“The Walking Dead”（行走的死人）。“韩寒”目前的状况，这个片名做了很好的诠释。不知道中国还有多少媒体和文化人们，仍然对做韩寒的兵马俑很感兴趣。 2012年2月24日于美国 2012-02-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4👍 0💬 0谁是最伟大的美国人？
最近，美国线上探索频道组织评选了“最伟大的美国人”，将近240万美国人通过电邮、电话、寄选票等方式，选出了心目中的偶像。结果美国前总统里根名列第一。 据英国《卫报》6月28日报导，前三名分别是里根、林肯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称为国父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位居第四，布什和克林顿位居第六和第七。而一些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如科学巨人爱因斯坦、飞机发明者莱特兄弟、第一个踏上月球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壮等都未能进入前十名。 很多投票者认为，里根在政治上才能非凡，绝对是一位合格的总统，他的功绩在於提出“星球大战”计画，大搞军备竞赛而拖垮了前苏联。里根的两届任期正是美国经济空前增长的时代，这使得美国从越战的泥潭抽身後，能够重拾信心。 里根非常善於沟通，他能根据不同场合选择讲话风格，还时不时地插上一两句俏皮话，开开玩笑，拉近同普通人的距离。很多人都记得，1984年里根在一次电台讲话前测试麦克风时开玩笑说∶“我亲爱的美国人民，今天我十分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已经签署了一项将永远取缔苏联的法案，我们将在5分钟之後对苏联进行轰炸。” “最伟大的美国人”排行榜前十名 1，里根 2 ，林肯 3 ，马丁．路德金 4 ，华盛顿 5， 本杰明•佛兰克林 6 ，老布什 7 ，克林顿 8 ，猫王 9 ，奥普拉•温弗瑞 10 ，佛兰克林．罗斯福 里根总统演讲摘要： "诺曼第的勇士们坚信，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他们在为全人类而战，不论在这个登陆点还是其他滩头阵地，公正的上帝都会保佑他们。正是因为有了深刻的信念──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失去这些信念──出兵解放人类和以武力征服他人，在道义上绝不可同日而语。" ── 1984年6月6日在诺曼地登陆40周年纪念仪式上的讲话 "在我一生中，我国军人曾四次被派往海外，前往异国他乡作战。从佛兰德斯战场(Flanders Field)到太平洋岛屿，都留下他们的亡灵。这些年轻人远征海外从来不是为了征服。他们返回家园时也从未取得别国的任何一寸土地作为战利品。然而，过去我们的敌人很容易忘记的是，我们美国人民不仅厌恶战争，我们也热爱自由并时刻准备为此献身。我们热爱自由，不仅因为自由关系到人类现实的利益，而且因为自由也符合道义和正义的呼唤。" ── 1985年11月14日在瑞士日内瓦美苏首脑会晤前夕向全美发表的电视演说 "诸位可以看到，这八年的岁月和我担任总统的经历远远超越任何个人的得失。这段时期延续了一段意义十分重大的历史，关系到一个国家和一个事业。自我国立国以来，这项事业奠定了我国的基础，决定了我国肩负的使命。美国谱写了渴望人类自由，追求人类自由，实现人类自由的宏丽篇章。" ── 1989年1月14日总统任期内最後一次每周广播讲话 2005-06-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19👍 0💬 0被网络文化解构的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巨资，并且动用宣传教育机器全力维持的意识形态大厦已经无可避免地陷入瓦解状态。用“瓦解”而不用“崩塌”形容，是因为“崩塌”是瞬间发生的事情，“瓦解”则表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碎如破瓦，它正面临各方面不约而同的解构。 网络时代颠覆了传媒与受众的关系 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正面临网络文化的解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直至本世纪初，承担批判国家意识形态重任的主体是学者加上少数教育专业人士，大众只是纯粹的受众，那么这种情况从本世纪初以来完全改变。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学者的重要性大大下降，解构意识形态的主体成了学者与传媒眼中的受众，其主体是70后与80后这两代人。可以说，是他们创造了当今中国的网络文化，其领军人物则是韩寒，他的言行对中国网络文化形成影响甚大，超过了所有学者――这并不是否定从改革之初直到现在所有学者的贡献，因为韩寒的思想奠基于这些学者共同努力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 生于50－70年代的这几代人，是在闭关锁国时代意识形态强灌输之下的洗脑教育的受害者，需要反洗脑，需要向强烈的意识形态控制作正面的阵地战。在这些阵地战中的代表人物的有57年的学生右派林希翎、谭天荣、林昭等人，有“文革”撰写《出身论》的的遇罗克，还有80年代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的新启蒙运动。到了韩寒成长的时代，已经有了前代学人与思想者的积累，再遇上了网络时代，于是以他为代表的70－80年代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解构方式，影响了上亿青年。韩寒承担的社会角色，与已经走进历史的任何启蒙及抗争型人物都不相同，其特点是以冷嘲的方式讲述中国的社会常识。正是这种不相同，引发了许多人及许多外媒的兴趣，人们正在试图理解并解释“韩寒现象”。50年代人当中，只有艾未未非常成功地利用了网络这一新的表达平台，成为风头最健的意见（包括行动）领袖。以他们为代表的网络文化，正在一点一点地解构这个号称“和谐盛世”的荒诞时代。可以说，在共识网评出的2009年中国十大公共知识分子当中，只有这两位真正参与了中国网络文化的创造，引领一种网络文化的新潮流，其他8人（包括本人在内）都只是网络时代的被动跟进者与受益者。 来自民间的局部解构 国家意识形态还面临另一种解构，即来自传媒与教育受众的反思与批评。这种解构的方法有二： 一是用同类传媒对同一事件先后矛盾的阐述揭示其虚假性。比如最近“石三生”写的“西南大旱50年不遇是个大谎言”，用的就是中国顶尖喉舌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从2005年以来历年发布的有关云南旱情的报道，指出原来早在2005年，云南就“遭遇近50年来最大干旱”，此后该地每遭受一次，照例都成为“50年以来最大旱灾”。 二是青少年反思中国教育体制对人的思维“格式化”功能。最近一篇名为“咱们小学时期的作文必杀结尾句”的网络民调走红网络。此帖发起人是生于1982年的林嫣，现供职于广州某新派媒体，某天翻检当年的作文簿，从中总结出当年屡试不 爽的二十多条固定句式，如“今天在马路边捡到1毛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叔叔表扬了我，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雷锋叔叔的身 影……，我毅然举起心爱的小猪存钱罐，砸了，把所有硬币都捐给灾区小朋友”，等等。林嫣将帖子传至网络后，迅即引来近两万网友围观和跟帖，从而引发一场有关语文教育教会孩子撒谎的讨论，韩寒那句“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再度被翻出来热传。 30年前的作文改革参与者、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许祖云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语文作文始终是国家意志的贯彻与体现。但这句话与前面所述事实放在一起，得出来的逻辑推论只能是：承载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就是让人撒谎。 我这样说，中国的官府，比如国务院新闻办及其治下喉舌《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之类肯定又要蹦跳三尺高了。但不幸的是，这是事实。与毛时代相比，天朝控制言论的兴致依旧，教育仍然是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只是时代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发表文章的门槛低了，“文革”时期当局强迫全国人民共读几本指定的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只要有意愿，就能够成为网络作者，不再是前网络时代的“受众”。在这种书写者日多的年代，普罗大众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有如地面流淌的水，无所不至。 来自媒体与政府部门的一种不自觉的解构 尽管中宣部规模远比毛时代庞大，经费也越来越多，手也照样伸到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但中国还是经常出现一些宣传部门始料未及的事情。事情的制造者与参与者主观上并不想解构意识形态宣传，但客观效果却是参与解构，所以我将之称为“不自觉的解构”。 以近两年先后爆出的中国失业者数字为例。中国政府公布的失业数据统计口径虽然从“失业率”变成“登记失业率”，但不管失业人数如何上升，登记失业率永远只在百分之三点几到百分之四点几之间徘徊。但对这一数据，不断有官员与媒体在不自觉地解构。第一个“不自觉的解构者”是前劳动保障部部长田成平，2008年中期田成平宣布，中国失业人口高达2亿5千万；第二个不自觉的解构者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3月22日，温家宝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时，曾透露中国的失业人口有2亿。因为温的身份，这一数字彻底颠覆了政府的“登记失业率”，人们很难再相信官方公布的数据。 同属国务院的两个政府部门之间也在互相解构：国家统计局2月份公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9年70个大中城市去年房屋销售价格上涨了1.5%。4月初，国土资源部却公布，中国2009年城市平均房价升幅达到25.1%，是2001年以来的最高升幅。国家统计局那根说谎的舌头再次消解了政府刻意维持的“神圣性”。 反智主义的另类解构 这种解构无处不在。近年来网友围观的对象从展示性感的“芙蓉姐姐”到展示雷人语录的“凤姐”，都是反智主义文化态度的表现。今年众网友甚至刻意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乞丐炒成了“风华绝代”、酷毙一时的“犀利哥”，不仅炒到服装厂出面请其做品牌代言人，还炒到了世界各国，东至日本、西至英伦的一些媒体半懂不懂地报道中国的“犀利哥”。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众网友无聊状态下的一种自娱自乐，还不如说是社会普罗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意图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政府只管树立你的高大全“英雄”，我们的“偶象”我们自己树。 这种反智主义的文化态度，完全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的行为长期脱离民意导致的结果。广西来宾烟草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曝光之后，有网友总结说中共执政60年，其思想建树可以用三本日记概括：雷锋日记，木子美日记与韩峰局长的情色日记。这一概括就是民众对当政者的辛辣嘲讽与反抗。 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在于奴役人的心灵。斯大林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国家都曾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成功地塑造了所谓“共产主义新人”，但那种塑造既要通过教育系统全面地灌输来型塑， 还要通过一元化的传播来固化。到了网络时代，教育系统虽然仍是国家意志的物化，但传播手段的一元化已经不再可能，在现实的残酷教育下，中共教育体制培养的学生最后大都成为这套意识形态说教的厌恶者。对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各种批评声音现在正从网络的各个缝隙里钻出来，使中国当局维持党化教育越来越困难。当事情走到反面，连中国当局都从这种意识形态教育中看不到任何希望时，改变这种格局的机会就将来临。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期， 2010年4月8日）
何清涟2025-11-06 05:57👍 0💬 0撒切尔的帅哥继承人
上周英国大选揭晓，右翼保守党终结了左派工党在国会13年的多数地位，43岁、形象潇洒的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进入唐宁街十号，成为英国近二百年历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相。 英国出现保守派政府之後，将使欧洲四个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全部都是右翼执政。这不仅对欧洲政治，对大西洋两岸（英美）关系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美国，左倾的奥巴马上台，扩大政府开支和对经济的控制，大步迈向社会主义。而英国，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最近匈牙利的选举，却都是右派大胜，传递出欧洲正在向右转，走向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夫人是二战後英国执政最长的首相（11年），八十年代她跟美国总统里根联手，在大西洋两岸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革命∶大幅减税，减少限制企业的规章，实行小政府，充分市场经济，建构原本资本主义。由此使美国出现长达一百多个月的经济扩张期，英国则成为欧洲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英国学者、赫尔大学政研中心主任曼特•比奇（Matt Beech）在《卡梅伦与保守党的意识形态》一文中说，“我们可以把卡梅伦看作是一个撒切尔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自由市场论者，希望国家更少地干预经济和公民的生活。他的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於撒切尔主义。” 二战後的英国保守党领袖，从邱吉尔、撒切尔，到今天的卡梅伦，都坚持这样一种理念，按比奇的说法，“就是把英国人民从工党的大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把权力与选择归还给个人和家庭。”今天，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还是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左派、右派的主要分歧和争斗，都在这一点上∶是由政府（以善、人民、公共利益等各种名义，通过高税收，财产再分配的方式）左右人民的生活，还是由个人决定自己的命运。对左派的大政府之路，比奇指出，是“操纵著一个保姆式的国家，对税收如饥似渴，而且是一种专制主义。”而卡梅伦追求的右派之路，是“重视个人主义，追求更小的政府、更少的税收和个人自由，用市场来提供公共服务。” 但卡梅伦跟撒切尔还有些不同，如果说当年的里根、撒切尔是一脉相承，今天的卡梅伦则跟上任美国总统布什是“理念兄弟”。布什主张“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卡梅伦则自称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他曾解释说∶“之所以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我相信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政府只应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人们应对国家持怀疑态度，相信个人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活。”“之所以是保守主义者，是因为相信我们民族的历史连续性和归属性，相信我们祖国的传统，这些传统植根於我们的建制当中。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保守主义强调社会责任。” 卡梅伦像撒切尔一样，也是“欧洲怀疑主义者”。所以英国的保守派政府，也会拒绝加入欧盟，而倾向跟美国保持紧密关系。 英国的这场选举结果，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年底的国会改选，潜在地鼓舞美国的保守派，更坚定市场经济的理念，像英国那样，终结左翼主导国会，改变朝向社会主义的错误方向。 ——原载《自由时报》2010年5月10日“曹长青专栏” 2010-05-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3👍 0💬 0自闭不住的开放世界——林博逸《画集》序
这是一本独特的画集，在单纯的构图背后，是一个自闭症孩子挑战命运的“线条”和“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母爱“色彩”交织出的感人故事。 博逸（Paul）的母亲蔡英姿跟她先生都是台中人，后移民美国。我在西雅图台湾人社团演讲时跟他们结识，随着后来的熟悉了解，被他们为培育一个有自闭症孩子的努力而深深地感动。那是一个伴著心酸、泪水、汗水、爱和欢乐的故事—— 我对自闭症最初的知识，来自那部奥斯卡名片《雨人》（Rain Man）。主角雷蒙（考夫曼主演）从小患自闭症，被父亲送进精神病疗养院隔绝。父亲去世后，雷蒙的弟弟查理找到他，本要骗取父亲留给他的百万遗产，但在旅途中，虽然自闭症的雷蒙动作古怪机械，但其善良淳朴的天性感动了弟弟，苏醒的兄弟之情战胜了原始的贪婪；查理记起了跟雷蒙一起玩耍的快乐童年，他开始跟哥哥雷蒙变得难舍难离，最后决心照顾自闭症的哥哥。爱，像雨水滋润心田，融化了世俗的冰冷，在那里生长出美丽和希望。 看完影片在感动之馀，也初知自闭症那种与人交流的困境，那种自我封闭、生活难以自理的艰辛。后来更得知，自闭症的患者其实很多，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一大难题。 自闭症（Autism）也称孤独症，表现为不能正常地用语言表达和社交，常做一些刻板和重复性的动作。虽然医界认定它是因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但还无法得知病因。 有人形像地描绘说，有这样一群孩子∶不聋，却对声音充耳不闻；不哑，却不知该如何开口说话；不盲，却对周围视而不见。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规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与人交流，被称为“星星的孩子”。根据统计，患自闭症的孩子成年后三分之二无法独立生活。 虽尚无法找出病因，但由于现代医学诊断能力的加强，被诊出自闭症的患者越来越多∶全球每20分钟就有一个孩子被诊为自闭症（以前不是患者少，而是没有被诊断出来）。 在美国，根据医学统计，每150个孩子就有一个被诊出自闭症，近年更统计出男孩中每88人就有一个自闭症，这个数字超过了患糖尿病、艾滋病、癌症、脑瘫、肌肉萎缩或唐氏综合征的儿童总和。 在台湾，根据自闭症基金会的报告，自闭症者一万三千多人。“相较10年前，自闭症增加2.7倍，是身心障碍者中增幅最大的之一。” 在中国，据2013年剑桥大学、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联合研究，中国的自闭症者已达人口的1%，有1400万人。 鉴于自闭症增多，人们对该病症的知识却很缺乏，2007年底联合国决定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世界自闭症日”（World Autism Day），以提高人们对自闭症及相关研究的关注。 仅仅在我认识的人中，就有四个家庭有自闭症孩子（三华人，一美国人），其中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夏志清的女儿自珍今年已30多岁，生活仍无法自理。夏教授谈起这个女儿，心酸心痛不已。在被问到他晚年的文学研究时，他哀叹“被孩子毁掉了”。家里没有自闭症孩子，没经过那种经年累月、无休无止的“甘苦寸心知”的煎熬，实在很难理解夏教授的痛苦。我读过夏先生写的《岁除的哀伤》，其中有这样的描述∶ “自珍即要六岁了，比起两年前并没有多少进步。这几天她日里睡，晚上起来，吃饭后，就要我驮她，一次一次驮著下楼梯到底楼门廊空地去玩。她骑在我肩上，非常开心，只苦了我，多少该做的事都做不了。驮她时当然不能戴眼镜，昨夜大除夕，美国人守岁，酒少不了喝。有人喝醉了，在靠近门前吐了一地，我看不清楚，滑了一跤，亏得小孩未受惊吓。二人摔跤，我左掌最先著地，承受二人重量，疼痛不堪。亏得骨头未断┅┅我用心读书，数十年如一日，想不到五六年来，为了小孩，工作效率越来越差，抚摸著微肿的左掌，更增添了岁除的哀伤。” 1921年出生的夏志清，发出这番感慨时已年近花甲，还要如此“辛苦”，他的心更苦！夏先生去年底病逝，女儿自珍仍在“疗养院”里，读来是个令人鼻酸的故事。 有评论这样描述那些“星星的孩子”们∶每个星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地在天上闪著冰冷的光芒。从外表看和别的孩子没有什麽不同，但是他们不会交朋友，即使面对父母的呼唤，也很难注视对方的眼睛。 蔡英姿跟她先生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毕业于美国的法学院，是个聪明能干的科技专利律师；而二儿子博逸在四岁左右时却被查出“自闭症”，这对他们夫妇简直是晴天霹雳。医技毕业，曾在医院工作的英姿说，“当博逸被诊断出有这份缺陷时，除了放弃工作，我更从此把教育博逸当做我这一生最重要的终身事业。”“自幼我就非常喜欢小孩子们，邻居的小朋友每个都是好朋友。本来我的人生第一志愿还想当幼儿老师的┅┅”现在，英姿真成了终生的“幼儿老师”，照顾一个永远“幼儿心理”的儿子。 夏志清教授面对自闭症女儿，不时发出“岁除的哀伤”（或许是男人的承受力其实比女性弱）；而蔡英姿却有一种帮助儿子战胜命运的使命感和坚韧不拔，她说“没有身历其境的人绝对想像不出来这些心历路程的艰辛与心酸。”要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陪伴、教育儿子，帮孩子走出“自闭”的世界。 几年前，博逸对画画有了兴趣，父母就鼓励他作画，“他从小就充满了很奇特的想像力，但碍于自闭症所限，很难清楚与完整地表达他所思所想。因此我们鼓励他把那些奇特的想像力透过文字与图画表达出来。” 《雨人》中的雷蒙虽患自闭症，却有特殊才能，能把一罐打翻的牙签迅速算出是多少根，这份“才能”在拉斯维加斯赌城派上用场，为弟弟查理赢来大笔金钱，使查理还上其汽车公司破产的欠债。 博逸虽然没有雷蒙那种算老虎机的本事（那是电影虚构），但他经过父母帮助，绘画艺术突飞猛进，“多数人都很喜欢博逸的作品——色彩丰富、明亮，有一股鼓舞的力量。”博逸的父母还把儿子的画作制作成灯饰、文件夹、帆布袋等，贡献社会。 其中博逸画的“心中的台湾”，散发著童真的想像力和对台湾的一往情深，画面是大海上灯塔的一束光，照亮了台湾全岛，岛上是鸟语花香、天合地利的童话世界。这是博逸想像的世界，也是博逸的父母和所有台湾人憧憬的没有外敌侵略威胁的和平世界——繁荣祥和的台湾家园。 在绘画界有“三个自然”之说∶原本的第一自然；反映到画家头脑中的自然；然后是画家打破第二自然印象而重组的艺术世界。比如梵高的“向日葵”就典型地体现这种“第三自然”，它那热烈如火的色调，是画家非常主观的激情、感觉，是一瞬间画家的灵感对世界的独特触摸（理解）的结晶。 人们说梵高的画有一种童心，而博逸的画作是不用“返老”就已“还童”，洋溢著只有“童心”才能发现的纯真世界。 博逸今天的成就，是他的骄傲，但更归于他父母的永不停息的巨大爱心。看著博逸的画，不期然想起那个著名的美国聋哑盲人海伦.凯勒（Helen Keller）战胜命运、成为教育家的真实故事。海伦小时因急性脑炎而失明失聪，“变得愚昧而乖戾，几乎成了无可救药的废物”。 让这样又聋又哑又盲的孩子识字沟通，是“不可能的任务”，简直无法想像。但在也曾失明过的教师（后手术恢复视力，她深知失明的痛苦）安妮.莎莉文的难以置信的强大毅力和耐心教育下，终于使那个与世隔绝的“野孩子”能读书识字、并成为全球知名的教育家。 我看过好几遍根据海伦的故事拍成的电影，每次都被那个伟大的故事深深地感动，其中久久不能释怀的还不仅是海伦的毅力，更是女教师安妮的那份海洋般深沉的耐心和爱心，那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科学的教育方法”托起了海伦的生命之船，使其航向成就和震撼。 曾给海伦朗诵过自己作品的著名小说作家马克·吐温说∶19世纪出现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海伦·凯勒。但在我心里，安妮·莎莉文才更加伟大，她陪伴海伦50年。 著述甚丰的海伦留下很多名言，诸如∶“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著，要靠心灵去感受。”“爱是摸不著的，但你却能感到她带来的甜蜜。”“只要朝著阳光，便不会看见阴影。”“信心是命运的主宰”。 这些格言警句，都能在博逸的故事中看到投影。蔡英姿陪伴教育自闭症儿子的故事，就像是安妮·莎莉文陪伴海伦故事的一个延续，同样洋溢著感动并有启迪的意义。 博逸是个自闭症的孩子，但他的心是开放的，他的爱是开放的，他用色彩、线条、画笔，传递他跟世界的无声连结，此时，无声胜有声┅┅ ——原载台湾《看》月刊2014年5月号 林博逸画集将在台湾出版。更多画作请见其博客∶http://www.paul-lin.com 曹长青的推特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2014-05-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4👍 0💬 018 位华人教会牧者就柴远事件致海内外华人教会及公众信
“柴玲指控远志明性强暴事件”（简称“柴远事件”）被公诸于众已一月有余，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远志明牧师，以及远牧师所属的机构“神州传播协会”和远牧师按牧委员会，一直没有任何公开的回应。一个多月来，主内肢体及教外公众在网络上争论不息，莫衷一是。此事件以及由此事件而引起的波动，如若得不著合理的解释与解决，争论与困惑将会继续下去，并给教会造成持久的伤害。 有鉴于此，我们18位牧者（17位牧师和1位资深宣教领袖），虽自知无力无能，但为教会守望的责任却不容推卸。为著主的名不受羞辱，为著主的教会不受亏损，故愿意组成“牧师团”，联署赞同成立“柴远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并推举与邀请资深牧者担任监督委员。调查委员会将本著客观、公正、诚实与负责任的态度，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给相关机构处理该事件提供依据，并对华人教会和公众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作为蒙基督恩召的牧者，我们坚信并重申，基督的教会是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用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属灵群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上帝的慈爱、怜悯、公义与圣洁，是透过教会传递给更多渴慕追求真理的人。在教会里，基督徒按圣经的教导，彼此相爱，渴慕在真道上合一；也追求圣洁，秉行公义，不会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掩盖、袒护、包庇或纵容罪恶。我们相信，靠著神的恩典，教会应该有能力按著圣经的教导，使罪恶得以被清理，受伤害的得著医治，软弱跌倒的得以被扶持，使教会之仁爱、怜悯、公平与公义的特质得著彰显。 最后我们要强调，我们会把我们所说所做的，都限定在圣经的原则与规范之内；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主和主的教会。 独立调查委员会已经开通专用电邮。若有人愿意提供协助调查的资料，可以直接发电邮至∶[\[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 联署牧者（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1.龚明鹏牧师 2.龚文辉牧师 3.何春勋牧师 4.何俊明牧师 5.黄雅悯牧师 6.林恒志牧师 7.刘传章牧师 8.刘康牧师 9.任运生牧师 10.滕张佳音博士 11.王天声牧师 12.王峙军牧师 13.王志勇牧师 14.文耀铭牧师 15.辛立牧师 16.余钧牧师 17.张道山牧师 18.赵约翰牧师 2015/2/10 ——原载《生命网》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3884 2015-02-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1👍 0💬 0我的老师们
“我妈妈去世了”，电话里新天哽咽的声音把我惊呆了，这怎麽可能呢？几个月前我们还通电话，一切都好好的。杜新天的父母杜圣修和李雁波是我的大学老师，我对他们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自毕业离开黑龙江大学，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去年底，他们夫妇到多伦多探亲，因为他们的女儿新天移民到了加拿大。我们通过网络联系上，通了多次电话。本来计划夏天去看望他们，但他们三月底突然决定回国，因为李老师感到身体不适，谁想到刚回哈尔滨不到两个月，就因病过世，年仅63岁。 他们夫妇结婚40年，感情非常笃厚，可想而知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杜老师的打击。我几次打去电话安慰他，他在电话那端只是喃喃地，“这简直是没有家了”，那份刻骨铭心的痛苦，在电话里都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对这个“事实”不能接受，难以忍受，无法承受，已经去看了两次心理医生；同时感冒、肺炎发作，前列线炎加重。而他才64岁。 杜圣修夫妇都是黑龙江大学的教授，他们的状况使我不期然地想到中国这一代知识份子，他们中间英年早逝的太多、太多了。曾看过一篇关于著名数学家张广厚早逝的报告文学，其中提到，据对中国两万多中高级知识份子的死亡统计，他们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10年，死亡平均年龄是58点2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68岁。在两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份子中，死于中年（40到60岁）的高达61.42％。而副教授的死亡年龄平均不到60岁，讲师更低，平均49岁。这真是令人恐惧的数字，中国的知识人在那个“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压榨、盘剥制度下，付出了多麽巨大的牺牲。 ●疯狂的年代，人和羊更能沟通 常言道，人老了就开始怀旧，我还没觉得自己老，但已开始经常念叨往事。李老师的突然去世，使我蓦然伤感，联想起了许多令我至今难忘、并深深感激的老师们。 虽然我从小就挺努力，想做出点什麽成绩；但很遗憾，我既没出生在高知家庭，又没成长在条件好一些的首都或大城市，而是一直在中国最北部、最边远的小城镇拼命地东找一本书，西寻一点信息。成长过程中那绝不亚于身体饥饿的精神饥饿，至今想来都感觉切肤之痛。 但幸运的是，我总是能遇到好的老师。几个星期前从网上看到黑龙江省北安市和平小学校舍塌方的消息，情绪波动了好久，因为那正是我念小学的地方。在那个学校，有一位最早对我非常好的当时50多岁的女老师那毅。令我一直难忘和感激的是，她不仅对我的学业关照倍至，而且多次跟我母亲夸奖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对一个念小学的孩子来说，老师如此这般的赞赏，尤其是在他的母亲面前，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自尊心，更成为他必须刻苦努力的巨大动力。 尽管那毅老师对学生们的慈爱、关照和耐心，超过了许多孩子们的父母，但她一直都无法评上模范教师，更入不了党，就因为她丈夫曾在国民党时代做过北安的广播站长。文革时，他们夫妇都被揪到街上批斗。我曾在那毅老师家见到过她的所谓“国民党丈夫”，一个说话不多，但开口就给人很有学问感觉的老先生。在他们狭小孤寂的庭院中，总栓著一只流露著忧郁眼神的羊。曾在关于储安平的传记文章中读到，储安平挨整之后，闭门在家，连老友梁漱溟去探望都不愿开门，只与一只羊作伴。看来那些有点自己独立思想的人，在那个疯狂的人性失落的年代，和羊等动物或许才能沟通。 ●困在一间房里的中学老师 上中学的时候，我又遇到两位好老师。巴庆瑞和他的妻子孙彩莲都是我的老师，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而我正好又曾当过这两门课的课代表，所以和两位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在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我已经毕业多年，正手忙脚乱地准备复习课程时，却不幸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被锁进传染病房。为了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上学机会，晚上通融了护士，脱下患者服，溜出医院，跑到巴老师的家里补习数学。他不仅毫不在意我是传染病患者，而且十分耐心辅导我那几乎全忘光了的数学。有了巴老师的帮助，我才顺利地通过了数学考试。 但巴老师和孙老师，兢兢业业教书几十年，却一直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一直清楚地记得：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却全家住在一间房子里，用帘子隔开当作各自的睡房。在这般的困窘中，巴老师还设法在两个上床之间搭了两个横杆，当作双杠练身。 ●一堂课，扫倒了很多孔已己 我的大学老师们，就更令我难忘和感激。刚刚去世的李雁波老师是英语系的，来教我们中文系的公共外语。李老师不仅和蔼，心地善良，而且非常有耐心。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多想当作家、诗人，可想而知，对这样的学生掰著指头教英文ABC会多麽困难。我就是其中非常抵制英语课的一个；一心只想用中文搞文学创作，根本不想学外语。再加上总是熬夜写诗、办文学社团等，所以一上英语课就打磕睡，有时一堂课从头睡到完，可李老师从没训过我，甚至都没打断我的课堂懒觉。 李老师之所以对我“网开一面”，我猜一定是与她的丈夫杜圣修有关，因为杜老师是我们这些有点叛逆思想的学生的“精神导师”。他一直非常支持我们探索、独立思考。杜老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在对周氏三兄弟、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的研究上，在国内学术界有相当的地位。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课堂上讲《阿Ｑ正传》时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脸色红润，精神头儿十足，说话速度有点像机关枪，好像一堂课下来，很多愚腐的孔已己就被扫倒了。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在宿舍里，学生们夸他时就亲切地说“老杜这堂课上得挺棒”，因为77级学生中，很多人比他年轻不了多少，我入学时已25岁，只算班上年纪中等的。 ●保存了20年的一块石头 也许是出于偏爱，我一直觉得我的老师们很有特色、很特别。他们中很多都思想开放，对学生们的一些“出格”想法、做法不仅不阻碍、训斥，而且相当鼓励；我们可以像朋友般交流思想，而且许多观点一致。当时我主办了一个文学社团“大路社”，不仅受到杜老师的支持，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老教授陈堤还担任我们社团的“顾问”。与周老师的情谊尤其令我难忘。 周老师是知名的戏剧评论家，思想非常开放，虽然当时已50多岁，但总像年轻人一样有激情。我们这些梦想当诗人、作家的学生，常到周老师家里讨教，不仅把他当作导师，还有一种挚友般的亲切感。毕业之际，正值“反自由化”运动开始，我因办社团等所谓“自由化错误”而留校反省，周艾若老师动用一切力量保护我。一直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我第三次在全中文系做了“检查”之后，周老师在家里亲手给我做了一碗面条，安慰我，鼓励我。极左的校党委书记白汝瑗和副书记夏毅文找他谈话，拍桌子威胁他考虑后果，但被他当场拒绝。毕业时，我曾用家乡黑龙江五大连池的火山石，制作了一个“假山”送他留念。后来他调到北京，出任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因八九民运时支持学生而遭到整肃退休。半年前他告诉我，虽然他从黑龙江搬到了北京，但那个“石头”20多年来他还留著呢。 我还欠中文系很多老师的恩情，像资料室的王英久老师，他曾偷偷地把只允许老师看的内部书刊借给我，像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以及斯大林女儿的《致友人的20封信》等等，给了我最初的关于自由，关于共产专制的知识，对我以后的人生走向起了很大作用。 ●仗义执言的五个教授 黑大另一位和我情谊深厚的是俄语系的李明晏老师。他喜欢文学，曾翻译了多本俄国作品。在他的宿舍里，这位似乎有著俄罗斯人豪爽气质的老师，经常招待我们这些穷学生，尤其是我们“大路社”的成员。我们一起谈文学、谈时事、谈“新思想”，不像师生，更像朋友。我一生第一次有人给过生日，就是他在宿舍操办的。他自制了“蛋糕”∶用牛奶、鸡蛋、加糖搅拌，在火上熬成汁，然后浇在一层层饼乾之间，在冰箱浸放一天，就湿润成松软的蛋糕。那是我吃过的最有滋味的蛋糕。李明晏老师后来移民去了澳大利亚，仍著文写书，还出任澳洲纽省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我在黑大毕业之际遭肃整，很倒楣，但困境中几个老师曾给过重要的一臂之力，我一直铭记。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得到了《诗刊》编辑部指名给我的一个名额，去做评论组的编辑，但由于我的“自由化问题”，不仅北京去不成，学校当局还硬要把我分到中俄边境的小城爱辉（那个《爱辉条约》的地方），等于是流放。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系五位教授联名向校党委要求把我留校。他们不仅本身是知名学者，有的还有点特殊身份，例如周艾若教授是周扬的长子；李人纪教授是前中共总书记李立三的儿子；陈堤教授是萧红的同窗；吕冀平教授是中国八大语法学家之一；刁绍华教授是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由于这五个教授的仗义执言，我才得以留在了哈尔滨。 ●把老师围绕成一轮太阳 正是在这些老师的支持下，我们的“大路文学社”才得到发展。今天，不少当年我们“大路社”的成员，都在文学、新闻界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几年前在美国以小说《等待》获得“全美图书奖”的哈金（原名金雪飞），是唯一来自英语系的成员；现在国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李庆西，秦皇岛燕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李福亮，中国《国土资源报》社长刘允洲，上海《海港报》总编辑薛耀先，以及天津《新晚报》总编辑，《中国法制报》副总编辑等等，都是我们当年“大路社”的成员。这还只是我近年听到的一些，不知还有多少成员已在各种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我想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对大学的老师们充满感激。 在深圳办报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家乡北安，特意宴请了已当了中学校长的巴老师。我和一群中学的同学，轮番向老师敬酒。那天他非常高兴，谈啊，笑啊。我这个到南方办报纸的记者，也被他视为有了“出息”，同桌的同学中，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主任，有的成为画家，把老师围绕成一轮太阳。 我今天多想能自由地回到中国，给所有帮助过我、我所敬重的老师们，都举行一个宴会，把同学们都找来，给老师敬酒，有一个机会，再让老师成为中心，看老师们的神采飞扬，听老师们开心的笑声。 可惜我今天无法回去，自己都已年近半百，老师们则已进入老年；只能用这篇小文遥寄对他们的怀念，但愿老师们多多保重，我们后会一定有期！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3年9月号 2003-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05👍 0💬 0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
自从9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政府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达到了“软着陆”的目的，但1997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扑朔迷离。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了7－8％的速度，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经济繁荣时期的增长率，这似乎表明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良好。因此各国商界和中国经济界的多数人把这一现象看成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价格连续几年全面下跌，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又明显标志着中国经济似乎正处于萧条状态。因此也有一些人对中国经济是否真有那么好表示怀疑。更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比较经济制度理论，都无法解释目前中国经济这种似乎充满了矛盾的状态。到底中国的经济是持续繁荣还是面临萧条，这好像成了一个不易破解的谜。 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矛盾现象的分析，提出一种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特点的认识框架，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便于认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和障碍。 一、为什么现有理论似乎解释不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 比较经济制度理论能解释计划体制下的盲目高增长，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往往抱持偏于乐观和过于简单化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价格、利率等经济信号的扭曲，同时在中央计划当局的指挥下企业无法产生正确的激励，所以虽然能形成一段时期里的高增长，但这样的增长缺乏效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化，其长期经济表现必然是失败的。(Szelenyi,BeckettandKing,1994)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5年渐进型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比较经济制度理论并未提供现成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漫长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化地认为，只要中央计划当局的计划管理解体了，价格信号能反映市场供求了，企业有了追求利润的动机，转轨中的经济体制就自然归同于市场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就没有根本差别了。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恰恰是误判中国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特点与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任何经济制度都必然建立在某种政治制度之上，经济制度的变迁理所当然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这在中国尤其明显。经济研究本来应当把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纳入经济制度分析之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在所有转型中国家里，中国和越南是唯一坚持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实行市场化转型的，而且试图以市场化转型来巩固政治集权体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由此出发才可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目前的矛盾现象。 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专家一般会倾向于认同中国经济制度已经市场化了的判断，因为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的，离开了这个制度背景，宏观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和假设就都不能成立。但是如果把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假定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家就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徵。宏观经济学一向把持续性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及失业率上升判定为经济萧条，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经济确实持续快速增长，则不应该出现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失业率不断攀升。然而，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况，似乎宏观经济学无法提供能够自圆其说的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两种可能的逻辑假设：其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式，其规律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所无法把握的，只有修改宏观经济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其二，经济市场化过程并未把中国的经济体系改造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用宏观经济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本来就会遇到难以说明之处。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高度赞扬的学者，恐怕也不敢轻易接受第一个假设。但如果接受第二个假设，目前还未看到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其实，不仅国际学术界有这样的困惑，中国的经济学者中愿意深入分析问题的人也同样说不出所以然。于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就成了一个“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谜。 二、从“繁荣”到“缩长”：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90年代上半期，中国确实经历过经济繁荣，笔者曾在繁荣尚未消退之际分析过其中原因，认为这样的短暂繁荣隐含着走向长期性萧条的可能。\[1\]9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似乎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经济繁荣确实消逝了。早在几年前，中国的一些经济专家和学者就用“宏观好，微观不好”表达了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困惑。在这个流行的说法中，所谓“宏观好”是指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8％的水平上，如果把这个数字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是相当高的。而所谓的“微观不好”，是指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扩大。\[2\]很明显，“宏观好，微观不好”是个充满了矛盾的表述，既然在微观层面看到的多是经济困难，那么作为微观之总和的宏观经济怎么反而会令人鼓舞呢？ 其实，仅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宏观好”的判断也同样是非参半。在经济景气分析中，需求变化和原材料价格指数是先行经济指标，企业根据价格和需求的变化调整生产，而消费者价格是滞后指标。如果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都数年连续下跌，经济是不可能持续高增长的。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同：需求萎缩了，绝大多数行业的订单都严重不足，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3\]，这些先行经济指标的数据呈下降态势；同时，作为同步指标的就业率\[4\]和作为滞后指标的消费者价格也持续下跌\[5\]；唯独经济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7－8％的水平。从这些指标的动态来看，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先行和滞后指标都脱钩了，真成了“一枝独秀”的指标。增长率的变化甚至与先行和滞后指标背道而驰：先行指标生产者价格连年下降，增长率却毫不为其所动；增长率稳居8％，但滞后指标消费者价格却持续跌落。 不久前，终于有中国的经济学者把埋在心中的困惑说了出来。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特徵可以用“缩长”来概括，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这是中国所独具的现象。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建指出：“其人语惊四座，在座的不乏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却谁也说不出中国为何会出现‘缩长’。……之所以会‘语惊四座’，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大问题。……已经持续了几年而表现出一种趋势，则说明必然有重大的经济因素导致这种趋势，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不论是世界200年的工业化历史，还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还是近1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这种增长、通涨与就业关系的奇怪组合，这就难怪中国的这些著名学者谁也对此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破解中国‘缩长’现象之谜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实现充份就业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过去一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高度，就可以使就业率达到一个满意的水平，经验说明，经济增长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当年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大致上进入就业领域，这也是近些年来政府不敢把经济增长率安排在7％以下的主要考虑之一。但在出现‘缩长’现象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有所修正了，因为即便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且还在上升，失业问题仍然在恶化。”\[6\] 毫无疑问，承认“缩长”现象的存在是重新认识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起点，中国经济学者关于这一现象的初步讨论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深化。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一直把过去几年来经济中的困难解释成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性经济收缩的结果，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说法。事实上，90年代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始于1995年，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开始回落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当然有一些影响，但并没有那么大。 中国物价数年来持续下降与加入经济全球化也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和日本最近若干年来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低成本消费品，物价相当稳定，某些类别消费品的价格甚至有所下降。中国是此类商品的主要生产国而非主要进口国，此类出口的作用是拉动了国内需求而不是增加国内供给，能抑制物价进一步下滑，却不是物价持续下降的原因。事实上，物价连年下降基本上是国内需求不振的结果。然而，为什么一个需求不振的经济却能保持8％的增长率？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还只是有人提出要正视“缩长”现象，但如何解释它还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特徵有更深入的分析。 三、8％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上述引文中提到了一个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圈里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只有当经济增长率高于7％时，失业率才不至于上升。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7％是维持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下限”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这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正因为如此，把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直接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相对比，是缺乏充份依据的。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个概念，当经济增长达到充份就业状态时，社会上仍会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处于未就业状态，这时的失业率可被称为自然失业率。美国从1955年到1990年自然失业率一直在5％到6％之间波动；中国90年代以前的城市自然失业率更低。在现实中，实际失业率必然会围绕着自然失业率上下波动。如果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经济就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套用上面所说的增长的“下限”概念，当实际失业率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时的经济增长率，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下限”。 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描述这一现象的经验观察结果被称为“奥昆定律（Okun’sLaw）”\[7\]。可以说，对美国而言，维持社会经济基本正常的增长临界点是3％；而对中国来说，类似的“定律”是，在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1986年的经济就是如此，当年工业增长了8%，但企业利润却大幅度下降，呈现负增长态势。当时笔者撰文指出，由于过度扩张行业和低素质产品生产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越来越深，保证企业利润正增长所必需的生产临界增长率已经抬高到8%以上，所以尽管该年工业增长率达到8%，企业仍然难以生存。\[8\]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一规律性现象并无改观。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上下，正是在这样的增长状态下失业率高居不下。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在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9\]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不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直接对比的。这一点过去十多年来似乎被一些经济学者淡忘了，他们常常以中国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率为由，误以为中国处于增长的“下限”状态时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时的繁荣状态。正是因为这一误解，导致许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陷入了“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困惑。其实，中国经济增长7－8％只不过是处在增长的“下限”状态，这时的宏观经济谈不上“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好”事实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换言之，“微观不好”的真实状况证明所谓的“宏观好”不过是误判而已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是基于80年代对中国经济基本特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整个90年代中国一直在推行市场化，经济转型是否改变了这一特点呢？这是需要实证分析来检验的。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差不多是个“常数”，从1996年到2000年基本不变，一直固定在3％的水平上\[10\]，既不随经济波动而变化，也远低于真实失业率，因此这个数字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要考虑换一个角度，从工业平均利润率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单纯地以利润为动力，对需求和价格的变化非常灵敏，财务上完全独立，必须承担所有的债务偿还，没有利润就不会投资，也不会长期保持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员工，更不能拖欠银行贷款拒绝偿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市场化转型并没有根除预算“软约束”（Kornai 1992)，国有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投资饥渴症”，盲目投资之后拒绝偿还银行债务和生产能力过剩是常见现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企业界、政府和经济学者都承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无论是中国的企业界、政府，还是经济学者，都偏重于强调企业机制的积极变化，而不太愿意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余留影响。 事实上，经济市场化虽然使中国的企业对市场比过去灵敏得多了，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过剩产能使企业的损益平衡点大大超出正常水平。这种微观层面的现象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多数行业的生产能力长期过剩，成为一种常态。结果，经济增长或企业产出的增长低于7－8％时，如果不大规模裁员，工业部门就可能出现总体性亏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份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象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 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平均的损益平衡点，必须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盈利环境。如果按照企业的盈利环境来看，中国的工业行业大致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在竞争程度相对比较高的行业中的国有、集体、私营、外商企业，另一类是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盈利通常与原料垄断以及各级政府在市场销售环节的定价政策或保护性关税政策有关，例如，轿车工业依靠高关税保护而形成了超额利润，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则受到原料垄断以及垄断性定价政策的保护。这些行业的利润率通常高于其他行业，而影响其利润变动的往往是与市场需求变化关系不大的政策因素。此外，国际市场价格（如石油价格）变化对这些垄断性行业利润的冲击也可能很大。只有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的损益平衡点与国内市场的供求变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会灵敏地随产出增长率的升降而变动。 笔者分析中国工业部门中竞争性行业\[11\]的平均利润率后（结果见表1）， 表1：中国工业部门中竞争性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变化 （％） 年份 GDP增长率 工业增长率 竞争性行业利润率 1992 14.1 21.2 6.0 1994 12.6 18.9 1.8 1995 9.0 14.0 1.6 1996 9.8 12.5 1.1 1997 8.6 11.3 1.4 1998 7.8 8.9 1.2 1999 7.2 8.5 2.3 2000 8.3 9.9 3.4 数据说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竞争性行业利润率的计算公 式是：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1998年以前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含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1998年 以后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发现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果然非常低。只有在1992年这样的经济超常增长年份，工业增长率达到20％以上，企业的利润率才接近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水平。1994、1995年工业增长率分别为18.9％和14％，利润率却不到2％。1996年、1997年，国民经济（GDP）增长率尚维持在9%左右，工业增长率下滑到11％至12％，这时企业的利润率就朝1％的极低水平逼近；在这样的财务状况下，亏损企业占了一大半，如果这种局面延续数年，银行系统将被急剧上升的坏账拖垮。从1998年开始，政府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爆发金融危机，实施了鼓励企业裁员破产的政策，结果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及企业破产浪潮，失业率立即跃升；当社会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之后，企业的利润率也不过回升了1到2个百分点。 以上的经验观察说明，当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8％左右时，如果不大规模裁员，中国的大部份竞争性行业就接近无利润状态；如果放手裁员，则企业的利润率可以略有回升，但失业率就此高居不下，由此导致社会总需求相对萎缩，经济濒临萧条状态。因此，若把8％这个经验数值看作是中国经济的萧条临界点，在这个点以下的增长可被视为“无利润的增长”（Unprofitable Growth）。 当人们对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时，如果单纯比较算术数值的大小，8％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比3％或4％高；但上述分析表明，如果深入分析中国经济的特点并了解其独特的萧条临界点之后，恐怕就很难认为增长率达8%的中国经济比增长率只有2-3％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好多少，更不能得出中国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判断。根据价格、就业、平均利润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综合判断，中国8％的增长率只相当于西方国家2％到3％的增长率，因此在宏观经济意义上属于低增长状态；当中国经济从90年代上半期的两位数增长率滑到近几年的7％到8％的增长率并停留在这一水平时，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前些年的短暂繁荣而徘徊在萧条的边缘。这在宏观经济学的习惯话语范围内似乎有些不可理解，其原因不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有什么缺陷，而是中国的经济系统尚未调整到正常的市场经济状态，因此不能简单化地沿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当中以西方国家经济现实为基础的经验判断。如此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那么8％的增长率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 四、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 如果把8％的增长率视为中国经济的萧条临界点，那么就应当承认，在这种萧条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当然毫无疑问存在着数据“水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经济增长并不相同，因为它的生成不一定单纯依靠自然形成的市场需求。与正常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这个超高的临界增长率可以说是一种“强制型增长（Forced Growth）”。所谓的“强制”是指这种增长有着非经济的驱动力和保障条件，其实现机制仍然有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徵。 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存在“强制型增长”，但那时的执行机制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强制型增长”通过经济计划指标的下达、执行、考核来实现。那时执行计划指标主要还是经济行为，各级官员的升迁更多地与政治上的“正确性”挂钩，而较少与超额完成经济计划指标的百分比挂钩。在中国的渐进型经济转型过程中，对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管理取消了，表面上企业不再接受政府的直接经济指令、可以有经济活动上的自主权了，但由于国家机器的一党垄断、垂直控制(Party-State)特徵并未改变，政府和执政党通过对各级行政职务和主要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政治任命和维护庞大的党政干部体系仍然保有干预和操纵经济活动的充份能力，与改革前不同的是，“强制型增长”的实现机制更新了。 在转型过程当中，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动机当然包含理性的经济社会需要：如创造条件让多数企业生存下去、维持现有的就业规模、支撑全社会的心理预期\[12\]，此外也有避免因经济萎缩而导致税收减少、提升国家形像以便吸引更多外资等考量。但中央政府对“强制型增长”的推动同时还源于政治需要。执政党把保持7-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作为政治承诺，以体现其执政能力从而维持合法性。80年代初期提出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承诺\[13\]。把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率确定为其主要奋斗目标的执政党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在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在民主国家，经济增长不良只会导致内阁变动或执政党更替，但一般不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民主制度不需要靠经济增长率来为其制度的合法性正名。而中国这样的政治集权体制则不同，由于经济改革严重动摇了正统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并连带着削弱了原来奠定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回避政治改革的单纯市场化策略不可避免地把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经济化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执政党的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对这种特殊的经济－政治关系的通俗性概括。而在“发展”不易随时测度的情况下，“发展是硬道理”就很自然地演变为“增长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与“稳定压倒一切”，就构成了转型过程中维持政权的两个主要手段和基本方针。 由于经济增长成了“硬道理”，对中央的决策者而言，经济增长率的升降就不再单纯是供求关系变化的自然结果，而是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经济增长率如果持续攀高，自然可以被解释成现行制度的成功；倘若经济增长率连年徘徊在萧条临界点上下，那么干预乃至操纵经济增长目标就不仅仅是经济政策上的需要，而且也是政治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历届执政党的代表大会以及每年人代会上政府的工作报告都把预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作为中心话语。在一个集权国家，经济增长率一旦重要到这样的地步，它就几乎不可能“实现不了”。政治集权体制还从另一个方面把经济增长目标政治化了。在干部垂直控制和任命制度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不懂经济，却负责全面考核选拔干部，于是经济增长率就被拿来作为组织部门衡量各级行政主管经济管理能力的简单易行的指标，而一个地区复杂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因此被简化为增长率高低的问题。这种制度内生的扭曲型管理控制方式产生了所谓的对干部的“（增长）指标考核制”，为了升迁，各级干部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与此同时，一党垄断权力的制度又事实上维持着对各级干部的（以往）“过失免责制”，多数干部在以往任职的岗位上如果施政失措而当时未被发现，一般情况下调任升迁或退休后是不予追究的。正是“指标考核制”和“过失免责制”相结合，从制度上为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推动“强制型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既然“过失免责”，那么只要在任内能实现本地经济增长的目标，采用什么手段就在所不惜了；如果不能实现真实的增长，那么下令让管区的统计局“制造”增长也是“情理中事”。一切都服从于一点：“升官是硬道理”。至于短期内不择手段地追求增长是否会造成对当地经济不利的中长期后果，就不在大多数官员的考虑范围内了。媒体曾经报导过的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如何在这个贫困县不惜巨资“制造”“形像工程”的恶劣行径\[14\]，其实只是诸多此类施政中偶然被披露的典型而已。 对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当地的供求关系能支撑多高的经济增长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级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多高，邻省邻县上报的增长率是多少，无论如何地方官员也不愿意看见本地上报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上级确定目标或邻省邻县的上报数。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经济增长率在政治上是如此重要，它关系到当地主要负责人的仕途宦运，因此，本地的经济增长率常常是由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政治需要决定的，有时要尽量报高，有时又要有所保留以为来年预留“增长的条件”。最近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指出：“从各地和中央往年的统计来看，地方确定的平均增长率往往要比中央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就是说中央如果定7％，地方可能会定到9％左右。所以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会定10％。这主要是有些地方政府不甘落后，也有个别是为了表明政绩，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指标降下来。”\[15\]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这类统计数据的造假高手\[16\]，实是制度使然。 显然，在“强制型增长”机制下经济增长率不单纯是各级决策者单纯的理性经济选择，而是充满了政治考量和盘算。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如今“经济增长就是最大的政治”，增长率成了各级政府的“硬性”施政目标。在这种被政治动机操纵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回报、经济效益、经济发展优先顺序等决策依据常常会让位于各级官员谋求升迁的个人需要。 这样的增长驱动机制是通过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银行共同实施的，它依托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典型的信贷──财政──国有企业的一体化运转系统。这个系统唯党政主管之命是从，让信贷、财政性投资等经济活动服从于政治需要；同时它还承担着决策失误的最终经济责任，以便解脱决策失误者的个人干系。财政、银行系统无条件地为驱动经济的短期增长服务，承担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金融风险目前是政府用国家信用担保的，只要政府仍能运转，金融风险就暂时隐藏着。但正因为政府肩负着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它就格外倚重“强制型增长”，经济增长率成了检验国家能力和维系国家信用的指标。如此则在“强制型增长”和维系国家信用之间形成了内生型正反馈：国家信用的维系依靠“强制型增长”，而“强制型增长”机制又靠国家信用支撑。 不过，90年代前半期各级政府推动增长的方法与90年代后半期的方法有所区别。前一阶段的手法是直接推动为主，各级政府沿用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手段，鼓励甚至命令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扩大库存积压\[17\]、盲目立项、重复建设，当时的“开发区热”就是一个典型。种种投资失误虽然促成了短期内当地的经济增长率，但最后都以得不偿失、贷款变成银行的坏账而收场。早在90年代初，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就已初露端倪，坏账占贷款的20％以上，连同逾期（包括展期）呆滞贷款总共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1991年末这四大银行的坏帐超过其自有资本，已资不抵债。\[18\]当然，由于它们不是财务上完全独立的商业银行，可以靠国家信用支撑，所以并未破产。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但不偿还贷款，甚至连贷款利息也不支付，1994和1995年中国的银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19\] 后一阶段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法改变成以间接推动为主。中央政府吸收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的坏账进一步积累、诱发金融危机，从1997年开始控制银行对企业的生产性和投资性贷款。过去银行对企业的那种几乎是无条件的贷款供给减少了，于是各类库存逐渐下降，“商品库存占GDP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2001年的4.3％”\[20\]，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为了维持增长率目标，政府改而依靠财政拨款配之以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最近几年中，除了兴建大批基础设施工程之外，还大力推动房地产项目，2001年8％的经济增长率中有四分之一是靠房地产施工实现的\[21\]。但是，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又产生了新的“泡沫部门”，孕育着新的投资浪费和银行坏账。此外，通过出口退税来维持出口规模也是一种重要手段。\[22\] 这种间接推动增长的方法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刺激需求；但两者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着眼于具体的计划或项目，而中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以达到锁定的8％经济增长率为目标，财政性投资的必要数量往往是根据实现预设经济增长目标而倒算出来的。用国家计委的“行话”来说，就是“先定盘子，再定项目”。 无论是用直接还是间接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驱动机制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追求速效，而忽视增长的长期效果，不愿意努力解决对短期内的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其结果是，虽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兑现了，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很可能会采取竭泽而渔之类的措施，或者过多过早地耗尽了可供未来使用的资源（例如财政过量发行国债），或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或者硬性制造出某些不真实的“需求热点”（如“假日经济”、“教育产业化”）\[23\]。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往往不一定真对经济发展有利，甚至可能损害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 五、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化现象（何清涟2000，孙立平2002）。一般而言，对社会两极化的研究侧重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实际上，社会两极化趋势也同样威胁着经济增长，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社会不可能支撑经济的繁荣。孙立平最近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孙立平2002）。这一观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能普遍改善社会生活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包含了什么内容？ 在中国经济界的习惯性话语体系中有一种沿用了20多年的方法，即通过观察经济增长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系的进步。不少学者经常强调，国民经济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已大大超过国有部门的比重。似乎只要非国有部门取代国有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畅通无阻的大道。直到90年代上半期，正统意识形态以及护持这一体系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仍然存在，所以强调非国有部门重要性的这种表达还是有相当意义的。但随着国有部门的萎缩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式微，仍然笼统地用一个非国有经济比重来判断经济结构是否改善，恐怕就过于简单化了。毕竟，所有制方面的变化本身说明不了产业结构是否进步了。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当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70%以上时尤其如此。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农民务农已入不敷出\[24\]，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25\]，2000年农民家庭人均实际纯收入下降0.2％\[26\]。这说明农业已不可能再带动经济增长了。中国的一些学者针对农村经济严重萧条的局面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尽快转移更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但他们很少提及，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前提是城市工业和以此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顺利发展。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随着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越来越普及，最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扩大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甚至有人开始谈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过去10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比重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自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经历了“马鞍型”变化，即先降后升。由于改革前第三产业受到遏制，改革的第一个10年中第三产业有恢复性发展，它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上升，而工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一直到90年代末工业的比重才回升到80年代初的水平。\[27\]所以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用这个指标观察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适当。 另一个观察工业化进展的指标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这个指标的含义比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确切，它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一些原材料能源出口型国家的工业比重可能很高，但真正反映其工业化程度的制造业比重却可能很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在各国所设工厂并不一定融入各国自身的工业体系，为了解由本国企业构成的工业化进展，应该区分制造业当中的外资和本国企业。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之一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这就尤其有必要区份外资参与下的工业化与本国工业企业自身的发展。中国本国工业企业的产出主要来自财务上独立核算、达到基本生产规模的正规企业，其余部份则来自非正规的工业生产组织。后者是指经营上不独立，附属于商业机构、学校、机关的小型工业生产车间（如学校附设的小型校办车间或隶属于街道居委会的加工组），还包括乡村里的作坊型小型简单工业，它们通常技术设备和工艺都很简单，雇员很少，生产规模非常小。中国的工业统计制度对正规和非正规的工业生产活动有严格的区分\[28\]，显然，这两类工业生产活动对工业化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下文将前一类工业称为“正规制造业”，而将后一类工业称为“非正规制造业”。按照以上分类，笔者分析了中国90年代各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结果发现了令人十分惊讶的结论（见表2）。 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 年份 外商港台企业比重A 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B 本国正规制造业比重C 非正规制造业比重D 工业化程度E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数据来源：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外商港台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前）和“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 计算说明：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 从表2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显然，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批破产、近年来乡镇工业企业大批停产倒闭\[29\]对正规制造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如果以本国正规制造业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之和来度量工业化程度（见表2的E栏），可以发现整个90年代里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从以上的表面观察深入一步，还可以发现一系列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替代效应”。首先，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这说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此类国家成功的工业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和信息等基础条件较好的上海也不例外。”\[30\] 这种“外资替代效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引进外资的速度放慢，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态势，这对一个失业压力极其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个“替代效应”是指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任何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以经济增长率较高的1996年和1997年为例，1996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3,798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占四成，非正规工业的贡献占六成；1997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2,010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只占四分之一，非正规工业却占四分之三。 面对这样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人们很可能会产生一个联想：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或许靠不住。笔者也有一些怀疑。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正规工业的统计比较完整，分行业数据多年连贯，其中有“水份”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统计局对非正规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则十分粗糙，既无细类划分，也无任何其他数据参照，如果其中含有“水份”就不易识别了。若那些追求“政绩”的官员们要夸大本地的工业增长率，最容易做的就是虚增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所以国家统计局也并不敢相信各省市统计局报给它的工业产值数字，而是要将省市的上报数调低。\[31\]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罗斯基（Thomas Rowski）怀疑1998年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偏高，不无道理。他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真实增长率应该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再调低2个百分点左右。\[32\]罗斯基发现中国能源消耗的下降与工业的增长完全不对应；但他或许未注意到，虚报的增长数字可能就隐藏在非正规工业的产值中，例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6年GDP增长中将近四分之一就是来自这些非正规工业组织的产值。正因为如此，中国国家统计局从1998年起修改了工业统计口径，试图有针对性地把地方政府虚报的“水份挤干”。\[33\]这一努力缩小了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数字，但从表2可以看出，统计口径的调整并不影响本文提到的结论，本国工业部门内的“弱质替代强质”效应依然非常明显。 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和胡认为，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成长与工业化过程加快有关。（Sachs and Woo,1994）但这一判断可能不适用于90年代，因为90年代工业增长中弱质辅助型生产“喧宾夺主”的替代效应说明发生了反常现象。如果非正规工业的活跃与正规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步，这是良性而正常的；如果正规制造业处于相对萎缩中，而工业增长的“主角”由附加值很低而技术工艺简单的非正规工业来代替，这种反常的状态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弱化了。因此，很难说90年代中国政府对本国工业企业的政策是成功的。 以上述的两个替代效应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对需求结构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有重大影响。它表明，90年代的工业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首先，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而这些人过去恰恰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城市居民中与工业部门有关的相当大部份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明显恶化而无法改善。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34\]另一些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并不需要大量雇用被本国正规制造业解雇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工业生产上的“外资替代效应”就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上的类似效果。根据最新的报导，已经在广东经营了若干年的不少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还打算西迁，以便利用内地省份非熟练工更低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35\]这种趋势说明，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徵决定了其雇用员工的工资将长期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其西迁行动将逐渐消减沿海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再次，尽管从事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人数可能比90年代初增加了，但以非熟练工，低工资工人为主。当工业增长的很大部份来源于这种简单型工业生产活动时，对熟练技工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是很小的。最后，对服务业的需求也低档化了，服务于现代工业的那些第三产业部门不易扩张，大批涌进服务业的劳动力只能挤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低工资行业，但“这些领域的产值比重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减少。……在这些产业内部，人均收入水平是趋于下降的”，而“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领域就业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36\] 由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对应，所以中国城市里出现了持续性失业高峰。2001年中国的城镇就业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3.6％\[37\]；2002年城镇就业劳动力人数又进一步下降\[38\]；城市职工中“整体上不在岗的人数超过2000万”\[39\]。在失业高峰状态下，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即已有的就业岗位中低工资职位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对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工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相对萎缩，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的中国，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却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从1999年开始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总体上供过于求的状况\[40\]。由于工业化的相对停滞，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将不会是暂时现象。 简短的结论 根据价格、就业、平均利润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综合判断，中国8％的增长率相当于西方国家2％到3％的增长率，此时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徘徊在萧条的边缘。中国政府虽然尽力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接近工业损益平衡点的临界状态，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 在中国，尽管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阶层开始享受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但工业化徘徊不前同时伴随着“弱质化”，再加上农村凋敞，农业的微弱增长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坚守”7-8％这条“底线”，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者的平均工资呈下降态势，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孙立平所说的经济增长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脱节现象的真正原因。 在工业化进程停滞并呈现“弱质化”特徵的状态下，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步履蹒跚，少数都市中出现的现代化生活也缺乏稳固的基础。这样的经济结构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成员今后向上流动的需要，精英圈将越来越封闭和排他。如此格局或许可以支撑现存的精英阶层的富裕生活，但却难以提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之再生产过程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因此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要深刻认识中国的经济状况，就有必要透过增长率的“符号”意义，发现决定大多数国民的经济社会地位之趋势性规律。 【注释】 ———————————————– \[1\] 程晓农，1996，“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美国：《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2000年该文经修改补充后全文刊登于 《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9月号，其节选以“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体制”为题刊载于《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6期。 \[2\] 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第6页。 \[3\]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的数据（第297页），1997、1998、1999年的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100、93.4、98.2。据国家信 息中心范剑平等人的分析：“2001年以来，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购进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和燃料动力价格持续下降。……进入2002年，上述物价降 幅虽然有所减小，但仍然保持了较大的下降幅度。”见范剑平、徐连仲、祁京梅、张峰、周景彤的文章，“为什么经济增长率与物价走势背离？”，载中国经济信息 网(www.cei.gov.cn)“联合论坛”，2002年9月10日。 \[4\] 中国城市里大规模的职工下岗、被迫提前退休或实行强制的“企业内部退休”始于90年代中期，过去几年来先后有数千万国有和城市集体企业的职工失去职位和收 入，此后虽然有部份失业者找到了职业，但城市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之后始终降不下来。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几年推动“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就表明城市失业问 题的严重性。 \[5\]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的数据（第286页），1998、1999、2000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97.4、97.0、98.5。2001、 2002年的零售价格指数仍然维持下降趋势，见范剑平、徐连仲、祁京梅、张峰、周景彤的文章，“为什么经济增长率与物价走势背离?”，载中国经济信息网 (www.cei.gov.cn)“联合论坛”，2002年9月10日。 \[6\] 王建，“亟待破解‘缩长’之谜”，见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50人论坛”，2002年9月10日。 \[7\] Abel, Andrew B., and Ben S. Bernanke. 1992. Macroeconomic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p.556. \[8\] 程晓农、吴仁洪，1987，“我国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演变与现实选择”，《管理世界》（北京），第2期，第88页。 \[9\] 李培林，“中国的变局：当前社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中国经济时报》（北京），2003年1月30日。 \[10\] 《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 \[11\] 根据中国各行业的原料垄断和市场销售管制程度以及技术、资本方面的进入障碍差异，笔者将《中国统计年鉴》上以下工业行业列入中国的竞争性行业：煤炭采选、 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纺织业、服装及纤维制品、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家具制造、造纸及纸制品、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专业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 \[12\] 最近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接受《21世纪经济报导》记者专访时谈到了这3点。见《21世纪经济报导》（广州），2003年2月18日。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5页。 \[14\] “河南省贫困县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大干形像工程实录”，《工人日报》（北京），2001年8月10日。 \[15\] “GDP平均增长率：为何地方比中央高2个点？”，《21世纪经济报导》（广州），2003年2月18日。 \[16\] “张二江吹牛记”，《南风窗》（广州），2002年6月（上），第20-22页。 \[17\] 据宋国青的分析，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增长与“存货投资（全社会总存货的增加量）在1992年-1996年期间大幅度增加”有密切关系（见宋国青的“存货 大幅下降”，载《财经》杂志2002年第3-4期第86页）。用银行贷款支撑库存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效益或低效益 的增长。 \[18\] 田汉卿、孙礼照，1994，“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分析”，《管理世界》（北京），1994年第6期。 \[19\] 翁杰明等编，1995，《1995-1996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 董辅并，“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和若干建议”，见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50人论坛”，2002年9月2日。 \[21\] 范剑平，“房地产投资：政策性风险加大”，载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联合论坛”，2002年9月25日。 \[22\] 岳健勇，“关于国有外贸企业出口困境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分析”，《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2年第1期，第71-72页。 \[23\] 这两个提法是近几年来中国关于创造经济增长新热点的主张，但“假日经济”（延长国定假日、鼓励民众利用假日外出消费）和“教育产业化”（大幅度提高学校的 收费、把教育机构变成新的盈利型产业）是否真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热点却很值得怀疑。因为，“假日经济”所带动的需求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购买力的动态转移，而 “教育产业化”则是购买力在空间上横向转移，实际上会提高多数消费者的储蓄倾向而抑制即期需求。 \[24\] 温铁军，“我国农村普遍发生高利借贷的问题、情况与政策建议报告摘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托课题‘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报告”，见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 “50人论坛”，2001年6月7日。 \[25\] 陈锡文，“对农民增收难要有清醒认识”，《中国经济时报》（北京），2002年4月9日。 \[26\] 陈东琪，“对当前经济形势若干问题的认识”，载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50人论坛”，2002年5月5日。 \[27\] 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50页的数据。 \[28\] 见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工业统计主要指标解释》。 \[29\] 据温铁军的研究，“乡镇企业得到的投资1997年以来连续下降到占信贷总额的5％；企业受融资困难影响大量停产或倒闭，加上私有化改制的影响，职工人数1998-99年减少大约1000万。”出处同注\[24\]。 \[30\] 见陈漫和岳健勇的“出让市场换来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引进外资策略的分析”，《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2年第4期，第93-100页。 \[31\] 见《21世纪经济报导》（广州），2002年8月15日。 \[32\] Thomas Rawski, “How Fast is China’s Economy Really Growing?” The China Business March-April 2002. \[33\] 从1998年起国家统计局修改了工业统计方法和口径，将年销售收入少于500万元而统计数据最不可靠的小企业从正规工业企业中排除出去，并且规定企业绕过 其政府主管部门而直接向统计部门报告数据。见《21世纪经济报导》，2002年8月15日。同时还加强了对非正规工业产值统计的审核。这一修改产生了两个 结果：第一，正规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因上报企业数量的缩减而有所减少。第二，非正规工业企业的增加值也相对比较可靠一些了。 \[34\] 例如，在外资企业密集的广东省，台商的投资集中在电子及电力机械器材业、塑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制鞋工业等行业。见林德昌的“广东省引进与利用外资模式之分析”，《中国大陆研究》（台北），第40卷，第4期，1997年4月。 \[35\] 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报导，“香港迁粤的工厂考虑再搬家”，2003年2月20日，见BBC中文网站。 \[36\] 出处同注6。 \[37\] 于祖尧，“中国经济的内忧”，《战略与管理》（北京），2002年第4期。 \[38\] 陆学艺，《2003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2月。 \[39\] 邱晓华，“今明两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载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 gov.cn)“50人论坛”，2001年1月20日。 \[40\] 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报导，“中国大学毕业生明年多达212万，将面临空前就业压力”，2002年11月26日，见BBC中文网站。 【参考文献】 ————————————————————- 1\. 程晓农，“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美国：《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修改补充稿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9月号，节选载《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6期。 2\. 何清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期。 3\. 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 4\. Eyal, Gi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8.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New York: Verso Books. 5\. He, Qinglian. 2003. “China: Volcanic Stability.”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No.1, 2003. 6\. ——. “China’s Descent into a Quagmire.” The Chinese Economy (M.E. Sharpe). Part IV in January-February(2002), Part III in July-August(2001), Part II in March-April(2001), Part I in May-June(2000). 7\. ——. 2000. “China’s Listing Social Structure.” New Left Review (London) 5 (Sept-Oct): 69-100. 8\. Kornai, Ja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9\. Millar, James R., and Sharon L. Wolchik eds. 1994. The Social Legacy of Communism.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0\. Naughton, Barry,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Sachs, J.and Woo, W.T. 1994.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Experience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Vol.18), June. 12\. Szelenyi, Ivan, Katherine Beckett and Lawrence P. King. 1994.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 Stark, David, and Laszlo Bruszt. 1998.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Walder, Andrew. 1994.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2: 297-324.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2期
何清涟2025-11-06 06:54👍 0💬 0ZT 回到 86 年《深圳青年报》的言论
“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必须有具体的措施，这方面的突破口是什麽？”1986年，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青岛举行的“中西文化研究会”上这样回答∶“我认为报纸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要建设真正的民主，就需要舆论对政治和领导人加以制约。” 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如果批评的声音不能从报纸上发出来，就无法变成公共的舆论。即使言论自由不是民主化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这也是任何阻挡民主化的力量为什麽要严防死守的缘由。 方励之教授以他在科学界的地位大胆敢言，领风气之先，在那个时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这些言论公开刊登在当年（1986）10月4日的《深圳青年报》上。当有人问及∶“民主与一党制是否矛盾?”他回答∶“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有些国家长期一党执政，也建立了民主生活。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民主化。”实际上他回避了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但《深圳青年报》在发表他的这些“新见解”时，赫然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为题，触及了当代中国最敏感的神经，虽然标题後面加了一个问号。 这样的报导，这样的大标题，相隔二十五年，许多同胞看到还是禁不住发出惊叹。有一次把我这篇报导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在新闻界从业的朋友见了这样的报导尤其感慨不已。就在那一天，《深圳青年报》同一版面还有一篇文章《“冲突”——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作者李红光。开篇即说∶ “党法”大还是宪法大？当然是宪法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并非如此。“党法”和宪法的冲突是一个客观事实。 此前9月12日，中国新闻界的良心刘宾雁与记者关於中国变革大趋势的长篇谈话，以《中国一直在进行著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辩论》为题整版发表，他直言“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没有言论自由，这个民族的素质只能退化”，“解放後的自由不是扩大而是在缩小”，“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走上老路的可能性永远存在”。9月30日，再次整版发表《中国新闻人物谈中国“敏感问题”》，钦本立说《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於浩成说《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王若水说《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王若望说《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李洪林谈老百姓最为忧虑的一个问题《“宽松”局面能维持多久？》 10月21日，《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与微音同志商榷》，成了“爆炸性新闻”。一周後，又在头版头条刊出《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并配发评论《人民应有议论领袖的权利》（许国）。同一天，头版上还有几篇报导，温元凯在合肥新闻沙龙上呼吁中国人不要热衷於“窝里斗“，创造宽松、宽容的人际关系；包遵信在深圳参加讨论时说，“人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得到自由发展，人的世界性主体的真正确立，就是现代文化的标志。” 这些大胆的言论在当时能公开发表有特殊的原因，邓小平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胡耀邦在台上，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深圳青年报》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在它之外，《世界经济导报》、《蛇口通讯报》、《经济学周报》这些报纸都曾吸引过许多有良知、对这个国家怀抱希望的知识份子，他们的言论成就了那些报纸，使那个时代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不至於太羞kui。虽然，那些报纸、那些人几乎都沉没在了时代的暗夜里，但他们的声音已在图书馆发黄的纸上凝固。无论什麽时候，只要我们打开那些报纸，依旧会听到历史的心跳，听到1980年代的呼吸，那个怀抱希望与梦想的年代被钢铁的履带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与梦想。 时光的流逝仿佛专与生活在这块地上的人作对，在追求更为开放、自主、有尊严的公共生活这一点上，二十五年，我们不能说丝毫没有进步，却让人一次次产生今不如昔的感觉。当然今天已进入互联网的微博时代，言论自由、批判自由并不完全仰赖纸媒，网路毫无疑问成了中国人通往民主化时代的一条通道，虽然这个通道也很狭窄，常常堵塞，常常遇截，而且有一道高高的防火墙，将本来全球共用、信息自由流通的网路隔离开了。但不能不承认，除了网路上我们还能有一点公共呼吸的空间，还可以找到一点自主表达的可能性，在其他传统媒体上我们面对的更是铜墙铁壁。前些天，两个在中学任教的朋友应一家杂志之约做了一个对话，他们讨论了中小学教师和知识份子的关系，这本个话题本没有什麽敏感性，杂志却不敢登，编辑而且在短信中嘱咐他们∶“下次若是再做对话，不要选这麽敏感的话题了吧。” 这个时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媒体从业者高度的自律，也就是尽可能不触犯底线，但又无法知道底线在哪里，所以只好一退再退，自我设限，自我审查，有的把尺度定得比言论审查官也要离谱。另一方面，大量活生生的挨整先例摆在那里，也确实令他们特别是媒体的主事者不得不如履薄冰，步步小心，就是打擦边球、走钢丝的心思也很难产生。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巨大冲击，传统媒体也许比现在更加远离现实的社会矛盾，远离任何有可能带来风险的新闻、言论。大量公共事件都是率先在网路上引爆，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在一个媒体缺乏真正的批评自由、动不动就要挨招呼、挨点名的时代，为什麽我们仍然可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批评性报导和言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实在是满了罪恶，每一天，在各个角落里都有恶劣的事情在发生，太不缺这样的新闻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这样的新闻之後，还会有很多没有被禁止或来不及禁止的新闻漏出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这个民族并不缺乏民主的愿望与冲动，也不缺乏实践民主的潜力，缺的是表达这些愿望和冲动的公共空间，微博时代的来临让这些零星、分散、碎片化的愿望、冲动得到集中，这是二十多年前难以想像的。此时，如果方励之教授面对当年的那个问题，不知他会不会回答∶微博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著报纸、期刊、电视这些传统媒体不重要了，只是它们的管制更加细密，自由的缝隙更小，批判的空间更为逼仄，至少眼下还不能太指望。而防火墙内的网路包括微博在内，尽管也在国家机器精密编织的天网之下，其享有的自由度与报纸这些媒体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没有《深圳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我们只拥有互联网，拥有各自的微博。去年11月下旬，广州《时代周报》曾做过一个关於微博的专题，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微博只是一种工具，它是中性的，也是很个人性的，在每个微博的後面都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个体生命，这个具体的生命借用这个工具，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然後可引起成千上万的心灵的同感和回应。微博在这个时代的兴起，以这样的工具和平台来表达我们的声音，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次机会。但我们不能将它看做最终的可以依赖的力量，最终可仰赖的还是人自身，而不是工具，只有依靠每个个体生命内心的信仰，依靠每个人价值观的建立。 作为一种工具，微博一般而言只是在应急动员时可以发挥特殊的一些作用，在根本的层面还是要依赖於长期的思想启蒙，不同年龄层的中国人都能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类文明的标准，合乎人性的标准，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更重要、更核心的命题。 真正能改写历史的不是微博，而是微博後面的人。任何载体都有它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如果我们刻意地强调某种载体，那麽一心阻挡社会进步的那些人就会把这个载体消灭；如果我们不依赖任何载体，那麽任何载体的消亡都无所谓。 2011-08-13 ——转自新浪网 2011-08-2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8👍 0💬 0共产党国家成功民主化的三个秘诀
程晓农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直到今天，原苏联阵营的共产党国家似乎都摆脱了共产党政权，但是，它们的民主化成功了吗？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摆脱了共产党统治，每个国家就理所当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历史告诉我们的却是另外一组故事。事实上，民主化的表面形式并不能保障民主转型的成功，俄国就是个典型。然而，中欧地区的几个国家却取得了民主化的成功，它们的秘诀是什么？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对许多希望中国民主化的人来说，这几个秘诀还非常陌生。 一、苏联东欧地区民主化成功的只是少数 原共产党国家当中，民主转型最成功、民主制度最巩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这四个国家；而俄国则是这几个中欧国家的反面样板，普京的个人威权已经改变了俄国民主化的轨迹，把俄国政治制度改造成徒有其表的“民主”国家。俄国的反对党领袖和独立媒体的著名记者会被特务机构暗杀或监控；政府操控政党及媒体、钳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使今天俄国的政治自由甚至还不如戈尔巴乔夫时期。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当中，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之外，其它国家与俄国都差不太多，巴尔干地区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也大致如此。如果说，中欧国家的成功民主化算是“中欧模式”，那么，俄国及原东欧红色阵营的多数国家大体上都可归入“俄国模式”。 如今在西方社会里，由于左派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自带“眼罩”，不愿意再面对俄国模式的种种弊端，于是“俄国模式”就无人再关注分析。而“中欧模式”本身的成功，其实带有对西方国家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自然也引不起左倾化的西方社会的热烈赞扬。 对关注中国未来政治前景的华人来说，“俄国模式”并非他们向往的目标，而“中欧模式”又非常陌生，这就很容易引起某种认识上的迷芒。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俄国模式”在前共产党国家大行其道，其实破解了一些人对民主化过程的学究型认知；他们一直以为，只要有了宪政和三权分立，民主制度会自然地得到巩固。之所以说，这样的认知是学究型的，是因为它简单照抄西方国家关于民主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核心问题。 二、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是否成功的第一个秘诀：老权贵是否复归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真正弄懂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秘诀的研究者其实寥寥无几，多数人不过是照搬西方教科书去简单解释原共产党国家转型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西方研究者是否懂得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秘诀：他是否明白价值观对制度转型的关键作用。如果一个西方研究者只知道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那他对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认识仅仅触及皮毛。 原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中，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及其政策要由选民通过投票来选择他们信任的政治人物来设计和执行，主导选民投票意向的就是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选民的价值观，左右着他们对新制度和新政策的偏好。而原共产党国家民众的价值观当然与非共产党国家的民众截然不同，因为他们曾经长期生活在一个被剥夺了私有经济和个人自由的社会里。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曾被共产党意识形态长期洗脑，很多人在前共产党时代形成的价值观已经被改造成红色价值观了，而这种旧的价值观很容易引导民众在转型时期投票选择旧制度的产物，即原来的红色精英。 在共产党国家研究中，谈到“党国精英”时经常使用一个源自俄语的专用词nomenklatura，其俄文原意是“归属共产党组织部门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是苏共组织部的专用词汇。中国人不难理解它的意思，在中共党政机关里，nomenklatura与没有多少升迁机会的普通文员之间，前途和地位也天差地别。前者通归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后者则归人事部门管理。 “党国精英”是否在转型期间复归，如果只从民主化和市场化的逻辑去理解，似乎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换言之，“党国精英”复归，只要在选举和三权分立的表面架构之下，在西方学者心目中，并无不可。而历史事实也表明，民主化和市场化既可能造成老权贵复归，也可能导致老权贵出局。可是，就在这个差别之间，隐藏着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是否成功的第一个秘诀。 三、谁成为转型期的精英？ 在原共产党国家，谁可能成为转型期的精英？大致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新精英中旧面孔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另一种是，转型期间往往是老的红色权贵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精英。在所有转型国家当中，只有中欧四国呈现前一种结果；而所有其它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为后一种情况。 美国社会学家伊万·撒列尼（Ivan Szelenyi）1970年代开始研究东欧国家改革时期精英的构成变化，他有预见地提出了“精英再生产理论”（笔者将它形象地称为“老权贵复归”）和“精英循环理论”（笔者称之为“老权贵失落”）。 中欧四国虽然制度转型比较成功，但在那些国家里并未出现刻意整肃“老权贵”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浪潮。中欧国家在转型期内，左翼和右翼政党曾轮替执政；也就是说，反对“老权贵”的右翼政党和可能同情“老权贵”的左翼政党都先后当选、执政。“老权贵”的沦落，主要是他们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的自然结果。 撒列尼在他1998年出版的《形成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东欧国家的新统治精英》（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一书当中，介绍了他与研究伙伴在中欧国家所做的精英调查的结果。他发现，在中欧国家，许多“老权贵”在转型期间无法再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他们要么选择降职，要么选择提前退休。1993年，匈牙利33%的“党国精英”退休了；而在波兰，这一比例是27%。与此同时，新的精英当中，来自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人占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届民主政府的成员，大多数是人文知识分子；而在转型期仍然得到机会的老的“党国精英”，则主要由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组成。 撒列尼把转型时期中欧国家的精英构成与俄国的情况作了对比，他分析俄国、波兰、匈牙利转型期间老权贵的命运和新精英的阶层背景后发现，转型期间仍保留政治经济精英地位的老权贵，在俄国是64%，而在波兰和匈牙利则只有38%和20%；而从转型时期新精英的背景来看，俄国的新精英里有51%属于老权贵，波兰的这个比例只有41%，而匈牙利是33%。 撒列尼的“老权贵复归”和“老权贵失落”这两个理论，刻画出转型期中欧各国精英构成变化的趋势，但并未有效清晰地解释，同样是推行民主化和市场化，为什么有些国家出现了“老权贵复归”，而有的国家则发生了“老权贵失落”？答案在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第二个成功秘诀，即社会转型。 四、中欧模式为何得以成功？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不得要领 如果从西方政治学或经济学教科书的概念出发来观察，中欧四国的转型过程看上去十分平常，似乎并没什么“特色”，而且看起来是各走各的道。若从它们的政治制度设计或经济转型措施来看，其实找不出什么共同规律或特别值得总结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成功秘诀。 在经济转型方面，这4个国家当中，有的实行了震荡疗法，有的没这样做（如匈牙利）；捷克的私有化步伐很大，波兰则私有化的步幅并不大。在中欧国家，似乎不管是否采用震荡疗法和快速私有化，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转型后的经济制度并没有明显差别。在政治转型方面，中欧四国的共同特点是，共产党放弃统治后政治局面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而有序的局面，民主化稳步进展，通过竞争型选举产生国会和总统，基本上未因政治对立而发生街头冲突，政治局势很少波动，更没有倒退。 在中欧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一方面出现了原红色政权反对派的大联合阵营；另一方面过去的共产党内部迅速分化出新的政党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最后形成了两种新的政党。第一种是民间原来的反对派力量集结而成的政党，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这些政党并不见得必然是自由派或右翼政党。例如，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属于中间派，不左不右；匈牙利的民主论坛立场偏右翼；而波兰的团结工会则比较偏左翼。第二种新政党是原共产党解散后重新建立的、宣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党，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政党在竞选中亦曾胜选而执政。它们为了摆脱昔日共产党留下的历史包袱，洗刷过去的“红色污点”，有时往往会选择偏离左翼的政策。此外，一些原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多党合作”的非共政党，如波兰农民党，也参与竞选，并一度执政。中欧国家的议会选举、政党政治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成功秘诀。 在多党竞争的背景下，中欧各国并未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而是出现了政党轮替现象，即选民先支持右翼政党，然后改为支持左翼政党，之后再转而支持右翼政党。在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现象表明，选民希望尝试不同政党的政策主张。但在中欧国家，政党轮替并未阻断经济转型过程，也未造成经济政策的反复变化。当然，它们的政治转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政治领导人比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但对坚持三权分立制度的运作往往经验不足，或有意无意地用政治影响力干预司法和行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欧四国，官员或政治家的贪污腐化并未成为普遍现象；民主化过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强的社会约束，不敢大范围和大规模地贪污腐败，这是中欧国家可以夸耀的地方。 五、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是否成功的第二个秘诀：价值观更新 中欧模式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是迄今为止被世界上绝大多数观察家们所忽视的，即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的同步推进，而价值观和道德层面的社会重建对校正政治、经济转型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模仿西方国家，为转型中的原共产党国家设计一套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构架，并非难事；真正难的是，如何清理民众头脑中的红色价值观，这个过程笔者称之为社会转型。如果说，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必须要推进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三大任务，那么，社会转型是其中最难的。而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完全可以解释转型国家精英构成的变化规律；也可以说，社会转型形塑了政治和经济转型，进而确定了老权贵的命运。 “中欧模式”与“俄国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中欧模式”做到了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同步进行；而俄国模式”只实行政治和经济转型，却拒绝了社会转型，于是产生了前述的负面结果。 转型国家其实都面临社会重建任务，要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重新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共产党政权下台后，中欧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异议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组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重建口号，即“自我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三个口号不仅仅针对前共产党官员或党员，而是面向全社会成员。这几个口号提出来之后，得到了社会上相当广泛的支持；这些口号的落实只靠民众的自发响应，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强制。 所谓“自我忏悔”是指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曾配合共产党维持它的统治，连个人的沉默也属于默默的支持。在转型时期，每个人要通过内心的反思和反省，认识到共产党统治的错误何在。“净化”指的是，忏悔之后人们要把思维中的共产党价值观和道德观逐渐清除出去，达到灵魂的净化。这是个人的思考过程，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牺牲”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转型期的行为选择，为终结共产党体制，个人有必要作出一些牺牲；与此同时，不应当在经济转型中维护自己共产党时代的既得利益。 这三个口号的实施主要由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号召，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出现重要变化时，原国企工人很少提出保护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诉求，原红色精英也不得不作出一些个人牺牲，比如提前退休。中欧国家转型时期主流社会舆论的基调之一是“牺牲”，而非“一切向钱看”，社会各阶层都不热衷于从转型中捞好处，重建民主社会和自由经济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 六、原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是否成功的第三个秘诀：解放红色殖民地 中欧国家之所以能推行这三个口号，是因为它们红色殖民地的历史经历。这些国家的红色政权都是苏联占领军在二战后培植起来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共产党统治、傀儡政府和外国殖民统治几乎划上了等号，而清除共产党的影响与民族独立、国家独立直接挂钩。谁如果反对“净化”、“忏悔”，就意味着他站在苏联的傀儡政权的立场上，会遭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唾弃。因此，一些由原共产党成员组成的新政党也坚决支持社会重建，谁反对社会重建，谁就会在社会上遭到孤立。因此，在中欧国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和解放红色殖民地划上了等号，原共产党的残余势力无法利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去赢得民众的同情或支持。 也因此，在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中，由于社会重建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象在中国那样成为红色权贵的“盘中餐”，也不象在俄国那样成为国企经理和员工的既得利益保卫战，而是成为中欧四国特有的、恢复后共产党时代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键举措。社会重建运动大大削弱了国企工人群体和企业管理者在私有化过程中捍卫自己既得利益的话语权，使他们很难为自己的利益而插手运作，结果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较少出现“内部人操纵”或经理层贪腐问题。无论是经理还是工人，基本上都不能直接从私有化当中受益。 中欧模式其实并无深奥神秘之处，但在俄国和中国却没有仿效之可能。仅以俄国为例，为什么“俄国模式”似乎是一条走不完的转型路呢？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俄国走上转型道路之时，没人想到，20年后俄国居然又朝着原点回归。俄国之所以陷入转型陷阱，根本原因就是多数社会成员都逃避社会重建。 俄国民众在共产党下台之前曾强烈支持民主化，但他们同样强烈地反对社会重建。当时虽然民众和大多数苏共党员已能明辨政治制度的是与非，知道民主制度优于专制腐败的制度，但他们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把苏联制度的失败推给被取缔的苏共，却回避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一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 前车之鉴，为中国点出了转型之难何在。 原载：RFA，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gxiaonong/cxn-09202021111006.html
何清涟2025-11-06 06:20👍 0💬 0中美关系将遵循什么原则？
——从第三轮中美战略会谈看近期走势 在双方都明白自己的要的东西是什么的情况下，场面壮大的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列出的会谈成果颇丰：双方在战略轨道上达成48项具体结果，在经济轨道上则列出经济合作全面框架的20项共识。仔细算下来，这次对话共达成了除人权、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之外的大部分经济领域的合作意向。 中美双方的赢利帐单 从结果来看中国才是此次战略会谈的真正赢家，抛开人权这个马拉松长跑项目不计，美国最想解决的知识产权问题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仍然没有进展。在开局谈判以前，曾被《纽约时报》5月7日社论“跟中国交涉”列为美国可以用来约束中国的两项“法宝”——放宽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允许更多的中国资本来美投资，这次美方都已经用上了，再加上一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得到的回报是中方承诺美国可以进一步参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这让2005年曾成为中国国有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并在股市上狠赚了一笔的金融财团高兴不已。 但美国的产业资本就没那么高兴了。近年来中国美国商会几度发布报告，称在华美商对中国投资环境抱怨不已，抱怨集中在知识产权、投资环境不透明及对在华外商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在对话前一周，中国美国商会副主席 Michael Crain在微博上称：在与商务部长骆家辉畅谈后，在华的美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透明度、自主创新政策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均获得了骆家辉的有力支持。但这几项内容似乎在这次战略对话中并无实质性进展。最让美国头痛的知识产权问题，仅在盗版软件使用一项上就让美国的损失从2004年的36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76亿美元，这次美国虽然再次获得中国要严肃处理盗版问题的承诺，但骆家辉也知道“中国很少履行承诺”。 人权对话已成“鸡肋” 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会谈前十来天，中美之间第16次人权对话无果而终。在没有找到人权外交的新着力点之前，这种对话除了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恶化表示关注之外，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事实也果真如此，美方要求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展开具体讨论，比如有关失踪、被捕和法律程序方面的个案。中方只同意进行一般性人权对话，而反对就个案进行讨论。面对着艾未未及大量维权人士被抓捕这一事实，中方代表崔天凯强硬回应：“中国的人权事业是一天一天在进步，在发展。有人拿人权问题来指责中国，这不是说中国的人权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在做政治文章，这点要请新闻媒体能够注意。” 而中国的人权进步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且不说目前那些关在牢中的人与虽然从牢中出来因受到威胁噤声的人，欧美国家在中国的活动也受到诸多限制，据《纽约时报》5月7日的文章说，今年2月到4月间，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所组织的至少60项活动，包括论坛，校际交流以及大使访问等都在中国当局的干预下被迫取消。一些欧洲国家的使馆也面临同样来自北京当局的压力。数个有外国人参加的大学组织的研讨会也被取消。与此同时，中国教育部加紧了对出国访问学者的警告，要他们不要参加“反华”活动或接触海外那些推动民主的组织。因此，在此时展开人权对话，“这样的舞台离中国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 这种徒具形式的会谈为什么要继续举行下去？人权观察资深研究员别格林的尖锐批评也许可供参考，“年度人权对话是一个犬儒机制，西方领导人通过这一机制可以在其余时间避免跟中国谈人权问题。中国则可以把宗教镇压、法外拘留和酷刑等问题限制在不会产生具体结果的闭门会议中。”《纽约时报》文章称20年来断断续续的中美人权对话是外交舞台上单调乏味、吃力不讨好的仪式。无成果的美中人权对话应该结束。 为什么人权问题不会影响中美两国关系？ 应该说，北京已经吃透一点：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争吵得再激烈，不会影响两国关系大局。这已经成为中美两国的共识，在《大西洋月刊》5月10日刊出的采访中，希拉里指出“我们不会因为认为中国人权纪录太差，就不再与中国打交道” ；《中国日报》则在一篇社评中称，美国的人权说教仅会“造成反感，拖延更加紧迫议题的合作”，言下之意是不影响大局。 中美之间的利益合作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首先，在经济上，中美两国的互相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5万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高达600多亿美元，美国至今仍是中国制造最重要的市场，中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还希望在这方面从美国受益，…… 其次，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问题上是既有合作也有矛盾。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与美国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不少还是美国的盟国。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日增，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些国家经济上希望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但在政治上对中国并不信任，更愿意亲近美国。再加上朝核问题时时出来搅乱东亚局势，亚太地区国家的这种双重需求决定了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非常微妙，必须在合作与摩擦中求得平衡。 第三，中美关系当中，涉及到时全球性问题的事务越来越多。反恐问题，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机制等等，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即不捣蛋。 与上述所有问题的重要性相比，中国的人权问题虽然重要，但决不会成为阻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这就是在有关人权问题上，尽管双方歧见很大，在经济方面的谈判却毫不耽误的原因。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52期，2011年5月19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21）
何清涟2025-11-06 06:39👍 0💬 0“中国龙”与“拥抱熊猫派”的争端
今年在华外商的日子过得惶恐。在Google 与中国政府之间展开那场一家公司对一个国家的“战争”之时，他们还可以隔岸观火，暗笑Google的自不量力。但等到中国国务院4月13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之后，他们再也笑不出来，因为这一文件的主旨是宣告中国“无条件的外资优先时代结束”。 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不同评估 外资显然还想拽住昔日辉煌的尾巴，希望中国政府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作出改变。这次他们抛弃了私下游说的方式，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中国美国商会与中国欧盟商会先后发布调查报告，表示美欧商界对中国的保护性政策深感担心。7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2010年跨国投资报告，指中国是世界上对外资限制最多的国家之一。7月中旬，一些跨国公司加入公开批评的行列，西门子首席执行官罗旭德与巴斯夫首席执行官贺斌杰在与温家宝见面时直陈意见，批评中国的商业环境。 外资的不满集中在三点：一是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新规定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二是政府采购规定有失公平，在华经营的外资未能在公开招标中获得平等对待。三是中国对外资企业并购采取限制。规定外资方面必须寻找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双方的股权分配只能是各占一半。 对于上述所有批评，以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国官方从各个层次上予以否认并驳斥。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刘亚军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不接受世行投资报告的结论。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则借英国《金融时报》发言，称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不断降低外资准入门槛，近年遭受危机打击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来源。 跨国公司撤资为何雷声大雨点小？ 尽管北京态度明确，外商也透出撤资之意，但却没有几家真正付诸行动。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这些年外资在中国辛苦经营，付出了巨额的前期投入，目前正好进入收获期。以Google、高盛和通用电气等三家公司为例――这三家公司恰好是美国在IT业、金融和工业领域的实力象征：最近，高调撤出中国的谷歌为了不丢失悉心培育多年的中国市场，又想方设法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许可证。一向努力讨好中共的高盛面对中国媒体指责其“在中国市场到处啜金吸银”也默不作声。而通用总裁伊梅尔特日前虽然批评过中国的外资政策，但要它撤出却绝无可能。目前通用在中国雇佣了约1.3万名员工，其中有2000多名中国工程师，从事尖端环境及医疗技术方面的研发，这些技术大部分面向中国市场。去年通用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60亿美元。通用为了让北京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外国友人”，曾为北京奥运会提供了7000万美元的赞助费，而且是上海世博会美国展馆的最大赞助商之一。如果此时撤出意味前功尽弃。 真正考验外商承受力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知识产权。中国一直将“用市场换技术”作为利用外资的目的之一，希望在生产过程中“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从大量知识产权案件的发生来看，这种“学习”主要是通过侵权的方式取得。但在外资公司日益变得聪明起来之后，这种“学习”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国际社会看来，投入巨资的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其宗旨就是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必然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国方面始终认为西方将知识产权作为战略资源与竞争工具是种恶意的垄断行为。如今中国政府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改变商业法规，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这等于将以往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变成合法强取。面对这一政策，外资要么拱手相让，要么撤资。 跨国公司的最后法宝：拒绝为中国游说 跨国公司只剩下最后一招，即宣称放弃为中国游说本国政府将导致中国与美国及欧盟关系恶化。 多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他们成为连接中美（中欧）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以美国为例，众多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白宫与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美国企业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 “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让中国政府受益匪浅。美国《外交政策》7月20日发表的“亲中游说团之死”一文，就是发挥这一观点，认为如果通用电气、谷歌和高盛等美国企业不再鼎力支持中国，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 北京对此还未表态。但据我多年的观察，北京早已深谙与外商相处之道。只要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并在外商鼻子前晃动“市场利益”这把青草，外商既不会结成同盟与中国政府集体谈判，也不会对中国市场表现出决绝之态。只要它们还留在中国市场，就不怕它们在关键时刻不为中国政府游说本国政府。 在中国这个极度崇拜权力的国度，无论是何种势力都得对权力俯首称臣。本国资本在权力这块巨石面前是只鸡蛋，作为“拥抱熊猫派”主力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龙面前也只不过是只铁皮鸡蛋，二者的区别是前者一碰就碎，后者在碰撞之时犹可以保住蛋黄不流出来，但那铁皮却免不了疮痕累累。不知这些拥抱熊猫派的主将们是否反思过：他们在说服本国政府放弃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并极力美化中国龙之时，就为自己通向今天的道路提供了足够的砂石与沥青？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0年8月2日）
何清涟2025-11-06 06:40👍 0💬 0世界日报∶曹长青西雅图演讲∶台湾冻蒜 中国清算
旅美华裔评论家曹长青应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西雅图分会之邀，8日在台湾会馆的年会中谈台湾的危机及前景，侨胞反应相当热烈。他认为台湾蓝绿或省籍冲突不重要，而是要联合起来，让中国民主，让中国人民也有选举的「冻蒜」，若两岸的领导人都是人民选出的，那麽便有智慧找出两岸最适合的方式来。 他说，台湾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中国用经济文化来统战台湾，但同时军事威胁没有消失。台湾政党轮替但统战更加强，主要是台湾经济没对策，在经济上，台湾也没有获得好处，中国吸引台湾资金，有一天用来威胁台湾，掌握台湾经济命脉，要胁一国两制。 他说，中国对台湾外交空间打压没有变化，一直持续。他表示，危机来自马英九政府的一厢情愿地外交休兵合作，但心防严重脆弱，忽略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及战略意图。 他以台湾选举时的「冻蒜」及中国的「清算」来形容两岸最大的不同。他支持台湾，不管是马英九或陈水扁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民选。希望有一天中国和台湾一样有选举的「冻蒜」，中国民主，中国人民也有选举的「冻蒜」。若两岸的领导人都是人民选出的，那麽便有智慧找出两岸最适合的方式来，两岸有对等平等，用和平的方式对谈，「保住冻蒜，拒绝清算」。 他说，今天遗憾的是马英九政府对中国的幻想。他说，今年5月29日台湾远见杂志的民调显示82％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海两边是一边一国，反对现在和中国统一的有69％。另外台湾的财讯杂志的民调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飞弹对准台湾，是台湾最大的敌人，66％的台湾民众不同意和中国谈经济合作，损害台湾的主权，连马英九也说要和平对谈，先撤飞弹。 他说，他对台湾人民有信心，因为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及民主的国家，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不接受统一。他也认为中国人民每天都在走向这个自由民主的方向，中国自由的空间也在扩大，现在是中国政府在拒绝。但像71年历史的苏联共产政权，三天就垮台，这就是人民的渴望。他说，「两岸的分歧不是人民的对立，是价值的对立，但人类的方向，冻蒜的价值最终会大於清算」。 他表示，台湾的前景是台湾的人民「拒绝统一，保护台湾」，来反对「两岸一中，走向统一」，因为两岸一中走向统一违背台湾的民意，蓝绿都不会同意。 他说，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统一，不支持维持现状，他支持台湾人民选择的权利，不是任何政党来决定。 （——原载 《世界日报》2009年11月11日，http://sf.worldjournal.com/pages/full\sfwest/push?article-%E6%9B%B9%E9%95%B7%E9%9D%92%E8%AB%87++%E5%8F%B0%E7%81%A3%E5%87%8D%E8%92%9C+%E4%B8%AD%E5%9C%8B%E6%B8%85%E7%AE%97%20&id=4423569-%E6%9B%B9%E9%95%B7%E9%9D%92%E8%AB%87++%E5%8F%B0%E7%81%A3%E5%87%8D%E8%92%9C+%E4%B8%AD%E5%9C%8B%E6%B8%85%E7%AE%97&instance=sh\bull\_left1 ） 2009-11-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7👍 0💬 0曹长青∶中共 19 大的毛二世
中共自1921年成立，每五年开一次党代会，至今19次，前後96年。尤其是中共建政之後，谁当上共产党总书记，谁就掌大权。在历届的党代会中，专权最严重的有两次，一是文革高潮1969年开的9大，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统治地位，再一次就是今天的19大，习近平要全面掌权，做“毛二世”。 48年前的中共9大，号称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实质是共产党严重分裂、失败的大会。因为之前中共8大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等，绝大多数被打倒，被红卫兵批斗，根本不能参加九大。毛的亲信林彪掌控军队，实质是一次军事政变，红卫兵无法无天的背後，不仅有毛泽东的煽动支持，更有军事力量的撑腰。 那些被清洗的原八大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等，恐怕没几个真心反毛，只是毛太猜疑，另外，他还想通过打倒老干部、摧毁行政体系，从上至下，一杆子插到底，直接领导红卫兵，进行他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其实就是他的个人独裁，等於建立了一种类似邪教的体系，毛成为“教主”。 9大的结果使中国陷入更沉重的灾难。十年文革，仅据中国官方报告，就导致二百万人丧生，七百万人伤残，七万个家庭被毁。所以後来共产党也不敢肯定文革，连毛本人死前也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台湾，二是文革，他也承认，对後一件大事，很多人（指党内）有意见，好像他自己也意识到做错了。 从中共建政到毛去世，他前後掌权27年，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时间（十年）是进行文革浩劫，之前则有反右、人为政策造成的大饥荒导致的四千万中国人丧生等等，可见这个独裁者，对中国，中国人的罪孽之深重。 今天，中共19大在很大程度上是9大的翻版，其主要目的是习近平谋求绝对权力。毛死後，中国主要经历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届领导人，虽都是共产党统治，但都没达到今天习近平的专权程度。在19大前，虽然西方等很多人士猜测谁会成为政治局常委等，众说纷纭，但共识是，习近平会掌握大权，他要做“毛泽东第二”。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习要做中国的皇帝；不约而同，《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哈佛教授阿利森（Graham Allison）的专文，也指出习要做“中国21世纪的新皇帝”。国际知名的英国《经济学人》则说，习近平是邪教的教主（The cult of Xi）。 在今天全球民主化时代（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有130个是多党制、选举的），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却要恢复帝制；党的领袖成为新的皇帝已经是倒行逆施，而且比“帝制”更可怕的是，还要成为邪教的教主。邪教掌权，比任何专制都可怕。毛的9大，把自己变成了教主，今天的19大，习近平要走这个老路。 但是，习近平要做“毛二世”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时代变了，今天的中国（更不要说世界）都不是毛的文革时代了。习近平有太多的不平之路要走，至少要面对三个困境∶ 第一，毛是第一代打江山的领袖，所谓“缔造者”，对党内党外都有特定的威力。习近平不是打江山的，既没有那种地位，更无那种权威。 第二，毛是独裁者，但他确实读了不少古书，谈古论今，能通俗易懂地讲话，很有讲话能力，煽动能力。而且他的自创体书法，尤其诗词能力等，也确实迷惑很多人。抗战结束後，毛到重庆跟蒋介石和谈时发表的诗词《沁园春.雪》，虽然有帝王的野心，但其文采，令舞文弄墨的诗人柳亚子等也信服，蒋的文胆陈布雷也称赞其“气势磅�@、气吞山河”。相比之下，今天的习近平，只能靠谎言展示他的虚荣和心虚——到美、英、德、俄等四个国家访问，都背诵这几个国家的一长串经典作品的书名，说他都读过。且不说那些经典作品的数量他根本不可能全都读过，而且他今天如金正恩般愚蠢的独裁行为，更证明他没受过任何西方人文作品的薰陶和影响！一句话，除了有毛泽东的狠，习近平没有一丝一毫毛泽东那种迷惑大众和知识份子的独裁者特有的个人魅力。全国上下，从百姓到他身边的高官，无论是叫他“习包子”还是“习大大”，没有任何人对习有当年人们对毛那种发自内心的敬畏。 第三，更重要的是，今天不是文革时代，中国人不是都像北朝鲜那样被封闭在火柴盒子之中，与世隔绝，而是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网路让资讯冲破独裁者的思想牢笼。中共虽然用防火墙、严控网路、实名制等等手段，甚至比封建朝代的株连九族更多一个∶惩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群主，但网路的发展太快了，中国的线民太多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老百姓翻墙、破网，获得外部真实资讯。资讯一定会解放中国人！ 据中共官方资料（互联网中心），截至2016年底，中国线民规模就达到7.31亿，今年底将增至7.6亿，超过了欧洲总人口（7.4亿）。中国14岁以下人口2.74亿，65岁以上是1.2亿，加起来近4亿，这个年龄段的人使用网路有限，那麽中国14亿人口去掉这4亿，等於10亿人中有7.6亿、76%使用网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中国线民比例超过全世界平均水准3.1%，超过亚洲平均值7.6%，过去三年中国使用网路的人数都以10%的速度增长，现在使用手机网上支付结算的已超过50%。这个新科技的发展和趋势，将会是习近平称帝的“梦魇”！ 当年袁世凯称帝，被一张报纸骗了，他儿子袁克定制作了一份假《顺天时报》，上面全是对袁世凯歌旦 德、赞同帝制的文字。当袁世凯有一天偶然看到了真的《顺天时报》，看到天下对帝制一片骂声时，他的皇帝列车已经无法刹住了。结果他称帝83天就下台，称帝157天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死了！ 今天，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党的喉舌，本质上就是假的《顺天时报》，也是一片对“习皇帝”歌旦 德，莺歌燕舞。真实明缮 A不仅国际上的专家学者和媒体等都在评论、批评习近平要做中国的新皇帝，海外中文世界更是一片抨击、嘲讽。一个19大报告，念了三个多小时，换来一片蔑视。 袁世凯是没看到真的《顺天时报》，真实地被欺骗了。面对真实，他本人也明白了，皇帝梦只是一场梦，大概是懊悔、羞耻心让他陪上了自己的性命。今天，习近平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中国之外是一片真的《顺天时报》，清清楚楚地封杀真实的声音，他远比袁世凯恶劣百倍、千倍！习近平的智商就是连他的皇帝梦是噩梦都不知道。中国人当然是太倒楣，推倒皇帝百年後，自由度竟然不如百年前！但是别忘了，当今世界没有一个独裁者有好下场，习近平绝不会例外！ 2017年10月19日於美国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17-10-0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31👍 0💬 0从刘醇逸惨败看纽约市长选举
已执政12年的纽约市长彭博（布隆伯格）不再连任，明年的纽约市长空缺，刺激了无数政治雄心者。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共和党，昨日举行了党内初选，决定明年的市长候选人。 纽约市长在美国政坛地位特殊，因纽约是全美以至世界最有名气的都市，所以市长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全国、甚至是世界性的。这次是当任市长不再参选（没有在任者竞选连任的优势），所以各界竞争者可谓挤破头。在民主党方面，就有13人竞争，共和党方面则有6人，加起来，一个纽约市长引来近20人角斗（上届美国总统大选，正式候选人有253人，权力真是诱人呵）。 按美国政治光谱，纽约是左翼民主党的地盘，在总统大选中，过去几十年（除了雷根连任总统时之外）都是民主党获胜。所以这次民主党的市长初选，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谁在党内赢了，谁就有可能是下届纽约市长。 在昨天的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中，五名主要参选人已「水落石出」。被视为可能是第一个华裔纽约市长的刘醇逸（John Liu）惨败，得票率只有7%，名列第四；垫底的是前联邦众议员、因性丑闻而闻名的韦德（Anthony Weiner）。 韦德垫底可想而知，他的怪异「性行为」已成全美笑料。在担任联邦众议员时，他居然把自己的相当不雅照用skype发给女孩子（本来是要发给一个人，结果不小心发给了几万个他的跟随者）。被迫辞去议员后却不知羞耻、不闭门思过，还好意思出来选市长（实为出风头）。令所有人下巴都拉长了的是，在竞选市长期间，他竟然继续给女孩子发那种近乎裸体的不雅照，行为根本不像个成人，如同街头小混混。他出来选纽约市长，真给所有纽约人丢脸。 我很早就见过这个韦德，他被迫辞职前是我在纽约居住的那个区的议员，几次到我们小院里来讲话，因为那个院里的居民多是很左倾的犹太人（通过和他们聊天得知），是韦德的铁票房。当时就对他左疯的观点无法忍受，但他很有讲话能力，可以一口气不带标点符号地唱半天最「政治正确」高调，所以深得那些包围我的左倾邻居们的青睐，于是我家的两张右倾选票每次就是石沉大海一样地无意义。 这次韦德在市长选举中垫底当然很恼怒，但他一如既往，不是深刻检讨自己的病态性暴露癖等问题，而是面对NBC（美国三大无线电视之一）记者追问时，居然举出中指（最粗俗的用性行为骂人手势）。这个画面被媒体拍下后，不仅被电视报道，更是流行网络。一个曾是联邦议员、竞选纽约市长的人，居然如此不堪！ 韦德获得5%选票，是「德」该如此。但没有「性胡来」的刘醇逸只是拿到7%的选票，跟韦德不差上下，这是怎麽回事？关心选情的美国人，其实也是早已知道答案，刘醇逸也是「德」该如此。 在全部五名民主党主要参选人中，只有刘醇逸担任主计长时的竞选财务主管被逮捕控罪，因涉虚设捐款人头，等于选举作弊。除此之外，力挺刘醇逸的纽约福建同乡会长也因向刘提供非法献金而被控罪 ，这两位募款助手将在9月20日被法庭宣判刑期。这些丑闻，严重影响了刘的选情，并导致他的350万美元的政府竞选补助资金被取消，从名声到资金双重受损。 全美发行量排名第六的《纽约每日新闻报》今年6月30日发表社论甚至把刘醇逸称为「藐视法律的人，也是伪君子」。全美大报《纽约时报》更是多次报道和批评刘醇逸，舆论走向都不利于他的选情。 另外刘醇逸在法轮gong问题上深陷争议，被批评为偏袒中共势力。刘醇逸父母来自台湾，所以他获得一些居住纽约的台湾人的支持。但媒体报道指出，刘醇逸更游走于中共领馆和亲共侨团之中，被称为「两头通吃」。而且媒体报道说，刘的大头支持者是「亲共侨团」和背后的中共使馆。刘醇逸曾获得中共对外统战机构（也是情报收集机构）的「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颁发的「中国十大海外优秀青年」称号。 刘醇逸本人清清楚楚，他的父母来自台湾，他本人是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正面对中共武力威胁（被千枚飞弹瞄准）时，作为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他当时任纽约市议员），怎麽能接受中共官方的什麽「中国海外优秀青年」称号呢？而且，刘醇逸当年获得这个称号时，已过了40岁，哪还是什麽「青年」。 中共颁发这种所谓「中国」海外优秀青年奖，明明白白是统战，但刘醇逸不仅欣然接受，据中国的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介绍，刘还亲自跑到中国参加颁奖典礼、领取这个奖。这些争议，当然也影响了刘醇逸的选情，所以他才会惨败，跟那个违背道德的韦德并列垫底。 除了韦德和刘醇逸，另外两名民主党参选人的败选，也不出意料。其中排名第二的（得票率26.2%）是原纽约市主计长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他是参选人里唯一的黑人，居然想靠大打非裔牌而胜选。在纽约这个多元城市（黑人在全美人口占13%），靠打黑人（肤色）牌显然不灵，更不正确。虽然他曾竞选过市长（以46%对51%败给彭博）、有相当名气，但败北是正常的。 得票排第三（得票率15.5%）的唯一参选女性、纽约市议长柯魁英（Christine Quinn）原来呼声很高，曾一度领先（得到现任市长彭博力挺），但很快泡沫化。这位公开的女同性恋者，显然不被纽约选民看好。 获得第一名（得票率40.3%）的是纽约市公益维护官白思豪（Bill Blasio），他不是黑人，不是女同性恋者，不是手下募款主管被控罪的华裔，也不是性暴露狂；所以他被选民看中。如果没有其他意外，今年11月初的纽约市长选举，他就会代表民主党参选。 共和党方面，虽然有五六位参选人，但实际上只是在两人中选择，一是前共和党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副手（副市长）、曾任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董事长的拉塔（Joseph Lhota）。另一位是超级市场大亨。但那位「超级大亨」被媒体报道也是行为怪异。结果是从政经验丰富、举止言谈得体的拉塔轻松获胜（得票率52.7%）。所以11月5日的纽约市长选举，基本就是这位前朱利安尼副手Vs. 那位民主党初选获胜者。 虽说纽约的选民结构是民主党占绝对多数，但自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那年）这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过去五届纽约市长选举民主党都没赢过。朱利安尼是共和党，彭博是共和党跳槽到独立派。那麽下次纽约市长是哪个党？ 民主党候选人具有党派优势，但很多纽约市民怀念那位大刀阔斧整顿纽约治安、整体改变了「大苹果」面貌的市长朱利安尼。最近一份关于50年来所有纽约市长评价的民调中，朱利安尼排名第一（郭德华第二，彭博第三）。这次他的前副手拉塔代表共和党出马，得到朱利安尼力挺，所以不排除共和党人再次执掌纽约的可能。 而且今天《纽约时报》引述接近彭博的人士说法，现任市长彭博可能支持拉塔，因为拉塔跟他的管理风格和理念比较接近，都是重商的，务实的，而不是左派那种意识形态狂热——这次民主党初选获胜的白思豪，就以高税收、重炮抨击纽约警方检查证件权等而知名（白思豪是白人，妻子是黑人，在嫁给他之前是知名的女同性恋者），这两点都跟彭博风格背道而驰。如果拉塔得到朱利安尼和彭博两位市长的背书，那他真的就可能接着「书写」纽约的市长历史！ 2013年9月11日于美国 曹长青的推特 2013-09-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05👍 0💬 0川普经济学效应及其导引下的中美关系
何清涟 川普在美国出现的意义，与邓小平在当代中国的意义相类似：政治上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经济上大力招商引资，从而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只是美国与中国当年的国际地位不同，川普经济学（Trumponomics）的影响立刻发散，不管各国及受影响者如何不愿意，都得很快做出反应；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十余年后才彰显成效，西方各国是自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大量正名舆论准备，才鱼贯而入中国市场。 川普主义的基本特点；实用主义 在川普阵营中，尝试对“川普主义”做出哲学解释的是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1月10日，他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演讲中对川普主义特征做了概括：以美国利益优先，以实用主义为特征。针对美国现状，实施增加就业、贸易谈判（即反对者抨击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贫困小镇经济、减少联邦监管、在美墨边境建墙等等。针对相关批评，金里奇阐释说，“川普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什么理念主义者。”他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在西方哲学思想上所做的唯一贡献，其核心就是，“你根据事实来归纳总结理念，而不是用形而上的理念来解释事实。……川普主义衡量的是结果，而不是努力；衡量的产出，而不是投入。这是与官僚主义的福利国家的根本不同。”川普和“川普主义”之所以成功、产生巨大能量，是因为川普愿意倾听民声，听到了社会中反感华盛顿官僚政治、反对贸易协定、要求创造就业的强烈呼声。 金里奇还指出，川普以及“川普主义”的胜利将成为美国政治的巨大分水岭。一年之后，事实就会证明，川普主义究竟是自从罗斯福新政以后80多年来美国社会发展趋势（自由主义、大政府、政治正确等）的一次短暂偏离，还是美国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变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分水岭。 川普“推特施政“；世界跟其节奏起舞 川普的推特施政是美国权力交接之前的一道景观。结果是：旧的总统还未离开白宫， “川普经济学”已经在型塑影响世界金融市场。不管《纽约时报》及其他媒体大力讥讽川普的“推特施政”非常不靠谱，各国领导人及投资者天天都盯着川普的推特，想看看他又说了什么。在大选中一边倒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华尔街也无可奈何地承认，研究川普的推特在11月8日大选之后成了投资者的“必修课”。 量化研究公司FusionIQ股票研究主管Barry Ritholtz据此创造了POTUS指数（The performance on stocks Trump has praised or disparaged），分析川普表扬或批评过的公司之股票表现；川普推特表扬过或者认可的公司（即公司高管被吸纳成内阁成员或顾问），表现都不错，被归于寡头指数（Oligarch Index），柯罗尼资本、 埃克森美孚, Facebook 、高盛集团、摩根大通、软银集团等十几个公司列于其中。另一个团体则是川普抨击过的公司，被归于耗尽沼泽指数（Drain the Swamp Index），表现不佳，如亚马逊、波音、通用汽车、家乐氏公司（Kellogg）、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梅西百货、《纽约时报》、百事集团与Twitter等10多家公司归于此类。研究者宣布，川普创造的这两个不同群体拥有截然不同的前景。 可以说，“川普经济学”已经成形，其内核就是我曾总结过的两个中心（对内，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放弃意识形态之争，不干预）、四项原则（减税、吸引外资、再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提高美国的就业率这一目标服务。不管是否愿意，如今世界各国已经按照川普经济学在规划自身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在川普批评日本丰田汽车在墨西哥建厂的计划之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出来打圆场：丰田在美国一直在争做良好的企业公民，希望美方能理解日企对美国经济的贡献。 北京对“川普经济学”的迂回响应 按川普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不干预的方针，美中关系应无大碍。但因为川蔡电话这一小插曲，掀起了对中国的冲击波 。但对这轮冲击波最感焦虑的似乎不是北京，而是美国的民主党及中美关系的众多智库人士，其中包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许多重要成员。现在这种担心已经结束，1月上中旬，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四国时过境美国，但川普本人及其团队人员都没有和蔡英文会面。我当初就认为美国政界对川蔡电话有点反应过度，因为台湾在中美关系的棋盘上是一枚闲棋，川普知道其中深浅之后，不会让台湾问题干扰他的中美关系大棋局。 研判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就会发现，中美关系已经回到我在《川普时代中美关系新棋局》一文里所言，不纠缠于意识形态（包括一中原则）、注重经济合作这条轨道，标志是中国方面的献策者与企业界头脑人物先后而至。从身份上来看，这些人士都与中国政界关系密切，而且组合微妙。 先说献策者林毅夫。林毅夫在中国政府智囊中有特殊地位，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现任中国政协常委，被视为中国政府的经济代言人。1月5日，林毅夫在纽约一次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经济年度预测讨论中，赞扬了川普“理解基本建设的重要性”，“希望美国发挥世界领袖作用，跟中国携起手来”，共同支持他带来的一份《全球基本建设倡议》，宣称“如果美中联合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建设进行投资，就可以为美国带来3%到3.5%的年度GDP增长，从而使美国从金融危机中彻底复苏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安邦董事长吴小晖的登场更早。已投入巨资在纽约安营扎寨的吴小晖于11月16日，即川普胜选的一周后，同川普的爱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见了一面。《纽约时报》最先报道这次会晤，并强调吴小晖的特殊身份，指出吴的公司“素以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其中包括与其他知名共产党高层家族的联系）闻名”，但《纽约时报》显然没能明白这次见面的真正目的，因此报道重点是揭示“川普及其家人与境外实体之间复杂的生意往来网络”，指出“这些联系有可能影响其秉公履行公职的能力”。 1月9日，川普在纽约川普大厦会见中国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事后发推表示“两人要携手搞大事情”。马云在会见中表示，阿里巴巴将在未来五年为美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侧重支持美国中西部的小企业，让它们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将农产品和美国服务销售到中国和亚洲。 吴小晖与马云的身份妙就妙在其“民营”名号，却又让所有人明白他们代表什么力量在行动。中国军方企业与国企此时来美商谈投资，则会徒增麻烦与变数。 中美经济关系新蓝图 中美关系棋盘上落下这三子之后，美中经济关系蓝图已隐约可见： 林毅夫代为传达的意思是：川普总统要大力发展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愿意合作，基础设施需要的钢材、水泥及其他建材，中国正是多产之国，如果美国愿意屈尊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双方合作将成就双赢之道。 库什纳行将出任白宫高级顾问，并表明将处理掉名下的主要房地产和传媒资产，辞去其家族房地产企业库什纳公司（Kushner Companies)的首席执行官一职。这表明吴小晖与他建立私人交往，目的不在商业利益——以吴小晖之能，商业利益随处可捞，不必要成为《纽约时报》等“川普专职耙粪者”的媒体的靶子，吴小晖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南海与白宫搭建桥梁。 马云来美投资计划的要点是冲着川普的痒处“中西部就业”而来，虽然国人都知道他那为国人提供3000万就业机会的业绩水份颇多，因为那是按登记的商家计算的，各位商家每年营业额上千万还是一万，都算一个就业岗位。但其意义在于适应了川普经济学要各国资本响应之需，让美国新总统看到扩大美国就业的光明前景，记住了马云的名号。于北京来说，既收投石问路之功，又多了一条与白宫沟通的管道。 目前，奥巴马及其内阁高官都借卸任演说之机，给这位新总统进言。国务卿克里公开表示：“我对下届美国政府的建议是，与中国非常密切地合作，并试图让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则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警告说，过去18个月中国为捍卫人民币而采取的措施显示出，中国政府已放弃使用人民币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的做法。如果忽视中国政府最近为开放经济采取的举措，贸然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则将危及中国在其它重要地缘政治问题如朝核问题上的合作。 为了安抚美国政界及国际社会的不安，金里奇在阐释川普主义时特别澄清：“川普并不想要发起贸易战，而是希望通过贸易谈判来扩大对美国有利的贸易”。 离1月20日只有数天，川普主义与川普经济学将正式登场，世界在这种等待中的忐忑不安终将结束，如何应对将成为重点。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1月11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china-us-20170111/3672500.html）
何清涟2025-11-09 00:58👍 0💬 0法国精英为美国说公道话
【编者按∶文中所介绍的法国思想家雷弗尔（中国大陆译为“勒维尔”）在45岁以前是个社会主义者，曾是法国左派总统密特朗的演说稿撰写人。在冷战时代，法国等欧洲很多知识分子热衷歌颂共产主义和毛泽东，雷弗尔则坚持自由至上的原则，被视为欧洲“古典自由派”的代表性人物。七十年代，雷弗尔出版了《没有马克思，没有耶稣∶美国开始一场新的革命》（Without Marx or Jesus: The New American Revolution Has Begun）一书，被视为他正式转向法国著名保守派知识分子阿隆（Raymond Aron）所代表的思想传统（阵营）。他的儿子是知名的和尚，信奉藏传佛教，他们父子俩的对话集《和尚和哲学家》（The Monk and the Philosopher）成为畅销书，在法国卖了30万册；台湾出版的中译本也很畅销。雷弗尔晚年的重要著作是《反美主义》（2003），批判法国等欧洲知识分子的反美狂热和荒唐。雷弗尔于2006年去世。他的遗著、评论社会主义在苏联垮台的《乌托邦的最後出口》于2009年在纽约出版，去年又再版。下面这篇文章是余创豪2005年所写的“托克维尔的问题、雷弗尔的感叹∶法国知识分子论美国”一文的节选。标题为本网所加。】 ┅┅美苏冷战时代就有“二十世纪托克维尔”之称的雷弗尔（Jean Francois Revel）是法国学院不朽名人堂40人之一，曾是大学教授，现在是作家和编辑，他生于1924年，经历了二次大战和美苏冷战。 二次大战之后，虽然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但是，法国社会却逐渐滋生出浓厚的反美情绪。 二战之后，法国企图恢复对前殖民地越南的统治，于是与越南的胡志明军队展开激战，美国向法国提供武器和军费，1953年法国鉴于越南战场失利，便要求美国空袭越南、甚至采用原子武器，但这个要求美国没有应允，结果1954年法军全面溃败，法国政府对此耿耿于怀。 韩战爆发之后，法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传媒，指责美国怂恿南韩侵略北韩，不过，战争爆发之际，汉城马上失陷、南韩退守至半岛南端，为什麽侵略军的准备如此不充份？那些欧洲传媒则语焉不详。 1953年美国政府宣判卢森堡（Rosenberg）夫妇为苏联间谍，随后将他们判处死刑，此举掀起了欧洲各国人民的示威，他们认为美国借反共为名、压迫政治异见人士，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这宗案件是“合法的严刑逼供，令整个国家染满血腥。”（a legal lynching that has covered a whole nation in blood）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与西欧恐惧苏联扩张，于是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同盟。但是，戴高乐不想美国独揽大权，1958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要求英美将北约的防护范围扩展至全世界，又说法国应该加入英美，拥有指挥北约部队的权力，但英美并没有满足戴高乐的要求。1959年，戴高乐宣告法国的地中海舰队和空军脱离北约指挥，而且美国不能够在法国境内设置核子武器。1966年，戴高乐宣称法国军队不会成为北约部队的一部分，一年之后，北约总部撤离法国的凡尔赛。 ●没有马克思、没有耶稣 雷弗尔说自幼通过法国和欧洲传媒所认识的美国，都是极其负面。后来，他有机会来到美国居住，亲身体验美国的社会、文化，他惊讶于从前在欧洲关于美国的所听所闻，都与事实有很大距离，他在名著《没有马克思、没有耶稣》里面，尝试澄清欧洲人对于美国的误解。1969年他作出这个预言∶美国即将经历“第二次伟大的世界革命”，第一次世界革命是民主在西方兴起，第二次世界革命，是美国以自由主义为世界带来深刻的改变。 当时，预言自由主义兴起是反潮流的微弱声音，1967至68年，法国连续爆发了全国性的工人罢工、学生示威，这些运动都是反资本主义、反自由主义、反建制、反美国，在一些法国大学校园里面，甚至竖起了红旗和越共的旗帜，并且贴满了列宁、马克斯、毛泽东的相片。但是，其后的历史潮流并没有站在示威群众的那边，众所周知，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跟著东欧自由化、苏联解体。 美法的隔膜延续至1980年代，1986年美国里根总统计划轰炸利比亚，以报复其恐怖活动，法国拒绝美国飞机使用法国基地，不过，利比亚对法国的“回报”，是在1989年派遣特工炸毁一艘法国航机，导致170人丧生。 ●欧洲人自作孽 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反美情绪并没有因著冷战结束而改变，伊拉克战争更加将美法关系推至冰点。在《没有马克思、没有耶稣》出版之后30年，雷弗尔写了《反美国主义》一书，分析反美情绪。 雷弗尔指出∶美国是影响全球的超级大国，理应批评她、制衡她，事实上，美国在对外政策中的确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他认为大多数批判，都是基于偏见和歪曲事实，例如说卢森堡间谍案是美国政府残害无辜，根本是不尊重史实，苏联解体之后，前KGB特工已承认卢森堡是苏联间谍。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是资讯自由的社会，要公平地分析美国的优点和缺点，本来并不困难，一般人可能没有时间阅读大量资料，客观报道就成为了知识分子和传播媒介的责任，可惜，因著偏见和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传媒都误导了民众。 他举出不少例子，指出许多针对美国的批评，都是自相矛盾，例如戴高乐批评美国虽然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中帮助法国，可惜两次都太迟（一次大战爆发于1914年，美国在1917年参战；二次大战欧洲战场于1939年开战，美国在1941年参战）。美国主导成立北约，正就是想防患未然，但是戴高乐却拒绝加入北约的军事同盟。 反对美国主导全球化的法国人，批评自由贸易只会令大国得到最大利益，可是，当美国政府提高关税保护本土的钢铁工业时，法国人又批评这种保护主义。其实，不但反全球化和反保护主义是自相矛盾，而且，提起保护主义，法国对本土农业的补贴，比美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国亦反对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理由有两个∶第一，这所谓防御系统在技术上是不可能成gong的，第二，飞弹防御系统令美国如虎添翼，她可以用飞弹攻击人家，反过来人家不可攻击她。雷弗尔说∶这两个论证前后矛盾，若果防御系统不可能成gong，美国又怎麽可能在防御系统下不受攻击而独霸天下？ 雷弗尔不客气地说∶一些法国人反对美国的霸权，是因为这个霸权不是法国。那些法国人对美国人的批评，完全适用在自己身上。他说∶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霸权，并不是因为美国打压欧洲，而是欧洲自己沉沦。1945年西欧成为废墟，1991年东欧遗下一个乱摊子，这是欧洲人自作孽！ 二百多年来，美国未曾出现一个独裁者，二十世纪欧洲却出了一大堆（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斯大林、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谢鲁索斯基┅┅）。巴尔干半岛危机开始于1990年代初期，直到90年代末期，欧洲人仍然没法将问题解决，结果美国介入、轰炸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人才逃过民族大清洗的厄运。 除了为美国辩护之外，雷弗尔还举出了不少美国胜过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地方，例如近年来美国的失业率维持在5%之间，但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失业率却远超美国，有些甚至高达百分之十几；美国吸纳了大量移民，一方面这些移民可以融入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亦可以维持著本身的文化特色而不受主流排挤，可是，法国社会的外国移民一直以来都是边缘人。 雷弗尔慨叹∶若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继续盲目地反美、拒绝向美国学习、拒绝跟美国维系建设性的关系，欧洲和美国的距离只会越拉越远。若要摆脱依赖美国，就更加要冷静地考虑怎样采纳美国的优点，令欧洲强大起来。 ——读者推荐 2015-11-0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32👍 0💬 0联通背后身影：政商学三栖的江绵恒
何清涟 2月5日，中纪委公布了涉及多家单位的“巡视清单”，其中，“国企利益输送、选人用人问题等较为集中”。在公布的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船舶、中国联通、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团等6家当中，海内外媒体关注点集中于中国联通的“权钱、权色交易”上。其原因是，这家公司背后有贵公子江绵恒的身影。 利益网的中心：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相继被调查的两位联通高管张智江与宗新华，多被海外媒体说成是江公子爱将，理由是中国联通2008年与江绵恒创立的网通合并，江是联通背后的实际掌控者。 联通合并的线索纷繁，其中的主力大网通是在2001年的南北电信分拆中由多家单位重组而成，与江公子有关的是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创办的老网通。在2001年南北电信分拆之后，退出的是江公子在网通的合作者田溯宁（田因此成为“官商合作失败的案例”），没听说江公子将旗下产业拱手奉让。据江公子热爱做企业家的诸多事实推断，他应该没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那份谦虚，因此，张智江与宗新华两位联通重臣被说成江公子爱将，有几分道理。据财新文章称，目前联通的事情还刚开始揭锅，中央巡视组巡视虽已结束，但各类举报仍然不断飞向中国联通高层、纪委甚至媒体，将来拔出多少萝卜带出多少泥来，还在未定之天。 由于江公子低调内敛，百度百科上江绵恒的简历非常简单，传说中的商界巨头身份浓缩在不到50个字里：“并担任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CNC）、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等单位的董事会成员”，既未说明这些董事会成员的起始时间，也未说明是否同时担任。问题是，堂堂中共总书记的大公子，真就是一介普通的董事会成员么？ 经查核各种资料，江公子与上海联和的关系如下： 北青网2015年1月19日发表《江绵恒的人生角色》，文中提到，1994年9月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创办，江绵恒是法人代表（经查，江是法人代表兼董事长，首任总经理为杨雄，现任上海市长）。资料显示，上海联和投资是由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隶属于上海市国资委。该公司投资领域涵盖科技、电信、航空等诸多方面，比如电信软件领域的中国网通、微软MSN；交通航空等领域的上海汽车、上海航空、上海机场；金融领域的上海银行；文化领域的凤凰卫视及美国梦工场与中国上海合资建议的东方梦工厂等等。这些产业的背后都有上海联和投资的身影。这篇文章还配有一张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度报告的扫描件，江绵恒的身份是该公司的法人代表（通例法人代表担任董事长）。 新太子党进入资本市场的开路先锋 在“红二代”这一称呼兴起之前，中国高层的子弟被海外媒体与京城耳语称为“太子党”。其中参与中共建政的高干子弟被归入“老太子党”；第三、四代领导人的子弟被称为“新太子党”。这两类太子党的致富方式不同，后者更偏重于金融领域。 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在《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Financial Times: China: To the money born）有这样一段描述：“江绵恒20世纪90年代早期返回上海，他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追捧，他们认定他是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合资伙伴。现在，他控制了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运营上非常类似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算起来，温云松的新天域、刘乐飞（刘云山儿子）的国开金融等从事私募股权基金业务的公司，比江绵恒的上海联和整整晚了十多年。可以说，在资本市场上，江绵恒当之无愧地成为新太子党的开路者。 上文并未忘记江公子的“开路者”作用。文章说。江绵恒和朱云来“作为‘第三代’技术官僚领袖的孩子，他们为当今太子党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一位和很多太子党打过交道的人士评价，‘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这些私募基金会投向什么地方？一般情况下，这都是商业秘密。但最近一条新闻可以让外界看到这种投资有与地位相等之人“联姻“之作用，《安邦大冒险》（财新2015年2月2日）谈到，上汽集团与中石化是邓府孙驸马吴小晖的安邦公司的发起股东，初期均占股20%，并列第一大股东。此后，中石化由于陈同海出事，逐渐淡出，随着安邦不断增资扩股，上汽、中石化集团股份逐渐被稀释，至2011年增资后，上汽占比已下降到6.317%，中石化则下降到2.817%。 金盾工程核心人物，中国局域网的创始者 目前，中国人对中共用尽全力将中国互联网打造成局域网很感愤怒，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将中国互联网打造成局域网的创意由谁最先提出并付诸实施。早在2001年，中国国内还不太了解金盾工程是什么性质、参与公司纷纷将参与此项工程引以为荣之时，美国研究者Greg Walton在其研究报告《中国的金盾工程》（China’s Golden Shield）中谈到，尽管中国为加入WTO摆出一幅对外开放的姿态，“但是部份官员仍然紧紧抓住仅限中国通的信息网络梦想，誓要将那有危险引诱的世界互联网封锁。江泽民的儿子，科技界名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博士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中表示：‘中国必须建设一个与国际互联网分离的国家网络’。” 这一耗资巨大的金盾工程中，江绵恒与其密友田溯宁创立的中国网通成为中国刚兴建的网络监控工程——金盾工程的核心成员，江绵恒是整个工程的领导人物。 前面提过，中国网通因为有江绵恒做后台，在2001中国电信南北分拆大洗牌中，网通竟能将中国电信在北方的半壁江山通通收入囊中，演出了一出“小蛇吞大象”的中国资本市场神话，让业内人士惊叹不已。 由于江公子的低调与神秘，他做了很多很多大事，外界只知晓一二。《江绵恒的人生角色》提到，1999年7月中科院批准启动“上海高技术研究发展基地”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该基地由当时江绵恒任所长的上海冶金研究所等组成，被誉为中国高新技术研究的“国家队”，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对这一创新工作提出了“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要求，上海冶金所由此调整主攻方向，以通信与信息、微系统、微电子作为目标，江家父子一起联手绘制将中国互联网变为局域网的蓝图。 在列举江绵恒的“科研成果”时千万不要忘记，人们深恶痛绝的网络监控的起步与壮大，这块“军功章”有江家父子的一半。江绵恒被《华尔街日报》称为“电信市场的革命者”，该文作者没想到的是，这“电信市场的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监控技术的大发展，其结果是将中国带入《1984》里那种“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情境。 三栖的成功故事何时进入结尾？ 江公子绵恒的信息，国外媒体有如汪洋，其中真假难以辨识。本篇文章取材基本来自不敢就国家领导人信息乱说乱动的大陆媒体，以及信誉可靠的英文媒体，描绘的只是这位政界、商界、科技界同时三栖的贵公子几幅人生剪影——请读者务必注意“同时三栖”这一词，目前，就公开资料而言，能够同时三栖并享受官员、企业家与科学家之荣耀与实惠的，除江绵恒之外尚无其他贵胄子弟。目前风头正健的李小鹏只能弃商从政，在“鱼与熊掌”当中择一而食，未能二者通吃。 按照中国反腐的传言先导模式的六步曲，“亲信及家人出事”算第二阶段；元旦假期江泽民一家三代人在海南东山岭旅游的消息发布之后又全部删除，进入第三阶段“公开露面或发文辟谣”；江公子提前一年零四个月从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任上退休，北青网1月19日那篇《江绵恒的人生角色》算进入第四阶段“大陆媒体影射”。至于是否还会有“官方公布”、“媒体扒皮”，非我等外部人所能预知。 江绵恒等太子党的幸运，来自于中共政治体制产生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他们的富贵如果没能永葆，只能怪中共结束了领导人任期终身制。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2月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50207/2633155.html） Greg Walton： China’s Golden Shield: http://books.google.com/books/about/China\s\Golden\_Shield.html?id=S9rP0A2q14UC
何清涟2025-11-06 05:45👍 0💬 0新疆问题：中国马尔萨斯陷阱的发散效应
何清涟 这次昆明3.1事件发生后，舆论分化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大陆言论几乎一边倒的痛斥疆独的恐怖主义，但也有更多的汉人意识到，这是中共当局在新疆长期高压维稳导致的必然结果。 \新疆问题的源头：“移民实边”\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于多年持续的大规模移民。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新疆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维族的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崩溃。有人认为，这是维族社会无法从传统的手工业社会转化为工商业社会的危机。这种说法显然未考虑到维吾尔族生存的地域特点，即绿洲文明决定了居住的分散化，这种社会注定无法整体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 移民新疆思路的形成有两大来源，一是中共党史上提到过的斯大林建议。刘少奇于1949年6-8月出访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往新疆移民，将汉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后中国政府新疆设置建设兵团安置军人，并在内地动员不少青年奔赴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中共自己不愿意多提的另一个源头，实际上来自于汉唐两朝的“移民实边”政策。汉唐两朝鼎盛时期，除了设置都护府与军屯之外，还从内地移民去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边疆，加强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中共政府不愿意多讲这点，大概是不愿意外界认为中共师法“封建统治术”。 \“马尔萨斯陷阱”效应发散至新疆\ 随着汉族人口剧增，新疆地区人口与资源间的脆弱平衡被彻底打破。 据中国官方数据，1949年，新疆433万人口 ，维吾尔族329万，在总人口中占 76%；汉人为29万，约占5%左右。1964年，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维族为400万，在总人口中占55%；汉族为232万，占比32%。1982年，新疆人口1,308万，维族人为596万，占比为45.8%；汉人528万；占比 40%。至2010年，新疆人口达到2181万，维族人口1007万，占比46.2 %；汉人为875万，占比为40.5%。 新疆的农业和生活用水主要靠雪山融水，不能指望降雨。因此，当地的居住和农业区是沿河流呈线状分布的绿洲文明，生态支撑力相当脆弱。新疆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导致当地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与大规模的沙漠化，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的恶化便是新疆荒漠化的一个缩影。据官方资料，20世纪50年代，新疆有5平方公里以上湖泊52个，湖泊面积9700平方公里；到70年代，湖泊面积减少至4000平方公里。玛那斯湖逐渐演变为沙漠；博斯腾湖退化为咸水湖；乌伦古湖湖区周围的植被大量枯死；艾比湖演变为第二个罗布泊。湖泊干涸意味着绿洲文明的萎缩，新疆的荒漠化面积扩展到80万平方公里，沙漠面积扩展到全国沙漠的60%，传统农牧业严重萎缩，造成大量失业人口。 汉人的大量进入，迫使新疆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汉人进入越多，当地的人口与资源矛盾越剧烈，维人的生存空间受到的挤占越严重，维汉两族的矛盾也越激烈。北京曾以“超民族政府”自居，与维汉两族人民共同构成一种三角关系，让自己居于顶部上端的仲裁者位置。但这种关系日渐失去平衡，7.5事件只是中国政府（汉人）与维族人民长期矛盾积累的一次大爆发。 可以说，汉人地区早就进入了“马尔萨斯陷阱”，新疆从1949年以后，被迫成为内地“马尔萨斯陷阱”效应发散的末端，导致绿洲文明萎缩并走向衰退。 \有无可能解决新疆问题？\ 同情新疆维族人处境的汉族网友都知道，高压维稳只会导致新疆维汉矛盾越来越尖锐，也在讨论应该如何解决。 一种看法是：认为汉人应该回迁内地，可以从根源上减少摩擦与矛盾。 如果有实施可能，这个办法当然是釜底抽薪之策。但此论注定只能是纸上谈兵。无论从北京的政府立场还是定居新疆的汉人来说，绝不可能接受这个提议。政府不接受的理由有二，从现实来看，汉人移民被当局视为在新疆的依靠力量，即维稳工具，一撤走就会导致维稳系统的崩塌，甚至一开撤都会影响当地汉人的信心，一发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北京政府无处安置新疆的800多万汉人。 中共政府从国民政府手里承接江山之时，还承接了大量游民。中共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于游民。内战结束后，中共百万大军当中，除保留部分战力之外，部分上了朝鲜战场，还有部分则由王震带至新疆屯垦。对于遍布大小城镇的失业人口，中国政府采用“低工资、多就业”，“一个人的饭两、三个人吃”的计划安置方式，暂时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人口。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城市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很少，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只好采取上山下乡政策，强迫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支边或者下乡，这一政策到文革时期，就成了一刀切，大多数城市青年都得上山下乡，通过这种方式被赶出城市的知识青年共有3000万左右。新疆、内蒙与北大荒等地，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一直是中国政府消化内地过剩人口之地。 改革30年，中国是以严重透支生环境的方式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破坏相当严重，许多地区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生态难民。潘岳在2005年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已透露全国22个省市形成了1.86亿生态难民，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 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地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生态难民无处可去。事实上，中国政府不但不能从新疆迁出人口，反而不得不将其当作安置甘肃、青海等地生态难民的主要地区。 新疆汉人在内地其实已经无枝可依。上世纪90年代，第一代支边的人已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子女不少考入内地大学，他们希望能够留在内地工作，但中央政策规定哪里来哪里去，新疆、内蒙等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青年必须回去，别的地区不许接收来自这些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后来，这一政策在汉族干部的争取下虽然有所松动，但很快又收紧了，只有少部分“汉二代”能够留在内地工作。对于大部分新疆农垦战士的后代来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父母的家乡于他们只是梦中的家乡，那里既没有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他们的生存资源，除了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安置机会，否则，离开新疆就等于无家可归。 另一种看法是让新疆人民“民族自决”，投票决定是否独立，但必须将汉人这个异族排除在外。据说其法理依据是联合国大会《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1960年12月14日通过的联大1514号决议）， 这个办法实施起来阻碍甚多。首先涉及投票者资格问题，将汉人排除在外的投票不可能被接受；其次，所有民族参加投票这种方式维族亦无胜算。新疆现有维族人1007万，汉人875万，其他少数民族不到300万，如果由当地住民投票，就算维族人全部同意独立，中国政府只要对其他少数民族许以利益承诺，就能以微弱多数获胜。中国当局之所以没走“民族自决”这一形式，乃是因为有香港、西藏、内蒙等地在，不能开这个先例。 综上所述，结论是：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现有的资源开发方式是地球无法承受之灾，中国30年经济改革，将中国内地折腾成山秃水黑空气污就是明证。这种开发方式“发散”到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就构成马尔萨斯陷阱。 假定中国某年开始民主化，目前成堆的问题当中，能够解决的也只是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诸如就业、人口与资源、少数民族地区的原住民与汉人的矛盾等等，绝对不是民主化就能解决的问题。只要中国人不改变现有的资源消耗方式与生育模式（比如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多胎而不是二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噩梦，还会影响世界。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3月9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xinjiang-chinese-migration-20140309/1867614.html）
何清涟2025-11-06 05:48👍 0💬 0曹长青∶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大纪元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11月19日，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应民主进步党加拿大党部邀请，在多伦多作了台湾民主及政局的现状及发展专题演讲。曹认为当前海峡两岸的主要问题不是独立或统一，而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台湾民主正处於艰难时期 “冻蒜”（当选）是曹长青在台湾学的第一句台语。他用“冻蒜”和“清算”来形容海峡两岸的分别∶“冻蒜”是“数人头”，在台湾赢得了多数选票的就当总统；“清算”是“砍人头”，在大陆没有选举自由。 曹长青分析台湾政坛上的蓝、绿之争，看起来和美国、加拿大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斗相似，但台湾後面有中共以统战和武力威胁在干预。以前还没有表面化，公开化，後来连宋访北京，积极配合中共，就越过了底线。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和价值上都错了。哪个在野党会这样去联合外力？”曹长青说，“这使台湾的政治成了0.5对1.5，就是泛绿阵营的0.5要对付泛蓝的0.5以及中共的1.0。” 没有哪个民主政治像台湾那样面临著几百颗导弹和统战的威胁。曹说台湾《联合报》曾有这样的报导∶“中国神六上天，台湾议会打架。”“怎麽能这样看呢，毛泽东是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中国的人大能打架吗？不举手下次都不让你来了。” ●台湾不用担心 曹长青用数字论述中共不敢真的打台湾∶ 1）中国现在的经济只占世界的4%，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43%。中国经济还75%靠外贸，要打战就会影响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 2）贫富悬殊，中国有7千万人每年收入低於75美元；2亿人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6亿人每天收入少於2美元。 3）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去年大陆发生了7万件游行示威事件； 4）西藏、新疆两地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5）大陆发生的退党越来越多人加入； 6）世界大局有利台湾，1975年联合国144个成员国中只有25个是民主体制，现在191个成员国中有126个的政府是经民主选出； 7）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对比，美国军力是其後10个国家的总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倍。中国为什麽要用核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曹长青认为中共从未真正打算打台湾，只是在设法自保。但中共只要存在，它都不会放弃讲打台湾；但只要美国存在，仍是超强，就不会放弃保护台湾。 ●台湾本地因素 有人问泛蓝当政实施一国两制怎麽办？曹认为台湾民意最重要，谁联合中共，只会被台湾人抛弃，很多泛绿人士也是由泛蓝变过来的。马英九现在就把平反“6.4”作为跟中共谈判的前提。 曹长青强调中共是造假第一。最近被公开的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说，查尔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仪式时，中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查尔斯说他亲眼看到是鼓风机吹的。在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党意。谁要联合中共，只会使台湾人反感。 ●海峡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在角力 有听众问台湾是否错过了几次独立的机会。曹长青指出，台湾不存在独立问题，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成立38年，历史更长，而中共从未管治过台湾，所以台湾从来都是独立於中共政府的。其实中共也不是看重台湾的土地，它把比台湾大得多的土地都出卖给俄国人了，它是害怕台湾的民主。曹称中共劫持了13亿中国人，而民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以发展民主结束中共专制，让人民自己选择未来 曹长青认为中共只要存在，就会选择专制，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所以结束中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能真正帮了台湾，同时也帮了大陆人民。而且中共现在很虚弱，大陆有8千万被迫害的宗教人士；8千万受迫害的法轮功，8千万被管制的上网人士；还有数不清的维权人士，这些都是结束中共的潜在力量。 曹用马拉松长跑的最後5英里来描述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角力，他呼吁每个台湾人都要做贡献。至於说中共何时会垮，曹长青讲了苏联的故事。从前人们感叹苏联如此强大，等苏共3天内垮台後，人们又说，它怎麽这麽弱。 （原载「大纪元」网页2005年11月23日） 2005-11-2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