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 Reflections
无法超越的“六四”运动
何清涟 每年“六四”前后的相关言论及活动，是我观察中国政经及舆情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六四”期间，中国社会（包括香港）的躁动远大于过去每年的纪念日，而且显示了一种疏离中共的姿态，这是以往未曾出现过的现象。 总结“六四”民主运动于中国的意义，正当其时。 疏离姿态：习近平保守政治的产品 在各种纪念活动当中，疏离感最强的首推香港。1989年之后，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地内唯一一块可以祭奠“六四”英灵之地，港支联等机构更是将此当作自己的责任，每年都认真履行。但港支联今年提出的“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弃”口号中的“爱国”，因为“爱国”意味着“爱党”，因此遭到香港本土派人士的抗议。 以往历年纪念“六四”的主体是流亡海外的“六四”运动参与者，以及“六四”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群体，但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参与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承载的政治性话题早就超越了单纯的纪念活动。考虑到就在几年前，国内维权者还公开主张以“脱敏化操作”赢得空间，而所谓“脱敏”所包含的几个话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四”，这一变化不可谓不大。作家刘心武的作品《我生于六四》法文版问世，完全是近几年中国情势变化所至。 美国的态度也显示了一种政治疏离。美国特别邀请习近平在访问南美几国后“顺道”访美，但美国国务院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之际发表一项声明，呼吁中共停止对抗议人员的迫害。美国并没有每年都就“六四”谴责北京的惯例，每当首脑会晤之前，出于营造友好气氛的目的，一般都会避谈这类话题。国务院这一态度委婉地表达了对习近平内政外交政策的不满。 简言之，2013“六四”纪念活动当中政治疏离姿态的显现，既与中国近年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有关，当局许诺的面包契约难以为继；也与习近平上台之后显示的保守政治姿态有关。人们发现，由受害者单方面地表达和解、宽恕非但无用，反而助长了统治集团一意孤行的气焰。 能将香港、内地凝聚在一起的真正力量，能让来自各阶层的中国人站出来讨论六四话题，不仅仅是当年“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与他们可敬的牺牲，而是“六四”运动的两大主诉“反腐败”与“要民主”，仍然是中国人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六四”运动的两大目标极富政治远见 有人说“六四”是中国人一场破碎的梦想。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梦想破碎后，可以放弃。但民主于中国人来说，是保证他们基本权利的手段；于中国来说，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必经阶段。这是中国人不能够放弃的，放弃、退让，就意味着中国人只能停留于红色政权的压迫之下，只能继续忍受红色贵族为首的利益集团的肆意掠夺。 1989年，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还未萌芽，没有“纳税人”意识，人们相信“中国政府养活了全中国人民”的宣传，官员腐败也只是公款吃喝。但“六四”运动却极富远见地看到了高干子弟群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反腐败”为主要政治诉求。所谓“反腐败”的核心口号是“反官倒”，矛头所向是以邓朴方的康华公司为代表的高干子弟利用特权经商，据说正是这种极强的针对性惹恼了邓小平，让他做出了镇压的决策。考虑到现在红色家族成员垄断了中国经济（彭博社提供的数据是：王军、贺平和陈元三人领导的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强）；在政治上全面接班（红二代、红三代已经进入权力长跑，准备完成程序后接班），不能不佩服当年“六四”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凭直觉抓住了中国政治的根本性问题。 这些年来，总有人要求“六四”学运领袖反思当年策略的不当，这种要求忽视了当年“六四”学运领袖产生的特殊条件：一，他们不是经过长期运动产生出来的领袖，只是时势造就的领袖，这种领袖未必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二，学生及其他参与者都是临时参与，未经过组织化过程。无论是“六四”运动的深度参与者还是旁观者，身处当时的政治旋涡，都无法完全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即使是年长一些的知识精英，与其说他们在指导运动，还不如说他们为运动大势所带动。但就在这种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势下，“六四”民主运动提出的两大主诉预示了中国今后的历史命运：腐败与特权影响着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民主与反民主两股力量的对抗，则成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民众与誓死捍卫红色家族特权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 “六四”于中国：早来的春天 时过24年，重新审视“六四”，就会发现中国人根本无法避开“六四”运动的两大目标去追求社会进步。我当年曾在深圳参与了“六四”声援活动，又经历了镇压后的“说清楚”过程，对中国人自90年代后期至今的权利意识觉醒过程有清晰的了解。在对第三波民主化、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与缅甸民主化进程做过深入的文本分析之后，我终于了解到世界的民主运动史的一般规律：民主运动是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产物。当初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意识觉醒：“无代表，不纳税”，至今仍是纳税人权利意识最精当的概括；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也是中东北非国家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产物，这一过程在突尼斯尤其明显，突尼斯民众就经历了从“面包契约”到权利意识的觉醒过程。 从今天的现实反观当年，无论是反特权还是要民主，都可谓极富远见，因为今天中共竭力维稳，拒绝政改，极力排斥丑化西方民主，目的就是要保护红色贵族特权的红色政权。可惜的是，“六四”运动当年这些极富远见的诉求远远超越了中国公众的平均认识水平。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在享受邓小平改革带来的物质改善，国企工人政治上虽然失去“老大哥”地位，但经济上却因劳动报酬制度的改善而受惠；中国农民也刚过上中共统治以来最好的时光，他们当时不可能认识到“六四”这两项诉求与自身今后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这两大阶层的权利意识是在90年代以后随着下岗失业、征地拆迁等权益受损而逐步涵育的。因此，就社会发育程度来说，“六四”运动有如一场早来的春天，春风虽然吹拂过中国的大地，但大地却未做好迎春的准备。 “六四”运动是中共建政以来唯一一次以在校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为主体并获得各阶层市民支持的民主运动，也是唯一一次超越参与者个人利益、以反腐与民主为主要诉求的运动。不管中共政权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六四”运动反特权与要求民主这两项目标仍将成为中国走向文明社会的主诉。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6期，2013年6月4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707）
何清涟2025-11-06 05:50👍 0💬 0中国 8888 VS.美国自我出发
在2008年的最後一夜，世界上有各种辞旧迎新活动，大概无数人都焦急的期待08年快点过去，因为这是灾难的一年，全球的股市大跌，美国道琼指数都跌了四成。中国股市更惨，跌了70％以上；再加上天灾人祸，使08年成为罕见的灾年。 但在进入08年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欢欣鼓舞，因为华人多喜欢「八」，认为它谐音「发」，能发达、发财、发起来。很多公司在有8的日子成立，婚礼在有8的日子举行；还有报导说，在中国，一个从头到尾都是8的电话号码，卖到上百万人民币。在美国，也有人对一些数字感兴趣，像7，因为《圣经》中有七天造天地，以及很多和7有关的事件等。但没听说谁做什麽事一定要凑有7的日子。纽约曼哈顿的计程车电话号码倒是7个7，为的是方便记忆。 北京举办的奥运会，还特意选在8月8日8点8分开幕，再加上是08年，凑成了五个8，想一「发」而不可收拾。但结果却是，不论凑成了多少个8，中国在08年不仅没发，反而股票暴跌，无数人赔了钱。更有四川大地震，九万人丧生；毒奶粉事件，受害婴幼儿多达30万！这个8想来实在令人後怕。 ●多数美国人相信会成百万富翁 中国人对8888等数字的推崇，可能和一种文化心理有关∶更想依赖某种外部的力量，或神秘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更相信个人本身的努力和创造。这又和中国历史以来都缺乏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思想资源，群体主义意识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有直接的关系。 美国所以成为世界唯一强国，不在於军事和经济的强大，而在於崇尚个体自由的价值，多数人更相信和依赖自己本身的创造能力。2004年《纽约时报》发表「为什麽美国总看到希望」（Why America Sees the Silver Lining）的文章说，美国人对自我的潜能的相信，超过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即使美国的穷人也相信他们是富翁，只不过认为他们的机会还没到来。」该文引述民调说，在经过股票大跌和911事件的双重打击之後，仍有81％的美国大学生说，他们将比父辈更富有，59％说他们会成为百万富翁。 美国人这种信心满满、乐观、阳光的精神状态，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该年度一项对全球44个国家、38,000人的民调显示，被问到个人成就主要靠自身努力、自我奋斗，还是主要靠外部条件时，美国在44国中排名第一，有65％的美国人回答说，主要靠自我奋斗，靠个人的内在力量。而同样是西方国家，在德国和意大利，回答说靠个人努力的人，才是美国的一半。而在中国，相信自我的更少，只有26％。而说个人成就主要依赖外部力量的，在中国占60％。土耳其最糟糕，高达80％以上。 ●中国的「集体婚礼」像闹剧 在个体价值一向被泯灭、甚至被践踏的中国，集体主义行为随处可见。曾看到报导说，很多中国人选择在08年「国庆节」那天「集体结婚」，几百对新郎新娘，在公众场合一起举行婚礼。四川的《天府早报》报导说，当天在成都合江亭举行的集体婚礼，因为「结婚的人实在太多了，现场宾客跟错队伍，贺错彩，不小心踩了别人婚纱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在新人集体拥吻中，「由於新娘都穿的是白色婚纱，竟有新郎错吻了别人的新娘。」 对於西方人来说，集体婚礼这种形式实在不可思议。因为婚礼是非常私人性、个体化的事情，怎麽可以想像群体举办？做新娘的人，是婚礼上的月亮，是众星拱月的关注和祝福的「中心」，哪个新娘不想一生做一次那种月亮呢？可是集体婚礼，那麽多的新娘集中到一起，全都挤成了一堆星星，根本就没有了中心，没有了月亮；而且都穿一样的服装，整齐划一到几乎分不清谁是谁的程度，没有了任何个人特色，不是像闹剧吗？这真是中国式「群体主义」的大特写。 群体主义的思维，体现在太多的方面。在中国的官方报纸上，往往都是「党和人民」怎麽怎麽样这种口气。把党和人民连到一起使用，不仅可以暗示党和多数站在一起（代表多数），也在强调群体的价值和力量。即使是反对共产党的中国异议人士，发表文章或讲话时，不少人也习惯说「我们」怎麽样，「我们」怎麽认为。明明是他自己在讲话，个人署名的文章，但却不断使用「我们」。这不仅也有党报上那种暗示和多数在一起的意味（多数往往被视为正确），也是群体主义的思维在作祟。 ●高扬「我」的价值的文学作品 而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精神浓重的文化中，人们更重视的不是「我们」（We），而是「我」（I）。在英语表达中，除了特定名词之外，只是在每一个句子的开头字母才大写；但「我」这个词，不论出现在句子的任何位置，从来都是大写的。 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不仅深受文艺复兴的影响，更被撰写《独立宣言》的建国之父杰佛逊以及近代所有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强调和重视。在当代美国思想家中，对倡导个人主义精神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客观主义哲学创始人、畅销小说作家安．兰德（Ayn Rand）。无论是她创立的哲学，还是她的小说、政论，全部都是高歌个人主义精神，赞美个人英雄。 1991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全美最大的图书俱乐部联合举办的「最影响你思想的作品」的票选中，第一名是《圣经》，第二名就是兰德的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圣经》的影响力，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更有庞大的教会力量。而一个当代作家，仅凭个人作品的力量，能构成如此思想上的影响力，就在於她挖掘并高扬了那个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但千百年来一直被压抑的「我」。 1998年，在兰登出版社主办的有二十多万读者投票的推选「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作品」中，排虚构类和非虚构类第一名的都是兰德的作品。一个人的作品被读者推崇到如此地位，在美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 ●自由主义的灯塔和旗帜∶我 兰德在1938年出版的寓言小说《颂歌》（Anthem），整本书写的都是集体对个人的泯灭，和个人挣脱出集体的努力。主人公在「我们」的集体社会逃出之後，「找到第一本书阅读的时候，看见了那个字『我』。当我弄懂了那个字的意思後，书从手中滑落下去；我哭了；从来不知道什麽是眼泪的我哭了。我为自己的解脱而哭泣，为人类的可怜而哭泣。」「我」终於知道，除了我们，还有一个「我」的存在。 所以，这个坚信个人价值的「我」誓言∶「人将挣脱群体的锁链，人将前行。人，不是人们。」 兰德的作品之所以近年越来越畅销，她的思想也越来越影响、塑造千百万美国人的灵魂，就在於它高扬个人主义的旗帜。它不是依赖那种迷信8888的外部力量，而是相信个体，依靠自我创造和奋斗精神。承认个人的价值，才产生保护生命、保护个人权利的意识。真正的民主制度才从这里开始。 所以，如果中国人真想「发」起来，首先应该抛弃的，是那种依赖外在、依赖群体的心态；首先认识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用「我」的头脑和双手，创造「我」的世界，而不是让虚无的外力和「我们」的紧箍咒，把「我」吞噬。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09年1月 2009-01-2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4:27👍 0💬 0川普连任、英国脱欧或将重构世界
何清涟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2019年大选。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仅只是英国政治版图的改变。如果美国川普总统在2020大选中获胜，美英联盟将影响世界政治格局。 英国爬出党派缠斗的政治泥潭 这次大选的结果注定英国将脱欧。2016年出现的黑天鹅虽然迟飞，但经受了三年多的折磨之后，这一振翅起飞可能更利于英国保守党施政。 1、这是英国保守党自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以后获得的最大胜利。保守党不仅在下议院拥有的席位比所有在野党及独立人士席位相加还要多80席，还在英格兰北部很多几十年来一直支持工党的选区取得突破，改变了多年来的政治版图。左派政党工党在选举中则遭受历史性的惨败，只获得203个下议院席位，比上次大选锐减59席，遭遇工党自1935年来最惨的败局。这一结果标志着英国政坛的势力重组。 2、这表明自公投之后历经三年关于脱欧留欧的争论，让英国人民的思考趋于成熟。面对议会无休止的意气之争，以及各种留欧派释放的脱欧的利空消息，英国人民经过认真思考，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在世界政治和经济都发生巨变的时期，这种格局使首相约翰逊在处理国内和国际问题时拥有较大空间。 3、欧盟态度与三年前面对英国公投脱欧的愤怒失态相比有所缓和。这三年当中，德国、法国被难民问题、恐怖袭击、经济低迷、债务高企折磨得精疲力尽，维系欧盟越来越困难。也因此，欧盟深知强留无益，不如好合好散。 总之，到此次英国大选之前，脱欧的种种利空已经出尽。当投票站出口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保守党正轻松赢得大选后，英镑兑美元、欧元汇率均飚升。 英国传统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中的第一根支柱，是大西洋主义和跨大西洋统一。在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伦敦与华盛顿保持一致，支持以国际主义和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国外交政策，并将自己定位为一座跨大西洋的桥梁，向美国解释欧洲的观点和政策（同时也向欧洲解释美国的观点政策）。英国脱欧之后，面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崛起的中国，以及在一度疏离的盟友美国，约翰逊新政府估计会审时度势，在国际问题中发挥独特的影响和作用。 美国正在再次伟大 2016年被西方世界比喻成“三只黑天鹅“的大事件之首——川普当选，确实为改变美国国运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美国大选之后的情景远比今天的英国更荒唐。几乎一边倒的左派媒体如丧考妣（英国约有一半媒体支持脱欧），华府政治圈声言准备“拿着干草叉迎接这头踏进华府精致瓷器店的莽撞公牛”，美国民主党的信众游行声言“川普不是我们的总统”，运载非法移民的洪都拉斯大篷车不断被运往美墨边境。但在民主党制造的各种政治刁难中，川普对竞选的承诺逐一兑现：阻止非法移民、修建边境墙，并于今年6月开始遣返数百万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在联合国开展退群活动，其中尤其是美国拒绝签署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这不仅仅是左派高举的两面“政治正确”大旗蒙上灰尘的问题，让非法移民（背后是人口走私集团）失去主要接收国家，后者关系到环保NGO每年200多亿美元没了着落。因此，环保界、媒体包括法国政府对此痛诟不已。 但美国国运却蒸蒸日上：主要经济指标，如GDP增速、就业率、经理人采购指数、消费率都说明让美国伟大的物质基础正在构建当中，就连从2016年就一直唱衰川普的华尔街，在最近也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一波牛市行情将延续至2020大选。签署新协议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川普当初主要的竞选承诺，在媒体与民主党的讥嘲与反对声中，与南北两邻国经历过两年频繁交手，《美墨加协议》（USMCA）终于在12月10日正式通过。新协议取消了对生物药品规定的10年专利期要求，包括更强的环境和劳工标准，将使美国工人受益、工资增加、墨西哥美国工会的权力也更大。就连一直反对川普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特鲁姆卡（Richard Trumka）也不得不认为这是一次胜利。 由于20多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不堪表现以及对川普连任的深刻担忧，民主党领导人南希·波洛西女士不得不发起理由非常牵强的弹劾，在媒体问及其对弹劾结局是否有把握时公开声称，她的担心理由是“再让川普干一届，美国就永远回不到原来的道路上去了”——她所指称的“原来的道路”，不是美国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奥巴马努力建设的准社会主义道路，只比奥巴马与她认为的“Far Left”靠中间一点。 即使民主党与媒体竭力抹黑，相关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形势可追比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问题更是远好于奥巴马时期。如果民主党不搞大规模的台底动作，选举正常进行，川普连任毫无悬念。川普的大嘴巴、率性令许多人不喜欢，但美国选民早就有人说过：我不喜欢川普这个人，但我喜欢川普总统。 法国“黑天鹅”折翅 法国人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代表右翼政治势力的勒庞，选择了声称“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马克龙。但政治神童与选民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任期内，马克龙从左右逢源变成左支右绌。从2018年11月开始爆发的“黄马甲运动”，至今已经多达18次，该运动囊括了左中右各种政治光谱的人。马克龙誓言要推进的退休金改革，如今正受到全法国的顽强抵制，2017年选他上台的人如今誓言要他下跪求饶。法国现实问题的由来，我在《马克龙理政：左右兼顾终成左支右绌》已经分析得相当清楚。法国的公共债务在2018年已高达22553亿欧元，法国平均企业税率高达62.8％，为欧洲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达57.5%，高于欧盟45.1%的平均水平。税率之所以高，当然是为了满足民众日益增高的福利需求。法国政党为了胜选，都采用福利换选票策略，结果是法国人的福利越来越好，保障越来越全，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各种带薪假期越来越长。在3000多页、重量逾一公斤的《劳动法》保障之下，法国人每周只需要工作35个小时，稍有不顺心就罢工数周。很多法国人不用工作，依靠福利也能体面生活。 法国的现状，让人想起保守主义鼻祖，爱尔兰人埃德蒙·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描述，他说：“在这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脱离了自然，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各式各样的愚蠢都搅在了一起。”法国的现状，再次证明了这一描述的准确，任何人当选都无法让法国人改变他们的福利惰性。马克龙的失败，将不是他个人的挫败，而是法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失败。 美英联盟或能狙击社会主义思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各国的社会矛盾无法消解，加之冷战之后代际价值观转变，在千禧一代中兴起社会主义思潮。“千禧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和公平分配，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倡导“绿色新政”。国际大赦12月10日发布对22个国家（含民主、非民主体制国家）的青年做了调查，青年人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失败的体系当中，亟需改变，一、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二、政府的主要工作职责在于提高人民的福祉。这两点正好是法国政府多年来努力在做的事情，结果养成了认为依靠政府分蛋糕天经地义的法国民众，如同马克龙在2019年的新年献辞中所说的状态：”要求少工作，却多挣钱；多减税，却增加开支；不想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却想呼吸更纯净的空气。”各国青年人感受到“失败的体系“是事实，但他们却不知道失败的体系缘何造成。 英国历史上杰出的首相撒切尔夫人曾不无自豪的说过这么一段话：“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说英语的国家。”川普如果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连任，英国保守党执政、脱欧。这两个近现代西方宪政文明的核心圈站稳了，人类社会也许能够获得一次对抗全球左派思潮卷土重来的机会——这是牵涉未来文明方向的大事。 今天的俄罗斯不能象当年的苏联一样成为1917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中共掌门人也不能象毛泽东那样，成为1968年世界左派青年的革命偶像。也就是说，千禧社会主义思潮将无中心、无领袖可以寄望——这是世界的幸运。 美国民主党如果不能胜选，下场将如今天的英国工党，被自己的传统支持者抛弃，美国的政治版图将重组——这是美国之福。 人类社会现在面临一个重大转折点，美英之间能否形成当年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经济同盟，于世界未来至关重要。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12月1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7583）
何清涟2025-11-06 06:28👍 0💬 0“中国气球事件”在华府上空化成皂沫
何清涟 气球碎片打捞还未完成，美国舆论已经转至下一个议题：美中关系是否会更恶化？各主流媒体都在纷纷发表评论预测担忧，白宫主人拜登2月7日晚发表国情咨文，涉及外交的唯一主题就是美中关系，他毫不含糊地表明他的对华政策立场，“我致力于与中国合作，以促进美国的利益并造福世界”——关于这段话，媒体多引用随之而发的那句“如果中国威胁到我们的主权，我们会采取行动保卫我们的国家。而且我们也做到了。”但毕竟国情咨文公开发表，不少媒体还是明白拜登的对华政策是“寻求竞争而非冲突”，比如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之一的NBC 这样评论拜登讲话：“没有就中国气球问题强硬表态是政治勇气（political courageous）”。 与中国合作在美国有社会基础 有关“美中关系是否会更恶化”这话题分两个路向，少数“脱钩论”者多不在朝也不在经济界，媒体也不喜欢他们的言论，多数只能写博客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言，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表达看法，比如希望“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成为“拜登的卫星时刻”（Biden’s Sputnik moment），让他从此奋发强国。 但更多的是希望与中国合作甚至保持友好关系，接着是主流媒体、民主党籍前官员现官员包括奥巴马阵营均纷纷放话，将气球事件往中国政府决策失误，或者是中共内部混乱导致某部门操作失误这个方向解释，为中美继续接触预留余地。《纽约时报》2月6日这篇《解析：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为何不同寻常》[\[1\]](https://heqinglian.net/2023/02/10/chinese-balloon-incident-comment/#edn1)堪称代表作。 该文开篇就先站稳立场，声明相对于其他入侵美国国家安全系统事件, 中国侦查气球明目张胆地穿越美国事件更严重，接下来话锋一转，称“这样的事件有很多”，然后列举了一大堆中国的劣行，却不是声明要对中国的劣行进行惩罚，而是说“整个事件不光是扣人心弦的热点新闻，也充分说明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交流匮乏”，并将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说成是双方沟通不够。 该文最重要的是说出“超级大国相互监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使是通过气球”，并承认 根据国家档案馆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这是美国首创，“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50年代中期授权，通过在气球上悬挂摄像机的方式监视苏联，“以气象研究为幌子，让它们飞越苏联国家”。文章还引用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间谍、谎言和算法》(Spies, Lies and Algorithms)一书的作者艾米·泽加特说：“他们之前就进入过领空这一事实令人感到不安。 “我们应该早点制定战略，早点表明我们的底线。” 文章给习近平搭了下台的梯子： “这让人好奇，中国是谁在发号施令，这显然是中国近段时间犯下的最严重的非受迫性失误。” 作者David E. Sanger并非泛泛之辈，是纽约时报驻白宫和国家安全记者。他最新出版的一本书是《完美武器：网络时代的战争、破坏和恐惧》(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 。他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另外两篇文章，看标题就知重点所在，一是《华尔街日报》2月7日发表的《中国周末释出信号，希望气球事件翻篇》[\[2\]](https://heqinglian.net/2023/02/10/chinese-balloon-incident-comment/#edn2)，该文认为，中国外交部使用了罕见的“表示遗憾”，为避免冲突升级留了余地。另一篇是《气球遭美击落 中国舆论沸腾，学者：中方盼“不美丽的错误”翻篇》[\[3\]](https://heqinglian.net/2023/02/10/chinese-balloon-incident-comment/#edn3)。 三篇文章各有侧重，表达的就是一个意思，既然中方希望这个误会翻篇，咱美国见好就收，将气球击落后发个声明，这事也就翻篇了，中国应该依美国样照画葫芦就势下梯。 北京自认够强够硬 但是北京显然没能理解华府释放的缓和之意，还在纠结于气球被美国战机打下这件事情。这几天中美双方口水战中对该漂浮物体的称呼很有意思：中方称是企业的“民用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因素飘至美国，并向另一只气球飘往之地的哥斯达黎加道歉；美国官方称是中国的“监测气球”。 这种口舌交锋暗含的意思是：中方想展示“我敢放飞艇进入美国”，你美国牛什么？这是向世界展示“东升西降”。美国想说明，就一个“监测气球“，对情报收集没有大碍，是中方决策失误或者是某机构擅自的行为，如今被美国飞机空中击破，不想与你这野蛮专制者继续计较。我美国依然光芒四射，全球第一。 美国持此态度当然有原因。奥巴马政府前亚洲事务高级官员、与拜登助手关系密切的丹尼尔罗素说，“拜登政府已经表示，如果形势允许，美国将寻求重新安排布林肯访问中国” ，“如果这件事就此结束，双方就可以重新开始工作。相反，如果中国选择扮演受屈的受害者或进行报复，我们可能会发现两国关系又回到了紧张升级阶梯上。”[\[4\]](https://heqinglian.net/2023/02/10/chinese-balloon-incident-comment/#edn4) 但麻烦出在中国政府不肯就势下台阶。除了前述中国外交部国防部表示抗议之外，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于2月6日就“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声称中国飞艇“误入美领空是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称中国政府将“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同时敦促美方不得采取进一步行动损害中方利益，不得升级、扩大紧张局势。 对中方这种态度，美国多家评论人士与中美关系专家都没太当回事，几乎都提到“美国和中国有从激怒对方的破坏关系的事件中恢复过来的历史“，这事件有两件，第一件指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当时科索沃战火纷飞，中国情报人员以大使馆工作人员身份在那里搜集军事技术情报，并在大使馆地下室研究。美国知晓此事，研究了大使馆的建筑结构，设计了定向式穿透爆破，导致三人死亡，事后美方解释为误炸。其时中国羽翼未丰，只好强烈抗议一番之后作罢。但在两年之后，就发生了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这次是美国忍让了结。这两次事件后，中国在美国同意与支持下加入WTO，迎来了十多年“合作伙伴”甚至“战略合作伙伴”的亲密时期。 美国的相关处置 为了淡化事态，美国政府官员强调，这不是第一起类似事件，过去数年曾发生过数起类似情况，一位不具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向美国广播新闻公司（ABC News）称，中国拥有一支由此类侦察气球组成的舰队（fleet of surveillance balloons），其中包括本周被发现飞越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上空的侦察气球,且在过去数年之间，全球五大洲几乎都有国家遭到该装置的渗透，其中也包括东亚、南亚与欧洲等地区。CNN引述其他官员说法，指出在川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空域“至少”曾3度遭到中国高空间谍气球渗透，但滞留的时间都没有此次来得长。但对此，在2019年7月至2020年11月担任川普政府的美国防长艾斯培（Mark Esper）则出面否认，强调就他记忆所及，并未看过有关的报告，并对此说法表达质疑。 对外，拜登政府向40多个盟友国通报中国气球事件，并周知盟国，全球五大洲许多国家都遭遇过类似袭击，强调美国今后将捍卫自己的主权。 经过这番操作之后，中国气球事件就如肥皂泡般消失在华府空中，还预留了再谋与中国接触的空间。美国总统拜登于2月7日发表年度国情咨文，非常自信地发表下列声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已不再下降”，“美国现在处于几十年来的最好状态”，“美国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全部获胜”，并获得民主党全体议员的热烈掌声。 盟友当然都很关注这次事件，但不影响它们与中国的一切商贸来往。 [\[1\]](https://heqinglian.net/2023/02/10/chinese-balloon-incident-comment/#ednref1) 《解析：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为何不同寻常》，《纽约时报》，2023年2月6日（https://cn.nytimes.com/usa/20230206/balloon-china-spying-united-states/） [\[2\]](https://heqinglian.net/2023/02/10/chinese-balloon-incident-comment/#ednref2) 《中国周末释出信号，希望气球事件翻篇》，《华尔街日报》，2023年2月7日（https://cn.wsj.com/…/%E4%B8%AD%E5%9B%BD%E9%87%8A%E5%87…） [\[3\]](https://heqinglian.net/2023/02/10/chinese-balloon-incident-comment/#ednref3) 《气球遭美击落 中国舆论沸腾，学者：中方盼“不美丽的错误”翻篇》，VOA，2023年2月6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s-reaction-to-the-balloon-incident-20230206/6949892.html） [\[4\]](https://heqinglian.net/2023/02/10/chinese-balloon-incident-comment/#ednref4) 美媒：拜登击落中国气球但未击碎与习近平关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3年2月5日（https://rfi.my/98Fr.T ）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网，2023年2月10日，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chinese-balloon-incident-comment/22mjna6wa）
何清涟2025-11-06 06:18👍 0💬 0吴祖光的真话和钱理群的底线
吴祖光先生终於没有见到他痛恨的共产党在中国垮台就去世了，这真是令人难过和遗憾。我没有看过他写的剧，无法评论其文学成就，但我知道，在偌大的中国，他是极为少见的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之一。他14年前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那是1989年4月底在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於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多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後还要回到中国。 最近看到青年作家余杰写的追忆吴祖光的文章，其中也专门谈到这位剧作家敢说真话这一特质，文章说：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个环保会议上，吴祖光当众痛批毛泽东、邓小平，他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对於邓小平，吴祖光也毫不留情：“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余杰回忆说，吴祖光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後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 也许有人会说，吴祖光并没有讲什麽深刻的道理。但他的可贵就在於真实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戳破了虚假。当今中国的知识人，有的兜售灵魂，做专制的辩护士；有的用各种理由推诿说真话的责任；还有的以建构什麽“後现代、後後现代理论体系”等各种伪深刻来回避严峻的真正问题，其结果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维护著那个谎言制度。 ●假话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 吴祖光是个勇敢的异数，更是清楚专制本质的异数。因为在中国知识人中不仅像吴祖光这种敢说真话的太少，而且在是否要极力推崇、强调说真话这个常识问题上，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竟还有争论。北大教授钱理群曾撰文提出“说话的三个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於人。 对于这种“三底线说”，北京作家刘晓波在《动向》上撰文批评说，“这三条做人底线，从说真话的立场一退再退，最後退到为说假话辩护┅┅主动说假话和被动说假话，心安理得地说假话和良心不安地说假话，无论怎样都是说假话┅┅这决不是做人的底线，而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和践踏。” 北京有一位作者则在《动向》上撰文捍卫钱理群，并以他自己曾有过的向当局说假话的经历来反驳刘晓波的“说真话是做人底线”之说，指责这个标准定得太高，等於是“存天理灭人欲”。在这位作者看来，向当局说点假话，包括被迫做点政治表态，并没有什麽大不了，并引证了一些名人如何没说实话，来证明“说真话是底线”的标准高不可及，强调宽容比说真话更重要。 事实上，宽容和说真话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今天那些在一系列问题上呼吁宽容的人，多数都是在认同放弃原则、放弃人类最重要价值的做法。从吴祖光和钱理群的无形分歧中，从刘晓波和这位作者的有声辩论中，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钱理群等人的提法都是明显错误的： ●真实和虚假不能共存一个价值底线 第一，所谓说真话，就是强调诚实。它完全不是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常识，是人类千百年都存在、认同的价值。你不能由于自己或别人做不到、或很难完全达到这个标准，就来否定和降低这种高贵的价值，以及别人对这个价值的倡导和肯定。 没有谁能保证一生不说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绝对诚实。但如果由于做不到，就否定“诚实”这个价值，和对说真话价值的倡导，那就从根本上错了。正如“不自由勿宁死”一样，也是人类世世代代在追求的。但世界上千千万万生活在专制社会的人们，绝大多数并没有去自杀。你不能根据这个现象去批评这个“不自由勿宁死”的价值标准定得太高，是“存天理灭人欲”。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里，说真话很不容易，要付出很大代价；但这种情况下恰恰更需要强调说真话，推崇说真话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像有些中国学者那样以各种理由为说假话开脱，降低说真话的标准。那种降低说真话底线的做法，最後损害的一定是说真话这个价值本身，因为真实和虚假不可能共存于一个价值底线下。正如“如果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有了”一样，如果一再降低说真话标准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真话没有了。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 第二，即使是不伤害别人的假话，也有伤害，它首先践踏自己的尊严，其次维护谎言制度。 那位北京学者强调，他自己在升学等需要填写政治表格时，向当局说了假话，以此来反驳刘晓波，证明说假话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没什麽了不得。到底怎样看待用敷衍性假话附合当局的行为，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对此有专门的讨论，他说，在共产捷克时代，某个经理在他的蔬菜店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麽要这麽做呢？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标语中的意义是不关心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是照贴不误，这样做等于向当局表示，我是顺民，我服从你们的权威。而共产党当局对蔬菜店经理不过问标语内容的行为也不很看重，他们看重的是你贴出标语本身，因为这个形式已证明，你是“唯命是从的”，你是服从我们的权威的。在这种心照不宣的“交换”中，蔬菜店经理用敷衍性的假话，首先践踏了自己的尊严；其次帮助政权巩固了标语所代表的谎言制度。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也探讨过同样问题，小说中男主人公托马斯医生曾在报上发表过暗讽苏联的文章，後来医院领导人劝他写份“检查”，并保证不让其它人知道，只是放在档案里做个记录，事情就可了结。但托马斯坚决拒绝了。他知道违心写这份检查，说点假话，按照钱理群的三底线，不会伤害到别人；按照那位北京学者的理论，敷衍当局，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对於那位北京学者来说是考学；而对於托马斯来说则事关他的饭碗，是否丢掉外科医生的位置）。但为什麽昆德拉要安排托马斯拒绝，宁可失去医生职业，去擦玻璃，去乡下种地呢？就是因为昆德拉明白了：即使别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严做抵押，不可以放弃原则。原则和尊严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正如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中所说，“人生的价值在於一个人的尊严，而非生活中的胜利。”但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从来都是羡恋生活中的胜利——当了教授，进了政协——而不看重，甚至蔑视那些为了尊严而付出巨大牺牲的极少数人。 ●“中国人个个都是好演员” 台湾作家柏杨在六四屠杀之後批评说，“中国人个个都是好演员”。因为仅仅两个星期前，北京有百万人上街支持学生；但屠杀後却个个写检查，承认自己错了。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写检查的人都在说违心话，当局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那为什麽还一定要这种“形式”呢？关键就在这里，通过这个形式本身，就可以完成共产党想要的“你服从我”的权威。正像那个捷克的蔬菜店经理挂出共产党的标语一样，这个形式意味著你必须服从我，你仍是我们谎言制度的基础。 近十年前我曾就海外异议人士用给中共领馆写检查、说软话的方式谋求回国的行为，写过一篇题为“有尊严地回家”的文章，批评这种用尊严交换利益的做法。从表面上看，向中共领馆说几句附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违心话好象不伤害别人，又可获得个人回国的利益；而中共方面即使知道你不是说真心话，也不深究，因为他们要的就是“你要顺从我”这个形式。而接受这个形式本身，你就成了哈维尔描述的那个蔬菜店经理，成为维护谎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份。美国黑人女作家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则把人的尊严强调到这种程度：“有人持枪威逼，不服从就开枪。而你在服从的刹那间生命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 ●“生活在真实中” 第三，要想结束专制制度，只有从说真话开始，摧毁每个人参与说谎、贴标语、写检查的谎言基础。不少智者早已经指出：谎言是一切暴力统治的最根本基础，没有谎言，暴力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早在30年前，索尔仁尼琴就在“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中明确指出，“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它与虚假相互依存，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获得了支持。”因而这位俄国作家发出呼吁，“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说真话，不参与虚假！”因为“一旦虚假被驱散，那麽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就会变得老朽，将会死亡。”因此他提出，“唯有人们停止说谎，才能从共产制度的枷锁中解放自己。” 在捷克，知识分子反抗组织“七七宪章”的主要诉求是“Living in Truth”。它被直译为“生活在真实中”，但中国社科院学者李慎之在评介哈维尔的文章中做了更好的解释，他说，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为什麽强调“做一个说真话的人”？哈维尔认为，“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麽真话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真话，将逐渐浸透到谎言生活的躯体中，最终导致谎言制度的风化和瓦解。哈维尔强调，真话的力量是无法用几个师、几个团的兵力来衡量的，它是喊出“皇帝光著身子”，给了人们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之後，人们在心里一瞬间对真实的共鸣和共识，这种力量是潜在的、无形的、巨大的，“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这种现象在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中都可明显地看到。当年叶尔钦振臂一呼，俄国人揭竿而起，72小时结束了70年历史的苏联帝国。这不是叶尔钦手里有魔棒，俄国也没有成熟的民运组织和反对党，而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众多俄国知识分子一直坚持说真话、把“皇帝光著身子”的真实播种到了人民中间，在无数的民众心里转换成了力量，一旦机会来临，有人振臂一呼，人民就群起呼应，一举结束了专制。 世界上再暴虐的政权，都无法单靠暴力维持，就连强大的纳粹德国，也要有戈培尔；不可一世的萨达姆，也需要萨哈夫。最近获奥斯卡奖的电影《钢琴家》的原书中，那位救助过犹太人的德国军官说，希特勒发动二战前，德国已进行了为时十年的谎言宣传，“谎言是所有邪恶之最。所有恶行都由谎言开始。我们一直被灌输谎言。公众一直被欺骗，没有一张报纸不说谎┅┅工人们都跟著纳粹走了，教会沉默不语，中产阶级吓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识分子同样。在过去十年来，任何个人都无法自由表达任何意愿。” 上述这些事实都可以看出，专制社会其实是个貌似强大的暴力气球，暴力只是一个外壳，靠里面的谎言气体维持。因此只有用真话的针头去戳破那个巨大的谎言气球，让它不断跑气儿，最後才会有一天气球轰然倒塌，摔落地面。因而索尔仁尼琴把说真话强调到这样极端的高度：“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当然，钱理群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说真话要付出代价，可能失去升学、当教授等很多个人利益。但比这更严重的代价俄国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付出过。天下没有白得的自由。索尔仁尼琴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他本人就为说真话被关进集中营，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後来遭驱逐在海外流亡20年。哈维尔则被剥夺剧作家的写作权利，被迫到啤酒厂打杂，後又被关进监狱四年半。七七宪章的第二个发言人、布拉格大学哲学系主任、70岁的著名哲学家简．巴参卡被抓到警察局连续审问11个小时後倒地昏厥，三天後因脑溢血去世。第三个发言人基瑞．哈杰克在苏联入侵布拉格时，是捷克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严词谴责苏联入侵，结果因为说真话，不仅被免职，还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踪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强烈刺激性液体喷入他的眼睛，使他的视网膜出血症更加严重。 但这些智慧、勇敢的知识人并没有退缩，更没有像有些中国文化人那样，提出在一定环境下可以说假话，降低说真话的标准。索尔仁尼琴说，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於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那位在警察局被连续审问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学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後一次公开讲话还强调，知识分子“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吴祖光们代表著中国的希望 当然，没有人要求中国的钱理群们一定要做反抗专制的智者和勇士，他们有扮演任何角色、选择各种活法的权利。在中国那种专制条件下，有人在填写政治表格时向当局敷衍性说几句假话，既可以理解，也根本不值得批评和谴责，但你最起码不能把这种行为理直气壮地合理化、正常化、美化！不能强调说假话没有什麽了不得，更不应批评那些对说真话价值的推崇。在俄国、东欧的知识分子几十年前就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这些人类常识，维护追求真实的原则之後，今天还有中国知识人，竟把勇气放在了敢於公开站出来挑战这些常识，降低这些人类价值的标准上，这实在是太具讽刺意味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毕竟还有吴祖光这样敢於说真话的剧作家，还有刘晓波、余杰等一批强调真话价值的知识分子。吴祖光因为说真话，丢了党籍，被赶出了“全国政协”，至死都遭到当局排斥。刘晓波和余杰因为说真话，一个北师大博士，一个北大硕士，都无法获得钱理群那份教职，并冒著随时付出更大代价的危险。但吴祖光们所体现的这种知识分子的骨气、人格和精神，代表著中国的希望。从这些知识分子的真话中，人们可以听到那个专制的气球被戳破、正在跑气的嘶嘶作响声；可以憧憬到，那个谎言的底座轰然倒塌，自由和真实携手来临的时刻！正因为如此，人们永远感激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吴祖光先生会被珍惜自由和真实的人们铭记。 2003年4月20日於纽约 ——原载香港《争鸣》2003年6月号 2003-04-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16👍 0💬 0是构造基础，还是建造空中楼阁？——谈“知识经济论”的误区
近一年来，我国知识界人士谈“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已蔚然成风。似乎谁不谈这话题，就与时代脱节，成了“过气”人物。最有趣的是居然还有人凭着“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功夫，开始“写作”有关“知识经济”的“专著”。《知识经济学》又与当年的《旅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著作一样，成为某一时期知识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捕捉的热点。有人很“学术化”地“创造”了一个“知识资本”的名词：“知识资本是能够用来创造财富的一切智慧素材——包括科学知识、信息、知识产权、经验等；也包括消息、建议、聊天、交流、看电影和电视等。”——这已经有点像前几年谈“文化”一样，将“知识资本”变成了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还有人论证了一大通“获取全球知识与生产本国知识”的重要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发掘全球知识意味着它们可以利用后发优势，‘站在巨人的肩上’，谋求高起点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要想最终赶上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单靠知识引进和技术引进只能永远望人颈背，因而必须有自己的本国知识生产，即发展中国家为了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必须在获取全球知识的同时生产本国知识，生产本国知识能力愈强，获取全球知识能力愈大”。 “知识经济”问题短时间内大有发展成一门“学科”之势，实在让人佩服咱中国人的“赶超”精神，也实在让人不得不联想起“流行有如瘟疫”这句俗语，因为不管学习别人的什么东西，都得先看看自己的基础怎样，这道理有如中医强调进补也得看身体状况。而热衷谈“知识经济”的人恰好忽视了一点：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物质参数。 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总体状况来看，我国的物质参数极不理想，第一产业由于人口的限制，至今还是前工业化时期的农业耕作模式。第二产业则是第一代工业化（英国式以产业资本为主导模式）、第三代工业化（日本与苏联式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与第四代工业化（以出口导向为主导）的混合体。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罗什曾将中国（1953～1989年）和德国（1853～1889年）的某些经济参数做了比较，发现这一阶段中国与100年前的德国的发展状况极其相似。他指出，一个经济整体的实际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该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有关经济参数说明：德国的劳动力大军在工业中就业的比例在19世纪70年代就比今天的中国还高(已将乡镇企业的就业者算进去)，根据1990年的统计，中国人有26.3%生活在城镇，而德国在1877年就已达到39%。拉罗什还进一步指出：尽管能源和其他生产数字增长相当迅速，但如果因此认定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真正工业化的过程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就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远没有改变它本质上的农业特性。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设施简单重复增多来达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生产增长的名义数字掩盖了工业中越来越严重的技术停滞。这种技术停滞，严重地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以很低的效益消耗掉劳力、能源和原材料。而缺乏技术进步的固定资产积累，只能导致效益下降，到处出现短缺和漏洞。即便是中国一直当作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如果不是从工人所得收入来看，而是用生产并维持这些劳动力的实际代价来衡量，只要将其与美国或西欧相比较，就立刻可以明白“廉价劳动力”的说法是一个错觉。事实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政策意味着技术停滞，这种政策使得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在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各种经济参数之后，拉罗什作出判断：纯粹从中国的地理面积、众多人口，以及某些与军事领域有关的高技术看，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超级大国这一说法似乎颇有道理。但从总体上考察中国经济的物质参数，就会发现在关键方面，中国的发展比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德、日落后了不止一百年，“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其特征是包装在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浮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盘之上。” 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的经济发展，就是从上述基础开始。此外，我们还得承认我们所受到的种种严峻约束。面临的内部环境是：人口将继续增长，且素质极为低下；老龄化社会即将来临；耕地、水资源、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供给不足；国内资本供给的变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摩擦和冲突；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尚须大大加强，同时还必须为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花费巨大的努力。而国际社会的外部环境是：经济的全球化，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来临，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主题。这种内外部环境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只能是追赶型现代化，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完成四项基本任务：水和交通的基础结构、能源(尤其是核能)、城市化、教育复兴。目前的紧急任务是：许多国有企业急需提高产品质量、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相对于房地产与金融衍生品(股票、债券、期货等)的炒作而言，投资与劳动者的继续教育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知识界部分人士猛烈炒作“知识经济”，强调发展信息产业，只会误导社会不去发展现代农业和基础产业，使未来的发展成为无本之木，蒙受巨大损失。 上述道理，其实比较浅显。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一位富翁羡慕邻家的房子，让建筑师依照其样式设计。当图画好以后，富翁不满意，告诉建筑师说：“我看中的其实只是邻舍房子的顶部，而房子的底部我并不想要。”建筑师讶然，回答说：“如果不先造房子的基础，这房子顶部又建造在什么上面?”脱离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与人口素质来谈“知识经济”，误导社会盲目追赶发达国家“正在运动中的发展目标”，有点类似于这一寓言中谈到的富翁，其结果只会使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一种有害其发展前景的影响。 (原文发表于《环球企业家》1999年4月号) 参考资料： 中国(1953～1989)和德国(1853～1889)部分有形经济参数的比较 人口密度 钢消耗 能源消耗 铁路密度 （人数／平方公里）（公斤／人均）（吨煤当量／人均）（公里／千平方公里） 中(1953) 61 3 3 01〖〗25 〖ＢＨ〗德(1853)〖〗66〖〗6〖〗033〖〗12 〖ＢＨ〗中(1960)〖〗69〖〗18〖〗046〖〗35 〖ＢＨ〗德(1860)〖〗70〖〗13〖〗044〖〗21 〖ＢＨ〗中(1970)〖〗86〖〗17〖〗035〖〗43 〖ＢＨ〗德(1870)〖〗76〖〗32〖〗072〖〗35 〖ＢＨ〗中(1980)〖〗103〖〗32〖〗061〖〗52 〖ＢＨ〗德(1880)〖〗83〖〗44〖〗104〖〗63 〖ＢＨ〗中(1989)〖〗116〖〗47〖〗086〖〗55 〖ＢＨ〗德(1889)〖〗91〖〗75〖〗142〖〗79〖ＨＴ〗〖ＢＧ）Ｆ〗 资料来源：《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美］林顿•拉罗什：“中国的复兴——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
何清涟2025-11-06 06:45👍 0💬 0中国是世界上最没平等的国家
“消灭差别，人人平等”，共产党当年用这个乌托邦口号，欺骗和煽动农民造反，用暴力在中国建立了共产政权。但今天，构成讽刺的是，中国却成了全世界贫富差别最大、人与人之间最没有平等的国家。 《纽约时报》8月1日用头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报道中国城乡差别的这种严重性：七亿五千万农民在中国成了二等公民，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没有像城里人那样致富，反而很多更加贫困；他们没有城里人的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生活在因人为制度带来的严重不平等之中。 该报道以四川省浦加乡18岁的中学生郑庆明因交不上学费，在老师逼压下，最後卧轨自杀的悲剧开始，展示中国农民生活的悲惨现状。郑庆明这个节衣缩食、努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因缴纳不起拖欠的80美元学费，被老师逼迫：如交不上学费，就被取消报考大学的资格。 走投无路，实在交不上学费，又受到老师羞辱的郑庆明，走上了轻生的道路，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样，迎著飞驰而来的火车，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他不是像安娜那样为爱殉情，而是用鲜血，对这种不公的现状发出最後的抗议。 报上刊出郑庆明的照片，一个很清秀帅气的孩子；旁边是他有精神残障的养母和爷爷奶奶围坐在一个极为简陋、肮脏的木头饭桌前。就在不久前的同一张报纸上，也是刊出照片，是北京一个暴发户的二十多岁的孩子，购买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推出的最豪华的、价值96万美元的轿车。即使在全世界最富有的美国，花96万买一辆汽车都是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即使全世界的首富、美国微软电脑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也没有开这麽贵的汽车。但中国的暴发户则以此炫耀。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自1985年以来，中国贫富差别历年增大，前年城市人均收入950美元，而农民不到300美元，才是城里人的三分之一。而且过去25年来，今年中国首次贫困人口大幅增长80万，使年均收入75美元的农民增至八千五百万人。 在中国的城市精英们争相开奔驰、宝马、凌志车的时候，像郑庆明家这样的农民，却活在每年收入不到75美元的世界，但却要每年缴学费295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整个四川省农民的人均收入（253美元）。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当然都会有贫富差别，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由制度人为地造成如此极端地不合理、不公平。占人口70％的农民不仅收入远低於城里人、没有任何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而且成为各种苛捐杂税的压榨对象。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呼啸著向前奔驰著，但却是以碾碎了无数像郑庆明这种毫无权势的普通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这辆火车上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份是依靠政治权势，用窃国大盗的方式，变相瓜分中国、哄抢国库而暴富的，而且是用最大极限地发挥人性中最卑劣的部份而获得的。 而中国现行这种极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是这种瓜分国库，制造巨大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这种不公和差别就将继续扩大，不定哪天，中国这列不按正常规矩行驶的火车，就可能出轨翻车，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灾难。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4日） 2004-08-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7👍 0💬 0星期专论∶美国全球战略有利台湾
台湾经过了三次总统直选，两次权力和平转移，并有了相当程度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为什麽去年总统大选时，曾实行了半个世纪专制的国民党，还获得近一半选票？当然这和台湾仍处於民主转型有直接关系；国民党五十多年洗脑的後遗症，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当局和台湾的统派，都极力渲染「战争论」，恐吓说台湾如制宪正名，中共就会武力攻台。一般人都怕战争，因此很多人就宁可保持（台湾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现状，也不敢支持台湾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 中共到底会不会武力犯台？应该说只要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中共就不会放弃对台动武的愿望；但只要美国是世界唯一超强，中共就不敢（也无法）对台动武。 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讲话，再次谴责中共军事不透明，对周边国家已构成威胁。五角大楼最近将公布年度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在去年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共扩军备战，对美国东亚利益构成挑战。美国智库和媒体今年初还指出，中共正以「珍珠链战略」，在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南中国海等建构军事基地，扩张其海域影响力，直接威胁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地位。 美国知名军事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最近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我们将怎样和中国作战」的长篇专论，分析美中军事实力。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共强化军事，不仅是针对台湾，其长程目标是对准美国，要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并最终取而代之。他的潜台词是，不管台湾怎样和中国发展关系，中共都会扩军备战，因为北京把战略对手定为美国。 虽然中国把美国视为敌手，但几年前美国知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就在其长篇论文「中国的空虚军力」中指出，「中国的军事野心和能力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共军队把二十万部队从陆地运到蒙古或越南的能力都没有，其全部海陆两用舰艇和空军的运载能力是二万多人。季北慈感叹，这样的运输能力，中共军队不要说和美军做战，和台湾军队交手都难以胜算。季北慈还引用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的评估，中国军队仅相当於美军越战时的水准，即相差三十年。 卡普兰在《大西洋月刊》的这篇长文也指出这一点，即中共军力无法和美国匹敌：美国海军总吨位占全球一半，有286万吨，而中共海军全部只有26万吨（是美国的11分之一）；美国有24艘航空母舰（全球其他国家加起来共有10艘），而中国一艘也没有，而且全球的航母都掌握在民主国家手中。虽然中国有二十几枚可打到美国西海岸的长程飞弹，但美国有一万枚，是中国的四百多倍。 美国近年在亚洲部署三个战略链：一个是以本身军事为核心，在夏威夷部署第一道战略链；然後以关岛为前沿，部署第二道战略链；外部以美国主要亚洲盟国日本、澳大利亚、南韩、菲律宾，以及印度、新加坡、泰国等形成第三道战略链。三道战略链的部署显示，虽然美国主要在中东打反恐战争，但战略重心仍放在亚洲，威慑和制约中共无法在台海及南中国海军事扩张。 以最保守的估计，今後五十年美国仍会是全球唯一超强。不管中共怎样发展军事，都无法超过美国。因此至少今後五十年，中共都没有军事能力攻占台湾。而只要台湾加强军事防御，从美国购进更多武器，将更降低中共军事冒险的幻想。 除了美国的军事能力之外，美国近年的全球战略变化，越来越有利台湾安全和前途。布什总统明确指出，绝不再走「雅尔达」之路，视二战时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签署的以牺牲小国的自由来换取所谓世界稳定和均势，是不道德、最後也不可行的错误战略。最近美国国务卿莱斯在旧金山的「共和俱乐部」演讲时，再次强调这个观点，指出「美国的安全和真实的稳定依赖於其他国家获得自由」；并誓言「要在整个世界结束暴政」。 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也在做这种调整，不再继续过去的「保持现状」（status quo，只要沙特．阿拉伯给美国石油，埃及、科威特等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美国就维持中东现状），而是现在改为把向那个地区推展自由价值作为外交战略核心，并不惜必要时使用武力，先发制人。 美国的欧洲政策放弃「雅尔塔」，在中东放弃「维持现状」，都预示著美国的台海政策可能也要做类似调整，或至少不会和这种整体战略和价值观发生抵触。这就意味著，美国不会为了所谓的亚太区域稳定，而牺牲民主台湾，尤其是不会对中共的军事扩张熟视无赌，或拿民主台湾和独裁中国做交易。而且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排除美国的台海政策纳入欧洲和中东政策的思维轨道，即放弃「保持现状」，往承认民主台湾、拒绝共产中国扩张、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方向发展。 最近布什内阁的人事变动，也体现这种战略趋势，包括把致力发展美台密切军事关系的鹰派国防部长留任，让在访问北京时说「台湾不是主权国家」的妥协派国务卿鲍威尔走路，同时提拔被视为伊拉克战争设计者的副国防部长沃夫维兹出任世界银行总裁，并提名主张美国和台湾建交，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前国务院助卿波顿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等。 但是，美国最终改变对台政策的先决条件，还是在台湾内部，因为美国首先必须尊重民主制度下台湾人民的自觉意愿。如果台湾民众仍对自己国家的定位犹犹豫豫、不想在自己这一代承担责任的话，那麽美国也只能滞留不前。而如果台湾民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占多数，尤其是压倒多数的话，美国就有了改变目前政策的法理依据；同时美国继续维持台海现状的压力也随之增大。说到底，自己的命运在自己手里，当多数台湾人决定承担责任、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站立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 （原载台北《自由时报》2005年6月12日“星期专论”） 2005-06-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22👍 0💬 0Taking the air out of US fantasies about China
China experts in the US have long fantasized about China, often in a naive and romantic way. The reality is much more telling and instructive, according to a seasoned China watcher in New York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Wednesday, November 24th, 1999 US experts on communism have emotions that run the gamut from surprise to stunned: hundreds of American specialists on the Soviets were shocked whe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llapsed; none of them had ever predicted that a seemingly powerful empire with 70-plus years of history would fall in only three days. They were astounded again in 1989 when a massacre took place in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New York Post columnist Jeane Kirkpatrick asked at the time: "Why did so many know so little about an event involving so many people? Why was it that so many experts failed to perceive the explosive atmosphere from which the demonstrations materialized... Why were they so surprised?" Those US China experts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Deng Xiaoping -- who was twice chosen as Time magazine's "Man of the Year" and on whom pundits placed "great expectations" for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and hopes for a prosperous Sino-US relationship -- would brazenly kill innocent students while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on CNN. The expert of experts John King Fairbank sighed with bewilderment when he saw the massacre unfolding on TV: China was truly singular, too profound to be understood, he said. The Americans were stunned again when Deng's successor Jiang Zemin manipulated a nationwide anti-US demonstration after NATO's accidental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ugoslavia and when Chinese authorities began a major crackdown on Falun Gong followers. My fellow Americans could not figure out why that smiling -- and seemingly soft teddy bear -- Jiang, who dined with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t a state dinner and quoted Abraham Lincoln on freedom and democracy to a US audience, could carry out such capricious actions. What was really behind those "surprises" and "shocks" was a certain naivete on the part of those China experts -- who remain somewhat romantic with their wishful fantasies about Beijing. It is impossible to review the long history of these kinds of American fantasies in a brief commentary, but let's take a glimpse. Marshall's ignorance: Mediation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CP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WWII, the five star US general George Marshall visited China and climbed Lu Shan (庐山) eight times -- Lu Shan is the mountain where Chiang Kai-shek occupied the summit and Zhou Enlai stayed at the bottom waiting to negotiate with the KMT -- trying to persuade the two sides to establish a US-style government, and hoping the two parties could behave like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Democrats who ruled the US by turns. Marshall's mediation efforts were , of course, failure, for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ommunist party,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Communism, that has been willing to share power with any other political group. The Communists' doctrine -- and they never denied it -- was to establish a Utopian society that is ruled by a one-party dictatorship. The efforts made by Marshall and the US administration showed in plain fact that either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communism meant or they had turned a blind eye to what happened in the Soviet Union before WWII. The fairy tale of Nixon's \`opening up' I do not know how much the Americans actually learned from Marshall's failure to convince the communists. More than a quarter of century later, the "fairy tale" of U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s opening up of China's door played on the world stage. Although Nixon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and connected with the Watergate scandal, by the time of his death a couple of years ago, he was praised by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for his great foreign policy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in China. I have not yet seen any US scholars who have seriously challenged this take. The fact is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1972 visit of Nixon and his savv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China had been spinning on its own trajectory, without even the slightest derailment. In 1971, Mao's hand-picked successor, Lin Biao (林彪), betrayed him and crashed while escaping to the Soviet Union. Immediately after Nixon's visit came another round of of "anti-Lin and anti-Confucius (批林批孔)" campaigns. Nixon's visit changed neither China's foreign policy nor its domestic practice; it merely added to the complacency of Mao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only result of Nixon's visit was to rob Taiwan, a longtime US ally, of its seat at the UN. What Nixon really did was to surrender to Beijing. Would any dictator refuse to accept surrender, especially from such a powerful country as the US? Nixon welcomed China to the UN with few conditions, not even a promise from the communists to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armed forces to attack Taiwan. I doubt if there is anybody who lived in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who consented to the statement that the door of China was opened up by Nixon. Frankly speaking, it was only the death of Mao that brought an end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gan the tru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Recently released details of the Nixon-Kissinger China visit show that the pampering from leaders of the free world only gratified Mao's ego, legitimized his authority, and therefore further strengthened his dictatorship. Naive Carter and Bush The 1978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was the automatic outcome of Nixon's visit. It was true that follow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China did begin a drive toward economic reform and gradually opened its doors to the outside world. However, this opening up was not the result of the normalization, but rather the consequence of China's inter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and above all, the decision of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There were two major reasons for Deng to take the route of developing the economy. First of all, it was his personal belief that economic prosperity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an empty ideology. Characteristically, unlike the utopian and whimsical Mao, Deng was less radical and romantic, but rather practical and pragmatic. He had a reputation, which began long before he assumed power, of "following the path of capitalism," for which he was purged three times by Mao. Therefore, it was Deng's personal willingnes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that prompted China's opening to outside world. This is the power of a dictator. Secondly, Deng sought to rescue th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 economic reform.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ese economy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most people, including intellectuals, party members and high level officials, were tired of the endless political chaos. Faced with an urgency for change, Deng believed tha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could save the CCP and his own absolute power in China. Therefore, the policy change in China and its consequent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had almost nothing to do with Nixon's visit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S. Invited by U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Deng Xiaoping visited the US in 1978 and was very well receiv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Although Nixon and Carter belonged to two different parties, they both had the same wish: to push Chin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by applying a policy of appeasement. So how did Deng Xiaoping respond to his Western friends' expectations? By cracking down on the embryonic stages of democratic discussions in Beijing immediately after coming back from the US in 1978 -- and then the1989 massacre in Tiananmen Square. During the Tiananmen crisis in 1989, US President George Bush tried to telephone Deng, hoping to persuade him to give up the idea of firing on the students, but Deng didn't even bother to pick up the phone. Bush thought he could talk a dictator into giving up killing: what a naive former ambassador to China! Clinton's feeble-mindedness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has boosted Americans' China fantasies to an all-time high. During the 1989 Tiananmen student movement, Deng dismissed the second of his hand-picked successors, Zhao Ziyang, and elevated Jiang Zemin, the much lesser-known mayor of Shanghai, to the top posi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Jiang himself also took the exceptional promotion with trepidation. His servility to Deng and other senior statesmen made people believe that he was only a puppet and a transitional figure. When Deng died, Western observers speculated that Jiang would soon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Mao's hand-picked successor Hua Guofeng (华国锋), who was soon inundated by a wave of political struggles after the death of Mao. However, Jiang not only survived but soon turned out to be a dictator that would last.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stabilization of Jiang's power; among them was the invitation from Clinton to visit the US, which enhanced his influence on party officials and his reputation among the masses. Instead of being a struggling political clown, the state visit to the US made Jiang look like a world leader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fter Jiang's "successful" visit to the US, especially after Clinton's visit to Beijing, the People's Daily opined: "Mao Zedong unified China, Deng Xiaoping reformed China and Jiang Zemin made the United Sates share power with China." It showed that after the exchange of visits, not only the party bureaucrats, but also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began to regard Jiang, whom they sneered at before, with special esteem. Clinton's making China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ppeasement policy only helped Jiang to strengthen his own power and strangle the true voices of the masses. President Clinton also yielded to China's pressure and spoke of the "three nos" to Taiwan. This marked the biggest move made by the US government in favor of China since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s contact with Beijing. This move relinquished the strategic balance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which Nixon and Kissinger struggled to maintain. It was Clinton's cuddling up to Beijing that caused Taiwan to claim that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be put on a special "state-to-state" basis in order to extricate itself from Beijing and Washington's "one China" policy that was making Taiwan's already tiny room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shrink. Engagement or Containment Certainly there are criticisms of Clinton's China policy in America;some advocate a policy of containment, emphasizing that otherwise the free world may face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similar to the result of Chamberlain's appeasement policy with Nazi German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defense was also seemingly reasonable: putting more pressure on China may force it to go back to isolation. However, this assumption was not made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China. As I stated before, the Chinese leaders' motivation to open the door and reform the economy came from the fear of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USSR. They believe that a better material life can reduce social conflicts and diminish public complaints --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way Burma's dissident leader Aung San Suu Kyi characterized her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buy our silence with a better economy." Therefore, China would not go back to the Mao era no matter how much pressure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puts on it. Chinese dictators have been clear on this point: in the wave of the global collapse of communist societies, going back means committing suicide. When faced with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Deng Xiaoping had the best opportunity and the highest authority to go back to the Mao era. But not only did he not do so, he even further enlarged the opening door and accelerated the speed of reform. Today's situation is the same: even though there was an anti-US demonstration after the NATO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Jiang resumed negotiations on China's ticket to ent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oth Deng and his successor were sure at this point that the only way for them to stay in power was not to go back to the Mao era, but to continue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for any dictator anywhere in the world, staying in power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priority. Therefore, nothing can stop China's own drive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t is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those China experts on Capitol Hill who are not clear about what kind of government and rulers they are dealing with.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US China experts and the White House have been hypnotized by their own fantasies about Communist China; they kept making wrong judgements and impractical policies. Those appeasement policies only gave dictators mor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and therefore helped them last longer. History has proved that policies made from fantasies about China -- from General Marshall half a century ago to President Clinton today -- have never been truly effective. Indeed, the only viable China policy should be "congagement," if not containment. Within weeks, the 20th century -- plagued by horrible wars and the ugly face of communism -- will be over. I only hope that the US fantasy about China will also end with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1999-11-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04👍 0💬 0为什麽要支持以色列？
最近联合国开年会，美国公共电视播出很多国家元首讲话实况，我只看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演讲，颇感震撼∶他讲的内容令人动容，博得全场近20次热烈掌声，几次起立致敬。当然，叙利亚、伊朗等代表并不在场。这些鼓掌致意，表明了世界上支持以色列的正义声音。 内塔尼亚胡的演讲陈述了一个不仅阿拉伯世界，就连西方很多国家都不肯正视的事实∶以色列从建国那天起，就遭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包围，甚至入侵；近年则遭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长年累月地发射火箭弹，今天联合国的任何成员，哪个能忍受自己的国民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安泰毅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曾说，“以色列的3岁孩子，他们从1数到15非常流利，为什麽呢？因为他们要用15秒的时间找到一个地方来逃生，他们长到7岁还不知道其它的一些事情，只会数这个数字。” 因为空袭警报一发出，以色列人就要在哈马斯的火箭弹落下之前，找到安全处。据统计，仅三年内，哈马斯就向以色列发射了6000多枚火箭弹。 面对如此野蛮行径，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联合国，一直保持沉默。内塔尼亚胡提到这一点时，静默了一、两分钟。这个无声的场面很令人震撼，它不是悼念谁，而是抗议联合国的不公，抗议国际社会纵容邪恶！ 但就在内塔尼亚胡讲话不到几周后，以色列就遭到新一轮攻击，这次是巴勒斯坦人用刀子刺杀以色列平民。火箭弹可以拦截打落，但对用到处可买到的刀子在大街上行刺，防不胜防，而且他们主要是杀平民、捅那些没有武装的以色列老百姓。 面对如此暴行，以色列政府呼吁民众携带枪支以自卫。于是发生多起以色列人击毙巴勒斯坦行刺者的事件。这期间当然也发生了愤怒至极的以色列极右派人士也去用刀捅巴勒斯坦人的报复行为。 这时候，国际社会就不“沉默”了，他们开始连珠炮地谴责以色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甚至把以色列和哈马斯相提并论，都称为恐怖主义（各打五十大板），强调巴以双方都要克制等等。 这种“各打五十大板”说，遭到美国保守派媒体和很多评论家的痛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港台译为柯翰默）称这种“等量齐观”是“道德有问题”。因为道理明摆在那里∶ 第一，巴勒斯坦人被刺，是个别以色列人干的，迄今只发生两起。而巴勒斯坦人用刀子捅以色列人，是哈马斯指挥干的，而且已发生很多起。是个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这是判断问题的关键。这就像中国发表人权报告，指责美国也有人权问题，监狱人满为患，圣诞节夜晚有多少枪杀案等等。但美国发生的这些恶性案件，是个别人的行为；而中国那种专制国家的人权问题，是政府导致的，包括关押异议人士，迫害宗教信仰者等等。对个人犯罪，无论以色列还是美国，都是法律制裁的（这也是美国监狱人数很多的原因之一，因美国刑罚很重，强奸就可能被判20年；大量犯人是因吸毒被抓）；而专制国家的践踏人权行为无法阻止和惩罚，因为它是政府导致的，当权者怎麽可能制裁自己？ 第二，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谁是发动者，谁是自卫。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就遭到周边五个阿拉伯国家联手入侵，要把以色列灭掉。后来的多次战争，都是以色列抵御这种入侵或先发制人（制止侵略）。巴以发生的领土问题，就是这些战争造成的，或更准确说，是阿拉伯国家造成的（第一次入侵以色列的阿拉伯联军中就有巴勒斯坦游击队）。他们是首先要灭掉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始作俑者。 以色列曾进攻加沙地带，因哈马斯从那里发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居民区。以色列曾进攻黎巴嫩，因那里的真主党绑架袭击以色列军人和平民。这次，也是哈马斯发动袭击在先，他们煽动巴勒斯坦人攻击以色列，是刀子捅人、用汽车撞平民的暴行在先，之后才有以色列的反击，包括呼吁民众携带枪支自卫。这才导致用刀捅人的巴勒斯坦暴徒当场被击毙的情形。 那种各打五十大板，把这种武装自卫和恐怖袭击相提并论，都当作恐怖主义分子谴责，完全丧失是非观念和道德立场，甚至是助纣为虐，潜助哈马斯。如果那种逻辑成立，那麽是不是可以把911事件时（用劫持民航飞机撞毁世贸大厦）造成三千美国平民死亡的恐怖分子，和美国随后的反恐战争（歼灭几万恐怖分子）相提并论，都视为“恐怖主义”？ 区分“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的最重要标准，是看谁先发动战争，谁是侵略者。从阿拉伯国家一开始团伙式要灭掉刚建国的以色列，到后来多次联手要入侵（被以色列先发制人阻止），以及真主党、哈马斯等恐怖组织的不断挑衅攻击，再到这次用刀子在公共场所刺杀以色列平民，这些都在证明，那些阿拉伯国家和恐怖组织是侵略者、是主动挑起战争者，以色列是在“自卫”。巴以冲突的性质清清楚楚，只是伊斯兰分子、阿拉伯世界，更有西方左派们故意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硬要站在邪恶一边。 第三，在每次以色列被迫反击恐怖袭击时，西方左派，更有阿拉伯世界的毛拉们，总是声嘶力竭地喊叫，以色列“不成比例回击”，造成很多巴勒斯坦人丧生。我曾在“以色列进攻加沙应该谴责吗？”一文中论述过，哈马斯是有意杀害平民（包括用自己人民做盾牌，安排到发射火箭弹的学校、清真寺等），而以色列在反击中造成的平民丧生，是应该由发动恐怖袭击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当局负责的。就像二战时，英国轰炸德国的主要城市德累斯顿（造成二万五千平民丧生），美国向日本扔原子弹，造成12万人死亡，大部分都是平民；这些代价，都应该由德国纳粹和日本皇军等侵略者负责，而不是捍卫了世界和平的英美联军！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和周遭阿拉伯世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巴以冲突只是一个缩影，它是以色列为生存而进行的一场抵抗战争。所以，上述《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翰默指出，对巴以冲突，应该用战争时期的标准，而不是和平时期的标准。 美国铲除伊拉克的萨达姆、推翻阿富汗的塔列班，都是反恐战争。在战争中，就不能按照什麽“不成比例回击”、哪一方死了多少人来衡量，而必须按谁是侵略者、发动者、始作俑者，谁是自卫反击来评断。用这个标准来看，以色列不管击毙了多少哈马斯，在反击中即使造成平民伤亡（以色列不是以杀害平民为目的）等，都不能把以色列跟哈马斯等量齐观，因为这是正义反击邪恶，跟二战时英美盟军反击纳粹轴心国是同样性质。 西方左派们玩“政治正确”，显摆自己支持弱势的巴勒斯坦。但这并不能改变美国多数人民支持以色列的决心。从美国媒体上众多对国务院“各打五十大板”论调的痛斥，从美国民间发出的力挺以色列的强大呼声中都可以再次表明，不管阿拉伯专制势力如何颠倒黑白，西方左派如何颠倒是非、用政治正确欺骗世人，但理性终将战胜被虚夸了的感性，真实终将战胜虚假，民主的以色列将屹立，而野蛮的哈马斯、德黑兰毛拉，叙利亚的阿萨德，还有伊斯兰国等等邪恶势力，终将会被不可阻挡的民主大潮湮灭，这只是时间问题！ 2015年10月21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5-10-2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0:55👍 0💬 0曹长青和中国网民聊天（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中文网网上聊天 时间∶北京时间11月9号晚上11点至12点 讨论专题∶台湾政坛风起云涌，台湾陈水扁总统究竟何去何从？ 特邀佳宾∶自由撰稿人曹长青先生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宣布以贪污、伪造文书罪起诉台湾第一夫人吴淑珍。此外，虽然检察官认为陈水扁总统涉嫌贪污与伪造文书，但由於总统享有刑事豁免权，检察官在总统被罢免或者解职之後，才会再追诉。另外还有三位总统府幕僚被起诉。 在野的亲民党表示，将展开第三次罢免总统案的连署。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表示，希望民进党能够拿出执政党的魄力和担当，立即和陈水扁进行切割，并督促陈水扁下台。 民进党党中央和大多数立委态度低调，不愿意表示意见。但也有立委表示，仍然相信陈水扁总统是清白的。不过，泛绿的台联党此次和泛蓝阵营的立场一致，支持第三度罢免陈水扁总统。 倒扁反贪腐运动总指挥施明德呼吁陈水扁总统不要让国家再这样空转下去，动荡下去，并希望台湾有一个光明、乾净的明天。 台湾政坛风起云涌，台湾陈水扁总统究竟何去何从？ 由於技术及时间原因，还有很多网友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敬请大家原谅。以下是经整理後的部分讨论内容。 \-------------------------------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中文聊天室。我们今天的讨论10分钟後开始。谢谢大家的耐心。 主持人∶美国之音网上聊天5分钟後开始，大家现在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今天的讨论题目是∶台湾政局风起云涌，阿扁总统何去何从？ 主持人∶现在聊天开始。请曹长青先生回答问题。 （大意）∶台湾有民主，可以倒扁，可以提罢免案。中国大陆没有民主。 \------------------------------- 曹长青∶过去两年，我多次去过台湾，强烈感受到台湾的民主信息。现在两岸的问题不是统独之争，而是民主与专制之争。中国政府用统独之争掩盖民主和专制之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是问题的症结之一。 \------------------------------- 陈 上海∶曹先生你好！台湾的社运人士郑村棋（ 主持飞碟午餐）在谈到你在《自由时报》上发表的对陈水扁的辨护言论时非常反感，好几次提到要通过越洋电话和你对谈，你为何不应答。你的好些对台湾问题的言论是出於内心还是有其他原因。 \------------------------------- 曹长青∶当然是出於内心。在海外有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这很自然。 \------------------------------- LFS∶作为一个一直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从小就被灌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观念，直到後来目睹共产党的种种劣迹，才明白了我们中国的希望恰恰在於那个险些被中共消灭的中华民国——目前的台湾。我想台湾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应该好好的存在和发展，就目前台湾政局的境况，一方面说明了民主制度初期的阵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台湾社会民主制度的正在走向成熟和健全。人民可以自由的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相关的政治事件也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按程序解决。 想一想89年6月4号的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再看一看今天台北的凯兰格登大道，是人就应该明白，此中差距是何等巨大？ \------------------------------- 曹长青∶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台湾起诉总统夫人，最大的感受是台湾真正有民主和法治，它给中国树立了一个榜样。什麽时候中国可以起诉最高领导人的夫人，中国才开始走向民主。 \------------------------------- （大意）∶王丹接受过台湾捐助吗？ \------------------------------- 曹长青∶王丹已经在声明中承认接受过台湾捐助，但表示任何捐助都不附带政治条件。 \------------------------------- 曹粉丝∶请谈谈台湾拒绝贾甲的政治庇护!!!! \------------------------------- 曹长青∶贾甲申请政治庇护被台湾拒绝，这是台湾政府的一个错误，因为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审理和调查，快速遣送到香港是不负责任的，违背基本人权。 \------------------------------- 肖烈泉∶预测共产党什麽时候会倒台呀？ \------------------------------- 曹长青∶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共产党都垮台了，中共也一定会垮台，绝不会例外。什麽时候垮台取决於中国人民觉醒的程度和反抗的能力，近在对岸的台湾已经给中国人民做了一个榜样。 \------------------------------- brucewang∶首先肯定台湾的民主，其次对民选领导人感到失望 \------------------------------- 曹长青∶对於民选领导人感到失望不仅是台湾的特例，在民主国家有很多这种现象。美国刚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胜，就是选民对布什总统感到失望或不满意的一个表现。 \------------------------------- 陈 上海∶你为什麽说施明德的红衫军倒扁运动是不对的？ \------------------------------- 曹长青∶因为民主国家靠的是法治和制度，不能靠街头革命，中国的文革就是惨痛的教训。台湾人不喜欢红衫军这种小文革。 \------------------------------- 陈先生∶主持人你好∶我认为，台湾的政治民主进程中有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士发起倒扁运动完全是出於它们的政治野心，是很不道德的，台湾现在的政局全是它们给闹的，阿扁的心是太软了，太善良了，希望阿扁珍重！ \------------------------------- 曹长青∶我觉得您对台湾问题很了解，您也是那种心太软，太善良的人。希望像您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 金庞生∶请问曹先生，假如阿扁下台，国民党执政，台湾会和共产党搞“第三次国共合作”吗？ \------------------------------- 曹长青∶我觉得他们不敢，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做，下次大选台湾人民会淘汰他们。这就是台湾的优势，有定期选举，台语管它叫∶冻蒜（当选）。这是我学到的第一个台语词，也是我最喜欢的台语词。 \------------------------------- LFS∶我内心总觉得，共产党不会真的打台湾，因为一旦战争爆发，最终灭亡的可能是大陆政权。中国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目前的共产党，民心已丧失殆尽。而台湾却是自由民主，人民富裕，怎麽可能倒退回中共的极权统治之下。 \------------------------------- 曹长青∶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共产党有时候不按牌理出牌，总是做最蠢的事，所以中国有俗语说∶蠢死了。 \------------------------------- 风起云涌∶共产党解决不了的问题，其他人就能解决吗？！我觉得谁执政都解决不了贫富差距拉大和贪污腐败问题。 \------------------------------- 曹长青∶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是靠定期选举的民主制度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因为谁执政做不好，就会被选掉。你看美国这次选举不就是这样的结果吗？有8个共和党议员都是因为丑闻而下台。民主党提出提高最低工资议案，这有助於解决贫富差距和制约贪污腐败。你觉得共产党做万年党就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吗？ \------------------------------- VOA迷∶曹先生，我很喜欢看你在新唐人上的节目，可惜不过瘾啊！你能多参加他们的节目吗？ \------------------------------- 曹长青∶当然愿意。很高兴你能喜欢新唐人上的节目。 \------------------------------- 陈 上海∶当法治和制度有问题而又没有好办法，国家在空转，人民在受苦，又等不及怎麽办？ \------------------------------- 曹长青∶您说的是哪个国家？如果是说中国，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如果你改变不了国家，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做一个诚实的人。 \------------------------------- 金庞生∶请问，阿扁及其民进党下野後，台湾下一届哪一个党执政的可能性更大？ \------------------------------- 曹长青∶现在还很难说。要看台湾的民意走向，还要看共产党是否要帮助民进党，只要它文攻武吓，多数台湾人民就更愿意支持民进党。共产党支持谁，谁就倒楣。 \------------------------------- 陈先生∶请问主持人先生∶马英九是不是也想当总统？他要是当了总统最好不要靠什麽“运动”，那样的话，民主就是倒退了。谢谢。 \------------------------------- 曹长青∶当然了。你说的很对。他如果要用街头运动的话，台湾的民主当然会倒退。一个民主国家靠的是选举和法治，而不是文革式的街头运动。 \------------------------------- 无为而治∶台湾当年能够走上民主道路的关键是什麽？上层有促成民主的开明举动吗？中共可能会有这样的举动吗？阿扁是基督徒吗？台湾政府高层有多少信仰基督教？ \------------------------------- 曹长青∶首先，要靠上下两方面努力。上面是蒋经国和李登辉推动民主、总统直选，下面是民进党组党、要民主。 现在看不出来中共会有这种开明举动。它需要中国民众发出政治改革的呼声，对他们施加压力。 据我所知，陈水扁总统不是基督徒。台湾基督徒的比例是人口中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很少。 \------------------------------- 金庞生∶曹先生，您的《长青论坛》视频我非常喜欢，每天都急切的希望有新内容，还希望您能多对大陆的时政多加评论。 \------------------------------- 曹长青∶很高兴你能看到这个节目。谢谢你的鼓励。 \------------------------------- voa123∶曹先生∶你好! 你认为国军有可能反攻大陆中共政权吗？何时？ \------------------------------- 曹长青∶没有可能。国民党都去和共产党合作了，还怎麽反攻大陆？中国人民要靠自己，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靠不住。 \------------------------------- 风起云涌∶请问曹先生，你觉得陈水扁会不会在任期届满之前下台呢？请谈谈原因。 \------------------------------- 曹长青∶我认为不会，因为台湾有法治，民选总统的当选和去留都有制度。我认为他会完成任期。 \------------------------------- 蔡荣德∶我觉得曹先生对刘宾雁先生太苛求了。那一代人做到刘先生那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 曹长青∶不是苛求，而是观点不同。在海外这种自由讨论和批评是常见的。 \------------------------------- 陈 上海∶你支持台湾统一中国吗？ \------------------------------- 曹长青∶支持台湾用民主的价值统一中国，两岸统一於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至於形式并不重要。将来由两岸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下协商解决。 \------------------------------- tony2006∶曹先生对中国民主运动近期发展方向有啥看法？ 重点是不是该放在国内，你们是不是离的太远了？？ \------------------------------- 曹长青∶你说的很对，重点应该放在国内。在海外离得很远，只能起到助阵的作用。 \------------------------------- LFS∶曹先生，您好，真荣兴可以在这里和您直接交流，有一句话很令我鼓舞——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是在目前的大陆，我们看不到推动民主发展的力量，请问曹先生，大陆民主的希望在哪里？ \------------------------------- 曹长青∶希望就在於像你这样有胆量的人，敢上网和美国之音的来宾对话，而且宣导民主。向你致敬！ \------------------------------- Voafans∶你觉得中国能够收复台湾吗？ \------------------------------- 曹长青∶如果收复是指武力的话，根本没有可能。一是台湾蓝绿都会拒绝，二是美国会协防台湾。 \------------------------------- 无为而治∶实施民主需要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什麽？怎样可以慢慢水到渠成？ \------------------------------- 曹长青∶首先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不是可有可无。没有选举权的人其实就是政治奴隶。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三分之二以上都实行了选举。中国人迄今被剥夺选举权，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 天堂∶俺们只有一个问题，中共还能活几年？三年还是五载？ \------------------------------- 曹长青∶它取决於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程度和反抗精神的力度。 \------------------------------- 金庞生∶曹先生，您的网站和您在其他媒体发表的文章，想必会招致专制独裁党棍鹰爪的嫉恨，他们什麽都干得出来，请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保重自己，坚信我们会有在国内庆贺自由到来的哪一天。 \------------------------------- 曹长青∶我也坚信有那麽一天，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 GeorgeWcBush∶老曹，听说你有严重的“抑郁症”是吗？ \------------------------------- 曹长青∶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得什麽病也不会得这种病，放心好了，谢谢关心。你也千万不要得这种病。 \------------------------------- tony2006∶曹先生能够把你的联系方法告诉我吗？ 98年你回国时被抓了，我们是哪一年组的党。现在国内的民主人士顶著极大的压力。。。 \------------------------------- 曹长青∶我的电邮是∶[\[email protected\]](https://caochangqing.com/cdn-cgi/l/email-protection)或者是到我的个人网页∶www.caochangqing.com \------------------------------- 操场情∶老曹拿了“国务机要费”没有？仅仅是二王干的吗？ \------------------------------- 曹长青∶没有。台湾支持海外民运没有错，关键是拿到资助的人是不是把钱用在了民运上，还是装到自己口袋。海外民运也有反贪腐的问题。 \------------------------------- George Wc Bush∶老曹，你怎麽看大陆封网？为什麽不讲言论自由呢？ \------------------------------- 曹长青∶有个网友给我来信说，谁封网谁就是本拉登。言论自由是中国民主的开始和条件。请多上网，从美国之音等获得真实的信息。你有胆量就会获得自由。 \------------------------------- LFS∶现在还有中国民主党吗？如果想加入的话，怎麽才能？ \------------------------------- 曹长青∶还有。怎麽加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你真心寻找，就一定会找到。 \------------------------------- 上海∶曹长青你好，请问对胡锦涛执政以来有什麽评价？ \------------------------------- 曹长青∶我觉得他比江泽民还要保守，对内镇压，对外说要学习金正日。今天谁说学金正日谁就是政治白痴。你说呢？ \------------------------------- tony2006∶谢谢！希望能有机会做更多的交流。 \------------------------------- 曹长青∶希望你上我的网页交流∶www.caochangqing.com。也多上美国之音中文聊天室。 \------------------------------- George∶曹先生，烦你帮大家揭开一个共同的谜团∶BBC中文部是不是绝大部分都是有台湾或香港背景的人？请直率回答。 \------------------------------- 曹长青∶首先这里不是BBC，这是美国之音中文聊天室，两个地方差几千里呢。我觉得无论BBC 还是美国之音，都不存在绝大部分都是有台湾或香港背景的人。 \------------------------------- 金庞生∶有一种说法∶中共打台湾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敢打，打了就要死，您说对吗？ \------------------------------- 曹长青∶你概括的又准确又精炼，但愿能让胡锦涛听到。 \------------------------------- 主持人∶谢谢大家参加美国之音聊天室。也谢谢曹长青先生回答问题。我们下次再会。 ——原载∶http://www.voanews.com/chinese/online\chat\20061109.cfm 2006-11-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11:28👍 0💬 0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6 月钱荒的背后
程晓农 2013年8月5日 中国的炎夏高温连连，但中国经济却因钱荒而寒颤阵阵。今年6月中下旬，中国整个银行系统的资金突然紧张，一些银行要靠借30%的高利贷来勉强维持运转，而四大银行中的工商行和中国银行的自动取款机系统也一度出现“故障”。有媒体戏称，中国的银行“上演了一段金融惊险大片”；安信证券经济学家高善文则把这种“钱荒”现象称为金融界的9级地震。银行为什么突然缺钱？随着中央银行最近公布的6月金融统计数据，谜底似乎揭开了：今年的5、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连连下降，两个月减少了378亿美元。于是，中国的媒体和金融界人士纷纷关注逃离中国的热钱。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派记者在长三角地区找外汇“黄牛”打探热钱动向；《上海证券报》的记者则到深圳罗湖关附近观察倒汇黑店的动静。直到7月下旬，中国的金融“寒流”好像还未结束，上海证券报报导，7月份中国的四大银行存款减少了近万亿。 既然热钱的流动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那国人自然想了解，究竟热钱在中国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冲击力，热钱逃离是那些外汇“黄牛”和黑店倒腾出来的吗？我对热钱问题跟踪多年，研究的结论是，过去15年来，中国的引进外资当中，热钱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热钱的大规模流入流出又相当频繁，因此，热钱冲击中国经济的能量也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金融管理当局似乎经常掩盖热钱外流的真相，导致媒体和商界的误判。今夏的钱荒与商界不了解中国热钱运动的真实情形有相当关系。由于目前媒体上有关热钱流动的实况描述混杂着不少谬解，为了澄清中国热钱流动的真相，我不得不针对若干基本概念和数据作一些讨论。在本文中，我尽可能用通俗的话语来解说这个问题。只对结论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略过文中的技术细节。 一、热钱谜之一：中国到底有多少热钱？ 中国多年来引进巨额外资，目的是希望通过引进产业投资带来中国亟需的工业技术，进而加快中国的工业化。外商的产业投资一旦落地，不管是绿地投资（新建企业），还是与中国的企业合资，厂房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就成为长期投资，轻易是撤不走的。与产业投资想对应的，是没有明确的产业发展对象、以投机为基本目的的热钱。引进外资当中，热钱多了，自然不是好事。 产业投资应该主要来自工业化社会，如欧、美、日本、韩国、台湾等。所以，从引进外资的来源国构成就可以大致看出，产业投资和热钱孰轻孰重。从1997年到2008年，中国的引进外资中，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外资每年稳定在210到250亿美元左右，随着引进外资总量的上升，产业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例从约六成逐渐下降到两成左右。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7月29日报导，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曹宏瑛表示，“中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国（欧盟、美国、日本）情况基本稳定”。他的话证实了一点：近年来，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引进外资数额仍然徘徊在以往的水平。 既然多年来引进外资中的产业投资比例大幅度下降，毫无疑问，热钱的比例就相应地快速上升。因此可以说，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引进外资已从产业投资为主，转变为投机性质的热钱为主，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热钱进入中国；年复一年累积起来，大概已经达到数千亿美元的可观规模。这个结论似乎令人难以接受，可惜的是，它的确是事实。 二、热钱谜之二：热钱进来出不去？ 热钱大量进入中国之后，既然属于投机性质，房市、股市往往是它的最爱。有人也许会说，外资购买了中国的豪宅，支撑了中国的房市，难道不是好事吗？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热钱进了中国之后，就真被“套牢”了吗？ 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国人通过合法途径向境外转移外汇的数量其实非常有限。但是，本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的机会设法转移资金出境；外资企业则可以合法地向境外转移利润。此外，有管道的个人和公司也可能通过非法途径把外汇转移出境，今年一季度在深圳发生的大量假出口活动，就是资金外逃的一种常见非法手段。其实，这一手法已经行之有年。事实上，上千亿热钱的进进出出，在中国有多年来隐藏很深的非法外汇转移管道。至于那些倒卖外汇的“黄牛”、黑店，他们只不过做点小而不然的生意罢了。 既然热钱进出中国并不难，几乎是来去自如，只要它的主人们想让资金逃离中国，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大概是难不住他们的。 三、热钱谜之三：热钱动向扑朔迷离 要了解热钱流动的动向，可以观察外汇储备的变化。中国的对外贸易通常会有节余，如果没有大量热钱外流，外汇储备一般情况下是缓慢上升的。但中国的分析者无法在时效性很强的月度分析中使用这个数据，因为，在中国，这个数据往往要到季度末之后一个月才公布。可以替代外汇储备的指标是银行的外汇占款，这个数据每月都公布，便于分析研究。所以，中国的媒体和金融界人士判断热钱外流的依据一般是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下降。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外汇占款这个金融名词屡见报端。 中国的外汇储备由商业银行收购并保有的外汇以及中央银行保存的外汇这两部分组成。外汇持有者向银行出售外汇时，银行因收购外汇而支付人民币，由此形成的人民币投放数额，在“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和中央银行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列为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占款”。如果外汇储备下降，外汇占款自然也下降，同时意味着人民币货币投放量减少，银根收紧。也就是说，一旦国人、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大量向国外转移资金，国内就可能出现钱荒。 但是，中国的媒体和金融界人士在分析外汇占款的动向时，经常陷入迷宫而不自知，而这个迷宫是央行设置的。央行每月公布的央行外汇占款和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用人民币计价，外汇占款的变动受到两种因素影响，其一是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数额的变化，其二是计算外汇占款的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从2011年1月到2013年6月，央行计算外汇占款的人民币汇率始终围绕着7.8上下波动。但是，每当外汇储备有明显下降时（超过1%），央行在计算外汇占款时，就会把计算用的人民币汇率调低，使外汇占款的下降显得小一些，然后再在后续各月把汇率逐步调回到7.8的水平；而在热钱流入量大的月份，又把汇率调高，此后再逐月回调。这样，外汇占款的波动幅度就被缩小了，似乎热钱流动的冲击并不太大。但是，正因为如此，外汇占款的月度变动就变得扑朔迷离，有时连专业人士也被蒙了。 如果排除计算外汇占款时汇率变动的影响，用环比的不变汇率（上个月的汇率）计算外汇占款数额，就会发现，凡是央行对当月计算外汇占款的汇率加以调整，那么，它公布的外汇占款变动数额就会偏离按不变汇率计算的外汇占款变动，有时两者变动的方向竟然是相反的。例如，2011年9月、2012年3月和5月、2013年2月和5月，外汇储备下降，但央行公布的外汇占款数反而显示上升；而在2011年10月、2012年8月和11月，则情况相反，外汇储备上升，但央行公布的外汇占款数却显示下降。毫无疑问，媒体和金融界人士如果单纯根据央行调整汇率之后公布的外汇占款变化，来判断热钱是流入还是流出，必定错误百出。 四、热钱谜之四：热钱是扎根中国，还是飘忽不定、常来又常往？ 我用环比的不变汇率（上个月的汇率）计算从2011年1月到2013年6月的外汇占款数额之后，发现热钱在中国确实是常来常往；象今年5到6月的热钱逃离，其实在过去两年半里已多次发生，只是以前此事未引起金融界和媒体的充分注意罢了。虽然央行公布，2013年6月外汇占款仅减少了413亿人民币，实际上，用不变汇率计算，2013年5、6两个月，外汇占款实际上减少了3,142亿人民币。更令人惊讶的是，比这规模大得多的热钱逃离，还有数次。比如，2011年9月，用不变汇率计算的外汇占款减少了4,834亿人民币，2011年11、12两个月又减少了7,164亿人民币；2012年5月也有7,095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消失了。其实，如果观察商业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外汇占款（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的外汇占款数减去“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外汇占款数），同样可以发现热钱大规模流动的动向，这里不赘述。 当然，中国的热钱如果只是大规模流出，而不再回流，那么，中国经济早就遭到重创，钱荒也早就惊天动地了。事实上，热钱在中国其实是常来常往，而且似乎有些飘忽不定。我分析过去两年半外汇占款的变动，得出的结论是：2011年4-6月有热钱流入、规模较大；2011年8月有一次小规模热钱流入；2012年1月、9月和2013年1月、4月也有热钱流入；2011年9月和11-12月、2012年4-5月和2013年5-6月则出现了热钱流出，如上所述。 规模大约相当于中国每月GDP十分之一的热钱，如此频繁地在中国流入流出，它的金主是谁，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且听下回分解。 首发于《纵览中国》网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2229）
何清涟2025-11-06 06:53👍 0💬 0北京为美国划定的“三条红线”为何只剩一条？
何清涟 中国“两会”期间，外长王毅现身人大记者招待会，2月初对美国划定三条不能碰触的“红线”（台湾、香港、国内西藏新疆），这次只提到台湾一条。有媒体欢呼，中国害怕了。再加上近日北京因修改香港选举法被美国谴责为“攻击民主体制”，北京一向睚眦必报，这次却没有抓住民主党的《为人民服务法案（H.R.1)》加以批判，更坚定了这种中国害怕了的想法。其实不然。 北京为何在选举法上没与华府互怼？ 两会召开前夕，北京提议通过修改选举香港领导人的选举委员会，称将修改香港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及《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就在2月末，港府正式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去年参与民主派初选的47名人士，罪名是参加了非官方的立法会初选。北京此举确让香港的半民主体制名存实亡，趋近一国一制。 但美国民主党最近在其掌控的众议院通过的H.R.1法案，也是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破坏美国的民主制。该法案要将民主党在2020大选中收割选票的方式用法律制度化，比如允许投票时不许验证身份、允许邮寄选票并延迟十天、让16-17岁的青少年获得选举权、受薪党工在养老院与收容所代填选票、全国选举委员会只能由执政党派员参加，等等。一向麻木不仁的共和党都省悟到这法案将形成民主党一党长期执政局面。 按中国外宣惯例，深批痛揭H.R.1法案是为中共修改香港选举法洗白的最好办法，但北京居然放过这件揭露美国民主虚伪的大好机会，原因何在？外宣媒体多维网3月5日《华盛顿对中美关系密集表态》一文中给了答案：北京正在期待拜登调整对华政策，因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位不会再变，拜登政府认识到击垮中国不现实，美国需要能确保能保持美方优势的对华相处之道。 这个判断并非出自臆想。拜登政府履任几天后，就于1月27日更新对特定中国军企的投资禁令，中芯，中海油等44家陆企的投资禁令原订1月28日实施，将延后至5月，此期间允许投资与已纳入黑名单企业名称类似的公司。内阁人员多任命亲华人士：国务卿布林肯原是西政咨询的创办人，西政招揽业务的强项就是他们与中国政府有特殊关系。目前美国商务部正在审查对中共科技巨头腾讯控股的禁令，而据一份财务文件披露，新科商务部长雷蒙多及其丈夫持有腾讯控股股份。美国贸易代表被提名人戴琪（Katherine Tai）出身华人家庭，1996年至1998年曾作为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研究员来到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英语。 所有这些，在中国政府看来，都算是拜登政府释放的友好信号，只是碍于国内舆情，一时不便转弯。 香港不再是、藏疆从来就不是美中关系的筹码 美国传统基金会于3月4日公布新版《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曾连续25年高踞第一位的香港，继去年跌落第二位之后，今年已被剔除，将并入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评估之中。传统基金会的理由是香港经济政策明显受北京控制，过去两年失去政治自由和自主，与其他中国城市如上海、北京再无差异——这一变化说明香港将不会再是中美关系的话题。 至于西藏问题，连达赖喇嘛在美国的铁杆支持者都明白，尊者年事已高，北京在等候时机。新疆的穆斯林问题，全世界伊斯兰国家只有不到一半加入对中国的批评队伍，远逊于谴责法国总理马克龙提出反伊斯兰主义的全体出动阵仗。2月中旬法国国会已经以绝对优势通过《 反伊斯兰分离主义法》（表决中以347赞成， 151反对票，65名议员弃权）。瑞士3月7日举行公投，表决是否禁止在公共场所穿著遮住整个脸部的罩袍。投票结果是51.21%民众赞成公共场合禁穿“布卡”罩袍。如今，瑞士各城市街头都可看到“禁止激进伊斯兰！”和“禁止极端主义！”的海报。 事情正在起变化，既然将接纳伊斯兰移民视为“政治正确”的欧洲都已开始“政治不正确”了，中共政府完全可以好整以暇，等西方世界自我调整。也因此，前一向要求美国不能触碰的“三条红线”自然只剩下台湾一条了。 2020年，习近平确实变得更骄傲 去年以来由于Covid-19疫情源于中国，对美国伤害很大；加上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传闻并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坐实、拜登及民主党政要与中国的利益关系虽被主流美媒过滤了不少，但美国中小媒体不断报道，导致美国公众对中国印象不佳，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89%的美国人视中共为“竞争对手”或“敌人”，82%的美国人不相信习近平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在此情况下，拜登政府没有办法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来个180度大逆转， 只能采取“战略模糊”方针姑且应付。 但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是种委托代理制，美国四年一次的选举只是选民更新委托而已，一旦委托关系成立，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相当自主。拜登颁布的几十道总统令，在移民问题上遭遇拉美移民入美大门德克萨斯州坚决抵制；鼓励青少年不必征求家长同意可自主变性，却遭遇LGBT群体抵制（拒绝与变性人婚恋）、绿色能源甚至还遭遇民主党议员抵制，贯彻执行困难重重；对外政策，结交盟友共抗中国为法德拒绝，美国虽然将中国定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准备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合作，这点，让中国看到了中美关系回旋余地很大。对于中国来说，巩固2020选举成果的H.R.1选举法案能够在美国形成民主党一党长久执政局面，美国陷入衰落不可避免，所以，完全不必要去批判对方，让你自家折腾好了。 美国2020发生什么，全世界都门儿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两会”期间出语惊人：“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此前，在对全国县团级干部的内部讲话中谈到国际形势时，作出“西强东弱”是存量、是历史，“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在谈到中美战略博弈时，作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由此可见，习近平不是因为害怕美国而将“三条红线”减成一条，而是根本不必再提。 （原载台湾上报，2021年3月9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08085）
何清涟2025-11-06 06:22👍 0💬 0香港民主化：中港双赢之棋
何清涟 自9月28日香港开始占中活动以后，香港民主化的问题再次凸显于国际社会。本文想讨论一个问题，即香港是否有可能先于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 香港民主化：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过去20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各种理由为自己拒绝走民主化道路辩护，其中最有名的理由是两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理由是中国经济落后，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民主化就水到渠成。待本世纪中国“崛起”之后，理由就改变成民众素质低，实行民主化的条件不成熟。最诡异的却是中共在民众素质最低的农村地区实行了村民选举，等贿选、黑社会把持选举等各种问题暴露出来后，又以此证明中国若民主化结果可能一团糟。如果说村民选举是中共污名化民主政治的一个阴谋也许太过份，因为村民素质确实是个问题，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中国大都市及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为何不许这些地区试行区县级民主选举？ 再退一万步说，也许北京会认为，中国大都市居民当中的大多数不熟悉现代民主制度的特点和运作规则，那么， 香港民主化却早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万事俱备”指的是香港公民社会充分发育，诸如经济发达、法治完备、言论自由、行政高效等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条件都已具备； “只欠东风”，指的是香港人的政治自决权被剥夺，他们没有权利决定香港地区的政治形态。按香港人的意愿选举特首，就是此次占中运动发起的主要原因。 选举特首，是当年回归时《基本法》承诺的港人权利。《基本法》中第45条及第68条分别阐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普选为目标。香港回归至今已17年，中央政府但凡有一丁点落实《基本法》的诚意，至少应该给出一个三两年内实行普选的时间表，让香港顺理成章地实现民主政治。从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计，中国有了一个“在中共领导下进入民主化”的示范区域，本是双赢之举，为何遭到中共坚拒？ 原因在于，中共政权是一个只考虑本政治集团利益的极权政府，这个政府目前遇到了全面性治理危机。 中国地区性《白皮书》凸显治理危机 近20多年来，北京对本国所辖行政区颁布《白皮书》计有三地，即西藏、新疆与香港。这三个地区有个共同特点，即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日益增强。关于西藏的白皮书发表9次，前8次基本是在《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首发）增补而成，最近一次是《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2013年10月），主旨是讲中共如何让西藏人民从落后的农奴制下获得“解放”，西藏进入现代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于2010年颁布，显然是出于应对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的内外宣需要，主题集中在领土主权与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央政府如何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在教育科技、经济生活获得进步。 这些《白皮书》最重要的功能是宣示中共政府的意旨，并不在意《白皮书》所涉地区人民对中共统治的真实感受。西藏、新疆《白皮书》的发布，与其说是中央政府矜夸功劳，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治理危机。2014年6月由国务院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当然也是因为近年来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大幅下降。对于高度物质主义的中共来说，当年对香港“50年不变”的最形象概括就是“回归以后马照跑，舞照跳，不会改变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主要涉及经济制度；至于港英时期香港人民曾享受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在北京政权眼中，根本无须加以尊重，因为中央政府本来就打算在“回归”后逐步褫夺这些权利。 关于香港的白皮书之主旨，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香港人“认清自己的地位”。“认清地位”之说有个典故，1982-1984年中英谈判期间，有香港代表到北京向邓小平陈情，表达港人的意愿。邓小平对此回应说：“中英谈判不是三角凳”，意思是香港人要认清自己的地位，回归与否、怎么回归，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与香港民意无关，香港人根本没有资格上谈判桌。 香港民主化：中港双活 2014年颁布的香港白皮书，仍然沿袭30年前邓小平“三角凳论”的主旨，不但没有证明中共的一贯正确，反而证明 了中共高层在政治上抱残守阙之心态。 从一战到二战之间，世界存在五种意识形态的竞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天主教义、保守主义，到二战之后，民主主义一枝独秀，成为普世价值。对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世界范围内早已经形成一致性的制度谴责（system blame）。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早就抛弃了从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仿效民主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获得了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结果是导致了中国深刻的社会变迁。中国其实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描绘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的残酷专制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无序冷酷集于一体。也因为如此，中国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进入世界“最高水平”（北大最新研究报告称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737）。这种深刻变化说明，政治上奉行一党专制、经济上以牺牲环境生态与民众福祉为代价的中国模式已陷入穷途末路。 对待9月28日开始的香港占中运动，北京没有效法邓小平当年六四屠城，说明其认识有进步，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香港问题。但仅有这一点进步远远不够，不能使香港问题最终解决。因此，北京不妨再往前走一步，与香港人坐下来认真谈判普选的可能性。习近平既然佩服邓小平改革的气度与眼光，不妨师法邓小平办经济特区之举，让香港先行一步，实现民主化。如今，推动经济改革已非难事，政治上开创新格局方显魄力与勇气。 让香港先大陆一步实现民主化，受益者不只是香港人民，还有中共自身。中共政权现在不仅要面对国际社会舆论一致的制度谴责，更重要的是国内局势日益恶化，不开新局，最终是死路一条。尽管中共迷信强权，但也得清楚一点，人类现代史上，没有哪个政权能依靠镇压 与愚民长期维持下去，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维持成本总有一天会超过中共政权能够支付的上限。以香港为例，就算中共使用各种手法让9月这轮占中活动最后无疾而终，但却不可能消除90后这一“抗命世代”的反抗意志。根据2014年1月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Michael De Golyer调查，以公民抗命为核心行动理念的“占中”运动，得到38%的香港市民支持，而在21至30岁的年轻人中，支持率竟然高达69%。抗命世代年青人的声音最终会成为社会主流声音，他们持续的反抗将对北京形成严重的挑战。 让香港人决定香港的政治形态，也许是北京最明智的选择。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北京提醒香港人认清自己的地位的同时，是否也提醒自己认清天下大势，勿再抱专制之残，守极权之阙，在解决地区治理危机的问题上，让最容易达成民主化的香港先行一步，形成双赢之局，既可以解决中国的地区治理危机。还能让中共从制度谴责中找到一个制度出口。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0期 ，2014年9月19日—10月2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1741）
何清涟2025-11-06 05:46👍 0💬 0数码霸权与科技巨头介入政治的危害
何清涟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事件之后，Twitter与Facebook永久性关闭了第45任美国总统川普的帐号，Twitter还对川普支持者杀无赦，关闭了7万余帐号。保守派们只好蜂拥逃往Parler与Gab，接着就是亚马逊停止对Parler的服务，导致该公司面临破产。在以言论自由自傲了二百余年的“灯塔之国”发生这种《1984》一书描绘的荒诞景象，美国人只好重温乔治·奥威尔这本名著，在亚马逊上这本书立即成了排名第一的畅销书。（方冰，《社交媒体封杀特朗普后 小说【1984】成美国最畅销书》，美国之音，2021年1月12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orwellian-1984-best-seller-trump-freedom-expression-big-tech/5733299.html）最为怪异的是一向饱受言论压制的中国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当中不少为此叫好。在《1984》的肃杀气氛中，澳大利亚现副总理终于率先发声，对科技公司封禁川普言论表示反对。 多国政界反对的首要理由与言论自由相关 在各国政府领导中，我想特别列出澳大利亚政府领导层对此的相关批评，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发声的西方政要。从这些批评言辞可见，他们一致认为高科技公司永禁川普总统的帐号是破坏言论自由，比如澳大利亚财长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指出：“言论自由是我们社会的根本”；澳大利亚政要还勇敢地批评美国对同类事件实行双重标准，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副总理麦克·考马克拒绝批评川普在美国国会骚乱中起到的作用，考马克曾表示，国会大厦的骚乱场面非常“不幸”（unfortunate），还将其与去年的BLM活动相提并论，称BLM为“种族骚乱”。 在澳大利亚政府领导人表态之后，各国纷纷跟进，法国政要纷纷表示反对。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谴责了他“数字寡头”，称其为民主的 “威胁之一”。德国、波兰、英国、欧盟、墨西哥等纷纷表达了谴责，用词虽然不同，但基本都表示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根本，科技公司不能进行言论审查。 各国领导人对于数码霸权怀有警惕之心 在川普总统的帐号被推特和其他平台永久删除之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就对硅谷的审查制度感到震惊。《每日邮报》曾在11月一篇报道中援引一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推特对总统川普进行审查后，首相正在考虑针对科技审查的新法律。 这位政府消息人士说：“鲍里斯不喜欢他在美国大选中看到的情况，他要求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如何避免未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因此，首相要求讨论一项计划中的互联网监管法案。 波兰政府正在通过一项法律，对科技公司审查在波兰合法的内容将处以数百万欧元的罚款。该法律还将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保护言论自由法庭，该国公民将可以在该法庭上升级对科技审查的投诉。匈牙利政府是国际文化左翼的坚决敌人，2019年开始对欧洲的科技审查制度进行调查。最近，该国推出了一个新的反审查社交网络Hundub。 各国领导人对数字霸权的担忧非常有道理。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各国领导人纷纷进入社会交媒体平台，衡量全球政治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成为重要研究课题。一些研究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如下几个特征： 1、 全球政治领导人在社交网络推特上形成了相互连接的整体网络； 2、美国、法国、加拿大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最大； 3、全球领导人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核心网络以欧美国家领导人为主，大洋洲、非洲、亚洲国家领导人多位于边缘网络； 4、全球领导人社交网络影响力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关系。 研究者综合考虑上述四个因素，定出一个“权威中心性”指标，按照这一指标考量，美国总统川普居影响力第一位，接下来依次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克鲁多、其他的英国、印度、墨西哥领导人的位次处于不断调整中。 一位权威中心性居第一的美国总统，被科技公司说消号就消号，其影响力在社交媒体上归零，怎能令各国政要不警惕？英国首相的担心有道理。 科技霸权正在威胁人类的生活 早在多年前，就有人对高科技巨头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深感恐惧。美国的科幻类题材电影与电视剧，例如《疑犯追踪》这部电视剧，尽管将主人公塑造为拯救受害者的英雄，但到最后，主人公在过度介入现实生活的恐惧中趋近精神崩溃，深深怀疑高科技介入人类生活的后果不可控。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不仅利用自己的数码控制权控制言论，还以金钱实力强力介入公共选举。2020年12月中旬，托马斯·莫尔协会的阿米斯塔德项目发布一份报告，揭露了一个由5个基金会资助的10个非营利组织构成的黑钱网络，该网络将私人资金注入2020年的公共选举，绕过州协议并违反州法律，扰乱选举进程。该报告显示，这个黑钱网络的建立是为了收集、汇总和分析从第三方收集到的信息，这些第三方可以直接获取各州的选民档案，目的是影响美国的选举和选举政策，从根本上破坏选举制度。这笔注入选举的数亿美元当中，有5亿美元来自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PRESS CONFERENCE: MAJOR NEW REPORT EXPOSES HOW MARK ZUCKERBERG’S $500 MIL CAUSED CHAOS, INFLUENCED THE 2020 ELECTION，Dec.16,2020, https://www.wfmj.com/story/43065534/press-conference-major-new-report-exposes-how-mark-zuckerbergs-500-mil-caused-chaos-influenced-the-2020-election） 民主国家的根基就在于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民主制度是种委托代理制，每个国家的公民通过选举，将权力让渡给政府领导人，在这一期间，公民即使有不满，也只能通过提建议、批评、游行等方式抗议，只有几年一次的选举，才给人民一次合法推翻政府（选择新的代理人）的权利。而这些高科技公司既利用自家的雄厚财力干预扰乱美国的选举，又利用数码霸权来剥夺不同意见者的言论自由，成了民主之敌。 2020年美国大选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这段让美国蒙羞的史实，尽管经由美国几大高科技公司联手行动删除了不少，但毕竟无法从历史中剜削干净。各国政要出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规则，更因为发生在美国，不会对此直接提出批评，但对Twitter、Facebook等高科技公司删除川普总统言论之举提出批评，就是一种委婉表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各国政府只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出现2020美国大选这种情况，应该都会思考如何防禁高科技公司的数据专政、完善本国选举系统，在今后的选举中，排除机器作弊、限制邮寄选票、核查选民身份、立法限制资本寡头利用金钱与数码霸权介入公共选举事务。 民主制度的信用与有效，就悬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上，由衷希望保护投票人权利将会成为各国保护本国民主制度的考量重点。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1年1月19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the-dangers-of-digital-power-and-the-involvement-of-tech-giants-in-politics）
何清涟2025-11-06 06:23👍 0💬 0中国掌控联合国机构越多，世界越糜烂
何清涟 中国政府正在焦头烂额应付武汉肺炎蔓延之势，并未忘记竞逐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干事长位置。美国现正在努力游说他国，试图阻止。考虑到美国游说主要是晓之以道义，中国争取支持主要是金钱购买，加上目前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干事长宝座花落谁家还很难说。 中国影响所到之处尽皆沦陷 中国政府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一直在寻求对国际社会的控制，目前已经掌控了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的4个，其中包括重要的国际电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的影响渗透到哪个机构，哪个机构就变成一个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其中有两个机构的命运堪为前车之鉴，一个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包括其前身人权委员会），另一个是WHO。回忆一下这两个被套上“中国结”的联合国机构，有助于人们认清中国因素的危害。 早在2013年，我就写过一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的中国阴影》，讲述了中国用金钱援助购买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先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一个由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例如古巴、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国成为委员的无能机构。在中国的操控之下，任何谴责中国人权纪录的决议都无法通过。由于美国的强烈抗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2006年改组，更名为人权理事会，但改组后仍然保留原机制，当时人就讥讽为“熊猫归来”。2018年6月19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由是这个机构名不副实，“一些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通过提升和保护侵犯人权者并参与针对民主国家的诽谤活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其自身、其成员及其建立之初的使命都是一种嘲弄”。 WHO的中国因素 自中国SARS疫情流播全球之后，WHO在2005年修改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英文简称IHR，中文译名为《国际卫生条例（2005）》），正式提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这一概念。中国当局意识到WHO总干事拥有可观的权力与影响力，有必要渗透到该机构中去。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专门在2006年9月份的亚欧首脑会议上向各国领导人发了陈冯富珍的推荐信，为其拉选票；在世卫日内瓦选举期间，中国卫生部部长高强亲自压阵为其助选。在中国的强力推荐与影响之下，在任香港卫生署长时因禽流感误导公众得外号“鸡珍”、在SARS流行时期故意隐瞒真相导致严重后果、并被香港立法会谴责的香港前卫生署长陈冯富珍担任了两届WHO干事长（2007年-2017年）。 这样一位纪录恶劣的人担任WHO干事长，结果是WHO的堕落。2014年肆虐西非的伊波拉一疫，陈冯富珍掌舵的WHO反应迟钝，直到疫情爆发了8个月后才推出抗疫措施，当时就成为国际卫生界批评的众矢之的。2016年9月，陈冯富珍两届世卫干事长卸任在即，国际卫生界开始对陈冯富珍的工作进行“清算”，一致认为，在她掌舵的10年之内，世卫组织的评价实已江河日下： 10个有影响力的公共卫生专家在《英国医学期刊》发表文章，批评陈冯富珍没有积极关注各国经济对全球医疗健康的影响，在她掌权之下，世卫组织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此外，路透社亦于2016年9月23日刊登了另外8个专家的访问，基本上都得出类似上述的结论。 更严重的是，陈冯富珍担任干事长时期，WHO陷入严重的腐败丑闻。根据联合国内部监督服务办公室发布的审计报告，2015年，WHO的雇员和监督者总共向联合国报告了WHO内部的83起不当行为，有证据表明WHO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例如：与WHO相关的不法行为增加了66％，报告的欺诈事件比2014年增加了20％，欺诈案件增加了166早在陈冯富珍卸任前夕的2017年5月，WHO丑闻曝光，该组织成员的差旅费用一年花费了2亿美金，远超他们给艾滋病，肺结核和痢疾的救济金。 武汉肺炎遗祸全球，谭德塞难辞其咎 鉴于陈冯富珍当选是因为大国操纵的结果，2016年以后，WHO新的选举机制产生，总干事由194个成员国以一国一票的方式产生。非洲联盟拥有54个正式成员国，于是中国与非洲联盟合作，共推津巴布韦前卫生部长谭德赛作为WHO干事长候选人。当时就有人检举，谭德赛在担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期间，掩盖了埃塞俄比亚在2006年、2009年和2011年先后发生的三起霍乱流行病，美国乔治城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劳伦斯·戈斯汀（Lawrence O. Gostin）教授认为，谭德赛在担任卫生部长期间隐瞒国内霍乱疫情，如果WHO由一名掩盖自己国家疫情的人掌权，将“失去合法性”。但是，按照一国一票，再加上中国运筹帷幄及游说其他国家，谭德赛顺利地当上WHO的干事长。 2017年8月，刚刚履任WHO总干事的谭德塞访问北京，中国政府与WHO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额外自愿捐款两千万美元，等于是给新任总干事送了一份大礼。 WHO此次在武汉疫情中严重偏袒中国的表现，世界已经有很多批评，例如，一、迟迟不肯宣布武汉肺炎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导致疫情世界蔓延。武汉于1月22日封城，此后疫情日趋严重，完全符合PHEIC事件所要求的特点：1、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风险；2、有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谭德赛却因担心中国经济与国际形象受影响，延误了8天之后，在美国等的压力下才宣布武汉肺炎为PHEIC，谭德赛的拖延，导致世界失去了防疫最佳的时间点。 谭赛德在不得不宣布中国武汉肺炎为PHEIC之后，生怕得罪了这位大金主，一直努力表扬中国防疫如何正确如何得力，千方百计为中国减压，2月14日至16日，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SC) 在德国慕尼黑举行，谭德赛以WHO总干事身份于2月15日在MSC上发表题为“新冠肺炎和埃博拉疫情背景下的全球卫生安全”的讲话，赞扬“中国为从源头控制疫情所采取的强有力防控措施令人鼓舞，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世界防控疫情赢得了时间”， “各方必须抓住疫情应对的‘机会之窗’，加强准备工作，防止疾病进一步传播，…… “，一下将中国从祸害世界的病毒发源地变成为他国人民生命安全做出慷慨牺牲的抗疫第一国。 正因为谭德赛的工作失误，不少国家疏于防范，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正在祸害世界。在蔓延30个国家的新一波疫情中，形势最紧张的是伊朗、韩国、意大利。伊朗死亡达致八例，周边国家宣布关闭对伊边界；韩国确诊人数暴增，宣布进入全国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意大利确诊破百，死亡三例，不得不紧急封锁北方十几座小城，本应在2月22日举办的威尼斯狂欢节只好停办。 应该请狐狸来看守鸡窝吗？ 美国自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在联合国积极退群，中国则与之相反，运用金钱力量，积极争取重要国际组织要职，支持人选并非考量国际社会接受度，而是对北京的配合度。中国新闻网曾以《中国人入主国际组织，几乎平均每年一位》，自豪地宣称中国官员正在成为世界各大机构的掌门人。202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换届改选，据独立新闻机构《知识产权观察》（Intellectual Property Watch）分析，中国有意提名WIPO现任副干事长王斌颖争取此一主导国际知识产权规范的重要职位。WIPO不仅负责制订知识产权的国际政策，还充当着专利申请的中央提交系统，影响着众多国家。此前，国际电联由中国派人出任干事长之后对中国的严重偏向，有足够的理由让外界担心，在侵犯知识产权方面臭名昭著的中国如果主导这个机构，将严重扭曲世界知识产权体系。正因为看到这样的危险，《日经新闻》在2月20日发表秋田广之的评论《不要让中国主导联合国机构》（Don’t let China start dominating UN agencies），认为西方和日本必须阻止北京按自身的形象重塑世界，如果由中国来领导一个制定知识产权国际政策的机构，那就等于请狐狸来看守鸡窝，太荒谬了。 （原载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0年2月27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mandarin/zh-hans/opinion-the-more-un-agencies-china-controls-the-worse-the-world-would-be）
何清涟2025-11-07 05:02👍 0💬 0中国要不要再学一次俄国
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俄国到底向哪个方向倾斜，几乎构成了近代俄罗斯的全部政治历史。 17和18世纪之际的俄国最伟大的沙皇彼得大帝曾力主向西方倾斜，他主张全盘西化，走欧洲式的富民强国之路。彼得大帝曾亲自到西欧国家实地考察，然後运用他的帝王权力，强行改革，那些拒绝穿西装的官员竟要被革职，甚至杀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中国人也有一场要脑袋还是要“辫子”的改革和选择，也有一次向西方倾斜的机会，但很快被日本侵略和共产党暴力建政打断了。） 但彼得大帝的梦想被沙皇帝制自身的腐败，以及後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变成了恶梦，共产党掌握权力竟长达70多年，把俄国建筑成“古拉格”和奥维尔笔下的“动物农场”。 从彼得大帝致力西化至今，200年过去了，俄国又开始了新一轮“西化”，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作为样板，要融入欧洲。但这次不是新的沙皇在主导，而是俄国人选举产生的总统普京，在领导俄罗斯继续彼得大帝的梦想。 最近这种“融入”有两个标�遥阂皇嵌砉�和北约联手，成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常设机构。当年俄国是北约主要敌人“华沙条约组织”的领导者；而今天，不仅敌对消失，而且结成军事联盟。英国外交大臣史卓对此评价说，“这是冷战的葬礼”。 另一个标�沂牵�俄国和冷战时最大对手美国握手言和，成为战略夥伴。美国总统布什两周前访问俄国，和普京签署“削减战略核武条约”，把美俄的蜜月期推向高潮。布什把它称为“美俄关系进入新时代”。 普京为什麽要继续彼得大帝的梦想？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俄国精英们终於认知到，这是可能使俄国成为真正世界强国的唯一道路。 从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要改革共产党开始，俄国人就开始认识到，列宁式的乌托邦失败了，它不仅没有使俄国真正强大，而且人的权利被剥夺，俄国人成为共产制度的奴隶。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俄罗斯的火车头必须驶离《1984》的车站，他曾有一句明言：“行程已开始，火车驶离站台”。虽然戈尔巴乔夫仍不是很清楚终点站在哪里，但他要寻求“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动物农场》的兽道主义。 正是戈尔巴乔夫启动了“火车”，才给了叶尔钦机会“扳动”道岔，使俄罗斯完全驶离共产制度，开向容忍、多元、自由、民主的方向。 但叶尔钦身上有著强烈的“北极熊式”的民族主义血液，而且那种“俄罗斯大国地位和形象”的惯性，也使他无法摆脱俄罗斯仍要和美国平分天下的霸主心态，虽然现实是俄罗斯已今非昔比，地位完全下降。因而叶尔钦时代的俄国外交战略，和北京一样，也是主张世界“多极化”，并试图通过和中共建立“战略夥伴关系”来潜在抗衡美国，使西方承认俄国是世界“一极”的地位。 普京上台後，则展现出不同的领袖风格，他经过克格勃的严格训练，纪律性强，不浪漫，非常务实。他开始时提出“欧亚并重”：向欧洲融入，向亚洲拓展，并仍追求凸显俄国大国地位的“多极化”外交政策。 但很快莫斯科的精英们就发现，这种“多极化”外交是行不通的。因为俄国已不是原来的“大苏联”，它过去缺乏本钱和西方对抗，现在则是完全没有。卡特政府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在《外交事务》季刊发表长文指出，俄罗斯正处於十字路口，向哪个方向选择，对俄国的前途，以及世界战略格局都有重大影响。 普京去年正式访问美国之後，莫斯科似乎已做出选择，要走彼得大帝的道路，向西方倾斜，以欧洲为样板，改革俄罗斯。 从美国部署导弹防御问题上，可看出克里姆林宫现实外交的端倪。俄国先是强烈反对，并和中共联手在联合国通过决议杯葛美国，但转眼间普京一百八十度转弯，默许美国单方面退出（不是修改）原来和俄国签署的“弹道导弹条约”。北京被冷落。 这次普京又进一步，要向美国部署导弹防御提供技术，和华盛顿共同研制，等於再次把中共抛弃，因为美俄如联合部署导弹防御，中共现有的20枚长程导弹，将完全失去战略威慑作用（美俄核武数量占全球90％）。 俄国做出这样向西方倾斜的选择，还和莫斯科精英对和中共关系的重新认识有关。虽然俄国是中共武器的最大销售者，但“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副所长、中国问题专家塔林指出，由於俄国国力衰弱，中国则上升，越来越多的俄国精英对中共保持警惕，判断北京是潜在敌人。他们评估说，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是以最後中共获利、俄国损失为代价和结果的。 另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莫斯科决策层的主要智囊们，视自己为欧洲人，他们是以自己是欧洲人这种心态来看待亚洲及与中共的关系。 莫斯科的精英们已痛苦地认知，现在的俄国仅是个二流国家；同时他们又智慧地前瞻到，只有通过和美国及西方的合作，而不是对抗，才能获得使俄国重新崛起的经济援助，及政治环境。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白尔夫国际事务和科学中心主任阿利森教授（G. Allison）最近在民间研究机构“尼克森中心”研讨会上所说，“虽然俄内部仍有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但从整体看，美国能够谨慎处理和俄国的关系，俄罗斯民众已基本接受了美国是世界唯一超强的这种新的世界格局。” 经过十年多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现在俄国民意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麦克法尔（Michael McFaul）於5月20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中的数字，2000年俄国全国性民意调查结果是，60％的人认为，对於俄国人来说，民主是非常好、非常公平的制度（只有24％说不好）；87％的俄国人认为通过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是非常重要的；近80的人反对军方主导国家；绝大多数人认为，宁可要更多的自由，也不要那麽多秩序。 布什访问莫斯科之前恶补俄国课，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布什夫人最喜欢的俄国作家），但前苏共领袖赫鲁晓夫的孙女、现在曼哈顿“新大学”（NSU）担任教授的尼娜．赫鲁晓夫（Nina L. Khrushcheva）评论说，“布什应该读纳博科夫的书，因为它代表著未来在哪里，而不是过去。”《纽约时报》则对此评论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普京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普京也像纳博科夫一样，知道俄国缺少什麽，西方能提供什麽。 尼娜．赫鲁晓夫则描述和断言：“俄国更向西方倾斜，西方也更接受俄罗斯。”戈尔巴乔夫说的那个“行程已开始，火车驶离站台”的方向已完全确定了。 2002-06-1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曹长青2025-11-01 07:38👍 0💬 0拜登亚洲行，亚太国家缘何有保留
何清涟 拜登亚洲行，最明显的目的是要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消解俄乌战争期间出现的“不结盟运动”，其目的是政治（军事）为主，经济为辅。亚太地区的结盟之难，可从协定之多与繁复可见：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15个成员国，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11个成员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则只有7个，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文莱、日本。中国只参加了RCEP，台湾则不在这三个协定之内。但所有国家都明白，拜登的新倡议是为了与中国领导的RCEP对抗，中国虽然不在，但中国的影子却始终伴随着拜登亚洲行。 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至少拜登亚洲行有两大事件值得关注： 拜登的“口误”成美国外交新策略 5月23日，拜登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后对记者表示，一旦中国大陆武力侵台，美国将军事介入。他进而警告北京不要“跟危险调情”，又以乌克兰局势比拟说，要是北京武力犯台，将导致整个地区分崩离析，美国及其盟友决不允许此事发生。 自2021年8月以来，在美中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之际，拜登就美国对台政策已经4次说错话，最严重的是2021年10月21日，拜登在美国CNN举办的一次市政厅问答会上，在被观众问及“若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捍卫台湾”的问题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称“我们有此承诺”。外界对此作出强烈反应，认为这是美国自1979年与台湾断交以来，美国政府首度打破模糊，由总统表达如此明确的立场，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有变。尽管后来由白宫宣称口误紧急灭火，但仍然促使外界猜测拜登是否在试图巧妙地暗示美国对台湾政策正在演变，或者只是想搞乱细节。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台湾问题上。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反应和拜登的言论总是有较大出入，3月26日，拜登在华沙皇家城堡发表演讲时痛斥普京为“屠夫”，非常严厉地表示，”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人不能继续掌权。”白宫随后做了澄清：拜登总统并非要求俄罗斯政权更迭，而是认为”普京不能被允许在他的邻国或区域内行使权力”。拜登这番话引发西方阵营指责，认为非常危险 。但拜登在3月28日对媒体坚持说，他那样说是表示“道义上的愤慨”，非指“政权更迭”，”我不会收回，也不会道歉”。 这次对台湾态度的表达与上述“口误”一样重复老故事：白宫一名发言人很快公开表示，美国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拜登亦没有宣布任何改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于当天稍晚时澄清，美国对台湾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但是，拜登这番话的舆论效果不错，西方各大媒体（包括日加澳台）心领神会地如此报道： 1、重点报道拜登讲话，不报道白宫、五角大楼随后的纠正发言，或者一语带过； 2、一律将拜登对华“战略模糊”提升为“战略清晰”，认定美国对台政策有变，拜登是警告中共不要轻举妄动。 传说中拜登患的“老年痴呆症”，不仅不是拜登的负面资产，反而成为他经常说错话的掩护。比如拜登2021年6月23日发表了关于犯罪和枪支暴力的演讲，说”第二修正案从通过的那天起就限制了拥有枪支的人的类型，以及你可以拥有的武器类型。显然，你不能买大炮，……如果你们认为需要用武器来对付政府，那就需要F-15战斗机，也许还需要核武器。”这番话说出来后，连极左阵营也认为不妥，但都将其归之于拜登因老年痴呆症导致认知能力明显下降，把枪支所有者视为一个想要”反对政府”的群体。如今，拜登将这一劣势转化为优势，变成美国外交的一份宝贵“战略资产”：中国对拜登几番关于台湾的发言很生气，但又不能太认真。因为白宫会说：总统的口误，我们已经纠正了，一中政策没有变。 美日印澳同盟，美日关系加强 5月23日在东京与拜登一起发布声明的还有日本总理岸田文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澳大利亚新任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其他几位领导人将通过视频加入，还有少数国家将由部长代表。拜登将分别与这三位领导人中的每一位会面，还将与代表四方安全对话的所有四位领导人举行峰会。多年前，四个成员国对中国在亚洲和印度洋部分地区的军事行动感到焦虑而成立了这个面向安全问题的集团。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23日在东京元赤坂的迎宾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考虑到在西太平洋扩大军事实力的中国，双方一致同意为加强美国以核武器和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慑”，包括两国阁僚在内将展开紧密磋商。本次两国外交的实质推进是：岸田就防卫费向拜登表示“决心确保在相当程度上增加额度”，得到了拜登的支持。拜登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日本防卫费用增加是实打实的事情，美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不是拜登承诺就能解决的。我查了一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获批的程序，非常繁复，每一道都需要五常的全部批准。中国曾在2010年代成功阻止过日本入常；俄乌战争中日本与美欧一道对俄罗斯谴责制裁，这一票恐怕也不会投给日本。 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有多大捭阖空间？ 在四方安全对话中，印度是不可或缺但又最有保留的伙伴，美国出面拉拢印度，更多地是为了不让印度倒向另一方。亚太地区的三方有日本在前，澳大利亚的压力稍轻一些。 澳大利亚对中澳关系的认识很现实也很清醒。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因亲中而饱受诟病，但他的说法应该代表了澳大利亚政界的一种很现实的看法：“一个成功的中国战略应该是我们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自由民主，我们对普世人权的承诺以及我们与美国的联盟都没有辩论余地，……但我们应该少谈多干，在与北京不可避免地有分歧时我们永远应该结群出猎，好让澳大利亚无法被单挑出来受到报复。” 尽管围绕中国谈了很多，四方机制领导人在5月24日发表的声明中，都谨慎地避免直接点名中国。在澳大利亚总理换人之际，北京似乎也希望改变莫里斯时期的紧张关系，中国总理李克强向澳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致贺电时表示，”中方愿与澳方一道，总结过去、面向未来…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新总理阿尔巴尼斯一方面要求北京取消对澳产品加征的高额关税，另一方面表示要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于一位新任总理来说，这种态度可以让自己占据主动位置。 自乌克兰战争以来，中国就不止一次地借乌克兰局势批评美国的“印太战略”，称美国企图打造“印太版北约”，以维护“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但很显然，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非一个军事组织，离北约还差得远。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矛盾非常尖锐，拜登特色的外交也让各国不敢完全信任美国，且行且看，随机应变是亚太国家对拜登亚洲行的基本态度。 （原发表于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022年5月26 日，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article/biden-asis-trip/fhx94a5ta）
何清涟2025-11-06 06:19👍 0💬 0一份“文革”时期的人权纪录
――介绍《文革四十周年祭：特殊年代回忆录》 前几年，当我将旧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输入电脑上网之后，心中一直存有一份期待，希望当年见证过湖南省邵阳县1968年大屠杀的乡贤能够用回忆录或调查的形式，记录下这段行将湮没的痛史。因为我那时毕竟只有12岁，所写之文只记下了屠杀的部分结果，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不甚了解。 《文革四十周年祭——特殊年代回忆录》（又名《老虎坪纪事》），就是有关1968年邵阳县大屠杀的纪录。作者陆芒是一位年届80的退休老干部，他经历过邵阳县“文革”的全过程，并参与事件调查，曾冒险保留下一批翔实资料，又得到了当事人提供的一些真实记录，还查证了部分档案资料。终于在其晚年提起笔来，用文字再现了那段乱世惨象。 通过这本书，我总算弄清楚当年贫下中农法院屠戳“黑杀队”（强加给地富反坏右等“二十一种人”的罪名）的起因是：1968年7月8日，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大队（现归邵阳县管辖）地主胡振楚，为逃避批斗外逃。枇杷大队派人到相邻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大队调查，调查人员李大德等在调查期间四处张贴大字报，散布东安县“黑杀队”要杀向中和公社的言论，鼓动贫下中农向“黑杀队”专政。随后，枇杷大队调查人员把弄子大队社员陈振球、陈士元等13人列为所谓“黑杀队”成员，这些人大多数被活活打死，个别人受刑后自杀。 当时的当权者对贫下中农屠杀“黑杀队”持鼓励态度，书中记录：“‘黑杀风’初起时，这个县的当权者——县支左办主要负责人，……竟认为是‘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具体标志，他说：‘这是群众运动，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要求干部‘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泼冷水’。还不准执法部门干预。致使‘黑杀风’迅速蔓延，乱砍滥杀竟成了‘革命行动’”。 而杀人之风停止纯属偶然：路过邵阳县检查国防施工的47军某部副政委陶柏荣，他看了滥杀无辜后挺身而出，大呼“杀人者偿命”，并向上级多次报告，要求停止杀人。 但我对书中引述《邵阳县志》记载被杀害人数存疑。县志记述，1968年7、8、9三个月，全县被杀死295人，被迫自杀277人，合计572人。我为什么不相信这一数字？第一，因为当年在资江河的邵阳市河段捞上来的死尸就有数百具，难道被杀的人被全部抛尸河渠？临近河畔的生产队杀人如此处置尚可理解是图方便，离河甚远的生产队难道也会不辞劳苦地实行“水葬”？据当时传闻，杀人后就地掩埋者有之、让被杀者自己跳进坑里活埋或扔进枯井山洞中以乱石砸死者有之，难道他们不在统计之列？第二，这种事后统计，发生于杀人已被认定是“错误行为”之后，当事人都想大事化小，少报人数是完全可能的。 要想查清不难，问题是当政者不想认真查究。我当年曾听来自邵阳县的人说，每个生产队都杀了人。1968年邵阳县有多少生产队我已无法查核，但据百度资料，该县现有村委会651个。一般情况下，村委会由以前的生产队转化而来，每个村至少有一、两户地主与富农，这种黑五类连同其家属至少每村应该有5－6人左右，当时的杀人方针是斩草除根，以此计算，至少应该在3,000－4,000人之间。 陆芒先生并非专业作家，行文朴实。其核心篇当然是“贫下中农果真是最高人民法院吗？——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其所叙述之事极具史料价值。如正史绝对不会记载的“一个学习班的四十种刑罚”，详述文革时流行的各种刑罚名称及具体操作方式。其中有些我曾亲见，如吊半边猪、吊头发、坐轰炸机等。作者还记录了许多个人的悲惨故事，透过这些个人经历，读者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究竟有多黑暗。 无论如何，我感谢陆芒先生，他部分完成了我曾想做而未竟之事。书稿虽然通篇未涉“人权”二字，但实质上却是一部“文革”时期的地方人权实录。作者此举，其意义不仅在于纪念死去的亡灵，而是为了让活着的人面对这些耻辱痛加反思。人类历史上，勇者、智者、仁者对家国之大爱，往往不是粉饰其罪错，而是让人们通过历史这面镜子，了解自身的丑恶，并激扬起追求光明善良之心。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3月19日，第287期）
何清涟2025-11-09 01:12👍 0💬 0两会观景：“精英共和”的豪华聚会
中国的两会，是中共建政以来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仪式。一是党与政府要通过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展示自己的执政成就；二是要通过这种仪式给予代表们一种政治肯定，表示大家都是同坐一条船的自己人。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这一会议与时俱进地获得了许多时尚名称，比如官媒赋予的“中国峰会”，外媒称呼的“中国声音”“政经精英与社会名流的聚会”。 但这个世界瞩目的两会有两大特点： 第一，两会每年都会有一些有关反腐与民生的好提案，但次年两会上少有人追问这些经典提案的落实情况。 2008年以前的两会代表中，顾及“人民代表”中还有“人民”二字的人多一些，有关民生的提案议案有不少，比如2004年减免农业税（已全面兑现），2005年全覆盖社保，2006年稳定物价，2007年农村免费义务教育，2008年提高百姓收入，2009年解决住房问题，2010年痛治裸官、推进医改，2011年有关住房和物价。 但党之“圣心”多变，可据2010年两会痛治“裸官”提案的遭遇加以蠡测。那一年的2月22日，国家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的工作重点被提出。3月召开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会上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林喆认为，这些官员应该及时向组织汇报，其配偶和子女到国外去定居留学，费用从何而来，是谁提供资助的？ 这个“裸官”数字流传开后，中国互联网象炸了锅。5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颁布施行。广东、湖南、深圳等地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类似规定，比如配偶子女定居国外的官员，不许再在机构中担任一把手之类。 从当年的宣传势头与“整治裸官”成为政府工作重点来看，“党与政府”在2010年下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今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法治蓝皮书》，其中的分报告《“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指出，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按理说，整治“裸官”应该成为今年两会重要议题。 但中国的事情就是奇怪。两年前被痛加声讨的“裸官”如今成了一些两会代表悉心体贴的对象。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应戴有色眼镜看干部子女。把子女送到国外去，不要考虑是不是官员，因为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宗立成还表示，“一个官员也是久经党的考验，一步一步走上这个位置，是我们 的精英，应该得到更多社会关爱和尊重”。 因此，国内人士杨佩昌在微博上实名提出：“请@美国驻华大使馆 出面澄清一下，你们哪些公民以及公民的家属在帮我们开会，替我们做决定。最近不少中国老百姓怀疑此事，严重影响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为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和谐稳定，麻烦你们帮一下忙，谢谢。”转贴这条微博的网友则附上建议，欧盟诸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应该出面说明一下。 第二、不少代表将两会当作“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最佳舞台。 越来越多的两会代表以做“党的知心人”为其职责与荣耀，“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这身份既是党恩赐的，因此只需要提让党与政府感到贴心的提案。越是党不方便说出口的话，不方便采取的措施，越应该由代表与委员代劳。这就是近几年来两会代表“雷人语录”越来越多的原因。 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有网友不辞劳苦地将两会代表的雷人语录整理上网。如全国政协委员于炼的“高房价说不定是件好事”，全国政协委员王平提倡“不要鼓励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是个悲剧。”民盟中央副主席、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就保证食品安全问题建议“要大幅提高农药、化肥的价格，让农民用不起”。今年两会的雷人语录也不少，以“55年从没投过反对票”自傲的申纪兰提出“网络的确该管管”，为北京严厉管制网络提供“人民的声音”；也有李振中代表的“二胎指标转让”论，系统地论述了穷人向富人转让生育指标的积极意义。红色公主李小琳则提出要给每个国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恢复共产国家当年的做法。 重庆市长黄奇帆为党端上了一大碗暖胃的软面条。他今年官运受厄于薄督与王立军捕头，所以提案特别把准了党的脉博：“一人一票为什么不行？1、共同富裕之后一人一票可以，但如果10%的人拥有80%财富，他们就可能让投票方向发生变化，一人一票就不公平；2、人少可以，人少候选人大家都能了解，但人太多，候选人在哪都不知道，一人一票怎么准确？3、一人一票就是书生之见，是对着书本想概念。” 黄奇帆的话说白了就是：富人能决定投票方向，会削弱党的影响力；穷人人数太多，抱成团后也影响党的统治力。所以，政治权力只能由党代表全体人民占有最稳妥。那些“对着书本想概念”的人听后觉得不对味，黄代表不在乎，他只在意党听了对不对胃口，只有对了党的胃口，他的仕途才不至于终结。 综上所述，可说两会是北京为“政经精英与社会名流”提供的社交聚会。不少代表对此怀抱感恩之情，因此总得说上几句话向党表忠心，这叫做：“虽无良策安天下，但有谀词慰党心”。所以毛新宇少将经过横向比较后，觉得自己的政协委员干得挺称职，丝毫不逊于智商正常的代表委员们。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3月9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3/npc-cppcc-china/）
何清涟2025-11-06 05:54👍 0💬 0